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政治思想篇1
张丽芬孟祥丽张文杰李丽满河北联合大学迁安学院
摘要：儒家人本思想具有政治整合功能、经济发展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
体性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人本思想
一、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功能
儒家思想在汉朝时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这源于儒家思想包
含着众多社会观点，对社会有一定的服务功能。儒家思想的社会
功能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着重体现为个体性功能。
（一）政治整合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整合功能指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培养高素质人才或者个体，通过高素质人才或群体的影响力去传
播政治思想，进而提升全民整体素质水平。政治整合功能能够最
大范围最大限度传播政治思想、最大程度造就政治人才、最大力
度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功能中，政
治整合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认为政客在政治运行中扮演者重
要角色，政客的思想与行为直接关系这国家兴亡与衰败。在社会
生活环境中存在诸多人际交往的关系，这些复杂而细微的关系直
接影响着社会道德规范化。儒家善于从整体把握社会关系，提倡
人与社会建立和谐和谐，推动社会政治健康发展。
（二）经济发展功能
经济发展功能指的是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下受到启发，
在经济建设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经济的腾飞贡献自身的绵
薄之力。儒家不反对个人追求财富，只是在乎追求财富的手段，
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财富的追求方式能从本质上区分
君子与小人。君子用符合道义的方式追求金钱，小人不择手段追
求财富，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君子愿舍利取义，贫困
中仍保持自身高尚的气节，而小人则会为一己之私投递叛国。儒
家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追求的程度要合乎“礼”的要
求，对过多财富欲望加以制止。针对国家的管理，儒家主张施行
仁政，爱民亲民，反对苛捐杂税。儒家思想认为，附属制度不应
成为酷吏施行不仁政策的依据，而应成为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工
具，在赋税制度的激励下培养人们对经济的理性认知，进而发挥
主观能动性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儒家人本思想的经济发展功
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借鉴意义，我们应从民族经典中汲取营
养，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
（三）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对个体精神世界有积极作用。儒
家思想是中华文明中耀眼的一颗明珠，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历史
的沉淀，其蕴含着丰富而充满哲理的思想。这种思想对现代社会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思想也已经深深内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心中，成为凝聚社会的一种向心力。
二、儒家人本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
从社会发展层次上讲，儒家人本思想的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
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功能以个体性功能为基础，个体性功
能以社会性功能为实施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为最大限度挖掘人
本思想的潜在价值，我们应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一）主张学以致用，在生活中发挥学的价值
学而无用不可谓之学，儒家着为重视知识的应用性。孔子认
为，学诗旨在学习其中深刻哲理，从中领会侍奉父母道理、正确
处理君臣关系的方法，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修身治国
平天下的基础是个体生存需求的满足，个体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基
本单位，只有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才能谈
及整个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与社会的进步。
（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健全个体人格
榜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在榜样的模范带头下人们会认识
到自身的缺陷，并以榜样为目标不断完善自身，使自身满足社会
的要求，成为社会栋梁。孔子曾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
这就告诉我们要虚心向他人学习，提升自身的道德需要，在看到
他人的不足时，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
真正为社会需要的人。
（三）教育内化，内外统一
孔子率先提出“自省”，意在要求人通过惯常自身的行为，
对自身有正确而客观的评价，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针对
自己的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儒家
要求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即使在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严
格要求自己，使自身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在人际交往中，人要
真诚对待他人，不能将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人。人的道德修养是
在犯错误与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养成的，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下定决定改正错误，才能以错误为垫脚石成就自身的道德素
养，个人道德素养的提升会对其人际圈产生良好的带头作用，人
际间道德的广泛传播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
（四）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建立和谐社会
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个人做到谦让不争。
孔子在学习过程中丝毫不讲自己摆在德高望重的位置，而是以谦
虚的态度向有知识的人学习。面对别人的建议和批评，孔子也是
虚怀若谷的坦然接受。从孔子的谦虚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
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高尚品德，孔子所表现出的这种道德
品质正是儒家所人本思想的核心，我们要领会其中深刻的哲学含
义，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的学识程度与其处
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有直接关系，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能通过自身良
好的道德修养处理社会关系，使自身的人际关系处在和谐状态。
结语
儒学发展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洗礼与沉积，儒家
思想沉淀下意蕴丰厚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的人本思想逐渐
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以多元化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时代进
步中，儒家思想发展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但究其根源儒家思
想的核心为人本主义思想，我们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挖掘其内
在价值的首要前提是确立人本思想的首要地位。在对儒家人本思
想教育功能的研究中不仅要利用儒家的君子教育方法，也要与时
代相结合，积极融入各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模式，只有在多教
育方式的引导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建林，王治中.儒家思想在教育中的解读[J].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08（3）.
儒家的政治思想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校思想教育；借鉴价值；思想政治；研究；发展历程
引言：当今社会网络发展迅速，互联网上的内容又形形涉及范围颇广，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许多糟粕文化，而大学生是现在网络上的一支生力军，许多大学生受到网络思想的影响导致其自身思想道德观念都具有重大缺陷，这也直接导致我国儒家思想这一优良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步流失。国家和学校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本文就以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借鉴价值进行探究。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1.1研究目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单单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为人品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及国民素质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文化价值。儒家思想甚至远传海外，进一步宣扬了我国声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到现在为止，东亚诸国也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国家的重要思想文化，将儒家文化当作重要的思想教育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课改的逐步实施，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在逐步加强，如何将儒家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所有大专院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1.2研究意义。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对我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儒家思想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1]，不仅仅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也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知儒家思想，便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儒家思想当中的教育思想符合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突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将儒家思想和当今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学生知行合一。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孔子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极具代表性，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并且其所撰写的《尚书》《周易》等书籍也成为了儒家文化中最初的经典典籍。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分裂开来，其中以孟子和荀子的观点最被世人所赞扬，他们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两种思想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人性的探讨，而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帮助汉武帝统一封建社会，他就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又融入进儒家学说中。这使儒家思想在帮助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
