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1
1.1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投资形势不断恶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锐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初步预测，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降至1.45万亿美元，降幅达21%。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跌40%。最令人关注的是全球并购发生根本逆转。并购是全球FDi的主要组成，而杠杆收购和股权交换是跨国并购的主要交易方式，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幅缩水必然对并购产生重创。据毕马威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并购资产规模减少30%，1309宗计划中的并购案被取消。私人股本公司并购交易额同比下降72%，降至五年来最低，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30%。根据UnCtaD测算，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下降为1.18万亿美元，降幅达27.7%。绿地投资有较强抗危机能力。2008年前10个月，绿地投资项目已经超过13000个，超过2007年全年的水平。但随着许多公司宣布取消和延期一些项目，其影响将在2009年逐步反映出来。例如，中国香港和记黄埔地产是发展中国家最大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建筑业的领先企业，已经宣布将暂停旗下所有新投资项目。
1.2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使投资领域和结构深度调整国际投资理论通常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冲击的公司主要为市场寻求型，特别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危机对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但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萧条往往发生在一段时期的极度繁荣之后，危机一过，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会很快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与此相反，跨国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则相对谨慎，仅有17%的公司表示将实质性增加其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纺织和服装等中低技术领域，投资前景远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机正在加速改变全球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使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出现新变化在全球FDi总流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作为危机中的资本运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资本稀缺地区。UnCtaD预测表明，2008年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降幅为33%，其中欧盟、美国及日本分别下降33.5%、17%和10.8%。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总体增长15.7%。oeCD预测，2008年非oeCD国家跨国公司在oeCD国家的并购将增加25%，成为金融危机下少有的亮点。从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50%的100起最大的跨国并购交易趋势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国家源自非oeCD国家的跨国并购已达到71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100起最大跨国并购交易额的15%，而2007年仅为9%。
随着资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融资困难。oeCD预计，2009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达40%。只要发达国家深陷危机，资金就很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
2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较大突破，战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初级阶段，各方面经验较缺乏，在客观上中国的技术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偏小，投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近年来，尽管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从近年境外直接投资流向看，过分偏重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偏重生活消费品行业投资，忽视生产资料行业投资；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忽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由于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技术和档次较低，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资主体发育不成熟，政策支持与监管不到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所有者的虚置和缺位，产权约束难以到位，加上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容易造成企业盲目决策或缺乏投资动力。政府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主体重审批，轻监管；而国内母公司往往只顾及短期的利润，同样忽视对境外企业的资产和经营状况的监管，导致国有资产在境外不仅没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资者利用东道国法律与中国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在国外注册公司，然后加入该国国籍，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严重隐患。
2.3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导致投资经营风险偏高境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办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国某些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不够重视，对东道国的资源供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企业技术装备、投资政策法规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对境外投资的商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投资风险缺少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中有1/3盈利，1/3持平，1/3亏损，其中盈利的多为非生产性企业，而亏损的多为生产性企业。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境外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3当前发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我国经济必将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经济，我国企业也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国应积极面对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抓紧构建“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策，尽快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企业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小，与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称。2007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32801亿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2360美元；国际收支多年来一直保持顺差，2007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5282亿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虽然仍将继续存在，但国家支持企业发展境外投资的政策导向是确定的。在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还要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现阶段重点投资于三类产业：一是能满足国内短缺要素需求的资源开发产业；二是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如轻工、纺织、家电等制造业；三是有利于推动我国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资主体，构建实力较强的跨国企业集团我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抓紧时机构建一批集团化的跨国经营企业，使其成为境外直接投资的“排头兵”，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近年来的企业并购重组，我国已有一批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中，我国共有35家公司入选，其台地区有9家，内地公司有26家。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企业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我国应该下大力气，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为其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优越的条件。诚然，在以大企业为主塑造我国境外投资主体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3.3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规避投资经营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是以整个世界作活动舞台的，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收益，必须认真做好投资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认真做好投资项目可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各种利弊得失，才能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而可靠的依据，从而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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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2
关键词:境外直接投资;经营机制;保险制度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我国企业只有“走出去”努力拓展国际市场,才能在竞争中求得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有助于跨国企业绕过贸易壁垒,准确、及时地把握国际市场信息,同时有利于汲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协调市场资源。自从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在规模上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行业分布、地区投向和主体结构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采矿业等行业。从地域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美,在其他地方投资很少。从主体结构上看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得到了快速增长,在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矛盾、缓解出口压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一、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投资管理机制不完善
一是我国缺乏统一高效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计委、经贸委、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投资银行等主管部门都拥有对外投资的管理权,但又各管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这种多元化的管理格局,必然导致职能分散,互不协调、办事效率低下以及管理权威的极度弱化;二是国家对境外投资缺乏整体规划,没有明确的产业发展导向,没有与我国外贸市场战略相适应的境外投资国别政策;三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职责是由众多部门共同管理,有国家计委的投资项目管理,有外经贸部门的外经业务管理,有投资主管部门或公司的业务管理,有财政部门的财务成本、收益分配管理,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专职管理。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基本上是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自行决策,表现为无序性、盲目性和随机性,最终导致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小,势单力薄,缺乏挤占国际投资市场的竞争实力。
(二)境外投资企业缺乏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机制
由于受到传统管理体制的影响,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未能完全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竞争机制较弱,责、权、利不明确。由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起步较迟,国内一部分投资主体仍然沿用国内管理企业的一套老方法进行管理,无法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了解实际情况,因而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削弱了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有的境外投资企业缺乏人员安排、资金支配和收入分配等自,其主动性和能动性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是企业缺乏健全的经营制约机制。不少境外投资企业缺乏明确的经营策略,有的仅靠赚取国内企业的进出口手续费、管理费等维持生存,有的名为境外投资企业,实际上变成国内主办单位的接待站或招待所,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缺乏系统完善的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完善,有些仍处于“暂行规定”的阶段,稳定性较差,而且现有法规适用范围有限,例如,《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只适用于在境外设立的非贸易性企业,而其他类型企业的审批、管理却无法律规范可循。这样,我国目前对不少境外直接投资行为仍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非常不利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尚未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
自从美国率先建立了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后,几乎所有的主要资本输出国都建立了这种国家保险制度,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几乎还是空白的现状、双边投资协定行使中的问题及miGa容量的有限性,说明我国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紧迫性。虽然我国参加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但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对我国大多数的境外直接投资实施有效的风险防范,这无疑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
(五)尚未建立健全的信息服务体系
