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1
在一个转轨时期的金融环境中,货币政策传导与金融监管之间会产生诸多冲突,如何协调并建立两者间的新型平衡关系,是当前金融改革的一大难点。就此,本文拟从两大冲突与矛盾着手,分析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规则的冲突、集权式运行模式的矛盾等方面,来论述建立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服务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问题。
(一)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规则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直接调控逐步缩小,间接调控运用不断增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基本锁定为稳定物价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应该讲,稳定物价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是相当明确的,它根据历史上货币政策传导各环节中多主体的行为取值之和进行政策调整,这是一个变量的概念,是一个多重主体的、多变的集体选择后果。
但是,该货币政策目标经过金融体系的过滤后,则与现行监管规则之间产生极大冲突,这种冲突存在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之中。
从1991年至2001年,我国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近8000亿元,但贷款却增加80000多亿元,其中1999年,非金融部门以银行借款方式从国内金融机构融入的资金为10734亿元,占其总融资量的61%,以债券及股票方式融入的资金为3744亿元,占其总融资量的21%。这些数据说明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融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故银行信贷传导仍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
那么,为创造健康金融运行环境,服务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监管也就集中于信贷政策的监管,它建立在中央银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基础之上。考虑信贷政策作为货币政策客体——商业银行的经营准绳,其对商业银行经营具有巨大影响力,故其具有相对长期稳定的内在特质要求。
于是,为平滑物价变动,中央银行需要连续调整货币政策时,却因信贷政策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弹性较小,使得中央银行在此之间难以寻找实质性的平衡点。例如,近年来中央银行不断降息,并通过窗口指导,推动商业银行放贷,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但是实践证明,老化的贷款管理办法及严厉的贷款责任人制度,强硬地制约了商业银行的放贷积极性,也制约着中央银行自身的货币政策意图实现,这就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监管规则无法为货币政策提供坚实的运行支撑。
(二)集权运行模式的矛盾
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需要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运行环境,通过金融市场作用于政策客体,对其资产的结构、财富的变动、信用供应的可能及预期产生一系列影响,以达到政策目标。
但是,中央银行的另一种职能——金融监管却因其自身的运行模式,加大了货币政策的社会运行成本,改变了货币政策预期效果。尤其在我国,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共存于一体,即中央银行集权运行双职能,使得金融监管同货币政策传导之间产生内生性冲突。
观察可知,我国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决策的独立性,它要服从于政府的各种利益调整要求。既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不具有独立控制权,其结果就是,金融监管成为中央银行职能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化水平很低的情形下,消极监管更成为监管主流,这是中央银行损失最小、利益最大的一种选择。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还会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干预,更使得为货币政策传导服务的预期监管目标发生扭曲。所以,在运行载体同质的基础上,集权式的货币政策管理与金融监管使中央银行产生两难抉择,即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需要开展积极监管,但却强烈地受制于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机制的约束,而转向货币政策配合值很低的消极监管,最终降低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以上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管理体制建设乏力,中央银行内部的货币政策推行无法落实。
目前,我国省会城市中心支行负有货币发行调度之责,却没有货币信贷管理之权,两者在一个省区分别由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和大区行管理,脱节难以避免,实际上这是货币政策职权在中央银行内部的分割与肢解。但是,中央银行对于内部货币政策执行渠道所存在的组织障碍,至今未予解决。探究其源,改革管理体制是中央银行集权运行双职能中收益解相对较低的行为取向,中央银行自身没有主动改革的动力。
第二,监管目标模糊化,降低监管效率。
因为货币政策传导集中于信贷市场,所以监管重点也就在于信贷政策的监管。对此,中央银行出台了许多管制政策,但却会与货币政策产生矛盾。例如,近期许多地区所出现的个人外汇质押贷款一律禁止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为控制外汇持有量,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为防止洗钱行为而制定的信贷政策。
但是孰不知,该政策严重制约了个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严重阻碍了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这明显与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意见相左,可见该项管制政策的真实目的非常模糊。于是许多商业银行在利益驱使下依然故我,模糊的监管政策更成为“空中楼阁”。
(三)根源分析
分析上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两大基本冲突,笔者认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体制性干扰,它栖居于商业银行与企业两个货币政策传导领域。
第一,商业银行领域。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态势不断显现,制定了公司化治理结构目标,并逐步推进各自的改组上市工作。但是,其进程是缓慢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在官本位下,商业银行无法内生出具有人格化的合格委托人,银行行长是没有委托人的人,实质为“内部控制人”,以其为代表的银行管理层虽不拥有剩余收益索取权,但其拥有实质控制权,附加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现象非常严重。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金融大案、要案可为佐证。
因此,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缺陷必然制约货币政策的贯彻,引发为对付监管而产生的事前的选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所以,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信贷政策,以及为之配套的监管政策,在经过内部控制人“过滤”后,已发生严重变形。
第二,企业领域。
上文已述,我国企业主要依靠间接融资来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产权的缺位,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保值、增值要求犹如“隔山打虎”,经过企业内部控制人的“利益求解”之后,最优解趋向于内部人,致使企业对利率变化所带来的成本变动敏感度很低。同时,在企业对外融资方面,因为企业内部信息的不透明,造成直接融资门槛的提高,间接融资同时出现“惜贷”现象。
于是,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反应,远未达到中央银行预期目的。连续多年来的通货紧缩,使得企业对于经济发展前景更持悲观态度,从而在商业银行出现“惜贷”现象的同时,企业也出现“惜借”现象,扩大再生产的步伐放慢,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被无形压缩。
综上所述,中央银行调节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现行采用市场化的管理手段,但是这些管理手段的实施对象却是“非市场化的受体”,其所有权、控制权的缺陷,导致其不存在理性选择的动机,无法呼应中央银行的各项政策,中央银行的决策基础也就存在决策空洞。于是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亦就各行其道,无法有效统一。
(四)功能性监管是消解冲突的重要途径
上述冲突的解决途径有三,分别为体制突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设、监管机制重建等。前两者已有较为成熟的意见,恕不赘言。在此,本文着重从监管机制重建方面来讨论,即通过改变消极监管方式,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以消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者之间的冲突,推进货币政策的实施。
正如上文所言,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内金融市场特性,使中央银行配合货币政策的监管方式主要为信贷政策的监管,而这种监管方式是建立在银行单一功能的实施基础之上,它以机构组织为监管界限,淡化了商业银行对应于货币政策的多重功能性反应。那么,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则可从货币政策的实施目标出发,特别是阶段性目标,以货币政策所要求的效果,反向界定、推动监管的配合功能,完成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支持。
功能性金融监管最先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提出,在此框架下,金融监管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发挥的基本功能,而非金融机构的名称,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在功能给定的情况下,寻找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既定功能的制度结构。
相对于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功能性监管的建设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配合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功能性监管可以实现金融监管规则与货币政策目标的有效统一。
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2
“宏观审慎”这个术语在国际上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而在公开的文件中出现是1986年，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一份欧洲通货常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国际银行业近期创新”的部分章节中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这一概念。在报告中这一概念被定义为“广泛的金融体系和支付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到了90年代末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宏观审慎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8年1月份的报告——“健全的金融体系框架”指出了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更完善的统计指标，来度量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即“宏观审慎指标”。这套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包括加总的微观审慎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两个部分。其中微观审慎指标主要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和流动性指标等单个机构稳健的金融指标；而宏观经济指标则包括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率等影响金融失衡的重要指标。这被纳入到了后来的金融部门评价计划。
另一项关于宏观审慎的重要事件是，2000年时任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浩德（andrewCrockett）在银行监管者国际会议上所做的演讲。演讲报告中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这两种监管方法做了对比，认为金融稳定可以分为微观层面的和宏观层面的，而相对应的是保证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报告指出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管理之间达到平衡，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此之后的BiS的工作文件和出版物中，这一概念界定也多次被重复使用。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imF和BiS也对宏观审慎这个概念做出了官方界定，认为它主要为了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说这个系统范围的风险，主要元素包括：第一，其目的是降低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风险；第二，分析对象的范畴是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第三，工具组合为审慎管理的工具和指定宏观审慎当局采取的工具。
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中国的意义重大
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预示着金融监管理论将发生重大的变革。此次金融危机，使得金融监管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来自监管的不利，而应该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来支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稳定，而现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随着其高度发达而大大增加，仅仅依靠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不能够完成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一是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商业银行负债方式的改变，使得私人货币的使用范围大大的扩展了，从而造成存款保险制度不能完全避免挤兑的发生。二是资产证券化使得金融机构持有了更有流动性的证券资产，在按市值计价的情况下，与未证券化的长期资产相比，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有可能加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不平衡，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三是随着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依赖性的日益加深，传统的货币传导机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了“失灵”，货币政策的效能因此大大降低。经济金融体系的新变化给金融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复杂的金融体系下，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难以独立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不仅如此，它还产生了顺周期性等问题，从而使得自己本身成为了影响金融稳定的一个因素。为此，各国包括美国、欧盟等相继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为核心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方案。