宋朝时期的儒家文化经过了张载和二程的发展，开始形成理学，南宋时期的朱熹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念相融合，理学观点发展到顶峰，而明代的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多种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使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并发展下来。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高校思想教育所获得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历来重视的工作重心，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一个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的作用[2]，而且伴随着种中央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等文件的下发，表现了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这对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
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方针，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教育会议的开展，提出了“育人为本”和“德育为先”等教育理念，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2高校思想教育师资力量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中央和学校高度重视，两者开始加大对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学校开始建立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实功底和教学能力突出的专业师资队伍，这些教师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和学校的重重考核才确定下来的，这种高校的师资力量能够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保障。同时党中央也开始将党和团组织在高校中普遍传播和建立，这种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品质建设，定期在校园内开展思想政治品质的宣传和定期发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宣传页和书册。
（二）高校思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教育太过限制于书本和一些空洞的说教，这种课堂上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即便拥有教学系统的理论学说也无法将其真正的刻入学生的脑海中。而且高校思想教育的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和学生在施教和学习过程中也缺少哦相对的激情。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学生在学习思想教育建设这些主流文化时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开始只注重短期内的经济交易而不重视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学生也受其影响，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没有金钱重要。这种风气的形成也表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在逐渐的缺失。
四、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4.1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校园文化活动。儒家思想能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应当加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视，经常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将文化与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儒家思想对自身的影响。
4.2汲取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德行”的培养，儒家思想注重个人的内在德行，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相符合，将儒家思想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自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改变，也可以将儒家思想通过高校这一大平台进行传播和发展[3]，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
4.3采用多媒体教学。时代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进步，教育工作也应当如此。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转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采用多媒体教学能激发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教师的教学资源和更加形象生动的对儒家思想进行解释和传授。也便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接受儒家思想文化。
结论：儒家思想做为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当今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缺失的情况下，高校影响将儒家思想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中，这样能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并将儒家思想发张和传播下去。儒家文化做为其中优秀的主流思想，一直为我国国民的思想品质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为我国不同的发展时期创造着不同的发展文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大学生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接班人，其思想政治品质对自身和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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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政治思想篇3
“仁政”理论在当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社会阶层的剧变要求哲学理论立足于现实，而众多繁杂的政治理论要求思想家们合理地解释现实以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秦王朝的迅速解体和汉初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统治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此时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赏识，儒学遂从三教九流中脱颖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的关系是：“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7]“圣人多其爱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8]这就是“德主刑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交媾，这种刚柔相济的“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吸引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这种君臣父子关系是皇权统治中的“大伦”。皇帝掌握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通过分封、诏赐等方式对权力、财产进行分配，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长式统治。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秦二世矫诏秦始皇赐秦太子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死，尚安敢复请？”[10]可见向百姓灌输宗法伦理观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从而维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达到天下长治久安之目的。
二、宣扬“性善论”。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1]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 [12]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13] 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的观念的源头，从而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德治国是最好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就是道德楷模，对他不需要防范。臣民需修身养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发展，并向着仁义礼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标而迈进。