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信息服务体系还不健全,许多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科学的投资体系,有投资倾向却又无能为力,或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导致盲目投资,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国际市场是个复杂的市场,没有一个境外直接投资的信息中心,不能为企业提供可行性研究服务及其它境外投资设计服务。对于已经在境外进行投资的企业,也不能定期对其业绩进行评价,我国应加快建立企业境外投资的信息服务体系,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信息和可行性研究服务工作。
(六)缺乏优秀的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人才
国际市场是一个复杂的市场,要减少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就要对每一个项目的每一笔投资做好充分的可行性分析,这才能使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立于不败之地。这就需要培养了解国际市场环境,懂得国际惯例,具有境外经济知识和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运用能力的人才。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人才,行家偏少,外行偏多,缺乏系统的岗位培训,阻碍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促进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设立统一的境外投资管理机构
首先,国家应设立具有权威性的专门境外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境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与步骤,从宏观上统一指导、协调与管理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境外直接投资。其次,应制定与完善有关境外投资企业的各项政策,加强境外投资的政策指导,如财政、税收、金融、产业以及技术方面的政策,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具体包括:研究制订境外投资投向指导政策,加强对境外投资方向的政策引导;加强国家资金的扶持力度,落实资金来源;应对境外投资企业实行特殊的政策倾斜,扩大企业自主对外经营权,包括境外直接投资的立项权、进出口经营权、境外承包工程权、外汇支配使用权、境外融资权,以及与境外投资业务相关的进出国人员的审批权,使之可以按通行的国际惯例开展业务。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管理经济的职能与方式,为我国企业走向境外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
(二)建立健全境外投资企业的跨国经营机制
我国从事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机制,应逐步向跨国公司的经营机制转换,应让境外投资企业按照国际通行的活动方式、商业惯例以及行为规范从事经营。要改革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增强应变力和竞争力,使投资主体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真正分离。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应勇于组织创新,争取尽早建成现代跨国公司成熟的企业组织形式,要努力推动我国境外投资企业与国内外企业积极开展横向联系,扩大国际化经营规模,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大而强”与“专而精”有机结合的合理局面。
(三)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
应当尽快建立适应新形势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境外投资主体的行为及市场的竞争秩序,增强政策的透明度。首先,应遵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原则,与时俱进地修订现有法律法规,拾遗补缺地制订新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完善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保护我国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其次,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认真落实国家相关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有关的政策措施,逐步推进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实现由强制结汇制到意愿结汇制的转变,并建立统一部门进行协调管理。最后,加强境外投资贸易、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四)逐步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由于境外投资企业遇到的投资风险与国内企业大不相同,普通投资保险业务远远不能适应其需要,必须建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保险机构。在保险范围方面,除包括禁兑险、征收险、战争险以外,还要注意吸收一些国家关于营业中断险、延期偿付险、政府违约险、政府行为险的新规定;在投资者的合格性上,应把自然人作为合格的投资者;对本国公司和外国公司的合格性应给以宽松的规定;在投资的合格性上,应把是否有利于本国和东道国经济发展为合格投资的条件;在投资的东道国适合性上,实行单边投资保险制;在承保程序上,应特别强调必须经东道国政府的批准;在索赔问题上,凡与我国缔约双边条约的,应以境外投资保险机构来行使代位权,对无双边条约的,以外交保护权来行使代位求偿权。同时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应注意国际协调。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加强国内保险制度的效力,可以扩大国内投资保险的范围,可以更迅捷地行使代位求偿权,使投资争端尽快解决。
(五)建立健全信息服务机构
建立高层次的境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服务体系,能够为企业全面提供合作伙伴、合作项目等直接贸易促进服务,对境外投资企业立项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技术层面的帮助,提供从项目考察、谈判、审批到实施的全过程服务。加强与商务部、我国驻外使馆商参处、外国驻华使馆、国外大公司驻华办事处等的沟通,以拓宽信息渠道,增强信息的准确性。建立信息服务体系是一个普遍趋势,我们应该将这个纳入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当中,随着信息体系的建立将会对我国的境外投资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六)加强境外直接投资人才的培养
为了使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快速健康发展,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必须培养出一支具有开拓性的企业管理者以及从事境外直接投资的优秀队伍。为此,应选拔和培训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知识更新。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应加强同高等院校的合作,与各高校共同制定培养专门人才的计划,使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能够满足公司的要求。同时,从事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也可将有基础和培养前途的年轻人送入大学进行特殊的培养,加强境外投资企业在职人员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外语水平,通过多方位、多层次的知识更新和人才开发,努力培养一批学有专长,勇于开拓和精通境外直接投资业务的跨国经营人才,这是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智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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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3
一、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演变
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经历了一个管制程度由紧到松、覆盖范围由小到大、投资方式由简到繁、投资主体由少到多的演变过程，归纳起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1979～2001年，相关外汇管理法规陆续实施，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初步建立。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改革措施，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但须一律报请国务院审批。1983年，国务院授权原外经贸部为在境外开设合资经营企业审批和管理归口部门，原外经贸部据此于1984年5月了《关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举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审批权限和原则的通知》，1985年2月又制定了《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试行）》，初步实现由个案审批向规范性审批的转变，形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的雏形。1989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并实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拟在境外投资的企业，在向国家主管部门办理境外投资审批事项前，应该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交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由外汇管理部门负责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1990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境外投资相关细则进一步明确，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2.2002～2005年，投资资金来源及后续融资管理逐渐放松，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2002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对企业境外投资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支持。每年给予试点地区一定的境外投资购汇额度，在额度内允许投资主体购汇境外投资，优先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项目用汇。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等两项行政审批，放宽了企业购汇对外投资的限制并且简化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审批手续。2004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中外资跨国公司调剂区域、全球外汇资金，外汇资金境内运营可以通过自身财务公司进行，也可以由境内成员企业相互之间通过银行委托放款的方式进行，境内外汇资金境外运营可以通过自身财务公司进行，也可以由境内成员公司委托境内银行向境外成员公司提供放款。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部分地区开展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推广至全国，同时增加境外投资用汇总额度，各地外汇分局对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查权限从3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当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调整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将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融资提供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将实施对外担保余额管理的银行范围由个别银行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汇指定银行，将可接受境内担保的政策受益范围由境外中资企业扩大到所有境内机构的境外投资企业，积极解决境外投资企业海外融资难问题。
3.2006年至今，管理方式持续改进，融资渠道继续拓宽，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2006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规模限制，并有效地破解了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前期费用的资金需求难题。2008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又简化了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行政审批,增设境外主体在境内筹资、境内主体对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产品交易、境内主体对外提供商业贷款等交易项目的管理原则，境外投资管理法规依据的权威性进一步提升。为适应新形势下企业“走出去”的要求，2009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实施《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和《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整合了近年来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措施，结合国家外汇管理局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的上线运行，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式和程序进行了简化和规范，提高了境内机构的资金使用效率，有效地拓宽了境外企业后续融资渠道，促进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2010年以来，为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支持企业“走出去”，人民银行以个案审批的方式开展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个案试点。2010年11月，新疆率先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到2011年2月，各试点地区共办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金额超过1133亿元。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对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进行了规范，进一步便利了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标志着人民币计价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正式启动。
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境外投资管理职能分割，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尚显不足。一是管理职能分割，管理效率较为低下。目前，对境外投资的管理涉及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以及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审批手续相对繁琐，影响了对外投资管理的效率。二是信息资源难以共享，监管合力不足。涉外管理部门未建立统一协调的协作机制，各部门根据各自管理侧重与职责范围分别设计开发应用系统，但针对同一主体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无法共享，降低了境外投资管理的整体质量和工作效率。
2.境外投资管理政策尚存漏洞，部分操作环节有待改进。一是部分境外投资企业游离于监管之外，境外投资管理尚存漏洞。由于历史原因，未经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审批或登记，而通过截留出口货款、境外设立办事处转为投资企业、实物投资、人民币投资等方式事实存在的境外投资企业，尚未纳入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进行管理。这些境外投资企业长期游离于有效监管之外，造成境外投资统计数据失真，影响了国家对境外投资企业管理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二是部分政策规定在操作环节上有待改进。比如，银行办理境外投资资金汇出时对已汇出前期费用的扣减存在操作缺陷。外汇指定银行在办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出时，应扣减已汇出的前期费用金额，但在实际操作中，如若企业已汇出前期费用并非在该行办理，也未对国家外汇管理局是否在相关业务系统中从直接投资资金总额中扣减，则银行对费用扣减缺乏有效审核手段，容易导致汇出资金超出规模限制。再比如，境内企业将境外直接投资股权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实际操作程序不够完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要求境内机构将其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股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相关资金应在境内以人民币支付，股权出让方和受让方应分别到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相关登记、变更或注销手续，未要求股权受让方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股权出让方相应变更或注销操作进行审核，容易导致同一投资事项的重复登记。三是对境外直接投资非外汇出资缺少监管手段。政策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出资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管理规定，但对非外汇出资缺少明确规范措施，特别是实物与无形资产出资，导致国家外汇管理局可能无法全面掌握境外直接投资情况。
