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1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关键，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点，以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强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分步实施，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基层负担。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三）主要目标。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完善，基层政权坚强有力，基层群众自治充满活力，基层公共服务精准高效，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用10年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充分展现。
二、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
（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体制。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健全在基层治理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有关制度，涉及基层治理重要事项、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组织研究讨论后按程序决定。积极推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居）民委员会主任、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注重把党组织推荐的优秀人选通过一定程序明确为各类组织负责人，确保依法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关要求写入各类组织章程。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加强日常监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二）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深化基层机构改革，统筹党政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编制资源，设置综合性内设机构。除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制的机构外，县直部门设在乡镇（街道）的机构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继续实行派驻体制的，要纳入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协调。
（三）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坚持党建带群建，更好履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职责。统筹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资源配置，支持群团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培育扶持基层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党组织健全、管理规范的社会组织优先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服务项目。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与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联建共建，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有效服务群众。
三、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
（一）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加强乡镇（街道）党（工）委对基层政权建设的领导。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和资源。推行乡镇（街道）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优化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设置，确保管理服务有效覆盖常住人口。
（二）增强乡镇（街道）为民服务能力。市、县级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事项，将直接面向群众、乡镇（街道）能够承接的服务事项依法下放。乡镇要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任务，做好农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建设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等工作。街道要做好市政市容管理、物业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组织培育引导等工作。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乡村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乡镇（街道）政务服务流程，全面推进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理，加快推行市域通办，逐步推行跨区域办理。
（三）增强乡镇（街道）议事协商能力。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县级党委和政府围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确定乡镇（街道）协商重点，由乡镇（街道）党（工）委主导开展议事协商，完善座谈会、听证会等协商方式，注重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用。探索建立社会公众列席乡镇（街道）有关会议制度。
（四）增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能力。强化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和相应职权，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细化乡镇（街道）应急预案，做好风险研判、预警、应对等工作。建立统一指挥的应急管理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每年组织开展综合应急演练。市、县级政府要指导乡镇（街道）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强化应急状态下对乡镇（街道）人、财、物支持。
（五）增强乡镇（街道）平安建设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发挥其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平台作用。完善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防范涉黑涉恶长效机制。健全乡镇（街道）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决机制和心理疏导服务机制。
四、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一）加强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坚持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制度，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备案制度，加强集体资产管理。规范撤销村民委员会改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条件和程序，合理确定村（社区）规模，不盲目求大。发挥村（居）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作用，村民委员会应设妇女和儿童工作等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可增设环境和物业管理等委员会，并做好相关工作。完善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履职承诺和述职制度。
（二）健全村（居）民自治机制。强化党组织领导把关作用，规范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全面落实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资格联审机制，坚决防止政治上的两面人，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及涉及宗族恶势力等问题人员，非法宗教与邪教的组织者、实施者、参与者等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聚焦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和重要事项，定期开展民主协商。完善党务、村（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及时公开权力事项，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的沟通协作、有效衔接，形成监督合力。
（三）增强村（社区）组织动员能力。健全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联系群众机制，经常性开展入户走访。加强群防群治、联防联治机制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在应急状态下，由村（社区）“两委”统筹调配本区域各类资源和力量，组织开展应急工作。改进网格化管理服务，依托村（社区）统一划分综合网格，明确网格管理服务事项。
（四）优化村（社区）服务格局。市、县级政府要规范村（社区）公共服务和代办政务服务事项，由基层党组织主导整合资源为群众提供服务。推进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依托其开展就业、养老、医疗、托幼等服务，加强对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关爱照护，做好传染病、慢性病防控等工作。加强综合服务、兜底服务能力建设。完善支持社区服务业发展政策，采取项目示范等方式，实施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鼓励社区服务机构与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活动，推进社区服务标准化。
五、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
（一）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提升基层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依法支持和配合基层治理。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和规范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乡镇（街道）指导村（社区）依法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健全备案和履行机制，确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
（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健全村（社区）道德评议机制，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组织开展科学常识、卫生防疫知识、应急知识普及和诚信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遏制各类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活动。
（三）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吸纳社会力量参加基层应急救援。完善基层志愿服务制度，大力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动交流活动，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六、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
（一）做好规划建设。市、县级政府要将乡镇（街道）、村（社区）纳入信息化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系统平台和应用终端建设，强化系统集成、数据融合和网络安全保障。健全基层智慧治理标准体系，推广智能感知等技术。
（二）整合数据资源。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完善乡镇（街道）、村（社区）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共建全国基层治理数据库，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根据需要向基层开放使用。完善乡镇（街道）与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机制。推进村（社区）数据资源建设，实行村（社区）数据综合采集，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利用。
（三）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各地政务服务平台向乡镇（街道）延伸，建设开发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和简便应用软件，提高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政策宣传、民情沟通、便民服务效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充分考虑老年人习惯，推行适老化和无障碍信息服务，保留必要的线下办事服务渠道。
七、加强组织保障