三、主张贤人治国。按照儒家理论，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为善的潜能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儒家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5]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16]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7]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和“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臣民惟有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儒家认为，“爱人”仅仅是对为政者的要求，而被爱的对象则是普通的老百姓。只有为政者才需要讲“爱人”的仁政，只有得道的君子才能行“爱人”的仁政。所以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8]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主张的仁政即为德治，由贤人来治理国家。实施“仁政”的统治者要求臣民接受统治理由是：第一，我是天子，是最优秀的人，道德高尚无边。第二，我为社稷鞠躬尽瘁，是出于对臣民的无私的爱，会给臣民带来安全和财富。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他们认为，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遵守固有的行为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便可长治久安。而人心的善恶取决于德治，同时德治又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因为统治者的人格具有绝对的感召力。所以儒家所主张的“仁政”最终都衍变成为“人治”。
儒家实施“仁政”的前提是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肯定人自身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但儒家又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统治者必然是善的代表，由他实施仁政，在他的领导之下，被统治者才能保存原有的善性，然后继续修身养性，以达到自身人格的完美。因此，从本质上看，儒家的“仁政”理论就是把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完全托付给一个理想化的圣人。从历史实践看，儒家的这一理想从未实现过。相反，“仁政”成为了统治者实施暴政的遮羞布。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如果还寄梦于以“仁政”来维护社会秩序，必然重蹈覆辙。笔者认为，“仁政”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存在以下负面影响。
一、“贤人治国”的理论违反了权力制约原则。
儒家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事实上也无法制约。
中国古代的权力制约机制，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必然贻误中国法治进程。
二、“仁政”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制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20]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三、“仁政”影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1]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2]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儒家实施“仁政”前提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专制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仁政”思想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皇权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被称作“恶法”，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仁政”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和合法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第三，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专制社会里，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仁政”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仁政” 思想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庄严的宪法。在摒弃传统法文化中糟粕的同时，我们要借改革之春风，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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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政治思想篇4
关键词：儒家；政治设计；关系；行为；过程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3―0026―07
儒家政治思想是一个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政治设计学说，作为一种完整的价值形态，其对维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效用，既锻造了中华民族坚韧务实、忠诚为国的民族和政治性格，又充当着封建卫道士的角色，对中华民族的兴盛形成了一定的阻滞。儒家政治设计思想这种境遇和形成原因首先可以通过对政治秩序的秩序效果进行判断的形式来获得。政治秩序的秩序效果判断就是对政治秩序理论变成组织力量后将要或已经产生何种时效和结果等的判断，是实践性的，包括行为判断、关系判断、过程判断、外部性判断和价值判断等，本文重点就关系、行为和过程判断做分析。
一、关系判断
关系判断指根据政治关系的稳定和谐状况来判断政治秩序，包括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判断。具体表现在社会生产关系是否稳定、政治主体间的关系是否明确、人们的政治生活是否和谐。
我们知道，儒家政治秩序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现实基础、家国同构、等级结构分明的秩序模式，它在具体运作上呈现出“天理一礼法一人情”三角互动和“天一君一臣一民”、“己一家一国”双向互动的作用机理，均平、德治、礼治、三纲、仁政、权威、中庸、民本等矢量的现实作用是其保证。这样，政治秩序中纲常规范的制约性、家国的同构性、结构的等级性、作用机理的多向性、王权专制的大一统性，就决定了儒家政治秩序内具体社会政治关系的特性，即是以人道主义和整体主义为倾向、以集体主义为展开、以单向主导为核心的政治关系模式。在这个关系模式中，政治主客体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是上下服从的关系，上大于下、整体大于个人，人们的天然感情关系上升为社会关系，血缘家庭关系化约为社会政治关系，一句话，整个社会关系是亲缘关系的表现和扩展，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转变为了政治态度，政治秩序以这样的秩序关系模式运行获得的必将是如下秩序效果：
第一，人道主义倾向。纵观儒家政治秩序的样式及其发展史，可以看出，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特别重视人的内心德性修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决定了儒家政治秩序内的社会、政治关系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倾向，这主要是由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理性尤其是仁的人道原则决定的。这种人道原则决定了儒家政治秩序的内在社会政治关系首先是人与人之间和谐仁爱的社会关系。它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爱精神构造了人与人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维系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但是，它的人道原则又是有差等的，且这种人道原则的“推仁”过程是从最近的亲缘展开，这样，家庭和亲情的排他性和等级性必然稀释其仁爱的浓度，普世性的仁爱关系也就不能在全社会展开，仁爱被冷酷所把持，而最终目标是以维护层级分明的等级制度和集权性的集体主义价值为指向。马克斯・韦伯说：“中国人能够非常冷酷地控制博爱之心，甚至对骨肉同胞的关系，这些同谨小慎微和对鬼神的自私的敬畏结合起来，就是结果。”匡亚明先生说：“孔子的‘仁’的思想，毕竟是适应封建社会的。而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是有等级的，不平等的，虽说‘爱众，而亲仁，，实际上君臣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领主（或地主）与农奴（或农民）之间，乃至父子之间，那里有什么平等的仁和爱呢？‘仁’在政治上表现的‘大同世界’，充其量只能做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即不均之均，不安之安而已。‘仁’在伦理上只不过用忠、怨、孝、悌、礼、义等道德规范，在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维持一种各安其分的社会秩序而已。因而，仁和爱的观念，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了封建社会内部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整体主义倾向。儒家政治秩序重视血缘的力量，追求大一统的王权主义君主政治秩序，因此，儒家政治秩序在运行和落实的过程中，其内在社会政治关系又表现为整体主义的倾向。这种整体主义倾向是以国家为中心和指向的，个人以服从国家和社会为要旨，和西方重视个人和团体相比，它是相反的另一极。“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这种整体主义的社会政治关系主要有如下特征：一是在认识和理解个人与国家关系时偏重国家振兴和安定，推崇社会和国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单一性适应；二是在具体处理和协调个人与国家关系时偏重君主的主导作用，推崇自上而下的方式，常常寄托于圣君贤臣等的先知先觉，要求下对上必须服从，上对下具有压倒性地位。这种整体主义的关系模式在现实的秩序落实中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为大一统君主政治秩序的巩固和维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所培育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至今还留存在中国人的心里。另一方面，它又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和消极影响，在儒家政治设计思想中，对道德理性和宗法血缘的特别推崇和心仪，使得其政治秩序图式中人生、宇宙、国家乃至一切自然、社会现象都被道德化和等级化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且先天的是一种伦理关系、价值关系和固化了的等级关系，政治成员作为一个社会化的道德人，其对国家的服从，变成了对已经定格政治等级及自身政治角色的义务履行，而且是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而作出的自觉道德义务，伦理和等级便在政治成员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过程体现了优先性原则，转化为衡量和评价人的一切政治行为的价值尺度。道德的优先性使得个体在处理和解决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的政治实践中必须突出整体利益，等级的优先性根源于宗法血缘的天然情感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政治成员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实践时必须以服从整体和上级为要务，等级的规制具有不可逾越和冒犯的限度，社会关系被置换成了亲缘关系。此外，儒家政治设计思想中所提倡的整体主义，展现的是简单朴素的整体观念，阻碍了人们对复杂的自然现象的本质、抽象或具体分析，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这样，在儒家政治秩序中，个人与国家、私人与集体关系的处理和解决及两者关系的和谐一致，并不是取决于个的人发展，而是决定于君主或国家的要求，社会政治关系的群体主义倾向也就表现出单一的偏向。在这种单一性关系模式的支配下，国家的整体表象极大地吞没和消弭了个体的特殊内涵和政治主体性，“儒教伦理把人有意识地置于他们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或通过社会的上、下级联系而造成的个人关系中。它从伦理上神化了这些关系，也只是神化了这些关系。除了通过人与人之间、君侯与仆臣之间、上级官员与下级官员之间、父子、父兄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的个人关联造成的人间的忠孝义务以外，它不知道还有别的社会义务”。这样的关系模式，无疑是人们政治言行的巨大精神桎梏，它往往忽略了人民对个人自由、平等、独立等的价值诉求及其民主实践。它高扬了道德理性，却又吞灭了道德理性，这正是它的悲剧所在，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以此两种关系倾向推而开来，其政治秩序效果自然具有和谐的性质，但却只是僵化、扭曲了的和谐，是亲情造就、权力压制形成的和谐。
