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1
一、证券金融公司应定位于特殊企业
所谓证券金融公司，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证券中介机构，它源于信用交易制度，主要吸收证券公司、交易所或其他证券机构的存款存券，并向证券机构借出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和证券。证券金融公司是在经济发展阶段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在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产生的一项制度。笔者认为，证券金融公司并非普通的金融类企业，而是为了贯彻国家或政府意志而设立的特殊企业。根据学者的考察，特殊企业之“特”，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条件要求某些企业承担特殊职能所决定的。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常由专门的立法对特殊企业的设立、组织、经营和财务等作出规定，所以，作为法定公司或法定机构，应由专门立法进行调整。对于这样的企业形态，除了适用公司法等普通企业立法之外，还应进行特别立法，对相关重要问题进行规制，确保证券金融公司符合政府对融资融券规制的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特别立法的重点内容应包括：
第一，证券金融企业的法律地位是特殊企业。就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而言，在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通过单独制定特别法或者在证券法律制度中予以特别规定的方式，确定其法律属性是特殊企业。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金融公司法律制度是由效力层次较高的法律来规定的。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行政立法的形式对证券金融事业通过特别法的形式予以规范。
第二，证券金融公司的业务活动受到管制。证券金融公司具有强烈的政策主导性，其业务范围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其业务活动也受到证券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通过营业规制，政府可以有效主导证券金融公司的运行和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证券金融公司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业务范围法定；业务范围的调整；基本业务规则的遵从。
第三，证券金融公司的财务状况受到管制。为了确保证券金融公司能够稳健运行，法律对证券金融公司的财务状况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在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比较完善。台湾地区“证券金融事业管理规则”规定了对证券金融公司财务状况进行管制的具体措施，包括：缴存保证金；资金及证券的周转和调剂；资金运用受限；禁止提供担保；授信限额的管制；对财务状况的监督。
第四，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人员的资格及行为受到管制。管理人员的素质对于证券金融公司的健康稳健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证券金融公司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乃至行为规范作出规定。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证券金融事业的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及业务人员，必须履行相应的行为规则，不得有下列行为：以职务上所知悉之消息，直接或间接从事有价证券买卖；非应依法令所为之查询，泄漏职务上所获悉之秘密；有虚伪、诈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误信之行为；其他违反法令情事。
二、我国证券金融公司法律调整的基本思路
我国的融资融券业务正处在试点阶段，证券公司主要是以自有资金或证券向客户提供此项服务。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倾向于采取专业化的转融通机制，有关部门正在筹建证券金融公司。证券金融公司成立后，证券公司可以将其取得担保权的客户资产用于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转融通业务。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从证券金融公司借入资金后，再根据信用额度融给投资者。我国已通过行政立法确立了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自有资金或者证券不足的，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入。证券金融公司的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而言，采用证券金融公司从事转融通业务是符合基本国情的：一是为融资融券提供充足的资金和证券来源，二是有效监控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明确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自有资金或者证券不足的，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入。证券金融公司的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从一定意义上讲，该条款确立了证券金融公司制度，但是，由于这部条例是一部行政立法，具有相应的局限性。笔者认为，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调整问题，应当重点考虑如下方面：
第一，在证券法或特别法中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如前所述，证券金融公司具有较强的国家主导性，带有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导向。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来看，都是由权力机关通过立法来确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的。笔者认为，在我国的《证券法》中增列专门节，或者通过特别法的形式，对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在立法中，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出规定。
在证券金融公司的法律地位明确后，由国务院研究制定相应的《融资融券管理办法》、《证券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对信用交易和证券金融公司运作规则及相应的管理制度进行细化，使证券金融公司的经营和监管更加完善。
第二，协调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证券金融跨越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两个领域，在我国尚处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还应当明确金融监管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着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应对进入证券市场的资金、证券进行宏观调控；中国银监会承担对着对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借款的监管职责，应制定其相应的风险指标，规制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的融资行为；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应当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作为自律监管重要部门，要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本身，则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交易所规定等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链条，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业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有效监管。
第三，应考虑证券金融公司的过渡性。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证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跃市场、融通资金和控制风险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这种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来越难以胜任日渐增多的市场职能，在运行中出现了业务大、责任重、风险集中的状况。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从一开始就应明确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才是最终的选择，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只是一个过渡的方式。在制度设计中，应使其尽量精干并易于调整和过渡。
（二）规制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规制
第一，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办理转融通。在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有着不同的做法。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转融通；台湾实行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并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只有约1/3的证券公司有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其他的证券公司只能为客户办理资券转融通。相比较而言，日本模式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这种模式更有利于国家对融资融券调控。因此，在我国设立证券金融公司之初，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不得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对证券公司而言，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的券商才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
第二，有效控制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规模。融资融券具有较强的倍乘效应，能在短时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因此，为防止交易信用的过度膨胀，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对其进行管制。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规制，包括业务、财务、人事等各个方面。一是对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实提出要求。对证券金融公司资本状况要进行监测，同时设定相应的指标，确保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二是对授信限额的管制。结合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授信限额要进行相应的管理。如：台湾地区规定，证券金融事业对同一人、同一关系人或同一关系企业及利害关系人之授信限额、授信总余额、授信条件及同类授信对象之规定，由主管机关定之；证券金融事业应订定前项各授信业务及每种有价证券授信风险之分散标准，并建立同一人、同一关系人或同一关系企业及利害关系人之征信档案，备供查核。我国应学习和借鉴这些成熟的经验，规定证券金融公司对单个证券公司或单只证券的融资融券额度。三是规定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标的证券。因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将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也会直接影响到证券金融公司的风险管控，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融资融券交易，而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四是加强对保证金的调控。从国际经验来看，保证金可以作为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保证金额度的管理（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应该成为相应的立法重点。五是加强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人事管理。对于证券金融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国家应当予以必要的控制，对主要负责人进行任命和罢免，对重要管理人员加以法律方面的特别约束。
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2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演进发生明显变化，各种金融业间的区别及差异日渐模糊化，综合式金融业务的服务模式改革，成为世界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主流趋势。2001年我国加入wto，随着资本实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条件不断成熟，金融控股公司等创新性、综合式金融组织的发展，成为金融业应对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和外部金融环境改变的必然选择。
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当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其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已经显现，因此，研究建立对金融控股公司科学、有效、系统的综合及协调监管体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迫切的实际意义。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相关概念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与特点
根据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委员会1999年的《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HoldingCompany）可定义为一个公司在拥有实业的基础上，可以跨行业控股或参股，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业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必须同时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要从事金融业务，并至少明显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业务；其二，母公司至多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一种业务，其余业务由其控股子公司经营。
2.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五年多来，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成效初现，一批金融控股公司事实上已经形成，金融机构业务结构和盈利模式得到改善，金融业资产和实力得到壮大，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有四种模式，其主要区分依据是控股母公司的行业属性，详见表1：
第一类是商业银行控股模式，即集团的控股公司为国有商业银行。例如，建行在2010年初控股合肥兴泰信托并更名为建银信托。
第二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控股模式，即集团的控股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2010年平安保险收购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集团成为第一家获得全国性银行牌照的保险机构。信达、东方、华融和长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旗下各类金融牌照齐全，已具有金融控股公司雏形，也可归于此类。
第三类是产业资本控股模式，以实业公司为主体的混合型金融控股公司，如国家电网、中石油、宝钢、五矿集团等产业资产控股的金融集团。
第四类是地方政府对所属的城市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重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例如上海市金融办、北京市金融办等。
二、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及其制约因素
1.我国当前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体制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我国金融业经历了综合经营、分业经营的演变。我国1994年正式提出分业经营的原则，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开始分业经营，基本确立了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体制。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标志着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的完全形成。目前我国采取的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足鼎立，分业监管的监管体制。
2.当前体制的制约因素与改革需要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亟待完善。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金融集团模式的选择缺乏法律依据，因此要对这种模式施以有效监管，必须以法律条款形式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和法律地位，严格界定金融控股公司市场准入条件、退出机制等。
第二，监管体系结构有待调整。由于我国金融业监管体系结构的现状，产业资本介入金融领域之后，金融控股公司很容易导致风险交叉传染。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是我国央企集团的直接监管机构，但国资委本身并非专门的金融监管部门，企业集团下设的金融机构只能借助行业监管机构分别监管，由于缺乏对央企集团下属金融机构并表监管的监管主体，因此产融结合下的金融综合经营存在着监管空白，其风险不容忽视。
第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尚待规范。对金融控股集团而言，尽管作为其核心的母公司或许不直接从事金融业务，但通过股权运作等，它也可以对实际经营不同种类金融业务的各子公司，从业务、资金、投资项目等方面施加直接影响。因此，如果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缺位或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方法，仅靠各金融子公司原有的机构监管者，无法从全局上掌控金融控股集团整体的审慎经营。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控股集团内部复杂的控股关系和资金往来，作为集团组成部分的单个子公司，虽是受监管实体，但其经营安全性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金融控股集团的影响，需要从集团整体高度综合考虑。此外，对金融控股集团内的非金融子公司，在其从事类似管制实体的业务时，也需要施以适当的监管。
第四，金融控股公司运营潜在的巨大风险，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金融自身的脆弱性，必然导致巨大的金融资产与有限的自有资本之间的矛盾。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前身多为国有银行或大型国有实业集团，在国家行业准入限制政策的保护下，长期处于非自然垄断状态，形成了巨大的资产规模。然而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相应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监管体制还不成熟，使它们源于金融属性本身的固有风险会变得更具潜在危害性。其次，金融资本的趋利本能促使金融控股公司具有逃避监管的冲动，金融控股公司的跨市场经营特点，为它逃避监管，追逐利润提供了便利。再次，大量金融资本参与的表外业务具有虚拟性和极大的不可预测性，使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着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的侵袭。
第五，全球金融危机后对金融业监管体制的重新审视。自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认识到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管协调的重要性，这将带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程序的启动。对于我国金融业来说，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适应金融业跨机构、跨市场、跨国界交叉经营的现实存在和未来趋势，重新构建本国监管体制以顺应新形势的需要，已经势在必行。
三、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历程与商业化转型现状
1.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历程
1999年，我国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和处置从建、工、农、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剥离的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2004年以后又通过市场化途径承接了交行、中行、建行和工行等剥离的可疑类贷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