3.境外投资行为缺少规划，后续支持与服务力度不够。一是投资主体对“走出去”政策的研究不足，投资行为缺少规划。多数企业缺乏前期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对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缺乏深入透视和理性研究，在不具备境外发展实力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投资，投资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管理水平较低，特别在财务管理方面漏洞较多，外汇投资资金潜在风险较大。二是境外投资资金的后续支持与服务力度不足。尽管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向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商业贷款或融资性担保以及境外放款的相关规定，对境内机构境外投资的融资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无论是放款还是贷款、担保都对境内主体的实力和资质有着较高要求，仍有较多投资主体在境外投资中面临融资困难，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4.境外投资资金流动难以监管，事后监测分析质效不佳。一是在当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境外直接投资登记手续相对简化，资金汇出放至银行办理，投资者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难以把握，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于境内企业经营规模、投资可行性以及境外投资项目进展情况、资金需求大小缺乏有效控制，投资企业可以故意夸大投资规模，将异常资金借助投资渠道汇出境外。二是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缺乏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境外投资监管手段，难以有效掌握企业“走出去”的后续经营、资金使用、盈亏状况等情况，境内机构及其境外分支机构可以视境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通过关联交易随时调节资金跨境流动的方向和节奏，从而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冲击。三是目前在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普遍存在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现象，有关统计、监测与分析评估水平低下。每年一度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中，境内机构所提供的年检资料仍流于形式，无法对境内机构的境外投资情况准确获知，不能有效地发挥对企业的监管作用。
5.个人境外投资管理问题亟待研究，具体操作需要明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迄今仍未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及操作规程。随着涉外经济的不断发展，受境外资源、环境、投资回报等因素的吸引，境内个人到境外进行直接投资具有需求强烈。按照现行管理架构，个人境外投资必须通过在境内成立企业或其他方式进行，但这样增加了投资主体交易成本，政策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境内个人通过其他非正常渠道从事实体投资经营活动，增加了外汇管理难度，也不利于“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对策建议
1.加强部门管理协作，共享资源提高工作效率。针对目前我国境外投资管理中的多头管理及信息不共享的现状，建议由商务部会同工商、税务、统计、外汇管理等对外投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联合发文，实施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内容涵盖项目审批、汇兑、税收、融资、统计、监督等各方面，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建立各部门之间的统一协调管理体系。加强商务部门“直接投资管理系统”与外汇管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其他部门信息系统对接的可行性研究，共享监管资源，提高管理效果。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政策法规的操作性，便于企业了解掌握境外投资政策，降低政策制定和实际执行成本。
2.加强境外投资政策引导，促进境外投资健康发展。充分借鉴国际上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政策上加以引导和鼓励，资金上加以支持和帮助，为有能力有投资前景的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更广泛的国内配套政策便利与相应的资金支持，成立专门的推进机构，为企业提供投资区位咨询、法律事务咨询、投资目的地产业结构咨询等多元化、多层次的信息服务，让真正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后“站得稳”、“走得远”。
3.完善有关政策规定，堵塞外汇管理漏洞。完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区别不同情况对当前已事实存在的境外投资企业进行补办登记、批准手续，将所有境外投资企业纳入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对境外投资前期费用扣减的操作环节，改进相关系统操作功能，及时对境内企业境外投资前期费用在投资资金总额中作相应扣减，并实现银行机构的系统信息共享，确保投资资金的汇出符合投资规模要求。进一步改进境外企业股权转让的审核程序。对于境内机构将其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股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情形，应要求股权受让方在办理新的外汇登记时向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交股权出让方的注销或变更书面材料，以便于股权受让方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外汇登记，防止形成对境外同一机构直接投资的重复登记。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4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之一。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全球排名由上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33.3亿美元。专家估计，“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将达到660亿美元；到2020年，当年对外投资量将在200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300亿美元。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领域已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展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投资区域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其中，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1.5%。2006年，广东、上海、黑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前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到存量的81%，私营企业占1%；中央企业占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2%，地方企业占18%。
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双向投资发展很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非常有限，规模尚小，投资目的地集中，领域较窄。以2005年为例，中国对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仅为5.1亿美元，占总额的4.2%，并且主要流向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英国等国家，其存量仅为15.98亿美元，占总额的2.8%。投资领域多为贸易、海运和金融，另外还涉及一些电子家电、机械、轻工、纺织等生产加工产业。
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发达的基础设施，强劲的购买力，健全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成为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市场。2005年，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2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05%，占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总额的25.49%。从数字上看，中国在德国的投资还存在很大的潜力。近年来，德国经济发展急需外资以提高本国就业率，为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直接投资提供了诸多机遇，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形成和主要特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所决定的。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
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1991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企业的海外投资应该“侧重于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以补充国内不足”，并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对中国境外投资影响最大的政策法规。实践表明，这一政策体系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与中国综合国力极不匹配。
第二阶段：2000年至今。
这一时期中国逐步与国际接轨，对外投资政策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备。
2000年10月，中国“十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出现重大转变，对企业对外投资由以往的限制转为鼓励。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对外投资的政策，为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制度环境，表现为：
首先，在境外投资项目审核上，大大放松了管制。2004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提出了国家在境外投资方面基本操作模式。商务部同期也出台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替代了原有的《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稿）》。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是对1991年《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的取代，其重大突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取消了政府境外投资的审批权，取而代之的是核准权，审核环节上更为简洁。放弃了实施已久的两道审批程序，企业无需再准备可行性研究报告，政府主要侧重于确定投资主体、投资方向及合规性的审查，不再考虑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
――各级审批权限均大幅度放宽。国家主管部门原审批限额为中方投资额100万美元以上项目，而新设定的国家主管部门核准限额为资源开发类3000万美元以上、大额用汇类1000万美元以上，分别提高了30倍和10倍。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规模也相应大大增加。
――明确了政府在企业境外投资问题上主要发挥引导、服务和支持作用，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无需征求政府意见，具有自。商务部2004年颁布的《规定》指出，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无需满足增加外汇收入等国家需要，而是根据自身发展决定海外投资行为。此外，2004年《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相对于1991年《编制、审批规定》更注重政府的工作效率。政府批复时间由原来的60天缩减为20个工作日，还严格规定了各个环节的回复时间，防止因为某个环节导致批复机构境外投资效率的降低。
其次，中国政府对待境外投资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政府在逐渐放松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管制的同时，还制定了实质性的资金支持策略。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2004年10月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于能弥补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带动国内技术、产品、设备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等四类境外投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对于那些对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但企业自身资金实力尚无法完成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政府的“境外投资专项贷款”（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35号），该《通知》增加境外投资的用汇额度，总额度从33亿美元增加至50亿美元。并扩大试点地区外汇局的审查权限，对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查权限从3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2006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明确表示，外汇局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手续，取消全国境外投资用汇规模限制，满足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需要。
第三，境外投资的后续监管日益规范、健全。原体系政府对境外投资最初的审批非常严格，但是审批过程结束后，政府对境外企业后续经营情况存在着管理不足。新的体系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审核环节松绑的同时，在境外企业日常管理环节上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加大了后期的监管力度。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颁布了《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从规范性和投资业绩两方面制定了考核境外企业的具体细则。上述两个办法目前正在实施，并不断完善。新政策体系中的这些举措，对加强境外投资的宏观监管，掌握境外投资变动情况，促进境外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上述两个文件外，商务部于2004年11月下达了商务部关于印发《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的通知。以上三个文件共同规范了中国政府在境外投资方面的监督与服务工作。