二、行为判断
行为判断就是指根据政治主体的行为和角色状况来衡量和判断政治秩序的优劣。因此，在一个良好、公正的政治秩序里，政治主体的行为与他们所承担的角色是一致的，人们能自觉地遵守各项社会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则、程序行事。而在一个恶性、专制或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秩序里，由于政治主体的权利和个性经常处于被压制或放任状态，人们常常想超越自己的位置去获得更多的利益，导致角色错位，这样，政治主体就会出现违规、混乱、犯罪等行为。因此，行为判断是衡量一个政治秩序是否优劣的基础性标准。
以上述标准来分析儒家政治秩序内人们的行为角色状况，可以看到，儒家政治秩序所造就的是一个角色错位的秩序安排，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又一困境所在。
（一）执政者权力位置的错位
虽然儒家政治秩序具有明确的等级结构之分，大家各占“名分”，但是由于儒家政治秩序缺失制度安排，无法形成权力的制衡机制，“情”在政治实践中便具有巨大的发挥空间，执政者便常常可以越过自己的职责范围去干预别的政事，越俎代庖，以情入政：从君的角度看，“朕为国家，国家即是朕”的君权理念使得君主具有巨大的权力，掌控着国家的一切，因而，以言代法，以言代政，剥夺和行使臣下的角色位置，“越俎代庖”自然是常事。从臣的角度看，作为居于君之下的“父母官”，臣也可以越位干涉或行使其他职位的政治权力，角色的位置在执政者那儿显得游离不已。以这样的一个角色状态去治理国家，其内部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冤案错案是无期之多，人民是无期之苦了，这和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现实落实、推广、布道不无关联。
（二）臣民与公民角色的错位
在儒家政治秩序中，人民所居于的不是现代政治秩序所具有的公民角色，而是一个臣民的角色。
1.王权专制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造就了人们的臣民角色。儒家王权专制的极权统治、等级森严的制度结构及权威主义的盛行是造就人们臣民角色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权威主义制度下，权威的产生与他的臣民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具有其他任何人所不能达到的权力，掌握着他的臣民所决不能得到的魔力、智慧及力量。无论权威的特权是什么，也不管他是宇宙的主宰或命定为唯一的领袖，他与他人在根本点上的不平等是权威主义良心的基本原则。诚然，在儒家政治设计思想中不乏“教民”、“养民”、“得民”、“爱民”、“重民”、“亲民”、“保民”、“通民”、“富民”、“利民”、“恤民”、“抚民”、“惠民”、“安民”等民本主义的言论，也有某些制约君王的规定，如名分、道统、伦常、祖法、天谴等，但细细究来，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的方式和手段，从本质上是为肯定和维护王权服务的。因此，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中，人们只具有民的名位，而无民的权利。自然，民本主义有着其历史的时效性和合理性，它对于调和阶级矛盾，整合阶级间的政治利益关系，消解冲突，维系儒家政治秩序起到了积极的稳定器作用。也正是由于民本主义思想在政治秩序中的稳定器作用，才使得儒家王权专制的君主政治秩序得以长期延绵，其积极的因子至今还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是民本主义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臣民角色，在儒家那儿，民本主义充其量只是个动听的语词。就民本主义的实质看来，并不是真正让人民做主，而是统治者居高临下，事事为民做主，其本质是牧民，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主专制的君主政治秩序，是为王权主义服务的一种统治术。
2.对法律的伦常化，导致了人们的臣民角色身份。我们看到，德治和礼治是儒家政治设计的核心治理模式，由此反映到政治秩序结构安排上，便缺失了法律建设和制度安排，使得法律和制度伦常化了，而无法营造和提供公民的角色环境，正如俞荣根先生所说的：“儒家伦理法思想是一个正、负两种价值共存的思想体系。它的负面作用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其法思想体系中找不到‘公民’范畴，也没有‘公民’意识的生长点，有的只是‘子民’范畴、‘子民’意识，这是儒家君主主义原则和家族伦理主义原则结合的衍生物。二是在儒家关于法的问题的思考中，一味强调圣君贤相和‘治人’的作用，并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不注意法律制度化的建设。”
3.忠君思想进一步加强和驯化了人们的臣民角色意识。孝是儒家所有道德规范中的元德，由此衍生出的忠君思想完全吻合了儒家政治秩序王权至上的特点，大大加强和驯化了人们的臣民角色意识。在儒家的设计理念中，忠君思想要求臣民唯君所是、唯君是从，做君主的奴仆、工具、手段甚至财产，任何对君主意旨和言行的背离都要被视为不忠不敬的反叛，即使遇到暴君、昏君，也得奉行“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信条，是否忠君成为了评价臣子是否仁义的标准。在这种忠君思想的强化和训导下，人们所具有的必然是臣民的角色意识，一辈子陷入其中不敢背弃和跳跃。因此，忠君思想从本质上来看就是愚民思想，而且，孝本身就是否定生命精神进化的极端保守意识，它只重视政治伦理方面，却忽略个体生命之安顿，随着儒家政治秩序的现实落实，无论市井小民还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之人都无法跳出其樊篱，个体的性格和生命被消磨和陷落在无限的忠君之中。一句话，忠君思想极大地束缚了政治成员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加强和驯化了人们臣民角色意识，毒害甚大。
当然，忠君思想自然包含其某些“合理”的因素，它迁延出的是爱国精神，在太平的年代，忠君观念可以产生强大的内聚力，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它又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抵御异族侵略的号召力和感召力，包含着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大概便是忠君思想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4.中庸思想影响了人们的角色心理。中庸是儒家政治秩序运行的一个基本作用矢量，其思想具有政治辩证法的特性，是维系儒家政治秩序的平衡器，对于维护儒家政治秩序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本身所涵蕴的恒常性价值至今依然常青，它与和谐的思想共同孕育了人们的和平观念，铸造了中国人酷爱和平、反对的民族性格。然而，“中庸”思想的运行又含有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和明哲保身观念，易于养成人们“和事佬”的角色，消磨掉人的人格刚性，滋生人们卑怯懦弱的个性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助长和固化了人们的臣民角色观念和心理习惯。
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使得儒家政治秩序内，“每一个集体主义制度都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需要有一个为整个集团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另外，还需要为了达到目标而给予该集体以最大限度的权力的压倒一切的愿望，从这两种特征产生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这个道德体系有些方面是同我们的体系相符的，而有些地方则与我们的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中有一点，我们怀疑是否能够称之为道德：即它不让个人的良心自由地运用他自己的规则，甚至也没有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规则。”这样，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为国为君的责任意识，养成崇圣和阿谀的王权主义心理和依附仆从习惯，在政治行为和心理习惯上呈现两面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意识。“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因此，臣民角色对人们政治行为的根本要求便是忠孝服从，这样，对臣位、子位的坚守，对君主国家的孝忠，便使得人们自然愿意承担起兴家爱国之政事，表现出强烈的人世精神、爱国精神、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对这点的倡导是比较多的，这里随举几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尚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中》）、“穷经以致用”（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四）、“立志而不存于忧势，虽仁无益也”（叶适《叶适集・赠薛子美》）、“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亭林文集》）、“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顾炎武《亭林文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保也”《周易・系辞下》。就秩序判断及政治文化历史影响的角度看，儒家对政治责任意识和人世精神的积极倡导是值得肯定的，需要正确认识的是，他们所宣扬的政治责任意识并不能与现代社会的政治参与同日而语，它并没有真正的民权所在，其根本目的只在于维护王权专制的君主政治秩序。
第二，崇拜圣贤君王，具有很强的王权主义心理和依附仆从习惯。如上所述，臣民角色的形成，源于君威、忠孝、中庸等的共同作用，政治秩序的其他体系安排起到了固化和强制作用，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人们形成王权主义的心理和依附仆从的习惯自然是儒家政治秩序运行所具有的必然结果。王权主义心理，主要表现为对王的无限忠贞和服从，王在他们心中是真命天子，是“天”、“道”、“万物之枢”，因此人们对之顶礼膜拜、趋之若鹜，对权势无比依附仆从，阿谀谄媚：一方面，当居于下位时，人们对于家长、族长、上级官吏、帝王将相显得无比的依附仆从，以符合秩序规范的基本要求，同时也能够谋得自己的一己私利；另一方面，当人们一旦攀居高位后，又必然寻求和接受仆属的阿谀和膜拜，对下实施家长专制。这是臣民角色的腐败定律，也是其毒害所在。
综上观之，人们的角色错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异位，是儒家政治秩序在现实的运转和落实中的必然结果，自然也就导致了政治秩序的一系列弊端，其最终结果便必然是君主专制的政治秩序转向了人民民主的政治秩序；臣民转变为了公民；崇圣的意识转变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因为，“所有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三、过程判断
过程判断就是指根据政治秩序运行的有关情况来对政治秩序作出评价，包括政治过程、政治活动、政治事态的判断等。这一判断要求对政治秩序内的政治过程是否具有连续性、政治活动是否具有可测性、政治事态如政治冲突是否具有可控性进行分析。其评判的根本标准和模式是：“稳定有序一稳定”，“稳定有序一发展”，前者反映的是一个僵化和停滞的政治秩序，是负性的，没有发展性，也没有新的因子增加，后者反映的是一个进步和变通的政治秩序，是良性的，具有发展性，每一步向前都能增加新的因子。
