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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市场报告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5:14:01

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1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低碳经济是我国未来战略方向。为了应对全球变暖需要发展低碳经济,我国开始思考碳减排的顶层设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年和2010年设计了二氧化碳国别排放账户体系操作框架;潘家华等2009年提出全球碳预算总量并设计了碳预算转移支付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碳实物量的物质流核算而不是价值流核算,碳管理主体也定位于国家层面。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年认为40%碳排放来自企业。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碳交易机制所覆盖的范围多是针对特定行业企业,并且国外碳交易证券化模式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机制呈现一体化趋势。企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应该设计相应的碳减排企业应对机制。

一,碳总量控制,碳市场交易与碳排放会计准则

德班会议确定了2020年后各国或地区可能的强制、量化及受法律约束的碳减排义务。欧盟推动的国际航空业碳减排体系尽管动摇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京都议定书》基石,但总量减排是大势所趋。国际航空运输协会2009年正式承诺从2020年开始实现碳排放零增长,2050年碳排放量比2005年净减少50%。实践表明,相比于行政法规与碳税方案,借助于碳市场交易机制的排污定价功能更有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

我国正加紧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2011年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要求十二五期间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2011年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北京市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我国2015年将建成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并最终与全球接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采用了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配额交易机制,这意味着我国进入碳总量控制时代,企业要承担碳排放预算和碳指标。

欧美碳市场经验表明现货与期货衍生品市场共同构成碳市场体系。尽管当前对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仍存较大分歧,但欧盟2011年明确规定将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的排放权现货交易纳入金融工具监管体系,即排放权现货交易与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都被视为了金融工具,这表明欧盟将碳市场金融化的意图。近期欧盟一些学者提出“碳中央银行”概念也可看作是一种印证。

据报道欧盟与澳大利亚政府拟将两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于2015-2016年逐步实现对接而成为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场和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强劲动力。双方计划2015年7月前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最晚于2016年7月对接市场将正式投入运行。尚未形成全球性碳交易市场的事实意味着要对当前各国或地区碳交易机制建立碳排放国际趋同基准,碳排放会计准则是其中重要管理工具。

制定独立的碳排放会计准则有利于实现全球不同碳交易市场在技术、价值与认知上的通约,有利于全球总减排成本最优化与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不明朗时期碳减排信用的建立,也是未来国际化趋同及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形成的重要制度安排。2009年12月14日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与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发表《重要行业:面对气候变化报告挑战》报告,提供了全球15个重要行业各大企业在披露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和采取减排措施上的深入程度,希望业界能够采用全球碳排放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准备就排放权交易计划项目征求意见稿。

二,社会关联账簿制度、企业碳排放预算与碳指标

碳排放信息的社会关联性在于温室气体排放。包括:(1)直接排放,即企业所有或控制的排放源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2)间接排放,即企业消耗所购电力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发生于企业设施内部用电情况,所购电力是企业买入或以其他形式接入;(3)其他间接排放,指的是企业从事各种活动的结果但其排放源不属于企业所有或控制。一家企业的其他间接排放有可能是另一家企业的直接排放。其他间接排放通常能占到总排放量的50%0避免重复计量就必须从整个社会角度考虑。

全球范围内碳交易实践基本上都采用了“Cap&trade”(总量限制与交易体系)制度,即全球管理体系下以全球碳排放总预算目标为基础,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得到其相应碳排放预算并以配额方式通过配额贸易制度实现高碳经济为低碳经济的买单。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使得所有经济活动都将被低碳经济重新界定。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预算构成了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总量约束目标,也就形成了企业的约束性碳排放预算与碳指标。这是碳排放实物量从国家或地区的总账到具体碳排放组织的分账过程。

社会关联账簿反映了国家或地区碳排放预算的实现过程与结果。社会关联账簿是GHGprotocol(wRi&wBCSD)、paS2050(BSi)与iS014064-1(iSo)等标准的账簿化,是财务会计学视角的温室气体核算语言并推动碳排放计量与披露的标准化,也是创新低碳商业模式的直观数据描述。社会关联账簿制度决定着碳交易的配额分配的科学合理,规避碳交易演化成新的配给经济并抑制经济增长,因为企业发展越快就越可能需要承担更多成本购买碳排放权配额。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正在开展“中国碳交易登记簿系统研究”工作。

设计完整地描述国家或地区碳排放总量从配给到实现全过程的社会关联账簿要充分考虑可通约性与国家权益保护,在具体内容与形式上要处理好与各类组织会计账户体系的关系,比如纳入各类组织账户与报表体系还是单独设置温室气体相关记账和报告制度,即单轨制还是双轨制。企业可考虑在实物量碳排放预算与碳指标约束下建立价值量账户体系与专门化报告,比如构建排放权(碳)资产负债表,设置碳资产、碳负债与碳权益等账户对企业碳活动进行系统的计量、核算与报告。

三,碳减排企业应对机制整体框架

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是确立企业报告核查制度。该制度不仅是法治要求更是一种主动性战略活动,企业应为之建立完整应对机制。

(一)树立生态增益(eco-premium)观念

生态增益是指因成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提升股东价值。卓越成效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能够带给企业超额经济回报,这类企业通常风险较小且资本成本较低,有助于企业降低股东价值与盈利的波动性。生态增益观念的核心是将碳减排纳入企业战略,当然不能忽视碳资产特殊的风险与收益。企业主要做法是合规经营及对环境相关成本和风险的管理,深化做法是优化整个价值链的自然资源使用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构建面向产品全寿命周期供应链的低碳化协调机制。

(二)重新审视商业模式的低碳性

低碳经济要求社会实现由高碳排放工业文明向低碳消耗生态文明的根本性转型。从工业模式进入生态经济模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企业应重视日常经营的气候变化结果,将碳排放纳入企业整体业务活动并设计出低碳商业模式。事实上,有关组织虽然制定了可靠的温室气体(GHG)排放测量和报告标准,但主要是关注了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而忽视了其他间接排放。其他间接排放可能源自员工商业旅行、外部分销和物流、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及废弃或供应链环节等。其他间接排放的计量无疑会使企业重新考量其选择的商业模式的低碳性。

(三)构造企业碳资产管理系统

企业应该认同未来投资者会像关注每股盈利一样去分析单位营业收入碳排放量,提高碳排放水平是企业完整环境战略经营工具的核心。企业只要有碳排放就会形成潜在的碳资产或碳负债,因此要对碳减排空间资源或者碳排放增长潜力做战略规划,将企业利益相关者低碳诉求整合为企业共享价值观并系统地执行于企业业务结构、运营系统与生产技能。企业可考虑接受外包服务或设立碳资产管理机构并依托管理会计工具进行碳资产管理,比如构建碳排放交易、企业战略成本管理(SCm)与战略管理会计(Sma)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框架。

(四)设计企业碳排放信息财务会计制度

碳排放权交易要求将企业财务报表中碳排放单位的会计计量标准化以管理和报告气候变化对企业的影响,但不应局限于新能源的碳权替代价值的计量与披露。碳排放信息披露有助于实现商品(产品)内含碳税(imbeddedcarbon)显性化。低碳经济推动传统财务报告向财务资本、社会资本与生态资本一体化的整合报告演进,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对碳排放配额会计处理、碳排放风险核算与报告、碳排放不确定性核算与报告、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管理等进行规范。

(五)建立企业碳生产率战略绩效评价体系

单位产品或服务的碳排放平均值衡量着碳生产率,它既是国家排放账户分配基准也应成为企业战略绩效评价的核心指标。企业战略绩效评价体系应有助于企业建立完善的碳排放管理体系,能够实现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并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至少不低于所在地区“十二五”分项指标值,区域碳强度目标是企业战略要直接面对的。气候变化项目能带来价值增值,碳资产特定价值管理需要碳生产率战略绩效评价支持。当前建立碳生产率战略绩效评价体系的核心是构建“碳足迹”价值链视角的产品成本核算理论与实务,理论上可先考虑将碳排放纳入企业环境成本核算范畴;制度上可考虑在财政部《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中纳入低碳概念以实现我国高效低碳制造。

四,低碳经济与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顶层设计

我国宏观经济显示了由先前的高碳保发展向低碳促转型的发展趋势,资本市场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概念股相继得到资金青睐,以创业板上市企业为例,蒙草抗旱(300355)、大禹节水(300021)、铁汉生态(300197)及天立环保(300156)等个股纷纷逆市走高,这也意味着资本市场上资金对新产业政策导向相当敏感。然而这些个股逆市走高是否计量了生态的市场价值却无从得知,现阶段的信息披露都是围绕产品或服务的物质性而非生态性开展的,并且呈现出碎片式信息机构,因此有必要考虑基于生态文明而构建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

低碳经济体现着生态文明要求,碳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因此需要设计完整的碳信息披露机制,其核心内容是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碳足迹披露,涉及从原材料、中间品、制成品、销售商、消费者的一整套碳排放信息。然而,现阶段信息披露仍然建立于高碳经济情境,以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0号——创业板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年修订)来看,其核心特征是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构建创业板信披体系,这样的定位显然限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风险因素等非财务信息的外延而忽视了低碳治理。

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2

[关键词]碳关税;碳排放权交易;碳会计;事项法

随着世界减排形势的发展,欧美国家在2020年前后实施“碳关税”政策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中国做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制造业出口大国,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的全部排放指标的41%。碳关税的实行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国排放权的交易;而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碳排放权的交易额已经开始迅猛增长。为此,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aC-Ca发表了题为《重要行业:面对气候变化报告挑战》的研究报告。报告申明,希望业界能够采用全球碳排放会计准则。因此,研究碳关税形势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促进,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的现实特征,对于认识碳会计的规律和其会计属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碳关税”壁垒的形成及其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促进