虽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体系并未产生重大冲击，但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不成熟、不完善的特点，以及新兴经济体所固有的发展阶段特性，顺周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是存在的，所以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研究，以及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我国和发达国家一样是亟待解决的。加强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推动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特殊性
宏观审慎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这一维度主要关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也就是整个金融系统层面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金融体系的内部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下被放大。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资本、拨备和杠杆率等。二是跨行业维度，指的是在某一给定时点上，由于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共同的风险暴露，单个或一组金融机构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中的分布。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对监管范围的扩大，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采取更审慎的监管，对交易对手的风险计量进行改进和控制，以及更有效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
跨行业维度的宏观审慎管理主要是解决如何对待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共同或者相互关联的风险暴露，以避免金融机构的同时倒闭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对于中国来讲，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性，以及风险计量模型的发展和资本监管，会计准则等外部规则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进一步强化，是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比较严重的问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深刻的说明了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危害，并对缓解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达成共识。引入逆周期的工具，如逆周期的资本要求、前瞻性的拨备计提规则和杠杆指标等，特别是在金融体系中建立逆周期机制对我国当前防范系统性风险十分重要。如何设计金融业的逆周期机制以及相应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是我国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面临的重大挑战。
构建宏观审慎政策体系，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3
关键词:中间业务;金融机构布局;政策监管
一、银行盈利的主要途径对信贷依存度过高而对非信贷依存度相对不足
(一)银行收入结构不合理,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过低
近年来,虽然中国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使中间业务的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但由于银行业盈利对信贷依存度过高,贷款利息收入占总收入偏高而中间收入占比相对偏低,短期内利息收入为银行总收入主要来源的局面难以改变。境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2006—2008年期间实现近55.2%的年均增长,但2008年底中间业务收入只占总收入10.01%的比重。在2009年上半年中间业务实现大幅提高,但仍只占总收入的16.33%,而贷款利息收入占到73.6%,虽然中间业务收入在2009年下半年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幅,但银行收入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合理改善。
(二)银行盈利模式比较单一,综合调控利润能力不足
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过高的信贷依存度,若遇到存贷利差下降和对贷款客户议价能力减小等不利的情况出现,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2008年间,央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差缩小。例如一年期贷款利率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存款利率累计下降1.89个百分点,低于同期贷款利率下调幅度0.27个百分点。据相关机构测算,2006—2009年,中国银行业净息差分别为2.5、2.9、3,2.34个百分点。同时,随着银行对大客户、大项目竞争激烈,贷款集中流向大客户、大项目,银行贷款议价能力降低,使利息差进一步下降利润空间进一步收窄,给银行来巨大的经营压力。2009年,贷款增量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增加,全国银行业新增贷款9.5亿元,但利息收入却同比下滑3.37%。
因此,只有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推进中国银行业实现两个转变,才能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综合盈利能力。一是要使银行逐步减少对大客户、大项目的过度依赖,加大对三农和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使信贷载体不断拓宽,实现大型客户和中小型客户协同发展。二是要实现传统信贷业务与中间业务统筹发展,促进中间业务大力发展,使银行收入结构得到优化,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所占比重。
二、城市与农村金融发展布局不合理
(一)城市与农村金融机构分布不均衡
城市金融机构数量众多,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缓慢。据相关统计数据,银行营业网点全国平均万人占有量为1.34个,而农村银行营业网点平均万人占有量只有0.36个。截至2009年末,全国分布在27个省(市)的2792个乡镇没有设立银行营业网点,而其中云贵川三个省约占45%。而分布在20个省(市)中的708个乡镇更是没有任何金融服务。
(二)城市与农村信贷资金流向不均衡
城市信贷资金供给过剩,农村信贷资金供给相对不足。农村资金外流情况严重,信贷资金集中流向大中型城市,导致城市信贷资源相对过剩,农村信贷投放量严重不足。据人行相关测算表明,2007年全国县域信净流出贷资金高达1.2万亿元,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银行业县域机构存贷比率为53.6%,而城市地区这一比率为65.2%,县域比率远低于城市地区。
(三)大型基础设施贷款投放量过剩,对涉农领域贷款投放不足
近年来,银行业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大中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对县域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不足。信贷资金的这种投向倾向,会影响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民消费信贷需求,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造成信贷资金投向失衡。因此只有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实现在资金投放领域的三个转变,才能使城乡金融资源均衡发展。一是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促使银行业信贷资金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大力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农村新型银行机构。二是要通过惩罚性的税收政策限制银行业贷款资金流向。通过对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硬性的规定,从贷款制度上限制县域资金的流向,改善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局面。三是要通过财政政策,引导银行业贷款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鼓励向三农领域投放信贷资金。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相应的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和新型农村的建设。
三、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矛盾
(一)政策目标不一致
监管政策要求银行流动性充足,货币政策要防止流动性过剩。监管政策的目标是在银行业稳健、合法、有序的经营环境下,要求银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提高支付能力,维护银行业的公信度,减小因支付能力不足而诱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防止通胀、保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货币政策部门常常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上的流动性,减小流动性过剩诱发通胀的可能性,稳定本国币值。
(二)政策时滞不同
监管政策立竿见影,货币政策影响滞后。监管部门对被监管机构经营行为常常作出是与非的判断,监管政策直接由监管部门下达到被监管机构,因此作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工具传导路径复杂,从货币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和对政策目标产生作用影响存在较长的时滞期。
(三)政策性质不同
监管政策属于法规强制,货币政策属于市场诱导。监管部门制定的各项规定、政策以及作出的决定,属于法规强制性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无条件服从。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政策工具来改变利率,在市场机制下,引导金融机构更具自身资金价格和流动性自主进行买卖。
(四)政策作用方向不同
监管政策逆经济周期,货币政策顺经济周期。经济高涨时期,银行放贷过于冲动,监管部门一般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抑制信贷过快增长,减小金融风险;经济低迷时期,银行放贷过于审慎,监管部门采取宽松政策,增加贷款,提高流动性,使经济回温。在经济走出低迷走到高涨的时期,货币部门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经济从高涨到低迷时期,货币政策常常进行反向操作。
(五)政策消耗资源不同
监管当局对银行所有行为进行规范,包括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日常经营等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管,随着被监管机构的规模和数量的扩大,所消耗的财政资源、制度资源、人力资源不断增多。货币政策只规范银行业的信贷投放行为,对资源的消耗有限而且相对固定。货币当局通过运用政策工具,刺激或约束信贷投放,规范信贷投放行为,其消耗的财政资源、制度资源和人力资源有限。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制约同时又相互促进,为使二者更好地配合使用,2003年中国实行了“一行三会”的机构设置,对监管和货币政策的权责主体适当分离。由于权责主体还未彻底分离,目前还存在着职责划分不清,监管事权重叠交叉等问题。这些问题若长期存在不妥善解决,叠加累计将产生严重后果。一方面,银监会出台的监管政策可能与央行出台的监管政策相互冲突,即使事先协调制定,相互妥协会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央行内部制定的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顾此失彼。
为使监管职能与监管政策更有效的实施,必须进一步调整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职责分工,人民银行现有的监管职能全部划归银监会,银行业的监管职能由银监会全面承担。而人民银行只行使货币管理职能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真正做到使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独立、相互促进。实现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由经验型向专业型的过度。进一步扩大中国银监会的人员编制和增加财务预算,尽快引进相对稀缺高端专业化人才。对基层银监机构的专业监管人才加大培养力度,扩充监管人才队伍。使现有监管人员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其主管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使监管队伍向着学习型、开拓型、专家型、务实型的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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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4
“一行三会”是我国最基本的金融监管体制,“一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三会”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其中,央行承担总调度的责任,三会的设置通过权力的制约平衡机制而来,相互约束,相互协调。
“一行三会”监管体制的目标状态:
(一)使金融监管更加全面
“一行三会”分工协作,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防范、化解国家金融风险,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各方面全方位监控中国金融动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二)一定程度上解放人民银行职能
“一行三会”建立后的明确分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银行的监管负担。并有利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统一,从而更有利于监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三)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监管目标、策略,由“三会”以及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统一执行,下放到各自的下一级机构。各级监管机构结合各地自身情况推行监管政策提高监管效率。
二、美国监管模式和弊病
(一)“双线多头”监管模式
“双线”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的监管,“多头”即指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各有若干个机构行使监管职能。联邦政府最主要的三个监管机构是美联储、货币监管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而50个州由于有自己的金融法规各自设立的监管机构也不同。
(二)从金融危机看“双线多头”之弊病
这次从美国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所以破坏巨大就是金融监管步伐跟不上金融创新所致。危机爆发前,美国评级机构对一些次级债券的评级达到了aa级,相当于美国国债。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曾向国会提议“重整美国监管体制,增加美联储权利”。这些都表现出美国金融监管中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暴露了。
“双线多头”的监管体制中机构太过复杂。一方面,机构太多会造成监管不力,该管的撒手不管。“双线”中的平行机构会出现互相推诿责任,分工无法明确的现象,导致很多金融风险无法控制在最初的萌芽状态,很容易导致监管的真空。另一方面会造成监管重叠,不该管的乱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个级别都有大量的监管机构,繁冗复杂。美联储下达的监管政策分不清该由谁来执行,容易出现大家都管的情况,出现重复监管,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最重要的还会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盲目及出现漏管现象。
美国实施近80年的“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在金融危机中展露无遗,那么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是否也会像“双线多头”那样导致监管真空和盲目监管呢?
