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均衡理论篇1
关键词：一般均衡供需平衡不完全竞争
成熟稳健的中国广告
目前的中国广告市场，是一个具有成熟稳健发展风格的市场，拥有完备的市场组成要素，极具发展空间的市场容量，以中国网络广告市场为例，艾瑞咨询在2010年1月的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突破200亿元，相比2008年同比增长21.2%，发展速度和空间容量惊人，广告市场中价值运行及其规则逐渐成型，商品市场的关系日渐明朗化规范化，中国广告将会迎来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中国的广告市场会具有这样的优势，首先来看看中国广告的发展轨迹：
萌芽――新中国广告的春天。1983年12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广告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广告协会的成立，在团结广大广告工作者，协调各方面关系以及推动行业自律等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广告业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发展――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和中国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广告又呈现了以下四种趋势：（1）京沪粤占据“半壁江山”；（2）专业广告公司与四大传统传媒“平分秋色”；（3）国有企业与各类综合企业“两军相当”；（4）私营企业占专营广告公司的“半边天”。①
从这个阶段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广告的本质变化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从伴随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崭露头角，到专业化、市场化的私企经营，并与国有广告公司分庭抗礼，都显示了中国广告的新生活力，中国广告自此也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使得中国广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接受市场的洗礼。
新趋势――融合。如果说四大传统媒体给广告以生命空间，那么新兴媒体与广告的有机融合则是中国广告生命辉煌的延续，也是中国广告市场得以稳健发展的契机。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普及宣告了新媒体时代的来临，3G时代更加剧了新媒体的平台融合化趋势。
以上是对中国广告发展脉络的思考，从中可清晰地看到中国广告市场的今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几代广告人的探索，经过中国经济社会的时代变迁，而在变迁中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
为什么中国广告市场有这样的特点呢？先抛开科学数据定性的分析，用中国传统智慧中庸来分析，在《论语――小戴礼记》中中庸被解释为三大准则：一执中守正，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二折中致和，执两用中，和而不同；三因时制宜，与时俱进，通权达变，随机应变。中国广告的市场化遵循着这个传统理念，比如根据我国《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2003年底以后，中外合资广告公司允许外资控股，但股权比例最高不超过70％；2005年12月11日起经审查批准，外资可以在我国境内投资设立全资广告企业。中国广告面临的形势是广告业的全面开放，此举中国广告业的格局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外资广告企业进入中国的条件有三：一是独资或合资双方必须是以广告为主业的企业；二是投资总额（注册资金）不低于30万美元；三是引进先进设备，培训中国广告从业人员。从中可以看出允许国外广告经营的渗透，并运行适合中国广告发展特有的经营体制，在开放的广告市场中，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是顺时而动的。
从上面对中国广告市场的整体宏观分析，广告市场的良性发展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就是广告市场内部各个要素的既得利益达到均衡，那么它们是如何达到均衡的，并且这种均衡的状态如何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对发展中的广告市场有什么宝贵的启示，我们将用均衡理论来分析目前的广告市场。
美国广告之路的借鉴
在对我国广告市场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前，有必要看看广告的龙脉之地――美国的广告市场之路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综观美国广告业的发展，aiDa理论，USp理论，Bi理论，BC理论，CiS理论，R.o.i，定位理论，imC理论，tG&aL理论，CS理论，这些广告学中经典的理论至今为人们所探寻追求。先抛开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从市场环境入手，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市场背景，美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出现了每个经济时期必然出现的问题，例如，在二战后，人们的需求逐渐增加，市场逐步恢复并繁荣起来，大众化的消费时代到来，尤其是电子媒介广告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告的运作方式，为了顺应这种新的变化，罗瑟・瑞夫斯的USp理论得以完善和推广，这个理论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主张在广告的运作过程中必须提出独特的销售主张，解决了商品同质化的问题，但是由于广告内容变化较快，不利于塑造整体化的品牌印象，针对USp理论的不足和市场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世界著名广告公司奥美的创始人大卫・奥格威提出了Bi理论，Bi理论认为广告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培育和发展品牌,给顾客一种稳固清晰的印象。这一理论的出现，突出了广告塑造品牌形象方面的功能，提升了广告策划的高度，但仅仅强调广告的品牌识别功效，拒绝广告的商品信息，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20世纪60年代，强调塑造企业整体形象的CiS理论开始在广告界流行，通过统一的视觉识别设计，予以视觉化、规范化、个性化和系统化，有效地弥补了之前理论的不足，包括以后的imC理论、CS理论都是逐渐升级而形成的，所以美国的广告理论之所以如此丰富，缘于美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
均衡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广告市场的现状：1.媒体广告保持高增长，新媒体广告市场份额逐年加大；2.广告营销价值凸显，营销属性加强；3.广告产业投资价值看好，合作收购力度加大；4.广告产业创新速度加快，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不断涌现。总体而言，广告市场基本上趋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广告市场要素包括广告主、广告公司、广告媒介、广告受众，同时，均衡的广告价格是在广告的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同样，要素市场的均衡也是由要素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的均衡，先要搞清楚广告市场的类型，需要几个参照点：1.市场上厂商的数目；2.厂商所生产的产品的差别程度；3.单个厂商对市场价格的控制程度；4.厂商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的难易程度。前两个因素是最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从以上几个标准来判断，中国的广告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因为中国的传媒或多或少还存在着一定的垄断现象，使得广告产品的营销也存在着一定的垄断。我们追求的是在目前不完全竞争的广告市场下，能够使得广告价格、广告需求、广告供给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概念，这样中国的广告市场才能健康稳步地发展，什么是均衡呢？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是寻求在整体经济的框架内解释生产、消费和价格。一般均衡是指经济中存在着一套价格系统，它能够使：（1）每个消费者都在给定价格的情况下提供自己所拥有的投入要素，并在各自的预算约束下购买产品来达到自己的消费效用最大化；（2）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价格的情况下决定其产量和对投入的需求，来达到其利润的最大化；（3）每个市场（产品市场和投入市场）都会在这套价格体系下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当经济具备上述这样的条件时，就是一般均衡。这套价格就是一般均衡价格。按照这个均衡理论，广告市场要想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需要以下几个要点：（1）消费者均是理性消费者，广告在消费者面前仅是需要时做的参考；（2）广告价格在一定的时期内，是保持稳定的；（3）由于广告既是产品，又是商家作为投入资本之一，广告价格在一定时期稳定，就会保持整个广告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那么，我们要追求的健康稳健的广告市场仅仅通过稳定的广告价格就可以实现吗？答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价格、供求、竞争三驾马车铸就广告新时代
投资大师索罗斯说过：要想和市场打交道，必须先学会忍受痛苦。这说明市场充满着竞争、沉浮，广告市场也不例外，我们现在追求的均衡状态，是从根源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广告市场机制，广告市场的各个要素，包括价格、供求、竞争之间，互相联系、制约，各自发挥功能。笔者认为要做的有三个方面：（1）建立广告正规的价格机制。价格机制能调节生产和投资的方向及规模，调节商品的供求关系，消费需求的方向和结构，收入分配，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价格与价值既相背离，又趋于一致，这是价格机制作用的实现形式。广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以创意的形式借助媒介渠道，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功效，因此考虑它的价格不能仅从价值考虑，还应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广告本身是将商品的真实价值展现，并挖掘更高层次的价值，一则优秀的广告不仅要告诉消费者需要的商品是什么，更要提醒消费者是否还有更多的需求呢？这样就使广告本身的价值高于广告本身带来的效益，也就是广告带来的效益远远超出了广告的价格，在无形中创造了更多的商机，这就是广告价格为什么既要与价值一致，又要与之背离的原因。（2）建立灵活机动的广告供求机制。供求机制可以调节商品的价格、商品的生产与消费的方向和规模。供求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供求关系能够灵活地变动，因为供求关系在不断变动中取得相对的平衡，这是供求机制作用的实现形式。广告的供求要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还要考虑到商家的需求。(3)建立充满活力的广告业竞争机制。行业内竞争机制是指在市场经济中,广告主、广告公司、消费者等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相互展开竞争,由此形成的经济内部必然的联系和影响。它通过价格竞争或非价格竞争,按照优胜劣汰的法则来调节市场运行。目前我国的广告业竞争可以说是一片红海，到处都是直销式的叫卖和强加于人的接受，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有几点可以参考：1.改变广告商做完广告之后就与广告主脱离关系的局面。广告之后，消费者接受程度如何，社会舆论如何，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益，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所要承担的责任有哪些，这些广告商应与广告主同时承担，从而增加自身的信誉度。2.imC即整合营销传播的应用。在广告业界中，往往只重视产品最后的宣传，其实更应该在整个传播环节上整合产品可以向消费者传递的信息，这样既可以节约传播成本，又能在恰当的传播媒介中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3.创意，还是创意。广告大师李奥・贝纳说：我们生活的真正目的，便是透过创意和点子，为客户塑造商誉并不断开创销售佳绩。这里的创意既包括广告的创意，更包括在市场传播上的新方式方法。当然，要真正做到完全的市场均衡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现有的广告市场呈现出类型的特点，对症下药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均衡收益，真正持续的收益
均衡到底能带来什么收益，所做的有关市场经济的分析，都是在一个前提下进行的，那就是有限的资源和人力。物力、财力都是需要不断追求的资源，在有限的资源下，能见证什么奇迹呢？我们致力于将有限的资源发挥最持久的经济效益，这就是均衡的终极意义。如何能达到这样的效益呢，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城一池的成果，而是使整个中国广告业行进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使得广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最佳状态。广告主、广告公司、广告商、消费者都能够在这样的均衡条件下，达到利益的双赢。
注释：
①范鲁斌：《中国广告2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经济学均衡理论篇2
一、引言
自从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供求均衡价值理论后,这种理论很快就使当时新兴的奥国学派边际效用价值论失去了光芒,并且基本上主宰了西方经济学达40年之久。马歇尔发明的由两个刀片的剪刀演绎而成的供求均衡决定理论被磨练成了一种万用工具,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其他经济学家对供求原理也是推崇有加,至少近两百年就有人明确称其为政治经济学中首要的、最伟大和最普遍的原理。[1]344目前,供求均衡决定论的这一核心地位至少在初级教科书中继续保持,以至于后来有经济学家戏称,一只鹦鹉只要学会了“供给”与“需求”两个词也就成为了经济学家。
然而经济学家的这种视角已经发生改变。在时髦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供求均衡决定论已经基本上让位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回归并升级为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范式。这种转变从对经济学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出来。经济学定义从“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到“研究经济主体行为之科学”的转变,突出了经济学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视,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纳什关于非合作博弈的两篇经典论文的发表,博弈论这种适合于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方法随之被引进经济学,经济主体相互博弈达到均衡的思想充满了整个经济学界,甚至有人号称要用博弈论来改写整个微观经济学。[2]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微观经济学这种分析视角的转变,分析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转变的原因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引起国内学界对后一种分析方法的重视。
二、供求均衡决定论的内容及其意义
所谓“供求均衡决定论”,包括“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两个部分。莱昂·瓦尔拉斯在1874年4月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被公认奠定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基石;而马歇尔则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利用特定时期的特定商品为研究对象,巧妙地提出了局部均衡理论,取代了难以实际应用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是无论是一般均衡理论还是局部均衡理论,其核心均是研究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相互作用的规律,从本质上讲两者是一致的。[3]
归纳起来,供求均衡决定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供求法则来概括,即:供给价格与供给量呈正相关关系,供给曲线的走向不言而喻地表现为右斜上扬形状;而需求量则与其价格负相关,需求曲线则表现为单调递减曲线;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之处达到市场均衡。其数学上的表现形式则为:?坠Xd(p)/?坠p<0;?坠Xs(p)/?坠p>0;Xd(p)和Xs(p)分别为商品的需求与供给函数,供求均衡时Xd(p)=Xs(p)。
虽然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等都给出了这些曲线特征的理由,但是这种供求法则最初主要还是来源于一种经验性的常识。萨缪尔森在论及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原理时就指出“常识和细致的科学观察表明,人们购买一种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它的价格”。[5]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初级教科书在讲述供给与需求原理时,都是从需求表与供给表出发,进而得出供求曲线。但是无论是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由于其图形二维化的原因,都只能考虑量与价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在讨论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时都讨论了影响供给或需求的其他因素,但在讨论市场均衡时都将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综合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平行移动,而着重考虑了价格对数量的影响。供求均衡的过程便呈现出蛛网状特征,因为供求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以价格信号的方式传达给另一方,从而引起另一方的变化,后者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前者,而且一般认为这种呈蛛网状的传递是没有阻碍的。久而久之,在市场均衡讨论中即使注意到例如收入、成本等其他数量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价格也是最着重考虑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也称之为价格理论。
供求均衡决定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供求曲线图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供求曲线图作为经典保留下来,即使是最新的萨缪尔森与曼昆经典教科书中也不例外。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便是按市场分类安排篇章总体顺序,首先介绍产品市场,然后是各类要素市场,其思路便是试图用供求曲线图这条“纲”把所有要素串连一体。
供求均衡决定论这种分析视角被经济学采用,在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奠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没有供求决定均衡的分析思路,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也不会有消费者剩余与厂商剩余概念的产生,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影响。供求均衡决定的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不仅仅由于其被经验广泛地认同,而且还因为它有着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尤其是其在数学与几何上的简洁、清楚的完美形式,更令经济学家着迷。
三、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转变