“碳关税”指的是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只是希望通过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该税,以促进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共同行动;同时希望在碳排放机制运行后,能够避免欧盟商品可能面临的不公平竞争。然而在金融危机的困扰下,美国于2009年3月宣布,将征收进口商品的“碳关税”;随后又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美国此举的目得非常明确,欲借自身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国际社会对环保问题的广泛关注,设置“碳关税”及其他环境标准等措施,阻碍他国高碳工业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使其不受外来同类商品的损害,形成绿色贸易壁垒,构筑以美国利益为主的新的贸易保护态势。

毫无疑问,在这种形势下,碳排放权及其衍生产品得到了迅猛发展。截至2009年底、世界银行管理的10只碳基金已经签订了15个减排购买协议,价值总额达到18.4亿美元。

因此,碳关税壁垒的不断发展直接导致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大力发展和不断丰富,也引发了相关的排放权会计问题。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国际发展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合作框架

1992年,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7年12月有关国家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同时规定了三种补充’胜的市场机制来实现减排目标,即联合实施机制、国际排放权交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交易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根据联合实施机制,国际排放权交易则是名单所列国家之间针对配额排放单位的交易。各国根据国际合约分配到既定的aaUS指标,而各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买卖该指标,保证达到排放标准。

《京都议定书》所列出的市场机制,使温室气体减排量成为可以交易的无形商品,为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缔约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调整所面临的排放约束。当排放限额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或成本过高时,可以通过买入排放权来缓解这种约束,或降低减排的直接成本。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

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包含碳现货交易和碳衍生品交易两大类。

1.碳现货交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配额的交易。买家在贸易体制下购买由宏观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1的减排额,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或者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欧盟配额。二是对CDm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这种交易本质上是一种远期交易,其中,买卖双方根据需要签订合约,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碳排放交易权。同时,已发放的碳排放权在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资产管理者、基金以及保险公司等)的参与下形成各项金融交易,如,金融机构通过提供结构性产品来满足使用者的风险管理需要;或通过提供担保(信用增级)来降低远期产品的风险、

2.碳衍生品交易。基于各类碳排放指标与环境变化指标(比如天气等)碳金融机构开发了一揽子、系列化的交易产品,用于风险管理与结构理财,主要的产品就是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碳衍生品,如全球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nYmeX组建了“绿色交易所”(Greenexchange),交易的产品包括碳排放权期货、期权和互换合约,澳洲气候交易所与澳洲证券交易所亦于2009年初推出碳期货。

欧洲的碳交易市场发展得比较快,因为在《京都议定书》指导下已经有十年的经验,所以比较发达。在美国目前超过一半的州已经有了碳交易市场,发展中国家碳衍生品的场内交易也开始了,目前印度已开始了碳金融衍生品交易。

三、碳排放权中的会计属性分析

碳排放权已经成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随着其交易的发展,与之相关的碳会计制度变得十分重要。会计急需对这种交易关系进行恰当的确认、计量和报告(mon,U.Sama,2007)。但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缺乏对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规范,碳排放权交易面临紧迫的会计问题。

(一)碳排放权的会计要素归属

排放权应属于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项资产的确认同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从实务的发展来看,碳排放权是一种可供交易的重要的经济资源,在交易过程中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拥有或控制碳排放权是一项权利而非义务。与此同时,在交易正常时,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应该能够流入企业,碳排放权在核准或取得的过程中发生的相应成本也能可靠计量。所以说,碳排放权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可以确认为企业的资产。Johnstonetai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投资者对公司的排放权具有价值正相关性(周志方等,2009),表明对投资者而言,其更多地是将排放配额视为一项资产。

从现货实务来看,排放权的交易往往是跨年度的。因此,排放权属于非流动资产’。排放权虽然有金融中介的大量参与,但因为《会计准则――金融工具》规定,金

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而排放权不是关于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合同,不属于金融工具,应该属于无形资产。该观点代表了我国学术界的大部分观点,如邹武平(2010)等的研究。

从期货实务来看,排放权交易有时又形成衍生交易。这使得排放权商品具有不同于无形资产的经济利益流入方式。因此,排放权的后续计量应当反映这种经济利益获取的多样性。

(二)碳排放权的初始和后续计量问题

1.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对配额的交易中,拥有配额的一方,以其获得配额所支付的可归属支出作为排放权的入账价值。在对项目的交易中,项目只有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经过核准后才能获得碳排放交易权。在整个项目开发过程中主要发生以下费用:项目开发中介的服务费用(包括制定项目开发方案、估计项目减排量、起草项目文件等)、经营实体项目审定费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费用、行政开支和适应性费用、经营实体核实核证费等。因此,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应以实际发生的各项成本进行计量。

2.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企业在持有碳排放权期间,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对碳排放权的价值进行再确认。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它有自己的交易市场,因此可以从碳交易所持续可靠地取得其公允价值。对于将排放权作为投资品的公司,按照决策有用性的会计信息目标的观点和相关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排放权的期末价值应当以公允价值反映。因此,在资产负债表日应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资本公积,等到出售该项碳排放权时,再将其转入当期损益。也有公司拥有碳排放权但并没有打算作为投资获取投资收益,这时,可以按照无形资产的会计核算进行处理。

碳排放权的这种选择处理方式,可追溯于美国事项法的会计处理惯例(强殿英、文桂江,2010)。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乔治・索特教授提出了事项法会计。索特教授认为,事项(events)是“对某一行为多种特征可实现的观察”。该法主张采用多重计量属性,会计报告应该提供以事项为主的信息,信息使用者通过自行加工处理满足决策需要。这样,排放权交易的会计信息既可以反映交易实质,又有利于使用者作出符合经济事实的决策,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和效率。

(三)碳排放权的报告

随着减排问题日益提上各国国家战略的高度,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越来越重视企业关于碳排放方面的报告,低碳经济下企业财务报告必须披露碳排放的相关信息。已有研究显示,有关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引起股票市场的财务反映,具有正的股票效应(邬展霞,2009)。减排行动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必定会引起更积极的股市效应。因此,完全可以在附注中单独注明,CDm项目基本情况、碳排放权计价采用的方法、碳排放权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权获得时间以及现行价值等信息。

低碳会计报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在传统会计报表中增列低碳会计项目和附注中增加低碳会计信息,如: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存货一碳含量,在损益表中单独列示碳消耗费用,在附注中对报减碳项目、产品含碳比等信息;二是单独报告,即提供单独的低碳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信息。不论采用何种形式,企业都需要提供诸如能源消耗强度、低碳资金投入率、低碳资金销售比、低碳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信息,以便更好地反映企业的低碳管理绩效。

碳会计的相关问题还很多。2010年8月20日的中英低碳发展论坛上,世界资源研究所能源和环境项目中国项目主任DeborahSeligsohn女士指出,科学地测定碳排放的量,是碳交易系统的前提,也是碳排放权会计的基本工具(宋冰,2010)。因此,碳会计一方面需要用于碳交易,同时也会对碳交易之外的碳管理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在排放权的现货与期货交易中,与此相关的抵押或保证金的处理、在信息披露中认知度和价值维度方面的统一和规范,仍然是有待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兴霞“碳关税”壁垒的立体透视及对策[J].会计之友,2010(4)

[2]强殿英,文桂江构建企业低碳会计体系的思考[J]会计之友,2010(8上)

[3]宋冰发展碳交易需要好的测量工具――专访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项目中国项目主任DeborahSeligsohn[n]第一财经日报,2010-825(Co2)

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3

关键词: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安徽省碳交易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于近期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运行。目前,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相继建立或筹建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其中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全球最大、最活跃,也相对完备,借鉴欧盟做法,对安徽省探索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促进节能减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概述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以下简称eU―etS)于2005年正式启动,是世界上第一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最大的温室气体交易市场,交易额占全球总交易额的27%。欧盟28个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等31个国家参与交易。

(一)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原理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核心原理是“排放上限和排放配额交易”。排放上限是指为体系内受管制企业设置一定温室气体排放配额量。每个配额相当于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权限。体系内企业必须保证其排放量在配额限定范围内,否则将受到惩罚(试验阶段为40欧元/吨,实施阶段为100欧元/吨)。企业若通过技术手段降低碳排放量,可选择保留多余配额供将来使用或将配额出售给配额紧缺的公司,即排放配额交易。

(二)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发展过程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经过第一阶段的试运行和第二阶段的深化,目前已进入了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07年),为试验阶段,目的是“在行动中学习”,为下一阶段积累经验。交易涵盖的温室气体只有二氧化碳,覆盖的工业设备仅限于火力发电、炼油、钢铁、矿物加工和造纸等少数行业。该阶段每年碳排放配额总量均为22.99亿吨,各工业设备的碳排放配额按历史法计算,单个设备三年的总配额一次性发放,全部为免费配额。第一阶段结束后,剩余配额不能转到第二阶段继续使用。

第二阶段(2008―2012年),在第一阶段所有行业的基础上,将经营欧盟境内航空企业纳入交易范围,碳排放配额总量年均为20.81亿吨。该阶段大部分行业排放设备的碳排放配额仍然采用历史法计算分配,同时在部分行业和地区开始试点拍卖,单个设备三年的总配额一次发放,期末剩余配额可以结转到第三阶段。同时,该阶段引入了《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机制(Ji)”。