截至2010年6月末，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功处置25，400亿元的不良资产，支持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推动了国有企业减债脱困和改革发展，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充分发挥了社会安全网与稳定器的作用。
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的完成，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对问题金融机构托管清算和问题资产重组的过程中，通过战略投资方式，逐步拓宽了原有业务领域，同时，为有效管理和整合资本金中的非现金资产，设立了一些新的金融业务平台和实业平台，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发展之路。
2.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政策导向
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财政部、人民银行及银监会一直在研究。200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方向，即转型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业务有特色、运作规范化”的综合性非银行金融服务企业。2008年2月颁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具备条件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加快向有业务特色、运作规范的适应性金融企业转型”，“鼓励金融机构通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发挥综合经营的协同优势”。从政策层面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有存续期的政策性机构向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化综合金融企业转型，这一改革方向非常明确。
3.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现状
随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深入，四家资产公司均已基本形成以不良资产经营为主业，同时开展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多种综合金融业务的格局。目前，这些平台公司通过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对不良资产主业起到了一定的配合和支持作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各自具体情况，逐步构建业务特色，打造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盈利能力，已经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部分金融业务平台分布情况见表2。
2010年6月，信达商业化转型试点方案首先获得国务院批准，确立了“以不良资产经营为核心、以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为重点的综合化、国际化金融服务商”的发展战略。2010年，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利润均不同程度的实现了大幅提升，其中，信达90亿元，华融20亿元，东方10亿元，长城8亿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与竞争力明显增强，综合经营优势进一步提升。
四、对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思考
1.加快立法，解决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为适应国际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在美国等长期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都相应调整各自的金融法规，为金融控股公司的生存、发展与规范提供法律环境。对我国而言，要尽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确认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地位，以法律法规形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设立方式、业务形式、会计方法、对子公司的财务权限，以及监管方式等进行明确规定，并严格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条件和退出机制等。
2.在分业监管体制下，明确主监管职能，实施功能监管。在我国分业监管体制下，实行功能性监管，即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协商解决，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确立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职能；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可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则应明确银监会的主监管职能。
3.运用并表监管等工具，建立对集团整体的有效监管机制。转型后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风险之一在于，资本金重复计算以及控股公司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从而影响集团整体的财务安全。根据新近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银监会将在单一法人监管的基础上，对股改后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集团资本以及风险进行全面和持续的监管，识别、计量、监控和评估集团的整体风险状况。《指引》中对并表监管的范围、方式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并表监管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定量监管主要是针对金融资产公司集团的最低资本和杠杆率管理，以及大额风险、流动性风险、重大内部交易等状况进行识别、计量、监测和分析，进而在并表的基础上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状况进行量化评价。定性监管主要是针对集团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因素进行审查和评价。此外，银监会还应尽快出台针对转型后的金融资产管理的资本金、内部交易、全面风控、股票投资等做出细化性的监管指引。
4.重视对内部控制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建立良好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有助于金融控股公司打造内部风险控制链，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转型后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往往从战略角度安排不同业务之间的内部交易，以提升效率。监管机构应从资本、偿付能力等角度出发，关注集团内部法人实体之间的内部交易，尤其重点关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业务领域和法人结构不一致的内部交易。监管机构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披露自己的组织结构和重大的内部交易，监测这些内部交易的规模和水平，并通过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集团结构和集团法人的层次提出要求，以增加内部交易的透明度。
风险预警机制是指各种反映金融风险警情、警兆、警源及变动趋势的形式、指标体系和预测方法等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CameL评级系统或澳大利亚的paiRS系统，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监管机构应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照规定的时间、项目、格式以及口径上报财务报表与有关资料，根据评级方法，给予评级。监管机构通过风险评级机制，掌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变化及导致风险变化的原因，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健经营，同时把监管结果反馈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促使其不断强化自身的风险管理机制，增强自我风险管理能力。
5.严格“防火墙”制度和客户利益保护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综合经营的最大隐患，在于不同金融业务引发的风险可能会在金融机构内部传递，致使整个金融机构陷于危机。而关联交易则是传递金融风险的主要途径之一。金融控股集团内实体间的关联交易，例如相互担保、抵押，或者为了避税相互转移利润等，都会集聚和放大集团的系统风险。同时，金融控股公司跨业经营，必然会使用到其下属各关系企业的客户资讯。所以，严格客户利益保护制度，避免客户信息被滥用很重要。对于转型后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监管机构要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各个子公司的资金和业务的比例限制，限定商业银行与证券、保险等业务部门的一体化程度。各子公司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资本金、会计标准、财务核算制度、管理队伍等，防止“多米诺”效应带来的风险传播。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客户隐私、资讯分享的政策与程序等，监管机构要制定特别条款加以规范，对违反客户资料保密规定的，应该予以处罚。
6.强化有效信息共享机制，逐步构建复合型金融监管体系。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必须加强合作，建立有效信息共享机制，增强政策协调。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监管当局之间不仅应依据法律法规或签订备忘录的形式确立和强化这种机制，促使监管部门间的监管协调、信息交流制度化、规范化，而且应建立与其他监管当局信息共享的文化，逐步构建以金融监管为主体，完善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行业自律以及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复合型金融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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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3
2011年10月19日，中国证券金融公司获得国家工商总局企业名称核准，此后中国证监会在《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方法》中对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责、业务规则、风险控制等做出了明确规定。鉴于目前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发展迅速，转融通业务的推出已势在必行，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借鉴海外证券金融公司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治理结构、功能定位、运作机制和制度设计进行前瞻性研究，为转融通的顺利推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海外市场证券金融公司发展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
与欧美全能银行、投资银行或商人银行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分散授信模式不同，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由于资本市场欠发达，市场主体信用水平较低，均采取另设证券金融公司的集中授信模式，解决证券市场的融资融券问题。
(一)日本模式
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通业务中的功能定位、运作机制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融资融券业务操作层级分明。
在日本集中授信的交易模式下，不允许投资者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融入资金或证券，而必须通过证券公司来统一进行。当证券公司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过程中遇到资金或证券不足时，除通过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获取部分资金外，也不能直接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机构获得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或证券，而只能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入。这样证券金融公司便成为整个日本信用交易系统中资金和证券的中转枢纽，银行、保险和基金等机构仅能向证券金融公司融出资金和证券。
2、垄断专营。
在日本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的集中授信模式中，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证券公司与保险、基金等机构在融券上被完全分隔，并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在转融通业务中，由于证券公司不能直接向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融入资金或证券，这些机构若需借出证券，通常先将其转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证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证券出借给证券公司，这里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他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通过融资融券交易的倍增效应。同时，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资金比例仅为2.5%，这也是在政府支持和垄断专营的基础上维持的。目前，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获取所需资金，导致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除了对证券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以外，日本三家证券金融公司还承担了向证券公司提供短期适用资金贷款、交割短期贷款、有偿增资新股认购贷款等业务。
(二)中国台湾模式
我国台湾地区的融资融券交易制度一方面沿袭了日本的集中授信模式；另一方面，它又突破了日本融资融券业务操作层级分明的封闭模式，证券金融公司融资融券的业务对象由证券公司扩大到一般投资者，形成证券金融公司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直接提供融资融券服务的“双轨制”模式。台湾证券金融公司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证券金融公司兼有转融通与直接融资融券服务功能。
在台湾所有证券公司中，约有60家证券公司是经批准可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其余证券公司均没有获得该项业务许可证。其中，获得融资融券业务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可以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过程中遇到自有资金或证券不足时，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办理转融通；而没有获得该项业务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户委托，代客户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融券。这样，证券金融公司实际上在为部分证券公司办理资券转融通的同时，又直接为一般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2、证券金融公司的转融资渠道受到挤压。
对于获得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来说，证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唯一的融资通道，它们既可以通过证券抵押方式从证券金融公司获得资金，也可以将不动产作为抵押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融资。因此，拥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利用货币市场融资工具，逐渐减少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依赖，造成证券金融公司的转融通业务有所萎缩。
3、证券金融公司与证券公司之间存在融资融券业务竞争。
在“双轨制”模式中，融资融券交易并非集中于证券公司，投资者既可以选择从获得融资融券业务许可的证券公司直接融资和融券，也可以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和融券，这使得证券金融公司与证券公司之间存在融资融券业务竞争。从台湾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来看，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从转融通逐步过渡到直接融资和融券。
(三)韩国模式
韩国证券金融公司采用单轨制集中授信模式，也有其自身特点：
1、资金来源比较多样化。
根据韩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韩国证券公司应当将客户保证金全部转存到证券金融公司；证券金融公司可以接受证券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其他证券机构以及财政部条例规定的其他机构的特定货币存款，可以充当股票市场稳定基金的管理者。这些都构成韩国证券金融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2、业务范围更加广泛。根据韩国《证券交易法》的有关规定，韩国证券金融公司可以为一级市场证券承销商的证券发行提供融资，可以为二级市场证券经纪商提供流动性支持，也可以为证券公司和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同时，韩国证券金融公司还负责开展客户存款管理、员工持股计划的支持等业务，以及充当借入者和贷出者融券业务的交易对手方的角色。在客户资产独立存管、员工持股计划的规范化及融券业务的风险防范等方面，韩国证券金融公司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模式选择
与欧美分散授信模式相比，东亚集中授信模式下的证券金融公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耗了资源快速配置的效率，但是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加强和完善，其集中调控力度较大，有利于防范、监控和降低市场风险。由此不难发现，一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模式选择和制度安排都是由该国证券市场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由于融资融券交易的风险较大，各国都建立了健全、严格的融资融券业务监管体系，制定了明确、具体的融资融券业务操作规程。另外，无论是证券金融公司的首创国日本，还是有所创新的台湾，随着证券市场逐步发展成熟，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市场化模式将是最终的发展方向。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自2010年3月31日正式开启以来，经历了业务由试点转向常规、标的证券从90只扩充到285只的过程(见图1)。目前我国融资融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1年11月30日，融资融券余额达376.54亿元，接近2010年末该数值的3倍。但是目前融资融券交易对扩大市场交易量、活跃市场交投的贡献有限，融资和融券的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券商依靠自有资金和证券向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的限制亟待放宽。2011年10月，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挂牌成立，随后《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正式颁布，这标志着我国转融通业务的推出拉开了序幕。
我们认为我国证券金融公司宜采用日本的单轨制集中授信模式，其原因在于：首先，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健全，信用基础还比较薄弱。鉴于融资融券业务的高风险性，单轨制集中授信模式下融资融券业务操作层级分明，集中调控融资融券业务的力度较大，有利于防范、监控和降低融资融券交易市场风险；其次，从我国台湾地区的双轨制模式来看，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其监管和调控融资融券交易市场的功能有所减弱；再次，韩国证券金融公司的资金来源比较多样化，业务范围更加广泛，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而言，目前证券金融公司的设立以促进融资融券交易为根本目标，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服务。
三、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功能定位与运作机制
(一)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功能定位
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股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按照《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其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服务，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运行情况进行监控，监测分析全市场融资融券交易情况，运用市场化手段防控风险。
