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1
这些成果为研究我国区域低碳发展的特征与目标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由于脱钩概念仅强调经济与碳排放“增量”的比较，忽略了碳排放“存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对低碳发展的影响，故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一种低碳发展特征与目标定位方式考虑了区域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岳超［6］依据区域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将区域低碳发展状况分为高排放高增长、高排放低增长、低排放高增长和低排放低增长4种类型。这种分类方式充分考虑了碳排放“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忽略了碳排放“增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脱钩程度、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关系3个角度，对我国各省区低碳发展特征进行了分析，采用聚类分析法综合3种特征分型结果，并对我国各省区低碳发展的目标进行了初步定位。
基于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脱钩程度的省区低碳发展特征
1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脱钩程度的衡量指标———低碳发展弹性系数
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概念为基础，某些学者提出了“脱钩弹性系数”指标（碳排放指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tap－io［4］和李忠民等［7］又对该指标进行分解，引入交通运输量、能源消费量和工业增加值等中间变量，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弹性关系。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低碳发展弹性系数（eld）指标，用以衡量各省区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程度。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8］确定12种能源类型：煤炭、焦炭、焦炉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炼厂干气和热力。各地区对每种能源的消耗量可以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数据。每种能源碳排放系数的计算公式为：碳排放系数（K）＝含碳量碳氧化率平均低位发热量（3）式（3）中，各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可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获得数据，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来自《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9］。依据式（3）得出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
2各省区低碳发展弹性系数的计算结果及特征分析
本文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选取了除以外我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2005－2009年分地区能源消耗量的数据，计算出各省区2006－2009年的年碳排放增长率（数据略）。人均GDp由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地区生产总值及地区总人口数据得出，进一步计算得到各地区2006－2009年的年人均GDp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8］。根据式（1），计算得出各地区低碳发展弹性系数（见表2）。为了避免短期数据的偶然性，本文采用5年内的计算值。参考tapio［4］和陈飞等人［10］提出的低碳发展脱钩程度分类方式，本文定义了5种低碳发展情景，并根据我国2005－2009年各省区低碳发展弹性系数的计算结果，对各地区低碳发展的特征进行了界定（见表2）。从中看出，我国大部分省区尚未实现向脱钩发展的转变，只有7个省市实现弱脱钩发展，即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向低碳节能方向发展。我国内地除外的30个省市中，只有山西省达到了基本脱钩发展的标准，其低碳发展弹性系数显著低于其它省区。经分析发现，由于山西省从2008年起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规模重组并关闭煤炭企业，导致该省经济大幅下滑。2009年，山西省人均GDp增长率仅为0．71％，而能源大省的煤改使碳排放负增长成为必然，这就导致山西弹性系数明显较低，且年几何平均值出现负值。
基于终端能源碳排放结构弹性系数的省区低碳发展特征分析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是体现区域低碳发展特征的重要方面。李忠民［7］曾试图将低碳发展弹性系数进一步分解为3部分，用各地区的直接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增加之间的弹性系数反映能源消费结构。但由于受二次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影响，这种弹性关系并不能真实反映当地的能源消费结构。为此，本文提出使用各地区的终端能源消耗量计算能源碳排放结构弹性系数（ecs）。若某地区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化石能源比例下降或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上升，会使该地区碳排放结构弹性系数下降。本文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选取了除外我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2005－2009年13种主要能源终端消耗量数据，进行各省区碳排放结构弹性系数的计算，结果见表3。通过表3可以发现，我国内地30个省区的能源碳排放结构均无明显改善。即使是能源碳排放结构有所改善的20个省区，改善程度也非常有限，大部分基本持平。这说明，由于清洁能源的发展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我国整体的能源碳排放结构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这是影响我国碳排放目标实现的一大瓶颈。
基于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低碳发展特征
低碳发展弹性系数指标和终端能源碳排放结构弹性系数指标，虽然能有效反映地区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程度，以及终端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但两者衡量的是各因素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反映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对现阶段碳排放（即“存量”碳排放）水平带来的影响。在制定地区低碳发展目标时，应综合考虑“存量”与“增量”碳排放特征，而碳排放强度指标（单位GDp碳排放量）能够较好地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和地区开发程度对碳排放水平的综合影响。本文参考岳超［6］等提出的碳强度与经济发展对比方法，将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类型分为4种模式。在经济增长指标选取方面，选用人均GDp增长率代替GDp增长率，使分析更具可比性。通过2005－2009年平均碳强度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对比，将各省区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为高碳低增长、低碳高增长、高碳高增长与低碳低增长4种模式，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浙江由于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发展方式逐步向集约化方向转变，因此明显具有低碳低增长的特征；而东北三省和西部省区，如内蒙古、宁夏、陕西、青海、新疆、甘肃和贵州由于长期采用粗放的发展方式，因此呈现明显的高碳特征。
我国各省区低碳发展目标定位
基于上述低碳发展特征分析结果，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我国内地（除外）30个省区分成6类（见表4）。这种分类便于从国家层面对各省区的碳排放水平和减排潜力进行估计，从而确定各省区共同而有差别的低碳发展目标和责任。按照在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的基础上，先控制“增量”碳排放、再消化“存量”碳排放的原则，我们对各类省区的低碳发展目标作了总结。
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2
关键词低碳模式;低碳均衡;循环经济;综合集成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3-000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01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理念自1972年首次提出以来,已深入到人类发展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模式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循环经济发展进程中,始终面临一系列重大的环境问题,其中最根本、最棘手的就是如何解决因化石能源无度利用导致温室气体过度排放而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引起全球广泛关注[1];2007年,美国出台《低碳经济法案》,表明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2];2007年,主席提出中国将“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2008年,日本以《构建低碳社会的12方略》为基础着手实施“低碳社会行动计划”[3]。《斯特恩报告》指出,“现在全球以每年1%的GDp投入碳减排,将可避免未来因环境恶化造成的每年5%-20%的GDp损失”[4],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将通过判明循环经济的低碳价值,阐述循环经济的理论困境,结合我国循环经济的现实困境,提出循环经济的低碳模式,并运用系统综合集成思想,构建低碳模式基本框架和实现途径。
1循环经济的低碳价值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蕴含了节能减碳的价值品质。然而,在目前技术水平约束下,循环经济在能源环节中面临巨大瓶颈,作为特殊资源的化石能源无法完全实现“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要突破该瓶颈,在理论和现实意义上都要求发展循环经济的低碳模式。
1.1循环经济指标分析
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内容,是衡量其发展状况的重要工具。分析其指标体系,可从深层次上判明循环经济“减碳”的价值品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我国循环经济宏观评价指标由能源利用指标、水资源利用指标、矿产资源利用指标和废弃物再生利用指标四大部分构成,如表1所示。1.1.1能源利用指标分析
能源利用指标用来衡量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结构状况,包括:能耗强度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供电标准煤耗和能源加工转换总效率四类指标。其中前三者是逆向指标,能源加工转换总效率为正向指标;前三者的值越小、后者的指标值越大均表明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消耗量越小,温室气体排放量也越少。
1.1.2水资源利用指标分析
水资源利用指标用来衡量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包括:农业灌溉水平有效利用系数、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三类指标。其中前两种是正向指标,后者是逆向指标,前者的值越高或后者的指标值越低说明水资源利用效率越高,水资源的新开采量就越小,社会总能耗就越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应就越少。
1.1.3矿产资源利用指标分析
矿产资源利用指标用来衡量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回收效率,包括:重要矿产资源回收回采率和金属再生利用率。前者是正向指标,后者是逆向指标,其指标值越优说明矿产资源利用效率越高,矿产资源的新开采量就越小,社会总能耗就越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应就越少。
徐玖平等:发展循环经济的低碳综合集成模式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3期1.1.4废弃物再生利用指标分析
废弃物再生利用指标用来衡量废弃物的利用效率和处理效率,包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和处置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废金属再生利用率、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Co2排放量。前五类指标其值越高说明废弃物利用效率越高,新资源的开采量就越小,社会总能耗就越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应就越少。
上述分析表明,在循环经济的主要指标具有明显的低碳意义,体现着循环经济追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耗总量的减量化发展原则。表2显示了循环经济指标在节能减碳方面的低碳价值及其所具备的化石能源利用减量化、温室气体排放减量化的内涵和品质。
1.2循环经济面临困境
循环经济遵循“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合流程,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并将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循环经济现有框架下,以人类现有的技术而言,作为特殊资源的化石能源无法完全实现“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如图1所示)。
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的碳循环是平衡的,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温室气体(Co2)浓度一直稳定在280ppm,但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浓度一直处在快速上升的趋势[5];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凡特•阿累利乌斯认为,化石能源(高碳能源)的燃烧使用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大气中Co2的浓度[6],预计到2050年,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550ppm[7],这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病毒增加、物种减少、灾害性气候频繁等,极大地扰乱自然生态系统内部的平衡。
为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循环经济亟需通过模式创新降低生态系统碳循环中的人为碳通量,通过减排Co2、减少碳源、增加碳汇,改善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实践上,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在能源和环境方面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难以克服的问题。
1.2.1节能减排问题凸显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能源消费持续增长,“节能降耗与发展排放”问题突出。2003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为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8],单位GDp水耗是发达国家的5.1-35.8倍[9],目前,由于经济规模的逐年增加以及煤炭主导的能源结构,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如表3所示),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很高,并呈快速增长趋势,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10]。在循环经济发展进程中,我国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任重道远。
1.2.2能源结构严重高碳
在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仍然占最主要部分,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分别高达76%和68.9%,是世界上煤炭比重最高的国家,相对而言石油和天然气比例较低,人均石油开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1%左右[11]。我国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决定了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大,清洁能源比例较低,Co2排放强度高,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碳”特征异常突出。
1.2.3产业模式极不合理
我国经济在高增长过程中形成了“高速发展、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由于产业结构失衡,能源结构单一,三大产业发展模式高碳问题异常突出,高能耗的工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过高,尤其是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高能耗、强排放、重污染”的行业在我国第二产业中比例过高,而低能耗的生态农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经济发展“持续高碳”。
综上所述,面对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全球气候变暖的困境,结合我国循环经济的现实瓶颈,亟需创新循环经济的低碳模式,通过构建“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低碳动态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2低碳模式结构特征
循环经济的低碳模式是以“社会-经济-生态”复杂巨系统为背景,以提高碳生产率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特殊循环经济模式,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控制模式,按照减量化原则,通过源头控制减少Co2排放,即减碳,通过末端控制,即固碳,来实现温室气体的减量化排放,重构人类的经济社会系统,使“社会-经济-生态”在低碳目标下具有耦合结构,形成其特有的结构特征。循环经济低碳模式结构如图2所示。
2.1系统整体特性
低碳模式是由经济、社会、生态系统按一定系统规则、秩序构成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在系统要素、层次、目标、运行等方面都具有复杂、有序、多元、耦合、动态的整体特性。
2.1.1系统要素互为基础