第三阶段(2013―2020年),交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石化、有色金属、石膏、氨、铝制品等行业纳入交易范围,同时纳入更多种类的温室气体,比如生产硝酸、己二酸、乙醛酸排放的氧化亚氮、铝制品生产过程排放的全氟化碳等。起始年度配额为19.74亿吨,以后每年减少3600万吨。该阶段电力行业配额全部须通过拍卖获得,其他行业设备排放配额采用基准线法计算免费获得,且免费配额占比逐年减少。

(三)配额分配机制

碳排放权交易配额首先由各成员国提交申请,由欧盟委员会审核确定后再反馈落实到每个设施,各成员国的分配总量必须和欧盟委员会的分配总量一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对新进者预留并免费分配排放配额,对停工的设施没收原先分配的排放配额。分配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历史法分配。主要应用于第一、二阶段,即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实际排放量作为分配排放配额的标准,通常是历史活动和产能的指标,乘以一个统一的排放率,来确定分配给各个设施的配额。二是基准线法分配。该方法由行业内前10%温室气体排放效率最优的设备平均值确定,且不受生产技术、燃料混合、规模、老化程度、气候条件、原材料质量等因素影响。截至目前,欧盟共制定了涉及21个部门的52条基准线,囊括了eU-etS约80%的免费配额发放。

(四)监测、报告与核查(mRV)制度

欧盟于2004年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和报告指南》,指导第一阶段的温室气体监测和报告活动,2007年和2011年对该指南进行了修订,用于第二、第三阶段。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和报告是实施排放交易的基本条件和工具,是衡量排放源是否达标的重要依据,也是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其他国家或国际贸易机制接轨的必备基础。为保证企业报告的真实性,避免企业通过低估排放量而获益,所有纳入排放交易体系的排放活动都要接受核查,通过核查后的排放报告于每年3月31日前提交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机构审核。企业逾期如未履约将被处罚,处以罚款、关闭设备、禁止转让配额等惩罚,情节严重追究刑事责任。

(五)碳交易登记注册系统

碳排放配额量作为eU―etS的核心交易产品,统一存放在登记注册系统账户中。登记注册系统负责跟踪碳交易配额的流转情况,并管理交易帐户。参与eU―etS的任何机构和个人都要在登记注册系统中开设账户,登记其拥有的配额和交易记录。2013年欧盟通过了新的登记系统法令,规定第三阶段使用欧盟统一的登记注册系统,各成员国现有的登记注册系统仅负责管理本国的账户。配额的签发、转移和注销将记录在欧盟独立交易日志中,交易日志由统一的欧盟管理机构来维护。欧盟统一登记注册系统通过交易日志网站公布可公开的信息,包括账户名单、国家配额分配表、运营商经核查后的排放量、上缴配额量、遵约状态、交易量、交易类型等。

(六)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作

根据欧盟法律规定,eU―etS产生的碳排放权可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交易产品除了发放的配额外,还可使用一定比例的CeR(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和VeR(自愿减排项目的核证减排量)来抵减其排放量,从而实现了eU-etS与CDm、Ji等机制的系统对接。目前,欧洲碳交易活动主要是在伦敦和莱比锡碳排放权交易所进行。企业和其他参与者可以在市场里直接交易,也可通过经纪人、委托交易所或其他市场中介开展场外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有现货支付、期货支付和混合支付(现货加期货)三种支付方式。排放配额通常采取现货支付。减排信用额度由于项目期长、预期风险大,往往采取混合支付。碳排放权交易所通过制定规则,规范买卖双方支付的进度、条件和比例等详细规则,确保期货和现货可以成功交割,整个eU―etS实现稳定运行。

二、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经验与启示

经过近十年的运行,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不仅成功实现欧盟范围内整体的节能减碳,而且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实施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对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碳减排,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一)制定统一的法律与制度是前提

欧盟经过三个阶段的反复实践,通过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框架和实施细则,建立了统一的登记注册系统、碳排放监测和第三方核查机构及人员认证标准,设定了欧盟统一的碳排放权配额分配计划,确保了欧盟碳排放权交易的有序开展。

(二)科学设定交易总量是基础

欧盟制定第二阶段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时,由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乐观,对企业生产开工率估计过高,导致第二阶段etS系统内投放的碳排放权过多,特别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第二阶段末碳排放权结余高达20亿吨,造成碳价一路下跌至6欧元以下,整个市场长期陷入交易萎缩状态。为解决这一问题,欧盟研究提出了折量拍卖、市场稳定储备等方案,但这些溢出碳权的消化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三)成熟的碳金融服务市场是关键

为解决中小型公司和单个排放设备所有者缺乏资金和专业知识的问题,欧盟积极推动中介机构参与,促进了财务、咨询等服务业的发展。广泛的参与性增强了碳排放权交易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催生出碳期货、期权以及掉期交易等衍生产品,有助于形成更合理的碳市场价格,促进整个碳市场的持续繁荣。同时,参与的中介机构能够对未来减排单位提供担保,也满足了碳排放权最终使用者的风险管理需要,增强了投资者交易的信心。

(四)严格的监测、报告与核查制度是保障

精准的碳排放数据对于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战略和排放总量至关重要。因此,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正常运作需要健全的碳排放量监测、报告及核查(mRV)制度作为保障。欧盟mRV包括监测、报告、核查三个阶段共14个环节,涉及政府主管部门、参与企业、核查机构等多个利益相关方,是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基础环节。在欧盟mRV制度中,对核查者的监管十分严格。核查由获得认证的核查者独立、合理和专业地进行,企业报告和核查报告都要公开,接受监督,如发现弄虚作假,核查者与企业一并受罚。

三、对安徽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几点建议

2011年10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计划到2016年底建立全国范围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安徽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还处于基础研究和能力建设阶段,与欧盟发达国家和我国试点省份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探索建立安徽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既要认真吸收欧盟好的经验和做法,更要立足实际,开展符合省情的制度设计,扎实推进相关工作。

(一)准确把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功能定位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市场化手段节能减碳、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以及促进碳金融服务发展等功能。安徽省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今后较长时间内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将继续上升,加快工业发展与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经济结构调整面临较大压力。因此,安徽省碳排放权交易要立足市场化减碳功能,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在碳排放稀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以最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并达到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双赢目的。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安徽省电力、水泥、化工、钢铁等行业企业规模较大、碳排放量较多,减排目标容易实现,建议将这些行业首批纳入碳交易市场的范围。

(二)加快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制度设计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是庞大的系统性工作,对安徽省来说是一项崭新任务。建议抓紧组织专家队伍,研究制定安徽省碳排放权交易总体框架,对企业历史排放水平、配额分配方法、核证制度、登记结算平台、交易市场和监管制度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部署,尽快研究制定细化的操作规则和流程,确保安徽省在碳排放权交易中有统一的标准和依据。

(三)科学制定配额总量及分配方式

安徽省在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总量和配额分配方案时,要根据未来经济增长预期,充分考虑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趋势和结构调整方向,适当控制配额总量,完善配额发放的弹性设计,以保证配额的稀缺性,保持市场交易活跃和碳价的相对稳定。同时要设计合理的碳市场稳定储备方案,以降低经济增长波动对碳市场运行的影响。当前,安徽省要加快建立重点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报告、监测与核查制度,加强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管控,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提供数据支持,为安徽省2016年底加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准备。

(四)健全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保障措施

一是加大资金扶持。建议设立碳交易能力建设专项工作经费,保障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以及相关基础研究和能力建设;待安徽省纳入国家碳交易市场后,参照eU―etS做法,从整个交易总量中拿出一定比例配额进行拍卖,所得资金再设立低碳发展专项基金,用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二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优先支持碳减排履约企业申报国家、省节能减排等相关政策支持项目;对不履约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各级发改部门不接受其申报国家和省相关财政支持项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履约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与企业负责人的考核挂钩。三是加强能力建设。针对相关部门和重点排放单位,加快开展报送流程管理、核算指南、监测报告、第三方机构核查认证以及第三方管理等内容培训。

参考文献:

[1]贾茹.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运行及启示与借鉴[J].吉林大学学报,2012(4)

[2]邱玮,刘桂荣.借鉴欧盟模式建立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J].中国集体经济,2012(5)

[3]公衍照,吴宗杰.欧盟碳交易机制及其启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3(1)

[4]陈惠珍.减排目标与总量设定: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及启示[J].江苏大学学报,2013(4)

[5]温岩.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中国碳交易体系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报,2013(6)

[6]王文涛,陈跃,张九天,仲平.欧盟碳排放交易发展最新趋势及其启示[J].全球科技经济t望,2013(8)

[7]周伟,高岚.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及其对广东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3(12)

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4

2目前体育经济发展的现状体育经济是指从生产和经营的角度出发,把大众的体育生活和与此相关的经济行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作为一项特殊的产业来发展[1]。体育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市场主导型和政府参与型。它主要具有两大方面的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体育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目前,中国的体育经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门类。近阶段来,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2.1体育产业的比重逐渐提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体育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体育产业正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经济发达地区增加值已占我国GDp比重的0.7%左右[2]。根据《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08~2010)》的可知,从体育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来讲,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与欧美、日本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我们的体育消费品占30%左右,而欧美国家达到60%,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潜力是巨大的。

2.2体育产业的不断拓宽和延展我国体育产业开发的领域不断拓宽,并从海外吸纳,既包括有形资产的经营,如各种体育用品的销售、体育场馆的建设,也包括无形资产的开发和利用,主要体现在各类重大体育赛事的运作过程当中,同时对商标的使用权、电视的转播、体育赞助以及体育明星广告的开发和利用都在逐步发展和完善。此外,nBa在中国的成长,促进了中国体育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丰富了体育的无形资产;另一方面,冲击了中国的CBa职业篮球联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反思。