第四，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为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出资形式的企业对外投资、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商务部、外交部和发改委分别于2004年7月、2005年10月和2007年2月联合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三）》；商务部还定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统计公报》，并制定了《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为了提高核准效率，保证企业境外投资不至受到延误，政府甚至还在各个环节上均明确了批复的时间限制。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展望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直接投资核准制度、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对外直接投资监督与服务政策三部分组成的政策体系。随着国际化步伐加快，在新的全球经济竞争形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将继续调整和完善。呈现以下五大趋势和特点：
1、对外投资的立法工作将进一步加强。目前，中国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仍然缺乏一部纲领性的、权威性的法规，以便能够从整体上协调中国整体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发改委的《办法》和商务部的《规定》均是以国务院部门政策的形式出现，是一种行政管理政策，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其他境外投资相关规范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要保证中国“走出去”战略能够健康发展，必须建立一部能够总体上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从而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以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
2、对境外投资的服务支持体系日益健全。境外投资服务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和积极发展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同时展开的办法。“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管理部门职能，建立更为清晰的境外投资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境外投资服务方面的措施，更好地做好公共服务，加强为市场主体服务的精神，积极鼓励境外投资服务性商业机构（包括国外环境调研分析、海外法律服务、财务服务和税务服务等各种机构）的发展。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5
一、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河南最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是由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公司于1984年在塞内加尔设立的境外承包工程驻外机构。1985年在香港设立的“窗口公司”――豫港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省第一家境外法人企业。从1984年以来，河南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1984～1986年尝试性投资阶段，河南在境外仅设立4家企业。其中，3家为境外承包工程企业的驻外机构。1987～1993年，河南对外投资呈稳步增长趋势，共设境外企业59家，其中以贸易型企业和驻外机构为多。这种结构在1994～2002年得到继承，然而受国家对外投资政策影响，企业对外投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这一阶段也有一些亮点，即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参与投资，并尝试在境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从2003年开始，河南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全省在境外积累设立的企业共289家，最近3年就占了1/5达60家，而3年协议对外投资额达6043万美元，占22年来累计投资额的51.6%。并且，最近3年的协议投资额以逐年翻番的发展水平，连创历史新高。
（二）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通过对河南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
1、投资领域集中在亚非地区。河南生产类企业主要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企业在亚洲的投资最多。仅以2005年为例，全省在境外投资的29家企业中，就有10家设立在亚洲地区。
2、民营、集体、股份制等企业成为境外投资的主体。在所有企业中，国有企业仍在投资金额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在数量上已退居末位。2005年全省企业在境外设立的33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仅有4家。民营、集体、股份制企业已成为境外投资的主角。并且，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河南企业境外投资，成功率大大提高。
3、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由贸易企业为主转为以生产企业为主。近年来，随着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境外资源开发、研发设计、工贸园区、畜牧养殖等新的投资领域不断涌现，目前投资领域包括制造业、商务服务业以及农林牧渔业等。
二、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依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众多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是以蒙代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二是以小岛清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
1、蒙代尔的对外投资与贸易替代模型。蒙代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中FDi与贸易的替代问题首次提出系统的理论模型，后经进一步完善出现在1968年出版的著作《国际经济学》中。蒙代尔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缩小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形成对对外贸易的完全替代。
2、小岛清的对外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日本小岛清于1973年在其代表作《对外贸易论》中提出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互补的理论。结合日本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技术领先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边际产业优先的法则来进行。所谓“边际产业”对于投资国来说，是处于比较优势序列中最末端的产业，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却处于比较优势序列的前沿。通过“边际产业”的转移，不仅使双方的产业结构都得以提高，还为双方进行更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创造了条件。因此，这时的投资与贸易之间就形成了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由此可见，理论上，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不仅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但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需要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成果较多，而我国过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为缓慢，因此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不是很多。
（二）实证分析。为了分析河南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本文利用河南省统计年鉴1991～2005年的有关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对河南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额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export＝94450.63＋120.31FDi
t检验：3.655.47
F=29.92R2=0.71
从回归结果看，R2达到0.71，说明模型拟合得比较好。FDi正的显著系数，表明FDi导致出口水平的增加。回归系数表明，河南对东道国的FDi流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中国向该东道国的出口增加120.31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河南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型的。
三、结论与建议
从本文研究的计量结果，我们的主要结论与建议是：
首先，河南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型的。河南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可以引致对该东道国出口水平的增加。因此，大力促进河南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河南全省对外出口、绕开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我国大量贸易伙伴对我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6
一、外汇管理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理论机制
在对服务贸易的管理中,外汇管理部门虽然处于下游管理环节,管理面较为狭窄,仅负责相关外汇资金管理工作,但其政策仍能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次,通过直接投资、资源配置以及交易便利化等多个渠道机制,在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服务业产业引导、企业生产运营和具体交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见图1)。
(一)直接投资机制
1.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吸引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改善我国服务业的资本质量,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服务业部门中产生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从而有效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服务贸易的出口。
2.促进境外直接投资。由于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特点,大多数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需要同时同地进行,如金融、餐饮等行业,因此,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而推动服务贸易业务的顺利开展。当前,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吸收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推动服务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而在当前的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管理中,外汇管理部门承担着投资资金的收付汇、结售汇以及划转的真实性审核责任,是直接投资流出入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对直接投资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及其开展的效率有非常重要影响。
(二)资源配置机制
1.外部资源的配置。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都越来越多,在服务贸易收付汇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预付、延付、预收、延收等贸易信贷,单靠服务贸易企业自身内部资金的推动,已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借助更多外部融资渠道获取营运资金或物质资本。
2.内部资源的配置。服务贸易型企业对优化内部存量外汇资源配置、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方面有很多需求。一方面,一些服务贸易企业积累了大量外汇,但在一定期限内并不会立即投入使用,需要有较多的外汇投资渠道或理财产品来进行外汇资金的有效运营。另一方面,很多大型服务贸易企业集团子公司之间的外汇资金紧缺程度存在差别,一部分子公司外汇富余而另一部分子公司外汇资金短缺。如果母公司能在集团内进行外汇资金的集中管理,在内部进行子公司之间的外汇资金调配,则可以减少财务成本,增强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服务贸易企业内外部资源配置效率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高低,对于服务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外汇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相关措施来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合理配置内外部资源,减少财务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与国际竞争力。
(三)交易便利化机制
1.具体交易的审核。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仍未实现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为了防止资本项目资金混入经常项目,同时防止无真实交易背景甚至违法资金的跨境流动,我国外汇管理对经常项目外汇资金实行真实性审核原则,因此,在具体服务贸易的资金流动过程中,外汇管理政策还要求对其进行真实性审核。而真实性审核的效率高低、是否便利,则直接影响服务贸易资金的收付效率,关系到服务贸易具体交易是否能顺利完成。
2.部门之间的协同。外汇管理部门对服务贸易的真实性审核主要是对重要交易凭证的审核,除交易的合同发票外,很多重要凭证,如税务凭证、专利凭证等都由其他主管部门出具,因而企业获取这些重要凭证的难易,外汇管理部门对这些凭证的要求高低,就成为影响服务贸易是否能及时顺利通过审核的关键,也是服务贸易具体交易能否最终完成的关键。
二、现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的政策评价
(一)服务业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评价
1.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目前,外汇管理部门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审批逐渐减少,对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政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导向性不足。对引导服务业外资流向、推动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目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租赁服务业等资本回报率较高的行业,对其他行业投资比重较低,如2008年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租赁商务服务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达62.3%。二是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核能力有限。外汇管理部门由于处于下游部门,对外资的真实性审核主要依赖于上游部门的各类批件,风险防范能力不足,难以对这些资金流入的真实性进行深入调查。各地政府出于改善政绩的目的,对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持积极态度,相关审批工作一定程度上也流于形式,部分异常资金随即可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渠道涌入境内。
2.服务业境外直接投资。目前,只要服务业境外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境外投资产业政策并获得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在外汇管理方面境外投资等限制已基本取消,相关审核手续已大大简化。但外汇管理在支持服务贸易型企业“走出去”方面仍然存在一个显著欠缺,即对这些企业的后续支持力度还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后续资金支持方面。首先,从融资角度看,难度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境外银行融资难。我国的服务贸易企业在境外银行往往没有信用记录,加之资本规模有限,因而从境外银行获取融资的难度较大。二是从境内母公司融资难。虽然政策允许跨国公司境内母公司向境外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但对绝大多数从事境外投资的中资集团公司来讲,门槛较高,操作性不强,难以实现。三是申请项目贷款难度大。服务贸易型企业境外投资往往一次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由于境外投资项目贷款申请条件苛刻,占用境内投资主体信用额度也较高,财务成本较大,从而难以申请项目贷款。其次,从担保角度看,目前实施的“内保外贷”政策在实施中也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审批手续复杂,操作时效性差。二是担保门槛较高,尤其是境内母公司对境外子公司在境外融资提供担保的审批门槛较高,而且还占用境内母公司的信用额度和反担保资源,多数企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仍采取母公司垫款方式进行投资。三是对外担保额仍受企业外汇收入等部分财务指标限制,而这些限制已远远落后于当前形势的发展,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境外融资活动。