但是从很多迹象中都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供求均衡决定的这种视角到20世纪后半期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价格在对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所起的刺激作用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或者说经济主体对价格刺激的反应没有想像的那么敏锐。这不仅仅在于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许多行为中并不存在着价格这一变量(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囚徒困境”的分析了),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分析中的三个重要前提假定受到了挑战。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暗含了这样三个基本前提假定:(1)市场中不存在不确定性,因而决策的供求双方是完全理性的;(2)个人决策是价格参数和收入条件给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不影响他人也不依赖他人;(3)市场信息充分且无成本。[4]第一个假设与到处充满着风险的市场现实相差太远,决策双方往往表现为有限理性,寻求次优结果以达到令自己基本满意的状态,而往往不是寻求最优。第二个假设在分析寡头市场时受到了挑战,因为寡头之间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寡头市场中不存在像完全竞争市场中那种完全受自身产品价格影响的供给与需求曲线,而只存在受多方决策影响的反应函数,无论是各方寡头产品的价格还是产量,都是博弈后共同决定的结果。因此几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的新版本在论述寡头市场时,均无一例外地引进了博弈论,在供求均衡决定论思路不受到冷落的古诺分析问题的框架也得到了延续。再有,经济主体在受到价格刺激之后为达到其自身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而是否能够、愿意和知道如何做出反应,来调整其行为。例如当劳动力供给增加时,厂商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而无法降低工资;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即使市场价格已经改变,厂商也不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存在,经济行为主体并不一定知道如何针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其最优的选择可能就是选择不变。因此,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了诸如价格刚性、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这些影响反应机制而不是影响刺激机制的因素普遍存在时,他们的兴趣便从供求曲线图转移到了研究经济主体行为上。事实上,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思路的深化已从广泛的领域和多层次体现出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西方著名大学经济学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转变可以看出这种基本范式的转变。以牛津大学为例,1988年其微观经济学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消费者理论与生产理论(包括不确定性);二是市场与均衡;三是福利经济学;四是企业理论。但是到了1990年,则增加了博弈论、信息和合同理论两个必修部分。克瑞普斯在1990年出版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程》是1991年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被相当多的欧美名牌大学选为研究生课程教材,其中“非合作博弈”的内容共有219页,而且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也与博弈论的思想有关,博弈论已经进入课程的核心内容。这至少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转向个体,放弃了一些没有微观基础的假定,如消费函数及其投资函数,经济学转向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竞争与合作的研究。[6](2)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新突破,基本上都是借助于经济基础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范式。众所周知,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几乎给微观经济学做了总结,整个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远不如宏观经济学,但是有两个领域是例外的,一个是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另一个便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的一系列发展①,这两个领域的新发展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版图得以扩张,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建立在传统的供求均衡决定论的范式基础之上的,而是更加着重分析了经济主体的行为。(3)宏观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中借鉴的供求均衡决定论在分析宏观问题时也遇到了困难,从而导致粘性分析和惯性通货膨胀理论的产生。机械的供求曲线图是无法反映粘性价格和通货膨胀之特征的,这些只有从理性经济主体行为方面分析才能得到解释。
四、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之比较
在将经济主体分为传统的消费者和厂商的基础上,通过图1可以分析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联系。图1中方框i代表了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思维,消费者或厂商在一定的收入i或成本C的约束下,消费或生产商品量以使得自身效用U(X)或利润л(X)达到最大。其中p为商品的价格,F(X)为成本函数。而方框Ⅱ代表了供求均衡决定论的思维。其中Xd(p)和Xs(p)分别为商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当两者相等时,可以得出市场均衡时的价格p和产量X。
i和Ⅱ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商品需求函数来源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则表现为商品的供给函数。消费者与厂商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相互博弈表现为供求相互作用而最后达到均衡。由此可见,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供求决定均衡只是供求双方博弈得到市场均衡变量的一种分析方法,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已逐渐被博弈论这种新方法取代。
因此在经济学里,如果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不仅仅只有收入i和成本C,而且还有其他因素,经济主体所要追求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则可以用简明的优化模型概括经济主体行为模式:maxR(X),X∈S。
其含义是,经济主体在一定的集合约束条件S下,使自身利益R最大化。X∈S是指X受条件S(包括价格分量p和其他变量例如信息的向量)的约束。当经济主体是供给者时,X代表供给量;当经济主体是需求者时,X代表需求量。对每一个经济主体,上式可以确定一个解集合,相应地也得到一个价格p的集合{p}。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价格p的集合{p},能够满足上式的优化条件。当然,从理论上讲,{p}也可以是空集,也可以存在惟一元素,还可能是无穷集合。市场上所有经济主体价格分量解集合的交集∩{p}也就是市场价格。而且其中的约束不仅仅包括价格,还包括其他的非数量约束,所有的这些约束S可分为资源约束、制度约束和市场约束。资源约束大体上相当于经济学上的预算约束,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财富和收入;制度约束包括法律、法规、道德等因素;当个人进入市场后,其他主体行为模式对该个人构成一组市场的约束。新古典主义传统下的供求决定论将市场约束综合为一个参数:价格。因此,消费者行为归结为在一定收入和价格约束下,最大化自身效用。而现代一般均衡理论强调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博弈论直接以个人选择行为作为研究主题。在这些情况下,市场约束是多维的,而不是单纯的价格约束。[7]
通过上述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1.在供求均衡决定论中,价格水平(和产量)变化表现为供给曲线或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点的机械移动,一切影响价格的力量都通过且只通过供求发生作用,这实际上排除了供求框架以外影响价格运动的因素,包括价格粘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以及预期等等,而在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中,这些因素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考虑。
2.供求均衡分析也必须归结到经济主体行为过程才能得出实在的结果。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二者的移动及其相互作用都是经济主体决策规则的表现。换言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背后分别“站着”供给者和需求者。如果不“寻根究底”,供求曲线的移动与均衡的形成将归结为一种机械的几何或数字游戏。
3.反过来看,供求均衡决定论正是源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供求均衡决定论将经济过程归结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而追根溯源,供给和需求无非是经济主体的供给与需求,故而供求均衡实际上是从经济主体行为过程演绎出来的。如果说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是分析经济问题的恰当起点的话,那么供求均衡决定论则是该分析过程的中间环节。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实质上是微观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一般思路,而传统的供求均衡决定论只是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形式,但是这些特定条件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经常存在,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视角一般化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微观经济学基本范式从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这种转变,是经济学分析问题视角的一种回归与升级。国外经济学者这种经济学视角的转变比较明显,但是从我国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编排中还难以看出这种转变的有力证明。因此要在我国培养能够与国际经济学者相当的经济学人才,从经济学的教学中开始改变这种视角显得尤其重要。
经济学均衡理论篇3
关键词：研究对象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ontheStudyingobjectofinternationalFinance
一、问题的提出
界定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体系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的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观点。mauriceobstfeld&KennethRogoff，（2000）认为，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或者称之为国际金融）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发散。这表现在对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本身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和统一的分析框架，从事这方面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对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
在国内长期以来的代表性观点是：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经济的货币方面，也就是国际间的货币金融关系。如陈彪如在其所著的《国际金融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的序言中认为：“国际金融应以国际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既要说明国际金融活动的主要问题，又要阐明国际间的货币和借贷资本的运动规律”。钱荣堃在其主编的《国际金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的序言中认为：“国际金融研究的是国际间的货币关系和金融活动”。
对于这一观点，姜波克（1999）对其进行了批评，认为随着现实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形势的迅猛变化，有很多问题是在这个框架内难以解释，如国际金融学与银行学的关系问题；与现实情况的比照问题；与国际上学科发展的协调问题等[①]。基如此，姜波克提出，国际金融是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独立科学。内外均衡是经济在开放条件下面临的两个主要目标，这两者常常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因此如何确定开放经济条的内外均衡目标并进而同时实现它们，构成了国际金融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然而内部均衡的概念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诞生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之前的古典经济学世界，市场的力量将使得经济自动达到平衡状态，因而根本不存在内部均衡问题。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由米德提出，而在此之前，国际金融理论已经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内外均衡的冲突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因此姜波克将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内外均衡同时实现也是存在问题的。
本文认为，国际融理论是研究在内部均衡约束条件下的外部均衡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外部均衡的方案，包括政策规则、市场力量和制度安排设计。因此国际金融的研究对象是一国的外部均衡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讲到一国政府将努力实现四大政策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因而有人将前三大目标合起来成为内部平衡而将最后一个目标称为外部平衡。因此讲到外部均衡，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认为是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实际上，外部均衡概念是不断演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而作为研究外部均衡的国际金融理论随着其研究对象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
二、外部均衡标准的历史逻辑
(一)古典主义时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在早期各国的经济联系是以贸易为主，因此这一时期的外部均衡体现在贸易收支平衡上。而在理论上，最早涉及外部均衡问题的是重商主义，由于重商主义者错误的将货币等同于财富，因而重商主义者认为获取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发展对外贸易，求得贸易顺差，从而增进一国的货币财富，这就是货币差额论，主张尽量将货币保留在国内而不使之外流。而晚期的重商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被称之为贸易差额论，这比早期重商主义者大大的前进了一步，认为不一定要限制货币流出，只要有出超，国家就能积累货币财富。总之，重商主义者的外部均衡就是尽量取得贸易顺差，从而不断积累货币财富。
重商主义的这一论点受到古典主义者大卫·休谟（DavidHume）的反驳。休谟以古典货币数量论为基础提出了意义深远的价格—铸币调节机制（price—Specieautomaticadjustmentmechanism），来说明一国不可能长期获得贸易顺差。休谟认为，一国贸易收支如果处于不平衡的状态，那么货币黄金将会流入或者流出这个国家，在货币数量论的假设下，货币黄金的流动，影响一国的物价水平，从而改变着一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实际汇率，最终使得该国的贸易收支不平衡自动消失。因而休谟以其优美的理论的模型，驳斥了重商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论点，主张自由贸易，而黄金货币的国际自由流动是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唯一手段。
由休谟的分析所提出的问题，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一直主导着国际金融领域的著述。实际上影响一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除了相对价格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变量—名义汇率，但在金本位制的固定汇率时期，一直没有进入理论分析，直到金本位制崩溃。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各国竞相实行汇率贬值以期改善本国的贸易收支状况。而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法，从局部均衡的角度，得出了汇率贬值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即马歇尔—勒纳条件。虽然，其后一些经济学家不断的对其进行修正和扩展，结论也越来越复杂，但马歇尔—勒纳条件仍然是实际分析中的重要工具。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浮动汇率制和投资性国际资本流动的经验，使得实行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并且严格限制国际资本流动，因而这一时期的吸收分析法同样是以贸易收支作为外部均衡的标准，但它强调的从整个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去分析贸易收支问题。从凯恩斯四部门国民收入核算等式开始，吸收分析法将国内的居民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定义为吸收，因而如果一国的吸收超过本国的产出，则必须由国外部分来弥补，表现为贸易收支逆差，反之则表现为顺差。因此一国想要改善贸易收支，就必须求相对于吸收提高产出。吸收分析法对外部均衡的分析是基于19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及其经济干预哲学，因而具有相当鲜明的政策含义：即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移政策。由于在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中，价格是刚性的，因而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不起作用，同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是固定的，弹性分析法的结论同样不适用。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
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外部均衡的标准又回到重商主义者的老路上，那就尽量取得贸易顺差，以积累美元储备。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收支平衡标准
1950年代，随着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在二战后的逐渐崛起，其货币迈向可自由兑换，与此相伴的是国际资本流动不断的增长。历经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的稳定，人们似乎逐渐淡忘了国际资本流动这把“双刃剑”不利的一面，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它所能起到的为经常收支账户融资的作用。因此外部均衡问题表现为包含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以反映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央行的国际储备作为外部均衡，将“货币最重要”这以货币主义的核心观点贯穿到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分析上。货币分析法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实际上就是一国货币供求不平衡的结果，这种国内货币供求之间的缺口体现为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因此货币主义者主张，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的国家，必须紧缩国内信贷，减少国内货币供给。这一主张被广泛的应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国家。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及其在外部均衡调节上的思想，与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国内货币的紧缩以改善外部均衡。但是国内货币的紧缩对国内经济有紧缩作用，因而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都是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从而换取外部均衡的改善。这在古典主义的世界里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在工资价格充分弹性及货币数量论的经济学假设下，内部均衡将自动达到，政府根本就没有维持内部均衡的必要。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种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的外部均衡调节思想很难实行。这是因为19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一个民选的政府也必须维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政府在内外均衡的问题上有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这种尴尬的境地是以前的国际金融理论所无法解决的，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货币分析法。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基础性的工作由荷兰的经济学家首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出丁伯根给出，其理论精髓被总结在“丁伯根法则”中。在此基础上，米德给出了丁伯根法则一个实际中的一个特例，从而将丁伯根法则运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冲突的实际中。
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日益发展，蒙代尔在它的模型中给国际资本流动在内外部均衡调节中以重要地位。在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基础上，蒙代尔将其扩展到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的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它既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也为解决内外均衡冲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蒙代尔认为，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这两个政策目标，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工具，但是必须以货币政策来调节外部均衡，而一财政政策来调节内部均衡，因为货币政策在调节内部均衡时将会恶化外部均衡，而财政政策调节外部均衡的效果是不确定的。
