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1
【关键词】社会变迁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公共服务民主协商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治理体制也经历了由向“乡政村治”模式的转变。在时期，国家将农民组织起来，采用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社会流动渠道狭小，流动率较低。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制度逐渐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治制度的推行使农民在规范层面上获得了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多项民利。另一方面，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可以独自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农民不用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于是一部分农民走进乡镇企业或者到城市打工。与此同时，国家也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及政策调整，比如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放松户籍管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到2000年前后农民到城市打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除了社会整体的变迁之外，农民的个体生命历程也将面临着代际更替。以外出务工的农民为例，已经有第一代与第二代的区分。前者在城市努力打拼，只为完成供子女上学、为父母养老、回乡盖房子等生命中的重要任务，在任务相继完成的同时他们也逐渐衰老。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从学校直接出来进入打工市场的，他们对农村并不了解，也没有务农的技术和经验，他们的农民身份更多是户籍意义而非产业意义上的。因此，第二代农民工与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对农村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不愿回到农村去安家立业，他们有完全不同父辈的社会诉求①。
此外，伴随着社会变迁及代际更替，农村文化在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流失重建，精华文化和糟粕文化在互动中纠缠不清，农民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化甚至混乱的趋势。基于上述现实情况，我认为，乡村社会治理将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一些转变。
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
时期，乡村各级党政组织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一元”主体。它们掌握着大量的治理资源并将公共权力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治理的范围和领域也较为宽泛，涉及到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也较多采用意识形态、行政强制、政治运动等方式。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乡村各级党政组织作为治理主体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但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推进，它不再是单一的治理主体，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团体、村庄精英、农民群众都逐渐在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现代社会的治理应是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就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来看，虽然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仍是乡村治理的两大重要主体，但是其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都不容乐观。解体之后，农民家庭成为独立经营单位，农民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乡村社会开始原子化，农户家庭事业经营的井井有条与农村公共事业的混乱凋敝形成鲜明对比。
这表明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基层政权及村治组织收缩、转移部分治理职能的尝试并不很成功。不管是乡村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还是乡村精英和民众的自治能力，都还未能有效承接其转移的部分管理职能，也未能弥补其在某些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缺位”。从代际的视角看，大部分50后、60后经历过治理模式的农民还是习惯于将基层政权和村治组织看作是无所不管的“一元”治理主体；作为新生代的80后、90后，很多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再加上有出外打工或从事其他非农产业经营的经历，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都比他们的父辈要高，对于基层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没有父辈那种敬畏，也不习惯之前那种党政组织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治理模式，却更倾向于认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平等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
实际上，“多元”治理主体的格局应该是乡村社会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多元”治理格局现状却有待进一步改进。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多元”治理主体中的基层党政组织虽不再处于垄断各种治理资源的地位，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运用政治强力控制的方式来进行治理，但依然是“一家独大”的重要主体。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还是相对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乡村精英、农民群众的自治能力比较孱弱，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动力不足，这也是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出现诸多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实现乡村良好的治理必须加快构建真正的“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这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不但要重视共青团、妇联等准政治类的组织以及经济合作社等经济类的正规组织建设，还要关注人民调解、公共卫生、治安保卫等群众组织的建设，更要给予宗族组织、宗教组织、文化组织等“天然”社区组织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还原农村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对此，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指出：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要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
另一方面，需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基层治理智慧，比如倡导乡贤文化的复兴与重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是自治的，主要的治理资源是宗族、儒家伦理和乡贤。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治理中，修桥补路、捐资助学等公共事务主要由乡村里的士绅贤人承担。他们在当地有声望，获得人们的尊敬，是人们发自内心认同的乡村权威，对于整合乡村共同体和维护乡村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更多的新乡贤，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对于“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及实现乡村的“善治”②意义重大。
乡村社会治理目标：由管制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
时期的乡村治理多采用行政管制的方式进行，基层党政组织掌握着大量治理资源。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逐渐被架空，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不断衰弱，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费改革虽然缓解了因税费负担引发的干群关系紧张和社会矛盾，但是也掏空了乡镇基层政权赖以兴办公共事业的财政资源。另一方面，征收农业税费的权力本身即是基层政权与农民博弈互动的基本权力形式。因此，取消农业税以及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也疏远了基层政权中干部与农民的联系，削弱了基层政权在治理农民时可依赖的权力资源。这就导致当前农村基层政权不仅治理能力严重虚化，而且日益脱离于乡村社会，出现了悬浮之忧、维稳之乱等意外后果。
村治组织的状况也大体如此，村民自治制度名实分离，不能有效回应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特别是在一些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更是既没能力也没精力处理涉及老百姓切实利益的公共事务。20世纪90年代因税费负担引发的农民经济困境为核心的“三农”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囿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性桎梏，“三农”问题仍不容乐观，农业的转型之艰、农村的发展之困、农民的民生之痛，仍是“三农”中国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与国家要求基层政权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初衷背道而驰，现代治理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治理主体不仅能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更多的公共物品，而且要求治理主体有责任提供公共物品并按照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设计运作规则。换句话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农民群众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对基层政权和村治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有效率地生产，还要尽量公平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而且这是他们必须履行的基本责任。
当前，广大农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农民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外出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即将步入老年，不少人需要回乡养老，基层党政组织能为他们提供哪些养老方面的公共服务？部分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工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想回乡创业，基层党政组织能为他们提供哪些优惠政策和配套支持？在家务农的农民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基层党政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他们提供诸如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农村饮用水安全、教育医疗、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改善、农村文化复兴等等涉及切实利益的公共服务需求。根据乡村调研发现，不少基层党政组织在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公共服务需求面前处于“缺位”的状态，一些乡村干部对于提供公共服务也缺乏责任意识。这种现实状况与农民和国家希望乡村基层党政组织更多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乡村基层组织在农民群众中的认同率降低，权威流失。
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国家继续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增强乡村基层政权和村治组织回应农民群众现实需要的意愿和能力，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通过广大农民群众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进行公共服务的再生产，弥补乡村基层党政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缺位”。因为通过农民之间的合作不但可以进行物质方面公共服务的再生产，有效回应农民日益复杂与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要，而且能够进行治理主体及治理理念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由“单中心”管治到“多中心”共治、公共服务供给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从而构建一种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协调合作、分担公共责任的新型治理结构。
乡村社会治理过程：由权威服从向更多的民主协商转变
时代的乡村社会治理基本是乡村干部主导的单向度过程，自上而下传达上级决议，广大农民群众被动接受。农民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甚至连土地上种什么都要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安排生产。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群众不仅获得了生产经营自，获得了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民利，而且这些权利还以国家法律制度的形式得到确认和保护，这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大进步。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也遭遇了一些现实困境，出现了诸如“两委”矛盾凸显、选举“乱象”、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开、村务公开存在盲点、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等诸多困境。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只能说明村民自治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并不能否认村民自治制度所充当的利益表达渠道的角色，更不能否认其在促使村民权利意识觉醒方面的价值，以及其整合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进行自我管理方面所发挥的治理功能。
乡村本质上是农村社区共同体，农民群众“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进行社会交往和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区类型，乡村本来有很多社区性的公共事务，比如纠纷调解、社会救助、防火防盗、安全保卫、捐资助教、修桥补路等等。据相关资料显示，上面提到的很多公共事务在传统社会都是非政治性的，都是通过社区内部成员通过协商自治来实施的。而当前，很多事务却几乎都被纳入“人为”的体制性事务的范畴，使得乡村公共生活被过度政治化。村民自治被作为民主政治的起点和突破口而大加赞扬并大力实践，对其政治意义的强调遮蔽了其本来应有的社区治理功能，并进一步阻碍了这种功能的有效发挥。实际上，村民自治制度是广大农民群众依法直接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本质上是一个程序性、规范性的协商讨论和利益博弈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广大农民群众不管是做决策还是商议具体问题都可以采用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
从理论上来说，协商是基于内在被承认的同意，而不是基于强制，所以以协商程序为基础的民主不但有利于培养人们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有效化解社会治理中的利益冲突，而且有利于达成一种相对均衡和稳定的合作秩序。这种合作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心灵归属和情感慰藉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里，人们之间的信任度高，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对此，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名著《共同体与社会》中有过精彩描述，他认为，“共同体是指那些有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③。由此可见，构建乡村社会共同体有利于乡村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交往，而且能够提升乡村的社会资本存量，拓展交往的公共空间，减少各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乡村公共权威和个人权威的发育与成长，解决乡村社会治理的认同冲突，最终实现乡村社会整合。
从实践上来说，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深入推进，乡村社会利益和思想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重新发掘协商的价值，激活乡村民主，显得非常紧迫和必要。因为民主协商是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方式，不管是乡村公共事务还是农民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都可以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从代际的视角看，50后、60后的农民整体上受教育程度较低，法律意识和自主参与意识不强，臣民意识较重，很多时候希望基层党政组织和干部替他们做主解决问题。与他们不同的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整体上受教育程度较高，再加上有外出务工或从事其他非农产业的经历，见过世面，所以民主平等意识和法律意识较强，他们在遇到问题时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或经过程序性的民主协商方式解决。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代际之间的区分只是总体上的概括。但是，基本的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送法下乡以及电视、手机、网络等大众传媒的普及，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整体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方针政策也越来越关注。因此，乡村社会治理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加快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制度改革，让农民有一个能真正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民主协商平台。
【注释】
①于建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与社会稳定研究”，《学术与探索》，2014年第11期。
④“善治”的概念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11页。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2
关键词：乡村振兴；提升；农民思想政治素养；对策
农民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力量，提升政治素养是保证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推进人才振兴的关键环节。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素养是新时代农民的核心素养，主要由思想素养、政治素养、道德素养等3方面构成，农民思想素养、政治素养和道德素养各有其内涵，但又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素养。农民思想素养在农民思想政治素养中起主导作用，政治素养在农民思想政治素养中起核心的作用，道德素养在农民思想政治素养中起基础作用。因此，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思想政治素养的内涵，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丰富农村精神文化教育的内容、创新农村教育实践主体的内容等多维度、多层面提出提升农民思想政治素养的对策，对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农村长期稳定繁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农民思想政治素养的内涵