2.3体育市场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目前,我国体育市场的框架是由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技术培训与咨询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体育旅游市场、体育场馆建筑业、体育会展业等组成的并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体育产业为主体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的国际马拉松尤为盛行,并且受到上万群众的青睐。其中,北京马拉松、上海国际马拉松、大连国际马拉松以及厦门国际马拉松合称为国内四大城市马拉松,这一赛事的举行,不仅拉动了地方健身娱乐市场,还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体育无形市场的发展。

2.4国家政策及管理制度的日趋完善2003年5月,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了重新调整,修订后的3次产业划分将体育产业与文化和娱乐业一起组成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中体育产业包括体育组织、体育场馆和其他体育3个门类[3]。由此可见,体育产业的地位明显得到提高。2008年6月18日,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体育总局正式颁布了《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体育行业首个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统计标准,体育产业再一次被重视以及地方各种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的颁布,如《重庆市体育市场管理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重庆市实际,制定的条例。另外,作为行业内的第一本学术研究报告——《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08/2009)》的诞生,也凸显出了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这份报告是以党和国家政策方针作为指导,描绘了未来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有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体育经济的发展也就有了保障,发展的步伐也将加快。

3低碳时代对体育经济的影响

3.1“低碳生活方式”进行体育健身休闲运动等到2008年,全国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从业人员15.03万,实现增加值74.49亿元,增长幅度连续两年超过20%,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是体育产业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4]。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且规模会越来越大。低碳生活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以低碳生活方式进行体育健身休闲主要表现为:(1)“走出去”健身而不是开着空调和跑步机在室内流汗,而是选择快走或者骑单车的方法来取代跑步机;(2)选择低碳的交通工具,即在去健身的路上少开甚至是不开汽车,而是选择骑单车或者电动车或者乘公交车,还可以步行;(3)选择低碳的运动装备。耐克、乐卡克、李宁等品牌的部分服饰采用了相对较“低碳”的有机棉、竹纤维、彩棉等材质制成,不仅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且也防止了化学剂的二次污染;(4)走“泛轻体育”的发展道路。“轻体育”是欧美体育界提出的一种体育运动方式,较为适合大众的健身。轻体育相对于大强度、高能耗的体育活动而言,具有能耗低、强度小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在负荷上的“轻”以愉悦身心、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还能以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个人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5]。提倡低碳生活方式下的“低碳健身运动”,如爬楼梯已经成为一种有效且时尚的健身方式,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大规模的爬楼梯比赛了:美国纽约号称“爬楼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帝国大厦爬楼梯比赛;英国伦敦金融城的“42塔”大楼爬楼梯比赛;国内的重庆CBD城市爬楼比赛以及深圳市的“地王大楼”爬楼梯比赛等,这样的“低碳健身运动”是低碳生活方式的一种演化,是低碳发展的需要,理应大力提倡,予以重视,并且得到政府的支持与鼓励。

3.2“低碳模式”发展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场馆建筑业等到2008年,全国体育用品从业人员为234.13万,实现增加值1088.31亿元,体育场馆建筑业从业人员3.35万,实现增加值49.16亿元[6]。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建筑业的前景更是被看好。如此看来,这既是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机会,但也是体育经济发展的挑战。因为在低碳经济发展的模式下所酝酿的产业革命,就是一个“高碳时代”向“低碳时代”转变的革命。这就要求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首先是开发和采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如棉、麻等天然织物,它们不像化纤那样是由石油等原料人工合称的。因此消耗的能源和产生的污染物相对较少;其次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改进,这就要求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要把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程度作为最终的设计目标,要充分考虑产品在原料获取、生产加工制造、运输销售、使用及回收处理等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各种影响;最后是要提升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由于在产业的全球化发展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都是从产业链条中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少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起步的。这就决定了仅仅依靠简单的组装加工产业,是无法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更无法获得充分的竞争能力。因此,要求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必须加快技术研发步伐,加速产品升级换代。此外,对于体育场馆建筑业,应该科学统筹体育场馆布局,合理规划体育场馆规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合理规划不同规模体育场馆建设布局。2008年底,我国体育场地设施数量将达到104万个,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7.9个[7]。在如此低的个人拥有体育场地比例的情况下,我国很多地方都把体育场馆的建设作为城市标志性建筑,致使场馆建筑规模过大。不仅造成了大型运动会后观众看台的长期闲置,而且还给政府造成了财政负担,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因此,体育场馆的规划、建设要处理好与城市的发展相适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全民健身体系的建设相适应的3个关系。其二是降低体育建筑能耗,引导培育并规范体育场馆建筑节能市场。目前我国建筑能耗是十分惊人的,建造和使用直接、间接消耗的能源已经占到全社会总耗能的46.7%,这一严重的体育场馆建筑耗能问题值得反思,所以提出场馆的环保节能是正确的,是符合时展需要的,这就要借助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推动规范性建筑节能市场的形成,促进节能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3.3“绿色渠道”规划体育旅游业、体育会展业等由体育健身休闲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以及体育培训业带动起来的体育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健身休闲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在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介绍,所谓体育旅游,就是参与体育活动的旅游,或者是观看体育比赛的旅游,或者是寻访体育文化景点旅游[8]。体育旅游业是旅游业的一部分,因此体育旅游业与旅游业一样在其生存和发展上要依赖于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提出了有关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因地制宜,突出优势,推动各地旅游业特色化发展和坚持节能环保,合理利用资源,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两条原则。这就要求了体育旅游业同样要以“绿色规划,绿色开发,绿色利用”的模式来发展自身。例如,海南的体育旅游业,它依靠自身山、水等优质自然环境,拥有了“亚洲顶级、国际一流”美称的国际自行车环岛赛。此外,它还依靠良好的沙滩资源,举办了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和亚洲沙滩排球锦标赛;加上近阶段举办的国际冲浪赛、海钓赛等休闲体育赛事,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吸引了众多的旅客。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海南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海南体育经济的发展。现有运动项目,对体育场地的调查范围较为广泛。如果以后开展新项目只需添加专项指标即可,因此指标体系的发展性很好。

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5

关键词:低碳化发展;路径选择;相对优势;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22-03

党的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首次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而低碳化发展无疑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载体。既从实际出发把约束性的碳强度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将其与减缓大气污染紧密结合,视防治雾霾为调整能源及经济结构、转变增长与发展方式新的重要突破口,化不利为有利,按照既定路线以自身特有方式低碳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愈加强硬,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步伐日渐加快;又审时度势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变被动为主动,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气候交流与合作,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中国低碳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的人均GDp在2012年刚超6000美元,仅排名世界第87位;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2010年还有8640万贫困人口,发展仍为第一要务;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投资的强力推动下成为“世界工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仍将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2007年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党的十报告再次强调,着力推进低碳发展。

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达到或接近碳排放峰值后才开始以降低碳排放总量为目标的低碳转型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中国的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能源需求依然呈刚性增长,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一时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同样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扩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难上加难。就现在及可预见的未来而言,中国还只能通过对相关领域的重点投资,调整能源及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实现经济发展与减少碳排放的双赢。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1.4%,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目前的70%降低到65%以下,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3%;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一45%;2050年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分别超过25%;n50%。这既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低碳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需要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公众意识的提高和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是低碳转型得以顺利展开的重要推动力量。截至目前,全国已有42个省市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低碳社区试点正在拉开帷幕。2013年6月17日是首个“全国低碳日”;中石油、万科、绿色出行基金等企业和民间组织发起成立“中国低碳联盟”。《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将各省(区、市)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考核、评估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及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第二,市场化手段的运用与完善是低碳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据气候组织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策略》报告,为实现既定目标,到2015年、2020年中国每年面临的气候资金缺口分别为1790―2140、2080―2430亿美元,碳交易将是弥补缺口重要的气候融资策略。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2013年也被视为中国的碳交易元年:首批7个省市中,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的碳排放交易试点分别于6月、11月、12月正式启动;京津冀晋蒙鲁6省市还于11月签订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研究协议。据预测,通过7省市的碳交易试点,2014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7亿吨碳排放,仅次于欧洲的21亿吨、高于澳大利亚的3.82亿吨。

二、中国低碳化发展的相对优势

技术、成本这一通常情况下制约低碳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恰恰是中国可以善加利用的相对优势。就技术而言,中国和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上的总体差距相对较小,且已形成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先进成果,存在“弯道超车”的可能性。iea能源技术政策处负责人彼得・泰勒指出,中国正在新能源领域迅速提高自身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力,一些技术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可和发达国家展开双向技术交流。而将业已存在的成熟清洁技术适时有效地加以产业化是低碳化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有目共睹。201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清洁能源技术产值占GDp的比重在38个国家中位列德国之前排名第二,是仅次于丹麦的清洁技术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就成本而言,大量的减排技术在中国应用时成本也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前期一次性投入太大,低碳产品的价格劣势相对明显,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表现出来,其低碳化发展的积极性自然相对有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各国必须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气候组织强调,中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策引导。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清洁能源开发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澳大利亚独立机构气候委员会的报告,2012年中国投入651亿美元发展清洁能源,占G20在该领域投资的30%,远高于美国的356亿美元。