三、与“双线多头”相比看“一行三会”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分业监管导致监管真空
不管是“一行三会”还是“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其实质都是金融分业经营的制度体现。这种分业经营和监管的制度表面上看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隔经营和监管,可以明确监管职责界限,加强监管力度,同时可以切断三个行业的联系,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率。实际并非如此。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金融产业日益融合交汇,金融业处于混业经营的发展道路中,分业经营和监管制度与当今国际经济交流融合的大背景相违背。各行业界限划得太清会使得很多处于这些行业之间的问题变得边缘化,被监管机构所忽略,造成监管的空白。
(二)监管机构分支太多导致盲目监管
“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没有“双线多头”中那么多的监管机构,但一样会导致监管不力和监管重叠。人民银行下设分支机构太多,加上之前改革中分设的监管办,监管机构一层一层深入,“三会”下设也有很多分局,一齐对各级(省、市、县)金融业进行监管。看起来人民银行统领全局,各级监管机构层层深入,以充分保障金融安全,实际上人民银行总行的政策信息,层层传递后监管已经变样,加上有监管办这种只有小部分事权的机构存在,这个体系就变得非常庞大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监管政策下达到地方就演变为了地方政府的指令,造成盲目监管。
(三)金融创新太快导致监管真空。
“一行三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当今社会金融创新的发展速度。目前,主要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在大力拓展衍生产品业务,且现在的金融衍生产品已经不再像传统的期权、期货那么简单和规范了。现在的衍生产品,都是金融工具一次又一次复合的结果,例如期货的期货。这是由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所决定的,因此金融监管也显得更加困难。而“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在高速金融创新的背景下政策下达时滞长,监管不及时,监管效率低,容易出现监管真空。
(四)人民银行责任太大导致监管真空。
人民银行手握货币发行权、肩负稳定币值的职能,是我国唯一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制定货币政策的同时,兼有对我国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维护金融安全的职能。这两大职能都关系着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关系着中国的金融安全、国家安全。人民银行身上担子太重难免也会导致监管政策不及时或者监管力度不够。
四、针对以上问题的对策
一是针对分业监管问题,“一行三会”应该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制度,从金融行业的整体监管上入手,人民银行制定监管政策过程中结合各行业的不同特点和状况入手,“三会”在执行监管政策过程中互相协调、借鉴,以解决分业监管所造成的三行业交叉环节的监管真空。
二是“一行三会”模式下的监管机构需要精简。精简机构可以减少政策传递时间、减少地方机构的自由发挥,提高监管效率,从而避免由于监管不及时而造成的监管真空和基层机构的盲目监管。
三是人民银行应该适当改革,自1998年改革以来,人民银行下设分支机构太多,加上监管办没有权力,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且因为监管机构太多、太乱,导致各个级别机构下达的指令不一,最基层一级监管机构搞不清形式,表面上工作多且细,实际上却是一种盲目监管。
四是监管机构应提高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关注度。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直接导致监管难度越来越大,因此,监管机构应该完善对金融产品的评级机制,减少低质量衍生产品的进一步创新,这样才能避免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发展造成的监管不足和真空。
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5
近年来，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人民银行总行将系统内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定位于加强金融监管，确保一方金融平安。从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角度看，这一措施是对的，但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职能转换过程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淡化了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实施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在实际工作中，对金融监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求很高，而对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发挥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实施有效的监管手段的同时，如何改善货币政策运行环境，是目前中央银行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及金融监管定位面临着困难的选择
（一）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与金融监管力度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近年来，人民银行所采取的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措施已收到了相应的效果，如加大对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和盈利水平考核的力度，但是这种做法却使信贷活动的交易费用倍增，在客观上起到了体制壁垒的作用。在人民银行的严格监管下，防范金融风险受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各金融单位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把贷款风险与个人利益挂钩，加大了信贷人员的责任。但是在风险约束机制加强的同时，未建立起相应的比较完善的利益激励机制，责任与利益不对称，信贷人员镇贷、畏资压力沉重。同时，人民银行把建立金融安全区作为首选监管目标，把风险监管放在首位，加大了对不良贷款、盈利水平的考核，并落实金融监管责任，层层把关负责，从金融机构外部形成风险抑制机制。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重越高，其降低不良贷款的任务就越大，放款的意愿就越不足，目前商业银行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这种状况形成了金融机构的“镇贷”，制约了总需求的扩大。总需求相对不足，企业销售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企业还贷能力下降，金融机构正常贷款转化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上升，其盈利水平就会下降。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使其在发放贷款时更加保守，将进一步加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困难。由于监管与整顿规范的力度在增强，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工作力度没有相应加强，资金从金融部门进入产业部门的通道变窄了，只得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内循环，使货币信贷的扩张作用难以实现。
（二）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所需的利率市场决定机制之间的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作用。目前，在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可能太高，货币政策工具配置的市场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人民银行虽然扩大了利率调整及浮动的范围，并对外币利率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从总体上还是一种管制体制，在这种管制体制下，利率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价格和供求状况，也难以有效发挥对资金的调节作用。单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利率浮动范围来影响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的效果不明显。当经济景气状况不佳、企业效益下降、信贷风险上升时，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自动减少贷款，资金供给下降。如果利率由市场决定，资金供给减少会推动利率上升，从而使金融机构预期收益增加，会相应增加一部分贷款，相反在利率仍未开放的条件下，资金供给下降并不能推动资金价格上升，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难以有效激发。加之我国货币市场虽已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但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票据市场发展缓慢，使人民银行通过再贴现调控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人民银行没有树立起督促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货币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基层人民银行在督导金融机构实施货币信贷政策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手段。“窗口指导”只是一种道义的劝告，是一种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投向和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各金融机构手中。基层人民银行虽然强调了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和资金引导，但忽视了对其执行货币信贷政策效果的监管、检查，即督促的多，检查的少，“软约束”多，“硬措施”少。由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线路发生了反向变化：一是商业银行正在自下而上集中资金、集中权力、集中客户；二是中央银行正自上而下放权力、下拨资金。商业银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响身生存空间，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了。目前，基层人民银行比较有效的手段是再贴现和支农再贷款，可以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但总、分行对再贴现实行额度管理，控制较严，难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四）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忽视了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应有作用，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由于内外部原因，中小金融机构资金融通遇到困难，出现一些支付风险，引起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高度关注，在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政策上采取综合治理，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风险，而对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作用没有给以足够重视。这就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信贷重新向国有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有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二是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金率，金融体系的货币衍生能力受到抑制。
二、强化金融监管，促进货币政策发挥效能的构思