农民思想政治素养是指农民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道德品质等稳定的基本品质，是农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治观的集中体现。农民思想政治素养从思想素养、政治素养、道德素养等3个维度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政治素养发展水平和能力。新时代农民思想素养集中体现了农民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农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对农民的社会生活发挥着引导作用。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思想素质状况具有重要影响。新时代农民思想素养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彰显，是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农民政治素养集中体现了农民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方法、政治立场和政治认同，是农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农民政治素养对农民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的把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是农民政治认同和政治理想的综合体现。新时代农民道德素养集中体现了农民在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所展现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是农民道德素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着农民道德素养。道德素养代表着一个农村乡风文明，是乡村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新时代农民的思想政治素养既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代农村建设在农民素养上的反映，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更是农民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素养在农民综合素养的培育中起着根本的导向作用以及引领作用，为农民的其他素养提供原动力，对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农民思想政治素养的现状
乡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推动了农村生产力不断提高，农民幸福感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农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意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有积极健康的，也有消极落后的。
2.1乡村文化建设不足，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绝对脱贫解决了人们的吃、穿、住、行的基本问题。一方面，农民由于科学文化水平偏低，尤其老一辈农民大多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致使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封建观念依旧留存。因此必须要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重塑农民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防止封建思想对他们的错误导向；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农村发展普遍出现了重视经济建设、轻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在农村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取向尤为突出，当前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在功能形式上十分单一，教育的内容相对较少，以娱乐内容为主。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娱乐设施的出现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但在功能上依然是以消遣娱乐为主，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
2.2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
一是农村基层组织机构不够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够充分，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弱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在新时期农村的基层组织机构不够健全，没有形成有效机制。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力不够，缺乏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进而影响农村思想道德工作的开展；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机制不够健全，很多农村还没有健全农村党政机关部门、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甚至有些农村没有建立这些机构。二是农村基层组织队伍执行力薄弱。农村基层组织队伍是提升农民思想道德素养的主心骨和领头人，一定要有较强的执行力，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到位。但部分农村干部思想素养偏低、文化水平偏低，直接影响了农村干部对农村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同时，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方法性较强的工作，但农村基层组织由于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工作方法陈旧单一，不能引起广大群众的认同和信服，直接导致干群分离，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三是农村基层组织队伍思想意识淡薄。有的农村干部由于年龄偏大、思想观念比较落后、没有与时俱进，从而导致创新意识薄弱，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复杂的农村问题上，往往能力不足。
2.3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主体缺乏积极性
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更加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但极少关注农民的思想工作以及精神需求。农民作为基层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主体，其自身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文化自觉性较差。由于农村文化资源比较匮乏，导致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不允分。农闲时，大部分农民会在村内闲聊、打麻将等来打发空闲时间，很少有农民主动阅读书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二是农民思想觉悟不高。由于落后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导致农民的思想觉悟不高，也没有意识去改变这些落后思想，部分农民只安于现状，满足自己日常所需，很少去通过创新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三是农民道德意识欠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多数农民只看重个人的利益，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过分夸大金钱的作用，在获取金钱的方式上，有些农民为钱违背道德原则，甚至忽视法律。时常发生老实的农民在不同程度上缺乏诚信、邻里之间不和睦、不尊老爱幼等现象，这不利于农民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和发展。
3提升农民思想政治道德素养的对策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主题。农民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力量，提升思想政治素养需按照时代的要求发展，否则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影响农民思想道德素养提升的因素，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针对农民思想政治道德素养的现状，应从丰富农村精神文化教育内容、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创新教育实践主体内容、优化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环境方面，提升农民思想政治道德素养。
3.1丰富精神文化教育
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向前迈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2]。一是加强道德素养教育，培养农民崇高的理想信念，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要将农民群众培养成遵守诺言、遵纪守法、团结友爱、有道德、有素养的新型农民。加大宣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力度，增强农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集体观念。二是加强农民“三观”教育，发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农民明辨是非，用先进的文化代替传统封建理念，为农民理想信念的确立奠定基础。三是加强农民法治观念和创新意识教育。增强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有利于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实施；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农民群众真正做到懂法、守法、用法、遵法，能够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四是重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定期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培训以及文化知识教育工作。运用网络技术，向农民科普知识；在农村举办农民讲习所、建立农村书屋、农村学习角等，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
3.2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指导工作，完善工作机制
曾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7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3]。一是健全组织机构，规范机构设置，完善基层管理组织机构，避免出现农村综合执法和农民思想工作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避免出现责职交叉、分工不明的情况，从而影响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权威性。二是明确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的主体地位。首先，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自我教育，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其次，农村党员干部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共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再次，为农村基层工作者制定福利政策，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是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思想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潜能和素养得以发挥，实现的基础就是实践活动，人只有积极参加实践活动，才能不断地提升自身”[4]，提升基层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发展，理论联系实际。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农村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在基层工作中自觉服从并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做到经常性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不断地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养。
3.3创新教育实践主体的内容
一是加强思想观念引导。党的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更加精简易懂，贴近百姓生活，对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自觉纠正错误的思想价值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二是打造先进的文化基础。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一方面，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鼓励更多优秀的师范专业毕业生走进农村，平衡城乡之间的师资水平，为农村的发展储备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教育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激发农民的学习兴趣，培养农民的学习习惯，提升农民思想政治道德素养。三是加强思想道德宣传教育。农村基层干部是带领农民群众提高思想政治素养的带头人，必须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宣传教育，同时根据农村社会现状和农民群众现实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宣传教育活动，同时采取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思想道德观念深入到每一个农民心中。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3
[关键词] 农村基层 党建理论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重要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想集中反映在《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以及《扶贫工1作是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的历史任务》等一系列讲话之中。
一、农村基层党建理论形成的现实背景
1、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关于农村基层党建理论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过去那种以国家控制为主的高度集权体系逐渐分解和消融，特别是当农民日益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后，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绝对组织隶属演变为经济承包契约关系，农民逐渐从物质、时间、空间上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加之基层民主地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凝聚力较之革命和计划经济时代逐渐弱化，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村民自治的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直接掌握行政权力的方式已经过时，一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权力“失落”中软弱涣散；农村经济实体与基层组织分离后，基层党组织“无钱办事”的问题突出起来。党的基层组织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使很多农村基层干部不愿从事党务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乏力；农民有了极大的生产自主性。他们对农村基层组织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入党的积极性普遍较低。新的经济政治环境增加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难度。但由于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解决是牵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这使得加强和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水平变得尤为紧迫。并且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在这一背景下应该有所创新，以满足客观环境不断变化的要求。
2、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
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党建思想的一大优势。这既归功于共产党员崇高的政治威望也得益于革命年代特殊的政治氛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逐渐降低。首先正如以上所述是党员思想观念变得复杂，政治意识的普遍淡化和经济意识的强化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加大。其次，党员的政治素质的滑坡、理想信念的降低。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另外，生产方式的转变、人口流动的增加。使农村基层党组对党员的限制减弱、管理难度加大，使思想政治工作难以落实到位。
3、党员队伍的变化。
党员队伍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党员数量日益庞大。中国的党员队伍发展迅速，1949年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约448万人，其中农民党员约二百万左右，而到1999年，党员人数突破6000万，农民党员约2900万。农村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一方面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坚实的党员基础，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管理的难度。第二，党员成份更加复杂。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城镇化发展速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以土地为唯一的收入来源，中国的农村党员身份变得日益多样化，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也有乡镇企业职工、外出务工人员等。第三，党员思想观念逐渐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外来思想和价值观念蜂拥而至。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负面影响也冲击了人们的价值准则，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渗透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难度加大。
二、农村基层党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对农村基层党建作用和意义的认识
首先。他把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改善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曾经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的细胞。如果细胞发生了病变。党的整个肌体就不可能健康，最后甚至可能垮掉。他提出要防止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现象。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当务之急就是从根本上扭转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而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因为，截至1993年，中国共产党员有5400多万，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就达到80多万个，农村党员2000多万人。这近全国党员半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农村基层党的领导核心。但当时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已处于软弱涣散的状况，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不仅农村的经济搞不上去，而且会危及农村的稳定，削弱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基础。所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从1993年开始，决定用三至五年时间对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农村基层组织进行集中整顿工作，以确保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其次，他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发挥党的优良传统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作。曾经指出，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也是一项重大原则。他说，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党把农民问题解决得好，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工农联盟就巩固，革命、建设、改革就顺利进行、蓬勃发展。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而要搞好农村工作、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他认为这是做好农村工作、巩固基层政权的政治保证。
(二)对农村基层党建理论的系统阐述
1、组织制度建设。除重视健全农村党员的组织生活，也提出加强对农村党员的管理。鉴于农村流动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党支部对党员的管理逐渐流于形式的问题，他提出。各级党委应探索“如何加强对流动人口中的党员和进入各类非公有制单位的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他强调扩大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推行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而为了保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和村民自治的顺利实现，199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9年，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这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和进行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2、思想政治建设。根据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更加强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委都要高度重视和精心落实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克服各种各样的形式
