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1
[关键词]农民权利/保护途径/私力救济/公力救济/灰色途径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因此农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不论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在西部偏远落后的山区。中国农民由于其自身经济状况、文化素质、地缘条件等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往往处于社会底层，那么农民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所主要探讨的就是农民有哪些保护自己权利的途径、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途径以及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对这些途径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
总的来说，农民保护自己权利的途径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私力救济，或称为自己救济；二是公力救济；三是“灰色”途径。影响这些途径的主要因素有村民的观念、乡村自治组织建设、宗族问题、基层法院的作用等。中国农民在现代法制建设中需要克服的一个重大障碍便是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的一些“本土”观念不仅对普通农民而且对村乡（镇）乃至县级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历史的惯性常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从表面上看已经冲击到了中国哪怕是最遥远的山村，但看着电视开着摩托的农民还是会去求神拜佛，农民解决的问题的习惯方式仍然借助于人情、亲友关系、宗族力量乃至一些黑暗势力。法律、国家的力量在农民的心中显得底气不足，中国农民要真正实现对自己权利的充分保护，实现从村民到公民的转变实乃有很长的路。
一有关权利保护问题的基本理论
关于何为权利，学术界论者观点各异，[1]这里所指称的农民权利主要是指农民作为权利主体的利益，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人身的各种利益（或者可以划分为财产权利，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等），以及这些利益在法律上的反映、体现和保护。
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2
关键词：血吸虫病；钉螺；人类行为；灭螺血防措施体系
中图分类号：R3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2008406
1引言
钉螺（oncomelaniahupensis）是血吸虫（Schistosomajaponicum）唯一的中间宿主，血吸虫是一种寄生在人畜体内导致人畜患病的寄生虫，严重损害人畜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故血吸虫病曾被称之为“瘟神”[1]。
湖南省内洞庭湖区的钉螺面积和血吸虫病情都是我国分布最广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一直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2～5]，以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长期以来，政府平均每年投入2.45亿元灭螺防病。然而，随着新的杂草洲滩的不断形成和人类活动方式的增多，强度的加大，钉螺孳生环境与血吸虫病传播途径随之扩展，进而酿成了钉螺灭而复发，血吸虫病防不胜防的严峻局面。本研究试图从人地相互作用机制出发，揭示人类行为对血吸虫病传播和钉螺孳生环境产生的正负面影响方式和影响强度；科学评价人类行为在抑制血吸虫病传播和钉螺孳生环境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及负面效应，旨在将人类行为的负面影响导入其正向的良性循环轨道，形成有序人类活动，进而实现征服“瘟神”和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2数据来源
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的人畜治疗资料主要来自于湖南省寄生病防治研究所，螺情病情统计资料主要从湖南省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市血防办获取；水利灭螺，环改灭螺资料从湖南水利厅、农业厅获取，其中有部分资料引自于参考文献和地市血防办，时间尺度为1952～2014年。其中2014年的螺情病情以及治理成果从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防治部获取，螺情普查采用系统抽样与环境随机抽样相合的方式，设框调查，包括钉螺孳生地位置、有螺面积、查螺总框数、感染螺数、活螺密度等。
3钉螺孳生环境和血吸虫病传播途径的应对方式
血吸虫病的传染源是人畜与保虫宿主―钉螺，因而在与血吸虫病的长期抗争中，采取了以查灭钉螺，查治病人病畜为重点，再结合粪便，水源管理以及个人防护的综合性灭螺防病措施（图1）。
3.1控制传染源
人畜是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就必须在疫源区查治病人、病畜，通过对病人病畜大规模的同步预防与治疗，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洞庭湖区历经了3次大规模的疫情普查：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第一次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调查，1953年基本摸清了疫情及分布区域，通过20世纪50～70年代持续性的、大规模的人畜药物同步治疗，即病人采用吡喹酮疗，病牛静脉注射硝硫氰胺混悬液。血吸虫病人从1956年的324000人下降到1981年的58000人。“八五”期间继续对病人病畜进行同步治疗，全区居民血吸虫病患病率由14.37%降至7.08%，耕牛血吸虫病患病率由17.51%下降到10.55%。1995年湖南省寄生病防治研究所，在湖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湖沼型居民粪检阳性率7.84%，其中洲滩亚型居民感染率22.53%，湖汊亚型居民感染率11.24%，垸内与垸外洲滩亚型居民感染率分别为9.32%及2.49%，当年查出血吸虫病患者57547人，累计患者达104316人，其中晚期患者6624人（表1）。通过“九五”期大规模的人畜同步治疗，人群血吸虫病感染率由“八九”期末的7.08%减少到“九五”期末的6.4%。2014年人类通过采用疫情普查与人畜同步治疗相结合的方法，共治疗病畜21300头，历年累计新发现血吸虫病患者1064361人，治疗病人69629人，其中急性119人，慢性68118人，晚期1392人，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打破了多年疫情徘徊的局面。
3.2破坏钉螺孳生环境和传播途径
钉螺生活在水位波动线上下，孳生在冬陆夏水，杂草丛生的洲滩上，或沟渠、堤坡、涵闸等潮湿环境中，人们常因打草、放牧、捕鱼虾、防洪抢险或从事农活而感染患上血吸虫病。显然，控制血吸虫病流行的关键就必须消灭钉螺。而目前灭螺的有效措施除了直接用药物（氯硝柳胺等）喷杀外，还采用了物理灭螺法，即结合水利工程建设，环境改造，农田基本建设等人类活动方式，改变微地形和区域水情，形成不利于钉螺孳生、繁殖和传播的外部环境，进而破坏钉螺孳生环境，切断血吸虫病传播途径。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结合洞庭湖区治水工程建设灭螺，环境改造灭螺和农田基本建设灭螺，大约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84年），主要结合堵支并流，围堵湖汊，矮围湖洲，撇洪开渠，农垦围垸和垸内田园化等水利建设灭螺，50年代末共围垦有螺湖洲186700×104m2。全湖区有螺面积由解放初期的333300×104m2下降到1984年的112000×104m2。
第二阶段（1985～1995年），通过结合洞庭湖一期治理工程来破坏钉螺孳生地和传播途径即：一方面通过防洪大堤加高培厚工程取土深挖有螺洲滩，推毁钉螺孳生地，如位于西洞庭湖区的涔汨农场，1985年起，结合涔河两岸修堤，近几年来挖掉有螺洲滩4个，面积172×104m2，挖深3～4m，使其底面每年水淹10个月而不生长植物，垸外6个有螺洲滩通过修大堤改成护堤平台，钉螺密度由原来的0.6只/框（每框为0.11m2）变成无螺孳生地[6]。另一方面结合洪道扫障，疏浚泥沙治理工程的实施，用挖泥船将原来水流缓慢的杂草丛生的河滩或垸外有螺洲滩上的淤泥，吹填堤脚、堤坡或建筑堤外脚渗控护堤平台，不仅使原来水流缓慢的河滩变成了水深急流的洪道，钉螺无法栖息、繁殖，而且加固了堤防，填埋了钉螺洲土，就地破坏了钉螺孳生地和传播途径。如位于西洞庭湖区的汉寿县用挖泥船将垸外有螺湖洲和湖床的淤泥吹填在堤坡上，3年共吹填堤坡25处（面积152.25m2），共挖土方401×104m3，吹填后第二年复查，活螺平均密度，感染螺密度分别由吹填前的3.36只/m2和0.052只/m2降为零[6]。这一阶段通过水利建设项目实施灭螺，共治理垸外钉螺易感地带26700×104m2，消灭垸内钉螺面积7200×104m2。
第三阶段（1996～2000年），本阶段除了结合洞庭湖二期治理工程灭螺外，实施了以环境改造为重点的灭螺措施[7]。主要包括：护坡，将有螺堤坡，沟壁用块石或混凝土砌护，并用水泥勾缝，使其无泥无草，钉螺无法孳生；用水泥硬化有螺沟渠，破坏钉螺吸附载体；结合有螺涵闸改造将闸口外接管斜入无螺洪道或闸口内挖沉螺池，切断钉螺传播途径；在低洼有螺洲滩上开挖精养鱼池，水淹灭螺；在有螺杂草洲滩上结合平整土地，开新填旧覆盖钉螺；对有螺沟港河渠结合田园化建设清淤土埋钉螺等环改灭螺措施。这一阶段洞庭湖区硬化有螺沟渠790km，改造有螺涵闸137座，建设精养鱼池1100×104m2，开新填旧，清淤土埋面积为1300×104m2。这些环改灭螺措施与本阶段水利工程建设灭螺措施相结合，共消灭垸内钉螺面积5600×104m2，建易感地带防护设施323km，使钉螺面积减少到历史最低水平。
第4阶段（2001～2014年），坚持“科学防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仍以洞庭湖二期治理工程灭螺和环改灭螺为重点，并加大了疫源区环境改造灭螺的治理力度（表2），灭螺效果特别明显，据统计，2014年春季垸内共消灭钉螺面积442.48×104m2，垸外消灭钉螺面积8.44×104m2（表3）。
由以上分析表明，长期以来人类采用水利工程建设，环境改造与药物灭螺措施相结合的方法，不仅破坏了钉螺孳生环境与传播途径，达到了灭螺效果，而且对减少灭螺血防的经济和社会投入，重建生态环境，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3.3在易感人群区加大非工程措施建设力度