（一）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组织领导，完善议事协调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定期研究基层治理工作，整体谋划城乡社区建设、治理和服务，及时帮助基层解决困难和问题。加强对基层治理工作成效的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市、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以及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一线指挥部作用，乡镇（街道）要提高抓落实能力。组织、政法、民政等部门要及时向党委和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二）改进基层考核评价。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权责事项，并为权责事项以外委托工作提供相应支持。未经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各职能部门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乡镇（街道）、村（社区）承担。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办法，加强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综合考核，严格控制考核总量和频次。统筹规范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清理规范工作台账、报表以及“一票否决”、签订责任状、出具证明事项、创建示范等项目，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做好容错纠错工作，保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保障基层治理投入。完善乡镇（街道）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深化乡镇（街道）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编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将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优化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明确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办公、服务、活动、应急等功能面积标准，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盘活现有资源或新建等方式，支持建设完善基层阵地。
（四）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充实基层治理骨干力量，加强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各级党委要专门制定培养规划，探索建立基层干部分级培训制度，建好用好城乡基层干部培训基地和在线培训平台，加强对基层治理人才的培养使用。推进编制资源向乡镇（街道）倾斜，鼓励从上往下跨层级调剂使用行政和事业编制。严格执行乡镇（街道）干部任期调整、最低服务年限等规定，落实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镇工作补贴政策。建立健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库，实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管理。研究制定加强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政策措施，市、县级政府要综合考虑服务居民数量等因素制定社区工作者配备标准；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立岗位薪酬制度并完善动态调整机制，落实社会保险待遇，探索将专职网格员纳入社区工作者管理。加强城乡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引导高校毕业生等从事社区工作。
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2
关键词：社会治理；民情地图；总结；思考
2010年开始，S县开始探索、实践和创新“民情地图”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县域社会治理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五年来，笔者持续跟踪“民情地图”相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情况，积极参与“民情地图”取得成效和阻滞原因研究，同时开展一系列实证分析，探索“民情地图”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基础，现将前期研究成果撰写成文，以供参考。
一、S县“民情地图”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由来及做法
2010年4月，S县按照“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要求，把全县401个行政村、6个城镇社区共划分为530个网格，并设置了20个乡镇网格和63个片区网格，抽调乡镇干部、涉农部门干部、农村党员干部和国土、教育、卫生、民政、社保、公安、农信社等相关专业人员共计4342人，组建593个服务团队，以“住村入户、组团服务”的要求进驻网格，负责开展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但是，在推进过程中，一些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一些干部身在基层心不在基层，不愿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不同程度存在“进入了网格，深入不了群众”，“住进了农村，进不了农户”，“走进了农户，听不到民声、办不了民事”等一系列“不适应症”；一些干部过于热衷、甚至迷信电脑、网络的管理服务功能，以“电脑”替代“人脑”，以“电话”替代“谈话”，蹲在机关，不下基层，不会与群众掏心窝、交朋友，造成工作脱离实际、浮于表面。特别是一些网格服务团队进驻网格后，出现了“网格虽然设置了，管理却无从下手；团队虽然组建了，服务却无法跟进”的现象。S县基层干部遇到难题后，冷静思考破解方法，借鉴“谷歌”地图做法，手绘农村基本民情，对农户房屋位置、家庭人口、外出人员信息、党员联系责任区及联系农户情况、低收入农户在内的重点人员和防汛抗台等突发事件时村民的逃生路线一一给予标明。这种做法很快得S县委领导的肯定并定名为“民情地图”，随之迅速在全县范围推广。2011年，S县委出台《关于构建“民情地图”促服务长效机制推进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实施意见》，建立“民情地图”责任、更新、应用、考核和奖惩五大机制，进一步提升全县党员、干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2012年，开始建设和完善“S县‘民情地图’促服务地理信息系统”，“民情地图”从纸质向信息化转变。2013年，该县围绕为民、务实、清廉的主题，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2014年，S县以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干部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好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开始推行乡镇街道住村干部双向选择、住村走访双向记录、住村绩效双向评价（三个双向）工作。
S县“民情地图”由“村情民情图”、“产业发展图”、“组织体系图”、“重点人员图”、“结对帮扶图”、“防灾避险图”6张图组成。其中“村情民情图”综合反映村庄地形地貌、村容村貌、乡情民情、自然和人文资源分布；“产业发展图”主要标注村庄产业发展和农户从业情况；“组织体系图”主要标注村级组织、村级各类组织负责人以及村级基层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结对帮扶图”主要标注需要结对帮扶的农户和优抚对象等情况；“重点人员图”主要标注需要重点联系、重点关注的人员情况；“防灾避险图”主要标注自然灾害隐患区域及避灾抢险线路等情r。六张地图各有侧重，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直观、准确反映乡情民情的综合体系，为基层干部掌握村情民情、做好群众工作提供第一手材料。手绘“民情地图”完成后，该县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了“S县‘民情地图’促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完成了从手绘地图到电子地图的转变，并由此迎来了民情大数据时代。“S县‘民情地图’促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全面录入了六张民情地图，并设置基础数据、民情日志、服务办事、短信互动、工作交流、系统管理、考试平台七大功能模块。目前已有117家企业接入了该系统，涉工部门根据各自管理权限，实行动态监控管理。“部门民情图”主要面对机关部门，截止2015年上半年，已有57个职能部门按照自身工作实际和需要，接入了该系统。
（二）主要成效
S县“民情地图”手绘“民情地图”并升级到“‘民情地图’促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努力把“民情地图”打造成为干部体察民情、群众监督干部的沟通平台，干部为民办事、群众便捷办事的服务平台，化解矛盾纠纷、创新社会管理的保障平台。S县委出台《关于构建“民情地图”促服务长效机制推进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实施意见》，建立“民情地图”责任、更新、应用、考核和奖惩五大机制，将“民情地图”促服务工作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固化下来，切实强化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同时，把严格考核作为重要抓手，在增强“民情地图”使用技能的同时加强党员干部队伍作风能力建设并长期保持。
1.进一步健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内容。一是“民情地图”成为一张联系群众的“连心图”。民情地图的绘制和使用过程，实际就是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进群众、体察民情、改善民生、密切干群关系、转变干部作风过程，实现了“沟通面对面、服务零距离、干群心连心”。二是“民情地图”成为一张指引新农村建设的“作战图”。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和网格服务团队对农村基层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更加全面深入，促进了基层党组织逐步向服务型党组织转型发展。三是“民情地图”成为一张引导平安建设的“和谐图”。广大基层干部更加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源头信息、安全隐患、矛盾纠纷，在处置、安全问题和自然灾害时，反映更加迅速，处置更加及时，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有效地减少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四是“民情地图”成为一张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图”。通过“民情地图”，基层干部对新农村建设“家底”、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低收入农户增收难题等有了更全面了解和认识，工作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五是“民情地图”成为一张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工作图”。通过“民情地图”有效促进了基层管理服务中“上面千根线”与“基层一张网”的无缝对接，全面融合，较好地实现了“人脑”与“电脑”的对接、网格与管理的对接、服务与需求的对接，促进了基层服务体系的创新。
2.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民情地图”是S县贯彻和落实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改进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大胆尝试和探索。为此，S县“民情地图”建立了“群众诉求四级响应机制”，对群众诉求按照性质归类，规定在5个工作日内分别由村、乡镇街道、职能部门、县领导或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答复办理；规定对答复办理情况进行民主测评，答复率、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必须达到90%以上，达不到的责成重新办理，实现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化解”，社会治理从“被动”向“主动”的有效转变。如在S县2013年的“民情地图”促服务专项行动中，全县组织816名领导干部到401个村，493个企业走访，走访农户达4.8万户，帮助行政村解决实际问题1194件，解决农户实际困难和问题3895个（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196个，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日趋完善。
3.进一步转变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2012年12月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强调，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风，衰也在干部作风。党只有表现出良好的作风，才能塑造良好的党的形象，党具有良好的形象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近年来，S县党委、政府提出，要按照“提质、提速、提效”的要求，切实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服务中心、服务基层、服务大局的能力，推动落实各单位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aB岗工作制等五项效能建设制度；严格实行每周二全县“无会日”制度，推行“乡镇街道集中服务日”制度；推行乡镇街道干部“住夜”制度，开展夜学、夜访、夜谈活动。S县利用“民情地图”这个载体，大力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有效提升了S县党员干部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不断强化，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
二、提升和推广“民情地图”恰逢其时
（一）党和中央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据统计，三中全会《决定》提及“治理”共有24处，四中全会提及“治理”共有10处，有82处强调“法治”。可以说，党中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指明方向，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按时实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治理”和“法治”必将成为我国社会领域的新常态。