主义。”认为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巩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就可以保证党的各项工作更好地开展”。
3、干部队伍建设。在2000年5月14日曾指出，县以上党委，要帮助农村基层党组织尽快适应新变化，大力提高党支部一班人的素质；2001年4月2日，他又指出。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往往软在班子上，凡是有这类问题的地方。上级组织要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和加强领导班子。另外，他也提出要加强村支书和党员的素质建设，增强他们的群众观点和政策观念。
4、作风建设。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强调县以上党委应帮助农村基层组织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变化，“大力提高党支部一班人的素质，增强群众观点和政策观念，掌握市场经济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学会依法行事，认真改进作风”。而且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重视扶持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积极带领农民群众深化农村改革，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帮助农民增收减负、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三、农村基层党建的实践贡献
在90年代以后，针对新时期农民与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不仅提出比较系统的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想理论，而且不断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首先，党中央出台了若干农村基层工作的文件、条例：?党的十四大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用3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农村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党支部进行整顿。10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五个好”目标要求和对软弱涣散的农村基层组织进行整顿和建设的工作重点。党的十五大提出了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进一步为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提出了要求。1999年2月，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农村基层工作有章可循。第二，他曾经指出。“力图用三至五年时间解决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在他的要求下。1994年到2000年，全国各地分批选派300多万名机关干部进驻乡、村，帮助开展整顿和建设工作，共整顿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村以及后进村、贫困村党支部43.6万个，约占农村党支部总数的60％；整顿后进乡镇党委1.6万个，约占乡镇党委总数的43％。经过大规模集中整顿和建设，各地结合乡村领导班子换届，积极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通过“两推一选”等方式，一大批靠得住、有本事、威信高的优秀党员进入了党支部班子。使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素质明显提高。第三，就是他倡导开展的“三个代表”学习活动，探索了新时期农村基层党建活动的新途径。从2000年11月到2002年6月。党中央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共有1520多万名农村基层干部分批参加。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寻找存在的差距，明确努力方向，增强了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通过这些实践。极大地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基础。
四、农村基层党建的现实意义
(一)为新时期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提出重要的工作任务。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虽然随着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民主革命时期的80％发展到当前的64％左右，但农村与农民问题依然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点。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处于农村社会生活的第一线。是实现党对农村领导的基石。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作用、形象如何。直接关系着执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凝聚力，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愈来愈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关键点，在这种情况下，“三农”问题就成为第三、四代领导集体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现实的指导意义
1、新时期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由于历史条件、党员队伍、思想政治环境的改变，就必须不断改进农村基层党建理论。在理论建设、组织制度、思想政治、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等方面都不断进行继承与创新，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关于农村基层党建理论体系。
2、新时期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坚持实践创新。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创新。比如，由过去的主要依托理论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形式发展为逐步采取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如参观访问、现代远程教育等多种途径，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能逐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二是实践重点的创新。新时期农村基层党建应该由传统的主要侧重于抓党员的思想问题、解决党员纯洁性的问题，发展为更注重组织制度建设和村级活动阵地建设。从组织制度建设方面，1998年中共中央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9年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但今后的长期任务应是细化和夯实一些规定、条例。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职责任务真正落到实处。从村级活动场所建设方面。近年来党中央从财政上加大投入，集中解决某些落后村无党建活动场所的问题，并取得显著的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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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4
关键词：共享发展理念；农村伦理；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3-0024-07
引言
共同体是以下要素的结合：（1）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网络中，个体之间可以实现友好互动和相互影响；（2）共同体内的成员对一定的道德传统、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具有较高程度的认同[1]。真实的共同体具有生产实践性，承担着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教化以及实现个体价值的功能[2]。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农村共同体存在三种逐步更替的形态，即由农村自然共同体走向农村伦理共同体，并伴随着当代农村的社会转型，农村伦理共同体逐步向农村命运共同体进化。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一方面，农村命运共同体承继了农村伦理共同体的传统风俗，另一方面，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局限性的摒弃，即超越伦理共同体的血缘、地缘和伦理界限，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建共享的联结网络。社会转型给当前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造成了一系列分化效应。共享发展理念是对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路径规划，它对当前农村命运共同体发展困境的回应以及建构路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一、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分化效应
社会转型是当代农村社会结构与价值形态嬗变的集中表征，它极大变革了农村社会面貌，包括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与此同时，它对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效应。
（一）农村社会转型的缘起与表征
当代农村在社会结构和价值形态等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社会转型则是该变革的集中表征。在社会转型的激化下，许多传统的实践和制度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安全感走向消解[4]。之所以在我国历史延续性很强的农村地区出现一股强烈的转型浪潮，源于被“两委”体制和村落自治所取代、经济利益的异质化和多股社会思潮的涌流造成文化生态的平衡被打破。
农村社会转型带有浓厚的过渡性和交替性特征：（1）传统权威的肢解。伴随着宗族意识的淡化与的解体，家长、宗族和公社的权威性因失去文化或制度的支撑而濒临式微。（2）乡土意识的弱化。乡土意识对农村的基层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传统的农村社会在乡土意识的有效联结下实现了良好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乡土意识对于维系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即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它限制了大量的竞争和冲突活动[5]。但是，伴随着农村社会大量的人口流动，传统的血缘、地缘格局被打破，乡土意识也被农村人口的流动所稀释。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脱域化”严重侵蚀了传统的身份认同[6]。（3）农村社会面临“原子化”困境。“原子化”是传统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和交往样式消解的产物，它强化了个体性膨胀并肢解了传统社会的整合状态和一体性[7]。
（二）社会转型对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分化作用
传统权威的肢解破坏了农村传统的交往网络和决策方式，影响了农村交往的有序化并增加了公共决策的不确定性；乡土意识的弱化则使农村社会的构成日益多样化，村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随之增多；“原子化”状态则使农村走向了风险社会。质言之，社转型造成了农村命运共同体的“碎片化”局面。
1.交往行动的无序化。交往行动是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实践基础。市场化对农村的交往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当前农村社会的交往行动受“溢出”的村民表达意愿和参政激情所支配，而外在规范、协调机制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建立。这就导致交往行动会促发消极效应：（1）自发、盲目、无约束的交往行动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或精英群体所利用，成为强势集团和精英群体谋求利益或权利的工具。（2）由于缺乏行动规范和交往秩序的有效约束，村民的交往行动会造成难以化解的“非制度化”[8]。（3）无序的交往行动从源头上对农村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造成阻塞：无序的交往行动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动员的社会引导与社会组织功能；无序化交往行动的长期存在会消磨村民富有激情的公共参与，一方面，这会引发因政治效能感降低而产生一系列的政治冷漠事件，另一方面，会严重压缩现有的可供自主协商、平等交流的公共场域，村民被迫回归封闭状态；农村社会的“脱域化”进一步导致交往行动因时空的分离而走向失序状态，给农村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造成了时空障碍；无序化的交往行动使基层协商实践难以实现协商的真实性、互动的充分性、运作的规程性。
2.组织形态的碎片化。组织形态是命运共同体不断成熟和发展的重要依托。“个体自由的生长与组织机构复杂性的持续增强，……这是全球性的现象”[9]，而组织机构高度复杂性在我国农村地区表现为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当前，村委会、村党支部、集体经济企业和非政府性社会组织构成农村组织形态的基本单位[10]，它们具有影响农村公共决策、凝聚村民多元诉求、动员和教化群众、服务村民生活的重要作用。但是，社会转型严重破坏了农村各类组织的互动与协作纽带，造就了农村组织形态碎片化的局面：（1）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处于压抑状态，缺乏发展的自觉性和自主性；（2）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处于无序状态，缺乏统一、科学的法律与章程的规范；（3）农村基层组织存在“彼此倾轧、相互竞争”的不良现象，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4）农村基层组织缺乏清晰的角色定位和权限规制。
3.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同质或具有一定通约性的价值观念构成命运共同体孕育和发展的文化支撑。农村的社会转型给文化生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社会转型打破了农村价值观念的同质性，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割裂了价值观念的通约性，造成了不同价值观念彼此排斥和对立的局面。当代农村价值观念的异质化表征与影响在于：（1）农村社会中传统的伦理联结和道德纽带被打破，村民的价值观面临着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2）带有深刻文化特性和强烈价值诉求的宗族组织和文化团体不断分化和发展。（3）由于价值观念和文化信仰的差异，农村社会爆发了多样性、频发性的价值冲突现象。（4）由于异质价值观念的不可通约性不断膨胀，导致村民协商精神、合作精神不断弱化，公共理性也被分化的价值理念所湮没。
二、共享发展理念与农村命运共同体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建构理路，即推动农村命运共同体由自治走向共治，由独享走向共享，由异质走向共通。与此同时，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共享发展理念：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理路
共享发展就是要共享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11]。当前，我国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迫切需要注入全局性的共享发展理念，以优化其建构路径。
1.治理领域，推动农村命运共同体由自治走向共治。当前，农村社会处于自治的运行状态，并面临一系列挑战：（1）村落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潜藏”了村民个体与村落的孤立性，使村民个体之间、村落之间处于隔离发展状态；（2）缺乏协作的自治深化了村民的个性化，并触发了农村矛盾的发生机制；（3）受个人主义支配的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对利益的分割，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增进。共享发展理念十分强调社会治理的共建，指出共建才能共享。因此，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有助于实现自治向共治的转化：（1）有利于实现公共资源的共有和公共事务的共商，进而提升集体认同，为基层共治提供组织依托；（2）有利于提升价值认可，为基层共治提供具有可通约性的价值理念；（3）有利于集体权利共享，保证农村权利界定与分配的公正性与公共利益的增长；（4）有利于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基层共治创设经济纽带。
2.利益层面，推动农村命运共同体由独享走向共享。经济冲突是造成农村命运共同体碎片化的根源。农村经济领域内存在一系列利益独享现象：首先，强势力量对农村经济利益的“寡头式”分配；其次，农村社会存在着个体利益异质化和公共利益争夺化的不良现象；最后，农村缺乏有效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经济发展协商机制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共享发展理念基于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强调着力增进人民福祉[12]。因此，共享发展理念是对农村传统利益分配模式的颠覆，一方面，它有利于通过服务供给、脱贫工程、社会保障等举措推动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另一方面，它有利于促进农村利益的公平分配，并深化和加强村民之间、村落之间的经济合作。
3.价值观念，推动农村命运共同体由异质走向共通。农村价值观念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联动效应下，其内部结构和构成要素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同质的价值形态向异质的价值形态转变：（1）农村价值观念构成要素的多元化；（2）农村价值冲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3）农村各类文化团体逐渐兴起；（4）农村的伦理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存在不断弱化的趋向。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存在双重属性：文化的重合性和价值的不可通约性，而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对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化效应。共享发展理念是经济共享和文化共享的统一，它在强调经济共进、共享的同时，也强调文化的共享、共进、互融、互通[13]。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对农村价值观念的塑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在异质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实现多种价值观念的互动和融合，并提升异质价值观念的互通性。
（二）共享发展理念对农村命运共同体发展困境的回应
当前，我国农村命运共同体在社会转型的分化作用下，面临着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发展困境。在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进程中，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所遵循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12]，能蛴行Щ解“原子化”现象，并提升公共领域交往行动的有序性，实现组织生态的良善建设。
1.化解“原子化”现象。经济利益的对立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是造成当前农村“原子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而逐步消解利益的对立和价值观念的对立是克服“原子化”的基本途径。一方面，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机会公平、保障民生和共同富裕。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有利于破除经济的对立、竞争和两极局面，实现社会公正和发展共进。另一方面，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公共文化和教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多样发展，并主张实现文化发展的共享、共通。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有利于消弭异质文化的对立性，促进农村异质化价值观念走向互通、互融和共享。
2.提升交往行动的有序性。（1）共享发展理念倡导提高教育质量[12]，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在农村的广泛、积极落实有利于提升农村教育水平和村民道德素养。（2）共享发展理念提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12]，这为有效的交往行动提供了价值支撑。（3）共享发展理念强调进一步完善、创新和优化社会管理体制，提升社会危机应对和化解能力，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能够减少因社会不公、经济或价值冲突所引发的集体性事件。（4）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能够为农村有序交往行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广泛的平台保障。彼此隔绝的家庭经济难以承担农村政治交流、经济协商和文化交流等议程，只有借助共享发展理念所导向下的公共财富的合理配置和集体经济的有效增长，才能为农村各类交往行动提供持续的、稳定的物质支撑。
3.创设良善的组织生态。（1）有利于通过共建实现农村基层组织的有效培育和发展。指出，“共建才能共享”。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在组织共建中实现组织发展和组织交流的共享。（2）秉持共享发展理念，能够打破当前农村各类组织之间的孤立局面和竞争态势，实现农村基层组织的良性互动和协作。（3）秉持共享发展理念，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归属性、认同感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社会转型造成了集体性结构的式微[14]和共同体意识的淡化。共享发展理念能够通过村民的经济共享、价值共通和政治共建，提升村民的集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这也为农村组织归属感、认同感的建构创设了良好的条件。