当水中存在感染血吸虫病的钉螺便成为疫水，要保护易感人群的生命安全就必须尽量避免与疫水接触，其关键在于加强血防健康宣传教育，增强易感人群的自我保护意识。近年来，各级政府在病疫流行区实施了一系列的血防健康宣传教育途径（表4）。其一是利用多种宣传工具向全社会宣传血吸虫病的危害性
以及血防知识，据统计，全湖区广播电视宣传2928次，报纸宣传403次，比往年增加216次，向社会发放健教材料275637份，在疫区共设立或修复各种形式的警示牌547个，办健教窗口584个，出动健教车596车次，动用工日10797个，宣传教育人数达3590452人。二是加强中小学生血防健康教育，紧密结合卫生部，教育部联合下达《关于加强学校预防控制血吸虫病健康教育工作》的通知精神，建立健全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血防教育网络。病疫区将血防健教纳入中小学校教学计划，2014年共有1754座学校，有414394名中小学生接受了血防健康教育，并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学校血防教育，联系家长共同参与血防教育活动。在各流行区形成了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学校参与的血防健康宣传教育网络，为增强易感人群自我保护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4人类行为与自然驱动力对钉螺孳生及传播的复合影响
洞庭湖区冬陆夏水的芦苇、杂草洲滩为钉螺孳生提供了适宜的生境条件[9、10]。而大量的泥沙沉积又为洲滩发育和水生植物滋生蔓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据计算，洞庭湖区因泥沙淤积，洲滩平均每年以0.32×104m3的速度增长。洲滩沃土和水生植物的相继出露，既为钉螺孳生，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潮湿环境，又为老洲滩的扩展提供了继续沉积的条件，因为已形成的洲滩及其盛长的荻，芦苇等挺水植物，客观上起着阻流滞沙，助长淤积的作用[8]，通过不同类型洲滩的机械阻挡和挺水植物阻滞的双重作用，改变了水动力条件与泥沙沉积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导致了泥沙沉积，洲滩浮涨，水生植物蔓延，钉螺孳生的恶性循环（图2），使湖区每年湖洲钉螺面积增长20×103m2左右[11]。与此同时，由于洞庭湖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类经历了持续性的，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建设，共修筑大小堤垸215个，一线防洪大堤3740km，撇洪河支堤438km，垸内间堤391km，内湖堤1024km，涵闸、外排机埠和渠系建筑物上万处。这些水利工程体系为防洪、排涝渍、灌溉和灭螺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水利灭螺规划作指导，使许多已建和在建水利工程未结合灭螺措施同步实施，加之人类从事各种生产活动长期忽视灭螺措施，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又为钉螺孳生、扩散提供了新的生境。
4.1防洪大堤对钉螺孳生与传播的影响
总的来说，主要影响表现在4个方面：①防洪大堤未用混凝土砌护的散抛块石护坡，其缝隙潮湿，且杂草丛生，为钉螺孳生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013年在岳阳县调查表明，乱石堤坡的钉螺密度和感染性钉螺密度，分别比大堤周围湖洲高9.3倍和4.2倍。②洞庭湖区的钉螺疫源地主要集中在垸外洲滩上[12]，钉螺分布面积约占全湖区钉螺面积的90%以上。由于垸外湖河长期受到泥沙的淤积，大堤的抗洪能力被泥沙淤积和洪水位不断抬高所削弱，导致洪溃决堤灾害频繁发生。据统计，1952～2014年间共溃决大小堤垸2789处，历次的溃决洪水把垸外的钉螺和疫水带入垸内，并迅速扩散，使垸内曾灭螺达标的村庄、耕地、河渠复发了钉螺，或钉螺密度增大，如1998年大洪水湖区共溃决大小堤垸142个，其中七里湖农场新巴垸钉螺平均密度从溃垸前的0.08只/0.11m2，上升到溃垸后的1.03只/0.11m2。③防洪大堤外脚1000m内的杂草浅滩，夏季成水面，秋冬季成浅滩，土地肥沃，潮湿，且杂草丛生，冬季钉螺附着杂草，或在浅滩上地缝蛰伏越冬，人们放牧打草，牛蹄或草鞋则把钉螺扩散到别处，显然，这里既是钉螺的栖息之地，又是钉螺传播的主要源地。
4.2排灌系统工程对钉螺孳生与传播的影响
洞庭湖区防洪堤上现建有引水涵闸631座，未设置防拦螺设施，其中有螺扩散涵闸157座，枯水期主灌渠通过涵闸从垸外有螺洲滩引水自流灌溉，钉螺随水流进入垸内沟渠，农田，使无螺地段变成有螺地段。如东洞庭湖区岳阳县春风村，1985年在主灌渠查获钉螺面积2000m2，到2008年扩散到10条支灌渠有螺面积28.9104m2，活螺和感染螺平均密度分别为0.02只/0.11m2和0.001只/0.11m2。此外，主汛期湖区垸内垸外河湖水位同时上涨，垸内钉螺随洪水杂草飘移，与溃堤洪水带入垸内的钉螺汇入低洼地、农田积水成泽。人们为了排涝渍，把所有外排机埠开动，又将其中一部分钉螺疫水排入垸外洲滩。于是通过洪水上涨，引水灌溉和排涝渍这一纽带作用，则形成了钉螺由垸外垸内垸外垸内反复扩散的恶性循环。
4.3防洪大堤与洪道整治对钉螺孳生与传播的影响
防洪大堤加高培厚和洪道清淤扫障，需要移动大量土方和淤泥，然而在取土和清淤过程中，多数情况下未采取灭螺措施，钉螺随泥土迁移至大堤附近或洪道外洲滩，导致钉螺复发或为钉螺孳生提供了新的生境条件。例如，位于东洞庭湖畔的君山区北面，长江大堤南岸的瓦湾、新河两村，围垦君山大垸之前均为有螺洲滩，通过垦殖作物反复灭螺，绝大部分地段已消灭了钉螺。2014年4月14日，湖南省血防部和岳阳市血防办在现场考察，结果在3200m长内平台中，约2200m段（新河村900m，瓦湾村1300m）与之相对应的种植区发现5处有螺沟渠，长400m，复发钉螺面积46.7×104m2，共查4900框，拾螺2515只，感染性钉螺16只，活螺平均密度为0.5133只/0.11m2，感染性螺平均密度0.0033只/0.11m2，钉螺密度最大处为71只/0.11m2，感染性螺密度最大处为0.0786只/0.11m2。钉螺分布在与大堤内平台平行的500m范围内，且密度近堤侧高，远堤侧低，水流由堤边流向垸中心，钉螺由垸中心逆行向堤边扩散是不可能的，此外，大堤无进水，排水涵闸，也无排灌机埠，钉螺不可能经排溉系统带入垸内。经访问当地村民，瓦湾和新河两村地段钉螺复发的主要原因是，2000～2012年用机械取长江大堤外有螺洲土筑内压平台，当时未采取任何灭螺措施，将活螺，尤其是幼螺，螺卵带入垸内，而垸内沟渠及种植地与平台基脚直接相连，在暴雨径流作用下，钉螺流入沟渠孳生，繁殖、扩散。
4.4平退堤垸及生产行为对钉螺孳生与传播的影响
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人们在洞庭湖区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共平退堤垸333处。平退堤垸后，洞庭湖高水位时增加水面积778.74km2，增加有效调蓄容量34.8×108m3。但由于平退废堤垸改变了原有的水体、洲土环境，却又形成了适宜钉螺孳生、繁殖、扩散的新环境，导致废堤垸内有螺面积增加（表5）。同时人们割渔草、芦苇和捕捞渔虾等生产行为也起到了钉螺的扩散作用。众所周知，发展渔业养殖业，主要依靠鱼池繁殖提供鱼苗，农户在春汛期湖洲上割渔卵草，带回渔池自行孵化，在转运和利用渔卵草的过程中，把许多钉螺带入非疫区。渔民在河湖上捞鱼虾，需要渔船、竹竿、渔网等捕捞工具，然而这些工具却往往成为了钉螺传播，扩散的重要途径，湖南省血防部门通过对东洞庭湖区鹿角镇随机抽样调查50条小型捕渔船表明：每天均能查获钉螺，最多的572只/船/3d，平均为98只/船/3d，活螺平均密度2.45只/11m2。将5根直径3.5cm的竹竿插入水深3.5m的草洲上24h后，有4根吸附着钉螺，共捕活螺17只；又将一条能覆盖水面57m2的渔网在水下放置24h后，共查获126只活钉螺。洞庭湖区芦苇资源丰富，为造纸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但是人们在运输和堆放芦苇过程中，也可将钉螺扩散。常德市血防办1982～2014年对常德市造纸厂芦苇堆放场和卸运码头进行螺情监测，结果发现每年都在卸运码头和芦苇堆放场发现活钉螺，其平均密度分别在0.18～1.23只/11m2及0.48～1.34只/11m2。
在泥沙淤积洲滩扩展，水生植物滋生蔓延，钉螺繁殖泥沙淤积洲滩浮涨，水生植物蔓延，钉螺孳生这一恶性循环的自然驱动力与各个时期人类活动方式的叠加作用下，洞庭湖钉螺灭而复发，血防工作防不胜防（表6）。由此可以认为，洞庭湖区早期的人类活动方式与自然驱动力是影响钉螺孳生环境变化与血吸虫病流行的一个叠加因素。后来随着人类活动强度加大现已成为一个诱发钉螺孳生与血吸虫病流行的一个主导因素，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1）人类针对洞庭湖区钉螺孳生与传播途征，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应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一是在流行区清查传染源，同时进行大规模的人畜药物同步治疗；二是通过结合治水工程，环境改造工程等灭螺措施，破坏钉螺孳生环境，切断钉螺传播途径；三是在易感地区加强对易感人群血防健康宣传教育，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易感人群的生命安全。
（2）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紧密结合水利建设，环境改造等工程设施同步灭螺，人畜同步治疗是破坏钉螺孳生环境和血吸虫病流行途径的成功经验，其中，将洞庭湖治水工程与环境改造灭螺相结合的举措，对于减少灭螺血防的经济和社会投入，改善湖区生态环境，加快灭螺步伐等具有重大实际意义。
（3）泥沙淤积芦苇、杂草洲滩扩展新的钉螺孳生环境不断形成；高强度的人类生产方式缺乏相应的灭螺血防配套措施，为钉螺孳生和血吸虫病传播提供了新的生境和途径。应将洞庭湖二期治理工程、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灭螺血防工程措施结合起来，同时与法律、管理、科技、教育等规范人类行为的非工程措施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人类行为在钉螺孳生与血吸虫病流行过程中的抑制作用，从根本上巩固灭螺血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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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3
摘要:目的探讨目前肇庆市人群艾滋病毒感染概况、艾滋病病毒感染方式及今后的防控策略。方法分析2000～2004年HiV/aiDS常规、哨点监测和专项调查等资料。结果肇庆市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方式以吸毒、性传播和医院感染为主，并有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趋势。结论鉴于目前艾滋病传播趋势的变化，应在加强监测力度，扩大监测范围的基础上，实施以行为干预与卫生知识宣讲相结合的综合治理策略。
关键词:艾滋病;防控;策略
DiscussionontheprevalentstatusofaiDSandcontrolmeasuresinZhaoqingCity.