（二）S县“民情地图”已有一定的影响力
2010年4月，S县首创“民情地图”并迅速在全县范围推广。2011年，县委出台《关于构建“民情地图”促服务长效机制推进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实施意见》，建立“民情地图”责任、更新、应用、考核和奖惩五大机制，进一步提升全县党员、干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2012年，开始建设和完善“S县‘民情地图’促服务地理信息系统”，“民情地图”从纸质向信息化转变。2013年，S县围绕为民、务实、清廉的主题，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2014年，S县以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干部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好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开始推行乡镇街道住村干部双向选择、住村走访双向记录、住村绩效双向评价（三个双向）工作。这些举措得到了上级领导广泛好评，深受基层群众欢迎。2011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批示：“S县在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过程中，探索‘手绘乡村民情地图’的做法，比较管用、实在，值得肯定。希望不断总结完善，深入实践，力求取得更大成效。”当年被编入全国党员学习培训教材《基层党组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2012年获浙江省第二届公共管理创新奖。2013年11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播出Sh《电力阳光服务便民图》新闻片。2014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工作十法”以“蹄疾步稳、急而不躁”的循序渐进法――S县：稳扎稳打深化“民情地图”为题将其列为十大典型案例之一。随着S县“民情地图”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新闻媒体的持续报道，不少专家、学者已开始深入了解、研究“民情地图”，上级部门也持续给予关注，“民情地图”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三、几点思考
（一）对“民情地图”意义要再认识
S县“民情地图”社会治理机制通过将“网格化管理+住村政策+数据信息化”创新、整合成一套完整的系统，配以政策扶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是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供了一种从想象到现实的范例。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对其意义进行再认识：一是“民情地图”社会治理机制集中了传统中国的管理经验。古代“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知己知彼”、“情理合一”等管理经验，都被借鉴到“民情地图”当中，如收集住户信息“知己知彼”，制定发展政策“以人为本”，处理邻里矛盾“以和为贵”等等。二是“民情地图”社会治理机制集中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革命经验，在“民情地图”中也得以大量采用，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为人民服务”，大走“群众路线”等等。三是“民情地图”社会治理机制集中了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如引导基层开展“群众自治”，构建“群众诉求四级响应机制”，推行干部“走访”、“住夜”制度等等，都在建立新型党群、政民、官民关系，转变工作作风等方面进行了新探索。
（二）对“民情地图”内容要再拓展
S县通过手绘“民情地图”并升级到“‘民情地图’促服务地理信息系统”，使之成为一张联系群众的“连心图”、指引新农村建设的“作战图”、引导平安建设的“和谐图”、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图”和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工作图”，有效促进了基层治理服务中“上面千根线”与“基层一张网”的无缝对接、全面融合，促进了基层治理体系的创新。笔者以为，可在以下三方面对其内容进行再拓展：一是启动“指尖民情地图”app开发。主动适应信息化时代，让群众在线阅览最新信息，对话部门及乡镇领导、驻村干部。二是推动“民情地图”联动“简政放权”，设立村“民情地图”服务点，让群众在基层享受服务便利，不出村甚至不出家门就办成各种手续。三是推动“民情地图”成为“历史见证人”，对其数据收集、变动进行保存，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
（三）对“民情地图”制度要再规范
近年来，S县不断出台相关制度，完善“民情地图”促服务功能。如出台《关于构建“民情地图”促服务长效机制推进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建立“民情地图”责任、更新、应用、考核和奖惩五大机制，将“民情地图”促服务工作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固化下来，切实强化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对其制度进行再规范：一是强化“民情地图”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作用，将其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有效对接，探讨其作为党员干部年度考核、提拔使用和年终奖金发放依据的可行性。二是强化“民情地图”更新、应用功能，发挥其在传统村落保护、五水共治、六边三化三美、扶贫开发、产业升级等方面的运用，探讨其与司法、水电、文教卫等系统的互动。三是运用好《民情地图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成果，出台“民情地图”信息制定、规范、录入以及统一化数据管理与运用等方面的管理细则。
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3
关键词：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生成
中图分类号：C93-05；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026−09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意识形态、绩效以及公共机构与人员形象等综合资源从而赢得乡域范围内社会公众对其普遍信任、认同与支持的一种能力，其本质是公众对基层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政治认同，是基层公共机构自身权威和影响力外在投射的结果。
从政治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政治认同本质上是追求自身政治合法性，从被统治者角度来看其实是个政治评价的问题，外化为政府公信力水平的高低。政治认同作为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政治评价，与政治合法性是紧密相关的，是政治合法性产生的中介与桥梁。
马克・夸克把政治认同称为对统治权利的赞同，把合法性定义为统治权利。“只要存在着赞同，那么对权力与权利的同一性的判断就将一直延续下去。如果这种赞同被收回，那么这将构成政治缺乏合法性的标志。”[1](18)任何政治系统只有赢得社会成员广泛的政治认同，才能形成凝聚力并维持公众对政治系统最大的忠诚与信仰，并由此获得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基础。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政权序列的稳固，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进程的具体细节，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大致可划分为传统社会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政村治四个历史时段。考察不
同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生成路径，可以发现基层政权公信力生成的一般机制，从而为新时期提升基层政权公信力提供经验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基层政权并不只是行政学意义上“乡(镇)”这一层级，而是包含了更为基层的村级组织。从政府层级来看，行政村不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正式序列。但行政村的组织结构仍然带有很强的与上级政府对口设置的色彩，主要包括村党支部、民兵连、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其形成也有一定的国家法律依据，是国家政权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从资源的分配与管辖权来看，行政村掌握着村集体土地的管理与分配权限，对行政村内的区域经济、文化、政治活动有直接的影响。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级组织有义务和责任协助乡级组织进行乡村治理。因此，村级组织决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村民自治机构”，而是一个具有准政府职能的一级组织机构。在事实上同样构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重要序列，具有一定的政权性。
一、传统社会：信任关系的
非正式权威化
“传统社会”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但又较为模糊的
概念，确切地说，这里的“传统社会”是指从秦到清的帝国时代。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小农经济的封闭与自足造就了一个散漫、同质的乡村社会，资源的分散掌握和小农的独立经营构筑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形态。长期以来，对于传统社会中国家政权以何种方式、多大程度介入乡村社会治理，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将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体归结为以士绅和宗族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即“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2](2)
费正清在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时也曾指出：“县”是观察旧式地方政府结构的一个最关键的行政单位，它是封建官僚体制的最底等级和地方社会的结合点。由于体现帝国权力的县官高踞于地方社会之上，统治者便设计一些措施来诱导民众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对于遵纪守法的平民百姓来说，它似乎就是一种“自治”。同时，中央政权还吸收地方上的绅士地主阶级或上层人物作为它在地方上的同盟者。中央官僚机构的统治浮于表面，使得那些拥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绅士能够管理地方民众。[3](43)
因此，传统社会结构中实际存在着两条相对平行的双轨政治：一是由皇帝、职业官僚组成的政治系统，一是由民间统治阶级和民众构成的社会系统。[4]这种二元权力结构构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威中心，一个是官制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但对乡村社会而言，它的整合意义更多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具有象征性；另一个是地方体中的权威，则具有实质性，享有实际的地方管辖权。两种权威在各自的领域里保持着自身的边界，国家通过地方权威而不是企图取代他们治理地方社会，地方权威则利用自身的优势代替国家完成对地方社会的局部整合而不是对其构成挑战。
由此，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与以族权和绅权为代表的地方权威一道，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治理结构。虽然在不同时期乡里制度有所不同，但无论是秦汉时期的乡亭制、隋唐时期的乡里制、宋代以后的保甲制，还是民国时期的乡村自治运动，都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威间的权力边界，国家权威与乡村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受制于自身的财力基础与乡里社会的复杂性，帝国时代始终未能将其正式的官僚体系延伸至县以下的乡里社会，乡里社会税赋的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水利、道路、学校等公用事业的操办，基本上都是由地方精英负责承办。地方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与威信成为沟通官府与民众的中介，履行着基层政权实际中的诸多职能，国家则通过地方权威来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整合，小农通过地方权威的中介与国家权威发生赋税、徭役等各种关联。
因此，在传统社会，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与否主要体现为对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精英的认同程度而非自上而下正式的官僚组织结构及其官僚成员，乡村基层政权的公信力外化为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水平。
传统社会独特的二元权力结构是塑造这种特殊信任关系的内在基础，这种人格性权威而非制度性权威关系的维系依赖于地方精英自身的品质优劣、威望大小以及能力状况，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信任关系存在明确的边界，多限于熟人社会内部，难以在较大范围内扩展。如韦伯所言，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是以家族和宗族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典型的特殊主义信任关系，这种信任是以“血缘关系本位”的，难以扩展到血缘关系以外的其他群体之中。[5](56)
同时，由于信任关系并非建立在一定的契约基础上，尚未转化为非人格化的制度信任关系，难免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取决于地方权威自身获取权威的网络资源状况并进而影响到这种特殊信任关系的广度、结构以及程度。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6](10)