三、共享发展视域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开拓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在政治文化层面，必须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必须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推进“合作治理”的发展模式。
（一）政治文化路径：基层协商与包容文化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构成我国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政治制度支撑，它能够促进农村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沟通；包容文化构成我国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文化精神支撑，它能够提升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群众性和合法性。
1.推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一套制度安排，能够容纳大量的民主诉求并对民主参与进行有效地规范；另一方面，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对于化解农村日益复杂和多样的矛盾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必须强化如下举措：（1）建立包括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等多元、具体、规范的农村基层协商平台，保证协商的充分性、广泛性、平等性和实效性；（2）加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建设，促进基层协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3）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协商的领导作用和协调作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
2.培育和践行包容性文化。包容性文化是维系命运共同体的隐性纽带，它主要由社会功德、公序良俗（公共秩序和良善风俗）和价值认同三部分构成[15]。因此，其发展路径在于：（1）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公共舆论促进社会功德基本内容的大众化灌输，并通过搭建社会功德实践平台和公共媒介的积极引导，实现社会功德广泛、真实的内化与践行；（2）通过社会监督促进村民交往行动的理性化和有序化，c此同时，通过教化逐步肃清农村不良社会风气；（3）多渠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内化实现农村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主导地位；（4）抑制农村中的各类不平等现象，促进农村经济利益和公共权利的公正分配，基于社会正义不断为公共理性和协商意识的提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经济发展路径：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
社会正义对于维系公民友谊的纽带，保护协作关系的联结具有重要作用[16]。农村命运共同体必须建构在经济正义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上，其意义在于消除两极分化和促进发展的均衡性，有利于减少农村的利益冲突并强化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富有实效性的公共服务能够保证农村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持续性。
1.逐步打破农村的两极分化格局，促进农村发展的均衡性。农村命运共同体必须建立在经济正义的基础上：（1）经济正义是减少社会冲突和实现社会平等的根本举措；（2）经济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两极化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寡头性占有，并使农村命运共同体缺失坚实的经济基础；（3）经济正义是开展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培育包容性文化的经济前提。为打破农村发展的两极化，实现农村发展的均衡性，必须强化以下工作：（1）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扶贫实效[12]。一方面，必须进一步促进公平分配，缩小农村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扶贫功效，扩大社会扶贫的覆盖面并扩展社会扶贫的渠道。（2）打击农村强势集团对农村资源的排他性、垄断性占有，促进农村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共享。（3）加强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有效引导和积极扶持，创立农村产业品牌，打造农村的特色发展和协同发展道路。
2.多渠道为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公共服务。当前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存在一系列问题：（1）城乡公共服务两极化现象严重；（2）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未能实现全面化和均等化；（3）公共服务缺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效参与；（4）农村公共服务缺乏有效的针对性。对此，必须积极落实以下路径：（1）公共服务必须以保障和增进村民的现实利益为前提，在规范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2）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体化，并逐步扩大农村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进一步打破农村服务供给的不公现象，实现农村基本服务的均等化；（3）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区域化和特色化，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形式的多样性和针对性；（4）强化村民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积极动员村民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当中，实现公共服务“寓于民、惠于民”的根本目标。
（三）社会治理路径：“合作治理”的发展模式
基层治理不仅要保障群众的自治权，同时也要促进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是指存在人人都可获得自我发展的条件[17]，并促进农村命运共同体的进步和发展。其路径在于构建“合作治理”的发展模式。
1.明晰治理主体的角色范围。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合作治理”的主体主要涉及政府部门、基层党组织、村委会、民间组织、集体经济企业和村民等，它们在“合作治理”体系中承担了不同的角色：（1）政府部门在命运共同体培育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18]，构成“合作治理”的落实者。对此，一方面，破除政府“大包大揽”的职能臃肿局面；另一方面，强化干部的“公仆意识”，剔除“官本位”。（2）基层党组织是“合作治理”的领导者，必须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村民的代言组织与实体机构。（3）村委会是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组织依托，在“合作治理”中肩负了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4）公益性的民间组织能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和物质支持，因此，民间组织应当是“合作治理”的服务者角色。（5）农村集体经济企业为“合作治理”提供物质保障，因此，必须确保它的发展决策权与财富分配权掌握在全体村民手中，并逐步清理纠正乡村干部对集体财富的垄断式占有和独断式决策。（6）村民的权益构成农村“合作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从制度建设着手，规范人大选举制度、村干部任命和罢免制度以及社会听证制度，并通过教育教化和舆论宣传，提升村民的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和合作能力。
2.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治理理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构成“合作治理”的基本理念，其主体内化为“合作治理”提供了协商文化、社会资本和公共理性的支撑。对此，（1）促进协商民主理念的社会内化，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公益活动强化协商民主理念的价值影响、价值灌输和价值内化；（2）在农村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村民矛盾的化解过程中，以“残酷最小化”[19]为底线，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并达成共识性决策；（3）在基层民主实践中，积极开展包容性的政治沟通，抑制公众参与中的外部排斥（部分利益相关者被排除在农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和决策议程之外）和内部排斥（在协商和决策进程中，受客观规则和主观能力的限制，一部分参与者缺乏影响他人或决策的影力）[20]。在协商民主的框架下，政治沟通的“内部排斥”可以得到有效地抑制，这表现在：有助于村务公开，对消除政治信息的个体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主体平等，有利于破除“一言堂”；有利于发挥党组织的教育、协调功能，增强内部凝聚力。协商民主也能有效地抑制政治沟通的外部排斥：可以打破封闭式决策，并促进问责、监督制度的建立。
3.建立“共生共在、共治和共享”的治理逻辑。共生共在是“合作治理”走向实践的前提，共治是“合作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实践形式，共享是“合作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此，必须强化如下举措：
首先，为促进村民的共生共在，必须推动农村社会的平等和公正，并通过农村社会的经济共建、政治共建和文化共建实现发展的合作性与整体性：（1）促进经济共建，为农村社会的共生共在创设经济基础。当前，农村的经济状况存在两大特征：一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处于“隔离”状态；二是集体经济所占的比重较低，处于“萎缩”状态。要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共生共在，一方面，必须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并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另一方面，需建立经济规划和经济决策的协商平台。（2）促进政治共建，为农村社会的共生共在创设政治保障。其路径在于：一是提升村民的协商、合作精神和自主参政意识；二是积极创设、维护协商议事平台；三是积极推广成效显著的“政治共建”模式。（3）促进文化共建，为农村社会的共生共在创设精神支撑。文化共建的基本路径在于：一是基于群众意愿和群众参与创造文化资源平台，包括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和乡镇图书馆等基础工程；二是鼓励和支持群众的文化创作。
其次，为促进农村的共治，必须促进主体理性的提升和决策系统的完善。受多元社会思潮的影响，村民的理念世界存在一定的混乱。因此，必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同时以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为契机，提升村民认知理性。“正当原则”和“向善原则”构成实践理性的内涵和规范[21]，因此其建设路径在于：一方面，通过农村社会的法治建设和章程建设构建合理的实践法则和社会规范，另一方面，借助正向的社会教化、价值熏陶和舆论宣传促进村民思想与行动的向善性。当前农村的决策系统存在封闭性和滞后性，对此必须强化如下举措：（1）推动农村公共决策的开放性建设；（2）促进农村决策环节的程序化建设；（3）明确农村公共决策的基本主题，并保证公共决策的共识性和执行力；四是设立农村公共决策咨询机构。
最后，保证“合作治理”的共享性，保证村民能够共同享有农村发展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1）通过国家政策（农业资金注入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劳动力流向引导政策、民间组织培育政策、国家财政补贴政策和村民收入分配政策）的帮扶、城市的反哺、地方特色产业的凝聚、“教育惠农”和“科技兴农”等将农村经济做大做强[22]。（2）通过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和乡村共治模式的创建，打破强势力量对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综合运用教育教化、媒体宣传和专家咨询等方式促进村民协商精神的提升；与此同时，打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促进基层民主程序和规则的建制。（3）优化农村矛盾“预防、协调、化解”机制，并创新村民利益表达机制（涵盖农民工的诉求表达与收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与维护、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村民意愿表达和上访群众的诉求表达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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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5
摘要：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础工程,它扩大和保障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同时,村民自治换届选举后农村社会治安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对我们加强农村治安工作、维护农村政治稳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关键词:村民自治;换届选举;社会治安;农村政治稳定中 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中产生和形成的新型基层民主制度,它扩大和保障了亿万农民的民主权利,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村民自治换届选举的完成,进一步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同时也对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加强农村治安工作、维护农村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一、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农民民主权利的扩大 村民自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又在中国改革大潮的推动下逐步走向完善。 80年代初期,广西一些农村基于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自发组建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维护集体的水利设施,后来逐步扩大为农民对基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事务的自我管理。对这种新兴社会现象,我国宪法确认了它的法律地位,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选举”,这就为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1983年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以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设置这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村委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产生方式、组织机构以及村民会议的权力和组织形式等作了全面的规定,从而使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新型的群众自治制度和直接民主选举制度在法律上正式确立起来。此后,全国各地开始依法选举村委会干部,逐步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的各项制度。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目前中国农村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和直接民主制度,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和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把“四个民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式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新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从而使党的主张、国家的法律和群众的意愿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二．村民自治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些地区在选举中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改革,更直接、更准确地反映群众的意愿,使得直接选举这一基层民主形式有了新的发展。 选举形式——改“召开选举大会”为“设立投票站”,有的地方还设立秘密划票处,选民们领取选票后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单独进入秘密划票间,不受任何干扰地独立填写选票,有效地保护了广大选民的自由表达权和自由选举权。 选举方法——从村党支部、村民小组及毛遂自荐提名候选人等方式,发展至近年出现的“海选”方式,甚至有地方直接“海选”村委会成员。改变过去党委指派或联名方式提名候选人。也有地方在选举中就不设候选人,不再划框子定调子,选民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扰情况下一次性投票,选出自己满意的村委会成员。 竞选演讲——改候选人演讲为报名演讲。一些地区凡是愿意参加竞选村委会成员的选民,都可以填写竞选演讲登记表,经村选举领导小组认可即可演讲。不少村民反映:“农民上台演讲、竞选,在我们这村还是头一次。这便于我们选出中意的人。” 投票方式——改单一方式为多种方式。许多地方除了在选举大会场或投票站划票、投票外,还根据实际情况,允许采用信件“函投”和电话投票,有地方还设立流动票箱,由选举工作人员带着票箱上门提供投票。总之,方式越来越多,为广大农民行使民主权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换届选举中进行的种种尝试和改革,使这一民主、公正、透明、规范的选举模式日臻完善,调动了广大选民的参选积极性,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更广泛地体现了农民的民主权利,也显示出村民自治和直接选举的强大生命力和良好社会效果。事实证明,它的确促进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活动促进了农村政治的发展 1、民主选举改变了传统的村干部任命方式,不仅使村委会的公共权力合法化,而且选出了农村的精英人才,提高了村干部的素质,增加了村委会的权威。 2、民主决策有利于反映民意,集中民智,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 3、民主监督有利于规范和约束村干部的行为,遏制****现象,促进村政廉洁。 4、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有利于解决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有利于重建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5、广泛的民主参与成为村民的民主大学校,有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培养村民的民主能力。 6、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改善。 (二)实行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民主选举一般可以选出村里的能人。这些能人既有为村民办实事的责任心,又有一定经营管理能力,这样的能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组织保证。 2、民主决策有利于集中民智,实行经济决策的合理化、科学化,同时避免投资决策的重大失误。 3、村务财务公开和广泛的民主监督,既有利于防止干部滥用职权、贪污浪费,同时也有利于避免集体资产受损失,有利于节约资金,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 4、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动力。 (三)实行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也促进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通过民主决策,村民们多数都愿意把有限的集体资金用在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上,即使是个人集资,大多数村民也愿意出钱,把学校办好。现在凡是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村,村办学校都修得比较好。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和实施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章程,使农村各项事务的办理有章可循,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处理有统一的规范,村民们的行为有自我约束,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良好的发展。 三、村民自治换届选举后农村社会治安的新情况、新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而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又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参加社会管理的兴趣和热情,为村委会的直接选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农民民主权利也在不断扩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村民自治进程中农村生活显示出一些新矛盾,甚至在村委会直选中出现了许多相当严重的治安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势必会损害农村政治稳定大局。 群体闹事事件时有发生。