虽然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代表了内外均衡调节的最高理论成就，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蒙代尔关于内外均衡调节政策组合存在两个重要缺陷：首先，它遗漏了关于国际资本市场中存量均衡的讨论，因为在模型中，蒙代尔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利率差别的唯一函数，因而只要存在利差，资本就会一贯的流动从而弥补任何水平的经常项目不平衡，而在现实中各国间的利率差别普遍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在外部均衡的标准上蒙代尔非常强调资本账户，而国际资本流动是利率差别的唯一函数，因此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只有通过提高国内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但是这既是一个挤出私人投资，又是依靠对外债台高筑的取得外部均衡的政策。因此无论是货币主义的以储备衡量的外部均衡标准—国际收支平衡，还是蒙代尔强调的资本账户的外均衡标准都存在缺陷。
（三）牙买加体系时期的汇率均衡标准
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鼎盛时期时，特里芬就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美元作为清偿力和对美元信心的“特里芬悖论”。而早在特里芬之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弗里德曼在《可变汇率论》中就主张通货汇率的自由浮动来调节国际收支，从而使得作为外部均衡标准的国际收支平衡自动实现，这样一国政府就可以致力于内部均衡，因而政府在内外均衡调节的尴尬境地将不复存在。而一些主张实行固定汇率制的经济学家如纳克斯论证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隔时期浮动汇率实践所带来的灾难。由此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劣的论战开始。
1971年5月，在一连串的投机攻击之后，美国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并在1971年12月使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特里芬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1973年开始，战后的浮动汇率制时代到来，这意味着在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论战中浮动汇率暂时占上风。然而19世纪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实践表明，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也并不意味着一国就不存在外部均衡问题，汇率的剧烈波动使得国际经济往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这增加了国际经济交易的成本，因此确定一个合理的均衡汇率水平成为浮动汇率制下外部均衡的应有之义。这一时期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浮动汇率时期发展的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理论的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充足发展。多恩布什的超条模型建立在价格粘性的假设前提下，这克服了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假定价格完全弹性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假定价格完全刚性的缺陷，从而开创了汇率动态学之先河。而汇率的资产组合分析法则将流量因素与存量因素结合起来并注意到不同资产间的不完全替代性。
19世纪80、90年代以来，有关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劣的争论逐渐被统一到一个新的理论中，即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表明，如果两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多个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如贸易量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自由流动程度）相当紧密，则他们之间采用固定汇率甚至使用共同货币优于实行浮动汇率，反之，浮动汇率优于固定汇率。欧元的诞生使得最优货币区理论由理论变为实践；而美元、欧元以及日元三大货币汇率的自由浮动则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反方向的证明。但是，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及1973年以来的浮动汇率实践经验表明：当各国只顾本国利益而“各自为政”时，任何汇率体系都无法良好的运行，包括欧洲货币同盟，而全球的平衡和稳定政策是任何国际货币体系成功运作的前提，因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应该成为各国直接追求的最终目标。1985年广场宣言公布以来，各国都努力在政策上采取协调合作的姿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将1985年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联合干预时期”，以区别于1973年以来的“牙买加体系”。
（四）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常账户跨时均衡标准
然而1973年以来的浮动汇率经验只对货币主义所力主的浮动汇率制提供了部分证实。首先在有限的资本流动性条件下，依靠浮动汇率使国际储备流动而自动达到平衡，基本上等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自动平衡。然而，有了储备以外的有效方法解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不平衡，理论上没有必要在短期内用浮动汇率来平衡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用不降低中央银行国外资产的国内向国外借贷的方法，完全能够填补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差额，这就是融资还是调整（Financingoradjusting）的问题，因为对于短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融资是较好的政策，而调整则是痛
苦的（在资源由不可贸易部门向可贸易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其次，经验表明，浮动汇率本身不能阻止既大而又持久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不平衡的出现。同时，由于国际资本流动问题日益突出，资本在国际间的自发流动中出现了导致汇率剧烈变动而引发出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等严重问题。因而，1980年代以来，外部均衡的含义又有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一国仍有必要对经常账户乃至整个国际收支的结构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理论研究的深入使人们认识到简单要求经常账户平衡是不必要的。一国应该利用经常账户可以调节储蓄与投资差额的性质，根据经济的不同特点，不同发展阶段来确定相应的经常账户目标。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是这一时期的外部均衡标准，它表明对于短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可以通过融资的方式调节，而对于长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则需要通过调整来解决。经常账户的跨时分析法类似于以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等式为出发点的吸收分析法，但在分析时引入了时际预算约束。奥伯斯特菲尔德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经常账户跨时分析模型表明，短期内经常项目逆差并不是坏事，与封闭的经济相比，一个处于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的经济运行甚至更好，因为跨时贸易使得消费在不同时期“平滑”成为可能，这会使消费者能达到更高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在一个较粗略的定义中，奥伯斯特菲尔德认为外部均衡是维持与经济预期的时际预算约束相一致的、能稳定的最高消费水平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也就是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是外部均衡的标准。[nextpage]
三、外部均衡标准的理论逻辑
以上主要以历史逻辑为线索，概述了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外部均衡的历史演变，以及针对不同的外部均衡标准的外部均衡调节理论。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各个理论的之间的逻辑关系，下面围绕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问题—外部均衡问题，来论述国际金融学的理论逻辑，以期得到一个合理的、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
对于纷繁复杂的外部均衡调节理论，从经济哲学的根本上讲基本上是强调两种外部均衡调节的力量：市场力量和政策干预力量，而在这两种力量的背后，关于外部均衡调节的制度安排是保证外部均衡实现的制度保障。虽然在国际金融理论上，市场力量和政策力量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但是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上讲，古典主义是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而现代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政策无效性”命题的忠实坚持者，因而也是强调市场力量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的；而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则是典型的政策干预主义，强调政府在经济调节的重要作用；货币主义虽然以反凯恩斯主义者出现，强调市场力量的作用，但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上却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因而现代的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将货币主义整合进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有时被称之为“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综合”。因此在国际金融理论逻辑的分析上，我们将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有理论渊源的划分到强调市场力量的对外部均衡的调节，如，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汇率波动理论等；而将与凯恩斯、货币主义有理论渊源的国际金融理论划分到强调政策干预力量对外部均衡的调节中，入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关于外部均衡调节的制度安排是两种外部均衡调节力量得以发挥作用的制度保证，是影响外部均衡的重要因素，在国际金融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尽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极力从理论和政策实践维护外部均衡，然而还是避免不了外部均衡的严重失调事件的发生，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题的崩溃，198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的债务危机、1992年爆发的里拉和英镑危机、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货币与金融危机、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这些都为都严重的冲击着各国外部均衡的实现，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剧烈动荡。这些事件激发着经济学家对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传播机制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即货币危机理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是克鲁格曼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经济学均衡理论篇4
论文关键词：投资者行为；理性投资；均衡市场
一、投资者行为理论形成与发展
自从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人”思想一直统治经济学界。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机制如同“无形之手”支配着“经济人”行为，市场价格能够随着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始终处于均衡状态。均衡理论自从亚当·斯密创立以来，经新古典经济学派马歇尔、瓦尔拉斯及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等人的深人研究，日臻完善，成为描述市场运作方式最全面、系统的理论。均衡理论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投资者行为理论是均衡市场理论的延伸，是均衡分析方法在证券市场中的运用。
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柯威茨(harrymarkowitz)发表了题为《资本选择》的论文，运用收益、方差的分析方法，确立了风险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形成了最优资产组合的思想。该理论被认为是运用均衡思想建立的最早的资产管理模型。20世纪60年代，夏普(williamsharpe)和林特(johnlinter)与莫西(janmossion)以资产组合模型为基础创立了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模型)。该理论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单个投资者理性选择而形成的整体市场均衡，用证券市场线来描述证券价格的形成机制，即在均衡条件下证券的收益与风险成正比的关系。投资者通过分散投资化解非系统风险，市场风险则是单个证券对系统风险的敏感度(b值)。投资者依据所承担的风险得到相应的风险溢价。投资收益的正态分布和收益与风险的对称性是capm模型所揭示的均衡股票市场的实质。capm模型把均衡分析、理性选择运用到证券市场，把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看成是风险证券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来决定的，把系统风险作为风险概念运用到资本市场分析中，被称之为证券市场理论的革命。但由于capm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罗斯(ross1976)认为，在平均分散的竞争性市场中，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与风险在实证中是不可能测定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罗斯创立了投资者套利定价理论(apt模型)。与capm相比，atp放松了假设条件，认为影响证券收益的不是一个因子，而是多个因子，证券的收益同影响收益的多个因子有关(因子模型)。投资人在不增加风险的情况下寻找相同因子对相同股票产生不同影响的投资机会。因子模型表明承担相同因素风险的证券应是有相同的收益，而当风险证券的价格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就产生了套利机会，套利活动将改变证券的收益，使证券市场达到均衡。
投资者行为理论的又一个分析视角是有效市场理论。如果说资产组合理论解决了均衡证券市场中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问题，那么，作为均衡市场的又一支点的有效市场理论(emh)则解决了证券价格的形成机制问题。早在1900年法国经济学家巴歇利尔(i~uisbachelier)就提出了商品价格的随机波动原理，商品的当前价格是对其未来价格的无偏差估计，商品的现在价格等于其未来的期望价格。1938年，美国投资理论家威廉斯(williams)提出了证券的内在价值是由未来股利的折现所决定的。该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完全信息及理性预期判断股票的价值，投资者的行为反映市场的信息。1959年英国统计学家坎达尔(kendal1)研究发现资产价格的变动呈随机游走规律，证券未来的价格独立于当前的价格，价格变化完全是随机的，不存在特定的规律。1970年法码(fama)在对过去的有效市场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有效市场理论框架，法码(fama)给有效市场的定义是，有效市场的证券价格总是可以体现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影响。托宾认为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包括：有效信息、有效组织、有效评价。即在公开信息、市场无障碍条件下，证券价格能够被市场充分反映。
资产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构成了现代均衡股票市场理论的基石。“理性人”与信息充分是其共同的理论假设，均衡市场和有效市场是其理论的结论。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各种“异象”的积累，基于理性分析的均衡市场分析范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遇到了挑战。首先，均衡市场假设的投资者完全理性及公开信息在理论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andreishleifer认为投资者的偏好和理念符合的是心理学规律并不是标准的经济学模型。“投资者心态”是基于心理学的启发，而不是贝叶斯理性的概念。其次，在实证方面，席勒(shiller1981)发现股票波动不是简单“价格由未来红利净现值决定”所能解释的。就连法马也承认，基于证券过去收益所做的预测‘与早期的研究结论不相一致。正因为股票市场存在着许多均衡理论所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激起了非均衡股票市场理论的诞生。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实体经济与证券市场并非存在完整的线性关系，股票市场并非总是均衡的市场。因为投资者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并不能保证完全的理性，人们的投资行为仅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而且心理因素在投资决策与资产定价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影响力。
二、投资者行为理论要点及现实意义
(一)投资者行为理论要点
均衡证券市场理论由其前提条件和结论两部分组成。就研究方法来讲，均衡股票市场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为基础。
第一，从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在行为动机上，投资者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行为方式上，能够在环境和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行动方案。所以，证券投资者总是在既定风险条件下追求最大的收益，或者在既定收益条件下寻求最小的风险。
第二，以“市场出清”为依据，阐述信息的作用以及投资者对市场信息的反映。首先，市场的信息是公开和真实的，不存在“非对称信息”；其次，信息的传播渠道是畅通的，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的获得市场信息；最后，投资者能够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分析、判断所获得的信息，不存在对信息反映过度或者反映不足。
第三，同古典经济学一样，均衡证券市场理论是在既定的市场制度下，来研究投资者的行为，或者说，均衡证券市场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下，理性人的竞争与选择以及对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是均衡证券市场形成的动力。
在既定的理论前提下，投资者行为理论得出的结论是证券市场是均衡的市场，均衡市场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学均衡理论篇5
关键词：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凯恩斯时间维度
凯恩斯之后，在对凯恩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上，以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美国剑桥）与以罗宾逊夫人、卡尔多、斯拉法等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英国剑桥）就资本理论、分配理论、发展理论等众多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形式上则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这个问题上，两个剑桥学派之间同样充满了分歧，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就是他们对于凯恩斯如何认识和处理时间的不同解读。
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恩斯对时间的处理
在凯恩斯之前，由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供给将创造自己的需求”原理以及货币中性原理等早已深入人心。对这些基本原理的信仰使得经济学家们相信：真实工资的迅速调节能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因此，充分就业均衡是劳动市场的常态。过去的历史对现在没有什么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响。凯恩斯试图摧毁这些传统，对于时间维度的处理就是他破旧立新的突破口。
凯恩斯认识到“在生产者付出成本到最后的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期间，往往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有时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雇主无法确定产品在未来的销售情况，只能尽量做一个最好的期望值。只要生产需要时间，雇主就只能依靠这些期望值。雇主们脑海中的这些期望值决定了雇主提供的就业量。期望值一旦变化，就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逐步地影响到就业量。任意找出一个时点，这个时点上的就业量不仅取决于现在的预期状态，还取决于过去某段时期中的许多预期状态。但由于过去的预期已为今天的资本设备所包含，所以就业量就可以在参考今天的资本设备的情况下，根据今天对未来的期望值而定。
可见，凯恩斯在发展自己的就业理论的时候，通过使用预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结在了一起。过去包含在资本存量中，但人们却苦于无法突破对于未来的无知，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投资量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就业量也会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非自愿的失业将会出现，充分就业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而已。