（一）明确金融监管根本宗旨，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当前，从严监管，防范风险，促进金融机构合法经营、稳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若监管失当，金融机构经营困难，货币政策的传导就会失去稳健的金融基础，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监管必须把握好力度。要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促进其发展，又可抑制其发展。因此，一方面金融监管要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创造公平、有序、稳定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空间，积极鼓励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并把金融创新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内，确保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增强与被监管者的沟通，形成互动式监管，事实上，监管是互动的、双向的，沟通与交流是监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监管人员要正确理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加强沟通与交流，掌握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使得被监管者进一步了解央行的政策与标准，自觉接受监管。
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6
1.此债危机概述
引起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的可能，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这场次债危机也迅速形成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并且很快从金融领域蔓延到了实体经济。
2.美国在危机中体现出的监管漏洞及以往政策的不当
在过去近十年美国的发展，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由于其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表现在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危机根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为危机埋下了伏笔；二是金融衍生品的滥用，拉长了金融交易链条，助长了投机；最后是美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推波助澜。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1.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一致性
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监管目标的方向具有一致性。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为实现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保护公众利益，促进金融健康有序发展而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两者目标的方向具有相同的致性，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的利益。首先，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是保证实现货币政策的必要条件。其次加强金融监管目的之一是为货币政策的实施“保驾护航”的。没有金融监管的“保驾护航”，在我国现有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仅仅有货币政策，是无法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2.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矛盾性
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紧密联系的。但同时，二者也是存在一定的矛盾。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中操作方式的矛盾性。货币政策是逆经济周期而动，而金融监管则具有顺周期运行的特点。由于二者操作方式的不同，使得二者必然产生目标冲突。如近年我国紧急持续高速增长，为防止潜在的通货膨胀，央行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流动性资金吃紧，周转出现困难而出现风险，与金融监管目标冲突。所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必须相互协调并且要建立二者相互协调的制度。建立协调机制是调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矛盾的重要手段。只有建立紧密的协商联系制度，才有可能将货币政策的政策意图和金融监管的重点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的同步发展和双向互赢。
三、我国经济形势及调整
在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后，泡沫破灭。我国也因此凸显了以前被经济过热所掩饰的问题。泡沫破灭以后，大众意识到持有的财富其实没有真正增加，股市房市暴跌，各种金融产品的低迷，使财富缩水，但是物价却并没有随着人们资产的缩水而下降，因此人们的消费大幅减少，而人民币的升值和国外消费的减少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遭受到了严重打击。我国也从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正确的调整。可是因为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漏洞，以及它和货币政策之间的不适应使得一些个体能够操纵股市，而国外投资者也可以利用这些漏洞使用直接投资的钱做着间接投资，大量热钱流入国内证券市场，使得股市暴涨暴跌。因此，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两方面，是需要互相适应与协调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1.货币政策的调整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安排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金融监管的调整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3.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对二者各自调整后，还要将其有机结合在一起，既要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市场的发生混乱，使各个监管部门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同时还要减小对货币政策的抑制作用，调动起各企业部门的积极性，各部门相互促进，才能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得到发挥，早日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
4.调整的效果
政策的调整从一定程度来说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作用。我国上证指数的自2008年10月28日的最低点开始反弹。
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7
宏观审慎监管概述
“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在19世纪80年代末,曾由国际清算银行的前任总经理andrewCrockett提出,并很可能是首次提出。实行宏观审慎监管的根本原因是:尽管金融机构和企业选择谨慎的个体行为,却仍可能会在整体上造成系统性问题,加大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反映了一个失败的组成性问题: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使每个金融机构和产品安全而使金融体系安全。宏观审慎的优势在于其具有先发制人的性质,目的在于避免危机,而非补救危机,因为危机的代价太过昂贵。并且,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监测和处理财政稳定和实体经济风险的总体框架。它能够更为合理地检测金融系统性风险,并相应减轻商业周期中的溢出效应。
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反周期操作将对资本充足率有更高要求金融业的周期性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之一。机构应该在经济繁荣时期储备更高水平的资本,以便在经济萧条时期拥有更大的缓冲余地。相应地,监管机构也应采取反周期调节政策。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是所有周期性都是不好的,要根据其根源来判断,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内部周期性”,而经济的周期性是有利于长期发展的。
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作为一个典型的宏观审慎工具,就是反周期操作的体现。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虽然不能结束繁荣衰退周期,但将有助于减少幅度。我国央行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提出,“只有银行在经济高涨时计提充足的损失准备,在衰退到来时才不致于因拨备不足而被迫紧缩贷款”。这意味着,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标准很可能提高,以限制杠杆率。但是,与此同时,这也会为国内银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
立即纠正措施与政策制定及执行的成本问题思考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时还应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立即纠正措施(pCa)的相关经验。立即纠正措施能够遏制监管当局的监管宽容倾向,减轻诱因问题,确保金融机构所产生的问题得到早期处置。这意味着宏观审慎监管下,能够尽早发现风险并采取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扩大或出现连锁反应,但是立即纠正措施会产生一定的机会成本。第二个问题则是关于货币政策行为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必须处理好不确定性问题。这要求明确各相应主管机构的目标,并,在预先制定的目标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用以指导实现其政策。但是,在制定严格的行为准则、约束力规则以及进行日常的政策执行时,都将产生较大的成本。
宏观审慎的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监管套利事实上,监管套利行为并非近期才出现的问题。在世界性的金融改革进程之中,尽管一再强调国际监管合作,但一方面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尽相同,且宏观审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国家之间完备完全的沟通很难实现;而另一方面,部分全球化标准在制定时往往忽略了一些国家的市场情况和相应需求,以致于较为片面,所以相应的监管措施也较难达到一体化。
然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审慎政策的差异性很有可能会导致监管套利的产生。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政策之间的矛盾进行套利,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监管政策的漏洞,但从宏观来看,它不仅浪费资源,也损害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宏观审慎规则制定与监管工具的复杂性在宏观审慎成为金融监管改革核心的同时,也使监管部门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宏观审慎工具的引入很可能为监管带来新的规则和标准。总的来说,宏观审慎规则的复杂性可体现为其建立过程和实施运作的复杂性。
事实上,现有的宏观审慎工具及可能作为宏观审慎工具的规则和指标并不多,并且大部分都仍然在研究当中。英国中央银行有报告称,信贷及资本价格有可能作为运用宏观审慎工具的原则。另外,也有国外专家建议采用流动性收费制度,以纠正由与银行过分依赖短期未保险资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些工具都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宏观审慎工具的使用与规则的建立对金融行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研究与使用时都必须保证其谨慎和可行。
对于我国宏观审慎监管问题的相关思考与建议
明确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就世界上现行政策的讨论情况,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仍然要建立在现有的微观调控上,目的是限制金融活动的周期性。这一层次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例如,为银行存储活动(若可行,也可能包括交易性资产)进行动态的准备金提取方式。一旦实现,银行便会有自发的内置流动性风险缓冲的需求。反周期附加的偿付能力的监管是另一种选择。一般来说,这也需要建立相应的缓冲工具以承受风险,减少杠杆作用的范围,并且在金融环境急剧恶化时能够给予金融机构喘息和调整的空间。