开放性。开放性体现在以系统与外界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为基础,以各个子系统间碳减排为手段,以提高炭生产力为目标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低碳模式不断从外界汲取负熵流,在系统内部,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互为背景,通过碳减排,达到“社会-经济-生态”低碳动态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1.2系统层次有序众多
高维性。低碳模式是由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和低碳生态等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包括其各自的子系统,由于低碳系统组织在作用、结构与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性,以上这些系统还可以继续划分系统等级,如此逐层分解,形成了低碳模式系统的庞大的层次结构。
2.1.3系统目标复杂多元
复杂性。低碳模式是“经济-社会-生态”三维一体的多目标复合系统和有机整体,发展低碳模式就是要从系统整体的角度着眼,综合协调和控制循环经济系统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统筹整体功能和局部利益,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均衡。
2.1.4系统运行动态演化
涌现性。在低碳模式内部,经济、社会和生态各子系统之间通过吸收、反馈、协同、耦合等系统运动,在动态中实现系统的优化和创新,从而使系统内部组织和结构,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独立到融合、从封闭到开放、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涌现出各子系统所不具备的整体效应即:“经济-社会-生态”的低碳均衡动态发展。
2.2立体模式结构
低碳模式以自然生态系统系统为背景,以社会经济系统为核心,通过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发展节能减排技术、优化消费习惯达到减少碳源的目的,从而根本上改变对化石能源的高消费造成的高碳排放;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发展碳中和技术、碳封存技术,积极发展炭汇林,建立炭汇交易机制,减少环境中Co2的存量,使得碳排放和碳吸收达到动态平衡,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低碳模式的框架结构如图3所示。
2.2.1多跨度时间结构
低碳模式可分为四个相互影响时间跨度,较长周期跨度制约着较短周期跨度的发展,同时较短周期跨度的变化累积形成较长周期跨度的动态演进。低碳模式时间结构如图4所示。
(1)短时间跨度-企业层面低碳经济。一般为5年以内,在此期间,系统的外部环境作用相对较稳定,其核心环节是通过实施碳减排技术,减少Co2排放量承担起企业的生态责任。
(2)中时间跨度-产业层面的低碳发展。一般为20年以内,在此期间,经济发展会显著改造系统内外部环境,其核心问题是实现产业范围内的结构调整,通过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的低碳发展。
(3)长时间跨度-社会层面的低碳社会。一般为50年以内,在此期间,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超出人类的认知水平,其核心问题是在全社会进行低碳模式的系统改造,“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理念深入人心,人类全面、稳步、有序地步入低碳时代。
(4)超长时间跨度-全局层面的低碳生态。一般为100年以内,在此期间,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已深刻影响系统每个组元的运行,其核心问题是构建低碳生态系统,实现低碳排放甚至零碳排放,使得整个生态系统具有自然条件下的碳平衡,全面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
2.2.2多层次空间结构
低碳模式可分为逐次扩大的四个层次,形成“企业-产业-社会-生态”的整体空间结构。
(1)小空间跨度。关注企业层面的低碳模式,在企业内通过推行碳减排技术和能源替代策略,减少生产和服务中化石能源使用量,实现Co2排放最小化。
(2)中空间跨度。关注产业层面的低碳经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推行碳减排和固碳技术,提高炭生产率,在同样经济产出水平下,减少Co2的排放量,实现经济系统的低碳化。
(3)大空间跨度。关注社会层面的低碳发展,最大限度高效地利用能源,减少Co2排放,实现人类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低碳化,构建低碳社会体系。
(4)超大空间跨度。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低碳发展,通过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中Co2的排放量,使得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恢复至正常的Co2水平,从而达到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目的。
综上分析,低碳模式要求人、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子系统,在时间和空间的微观、中观、宏观和超级四个尺度动态、立体地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3动态运行模式
低碳模式,在运行模式结构上分为三个层次:低碳高效经济系统、低碳和谐社会系统、低碳均衡生态系统;通过生态控制理论,在经济系统高效运行前提下,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控制碳源,减少碳排放;在社会系统和谐稳定的基础上,改变人们的高碳消费习惯,减缓高碳生产的动力,控制碳源;在生态系统,通过保护与发展森林、草地、湿地等微系统,增加碳汇,恢复生态系统自然的碳循环平衡;通过低碳模式的耦合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低碳动态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2.3.1低碳高效经济系统
低碳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耦合体,由若干清洁生产企业、循环关联产业、生态工业园区和多条生态工业链组成,涵盖了经济系统中的生产、物流、消费、能力支撑各个层面。企业、产业和园区之间,通过节能减排,调整生产结构和能源利用结构,使系统中的化石能源都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开发清洁能源,减少Co2排放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低碳化和高效化。
2.3.2低碳和谐社会系统
低碳社会系统是将低碳理念注入社会生活各层面,以政府服务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技术创新体系、信息服务体系、文化道德体系、约束激励机制等为支持,把低碳经济的理念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形成良好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通过发展绿色住宅、建立生态社区、构建低碳消费等措施,全面减少社会层面的碳排放,最终实现和谐文明的低碳社会。
2.3.3低碳均衡生态系统
低碳生态就是在经济领域实现低碳转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低碳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低碳均衡,从根本上减少人类活动造成的Co2过量排放的问题,从而实现生态系统自然碳循环的动态平衡,消除温室气体过度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解除由此带来的生存危机。
3低碳模式集成体系
低碳模式在深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优秀思想,通过构筑“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系统的低碳动态均衡,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发展特征,实现人类生存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彰显生态文明的价值品质。低碳模式的发展体系以生态伦理理论、生态经济理论、生态控制理论和循环经济为理论基础,通过系统集成耦合产生低碳模式的理论体系;通过产业模式和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以低碳技术为发展手段,在低碳政策保障体系的框架下,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低碳动态均衡,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低碳模式综合集成体系如图5所示。
3.1理论集成
低碳模式通过构建“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低碳动态均衡,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整体。低碳模式是在生态伦理指导下,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经济发展范式。低碳模式将“天人合一”的思想具体为“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的低碳动态均衡。在低碳发展框架下,通过继承已有思想,融入低碳理念,耦合形成低碳模式理论体系和理论创新。低碳模式理论集成体系如图6所示。
3.1.1理论体系
生态伦理、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构成了低碳模式的理论基础。生态伦理为低碳模式提供发展哲学,生态经济为低碳模式提供发展框架,循环经济为低碳模式提供发展路径。低碳模式通过继承与发展现有的文明成果,立足“社会-经济-生态”巨系统,以系统低碳均衡为价值判断,从资源、产业、社会和生态四个层面演绎出完整的低碳模式理论体系。
低碳资源理论是以资源能源为对象,阐述在低碳模式框架下,关于资源减量化循环化利用、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低碳能源及其开发利用技术的相关理论;低碳产业理论是以产业经济为对象,阐述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关于利用低碳技术进行企业清洁生产,产业优化布局的相关理论;低碳社会理论是以社会系统为对象,阐述在追求低碳和谐社会过程中,关于如何贯彻低碳理念,优化社会消费方式,构建低碳社会的相关理论;低碳生态理论是以生态系统为对象,阐述在实现低碳生态均衡过程中,关于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增加碳汇、维护自然系统碳循环平衡、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低碳动态均衡,构建低碳生态的相关理论。
在低碳模式理论体系中,低碳资源是基础,为实现低碳均衡提供资源利用的理论技术;低碳产业是核心,为低碳经济的重点经济环节提供相关理论技术;低碳社会是保障,为发展低碳经济、构建低碳社会、实现低碳均衡提供社会制度保障的相关理论;低碳生态是目标,通过低碳资源理论、低碳产业理论和低碳社会理论刻画人类社会的低碳发展路径,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的低碳动态均衡,最终走向可持续发展。
3.1.2理论创新
低碳模式作为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继承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思想的全新的发展模式,在理论创新方面具有全新的理论品质。低碳模式理论体系通过继承与发展,从发展哲学和发展范式两个层面成了新的理论品质。
在发展哲学层面,低碳模式以低碳理念为核心创新了低碳世界观、低碳伦理观和低碳价值观。低碳世界观是在继承“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基础上,用“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低碳动态均衡的观点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导人类实践活动;低碳伦理观是在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以“人类属于地球,而地球绝不属于人类”的价值判断,重新定位人类在“人类社会-自然环境”巨系统中的坐标;低碳价值观以低碳世界观和低碳伦理观为基础,以“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低碳动态均衡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判断标准,重塑人类社会在“高发展-高排放”困境中的价值体系,以低碳价值作为作为人类生产、消费的价值取向。
在发展范式层面,低碳模式以低碳发展为导向创新了低碳发展观和低碳经济观。低碳发展观是在低碳世界观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生存危机,以实现低碳均衡作为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最根本、最现实、最紧迫”的发展目标,通过“社会-经济-生态”巨系统低碳动态均衡,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低碳经济观是在低碳发展观的基础上,针对社会经济“高发展、高排放”的高碳瓶颈,在低碳技术和低碳制度支撑下,以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为手段,通过清洁生产机制,追求经济发展路径由高碳经济向“高发展、低排放”的低碳经济转向,实现低碳均衡前提下社会经济的高效能、高效率和高效益。
3.2现实框架
低碳模式为解决循环经济碳减排压力,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的发展路径。低碳模式是针对化石能源利用高碳排放问题,以提高碳生产率构建低碳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能源消费和废弃物减量化排放为原则,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本特征,以能源结构调整、产业模式优化和技术体系创新为主要手段,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低碳政策体系为重要保障的特殊的循环经济模式。实施低碳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高碳排放”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是构筑低碳均衡,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3.2.1以能源问题为突破实现持续发展目标
低碳模式以持续发展为目标。低碳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低碳能源是低碳模式的基本保证,清洁生产是低碳模式的关键环节,循环利用是低碳经济的有效方法。低碳模式通过进行一场深刻的能源经济革命,推进现代经济发展由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不可持续发展经济,向以低碳与无碳能源经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根本转变,加速能源消费结构由高碳型黑色结构,向低碳与无碳型绿色结构的根本转变。低碳模式在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模式,持续发展是低碳模式的根本方向,低碳模式是最具操作性的、可量化的持续发展模式。
3.2.2以节能减排为方式彰显循环经济本质
低碳模式以循环经济为本质。节能减排是应对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压力、能源供需矛盾和生态日益恶化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发展目标的着力点。低碳模式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最佳体现与首选途径,同时又向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循环经济的“3R”原则中,“减量化”首先应该通过节能减排实现化石能源利用少量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无碳化。发展循环经济内在要求发展低碳模式,循环经济是低碳模式的本质,低碳化发展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3.2.3以低碳能源为重点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低碳模式以能源结构调整为手段。低碳发展是指在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约束将制约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决定经济社会向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向演化发展。在保持现有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不变甚至更优的条件下,以低碳能源为重点改善能源结构,通过限制高碳能源在社会能源构成中的比例,积极开发低碳能源,合理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可以实现碳排放总量和单位排放量的减少。因此,为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和经济规模持续增长的双重目标,以低碳能源为重点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是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
3.2.4以低碳产业为支撑实施产业优化模式
低碳模式以产业优化模式为途径。产业结构将制约经济发展的路径模式,决定社会经济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在国民经济中,三大产业生产特征不同,其能耗和碳排放量也不同。低碳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模式,要实现社会经济低碳转向,须调整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通过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落后生产能力,发掘服务业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减少碳源;发展生态农业,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碳汇,吸收Co2,增加碳汇;必须以低碳产业为支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社会经济从“高增长,高排放”的高碳增长模式向“高增长、低排放”的低碳增长模式转变,实现产业模式优化。
3.2.5以低碳技术为主体构筑创新技术体系
低碳模式以低碳技术创新为方法。低碳或无碳技术的研发规模和速度决定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规模,低碳技术主要包括三类:温室气体的捕集技术、温室气体的埋存技术和低碳或零碳新能源技术。低碳技术将成为未来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应以新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平台为依托,从组织体系、对象体系、投入体系、服务体系四个层面,构建以政府为引导、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投入为基础、服务为保障、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产学研结合的低碳技术创新体系。
3.2.6以政策体系为保障开展低碳模式示范
低碳模式以政策法规体系为保障。低碳政策保障体系是实现低碳能源结构调整、推行低碳产业优化模式、构建低碳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平台,低碳模式的发展须依靠政策保障来降低其成本。我国应主要从低碳政策体系、低碳市场体系和低碳考核体系三个方面构建低碳模式政策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创建“政府推动、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低碳模式试点机制,有重点、有针对地从区域(城市)和产业(企业)两个层面系统性、有步骤的开展示范;积极打造以“高速增长、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低碳模式示范工程”,充分发挥其“以点带线、以线促面”的试点示范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实现低碳发展。