社会生活中，利益是社会成员行为的主要动因，人们之所以从事政治活动，其根本动因在于实现人们自身的利益需求。作为观念存在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来自于人们的政治利益，反映着人们特定的利益内容和利益要求。离开“利益”这一本源，任何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都无从解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103)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辞句和法律辞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7](32)
因此，利益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利益的实现和满足程度构成公众对公共权力价值判断的逻辑起点。
对乡里社会而言，地方精英权威网络的建立需要其对地方利益共同体的积极建构。地方精英必须有能力形成一个地方性的利益共同体，使得地方共同体内部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和满足，也由此在强制之外获得社会对其权威地位的认可与信任。
在传统乡村社会，以乡绅和宗族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介入地方公共事务，构建地方利益共同体并获得公共身份：第一，办地方学务――兴办学务，设馆授徒，修建社学、义学，维修官学校舍、贡院，修撰地方志等等；第二，营地方公产――属于地方公共财产，比如经济事业，如育婴堂，恤扶局，粥厂，义仓，社仓等，皆由绅士管理、组织、积储和捐输。其中“社仓”作为地方公共经济利益的保障，绅士对其具有明白无误的管理特权；第三，处理地方公务――水利、桥梁、津渡的工程建设，也主要由绅士处理。[8](52−55)
乡绅在调节乡里纠纷、处理疑难诉讼案件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乡绅阶层还积极地传授和卫护传统的纲常伦纪，弘扬儒学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起到了乡里社会文化领袖的作用。
宗族在解决族人争端、调息族人矛盾，维护乡里社会秩序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传统乡里社会，族人之间的纠纷往往遵循先在族内协商解决，不先诉诸官府的惯例，宗族组织在实际中履行着一定的代行乡里组织的司法职能。宗族组织在乡里社会教化方面的功能也不容忽视，“血缘团体和行政区划是同一乡村社会实体的两个侧面，它使宗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和官方化，尽管官府有时对宗族实力的膨胀持怀疑态度，但它更为赞赏宗族在农村中维持封建伦理及秩序的作用”。[9](94)
在中国南方的某些省份，私人地主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远不及集团地主――即集体、集团性地占有土地者。它指土地实际上或名义上为一户以上的村户所有，除了租给佃户之外，土地收益中的一部分，需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地方公共目的。集团地主控制的生产资料，其收益的固定部分总是被规定在某一个范围内被公共使用，而不是私人或家族独享，如“学田”、“庙田”、一些社会团体或商会拥有的“会田”，以及尚未被家族中各户瓜分的“族田”等。[10](27)
这些田租收入常被规定拥有特别的局部公益用途，这一制度安排在协调地方社会“公共”与“私人”的利益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集体占用这种积累，还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比如，未经同意，私自出卖、瓜分族田或家庭财产会严重触犯族规；未征求宗族意见而出售土地会被宣布无效；在家财转让方面优先亲邻的规定，即“亲邻先买权”。这些规定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财产的家族――共同体――集体拥有及分享，以避免因私人土地交易，使乡村社会的整体失去生存资源，这种安排对于地方利益的结构关系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它确保了地方体内财产、安全、生活安定与政治稳定。[11](23)
因此，地方共同体的安定，来自于地方精英促进其政治与经济利益互惠的行动，即地方权威和地方社会利益一致化的过程。传统乡里社会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来源于其对地方共同体内公共责任的积极履行而非源自帝国自上而下的授权，地方精英通过对族田所有权的行使、承担乡里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责任、调节乡里纠纷、推行乡里教化等一系列地方公共活动完成了地方共同利益体的建构，也由此获得乡里社会对其公共身份的认同和信任。
传统乡里社会非正式权威信任关系的存在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以地方精英为代表的地方权威能够有效地建构地方利益共同体，使得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高度相关化，建立起牢固的利益认同；二是地方权威与官方正式权威在结构上的适度分离，这两个治理系统虽有关联，但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治理逻辑，不应存在管辖权上的相互纠缠。
然而这两个条件在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地方精英的逐步官僚化以及地方精英与地方共同体的利益关联逐渐弱化。
地方精英官僚化是近代推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在于建构一种不受地方势力左右的基层治理结构，力图实现通过国家官僚科层权威取代传统地方权威或将其官僚化的方式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整合。
近代乡镇行政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治控制从县邑向乡镇基层延伸，企图以制度的合法性代替文化传统的合法性，从而达到真正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12]
近代地方精英的官僚化进程改变了传统地方权威的授予来源，原先地方精英公共身份的获得需依赖于其建构地方共同利益体的努力，通过积极参与地方体内的公共事务，履行公共责任甚至将其私有财产捐献服务于公共事务来取得民众的信赖。
地方精英官僚化使得其权威来源由自下而上变为自上而下，地方精英不必再通过地方社会的承认，就可以获得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威。地方精英的官僚化深刻改变了地方社会的利益结构，逐渐将地方精英从地方利益共同体中剥离出来，降低了他们对地方社会的依赖，导致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利益一致性弱化，原先由共同利益连接的内聚结构濒于瓦解，建立在利益认同基础上的传统乡里社会的信任模式也随之瓦解。
可以说，近代历史上“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正面危及地方体及其权力中心的存在，而是改变了卷入地方事务的原精英的身份，使其成为为官制服务、并被官制支持的基层组织。这大大改变了基层权威原本向下的权力基础，迅速弱化了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联。
地方精英的官僚化，扩展了自身的权力空间和范围，同时也改变了地方权威的利益依赖、服务对象以及行为动机。权威来源的变化导致晚清以来传统地方精英开始从过去的“道德权威”向“官授权威”转变。“道德权威”的淡化导致新的“营利型经纪”“掠夺型经纪”应运而生，逐渐取代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垄断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渠道，游走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碑隙之中，并利用国家的名义巧取豪夺、中饱私囊，使得乡村社会陷入国家和掬客的双重盘剥之中。[9](24)内卷化”彻底瓦解了传统乡里社会地方精英的信任基础，也破坏了国家在基层的权力合法性基础。
二、建国初期(1949~1958)：
信任基础的多元化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如何实现国家对基层的有效政治整合以及重塑自身政治合法性信仰的双重难题。总体来看，新中国的农村基层政权从四个方面解决了自身的信任基础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中共在建国后高度的政治合法性基础；1950~1952年实施的保障了农户的生存权，满足了农民独立的经济需求，构筑了基层政权公信力的利益认同基础；建国初期的民主建政措施，使得基层政权的权力来源建立在广泛的公众认同基础上，实现了权威来源的社会化。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推行以及对领袖个人的崇拜不断培育了农民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以取代传统社会狭隘的宗族意识和民间信仰，从而培育了基层政权公信力的价值认同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中国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标志着旧中国一百多年屈辱和分裂的历史从此结束。
“革命的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13](288)军事革命的胜利在建国后得以顺利转化为各级新政权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集体共识。“对于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来说，其政治权威是稳固的，部分是由于其民族主义和改革纲领所获得的积极支持，部分是由于它已表明的军事和政治的效率”。[14](100)革命时期获得的政治认同在建国后仍会维持一段时间，但这种由民族自豪感带来的对新政权的积极支持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中共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运动。解除了传统社会农民与地主间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无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平等，农民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和政治地位的翻身构成了基层公众对新政权强烈认同和信任的来源。
成功地改变了乡里社会原来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进而改变了农民对新政权的认知和评价。如同费正清指出的：“，对于农民来说主要目标是经济性质的，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愿望，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主要目标是摧毁农村地方精英传统权力的合法性基础。”[15](653−656)
不仅表现为对土地资源进行再分配再调整的经济过程，更是一次对广大农民空前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共在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过程中，也不断培育和塑造出自身的政治信任基础。
“诉苦”是中共在运动中实现政治动员的一种重要策略，“诉苦”的政治功能在于塑造民众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中，中共派遣工作队深入到农村最基层，专门成立诉苦、翻身委员会、诉苦指挥部等临时机构，担负领导和组织功能。
中共进行宣传、组织和动员的基本目的是要通过将民众对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旧势力的仇恨转化为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感激和认同，以此将整个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政治控制与管理轨道，彻底重塑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间的关系，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对基层的政治整合，催生出新的政治管理形式。
土地的重新分配则意味着新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化；地权则成为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契约；阶级路线的订立表明新的基层政权开始正式运转；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新的国家政权对基层农民进行的一种政治训练，将其纳入到崭新的政治生活中去。可以看到，分配土地实在不是土地革命的主要任务。土地革命的主题不在于土地，而在于旧政权的摧毁和新政权的重建。[16]
因此，是建国初期的一次政治大动员，具有经济与政治双重意义。变革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使农民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实现了经济基础上的独立，其经济意义在于成功地构筑了公众对新政权政治认同的利益基础。在激烈的反封建斗争中，运动使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热情高涨，培养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诉苦”运动的开展成功地塑造了农民的国家与集体观念，国家权力得以全面渗透至乡村社会并获致自身的政治信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建政思想在农村基层政权各项建设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完成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开始了以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建设。建国初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主要存在两种组织体制；一是在县以下设立区和村两级政权，由区、村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和村政府；另一种是实现区、乡建制。在县下面设立区公所作为县的派出机构，区公所下再设立乡政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村一级不再设立政权组织。这一时期的乡村基层政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代表管理的政权，它的全体代表是乡基层政权的主体。由于乡建制的规模较小，每个乡(行政村)少则1500居民，多则3000居民，便于人民直接参政和监督，密切了政府和公众的联系。