凯恩斯在其经济理论中，将经济周期归结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交互作用，但最终还是归结为人们对未来的处理。人们在面对时间的时候，既有理性的一面，又常常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人无法冲破时间的藩篱，最终必被时间戏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体现的正是时间的力量。
在凯恩斯之后，出现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所倡导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以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倡导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二者之间都宣称自己才是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真正继承人并展开了激烈论战，史称两个剑桥之争。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均衡式”解读
新古典综合派区分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基于凯恩斯理论的新成果被综合在一起形成宏观经济学。这种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继承了凯恩斯的积极干预的政策主张并保留了凯恩斯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框架。但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这种修正和发展主要是去掉了凯恩斯分析中的非均衡理论，而使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和改造。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带回了瓦尔拉斯的均衡世界。
希克斯于1937年4月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种建设性的解释”的文章，提出了iS-Lm模型的最初形式。此后，用iS-Lm模型解读凯恩斯就成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做法。从iS-Lm模型中可以方便地推导出总需求曲线aD，总供给曲线可以通过短期生产函数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推导出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将凯恩斯理论的要点用四个方程联立的方程组表达：
商品市场均衡，iS方程：i（r）=s（y）
货币市场均衡，Lm方程：m/p=L（r，y）
劳动力市场均衡：D（w/p）=S（w/p）
短期总量生产函数：y=y（n，K）
其中，i表示实际投资，s表示实际储蓄，r表示实际利率，y表示实际产出，m表示名义货币供给量，p表示名义价格水平，L表示货币需求，w表示名义工资水平，n表示就业量，K表示短期中固定的资本数量。联立前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需求方程，联立后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供给方程，联立总需求方程和总供给方程就可以得到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水平。上述模型可以用图1来表示。在图1中，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点，e点对应着方程组的解。均衡价格水平为p0，均衡产量为y0。要保证上述模型的成立，三个假设条件是不可缺少的。第一，价格具有完全弹性；第二，价格预期具有单位弹性；第三，不存在货币幻觉。第一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论述，第二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因此，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通过去掉凯恩斯理论中的非均衡思想，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强行纳入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
新剑桥学派的历史观
新剑桥学派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不同意新古典综合派的上述做法。认为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刻意歪曲。既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价格刚性的论述，也完全没有涉及分配问题。由于储蓄分为资本家储蓄和工人储蓄，简单假定投资等于储蓄就是不合理的。罗宾逊夫人曾指出稳定均衡的实现至少依赖于六个条件：实际工资与人均产量同步增长；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保持恒定；资本存量与人均产量在扩张速率上保持一致；储蓄率恒定；投资能保持必要的速度；稀缺约束能被技术进步所打破。罗宾逊夫人随即论证，这六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在现实中都难以实现。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将凯恩斯理论拉回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是太过于天真。
在新剑桥学派看来，凯恩斯革命的真正精髓就在于从均衡观走向了历史观。均衡观认为经济变量在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下可以达致一种均衡状态。无论是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利息率还是就业量等，都会在市场供求的作用下达致各自的均衡状态。不难发现，均衡观在解释经济运行时持一种静止的、永恒的观点。历史观则要通过对时间的引入来打破均衡观的藩篱，采用历史观，就意味着要正视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不同，要正视导致经济系统当前状态的历史因素和其面向未来时的不确定性。就像罗宾逊夫人指出的那样：“现在就是介乎已逝的过去和未卜的未来之间的时刻”。罗宾逊夫人强调从均衡观走向历史观是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而新古典综合派却将凯恩斯理论置于均衡框架之下，使得凯恩斯的理论与真实的、历史的时间相脱节，变成了纯粹的毫无历史特征的数学模型。
为了表明均衡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区别，如图2所示，根据均衡观，均衡的物价水平是在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处决定的。开始的时候，均衡的物价水平以p0来表示。后来，由于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动到了aD1，均衡物价水平因此从p0上升到p1。
但这显然不符合凯恩斯本人的观点，凯恩斯认为物价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货币工资率。而一个国家的货币工资率则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并受到近期能够影响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那些因素的影响。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有关货币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的观点是对均衡观的重要否定。另外，新剑桥学派在其价值理论中，突出强调利润加价对于价格的影响。利润加价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独特的历史特征。在分配和增长理论中，他们强调分配状况取决于投资率，投资率的变化受到历史、制度、习俗、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新古典综合派和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那就是通过高度抽象和数学化、形式化来构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可以超越历史、超越国别、超越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直至超越了时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的经济理论完全抛弃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而局限于人与物的关系的分析。只要一个社会中还在使用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他们的理论就是适用的。与之相反，新剑桥学派强调用历史观去替代均衡观，强调过去是不可逆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罗宾逊夫人写道：“时间在两个显著的方面不同于空间。在空间中，物体从a向B的运动可以改变为物体从B向a的运动，但在时间中，可行的总是最为严格的单行线交通规则。在空间中，从a到B的距离与从B到a的距离其长短是一样的，但是在时间中从今天到明天的距离是二十四小时，而从今天到昨天的距离则是无穷远，就像诗人常说的那样”。因此，新剑桥学派强调经济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应该与特定的制度、文化相适应。
对两个剑桥之争的评价
在两个剑桥的争论中，以新古典综合派取得完美胜利而告终，新古典综合派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而新剑桥学派则被打上了“异端”的标签。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首先，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符合西方国家政府的利益。美国这一时期的繁荣和霸主地位的确立也是人们相信新古典综合派所宣扬的混合经济制度的力量。其次，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有效需求管理的思想纳入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欢迎。最后，美国剑桥一直试图塑造“科学化”的经济学，而英国剑桥则坚守了经济学是人文学科的信念。但是，事实上，在对凯恩斯思想的解读上，新剑桥学派的确更加接近凯恩斯的原意。凯恩斯的《通论》中充斥着非均衡的分析，其对于历史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强调也迥异于后来的新古典学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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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新乔，刘伟.均衡与非均衡：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J].经济科学，1989（3）
经济学均衡理论篇6
关键词：竞争程度；完全竞争；实力竞争；非实力竞争；配置效率；市场机制；效率分析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6；F0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35-08
一、引言
自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经济学一直把市场经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当经济学把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经济运行追求的目标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遭到了排斥，号称竞争的极端形式的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竞争变得有名无实。在此基础上对国际市场的分析也只有均衡没有竞争。以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本文试图恢复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中。在市场的竞争与效率中，本来可以肯定存在的是竞争，因为它蕴含在市场制度中，即市场赋予主体的自由和权力，如企业的定价权自然产生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而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均衡和效率并不是必然的，数量庞大的买者和卖者协调好了才可以得到均衡和效率，协调不好则是非均衡、无效率。但是，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一般均衡理论本末倒置，为了肯定得到均衡和效率，在其模型假定中排除了竞争。
本文比较了在理论上设定的三种竞争程度不同的市场，即无竞争的完全竞争市场、实力竞争的市场、实力竞争与非实力竞争并用的市场（国际市场），进而分析了它们对市场机制和效率分析的影响。后两种市场也是理论上设定的，但由于我们假定其存在实力型的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它们已经不能像一般均衡模型那样进行严格的逻辑演绎了，也不能使用新古典理论的那些分析工具了，也就是说，不能模型化了。因此，这两种市场不妨设计的尽量接近现实。经济学对这三种市场单独分析很多，尤其是完全竞争市场和实力竞争与非实力竞争并用的国际市场。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就是所谓的一般均衡理论。对它的优势和缺陷品评颇多，也有对此进行的现实化改进，如引入垄断、垄断竞争、寡头等市场结构。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的分析属于本文的实力竞争市场。新古典贸易理论对国际市场的分析是在对国内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分析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偏离现实的话，那么，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相比，它只是差之毫厘，新古典贸易理论本身则是谬之千里。将三种市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尚未见到。经济学很早就指责完全竞争市场无竞争。但对本文有启发的还是考什克・巴苏（2011）和崔殿超（2012）。两个文献均认为完全竞争市场得到配置效率的结果是因为一般均衡理论限制了个人自由。
关于竞争程度，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是根据垄断程度来定义的，用市场势力和勒纳指数等作为考察指标，垄断程度低的竞争程度高，无垄断则意味着竞争程度最高，完全竞争市场就是这种状态，但这导致完全竞争市场无竞争。本文用竞争手段的多寡代表着竞争程度，这在三种市场中存在明显的层次性，从无竞争到实力竞争再到实力手段与非实力手段并用的竞争。如果我们假定市场是供过于求的市场，则竞争手段的数量就代表竞争程度。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制度允许或无法阻止使用竞争手段，市场主体在必要的时候就会动用这些手段。
本文研究了三种不同的竞争程度对市场机制及效率分析的影响，其中的效率分析就是对效率的模型分析，它对经济学的模型技术进而对非现实假定的依赖性颇高。
二、无竞争的完全竞争市场
传统经济学将市场分为四种类型，后来又有可竞争市场理论，但是，经济学最经典的市场仍然是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以此为基础，只有经济或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才能得到一般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结果。然而，一般均衡理论的缔造者瓦尔拉斯却没有使用一个精确的完全竞争定义。根据施蒂格勒（1957）的总结，完全竞争概念是在亚当・斯密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和完善成现在的含义。也只有使用现在的含义，才能构造出一般均衡理论。
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等早期经济学家都认为竞争既包括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也包括消费者之间为获取有限供给商品而展开的竞争（杨春学等，2013）。但科尔奈在《反均衡》一书中将市场状态分为买方市场、卖方市场和均衡，科尔奈将前两者分别称为压力状态和吸力状态，两者都是非均衡，前者存在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后者存在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在均衡状态下没有竞争。科尔奈出身于社会主义国家，曾亲眼目睹短缺，所以，将卖方市场列为市场常态的一种，而市场经济的常态主要是买方市场。其他论者也有这类划分。为了简化起见，本文只关注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对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发展是最有意义的。
要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首先需要完全竞争市场是均衡的。为了使用瓦尔拉斯均衡或马歇尔均衡的概念，完全竞争市场为厂商规定了几个严格的“制度”要求厂商遵守，它们体现在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假定中。该模型假定众多，我们只关心与企业的自由选择权相关的部分，或者说与企业竞争相关的部分。
1.同一市场的所有厂商必须生产相同质量的商品，这质量包括商品的物质特性、获得时间和地点，一旦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发生不同，就将产生不同的商品（德布鲁，1953）。按照这个逻辑推断，如果有售后服务，售后服务的不同也属于不同商品。同质商品的假定实际上是为了同一个市场内形成一个统一的价格，其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商品使用一个价格，这在均衡时有意义。
2.所有厂商都不能单独定价，只能被动接受市场决定的价格。这是剥夺厂商的定价和调价权，是为形成统一的均衡价格所做的进一步限制。
3.厂商必须使用凸性技术。凸性技术排除了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主体的最优化得以实现，进而保证供求函数、超额需求函数、价格调整函数几者之间从前向后传递的连续性。连续的价格调整函数可以满足不动点定理。
这几个制度性假定基本上排除了厂商竞争的可能，价格竞争、质量竞争包括技术创新是厂商最基本的竞争手段，因此，很早以前就有众多知名经济学家批评一般均衡中的完全竞争根本不存在竞争（王廷惠，2007）。自诩为竞争的最高形式的完全竞争市场居然没有任何竞争。
排除了厂商之间的竞争并且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假定后，一般均衡理论得到了完全竞争经济的一般均衡存在的结论。其中的价格调整函数是一个从价格单纯形到自身的连续函数，它是瓦尔拉斯假想的拍卖人使用的：在超额需求时提高相对价格，超额供给时降低相对价格，直至形成均衡价格。使用不动点定理证明，可以找到一个不动点作为均衡价格。在此基础上，经济学证明，每个竞争性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
一般均衡理论使用公理化方法在逻辑上演绎出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结果的同时，并未对市场机制作出完全的说明，主要是如何协调主体间的决策和市场机制中的利益争夺。这是排除企业的竞争手段造成的。一般均衡理论只给出了有效配置的结果，却没有说明配置效率的来源。一般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一般均衡理论是确定性的静态均衡分析，而市场机制则需要一个动态非均衡的过程才能体现出来。
对于市场机制中的协调问题，即使是新古典理论给出的价格协调机制，一般均衡理论也没有给予实证性的解释。一般均衡理论也叫价格理论，它认为是价格调整引导资源配置，最终实现一般均衡和配置效率。因此，价格调整在资源有效配置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强行排除了企业的定价和调价权，这导致它所分析的市场经济缺少价格调整机制。连完成一般均衡存在性证明的肯尼斯・阿罗也意识到一般均衡的价格调整与完全竞争假定的冲突（杨春学，2013）。一般均衡理论的处理办法是坚持完全竞争假定，同时用一个假想的拍卖人来调整价格，它实际上也是均衡的实现过程。价格调整和均衡的实现是资源有效配置中最重要的过程，但一般均衡理论却将它置于一个假想的过程中。
对完全竞争最初的一个理解是单个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整个市场的产量微不足道，没有能力影响价格，古诺称之为“竞争或竞争效果的极限”（古诺，2002）。然而，这个含义到了一般均衡理论中就变成了单个厂商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没有影响价格的能力”与“没有定价权”含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说单个厂商相对于市场总量而言非常渺小，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不足，即使它改变自己的价格，市场价格也不会因此被改变一点。而后者则是说单个厂商没有决定自己价格的权力，这是从制度的角度排除了厂商的定价或调价的权力。熊彼特注意到了这两种竞争含义的不同，他在评论古诺的竞争理论时谈到了这一点（熊彼特，1994）。如果没有一般均衡及其效率分析，完全竞争可以使用“单个企业无力影响价格”这个含义，但一般均衡的概念和资源配置效率要求必须剥夺企业的定价权，这可以保证一个市场实现统一的均衡价格。
资源配置与利益争夺或竞争的冲突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亚当・斯密之前，人们就担心每个主体都只顾自己利益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亚当・斯密以其力作《国富论》表明，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资源会达到有效配置。但是，在亚当・斯密那里，他没有剥夺厂商之间竞争的权力，相反，他把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包括厂商价格竞争、质量竞争的权力作为经济与市场发展的动力（崔殿超，2012）。对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言，价格竞争是竞争过程的本质（杨春学等，2013）。
一般均衡理论在致力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利益问题，但它只关注利益最大化选择，以此代表对利益问题的处理。单个主体争取自身利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与其他主体争夺利益，这在市场中就是竞争，二是让自身利益实现最大化。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含义，这两方面自然也是斯密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应有之义。厂商之间竞争令价格降低到等于成本，且各厂商的利润率相等；每个厂商都实现最优选择是经济整体上最优配置的前提。一般均衡理论所用的静态均衡不可能将这两个含义都包括在内，它只是片面地用最优化来处理利益问题。不仅如此，现在全部新古典经济理论都在用最优化，并产生了三个组合的分析工具：静态最优化与静态一般均衡、动态最优化与动态一般均衡、随机动态最优化与随机动态一般均衡。这些分析工具几乎囊括了主流经济学所有的理论与模型。