abstract:objectivetodiscusstheinfectioussituation，transmissionmodeandofHiV/aiDS，andthecontrolstrategyinthefuture.methodsthedataconcerningmonitoringofHiV/aiDSwerecollectedandanalyzed.Resultsthemaintransmissionmodedrugabuse，sexualbehaviorandthehospitalinfection.thetendencyoftransmissionofHiV/aiDSwasspreadingfromhighriskpopulationtogeneralpopulation.ConclusiontheworkofmonitoringofHiV/aiDSbestrengthenedandintegratedmeasuresin-cludingbehavioralinterventionandhealtheducationbecarriedout.
Keywords:HiV/aiDS;preventionandcontrol;Strategy
自1981年美国报告了首例艾滋病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艾滋病已蔓延到全球各地，成为人类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疾病，在全球是第四位的杀手。肇庆市1992年发现首例从境外感染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已于2000年3月发病死亡），以后的几年内一直未发现新发病例，直至到1999年9月，再次发现本地感染的艾滋病毒携带者，1992～2004年12月份止，共发现艾滋病毒携带者及患者135名，防控形势非常严峻。现就肇庆市艾滋病的流行现况与防控策略分析如下。
1材料与方法
肇庆市2000～2004年HiV/aiDS常规、哨点监测和专项调查等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人群艾滋病毒感染概况1992～2004年12月份止，共发现艾滋病毒携带者及患者135名，其中静脉吸毒者81例，性接触传播4例，不详50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分布相对分散，涉及除鼎湖外的所有县（市）区，其中封开17名，四会15名，广宁19名，德庆17名，端州19名，怀集9名，高要39名。以男性为主，男115名，女20名。这些感染者中已经有14人死亡，其中12人因病医治无效死亡，2人被人谋杀。
2.2艾滋病病毒感染特点
2.2.1发现地统计135例艾滋病感染者中，血站发现12例，医院20例，劳教所哨点81例，各级疾控中心11例，外地10例，其他发现1例。
2.2.2目前传播途径以吸毒为主肇庆市和全省情况一样，吸毒仍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肇庆市自2000年开始在市劳教所开展吸毒人群监测，情况及分析见表1。
表1肇庆市2000～2004年HiV哨点监测情况（略）
注:*劳教所1999年发现1例，2003年有8例为非监测期间发现，劳教所哨点合计共发现81例。
2000年市戒毒所的吸毒者中HiV阳性率为0.38%，2001年为3.89%，2002年为7.63%，2003年为4.64%，2001年比2000年提高了10倍，2002年比2001年又提高了一倍，说明HiV在吸毒人群中传播速度极快，如不采取有力的干预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但2003年、2004年阳性率有大幅度下降，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市劳教所今年很少收云浮的犯人，而往年阳性者主要来自于云浮。
HiV阳性吸毒者年龄集中在20～40岁之间，说明HiV感染以青壮年为主［1］，这对社会的危害非常大，今后应加强对青少年在及艾滋病方面的宣传教育［2］，从而有效地控制HiV在青年中的传播。
通过几年对市戒毒所吸毒人员HiV监测，基本掌握了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的流行情况，今后应继续完善监测体系，从而有效地控制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的传播，为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提供理论根据。
2.2.3性传播是引起大范围人群感染的因素2003年市疾控中心在市区暗娼中开展HiV流行病学调查，共调查201名暗娼，未发现HiV抗体阳性者。但由于监测工作的范围有限，艾滋病是否已在肇庆市性乱人群中传播还未能确定。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封开2例、高要1例由市血站在无偿献血的人群中检测出来的，其传播途径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性传播。肇庆市艾滋病毒携带者中，性接触传播4例，不详50名，这50名传播途径不详的携带者也极有可能为性传播。这提示艾滋病毒已经在肇庆市普通人群中传播，如不加强对娱乐服务场所HiV的监测，以及血液、血液制品的监测，艾滋病毒很有可能感染无辜人群。根据世界上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可知，艾滋病的流行规律为:同性恋静脉吸毒者嫖客家庭妇女儿童，由高危人群开始向一般人群发展。其中，由于静脉吸毒者本身行为的特殊性，其必然有史，静脉吸毒者将艾滋病毒传播给再传给嫖客后，其发展趋势非常迅猛，危害也将扩大到整个人群。所以性接触传播将是未来HiV传播的主要途径，如果目前不对暗娼进行有效地监控，艾滋病的传播将势不可挡。
2.2.4医院感染问题值得关注在监测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有7例是在医院诊疗过程中发现，而一旦发生医院对艾滋病的监测不力或医生责任心不强、相关知识匮乏，也会扩大艾滋病毒的传播范围，加快其传播速度，引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国内其他省份已经发生因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毒而引发法律纠纷的案例，广东省也发生了医院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感染HiV的医疗事故。
3防控策略探讨
为了更加有力、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传播，结合肇庆市的实际情况，对艾滋病防治工作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3.1加强领导，实施综合治理。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工作的领导。政府成立市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协调会议制度，其成员包括政府、卫生、宣传、文化教育、财政、公安、司法、劳动、民政、交通旅游、科技、计委、海关等部门。各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准、由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肇庆市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2000～2010年）》的各项措施［3］，各施其职，密切配合，实施综合治理。
3.2加强监测力度，扩大监测范围。加强对中心血站的血液艾滋病监测及医疗单位血制品监测，杜绝医疗感染艾滋病事故发生。同时，对发生HiV感染/艾滋病行为的高危人群应进行血清流行病学和行为监测。如对全市娱乐服务从业人员、各戒毒所及劳教所人员等进行长期的艾滋病监测工作，规范性病防治管理，落实性病监测和防治的各项措施。
3.3加强宣传教育，改变人群中危险行为，控制艾滋病病毒经性接触和经吸毒途径传播;规范性病防治管理;落实性病监测和防治的各项措施;严格控制艾滋病病毒经血液、血液制品及医源性传播;营造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减少艾滋病对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影响。
3.4根据肇庆市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标本兼治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在控制上以预防为主，预防上以宣传教育为主，实施上以经常性工作为主，在研究上以应用研究为主。
3.5充分发挥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区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有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开展艾滋病病人的家庭护理和心理咨询服务以及针对有高危行为人群的预防宣传教育活动，尽可能为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帮助，在减少对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亲属、家庭成员的社会歧视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3.6保证艾滋病防治经费。当前肇庆市的艾滋病防治急需增加检验设备、加强公众宣传力度、扩大监测范围和发病病人的医治。
参考文献:
［1］余兰，钟永云，李小平，等.106例艾滋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预防研究［J］.新医学，2002，6（33）:344～345.