中国有可能相对快速地实现低碳化发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及潜在优势,那就是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技术和成本这两种相对优势的连接纽带及共同突破点的市场。目前,中国的核电在建规模、水电装机、太阳能集热面积、风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iea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指出,因为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中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将降低清洁技术的成本。气候组织报告《中国的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强调,中国正在快速成长为低碳产品和服务等领域的世界领跑者,存在于这些领域的商业投资和经济机会雏形渐显,但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待激发。庞大的低碳技术和产品市场,也使正在全球积极开展低碳投资的跨国公司日益重视并着力参与中国的清洁市场开发与竞争。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2010年《全球清洁能源:价值23000亿美元的机遇》报告称,如果实行更为积极的清洁能源政策,2020年中国吸引的清洁能源资产融资将达930亿美元。

三、中国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由于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为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所做出的努力均会产生极强的外部效应,为防止“公地的悲剧”,尽可能地减少客观存在的“搭便车”动机与行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到后京都时代的“巴厘路线图”及“德班平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在缓慢中不断前行,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机制初步形成。而这其中自始至终充盈着发展空间、发展权利的维护与争取。2008年金融危机使传统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又使国际气候规则的利益博弈愈演愈烈。发达缔约方就事关发展中大国尤其中国的减排问题达成更多默契;越来越多的国家忧虑中国未来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抱持善意地讲期待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别有用心地说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发展阶段和能力的量化减排义务。中国立足自身实际、以自身特有方式低碳化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一)国际气候谈判:中国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及其所体现的大国责任与意愿

随着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和经济实力的日渐增强,中国已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焦点中的焦点。为促使谈判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中国在坚守中展现出适度的灵活性、在合作中寻找着可能的妥协与突破,尽最大努力推动历次气候会议取得博弈各方均能接受的积极进展。由最初坚决反对量化减排,到哥本哈根会议前夕明确提出不附加任何条件且不与任何国家减排目标相挂钩的自愿减缓承诺;并进一步在坎昆会议期间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分歧较大的“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等问题,表示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支持的减缓行动接受“三可”,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土资金的自主减排行动接受“国际磋商与分析”;更在德班会议进入攻坚战时释放出尽可能的诚意,明确中国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需通过谈判达成,满足必须有《京都议定书》和第二承诺期、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及各自能力的原则等5项条件,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面对华沙会议发达国家整体的意愿不足尤其日本的倒退和缓慢得几近停滞的谈判进展、深受打击的谈判信心及持续弥漫的失望情绪,中国强调自身对2020年后的气候协议持灵活态度,认为应由其内容决定法律形式。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大国责任和政治意愿,是在维护自身发展空间和权利的同时,有意识地通过外部环境约束对自身的低碳化发展自我施压。

(二)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面对的忧虑与期待及其所体现的舆论氛围与压力

中国的贸易规模赶超德美、经济规模力压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为尽可能避免国际格局相对变动带来的自身利益损失,发达国家从中国“环境”、“资源掠夺论”转而更多地采取“捧杀”策略,有意识地过分渲染中国的作用。虽然过去8年中国已降低单位GDp能耗26.4%、降低碳强度28%、节能9.8亿吨标准煤,低碳化发展取得不少成绩;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展现出适当的灵活性和妥协,所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日益受到肯定。潘基文在出席华沙会议时明确表示,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包括碳市场等方面的进展印象深刻;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也认为,近年来中国大力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为减少碳排放作出巨大努力,也取得积极效果。但依然和世界的期望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甚至有在口舌之争中越陷越深的趋势。

1.对中国未来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忧虑已形成一种偏向性相对明显的“舆论氛围”。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比由2000年的12.9%提高到2010年的约23%,人均C02排放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排放还将进一步扩大,何时迎来排放峰值尚要看结构调整的具体落实情况。尽管较之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已低很多,中国未来50年的能源增长速度依然为经济增长速度的40%-65%。据iea统计,中国早在2009年就已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用户;即使按照自身数据,中国也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斯特恩表示,虽然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排放的增长前景仍然令人担忧。iea署长范德胡芬2013年表示,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排放将超过欧洲、为美国的一半,排放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能源消费超过美国80%,能源人均需求基本达到欧洲的消费水平。2013年lea《煤炭市场中期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煤炭消费量中的占比2012年达到创纪录的47.8%,未来5年对煤炭的需求约占全球需求增量的60%。无论是被指责阻碍国际气候谈判进程,还是成为他人不承担或不切实履行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的挡箭牌,中国都不可避免地始终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美国2014~F2月在德班平台下提交的关于气候新协议的展望再次强调,各个经济体的排放情况和经济面貌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变化,采取《京东议定书》式的“两分法”确定减排义务行不通,新型经济体排放大国应承担减排义务。即使相对“友好”的欧盟也曾在2012年气候谈判中宣称,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减排责任,已无法反映当前各国的经济实情。显然,按照发达国家的逻辑,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有着更多的理由被剥离出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而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能源消费国,就更应承担起同发达国家一样的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对中国低碳化发展的刻意忽视和选择性无视已形成一种偏向性相对明显的“舆论氛围”,中国所面对的要求自身承担更多全球气候治理责任、更大减排义务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2.关注中国减排,看好中国低碳发展前景,积极谋求与中国合作,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国外媒体对中国的雾霾和大气污染治理及降低煤炭消耗、调整能源结构进行了大量报道。气候合作成为2013年中美关系的新亮点。双方不仅就削减氢氟碳化物达成重要共识,还《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并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专门举行气候变化特别联系会议,决定通过载重及其他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能效5大领域新的务实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2013年《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指出,绿色增长应成为双方的主要战略和务实合作领域;实施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通过开展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推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最大程度发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欧盟资源效能战略的对接效益。潘基文不仅在坎昆会议期间强调,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依赖中国的领导力;还在出席华沙会议时表示,希望中国不断提高行动力度。

(三)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

现实终究是现实,任何美好的愿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替代或改变自身的能力与水平。截至目前尚没有国家能够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限制自身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合理的碳排放增长空间,也就意味着延缓自身的发展步伐甚至放弃自身合理的发展权益。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最为根本的分歧在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后者的目的是通过强调现实的排放水平和未来的排放趋势,割裂历史、模糊界限,在推卸自身责任的同时转嫁责任,迫使新兴发展中大国超越自身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及现实能力,提前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框架下“同时”承担量化减排义务,进而维护自身的国际主导地位。尽管以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战略目标之一,中国营造有利于自身低碳化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还是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着眼未来,积极维护自身的基本发展权益,尽可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继续加快自身经济转型步伐,大力推动自主节能减排,认真履行业已做出的自愿减缓承诺,坚持走低碳化发展道路。这既是遵守国际规则,实实在在地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是以问题解决者的姿态主动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最为根本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国际气候传播,积极宣传自主减排成绩,提高自身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的透明度,尤其是善于利用西方语言、论据最大限度地反映自身减排的困难与障碍,突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阶段性特征和与发达国家密不可分的现实问题,尽可能化解来自各方的量化减排压力。据估算,1900―2020年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为197.23吨,仅相当于美国1900―1915年、德国1900―1928年、日本1983-2005年的排放。已有国外研究表明,2005年中国1/3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于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而这一比例在1987年、2002年仅为12%、21%。以生产国为基准核算温室气体排放,未能体现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和国际贸易向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和最大出口国的“碳泄露”。面对发达国家日渐清晰而强硬的“分化”策略,中国还应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南南气候合作,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真切感受到自身的诚意与责任。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才能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从而为自身的低碳化发展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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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6

低碳―旅游业的绿色转身

何为“低碳旅游”?简而言之,就是在旅游活动中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缓全球变暖。

具体到个人而言,在出游过程中搭乘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多参与以徒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旅游活动;自带便携式个人用品,拒绝使用宾馆提供的一次性洗漱用具等,都可以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低碳”不应该是时尚好听的新名词,而是我们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实现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温室气体让地球发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200多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大量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出,导致全球气温升高、气候发生变化。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2009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二氧化碳过量排放导致的环境问题日渐恶化。首先是海平面上升,而南太平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岛屿卡特瑞岛将是全球第一个被淹没的有人类居住的海岛,目前此岛主干街道已经水深及腰,农田被海水淹没;其次,导致气候异常,海洋风暴增多,干旱加剧;再次,从影响人类健康方面而言,随着二氧化碳水平和温度的逐渐升高,花期提前来临,让花粉生成量增加,使春季过敏加重。水环境温度升高会使蚊子和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使登革热、疟疾和脑炎等时有暴发。水温升高导致蓝藻迅猛繁衍,从市政供水体系到天然湖泊都会受到污染,从而引发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肝脏和皮肤疾病。低碳生活,已成为人类急需建立的生活方式。

认识到这些,就不难探究到“低碳旅游”的产生原因:

首先,生态文明及其影响力是“低碳旅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人类文明体现在与自然的协调上。工业文明时期产生了现代旅游业,但是这种旅游方式和现代工业一样为人们所诟病。在工业、农业向生态方向发展之后,旅游业发展中要求保护旅游对象的呼声不断高涨。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对资源和环境影响不大,对旅游目的地以及整个生态环境负责的旅游模式。在现代文明观的指导下,无论旅游经营者还是旅游者,都逐步意识到让人怡情的山水胜景是亿万年进化所得,需要人类的珍惜和保护。无论开发还是利用,都应与其协调、与其平等,从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得到精神享受。

其次,市场需求的拉动是“低碳旅游”产生的外部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者逐渐增多,出游的次数也在增多。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日渐感受到环境的恶化,放松身心,回避紧张生活和工业污染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对旅游的期望、感知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变化,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受到关注和欢迎。在世界范围内,旅游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调查显示,生态旅游市场迅猛增长,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低碳旅游”作为一种绿色生态旅游同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是拉动“低碳旅游”发展的巨大外部动力。