以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和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所用的最优化是画地为牢式的，基本上是给定外界环境下的最优化，不存在任何与其他主体利益争夺的意思。这令一般均衡理论彻底放弃了真正的竞争。
三、模型技术成就了一般均衡和配置效率
任何科学都是在寻找其研究对象的有关规律，就连研究随机现象的概率论也希望得到随机现象的规律，概率论的创始人之一俄罗斯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说过，概率论的认识论价值在于对偶然现象集体性大规模考察的基础上研究出一种非随机的规律性（曼德尔布罗特与赫德森，2009）。寻找规律就是寻找确定性或确定性的规律。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而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则试图建立高度确定性的规律，它比其他社会科学的确定性要高，因为，它所得到的规律是用稳定的函数表示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精确定量。而鉴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及经济主体行为纷繁复杂，经济学模型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全面确定化的过程：只要遇到不确定性或引起不确定性的因素就将其转变为确定性，然后进行逻辑演绎，构建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因此，全面确定化再加上逻辑演绎，这就是经济学的模型技术。崔殿超（2009）指出了针对新古典金融模型所进行的确定化，不过，这个内容需要完善。
经济学模型所做的全面确定化大体上包括五个方面。
1.主体的行为模式确定化，都做最优化选择。人的行为模式多种多样，有理性的、非理性的。在非理中，行为经济学就揭示并区分了多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属于认知上偏差的有代表性启发式、获得便利性、锚定效应、后悔厌恶、过度自信、过度乐观，属于偏好上差异的有框架偏差、损失厌恶。理与非理几乎肯定会做出不同选择，非理中的不同模式也会做出不同选择，而众多微观主体不同的选择必将对总体上的均衡产生影响。为了排除行为模式不确定的影响，新古典理论假定所有的主体都是理者。这也是做均衡模型所必需的。理假定连带着主体决策所掌握的信息确定化，即信息是完全的。
2.主体最优决策的依据确定化。如消费者选择的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在给定偏好结构的情况下，本来饱和需求量（如吃两个面包就饱了，不再需要了）和预算约束（即收入）都可以决定消费量，但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偏好是非餍足的，连带着假定消费集有下界无上界，实际上就是假定不存在饱和需求量，这样，消费量就由预算约束决定，在价格给定情况下，消费量由收入决定。从这个角度考虑，一般均衡不过是一个收入恒等式。消费量都由预算约束决定，可以保证总量上供求均衡的实现。事实上，在现实中，这种消费由收入决定是穷人的状态，本来还想吃，但兜里没钱了。以饱和需求量决定需求，也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如果承认饱和需求量或餍足点的存在，消费者可能存在剩余收入，从总量上存在需求不足的非均衡可能，一般均衡的实现就面临不确定性。经济学在每一种最优行为上都避免行为依据的不确定性，以保证得到确定性的结果。
3.目标单一化、选择变量确定化。生产者唯一确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并因此假定偏好是稳定的。主体用于最优化计算的目标函数必须是明确和稳定的。如果允许生产者在价格、质量、数量、创新、广告、营销策略上都可以进行选择，生产者在那个变量上进行选择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就很难说，选择变量的不确定性将产生很大的市场不确定性。
4.经济系统中，主体的角色和数量确定化（科尔奈，1988），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亚当・斯密所说的行业的进出在这里事实上不存在了。对于用数学方法精确地描述主体行为的模型来说，主体角色和数量的确定都是必须的。甚至还在主体间做同质性假定，然后分析代表性主体行为。
5.主体间决策协调结果确定化，为此必须做均衡假定。如果微观主体做了最优化假定，则总体上必须有均衡假定与之匹配。奥利弗・法夫罗（2002）认为最优化和均衡是联系在一起的，最优化和均衡的强主张相互暗示着对方：在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体最优化来说，均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均衡价格是个体最优化的基本参数，如果不存在均衡或均衡价格不能确定，个体的最优化计算没有意义；对均衡来说，个体的最优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个体的选择不是最优选择，他随时可能改变自己的选择，当个体改变自己的选择后，市场的均衡就会改变，此时的均衡不是稳定的均衡。为了实现主体间协调结果确定化，还要求主体在其他方面整齐划一，如厂商间实行统一的价格、统一的质量，并且在拍卖者调整出均衡的价格后才能贯彻生产和消费决策。
上述五点本身未必属于不确定性，但它们是从根基上消除了市场中的不确定性。
经济学模型技术的另一方面是逻辑演绎。逻辑演绎本在科学方法论之内，一门科学不仅需要逻辑严谨，而且需要内生地解释一些现象和问题。经济学现在使用的数学公理化方法更是以逻辑演绎著称。数学上的公理化方法就是指从尽可能少的原始概念和不加证明的原始命题（即公理）出发，按照逻辑规则推导出其他命题，建立起一个演绎系统的方法。供给函数、需求函数、劳动供给函数、劳动需求函数及其他要素供求函数等都是最优化的结果，但是，在早期古诺和卡塞尔都直接使用过需求函数。德布鲁系统阐释一般均衡理论的《价值理论》是完整使用公理化方法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严格的逻辑演绎需要现象或事物间有确定的因果关系，因此，逻辑演绎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前面的确定化。
追求普适性或逻辑演绎曾经导致一些经济学理论出现偏差，凯恩斯、马克思都曾发生这种情况。
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进行确定性地逻辑演绎，得到确定性的结论或命题。对于一般均衡来说，就是肯定能得到一般均衡的结果，万无一失。或然性这种情况都被排除在外。一切多元的、不确定性的都被单一化、确定化，在逻辑上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并不令人意外。
经济学能如愿以偿地得到所要的结论还得益于逆向构思过程：先确定结论，该结论需要什么假定就做什么假定。凸性假定就是由逆向构思“推导”出来的：为了能够使用不动点定理，要求相关函数连续，相关函数连续则要求消费者、厂商行为的最优化解存在，后者则需要偏好和技术是凸的（崔殿超，2012）。排除众多不确定性依赖的就是非现实假定，这令经济学模型中非现实假定充斥。
公理化方法产生于数学，公理本来的含义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道理，后来，到了形式公理化阶段，公理不再是不言自明之理，仅仅是理论的假设。经济学研究的都是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使用公理化演绎得到的命题一定会被人用现实的经验进行检验。公理化方法逻辑严谨的演绎得到的命题并不可靠，也就是说，逻辑严谨的演绎并不能保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崔殿超，2013）。考什克・巴苏（2011）指出，经济学中最站不住脚的假设是那些不属于公理但却被深深植入这门学科的假设，经济学模型大多都有这种假设。
尽管可以做大量非现实假定，但经济学模型仍不是无所不能的。它擅长的分析只是静态均衡，在静态均衡的范畴内，只要做非现实假定，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结果，因此正如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的，经济学模型的全部结果都已经蕴含在模型的假定中了。这就是经济学的本质主义，我们得到的乃是我们预设的，是循环论证的结果（李子奈，2011）以非现实假定为基础所做的全面确定化，令经济学模型几乎已经从根本上排除了不确定性，这导致经济学的多数模型都是确定性模型，尤其是早期。因此，经济学模型无法刻画市场经济中的真实存在的竞争就可想而知了。现实中的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最终产生非均衡结局的可能性很高，竞争起码对竞争者来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成败皆在未定之天。哈耶克认为，结果不可预测正是竞争的价值所在。经济学模型所用的静态分析、最优化分析、均衡分析都不利于对竞争的完整准确的描述，即使使用其中的一个也足以扭曲对竞争的分析。
经济学的模型技术不适合用于竞争，但由于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无处不在，经济学不容易彻底回避，所以，经济学勉强构造了一些竞争模型，结果效果极差。一般均衡理论所用的完全竞争模型根本没有竞争。
四、实力竞争的市场
实力竞争的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有统一的货币，市场的各部分之间不存在市场和贸易壁垒。单个主体有常规的自由选择权：厂商有定价权，同一行业的厂商可以生产异质产品，可以创新。显然，市场不再是完全竞争市场。当同一个市场不再实行统一的价格，进而得不到统一的均衡价格，主体最优化以及完全信息的假定都没有必要，因为，放弃了统一的价格和相同的质量，几乎已经不可能从严谨的数理逻辑上得到整个经济的一般均衡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结论，最优化和信息完全都是为这一“市场有效”的结论服务。因此，这类市场可能比较接近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自然也比较接近现实的市场经济。本节的分析将或多或少具有奥地利学派的风格。
在这种市场上，厂商恢复了常规的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这是市场经济中企业本来就应该拥有的竞争手段。与完全竞争市场的无竞争相比，这种市场赋予厂商很多竞争手段，这已经表明后者的竞争程度大于前者。
对企业来说，将价格作为竞争手段就是行使定价权以争取自身利益，古诺（2002）就让企业选择价格而不是产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具有一般意义的价格竞争是通过降价扩大市场销量，在市场上排挤竞争对手。这种竞争是消除亚当・斯密所说的额外收益的手段，后者也就是所说的完全竞争厂商长期均衡的零利润状态，这被看成是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个标志。这意味着在实力竞争市场上，竞争有与资源优化配置一致的一面，实际上在亚当・斯密那里，竞争就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这是厂商决定的内生的价格所产生的竞争作用。
对企业而言外生的价格具有引导企业资源配置或改变资源配置的作用，如市场的价格。市场价格升高，企业可能增加生产或追加投资。由于各企业的价格不再统一，市场价格可以理解为市场均价。企业根据市场价格决定产量水平。我们看到，只要赋予企业应有的权力，市场中就可以看到企业间的竞争，也可以得到市场机制。
质量竞争是企业在实力竞争市场的另一种基本的竞争手段，很多情况下它意味着创新。创新是指厂商发现或开发出一种完全新的东西，一种新的投入品来源，或是一种新的组织生产的方法、一种新产品、一个新市场等。厂商会因创新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常常是巨大的利润。
除了价格竞争与质量竞争外，厂商还可以采用广告等其他一切竞争手段。实力竞争市场不再限制企业的自由选择权，这主要是因为它已经无法进行严格的逻辑演绎，从而理论变成开放性的。
竞争的另一面是，它对资源配置有破坏作用：
1.竞争导致市场内生的不确定性，其中的主体很难知道行为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比如一项投资是盈是亏，销售是多是少，企业的未来前景如何等。但哈耶克将其看成是竞争的价值所在（杨春学，2013）。
2.与第一点相联系，企业在不确定性下决策就会有盲目性，于是很容易产生过度竞争。过度竞争在经济学界很早就受到关注（罗云辉，2004），它是指产业中企业数量过多、产能过剩、企业利润过低甚至亏损等现象。过度竞争是供过于求，属于典型的非均衡状态。迈克尔・佩罗曼甚至认为竞争容易导致不稳定性和萧条，如果没有市场的法律、习俗创造出的惯性，市场将更加不稳定（迈克尔・佩罗曼，2003）。
3.当允许企业进行价格和质量竞争的时候，竞争性行业容易走向垄断或集中，而垄断和集中被认为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中规模经济与自由竞争之间的“马歇尔冲突”，这已经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罗云辉，2004）。
这些是竞争与资源有效配置冲突的一面：竞争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市场中引入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包括其他竞争，厂商的变量选择进而厂商行为就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恢复了市场经济固有的不确定性，这样做就把做模型的路给堵死了。在逻辑上就无法得到一般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结论。这就是一般均衡理论排斥两种实力竞争的原因。
只要同一个商品不再实行统一的价格，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连定义都得不到，更无法从逻辑上严格演绎出来，能得到的只是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均衡趋势。这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分析是一个致命打击。要从逻辑上严格地演绎出市场经济能够实现一般均衡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使用瓦尔拉斯均衡的概念。在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中，知识的分工特性、企业家的发现和动态竞争等因素都决定了均衡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一般均衡理论最耀眼的成就就是得到了完全竞争经济的静态一般均衡，但是，如果考虑众多可能的外生冲击如偏好变化、资源禀赋变化、技术水平提高、主体信息水平变化等，这个静态均衡即使真的实现了也没有多少价值，因为在上述冲击下它会转瞬即逝。
尽管静态均衡状态没有多少价值，但市场均衡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几乎是任何经济分析都无法回避的。有市场就有供求，而供求的关系就是均衡问题，即使均衡不存在，但均衡问题一定存在。市场或是均衡的或是非均衡的，它总会表现出供求关系的某种形态。
奥地利学派承认市场经济存在均衡趋势（柯兹纳，2012）。这个均衡是供求均衡，供求之间的协调是在“市场过程”中通过“企业家发现”和“动态竞争”实现的，但这不意味着均衡一定能实现。在奥地利学派的均衡理论中，价格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为市场主体将分散的消费者的偏好信息和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信息集中反映在价格上，该学派研究了价格机制和价格形成过程（杨春学，2013）。
如果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将价格看成是市场供求的协调者，那么价格必须是弹性的。但是，就协调供求关系来说，价格只是一个间接信号，直接信号则是供求本身，即供给直接对需求变化做出反应，而不是经过价格；需求直接对供给变化做出反应。经验研究表明，供给与需求会直接发生相互影响（Sims，1980）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凯恩斯、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关注到价格刚性的倾向，后者令价格协调供求的能力打了一个折扣。
因此，本文使用一个新的均衡概念：凯恩斯均衡。前面所说的市场存在均衡趋势也是凯恩斯意义上的。凯恩斯均衡是指忽略价格水平的供求均衡。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的均衡概念就是指忽略价格水平的供求均衡，当然它是总量层面的。同一个市场已经没有统一的价格，这样，价格与供求之间很难建立起精确稳定的函数关系。本文承认价格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但它是间接的信号，且不是唯一的信号。实际上，只有相对价格变化才有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
凯恩斯在《通论》中并没有说价格是不变的，相反，凯恩斯明确谈到增发货币和成本上升都会导致价格上升（崔殿超，2011）。价格刚性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在构造iS-Lm模型和推导总需求曲线时强加给凯恩斯的，是逻辑演绎的需要。只有价格是刚性的，总需求才完全等于国民收入。在iS-Lm模型和总需求曲线中，总需求等同于国民收入。
五、实力竞争与非实力竞争并用的市场
本节分析的市场有以下特征：
1.不存在真正统一的市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存在统一的货币，二是各主体（即各国）之间存在贸易壁垒，这个市场主要是指国际市场。
2.这种市场的利益单位和主体是各个国家，而不是单个企业，后者常常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用单个企业代表整个国家。
3.既然不存在真正统一的市场，这种市场上主体（单个国家）的自由度很大，也就是说，它有很多手段争取自己的利益。它甚至可以选择是否参加国际市场。
现代国际经济包括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多个方面，全面分析一国在整个国际经济中的得失是非常复杂的。本节的分析局限在国际贸易领域。
将整个国家视为一个单一主体会遇到一些质疑，因为一国国内有生产者和消费者，有众多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在利益上存在差异甚至直接对立，在政策主张上存在差异或博弈，各利益集团都试图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存在着对后者的理论分析。新贸易理论以寡头厂商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它所用的就是以一个企业来代表整个国家，这种方法也有很大缺陷。这个问题反映的是在国际经济方面理论分析的困境和两难选择：无论选择厂商还是国家作为主体进行分析都不是完美的。
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主体来看，其基础是出口企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基本一致的，进一步则是出口企业包括国内企业的利益与消费者的利益也有一致性的一面，出口增加和国内企业增产可以创造就业和国民收入。
在国际市场上，一个国家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都可以与外国竞争，因此，其竞争手段也比较多，它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反映竞争实力的竞争手段，它们的主体是国家，但具体就是该国的出口企业的实力竞争手段，假定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都可以使用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等实力竞争手段，它们将国内市场中的竞争手段用于国际市场。
1.价格竞争。同国内市场的价格竞争一样，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也是以低价争取市场份额为目的。以低价进行竞争会牺牲当前的利润，因此，这种做法是着眼于长远利益，其目标低则保持市场份额，高则是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与国内价格竞争不同的是，国际间的价格竞争力会受到汇率、国内货币政策等非实力因素的影响，或者说，国际间的价格竞争力可以人为创造出来。
2.质量竞争。包括产品质量的创新。
第二类是非实力竞争手段，它是国家层面的。它可以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可以有效保护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1.汇率政策。一般而言，低估本国货币可以降低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着眼点在于促进出口。
2.贸易壁垒。贸易壁垒包括关税、配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合理评定程序、政府采购、政府补贴、产品检验标准等。政府这类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市场，将其留给国内企业，从而也保护国内的就业、利润、税收。
凭实力进行的竞争有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价格竞争令经济利润为零，要素的收入等于要素对生产的贡献。质量竞争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然而，在国际市场，实力型的竞争会受到非实力竞争手段的干扰，令实力型的竞争手段不能再反映真正的实力。人为地低估汇率以提高本国商品的竞争力，此时本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与外国的同样商品价格相比就不是实力的竞争。
各国使用汇率和贸易壁垒等非实力因素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它可以使用这些手段，也可以不使用，如当一国出口产品价格本身就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时，该国政府就不会动用汇率政策。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用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市场。
在国际市场，一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这个商品的价格本身，它是由该国国内的供求状况、成本水平和国际市场的供求决定，另一个因素是汇率，因此，只有汇率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时，价格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才是真正的实力竞争。汇率水平合理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人为的干预，但是，即使这个前提成立，汇率也很难确定是否合理。首先，我们假定两国的价格是合理的，它能够反映成本和该产品的稀缺程度，这样，只有汇率与两国价格之比是一致的，汇率才不会影响两国的价格实力对比，这也正是汇率合理性的定义。根据两国货币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与两国价格之比是一致的，从表面上看，用实际汇率公式计算的实际汇率等于1。但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表明对于Cpi这样总体的价格指数购买力平价不成立，而且，经验分析显示对于贸易品购买力平价也不成立。后者意味着购买力平价无法解释短期汇率水平，市场均衡汇率并不必然符合购买力平价。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人为的汇率操纵，市场汇率也可能对价格实际水平产生扭曲。如果人为地操纵汇率，对两国相对价格的扭曲更严重。