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4
1.因地制宜，搞好规划
应以巴音沟河流域地区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水资源优化配置为指导思想。根据人口及社会的需要平衡各项指标，改善生产结构，促进各业协调发展。既要加强生态建没，走向良性循环，更要积累资源，进行转化，增加经济收入。规划的区域以小流域为单元，行政区划也要考虑，以便更好地组织实施。综合治理主要内容是建立植物、工程、蓄水保土耕作、径流水路等四项措施的体系，相互配合，发挥群体防护作用。各项措施都应有仔细的设计和实施步骤。规划必须把“实现生态环境改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系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目标，达到水土流失治理和经济收入增长双赢。
2.治理水土流失，应突出治水
坡面径流是侵蚀土壤的动力，控制坡面径流，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发生，控制坡面径流主要采取工程措施。坡面布设以截流沟，使坡面径流流速未达到冲刷流速前就被拦截，有效防止土壤免遭冲刷。充分利用坡面径流则除灾兴利。沟道侵蚀是重要的侵蚀形式，沟道侵蚀主要有沟岸扩张、沟床下切和溯源侵蚀三种形态，沟道侵蚀的主要动力是洪水径流和洪水径流携带的固体物质（沙石）造成河床淤积，行洪防洪能力下降，农田毁坏，水利和沟道防洪工程被破坏。沟道侵蚀治理，必须采取工程植物措施结合，采取封沟打卡、修堤筑坝、固岸护滩、林网防护等措施综合防治。径流管理应是小流域治理的主要内容。
3.以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为重点，退耕还林还草，全面控制水土流失
治理既是控制水土流失的需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两高一优农业，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只有建立优质高产的基本农田，农产品才能稳定增长，只有建立优质高产的基本农田，农民才能从世代沿袭的广种薄收中走出来，才能实现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大部分不宜耕种的荒地、陡坡地退耕还林还草，才能发展经济作物，才能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4.培育资源，发展商品经济
开展小流域治理，其宗旨并不仅是治理水土流失，其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生产率；使农民有显著的增收；水土流失基本制止。因此在小流域治理中，不仅要看治理了多少面积，蓄了多少水，保了多少土，而且要看打了多少粮食，增加了多少经济收入，培育了多少资源，建立了多少商品开发的项目。所以在治理中，应选择有开发前途的物种，集中培育，开发利用，增加收入。
5.构架立体型生态经济生产体系
5.1种群合理搭配需要选择对大环境要求基本相同而具体特性差异很大、甚至相反的植物进行搭配，做到彼此促进生长。在地上部分应考虑速长与慢生、喜阴与喜阳、高干与矮干、针叶与阔叶、豆科与非豆科等植物搭配；地下部分应考虑深根与浅根、多主根与多须根、喜水与耐旱、摄取营养物质差异性大等植物搭配。要研究植物总体的一致性和具体的相反性。
5.2建立多层次的结构，垂直利用空间形成多层次、多种类、多产品、多收益的生态系统，应该研究仿照大自然生态进行组合。
5.3实行林粮、林果、林药等多种间作间种的植物利用空间与地下营养不同，可获得更多的效益。
5.4综合经营，一物多用绿肥植物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贵财富。有的树木既可作木材又可产油料，有的可提取纤维或淀粉，有的材药两用，有的枝叶营养丰富可发展饲养业。野生动物和鸟类资源增多等，均应注意集中成片培育，开发利用。
6.深化改革，建管结合，整体推进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对小流域治理工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研究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推行户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多种治理形式，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推行多种施工管理模式，采用专业施工队和群众会战、常年治理与冬春季集中治理、人工与机械施工相结合等方法的同时，对重点治理工程推行合同制、招投标制、质量监理制，确保施工质量；完善制度，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流域治理的积极性，真正把流域治理与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深化项目建设和管理机制改革。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项目建设和管理机制，拓宽投资渠道。
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5
关键词：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
我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整体性特点，既体现在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兼顾、协调的基本内容上，也应体现在可持续发展途径中，这是现代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优化模式的实际需求。传统水土保持发展观突出“如何发展得更快”，创造更多的财富，以物为中心。而新时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更加关注“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得更快更好”，以人为中心，发展目标和应对措施更加明确。实施水土保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统筹规划，切实改善生态环境，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结合典型地区的具体情况，探索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一、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水土流失是贫困的根源。我国592个贫困县中，山区占496个。目前全国90%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199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3年国务院文件明确提出水土保持是我国的基本国策。50多年来，各级政府组织广大群众开展长期的水土流失治理，取得了瞩目的成效。到2003年，全国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971.36万公顷，其中小流域治理面积累计达到3562.84万公顷。水土保持设施每年可拦蓄泥沙能力15亿吨，增加蓄水250亿立方米，减少入黄泥沙3亿吨。水土保持是维系生态安全的主体措施。中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水土保持政策理论，技术路线，管理机制和建设模式。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防治方针，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技术路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兼顾的原则，政府推动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许多地区开展了丰富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践活动，在动员社会力量综合治理方面，采取承包、租赁、拍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推进“四荒”（荒山、荒滩、荒坡、荒沟）治理；坚持征收“两费”（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增加治理投入，建立“责、权、利统一，治、管、用结合，全社会参与”的水保治理新机制，才能有效地加快治理步伐。在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方面，对重点区域实施集中连片治理。对重点项目除继续推行“三制”（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外，同时增加了工程建设公示制，资金使用报账制，群众投劳承诺制，建后管护责任制。对不同类型的小流域要抓好不同类型的试点。严格治理质量，建设精品工程。在推广先进技术经验方面，引进优良树种草种，推广机修梯田、果树高接换头、集雨节灌、生物护坡、鼠害防治等常规成熟技术。坚持生态优先，突出水源保护，加强河道及湖库周边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将农村污水和流域垃圾治理纳入小流域治理之中。加强“3S”技术和生根粉、保水剂等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引进试用，提高水保生态建设的综合效益。
进入新世纪，国家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把“实现生态环境改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系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把重点地区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修复，封禁治理相结合，把环境改善与保障粮食安全，用水安全和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如何结合水土保持工作，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消除贫困，既涉及技术开发问题，更要研究政策问题，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观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比如研究国家、地方和群众多元化的投入机制问题，研究消除贫困的扶植政策问题，研究水土保持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研究保护水土流失治理者的合法权益问题。通过水土流失治理机制改革，可以促进山区致富，再造秀美山川，推动水土保持的良性发展，实现生态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远景目标。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一项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系统工程，应当在开展水土资源现状调查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生态建设规划》，进行相应各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如水保建设规划、生态修复规划、城市水保规划以及山区、草原、牧区等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要吸取国内外先进经验，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体现“天人合一”理念，加强科研与科技推广工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二、现代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优化模式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综合评价的目标，一方面是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就是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保护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维持或扩大土地资源产出能力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水土保持等土地保护措施一般要求有长期的资金投入。在这类活动中资金投入长期占用，收益则以长期、分散的收益流形式获得。这就要求水土流失治理成员应由资源所有者(国家、集体)、水土流失治理出资者(政府、集体、公司、个人)和治理者(农民)所组成。如各治理主体产权关系清晰和利益分配均匀，通力协作，必然会保证农户和集体的近期经济收益，增强治理力度，并维持治理成果的长期有效性。这样便实现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顾，投资者和治理者利益并重的“双赢”发展目标。
外部经济性指在生产和消费中，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结果对其他生产或消费者产生的未加偿还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水土流失治理存在外部经济性。如上游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使下游水库淤积减少、水质提高、污染减少而产生效益。这种效益下游居民没有付出任何资本就能享受，而上游居民付出了产生这部分收益的资本却不能得到回报。如果农户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所产生的外部收益大于外部费用，则农户的水土流失治理投入规模小于社会所要求的水土流失治理投入规模，土地质量会发生下降，不利于可持续利用。如外部收益小于外部费用，则农户的经济活动规模大于社会所要求的规模，土地质量会显著提高。如果社会不补偿农户投资的费用，农户是不愿支付费用保持与其实际可获收益相关程度不大的资源功能的。如上游营造水土保持林有利于下游减少泥沙淤积而产生航行、灌溉、行洪等功效，但上游农户可能对此并不太关心。原因是在一般情况下维持或增加这些功能效用所承担的费用并不能获得补偿或完全无补偿。假如下游居民对营造林木活动给予补偿，使上游营造者可获得超过最低预期的收益，则有助于扩大造林规模，加强对植被状态的维护。一些地方在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忽略直接效益和内部效益，使区域水土流失治理的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之间出现矛盾，治理活动就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只好依赖外部“输血”，出现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局面。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农户偏重于获得短期收益，结果会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发生冲突。如果降低水土流失治理收益的不确定性，那么农户追求短期收益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矛盾会有一定的缓解。因而土地保持收益稳定、预期贴息率低的流域治理项目会对农户有足够的吸引力。
小流域不仅仅是一个水土流失治理单元，而且还是一个经济开发单元，小流域的治理要由过去的生态防护型向生态防护与经济开发相结合型转变。小流域承包治理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下游收益----费用统一平衡核算，下游收益补偿部分上游经营费用，使外部性“内化”，从而获取显著的综合效益。