有的村民对选举有意见,便纠集少数群众起哄闹事,严重干扰选举的(一)正常进行,有的是因对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粗暴、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侵吞集体财产,或者是对农民负担过重而产生强烈的不满,于是借换届选举之时寻机闹事。群体事件对抗性强,解决难度大,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 (二)群众上访事件增多。近年来,个别村干部确实存在一些加重农民负担、与社会上的地痞结成黑社会势力鱼肉百姓、危害乡里的情况,加之村务不公开等原因,群众意见很大。这些人当政时,群众敢怒不敢言。实行村委会直选,还群众民主权利,那些曾受过村干部气的村民们便个访、群访或写信检举村干部的问题,有的还越级重访,严重干扰了党政机关正常的办公秩序。 (三)宗族、派性斗争突出。受几千年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宗族观念在不少村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人都力争本族亲属能当选村干部,因而在选举中大搞宗族之争,邀集本族村民活动选票。有的地方还出现派性斗争,在选举中拉帮结派,斗争突起。 (四)邪教和非法宗教活动猖獗。20世纪80年代至今,宗教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少数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大肆从事非法活动,打着宗教旗号与我国基层政权抗衡。农村个别地区邪教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发展蔓延迅速,他们极力想向农村组织和党团渗透,因而也利用换届选举之际想方设法裹胁群众,妄图把持基层政权。 (五)恶势力犯罪危害严重。在农村中称霸一方的流氓恶势力原本就对农村治安危害甚是严重,他们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也想在村委会中获取一席之地,有些地方出现了选举过程中抡起拳头威吓村民拉选票的现象,致使个别地方选举工作混乱不堪,选举无法进行。 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这些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是长期以来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对社会治安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在极大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分社会成员的唯利是图、利己倾向和金钱观念。农民贫富差距的拉大,也使各种影响社会政治和治安稳定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 (二)社会转型过程中暂时的无序状态,使诱发犯罪的条件增多。农村改革使农民拥有了更大的生存和生活空间,自由度空前扩大,对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减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强制手段淡化,原有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明显弱化、控制力降低,而新的社会动员机制、调控手段和社会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使农村社会的管理处于暂时的无序状态,可资犯罪利用的条件增多。 (三)少数地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涣散,对社会治安控制乏力。一部分村支部、村委会处于瘫痪状态,形同虚设;治保、民间调解、综合治理工作流于形式;当地的违法犯罪和治安总是长期得不到解决,流氓恶势力和违法犯罪团伙肆意横行,社会治安混乱。少数地方的村党支部、村委会被恶势力和黑社会性质的违法犯罪团伙所把持,他们采取压制、禁锢的办法,利用职权压制群众、坑害百姓,有的办事不公,损公肥私,为政不廉,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农民怨气很大。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群众之间的大量矛盾和纠纷得不到及时处理和化解,致使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少数村干部自身也走向群众的对立面,直接引发一些矛盾和冲突,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四)农村治安防范体系薄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治安工作逐步增强,尽管如此,仍然难以适应当前的农村社会治安情况。有些地区农村治保组织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群防群治体系弱化,综合治理在一些地区、部门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这些情况表明,农村中存在的种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突出问题,直接与基层政治组织的建设有关,它反映出广大农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与农村基层民主生活的现状之间、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迫切需要与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现状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因此,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是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推进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关键。
四、公安机关应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全力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 实现农村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关系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因而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实行村民自治的重大意义,认真分析换届选举后在农村社会政治稳定方面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找准影响本地农村稳定的突出问题,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出抓好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的新举措,使各项公安工作主动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一)针对农村地区突出的治安问题,重点打击流氓恶势力和邪教组织,坚决粉碎他们乘机把持农村基层政权的图谋。 (二)坚持群防群治,抓好治保组织建设,发挥基层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中“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实行村民自治,为建立群防群治的安全防范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村民自治的基础是依法治村,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指导群众,协助基层组织,依照法律制定各种村规民约,建立维护治安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规章制度,积极开展“安全文明村镇”的创建活动。 (三)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巩固和发展农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公安机关要认真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规律特点,正确区分两类不同的性质的矛盾,严格掌握法律政治界限,不断提高处置策略和水平。 (四)严格执法,自觉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行村民自治,本身就是对广大农民进行的极其重要、现实的民主训练,是对农民最好的法制教育。公安机关更应该在执法活动中,处处依法办事,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进行,自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实行村民自治,是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政治建设的重要步骤,对于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关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实现农村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中的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9亿生活在农村，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从而为密切党与农民的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但是，农民对党的认同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农民生存状况与农民对党的认同
政治权威从本质上讲，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有效分配的一种力量。农民之所以要服从党的政治权威，就是因为要从党的政治权威那里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而这些社会价值中农民最关注的是[前的生存利益，能否保障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农民评价执政者的主要标准。造成农民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前的既得利益。[1]因此，党的方针政策要从保护农民的生存利益出发，不断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
目前国家虽然已经免除了农业税，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工程，但农民的生活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改变，这是因为：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政策使我国各个社会阶层在衣食住行实现了低水平的整齐划一，社会成员获得了一种“平等感”，满足了传统农民对“等贵贱、均贫富”的执着追求。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机制给各个阶层带来的获利机会是不均等的，农民在利益追逐中处于不利地位，城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马克思曾经形象而又深刻地指出：“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房子的狭小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扩大群众基础和社会和谐的前提。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不会一下子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趋向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但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总体覆盖无法弥补历史上的巨大欠账”。建国后，我国建立了自下而上的吸取财源、自上而下喷洒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财政，越在上层越富足，越在下层得到的财政支持越少。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51亿元，占13.5%，而2000年为1232亿元，比例降为7.8%。财政支持不足，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严重滞后。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这一状况与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第三，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2000多万,相对贫困人口4000多万,每年还有因各种灾情产生的7000多万灾民需要救助。
第四，农民土地流失严重。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根基，在传统农民的[中，“没有土地的农民不是正经的农民。有能力扩大自家的田地是家庭兴旺的象征，而卖地求生是败家子的行为”。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也认为，在农民的价值系统中，“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因此要想富起来必须种好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保护好农民的土地利益仍然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一些失地的农民已经开始依法抗争、有组织的抗争，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群体性的暴力事件。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农民土地减少的势头还在加剧，有些人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非法占用农民土地，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新农民建设不仅不能成为党的民心工程，反而会失去农民的认同。
二、村民自治与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
无论怎样解释民主，领导者的权力均需被领导者的同意和认可。村民自治制度，是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因此，“许多村庄的农民认为上千人选出的村委会主任当然比几十人选出的村支书更有权威”。这样，村民自治就给村党支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第一，法律界定不清引起的认同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透过这些规定，我们无法分辨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领导，又自下而上地强调村民自治，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难免陷入冲突，出现相互争权的现象。一些村委会主任利用法律的模糊挑战村党组织的传统权威，踢开村党组织搞“独立王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在村中贯彻执行，村党组织在农民心目中的传统地位降低。
第二，双向授权引起的认同危机。按照一般的政治惯例，村党组织是按照乡镇的意图组成的，主要是贯彻乡镇的意志。在农民心目中，村党组织是乡镇在村中的“一条腿”。而村民委员会却大不一样，村民委员会成员是村民按照民主程序投票选举出来的，他们才是村民利益的真正维护者。一个是来自上面的授权，一个是来自下面的授权，这种不同方向的授权在一个村庄内相遇的时候，就会发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此时的乡镇政府一般都采取袒护村党支部的举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村民选举后，乡镇的工作越来越依靠村党支部去落实。可是乡镇的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帮助解决两委的矛盾，反而进一步降低村党支部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
有人认为，既然村民自治挑战村党组织权威，干脆就放弃村民自治，还回到行政村的状态。这种认识只看到了表面，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村党支部权威受到村民自治的挑战，表面看是村民自治制度带来的，但实际上是国家在村中实行了最先进的直接民主制度，却没有相应地改革乡镇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更没有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实行民主是获得农民认同的最根本办法，如果现在从村民自治退回去，会导致疏导农民情绪的主要渠道关闭，农民同党的关系进一步疏离。民主权利的给予是不可逆的，村民自治实行以后，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已经被激发出来，我们只能选择通过进一步的行政权力下放和完善党内民主获得农民更大的信任和支持，别无他路。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状况与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
村民选举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了定期自我更新的机制，越来越多的致富能力强、作风正派、乐于为群众服务的农村精英被选入到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还拥有监督和罢免手段保证这些政治精英为群众负责，群众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和认可。可与此相比，村党支部却缺乏这种自我更新的能力。其一，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些村党组织成员为维护其现有地位，不愿意发展新党员。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优秀人才的减少，削弱了战斗力和凝聚力，影响了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其二，长时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有些村党组织成员贪污腐化，从根本上损害了党的形象，农民更不愿意支持党组织，也不愿意投票选举党员进入村民自治组织。其三，虽然国家在农村输入村民自治制度已经近十年，但大部分村庄仍然是村党支部说了算，村民自治组织处于无权状态。这起码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很多农民非常恼火，他们觉得自己真心实意选上来的村干部只是些摆设，自己被愚弄了。二是村党组织大权独揽的结果，也把农村的矛盾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农民往往把对乡镇任务、村务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不满统统归咎于村党支部，村党组织整日缠绕在这些矛盾当中，不仅不利于自身威信的树立，而且无暇顾及党组织建设，支部干部和党员的先进性建设落不到实处，更谈不上进行组织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其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为了增加自身升官发财的机会，不顾当地实际和农民的意愿，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不仅影响了农民对当地党组织的认可，同时也影响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为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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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7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年回顾
摘要:文章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作者本人近20年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总结。文章回答了作者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缘由,并强调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的良性互动。文章阐明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质,在谈到近二十年来理论务农实践的主要体会时,作者指出,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社会科学只要面向社会,紧紧联系实际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最后,文章还对我国政治体制的现状进行了宏观评估,并指出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继续坚持理论务农的方向下尚须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关键词:农村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我国农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于1983年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政府,1987年试行村民自治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实际上也从农村基层拉开了序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伴随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近20年来在“理论务农”口号的引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现在回顾近20年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所走过的历程,希望通过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反思,能对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聚焦中国农村问题的缘由是什幺原因促使我们一个时期来将学术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呢?首先应该强调指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学者们能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前提。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和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幺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其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此关注农村问题的时代背景。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延续20多年的制度的解体,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显然有待时日,并因此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需要关注的课题。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投向当时主流政治学关注较少的农村基层。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是有渊源的,195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毕业时,我的论文选题就是“农民问题”。