以此模式来判断儒家政治秩序的运转过程，其应该属于“稳定一有序一稳定”型。我们已经看到，在儒家政治设计中，保障其政治秩序维存和运转的力量来源于其德治、礼治秩序模式下均平、德治、礼治、三纲、仁政、家长式权威、中庸、民本等基本矢量的作用，涵纳了宗法血缘、德性等的力量。在这样的秩序安排及其诸多矢量的作用下，儒家政治秩序的运转过程，所表现的必将是一个人治主义和权威主义泛滥和盛行的过程，体现出两个方面的控制特点：一方面，德性和仁政的力量使得其对政治秩序的控制具有柔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家长式权威又使得其具有了强控的特点。“中国封建大国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系统进行负反馈调节，消除各子系统对适应态的偏离。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具有第二个明显特点：强控制。”柔性特点具有一定的人道性，强控特点则是性的，人道性服从于性，以维护儒家王权的君主政治秩序为目标，这二者一软一硬在本质上构造了一个伦理型而不是法制型的秩序控制和运转模式，共同维护了儒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有序。但是，稳定和有序不等于发展，因为发展的最终源泉来自人民群众，依赖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政治秩序只有把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建立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基础之上，依赖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自然等力量的推动，才能促进社会的迅速发展。否则，政治秩序是不具有发展性的。
因此，儒家政治秩序的运转过程呈现的必定是：“稳定一有序一稳定”的模式。首先，对人民力量的忽视及其英雄史观的倡导，使得儒家政治秩序失去了促进政治秩序发展的最终力量源泉。其次，儒家过分强调和谐、稳定、安宁的心理必然会害怕任何政权的变动，易于养成保守的惰性，导致政治秩序的僵化和滞缓，最终遏制民主的进程。托克维尔说：“我完全同意，社会的安宁是一件大好事；但我也不愿忘记，所有的国家在出现暴政之前，也经过一段秩序良好的时期。当然，这不是说任何国家都应当轻视社会安宁；但也不应说，一个国家只有社会安宁就足够了。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白鲁恂说：“儒家对和谐的重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还造成了另一个困扰：对无序和乱的恐惧。由于将稳定、秩序、和谐看作很高的价值，儒家文化很难视民主政治的纷纭情态为当然。对稳定的肯定、对乱的恐惧，又加强了反民主的专制。”与此同时，虽然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但是如果对“和”过分强调，则还是容易使人们形成一种不讲原则，取消差分、一味姑息的“和事佬”个性，缺乏竞争精神，这就会抑制政治秩序的发展动力。我们知道，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系统内各子要素之间存在差异与竞争，只要适度，不但不会影响系统的秩序，反而会增加系统的活力。相反，如果将“和”理解为“同”，在系统内取消差异和竞争，则系统内子要素就会因为力求同而互相羁绊，最终导致活力降低、内耗增加，系统的整体功能将大受影响。再次，政治及对经济、文化、自然的外部性效果的忽视必然导致对民主、商品经济、先进文化、科技的漠视，而这些却是政治秩序发展的根本动力，尤其是经济基础的作用最为重要。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滋生了人们服从、依附、重复、保守等的性格，被统治者在不断道德教化中迷恋于把希望寄托在有道明君和清官身上，而忽略了改变社会结构的必要性，进而使得社会自身不存在追求发展的内在冲动；新经济形式无法萌生，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新鲜因子就无法增加，其发展性自然无从谈起。一句话，仅以伦理的力量，通过政治伦理化的方式是无法实现政治秩序发展的，梁漱溟先生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此二千余年间政治之特殊，须得在此一说：第一，把政治作为伦理间之事，讲情谊而不争权利，用礼教以代法律；是日政治之伦理。这是把阶级国家融摄在伦理社会中之结果。第二，对内对外皆求消极相安，而最忌多事，几于为政治之取消，是日政治之无为化，而特置一自警反省之于其政治机构中；政治构造国家形式却从此永绝进步之机。”
质而言之，儒家政治秩序的是“稳定一有序一稳定”的复归过程，秩序稳定既是其最初目标，也是它的最终目标，有序性是服务于稳定性目标要求的中间环节，是为确保秩序稳定服务的，发展的因子没有落实、放置和重视。因此，儒家政治秩序的运转和控制过程不仅是一种稳定型，而且也是一种静止型和抑制型。虽然这种稳定也使得政治可以达到“有序化”，但它大部分是通过对家长式权威和道德理性对人的外在和心理来达到的，在总体功能上依然保守。这种政治秩序的运转只能维持一定统治关系的存在，却不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其过程自然是“稳定一有序一稳定”循环往复的。因而，在这样一个僵化的政治秩序模式内，其政治活动可测性和政治事态的可控性也必然和良性的政治秩序呈现出两极相反的态势：就政治活动的可测性而言，由于儒家政治秩序是一个相对僵化的秩序模式，人治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泛滥和盛行必然阻碍了信息和政令的畅通，对于政治活动的预测效果自然是不明显的；就政治事态的可控性而言，其效果会因为儒家政治秩序内极权专制的盛行而得到明显的收效，但是其成果是通过专制的手段获得的，这无疑使得其最终收效大打折扣。
儒家的政治思想篇5
【关键词】儒家道德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道德内容影响了中国每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对不同时代的人都起到了思想引导和行为规范的作用。在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受到经济观念的影响，儒家道德思想有所弱化。为了能够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将儒家道德思想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不仅可以强化教育的民族性，更可以增强人的主观思想的向善性，增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一、儒家道德思想的内在含义
儒家道德思想讲究仁德、中庸、守信。
仁德就是以“仁”作为思想核心，将做人的标准提出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这些都是对于人的道德规范，需要人在家庭和社会中与人交往都要严格遵守，否则就违背了社会道德。随着“仁”的思想由个体上升到社会乃至国家，其精神实质就扩展为博爱。正如孔子所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此谓之三无私。”即要求人不仅要在社会中平等相处，还要提升人与自然的和谐度。儒教道德思想主张不仅要注重道德和谐，还要充满人文关怀，由此而将儒教道德思想中的人本精神呈现出来。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是培养学生的道德思想和行为符合社会要求，不仅要求学生要具有修养，还要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道德风尚。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中庸”，主张通过适度把握而促进社会和谐。但是，中庸所主张的和谐不是没有原则地避让，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做事，即便存在着分歧，也要做到建立在和谐共处的基础上的“君子和而不同”。正如《礼记・中庸》中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者要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就要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做事。
“守信”是儒家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中，“仁”是基本要素，“信”则确立了道德地位，由个体的立身之本扩展到立国之本，无论是家庭中、社会中，“信”都是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守信”是维护社会环境稳定有序的关键。
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推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继承和发扬了马列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将与社会实践相关的法制和道德内容纳入其中，以思想传递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其融入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完善且具有时效性。
（一）将儒家思想充实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
当代学生的各种极端行为在社会上是有存在的，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地污染了社会环境，甚至一些学生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学生形象。将儒家中庸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学生少计较、多包容，就会促进社会和谐之美。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教育中，就已经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纳入其中，传承至今已经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思想。当代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的问题出现，就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将儒家思想突出来。
儒家道德思想源于儒家对于社会实践的理解，并总结出规律。其内容更为生活化，且语言表达生动。学生通过理解儒家道德思想，逐渐延伸到与现代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具有延续性和完整性，更容易使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认同感。
（二）儒家思想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社会道德以“信”作为衡量标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而忽视了诚信。注重诚信教育是健全学生人格的有效途径，并逐渐扩展到社会，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中国教育改革深入到校园中，诚信、仁德、宽容的人文环境成为打造校园文化的主题。从客观的角度而言，校园环境如果人文气息不够，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就会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造成影响。要净化校园风气，就要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基点塑造校园文化，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环境保障。校园网络的普及，为校园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基于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对学生的道德素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学校也可以将网络平台充分地利用起来，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网络平台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互动，针对传统文化进行讨论，并将话题逐渐转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不仅满足了学生对文化的追求，更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校园文化是社会的缩影，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播，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利用网络实现网络空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将传播内容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道德思想的基础上更具有时代性，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时期。儒家思想源自于德育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对现代人的思想道德观念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贾钢涛.论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高教版），2011（03）：49-50.