从理论上讲，水土流失治理既要以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又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才有可能妥善处理好水土流失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诚然，水土流失治理和经济收入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双赢”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小流域治理的私有品性质越浓，公共品性质越弱，个人目标(或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短期效应和长期效益之间的相容性就越低，也就很难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度量水土流失治理的效果，不仅要看地上植被丰度和地表水利用率的变化，而且要看地下水位的变化。
“四荒”资源的产权安排，除了要与“四荒”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相适应，还必须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这是诱导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关键。一般来说，只有在“四荒”资源使用权界定清楚的情形下，农民才会对“四荒“治理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进而采用可持续的“四荒”治理措施，所以必须搞好产权界定。“四荒”资源的产权界定决不是简单地发一张产权证就能奏效的，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产权界定所包含的具体的内容。同时，要给“四荒”资源的经营者较长的治理时间，使其能够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采取可持续的治理措施，真正实现“四荒”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更为重要的是，要从规范“四荒”使用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入手，积极培育“四荒”资源使用权流转市场，为“四荒”资源的流转创造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使其成为提高“四荒”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以拍卖的方式诱导农户竞争“四荒”的使用权，确实有助于加快“四荒”治理的进程。问题在于：有能力竞争到“四荒”资源经营权的人并不一定具有治理水土流失的经验，而有治理水土流失经验的人又不一定有能力竞争到“四荒”资源的经营权。在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里，实行的确实是资本面前平等的规则，然而，在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过早地强调资本的平等，有可能形成“四荒”资源的大户垄断，多数农户失去“四荒”资源的经营权，从而形成有资本的人承包“四荒”并雇佣有治理经验的穷人治理“四荒”，而有治理经验的穷人竞争不到“四荒”资源不得不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体力受雇于人的局面。这种结果是不是最优或次优选择，应该加以探讨。目前，政府政策主要是为前者的水土流失治理项目提供优惠政策，而不是为后者获得“四荒”资源提供适宜的条件，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有关的调查资料表明，有些地方的“四荒”拍卖的透明度很低，少数人以极低的成本拍卖到了大面积的“四荒”资源。问题在于：产权成本实际上是又获取产权的成本和保护产权的成本两部分组成的，获取“四荒”经营权的成本越低，今后的产权保护费用就有可能越高。更直截了当地说，“四荒”治理的成果被群体哄抢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需要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水土流失治理进入“四荒”拍卖阶段以后，“四荒”资源的产权主体既有社区内的村集体、承包户，又有社区外的企业和个人，“四荒”资源的产权结构变得复杂起来了。产权结构越复杂，今后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就越大。如何尽早地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三、实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为实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妥善解决以下几个关系：（1）正确处理生态修复与集中治理的关系，要在充分发挥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的基础上，进行集中治理，实现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的有机结合。（2）正确处理水土保持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要在切实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基础上，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实现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与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机结合。（3）正确处理点上治理与面上管护的关系，要切实解决好重建轻管的问题，在巩固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治理步伐，实现水土流失防御、治理与管护的有机结合。（4）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生态建设的关系，要在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美化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5）正确处理能力培育与执法监督的关系，要在开展培训、教育，提高全民的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意识的基础上，进行执法监督，在执法监督的过程中加大能力培育强度，实现能力培育、监测监督与行政执法的有机结合。
全面实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加速推进水土保持科技进步与制度创新。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中，实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双赢策略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调控：满足水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有效的政策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有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管理体制，从偏重评价经济指标特别是数量指标，改变为评价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的综合性指标，为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制度保证。应注重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计划，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优惠信贷和投资保险等方法支持重点地区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农业、林业、水利等有关部门要共同构筑合作和协调的平台。以确保各部门共同按照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展流域的集中连片治理，既不交叉、也不遗漏。
(2)技术保障：采取由生物、工程和耕作技术组成的综合性措施，改变立地条件，增加植被覆盖度，增强土壤的抗蚀能力和蓄水保土能力，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地生产力。政府要增加技术服务的供给。政府提供的技术服务应包括编制水土保持建设总体规划，技术培训，推广适用的科研成果，提供优质种苗和有效的市场信息等。
(3)组织建设：提高各级政府水土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调动和运用全社会的力量，组建水土流失治理联合体，将上下游项目，农林牧渔等开发项目组成联合体，统筹兼顾，综合评价。农户或企业的治理规模要适度，既不搞平均主义，又要避免规模过分悬殊带来的资源分配进而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6
(一)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现有途径的状况
近年来，高职生群体已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但该群体法律意识淡薄，犯罪事件屡见报端，揭示出法制教育的严重缺位。因此有关“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文章不断增多。笔者进入中国知网(CnKi)选定以“法制教育”作为关键词，选定从2004年到2013年进行文献检索，出现共有10126条结果;通过在选定的检索结果中以“高职”为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则出现13条结果。而通过输入主题为“法制教育途径”，选定从后选定2004年到2013年进行文献检索，共出现39条记录。尽管有关“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途径”的文章并不多见，但在阐述高职院校法制教育总体概况及改革研究类的文章中，大都提及法制教育的途径。从检索出的研究文献中看出:自2007年起，频发的高职生犯罪案件使得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逐渐成为热点话题，并于2012年引起热烈讨论，重心集中在途径研究和问题对策研究两个方面。本文对文献加以集中整理分析，从法制教育独立地位、师资队伍、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及网络化建设四方面说明法制教育现有途径的实际状况，在独立地位的认可中的措施是法制教育应从“德育教育”的从属地位中独立出来;在师资队伍的优化中一方面聘任专职或兼职教师，另一方面通过培训加强现有师资法律水平;在教学方式的完善主要内容是最大限度进行实践教学，如开展模拟法庭、法院旁听、法律咨询以及法律服务等实践活动以及组织普法讲座、进行案例重演或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等;而在教学内容的调整主要是结合学生专业知识进行教学内容的合理调整，适时讲授最新法律法规状况等;重视网络法制教育却是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时代的优势，重点开展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网络化建设等。
(二)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现有途径的不足
从法制教育途径有深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和据有关调查，这些途径并未发挥实效。主要存有两方面不足，一方面在于未能准确把握高职生群体的新特征，及时灵活调整途径。自2005年起，法制教育的途径就包括了独立地位的认可、师资队伍的优化、教学方式的完善及教学内容的调整等内容。但时至今日，亦无新法。在笔者看来是其不仅反映出法制教育途径“流于形式”、难成大势，还折射出因视野受限法制教育陷入僵化的阴影。另一方面的障碍则源于自成门派的各种途径难以共同发力，导致法制教育途径虽多，却效果欠佳，事倍功半。此外，能坚持落实法制教育的高职院校屈指可数，这亦是法制教育迄今难获成效的关键因素。
二、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途径的创新探索
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现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夯实法制教育的实践基础，所以在创新探索过程中也应有所传承。目前法制教育途径的创新探索包括如下内容。
(一)校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并非一朝一夕即能成就的事业，必须在实践中方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正因如此，需要耗费巨大资源的法制教育，仅仅依靠一两个高职院校的单薄力量，难以整体上提升法制教育的水平。所以，笔者提出各大高职院校可以围绕法制教育展开校际间的合作，即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硬件乃至资金支持方面，携手共创，实现资源共享。这不仅有利于高职院校整体法制教育质量的实质飞跃，还能共同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二)师生联合，营造法治氛围
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现有途径中已经提及师资队伍的优化以及教学方式的完善等内容。但又如何链接优质师资，顺利将完善后的教学方式得以真正落实，获得当代高职生群体的内心认可，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心需求，实现畅通无阻的师生交流，并营造浓厚的校园法治文化，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两者实施效果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法制教育创新探索成功与否。
(三)授人以渔，发挥网络威力
在网络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高职生大都精通网络，其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及表达能力不容小觑。因循守旧、固步不前的法制教育，极易触犯到高职生的逆反心理，导致恶性循环。充分利用当今高职生群体强烈的猎奇心理及爱好网络的特质，从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网络化建设左手，并引导学生从信息庞大的网络中搜寻法制教育的相关内容，激发其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和爱好，授人以渔。换而言之，充分利用网络威力，能使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途径的创新探索变得切实可行。
三、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创新途径实施措施
承前所述，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途径的三大创新探索若能在现有基础上加以贯彻施行，必能充分发挥“依法治国”的积极作用，在秩序、人权、正义及效益方面大获其效。因此，切实贯彻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三大创新途径作为关键所在，必须予以重视。首先，要想实现校际合作、达到资源共享，必须加强各大高职院校对于法制教育的统一认识。众所周知，如今“高职教育的核心在于塑造学生们的综合职业能力”，又因“能力是素质的外显，素质是能力的保证”，因此，高职教育的核心在于塑造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法律素质。所以，只有各大高职院校对此有着深刻而一致的认识，才能积极展开校际合作、坦诚布公地接受资源共享。其次，师生联合离不开校方的搭桥引导，法治文化氛围的营造更离不开校方的大力支持。就师生联合而言，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场地条件的配合，校方“搭桥”角色的支持不容忽略。而法治文化氛围的营造则是校方持续推行法制教育的效果见证，如每年的法制宣传月，定期的模拟法庭、法院旁听及法律知识竞赛等，都是校方努力引导的体现。再次，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途径的创新探索应以“授人以渔”为核心理念，充分利用网络优势，令高职生虚心接受，这也是法制教育途径创新探索的最终归宿。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业的高职生为例，在讲解食品监督管理内容时，可适当穿插有关《食品安全法》、《刑法》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同时在《法律基础》的限定课时中，演示案例全过程，教会学生运用法律的方法，即“授人以渔”。在这过程中，利用高职生热衷网络的特质，激发学生兴趣，发挥网络威力，从权利义务角度优化课程评价基准。唯此，法制教育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四、结语