按照民主建政的原则，农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机关来行使权力。农民不仅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在乡镇政府担任职务，还可以通过参加共青团、妇联、合作社等群众性组织参与到基层政权各项辅工作当中。如果对人民代表的工作不满意，农民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随时撤换自己所选出的人民代表，还可以通过各种群团组织、列席会议等方式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改进意见。直接选举产生人民代表，由其组成政权机关并行使权力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代表们能够把群众的意见反映到政府工作中去，也能够将政府的政策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从而提升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度。
民主建政原则的政治意义在于其改变了以往基层政权权力自上而下的上级人民政府委派的产生方式，建立健全了权力来源与运作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使基层政权的权力来源建立在自下而上广泛的民意基础上。民主建政原则强调人民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性，将基层民主建设从狭隘的“选举代议”拓展到以“决策参与”为中心的基层治理全过程，并将这种民主化治理原则制度化为基层公众参与决策的日常体制，从而解决了基层政权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认同问题。
建国初期基层政权的民主建政原则更多的是一种直接民主，民众通过平等、公开和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参与到基层政权的权力运行过程中，直接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直接民利的行使增强了基层公众影响基层治理和决策能力的信心，从而提升了基层公众的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密切了基层政权组织与公众间的联系，同时也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信任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大力改造，不断灌输和强化公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集体主义观，以获取在价值层面的持久认同。农村基层纷纷建立起民兵、妇联、儿童团、互助组、农会及最重要的党支部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组织机构，采取多元化的宣传方式包括文化教育、文艺表演、集会宣讲、口号标语、典型示范等等，深入田间、家庭，利用吃饭、乘凉、晚间休息等空隙时间，开小组会、漫谈会，并进行个别交谈和访问。目的是以各种易于理解的形式向民众传播和灌输集体观念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服民众予以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信仰。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实现了对农村分散小农经济的整合，更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消解了农民传统的家族观念和宗族意识，塑造和强化了农民集体主义观。此外，以为代表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权威，在建国后也顺利转化为基层公众对新政权高度认同的信任来源。
三、(1958~1983)：威权
信任关系的迷信与解体
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将基层政权机构(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各种事务的政社合一的组织。从组织形态来看，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全能主义治理结构，既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单位又是一种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
“全能主义”(totalism)表述的是一种“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政治形态。[17](69)
集体化后的农民，丧失了基本的经济自，被编入不同的社队，成为依附集体的一分子。对于社员而言，其所有的生产与分配活动完全由社队组织安排，个人没有自。公社时期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口粮供给制度，因而对个人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社员没有退出的权利和自由，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各地公社分别以生产队、大队、公社为单位组成连、营和团组织，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推行军事化管理。
公社体制使得国家权力史无前例地渗透和支配社员的日常生活并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整合进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当中。推行的强制性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方式迅速瓦解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家族势力，血缘与地缘的差异被磨灭，用强力弱化了农民对家族和地方的认同并以此重新建构对国家的认同。
因此，公社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完全是同构的关系，社会的自主性完全湮没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渗透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无边界的，呈现出社会国家化的社会形态。
公社体制下，政党与国家权力高度一体化，政治权力的渗透具有全面性，自上而下对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进行控制和支配，社会运行主要按照计划指令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多通过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动员方式开展，意识形态上政治激情成分居多而非理性有序。
公社体制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忽视了农民个体的利益需求，破坏了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导致劳动贡献与劳动价值的背离；①高度集体化和计划化的生产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公社所有制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自主性和发展的多样性，压抑了农民的创造热情，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农民对基层治理体制的政治认同度，也注定这种“政社合一”的全能主义治理结构不可能为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公社时期，中共在基层广泛采取“树典型”“大字报”“山歌”“漫画”等多样、灵活性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并辅以政治批斗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动员手段来强化农民的集体意识。
总的来看，公社时期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多借助反复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经济制裁等强制方式来清除异己意识形态以确保农民的思想被高度统合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这种政治社会化是以排他性为目标的，以此来培育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乡村政治文化。这种以高度集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传播，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异己的价值观进行取缔，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下，不断集权化和政治化。
因此，公社时期人们表现出较强的集体归属与社区认同，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集体经济的生存依赖和行政强权的服从而已，并不是人们独立和自由选择的结果。公社制下的社员既没有“退出权”，也没有“喊叫权”，他们留在体制内不是出于对集体的忠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在经济与政治双重强力下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庇护-依附关系，使得农民对所属的集体组织丧失了事实上的“选择权”和“退出权”，从而强化了农民对国家倡导集体主义的认同。社员虽然在“当家作主”的政治口号下，被广泛动员起来，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但对公社体制更多是一种敬畏的心理而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这种消极政治认同心理体现的是一种强力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合法性意义上的权威―服从的关系。
公社时期，农村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和磨洋工现象，表面上看是农民“损公利己”的自私行为，但背后却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是农民用自己特有的弱者武器来表达对这种威权体制的不信任。
不可否认的是，在早期，广大社员对一大二公、高度平均的公社体制是持有很高政治认同度的。公社体制要实现“均平”和“大同”的理想契合了几千年来农民追求朴素平均主义理想的民众心理。古代《礼运・礼记》中所描绘的美好“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变的梦想，与传统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形成悠久而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沉淀。从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到李闯王的“均田免粮”，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乃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无不体现对“均平”“大同”理想的追求。因此，公社口号一经提出，便很快从政治主张变为政治现实，除了与个人魅力权威影响推动以外，民众的共识心理则是重要的社会基础。
总的来看，公社体制利用强力将农民改造为统一的社员身份，并加以灌输高度的集体主义与绝对平均主义观念，表面上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朴素理解和美好的革命愿望，但这种威权体制下形成的强力政治认同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压抑了农民个体差异性的利益需求，也注定了信任关系最终走向解体。
四、乡政村治(1983―)：信任危机的
隐忧
公社体制瓦解后，原先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体系逐渐为“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所替代，乡一级政权包括镇政权是国家依法在农村设置的最基层的正式政权组织，村民委员会不再作为国家的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存在并依法自治，实行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是持有很高认同度的，但对各层级政权组织的信任程度是有区分的，政府层级自上而下呈现递减的结构分布，中央的威信最高，省次之，再次到市、县，乡村一级组织信任度最低。②
构成削弱这一时期基层政权信任基础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治理结构变迁所导致的基层政权与公众利益实现关联度的弱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中小农的价值认同日益理性化；再次，乡村关系的行政化架空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质，削弱了公众对基层治理结构的政治认同度。
“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使得乡村社会开始从全能主义的行政管制中解放出来。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的组织而不再是乡镇机关的下属机构，乡―村关系从行政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并依法享有对村庄范围内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基层公众摆脱了强制性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方式，开始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获得较大的自主性。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和准军事化管理方式的废除使得基层政权组织对乡村资源的全能性控制和分配权力的优势逐渐丧失，对乡村的整体控制和动员能力也在逐渐降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恢复了农民经济上的自，摆脱了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束缚而成为独立自主的生产者，统购统销流通政策的取消使得农民可以自主支配农产品的利益分配并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过去赖以存在的税费征缴关系已不复存在，基层政权组织的资源配置功能与农民个体利益实现的关联度不断降低，农民经济利益的实现更多依赖于市场化的途径以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财政性补贴而并非基层政权组织行政权力对乡村经济资源的分配，对基层政权组织的依赖性日益降低。利益基础的独立导致农民集体主义观念日益淡泊而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追求、个人主义至上的原子化小农。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丧失了诸多配置资源的能力，包括物质性资源(如三提五统、乡镇企业、对土地及其收益的调整)、人力资源(“两工”的调用)、权威性资源(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七站八所”)和乡土性资源(人情面子、地方权威)等。[18]此外，许多之前由农村基层政权做的事、承担的责任交给独立的政府职能部门去做，职能部门因此分割、抽离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力与基础，农村基层政权日益丧失通过调整乡村资源的再分配来满足基层公众利益实现的能力。