第二个层次是,宏观审慎监管中所使用的指标与方法要适当地多样化,去除其单一性,监管措施不应仅仅是对金融实体实行简单的自发或强制性的政策监管。通过指标来锁定系统性风险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更不用说是凭借监管政策的手段。并且,如果使用预先定义的政策行动指标,将会面临着“古德哈特定律”问题。因此,宏观审慎当局需要使用一系列的指标和方法来进行评估。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宏观审慎的政策性建议。
人民银行应在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中起主导作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将面临很多问题,其中包括“灾害近视”、诱因问题等,并可能涉及一些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管部门,审慎的监督和相应的政策行动必须具备独立、可信和透明的性质。并且,宏观审慎要求监管主管部门能够宏观把控全局,协调各部门的共同发展,并及时处理单个机构或部门中出现的问题,从而保证全行业的安全、稳健发展。而在经济体中的所有现有机构当中,中央银行是最符合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就我国而言,在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中,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都倾向于对相应金融机构和部门的监管与把控,人民银行在宏观把握经济趋势和控制市场风险上更具优势。
建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本轮金融危机表明,只有银行业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机构(通常是中央银行)保持密切关系,才能在承受压力时能够有更迅速的反应并作出更好的决策。并且,许多宏观审慎的相关工作都将需要足够的数据和适当的工具来进行判断。因此,应当建立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共享数据库,对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和统计网络进行改造,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金融信息系统,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此外,中央银行还需要与金融监管机构定期传递以文字形式反映的各类信息,人民银行要及时向金融监管机构通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监管机构也应及时、定期将本部门所监管机构的现场、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以及其他相关分析报告送达人民银行。同时,也要建立信息共享责任约束制度,主要是以法规形式明确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原则、标准、内容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等,以保障宏观审慎信息共享的质量。
加强国际交流和政策协调建立宏观审慎机制的同时,应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以保证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更好地对系统风险进行监管。我国要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诸如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不断推进监管团制度的实行以对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相应监管,同时,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既可以加强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源方面的共享,也可增强监管政策的协调性,共同减少和防止监管套利的出现,避免监管漏洞。另外,虽然我国金融监管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但混业监管和功能性监管的趋势已不可否认。一体化监管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利于节约监管成本,消除监管真空并避免监管套利,能更好地适应混业经营的要求。
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8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创新加速。过度的金融创新，又脱离监管视野之外，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因素。
中国银行业改革上市之后，金融领域的发展、创新也不断加快，2009年银行表外业务增长迅速，股票、债券、股权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新增信贷规模已无法准确体现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围绕通货膨胀的起落，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已历经数个周期，由于利率传导机制不畅，采用的调控工具较为复杂多样。因投资推动型的经济模式，信贷规模作为货币供应量的变量，成为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主要手段。但随着金融创新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这一方式已显过时。
社会融资总规模（社会融资总量）今年被决策层屡次提及，并被央行官员认为是“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
作为中间目标，其可测性、可控性、传导性及其与宏观调控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要求就随之而生。当前，这四点都需要时间检验。因此，这一调控体系的建立及其有效性，在一定时间内仍属探索阶段。
在中国现有金融格局下，推行更系统性的金融调控和风险防范体系，部门鸿沟无法回避，只有建立更合理、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这一目标方能实现。目前，金融领域的诸多发展障碍，均指向这一根源，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亟需进行。
――编者
4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宣布，自4月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此前不久，央行还实施今年第三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抑制通胀，央行同时动用了数量和价格工具调节货币供给，而这一从紧政策取向，自去年10月便已开始。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融资市场格局亦随之发生变化。
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原本占融资市场八成份额的银行贷款，虽然连续两年创下“天量”，但占比却直线下降。
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人民币新增贷款4.91万亿元，在整个融资规模中占比为72％。2009年和2010年，银行新增贷款激增至9.59万亿元和7.95万亿元，同期占比反降为68％和56％。
如此反差，单以银行新增贷款为指标，已不能完全反映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今年初，央行一改近几年惯例，并未设定银行新增贷款目标。而一个新的概念――社会融资总量（亦称社会融资规模）屡被提及。
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此后，这一表述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出现。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在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最近除了观察贷款总量，还要注意观察社会融资总规模，也就是说，还有很多中间变量都会反映整个经济情况对货币政策的需求。”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这一全新概念出于央行高层的最新考量，并被决策层接受，意在面对复杂的金融市场新格局，以新的监测指标，衡量金融宏观调控创造的货币量及货币流量，从而更准确地反映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此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就社会融资总量问题连续发文，阐释其内涵和涵盖的范畴。
尽管如此，社会融资总量仍引起热议：现有统计涵盖的范畴能否反映整个社会融资总量？这一监测量与经济运行相关性如何？在中国现有金融发展框架下，如何实现“监测”与“调控”的有效结合？
诸多讨论与争议表明，这一新的货币政策的监测量，成为实际政策的调控指标，仍需时日。
无可否认，社会融资总量概念的提出，预示着中国货币决策者正以一种新的思路考量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尽管货币调控的重要变革仍有待时日，但变化已然开始。
金融统计变革
央行上下随即紧张工作，反复寻找最适当的范围。一则使之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相关，二则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调控性
4月中旬，社会融资总量的季度数据将首次披露。
“我们将先试行公布季度的社会融资总量数据，未来条件成熟，可按月公布总量数据和各组成部分。”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4月1日在央行办公室接受《财经》杂志专访，详解社会融资总量的形成过程，并透露了该项工作的最新进展。
目前，央行已经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数据沟通机制。同时，央行也在逐步规范对信托等综合领域的统计，部分数据已经可以实时编制。
盛松成表示，未来将及时监测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构成变化，分析其变化特点以及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关系。
由于直接融资市场和商业银行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结构，货币政策仅仅调控贷款显得力度有限。央行从去年11月起，开始在内部讨论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
201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由央行牵头编制社会融资总量。至此，这一新的指标被决策层认可。
央行上下随即紧张工作，反复寻找最适当的范围。一则使之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相关，二则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调控性。
为此，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半个月内两次主持召开行长办公会，专题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分管调查统计工作的副行长杜金富，也主持召开社会融资规模专家论证会。
一位人民银行太原中支的人士透露，央行分支机构的相关人员也在紧张筹备、探讨、论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范畴与具体指标，一边统计、一边研究和修正。
今年2月17日，盛松成首次撰文阐释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即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度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
他在文中表示，央行当前执行的统计口径为：社会融资总量等于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等各项之和。
3月17日、18日，央行调查统计系统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定义社会融资总量、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统计量的范畴。
外界有所质疑的是，当前披露的社会融资统计口径中，将规模巨大的外汇占款、国债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剔除在外，可能令统计数据缺乏足够代表性。
央行数据显示，2010年新增外汇占款3.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8％，国债净融资9753亿元，同比增长19％，当年FDi折合人民币7416亿元，同比增长15.4％。三者之和相当于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的六成。因此，央行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被一些专业人士看做意义不大。
盛松成表示，从地域上看，社会融资规模是实体经济从境内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FDi和外债是从国外部门获取的资金；外汇占款是金融性公司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占用的本国货币，其发行主体本质是国外部门，而在我国“双顺差”贸易结构下，其增长是被动的。他认为，FDi和外汇占款都不具备可调控性，不属于金融调控的范畴。