4结语
低碳模式在深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优秀思想,通过构筑“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系统的低碳动态均衡,实现人类生存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彰显生态文明的价值品质。低碳模式是针对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化石能源利用高碳排放问题,以提高碳生产率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目标,以能源消费和废弃物减量化排放为发展原则,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本特征,以能源结构调整、产业模式优化和技术体系创新为主要手段,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低碳政策体系为重要保障的特殊循环经济模式。实施低碳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通过构筑低碳均衡达到“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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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theLowcarbonmetasynthesismodelofCirculareconomy
XUJiupingLiBin
(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ofLowCarbontechnologyandeconomy,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3
碳关税，也称边境调节税（Btas）。它是对在国内没有征收碳税或能源税、存在实质性能源补贴国家的出口商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目前，碳关税正在酝酿之中，美国拟于2020年开始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碳关税，而法国宣布从2010年初开始对环保立法不及欧盟严格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征收碳关税。虽然目前各发达国家还没有征收碳关税，但wto一般例外条款(Gatt)的第20条“允许wto成员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基于环境理由的贸易限制”的规定给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提供了可能。因此，碳关税的确是渐行渐近。
碳关税的提出，与不容乐观的国际气候变化形势及其背景下的低碳经济模式逐步确立密不可分。oeCD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人类不采取任何行动，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GHG，globalgreenhousegas）排放增幅将达70%，导致2100年世界气温将升高4~6℃。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低碳经济”概念。随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逐步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相继提出了“绿色新政”措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开始逐步升温。可以说，低碳经济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
碳关税的提出，还与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息息相关。在当前金融危机余波未退、各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环境下，部分发达国家出于降低进口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增加本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对碳泄漏的担忧，拟开征碳关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征收碳关税，而且是将针对所有工业品征收碳关税，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的影响将要比特别保障措施、反补贴或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更为严重。
在未来的10年内，世界各国将通过协商最终确定碳关税征收的对象、范围和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各国都将尽力争取对本国有利的规定，因为不同的规定产生的各国应征碳关税额度有很大不同。可见，2011~2020年这十年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它不仅仅将在世界范围内塑造碳关税征收新规则，也必将打破现有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并建立低碳经济模式下新的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格局。因此，研究碳关税将对我国外贸出口带来什么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碳关税”对我国未来外贸出口的影响
目前，我国没有开征碳税和能源税，且很多行业产品生产隐含碳含量和碳排放均不乐观。如果这些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必将成为其拟开征的碳关税的征收对象，对我国外贸出口将产生以下四个主要影响。
（一）将增加我国高碳企业产品出口的成本
对我国出口产品开征碳关税最直接的影响，是将增加我国高碳行业产品出口的成本和国际市场价格，削弱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产品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以10美元/吨的碳关税测算2002年我国的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和纺织等高碳产业，其碳税将达108.5亿元，占到贸易额的1.28%。
另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对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四大能源密集型产品生产部门征收较高水平碳关税，即按丹麦和瑞典国内281.9~369.0欧元/千升轻质燃料油税和241.8~300.6欧元/千立方米的天然气税，我国非金属制品业的碳税总额最高可达出口总额的32.8%，行业总的碳税成本占到总的主营业务成本的13.4%，我国出口企业无利可图；如果征收中等水平碳关税，即按德国国内61.4欧元/千升轻质燃料油税和59.6欧元/千立方米的天然气税，碳税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可达10%；在较低碳关税水平，即按美国或英国国内的碳税和能源税征收，碳关税可能达到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7%。以2008年为例，我国上述4个行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仅仅分别为3.61%、7.95%、6.17%和4.34%，这就意味着，我国现有高碳企业无法承受中等和较高水平碳关税之重。
（二）将引起我国制造业出口额不同程度的下降
碳关税一旦开征，由于其事关全人类的国际气候变化而具合理性，将成为一道强大的贸易壁垒，将导致我国制造业出口额的下降。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承接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和低端制造业。而且，我国企业目前还没有掌握分析生产每一个具体过程碳足迹的技术。目前，美国、英国和新西兰等市场已经开始在服装上使用“碳标签”。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其2010年初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再次强调，到2012年，沃尔玛将实现95%的商品供应商必须获得社会与环境规章的二选一的最高评分。而碳关税一旦开征，进口商选择产品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供货商在生产过程中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情况，尤其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其社会形象，也往往会被迫取消和中国公司的订单，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是用于政府项目或有社会效应的大型项目时，碳关税将会是抵制我国高碳产品的有力武器。这就决定了我国工业生产和出口的高隐含碳排放的商品订单将减少，出口贸易规模将萎缩。
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时减排，发达国家到2020年减排2005年基准的30%、发展中国家在正常交易水平基础上减排30%为前提，与正常交易水平相比较而言，2020年在排放权可交换且通过公共转移支付和排放交易抵消减排的成本（teRwmt）情形下，减排将致使我国工业出口下降幅度高达11.7%；远高于世界工业出口的平均降幅1.9%；而美国和欧盟的工业出口却分别有5.0%和6.5%的增幅。另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即使以中国工业品出口的隐含碳排放量为基础，如果征收30美元/吨和60美元/吨的碳关税，也将使我国工业品出口量分别减少3.53%和6.95%。
（三）将改变我国出口商品和贸易方式结构
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结构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将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两方面。
一方面，碳关税将引起高耗能产品出口比重下降。目前，我国钢、火电、水泥、玻璃、石化和碱等高耗能产品单产能耗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5、1.17、1.53、1.47、1.45和1.34倍，纺织印染行业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5倍。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向世界出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增长迅速，仅2004年至2008年间，中国钢铁、化工产品和纺织品出口占世界总量的份额就分别从5.12%、2.68%和16.98%上升到12.09%、4.65%和26.08%。工业发达国家通过征收碳关税，将有可能促使我国对国内企业的能源消费征收碳税，将改变我国企业投入要素组合，我国传统出口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难以为继，将使我国高耗能行业产品出口比重下降。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以中国工业品出口的隐含碳排放量为基础，如果征收30美元/吨的碳关税，以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为代表的石油加工工业的出口降幅将达12.39%。
另一方面，碳关税也将引起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下降。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2007年达到50.71%，2008年为47.19%，而企业从加工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却远低于研发、销售等环节。比如“中国为苹果公司组装的ipod每出口一件到美国为150美元，而中国企业组装每一件仅获得增加值4美元，其余146美元则归美国设计和营销部门所得；如果美国再按每件150美元的出口额征收碳关税，中国组装企业只有关门。所以征收碳关税将会迫使中国从战略和企业实践层面促进出口产品升级，以赚取较高的利润，才会加速改变上述现状。据预计，到2015左右，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全部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40%以下。
（四）将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出口环境
无论是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还是欧盟提出的从2012年开始所有在欧盟机场起降的飞机都要交纳温室气体排放费，碳关税的征收标准和额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随意性很大。这很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贸易报复和贸易摩擦。金融危机后，碳关税实质是贸易保护的新形式。尽管2009年以来，我国出口始终是被贸易救济调查的头号目标，但其只是针对个别行业、个别企业或个别商品征收，且有最多5年的时间限制。而碳关税将针对所有出口产品征收，受众面大且长期征收，对我国的影响可能要比特别保障措施、反补贴或反倾销更为严重无疑将恶化我国产品的出口环境。
三、应对碳关税问题的对策建议
在当前金融危机余波未退、各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作为出口大国的敏感身份极易激发他国抵制和报复情绪。因此，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应对碳关税：
（一）积极利用wto现有法律机制
根据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应要求进口国产品承担与进口产品相同的碳减排责任；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出口产品适用同样的碳关税征收原则和标准；并尽力争取wto体系内其它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及优惠待遇”，比如一定期限的过渡期，为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时间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和碳关税征收规则的制订
鉴于不同碳关税征收标准和碳排放交易规则确定的我国应征碳关税的数额不同，引起我国外贸出口的降幅也不同，在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制订过程中，我国要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争取确立对我国有利的碳排放额度、减排额度、碳排放交易规则和碳关税征收标准。具体地，尽量争取对我国外贸出口影响最小的按照本国生产碳含量为标准对所有进口商品扣除出口商品征收碳关税（BtaDe）；尽量争取对我国外贸出口影响最小的“排放权不可交换（nteR）”规则。
（三）大力发展新型能源产业
我国政府对新型能源产业的补贴主要限于太阳能、风电、新能源汽车三大领域，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信贷优惠、价格优惠和研发优惠等。今后，还应扩大补贴新型能源的领域和推出更系统完善的、不违反《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的补贴政策，积极应对诸如美国针对我国新能源补贴政策提出的301调查和302调查，争取占据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为我国今后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创造条件。
（四）尽快帮助实现企业“低碳生产”
可在有条件的企业试点，装备有效的技术和设备，充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掌握企业生产每一个具体过程的能源消耗管理，使企业对生产过程中对污染物排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能够清楚本公司生产过程中治理污染物排放的相关措施和效果，实现“低碳生产”，以成功嵌入大型跨国公司供应链，并给国家及行业提供有力的数据。同时，企业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不断抢占产品设计、原料采购、批发经销等环节的控制权，优化产品研发设计及其生产决策，以不断提高企业运行效率，摆脱碳关税造成的成本上升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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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4
1．“高碳”经济模式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气候与环境问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通过资源的超常投入来获得更高的产出增长、财富增加与公众福利水平的提高，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高碳”。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效益，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能耗的制造业，能源的大量开发和使用使经济发展中消耗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急剧增加，燃烧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直接引发了“温室气体”效应并加速了地球表面温度变暖，导致了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不仅如此，高碳经济模式还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自工业革命以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失调，从而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气候和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迫使世界各国开始反省其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
2．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保障能源供给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我们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而传统的高碳经济模式是以能源特别是常规能源的过度消耗为特征的。目前仅占世界人口的15％的欧美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他们才是全球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从世界常规能源的储量看，煤炭可以用200多年，石油可以用40多年，天然气可开采62年，如果未来的发展仍然采用高碳模式，到本世纪中期地球将不堪重负。如果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按照欧美国家高密集的能源消费方式，将会使资源枯竭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而油气资源又严重不足。中国目前人均石油可采储量仅为世界的11％，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为世界的4％。1991—2007年17年间，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高达7．14％，而石油产量年均增长仅为1．78％，导致石油进口量及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2011年已经攀升到55％。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能源特别是常规能源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发展低碳经济和新能源有助于减轻对常规能源及进口能源的依赖，确保能源供给安全，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缓解中国节能减排的国际压力。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比重长期以来高于中国能源消费占全球的比重，给环境带来的破坏比世界平均水平更加严重。据英国石油公司2011年6月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增长10．4％，同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5．8％至331．6亿吨，其中中国83．3亿吨，占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从排放强度来看，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在全球加快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大趋势看，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除非加快向低碳经济发展的步伐，这种压力将不会缓解。