具体来说：
1、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服务。
证券金融公司作为集中授信模式下证券市场融资融券业务的中介机构，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服务是其首要和共同的职能所在。一方面，证券金融公司除自有资金或证券外，可以通过业务平台融入融资担保和抵缴证券，也可以从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社保基金等机构融入资金或证券；另一方面，当证券公司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过程中遇到自有资金或证券不足时，可以一定的保证金和手续费向证券金融公司融入资金或证券，并在规定时间内如期归还。这可以大大解决目前融资融券市场资券不足的现实问题。
2、监控融资融券业务运行情况。
由于融资融券交易具有杠杆效应和高风险的性质，采用证券金融公司这种集中授信模式，一方面，通过建立证券公司信用评估机制、转融通业务合同和保证金制度，确定、调整转融通费率和保证金比例，对市场风险进行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监控规则，对于市场交易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危及市场稳定的异常情况，证券金融公司可以按照业务规则和合同约定，暂停全部或部分转融通业务并予以公告；如果发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证券金融公司经营管理的重大事件，应立即向证监会报送临时报告。
3、监测分析全市场融资融券交易情况。
鉴于目前我国融资融券业务刚处于起步阶段，对融资融券市场交易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是防范控制融资融券业务风险、促进融资融券市场规范、稳健运行的有效方法之一。根据《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证券公司应向证券金融公司报送融资融券的相关数据，同时与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证券金融公司之间建立融资融券信息共享机制。在掌握具体和充分的融资融券交易数据的基础上，证券金融公司对此进行专业、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无疑是对市场监管功能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二)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运作机制与转融通业务流程
从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运作机制(见图2)来看，我国证券金融公司基本可以采用类似层级分明的转融通业务流程，具体来说：(1)除了证券金融公司自有资金和证券、转融资担保和抵缴证券外，银行、保险机构、社保基金和指数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货币市场短期融资和回购是证券金融公司主要的证券和资金来源；(2)当证券公司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过程中遇到自有资金或证券不足时，按照授信管理，可以一定的保证金和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入资金或证券；(3)一般投资者向证券公司提交融资融券申请。
四、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设计
(一)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
1、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来源。
从海外证券金融公司的业务实践来看，证券金融公司通常通过公开标借、议借以及转融资担保证券、抵缴证券等方式来筹措证券。根据《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若经证券公司书面同意，我国证券金融公司可以有偿使用证券公司因申请转融通而缴存的保证金和抵缴证券。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来看，标借和议借的来源也很丰富，主要表现在：首先，有银行贷款、发行次级债所获资金、国债回购、货币市场短期融资等；其次，保险机构、社保基金和指数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持有期较长，规模较大，利用转融通机制，可以在不影响长期持有目的的同时，给持有者带来一部分低风险收益；再次，上市公司国有股股东和长期战略投资者的持券规模庞大，股价的短期波动不会影响其持股目的，转融通制度的推出可以为他们带来额外的收入来源。
2、证券公司转融通业务资格的确定。
“试点先行，稳步推进”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较为成功的经验之一。与融资融券业务由试点转常规类似，转融通业务仍将由符合相关资格条件的证券公司试点先行，可优先考虑选择头两批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11家券商作为首批试点券商，这些券商在资本实力、资产规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首批试点后，逐步扩大试点券商范围；待积累一定的成功经验后，再稳步加以推开；最后，待条件成熟后，将转融通业务由试点转常规。
3、抵押证券存管制度。
根据《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应以自己的名义，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立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和转融通担保资金账户，分别用于记录证券公司委托证券金融公司持有、担保证券金融公司因向证券公司转融通所生债权的证券和资金，并与证券金融公司持有的资金和证券账户区分开来，单独管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受证券发行人委托以证券或者现金形式分派投资收益的，应当将分派的证券或现金分别记录在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或转融通担保资金账户内，并相应变更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或者转融通担保资金明细账户的数据。
4、信用管理机制。
由于融资融券交易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因此应当建立一套有效、完善的信用管理机制。比如，日本证券金融公司采用融资融券标的证券管理、授信额度管理等手段，有效地控制和降低转融通业务风险。
(1)标的证券管理。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明确规定融资融券的标的证券。目前我国融资融券的标的证券已扩大到285只证券，其中包括7只etF。实行标的证券管理，应当对证券的流通股本、股东人数和流动性等进行动态选择。
(2)授信额度管理。包括市场信用总额、单只证券授信额度和各家证券公司授信额度的管理。比如，日本证券金融公司通常根据融资融券交易的利用情况、转融通利用情况、证券公司自身筹措资金的能力、金融市场运行趋势和市场动向等来判断融资总额。目前我国《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规定，“净资本与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的比例不得低于100%”，随着市场运行情况的变化，对该比例限制可以适当加以调整。对于单只证券授信额度，目前《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规定，“融出的每种证券余额不得超过该证券上市可流通市值的10%”，“充抵保证金的每种证券余额不得超过该证券总市值的15%”。对于单一证券公司的规定为“对单一证券公司转融通的余额，不得超过证券金融公司净资本的50%”。
(3)追加保证金。证券金融公司应当逐日计算证券公司缴存的保证金价值与其所欠债务的比例。当该比例低于约定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时，应当通知证券公司在一定的期限内补交差额，直至达到约定的初始保证金比例。当证券公司发生违约，证券金融公司可以按照约定处分保证金，以实现对证券公司的债权；处分保证金不足以完全实现对证券公司的债权的，证券金融公司应当依法向证券公司追偿。
5、合规管理机制和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机制。
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机制，以保证证券金融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工作人员的执业行为合法合规，促进证券金融公司规范、稳健运作，促使其工作人员诚信勤勉、恪尽职守；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机制，以保障证券金融公司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6、监管体系的建立。
由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过程涉及较多的金融机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此都作出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规定。为此，我国建立并健全转融通业务监管体系，严格融资融券交易市场监管。一般来说，证券金融公司制度的监管体系包括：证监会依法对证券金融公司及其相关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比如证券金融公司向证监会报送年度报告、月度报告和临时报告等；中国人民银行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存管和结算等细则进行补充。
(二)加强法制建设，为推动证券金融公司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1)从《证券法》层面赋予证券金融公司以明确的法律地位，制定相应的法规和实施办法，并由法律授权具体的监管部门建立健全的监管制度。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加强监管协作，整合监管资源，实现监管信息共享，增强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发挥协同监管效应，以提高证券金融公司运作的规范化程度，从而促进其规范、稳健发展。
(2)从《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层面规定证券金融公司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运行情况进行监控。比如，建立证券公司信用评估机制、转融通业务合同和保证金制度，确定、调整转融通费率和保证金比例，以控制和降低市场风险；制定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监控规则，对于市场交易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证券金融公司可以依据业务规则和合同约定，暂停全部或部分转融通业务并予以公告，以保证市场稳定；当发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证券金融公司经营管理的重大事件时，进行应急处理。
(3)建议证监会制定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转融通服务的相关管理办法，对其职能定位、业务规则、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和详细的规定。
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4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金融业混业经营;金融监管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和发展背景
1999年,国际三大金融监管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共同发起的国际金融集团联合论坛《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定义如下: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按是否直接经营业务,金融控股公司可分为纯粹型和事业型两种。前者不直接经营金融业务,而是把对整个金融集团的经营管理作为惟一的事业。后者本身直接经营金融业务。
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混业?分业和混业的发展历程。1929年前各国金融业大都实行混业经营;至20世纪30年代分业经营成为主流;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金融管制放松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结构和客户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金融功能趋向融合,混业经营重新成为当前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与金融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相适应的新金融组织形式,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由于金融业的主要资产即资本?信息和企业家才能的专用性较低,在金融业间的转换成本小;从事金融业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可最大程度地提高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率,具有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协同效益及分散风险等优点。西方国家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与从事单一经营的金融机构相比,金融控股公司在成本?信息?风险控制?资金筹措?跨地区经营?综合金融服务?合理避税和金融创新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但另一方面,由于控股公司与子公司及子公司间复杂的控股关系和内部关联交易,金融控股公司也可能在资本充足率?内部风险传递?关联交易?金融垄断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要使金融控股公司健康顺利发展,就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加强外部金融监管。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与金融业混业经营状况
通常认为,一国金融业对于混业或分业经营的选择即意味着在效率与安全间加以抉择:混业经营注重效率,但会增大金融风险;而分业经营更注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特别是在封闭条件下,分业经营能在很大程度上防范金融风险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间的传递。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的研究显示,并无证据表明大危机中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是其倒闭的直接原因。近百年来金融业的发展表明,混业经营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我国为整顿因银行资金入市导致的金融秩序混乱和金融市场失控局面,自1993年开始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几乎都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范围经营。加入wto使我国金融业发展面临巨大变化,曾对维护我国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起重要作用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体制已在客观上严重束缚了金融业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金融机构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资本充足率较低?业务品种单一?盈利能力较弱等问题。而已陆续进入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多是子公司业务互补?资本运作效率高?各种专业人才集聚的综合性金融集团,能提供“一站式”的多种金融服务,并具备成本节约和规模经济的经营优势。与其相比,国内金融机构在组织形式上明显处于竞争劣势。因此,如何在确保金融安全和提高金融效率间寻找平衡,是我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通过,在我国引起了对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讨论。
事实上,即使在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体制下,我国金融机构也从未停止对混业经营的探索,金融机构通过相互和合作,发展跨市场的金融工具,实现了综合业务的发展。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综合金融业务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机构及保险机构联合开发出的融合多行业特点的金融产品(见表1)。
三?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现状及特点
我国政策现已开始放松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限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完善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基本制度,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试点”,充分肯定了我国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探索,也为我国未来的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虽然作为金融业混业经营主要组织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至今尚未得到法律认可,实际中也无带有金融控股公司字眼的公司;但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以下三类金融控股公司:第一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控股类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平安集团等;第二类是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外或在国内与外资合资设立投资银行,如中银国际?中金公司和工银亚洲等;第三类是实业公司控股金融机构,如山东电力集团及在证券市场上活跃一时的所谓“家族”等(见表2)。
我国这些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如下特点:
1.拥有银行?信托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较少,拥有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租赁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的金融控股集团较多。这是因为租赁公司?期货公司对股东资格的要求相对宽松,而银行?信托业受到严格管制。
2.对金融机构的股权基本达不到控股?甚至相对控股地位。这是因为我国法律法规对公司对外投资比例及金融机构的股东入股比例都有严格限制,单个企业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很难实现对金融机构控股的目的。
3.产业集团,特别是现金流较稳定的产业集团在金融控股公司中具有特殊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法律法规对工商企业投资金融机构未作限制,使得通过产业集团共同投资金融机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成为现阶段的普遍做法;另一方面是现有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对各金融机构间的业务联系进行了严格控制与监管,但产业集团不在金融监管范围内,其不仅可为金融集团提供业务机会,而且可通过产业集团实现金融集团的合作。
4.资本控制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
不相适应。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控制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表现为控股公司或者过度干涉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使子公司等同于控股公司的分支机构,无法发挥其作为独立法人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或者是子公司权力过度膨胀,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资本控制与约束形同虚设,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利益很难保证。
5.金融控股公司的独特优势尚未显现,距离一体化与协同效应还有相当差距。这主要表现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战略定位不清晰;整个集团的后台集中?交叉产品开发?一站式服务理念等还处于基础建设阶段;资源整合方面尚未超越现有金融机构间的合作。同时金融控股公司集团的内部控制薄弱,表现为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缺乏协调性,公司财务控制制度不够完善,风险控制制度有待加强等。
6.多数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以国有独资或控股形式出现,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在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数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初衷是为整合地区金融资源,改善地区金融企业资产状况,增强地方金融企业实力,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因此政府和有关金融监管部门主动寻找战略投资者,分散金融机构的持股结构,完善公司治理。但由于与其他国有控股公司相同的国有股一股独大,不合理的产权结构导致金融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着国有所有者缺位?激励制度不健全,容易导致者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决策机制及程序不科学,决策结果非理性等问题,容易引起业务经营与决策管理等风险,并危害集团整体利益。
可见,我国现有的金融控股公司尚未发挥这种新型金融组织形式的经营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
四?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对策