一般而言，国际竞争力较弱或由强转弱的国家会使用汇率和贸易壁垒。前者可以人为地提高本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增加自己的出口。后者则可以保护本国市场和产业。经济形势越是不好，各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各国越容易使用非实力手段维护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如果国际市场显示出需求小于供给能力的常态，各国动用非实力手段进行竞争也会常态化。在国际市场上，主体间的利益争夺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操纵汇率和贸易壁垒极易引起国际摩擦。一国的货币贬值有利于改善该国的国内经常收支和增加就业，但在增加本国就业的同时，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就业相应减少。因此，对方国家会进行报复，从而引发贸易战和汇率战，而贸易战和汇率战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各国走向封闭，或几个国家成立封闭的小集团；二是各国普遍认识到国际经济关系破裂的危害，建立一个国际制度和机制抑制非实力竞争手段的使用，当年关贸总协定（Gatt）和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就具有这种作用。贝格威尔和思泰格尔（2005）认为世界贸易体制的理论基础不是自由贸易理论，世界贸易体制不是为了走向贸易自由化而是为了避免各国政府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中所出现的囚徒困境。当各国间已经建立起较为深入的经济联系后就产生了相互依存，废止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然而，世界贸易体制及其规则并不能有效阻止汇率操纵和贸易壁垒。其原因在于：
1.尽管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包括其他要素在国际间广泛流动，但人口和劳动力在国际间转移与此不相匹配，只有极为有限的流动，也就是说，各国的利益主体没有改变，当国际贸易竞争令一国生产转移到另一国时，劳动力并不能转移出去，这是各国普遍将本国市场保护起来尽量留给本国企业的深层原因，也是贸易保护的内在动力。劳动力转移滞后不仅拖国际贸易后腿，而且拖整个全球化后腿。
2.各国参与了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体制，但是各国的还在，并得到世界贸易体制的承认。汇率操纵的具体做法和贸易壁垒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安全原则等都是各国直接衍生出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对此也无可奈何。各国的在国际贸易中的最高体现就是可以决定是否加入国际市场，即使加入了wto也有退出的权力。
自由贸易理论试图告诉民族国家参与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它所依据的贸易利益计算存在很大缺陷：它计算的是静态或短期的利益，而且没有考虑保护本国产业所保住的国民收入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依据这样的利益计算，自由贸易理论指责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为傻瓜。现实中，多数国家都选择与其他国家进行非实力的竞争并没有引起自由贸易理论的反省。本节的市场中，我们已经假定企业有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的权力，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得到生产可能性曲线，后者是生产的效率曲线转化来的，其基础是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不能使用生产可能性曲线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进行分析。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制度允许或无力阻止单个国家采取某种竞争手段，那么，该国在必要的时候就会使用这种竞争手段。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微观主体的最优选择与市场总体上的均衡是连在一起的。同样，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市场的非均衡对单个主体的选择也有影响。如果假定国际市场是非均衡的，则可以得到各国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的确定性结论。在经济危机中，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加强就是这个道理。
强有力的非实力竞争手段的广泛使用令国际市场只有很弱的市场机制。表现出来的价格不能反映真正的竞争实力，市场选择的不是最强的生产者，无实力的生产者可能受到保护，这样的市场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消费不能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但市场机制还在，高工资国家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无法与低工资国家竞争。如果高工资国家试图以汇率政策强行提高自己的价格竞争力，国内的金融领域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都可以使用价格竞争与质量竞争，这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明显不同，后者假定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只是在国际市场才允许有价格和质量差异，但它将这些纳入到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等范畴，最终演绎出形成国际分工的均衡结果。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都引入实力竞争，这是本文界定不同程度的竞争时使用的，对本文来说，这是必须的，这是本文分析的逻辑起点。同上一节的实力竞争市场一样，这样做也将做模型的路堵死了，因而，无法从逻辑上演绎出均衡和效率。
拉尔夫・戈莫里与威廉・鲍莫尔（2003）在承认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和竞争的同时，依然使用均衡分析，其均衡多种多样。然而，如果能肯定或假定各国都在使用非实力手段进行竞争，那么，世界范围内（或两国模型中的两国）整体上的资源有效配置已经无从谈起，此时即使实现了均衡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此时的均衡只是在国际间进行交易部分的供求关系。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两国模型也只能分别考察贸易对两国福利的影响，以此来计算整体的福利所得。原因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体化的利益格局。当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资源优化配置不存在时，剩下的就只有各国之间的竞争了。
不考虑非实力竞争，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也是一种竞争关系，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对一国来说最佳的结果往往对它的贸易伙伴不利。允许贸易伙伴与本国产业竞争，并以此来提高生产能力有可能使本国全面受损，而不是造福全体公众（拉尔夫・戈莫里与威廉・鲍莫尔，2003）。这正是非实力竞争兴起的原因。身处其中的民族国家最优选择就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好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轻信自由贸易理论的谎言。
非实力竞争手段常有陷入囚徒困境进而令国际关系破裂的危险，这凸显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必要性。
六、总结和结论
本文讨论的市场分为三种类型，这三个市场的竞争程度是递增的。完全竞争市场的没有任何竞争，企业两种最基本的竞争手段价格竞争与质量竞争包括其他竞争手段都被禁止。为了从逻辑上肯定地得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结论，企业的上述竞争手段必须被假定掉。这样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般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结论。其代价是市场机制在该理论中没有得到完整的表达，市场机制包括以价格调整协调主体决策和利益争夺，前者由虚拟的拍卖人操作，后者被排挤掉了，令完全竞争市场及其均衡非常像虚构的神话。
实力竞争市场引入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由于偏离了完全竞争假定，企业有了竞争手段，市场中有了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它的竞争程度高了一个层次。但是，企业有了定价权，一个市场不再实行统一的价格，自然无法从逻辑上得到传统意义上的静态均衡及其配置效率。能得到的只是存在着均衡或资源优化配置的趋势，但是，该市场中的市场机制被复活了。
实力竞争与非实力竞争并用的市场指的是国际市场。由于没有统一的货币等原因，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国家都保留着自己的，这是它可以使用非实力竞争手段的根源。它是和完备市场对应的另一个极端。该市场在实力竞争的基础上，还有非实力型的竞争，自然它的竞争程度比实力竞争市场要高。该市场的非实力竞争破坏了贸易双方的竞争实力对比，这导致国际市场对生产者的选择不再符合效率标准，国际间的资源配置不具有优化的意义。在国际贸易的互通有无的两国间不存在竞争，但对其中的进口国的出口可能存在几个国家竞争。至于产业内贸易部分则纯粹是竞争关系。
非实力竞争手段对资源有效配置的破坏具有一般意义。其他非实力竞争手段如寻租、关系、钱权交易等也破坏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市场中胜出的不是最具实力的生产者；凭关系就可以做生意，生产者不具有创新的动力。
从几个市场的比较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真正的市场机制或竞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真正的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靠竞争。通过竞争或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也是它最突出的优势。因此，市场经济不可以像完全竞争市场那样为了从逻辑上肯定得到一般均衡和最优配置结论而令市场无竞争。这样看来，一般均衡模型已经歪曲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而且可以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后者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也没有体现出来，相反，由于静态均衡的需要，在短期创新是被禁止的。
2.市场制度只能允许实力型的竞争。实力型的竞争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增长。非实力竞争或许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它以破坏资源配置效率和阻止创新为代价。那些成功地使用了非实力竞争手段的主体会得到暴利，但对整体的资源配置没有任何好处，竞争的失败者则是非实力竞争的受害者。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市场要统一，不能搞行政割据；要严格法制，禁止使用非实力手段竞争。
3.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技术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构造不出接近现实的模型。一般均衡理论存在的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非现实性，其实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它所分析的完全竞争经济已经歪曲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一般均衡理论倾力关注的静态均衡并不是现实中最重要的问题，现实中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是否存在优资源配置的趋势。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技术对存在真实竞争的市场无能为力，根本做不出模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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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均衡理论篇7
1944年,美国数学家冯·诺伊曼(Von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ien)合着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系统的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该巨着汇集了当时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将其框架首次完整而清晰地表述出来,使其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同时身为经济学家的摩根斯顿首先清楚而全面地确认,经济行为者在决策时应考虑到经济学上的利益冲突性质。该书详尽地讨论了二人零和博弈,并对合作博弈作了深入探讨,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将博弈论加以空前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经济学上,由于博弈论数学上的严整性与经济学应用上的广泛性,一些经济学家将该巨着的出版视为数理经济学确立的里程碑。
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对合作博弈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按豪尔绍尼(1966)的观点,如果一博弈中意愿表示——协议、承诺、威胁——具有完全的约束力并可强制执行,则该博弈是合作的。如意愿表示不可强制执行,则为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随后发展起来,纳什、泽尔滕和豪尔绍尼因此而获奖,但当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合作博弈上。事实上,合作博弈可视为非合作博弈的特殊情况,它略去非合作个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而着重研究合作的可能性与形式。由于省去从非合作到合作过程中繁复的难以尽述的细节,合作博弈能对合作问题有更清晰的把握。为了解决合作博弈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一期间提出了联盟博弈、稳定集、解概念、可转移效用、核心等重要概念与思想。1950年代是博弈论的成长期,纳什为非合作博弈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博弈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纳什均衡,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非合作理论发展起来,如阿尔·塔克的囚徒困境、重复博弈概念等。合作博弈理论在这个阶段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沙普利值概念、核概念等。博弈论的研究队伍开始扩大,兰德公司在圣基尼卡开业,在随后的许多年里,这里成为博弈论的研究中心。此经济学逐渐成为博弈论最重要的应用领域。1960年代是博弈论的成熟期。不完全信息与非转移效用联盟博弈那样的扩充使理论变得更具广泛应用性。常识性的基本概念得到了系统阐述与澄清。博弈论成了完整而系统的体系。更重要的是,博弈论与数理经济及经济理论建立了牢固而持久的关系。例如,等价性原理说明博弈论与经济理论间存在竞争市场经济的价格均衡与相应博弈的重要解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豪尔绍尼与泽尔滕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他们的工作,豪尔绍尼提出了不完全信息理论,泽尔滕开始其均衡选择问题的研究。1970年代至今是博弈论的丰富壮大期。博弈论在所有研究领域都得到重大突破。博弈论开始对其它学科的研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研究复杂与涉及大规模计算的博弈模型发展起来。在理论上,博弈论从基本概念到理论推演均形成了一个完整与内容丰富的体系。在应用上,政治与经济模型有了深入研究,非合作博弈理论应用到大批特殊的经济模型。同时博弈论应用到生物学、计算机科学、道德哲学等领域,如随机策略这样的概念得到了重新解释。渐渐地,博弈论变得大众化起来。不再是仅为少数研究者所知。要对每年所发表的有关博弈论数以千计的文献进行了解已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今,博弈论仍在不断发展与深化,预测其可能出现的创新与成就是很困难的。
在博弈论的发展过程中,纳什奠定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论框架与概念基础,他的名字与博弈论的中心概念——纳什均衡联在一起;豪尔绍尼与泽尔滕则致力于博弈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
在非合作博弈论和经济分析里所应用的博弈论思想中,纳什均衡都处于核心地位。克雷普斯(D.Kreps)教授认为,如今在每一个经济学领域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会计、市场学甚至政治学等领域,在消化其近期研究成果过程中,对纳什均衡概念的理解均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作为先驱者的古诺(Cournot)已在其研究中开创这一思想的先河,但其目前的形式则是纳什独立完成得出的卓越成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纳什。从1950年至1954年,他发表了多篇论述博弈论的文章,为非合作的一般理论和合作博弈的谈判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规定了非合作博弈的形式,并定义了着名的“纳什均衡点”。纳什最先对合作与非合作进行了区别。纳什认为以前的理论包含着某种被称为合作类型的n人博弈思想,它以一种对能由局中人形成的不同合作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为基础;与此相反,纳什认为他自己的理论则“以缺乏合作为基础,在其中假定每个参与者都各行其是,与其他人之间没有合作与沟通”。该思想拓展了博弈论的研究范围,并增强了其应用性。在阐明了合作与非合作之间区别的基础上,纳什定义了着名的“纳什均衡点”,并对它的存在进行了证明。纳什均衡的定义一般是通过简单确定一个正常形式的有限局中人和行动的博弈来给出的。在纯策略中,它是指这样一种策略分布:假使其他局中人不变换其策略,则任何一个局中人都不能以单方面变换自己的策略来增加其效用。纳什还证明,在一个有限局中人和行动的博弈中,至少总存在一个纳什均衡,虽然当我们考察混合策略时才能完全保证其存在,因为有例子表明,存在着没有纯策略均衡的对策。这一定义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前提假定,即局中人对游戏结构有充分的了解,也就是说拥有完全信息,以便能够导出他们自己的预测。纳什均衡的意义直到现在仍是探讨与争论的题目。一般认为,它是随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一种过程。例如,假设在某种博弈中,局中人通过某些非强制手段就局中人的策略选择达成协议,这项协议具体确定了每个局中人选择的策略。由于协议无强制力量,局中人如果能通过违背协议而获得利益,则该协议无效。所以,为了保证协议有效,必须有一种局中人不可能因单方面违背协议而获益的机制,即形成一种纳什均衡。即,纳什均衡使得协议能够自我约束,无外力作用下也能保证协议的生效。这里纳什均衡的意义在于保证协议的自我强制执行。但这并不是说每个纳什均衡都具有自我强制性,就多个局中人背信问题而言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此外,这里并未讨论协议如何实施及无协议时的情况。纳什均衡在上述情况中的含义是有差别的。纳什均衡刻画了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利益冲突达到一种稳态以至无人会单方面加以改变。纳什均衡并未对这一结果做出福利上即总体上优与劣的判断。这就允许存在一种情形:由于人们的不合作使得每个人都达不到可能的最大收益。在囚徒困境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唯一的纳什均衡是双方均交待,因为在其它策略组合下均有一方能因改变策略而获益。但是这一局势中的帕累托最优是双方均不交待。这表明,帕累托最优并不一定能在纳什均衡点上实现。也即,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利己主义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在总体上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进而,西方经济学中在经济人假设下,市场经济会达到或者趋向帕累托最优这一结论在引入利益冲突后有可能无法成立。在囚徒困境中,双方虽可在均不交待的情况下达到帕累托最优,却难以实现这一结果。这是由于缺乏对对方的信任。因对方可把策略改为交待而使自己获释得利,故无法信任对方会信守承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理性人假设更使这种信任失去基础。这说明,个人利己的理性选择并不能保证人们的处境都得到改善,结果可能对大家都不利。就此而言,纳什均衡揭示了利己理性的弱点。在人人求得自利的同时,如何防止对一切人均不利的结果出现,这已成为今天博弈论和经济学中研究的热点问题。
经济学均衡理论篇8
[关键词]人民币均衡汇率；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相对价格水平
[中图分类号]F8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07-0073-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购买力平价学说动态表述及其应用研究》（07Ja790025）项目研究成果。
一、近期人民币汇率研究成果综述
均衡汇率是判断汇率水平是否失调及汇率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主要客观依据。从理论上说，均衡汇率最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均衡价格是最符合经济资源配置需要、最有效率的价格，将实际汇率保持在均衡汇率水平上，是最符合经济资源配置需要的，也是最有效率的。均衡汇率的计算方法从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五种，且被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以购买力平价（ppp）学说为基础的均衡汇率，第二类则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现代均衡汇率理论，主要有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3)提出的要素均衡汇率(FeeR)模型，Stein和allen(1995)的自然实际均衡汇率模型(nReR)；麦克唐纳德(mcDonald,1998)提出的行为均衡汇率(BeeR)模型和爱德华兹(edwards,1994)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eReR)模型。林伯强[1]（2002），使用要素均衡汇率理论(FeeR)估计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其结论是1997年和1998年实际汇率高估分别达18.13%和18.15%。1999年高估状况得到缓解,达15.12%;到2000年实际汇率高估状况得到根本性缓解,仅为8.18%。FeeR法的突出代表williamso和他的研究伙伴们在2003年采用FeeR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2]，其结论是：“人民币显然处在被低估状态，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因素考虑，中国都可以从货币升值中得到好处。……，人民币需升值20―25%，……，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好处”。香港中文大学的ChouandShih[3]（1998）利用购买力平价计算过人民币均衡汇率，其研究成果结论是：1978--1989年间除1986年外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都是被高估，1990--1994间除1993年外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都是被低估。邱冬阳[4]（2006）运用1997-2005年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论是支持人民币ppp成立。本文将对ppp学说进行重新审视，给出ppp学说的动态表述，然后依据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探讨。