特别是解放后,我参加过、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农村改革实践,在脑子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经常思考着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答案。“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是我们的旗帜“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可以说是我们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旗帜。其中“三个面向”是指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是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其实质就是理论工作者要研究、探索农村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将取得的理论成果用来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当然,正如在前面讲到的,我们研究农村问题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的,主要是研究农村政治、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治组织,特别是村民自治和农村管理。这从我们中心研究人员承担的课题中也可以得到反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心研究人员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这个项目是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合作进行的)、“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还承担了一批国家教委、中华社科基金和省内项目,如“中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研究”、“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与政治稳定”、“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研究”、“中外农村基层建制比较”、“湖北省农村村级治理研究”等。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际展开的,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而且,我们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不移地在农村政治这个领域搞下去,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只要功夫深,铁木午磨成针”,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理论务农”,而且要“务农到底”,在这个领域一步步深入地钻研下去。曾经有人对我们的研究方向提出过疑问,问我为什幺老是研究农村问题,言下之意是,我们在农村政治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撒手了。这种认识,我不能苟同。前面我已经讲到,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农村问题需要几代人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长期研究下去。农村问题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不是少数几个人在短时期内能够研究好的。我已经72岁了,已经到了该退下去的时候了。可喜的是,我们中心已成长出一批“立志务农”的中坚力量和学术新秀,他们肯定会在农村政治领域坚持研究下去,而且会一步比一步深入。理论务农道路上迈出的四大步那幺,近20年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做了哪些工作呢?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心在“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方面迈出了“四大步”。第一步是,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心成员走出校园,到县以下最基层的农村进行调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到过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深入到贫困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王屋山区、大别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大戈壁、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和五指山黎族苗族地区。撰写了100余份调查报告,从而对中国农村变革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握。第二步是,由面到点,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全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研究。中心成员在个案村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安营扎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听干部的,又听群众的;既要看材料、听汇报,又要看实际工作的运转情况,对个案村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比如,我和项继权博士到山东章丘市向高村调查,正赶上农忙,项博士就一边和农民一起打麦子,一边和群众谈心,这样的调查很受农民的欢迎。由于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掌握了许多不易了解到的情况。通过对个案村的深入调查和对比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从传统型、能人型走向法治型的某些共同规律,初步探索出世纪之交的“治村之道”。第三步,从点上的研究到参与许多重大改革决策的论证。比如,1987年山东省莱芜市“简政放权”的经验,1989年莱西市农村“村级组织三配套”的经验,1990年章丘市创造的“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经验,1992年邹城市乡镇“依法行政”的经验和1998年河南辉县关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经验等,在全国推广前中央有关部门都请我和徐勇教授等参与了考察论证。1995年,全国评选“模范村民自治县”,我又受民政部的邀请作为专家学者先后到广东、福建、新疆、甘肃、宁夏等五省区参加了农村村民自治示范县“达标”的考察和评选工作。参加上述工作既推动了农村村民自治的伟大进程,又促进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第四步,从理论回归实践,进行村治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书或写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这些成果正不正确,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没有得到检验。于是,我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一个村去进行实验、比较,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并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的设想得以付诸实践。从1997年3月起,中心理论工作者先后有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位博士、四位硕士参加了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迄今,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从总的来看,实验是顺利的、有成效的。通过实验我们将编写出版《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一书。通过十多年来的努力,我们逐步悟出了一些道理:首先是走不走出校门、深不深入社会不一样;走出去后,搞不搞个案研究,搞不搞实验又不一样,要做学问而不能“座”学问,也就是说要“面向社会”。其次是和实际工作部门结不结合不一样,参不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不一样,也就是说要“背靠政府”。“背靠政府”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很难深入农村。这里我要代表中心全体理论工作者向曾经给予我们关心和支持的各地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和农委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曾经为我们的调查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二是不依靠政府就会迷失研究的方向。一段时期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政府决策是脱节的。政治家搞政治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搞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是“两张皮”,结果是政府决策缺乏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实践支撑。于是,我们确定,政治家决策什幺,我们就研究什幺。只有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才能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并使我们研究的结果产生社会效益。第三是只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才能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推动教学改革,才能更多地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生,为国家输送有用之才。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曾经有人问我:农村实证研究是很辛苦的,是什幺支撑着您以年逾古稀之身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苦差事呢?这实际上也是我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里,也就是我的后半生,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与全国少数学者一道最先参与了政治学学科重建的努力;第二是确立了农村问题研究的方向并建立了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到农村去搞研究是辛苦的。这些年来,我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经常下到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在人们蜂涌“下海”经商的时候,而我们却坚持“上山下乡”,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吃了不少苦头。下到农村常常感到吃不好、睡不好、洗澡难、拉屎拉尿也难。有一次我和徐勇教授到四川渠县(全国贫困县之一)的一个最贫困的村——白石村调查。老乡把我俩安排在他家最好的一间房里最好的一张床上休息。可是就在这一晚上,隔壁猪圈里的小牛叫了一夜,吵得我们整夜不能安眠。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初我参加红安时,当时强调与农民“三同”,要过“三关”,深感今天自己和农民的距离越拉越大了。不过,尽管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也尝到了甜头。这甜头就是我们取得的一批研究成果,对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正因为如此,在理论务农近20年的岁月里,我们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此时,我更感人生苦短促,应该老有所为,更感到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好象刚刚开始,不能止步。
社会科学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近20年来,在坚持“理论务农”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首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撰写了100余篇调查报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着10余部。其中我和郑邦兴、吴志龙、王克安、项继权等合着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及系列丛书,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该书在北京、印度召开的“农村基层自治学术研讨会”等国际会议上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被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誉为“是国内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领域的最为全面、系统和具有权威性的一部专着”。我和徐勇教授主笔,与项继权、吴毅等合着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在1995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一本好书”的一等奖。目前,我们正在撰写和组织出版一套“村治书系”。书系第一本,徐勇教授的专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已于1997年底面世,第二本《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也于2000年8月出版。还有《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等多本着作也将陆续出版。中心成员的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摘报》等权威报刊转载。现在许多国外学者在论述中国农村政治问题时,都引用我们的成果,他们来中国农村作学术考察,都要到中心来访问。二是得出了一些关于农村改革的重要结论。择要述之,1.我在学术界首先概括并提出了在制度解体后,在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指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村(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治乃是乡政的基石。乡政和村治的结合使我国农村政治有了全新的内容,今天我国广大农村就是通过5万多个乡镇政权和9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来进行治理的。最近我有一本书由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名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乡政村治”的模式》。2.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性。徐勇教授在其专着《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状况及历史变迁,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这一特性,这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魅力。3.村民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村民自治的实行,将我国“九亿农民”纳入到民主生活的大熔炉之中。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正在民主实践中得到提高。而且,作为一种法制化的基层民主,它很好地解决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讲到,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幺村民自治的推行则揭开了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并将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三是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十多年来,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大多工作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党政机关,不少人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此外,我们还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培训了一大批合格的基层干部。如武汉市民政学校举办了20多期乡镇干部培训班,几乎每期都请我去授课;山东省民政厅在珠海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和青岛市委组织部、民政局、市委党校在崂山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从制定培训计划、选用教材到具体授课都是请我们完成的;最近国家民政部又把编写全国乡村干部培训教材的任务交给我们,尽管我们的教学科研任务压力很大,时间很紧,但是想到为乡村干部培训做些工作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我们还是接了下来。事实证明,社会科学只要面向社会,紧密联系实际,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对农村政治体制现状的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政治体制也不例外。那幺,经过这些年来的改革,我国农村政治体制现状如何,今后又将怎样发展呢?应该说这十多年来,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前面我提到的,如果说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幺可以说,村民自治特别是村委会民主选举揭开了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样的评价是丝毫不过分的。我们决不能低估了十年里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把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基层所取得的成绩和意义。但是,自从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一些人就一直持有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农民素质低,是不可能搞民主的。他们实际上是忽视了农民群众的智能和改变现状的积极性。村民自治反映了解体后,日益成为经济主体的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当时制定和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彭真委员长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的作用首先在于发现并肯定了“九亿农民”的要求。当然,在我们这个存在着深厚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注定是一个渐进的、曲折的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才去实行民主。农民也只能通过自身的民主实践,去学。这条路必须走下去,舍此别无它途。如果有人要走回头路,“九亿农民”是决不会答应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了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必须看到,在广大农村村民自治实行得比较好的村毕竟还是少数,不少地区虽然也建立了村委会组织,也按期进行了选举,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离真正的“村民自治”还有较大距离,有些地方的村委会甚至还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就是在那些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各种自治组织和规章制度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看到在有些地方,时期传统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及行政方式并未彻底改变,还有很大的影响。总之,一种能适应农村变化了的生产方式,利益关系及人们变化了的思想观念的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体制虽已建立,但仍有待健全和完善。实行“村民自治”任重道远。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提高?回顾过去,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心在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加强和提高。当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和理论的升华。也就是说,尽管经过十多年来的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整理,使之上升为关于农村政治的理论仍显不够,当然,这种不足也是任何实证研究都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拓展研究内容,不仅仅只局限于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政权。一是把对村民自治的关注提升到研究“乡村互动”。前面我谈过村民自治最终会引起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这个过程是由层层互动引起的。我们关注乡村互动就是要研究村级实行自治和直选后,乡镇一级怎幺办,乡政面对来自村治的冲击又是如何反应的。二是农村治理也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关注的焦点。当前,许多县乡的领导对经济发展高度重视,而相对忽视了改善和加强农村的管理。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搞不上去与管理混乱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就是政治对经济的负面反作用。因此,如何完善农村的管理体制,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一个实践已经提出并急需在理论上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我们今后的研究内容还要扩展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去,扩展到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上去。从研究方法上看,我们以前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问题,现在看来还不够,今后应从多学科的角度,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角度来共同关注农村基层的问题,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碰撞,会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还有,以前我们做得比较多的是经验研究,今后要在量化和细化上下大功夫。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8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陕西省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切实搞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坚持党管农村的重大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当前，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着诸如观念滞后、队伍结构不合理、文化素质偏低、组织功能弱化等问题，因而导致基层党组织能力不足。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努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和水平，乃是关系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本文从农村现代化的视角，以陕西省为重点，简要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的相关问题。以冀有助于农村基层党建和新农村建设。