(二)服务贸易企业外部资源配置外汇管理政策评价
近年来,外汇管理支持服务贸易企业进行外部资源配置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积极支持企业对外进行股权与债权融资方面,如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实行“差”管理,对金融机构和中资企业的外债实行指标管理等。从整体情况看,外汇管理在支持企业进行外部融资的体系得到初步建立,但尚存在较多不足之处。
1.境外募集资金调回较难。由于受境内外商直接投资及外债管理限制,相当部分上市募集资金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调回境内,境外募集的资金只能间接地为境内企业提供间接资金支持,或者直接用融资款进行分红。此外,对于增持、减持、回购境外上市股票等涉及资金汇兑的,都需要经外汇局核准,手续不够便利。
2.中资企业借外债较难。目前外资企业借用外债按照“差”原则管理,难度较小。但对中资企业而言,借用外债的准入门槛较高,中长期外债由发改委审批,短期外债由外汇局审批,而且指标主要核定给金融机构,因此中资企业在实际中借用外债难度较大。
3.境外发债门槛较高。目前,境外发行债券有较严格的审批程序,与境外发行外币债券相关的开户、资金划转及汇兑均须外汇局核准,存在较多审批环节。而且与借用外债不同,境外发债由于规模较大、投资者众多、市场影响面广等原因,对大多数服务贸易企业来讲门槛较高,不易实现。
4.融资方式有限。在现行外汇管理框架下,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企业的融资形式仍然较少,主要限于一些传统方式,对于引入国际产业投资基金、项目融资等国际通行的融资手段则用得较少。
(三)服务贸易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外汇管理政策评价
近年来,外汇局在推动企业进行内部资源配置方面进行了不断尝试,降低了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准入门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内部资源配置问题。但由于经济形势发展过快,目前外汇管理在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1.跨国公司售付汇手续较为烦琐。一方面,售付汇手续烦琐。当支付非贸易项下的代垫或分摊费用时,境内公司需持相关材料到所在地外汇局进行资格核准后,才能凭该核准件到外汇指定银行进行支付。另一方面,中、外资跨国公司的非贸易售付汇待遇不尽相同,中资跨国公司与其境外关联公司之间的代垫或分摊费用只能由其境内总公司向境外支付,其他境内关联公司则不能支付。
2.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实施效果较差。现行政策虽降低了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准入门槛,但实施效果却较差,如政策允许跨国公司通过委托金融机构贷款和设立财务公司等手段实施资金集中管理,但这种方式面临的成本却很高,财务费用多,而且周期较长。特别是企业集团境内外子公司之间外汇资金的跨境运营,实施起来难度非常大。
3.存量外汇资金投资理财渠道较少。目前银行的对公理财产品仍以外汇期权、利率产品等标准产品为主,新型外汇理财产品有限,而且外汇管理推动企业境外理财的政策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如QDii,在资格、规模等条件上都存在较大限制,无法满足不同服务贸易企业的外汇投资理财需求。
(四)服务贸易交易真实性审核外汇管理政策评价
目前,境内机构在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时,可凭合同等有效单证直接在银行办理,由银行进行真实性审核,而外汇局则借助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事后监管。这种管理框架虽极大地扩大了企业的用汇自,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但目前看来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管理失衡。长期以来,我国在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方面主要偏重于“控流出”,而对服务贸易的外汇流入方面则相对宽松,收支管理有所失衡。虽然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下的外汇收支总体还处于逆差状态,但这并不代表没有热钱资金通过服务贸易收汇流入境内,而且在当前国际经济金融背景下,形势瞬息万变,收支逆差也很可能迅速变为顺差,依靠单边“控流出”的监管理念显然难以应对新形势的要求,亟待得到转变。
2.纸质单证逐笔审核,效率低下。目前,外汇管理对服务贸易的真实性审核要求还大多停留在对纸质单证的逐笔审核方面。当一笔服务贸易需要付汇时,还要求企业取得税务、商务部门等相关证明或批件,企业往往需要来往奔波于各部门出具纸质凭证,不仅手续烦琐,而且效率低下。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的种类及数量不断增加,这种逐笔的纸质审核方式必将极大影响企业开展服务贸易的效率。
3.对服务贸易企业的监管缺乏灵活度。目前,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对于所有服务贸易企业均实行“一刀切”,即不论企业信誉、资质或者交易历史,均实行文件所要求的全套真实性材料审核要求,监管方式缺乏灵活度。如果能根据某些条件对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对那些信誉良好、无违规记录企业给予一定的便利政策,而对有违规历史的企业进行从严审核,则不仅能极大地提高监管效率,也能便利正常企业的服务贸易开展。
(五)与相关主管部门的协同管理评价
在实际管理中,外汇管理与其他主管部门的协作仍然存在较大欠缺。
1.政策制定协调性较差。行业主管部门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外汇管理部门的主要目标则是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两者在制定政策的目标和方向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一致,因此造成了政策制定存在不协调的问题。
2.协同监管意识不强。由于各部门都是在各自的行政许可范围内对服务贸易进行相关许可,因此,缺少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如在服务贸易项下,按照政策规定,在3万美元以上的对外支付就要提供税务证明,不少企业为规避此规定,便将支付金额分拆成多笔3万美元以下的金额对外支付,从而达到逃税的目的。虽然外汇局通过监测可以发现这些异常信息,但如果与税务部门之间没有合作监管机制,外汇局也难以对这种分拆行为进行核实。
三、外汇管理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改革方向
(一)积极促进服务业直接投资
1.积极推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一是积极引导服务业外资投向。应积极协同相关部门,一方面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指导,对于需要大力扶植的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给予一定外汇管理政策倾斜,如适当放宽资本金的审批或结汇手续等,为外资进入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要将管理重心放在提高我国外资利用能力及效率方面,建立一整套行业外资利用监测体系,对于外资进入的事前、事中及事后进行全面监测,结合服务业行业特点,全面提高服务业外资利用质量及能力。二是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应继续加强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真实性审核。流入方面,有效拓展核查手段,防范国际游资通过直接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方面,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的监测,防范利润汇出渠道下异常资金的流出。同时,还要加大对非法资金流入、非法结汇等行为的处罚力度,有效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2.大力促进服务业境外直接投资。首先,鼓励金融企业,如银行、保险公司等在境外直接设立机构,在推动金融服务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同时,直接在境外为我国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同时,降低中资集团境内母公司向境外子公司的放款门槛,如适当扩大放款额度或放款期限,减少操作难度,便利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放款。此外,还要开拓多种渠道,如对投资项目提供信用保险或买方信贷等,降低项目贷款风险,鼓励商业银行降低服务业境外投资项目的贷款条件,促进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其次,要简化担保手续,提高审批的时效性,特别是要降低担保门槛,使绝大多数服务贸易企业都能通过担保方式进行后续融资。同时,调整对担保主体财务指标等条件的限制,如对于被担保人为非金融企业法人,尤其是服务贸易企业的,可适度降低净资产与总资产比例不低于15%的指标要求等,减少服务贸易企业融资及担保带来的财务成本,切实鼓励服务贸易企业“走出去”。
(二)拓宽服务贸易企业的外部资源配置渠道
1.调整境外融资资金汇入政策。明确各类境外融资工具下资金汇回手续,适当放宽境内服务贸易企业境外融资资金调回渠道。对不同部门的资金汇回实行差别管理,如对服务业中较易把握真实性的部门,如教育、卫生、运输等的境外融资资金汇回,可放开政策直接便利其融资资金汇回;对于通讯、信息咨询等交易真实性较难把握的部门,可采取大额审批、小额备案的监管方式,以循序渐进的原则逐笔放松管制,通过各种措施鼓励服务贸易型企业充分利用外部资金做大做强,提高境外融资积极性。
2.给予中资服务贸易企业借用外债的公平待遇。要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中资服务贸易企业借用外债门槛高、不便利以及结汇难的问题,如可将外债管理中“差”的管理对象放宽至国家重点支持的服务贸易企业,逐渐消除外资企业与中资服务贸易企业借用外债的政策差异;或直接给予中资企业一定的借用外债及结汇权限,适度放宽其外债余额,并对其借用外债过程中的借债审批、提款及结汇提供便利政策,为中资服务贸易企业提供外债管理政策的公平待遇。
3.提高服务贸易企业发行外币债券便利。一方面,在境外外币债权发行的前期准备上提供便利,如适当降低服务贸易企业准入门槛,加快审批流程等。另一方面,在境外发债相关程序上提供便利,如对已经由外汇局核准允许境外发行外币债券的服务贸易企业,其相关的开户、资金划转及汇兑方面可给予“先办理,后备案”、或“大额备案,事后抽查”优惠政策或监管方式,提高其境外融资效率。
4.创新融资品种,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开拓服务贸易企业境外投资融资渠道,为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企业特别是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如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企业充分吸收国际产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及创业投资基金等满足资金需求。不断完善我国外汇市场,稳步推进外汇市场产品创新,丰富外汇市场的融资产品。同时,加强与银监会、保监会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推动服务贸易融资品种创新,加强服务业出口信用保险融资力度。
(三)增强服务贸易企业的内部资源配置能力
1.简化跨国公司非贸易项下售付汇手续。进一步简化跨国公司及其境内关联公司之间的非贸易项下部分代垫、分摊费用的管理手续,取消外汇局对于跨国公司的资格核准,允许相关的费用凭其合同、发票或相关税务凭证直接进行支付。同时,允许中资跨国公司与其境外关联公司间的相关费用由其境内总公司之外的其他关联公司支付,减少资金支付成本。
2.完善外汇资金集中管理政策。可考虑进一步完善外资跨国公司和中资企业集团集中管理境内成员公司闲置外汇资金的政策。如完善跨国公司外币现金池的管理模式,允许银行和企业通过签订委托管理服务协议办理成员公司间的外币资金划转,减少因办理委托贷款而产生的税费;允许外币现金池内的资金在符合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银行办理远期结售汇、掉期等汇率避险交易,更好地发挥现金池的功能,降低企业资金集中后的汇率风险。
3.拓宽企业投资理财渠道。一方面,加强与银监会等主管部门的协商,鼓励银行针对不同企业获利的预期,根据资金沉淀期的长短、对于风险的偏好来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更多的外汇理财产品和工具,如与石油、金属等商品相挂钩的衍生交易产品,以扩大外汇资金投向空间,降低风险比率。另一方面,逐步开放境内外汇资金的境外投资渠道,如允许企业进行境外nDF理财产品投资,证券投资等。
(四)加大服务贸易交易真实性审核的改革力度
1.管理理念要由重流出的单边管理向流出入均衡管理转变。新《外汇管理条例》已进行了重大调整,废除了“外汇管理重流出、轻流入”的导向,而转为重视流出入的均衡管理。因此,要改变过去“宽进严出”的管理模式,建立均衡、可控的资金流出入监管机制。
2.审核方式要由纸质的逐笔审核向一次性、无纸化审核转变。首先,可将逐笔审核方式向网上备案形式转变,通过企业的一次性备案及相关交易资料的提交,一次性完成审核。其次,大量纸质凭证可改为电子证明形式进行,如可通过银行与税务部门的系统联网,税务部门直接出具电子形式的税务证明或在网上进行签注。此外,对于电子商务形式下的服务贸易收付汇也可以允许企业网上递交交易单证,充分实现交易真实性审核的无纸化、网络化,推动服务贸易的
发展。
3.管理方式要由具体的行为监管向重点的主体监管转变。一是要有效整合外汇管理职能,通过对企业资本、贸易项下或税务、海关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结合企业经营范围及外汇收支特征,综合判断企业服务贸易真实易背景。二是要根据企业的信用层级实施分类管理,加快那些信用良好企业的收付汇速度,对信用较差的企业则严格审核,还可将违规服务贸易企业放在企业征信系统中予以曝光,增加其违规成本。
(五)加强同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7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外商直接投资(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60.11亿美元,同比增长9.72%;2012年1—4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8.81亿美元,同比下降2.38%。
1.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别(地区)结构。剔除英属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对我国进行的投资,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主要为亚洲,前10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1.61%。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2010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两者占比近70%;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74%)及批发和零售业(6.24%);其他行业所占比重很小。
3.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采取外商独资的方式,近几年来占比均超过75%;外商合资经营的方式占比约为20%;两者占比为97%左右。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所占比重很小,约为3%左右。
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以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外商出资额计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依次为江苏(19.2%)、广东(17.3%)和上海(13.5%)。该三省合计占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0%,东部地区10省市(指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占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83.2%,而西藏、青海、宁夏、贵州、甘肃和新疆六省/自治区合计不到1%。
二、当前我国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主要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引进、产业结构演化、就业和税收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我国在引进外资直接投资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表面上的问题有资金来源国不尽合理,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偏少;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相对较高,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偏低;投资的方式结构不合理,国际上流行的参股并购偏少;投向的区域结构不合理,中西部地区投资太少。同时,也存在如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1.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问题。目前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支持“污染光环”说,认为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必须遵守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带来了先进的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思想和方法,没有加剧我国的环境压力、甚至在环境保护方面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如黄菁(2001)、郭红燕,韩立岩(2008)、张彦博,郭亚军(2009)、包群,吕越(2010)等。另一种是支持“污染和治理的资金”,一方面提高了东道国人们的收入水平,使人们对环境健康的要求也上升,环境改善投资也加大。另一方面先进的技术使得东道国治理污染的技术有所提高,处理污染的标准也上升。第二类是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管制比发达国家要松得多,因此发达国家常把淘汰的高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持这一观点的包括吴玉鸣(2006)、陈凌佳(2008)、沙文兵、石涛(2006)、苏振东、周玮庆(2010)、王冬梅、何青松(2010)等。