二、购买力平价学说的动态表述
20世纪20年代，卡塞尔（GustavCassel）在总结已有的ppp学说的基础之上系统提出了静态ppp理论，即绝对ppp理论（绝对静态）和相对ppp理论（相对静态）。由于“一价定律”即：经过汇率折算后各国商品的价格都应该相等,明显不成立，所以绝对ppp理论的表述：两国货币的均衡汇率等于两个国家的商品价格比率是不成立的。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转向运用相对ppp理论来研究汇率，但在基年的选择上又存在差异，以致于得出很多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结果，有很多学者甚至全盘否定ppp学说。我们认为我国尚不满足静态ppp理论的前提条件，所以静态ppp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但ppp学说并不等于静态ppp理论，ppp学说的思想是正确的，货币的购买力就是货币的价值，同商品价值决定其价格的道理一样，货币的购买力是汇率的最主要决定因素，这并不依赖于“一价定律”是否成立。
我们依据国际比较项目组提供的世界各国汇率和购买力数据，计算出世界各国的相对价格水平(K)：
然后做出散点图(图1给出了2005年散点图），从各年份散点图可发现有这样的规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人均GDp(aGDp)，按购买力法计算)的增加，K值呈逐步趋向于1的变化规律。对于发达的经济体而言，其K值在1附近波动。
注：aGnp表示以ppp法计算的人均Gnp，纵轴则代表相对价格水平K。
我们已经对ppp学说的动态表述作出了初步研究[5](吴骏等，2005)，得出动态ppp理论表述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短期均衡汇率是围绕着长期均衡汇率作上下波动，长期均衡汇率是指（参见图l）：
(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长期均衡汇率是由货币的购买力所决定，并且在一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时期，其长期均衡汇率将逐步趋向于货币的购买力。
(2)对于发达的经济体而言，其长期均衡汇率就是货币的购买力。
我们提出的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概念是相对于静态购买力平价理论而言，静态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指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含义是：两国在某个时点上的均衡汇率是由这两国在这个时点上的一般物价水平之比所决定（St=pt/pt*）,所以它是绝对静态表述。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含义是：两国在某个时点上的均衡汇率是由这两国在这个时点上的一般物价水平相对于基点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率之比和基年的汇率所决定（St=S0pt/pt*），所以它是相对静态表述（或比较静态表述）。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含义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的均衡汇率将逐步趋近其货币的价值即货币的购买力，它指出汇率调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汇率、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因素相互影响，导致一国经济结构发生改变，从而使短期均衡汇率将逐步向长期均衡汇率回归。且发展中国家长期均衡汇率线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动的，所以它是动态表述。
三、对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检验
由于二战后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所以我们将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实际汇率走势进行分析，我们利用1970-1996年间数据进行分析。
在表1中我们给出了除中国外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在1970―1996年间实际汇率变动趋势（由于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所以我们选择了1970-1996年时间段）。
从表1可见东亚国家的实际汇率都呈升值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在1970―1996年间对东南亚地区国家是基本成立的。
数据来源：1997―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e1996和e1970分别表示1996年和1970年的实际汇率，计算公式为e=S×p*/p，若e1996/e1970<1，这表明该国实际汇率呈升值态势。
四、模型计算和分析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其K值变化规律越明显，而低收入国家K值波动很大。其原因是：⑴低收入国家大部份经济规模较小，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矿产资源，地理环境，外国援助等。⑵战乱。⑶汇率市场化程度低。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对样本进行筛选，原则是：以2001年的129个样本为基础，从中删除：按ppp法计算2001年GDp总值小于400亿美元的样本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然后我们重新做出样本散点图（图2我们给出了2005筛选后的样本图），可见“相对价格水平将逐步趋向于1”的态势更加明显。
注：aGnp表示以ppp法计算的人均Gnp，纵轴则代表相对价格水平K
1.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测算：
我们以筛选后的2005年世界各国数据为样本（见图2），以aGDp为主要解释变量,对欠发达的经济体用双曲线方程作回归分析得出下列模型:
Lnk=6.30―0.61lnaGnp(1)
(22.4)(-20.47)R2=0.87
D-w=2.24F=419
括号内为t统计量，从上模型可计算得出2005年中国相对价格水平K=2.78，相对应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均衡汇率为＄1=￥6左右。
2.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预测
我们定义：相对价格水平偏差=实际相对价格水平―长期均衡汇率所对应的相对价格水平。表1给出了2005年世界15个经济大国的相对价格水平偏差，可见中国相对价格水平偏差最大，其次是印度和俄罗斯。所以2005年以后，这3个国家货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都出现了升值。未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因素：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汇率向长期均衡汇率回归。
（1）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我们不妨假定从2005年后10年内，中国人均Gnp增长率比其它发展中国家人均Gnp增长率平均水平高4%，由模型（1）两边微分可得:
由(2)可得：人民币相对价格水平(K)平均每年将减少0.61×4%=2.44%。也即人民币实际长期均衡汇率平均每年将升值2.44%。
数据来源：依据世界银行编著：《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成。
（2）市场汇率向长期均衡汇率回归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市场汇率向长期均衡汇率回归也即使人民币相对价格水平偏差=0，这将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8.08-6)/8.08=26%。如果中国政府计划用10年时间使人民币相对价格水平偏差=0，则人民币实际汇率平均每年将升值2.3%。
四、总结
我们对购买力平价学说进行了重新审视，给出了购买力平价学说的动态表述，然后依据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探讨。结果表明2005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均衡汇率为＄1=￥6左右，在未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将使人民币实际长期均衡汇率平均每年将升值2.44%，如果中国政府计划用10年时间使人民币市场汇率回归到长期均衡汇率，则人民币实际汇率平均每年又将升值2.3%，综合考虑上述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则在未来10年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平均每年将升值4.7%左右，这样10年后人民币市场汇率才能回归到长期均衡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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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Xinyan1，wuJun2
(1.ShanghaiinstituteofForeigntrade,Shanghai201620,China；2.HefeiindustryUniversity,Hefei230009,China)
abstract:Reconsideringthepurchase-powerparity(ppp)theory,webringoutadynamicviewofit.afterdiscussingtheequilibriumexchangerateofRmBwiththisview,wefindtheequilibriumexchangerateofRmBagainstUSDin2005isabout＄1=￥6.what’smore,withthequickdevelopmentofeconomyinchina,thelong-termequilibriumexchangerateofRmBwillincreaseby2.44%everyyear.ontheotherhand,ifthegovernmentofchinawillspend10yearstomakethemarketexchangeratebacktolong-termequilibriumexchangerate,therealexchangerateofRmBwillincreaseby2.3%furthermore.takingthesetwofactorsintoaccount,onlyiftherealexchangerateofRmBwouldincreaseby4.7%moreorless,itwouldreturnbacktothelong-termequilibriumexchangerateafter10years.
经济学均衡理论篇9
一般均衡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由新古典经济学派（或边际效用学派）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为瓦尔拉，理论特点是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建立理论框架，以单一产出的售合来表示生产总量。即令生产数量z=(z,…,z[,r]),g[i](z)是n种商品的生产函数(i=1,…,n)。假定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量是线性的，生产函数满足ag[i](z)=g[i](az)。生产部门中的均衡由价格向量p和q及生产活动向量a[i](q)给出，其中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注：由于总量是个量的集合，单位产量集合为a[,i]，当z在a[,i]内时，g(z)=1。于是在给定价格q时，费用极小化的活动可以用包含在a[,i]内的生产系数a[i](q)表示，其中对a[,i]内的z有q'a[i](q)≤q'z。）那么，生产z和产出量y之间关系可表示为附图。均衡增长表现为式中变量按同一速率变动。
瓦尔拉所建立的完善的一般均衡模型实质是由个量集合成的总量，这一点由均衡条件附图可见。（注：所有的i都满足均衡条件。）由单一产出活动集合成为总量生产模型，那么由每一个不同生产者或经济行为者所决定的不同的产出活动如何集合成统一的生产活动，其一般均衡理论假定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也就是说，所有各个经济行为者行为都处于均衡。即每个商品i集合为所有i均满足附图。由此，所有经济行为者的活动可以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也就此简化为总量关系。
一般均衡理论优点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质假设社会经济活动只存在能代表所有经济行为者的一个经济人。（注：这一个经济人的概念是集合概念，不是个体概念，他应该以类作为单位。）但实际上，一是一般均衡过于理想化的假定条件，近似完美的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一般均衡产生于每一个经济行为者均衡的集合，其中如果有一个经济行为者行为处于非均衡，均衡即被打破。反之，将集合的经济行为者行为还原为本来独立身份，一般均衡只作为非均衡的特殊形式存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中，非均衡具有一般性。
首先，每个独立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并非一致，就是说，每个经济行为者有可能对利益最大化的理解不同。前提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每个经济行为者追求利益最大的结果很可能是非均衡的。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前提是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则其行为可以集合形成统一行为。那么，其行为范式必然是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需要接受同一的价格信号，即假定他们都会在那种想要进行交易的价格上，与他们想要进行交易的对象展开交易活动。因为如果经济行为者在不同的价格参照系数下实现自身目标，就达不到均衡。当然，这里实现均衡的价格系数是一个价格集。瓦尔拉认为均衡价格是以拍卖方式实现的。但现实中拍卖达到的均衡价格只可能在局部实现，根本无法在总体上实现，由此，经济行为者遵循的价格信号不可能是同一的，均衡也仅是理论的负抽象。
第三，一般均衡理论范式中强调的，一是所有经济行为者都接受价格同一信号；二是他们都是按照价格信号来作出有理性的数量决策。这里势必存在逻辑问题，即一是没有一个行为者运用市场给予的数量信号；二是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实际地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是“看不见的手”或是瓦尔拉“隐蔽的喊价者”的事。那么，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在价格上不像在数量上那样作出理性的决策”，并且“每一个参与该经济的个人都被假定为是接受给定的价格，然后相应地按照这些给定的价格来决定自己关于购买与销售的选择；没有一个人来掌管价格决策”(arrow,1951)。一般均衡理论这一逻辑漏洞表明，一是价格信号并非是唯一的市场信号，数量信号也会发生作用；二是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给定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的决定者，在此情况下，均衡得以实现，反之，经济行为者如果对价格决定负起责任，市场出现的则是非均衡。所以，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独立行为，不可能完全依据市场均衡要求的平均化行为行事。也就是说，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反逻辑的表述，表面看，理论是由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实质上，它是首先确定总量关系后，推理出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必须服从于达到总量均衡的条件。（注：关于这一点一般均衡条件实际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即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逻辑关系为所有i满足均衡条件，则每个商品i也满足均衡条件。）
第四，由于市场经济中处于子集的经济行为者会同时是价格和数量信号的影响者，又会是价格的决策者。受不同因素影响的个体经济行为者的行为自然会呈现出非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那么，非均衡的个体行为不可能加总也不可能形成集合的总体均衡。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可以相乘除，但不能相加减，而这里似乎在将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在加减。（注：比如说，5斤白菜每斤价格为0.1元，两者相乘为白菜的总价格，而两者绝不能相加。）结果，作为一个i有可能满足附图，对于所有的i有附图这一通过子集均衡达到集合均衡显然不现实。存在于子集的均衡并非会形成集合均衡。
由此可见，一般均衡理论侧重研究总量及宏观层面问题。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创建的增长模型更多地强调的是均衡而非增长。（注：因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增长只表现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需要的增长是高迅增长。增长可能带不来发展，但无增长甚至高速增长，发展就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它只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研究，不考虑其内部子系统差异。这一研究方法应该说更适应发达国家成熟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经济不一定适应。因为在发达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者行为趋于一致的程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表明经济存在差异，存在机会，而经济行为者是否能从其间获取收益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能力。这一选择能力既与教育、知识、经验有关，也与个人的性格、生活背景有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能力。结果，经济行为者行为趋同性十分弱。由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其用解释发达国家总量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还不如着力从微观层次解决发展中的增长问题更有效、更实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达到总量平衡就能实现的，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调整这些微观行为才是扩大经济规模的前提。
二、非均衡：从微观层面上解决增长问题
一般均衡增长理论不适应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是因为它只注重总量关系使之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它忽略了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再就是它忽略了经济行为者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时所做贡献的经济价值（舒尔茨，1987）（注：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非均衡“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的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解决了这些问题。
1.非均衡强调增长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获取收益之中。资源重新配置且能从中获取利润意味着经济系统中存在许多新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它是这一潜在过程的反映。因为新的生产领域存在的盈利差额会为生产者提供新的增长机会。这类新的领域总是作为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作用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被开拓，并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现有部门的增长迅速，原有的经济部门的相对位置下降，新的经济部门崛起与发展，这样非均衡使经济系统中总会有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同时这一机会又带来增长。
非均衡增长是由新经济领域出现、崛起、壮大、衰落，然后新的经济部门再出现，不断循环往复的生命周期实现的，那么，非均衡增长会呈现出这样的序列过程：(1)某一新经济部门的个别增长；(2)先前存在的部门的增长。当然，每一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它们所达到的各自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3)由于新产品的不断引进，一些新部门不断增大和加入到国民经济中来。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经济增长应该是动态的。新的部门产生，原有的积累格局和生产者持续不断的活动，以及它们进入新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特定时间的选择表明，非均衡增长速度中包含着资源重新配置、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速度。（注：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不只是指在原有经济或产业领域，更多地是指新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它是社会经济分工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最终使发展中国家简单的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达到发达国家复杂的经济结构，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2.非均衡增长存在于经济系统中有诸多的新机会，而了解这些机会的存在，并能抓住这些机会的人对增长就十分重要。进一步讲，经济系统中经济行为者微观行为就成为影响增长的关键因素。非均衡理论注意到经济行为者行为方式对增长的作用。这一理论创新了古典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注重宏观总量平衡及物质资本对增长的影响，把增长由宏观平衡放置到微观行为层面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取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路径。