4．发展低碳经济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为了成功地实现这个转变，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目前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能耗的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发展低碳经济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一是转变投资导向，鼓励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于新型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领域，通过资本增长率提高促使产出增长率的提高，也有利于遏制重复投资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二是鼓励各类投资到低碳产业部门，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新的就业领域，缓解就业压力，也有利于经济走出低谷。三是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减少资源的消耗，通过低碳技术的创新与开发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为此，中国必须抓住低碳经济带来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机遇，改变高能耗低收益的经济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低碳税收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国外经验借鉴
（一）低碳税收政策的理论基础
低碳税收政策即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其理论依据一是基于市场失灵理论，市场在资源环境配置过程中存在着失灵，即市场无法有效解决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高碳发展模式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还有高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由政府来解决，其中最有效的应对办法就是由政府征收环境税，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以达到清洁环境和保护生态的目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还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环境和气候变化属于公共产品，而且是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在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在收益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要求公共产品一是在生产时必须有公共支出予以保证；二是经营管理一般由非盈利组织承担，在大多数国家政府是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资源环境与稳定的气候具有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理应通过世界各国的政策协调及全球性解决方案来解决。税收属于公共财政政策的范畴，其政策的实施：（1）在一国范围内，通过开征环境税的手段来解决由高排放引发的气候与环境问题；（2）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国按照协调的、互相认可的碳税进行征收，以缓解全球范围内由于过量使用化石能源导致的环境破坏与气候变暖问题。
（二）税收政策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税收政策是保护气候与促进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全球良好的气候属于世界共有资源，属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特征。由于传统的高碳发展模式引致的高碳排放造成的诸多负外部性，应对这种市场失灵，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更显重要。第二，税收政策的优势可以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税收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和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开征新税种、减免税、加重课税等措施，直接或者间接地激励企业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自觉地向低碳经济靠拢。第三，税收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通过税收的引导作用，可以改变人们传统的“高碳”生产与消费模式，使企业和消费者自觉地根据国家税收政策的导向，选择低廉且适合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且不降低自身消费质量的目的。
（三）发达国家税收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做法
1．主要做法。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最早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向低碳经济转型，最典型的就是产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英国到目前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备的环境税体系，包括气候变化税、机场旅客税、垃圾税、石方税等。欧盟成员国的其他国家也建立了一系列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其主要税项有：碳税、各种能源税以及气候变化税等。通过对高污染、高能耗能源的征税，一方面，有效地遏制了环境破坏，同时也使清洁能源具备了成本竞争的优势；另一方面，将对高耗能能源征收的税金主要用于对新型能源开发及利用的补贴上。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低碳低碳经济的发展，也注重用税收政策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其低碳税收政策主要包括：（1）税收优惠政策。美国对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差别化的税收政策上，特别是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以扶持其发展。（2）限制性税收政策，如为了限制石油的过度使用，美国政府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其税收一部分补贴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使用新的可再生能源所付出较高成本的补偿，一部分用于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以限制对常规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支持。
2．借鉴与启示。（1）开征二氧化碳税。目前，二氧化碳税已成为欧盟国家中普遍实行的税种，且采取国家碳税模式，在税率设计上多采用复合税率。碳税的征收，对于高碳发展行业起了较大的抑制作用，推动能效提高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大大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力地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2）改革和完善能源税。在欧盟国家，能源产品的税收包括一般能源税、消费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增值税、燃料税等税种。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开征燃油消费税。能源税的实施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减缓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3）实施税收优惠。除了对高碳行业和行为直接征税限制外，很多国家还对节能减排行为实施广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石油、天然气、煤气和电力企业等采取节能措施。此外，还有许多针对个人节能减排的税收优惠措施，这些税收减免对增强社会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起了积极的激励作用。（4）节能设备投资抵税和加速折旧。国外已有20多个国家对符合规定要求的节能技术和设备减免所得税。对于企业购置用于提高能效的设备，可按购置成本的一定比例来计算所得税的抵免额进行抵扣。企业购置政府指定的节能设备，还可在普通折旧的基础上，按购置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特别折旧，其目的是降低企业投资低碳产业的成本，提高低碳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5）碳税设置遵循中性化原则。大多数发达国家征收碳税或能源税的主要目的并非为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了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因此，在收碳税或能源税的使用上，一般都具有定向性或专款专用的性质。如在征收碳税时，大多数国家秉持的是税收中性原则，通过特定渠道再返回企业，同时相应地降低其他税收收入的比重，市场主体不会因税收的总体负担增加而影响其竞争力。
三、健全和完善我国低碳税收政策的路径选择
（一）现行低碳税收政策的缺失与弊端
1．现行税收覆盖有限，环节狭窄。低碳技术的开发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由此税收政策应涉及低碳技术的投资、研发、设备制造、检测认证、设备利用等各个环节，我国现有税收政策仅覆盖其有限环节，如煤炭是我国空气主要的污染源，但现行税收政策尚未对煤炭清洁技术的研发与使用给予支持，不利于通过低碳技术的开发，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如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支持政策中，仅对垃圾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变性乙醇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予以支持，对国家鼓励发展太阳能、地热能、生物制能等能源缺乏支持，不利于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为清洁能源的发展拓宽空间。
2．适合低碳经济发展的绿色税收体系尚未建立。绿色税收，是指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提高能源的效能，支持清洁生产、推行绿色消费，以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而征收的税收或建立的税收体系。在绿色税收体系中，最主要的是环境税，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部分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碳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5种，与税收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没有专门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税的税种，现行的环保税收政策只是分散在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等税种中。尽管近年来出台环境税的呼声不断高涨，但国内关于是否开征作为环境税主体的碳税、如何设计碳税等问题还远没有达成共识，这不仅使低碳经济发展缺少税收来源的支持，也极大地弱化了税收政策在促进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中的调控作用。
3．现行的税制严重制约低碳经济的发展。（1）资源税。一是资源税设计理念不当。我国对设计资源税的初衷定位主要是用于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并体现对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无法使资源开采企业的社会成本内在化，也没有综合考虑回采率。从而资源税对于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调节功能大大打了折扣。二是税基过窄。现行的资源税种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7类资源产品征税，未将资源开采过程中产生的伴生资源以及矿藏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等列入征税范围，导致这些资源被掠夺性开采。同时也没有将氟利昂、卫生纸品、塑料包装袋、一次性物品等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削弱了资源税对保护环境的调节作用。三是计税依据不科学，只对纳税人销售的产品征收资源税，对企业已经开采但未使用和销售的不用缴纳资源税，刺激了企业和个人在开采过程中的“拣肥弃瘦”和囤积资源的行为，造成资源的无序开采和大量积压，不利于企业节约地使用资源和低碳发展。（2）消费税。一是课税范围较窄，其中与低碳有关的仅有8种，而对某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品如化肥、电池、塑料袋、餐饮容器等以及煤炭尚未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二是税率整体偏低且缺乏弹性，在消费税税率的设计上，既没有考虑到资源的级差问题，也没有考虑到对应税产品消费行为所产生的外部环境成本，没有根据产品低碳环保与否及环保的程度设定不同税率。三是消费税采用价内税的形式不科学，消费者只能直观的感受到不同资源产品的价格差异，不清楚缴纳了多少税，不会根据消费产品的税金去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不利于增强消费者的节能意识。（3）增值税。一是增值税固有的“中性”特征，加之比例税率的操作方式，对于那些税率相同的课税对象不具有根据其能源是否是不可再生及污染程度的不同进行特殊调节的功能。二是现有的增值税对石油液化气、煤炭制品、天然气和煤气等化石燃料采用低税率的税收政策，没有考虑到这些资源的稀缺性，及这些化石能源过量使用所产生的污染；而只对农药、化肥和薄膜等对社会有污染产品的税收优惠，不利于低碳农业的发展，更不利于打造食品安全的环境。三是增值税税收优惠没有惠及太阳能发电、水能发电、核能发电等清洁能源领域，妨碍了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4）企业所得税。一是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小，没有涵盖到节能减排和促进低碳发展的所有领域，如只对节能、环保、节水领域的相关设备、项目等方面给予优惠，而对温室气体减排技术、清洁能源的研发等的优惠政策则比较缺乏。二是优惠措施单一，主要表现为降低税率、减免税，而加速折旧、延期纳税、再投资退税等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优惠方式较少，且优惠措施主要是针对生产产品的加工企业，无法惠及作为主要科研力量的科研单位，以调动其科研单位研发低碳、清洁能源技术的积极性，制约了低碳技术的开发和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税收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增值税是我国的主体税种，增值税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大有可为。（1）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支持节能减排、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的开发。要增加包括固体能源、稀有能源、不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税目，减少其掠夺性开采。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从外部购入或无偿取得的废渣等原材料、循环利用的内部废物等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中，合理拉开利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资源与原生资源之间的税负差距，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的消耗。（2）配合增值税转型的改革，对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对企业低碳设备和技术研发固定资产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通过提高进项税抵扣的办法，实现低碳经济的税收优势，如允许废旧轮胎综合利用企业在取得废旧轮胎时按10％（或更高）抵扣进项税，以降低企业投资低碳产业的成本，提高低碳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3）取消对农膜、化肥、农药免征增值税的规定，逐步减少该类产品对土壤和水资源破坏及影响，在促进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4）实行差异性增值税政策，强化增值税根据能源是否是不可再生及污染程度的不同进行特殊调节的功能，增加增值税政策的调控弹性。对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实行低税率，对符合低碳发展要求的机器设备与产品实行减免优惠和税收返还政策，为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提高其竞争水平。
2．完善现有的资源税。（1）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及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可将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以及存量水平接近已接近临界值，若不停止消耗会影响其再生能力的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将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等自然资源列入纳税范围，以杜绝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结合资源税费改革，将现行的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水资源费等改费为税，规范税费关系，扩大税源，也可有效地杜绝相关职能部门和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费养人，滋生腐败。（2）资源税改革要着力于保护和合理开发资源。要从提高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效率出发，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挂钩，由此在计算资源税税额时，改变以往对企业已经开采但未使用和销售的不用缴纳资源税的方法，采取以实际产量为计税依据的方法，并适当考虑回采率，促使企业以销定产，科学开采。在进行税额设计时，既要考虑调节级差收入，又要考虑到资源的开采和保护，对一些特殊能源如不可再生和不可替代的稀缺性、开采污染严重的资源征以重税，科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防止因为掠夺性开采导致的浪费与低效使用。