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应一分为二。客观上的确有些外资企业投资于低污染甚至于无污染行业,或引进先进技术、新产品、环境管理制度从而降低了污染。但是,如果据此否认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环境的负面影响则显然是不全面的。
今麦郎等三家外资企业2008年因污染环境遭环保总局点名批评;江苏盐城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喷涂车间排放出的油漆废气的污染,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和身体均造成了严重影响,导致当地居民对其进行了长达5年的污染投诉;康菲蓬莱19—3号油田溢油事件造成了渤海湾高达5500平方公里污染面积,使渤海海洋生态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大量养殖户及海洋渔业损失,而且从长期来看,在海底的油积泥会在较长时间里影响海洋生态环境,存在油积泥中的有毒物质会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从这些典型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不遵守我国的环保法规以及意外事故的发生,客观上对我国环境造成了污染。但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最主要的影响表现在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污染排放水平较高的制造业。外资直接投资于主要严重污染密集型行业(mpiis)的比重较高,如造纸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等,2010年其资产份额占该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45.47%、34.97%和33.56%。
2.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处于不受根本威胁的状态。一般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内涵方面主要包括金融安全、资源(如石油、粮食和人才)安全、产业安全、财政安全、信息安全等。
(1)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股份制企业占外资企业的比重由1990年的25.3%上升到2010年的80.8%,这说明外商取得企业控制权的倾向明显。外商在取得企业控制权的同时,对市场的控制权明显加强。目前外资对我国第二产业即工业的市场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ccnews.people.com.cn/GB/10975596.html),超过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0%,一般行业为30%,少数竞争性行业为5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到76.63%,远远超过50%的警戒线。同时,目前我国评价产业安全的指标体系中的技术依存度和资本对外依存度这两个重要指标较高。技术依存度过高反映出我国某些行业的核心技术仍然被国外所掌握,存在着较大的不安全风险。而资本对外依存度高,一旦外资撤离而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及时注入,将危及产业的生存安全。
外商投资企业在逐步垄断我国市场的同时,还通过并购控股中资企业后减少中方品牌宣传费、减少或中止技术开发投入、降低产量等手段,使国有品牌渐衰落甚至消失。这一点在洗涤用品、移动通讯、饮料等行业尤为突出,例如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中华”牌牙膏、“美加净”化妆品、“熊猫”彩电等。
(2)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导致税收的流失。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关联交易,高价从国外关联公司购入原材料和设备,低价出售其产品,从而转移利润,造成我国税收的流失。二是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因为企业做大做强急需资金或是出于管理者持股的目的,引入外商“战略投资”。在此过程中为了能够引进外资,不惜降低引资条件、低估国有资产价值、高估外商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价格,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如原大连电机厂曾是我国最大的电机企业,生产规模、质量和技术国内领先,Y系列、Y2及派生系列产品在国内的机床、通用机械、冶金、轻工、纺织等行业有良好的信誉,市场占有率很高,20%多的产品出口。上世纪90年代,由于行业不景气,加上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大连电机厂陷入困境,1996年与新加坡威斯特合资,大电机资产作价1亿元,中外各占50%股权。企业有人认为国有资产严重低估,至少应该是2~3倍。由于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合资企业连年亏损,导致一半以上职工失业,地方政府贴钱承担职工分流、银行债务减免利息,税收大量流失。
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企业的技术研发和竞争能力,造成人才和技术的流失,使我国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并引起通货膨胀,增强了国家对产业宏观调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等等,这些方面都将导致我国的经济安全面临威胁。
三、政策建议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指出:“优化结构,引导外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投向中西部地区。丰富方式,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境内企业兼并重组,促进外资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发展。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先进技术,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制度、经验,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优化投资软环境,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做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纲要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今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提出了要求。
1.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自1995年颁布实施至今到2011年第五次修订,17年间使用了5个版本,平均三年多修订一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目录》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和技术水平的变化,导致该限制的没有限制,该鼓励的没有鼓励。所以有关部门应在平时采取类似于海关公告形式随时对目录进行调整和完善,制定以保护环境为主的外资进入产业目录,以适时调整外资产业政策,有利于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方向,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前应及时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8
[关键词]日本；“一带一路”；经验借鉴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0143
1日本企业“走出去”的背景
日本企业“走出去”经过60多年的发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1年突破1000亿美元，跻身世界前列。那么目前日本境外企业“走出去”整体背景如何？下面将从境外投资流量、投资领域、投资行业分布和海外员工数量分别描述日本企业“走出去”的背景。
11日本对外投资流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日本对外投资金额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1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1000亿美元，此后整体一直保持低速增长，仅在2014年其投资金额首次出现较低程度下降。图1为日本2010―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基本情况。
图1日本2010―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2日本境外企业投资地区规模差异化明显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日本海外子公司有23351家，主要分布在亚洲、北美洲、欧洲等地，其数量占到境外企业总数的90%以上。2012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122355亿美元，其中对北美洲、亚洲、欧洲的直接投资金额占到总投资金额的80%以上。可以计算出日本境外的单个企业在北美洲和欧洲的平均投资规模均在为1110万美元，而对亚洲的平均投资规模为220万美元，这说明日本对北美洲、欧洲的平均投资规模远远大于亚洲。具体见图2、图3。
13日本境外投资非制造业领域较多，增长速度放缓
日本企业境外投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领域分布中，非制造业领域投资普遍较多，投资总量呈现增长趋势，并且增长速度变慢；制造业领域投资低于非制造业领域，两者数量投资相对均衡，且在2011年开始，对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呈现降低的趋势。具体见图4。
图22012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
日本境外制造业投资行业主要分布在食品生产和机械运输设备行业；非制造业主要分布在金融/保险和批发零售贸易行业。2014年日本境外制造业主要投资于食品行业、机械运输设备行业，分别占制造业投资总数的34%和16%，其次是铁和非铁金属、通信机械设备，分别占12%及8%。而非制造业主要投资领域为金融保险和批发零售行业，分别占非制造业投资总数的29%和24%，其次是通信行业和服务性行业，均占12%。其余行业占比在10%以内。
14日本境外企业雇佣本地员工的数量较高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12年调研的80%的境外企业数据显示，其境外企业员工数达558万人，雇员基本为当地人。
2日本境外企业服务体系的构建
日本境外企业经过60多年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日本形成海外企业服务体系，包括前期市场调研、咨询与信息服务、资金准备、风险控制、后期维护等方面，为日本境外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1日本在金融、保险、人才、投资等方面推出相关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打下良好基础
“二战”结束后，国际收支困难，外汇不足，日本面临着战后重建和发展经济的重任，为此组建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颁布立法，通过推进金融、投资、人才、保险等方面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
日本政府在1950年和1957年分别成立日本输入输出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以金融手段支持和鼓励一般金融机构为日本进出口、海外投资等提供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并借此加强日本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日本进出口银行还设有海外投资研究所，其承担着重要的情报咨询职能。
1956年，日本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1957年，日本追加了海外投资利润保险。
1959年，为了培养海外投资的跨国性人才，日本政府设立了海外技术人员进修协会，为民间技术人员到海外进修和调研提供经费补助。日本还设立专门的信息服务机构，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这类机构主要有以下四个机构：通产省所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1960年）、日本商工会议所（1878年）、日本贸易振兴会（1958年）以及日本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研究所。（1998年，日本贸易振兴会与亚洲经济研究所合并，2003年更名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1960年，日本内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目的是使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1969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下请促进法》，鼓励和帮助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下请关系。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系列化生产体制实现了产品的共同协调开发、生产的有机交易关系，形成了日本企业系列制的雏形。1969年，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外直接投资统治制度，通过《外汇与外贸管理法》第一次实施了对外投资自由化措施，在这种对外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日本对外投资正式开始了。
22日本通过oDa和“优惠金融”提供国家经济援助，改善境外企业外部经营环境
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把支持企业境外投资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实施了以经济援助“铺路搭桥”，政策性金融大力支持等一系列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境外投资的快速发展。
经济援助为企业对外投资“铺路搭桥”。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对外经济援助工作，除了以此修复外交关系和促进出口之外，还把经济援助视为对外投资、建立互信、解决双边问题的重要途径。政策性机构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优惠金融”。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持日本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3日本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化改变投资战略和修改法律，完善境外企业经营环境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分别经历了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危机时期和1985年日元升值三个阶段，日本开始降低对亚洲投资转而增强对北美和欧洲的投资，对北美的直接投资一度达到总投资的50%以上。
日本企业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到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将一批具有雄厚海外资金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作为对外投资的主体，同时带领日本的中小企业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投资。
为了确保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货币的稳定，出口业务的风险防范和形成新的贸易保险体制等，日本政府为此从1980―1987年先后修改了《外汇与外国贸易管理法》《关于外汇管理的省令》《出口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以支持日本企业走出去。同时，日本政府还成立了官民联合的境外直接投资促进机构。
24通过立法设立海外企业服务机构，为境外企业发展提供信息支持
2002年12月13日，日本颁布《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法》，决定按照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建立海外企业服务机构。2003年10月1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正式成立，主要负责日本贸易振兴事业，收集与亚洲地区经济合作信息，对亚洲经济进行综合基础研究，促进日本和亚洲地区贸易增长和扩大经济合作，充分利用总部（东京）、大阪总部、亚洲经济研究所以及70多家海外事务所、36家国内贸易信息中心的平台，为企业走出去后的发展提供服务，从而保障日本企业走出海外后能够正常运营。