最后,旅游业内部寻求可持续发展是“低碳旅游”产生的内在动力。

从旅游与环境的关系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关系。优良的环境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资源环境发生破坏,旅游吸引力就变得越来越低,旅游效益就无法实现。国内比较早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旅游景区,如国内首个森林公园张家界的境内就全部使用混合动力及电瓶巴士。旅游业的发展必须寻求一种合理的模式,通过合理地利用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业自身对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低碳旅游产生并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

环保与低碳旅游品牌核心价值观

许多人认为“低碳旅游”之所以没有火爆,是因为缺乏经济利益,这其实是对“低碳旅游”乃至“低碳经济”的误解。“低碳旅游”的三大效益是互相关联,相互制约的。生态效益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物质基础,经济效益是其发展的巨大拉力,而社会效益则是一种无法完全用货币衡量的效益,可以说是旅游业发展的最终归宿。而“低碳旅游”未能一下火爆,未能“捞金”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以及“低碳旅游”效益本身的特性―“时间性”。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是在人类对环境破坏到一定程度之后显现的。因此环境保护的过程十分重要。

“低碳旅游”的经济效益,对于旅行社及旅游开发管理者而言,应该是以最小的能耗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收益的最高水平。对于旅游者而言,是享受优质的旅游资源和服务。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是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低碳旅游”的经济效益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这也是“低碳旅游”区别于传统大众旅游的核心所在。

传统大众旅游者往往追求资金和时间付出的最大回报,因此可能导致很多不友好的行为,比如为捷径而践踏草地、在古建筑上刻划“留念”、随处丢弃垃圾等。而钟情于“低碳旅游”的人群具有较高的生态意识,是以体验生态美为价值取向,以生态伦理道德为行为准则,通过对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的理解认识获得审美愉悦感,尽可能减少自身行为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低碳旅游”的消费者大致具有以下特点:综合素质较高,包括身体素质、道德素质、环保知识、文化修养等各个方面。如理解大自然生态平衡的原理,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环保的要求。对旅游者进行划分,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其消费心理,更好地开拓旅游市场。目前中国,尤其在大中城市中,一些年轻的学生、上班族,都是“低碳旅游”的目标客户群。这些人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素质较高,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另外,他们身体素质较好,富于开拓进取的探险精神,乐于接受野营、观鸟、徒步穿越、垂钓、冲浪、潜水、漂流、摄影、探险、森林度假、科考等旅游形式。

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7

关键词:碳信息披露;政府;市场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30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业、利益相关者以及非盈利组织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一些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开始制定强制性的碳信息披露的相关法案,意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碳排放。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之中,碳排放量较多,中国政府和企业也越来越重视碳信息披露对于自身的发展。根据2014年CDp中国报告显示,中国回复CDp问卷的数量(45家)再创历史新高,回复率45%处于中等水平,说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已经具备良好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是我们目前尚未进行专门的立法。

一、国外立法现状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或“委员会”)在2010年2月8日了关于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指导,这个指导并不是创造新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修改现有的联邦证券法,这只是一个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提高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和清晰性的解释版本。相关规则涵盖了公司的风险因素、业务描述、审判程序的合法性以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并指出公司在其披露的风险因素中加入气候变化的重大风险,风险因素被要求列示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它们分别是碳排放权配额交易的利润和费用、为了达到排放标准而改进设备的成本、由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引起的市场需求量的变化、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巨大的物理影响以及总量交易机制的财务影响。

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Caa),这是一个从固定和移动源来调节空气污染的全面的联邦法律,在这个法案中授权美国环保署(epa)建立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2007年美国联邦法院指出温室气体是空气污染物之一。在2009年9月美国环保总局了最终的《温室气体强制报告规则》,这个规则要求大约10,000个大型排放设施自2010年1月1日起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在2010年5月13日又这些大型设施的具体范围包括发电厂、炼油厂、水泥生产设施等。截至2014年12月24日,epa共出台了24个关于温室气体披露的最终规则和更正。最终形成了一个温室气体报告计划(GHGRp),这是一个温室气体数据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可以方便快捷地找到设施层面的信息,包括设施、产业、区位、气体排放量等数据信息。2015年8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环保局了清洁能源计划,这项计划有望使美国从电力部门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比2005年低32%,同时也减少威胁人们身体健康的烟尘和烟雾排放量20%。这也是一项用实际行动减少碳污染的历史性的一步。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并认为报告温室气体排放与市场透明度正相关。

2008年11月,英国政府通过的《气候变化法案》使英国建立了具有长期约束性的法律来适应气候变化。之后,2013年实施的公司法要求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自2013年9月起在其战略报告及董事会报告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碳减排承诺也要求公司向英国环境局报告所有的与能源使用有关的排放情况并购买碳排放配额。作为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eSt)的补充,CRC也于2010年4月开始实施。强制性的碳信息披露可以使投资者看到公司节能减排的隐性成本,体现了英国向“低碳转型”战略转型的决心。

澳大利亚于2007年了《国家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法》(nGeR),为企业和设施的碳排放、能源生产、能源消耗规定了临界点,要求超过的设施和企业向能源效率和气候变化部和温室气体和能源数据办公室提交碳排放报告。随后又颁布了一系列碳排放信息计量、报告以及鉴证条例等实施细则,要求从2008年起碳排放高的企业与企业集团必须通过政府提供的信息平台向相关部门报告碳排放信息。另外,澳大利亚还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和软件系统,为碳数据的保存、浏览、运算、检索做好基础工作。

加拿大环境部2004年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报告要求年碳排放量超10万吨(2009年调整至5万吨)的企业在温室气体报告体系中披露碳排放信息,此后又公布了报告的披露指南、碳计量方法以及鉴证制度,为有报告义务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经济的、单一的报告平台。

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国际组织(气候风险披露倡议(CRDi)、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普华永道会计公司(pwC)、全球报告倡议组织(CRi)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碳信息披露项目(CDp)分别对碳信息披露的内容做出了不同的界定,(陈华,2013)以目标导向为基础对上述的五个组织提出的碳信息披露内容进行总结分析,他们认为不同的制定者因其成立背景和碳信息披露目标导向不同,披露内容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和气候风险披露倡议侧重于碳风险信息的披露,普华永道会计公司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则侧重于披露企业的碳排放量及其产生的影响,CDp则是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强调碳减排治理和碳风险管理。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就开始的关于碳信息披露立法的探索和实施,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在相关法律制度制定和实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国在制定时借鉴和参考。

二、国内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还没有对企业必须进行碳信息披露专门立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强制性规定,我国企业在进行碳信息披露时依据的是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包括国家层面的立法、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等(李挚萍,2013),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由于部分温室气体已经纳入大气污染防治的内容,所以可以说它是我国第一部涉及到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另一部是《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这是我国最早明确要求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法律,也是目前我国强制要求企业公开部分环境信息的唯一一部部级立法。部门规章主要是环境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的。主要有:《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2003)、《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2004)、《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2005)、《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2)。另外,我国财政部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还涉及到企业会计准则、招股说明书等。除了上述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外,各地方也结合自身情况探索性地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政策与法规,如《江苏省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02)、《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0)等。特别是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五省八市”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后,试点省市此后了各自的工作方案,对碳信息披露均提出了相关要求。

三、结论

通过近几年快速增长中的碳信息披露,我们提高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并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综上所述,我国的碳信息披露建设应着重从如下方面进行完善:

(一)加快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应尽快出台一部综合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法,对碳信息的概念、碳信息披露的适用主体、披露标准、披露范围以及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建立健全碳信息披露的监管机制。制定出既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又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碳信息披露的标准和框架。

(二)加快碳交易市场建设和加强监管。目前,我国7个试点市(深圳市、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天津市、重庆市、湖北省)的碳市场已经全部上线,强制纳入2,247家企业,总配额量超过12亿吨二氧化碳。在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企业可通过三个途径完成履约:配额买卖、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买卖(CCRe)、碳减排项目或实施申报CCeR项目,进行自身抵消。随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不断完善,碳市场深入开展,预计管控企业数量和总配额量将有所增加,管控强度进一步加大。

(三)企业积极参与自愿碳信息披露。虽然一些研究表明参与自愿碳信息披露和市场反应是负相关关系,但是自愿碳信息披露在减少企业声誉风险和减少碳交易成本的作用却不能被忽视。自愿碳信息披露不仅可以降低管理成本,也是企业社会责任观的一种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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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华,王海燕,荆新.中国企业碳信息披露:内容界定、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会计研究,2013.12.