3．继续推进消费税的改革与完善。扩大消费税的覆盖范围。结合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将不符合低碳发展要求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同时又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危害的产品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煤和火电等污染性能源、船和飞机等高能耗机动工具征收消费税。对非再生、稀缺性强的资源课以重税，切实发挥消费税在节约资源、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中的调节作用。针对我国汽车消费过程中对资源合理使用产生的一些问题，可考虑在继续试行对不同排量的小汽车采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对排气量相同的小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试行区别对待，并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小汽车免征消费税。使用燃油的助力自行车也应和摩托车、小汽车一样征收消费税。取消车辆购置税，将其并入消费税，按污染程度设置差别税率，简化税种，促使纳税人自觉保护和改善环境。
4．改革企业所得税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所得税属于直接税，具有不易转嫁的特性，因此采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具有直接调节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做法，综合利用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盈亏相抵等手段，减轻企业投资低碳产业的纳税负担；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低碳技术的研发，由此对于企业用于与低碳技术相关的技术研发创新费用应于在税前扣除，激励企业大胆进行技术创新，增强低碳经济发展的后劲。要发挥企业所得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排放的低碳服务业，这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对新兴服务业，比如现代物流、信息技术服务业和文化创业产业，可加大所得税优惠政策支持的力度，完善所得税费用扣除的范围和标准，对服务业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进行的投资，允许申请一定比例的所得税抵免，提高服务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业的费用扣除比例，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中小服务业企业是就业和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加大其扶持的力度，允许中小服务业企业在税率、税收抵免、费用扣除和延缓纳税等方面享受更加优惠的待遇，增强其在市场经济中开拓竞争的能力。
5．开征环境税，完善环保税结构。从建立科学完备的税收体系目标出发，将现行税收按征税对象分为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和环境税。将原对污水、废气、固体废物以及危险废物、噪音等方面的排污费改为环境税，使之成为整个税制体系中继流转税、所得税之后的又一主体税种。在对现有税种进行配套的“绿化”改革基础上，将我国环境税的理念融入到整个税制体系中。本着“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对生产污染产品、排放污染物及废弃物的企业和个人，按照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我国开征的环境税也应该是一个税系，它包括对向自然环境直接排放污染物的所有法人和自然人进行课税的多个税种。根据国外开征环境税的经验，依据“受益者付费”、“污染者付费”和“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可将环境税相应分为一般环境税、污染排放税和污染产品税三种类型。改革排污收费，开征环境保护税。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是一种具有行政收费外壳的“准税收”，将排污收费改为污染排放税既可以提高其立法层面，有效解决现存问题，又可以促使我国的环保税收体系更加趋于完善。
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碳税设计资金使用
中图分类号：F810.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013-03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推行低碳经济被认为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的有效途径，为此“低碳发展”、“低碳社会”、“低碳城市”等一系列新概念应运而生。碳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有效的经济手段之一，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效果已经在开征碳税的oeCD国家得到验证，并且西方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目前正酝酿在国际贸易中征收碳关税，这将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对于中国碳税的征收与使用问题是非常值得研究探讨的。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对于碳税的研究，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具体的税收实践，已形成了基本框架。在碳税的实践中，主要包括双重红利和收入中性理论。pearce（1991)[1]得出二氧化碳税的收入可以被用来大幅度减少现有具有扭曲性的所得税或资本税，这就是最早的“双重红利”。Hoel（2002）[2]认为，为了限制Co2的排放，应根据所用化石燃料的含碳量对其释放的Co2的过程收费。锡德里克・桑德福在《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第四卷[3]中指出，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方面，碳税时代已经来临。HansGersbach（2008）[4]提出了一种基于国际组织框架的全球性（碳）返还制度（GRS，aGlobalRefundingSystem）。
近年来，中国碳税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日趋增多，现阶段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引入碳税，完善中国税制的阶段。曹静（2009）[5]探讨了基于污染量控制的排污权交易与基于价格变化的碳税机制的优缺点，得出碳税政策更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结论。王金南等（2009）[6]得出征收碳税对中国GDp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有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苏明等（2010）[7]提出了开征碳税的基本目标和原则提出了开征碳税的目标和原则，并对税制要素进行了初步设计。葛察忠、任雅娟（2010）[8]指出现已有的与低碳经济相关的财税政策尚需完善，提出了具体的财税政策建议。目前，中国对于碳税的研究注重于碳税的税收制度构建和经济影响分析，对于如何合理有效分配与使用碳税资金没有深入研究。本文在合理构建碳税体系的基础上，探讨碳税资金如何合理的分配与使用，以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碳税设计与归属
1.纳税人。凡是因消耗化石燃料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Co2的单位和个人都是纳税义务人。其中，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事业单位、军事单位、行政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
2.征税对象。碳税征税对象为在生产经营领域或消费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向大气直接排放的Co2。从短期来看，由于Co2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同时对Co2进行征税较其他温室气体相比更容易操作。Co2是消耗化石燃料所产生的，因此碳税的征收对象实际上最终将落到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上。
3.计税依据。为了降低征管成本，在实践中一般以化石燃料Co2排放量的估算值作为碳税的计税依据，即根据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测算出Co2的排放量。目前国际上实施碳税的大部分国家都是采用估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同样应该采用Co2的估算排放量作为碳税的计税依据。
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所提供的基准方法，化石燃料Co2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单位化石燃料Co2排放量的估算值=低位发热量*碳排放因子*碳氧化率*碳转换系数
其中，低位发热量，即净热，是指燃料完全燃烧时放出的全部热量中，扣除烟气中水蒸汽凝结成水所放出的汽化潜热后的发热量；碳排放因子是指化石燃料单位热值的碳排放量；碳氧化率是指氧化碳占碳排放的比率；碳转换系数是指碳（C）到Co2的转化系数，即Co2分子量/C原子量=44/12=11/3。
4.税率。碳税税率形式与计税依据密切相关，由于采用Co2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而且Co2排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其数量直接相关，与化石燃料的价格无关，因此，可以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即采用定额税率形式。
5.征税环节。根据碳税的征收对象，碳税的征税环节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在生产环节征税，直接纳税人是化石能源的生产、精炼、加工企业；二是在消费环节征税，直接纳税人是消耗化石能源的企业和居民。从实际管理和操作角度考虑，在生产环节征税更有利于税收的管理和源泉控制。在中国建议将碳税的征税环节设在生产环节。具体来看：对于一次性能源产品，包括原油、煤炭和天然气等，由资源开采企业缴纳；对于成品油、煤油及液化气等二次能源产品，由石油的精炼、加工企业缴纳。
6.税收归属。碳税的收入归属上有三种选择，即中央税、地方税、地方与中央共享税。中央税属于中央固定财政收入，是由中央集中管理和使用的税种。地方税属于地方固定财政收入，是由地方管理和使用的税种。中央地方共享税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和使用的税种。具体说来，中央地方共享税包括下列税种：增值税、营业税。
从碳税的纳税依据来看，碳税征收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共有的生活环境，是达到一种公共的目的，需要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管理；另外，众多纳税企业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柱，再加上中央政府管辖范围太大，无法兼顾每个企业，碳税的缴纳更多的需要地方政府的监管，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建议将碳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和使用。仿照现有的共享税缴纳方式，碳税建议中央分享70%，地方分享30%。
三、税收使用
税收的使用是研究税收问题的一个关键，碳税也是如此，如何合理的使用碳税，将碳税应用于促进低碳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已经开征了碳税的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碳税收入的使用可以有以下四种方式：
1.碳税税额返还。用于重点行业和企业的退税，运用碳税的收入去补偿那些受影响较大的企业或者人群，可以采取间接返还的方式，比如能源密集型企业或低收入者，可以用减免社会保险税的方式返还给企业，或加大投入养老保险基金从而减轻企业或个人的缴费负担，也可以采取直接返还的方式，将税款直接退还给纳税人，以“中和”征收碳税产生的收入负效应对纳税人的影响，并限制其税额的用途，引导纳税人将返还的税款直接用于污染治理，或刺激纳税人投资于环境保护领域，以促进环境效益的实现。
笔者建议这部分返还主要由共享碳税中地方享有的部分出资，因为对于本地的重点行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是否因缴纳碳税收到较大的影响，继而对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方向及力度，这些问题地方政府显然能够比中央政府了解的更深入，对于返还税额的使用监督也更便利，监督成本更低，能够达到更好的碳税返还效果。
2.专项支出或碳基金。将碳税的收入列为专项支出项目，以专项支出和碳基金等方式，比如运用于环境基金、节能减排及可替代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帮助企业和公共部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用替代能源或研发低碳技术等。例如，丹麦通过专项支出，将碳税的收入用于环境方面的投资，将碳税收入用于补贴公共天然气和电力供热系统。碳基金的典型例子是英国的碳基金项目，英国将气候变化税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节能投资的补贴，以项目制运作方式帮助企业和公共部门减少碳排放，加强碳管理以及投资低碳技术开发。这样的做法不仅避免了过多增加企业税负，还通过科技手段促进了风力发电等可替代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
中国也应该利用碳税收入增加低碳经济发展财政专项资金的项目和规模，设立新的低碳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增加专项资金规模，该资金是为完成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而由预算安排具有特定用途的资金，需要稳定资金来源，同时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从2006年起，中国已经陆续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和“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等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此外，中央财政建立低碳经济发展基金，所需资金来源以中央一般预算收入为主，部分石油特别收益金所得、部分CDm项目国家收益和部分碳税收入列入基金，用于发展低碳经济。
专项支出或者碳基金这部分资金的来源应该由共享税的中央享有的部分出资，一方面，这部分资金数量较大，“办大事”的财力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才能满足，稳定的资金来源也需要中央政府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这部分资金量大，且有着特殊的用途，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共同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实用性、收益性，因此中央集中出资管理比地方分散管理更适合。
3.税收中性原则，即运用碳税的收入来减少其他扭曲性的税收，在税收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税制改革。税收中性强调税收对经济不发生额外的影响，经济体系仅仅承受税收负担，不再给纳税人和社会造成其他额外损失或额外收益。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大多国家在开征碳税的同时，降低了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等税负，从而使整个税收收入相对保持不变。因此建议，中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开征碳税的同时，削减其他扭曲性的税收并给予相关补贴，如减少社会保障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或降低税率等，给予节能投资补贴和低收入群体补贴等，这样可以减少征税的福利成本，既注重了效率又考虑了再分配效应，抵消了碳税的累退性，避免了碳税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还有一种方式，碳税税额返还，将碳税收入返还给公众（企业或居民），用来减轻碳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之，应结合中国环境税收体系建设和税制结构的调整，按照有增有减的税制改革原则，以增值税转型和资源税改革所形成的税负空间为限开征碳税，基本保持税收收入的中性。
合理改革税制，保持税收收入中性应该由中央政府宏观把握调整规模，才能使全国税制保持统一，保证税收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这部分资金也应该由中央统一出资。
4.作为一般的财政收入来源。碳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这部分财政收入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使用，其主要用途还是以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资源为主，或作为备用资金，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后备力量。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这四种方式均有采用，而且大部分是这四种方式的组合。丹麦将居民缴纳的碳税收入全部用于公共天然气和电力供热系统的补贴，将企业缴纳的碳税全部用于削减雇主向劳动力市场的缴款和对节能投资进行补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将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芬兰的碳税收入被视为一般性财政收入；荷兰按照使用目的将能源税分为不同税种，比如将燃料税纳入一般财政收入，而将能源调节税用来减少其他税收。
四、资金使用模式
合理的碳税使用可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这部分促进低碳发展的资金支持是鼓励企业或个人自觉缴税、自觉遵守低碳准则、自觉签订低碳协议的动力之一，下面用图1来表示碳税的资金使用模式。
由图1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碳税大致有四个资金使用方向，其中，针对性的税额返还由地方政府负责，建立专项支出和保持税收中性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控制，作为一般财政收入仍然由中央和地方分别管理。总之，碳税资金的合理分配和使用是支持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pearce.D.w.theroleofCarbontaxesinadjustingtoGlobalwarming[J].economicJournal，July1991，(101)：15-18.
[2]Hoel，L.Karp.taxesVersusQuotasforaStockpollutant[J].Resourceandenergyeconomics，2002，(24)：35-37.
[3]锡德里克・桑德福.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Gersbach，Hans.anewwaytoaddressClimateChange：aGlobalRefundingSystem[J].theeconomists'Voice，2008，Vol.5：iss.4，
article2.
[5]曹静.走低碳发展之路中国碳税政策的设计及模型分析[J].金融研究，2009，(12).
[6]王金南，严刚，姜克隽.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09，(11).
[7]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新形势下中国碳税政策设计与构想[J].地方财政研究，2010，(1).