要规范和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良性发展,组建能与外资金融集团竞争的金融控股公司,更好地服务于我国金融业,提出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如下对策:
1.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应做到“立法先行”。目前,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短期内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我国可先行修改与金融控股公司设立相冲突的经济?金融?法律条款,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地位,并规范其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关联交易?审慎监管等方面,使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能在法律保障下健康进行。
2.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为实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建立伞式监管模式,即由人民银行作为主监管人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则按照功能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同时,建立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和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与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
3.借鉴国际监管实践的经验教训,对金融控股公司采用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二是控股子公司或其他持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三是将整个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其他监管内容包括:减少金融控股公司结构的复杂性,增加其透明度;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对银行信用的滥用,在各项业务间建立严格的防火墙;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信息披露,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建立并实施完善的治理结构?严格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审查主要股东和高层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源整合的规范;加强对集团内部交易的监督等等。
4.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合理直接决定金融控股公司能否发挥作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明确包括金融控股公司自身及控股公司与子公司间的所有者和产权关系;二是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治理机制,明确界定股东?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间的责权利关系,形成相互制衡;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除完善公司内部收入分配制度和经理人员任免制度外,还应设立声誉激励机制;四是实现基于充分信息基础上的科学决策机制,金融控股公司须建立内部信息平台,以及时?全面?准确地收集?处理和交流信息,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5.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包括在国家层面加强内部控制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健全财务控制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在金融子公司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防止金融风险的扩散;加强审计监督制度,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子公司业务实行全面监督;建立健全信息控制制度,实现子公司与控股公司间相关信息的透明化,以保证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活动的协调与统一;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发挥保险保障基金作用,有效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促进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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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5
关键词:分业经营混业经营风险与优势制度设计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业在金融全能化浪潮趋势下，经历了出于金融防范风险而建立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和法规体系到今天实践创新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及国有商业银行等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这很显然是金融领域的新探索，但金融立法上的空白要求我们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完善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制度，规范其发展。
一、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理性分析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二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的从事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监管环境和经营文化下，为适应扩大了的金融业务范围而创建的一类金融企业。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存在其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土壤:
(一)国际趋势。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变迁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回顾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格局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从最初的混业到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再经过中、长期的金融创新与融合的演变。成功的典例是美国和日本。经历“金融大爆炸”结束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转向金融控股公司方向整合，吸收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优势，摒弃两者的缺陷，向更兼容的模式发展。
(二)自身机制。风险和效率是金融中一对永恒的矛盾。我国的金融立法更强调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实施严格分业经营管理。随着入世承诺的兑现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我们唯有在提高金融竞争力和效益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维护金融秩序与安全。正如学者所说的“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市场地位的逐步确立，不断追求利润，是金融控股公司产生的微观原因”。
(三)实践探索。目前我国全面实行混业经营仍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如缺乏一元化无法满足在全面的混业下各金融领域界限淡化的要求;资本市场上透明度低尤其是证券市场，承受金融风险的能力脆弱;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不完善。如果实现“一步到位”混业经营则极易诱发和积累金融风险。实践中，四大国有银行纷纷建立金融公司。此外，光大、中信等也是我国实力较强的金融控股公司，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把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
二、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与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存在有其自身合理的优势和不可避免的风险，这是事物的二元论，存在的价值正是其优劣的博弈结果。
(一)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优势
1.规模经济优势:通过增加某一金融服务产品的数量，如扩大银行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以吸收更多的存款，来降低成本;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产品的种类，如利用同一个银行网点同时销售证券、保险、基金等不同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
2.金融创新优势: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使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成为有机整体资金可以自由流动，各业务间不受或少受限制，使金融部门内部各要素得以重新组合并衍生出新的金融业务，从而促进金融创新。
3.风险分散优势:金融控股公司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经营分业。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集团来统一调度资金，通过多元化、综合化经营，分散单一业务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合理的投资组合来转移风险。在集团层次设立统一的风险监管机构，提高子公司风险控制的有效性，降低控制风险的成本。
4.便捷优势:这主要是针对客户来说的，即“一站式金融服务”亦称“金融超市”，就是将各种金融商品和服务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消费者进入一家金融超市就可以同时进行储蓄、信贷、信用卡、保险、基金、股票等多种金融交易。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风险
1.资本金的重复计算
资本是金融机构存在的生命源，是抵御风险的缓冲器，是债权人利益的终极保证。然而为了实现资金利用效率的最大化，金融控股公司容易出现资本金重复计算的问题。通常表现为:(1)集团公司拨付子公司的资本金在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反映，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2)子公司之间交叉持股和相互投资，造成资本金多次计算。同一笔资本金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对债权人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最终会导致集团的整体风险。
2.内部关联交易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交叉持股关系和繁复的资金链，使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成为经营策略的重要内容。关联交易通常表现为资金和商品的相互划拨、相互担保以及为了避税和逃避监管而相互转移利润。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关联交易，无形中使控股公司的各个法人形成了一个债务链。此外，关联交易还增加了各子公司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如果发生内幕交易必然会妨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3.风险传播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涉及多种金融领域的金融混合体。一旦出现风险，会随着各公司的内部交易相互传递，引爆整个集团公司处于风险之中。风险传播可细分为风险传递和传染两个方面。传递效应是指金融控股公司个别成员的危机将通过错综复杂的有形、无形联系外溢、回波层层放大，殃及其他成员乃至集团整体，升级为系统风险。传染效应是指即便金融控股公司只对子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集团成员间也已经设置了防火墙，外界仍会因某一成员的危机而对其他成员乃至集团整体的经营稳健和信用能力下降。传染效应源于外界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传递效应的担忧，反过来又加剧了传递效应。如金融控股公司往往基于维护集团整体声誉的考虑，调度资金救助濒危子公司，这本身就可能成为风险传递的渠道。
4.监管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质是冲破现有监管的泾渭分明的界限，淡化金融公司的界限，强化母子公司的信息交流。然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机构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多元式的监管: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足鼎立，这些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方法和重点，以及监管的标准和范围各不相同，不利于监管机构互相协调行动，形成严密的“防火墙”，隔离风险的传递。但是母子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却弱化公司的监管，造成“监管真空”，为委托问题提供方便，进而诱发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导致金融环境的动荡。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设计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类型决择
金融控股公司的类型根据控股的动机和方式分为两种:一是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一般不从事专门的金融业务，也不经营零售业务，只是全资拥有或绝对控股商业银行、保险、证券等附属机构或子公司。这些附属机构或子公司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开展专门的金融业务。二是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经营专门的金融业务，如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等并通过出资设立子公司参与其他金融业务。
在西方国家，金融控股公司一般都是经营性控股公司。在美国，控股公司和各金融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控股公司和子公司通过资产纽带和股份制原则紧密连接，各种金融业务之间有效建立“防火墙”，不同的子公司从事不同种类的金融业务。在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不仅可以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也可从事包括证券、保险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但我国处于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与西方发达市场体制相比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故我认为，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初期，宜推行“纯粹型”控股公司模式。母公司不设特有的事业领域，而仅仅是一个公司经营战略的决策部门。母公司可以将精力集中于子公司的战略管理、提高公司的资本运作效率、对企业的内部整合和外部兼并与重组。子公司则是经营活动的主体，通过各自不同的业务经营贯彻母公司的战略意图，是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中心和利润中心。
在目前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为主要组成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的实力是最强大的，尤其是那些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其业务网点、资产和资本规模都是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能够有实力收购其他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首推商业银行。并且可以防止金融控股公司与各子公司间的利益冲突。以商业银行为主体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的构建，最终形成规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应当是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或现实选择。
(二)加快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法规的存在是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存在和发展的法律依据。尽管我国已在法律上确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如《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证券法》第3条中明确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是，现行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这虽然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留下生存空间，但却未提供明确性支持。因此，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要整合各部金融法律，在其中修订加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相关内容，并使其协调与配套。文本要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条件与程序，较之一般公司的设立应门槛更高;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与运作模式，做到明确分工。
(三)建立专业的综合监管机构
根据2002年2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分业监管基本格局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而且修改后的《保险法》以及正在修改和制定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也并没有打破目前监管格局的动向。因此，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基础上，探索发现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的合理结构，以期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
在实践中，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三方监管联席会议机制。2003年9月18日召开的金融监管三方联席会议通过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规定: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机构和业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架构已初步建立。但基于没有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专业监管，可能导致监管各方协调不一致，或者监管各方都对此不承担责任，或者相互争夺监管权;现有的监管机关只熟悉本行业的监管业务，可能难以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综合监管的职责;由于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然是分业监管，必然会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盲区。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的专业的综合监管机构，负责跨业监管与决策，对金融控股公司下属不同金融业务领域的子公司则由原来各监管机构实施专业化监管。
(四)资本充足性要求
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有必要根据《巴塞尔协议》制定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基本要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应根据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准则等规定研究设计符合自身特点的合并报表编制方法，既要充分反映控股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又要利复杂于反映、识别风险;要叉持建立子公司编制财务分，应尽析报告的规范，以提高子公司财务分析水平，及时掌握子公司经营情况;母公司负责统一管理审计工作;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稽核在子公司风险防范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快统一的财会信息化建设，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规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和对外交易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制定信息公开程度、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的准则要求，设置信息安全的“防火墙”。
参考文献
[1]夏斌，金融控股集团设置监管“防火墙”———迫在眉睫的任务[J].金融与保险，2005(8).