儒家的政治思想篇6
论文关键词：先秦儒家；政治伦理；人性预设；人皆向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发展阶段。诸侯争霸，战乱频繁，物欲横流，善恶毕现。诸子百家纷纷从治世安民的社会需要出发，反思和探求人性，以期为社会治理寻找道德根据。对于积极人世、关注人生价值而又重视社会等级秩序的先秦儒家来说，提倡“仁”，强调“礼”，追求德治和等级秩序和谐，势必要有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人性根基。
一
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就开始思索人的本性是什么，如何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怎样维护社会的有序和谐等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探求。在人性假设上，善作为人性的价值或者说人的道德本质，人皆向善作为人的本性或者说行为趋向，理当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建构的着眼点。从根本上说，先秦儒家的人皆向善，强调的是人的人性自觉和意志抉择，这既是礼制秩序建立的人性依据，又是政治运行的理想目标。孔子作为儒学的奠基者，他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命题，开启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研究。
虽然，我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对人性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低，他的人性思想也不被人注意，甚至他的学生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是，孔子的人性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唐凯麟指出的：“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也是首先关注人性问题的思想家”。他不仅在人性论上为后学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和思路，而且还蕴涵了其后儒学一切人性学说的矛盾发展的内在要素。
第一，“性相近”是指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虽对这个共同的本性是善是恶，孔子并未言明，但他的人性趋善的思想倾向是可以肯定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等等都说明了孔子的性善倾向。第二，所谓“性相近”，也并不是指人性的彼此等同，而是在善的大前提下，仍有性质的差异，程度的高低。第三，“习相远”则指出了人性由于后天习染而产生的差异性。孔子认为，人性善的差异是后天的习染造成的。所以，他指出了后天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
当然，孔子的人性论目的是为收拾人心归属，整顿社会秩序服务的。所以，他又特别强调“仁者爱人”的人性依据，最终又把人性归结到善的方面来。孔子认为，仁是一种人本来具有的共同特性，“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既然是善的，在社会关系中，就表现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心和善德。从仁出发，循善而行，才能达到修己安人、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博施济众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仁和善还要符合构建社会秩序的“礼”的要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就是说，礼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正道，避免行为脱轨而发生违礼的事情，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仁了。在这里，孔子强调了仁和礼的统一。仁是礼的内在根据，礼是仁的外推规则，个人言行符合公共生活规则与社会道德规范，就成了仁和善的伦理精神与政治要求。
孟子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集大成者，他从孔子的仁学出发，肯定人天生就具有善良的本质，能够以同情心去爱人，这种善良的本质，是植根于每一个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因此，他明确主张性善论。首先，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道德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本质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性。其次，人性善是人的先验本性，人天生具有“良知”、“良能”等善的品格和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善良品德并非由外部灌输，而是人们内心先天就具有的，孟子从这种先验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类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正是这“四心”，使人们天生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再次，孟子认为，人们如果保存和扩充上述“四端”，就可以发展成仁义礼智“四德”，进而达到至善。在这个意义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每个人都可以因具有仁心善德而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不可否认，孟子的性善论也是为其政治伦理寻求道德根据的。他认为，人性善与政治伦理具有内在的亲和关系，甚至是内在的一致关系。性善与不善对政治伦理行与不行，密切关联。因为，人的善性良心，不单只是支配个体行为的向善性，而且支配着个体在公共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向善性，对和谐政治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所以，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这充分表达了他对仁心善德与仁政德政紧密关系的高度关注，并告诫统治者，只有以仁心善德行仁政德政才能治理好国家。
苟子关于人性的思考，与孟子有明显的不同，他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的主张。他说：“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苟子·性恶》)，“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苟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苟子·性恶》)。这表明，苟子是把人的自然欲望视为人性，这种欲望是天生的，不加约束，任其发展，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故人性本恶。人的这种自然欲望或谓天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理的层面，“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苟子．．陛恶》)。二是心理的层面，“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苟子·性恶》)。不论是生理层面的耳目口鼻之欲，还是心理层面的荣辱利害计较，都体现出人本性上对利的追逐，对害的回避。
既然，人性本恶，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导致争利避害现象的发生，社会也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所以．苟子认为，防止这种混乱无序的方法，就是制定礼义，对于这种人性本恶的自然本性，只有用礼义道德来节制和改造，才能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他把符合礼义道德的行为叫做善，把不符合礼义规范的行为叫做恶。由此，苟子一方面承认，人性虽恶，但经过道德教化之后，可以使“恶”转化为“善”。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苟子·性恶》)，“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苟子·礼论》)。苟子将“伪”与“善”相连，这个“善”无疑具有价值目标和政治意蕴；另一方面，苟子又特别强调礼义规范的作用。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苟子·性恶》)。这就是说，对于人的自然本性要用礼义去制约、改造，引恶向善，变恶为善。善是后天教化出来，善是礼义道德的基础，但善也要靠礼义来规范和践行。
二
表面看来，在人性问题上，孟子言性善，苟子道性恶，似乎截然相反，水火不容。但是，如果透过表象，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和原则的分歧。只不过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人性善的道德规范，是人天生具有的，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展开；而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善良品德是后天才有的，是对人性改造的结果。因此，孟、苟最终从不同角度都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分析孟、苟对人性善恶问题的关注与驳难，对于我们弄清他们思想本质的一致性及其作为政治伦理的人性基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孟子与同为儒家弟子的告子有过一场旗帜鲜明的论争。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并做了两个例证：一是“性犹杞柳也，义犹杯圈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圈”(《孟子·告子上》)；二是“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对告子的人陛观，孟子是完全排斥和反对的。第一，孟子对告子的例举性人性诠释，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杞柳与杯圈，诚然有异，但杯圈的制作，却要循杞柳本性才行。而水的东西流向虽无定规，但水之向下流动，却是其固定的性质。因而人之性善，就犹如做杯圈的杞柳，也如必定向下而流的活水，是有定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才能确立，才不致于同禽兽混同。第二，孟子又将善的资质和本性，具体化作善之四端，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特别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如果将人性之善“扩而充之”，就会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崇高、美好的社会道德。
孟、告二人关于人性之争，所关涉的问题，对政治伦理的人性依据和定位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一，政治伦理所依靠的德性权威，必须内植于心，才能保证它具有可靠的生长点。如果外悬于人，也就意味着人性善只是一种约定、一种后天习得的东西，改变它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二，假如人性善被设定为外在的东西，依托其上的政治伦理就缺乏坚固的基石。政治的协动、合作，也就只有依赖于人们自然形成的意愿。而人以好利避害之心，来确定个体自我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样，强权与暴力就会成为支配人的社会行为，引导权力运作的力量，上下有定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破，以下犯上和争权夺利的纷争混乱必定会发生。孟子认为，善植于人心而外推于政治，一切有序；善外悬于人心而落到政治层面，就一切混乱。人性善的背后，关系着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秩序。
如果说，孟子的人性论具有较强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苟子的人性论则更多的是道德现实主义。而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契合，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正是逐步由道德理想主义过渡到道德现实主义的。其目的都是人世为用，为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服务的，旨在构建等级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因此，孟、苟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不同与孟、告论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
苟子认为，孟子的人性善，一是导致了对“天性恶与后成善”的混淆；二是导致了对圣人“化性起伪”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抹杀。其结果是无法引中出普遍有效的人性引导方法和富有力度的社会规则系统。他说：“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苟子·性恶》)，他认为，性恶是天成之性，性善是习得之善。苟子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善是后天习得和教化的结果，要成就善还得用礼义规范去节制和改造，强调了礼义在为善中的作用。可见，孟苟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讨论人性，前者关注的是人的特质和本性，后者把握的是人的本能和自然欲望。因而，苟子对孟子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立论的方便，并不构成对孟子人性结论、价值取向的颠覆与逆转。同时，苟子对孟子的批评，对性恶善伪的划分，并不构成对人之为人的特质在于善的否定，倒是更加强化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善的论证。