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7
关键词：结核病；预防；院内感染
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传染病。结核病患者最集中的地方就要属结核病医院了。这也就是说，在结核病医院感染结核杆菌的几率要比其他地方大得多。做好结核病医院内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对于来结核病医院就诊的非结核病患者和在结核病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来说至关重要[1]。
1传染源、传播途径及影响因素
1.1结核病的传染源肺结核病人是结核病的传染源。结核病防治院内结核病的传染源有二种不同来源：①就诊于结核病防治院的肺结核病患者；②结核防治机构中未被发现的患有肺结核的医务人员；有咳嗽症状、痰结核菌涂片阳性肺结核患者，是排菌肺结核患者，具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传染源。
1.2空气飞沫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排菌的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的喷出含有结核细菌飞沫污染了空气，或者痰液干燥后随风引起气溶胶，人们吸入污染的空气后就感染结核细菌。结核杆菌传播途径简单、便捷，且呈扇射状播散，涉面广，危害极大。
1.3影响因素医务人员是否被结核菌感染与以下因素有关：①肺结核病人确诊前，反复到医疗公共场所。②肺结核患者在医疗机构公共场所内的人数及停留时间。③医疗机构公共场所环境内或室内相对密闭通风状况。④暴露者接触的时间长短、频次。⑤医疗机构结核院内感染的预防控制措施。⑥医务人员及肺结核密切接触者的感染防范意识以及结核院内感染预防控制措施的执行状况。
1.4结核菌传播高危险期候诊室，诊断室，病房，走廊道，放射科，痰检室，雾化室等，这些区域空间相对狭小、密闭，人流量较大，人群密集，且又是肺结核患者集中、活动频繁的区域，在此停留过人员包括医务人员较易感染，是高危险区域。
2院内结核菌感染预防控制的管理策略
2.1健全组织、加强领导成立由疾控中心分管领导为组长，科室主任、业务骨干、监测员等为成员的院内感染控制小组，加强对结核病感染控制的技术指导控制。
2.2完善制度、明确职责、强化落实根据院内感染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分工明确，职责清楚。实行专人负责，强化制度落实，并纳入年度工作考核。
2.3对本机构肺结核感染危险性的评估如统计本机构每年就诊发现的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数；以及涂阳肺结核患者在本机构的停留时间；动态观测在本机构是否存在导致空气中结核分枝杆菌浓度的上升因素如在门候诊室、走廊、病房、放射室、检验室等的通风情况。制定出肺结核感染风险等级，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2.4加强预防结核病传播的宣传采用多种方式如标语、专栏、录像、电视等，宣传结核病的危害和传播途径；如何预防控制结核病的传播，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基本的预防方法。
3院内结核菌感染的预防控制措施
3.1病区合理布局新建结核病防治机构，应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要求设计并建立三区两通道，病区按高、中、低危险区划分，病区应与医护人员办公区、生活区分开，布局合理。
3.2结核病的感染源预防控制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或肺结核患者在结核病防治院就诊或进行检查时应要求正确佩戴口罩。对住院肺结核患者要隔离，并积极治疗缩短排菌周期。劝患者尽量少到公共场所，减少对他人传播机会。教育患者咳嗽、打喷嚏时用手或手纸遮盖口鼻，避免正对他人。
3.3对影响结核传播途径因素控制
3.3.1空气环境的预防控制肺结核病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因此空气环境预防控制是控制结核感染的重要措施[2]。定时空气消毒、通风，以降低空气中飞沫微核浓度。自然通风是一种简单低廉的空气控制措施，对像病房、诊断室空间狭小且空气流通不良安装排风扇助通风，除定时紫外线消毒外，也可结合用熏蒸或喷雾化学消毒，消毒后打开窗户通风。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是一种复杂、较昂贵的空气控制措施，基层结核病机构很少采用。
3.3.2地面和物体表面的预防控制用含有效消毒剂湿式拖地。而桌、椅、柜、门、窗、病历夹、医用仪器设备等物体表面可用有效消毒剂擦拭消毒。
3.3.3肺结核患者使用物品的预防控制患者使用的便器、浴盆等要定时消毒，用1000~2000mg/L有效氯消毒剂浸泡30min。患者病床需设置加盖容器，装足量1000~000mg/L有效氯消毒液，排泄物、分泌物随时消毒，时间30~60min。
3.3.4按《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废物管理办法》及时处理患者生活垃圾、医务人员使用后的口罩、帽、鞋套、手套及其他医疗废物。
3.4医务人员防护
3.4.1建立健康档案从事结核病防治医务人员均应建立建档案，要定期健康体检，记录健康状况，比如有无呼吸道慢性疾患、糖尿病等，胸透检查、ppD试验阳转情况。对于ppD试验转阳性，特别体质弱或有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患者，要勤观察。不提倡对ppD试验阳转者进行化学治疗性预防。对有咳嗽症状者应随时进行胸部透视或拍片和痰结核菌检查，以及时发现肺结核并予以及时隔离和治疗，治愈后方可重回岗位；对新上岗者进行健康检查，ppD试验阴性接种卡介苗，提高机体免疫力。
3.4.2提高医务人员自我保护意识医务人员严格遵照医疗法律法规以及卫生部门规章、医疗操作规程，正确、准确执行防护措施是有效控制结核菌感染最重要措施。进入病区接触病源时一律穿戴隔离服、佩戴防护性面罩或口罩，做好自身防护，减少暴露机会。
4结论
结核病防治机构是肺结核患者高度集中、活动频繁的公共场所，易造成患者、医务人员之间结核菌院内感染传播的危险。据资料显示医务人员结核感染的机会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其受结核菌感染的危险度是普通人群的8.29倍，而结核病机构的医务人员的结核病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0~20倍，周颖等认为医源性感染可能是医务人员结核感染高的主要因素[3]。医务人员被感染结核菌，一旦发病后果较严重，不仅仅损害自身健康，而且还会感染到患者或其他工作人员，还会导致卫生资源的闲置浪费。因此，做好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医疗机构内的公共场所的结核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重要性可想而知了，结核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不仅为结核病防治机构工作人员提供安全的医疗环境，而且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减少疾病的蔓延。
参考文献:
[1]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第7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53-56.
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8
【关键词】社会转型；利益表达机制；建设途径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023-01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不断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分配、组织形式等不断呈现多元化发展，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解和重组，导致利益分配不平衡和利益表达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发展。
一、利益表达机制的重要作用
利益表达是指社会成员或利益群体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执政党、政府或各级组织提出利益宣示，并要求得到满足的行为。当前时期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政治文化、价值取向、利益结构等不断呈现多元化发展，由此带来社会风险问题日益突出，比如贫困差距、阶级利益冲突、群体利益侵害等问题，且相比过去任何时期，该时期内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化、多元化和尖锐化，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的稳定性。因此，构建利益表达机制是我国社会创新管理体制的有效途径，其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1.正确引导利益受侵群体或个体理性表达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当群体或个人利益受侵害且投诉无门时，群体或个人往往满腹牢骚、怨气冲天，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继而采取极端手段表达不满，引发公众危险事件。利益表达机制是一个表达和申述利益的平台，可以引导群体和个体正确表达利益，可以有效减少负面情绪引发极端行为。2.化解社会群体或个体之间的冲突。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来自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等，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化，一旦利益冲突不能及时化解，极易引发群体暴动、个体打击报复、群体冲突等不良事件发生。利益表达机制可以让政府或相关调解部门及时了解事件的发生情况，以便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减少群众积怨，控制社会危险事件发生。
二、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利益表达途径具有局限性
由于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公众利益表达量快速增长，但我国现存的利益表达渠道却未能有效拓宽，呈现一定的局限性，激化了社会阶层的矛盾。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民众人大代表缺乏有效代表性。人大代表民主选举名不符其实，多数人大代表是由部门领导指定，并在提名后按程序举办形式化选举会议，由此产生的代表不能充分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且在一些地区人大代表多为政府部门、机关单位或国有企业人员，弱势群体比例极少。二是我国现行的体制难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利益诉求量。当前体系复杂，程序繁多，案件处理效率低，事件挤压量大。三是弱势群体缺乏有效凝聚力。弱势群体由于文化背景差异、知识匮乏，无明确的利益保障组织，其在表达利益上多数处于无助状态。
（二）利益表达方式缺乏理智性
当前公众在表达利益时多数处于被动地位，参与相关部门处理利益矛盾事件程度比较少，加上部门对相关事件处理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导致社会公众选择不恰当的利益表达方式。比如采取非法游行集会宣示不满情绪，游戏示威会容易煽动民心，引发社会公众的恐慌；比如采取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的方式表达利益，容易引发踩踏或误伤事件发生，造成过犹不及的现象。利益表达方式不当，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社会秩序混乱，造成民众惶恐，导致社会阶层利益损害面扩大，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三、构建社会主义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
（一）创建社会基层组织，改善政府独担责任的局面。
在社会转型期，原有利益结构和机制组织不断分解，社会各阶层利益遭受破坏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由“国家一单位一公民”的旧体制转变“国家一社会组织一市场”的三元架构。在新型社会体制下，国家只有不断整合社会资源，挖掘其中有利因素，建设有效的群体利益表达体系，确保民众的利益及时表达。一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培养社会基层组织，包括民间组织、企业组织、行业协会等游离组织，并授予组织相关权限，承担一部分责任。这样可以有效的拓宽民众利益诉求的渠道，提高公众利益冲突处理效率。基层游离组织来源于社会基层，其更能代表社会基层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能积极引导群体正确的表达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各类社会组织协作系统，使其成为党和政府机关的得力助手，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目标。
（二）通过大众传媒开辟新渠道，丰富公众利益表达途径
当前网络技术、传媒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政府可以利用此契机，建立贴近公众生活的大众传媒组织，构建方便快捷、全新高效的利益表达平台，确保公众可以通过多层次、多途径、多方位的体系进行利益表达。首先，借助传媒大众的力量，包括电视、广播、报刊等途径，进行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实现信息高速传输，提高利益表达和处理的效率。其次，通过网络技术建立多渠道利益表达平台，比如在线问答、专题论坛、公开发帖等方式，提高政府处理相关事宜的透明度，保障广大网民的知情权。最后，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相关责任制度，确保公众合理利益能充分诉求，促使公众利益表达更加科学合理化。
（三）创新和改革传统政治体制，激发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
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9
【摘要】将健康教育和管理理念融入手足口病的预防控制中，阐述健康教育在手足口病预防控制中运用的重点以及社区开展儿童健康管理的优势，从而能够有效的预防控制手足口病，降低手足口病的患病率和病死率。
【关键词】手足口病；健康管理；预防控制
【abstract】thispaperelaboratesthekeypointsofapplyinghealtheducationinHand-foot-mouthdiseasepreventionandcontrol，aswellastheadvantagesofcommunitychildrenhealthmangementinorderforaneffectivepreventionandcontrolofHand-foot-mouthdiseaseandforaremarkabledecreaseinthemorbidityandmortality.