[2]李昀，刍论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及监管[J].深圳金融，2003(12).
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6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挑战；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4-0051-03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挑战
尽管我国立法目前尚未对金融控股公司以明确定位，但我国事实上已存在各种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一是以集团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其特点是母公司不再是经营机构，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投资控股机构，全资或控股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以及各种实业公司，如中信控股、光大控股等。二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其特点是，母公司是主要经营某种金融业务的银行、信托、证券或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或者直接由母公司参加另一种或多种金融业务，如中国银行的中银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等，三是以实业公司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其特点是，在金融机构增资扩股中，产业资本、民营资本投资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类金融机构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由于企业集团对金融机构投资不受限制，这类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较快，如宝钢、山东电力、海尔以及泛海系、爱建系、东方系、德隆系、万向系、希望系、金信系、农凯系在内的家族。
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方面，我国目前实行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同时，为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2003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初步建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架构，即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机构和业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但这种安排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存在监管空白和盲区。首先，尽管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但是对事实存在的以实业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无法监管，造成监管盲区；对其他类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中，在控股公司整体风险方面还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其次，分业监管这些金融控股公司时会产生许多问题，如不同的子公司分属不同的监管部门，易出现重复监管；金融控股公司会利用自身业务的模糊界限在下属各子公司之间进行转移资产，以逃避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再次，现有的监管机关只熟悉本行业的监管业务，难以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综合监管的职责。
对以集团公司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以中信为例，按照我国现在的监管模式，中信旗下分业经营的金融子公司各自接受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但中信控股公司不是一级被监管的机构。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尚未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对其整体监管的法律依据和标准更是缺乏，如控股公司负责人往往是下属被控股金融子公司的实际掌门人，掌握了资金的调度权和日常经营决策权，但监管部门无法对其进行任职资格的监管，形成监管真空。在这种监管真空的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就不能被监管者和投资者所了解，其透明度也较差，而且也会出现资本重复计算、财务杠杆过高、内部交易等问题，集团的违规操作就可能无法纳入到金融监管者的管辖范围之内。另外，在这种分业监管的情况下，各监管机构缺乏协调，难以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进行评价，对其整体风险缺乏认识和控制。
对以实业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德隆集团，其控股的金融子公司各自接受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的相应监管，而对于集团本身，在目前的机构监管模式下，无法对其进行监管，造成严重的监管缺失和风险。德隆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建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
应建立一部专门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法规。但鉴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立法要涉及相关法律的重大调整，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如借鉴日本立法经验，先行设立特例法。即先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形成金融控股公司适用的法规《金融控股公司解禁整备法》。随着金融基本法及其他经济法律的修改，条件成熟后再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这样不仅有助于节省立法成本，而且有助于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整个金融法律体系融合，减少法律制度的冲突，保障法律适用的公平。同时，也减轻对金融体制和金融法律体系的整体冲击，为实现平稳过渡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现阶段，建议先行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和定义，从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内部交易、审慎监管等方面进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金融控股公司设立与经营的合法性问题，为依法监管提供依据。同时，修改和完善现行《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限制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向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过渡。
(二)确立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综合监管模式
目前国际上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牵头监管模式，即根据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在多个监管机构中指定一家监管机构为牵头监管者，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整体监管，其他监管机构进行功能监管。如美国的伞型监管模式。第二种是统一监管模式(也称一体化监管模式)，由一家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业。如日本、英国等。第三种是分业监管模式，即对金融控股公司层面暂未监管，而是对控股公司内部各金融子公司进行分业监管。上述监管模式有各自的特点。一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形成是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很难说哪一种监管模式是最优的，而应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进行选择，才不失为明智之举。
首先，我国目前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实施统一监管所必要的一些信用制度、评估制度尚未建立。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素质和监管手段跟不上统一监管的需要，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作为被监管对象的金融业尚未达到能够适应统一监管的水平，因而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实行统一监管模式的时机尚未成熟。
其次，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其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特点，同时具有多种金融功能的实现手段，而且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子公司、信托投资子公司、保险子公司或证券子公司也可能同时具有实现某种金融功能的手段，己很难用传统的纯粹的机构监管方式对金融创新下的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了。金融业务创新使金融机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在此情况下，传统的机构监管方式有可能出现监管空白。而采用功能监管方式，由于金融功能是相对稳定的，尽管金融功能实现方式互相组合、千变万化，但是只要金融监管方式随着其金融功能作出制度安排，就可以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功能监管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对监管体制的要求，有利于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更有效地防止金融风险的跨行业感染与积聚。
再次，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功能监管的基础上，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的风险不可小视，必须明确对其的牵头监管者，负责对其整个公司层面的业务规范、风险控制，以保证金融控股公司以安全和健康的方式运行，防止其经营状况威胁到关联存款机构的生存。同时，负责牵头完善监管当局的相互沟通的机制、方式和内容，建立协调机制，避免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
因此在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选择上，可借鉴美国模式，采取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管模式，即对金融控股公司层面上由牵头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金融子公司则由各监管机构进行功能监管。牵头监管机构可确立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将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已经建立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制度化，进一步完善相互沟通的机制、方式和内容。协调各自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举措，避免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
随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综合经营和规模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也随着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金融法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在现实需要、理论认证充分的时机，将监管模式由牵头模式过渡到“一体化监管”，如英国、日本模式。
(三)明确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重点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内容，应充分考虑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风险，借鉴巴塞尔联合论坛《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及欧盟的最新指引，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
应确定市场准入的标准和要求，如股东适格性、最低资本总额、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等。并建立市场退出机制，明确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变更、重组和终止事项、退出程序等，对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援救行为作出一定的限制，并规定当子公司的危机可能殃及母公司、或海外子公司被当地政府收购时，应作破产处理。
2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
在对其下属各金融子公司本身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的同时，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资本充足率提出要求。一是要解决资本重复计算问题。在计算存款机构本身的资本充足率时，原则上应将其对控股公司内其他子公司的股权投资从其资本中扣除，并规定哪些投资应从核心资本中扣除，哪些应从附属资本中扣除；在计算整个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时，应在并表基础上进行，未并表子公司的投资应从总资本中扣除。二是应规定金融控股公司最低资本充足率，并对此作连续动态的监管。三是建立有效的对整个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评估机制。
3严格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不仅是导致风险传递从而威胁存款机构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是引发利益冲突、产生道德风险的主要原因，因而必须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严格规范，要对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交易种类、交易条件等作出限制性规定，如对存款机构与关联企业之间交易的限制，以及对存款机构在与集团成员共享资源时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控制；对由利益冲突引发的道德风险的控制；对集团内部交易进行量上的限制。
4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集中度的控制
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并不是单个子公司风险的简单叠加，而是存在相互对冲和相互加大的效应，为了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在总体上风险过度集中于某些特定交易对象、地区、部门和金融市场，应对其风险集中度进行控制，建立风险集中情况的分析和报告制度，要求金融控股公司按照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同一业务、同一客户、同一币种、同一市场等进行风险集中度的测量。并对整个金融控股公司与集团外单一交易对象的总的交易金额进行控制，规定此类交易金额不得超过控股公司总资本一定比例，或超过一定比例时需向监管当局报告。同时建立内部防火墙，防止风险的过度聚集。
5建立防火墙制度，防范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风险传递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错综复杂的资本结构、集团内部交易以及信息、商誉等的共享，极易导致集团内部的风险传递，并可能进而将风险蔓延至其他金融机构，影响金融稳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一是建立法人防火墙，设置独立法人实体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经营，以区隔各自风险传递。二是建立一般防火墙，如信息防火墙、人事防火墙、业务防火墙、资金防火墙制度等。在防火墙制度设计上，应结合我国目前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实际，以适度从严、着力于风险防范、分类设置和重点保护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为原则。
6建立金融控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制度
建议以“适当适宜原则”为基础，结合现有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制度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建立对金融控股公司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制度。要对金融控股公司及金融子公司的高管人员品行和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对控股公司和子公司高管人员相互兼职加以适当的限制。同时对在不受监管的其他子公司的任职的、但同时对整个集团或受监管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有重大影响的高管人员予以关注。
7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应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实现监管当局和外部利益关联者对其风险的监控。要确立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即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明确规定金融控股公司需要向监管当局报告的内容以及需要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如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控股结构的变动、资本充足率及其计算方法、控股公司内部的相互支持、关联交易、担保、财务报表信息、审计报告等信息，并明确金融控股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对不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或制造虚假信息的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高管人员进行处罚，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并把信息披露是否真实作为考察金融控股公司信用等级的重要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贝政新，陆军荣金融控股公司论――兼析在我国的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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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晓灵金融湿业经营和监管现实［n］金融时报，2004；3（23）
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7
[关键词]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049-06
20世纪80年代末，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隐患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经历了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方案来积极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在这其中，成立资产管理公司，采取不同于商业银行的正常业务手段，用公司经营方式来集中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化解不良资产，稳定银行体系，从而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如美国的RtC、韩国的KamCo、瑞典的Securum等，这些公司的成立很好地解决了本国的金融不良资产问题。1999年，我国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国企三年脱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相继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承继了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总额13939亿元的不良资产，并于2000年11月出台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该条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是指经国务院决定设立的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主要经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复的各公司章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存续期均暂定为十年。其业务范围包括收购、委托、接管从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债务追偿和重组，资产置换、转让及销售，企业重组，阶段性持股，投资咨询和顾问，企业审计和破产清算，发行债券，资产管理范围的推荐上市和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资产证券化等。[1]
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概况
纵观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近10多年的发展与变化，从设立模式上可将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划分为：
一是以美国的重组信托公司(RtC)和泰国的金融重组机构(FRa)为代表，其特点是由国家存款保险机构或财政部设立，主要目的是整体接管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并以清算的方法对这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其不良资产进行集中处理。
二是以捷克资产管理公司(KoB)为代表的东欧国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特点是由政府财政部门组建，根据私有化的政策取向，接管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并以改变银行产权结构为目的进行银行不良资产处置。
三是以韩国资产管理公社(KamCo)为代表的亚洲国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特点是通过政府出资或设立基金，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不是直接收购银行，帮助恢复银行体系，克服金融危机。
从发展模式上可将国外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划分为：