在苟子的人性论看来，国家治乱的原因不在于人们欲望的多寡，而在于欲望被赋予的理性程度。因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是人们对礼法自觉遵守的结果。苟子的这一思想，决定了他必然从客观物质生活上来关注天下百姓的利益，强调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而不是像孟子那样更多地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来阐发其人性学说和民本主张。如果以所谓的“内圣外王”论，孟子解决的是“内圣”，苟子解决的是“外王”，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后者是前者的指向。因此，苟子以人性论政的主要支持根据及最后的归结点，仍然是一个善字。他说：“积善而全尽，谓之圣；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苟子·儒效》)。苟子最终也得隽恕巴恐?丝梢晕?怼?《苟子·性恶》)的结论，这与孟子“凡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旨趣相一致。由此可见，孟苟关于人性善恶的不同，不是目的的差异，而是手段的区别；不是价值取向的分歧，而是方式途径的多样。这也表明，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要能够成立，离不开善；在实践中如要推行，也必须以善为道德前提。
三
在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视域中，人性与政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归根结底，等差级别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才是其讨论人性善恶的目的所在。“先秦儒家讨论人性问题的思想旨趣在于如何处理‘为政者’与‘民’的关系，进而建立起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因而，以善为道德基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理想路向，必然走向为政以德，也即为政以善。
基于自己的人性思想，孔子直接把道德建设同政权建设联系起来，认为道德建设可以带来政治上的清明和爱，并由此而能实现天下大治。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当政者自身搞好了道德修养，为政以善，就能赢得百姓归顺，做到国泰民安。孔子还认为，引人向善的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功效，也是行政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说，用刑法行政手段去制服百姓，虽然百姓可以免除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而用道德礼教去感化老百姓，那老百姓既有羞耻之心，又能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这是对道德价值的深刻认识。
儒家的政治思想篇7
关键字：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应用与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在我国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这一文件之后，全国教育人员开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准，尝试再一次展现我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文化魅力，从不同角度丰富我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创新性发展。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现状及原因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不断加深的改革开放政策之下，虽然带来的更多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思想危机，导致长期传承着我国传统历史道德精神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作为传统道德起源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出现衔接断层，严重影响了我国悠久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笔者通过查找大量资料以及问卷调查，为读者朋友总结如下几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原因：
（1）高校学生受到社会飞速进步与发展的影响，出现重视享受，重视物质生活，忽视精神追求，缺乏必要的个人修养，出现道德下滑。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内容。
（3）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参差不齐。
（4）国家及社会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宣传不够，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形的高校学生不能得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5）高校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评估体系不完善，导致培养出了很多缺失基本道德标准道德理念的高分无德人才。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作用
历经几千年的风霜雪雨，几经历史变迁，儒家文化一直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传承，其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顽强屹立着，可见其价值的弥足珍贵。不仅我国如此，日本，新加坡，韩国等诸个国家，也是在文化交流之际，在获知我国儒家文化之后，将儒家思想核心中的“德”与“仁”吸纳入自己国家的治国理念当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承与研究才得到“爱国主义”等民族口号。可见我国儒家思想的艺术文化魅力。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为此，笔者为读者总结几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在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1）在经久不衰的文化传承中，获得民族发展的持续动力。由于文化是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更是具有时展特点。所以，为了响应建设中国特色注意国家的政策号召，需要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加入文化精神的传承，只有这样我国才更有凝聚力，才更有向心力，才更有民族责任感。
（2）人才的培养需要基本道德约束。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大染缸，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人人都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借助个人手段实现生存发展的目的，但是有国才有家，只有有了基本的道德约束，高校学生才能在这个社会舞台上尽情通过个人能力获得成功，而不是处处潜规则，处处黑手段。
（3）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可以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时候，提高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人员的教育理念，净化思想道德教育环境，推进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实现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
（4）先秦儒家伦理道德结合社会需要可以通过“三观建设、三个主义”的道德观培养的同时，提高高校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减少高分低能、高分无德的高校大学生。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方法策略研究
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知识积累，并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查找，为读者朋友总结以下九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方法，供读者朋友参考借鉴。
（1）通过提高高校大学生道德评估标准来提高高校大学生自身道德素质。
（2）国家需要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重视，组织并号召实行全社会总动员，提倡家庭与学校双向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加强对高校学生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价值培养。
（3）提高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具体可以实行定期培训，定期学术讨论等活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
（4）国家或地方政府开展活动号召全社会重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学习与培养，为高校学生创造一个社会总动员的良好环境。
（5）国家为各大高校设立一个统一、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资源库，加强全国高校对先秦儒家道德观的重视。
（6）加强对高校教师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知识教育，只有提高了思想道德教育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修养，才能在为高校学生进行授课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
（7）加学校培养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文化熏陶，建立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可以在高校为学生定期开展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讲座，或者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方面的知识竞赛问答等活动。
（8）重视并开展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宣传，结合网络等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教育。
（9）在进行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教育的同时，注意加强活动组织，多多开展高校学生道德价值体现的活动。可以在高校开展最孝儿女，敬老院义务服务等活动提高高校学生参与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热情。
四、结论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绵绵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的历史文明都被作为标准，作为典范被效仿。如今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也在现实的生活中为人们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及社会道德实践方面进行着现实指导与教育研究。为了推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着传承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发展，也为了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学习值得保留的优良文化精神，需要借助国家乃至全社会的力量，在摒弃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中封建落后的部分内容后，重新塑造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向着中国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儒家的政治思想篇8
关键词：徐复观德治民主
一、徐复观的儒家德治思想
（一）徐复观的德治观的理论前提
儒学一直是和封建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学说，被视为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进行控制的思想武器。而徐复观却将儒家与封建专制割裂开来，大力提倡儒学与民主的相通性，其儒家德治思想首先就要以理清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的关系。
首先，徐复观彻底批判了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将两千多年的专制视为中国一切灾祸的根源。1他将封建专制统治比喻为巨大的机器，认为两千年来的有志之士想要突破专制机器来补偏救弊便会成为专制的牺牲品，一切人民只能环绕这副机器生活否则就会被机器扎死。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超出机器便只能被毁灭。2其次，虽然徐复观批判封建专制，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他反对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的护身符的论断，极力为儒家学说的封建性辩护，认为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一切学术思想不做某种程度的适应即将归于消灭。3儒学产生的开端是好的，但是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儒学被扭曲，才使得儒学中的合理因素特别是民主思想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为了撇清儒学与专制的关系，他甚至是将儒家思想与封建思想对立起来，认为正是因为有儒家思想的德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存在，才使得专制主义的弊端得到限制。