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外部性;补贴;征税;产权
一、低碳经济背景
(1)低碳经济的提出。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这个概念,目标是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英国建成一个低碳经济体。2007年9月8日,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研发低碳能源技术,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的战略主张。2008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吴晓青明确将“低碳经济”提到议题上来。(2)对低碳经济的研究现状。王文军(2009.4)指出低碳经济是以源头控制、过程控制、目标控制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牛文元(2009)指出低碳经济是绿色生态经济,是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和低碳发展等经济形态的总称,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付允(2008)分析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二、外部性的解决措施
(1)外部性的含义。萨缪尔森对外部性定义,外部性就是当生产和消费中一个人使他人遭受到额外的成本或收益,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或收益没有经过当事人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补偿时,外在性或溢出效应就发生了,这种影响并没有透过市场交易的形式反映出来。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2)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一是征税。该方案是庇古在1920年《福利经济学》一书中进行论述,又称“庇古税”,是为了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也就是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情况下,政府运用征税手段进行解决。二是补贴。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进行的调控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补贴是微观主体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时,政府通过补偿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三是产权界定。按照产权管理的思路,只要明晰产权都可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产权思想由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德姆塞茨对其进一步研究,指出当内在化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产权就会产生,将外部性内在化。如果产权模糊不清,就会上演“公共地的悲剧”。
三、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之一:内化高碳经济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
(1)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性。每年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将增长1.7%,本世纪末气温很可能在2000年的基础上升高2～3℃,结果会使全球20～50%的生物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极端气候事件如干旱、洪水和风暴等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加剧,人类将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使原本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凸现出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动力失衡;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优化升级压力大。
(2)以上凸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都是在高碳经济发展中产生,解决这些问题实质就是把这些负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第一,补贴就是国家对产生正外部性影响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一定数量的补偿,使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第二,征税是国家运用征税权利对微观主体造成负外部性内在化的措施。一是征收环境税,它是针对当前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提出的一种全新税种,生态环境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征收环境税可以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二是征收碳税,是一种庇古税,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定额征收。第三,产权是科斯沿着庇古的思路进一步寻找负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产权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和实现起关键作用。一是碳汇是自然界中碳的寄存体,从空气中清除Co2的过程、活动和机制。森林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它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可分割、不可排他。建立明晰的森林资源产权关系是完善森林产权制度的关键,要把森林资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划分开,使所有者(国家)与经营者(森工企业)形成一种经济或契约关系,这才是完善的产权制度。二是排污权交易也称可交易污染许可证,该方案源自“产权理论”的兴起。戴尔斯认为,政府作为环境商品的所有者,可以再控制污染总量的前提下出售“排污权”,并允许购买者对所持有的“排污权”进行市场交易,以发挥市场作用,提高环境资源的运用效率。
参考文献
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激励理论；庇古税；碳税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福利经济学理论
从理论上讲，在资源环境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环境资源属于共有资源，会产生“公共地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即厂商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与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属于公益事业）。而经济主体出于追求个人利益的需求，不愿意主动为其付费，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freeriders）”，这就使政府介入资源环境领域成为必然。而税收作为市场经济下最主要的经济杠杆之一，对负外部性问题有最直接、有效的调节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pigou，1920）在其《福利经济学》（welfareeconomics）中建议，应当根据污染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二者达到平衡，这种税也被称为“庇古税（pigouivaintax）”。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永恒主题。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其基本特点是需要、限制和公平，具体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全球五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走向现代新文明的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环境与发展理念的不断更新中逐步形成。“可持续性”最初应用于林业和渔业，指的是保持林业和渔业资源延续不断的一种管理战略。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karson）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初步揭示了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1972年，罗马俱乐部（theclubofrome）提交的《增长的极限》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正式吹响了人类共同向环境问题挑战的进军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各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文件及有关国际公约以后，可持续发展得到世界最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三）激励理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中用于处理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四者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是业绩评价理论的重要依据。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动机来自需要，由需要确定人们的行为目标，激励则作用于人内心活动，激发、驱动和强化人的行为。从政府角度讲，政府以游戏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身份，依据所掌握的政策性资源和财力资源，激励低碳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基本上是采取财政拨款、投融资、税式支出、产权交易等常规政策激励低碳经济发展。例如，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安排235亿元，2008年增加到418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2009年推动节能减排支出567.47亿元。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以奖促治”政策带动了农村环保工作的广泛开展。2009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投入15亿元，支持2160多个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带动地方投资达25亿元，直接受益农民达1300万人。在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和出口退税方面进一步明确促进推行节能减排的措施。
（四）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目前，世界经济还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以低碳产业、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却在我国显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其迅速成长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2009年，国家通过出台多项财税和金融措施，在危机中找寻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如国家财税部门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取消了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补贴消费者，鼓励企业生产、研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不断加大对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的资金补助。全国财政新能源与节能减排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将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建立中长期新兴产业发展机制结合起来，着力支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经济工作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强调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将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二、我国现行低碳税（费）政策简析
（一）低碳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鼓励和支持环保设备（产品）、投资的税收政策。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2007修订版）中的国产设备，享受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二是企业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中的国产设备，经企业提出申请，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实行加速折旧。三是对专门生产目录内设备（产品）的企业，在符合独立核算、能独立计算盈亏的条件下，其年度净收入在5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节能、污染防治、环保技术转让的税收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流转税规制设计引导，包括消费税（成品油、小汽车、摩托车、游艇、汽车轮胎、汽油、柴油等，含铅汽油1.4元/升，无铅汽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1元/升，柴油、燃料油和航空煤油0.8元/升；低污染排放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增值税（对煤矸石、粉煤灰等废渣生产建材产品，免征增值税；对油母页岩炼油、垃圾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资源税（原油14~30元，天然气7~15元，煤炭0.3~8元），环境效果并不明显。二是所得税政策，如利用“三废”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减免企业所得税。凡经国家环保总局通过招标确定需要淘汰消耗臭氧物质生产线企业取得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91年6月14日，中国正式加入修正后的《议定书》）多边基金的赠款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的指定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向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捐赠，可按税收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对“中华环境奖”获奖者和提名奖获得者所得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外商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如技术先进、条件优惠，其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免征所得税。
3.支持环保事业的税收政策。具体包括：一是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环保部门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二是环保部门使用的各种洒水车、垃圾车船，免征车船使用税。
（二）现行排污收费政策
我国早在1978年就提出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目前，我国征收的排污费主要包括废气排污费、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和噪声超标排污费和污水排污费四大项。对机动车、飞机、船舶等流动污染暂不征收排污费、噪声超标排污费。排污费的计算简单地说有两种方式：废气排污费和污水排污费根据排放污的浓度、数量折算成标准“污染当量”，并按实际排放的污染当量定额征收。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则直接按污染物排放量征收。
（三）涉碳税费政策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奖限结合”、“以奖促治”等措施，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政策导向。但现行的涉碳税费政策还存在诸多欠缺，主要表现在：
1.税种的针对性不强。与国外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此类税种在环境税制中应处于主体地位，它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来源。
2.排污收费制度存在自身不足。如未涉及所有污染环境行为、征收额度过低、缺少激励机制、随意性过大等。由于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环保部门在征收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
3.现行税费政策调节力度不够。一是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等相关条款各自独立、互不衔接，难以形成合力。二是征收范围过窄、税额设置不合理。三是许多危害环境的消费品如一次性包装物、杀虫剂等制品并未纳入征收范围。
4.现行税费政策缺乏灵活性。现行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形式比较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国际上通行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方式应用不多。
三、国外低碳的税收政策与经验借鉴
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征收排污税、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有针对性的税种等，据统计，目前oecd成员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己经占到总税收收入的3.8%~11.2%，占到gdp的1%~4.5%。尽管各国开征的具体税种不尽相同，但从性质分析，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一）对废气课税
废气税是对向大气中排放废气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氮氧化物税。
1.二氧化硫税，也称硫税。二氧化硫（so2）是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对人类危害很大。早在1972年美国就开征了二氧化硫税，美国税法规定，so2浓度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地区，每排放一磅硫分别课税15美分和10美分，以促使生产者安装污染控制设备，同时转向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丹麦、法国、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征了此税。从征收内容看，有按so2排放量征收的，也有按含硫量的不同直接对含硫能源产品征收的。
2.二氧化碳税。co2排放是引起全球升温的主要因素，co2税是为控制co2的排放而征收的一种环境税，co2税的实际征收往往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按含碳量设计税率征收，而不是直接对co2的排放征收。co2税最早于1990年由芬兰开征，其计税依据为co2的排放量及浓度。目前欧盟也引入了该税（全称为碳能源税，简称碳税），这也是欧盟层次上唯一的一个环境税种。这种碳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鼓励减少使用矿物燃料，尤其是含碳量高的燃料，从而减少co2的排放。
3.氮氧化物税（nox）。亦称氮税，是对氮氧化物的排放征收的污染税。目前法国、瑞典、意大利等国都按排放量征收此税。
（二）增设优惠措施
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众多政策中，税收政策仍是发达国家最为依赖的手段。根据政策所要达到效果的不同，发达国家低碳税收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如旨在鼓励市场主体进行能效投资、节能技术研发、新能源投资的税收减免等；二是抑制高碳生产、消费行为的税收政策，如旨在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鼓励节能降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税、碳税等。在税收优惠方面主要有：一是鼓励企业增加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费用，给予税收抵免、直接减免等优惠，如美国。二是对企业购置或制造用于防治污染或废物处理的设备给予加速折旧，如德国、日本。三是鼓励企业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给予税收抵免、减免税等优惠，如芬兰、美国。四是鼓励增加对环保、节能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减免税等优惠，如荷兰、美国、荷兰、德国都规定了环境税税收减免项目和环境税返返还项目。
（三）几点启示
发达国家在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过程中重视与运用碳税或能源税，并秉持税收“中性”原则。一是设立专门税种。以碳税为例，自从1990年芬兰在全球率先开征碳税以来，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德国以及英国、日本等相继开征了碳税或类似的税种（气候变化税、生态税、环境税或能源税等）。二是税收专款专用。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征收碳税或能源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因此在使用上一般都具有定向性或专款专用的性质。三是税制调整绿色化。为了促进经济的低碳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了税制的“绿色化”改革，目的是使税制从整体上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如丹麦、芬兰、法国的环境税制保证了环保的支出需要。
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确保税收新政落实到位
2009年5月，环境保护部《“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09年）》（简称“‘双高’产品名录”），含290余种产品。财政部和商务部根据名录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对遏制这些产品出口、减轻环境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为抑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从2007年4月至2008年6月，我国先后4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是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容易引起贸易摩擦、附加值较低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同时，国家安监总局和银监会专门转发“双高”产品名录，进一步夯实了低碳经济政策的基础。“双高”产品名录要及时更新，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如对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项目所得，可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符合条件的环保、节能、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4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等。
（二）可以考虑对碳排放课税
碳税是目前专家研究的热门话题，通俗地讲，即根据能源含碳密度征税，碳密度高的税率高，碳密度低的税率低，从生产和消费环节，提倡使用低碳能源和减少能源使用，通过成本制约引领低碳经济发展。如对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燃烧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co2的单位和个人课税，根据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的消耗量征收，每吨co2排放征税5-10元，①制定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等等。
参考文献：
[1]财政部科研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专题报告[r]2009.
[2]邵伟．低碳经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j]．金融与经济，2009，（2）：33-34.