一是以美国RtC为代表的以政府出资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并为其规定一个存续期，不良资产处置完毕后资产管理公司即解散清算。从理论上来说，设定一个存续期有利于防止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者对资产管理权、处置权的过分留恋。实行这种模式主要强调资产的快速处置。同时，需要有良好的法律和社会信用环境、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和众多的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对资产管理公司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保障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快速有效地处置不良资产。否则，如果外部环境不能满足快速处置的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在完成任务无望或自身利益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会达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如，菲律宾的apt，1987年成立，原计划1991年关闭，但至今仍然没有处置完毕。
二是以瑞典的Securum为代表的以政府出资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但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完毕后资产管理公司不解散，而是转型为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银行。这种模式兼顾资产处置速度和回收率，有利于资产管理公司根据不良资产处置市场需求灵活掌握处置节奏和进度，同时，由于资产处置的成效是其未来转型的基础和前提，可以对资产管理公司起到有效的激励约束作用。瑞典的Securum成立于1992年，原计划运营10―15年，结果1995年就成功处置完毕，转型为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
三是以韩国的KamCo为代表的以政府注资成立一家永久性的资产管理公司，在此基础上再设立一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基金，然后根据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需要，适时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运用该基金对政府指定的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处置，政府指定的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完成后即撤销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运用该基金的权利。资产管理公司除接受政府委托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外，还承担政府委托的其他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如，对欠税抵押资产、法院查封资产的处置，也可以运用自身的资本金进行商业化运作。这种模式通过责权利明确的委托机制，有利于对不良资产处置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实现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化运作。同时，由于银行不良资产难以完全杜绝，设置一个永久性机构，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化优势，为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保留一个有效的途径。
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方式比较
从运作方式上，国外资产管理公司主要存在不良资产获取方式和存在期限的差异，在处置不良资产手段上大体相同(见表1)。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定位设计上，和国际上的资产管理公司相比较，同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同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样在税收和费用上享受政府给予的特殊减免待遇，同样可以综合运用多种专业化手段进行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但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定位上更具中国特色。
在组织结构上，国外一般设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进行收购、管理和处置。我国则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较大，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形成一种既分工又合作的格局。
在法律保证上，国外通常在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就通过特别立法的形式，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特殊的法律地位。例如，美国为RtC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实施法》、《RtC完成法》。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国务院颁布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为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运作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据和法规保障。但受立法层次所限，该条例只能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一些规定，尚难以解决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运作与现有法律之间的某些冲突问题。
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一般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即由政府、原剥离银行和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出资，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公司内设董事会，负责对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展开决策。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采取了国有独资的形式，资本金由国家财政全额出资。
在运作目标上，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般只有单一的处置不良资产的使命，运作目标也相对单一，主要是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回收资产。而我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目标趋于多元化，在处置不良债权的同时，还要积极推动国有企业重组改造，最大限度地提升并实现资产价值。
在资产收购方式上，国外大部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采取的是多次循环收购，即用初始发行债券或从中央银行借款获得的资金收购首批不良资产，而后用处置不良资产回收的现金再购买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如此循环往复。最大的好处在于每一次收购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需要支付的利息成本较低。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为了尽快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则采取了一次性大规模买断或收购，需要筹措的资金相对较多，利息成本也较高。
在资产收购价格上，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般按评估价格或模拟市场价格收购不良贷款，例如，RtC是按照评估价格收购不良资产，而KamCo是按照模拟市场价格收购或商业化竞购不良贷款，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按照账面价格收购不良贷款，无形中增加了收购成本和运作压力。
在收购资产质量上，通常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资产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收购某些发生了财务困难的金融机构的全部资产，其中含有相当数量的正常资产，如美国的RtC；二是按通行的五级分类标准来区分资产质量，只有“可疑类”和“关注类”交由专门机构去处置，“损失类”资产不交给专门机构处置。而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是从仍在继续经营的银行剥离出来的包括“损失类”呆账在内的不良贷款。
在资产处置权限上，世界各国普遍准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涉足较为宽泛的业务范围，赋予它们一些特殊经营权限。如，美国政府允许RtC为不良资产购买者提供融资或提供一定担保，韩国为资产证券化单独立法。而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经营道德风险，稳定社会秩序，其经营和处置权限明显不足，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权限完全由政府控制，处置的环节多、程序复杂、限制性条件多、周期长、自主性差，处处体现“官办官营”的行政化管理色彩。
在人员构成上，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专职雇员，往往是以发包商的身份来处置资产，大量的处置业务由中介机构来做，因而机构人员规模较小，便于降低运营成本，完成使命后尽快解散。而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人员主要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内部，大量的资产处置管理业务必须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自己来做，因而机构人员规模较大，运营成本较高，完成使命后不宜解散。
在监督监管环境上，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行社会公众监督、行政监管模式。如，美国的RtC公司定期向国会、政府报告工作，经常向社会公众公布资产处置的进度、效率、效果，使其始终处于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之下，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欺诈、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而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实行的是行政性的“2+3”多头监管模式，缺乏社会公众监督，主要监管部门为财政部、银监会两个部门，辅以人民银行、监事会、审计署三个部门的监管，多头监管的最大弊端是监管的目标不一致，造成重复监管，看似监管力度很大，监管面很广，实则重点不清、目标不明，监管成本过高，效果也不明显，给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造成负面的影响和反映较大，比如，某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2004年曾先后接待内外部各项检查达10次之多，难免影响正常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
在处置模式上，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除少数国家(如瑞典)外，绝大多数采取集中处置模式，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组织机构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由政府发起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按照一定的处置准则将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从陷入困境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彻底剥离出去，统一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依托资本市场对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进行集中管理和处置。它的优点是整合资源与技术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资产池，为利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来盘活不良资产提供必要的条件；有利于银行体系重建信誉及社会公众恢复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可以有效地割断银行与负债企业之间的所有权联系；不仅使不良资产处置置于政府有效的监管之下，而且也能够实施统一的不良资产处置规则。它的弊端表现为易受政府干预，割断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如果监管不力或缺乏有效的激励制度，资产管理公司很难实现有效管理与处置，而且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内信贷纪律的普遍弱化和资产价值的进一步恶化。而中国金融资产管理采取分散处置模式，这种处置模式是指每家资产管理公司只负责某一家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与管理。这种处置方式的优点是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处置与管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资产管理公司重点负责银行存量的不良资产处置与管理，而银行重点负责增量的不良资产处置与管理。它的弊端表现为不仅不能通过有效整合技术与资源来实现规模经济，同时还可能因业绩、政绩等各种需要而引发低价竞争，由此而导致国有资产隐性流失。
中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比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无论是在设立模式、经营方式上，还是在监管体制上都明显地存在着“官办官营”的行政色彩。虽说这种模式在成立早期有诸如快速剥离、搁置争议等优点，但随着商业化进程的日趋深入，它越来越制约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有必要尽快研究设计新型的符合实际需要的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营模式――股份制。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是必然的选择
1.资产管理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上市的不断推进，我国金融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金融机构将逐步被纳入市场经济体系，在市场运行规则下从事经营活动。资产管理公司也不例外，从近两年商业化收购中、建、工行资产包可以看出，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而现行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性管理体制与市场化处置手段之间的不相匹配的矛盾阻碍了资产管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营。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是形势之所需，是金融体制改革之所需。
2.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改革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需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金融业必将逐步融入国际化进程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中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目标应立足国内，放眼国际市场。一是吸引国外战略投资者，加强内部经营机制改造，引进国外同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行业标准的经营与管理体系；二是创造国际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拓展业务范围，开展国际投资与服务业务。
3.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改革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存在着诸多经营与发展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发展目标的定位方面；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方面；财务结构方面；法律环境方面；用人制度与激励机制方面；国家监管监控方面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资产管理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加以研究解决。
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革，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运行机制，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从而彻底摆脱存续期的阴影。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革，资产管理公司才能克服当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从制度上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当前资产管理公司制度设计上存在的先天不足问题。
其次，从机制上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解决当前资产管理公司内控内管相对薄弱的问题。
第三，从分配上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解决当前资产管理公司的分配与效益脱钩的问题。
第四，从经营上明确以《公司法》为依据，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建立完善的综合考核考评体系，解决当前资产管理公司缺乏社会公认的考核考评问题。
第五，从法律上制订颁布《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法》，将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与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规范金融不良资产处置与管理行为，解决当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中执行难、地方干预等法律环境问题。[3]
第六，从监管上明确监管机构的职责与权限，解决当前资产管理公司职能重叠、多头监管的问题，等等。
所以，股份制改革是资产管理公司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上文已对比分析了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的各种做法。我们可以认真研究，吸取合理的内核，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差异，很难评价孰是孰非。就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法制环境等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只能依据中国的现状，走有中国特色的不良资产处置道路。第一，回收资产同时要回收经验。资产管理公司应认真研究分析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尽最大可能地回收资产，减少处置损失。要在回收不良资产的同时，回收经验和总结教训，为国家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而尽职尽责。第二，量力而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处置模式。在经营模式上宜采用分散处置模式，国家根据财力承受能力合理地配置消化不良资产处置的损失，通过对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特别授权，如颁布《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法》，加强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保护，坚决打击逃废债行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第三，继续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作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即使实现了商业化转型，也应该继续承担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的义务。通过股份制改革，资产管理公司解决了发展定位和法律地位问题，建立了相对科学的管理机制，尤其是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后，逐步加强自身竞争能力的建设，从管理技术到人才培养逐渐趋于成熟，此时，资产管理公司更有能力按照国家的部署解决我国金融不良资产的问题。[4]
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能简单地采用国外的做法，不能简单将资产管理公司视为一个“坏银行”，而应该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纳入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之中，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器”和“防火墙”的作用。
不论是否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解决金融不良资产的原理是相通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实就是如何更快更合理地解决不良资产历史存量的问题和新增的增量问题。实践表明，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解决金融业存量不良资产问题是成功的、可行的，但同时也发现，在这过程中也易滋生许多问题，尤其是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各国在一面加强金融不良资产治理的同时，一面也在加强对金融不良资产治理机构的管理与监控。可见，发展与管理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发展需要有效的管理，良好的管理必然带来更好地发展。因此，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实现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管理与监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注释：
[1]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7号)，2000-11-20
[2]黄志凌，何得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选择与运作设计.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8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挑战;监管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挑战
尽管我国立法目前尚未对金融控股公司以明确定位,但我国事实上已存在各种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一是以集团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其特点是母公司不再是经营机构,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投资控股机构,全资或控股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以及各种实业公司,如中信控股、光大控股等。二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其特点是,母公司是主要经营某种金融业务的银行、信托、证券或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或者直接由母公司参加另一种或多种金融业务,如中国银行的中银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等,三是以实业公司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其特点是,在金融机构增资扩股中,产业资本、民营资本投资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类金融机构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由于企业集团对金融机构投资不受限制,这类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较快,如宝钢、山东电力、海尔以及泛海系、爱建系、东方系、德隆系、万向系、希望系、金信系、农凯系在内的家族。