非均衡注重微观经济行为人行为对增长的作用使增长理论发生质的变化，解决了收益递减导致增长趋于零的难题，经济可能通过收益递增，实现无限增长。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是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它的理论框架中，因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结果一是投资只在量上表现为满足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一部分需求量，（注：另外两部分是：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即作为资本的投资是同质性的；二是劳动力只是资本的附属物，即他只因资本增加而需要得到相应的增加；（注：“从理论的观点来说，资本正是和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可以更正确地说，是劳动附属于资本，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多马.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三是一般均衡框架中各部门的收益是相等的，则同质资本不存在重新配置效益。在非均衡条件下，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新的投资机会存在并当资源重新配置时能从中获取利润，而且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资本扩张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是市场的外在压力，他为求其生存所必须；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扩张企业的所有者、董事或经济需要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企业的这一特征构成了经济扩张进程背后的推动力。由此，增长就成为经济行为者主动行为，这一行为构成增长的内生变量。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生产领域意味着投资是非同质的。这时作为资本的投资就由异质性概念替代了同质性概念。资本的异质性表明同量的资本可能其内在质量（技术）不一样。（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资本同质假定“显然不适合于分析经济增长动态，因为资本积聚无论是根据要素成本还是根据它的许多部分终生提供服务的贴现值，经济增长动态总是随着报酬率差异造成的资本不等量而起伏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资本的异质性有两个含义：一是资本内含的技术含量不同；二是生产领域不同导致的技术不同。）
资本异质性强调技术作用，那么包括在物质资本中的技术是由人创造的。“尽管人们需要有用的技艺和知识这一点不言而喻，但这些技艺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点却又并非显而易见”（舒尔茨，1995年）。资本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劳动力不再作为物质资本的附属，而作为影响增长的生产要素。这时掌握技艺和知识的劳动力就以人力资本形式出现。资本的异质性特别是人力资本概念引入增长理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的收益递减，增长最终趋于零的假说，被收益递增，实现经济无限增长理论替代。人力资本为增长理论带来崭新的天地，增长理论关注经济行为者的作用而使增长观念发生质的变化，增长的发动机由投资变为知识。一旦将知识看作增长的发动机，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取得经济持续增长。“长期看，经济现代化和发展中的关键部分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而不是体现在地产、其它自然资源或其它形式的物质资本中的能力和知识。在长期中，最重要的是对人口质量的投资（舒尔茨，1995）。”（注：参见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m].47.）
三、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一般均衡增长是在收益递减中实现。因为这里资本具有的同质性，投资只会影响总量变化，而不存在在不同部门投资取得不同收益，也就是说，经济不存在部门收益差别，自然不存在结构转移效应。但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方法无法解释经济现实中出现的经济增长残差问题，而导致对资本作为唯一生产要素以及同质性产生怀疑，结果，实证分析证实劳动力不仅作为生产要素，并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同时，劳动力的异质性也被提出来作为解释增长的因素，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异质的劳动力不仅带来收益递增，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不同产业、不同质的劳动力会产生产业收益差异。资本追逐收益、劳动追逐报酬的结果是结构转变的增长效应。非均衡创造增长的空间。
人力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其概念的内容也不是统一的。舒尔茨采用总揽一切的人力资本概念，即强调教育、培训和扫盲对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当然他并不排除健康状况的改善与长寿、儿童死亡率下降和家庭以较多的资源用于子女，以及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具有更加聪明和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因素。约翰·肯德里克在系统地探究了这些思想的经验含义后，并证明这些总揽的一切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可以与非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比较的量。这一研究从总体上证明，投资结构对于说明长期经济增长的诸多来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赫尔曼·米勒在研究了收入和收益分配及职业选择关系后，强调教育与个人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有规则的联系。
而这一观点被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所证伪。（注：理论科学进步在于理论是可被反驳或证伪的。参见：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真正富起来的并非高学历或受教育较多的人群，而恰恰是受教育较少的人群。第一代乡镇企业家、种粮大户、万元户等等这些经济发展之初首先致富的大多数只具有小学文化水平，他们创造的致富神话应该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工业化时期的情况有很相似之处。西方工业化初期通过圈地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家受教育的程度远远低于当时的贵族阶层。这就证明工业化初期善于抓住机会，获取利益的人群是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人，与教育并无直接关系。因为这时的经济体系处于不规范状态，机会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以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风险厌恶值高的，机会成本高；风险厌恶值低的，机会成本低。而往往这时教育曾经赋予受教育者道德准则、循规蹈矩、规范的行为方式与此反其道而行之，成为约束发展因素。
教育与成功的联系存在于经济发展一定阶段，机会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这时，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刘易斯，1994年）。而知识的积累与运用使生产中的熟练人员所占比例增加，人们就更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积累、专业化、协调以及经营规模的扩大获得收益，并非单纯的依赖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是说，知识和技能同样可以作为财富投资而取得丰厚的回报。这时，教育对于改善人们现实境况就尤为重要。教育也就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需要教育补充而创造和扩大熟练人员的比重。就是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1.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软着陆”后持续的扩大需求政策，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弱势，主要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注：江晓薇.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J].社会科学辑刊，2000,(1).）经济增长由更多地依赖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高，当然，质量提高要包括在数量增加之内，但数量扩张不一定包含质量提高，由此，扩张性投资政策应该内含投资中技术知识含量，（注：我们已经提出本文投资中技术概念不仅指新的运用，还包括新生产领域扩张的技术含义。后者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属于薄弱环节，特别是现代经济发展中增长较迅速的、属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如现代服务业，既符合知识是增长发动机这一现代经济增长理念，又是目前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提升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但是，我们在经济调整中并无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其发展。）而并非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投资数量才不仅能带来通过国民经济附加价值提高获取增长，还能带来生产领域蜕变获取增长。
内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力。科学的创新和技术发明充分显示人力资本的作用，而对创新成果的运用要求人力资本中企业家发挥作用。于是就有“科学家离开企业家寸步难行，企业家离开科学家一事无成”之说。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上市公司频繁更改募集资金投资方向，或将其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表明我国太需求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分析美国经济增长中企业家作用时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低于美国，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美国已经形成。所以，启动经济增长更多地将视角深入到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比仅仅解决表面问题更重要。
2.刺激经济增长通过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创建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促进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是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个途径。阿林·杨认为，不断进步的分工能增加产量而又不致于成比例地增加成本。舒尔茨则明确地提出，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在经济现代化当中是携手并进的。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意味着经济状态是非均衡的。非均衡出现时存在着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给具有人力资本特性的群体创造的。比如，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加强，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与生产的紧密程度提高，他们的研究会更多地贴近生产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产业良性的互动。再如，经济增长带来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与生活水平提高相关的技术服务，如医生、教师等等必然增加，而且这类服务还在细化，医生可以为大多数人服务，也可以成为私人医生；教师同样也可以是从事家庭教育的。再如，与专业化和技术提高相关的是协调，经济中就需要更多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经理人员以及从事一般管理工作的人员。这些职业的出现又会加速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关系。
3.当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因素时，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对增长的影响就尤为重要。列昂惕夫关于资本富有的国家为什么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之谜的解，是投入到这些出口产品的劳动服务是集约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富有的国家出口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服务。在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动力的今天，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实际就是增长的发动机。正如罗默而言，“收益递增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外部性可能会允许竞争的均衡存在。”这里充分体现出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作用。专业化人力资本意味着在他专业技术层面上，这些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并且，他所产生的生产率效应会扩散到其他人，因为在相互联系的经济系统中，一个层面的技术产生的生产率效应不能产生扩散，那么，最终这一层面的生产率也会下降。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如果不是以技术专利的形式出现，则必然存在着外部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专业知识或技能。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人力资本的专业能力是由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收益递增决定的。由此，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能使经济长期增长的稳定环境。这是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与物质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重要区别。
四、政策建议
运用扩张需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表现出有限效用时，其政策方向的调整是必然的。这种调整基于两点：一是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二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确定。第二点对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确定我们应该已十分明确，第一点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90年代经济调整之初，我们的认识局限在经济过热，对于经济过热掩盖的发展阶段的变化忽略了；在经济降温后，经济发展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深层次问题尽管已经暴露出来，但又被经济的低增长所忽略。当经济增长成为主要关注方面时，注重总量问题而非结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忽视结构的总量扩张，遵循的是一般均衡增长原理。一般均衡核心公理是收益递减，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实际执行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隐含的目标并非是促进增长，而是抑制增长，产生“政策悖论”。（注：这一“政策悖论”在目前我国经济中经常发生。如允许国内居民用自己外汇投资B股市场，扩大居民投资渠道，但2001年6月1日以后进入的限制，使得国内居民进入“解放”了B股市场原有投资者，而这部分投资者中部分是外资机构投资者，结果是套住了国内居民，放走了国外机构投资者。再如国有股减持本是更加规范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利好政策，结果因为方法不当而成为影响股市的利空因素。这给我们一个警示：好的政策动机，不一定取得好的效果。）所以，在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时，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应该审慎从事。
1.转变观念。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投资（物质资本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且对投资概念也仅限于同质的，由此，产生大量的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这一观点依然存在于现今的扩张性政策中。如理论上扩张性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于投资经济发展中较为薄弱的、属于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遵循这一理论基础设施行业成为重要建设和重复投资的新领域。如机场建设。四川乐山到成都相距仅100多公里，要在乐山修建机场；长春和吉林两市在分别已经有机场的条件下，要在两市之间另建机场。而已经建成的九江、蚌埠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仅为100多人，芜湖机场为3800人，阜阳机场为6000人，也就是说，这些机场运营好的每天也只始发十几位旅客。投资上亿元建设一座机场，每天运送十几个旅客，这一投入—产出比的效率不算也清楚。（注：参见，经济参考报[n].2001-11-03.）
我们应该更多地认清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已经越来越多地取代物质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异质劳动力，异质性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是有利于提高增长的质量；二是异质性的资本作用的发挥，有可能扩大社会分工，实现专业化，扩展产业发展空间，创建新的产业，促进经济增长；三是有利于现有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即金融、保险、会计、律师等中介组织，使这些现代服务行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取得增长。
2.创造机会。在经济中，人力资本是涉及人类作为生产收入的行为者的生产能力。它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具有价值的存量。一方面，就个人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或报酬在于提高一个人的技能和获得能力；另一方面，就社会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或报酬在于提高经济中经济决策的效率。特别在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自主性与决策的个人化，人力资本对提高决策效率十分重要。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
人力资本的作用决定它的投资应与收益或报酬成正比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2001年第3季度城镇职工报酬调查结果表明，搞科研的比卖冷饮的多挣两倍。这一差距与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时的收入差距相比大大进步了，而如果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进步是有限的。科研人员起点最起码必须经过4年大学的正规教育。如果按照2001年第3季度科研人员平均收入10481元计算，月平均收入为3494元；卖冷饮的低两倍为1747元。以卖冷饮的月平均收入为标准，一个大学生4年总计需要投入约8.4万元。换句话说，不上大学每年卖冷饮可收入2.1万元。该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科研，按科研人员月平均收入计算约需两年时间才能收回投资成本。而一个人并非只读完大学就能够胜任科研，如果继续上3年硕士、3年博士，投资回收期就更长。所以，由人力资本的价值分析，两者之间两倍的差距并不算大。
其实衡量社会差距应该更注重社会公平的条件而非结果。关键是社会能为每一个人创造公平、平等竞争的机会，这比单纯地关注差异结果更为重要。
社会要为每个人创造公平、平等竞争的机会，一是发展教育。教育是培养人力资本的基础。政府应该首先保证社会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权利。
二是人才自由流动的机制。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体现在他身上的技能和知识的存量。价值的实现在于取得等价的收益或报酬。所以，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不同在于一个人不可能出卖其自身的资产所有权，只是以收益和报酬来衡量自身的价值。由此，人力资本流动性应该较之非人力资本更强。换言之，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打破人才部门所有制，创造鼓励人才流动的机制是重要前提条件。
3.市场选择。建立市场选择人力资本的机制十分必要。首先，一个经济系统中人力资本存在结构效应；其次，结构的组成是梯度的，立体的，而非平面的；第三，梯度主要反应的是分工不同；第四，经验同教育一样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在市场选择条件，文凭就不是唯一的标准。比如，当钳工缺乏时，市场上钳工的工资会高于大学生甚至研究生的工资。市场信号表明技术工人缺乏。这样社会并不是只有考大学一条路，同时，市场也会给考不上大学的人更多机会，他们通过专业学习掌握一门技能仍然可以成为专业人才。这些机会会成就更多人的事业偏好，而非文凭偏好。因为并非所有的人必需拿到大学文凭才为社会所承认，所以要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建立市场选择人才机制是关键。
【参考文献】
[1]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2]杰拉尔德·m·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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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的新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经济学均衡理论篇10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