[3]王中英，王礼茂．中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6，（5）：88-91.
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8
碳税制度的确立对经济、能源环境产生的影响众说纷纭，部分专家认为碳税制度的确定会导致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总量。例如Valeria等(2013)通过研究碳税制度对爱尔兰能源结构的影响，得出了碳税能够减弱二氧化碳排放的观点。但是每吨Co2征收41英镑的碳税，就会导致GDp下滑了0．21%，同时减少0．08%就业;并且碳税水平越高，对经济的反向作用越大。杨超(2011)等通过采用动态碳税调整机制，构建多目标最优碳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不论是第一种约束条件，还是第二种约束条件，总产出会下降，Cpi会提高的结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碳税制度的确定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不会对经济总量产生什么影响。例如Hossaalmutairi等(2013)通过研究基于排放因子的税收政策，结果表明，较高的碳税会影响到消费者剩余、生产量以及最低价格。但是其对经济的影响较小，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有效。还有学者认为，碳税的制度的建立，不仅能够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还能够刺激就业，带动经济的发展。更有学者认为，碳税制度的确立对经济、能源、环境的影响应该跟碳税征收水平、碳税收入如何利用有直接关系，例如Lawrence等(2013)通过采用美国的数据，利用一般均衡模型测算碳税对经济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对经济的影响在于如何利用碳税收入。本文就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对碳税收入的用途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碳税制度的建立对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的影响，以期为碳税制度的研究提供一点新的思考。
二、碳税影响环境经济的主要途径
基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研究特定税种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成本、产量、价格、利润等一系列环节的分析来展开的，其影响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看待。
(一)碳税对经济总体的影响
1.短期内增加经营成本短期效应一般指的是直接影响。由于碳税主要是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根据所含碳量的比例进行征税，因而它对经济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具体来讲，开征碳税就是用征税的手段人为提高了资源的价格，使用资源变得更加昂贵，当商品价格不变即税负不能转嫁的情况下，势必会加重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带来利润的下降以及企业的减产。某个企业是这样，由此推及整个行业，乃至国民经济也是如此。另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碳税通常会增加产业成本，降低相关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因而对投资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在我国，征收碳税会使一些外资企业，尤其是某些高耗能企业撤回投资，进而寻找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进行投资，从而造成了外资的减少。究其实质，征收碳税就是对国民收入的一次重新分配，从理论上讲，势必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2.长期将提高生产效率尽管从短期来讲，征收碳税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经济增长等都会造成抑制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生产技术和效率的改进提高，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掉增加能源成本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是有利于鼓励企业探索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落后工艺，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从而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二是有利于推进能源、资源领域以及财税体制的改革，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清洁能源开发，以及降低环境治理成本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三是还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环境质量和生产效率。
(二)中国环境经济的CGe模型(amoSenVi)
1.模型的一般属性特征amoSenVi模型是一个涉及能源经济以及环境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某一个国家在进行产品生产时，通常会投入人力、资本等。这些投入就会涉及到国家的内部与外部机构。通常而言，国家的内部机构主要包括企业、家庭以及政府行政部门。而外部机构的范围就相对广泛了很多，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本国内部除了三大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较弱，那么他就不会影响到国际价格和区域内部的市场，这时候的外部机构就成为了外生性因素。该模型的优点是能够对近期状况进行预测，也能够对远期进行预测。缺点是该模型比较单一，是一个单一的国家模型，无法从中获取外生性溢出效应。
2.模型视角下的生产结构生产的结构模型由多层次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构成。生产总值的总输出由附加值与中间投入构成，附加值由资本和劳动力构成，中间投入分为能源投入与非能源投入，而后会将能源投入或者是非能源投入分为石油、天然气、电力等。最终，我们会将这些能源分为高碳能源与低碳能源，区分这些能源的标准就是每单位能源所产生碳排放的高低程度。中间投入的获取途径有内部方式与外部方式，分别是当地采购或从他国进口。运用CeS函数可以实现区域生产的货物与国外进口的货物的联系。总之，自主生产或者是进口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成本最小化。
3.消费者效用与投资效用用效用函数来表述消费者一生的最大化效用消费如下，其中Ct指的是t时期的消费量，β指的是时间偏好的恒定速率，λ指的是边际效用弹性。居民在消费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情况不能超过家庭总财富的总预算。
三、碳税政策对经济与环境的影响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思路
文章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并通过整理获得。基于上述经济模型的相关分析，我们首先分析碳税政策的制定对经济的影响，其中涉及到11个变量，分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就业总量、名义工资总额、税后实际工资、资产重置成本、劳动力供给、家庭消费、政府消费、所得税税率，分别测算了变量值在不同的碳税使用路径下的变化。其次，我们通过运用敏感性分析，测度出能源生产结构弹性的替代值。
(二)碳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假设研究的基期水平确定在2005年，2020年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0个百分点。定义基期为2010年，2020年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35%左右。碳税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100元。税收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其用途也较为广泛。我们也假设了两种税收的使用方式，首先是将征得的碳税归政府所有，用于扩大财政支出，即财政用途;第二种方式就是用碳税收入来减少企业的所得税，即减税用途。并且我们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来探讨，碳税对经济体的影响，结果见表1。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碳税制度的建立对于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碳税收取的用途方式不同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讲，碳税制度建立之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得到了大幅度下降，生产总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碳税收入用于财政支出，能够更好地帮助财政体制，提高国家的财富;碳税收入用于削减所得税方面，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解决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能够促进家庭收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具体而言，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100元做财政用途，预期到2020年，短期内会使得失业率上升2．42个百分点，但从长期看几乎没有影响，就业量会缩减。刨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居民的税后实际工资将会增加近4个百分点。不论长期或者短期，家庭消费大约缩减2个百分点，政府消费将会大幅度提升。如果将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100元做减税用途，短期内失业率会下降1．96个百分点，但是长期几乎没有影响，就业量会增加。居民的家庭消费短期内会增加6.77个百分点，长期内会增加8.15个百分点。
(三)碳税政策对能源的影响分析
企业都是寻求利益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增加了碳税制度，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企业必然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由于不同能源的碳排放量不同，必定会对能源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采用了敏感性分析来分析能源使用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企业经济利润造成的影响。通过敏感性分析，给出了能源生产结构弹性的替代值。能源与非能源、石油与非石油、风能和潮汐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能源生产结构弹性替代值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只有电力与非电力的弹性替代值发生变化，而且其结构弹性替代值下降很大，由默认值的1变为0．6。这表明，基于当前我国大部分电力来源于燃烧煤碳的火电厂的基本国情，碳税制度的建立对于电力能源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即减少化石能源，降低碳排放还有很大的空间。当然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也会通过适当调整能源利用结构，从而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四、碳税制度的路径选择
(一)坚持制约与激励相结合
碳税作为一项复杂系统的制度设计，不应当是单方面的制约或控制，理应是制约和激励两方面的互动。所谓制约，就是通过对化石能源以及以化石能源为原材料的产品征税，限制“三高”产业的发展;所谓激励，就是通过减免税收和财政补贴等多重手段，激励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利用，不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二)采取差别税率
由于我国地区、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同能源、不同行业碳排放的差异，在税率的设定上，不宜采取统一税率的方式，应当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目标，实行多级税率。在征收初期实行低税率，然后分时间段逐级累进，这样可以给企业充分的时间加以应对。另外，针对差异税率可能带来的逃税行为，还要采取方法加以防范和规避。
(三)保持税收中性原则
与其他税种一样，碳税的征收不应当改变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它更应当是一场深刻的税制改革，也就是在开征碳税的同时，还应尽可能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并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以减轻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最终实现税收中性的原则。另外，碳税收入还应对有志于低碳技术研发企业进行补贴，从而不断缩小因征收碳税而扩大的贫富差距。
(四)实施税制优惠政策
征收碳税并不意味着单方面的索取，还应注重给予必要的优惠或补贴。一是依据国际的通行做法，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或产品，实行较低税率，这样做有利于保持基础原材料价格的稳定，防止发生通货膨胀;二是对于碳排放量不超过政府统一标准，或采取先进技术保证排放量逐年下降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三是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低收入者或贫困群体，应当给予财政补贴。
(五)与碳交易的协调配合
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9
关键词：碳排放；区域划分；面板数据；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6000707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问题，尤其是区域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他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的碳减排路径。考虑到我国省市地区较多，而且人均碳排放量在部分地区间存在“俱乐部收敛”[1]（p31-42）[2]（p35-46），即地区间碳排放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时，一般会在一定的标准下，对我国30个省市地区①进行分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从目前的碳排放区域划分方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使用国家已有的区域划分结果，一类是基于某些与碳排放相关的指标进行区域划分。
我国已有的区域划分主要有三种，部分学者选择其中一种，对区域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1）东中西区域划分②。使用该区域划分的学者较多，且研究视角丰富。其中，陈诗一等[3]（p111-119）、雷厉等[4]（p59-65）和仲云云等[5]（p123-133）使用LmDi方法，研究了我国区域碳排放量及其因素效应的差异性问题；李国志等[6]（p32-39）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对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许广月等[7]（p37-47）、张为付等[8]（p14-23）研究了全国及各区域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问题；许广月[1]（p31-42）、林伯强等[2]（p35-46）研究了我国区域碳排放的“俱乐部收敛”问题。（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中所提出的经济区域划分③。使用该区域划分的学者较少，王文举等[9]（p442-447）使用该区域划分结果，利用对应分析，对碳税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特征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3）《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经济区域划分④。使用该区域划分的，主要是因为要用到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相关研究。其中，刘红光等[10]（p129-135）建立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模型，对各区域各行业的减排效果进行了分析。姚亮等[11]（p16-19）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我国区域间产品（服务）以及隐含的碳排放在区域之间流动和转移总量进行了相关核算与分析。以上这三种区域划分结果，均是基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地域分布特点，并未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使用这三种区域划分结果去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均缺少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时，基于其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分类指标和方法，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这里也可以分为三种分类方式：（1）单指标分类方式，由于这种方法较为简便，大部分学者选择了该方法。比如，李国志等[12]（p22-27）、宋德勇等[13]（p8-14）选择碳排放量年度均值指标，设置一定的大小区间，均将我国划分为高排放、中排放和低排放等三个地区，并在此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全国及不同地区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张雷等[14]（p211-217）根据2005年碳排放量的截面数据，将我国分成超重碳排放型、重碳排放型i、重碳排放型ii、一般碳排放型i、一般碳排放型ii和轻碳排放型等六个地区；肖黎姗等[15]（p21-27）选择1990—2007年的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碳排放量）年度均值，将我国划分为三类地区；曲如晓等[16]（p10-17）为验证中国省级收入排放的不一致性，选择1997—2010年的人均GDp年度均值，将我国划分为高收入、较高收入、低收入和最低收入等四个地区。（2）双指标分类方式，部分学者选择了该方法。比如，何建武等[17]（p9-16）在研究统一碳税对各区域的经济影响时，选择2002年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将中国划分为三大地区，即第一类地区（人均GDp水平很高，碳排放强度较低）、第二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碳排放强度却很高）和第三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碳排放强度也较低）。许泱等[18]（p1 304-1 309）根据2008年城镇化水平和1995—2008年的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将我国划分为四个地区。（3）聚类分析分类方式。前面两种分类方式，均是采取数据间简单大小排序，此种分类方式则全然不同。张彬等[19]（p53-56）通过Kaya恒等式得到人口、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等三个碳排放区域划分的模糊聚类指标，然后基于截面数据，将我国按碳排放驱动因素分为四大地区，即北京、上海完全城镇化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天津。
综上，已有文献在碳排放区域划分方面各具特色，但仍存在尚可完善的地方：（1）由于影响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不止一两个，所以采用单指标和双指标的分类方式，指标选取过于单一，未能充分反映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且其选取也尚未统一；（2）张彬等[19]（p53-56）采用模糊聚类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地考虑到了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但是并未充分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同时由于使用截面数据，仅考虑区域碳排放在截面上的特征，而忽略了其在时序变化上的特征。因此，是否存在一种有效的分类方式，对碳排放区域进行划分呢？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在进行分类时，不仅能充分考虑指标在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上的特征，而且能一次容纳多个指标。这恰恰为碳排放区域划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聚类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方法，也是处理分类问题的主要方法。近年来，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成为了热点研究领域。Bonze和Hermosilla[20]（p339-360）首次将聚类分析引入到面板数据中，运用概率连接函数和遗传算法改进聚类分析算法，从而提出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Ren和Shi[21]（p253-258）基于费舍尔次序集群理论，通过Frobenius准则重建ward函数，提出了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较为复杂，且李因果等[22]（p73-79）指出他们都没有详细考察面板数据的动态分类统计特征。朱建平等[23]（p11-14）提出了单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但是单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且在现实应用中多为多指标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能解决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问题。郑兵云[24]（p265-270）对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对时间进行了“降维”，即每个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取均值，消去时间维度，退化为截面数据的聚类分析问题。但这种处理方法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信息损失问题，均值只能表现平均变动情况，不能反映其他分布特征，如离散程度等；二是存在一个隐形假设，即各样品的每一相同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同方向变化，否则会得出不准确或错误的结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李因果等[22]（p73-79）选取面板数据的绝对量、增长速度、变异系数三个统计指标，分别建立测度相似性的欧式距离函数，将其赋权构建综合距离函数，并重构ward聚类算法，从而提出了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虽然其研究综合考虑了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其一，综合距离函数权重的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如果选取的权重不一样，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聚类结果；其二，增长速度和变异系数均可能远远小于绝对量，尤其是增长速度，这样如果综合到一起来构建ward聚类算法，即便选取较大的权重，也很容易忽略增长速度和变异系数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较为简单、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即综合各指标的年度均值和年均增长率的聚类结果，来解决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在这样的思路下，基于我国30个省市1995-2010年与碳排放直接相关的相对指标数据，对我国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相比已有文献，本研究有以下特色与拓展：（1）分类指标的选择。结合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区域碳排放特点，基于涂正革等⑤⑥的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提取影响区域碳排放的指标，在分类指标选择上不仅较为全面合理，而且首次区分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的影响因素；（2）分类方法的选择。选取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进行区域分类，在分类时不仅考虑到区域碳排放的截面特征，而且也考虑到区域碳排放的时序变化特征。
二、理论方法框架