3启示
通过对日本境外企业发展现状和日本海外企业服务体系分析可知，目前中国正处于将对外投资上升为国家战略阶段，以日本对外投资为鉴，对中国境外投资有以下三点作为借鉴。
31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应更多注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同步“走出去”，形成协同发展
2014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12312亿美元，境外企业有29699家，中国分布在各大洲的境外企业投资规模与日本相比相差较大，基本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日本对外投资规模分布欧美（1110万美元）国家基本为大型企业，亚洲（220万美元）地区为小型企业，形成境外企业互为协同发展，大企业关注主营业务，减少精力分散，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壮大企业实力。
32中国境外企业投资应注重制造业投资，核心技术投资
中国境外投资非制造业领域投资远远高于制造业，制造i投资增长率在降低，非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呈现增长的趋势。这说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注重轻资产，主要从事服务、批发零售业，不具备核心竞争力，所以中国应更加注重核心技术的建设。
33建立海外企业服务机构，为海外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借鉴日本企业“走出去”经验，中国尚未有保障“走出去”企业在海外正常运营和更好发展的企业海外服务体系。中国可以在提供政策法律保障体系、保险和税收优惠扶持以及金融和技术支持的基础上，通过设立海外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信息咨询等服务，从而构建完善的企业海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肖利秋“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1（5）：113-120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9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特点
(一)在全球外资总体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持续增长
中国对外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27亿美元(本文所述对外直接投资如无特别说明均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010年为590亿美元，其间年均增速超过55％。2007年以前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为1012亿美元，近三年就相当于过去累积存量的近1.5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排名也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5位。截至到2010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2588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超过100万。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07年达到1.9万亿美元后逐步下降，2008年全球外资同比下降了14％，为1.7万亿美元；2009年全球外资下降37％，为1.11万亿美元，2010年全球外资则增长约1％，为1.12万亿美元。各主要国家外资近三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仍然保持近年来的增长趋势，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分别同比增长14.2％和36.3％。
(二)总体尚处于初级阶段，但经济社会效益不断提升
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水平还不高，但近年来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速度不断加快。2002年底以前中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累计已达6960家，当年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仅772亿美元。到2009年，经核准设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约13000家，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为4420亿美元，企业存量仅比2002年底增加不到一倍，但销售收入比2002年增长近五倍。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情况大体是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亏损。中国境外企业在经济效益不断提升的同时，社会效益也逐步得到提升，尤其在促进当地就业方面一直发挥积极作用，2009年中国境外企业纳税就达106亿美元，雇佣外方员工43.8万人；同时中国企业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当地的社区建设，做好各类公益服务。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本身经营压力和财务压力较大，但在开展对外投资经营的同时仍然认真积极履行在当地的社会责任。例如，中冶集团在巴基斯坦为投资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无偿提供医疗设备及服务，捐助当地的教育等。
(三)香港地区成为对外投资主要目的地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至2009年底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达1855亿美元，占比超过75％。而在亚洲地区，则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按投资额计算，到2010年底，中国境内企业对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占对亚洲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超过80％，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超过60％。此外，对开曼群岛等自由港的投资存量占对外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近20％。
(四)投资领域多元化趋势更加显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已经从过去以贸易服务和小型加工为主逐步发展到能矿资源开发、交通物流、加工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目前在商贸服务、采矿、制造、交通物流等方面的投资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多元化趋势日益显著。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含金融类)总存量中，商业服务类约为30％，金融类约为20％，批发零售业和采矿业则各为15％左右。
(五)投资主体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扩大
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虽然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对外投资主体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民营企业及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对外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
(六)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形式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化，绿地投资、租赁、跨国并购、战略联盟联合投资等多种方式并存。其中绿地投资最多，租赁较少，并购发展较快。今后，对外并购的不断增多将是发展趋势。2003－2007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量的1/3以上，跨国并购金额增长了100多倍。2009年和2010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投资分别达到175亿美元和238亿美元，均占当年对外投资量的40％。
(七)低比例参股、换股的合作投资不断增多
在国内加工能力盈余而上游资源缺乏的行业，一些中国企业为建立稳定的上下游供货渠道，在不寻求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的前提下，以低比例参股国外上游企业的形式对外投资合作。此外，为了相互借助对方的社会资源，更顺利进入对方市场，合作双方采取互换股份、相互参股的形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投资方式也不断出现。这两种投资合作方式降低了风险，避免了国外敏感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变化而带来的非商业性因素的干扰，有利于实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前景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
金融危机虽然已逐步远去，但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复苏将是长期渐进的过程，采取收缩战略、相对集中主业，仍将是许多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同时，金融危机使各国加强了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和风险防范，但对产业资本的争夺更加激烈。由于中国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的良好表现，使许多国家更加重视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
这些因素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得以拓展，全球化经营的机会进一步增加。中国企业在寻求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会逐步从生产制造向生产链的前端(包括品牌、研发、设计、资源勘探等环节)和后端(包括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延伸，培育自主品牌，增强自身的产品研发能力、营销能力、跨国管理能力，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和投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是通过对外投资开展品牌合作。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部分国际知名品牌的持续经营压力增大。中国企业通过与国际知名品牌的合作，既可以发挥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扩大整体市场容量，同时也可以使国际品牌持续稳定经营。
二是通过对外投资开展技术合作。金融危机过后很多经济体出现市场萎缩，迟滞了企业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步伐。中国企业通过与国外先进技术合作，既可以提升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外研发机构在市场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
三是通过对外投资开展各类境外资源开发合作。虽然当前矿产资源价格和该类公司股票价格大都比金融危机爆发时有不小的反弹，但全球资源类产品的需求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恢复增长，同时资源类项目开发往往周期长，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因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资源开发合作，既实现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也分担了开发项目本身的风险，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首先，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对象国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额相对较多，相对于市场体系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变化相对较大，特别是在一些极不发达地区，投资项目受当地政经形势变化的影响较大。
其次，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同时一些国家对于投资的限制措施日益复杂，特别是在战略性、资源性、高新技术行业以及当地著名公司的股权投资上，一些国家提高了审核批准的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再次，中国企业实力还相对有限，全球投资经营基础还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大部分行业的规模集中度较低，产业链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例如中国冶金行业前十位的钢铁企业占全国总产量的40％，而发达国家本国前四名企业就占全国总产量的60％。
最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人才队伍建设和有关对外投资合作的中介机构还处于逐步发展成熟的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才能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
一是市场风险。全球经济的复苏过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球需求的持续恢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带动经济新一轮增长的技术动力尚未完全形成。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需要对行业内的全球需求有更准确的判断，对当地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市场需求的波动和社会问题引发的工会等非政府组织抵触都会对对外投资的成败产生决定性作用。
二是经营管理风险。中国企业大都缺乏全球化经营经验，对外投资对企业全球营销、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和财务支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对外投资企业缺乏良好的经营管理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就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
三是产业链风险。由于中国企业大都缺乏对全球产业链前端的控制，往往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受制于上游企业的制约，缺乏产业链扩张能力，在面对产业链上下游谈判中往往缺乏主导性。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影响能力大小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外投资的成果。
四是汇率风险。金融危机过后汇率波动更加剧烈，美元和欧元币值不稳定趋势更加明显，其中美元指数就从金融危机初期的71左右上涨到90左右的阶段性高点，随后又回落至75左右，至今仍在75-85之间不断震荡。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仍以美元和欧元进行结算为主导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面对外汇汇率波动加剧的风险。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加了不确定性，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财务能力；但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又会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完成后产品销往国内，会随着时间推移将初期由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投资溢价逐步平滑掉。
五是融资风险。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会面临项目融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度较大，缺乏必要的信用担保，容易由于缺乏充分的融资保障而导致项目投资“搁浅”。
六是文化风险。由于企业对外投资会遇到本土化的问题，能否更充分地了解当地的文化，融入到当地的人文当中去，也是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已经产生的失败案例中，就有部分中国企业缺乏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和融入，缺乏本土化思维，进而导致投资项目难以获得成功。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前景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外资流动2011-2012年将可能逐步恢复到1.6万亿美元以上。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中国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需求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得到释放，预计“十二五”末期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超过1000亿美元。