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方面,我国目前实行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同时,为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2003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初步建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架构,即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机构和业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但这种安排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存在监管空白和盲区。首先,尽管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但是对事实存在的以实业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无法监管,造成监管盲区;对其他类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中,在控股公司整体风险方面还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其次,分业监管这些金融控股公司时会产生许多问题,如不同的子公司分属不同的监管部门,易出现重复监管;金融控股公司会利用自身业务的模糊界限在下属各子公司之间进行转移资产,以逃避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再次,现有的监管机关只熟悉本行业的监管业务,难以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综合监管的职责。
对以集团公司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以中信为例,按照我国现在的监管模式,中信旗下分业经营的金融子公司各自接受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但中信控股公司不是一级被监管的机构。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尚未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对其整体监管的法律依据和标准更是缺乏,如控股公司负责人往往是下属被控股金融子公司的实际掌门人,掌握了资金的调度权和日常经营决策权,但监管部门无法对其进行任职资格的监管,形成监管真空。在这种监管真空的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就不能被监管者和投资者所了解,其透明度也较差,而且也会出现资本重复计算、财务杠杆过高、内部交易等问题,集团的违规操作就可能无法纳入到金融监管者的管辖范围之内。另外,在这种分业监管的情况下,各监管机构缺乏协调,难以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进行评价,对其整体风险缺乏认识和控制。
对以实业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德隆集团,其控股的金融子公司各自接受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的相应监管,而对于集团本身,在目前的机构监管模式下,无法对其进行监管,造成严重的监管缺失和风险。德隆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建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
应建立一部专门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法规。但鉴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立法要涉及相关法律的重大调整,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如借鉴日本立法经验,先行设立特例法。即先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形成金融控股公司适用的法规《金融控股公司解禁整备法》。随着金融基本法及其他经济法律的修改,条件
成熟后再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这样不仅有助于节省立法成本,而且有助于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整个金融法律体系融合,减少法律制度的冲突,保障法律适用的公平。同时,也减轻对金融体制和金融法律体系的整体冲击,为实现平稳过渡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现阶段,建议先行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和定义,从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内部交易、审慎监管等方面进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金融控股公司设立与经营的合法性问题,为依法监管提供依据。同时,修改和完善现行《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限制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向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过渡。
(二)确立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综合监管模式
目前国际上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牵头监管模式,即根据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在多个监管机构中指定一家监管机构为牵头监管者,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整体监管,其他监管机构进行功能监管。如美国的伞型监管模式。第二种是统一监管模式(也称一体化监管模式),由一家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业。如日本、英国等。第三种是分业监管模式,即对金融控股公司层面暂未监管,而是对控股公司内部各金融子公司进行分业监管。上述监管模式有各自的特点。一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形成是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很难说哪一种监管模式是最优的,而应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进行选择,才不失为明智之举。
首先,我国目前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实施统一监管所必要的一些信用制度、评估制度尚未建立。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素质和监管手段跟不上统一监管的需要,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作为被监管对象的金融业尚未达到能够适应统一监管的水平,因而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实行统一监管模式的时机尚未成熟。
其次,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其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特点,同时具有多种金融功能的实现手段,而且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子公司、信托投资子公司、保险子公司或证券子公司也可能同时具有实现某种金融功能的手段,己很难用传统的纯粹的机构监管方式对金融创新下的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了。金融业务创新使金融机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在此情况下,传统的机构监管方式有可能出现监管空白。而采用功能监管方式,由于金融功能是相对稳定的,尽管金融功能实现方式互相组合、千变万化,但是只要金融监管方式随着其金融功能作出制度安排,就可以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功能监管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对监管体制的要求,有利于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更有效地防止金融风险的跨行业感染与积聚。
再次,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功能监管的基础上,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的风险不可小视,必须明确对其的牵头监管者,负责对其整个公司层面的业务规范、风险控制,以保证金融控股公司以安全和健康的方式运行,防止其经营状况威胁到关联存款机构的生存。同时,负责牵头完善监管当局的相互沟通的机制、方式和内容,建立协调机制,避免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
因此在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选择上,可借鉴美国模式,采取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管模式,即对金融控股公司层面上由牵头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金融子公司则由各监管机构进行功能监管。牵头监管机构可确立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将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已经建立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制度化,进一步完善相互沟通的机制、方式和内容。协调各自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举措,避免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
随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综合经营和规模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也随着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金融法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在现实需要、理论认证充分的时机,将监管模式由牵头模式过渡到“一体化监管”,如英国、日本模式。
(三)明确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重点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内容,应充分考虑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风险,借鉴巴塞尔联合论坛《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及欧盟的最新指引,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
应确定市场准入的标准和要求,如股东适格性、最低资本总额、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等。并建立
市场退出机制,明确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变更、重组和终止事项、退出程序等,对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援救行为作出一定的限制,并规定当子公司的危机可能殃及母公司、或海外子公司被当地政府收购时,应作破产处理。
2?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
在对其下属各金融子公司本身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的同时,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资本充足率提出要求。一是要解决资本重复计算问题。在计算存款机构本身的资本充足率时,原则上应将其对控股公司内其他子公司的股权投资从其资本中扣除,并规定哪些投资应从核心资本中扣除,哪些应从附属资本中扣除;在计算整个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时,应在并表基础上进行,未并表子公司的投资应从总资本中扣除。二是应规定金融控股公司最低资本充足率,并对此作连续动态的监管。三是建立有效的对整个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评估机制。
3?严格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不仅是导致风险传递从而威胁存款机构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是引发利益冲突、产生道德风险的主要原因,因而必须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严格规范,要对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交易种类、交易条件等作出限制性规定,如对存款机构与关联企业之间交易的限制,以及对存款机构在与集团成员共享资源时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控制;对由利益冲突引发的道德风险的控制;对集团内部交易进行量上的限制。
4?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集中度的控制
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并不是单个子公司风险的简单叠加,而是存在相互对冲和相互加大的效应,为了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在总体上风险过度集中于某些特定交易对象、地区、部门和金融市场,应对其风险集中度进行控制,建立风险集中情况的分析和报告制度,要求金融控股公司按照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同一业务、同一客户、同一币种、同一市场等进行风险集中度的测量。并对整个金融控股公司与集团外单一交易对象的总的交易金额进行控制,规定此类交易金额不得超过控股公司总资本一定比例,或超过一定比例时需向监管当局报告。同时建立内部防火墙,防止风险的过度聚集。
5?建立防火墙制度,防范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风险传递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错综复杂的资本结构、集团内部交易以及信息、商誉等的共享,极易导致集团内部的风险传递,并可能进而将风险蔓延至其他金融机构,影响金融稳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一是建立法人防火墙,设置独立法人实体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经营,以区隔各自风险传递。二是建立一般防火墙,如信息防火墙、人事防火墙、业务防火墙、资金防火墙制度等。在防火墙制度设计上,应结合我国目前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实际,以适度从严、着力于风险防范、分类设置和重点保护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为原则。
6?建立金融控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制度
建议以“适当适宜原则”为基础,结合现有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制度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建立对金融控股公司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制度。要对金融控股公司及金融子公司的高管人员品行和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对控股公司和子公司高管人员相互兼职加以适当的限制。同时对在不受监管的其他子公司的任职的、但同时对整个集团或受监管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有重大影响的高管人员予以关注。
7?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9
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现状对策建议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现状
自1995年，我国金融业实行了严格的分业经营。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发展和一些银行、证券、保险之间边缘业务合作与创新，已逐渐突破了分业的界限，混业经营成为发展趋势，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方式在我国也有了较大发展。按照控股模式的不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分为以下类型：
1、非银行金融机构控股模式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
其特征是：集团的控股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全资拥有或控股一些包括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服务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在内的附属子公司或子公司，这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或子公司独立对外开展相关业务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集团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或影响其子公司最高管理层的任免决定及重大决策。
2、实业部门控股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
其特征是集团的控股公司是一个不具有金融许可证的非金融机构经济实体，但其全资拥有或控股拥有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其他金融服务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在内的附属公司或子公司，这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营业执照的子公司，独立对外开展相关的业务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些子公司的最高层及其重大决策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集团公司董事会。
3、商业银行控股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
其特征是集团的控股公司为商业银行，全资拥有或控股一些包括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服务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等附属机构或子公司，这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或子公司独立对外开展相关的业务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集团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或影响其子公司最高管理层的任免决定及重大决策。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金融控股公司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我国金融综合业务的经营，但是并没有制定专门的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这就导致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管理模式以及企业制度等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明确，这无疑会影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化发展。
2、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矛盾突出，增加了公司运营内部风险
我国大多数的金融控股公司基本上都是通过大范围的并购或者收购来实现的，被并购公司在与集团公司的相互融合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协调因素。被并购公司以及子公司在企业文化、经营理念以及经济利益等多个方面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致使整个金融集团的协同效应被大打折扣，从而导致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运营风险的增加。
3、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缺陷，风险管理漏洞较多
由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通常会产生一个子公司的经营问题导致整个金融集团经营困境的出现，在整个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内部产生联动效应，从而增加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风险。除此之外，由于金融控股公司能够将资金在整个货币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范围内进行快速的转移与使用，所以当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务风险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巨大动荡。
三、发展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对策建议
1、加快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立法工作
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尽快制定金融控股集团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法律地位、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监管责任等予以明确，使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2、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的金融监管
一方面，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对独立的监管体制下，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和协调问题明确监管职责。另一方面，建立金融控股集团的行业监管机制。金融控股集团的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子公司，应受到各自行业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这是对整个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基础。对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管理不应该各自为战，而应该相互配合；同时监管部门与金融集团之间，不同监管部门之间也应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不定期的沟通、协调机制。
3、加强金融控股集团的内部管控
金融控股集团应该在三个方面加强内部管控：第一，建立集团内部风险监控组织体系。设立专门的风险监控组织，如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对集团董事会负责。在风险管理委员会下面，设立分部分别管理与控制各个子公司的金融风险。同时，在金融控股集团母公司设立审计稽核委员会，直接对母公司董事会负责；在各子公司建立审计稽核组织，直接对总部的稽核委员会负责。第二，建立集团内部风险预警系统。根据集团内部各个成员和整个集团的发展情况和面临的各种风险，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设计一整套风险预警机制。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预警体系主要由指标体系和预警界限标准的确立、数据处理、预警信号显示和风险应对策略四大部分组成。第三，建立集团内部风险监控制度。包括建立完善各金融子公司间的防火墙制度、完备的内部交易制度和集团的财务会计制度等。
参考文献：
[1]曹华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南方金融，2010.