一、“后发”现代化中的农村问题
“后发”现代化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内部展开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村发展的迟滞现状成为制约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同时，农村还是影响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如果农村支持该政治制度和政府，那么，该制度自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叛乱之虞。如果农村处于反对地位，那么，制度和政府都有被的危险……在一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因而，国家有必要高度重视和顺利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转型，方能最终实现现代化起飞。
在亚洲“四小龙”所开创的“东亚模式”中，这一点极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处理好农村发展和推进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比如，台湾地区先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通过田赋征实、肥料换谷等制度，台湾工业化从农业和农民中获取了大量的资本积累。据有关研究，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剩余，1952年为44亿元，1952—1955年的年平均量为49亿元，1956—1960年的年平均量为31亿元”。第二次则以推行共同经营和委托经营为主，旨在促进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者的分离，实现农业的专业化生产、机械化耕作和企业化管理。“如果说台湾的第一次解决了土地所有权问题，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那么第二次才真正解决了台湾农业现代化问题，使台湾的农业与工业一起走上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大道。”和台湾地区一样，韩国在工业化取得一定成效后，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亲自主持发起了旨在推动农村发展的“新村建设”运动，以协调工农业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通过这一运动，农村的落后现状得以彻底扭转，工农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实现了现代化起飞。
30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在现阶段，“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要继续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和促进农村的全面进步，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可以说，我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在此情况下，党和政府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而“十一五”时期则是推进现代农业、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更鲜明地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就把新农村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之中。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入到一个全新时期。
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保证。农村现代化新时期的到来也向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核心则是其能力和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心应该是能力建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问题。
二、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能力要求
具体而言，新农村建设要求基层党组织主要提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
(一)农村建设新阶段中的执政能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现着党对农村的彻底领导。在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仍应置于首位。
首先，要更坚定地坚持和强调“党管农村”的重要原则。针对近年来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不力的状况，必须强调党管农村、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我党的一项重要原则，在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的情况下，非但不能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反而要更加坚持和强调这一重要原则。
其次，对村民选举活动要积极参与和主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是基层党组织领导村民选举的明确法律依据，因而应该积极参与和主动领导。积极参与，就是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引导村民认真、正确地行使权利；也应该动员党支部成员作为候选人公平参选。主动领导，就是配合村民选举委员会做好选举组织工作，并切实履行监督职能，保证选举公正。
最后，坚持对村委会的领导和对村务公开的监督。由于人们对村民自治的片面理解，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党支部难以领导村委会的现象。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上增强党支部的群众基础。近年来开始普遍推广的“两票制”、“两推一选”、村两委的“一体化”、“一肩挑”等，都是值得重视的探索。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的“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双签制”的做法，很好地解决了党支部与村委会“民意基础不对称”的问题，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有力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
(二)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致富、带富能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大幅增收，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对于处于西部的陕西农村来说，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更显重要。
首先，要树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和现代农业理念。在西部农村中，农民的市场观念不强，缺乏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小农生产经营依然占优势。基层党组织要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必须树立强烈的市场意识，以市场化和产业化建设现代农业，促进特色产业形成。
其次，积极促进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其迅速准确的市场信息、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体化服务，降解了分散农户的市场风险，并通过利益机制把分散的农民连接成为一体，成为农村社会中一种具有多元功能的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应该积极促进这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以其发展经济和整合农村社会的独特功能，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最后，努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应以一定的村级集体经济为基础，但是，现有村级集体经济普遍表现出困难重重、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等不利态势。基层党组织要更新观念，努力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面对农村文化凋敝、主体价值观缺失、一些落后腐朽思想死灰复燃的严峻现实，基层党组织应具备引导文化建设能力，以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阵地。
首先，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当前，各种自私自利的、消极颓废乃至腐朽堕落的思想观念在农村沉渣泛起，喧嚣一时，扰乱了农村的人心，搞坏了农村社会风气。基层党组织要积极重视“乡风文明”建设，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多种文化形式，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农村社会。
其次，宣传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能力。即利用村民自治这个契机，积极宣传和引导农民群众，普及法治理念，为乡村社会增添法律文化，以法治理念促进新农村建设。
最后，重塑集体主义观念的能力。近年来，集体主义观念受到了种种责难，似乎它和市场经济是天然不相容的。然而，我们发现，从闻名遐迩的、华西村到小有名气的陕西省户县东韩村、礼泉县白村等，正是集体主义观念提供了强大发展动力。因此，基层党组织应该努力重塑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农村的思想凝聚力。
(四)统筹农村社会发展的能力
新农村建设是推动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旨在全面、整体地推动农村发展。在内容上，它包含了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法治强化和文化建设；在结构上则是着力优化新农村建设的组织领导、建设主体、资源供给、人才供应等要素。从短期目标而言，新农村建设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进步，改变农村发展不足的现状；从长远目标而言，则是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整体现代化，彻底改变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学会正确处理多方面关系，包括争取资金与挖掘内部潜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文明乡风建设、坚持领导与转变职能等。总之，要统筹经济、政治与文化均衡的发展，推动农村整体进步。
三、基层组织能力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其解决措施——陕西省的探索和实践
根据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的制约因素和陕西省的实际做法，笔者提出如下解决思路：
(一)思想认识不足。重在教育和规范
对于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有的作用和能力，不少基层党组织还存在着模糊认识，缺乏思想上的重视和准备。对此，应扎实开展对基层党组织成员的思想教育，并强调教育的规范化和设定明确目标。在教育规范化方面，陕西省委通过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机制，组织实施素质培训工程。要求各市委每3年对乡(镇)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不少于1个月的普遍轮训，各县(市、区)委每年要对基层组织成员进行不少于10天的培训。同时，设定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长期目标，即以“三级联创”活动和“旗帜工程”为契机，争取通过5年努力，使全省80％的乡(镇)党委达到“五个好”乡(镇)党委建设目标，90％的村级党组织达到“五个好”村级党组织建设目标。
(二)队伍建设滞后。应予调整和加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队伍状况是制约其能力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当前基层党组织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结构不合理，“‘三偏’现象突出：在许多农村，党员队伍存在着年龄偏老、文化偏低、数量偏少的‘三偏’现象”；二是党组织活动难以保证，党员队伍出现“断层”；三是党组织工作状态不佳。对这些问题应努力调整。
首先，积极推行制度创新，选好“带头人”。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两推一选”、“双推直选”、“公开选聘”、“下派任职”等办法选好“一把手”，普遍收到实效，值得认真研究和推广。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凤翔和太白三县开展的村支书“公选”颇有典型意义。三个县首批“公选”村支书共131名，并且实行“异地任职”，有力促进了党支部工作。其次，促进组织完善与素质提高。尤其要注重在青年农民、外出务工人员、专业协会负责人、致富能手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切实解决“三偏”问题。陕西省委制定了专门规划，力争到2010年，全省农村党员中35岁以下的比例达3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达40％；到2020年，农村党员中35岁以下的比例达4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达50％。
(三)管理体制阙如．需要认真健全和完善
当前基层党支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普遍缺乏对村基层党组织的跟踪管理和明确的考核标准；激励机制不够，基层党组织队伍的待遇难以保障；税费改革带来农村基层组织面临“无钱办事”的困境、村级债务问题突出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人手。
首先，通过交叉任职，理顺现行村“两委”关系。积极推行和提倡具备条件的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提倡具备条件的村“两委会”其他成员依法实行“交叉任职”。陕西省委提出，力争到2010年。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比例达到50％，村“两委会”成员“交叉任职”比例达80％。
其次，建立考核奖惩制度，完善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监督。陕西省已经全面推行村干部“年初工作承诺制、年中检查初评制、年末述职评议制”的“三制”管理办法，将考核结果与经济报酬、调整使用和评先评优挂钩。完善任期、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度。
最后，建立完善待遇保障机制。拟逐步将村干部的补贴报酬直接列入市、县(区)财政预算；积极推行在职、退职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探索村干部“年薪制”和公职化的路子；多途径解决村干部的政治待遇问题。前述陕西省宝鸡市三个县“公选”村支书的另一亮点就是“年薪制”，通过待遇保障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四)发掘自身潜力，寻求突破口
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滞后，不利地域条件和较为闭塞的文化环境，传统习惯对市场的天然排斥等，是西部农村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基层党组织必须从发掘自身潜力人手，认真寻求突破口，然后才能带动发展。在这方面，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张堡镇白村的经验值得重视。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9
国内空间正义研究简要评述
城市化发展趋势的几点思考
山东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分析
英租时期威海卫功能的变迁
试论公共文化惠民工程的建设
浅析社会治理中的利益协调问题
城市化与威海海洋民俗文化研究
文化自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向度
公共部门老龄人才利用的现状与对策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思考
中西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比较及启示
论地方政府的民主制度建设与创新
对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对我国“淘宝村”发展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村社区管理模式研究
网络治理视域下的城市群治理研究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创新
执政党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干群矛盾的化解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生态环境建设
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互动与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能力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
基于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珠宝玉器协会的考察
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密切党群关系的路径探析
有效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问题研究
党的十七大以来流动党员管理问题研究综述
关于构建流动党员动态管理服务机制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落变迁文献研究综述
基于协作视角的城市群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志愿服务对大学生心理成长影响的质性研究
关于新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的思考
合作化+公司化:新型农村集体化发展道路研究
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问题的相关思考
儒家思想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传统文脉的承继与延续
政府引导与后发型农村社区整体发展关系研究
沿海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温州经验及优化路径研究
村改居前后农民休闲方式变迁探讨——以tH社区为例
村民自治下基层民主选举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探究
“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农村基层民主监督的新探索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公众参与治理可行性初探
浅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村宣传思想工作
“撤点并校”背景下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现状调查及思考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藏区贫困人口反贫困路径选择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弱化的校园文化因素分析
和谐社会建构中干群矛盾特殊性的社会与历史分析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研究——以冀东南DLZ村为例
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消除村民自治异化现象根本之策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篇10
关键词：政治文化；农村政治文化；历史发展；公民文化；民主与法治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74-04
一、引言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1956年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首次提出。西方学者多将政治文化看作政治体系的心理层面，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1]大陆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上大体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是主张“政治文化”沿用西方多数学者的观点。[2]另一种是主张政治文化不但包括心理层面，也应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3]第三种是主张政治文化不但包括意识层面，还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物质性”层面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4]