【Keywords】Hand-foot-mouthdisease;Healthmanagement;preventionandcontrol
手足口病是由柯萨奇病毒a16(CVa16)、肠道病毒71(eV71)等20多种人肠道病毒血清型引起的全球性幼儿和儿童常见急性传染病之一。临床症状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溃疡为主，个别重症患者可能出现心肌炎、肺水肿、急性弛缓性麻痹、无菌性脑膜脑炎等预后较差的致命并发症[1]。2008年全国报告的丙类传染病中，手足口病位于发病数第二位，死亡数第一位。2009年3~12月全国手足口病发病人数达1，149，045人，死亡人数352人。2009年全国报告的丙类传染病中，手足口病为发病数及死亡数第一位的病种，与2008年相比，手足口病发病率增加135.13%，死亡率增加180.00%。2010年1~8月全国累计报告手足口病发病数达1，465，600人，死亡797人。从数字对比来看，2010年发病强度远远高于09年同期。
1手足口病防控的难点
手足口病是属于可防可控的传染病。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住条件的改善，应该可以大大降低发病和死亡率的。但是这两年流行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这种可防可控的疾病不仅发病和死亡率没有下降，还有不断增强的趋势，甚至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人口最集中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该病的发病率也最高[2]。说明该病的防控存在一定难度。
1.1传染源难控制:手足口病的隐性感染比例很高，显性：隐性感染者>1：100，而现有的技术和措施很难及时发现并隔离隐性感染者；以轻型病例为主，农村偏远地区的患儿父母易忽视对该病的就诊治疗，亦不采取居家隔离等措施。该病在发病初期传染性极强，而患儿一般在被经过自我诊疗后方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又无疫苗。手足口病的上述特点，决定了难以将控制传染源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导措施。处于传染期的患儿和隐性感染者的流动易造成疫情的扩大和蔓延。
1.2传播途径难切断:手足口病的传播途径较复杂，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及人群间的密切接触进行传播，患儿咽喉分泌物及唾液中的病毒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唾液、疱疹液、粪便污染的手、毛巾、手绢、牙杯、玩具、食具、奶具以及床上用品、内衣等通过日常接触传播，亦可经口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水源，也可经口感染，并常造成流行。门诊交叉感染和口腔器械消毒不严也可造成传播。因此采取单一的干预措施往往难以短时间内有效，而且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该病发病率越高。
1.3普遍易感人群难保护:成人大都已通过隐性感染获得相应的抗体。因此，手足口病的患者主要为学龄前儿童，尤以低年龄组发病率最高，因而有时会存在间隔流行的特点，即在人群中，主要是非流行期间新生儿出生，易感者逐渐积累，达到一定数量时便为新的流行提供先决条件，若此时暴发，短时间控制的难度也将很大。
由于上述的原因给手足口病的防控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起重要责任，走进社区，广泛、持久、全面地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人们对手足口病的认识和自觉性，就能预防手足口病的暴发流行[3]。
2健康教育在手足口病防控中的作用
美国医药协会调查显示，每花1美元于病人健康教育服务上，就会节省6美元的医疗费用[4]。这个结论适合任何经济水平的社区和任何疾病的防控，尤其是针对传染病的防控。当今流行严重的手足口病等传染病不仅仅是微生物致病的结果，更多的是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社区医生走进社区，不只是去治病，更重要的是去开展健康教育。手足口病除了需要及时发现患儿、及时隔离和治疗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运用健康教育手段广泛传播预防知识[5]。健康教育最适于在社区人群中开展。在当前的手足口病预防控制工作中，围绕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这三个基本环节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可以有效预防手足口病的发生，阻断疫情的蔓延与扩散[3]。可以考虑将手足口病的发病率高低做为社区卫生服务质量监管的一个重要指标。
2.1针对手足口病传染源的健康教育。通过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社区人群对传染源的认识和鉴别，特别是提醒小学、幼儿园老师及家长及时发现传染源，及时隔离治疗传染源。这在手足口病防治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向幼儿家长、托幼机构、中小学的教师介绍手足口病的防控知识和措施，使他们了解熟悉，并不断强化对儿童集中场所的依法管理，是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应尽义务。
2.2针对手足口病传播途径的健康教育。针对手足口病的传播途径，加强对社区人群的健康教育，会极大地调动社区人群的防病自觉性，提高人们对手足口病传播途径的认识，做好集体单位和个人的消毒和防护工作，尤其是管理好病人的粪便，处理好水源．对控制手足口病疫情的传播和蔓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3针对手足口病易感人群的健康教育。手足口病的患者主要为婴幼儿，由于他们身心未成熟、依赖性强、合作性差、好奇、好动、缺乏经验，所以，难以令他们自觉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但是儿童的心理与行为主要受家庭、环境的影响[6]，因此，手足口病易感者的健康教育对象不是患者，而是其家属或幼儿园老师，通过对他们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使之掌握手足口病的相关知识和预防措施，不但能解除其对手足口病的恐慌，更能加强其对孩子的保护意识，从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对孩子进行疾病防控。
2.4针对流行方式的健康教育。通过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抓住夏秋季的重点时期，抓住幼儿园、托儿所等重点单位，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预防暴发流行[4]。针对患者活动情况，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应学会流行病学调查，针对患者活动情况绘制路线图，与患者就诊的医疗机构取得联系，对有接触的医务人员、病人家属及一起玩耍的小朋友进行健康教育和流行病学调查，从而加强监测。要利用社区的广播、宣传栏、宣传册等各种方式进行健康知识的教育。为避免交叉感染和耽误重症患者的病情，乡镇特别是村卫生服务机构都应派出有经验的医生在人群中巡诊，发现症状比较重的，立即安排送医院诊治。医院也要做好公共场所的消毒工作，防止交叉感染。
3社区开展手足口病健康管理的意义及优势
随着以人为本社会的发展，社会经济能力的提高，人们的健康需求也在转变。据此医疗卫生领域范围扩大、进行全民健康管理等新观念脱颖而出并普及。这些新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疾病的预防和保健。预防和保健体系是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体系。
3.1手足口病的防控重点是社区儿童。包括城市和农村社区。儿童占我国总人口的28.9%，是社会的财富，祖国的未来。儿童保健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必须高度重视为儿童保健服务的问题，要根据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针对危害儿童健康的主要疾病和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防控和保健措施，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提高儿童健康水平。
3.2建立并充分利用健康档案是社区儿童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社区儿童健康管理的实际意义就是社区医生在儿童生长的不同阶段对其健康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孩子健康上的问题并及时纠正，以减少发生大病的几率。健康管理不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方法，更是一套完善、周密的服务程序，它要求从孕产期即胎儿期、孩子出生，就建立健康档案，对健康档案实行系统的动态管理，随时记录、补充健康情况、病情治疗情况、治疗结果。健康档案还具有健康指导、健康体检、疾病预防、甚至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良好的生活与行为习惯、促成心理健康及智力、思维发育的作用。所以健康档案建立可以促进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增强儿童的抗病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降低儿童的患病率和病死率，同时还包括预防某些成年期甚至老年期的易患疾病。总之社区医生是健康档案的科学管理者而不是健康档案的保管人。
3.3社区医生与社区儿童的关系是长时间的、稳固的、友好的关系。不同于医院的医护人员与儿童之间的短暂的医患关系，随着儿童病情的结束这种医患关系关系也即终止。社区儿童不是患者，而是健康管理的对象。持续性的友好关系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并科学使用健康档案，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发育的重要保障；是提高我国人口质量、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健康素质的基石。
3.4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充分发挥自己的地理优势。社区医生熟悉辖区内每一个儿童的个体情况，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健康辅导[7]。对于儿童的健康教育，社区卫生机构的工作是繁杂的、细致入微的，效果又不是立竿见影的。而且要求社区医生积极主动的去寻找健康需求者，而不像大医院，等着病号来找他们。在我国手足口病高发季节，社区医生可以对所辖街道的儿童、家长或监护人进行预防宣传与教育，进行疾病发生情况的监控，及时报告和采取措施。