（二）徐复观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容
既然儒家思想与专制主义没有天然的联系，徐复观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补充和发扬来开创出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局面。
首先，徐复观强调德治的重要性，“德乃人之所以为人的共同根据，人人能各尽其德，即系人人相与相忘于人为共同的根据之中，以各养生而遂性，这正是政治的目的，亦正是政治的极致。”4儒家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而儒家文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最高准则就是“德治主义”，而其努力实现的对象则是“民本主义”。强调的是治者首先尽其德，做好自己内圣的功夫，然后“由内圣以至外王，只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推’的作用，亦即是扩而充之的作用”5。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比西方的文化精神高出一筹，也就是西方民主政治只有落实到儒家德治思想的层面，才能为人类开出文化新生命。从每个人的内在之德出发来与人相处，而不是以权力和法律来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
其次，徐复观也看到了儒家传统德治思想的弊端。传统德治思想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来为统治者解决问题，所以局限于君道，臣道，士大夫出处之道，不曾将其客观化出来，以成真正政治学。“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只是一中理论上的设想，将一人之道德，客观化于社会，还有一大曲折。中国的德治思想，却省略这段曲折。知识分子的精力都放在做官上，而放弃了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感。6
二、徐复观德治思想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徐复观认为中国儒家学说特别是德治思想是与民主政治制度是相通的。虽然传统的儒学没能构建出民主政治制度，但他从儒家典籍中找到民贵君轻等论断，力求说明儒学思想中存在民本思想，以此来证明儒学思想同现代民主政治是并不矛盾的。因此他寄希望于儒家德治主义与西方民主主义想融合，将传统儒家中与民主政治相沟通的东西疏导出来，使其为当代民主建设服务。
首先，他比较了西方民主政治和中国民主政治的不同之处，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通过对统治者斗争而取得的，是通过争而成其不争，并不是出自于道德而自觉形成的。而儒家则是将民主主义视为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内在精神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通过道德的自觉性使得民主主义产生真正的根基。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明确的指出：“民主政治，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跟，才能发挥其最高价值。”7
其次，既然德治思想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那么重要，他便从儒家德治思想出发，主张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宣扬和补正来开创出民主政治的新局面。第一，他认为“只有把对于政治‘德’，客观化出来，以凝结为人人可行的制度。8由“民本”翻转为“民主”，才能实现最终实现民主。民主不能靠统治者的恩赐，而是要靠人民自己争取而来。第二，知识分子要改变以往帝王门生的观点，要有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第三，主张先有个体的独立，再归于超越个体的共立。先要有基于权利观念的限定，再归于超权利的礼的陶治。9他主张以儒家精神来提升民主政治，现行的民主制度必须靠儒家精神的提升才能超越权力观念的限制，达到“个体的共立”和“超权利的礼的陶治”。
总之，徐复观主张“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取得其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10
三、对徐复观德治思想的疑问
徐复观强调德治思想对于民主法治的重要性，认为德治是与民主和法治是相通的，甚至是民主与法治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进过“倒转”就可以实现民主。然而笔者对于其的德治观中的某些观点还是存在疑惑的。
儒家的政治思想篇9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对于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勾画，实际上可以说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既有结构的一个恢复工作。除非在双旋结构的勾画中，儒家伦理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否则就会陷入以往讨论儒家伦理的要么美化、要么丑化的悖谬境地之中。但是，在“现代”情景中讨论儒家伦理，凸显它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理论结构，和伦理与政治双管齐下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功能结构，又并不等于将构成为儒家伦理的两个思想链－－定位于梳解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定位于诠释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两者，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儒家伦理加以“现代”的关注，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成分。而这种现代性成分蕴涵的多少，就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两个构成面来讲，显然是具有差别的。
儒家的政治思想篇10
核心观点：新儒家是指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新动向：儒家文化在民间社会和知识界一直处在复兴之中，并呈加速趋势。复兴的趋势，由早期以儿童为对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演变为以成年人为主的读经修行活动。
在新儒家群体看来，儒家文化的当代身份问题，可以转换为当代儒家文化团体和儒者个体的组织化问题，以及儒家文化复兴的现实路径问题。2012年新儒家发展的年度特征，主要表现为上述两方面勉力探索和形成共识。
儒家的组织化
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儒生文丛”第一辑共有三册，书名分别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这三册书可以视作最近十余年儒家文化复兴的理论成果汇编，故而书籍的出版引起学术界和思想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这套文丛对“儒生”一词的使用。区别于儒家文化的普通研究者，“儒生”更强调个体对儒家的认同、儒家复兴的担当和儒家思想的践行。儒生应具备极高的典范人格和良好的学术品格，能够影响和造就一批以成就君子而自励、具有高尚人格品行的儒生，带动儒生群体的形成，传播儒家学说。这是实现儒家文化快速发展的正确路径。
有了儒生，下一步还要有儒生的团体组织，以组织的形式将全国自发的、松散的儒生个人和儒家社团联合起来，以便以一个统一的身份代表儒家，以及加强儒家团体和个人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帮助。2012年11月25日，一个由学生社团演变为社会团体的“儒社”正式成立，该社的宗旨是“崇文尚武，忠孝节义”。成立当天，儒社和在京多家儒家团体共同举办祭孔典礼，并举行了“儒士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令人惊奇的是，会上还有两名地方大区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地方儒社开展工作的情况。2012年末至2013年初，新儒家部分代表还将就全国性儒家社团的形成和组织问题进一步商议。儒家组织化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儒家社团，征得政府和社会的承认，代表儒家的当代身份和维护儒家的文化利益。
儒家复兴的路径
2012年，儒家群体在儒家复兴的具体路径方面有了更多讨论，也达成一些重要共识。儒家在当代复兴的具体路径，仍然是沿着清末康有为开出的三条道路继续前进。这三条道路分别是儒学、儒术和儒教。
所谓儒学就是把儒家文化首先当成是一种学说，以发展儒家学说的方式来发展儒家文化。康有为是第一个借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撰写儒家著作的人，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儒学主要地就保存在“中国哲学”这个学科里。当前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是国学领域内经学的复活，以及社会科学普遍出现重视和回归儒家文化的做法。
儒术则是发挥儒家文化的外王功能，以儒家倡导的仁爱为出发点，重构社会秩序，追求理想之治。中国人对政治本质的认识和政治兴替规律的把握，一直有其深刻和独到之处，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重要语汇，诸如小康、民本、和谐、惠民、民心向背等都出自儒家，甚至于论证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也还是要回到传统儒家的政治逻辑。当前儒家社会科学恰恰表现出一种很是明智的做法，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将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相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是生硬地比附，而是回到儒家传统中找出当代思想的本原和根基，并为儒家诸如仁政、民本政治、和谐政治、大同社会等政治原则和政治追求，寻求适应的现代形式。2012年比较具有影响的一个会议是10月27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全国政治儒学与现代世界研讨会”，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讨论儒家“贤能政治”的当代意义。《文化纵横》在3月份发表的有关“人民儒学”的三篇文章，代表着政治儒学坚持和发展儒家学说人民性的最新动态，探求以民主、法治去承接儒家政治思想核心中的人民性与革命性。一些儒家学者重写中国秩序史和重新讨论儒家人权学说，也都为我们重新观察儒家政治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儒术是儒家学说落实于社会的方式，儒教则是儒学落实于人心的方式。儒教关注的是以儒家文化来帮助解决信仰问题。一些儒家学者将儒教作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可能存在的一个身份，为儒学的灵魂找到一个联系大众的身体，而另一些儒家学者认为儒教形态有可能使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一样，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丧失了曾经拥有的无所不在的“国教”身份，同时也为进入教育和政治体制内部带来障碍。此外，一些学者主张儒教应当彻底告别政治，走纯粹民间化宗教的道路，只关注信仰，不牵涉政治；一些学者则主张恢复儒教的国教地位，走官方路线。这其中的争论很多，一时也达不成一致意见，惟一达成共识的是各种探索，各自实践。2012年最为关注的事件则是儒家学者群体关于河南周口平坟事件的两度连署请愿和撰写相关文章。
如何看待正在兴起中的新儒家思潮
既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当代思想中的异端，也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当代社会中的另类。儒家在历史上其实是一再衰落，可又一再兴起。个中原因无非在于，人们始终要回归儒家以人民为“天”的政治信条，以仁爱建立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常道，以上下各自端正和相互校正、相互匡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
儒家的老店开了两千多年，儒生为每一代统治者讲述“政者，正也”和“民贵君轻”的道理，儒家迎来又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任何一个自以为是开天辟地的朝代，最后都得老实承认圣人从尧舜以来几千年悠久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道理，果真是颠扑不破。新儒家也好，儒生也罢，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一类，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较早认识到这一点的社会成员而已。
当我们整个社会通过弘扬儒家文化精华而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落在实处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中华民族先民“祖述尧舜”、“天下为公”的政治追求，走在迈向“大同”之治的中国梦的路上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新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