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8

[关键词]低碳经济中国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下发展低碳经济大势所趋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促成科技创新的重大飞跃。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1929年华尔街股市狂跌引发的经济危机促使战后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工业化革命以来的三次科技革命都是以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目前,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

二、“低碳经济”的概念内容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和气候的制约瓶颈。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做出的报告指出,现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未来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6年底,中国科技部、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2010年3月,“低碳”成为两会的关键词,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内容就是谈低碳环保。

三、低碳经济背后酝酿的革命

(一)能源消费方式的革命

能源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是能源需求始终保持强劲增长,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其既处于高能耗阶段,也处于高碳经济时期。中国是一个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原料为主要能耗的国家。在能源储备中煤炭占94%,在能源消费中煤炭比重约为70%,同时,煤也是污染最严重的能源之一。为了保证经济发展、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中国的煤炭消耗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还会增长。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新能源行业的振兴规划。规划将全面提升和发展新能源行业,包括创新能力,产业应用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风电、太阳能产业链,形成了产业的群体,通过政府宏观政策推动下,国家的基础力量已经开始形成。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革命

构成财富来源的自然资源的类型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资源禀赋的结构决定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工业经济是从土地资源向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开始。大规模机器生产形成对铁矿、煤矿、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由此决定了在一定程度上不可再生资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今,经济方式的新革命是从不可再生资源想可再生资源的转化,这不仅仅是能源形态的转变,更核心的是经济方式运行基础改变的新起点。

(三)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

长期以来,以大量消耗能源、生态环境恶化、严重破坏资源的高能耗生产方式为代价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积极反思惯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充分发掘生产、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中国近期提出建设集约型社会,出台了“太阳能屋顶”计划,标志着我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四、来自低碳经济革命的挑战

(一)科技水平落后是最大制约因素

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开发低碳技术的实验处于刚起步阶段,与实际应用相距甚远。科技水平的落后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公共交通部门,汽车二氧化碳的排放虽然有了严格的限制,但是新型能源(比如氢能)的燃料技术并不完善。在电力生产部门,以煤炭发电的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80%,主体地位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低碳技术的落后使得化石燃料必然是目前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首选。

(二)中国的能源结构的劣势

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煤炭是最便宜最具竞争力的发电燃料,它是维持中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因素之一。根据“后京都时代”的发展趋势,中国迟早会在国际气候变化体制下承诺减排义务,这使得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花重金把煤炭清洁化技术作为研究重点已备未来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技术转让费用的同时占用煤炭资源成本,使得煤炭资源的使用成本上升,从而抵消发展中国家在资源方面的优势。

(三)中国面临国际方面的压力

1、来自国际组织的压力

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标志着全球189个缔约国共同把气候变暖作为威胁人类发展的首要环境问题。1997年缔约国通过《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2007年在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象大会上通过了“巴厘岛路线”,明确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和时间安排,达成温室气体的总体减排协议,限制各国的碳排放量。对于中国而言,承担起减排责任是一个必然。

2、来自贸易伙伴国的压力

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从2020年起美国商品进口商在进口商品时必须向美国海关提交有关进口商品被国际排放权制度所覆盖的申报单,如不符合这一要求,进口商品将不予通过海关放行。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要求进口商购买排放配额,其实质是要求贸易伙伴国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同样,欧盟对进口商品增加碳税的征收,其制定的碳平均化体系,迫使贸易伙伴支付进口边境调节关税,无疑形成新的贸易壁垒。

为了开辟低碳产品的市场,发达国家广泛使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提高高碳产品的市场进入成本,尽力抑制高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除了通过宏观政策影响广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近年来还引导消费者选用低碳产品,增加低碳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核证减排量“买卖的剪刀差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非附件一国家,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目前并未纳入强制减排计划之中。为此发达国家通过购买中国的“核证件排量”从中获益。2009年底中国的核证减排量交易数额占全世界总交易量的85%以上。发达国家看准契机,纷纷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中国的核证减排量,他们经过金融包装、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将减排量进行买卖交易。同时,他们竭力开出优惠条件吸引中国金融机构参与他们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场,企图赚取中国资本的利润。

五、制定应对战略,迎接“低碳经济革命”的到来

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谁会“低碳经济革命”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国家综合竞争力。为此,对发展中国低碳经济,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从国内角度看:

1、完善碳经济市场法律法规,消除制度障碍

《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到:2020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单位GDp能耗量比2005年降低40%~60%,单位GDp的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一半。以此为总目标,我们应在各个层面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尽快完善碳排放政策,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从宏观范围看,我们应充分认识积极参与与构建全球性低碳经济交易市场的重大意义,尽快建立一套全国与世界接轨的统一低碳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应借鉴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经济方面的法案、法规,效仿欧盟的碳税制度、能源税制度等政策,完善碳排放贸易制度,促进碳交易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2、利用国内优势资源,实现低碳产品产业升级

在发达国家企图利用科研技术水平高、工业化程度高等优势竞技低碳经济技术开发时,面临的困难之一是如何取得稀有金属的供应。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中指出的11种非常重要的稀有金属品种中,中国是三种稀有金属的主要供应国。生产太阳能光板所需要的镓元素,40%左右来自中国。从资源结构看,中国的稀土元素产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同时,中国在产品、产业双升级方面也有优势。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制造业大国,具有广大的低碳产品市场,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发挥企业优势,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率,中国这些年引进外资力量优势有目共睹,技术创新能力也大幅度增长,这有利于消化吸收国外引进的清洁能源技术,也有利于自我创新。

3、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低碳技术创新

清华大学何建坤教授2009年在《绿叶》发表的文章论述了这样的观点:未来,低碳技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标志,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不可逆转,低碳经济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2009年的GDp为基数,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每年需要将二氧化碳指标排放接近于零的核心技术(如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投入25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4、构建低碳试验示范点

低碳示范点的建设,可以构建多样、安全、高效的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推广使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通过建设低碳示范区,可以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利用资源。在区域层面上,建立企业、行业、产业之间的物质输入与输出关系,在社会层面上,把“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有机组合起来,降低环境资源供给压力,建立完备的资源再生循环体系。对此,中国也可以利用典型示范的方针,取得成效后逐步推广。示范点可以从以下三种典型入手:

(1)企业型示范点

这是微观经济范畴最直接的示范点,可以先在一个或几个能源消耗大,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化工企业进行示范,政府以减排要求对企业的情况进行调查,获得第一手数据。

(2)行业型示范点

行业示范点是在企业基础上进行整个行业的试验,比如冶金、石化行业等具有代表性的行业。从个别行业扩展到一二三产业的大分类可以对产业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

(3)以大片区域为试验点

这是一种近乎宏观的试验,在较大范围内进行低碳经济试验区,可以从上海等发达地区试验起,将其地域辐射开来,将区域试点连接起来,从而构成全国性的碳市场。

(二)从国际角度看

1、争取碳市场的话语权

目前在国际格局中,主要碳经济机制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都是在欧洲,中国在碳市场上没有话语权,缺乏自己的交易体系,所以没有相应的定价权。中国要积极吸取石油市场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制度规则的制定,相应国际社会的号召,并与西方大国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

2、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展良好合作关系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低谷中急于将自己解救出来,这决定了他们必须抓住这次低碳经济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国际地位近年来有所提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使中国展现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共同的利益点是进行良好合作的基础。中国必须抓住低碳经济的契机,利用市场、资源优势同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合作,使大家在合作中图发展,共同获益。

六、结语

低碳经济已成为金融危机下全世界普遍认同的经济发展新动力。作为新一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竞争,中国必须克服自身科学技术制约、能源结构制约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立足自身发展,启迪新思维、完善新制度,利用自身能源与市场的优势,推动产业、产品创新,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制高点。

参考文献:

[1]中外专家聚沪共探低碳城市经济.中国新闻网,2010;3

[2]上海确定三大低碳示范区:崇明临港和虹桥商务区.解放日报,2010;3:24

[3]张庆阳.今年政协一号提案力挺低碳经济.证券时报,2010;3:24

[4]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人民网北京,3:24

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9

【关键词】碳审计;研究综述;审计主体;市场结构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7)06-0107-04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发展低碳经济已成共识。碳审计作为环境审计的一部分,需要在环境治理中发挥其应有作用,碳审计数据的准确性也是碳交易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国内外学者对碳审计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一、国外碳审计研究内容及主要结论

国外碳审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碳审计主体、标准,不同碳审计主体的优势和作用,以及碳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等方面。

BraamGJm等指出碳审计对保证碳信息披露质量非常重要,建议出台强制性碳审计等措施[1]。澳大利亚强制要求碳排放量最大的企业碳排放报告,但并未强制要求对碳排放报告进行审计。不过很多企业都自愿进行了审计,审计主体主要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和一些环境咨询和鉴证公司[2]。在碳审计市场,注册会计师和其他专业领域的鉴证服务提供者相互竞争,几乎各占一半市场份额[3]。Simnett等[4]分析了碳信息披露报告及其审计的必要性,提出需要制定合适的国际准则,并对其中的技术问题、保证程度、利用专家工作、审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等进行了分析。国际审计与鉴证委员会2012年颁布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审计指南(iSae3410),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碳排放报告提供了指导,而会计师事务所以外其他机构的工程师和环境科学家等对碳排放进行审计时,依据的是国际标准机构的iSo14064-3(2006),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确保程度的重要性水平运用不同以及审计计划的细节程度不一样。

Hugginsa.等指出,范围1的审计更需要工程师和环境科学家的专业知识,范围2的审计有些需搜集的证据可以直接从财务信息中获取,如所耗的电量和飞行信息等由注册会计师做能降低成本。nugent[5]分析了应由注册会计师提供碳审计服务的理由:一是如iSae3410所建议的那样,财务报表审计的风险模型包括理解和评估被审计主体重大错报风险及对风险评估作出正确回应等,能很好地运用到碳排放审计领域中去。二是碳排放报告是碳排放的时期数,因此一些人认定包括存在性、完整性、准确性、截止性测试、分类以及关于碳排放存货列报和披露的存在和责任、完整性、分类、可理解性、准确性和量化、一致性都适用。审计报告结构也和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类似。一些反对的声音则认为注册会计师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来完成碳审计,但会计界人士认为他们的成员也有很多不同的专业背景,有现成准则分析了组成一支多专业领域队伍的必要性,会计界也有组织队伍的经验。当需要除会计和审计之外的其他专家帮助收集足够的证据时,也有准则对相关问题进行指导。另外,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层面都有质量保障措施和程序,注册会计师还受更严格的职业道德、客观性、职业胜任能力、应有的关注、保密以及职业行为等的监管,相关监管程序也很严格,因此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碳审计服务质量更高[6]。对大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声誉资本的信任还有助于增强公众对碳排放审计信息的信心。当然,严格的质量控制通常是和相应费用挂钩的,企业通常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市场的力量使得企业对不同的审计主体都有需求,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鉴证主体各有优缺点。Zhou等[7]研究发现,正如信号理论一样,企业会通过选择碳排放报告审计主体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当企业的碳排放报告是放在一个一般目的报告中向更多利益相关者报告时,他们倾向于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当他们主要是向监管提交特殊目的报告时,他们选择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其他审计主体。