国债的发行主体为政府，筹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政府的各项日常开支，以及弥补财政赤字，并不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盛松成进一步解释，国债发行、兑付政策属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补充，不应该将国债作为货币政策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组成部分。
一名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则认为：这三个领域的资金量足够大，应该纳入调控范围，但国债是财政资金调控的手段，属于财政政策范畴，货币政策难以插手；而其他两项统计是外部资金流，央行又缺乏调控能力。
私募股权、民间融资、对冲基金以及一些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由于目前没有权威的统计，暂未纳入。接近央行人士表示，央行内部仍在讨论统计监测这些指标，“一些当前未入选的指标，不代表未来不会纳入。”
面对这场牵涉面颇广的货币统计变革，一位人民银行分行人士透露，由于中国金融统计一直比较薄弱，缺乏科学规划，指标界定和分类不一，往往相同名称表示不同内容，中央各部门乃至央行内部的各种指标都存在口径不一的问题，梳理一套可得、可测、可比的数据并非易事。
收编“影子银行”
央行提出管理社会融资总量，与监管部门提出的影子银行监管，是殊途同归，两把利刃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
不过，大范围统计并公布社会融资总量，却是当下央行不得不为之策。
金融危机之前，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据中国融资市场总量的80％至90％，构成货币供应的绝对主力。比如，2002年人民币贷款占比为92％。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也可以简略概括为：根据GDp增速确定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大致增速，并将之折算为当年新增贷款规模。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名义瞄准m2，实质只须控制住信贷规模，则不会偏离目标。
前述人民银行太原支行人士表示，这种调控模式下，常常银行通过理财产品、银信合作等表外创新业务，来规避信贷规模管制。但近几年这些业务规模增长非常快，都游离在监管之外，按照老路子控制信贷规模就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况，“这种市场环境倒逼货币当局扩大监测范围。”而此前央行调查统计司内部对部分数据已有统计，因此应景而出。
来自央行的数据显示了融资新渠道的加速扩张。在货币政策逐步企稳回收的2010年，委托贷款规模达到1.13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约六成。2010年，包含了银行信用的表外业务银行承兑汇票，规模为2.33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约4倍。
此外，wind统计显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和公司债规模也翻了一倍，2008年发行总规模为8730亿元，2009年和2010年均达到1.6万亿元。规模超过股市融资。通过发债筹资并偿还贷款，成为大中型企业的优选之策。同时，债市正在酝酿进一步扩容，并引进更多中小型企业发债。
保险资金近年来亦不断松绑，投向实体经济资金，仅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2010年的规模为143亿元，是2007年的两倍余。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分析，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发育与监管主动放松，表外业务、结构化产品，及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直接融资领域的创新，加速了中国的金融脱媒。另一方面，通胀预期下，负利率把钱从银行往外赶，“2009年开始，社会融资总量发生结构性变化，资金不断脱离银行体系，央行通过数量工具是管不了的。”
面对不断活跃的金融创新与规避信贷规模管制的冲动，央行调查统计司前任司长张涛曾于2010年10月表示，央行对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统计存在不足。目前的统计框架着重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对衍生产品表外业务、结构化产品、或有资产负债等缺乏关注；缺乏监测跨境、跨市场风险传染的经验；各项金融统计标准制定缺乏协调性；中央银行获取高频度及交易关联数据的手段有待加强。
数项问题，均指向央行的调控视野与监测工具不足。因此，央行第一步是将便于统计、监测的金融机构资金纳入监管范畴，并逐步考虑扩展范围，减少盲区。
“央行提出管理社会融资总量，与监管部门提出的影子银行监管，是殊途同归，两把利刃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一名央行人士一语中的。
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对各种“影子银行”的监管，范围涉及对冲基金、私募股权、货币市场基金等，而中国也存在大量具有放款、接受抵质押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仅受较少的监管。
银监会亦动作频频，规范银行理财合作业务，推出信托、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新的管理办法，类比银行监管指标约束其融资性业务，以市场化方式约束其业务扩张规模。
2010年推出的《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要求信托公司根据不同业务属性计算风险资本，明确资本约束。同时，银监会还要求各银行限期将万亿元银信合作表外业务资产转入表内，压缩业务规模。
今年1月，银监会修订《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分层市场准入机制，新设了资本补偿计提以及风险暴露的限制等指标，为创新业务设立管控标准。
此外，由于中国特有的分业监管格局，不少具有融资功能的机构尚未被划入金融机构范畴，其融资行为也游离于宏观调控之外，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产业投资基金等。
刘煜辉认为：“金融脱媒后，央行要关注总的社会信用，就必须靠价格工具影响信用的需求，才能管得住。而且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资产价格，因为银行和市场提供的信用都是以各种资产为抵押品，资产价格变化，也能约束信用供给的能力。”
调控思路变调
央行有意在下阶段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以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
社会融资总量的提出，无疑给了央行一个更全面的监测指标，但其用意绝不止于观测。上述接近央行高层人士坦言，“一个指标如果最终成不了调控指标就没有意义。”
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是，中国从1992年开始研究货币供应量m1和m2；到1994年央行开始按季度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以此作为监测目标；在试运行了大约两年后，货币供应量于1996年正式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
上述接近央行高层人士表示，央行有意在下阶段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以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
只是，从监测目标到宏观调控中间目标，社会融资总量的运用仍要经历不短的过渡期。
前述人民银行分行人士分析，社会融资总量统计的具体步骤，至少有三：首先要把指标口径确定下来，然后是根据指标统计数据，再用数据来实证。如果数据指标实证的效果比原来好，那这个指标可实际使用；如果实证效果跟原来没有多大差别，就意义有限。
目前尚处于第一阶段，后续实施须经基层相关建设与人才培训。数位央行人士认为，统计最终实证并投入使用，尚待时日。
而早期参与央行编制社会融资总量征求意见会议的人士，对此亦持观察态度。
刘煜辉参会后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还处于金融市场结构转型期，尚未摸清楚各种信用供给方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因此社会融资总量就只具备参考意义，而不是一个可量化的调控目标。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当前用贷款指标不太准确，单纯控制货币供应量又缺乏市场机制，准确把握社会中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必须找到切合的指标。
因此，把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一个临时性的监测目标，配合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这两个指标共同分析，具短期合理性。
“但应该看到社会融资总量的局限性，我们的导向还是建立市场化方向的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完善利率、汇率体系，最终目标是通过利率来调控货币供应量。”
夏斌向《财经》记者强调，“不能将社会融资总量分解为信贷、债券、股权等规模调控指标，否则就是大倒退。”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认为，如果把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则只能把社会融资总量界定为各阶段社会融资余额的增量指标，而不可能是一定时期各种融资渠道的累计发生额，也就很难用来“反映金融对经济的总体支持力度”。
盛松成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央行绝对不会搞具体指标的分割调控，而且未来一定是通过数量和价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场化调控。”
央行的研究表明，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有密切的相关性，利率调控对直接融资的效果比间接融资更有效。盛松成说，“这意味着社会融资总量的调控，会反过来促使宏观调控进一步使用价格和数量手段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方向。”
“接下来，央行将主要采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从成本上来控制货币供应。”一名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
现实中，计划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监测量的央行已经作出了选择。4月5日，央行年内第二次宣布加息――自4月6日起提高一年期基准存款和贷款利率各25个基点。
来自农业银行战略管理部的分析报告认为，利率上调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快速上涨，但另一个原因则是，实际负利率使得银行资金脱媒严重，已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因银行资金脱媒趋势越来越明显，2月m2增速已降至16％以内，m1降至14.5％。但由于直接融资的发展，上述两项指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市场流动性的下降，因而不构成政策调控放缓的理由。
今年以来，市场化利率，如银行间拆借回购利率升幅明显高于存款基准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可以部分弥补市场利率高于基准利率的现状，抑制资金需求，减少社会融资总量。
资金脱媒对信贷投放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可自由运用资金比率下降；二是脱媒资金流向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增加，信贷扩张速度放缓。上述分析报告据此认为，这种变化，可能导致货币政策调控重点从信贷转向兼顾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更加依靠价格工具调节社会融资总量。
一位接近央行的业界人士的表态，则印证了上述观点。他表示，现在的操作方法，已经体现出央行对利率价格工具运用更加频繁，更具有倾向性，这也是货币政策调控不以规模来论的一个倾向。
刘煜辉认为，随着货币政策目标从银行信贷转向社会融资总量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货币政策取向将发生实质变化，从数量调控转向利率担纲，用价格调控社会资金供求。
下一步攻坚
社会融资总量难以逃脱m2调控所面临的老问题――利率不改革，如何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所以，问题关键是货币调控手段要从数量工具为主逐步走向价格工具为主
显然，央行希望通过社会融资总量来搭建更翔实的货币监测、调控体系，既如实反映金融体系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情况，又可以找到适当的市场化中间变量，便于灵活调控。
但业界人士认为，此法道路曲折。
建设银行独立董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宋逢明对《财经》记者强调，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调控观测变量时，要深入研究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比如存贷业务是直接创造货币而形成货币乘数的，非信贷业务与货币创造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这样，中间目标如社会融资总量才可与最终目标厘清关系。
刘煜辉也认为，中国处于金融市场结构转型期，信用供给的结构不一样，社会融资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还不稳定，需要一段时间磨合才能形成，即多大规模的社会融资总量对应m2。