总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健康管理的角度去提高人们对手足口病的防控意识，将对手足口等急性传染病的防控有着重要作用。防重于治，转变医疗卫生服务的重点，明确任务、宣传到位、有序管理，改变群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认识，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发展成熟、取得群众信任，对促进全面健康，全民健康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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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措施篇10
[关键词]婚检人群；HiV现状；防控策略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742（2014）10（a）-0195-02
目前，我国艾滋病（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aiDS）疫情已经由高危人群逐步向普通人群蔓延，目前，我国每年新增艾滋病报告数始终在8万～9万人，截至2013年12月31日，艾滋病攻坚实施报告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疫情57.3万人，死亡13.6万，云南、广西、河南、四川、新疆、广东、重庆、贵州、湖南9省份报告现存活感染者和病人数约占全国的80%，疫情严重，部分县（市）人群感染率超过1%，已成为高流行地区[1]。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为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2013年全国艾感染途径经性传播为主，男男同性传播构成比明显上升，性传播89.8%。
婚前医学检查（简称婚检）人群正处于性活跃期和生育高峰期，随着艾滋病人数目的增加，婚检人群中发现感染HiV的人数必然增加，通过性传播及母婴传播导致的配偶间的相互感染及婴儿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性加大，因此在婚检人群中开展艾滋病检测，将防治关口前移，是保护配偶，防止HiV通过性传播、母婴传播向一般人群扩散重要举措。为掌握婚检人群感染HiV的现状与防控策略，有效实施婚检HiV阳性人群的干预，该研究通过对婚检人群HiV感染率及发展趋势、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行为特征、感染途径、感染的危险因素及防控策略进行综述。
1婚检人群感染HiV的现状
1.1婚检人群HiV感染率及发展趋势
全国婚检人群HiV感染率未见报导，但国内部分省市关于婚检人群HiV感染情况的研究报道不少，发现不同年度、不同省市、不同地区的婚检人群HiV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婚检人群HiV感染率新疆伊宁市最高，其次为云南、河南、广西，成都、浙江省湖州市婚检人群艾滋病HiV感染率不高，最低是浙江省。
新疆伊宁市婚检者的HiV感染率呈现较高的势态，1998、1999年分别为1.3%和0.7%[2]，2009年高达2.6%，2010年为2.29%[3]；
云南省关于婚检人群HiV感染情况研究最多，感染率最高为开远市，达到11.1‰[4]；德宏州2006―2009年依次为0.95%、1.09%、0.89%和1.01%[5]，2011年为0.73%[6]；梁河县2006―2011年依次为1.1%、0.8%、0.3%、0.3%、0.3%、0.4%[7]。
覃耀明等[8]定点监测广西2009～2010年婚检人群HiV感染情况，婚检人群HiV阳性率分别为0.069%和0.117%，HiV感染率有升高趋势；广西从2010年开始实施免费婚检项目，广西妇幼年报显示，广西2010―2013年婚检HiV阳性率分别为0.14%、0.13%、0.1%、0.11%，感染呈现下降趋势，但2013比2012年略有升高。
河南省上蔡县2001―2006年婚检人群HiV感染率为29.22/万[9]，江苏省常州市婚检人群HiV感染率为0.1%[10]；成都市双流县2008―2010年婚检人群HiV阳性率为0.051%[11]。湖北省天门婚检人群HiV阳性率为0.43‰[12]。浙江省湖州市婚检人群抗-HiV阳性，占0.009%[13]。
1.2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行为特征的婚检人群HiV感染不同
新疆伊宁市婚检者的HiV感染以男性和维族居高，文化程度增高者感染率降低；云南省德宏州婚检人群HiV感染以男性、25岁以上、傣族和景颇族、低文化程度、无业者、本地户籍、缅甸籍、吸毒行为者居高；云南省开远市以31～40岁年龄组、男性、再婚者、经商人员、无业人员居高；梁河县以景颇族HiV感染率居高。广西防城港市婚检HiV感染人群以低文化程度和农民为主，男性比女性感染率高[14]；河南省上蔡县婚检人群以农民、餐饮娱乐业人员、年轻的未婚流动人员及文化水平偏低人群等为高危人群。综上所述，婚检人群感染HiV的一个共性就是男性高于女性，婚前。
2婚检人群HiV感染途径
大量文献报道，婚检人群感染HiV主要通过异性感染、吸毒感染和输血感染，不同地区、不同年份感染途经和不同年龄组感染途经有差别，吸毒是新疆伊宁1998-1999年婚检人群感染H1V的主要途径，男性感染途径多是静脉吸毒，女性则是性传播；河南上蔡县婚检人群2001、2002、2003、2005年主要是通过献血或输血感染HiV，而到2006年，感染途径则是性传播及原因不明；广西婚检人群HiV感染途径以性传播为主；而云南省主要途径性传播与吸毒为主。
3婚检人群感染HiV的危险因素
目前，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比较开放，婚前、婚外及多性伴行为、婚前怀孕现象不断出现，部分是“奉子成婚”才行婚前医学检查。非婚异性性接触、异性传播成为感染HiV的危险因素。部分HiV感染者文化教育水平低，心里承受能力差，无法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无法缓冲和应对心理应激而出现报复行为，故意传播艾滋病，或利用感染者身份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曾有报道艾滋病男子滥交或致数百女子感染。杨红俊等研究发现结婚登记人群HiV/aiDS感染与婚姻状况、静脉吸毒史、不洁史呈正相关，与性别、文化程度呈负相关。综合大量文献报道，年龄、婚姻状况、民族、文化程度、吸毒情况、居住地区是影响HiV感染的因素。文盲、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人群较大专及以上人群感染HiV的危险性更高、吸毒感染HiV的风险较高、但是婚前、婚外、多性伴行为是目前婚检人群HiV感染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婚检年龄>25岁的人群、跨境婚姻感染HiV的危险较高。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也增加了HiV传播。
4婚检人群HiV感染防控决策与措施
4.1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应对策略与措施
随着艾滋病的疫情发展和变化，我国高度重视艾滋病的防控，防治策略和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充实和完善，依法防治，从国家法律的高度为遏制艾滋病提供了保障。从1997年―2012年相继出台了《献血法》、《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传染病防治法》、《艾滋病防治条例》、《禁毒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防治工作的通知》、《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等等。全国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四免一关怀”、“五扩大，六加强”政策措施，不可否认，这些策略与措施对我国艾滋病的流行蔓延起到了很大的预防与控制作用，但仍存在某些缺陷，策略表现注重关怀救助，可防可控、对艾滋病的危害性，警示性教育不强。
4.2婚检HiV阳性人群综合干预的可行性
艾滋病防治主要有3个方面：传染源管理、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2003年全国取消强制婚检后，主动婚检的人越来越少，出生缺陷比例、艾滋病病毒感染比例呈逐年上升态势，针对局部地区疫情的严重，各省市措施不同，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免费婚检，从2004年的陕西省到2005年的上海市、2009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南省郑州市、2010年的广西省、2011年的河南省、2012年的云南省、2014年的四川省相继实施免费婚检，婚姻登记机构和婚检机构合署办公，并建立集婚前检查、计生宣传和登记领证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机构，把艾滋病咨询与抗体初筛作为婚检的必检项目，在提高婚检率和发现HiV感染者同时，对防止HiV向一般人群扩散，阻断HiV母婴传播，控制艾滋病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毛献明[15]提出加强对婚检人群HiV阳性和配偶孕前咨询关爱、跟踪随访和检测治疗等传染源管理，对婚检人群HiV阳性和配偶孕前配偶告知，促进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措施，进行抗病毒药物治疗及在病毒载量控制后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计划妊娠等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的干预技术，是可行也是有效的。
高洁等[6]提出防治艾滋病要因地制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开展与其风俗、文化和宗教等相适应的艾滋病防治活动，以提高艾滋病防治活动的有效性。
陈洁等[9]指出，围婚期人群是HiV感染高危人群，故有针对性地对其加强健康教育、普及aiDS知识、提高婚检率及HiV自愿咨询检测率是降低艾滋病传播率的有效途径。
外出务工人员是我国的一大群体，其流动性大，HiV抗体检测工作难于开展，但通过婚检既可进行HiV抗体检测，又可进行aiDS防治知识的宣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及早发现HiV抗体阳性感染者和aiDS病人，遏制aiDS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
可见婚检进行Hi检测是控制艾滋病蔓延的有效途径之一，值得推广与应用。
5结语
综上所述，婚检人群感染HiV以广西、云南、新疆等局部地区尤其突出，主要发生在低学历、农民、男性人群，性传播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因此在策略上必须转变防控模式，开展免费婚前医学HiV咨询和检测由局部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对婚检人群加强警示性教育，了解艾滋病的危害，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引导HiV感染者缓冲和应对心理应激，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避免故意传播艾滋病和利用感染者身份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从而达到遏制艾滋病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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