Green用问卷调查法对澳大利亚碳排放报告的编制者、使用者和鉴证者进行调查,分析了影响温室气体鉴证主体质量看法的重要因素[8]。结果显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鉴证者的职业道德和诚信,以及签证团队与负责人对温室气体排放和相关规范的知识掌握。审计者对特定行业鉴证知识的掌握以及在同行业内鉴证过的企业数、鉴证者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对其鉴证质量并无重要影响。另外,和财务报表审计不同的是,审计主体是否同时向被审计单位提供咨询服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最小,碳排放报告编制者、使用者及审计主体关注的重点也不同。审计主体更为关注独立性,即任何外部专家都是独立的,且未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审计主体认为利用外部专家以及组成多学科的计团队能提高审计质量,而编制者则认为审计人员应该具有必要的碳排放测算知识比审计主体的经验和团队负责人更重要。报告编制企业希望审计团队负责人直接与负责碳排放报告的经理沟通,而审计主体则更关心与董事会的沟通。

二、国内碳审计研究内容及主要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经开始碳交易试点,碳审计及其相关研究已在进行。叶祖达[9]首先分析了碳审计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作用;王帆[10]、卢相君[11]等分别讨论了英、美、丹麦、香港地区低碳审计的经验和启示;钱英莲[12]、杨渝蓉[13]等分别讨论了煤炭行业、水泥行业的碳审计方法;王爱国[14],刘惠萍、王爱国[15],赵放[16]也对碳审计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一)碳审计的内涵和外延定义不清或者不一致,在研究中容易造成混乱

耿建新、房巧玲[17]曾对国内外环境审计研究视角的不同进行分析,明确了我国环境审计研究的视角。碳审计作为环境审计的一部分,也存在研究视角差别的问题,加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碳审计”这个专有名词的使用和实践的先行,使得碳审计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却没有对碳审计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界定,造成了相关研究的混乱。

有些国家,比如英国碳审计涵盖的内容较广,不仅包括对碳财务会计的审计,即对碳排放和碳固活动就财务的影响进行审计,还包括对碳排放和碳固会计等企业碳物质流(碳物质流是企业碳财务会计的数据来源和核算基础)的审计,即对主体实际碳排放量的核查,具体包括主体碳排放量的核查和产品碳足迹标签审计。此外,与低碳政策和低碳资金、低碳管理系统相关的审计,如碳减排政策和绩效审计、碳管理系统审计、碳减排资金分配及使用评价审计等也属于碳审计的范围(王帆,2010)。而我国香港地区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碳审计就是特指对主体或者产品的碳足迹和碳排放量等碳物质流的审计。这种差别使得我国目前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对“碳审计”这个词的使用比较混乱。有些研究专门对碳排放实物量核查的国际标准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我国碳排放实物量核查的标准[18-20]。部分研究对碳审计定义时让人容易理解成碳实物排放审计,虽然也提及了各国际组织、各国家的GHG(GreenHouseGas)认证和香港地区的碳审计(GHG排放审计),即碳实物排放审计,但在具体分析碳审计的学科属性时又提出碳审计不仅包括碳实物排放量的审计,还包括与低碳政策和低碳资金相关的审计(王爱国,2012;刘惠萍、王爱国,2013)。一些研究则认为碳审计既包括碳实物量排放的核查,也包括与低碳政策和低碳资金、低碳管理系统相关的审计[21],还有一些研究则认为碳审计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碳信息披露的审计[22]。

(二)相关研究未能联系实务

我国目前因为碳交易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事业实际碳排放量的审计实务已经先行,实务中用“碳核查”这个词。但由于碳审计定义界定不清,相关碳审计研究即使分析的是碳排放实物量核查问题(王帆、张龙平,2014;王帆,2014;王帆,2015),或者其碳审计的外延论述包括排放主体的碳排放实物量核查问题(王爱国,2012;刘惠萍、王爱国,2013;赵放,2014),但也从未提及实际中已经在进行的碳核查业务并对其进行分析。王帆、张龙平(2014)在分析碳实物排放标准时未提及国家发改委的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而是自行构建了一个衡量企业碳排放量的体系。

(三)审计主体模糊,没有分析我国现有的碳审计市场主体和结构

针对碳审计主体及审计质量比较的研究很少,对注册会计师如何参与碳审计业务指导不明确,相关监管也未得到明确。袁B[23]首次讨论了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碳审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些研究分析发展我国碳审计的思路时提出碳的民间审计主要由会计师事务所、环保科技公司、环境交易所协同开展(赵放,2014),也都提出要完善《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审计准则》、《独立审计准则》和《内部审计准则》等,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碳审计专门人才(王爱国,2012;赵放,2014)。目前我国碳审计市场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但是对这个市场的分析和讨论却比较少。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彬团队从2009年开始关注并研究碳审计业务,也在组织层面为企业提供碳实物排放审计、碳披露审计、低碳咨询等服务,中注协曾对此类业务的推动和监管表示关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也和北京环境交易所签订了有关碳盘查、碳预算的协议。但就如李明辉、刘笑霞[24]提出关于注册会计师介入环境审计业务的疑问,注册会计师介入碳审计也存在同样的疑问,目前我国碳审计业务的主体主要包括哪些?造成目前市场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注册会计师是否适合作碳审计的主体,是否应该在这个市场中占一席之地?提供的保证程度和目前的其他主体相比如何?他们应该主要关注哪一块碳审计业务?在碳审计主体不同的背景下如何统一有效监管?现有的研究对这些均未给出明确的分析,让读者对碳审计相关实务模糊不清,导致相关监管也未得到明确,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背景下统一监管问题更显得紧迫。

三、未来的研究方向

随着碳审计交易的推广,碳排放信息是确定企业得到碳排放配额以及是否需要购买碳排放权的重要基础,这些将对企业的费用、负债,从而对企业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因此会有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对碳排放报告及其审计质量感兴趣。如果数据错误,企业及其审计者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Green和taylor,2013)。此外,随着综合报告的推行,碳排放量的审计成为注册会计师审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Huggins等,2011)。因此,研究碳审计及其市场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具体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对碳审计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全面界定,有助于避免理论研究和实务分析的混乱

由于碳计实务已先行,国际上及我国香港、内地均有相关实务,目前理论和实务名称较为混乱,不利于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务分析的进行,因此研究需要在梳理国内外关于碳审计的理论及实务的基础上对碳审计的理论和外延进行清晰定义,以结束目前的混乱局面,推动相关理论研究和实务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二)弥补目前对碳审计市场分析的空缺,为会计师事务所介入碳审计不同业务作参考

虽然我国目前碳交易试点相关监管部门制定了一定的碳审计市场准入规则,碳审计市场也已经有一定规模,但并没有研究分析该市场的结构及其形成原因,因此亟需对我国碳审计市场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比较注册会计师和非注册会计师碳审计保证程度和审计质量的区别,以及碳排放审计报告与社会责任报告中碳排放信息审计的区别。房巧玲(2009),袁广达、袁玮[25]分析了注册会计师参与环境审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建立以注册会计师为主导地位的我国上市公司环境审计制度的设想,但他们没有分析环境审计的具体类型并对注册会计师参与环境审计的意愿、现实以及适合的具体审计类型进行分析和调研,只是进行了理论分析。后续研究可以对该市场进行实际调研,为会计师事务所介入碳审计不同业务作参考,使研究更贴近现实。

(三)对碳审计主体多元化及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背景下的碳审计监管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明确相关监管问题

在目前不同类型的碳审计市场中,碳审计主体都是多元化的,各类碳审计主体的执业团体和监管机构各自试图对碳审计业务制定相关准则并进行监管。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建立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协调统一监管,保证碳审计业务及其数据的可比性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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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市场报告篇10

关键词:低碳 发展方式 低碳城市 能源结构

一、低碳经济的兴起

自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斯特恩气候变化报告》发表之后,低碳经济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然而截至目前,对于低碳经济尚没有严格的定义。被广泛引用的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的阐述: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源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

从这一论述出发,对我国而言。低碳经济与目前开展的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努力是一致的,是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等重大战略和政策的延伸和扩展。从操作的层面上看,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控制高能耗产业的过快增长和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到2025年物理能效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包括风电、水电、太阳能供暖的大规模发展和光伏发电的商业化应用:快速发展核电特别是三代核电和四代核电:公众的意识以及消费模式的改变。

低碳经济应该包涵四个维度的内涵:发展阶段、低碳技术、消费模式、资源禀赋。低碳经济一方面对于人文发展施加了碳排放的约束:另一方面强调碳排放约束不能损害人文发展目标,其解决途径便是通过技术进步和节能等手段提高碳生产力。从短期来看,可以在不改变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碳产出效率,实现相对的低碳排放: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能够借助清洁能源替代、低碳技术应用等手段实现一国碳排放总量的绝对下降。低碳经济是一种兼具“效率”与“和谐”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战略的突出地位,这既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需求,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国际经济社会变革的趋势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