一位央行内部人士认为，“社会融资总量是个新概念，我们不能完全用老套的思维来对它，也不能用以前调控人民币贷款规模指标方法套用。推出一个新的指标，大家都希望马上得到怎么调控的答案，但这一时是做不到的，需要经过一个阶段的研究和摸索。”
而在目前金融机构分业监管情况下，央行如何实现各方协调，则更是艰巨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锋对《财经》记者表示，要有效调控社会融资总量，就需要首先建立有效运转的“一行三会”协调机制，甚至是建立一个架构于之上的超级部门。但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工程。
目前，“一行三会”是平行治理，国务院高层组织四部委和重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召开旬会，沟通事宜。而随着社会融资总量数据进一步编制公布，以及央行对整个金融体系风险传导管理的深入，需要“一行三会”等部门间建立更协调、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
然而，各监管部门所推行的监管策略恰恰是各自“以我为主”。
当前，央行推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动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动态调整银行杠杆率，社会融资总量也列为与之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
银监会则依照新巴塞尔协议Ⅲ推出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新工具，对商业银行实施新的审慎监管框架。
夏斌提醒，当前阶段，宏观调控需要注意的是，防止不同监管政策各自为政所产生的过度叠加。据其观察，数政齐出，实体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资金紧张的情况。
盛松成则认为，社会融资总量基本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有利于宏观调控部门加强金融体系稳健性监测分析和评估。通过社会融资总量，不仅从总量上了解金融系统性风险，还能反映金融风险在不同金融机构、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
但一名接近银行监管高层的不同意见者表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很难计算清楚社会融资总量；而且，不同时期资金的流动性差别很大，这个指标的参考意义有限。
他认为，社会融资总量也难以逃脱m2调控所面临的老问题――利率不改革，如何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调控社会融资总量还是调控m2，而是要从数量工具逐步走向价格工具。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尽管央行调控的最终目标是社会融资总量，但是影响社会融资总量的核心中介目标是价格工具。“只要价格一变，总量也就变了”。
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9
一些专家认为，考虑到本次会议承上启下的背景，会议力图更具包容性，为未来决策预留足够空间，因而在“两端”着墨较多：一端是早已形成的共识及已在推进的工作，如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等；另一端则是提纲挈领的原则。
会议提出了“五项坚持”和“部署”，突出强调“金融要大力支持和服务于实体经济”；要“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金融改革仍是贯穿今后金融工作的主线。
金融回归本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第一次出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且对象直指“三农”和中小企业。
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认为，会议强化这一点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是重申金融的本质，“金融服务实体”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会议之后，一行三会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核心主题即刻做出反应。
在1月7日-8日的央行工作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虽然依旧将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放在首位，但特别提出要按照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调节好货币信贷供给，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同时在1月7日举行的银监会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指出，2012年国内银行业要前瞻预判风险，坚守风险底线，同时要改进金融服务，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确保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继续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
建行党委书记王洪章在会后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是建行服务实体经济的一大着力点，这不仅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建行自身战略转型的必然。
一位银行人士告诉记者，随着“金融脱媒”时代的到来，未来银行的贷款重点将从过去的大中型企业逐渐转向中小型、小微型企业。银行对大中型企业更多的是提供一揽子的、以投行业务为主的服务。所以，这不仅是建行，也是整个中国银行业战略转型所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目前小微企业的生存依然比较困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本刊记者说，“尽管高层各部门很重视，最近是增加了一点儿（贷款），但是假如一个人渴了多年，你现在给点儿水，如果后面接续不上，可能嗓子还是在冒烟。”
同时，“融资贵”问题也第一次见诸官方文件。人民银行温州分行曾经公布，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融资成本已经上升到24%，这个压力目前继续存在。
“要解决这一问题，势必要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市场竞争，这又需要监管机构打破部门利益。”张文魁告诉记者，中国传统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乔木（大企业）浇灌体系，但是现在的实体经济是灌木（中小企业）为主、灌乔混生的状态。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只能是一个口号。
到底如何破解“融资贵”，或许可从“五个坚持”中得到解答，其中之一的“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意指通过利率市场化来加以解决。
铺垫利率市场化
负利率的影响、民间高利贷泛滥，以及中小企业借款难等问题叠加，导致去年市场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呼声渐高，利率管制成为民间金融乱象的原因之一。连银行业自己也表示，高得“不好意思”说的利润中，绝大部分来自存贷利差。
分析16家上市银行2011年前三季度业绩，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净息差收入占总营收的比例近76%，股份制商业银行净息差收入占总营收比例则超过90%。
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在去年12月初的一个论坛上说，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亮丽，尤其像今年，整个企业的资金需求、经营压力很大，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事后有接近民生银行的人士表示，洪崎是想表达实体经济是银行的基础，一旦整体经济系统性地出现风险，银行想独善其身也是不可能的。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老话题，无论“十一五”规划还是“十二五”规划、甚至在第三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部署之中，都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的推出还是比较难的。”赵庆明告诉记者，有两个必要前提：一是存款保险制度，另一个是增加市场竞争。
与利率市场化配套的存款保险制度已列入“十二五”规划，本次金融工作会议虽未见明确提及，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这一政策出台隐含在“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表述背后，如果要推出利率市场化的话，那么就会有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这就涉及到保护百姓财产。
随后的央行工作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会进一步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该制度相当于设立一个存款保险机构，由各银行按存款比例缴纳保险，当银行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
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存款保险制度有望推出，且将来在中小银行先行试点。本刊记者从相关银行人士处知悉，目前银行还未收到相关政策文件。
赵庆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存款保险制度先在小型银行试行的方法似乎没有必要，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就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交存款保险的银行成本高，不交的就低，这将导致未来利率竞争的不公平。
作为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即“增加市场竞争”，在本次会议上亦被重点提及，也被视为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总理在“部署”中以超出以往诸多文件纲领的姿态明确提及：“推进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
重申防范风险
会议亦涉及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最近两年才提出来的“宏观审慎调控”概念被再次强化。中国政府网站援引总理的讲话说，艰难的国际形势使中国解决自身金融体系问题的需要更加紧迫。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有了战略性的上升。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是未来5至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必须长期把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未来经济工作的底线。
赵庆明认为，部署中，银行要“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体现出以巴塞尔协议iii为主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逆周期监管政策。
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五个坚持还特别提出要“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既支持金融组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也同时要防止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和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
前述参会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的银行业正面临转型期，要通过金融创新去化解掉转型风险；同时通过监管随时密切关注潜在的风险：一方面需防范欧债危机产生的外部风险，另一方面也要防范地方融资平台、民间借贷、房地产等内部风险。
“市政债实际上已在试点，过去几个月已经发了4个地方债券，估计今年直接发债的地方政府会明显增多。”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告诉记者，今后几年这一机制将成为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主要途径。发债以后，其中一部分钱拿来为地方融资平台做再融资，可以清还原来欠银行的钱，这样就可以缓解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压力。
同时地方政府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也是解决方法之一。据马骏测算，地方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大约有3万亿元人民币，还持有非上市国有企业的资产差不多也是3万亿元，总计6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假设今后几年出售10%的话可以融资6000亿元的资金，可用解决融资平台的问题。
突破口待解