国内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研究甚少，对农村政治文化也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权威的定义。有学者将农村政治文化界定为，生活在由一定地域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所构成的村庄中的具有一定权利义务的政治主体，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环境强制性或诱致性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的综合。[5]这里所指的农村政治文化主要涉及农民的心理层面。笔者认为农村政治文化的内涵应该包括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两部分，故将农村政治文化界定为村社居民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中，对基于一定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基础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评价取向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对农村政治现象进行解释、描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评价取向是村社居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层次较低的、非系统性的社会意识，而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则是自觉建立起的、层次相对较高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农村政治文化是农村政治生态形成的关键，有序的农村政治文化有利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二、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历史解读
（一）传统封建社会时期（公元前221—1912年）：宗族文化主导农村政治文化
这一漫长时期由于国力的限制、制度上的缺陷等原因，国家权力无法下达乡村社会一级，也就有了“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只能依托于乡绅治理的方式来整合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的、分散的农村秩序。乡绅往往是宗族的首领，他们行使着家族的各项权力，主管着家族内外的事务，因此乡绅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多通过宗族来实现。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宗族文化居于整个乡村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以乡绅为主的族长对家族的治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国家对族长的地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强化。这一阶段虽然农民起义层出不穷，但国家制度依然是君主，乡村社会依然是乡土性的，家族文化与整个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彰显了农村居民对统治者的依附心理和“臣民”思想。
（二）民国时期（1912—1949年）：宗族势力衰弱，乡村劣治
这一时期打破了先前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权力运行模式，国家政权逐渐向乡村社会下沉，宗族原本具有的合法性不断消解，乡绅的成分有了变化，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呈现劣治局面。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都委托乡绅、权势阶层或地痞流氓在农村征收经费和兵役，许多乡绅视摊派和征收苛捐杂税为借机钱财的大好时机，[6]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这一时期的乡绅变为“赢利型经纪”。期间，的统治领域主要限于“敌占区”，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促进了农村社会许多现代性因素的发育。如通过民主宣传提高农民政治文化素质，规定选举资格，动员农民积极参与政治，实行了“三三制”建立了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提高了根据地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7]
（三）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国家权力主导农村政治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十分注重农村社会的政治建设。先是通过，确立了党和政府在农村地区的威望。又成立了乡级人民政府，增强了国家政权对农村地区的控制，推动了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了20世纪60年代建成后，国家对农村事务实现了全面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农村社会传统的士绅阶层逐渐走向消解，国家在乡村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农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得到了重建。国家政权通过党政机构的组织将权力延伸到了行政村层次，建立起了村级基层政权。这也使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组织和制度的形式在农村社会中初步确立，并内化为农村居民的行为准则。
这一时期，国家通过强制性文化政策对农民传统的文化信仰和风俗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造，力图破除父权、夫权观念等封建守旧思想，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树立新文化，[8]对横亘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宗法礼俗、封建迷信等构成了强劲的冲击。尽管如此，许多迷信守旧观念仍继续残留，特别是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和封闭落后的乡土意识还处于稳定的保守状态。
（四）改革开放至今：民间力量崛起，民主氛围显现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变革推动了农村社会由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向开放的市场化模式转变，农民的自主性增强，逐渐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主体。这一阶段，受西方社会民主、法治观念影响，农民开始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守旧思想，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治观念。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国家对农村的政治制度作出了相应调整。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的推动下，农村确立了村民自治制度，行政村并不属于一级政府，各村设立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乡政村治”治理结构的形成，乡镇政府是国家基层政权，对所属的行政村承担管理职能，而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拥有自治权。村民自治的推行，推动了村民民主选举文化的产生，提高了广大村民参与政治决策的积极性，民间力量迅速崛起，并成为农村政治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在村民自治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政府“压力型”体制的特点，乡镇政府在上级指标任务的压力下，将村委会看作半自治、半政权的基层组织，于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就出现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现象。
三、农村政治文化的现实审视
伴随着历代王朝统治的更替，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保守封闭与民主开放并存的局面。
（一）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共存
一方面，存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通过代际相传，已经对村民的心理和意识层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加之先前的各种政治文化创新、改造运动并不彻底，所以当前中国社会中仍有大量的传统观念残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观念加速了在我国的传播步伐，受此影响，我国农民的民主思想和法治观念有所提升。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文化也正在影响着农村的政治文化发展，孕育着新的公民文化。如有关农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问题引发的一经论坛或微博曝出便得到快速传播，并引起上级政府的极大重视。网络作为一个平台，拓宽了农民表达其利益诉求以及维护合法权益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一些不良思想也逐渐渗入乡村，如拜金主义、私利主义等。
（二）农村政治文化落后于农村政治制度的发展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让权给乡村社会，逐渐培植农村自主性力量的一种方式，村民自治本身是民主化、法治化的体现。但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确立的，而当前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不足以支撑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完善。现阶段虽然农民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公共参与意识在逐渐提升，但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这无疑阻碍着农村社会的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肖唐镖通过对农民在选举中的心态和表现的分析指出，“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一些选民。这些‘传统’，将严重制约选举制度的发展与基层民主建设。”[9]孙龙通过调查认为，“家族文化影响了村干部的产生与村级公共权力资源的分配，在公共职能的行使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与正式权力相对抗的社会力量。”[10]
（三）农村政治文化呈现世俗化发展趋势
阿尔蒙德认为，世俗化是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1]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农民的政治认知从感性转向理性，政治情感由盲目的个人崇拜转向理性的政治认同，政治价值观由以集体主义为准则转向个人利益至上。[11]在政治世俗化过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主动性正在不断增强，有较强的责任感和效能感，积极参与政治决策，表达自己利益诉求，这也促进了政府办事效率和能力的提高。所以对于农村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发展趋势及其对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推动作用我们给予肯定。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民主发展程度的局限性，农村政治文化世俗化可能会过度强调个人私利而减少村民对国家权威和集体利益的尊重、认同，会表现出功利主义取向。一旦个人利益至上原则和功利主导农村社会风气，村民的归属、认同感和农村社会的整合性将受到破坏，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会受到威胁。
从应然角度说，当前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方向是民主、法治，发展结果是公民文化的产生。无论是对于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古为今用，还是对于西方政治文化资源的洋为中用，关键的前提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要具备相应的统摄力，使村民对政治制度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及评价取向能够形成一致与认同。
四、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当今的农村政治文化状况不容乐观，必须明确政治文化建设的原则，厘清政治文化的建设主体和内容，进而协同村民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一）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原则
1.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十六大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共产党的先锋和领导作用，发挥其统筹协调功能，为广大农民主体性、能动性的激发创造良好氛围。
2.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传统政治文化思想广泛存在于我国农村地区，而新的公民文化也已经崭露头角。对于传统政治文化我们需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与更新，以增添其发展活力，使传统政治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此外可“去伪存真”地将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法治思想注入农村社会，为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养料。在对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对现代文明的吸收中寻求农村政治文化的新发展。
3.遵循公平民主的原则。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上应打破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强调村民权利义务的平等，杜绝宗族势力影响甚至主导村民选举的现象。村干部在主持村内事务时不能，损害其他村民的利益。营造公平民主的政治氛围使村民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二）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主体
现阶段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主体为农村居民、政府、社会力量。其中农村居民处于核心主体地位。农民是农村政治文化的承载主体，他们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取向决定着农村的政治文化状况。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中应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重视农民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主体性作用的发挥。
现阶段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还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推动，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农民的臣民依附思想仍然较为严重，阻碍着农村政治文化体系构建过程中农民自主性的发挥，在实际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农民还没有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和创造性，所以现今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需要政府的引导推动，帮助村民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但政府的引导推动只是宏观上的，不能过度干预。
此外，网络文化的兴起为农村文化输入了新的血液，社会各界增加了对农村、农民的关注，也将一些民主化的思想传入农村地区，与此同时，一些不良思想，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等也被引入乡村，农村居民的政治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评价取向正在发生着巨大转变。外界社会力量作为农村政治文化的一个影响因素，也被看作是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
（三）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内容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民众所处的社会普遍认同的理想和信念的反映，并能内化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核心价值观只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广大农民只有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引导，才能充分发挥合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民主文化。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发育良好的民主文化具有人民权利主体性、政治制度民主化和开放性三个特征。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民主文化应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法治文化。法治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各项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与先秦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不同，现代所指的“法治”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上。当前法治文化是相对于人治文化而言的，它以尊重并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重要价值准则。对农村社会进行法治文化建设利于农村居民行为的规范和权益的维护。所以，法治文化也应成为衡量农村政治文化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
4.公民文化。当代社会公民主要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文化与臣民文化相对应，是一种较为自由开放、消除了等级特权的参与型政治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农村政治文化需不断“更新”，尤其应重视参与型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村民拥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积极的参政意识以及强烈的政治责任意识，没有公民文化，农村政治文化的构建将不完善。
（四）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路径
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关乎社会民主化的程度和国家软实力的高低。良好的政治文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发展现状距公民社会对政治文化的要求还有较大差异。转变观念，树立新理念，全方位加强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有效激励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培育和引领合理的现代农村政治文化已势在必行。
1.提升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经济条件。政治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夯实物质基础，村民生活水平提高，衣食无忧，才会有更多的精力进行政治参与，也有助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近几年沿海城市的农民工在外出务工期间返乡参加选举，就是他们越来越注重自身权利的表现。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他们参与到政治中提供了条件，为村民自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12]
2.重视农村政治文化的传播途径。必须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加强其在农村范围内的传播力度，加强党在农村的领导。重视大众传播工具的作用。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作为一种平台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已在较短时间内影响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大众传播工具像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影响有好有坏，当前应对其合理利用和严格监管，杜绝利用其的强大传播功能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现象发生。要突出学校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思想教育功能。要引领学生学习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政治态度。要充分发挥各种现代农村组织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如果农民组织无法发挥维护农民利益的作用，农民组织的参与者就无法在利益的驱动下形成学习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诉求，因此加强现代农村组织建设十分必要。[13]
3.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发展使民主成为现实。[14]应健全村民自治的相关政策法规，规范民主选举活动，在农村形成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政治氛围，提高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消除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确立全新的家庭观念，杜绝宗族势力对选举活动的干涉。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杜绝和严厉打击那些危害农民权利的行为，让农民自己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选举，树立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观念，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其内化为村民的行为准则。通过基层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来促进农村民主文化、法治文化以及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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