（一）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由于对各指标进行时间“降维”再聚类分析，可以体现面板数据的截面特征；取各指标的年度平均增长率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显示面板数据的时序特征。那么综合这两个指标，便能较全面地说明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于是，本文提出以下思路，进行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第一步，计算各指标的年度均值，在时间上对各指标“降维”，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第二步，计算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第三步，综合第一步和第二步的聚类结果，将其作为最终的聚类分析结果。如第一步的聚类结果将北京划为第一类，而第二步的聚类结果北京被划到了第二类，但其他省市均没变化，那么便可以将北京单独划为一类。
本文选用欧氏距离，选取系统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或称ward法）进行聚类分析。相比已有的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该聚类思路操作较为简单，操作性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此外，在进行第二步，即对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进行聚类分析时，若相异性取到较小的值，仍未获得良好的分类结果，那么便说明各个体的每一相同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同方向变化。此时，便可以不考虑面板数据的时序特征，即不进行第二步操作，此时本文的方法便退化为郑兵云[24]（p265-270）所提出的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二）碳排放区域聚类的指标选取
为了得到较为科学的碳排放区域划分结果，必须选取合理的分类指标。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等指标先后被用于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
低碳经济基本特征篇10
2010年6月，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颁布的《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报告列出了中国碳税开征路线图，预计2013年前，适时开征碳税，2014年后开征环境税，并根据碳税实施的具体情况和其他环境税税种的改革情况，完善和优化整个环境税收体系。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的需要，开征碳税是其必要条件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开征碳税具有风险性，甚至会夸大碳税的风险性。笔者认为，开征碳税是否具有风险，需要认真分析，即使有风险也不应该夸大，如若没有风险，就更不应该夸大可能的风险。
一、文献综述
碳税作为一项税收制度，其实施可能会对经济结构、公众利益等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强弱可能会有所差别，影响周期也可能会有所不同。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外学者对碳税制度构建、碳税作用及碳税影响，进行的研究逐渐增加。
（一）国内成果
魏涛远等（2002）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naGe）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征收碳税将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但中国经济状况恶化。长期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1]。于娟等（2007）立足中国二元经济体系影响依然存在的社会现实，构建了基于CHaYanoV农民模型假设基础之上的CGe模型。在此基础上，从二氧化碳减排、缓解常规能源供给压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在常规能源部门收入碳税补贴现代生物质能发展的政策建议[2]。周剑等（2008）根据北欧国家的实际应用，从税率、征税对象、税收循环、免税条款、减排效果等方面来研究北欧碳税政策，并提出我国未来碳税政策的思考与建议[3]。陈洪宛等（2009）介绍了碳税这一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减排政策，其后对发达国家碳税实践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当前开征碳税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最后对当前碳税的可行性进行总结[4]。姜克隽（2009）认为，征收碳税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明显，对GDp的影响最多在0.45%左右。碳税实施一段时间后，经济结构调整到比较低碳排放经济体系下，这时的经济结构将会促进经济发展，开征碳税对GDp的影响不大[5]。宋俊荣（2010）认为，对进口内涵碳产品征收碳税违背了Gatt第1条最惠国待遇原则和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对同类产品给予差别待遇的依据应仅限于产品的碳含量，而不应扩展至其他方面，如产品的出口国等[6]。赵玉焕（2011）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对芬兰征收碳税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开征碳税对芬兰产业国际竞争力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芬兰的经验，对中国的碳税政策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借鉴[7]。林桢（2011）针对河南经济发展的特点，分析了碳税开征对河南经济的积极与消极影响，认为开征碳税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但从长远来讲有利于促进我国节能减排和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8]。蔡博峰（2011）认为，从欧洲典型国家碳税实施效果看，通过税收循环和其他辅助措施，碳税对于GDp的影响都是正的，证明了碳税的第二重红利。欧洲许多公众对于碳税调整税收结构的期望已经超过了碳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作用[9]。
国内成果分两方面，一方面集中于研究开征碳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另一方面集中于研究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中国的包括碳税在内的环境税制度的政策分析，但这些成果中，没有研究征收碳税对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影响的成果。
（二）国外成果
Vlachou（2005）利用希腊碳税数据，分析了开征碳税对希腊天然气行业、煤炭行业和石油行业三个行业碳排放量的不同影响，研究结论证明，碳税的开征将减少各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0]。Goto（2005）利用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个模型，讨论了开征碳税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工业企业生产的作用，可以制定相应措施减缓负面影响[11]。Lee（2008）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开征碳税与实施碳排污权交易两种减排措施对经济增长和工业等不同部门的影响。研究结论证明，碳税的开征一定程度上将减缓经济增长趋势，但是，若实行“碳税+排污权交易”的搭配机制，那么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还会促进经济增长[12]。Kenichimatsumoto等（2011）研究了碳税问题，重点分析了在未来100年的时间内，碳税估算价格对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增长等作用。研究发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减少相同，但对各国经济影响差别较大[13]。
国外成果主要研究开征碳税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作用，这并不奇怪，因为减少碳排放也正是碳税产生的原因。在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没有研究征收碳税对各国宏观税负水平影响的成果。
二、碳税风险性理论分析
任何一种税收的开征都会产生无谓损失（DeadLost），都会影响到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碳税也不例外。碳税的开征将产生收入和替代“双重效应”。“双重效应”的结果，将使得碳税对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产生一定影响。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具体到实际上，是否存在这些影响，将另当别论。
（一）碳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生产要素边际产出效率决定其在市场上的配置。因此，在生产要素总量一定的假设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决定了对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的衡量。这样，碳税的开征有可能增加资本和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差别化，进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从理论上看，对依赖能源发展的企业征收碳税，将导致其生产成本上升，企业将成本转移，导致商品价格提高，消费者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实际工资下降，使低收入者的福利受损。由于低收入者用于燃料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高于高收入者，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因此，碳税的征收将产生一定的非均衡分配效应。碳税主要依据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越多，征税越多；碳排放越少，征税越少。依据税负转嫁理论，碳税负担最终将被转移到各种类别的化石燃料上。部分碳税或者全部碳税可能被转嫁给化石燃料使用者，从而加重化石燃料使用者税收负担。低收入家庭相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燃料支出占其支出比重更大，开征碳税的损失也较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开征碳税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①。
（二）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西方税制理论，对某一种商品课税后，商品成本提高，该商品的供给曲线将向左上方平行移动。此时，如果该商品的需求曲线保持不变，那么在新的均衡点，商品的均衡价格必然上升。比如，开征碳税后，各种化石燃料价格可能会相应提高，这些燃料不仅是家庭的日常用品，可能还是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此类生产要素价格的提升有可能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这样，企业生产、投资积极性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并相应降低对化石燃料的消费需求。企业投资积极性受到打击、消费需求降低，而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放缓。由于课税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商品价格上升后，生产该商品的企业投资将下降、该商品的消费需求降低，当投资和消费下降后，经济增长可能下降。这样，碳税的开征，将使石油、煤炭等能源价格提高，直接提高企业生产成本，抑制企业生产积极性，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因此，征收碳税会降低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碳税的开征将可能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后，将有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投资、教育、卫生、医疗和转移支付等，对这些方面的投资和支出的增加，从长期来看，还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发挥拉推效应②因此，从理论上讲，开征碳税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三）碳税对居民税收负担的影响
宏观税负是由各个税种的微观税负加总而成的。如果宏观税负水平合理，不但能满足政府履行其职能的需要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不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将阻碍政府发挥应有职能，还会阻碍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这里，税种数量已经不少。从理论上讲，碳税开征后，必然形成碳税的微观税负。此时，碳税的微观税负与其他税种的微观税负的加总有可能导致更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碳税作为环境税的一种，本身具有“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效应。这就是说，开征碳税不仅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可以降低政府对其他税种的依赖性。对政府来说，如果对某一个税种的依赖性降低，要做的要么是调低该税种税率，要么干脆取消该税种。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降低该税种的微观税负。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时候，所有税种微观税负加总得到的宏观税负水平，有可能低于开征碳税前所有税种微观税负加总得到的宏观税负水平。因此，从理论上讲，开征碳税会对宏观税负将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三、碳税风险性实证分析
宏观税负提高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后，将有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投资、建设、教育、卫生、医疗和转移支付等，这样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因此，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这些变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看，上期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必然影响到当期居民收入差距状况；上期经济增长状况必然影响到当期经济增长状况（当期经济增长是在上期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的）；上期宏观税负状况必然影响到当期宏观税负状况（中国税收征管机关的征税任务是上级主管税务机关摊派的，当期税收任务与上期税收任务密切相关，因为上级税务机关在摊派税务任务时，必然应该考虑下级税务机关上期的税务完成情况）。因此，各经济变量前期数值也对当期数值产生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构建包括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在内的计量经济模型：
依据碳税模型回归结果，并结合公式（1）—（3），有：
从碳税模型回归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开征碳税对收入分配没有影响，征收碳税不会扩大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可能是碳税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重过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常弱。也就是说，若开征碳税后，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这应该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而不是碳税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也会加大收入差距。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劳动力要素，如资本等的贡献度越来越大，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宏观税负水平的提高会加大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税收制度的纵向原则没有被很好地发挥和运用，导致税制纵向公平作用弱化。
其次，开征碳税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还会促进经济增长。只是碳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不能排除为零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碳税对经济增长虽然具有正向作用，但同时，碳税的阻碍作用也不容忽视，促进作用与阻碍作用相互抵消，因此，开征碳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很明显。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进经济增长，可能是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按劳分配政策大大提高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财富积极性，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带动了全体经济的进步。宏观税负水平提高并不会明显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系数不能排除为零的可能性。
最后，开征碳税几乎不会提高宏观税负水平。碳税对宏观税负的影响可能为零，原因主要是中国历年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和排污费之和相对于税收总收入来说非常少，这些税（费）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明显的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但是，由于社会群体中的高收入群体对奢侈品的消费数量扩大，全国消费税收入增加速度较快，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宏观税负水平。这样，收入差距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宏观税负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会促使宏观税负水平提高，这符合“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出（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
四、中国碳税设计建议
对于中国碳税制度的设计，应主要涉及到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
（一）纳税人
依据开征碳税的作用和目的，碳税纳税人应规定为由于使用化石燃料而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单位和个人。根据中国现行税法惯例，单位主要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军工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等。从理论上讲，碳税在消费环节征收和在生产环节征收都是可取的。一般来说，在消费环节征收是最直观的，但如何计算是个问题。若直接从原料环节征收碳税是比较简便的，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原料价格上涨。同时，从原料环节征税也就意味着让消费者按照其消费天然气、成品油和煤炭等化石燃料的数量缴纳碳税，这种方式有利于强化消费者减少能源消耗意识，但化石燃料消耗量在实践中很难确定。若不在消费环节征收，而在生产环节征收，税负会转嫁给消费者，但却可以减少偷逃税的机会，实现税款的源头扣缴。因此，碳税的课税环节问题，需要相关专家进行研究论证。
（二）课税对象
从碳税设置的目的来看，其课税对象应选择燃料含碳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中国碳税也应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课税对象，但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如波兰、捷克等在内的少数国家直接对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征税。而大部分开征碳税的国家是用燃料的含碳量和消耗的燃料总量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开征碳税的，如丹麦和瑞典等，这些国家按照煤炭、电力、柴油和汽油征税的含碳量征税。但前者，对重燃料油征税，后者则不征。挪威不对煤炭和电力征税，但对柴油、汽油石油征税。因此，由于碳税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的，而国外也有相关经验可以借鉴。中国碳税课税对象应主要包括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燃料。同时，对于同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其他气体，如氢氟碳化物、甲烷、氧化亚氮和六氟化硫等气体的排放也要征收碳税。
（三）税率
碳税税率设计要合理。为了给予居民和企业足够时间对其各自行为选择进行调整，以发挥税收政策的“宣示效应”（announcementeffect），开征碳税之初，税率应该设在较低水平。税率过高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税率过低，则起不到期望的效果。从理论和实践中看，确定碳税税率需要考虑三种方式：第一，实行定额税率。按照化石燃料的含碳量规定固定的税率。第二，实行差别税率。根据能源种类差别、需求价格弹性差异等，制定合理的差别税率。第三，税率不宜过高。税率水平不应超出纳税人经济负担能力，同时还要发挥碳税的积极效应。对于碳税，无论是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课税依据，还是以燃料含碳量作为课税依据，都应采取定额税率，从量征收。此外，还应区别不同税目，按照不同税目含碳量差别确定不同的税率，同一税目不同等级的相同产品也要按照含碳量不同采取不同的定额税率。在开征碳税的初期，碳税税率不宜过高，随着时间推移，可逐步提高相应税率。[14]
（四）税收优惠
为避免加重企业和民众的税收负担，国外开征碳税的国家一般都制定了相应的税收减免返还等优惠措施。考虑到税收的扭曲效应，即征收碳税将给居民、企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我国碳税制度也应制定相关的优惠措施。税收优惠应兼顾“激励”与“减震”作用。首先，要鼓励企业采用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行生产活动。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法定标准或能实现逐年减排或能回收二氧化碳的企业，要给予税收减免、投资抵免等优惠措施。另外，在资金上，可以考虑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等资金，解决其融资难、担保难等问题，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改造。其次，要避免对能源密集型行业造成过大的冲击。在开征碳税的初期阶段，对能源消耗大、竞争力差的企业，应采取税收减免或税收返还补贴等措施，减轻碳税推行的阻力。另外，要制定出相关的措施照顾低收入阶层。如对低收入阶层生活消费所用电力、煤炭、煤气等化石燃料应予以减免税，降低低收入阶层税收负担。对低收入群体实施的税收优惠措施，不仅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还可以维护社会稳定。
五、总结
随着国际上碳税呼声的日益高涨以及我国能源和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开征碳税是必然的。现阶段，我国开征碳税还处于研究阶段，但开征碳税是发展低碳经济必由之路。通过计量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开征碳税不会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不会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也不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还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开征碳税不具有风险性。
注释：
①Smith（1992）通过计算英国按$10/桶石油征收碳税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后发现，碳税的分配效应具有累退性。最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2.4%、1.4%和0.8%，碳税具有明显的收入累退性。
②比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波特提出了波特假说（porterHypothesis）。提出环境税的开征会促进企业引进技术与管理创新，使企业逐步走上高效率、低能耗、低排放的道路的观点。研究发现，在2003-2005年间，碳税对瑞典经济增长影响为负，2007年后为正，但在丹麦和芬兰，碳税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都是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