对新一轮改革成效，业内人士预期审慎。多数人士认为，会议确定了未来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但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细化。而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改革，也需要一个比较平稳的国际环境。
就目前而言，金融机构向民间资本开放将成为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从先行国家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必然是伴随着新的金融组织、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出现的过程。在中国，当然也是民间资本进入的过程。”鲁政委分析说。
赵庆明表示，全国工商联一再呼吁放开门槛，民间资本的热情也异常高涨。因为门槛高，例如小贷公司有指标限制，村镇银行必须以一家中型以上银行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使得民间资本缺乏主导权和话语权，索性放弃入股。
“目前的市场参与者已经达成一个供求同盟，需要鲶鱼激活市场，市场才能竞争起来，因此要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赵庆明预测，后面会陆续出台一些更具体的措施。
对于外界一直关注的监管协调问题，即一行三会上层协调机制问题。上述参会人士告诉记者，作为此前的热议话题之一，对“金融国资委”的设想“因牵扯到各方部门利益的协调”尚未形成共识。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势必要考虑一行三会的统筹协调问题，不见得是金融国资委，但可以考虑成立一个金融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鲁政委说，欧洲的金融监管在金融危机后变成矩阵式，因为很难要求总管部门既懂银行又懂保险，下面可以是纵向的条线，上面却要交叉监管。前述银行人士也提到，银行业转型将是一个历时很长的过程，尤其是监管挑战。
另一个未解之题是有关外储投资改革。部署中原则性地提到，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没有提出未来在外储投资方面是否可能进行改革。
在此之前，监管部门对于外储管理问题争论较多，从两年前就开始讨论的中司注资问题，到是否该剥离旗下汇金公司在国有银行中的投资股权等问题，都有过争论。当下，外汇储备超3万亿元的规模，使其管理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会议对一些热点话题没有做明确提示也在意料之中。赵庆明认为，与前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相比，当下的中国金融改革已到了一个深水区，涉及的部门众多，不单纯是金融部门，还包括其他部委甚至地方政府等，而且涉及到利益和权力调整。
协调“一行三会”
文/陈道富
加强“一行三会”的协调性，对于金融业服务经济大局，防范自身系统性风险都至为关键，因而需根据所协调问题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
首先要加强“一行三会”的政策和信息协调。货币运行受多个因素影响，在金融结构及监管政策变动频繁时期，受到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央行的货币调控，需拥有必要的手段了解并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当前，央行的逆周期管理，与监管部门特别是银监会的宏观审慎管理，都需放在统一框架中统筹考虑。
去年我国通过央行的货币调控、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特定行业的风险管理，抑制了巨额存量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可能冲击。为此，央行采取了更加广泛的社会融资总量调控。2012年的货币调控更注重“定向支持”，如果缺乏监管、财政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工具，很容易演变为总量的宽松。因此，更需要加强央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央行在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投放历史上冻结的基础货币时，同样会受到存贷比等监管政策的影响，也需要统筹考虑才能达到政策的设计效果。
总之，货币和监管共同影响着现实货币的运行状态，两者既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更要统筹考虑。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央行与三个监管部门在政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调。可考虑由相对独立于“一行三会”的机构或委员会，执行宏观周期判断以及宏观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评估。
其次是从三个方面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随着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融合，各类金融控股公司不断涌现，以分业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有些捉襟见肘。为此，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制度协调：一是应尽快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法，建立必要的防火墙和适当的监管措施，避免政府提供的安全网被滥用，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和客户关系的被滥用和不公平竞争；二是建立对金融创新（包括产品、机构和市场）的协调机制，主要是各类资产管理的创新；三是建立危机处理预案，在日常工作层面，可设立一个办公室专门处理和监督跨部门的公文处理，应严格时限要求。
再是明确监管职能，推动债券市场的统一。债券市场的“多头管理、市场分割”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发展与效率，这是历史形成的。因此，债券市场的管理，不能仅仅从监管协调（涉及央行、证监会和发改委）层面来处理，而需明确监管职能，从推动市场统一角度来根本化解。可考虑在协调研究中国债券长期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将债券市场的管理职责统一归属于管理证券的中国证监会。
最后是推动以功能、事后为主的监管模式。监管不协调，除导致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还导致了一些不合理的部门保护，形成市场分割。这种监管不协调，更多地反映的是以机构、事前为主的监管模式存在的缺陷。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应由机构、事前监管转向功能、事后监管。但纯粹的功能性监管，又会导致多头领导，增加微观企业成本，并且可能出现政策冲突。为此，有必要在多个监管部门之间先有一个政策协调汇总机制，将功能性监管汇总、转换成对机构的管理后，再进行对口管理。
近期金融监管政策篇10
而这仅行至半程。下半年尚未开始，监管当局不仅无意收紧发行节奏，而且正在酝酿进一步加快审批步伐，为接下来更多企业债融资打开方便之门。
进入5月，地方政府企业债申报“盛况空前”。国家发改委设定每周三统一受理发行材料，首个受理日，100多家发行人递交材料，需拿号排队，该情形与医院挂号候诊无异。
接近国家发改委权威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接下来将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改进制度、加快速度，推动企业债发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全年总融资规模，相关部门和投资机构的估算是可能接近7000亿元（含铁道债1500亿元）。
据悉，国家发改委已形成了一份规范企业债发行和监管的相关文件初稿（下称“初稿”），正在征求各方意见。其拟在注重防控企业债偿付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拓宽发债主体范围，压缩审批时间，提高发行效率。
在外界看来，所有这一切，均基于中国经济今年以来的增速放缓。尤其是进入二季度，贸易、消费、投资均呈缓增之势，“硬着陆”可能性上升。在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减产、停产者多，商业银行甚至一度出现贷款需求不旺的局面。
为避免经济发展失速，新一轮“稳增长”组合拳从“两会”之后开始显现，从5月起明显加速，投资拉动是其中的重点，多渠道融资成为关键。
除了财政政策更趋积极，央行货币政策亦在有节奏放松，降息成为现实行动。商业银行一度“只收不贷”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下称“平台贷”），最近也出现松动迹象。5月信贷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环比止跌回升。
种种迹象表明，在新一轮“稳增长”政策带动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下称“融资平台”）的融资环境开始宽松，可能直接带动地方政府举债再次发力，这令外界重新开始担忧地方债务问题的恶化与潜在风险积累。
据了解，从去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后，仅将少量资金投资于保障房、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而将大量资金用于偿还既有债务。
最近一年多，地方政府“借新还旧”的债务置换，以及金融监管当局支持下的“平台贷”展期、重组，一系列监管容忍使得超过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今年以来开始逐步缓释。
可以说，面对去年开始显现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时间换空间”，是决策层和监管当局解决地方债务的基本思路。但“有限腾挪”仅是暂时转危为安，其债务风险隐忧并未真正化解，若新的地方举债回潮，债务风险可能再度增加。
对此，金融界人士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应尽快探索建立一套规范和透明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避免地方债务风险重新过度集中。
城投债再度汹涌
今年企业债发行总量将达到约7000亿元（含1500亿元铁道债），为历年之最。其中地方企业债近5000亿元，较往年增幅超过100％
今年以来、特别是全国“两会”之后，国家发改委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企业债发行审批。三四月，债券市场热度空前，甚至出现银行理财、债券基金抢债的罕见情形，整个二季度，企业债发放速度明显加快。
数据显示，截至6月14日，企业债共发行178只，融资规模为3025.9亿元。中债统计数据显示，其中地方企业债（也称“城投债”）发行165只，共募集资金2011.9亿元。无论发行数量和融资规模，已接近历史发行高点。
2009年，受4万亿刺激政策推动，全年共发行企业债3252.33亿元，创了历史新高。按今年上半年的发行速度，全年企业债融资规模将超过6000亿元。
不过，其中有一点重要变化，今年以来，企业债单只发行规模较往年下降。据了解，这是国家发改委为平衡地区差异，有意压缩单只规模，尽量满足更多地方城投类公司的融资需求，这也有利于分散各地方的债务风险。
过去四年间，伴随2008年中央“4万亿”经济计划的出台，企业债发行呈现从低到高再到低的走势，在最火热的2009年，企业债共发行180只，其中地方企业债152只，融资规模总计2218.18亿元。
今年城投债再次勃兴，市场和监管部门大都归因于云投事件（相关报道见《财经》2011年第18期“云投集团重组震荡”）负面影响消除。2011年，云投事件引发市场违约风险，投资者信心跌落至冰点，企业债发行中断三个多月。尽管企业债审批并未因此暂缓，但2011年下半年批准的总额约600亿元、近60只企业债被延至今年发行，这是推高当前发行规模的一个表面原因。
事实上，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微调，发改委审批节奏加快，企业债的松动与经济走势密切相关。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权威人士表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明显减速，今年春节后，发改委就加快项目审批节奏，而企业债作为国家发改委调控地方政府融资的手段，率先松动，效果明显。
目前地方政府融资热情再次高涨。5月初起，国家发改委内部规定，每周三安排专人，在指定场所统一受理发行人材料。监管部门和市场普遍认为，这一盛况至少延续至年底，全年融资量可观。
除了为配合宏观调控的需要，加快审批节奏，监管层对企业债有着更深远的制度层面考虑。这或许将为企业债的进一步发展拓展空间。
5月初，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召集多家券商小范围沟通后，在综合现有企业债所用发行监管规范的基础上，迅速起草了进一步规范企业债发行和监管的相关文件初稿。
其基本内容涵盖两个方面，规范企业债发行监管流程和进一步加快发行审批速度。“初稿”拟明确承销商职责，防范违约风险，进一步规范发行审批流程，明确地方政府偿债义务。
同时，其中还涉及部分发行监管环节的重要调整，例如拟放宽发行主体范围。目前企业债发行主体选择遵照“2111”规则（即允许省级城市有2家城司发行企业债，副省级城市1家，地级市1家，全国百强县1家），经过三年大规模发行后，发行主体信用逐渐下移。未来发债主体或突破这一范围，非百强县有望获得发债资格。
发行审批环节，拟将原先由国家发改委主任签字、再转送人民银行和证监会会签的流程，修改为三个部委同时会签，如此一来，审批时间减少约十天。
“初稿”形成后，目前正在征求市场意见，修改完善。作为国家发改委内部文件，报批程序较为简单，起草、修改完成后，只要时机成熟，即可向外。
通过这一系列的规范和改革，企业债发行将进一步提速。监管部门和一些市场机构的估算表明，今年企业债发行总量将达到约7000亿元（含1500亿元铁道债），为历年之最。其中地方企业债近5000亿元，较往年增幅超过100％。
银行“平台贷”松动
银监会对“平台贷”政策不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监管部门赋予了各家银行更大的灵活度
相较于企业债新的井喷之势，上半年银行信贷则显现出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