金融公司管理方法篇10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高管激励
近20年来，在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的过渡中，金融控股公司在世界各国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上主要的大型金融机构都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逐渐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我国，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为增强竞争能力，众多金融机构也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发展方向。为顺应金融综合化经营的趋势，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不仅肯定了我国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实践，而且将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上升到一项长期政策主张的高度，可以预见金融控股公司在未来几年内将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进程而快速发展。但从目前来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治理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并亟待解决。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股权较集中的同时存在所有者缺位
我国目前的金融控股公司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国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在金融控股公司设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是金融控股公司最大的股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金融控股公司的所有者代表是谁却难以得到完美答案。与众多国有企业一样，金融控股公司中的国家股东是一个虚化的概念，国有股权实际上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代为履行出资人角色，在金融领域，该职责由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央金融工委和发改委等众多部门共同行使。这些部门同时又是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者和潜在的最终救济者，在对待金融控股公司时面临明显的角色冲突。而且，由于多个部门同时行使所有者权利，造成了每一个部门都负责，但任何一个部门又不能负全部责任，形成所有者缺位或所有者分散化。
目前，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虽然均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从表面看，各司其职、互相制衡的组织结构基本形成。但实际上，由于所有者的缺位，这种治理结构事实上只是为了满足法规要求而虚设的，只起一种装饰性作用，并不能真正执行其基本功能。股权的高度集中和所有者的虚化是我国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最大缺陷，也是我国金融机构存在高风险作业的根本原因。
（二）股东大会流于形式
股东大会本应是金融控股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所有股东行使权利的场所。但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基本上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大股东具有绝对表决权，股东大会自然成为“大股东会”，容易导致小股东利益不被重视。而且，因为所有者的事实缺位，国有股代言人和经营人员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股东大会甚至不能很好地代表大股东利益，很多情况下成为在管理层主导下的一个过场。
（三）董事会形成机制和独立性不合理
按照公司治理的一般设计，董事会代表股东监督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对重大经营事项拥有决策权，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转的制衡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董事人选一般由主要由外部董事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提出，由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而且要求外部董事必须达到一定比例以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但在我国，国有金融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大都由国家组织部门或由大股东任免或委派，很多情况下，董事会与管理班子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再加上党委会，就形成“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即使为满足法规要求聘用少量外部独立董事，外部董事能够行使的权利也极为有限，无法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
（四）监事会被边缘化
在董事会的作用尚且不能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国有金融控股公司的监事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形同虚设，软弱无力。一方面，由于现行组织人事制度的制约，监事会对董事会成员及高层经理的纠正及罢免建议的作用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监事会很难及时了解到实际的经营情况并监督董事和经理层的行为，即使发现问题也缺乏足够的权威和更多的机会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使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五）对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由于我国缺乏成熟的经理人市场，金融控股公司的大多数经理人员都不是竞争条件下产生的，在任职阶段就缺乏有效的约束。如上所述，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整体上对管理层的约束十分有限，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产生较高的成本。
（六）母子公司协调机制不完善
由于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在母子公司关系上呈现出两个极端。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逐渐发展起来的金融控股公司中，子公司往往是为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由集团发起设立，母公司对对子公司控制力极强，干预过多，剥夺了子公司的独立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严重妨碍了子公司的正常运作。而在中央汇金等政策性推动型金融控股公司中，子公司主要因政策性原因划入母公司旗下，母公司对各子公司控制权有限，各子公司各自为战，不能形成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
（七）法律环境差，经营透明度不高
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门立法。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要求，在外部监管方面，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只能按业务种类接受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监管部门的缺乏协调，造成有些业务各监管部门都要管理，而有些业务无人监管，监管的效率较低。
同时，由于没有专门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要求，使得各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较低，外界很难了解到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业务结构、收益结构、资产构成和风险指标等主要经营信息，法人治理结构中的风险监督和风险控制制度尚有待建立和完善。
二、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议
（一）努力实现股权多元化
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委托问题、所有者缺位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逆向选择问题、道德风险问题和政府干预问题等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构建健康的公司治理结构，就要在现有体制下尽量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以便形成对大股东有效的制衡机制。
首先，可以适当引进战略投资者，尤其是海外战略投资者，这样不仅能够充实资本充足率，而且有助于国内金融控股公司借鉴和学习海外先进的管理经验、风险控制技术、业务创新能力和市场营销模式，有助于培养本土优秀的管理人才，有助于提高国内金融控股公司的国际声誉。
其次，应该大力培育金融资本市场和兼并市场，着重培养一些稳定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将部分国有股出售或转让给有关机构法人，变虚化的国家所有权为实际的法人所有权，发挥法人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优势。
当然，上述措施的前提是保持国家的绝对控股地位，只是通过降低国有股在金融控股公司股权结构中的比例，引进其他类型的投资者，塑造公司多元化股权结构，使得在金融控股公司的股东中存在不同且相互制约的利益主体，从而有利于发挥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作用，帮助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明确界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职责，维护董事会的独立性
在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才有可能正常行使各自的职能。而且，还应改变国家组织部门非透明的任命金融控股公司母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做法，改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在组织部门的直接指导下，依照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选任。这样，股东大会才能真正成为国有金融控股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委托对公司重大事务行使决策权，并接受股东大会的监督，如果董事会成员有违股东大会的委托责任，股东大会可以直接罢免有关人员直至改革董事会。在这种约束下，董事会才能有压力和动力去认真监督经营者的行为。
（三）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事会制度
改变现有金融控股公司的事中、事后控制为全方位的监事控制制度；参照独立董事制度建立独立监事制度，独立公正的履行监督义务；公司必须按照国家财务、会计等方面的规定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应实行公司信息公开制度，除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公司必须定期向监事会提供真实、准确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等方面的资料；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的监事会实行垂直的网络化管理，以便加强业务联系和指导。
（四）完善对高管层的激励约束机制
高级管理层接受董事会的委托，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的日常管理。如上所述，为实现董事会、监事会对高管层的有效约束，应改变国家组织部门非透明的任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做法，改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在组织部门的直接指导下，依照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选任。还应尽快取消国有金融控股公司中管理人员与行政级别挂钩，培育专门的金融经理人市场，使高管层的地位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
在薪酬方面，也应改变现有薪酬待遇对应于相应行政级别而非对应于业绩和中长期激励缺乏的局面。一方面，要设计合理的业绩考核体系和职务消费的限额，使经营者的实际收入与经营成果直接挂钩。另一方面，为克服短期利益行为，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要增加中长期激励措施。
（五）理顺金融控股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首先应该明确子公司和母公司一样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因此母公司对于子公司没有绝对的支配权，不能像对待分公司那样对待子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联系纽带只是股权关系，母公司应当以子公司的董事会为中介，对子公司实施从发展战略、经理人选乃至具体业务的控制。当然，这种设计的前提是子公司的董事会不受其它外来干预，能充分发挥董事会应有的职能。
母公司作为子公司的股东，按照出资额享有投资收益、重大事项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既要保证有效的股权约束，使子公司经营行为符合集团整体需要，又要保证子公司的相对独立性，充分发挥其自主性。
（六）尽快明确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地位和监管模式
首先，应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给出明确的认可，保证金融控股公司的合法性，这是金融控股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次，应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将金融控股公司各项业务都纳入到监管范围中。最后，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金融控股公司提出具体的监管要求，包括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充足要求、关联交易限制和信息披露范围等，使金融控股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有章可循，监管机构在监督检查中也有统一的标准。
（七）进一步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
一个有效的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是外部约束和内部约束机制的统一。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金融当局不仅重视从外部给金融机构一个约束的准绳，而且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有效性也予以高度重视。因此，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对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国际组织为金融业制定的法人治理原则中比较重要和典型的是1998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关于银行业内控制度的框架文件。这个框架文件既是银行建立完善内控制度的指导文件，又提出了关于银行及金融控股公司的法人治理原则。这个框架文件分成5个方面共12条原则，基本提出了对金融控股公司或下属子公司的法人治理方面的要求。在构建和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和贯彻这些原则，构建既符合我国实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
参考文献：
1、邹福阳,岳意定.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