与此同时，基层政权组织对农民的利益依赖关系也日趋淡化，“村财乡管”和“乡财县管”的推行使得基层政权组织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上级政府，甚至连村级组织人员的工资和办公经费也需要通过上级转移支付来保障，这就导致了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之间丧失了税改前因税费征缴而存在的利益相关性和依赖性，只需要搞好同上级政府关系就行了。
农民与基层政权组织双方经济利益获取方式转变的直接影响是基层政权组织日益丧失自身政治信任的利益认同基础，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间的关系日渐淡化，村民对基层公共治理也因没有利益相关性而失去参与的动力。
税费改革后，虽然也有部分农民有一定的政治诉求，但由于缺乏经济利益分配为后盾，农民基层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兴趣不大，政治冷漠心理较为明显，从而间接导致对基层政权组织政治认同度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对于治理结构转型后基层出现一些新的政治诉求如加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基层领导干部工作方式等，基层政权因自身财力基础的局限以及上级以GDp为纲的绩效考核体制而又无法予以很好满足，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基层政权的疏远感，基层政权组织“边缘化”现象日益明显。
因此，基层政权组织资源配置与公众个体利益实现的关联度弱化，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公信力降低，地位不断边缘化的功能性原因。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权组织公信力的价值认同资源也在日益流失。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的力量迅速地摧毁了农民传统的宗族、家族意识，农民经济自主性的增强以及利益实现途径的市场化共同瓦解了建国以来农民高度的集体认同感。
农民的价值认同正在经历从单一价值取向到多元价值取向、从集体本位到个体本位、从以政府主导为主到以市场主导为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农民的价值认同遭遇了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观的激励碰撞。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宗法观念逐渐被商品经济倡导的市场观念、竞争意识所取代；公社时期单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崇尚道德精神取向逐渐让位于个人主义与物质利益至上原则。对利益的追求成为农民价值认同变迁的主导因素，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自主性日益增强，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以及义利关系等问题上的价值取向逐渐由过去的道德杠杆转向以经济利益杠杆为主，利益关系成为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主要出发点。
农民价值认同的变迁本质上是农民价值取向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农村现代化和市场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这可以从农民对人际关系、集体意识、权威认同等方面的变化反映出。农民价值取向理性化使得约束农民个体搭便车行为、实现农民合作的传统道德力量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农民间达成集体行动需要更多依赖外部的资源和制度约束。农民价值取向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其集体主义观念不断淡化、村庄共同体内聚力不断降低的过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也因此日益面临如何重塑其自身价值认同的困境。
村民自治制度虽然开启了农村基层治理民主化转型的先河，但其自身仍存在诸多制度建设不足和运行规范化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以村党支部(委员会)为核心的行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为主体的社会自治权二者之间的张力问题。“两委”冲突时，党支部由于有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以及历史形成的惯性权威，在大多数时候还是占上风的，以党代治、党治兼任现象较为普遍，使得党支部在实际中架空了村委会的自治权力，村民自治沦落为一种摆设。“村财乡管”使得村级组织丧失了财务的自主决策权，不得不依附于乡级组织，乡村关系进一步行政化。
乡村关系的行政化使得村民自治权利表面上得到了“贯彻”，但实际上被“架空”了。这种权利的实际虚置严重削弱了公众对基层民主制度的政治认同，导致公众政治效能感的降低。政治效能感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19](187)阿伯巴克和沃克曾对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在影响政治信任生成的诸多因素中，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治系统信任的重要变量。[20]公众政治效能感越强，政治参与的欲望也就越强烈，也越容易对政治系统产生好感和建立信任。基层公众长期政治效能感低下容易滋生政治冷漠心理，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也因此丧失基层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动力，与基层政权组织的距离进一步疏远，对其信任度也在不断弱化。
此外，乡政村治治理结构下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公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概括地说，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结构的设置把非政府组织“政府化”，共青团、妇联会、村委会等本应该属于非政府组织(nGo)，但在实践中，都被农村基层党委“一元化”了，与农村基层政府“一体化”了，内外不分。从信任关系的角度看，这种组织结构有两个弱点。一方面，站在农民的立场看，他(她)们会觉得，本来应该代表我们农民群众的非政府组织“都是你家的了”，在心理上，容易本能地产生不信任。另一方面，这样的政权组织结构使得基层党委与公众之间失去了缓冲地带，“第三领域”的缓冲功能被消解。当农村基层政权与公众产生矛盾时，农村基层党委政府就必须直面人民，成为矛盾的焦点，且往往容易被当作对立的角色来看待，引发信任危机。
五、小结
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成功地将国家权力从中央扩展至地方各层级，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和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国家与农民的新型双边关系所取代，地方权威的权威来源由地方社会上升至官方行政系统。国家政权空前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却并没有有效地实现对地方的局部整合，解决自身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建立起有效的政治认同。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信任基础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基层政权组织必须有能力建立起地方性的利益共同体，从过去的管制与资源汲取转向服务供给，建立服务型基层政权，使分散的小农利益能够通过政治或经济的途径被高度相关化，只有提升基层政权与民众间的利益关联度，基层政权才有可能在强制之外获得社会服从和信任的力量。同时，需要大力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建立起有效的制度认同，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质就是要使基层政权的权力来源与运行建立在广泛的公众授权基础上，权力来源的变化强化了基层政权权威认同的社会基础以及责任关系和行动逻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提升同样有赖于重塑后集体化时代农民的公共性和集体观念，增强其地方共同体意识和认同感，以应对市场化和社会流动性所带来的农民价值认同多元化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的冲击。
注释：
①时期的分配制度主要是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办法，这是滋生平均主义的重要根源。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体上可分为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用品供给制三种形式。粮食供给制是时期各地普遍推行的方式，具体办法是在公社预定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消费基金中，口粮部分按国家规定的留粮指标统一拨给公共食堂，社员无代价地到公共食堂用饭，副食品部分仍由社员出钱负担。伙食供给制就是对社员的粮、菜、油、盐以及烧柴等一切伙食费用实行包干，免费供应。基本生活供给制，是根据经济条件和社员的消费情况确定供给范围，实行吃、穿、住等用品的无偿供应，即各种各样的所谓“包”。在实际的各大公社分配中，供给制占了公社收入的绝大部分，直接冲击了具有按劳分配性质的工资制，使得工资制形同虚设。供给制加工资制的普遍实施，滋生了平均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的泛滥，严重制约了基层群众劳动的生产积极性。详见辛逸的“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②o’Brien(1996)在对华北地区农民维权活动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农民将中央政府看作是仁慈的化身，而基层政权多被表述成掠夺者的形象。tianjianShi(2001)对中国区域农民政治认同度的调查发现，农民政治认同度呈现自上而下的递减分布，中国农民更为信任高层和中央政府而不是基层政府。LianJiangLi(2004)对中国三个省的农民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63.1%的研究对象认为上面是好的，下面是坏的，并把这一现象表述为“差序政府信任”。国内学者郭正林(2004)在全国9个省区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农村干群关系和农民的权威认同心理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农村非集体化改革以来，农民的权威认同结构呈现出正式权威与非正式权威并存，正式权威影响不断弱化的双因子形态，农民的权威认同仍然是以亲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民间性和传统性特点的非正式权威结构，权威的认同范围局限于村落。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2005)开展的当前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的满意度调查发现，在回答“当前，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的信任情况”的问题时，回答“对党的各级组织都信任”“对党的各级组织都不信任”“对党中央信任，对地方(基层)党组织不信任”“只对所在的地方(基层)党组织信任”的分别占32.47%、7.68%、53.67%和6.57%。肖唐镖、王欣(2010)在总结1999~2008年间在江西、江苏、山西、重庆、上海五省市六十个村庄的四次历时性调查数据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农村基层群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是逐级递减的。类似的发现也被众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所佐证，如BernsteinandLü，2000；Zhengxuwang，2004；ethanmichelson，2008；于建嵘，2005；胡荣，2007等等。
参考文献：
[1]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秦晖.传统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C]//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绅士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J].天津社会科学,1992(4):25−29.
[5]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王先明.近代绅士[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9]杜赞齐.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10]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1]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2]牛秋实,王先明.20世纪前期乡村权力的博弈与权威的重建[J].江海学刊,2009(1):164−170.
[1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
[14]汤森.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15]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6]张凯峰.与中国农村政权[J].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2004−09−30.
[17]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视角看[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18]杨华.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2):45−52.