其次，能矿资源投资合作继续保持，部分有集约优势的制造业逐步向境外转移。尽管全球经济有所复苏，但是能矿产品的长期需求并没有得到完全恢复，部分国家仍希望与中国企业在能矿开发上开展投资合作，风险共担，互利共赢。同时随着国内成本不断上升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内具有集约优势的制造业将会出现向境外有序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将会逐步增加。
第三，并购投资将稳定增长，比重会进一步扩大，有全球影响力的并购投资个案会逐步增多。金融危机过后的全球市场需求复苏仍相对缓慢，部分跨国公司或国外本土企业寻求资金支持便成为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的最好选择。而中国公司一方面现金流充裕，一方面对品牌、技术、资源有着强烈的渴求。此种情况下，并购投资无疑是实现双方潜在合作需求的一种良好方式。可以预见，今后诸如中国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轿车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个案将会增多。
第四，对香港地区的投资仍将保持较高比例，与中国签订自贸区协议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可能出现较快增长。香港地区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在融资、海外投资保险、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企业仍将继续利用该地区的便利条件开展全球投资经营，对其投资仍将保持较高的比例。同时中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自贸区协议特别是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后，部分中国企业有通过自贸区规则输出设备、技术、制造能力的需求，进而促使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会出现较快增长。
三、建立与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
(一)以政府为主导营造对外直接投资的友好环境
一是营造互信的政治环境。不断加强与各国的政府间高层往来和沟通协调，通过联合公报、联合声明和双边协定等方式加强和稳定已有的双边外交和经贸关系，保持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政治环境稳定趋好。
二是营造优惠便利的投资贸易环境。政府应加快完善多边、双边的投资合作机制，通过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经济合作、社会保险、检验检疫、劳务签证等政府间协定，努力为对外投资企业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企业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多边、双边固定机制可以将有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诸如不公平、不公正问题同投资对象国政府进行协调。在双方政府的密切合作下，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境外经济合作区，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规划和要求，兴办符合当地需求的产业园区。
三是营造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政府要通过会谈、专访、论坛演讲等方式引导国际舆论，努力减少各类经贸摩擦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中国在外投资企业在守法经营的同时，还应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积极扩大当地就业和履行社会责任，并积极主动地同当地工会、媒体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沟通，不断展示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提升当地对中国企业的认知度和接纳度。
(二)以政策为支撑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
一是要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适时推出《对外投资管理条例》，促进对外投资管理进一步规范化。
二是要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促进机制。逐步完善已有的对外投资企业申报备案制度，促使更多的企业在对外投资项目实施之前，向有关政府部门通报情况，并提前了解相关情况，规避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充分利用现有的对外投资促进渠道和资源，建立充分有效的统一协调机制，将产业政策制定、投资项目申报、外汇管理等环节予以统一协调，提高对外投资促进的效率和效益。
三是要加大对外投资的财政支持力度。目前已有的对外经济技术专项资金等支持的项目总量相对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中的前期费用补贴和贷款贴息。在整合对外经济技术专项资金等促进对外投资资金项目基础上，尝试建立对外投资促进专项基金。通过建立对外投资促进专项基金，既包括对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项目前期费用和贷款利息进行直接补贴，也包括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建设、中介机构支持、对外投资人才体系建设等资金支持。
四是要构建海外投资促进网络，提升政府服务企业“走出去”水平。在已有双向投资促进合作协议和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在主要投资对象国逐步建立海外投资促进体系，构建投资促进网络，以投资促进机构作为桥头堡搜集信息、引导投资、提供相关便利化服务。同时，加强支持相关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发展，逐步完善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财务、工程技术咨询等服务体系，支持行业协会和商会发挥自律、协调等多项功能。
(三)以企业为主体创新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方式
一是要引导中国大型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布局，形成对外投资战略性产业集群。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与国外企业开展合作，尤其是关键部件、关键环节和关键资源上推进国际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加大与国外在油、气及重要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的合作；进一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鼓励制造型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完善营销网络，打造品牌，推动企业产品结构调整；进一步鼓励企业在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扩大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
二是支持部分企业在国际重要市场建立战略支点。通过在一些国际重要产业集聚的区域建立中国企业的分支机构，尤其是若干优质中国企业的分支机构，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国际市场对中国企业的认知程度，逐步促进有关产业和市场接纳中国企业，有助于加快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
三是要加快金融企业“走出去”，以金融企业带动非金融企业加快对外投资步伐。通过鼓励有条件的金融企业不断“走出去”，在海外开展各项业务，特别是投行类业务，一方面可以为国内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融资、咨询等金融服务，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部分金融企业的进入，有助于提高投资的品牌效应，弱化投资对象国存在的不利因素。
(四)以社会力量为载体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障能力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1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显著成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给国内宏观经济带来利益的同时，亦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将重点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突出问题，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加速增长的势头。2012年全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746.5亿美元。而当前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点有：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稳步增长，且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截止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可达4247.8亿美元，比上年同比增长33.9%。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的基本思想在于，一国净国际直接投资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流量与存量在未来还将继续有所增长。
2.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向多元化趋势发展，跨国并购成为最主要方式。2011年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72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4%。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由早期成立合资公司和新设立海外子公司为主逐渐变为跨国并购，并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3.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仍集中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但非国有企业比例有上升趋势。虽然国企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但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2011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为62.7%，较10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4.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我国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及拉美地区。截至2011年底，我国有超过1.35万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企业1.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247.8亿美元，遍布177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72%，其中亚洲和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所占比重最高，可达76.9%。
5.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海外投资集中于租赁，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据商务部数据统计分析，2011年，商务服务业和租赁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到全年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70.8%。
二、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存量小。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到世界对外直接总投资的2%。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规模明显偏小。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结构不合理。我国海外投资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非国有企业等民营企业实力明显不足。因国企在投资经营活动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在海外市场竞争中缺乏市场化运作的经验等，其在海外直接投资中竞争力低下且经济效益不高。而民营企业普遍缺乏全球竞争意识，加上政府的扶持鼓励不到位，阻碍其海外扩张的步伐。
2.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区域结构存在不合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密集，而欧洲，大洋洲及北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少，仅达到18.8%。对外直接投资分布过于集中会造成我国境外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不断加剧，不利于企业长足发展。
3.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行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度偏于初级产业，其投资领域多集中于附加值低，科学技术含量不高的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对高附加值以及高科技含量领域的海外投资，致使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不高。
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政府职能缺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缺乏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宏观规划，目前海外直接投资多是自发行为，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集中和投资结构初级化。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滞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存在不规范弊端，管理部门审批效率低，且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过程中存在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海外投资管理监督工作的现象。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长足发展的政策措施
虽然我国境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明显成效，但企业在海外投资扩张道路上面临着重重障碍。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稳较快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的艰巨任务。
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
为优化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分布结构，使境内企业真正参与海外投资扩张的竞争中，政府必须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统一管理，给予其税收支持和资金优惠政策，积极鼓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扩张，引导海外投资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等。
企业树立全球竞争观念，积极“走出去”
从境内企业自身来看，在政府积极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企业应树立全球化竞争意识，加快走出去步伐，最大化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努力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改变传统的竞争观念，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实现企业长足发展。
结束语
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稳较快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与企业自身发展也密不可分，也与国内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化改革紧密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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