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4
关键词：政治过程；人伦关系；道德基础；乡村政治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005-07收稿日期：2012-02-10
作者简介：桑玉成，博士，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研究会会长，教授；孙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讲师200438
很多思想家都倾向于把政治视为一种“机器”，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在很多语境下使用“国家机器”的概念，以揭示国家及其政治的一些本质性特征。将国家及其政治视为“机器”的隐喻性意义是说，一定的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权力结构，通常能够按照其预设的原理和规则运行。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静态结构、制度、法律、政策等等，就成了其特定原理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保持其运行的客观基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的原理及其结构安排既基于政治之基本要素即“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正是因为其“人”的要素而被赋予了复杂的意义。这其中，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关于政治过程中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的问题。人伦关系、道德基础与乡村治理问题紧密相关，若要研究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变化，人伦关系既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切入点，也是绕不过去的关节点。孔德永教授的《传统人伦关系与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以南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应该说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而且从乡村治理的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似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政治过程研究的新视角：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
现代政治学强调制度化程度对于政治过程的意义，认为制度化程度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过程研究是用动态的视角对政治体系或者说“机器”的运行进行观察与分析，以此来研究政治产品的产生机制与规律。在关于中国政治过程的研究中，我们通常会遇到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注重现代政治的取向，即致力于使中国政治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的转型，所以制度化问题、理性化倾向等等，始终是研究者遵循的价值取向。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又无法消弭传统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传统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在其中依然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政治过程中的制度化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政治运作的实际图景。因此，政治过程研究需要有一种新的视角即关于人伦关系的视角。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在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影响到实际的政治过程，成了政治过程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社会之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之所以能够在政治过程中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
首先，一定社会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孕育着一定的政治行为主体，使其在政治行为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其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的烙印。在韦伯看来，与传统组织类型不同，官僚制组织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严格按照既有的程序和非人格化的制度规则运作，从而使得其行为与角色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传统的制度分析是以正式结构的、制度文体的静态分析，尽管制度化的问题一直被我国现代政治所重视并且也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发展，但是，“任何制度所针对的都是常规问题，有常规就有例外，而制度恰恰无法处理那些常规之外的问题。”现代中国政治与传统中国政治依然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尤其是在人伦关系因素对政治过程影响的方面。当然，无论是什么政治体制，参与其中的总是人，而人是社会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或道德性是人在社会中真实生存状态的标志，人的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之所在。道德与政治之间、文化与权力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政治生活始终受到一定的价值取向的支配和制约，而政治的价值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以往的人类制度设计，要么从人的精神存在或客观化了的精神存在出发，要么从人的物质存在以及基于物质存在的要求出发，因此，结果出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两难选择。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价值世界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乡村治理是人性的博弈，乡村治理不应该忽略“人”的存在，而应该贴近人，关爱人，具有人性的温馨和光辉，而人伦关系就是人性的具体表现。
乡村基层政治是国家与社会的一个重要“接点”，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农村的作用则是可变的：它既有可能成为稳定的来源，也有可能成为革命的来源。……如果农民阶级默认并参与现存体系，那么它就为该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该体系，那么它就变成了革命的载体。”乡村基层政权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更为息息相关，乡村社会联系国家的唯一组织化渠道是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石，中国乡村各种问题和危机发生，归根到底来自乡村组织的困境。政治运作需要依靠一定的道德资源作为补充，权力运行离不开文化网络的支撑，制度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权力只有建立在情理法的基础上，才可以稳定地运作下去。一个社会的秩序来源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这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农民的行动特点之一是强调人伦和血缘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关联形式是伦理关联，伦理关联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依靠的是一种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的。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所谓“人伦”就是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对关系，它们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传统中国社会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中，人伦关系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人伦属于权力运作的重要文化网络。在熟人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也是政治秩序。约束个人行为的伦理规范，也可以用来维系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运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层制运作，更大程度上为乡村非正式制度和地方性知识所支配，乡下锣鼓乡下敲。
其次，现代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必须以既定的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为依据，否则将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现行的研究理论更多地着眼于对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研究，而忽视了人伦等非制度化的文化因素对组织化的或类组织化的互动的作用。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规则，主要包括价值理念、乡规民约、道德观念、习俗惯例等方面。国内现行大事件式的制度研究对于村庄来说还是导人了‘宏观国家’或者‘宏观社会’之中，消解了田野的力量。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看到政治的表象，却无法深入到政治的深层；它可以让我们了解政治的一般，却无法体验政治的丰富个性。吉登斯强调现代性对传统取代的有效性，而忽视了乡土传统的持续性和顽固性。基层政治运作结果是使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其中，政府控制是社会秩序获得的可靠方式，而道德整合是社会秩序获得的根本出路。现代生活及与之相对应的科层体系与农村社会完全是两套不同的逻辑在运行，遵循不同的规则和共识，实际上，我国广大乡村社会“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上，传统人伦关系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正式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的权力。”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关系，乡村社会是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农民生存秩序的基本原则是来源于他们日常的生活实践，而不是精英论述或现成的文本。乡村基层政治在运作中凸现的是一种乡土性和地方性，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上，传统人伦关系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正式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的权力。虽然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人伦关系的作用与影响不如传统社会那么明显，但是，传统人伦关系并没有完全消失，仍然在乡村政治运作中发挥着作用，传统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在当今中国乡村社会中，人伦关系逐渐被利益关系所取代，人伦仍然是一个有效力的概念和研究视角，这是因为现代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现代化”，尤其在中国广大乡村。“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关系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中国“政治社会的组织只是人伦关系的逐步扩大。”乡村治理与基层政治运作不仅需要刚性的科层权力，也需要建立在非制度性权威和非正式的柔性运作之上。在国内学者对宗族或家族与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开拓出一个从人伦关系的层面研究乡村政治的新领域，使得对乡村政治的学术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作者站在人与人性角度来考察乡村政治，以文化的视点来观照乡村政治，从人伦关系与基层政治运作关系的探究中，可以进一步认识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另外，人伦关系的分析视角有利于引起人们对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因素的重视，也促使人们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关注那些隐藏于乡村社会结构之外的人际关系，也有助于人们全面地、细腻地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活。
最后，以积极的取向充分发挥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国内学者以往对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在现代政治中作用的研究，往往关注更多的是消极或负面的作用。人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重人伦既是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可以称为一种“人伦”文化。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崇德重法，伦理政治化，比较重视传统人伦的作用。中国乡村自古就有宗族、乡绅自治的传统，往往比国家的正式制度更有力。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于宗族长者的道德权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约束，它甚至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的治理基础。传统乡里道德教化的实施，对造成醇厚民风、强化乡里统治确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时期社会的政治组织网络联系代替了传统的人伦亲情关系，政治理想主义和阶级关系挤占了传统人伦的生存空间。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后农业税时代，这一阶段又过分地突出了精英政治，特别重视能人治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伦纲常的存在，乡村政治运作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在“一票否决”等压力型体制作用下，乡村基层治理工作中出现一些“治理承包制”或“指标连坐制”现象，从而导致“选择性治理”，而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过分强调制度化与科层制，在某种程度上，就使得我国乡村社会出现了人伦亲情泯灭和人与人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乡村政治运作也陷入了混乱的困境。这是因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并不能仅仅靠政权和法律等公共权力来运作，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否则，就会陷入公私领域的政权异化和人性泯灭的双重危机。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而言，农民可以从传统人伦亲情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心理满足，对于舒缓社会性紧张，稳定地方秩序和人心，建设和谐乡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管理学的角度上看，运用人伦关系等非制度性资源可以大量节约治理成本。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乡村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利益关系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人伦关系成为人际交往的主导性原则，决定人际关系网络的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而是人们因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利益关系。2006年前后，乡村农业税被逐步取消，乡镇与村的共同体利益也逐渐被淡化，这样，传统人伦关系等非正式制度重新产生了社会文化价值，并开始对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费孝通在论述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提到了三个概念，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横暴权力”是指利用暴力进行自上而下的不民主的、威吓性统治的力量，它是通过暴力和暴力人格获得权力；“同意权力”是指在社会中经由默认、契约、退让而形成的力量，它是一般民众共同承认的权力，其力量来自一致感；“教化权力”是指通过文化的传承和传统的限制所造成的力量和社会分配。道德基础与人伦关系就属于一种“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它们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所赖以存在的社会资本，同时也构成了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情”基础，而这种基础正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传统人伦关系在乡村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不仅有其存在根据，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其积极意义。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为纽带而存在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其整合社会、维系人际间感情、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意义。“传统人伦关系属于权力的文化网络，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得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是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作为一个乡官或村官，要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不仅仅要充满激情和掌握政策，更多的是需要一定的道德人格与人伦亲情等社会资本的支撑。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村庄治理需要有村庄传统的支撑，没有村庄传统或与村庄传统相悖的外来制度安排，很难有生存的空间。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说明了农村权力本身的运作特征与文化及当地共通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因此，乡村干部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因人因事制宜，必须软硬兼施，必须有足够对事情的理解和了解，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公私关系和地方性的智慧。”因此，乡村治理问题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浪漫与单纯，也不仅仅是我们从一些论文与著作中所描绘的传统人伦关系消极影响是那么夸张，乡村治理的真正的逻辑，表面上是那些公开的正式的制度和关系作为基础，实质上，这些公开的正式的制度和关系背后，却有一层强有力的潜规则在起着决定作用，而正是依靠这种道德基础与人伦关系维系着乡村政权的正常运转和乡村社会的稳定。
二、传统人伦关系与现代政治架构的融合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社会资本的本质是“关系”，传统人伦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实现了对社会和人心的有效控制。西方国家也并非全是法律社会，西方文化也有道德力量（宗教），道德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信任并实现理性化的重要因素，宗教担负起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如何在传统道德基础与人伦关系的基础上构筑起一个现代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东亚，譬如说韩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儒家思想是韩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讲究为人之德，注重人身修为，注重道德精神历练、强调培养道德人格和精神品质的传统。韩国依托亲情等家族共同体产生彼此相互依托充分信任的感情，并以特定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上下行为，统一人们的思想。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韩国人的现代化的过程。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转型是指一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这种变迁是现代性与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国农民并非全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道德人，是一些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并受到熟人社会中的各种习惯、默契、承诺乃至担忧所约束的人。”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着治理性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断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忽视了道德基础与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忽视了人们之间的人伦亲情对政治运作的促进作用，导致了工具理性超越于价值理性之上，致使压力型体制和强制性权力一直左右着乡村政治运作。“基层不只是整个体制的末端，也不只是社会中下层群体所处的位置，而是社会的所有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分享到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情感。……比如‘资本下乡’、‘行政下乡’、‘送法下乡’等不同形式的资本和公共权力的扩张，固然加强了基层和整个体制的联系，但是这种单向联系也迫使基层各类组织必须承担起这些扩张权力所交付的繁重任务，既束缚了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造成了基层社会的运行方式过度商业化和行政化。基层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而是各类正式组织，尤其是资本和行政力量延伸、分割和占有的对象。”这也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由国家主导的和官方授权的下乡并没有解决基层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权威形成组织化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状况，官方授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成功地进入乡村社会，这些努力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各种下乡只有与农民的利益诉求相契合，才能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之中，才能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拥护。”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正是如何在传统道德基础与人伦关系的基础上构筑起一个现代政治架构来。现代政治制度框架应该是以传统道德与人伦关系为基础的，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现代政治制度框架的建构要“关注政治运作主体的道德基础——为政以信”的观点，这种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基层政府行政行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和法律行为，它也是对一种政治理念的道德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为政以信是基层地方政府政治运作的道德基础。作者在书中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虽然在干部选拔上要求德才兼备，但是，由于对‘德’的规定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定，实际上忽略了为政者的道德表现与道德责任，这样做的结果，长此以往会对乡村基层政权产生较多的副作用。人伦的混乱，是社会失序的基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处理人伦关系，也可补充现代社会真情疏离、人际关系紧张的弊端，这一点对基层政治的良性运作非常有利。”“为政以德”、“为政以信”要求执政者既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又要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
三、传统人伦关系影响政治过程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
在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对于任何一种权力的考察，应当在微观层面，应当在权力运作的末梢，即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交界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权力是如何实现的。孔德永教授从微观权力运作角度切入，以权力运作的非制度化视角，对地方基层政策具体实行过程中权力运作的关键环节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以期揭示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的运作路径以及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与秩序的生成过程，这样有益于我们对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治运作图像的透视与描绘。作者以“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为主线，在对南镇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乡村基层政治的运作实践为分析对象，从传统人伦关系的视角来研究转型时期乡村政治运作，试图通过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互动，以探究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运作的逻辑，从而寻找摆脱我国目前乡村治理困境的对策。通过作者对南镇的田野调查发现，现今乡村基层政权已经逐渐地丧失了制度化汲取和引导农业发展的能力，因此，乡镇干部往往利用非正式的民间权力来解决乡村治理问题，作为具体社会场景中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个人情谊和交往，以行政命令为基础，主要依靠人格魅力、面子、人情、人伦等等非制度化的资源。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以“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情感共同体”为核心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未来治理与发展的方向，作者以人伦为概念为基础分析转型时期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出路，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它是一个较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作者以“税费征收”、“计划生育”和“社会稳定”等具体事件和场域为切入点，分析了农业税时代和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政治运作的方式和逻辑，这种逻辑呈现出从政治化运作向关系运作、从刚性运作和科层制运作向柔性运作和乡土性转变的趋势和特点。在本书的结语中，作者对我国乡村政治良性运作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关注政治运作权力主体的道德基础——为政以信；强化政治运作的价值基础——农民的积极认同；完善政治运作的制度基础——制度信任；提升民间组织在乡村权力中的地位，逐步实现乡村权力的多层运作。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要理论关怀是探讨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人伦关系以及转化形式如何在影响乡村基层政治运转的，作者力图通过对个案南镇的实证分析，表达对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深层思考，关注人伦亲情和价值理性等非制度因素在乡村政治运作中的作用，广大农民的文化认同是乡村社会有序发展的保障，以上这些思路都是非常具有启迪意义的。人是复杂的存在，人既是一个事实世界，同时也又是一个价值世界、情感世界。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巨变同时带来了乡土文化的断裂和传统人伦认同缺失即乡土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造成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又尚未建立，这使得广大农民发生了文化认同的迷失，因此，民众的文化（心理）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真正基础，调动乡村社会现实中包括人伦亲情在内的各种力量的积极因素，只有实现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的地方性知识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乡村基层政治的良性运作。
当然，本书作者提出和探讨了政治过程中的道德基础与现代基层政治关系问题，这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针对作者的研究，我们有必要提出以下两点质疑：
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要经过一个选择、建构和整合的过程，才能形成一个富有内在逻辑的结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受社会发展规律、教育内在规律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所制约，依据阶级社会对其成员的根本要求、时代条件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继承借鉴和结构要求，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植根历史、立足现实、面向世界、前瞻未来，适应与超越市场经济，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批判与借鉴西方文明，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时代精神。
一、阶级社会对其成员的根本要求
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有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阶级社会中的一项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发展阶段。其本质是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社会成员而进行的社会教化活动。第一，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要求。在任何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个国家或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称谓不同，形式也是各种各样，但实质和目的是相同的，即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以本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去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使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成为符合统治阶级思想要求的人，从而巩固其阶级统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p98)社会主义国家同任何阶级性质的国家一样，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实现本阶级的统治，不仅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而且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建设，是无产阶级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全社会的一种活动。在我国现阶段，虽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但社会生活中对人的阶级性要求依然客观存在，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必然要对其成员实施与阶级性有关的意识形态教育。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武装全党，引导青年、教育人民。显而易见，基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体系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内容，这些内容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导向。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这些主导的、核心的、根本的内容，才能为培养“四有”新人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
第二，教育阶级属性的鲜明反映。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涉及教育的阶级属性。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总是具有阶级性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教育的阶级属性不同，为本阶级培养具有符合阶级所需要的思想意识的人，是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各自都具有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肩负着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我们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集中体现了教育的阶级属性。教育方针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关于教育发展的总方向和指导思想，是对教育性质、目标、任务、功能以及实现途径的总规定，是对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表现为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等三个最基本问题，体现了教育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在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完整体系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教育方针的根本特点，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质量标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导向，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合格社会成员的素质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理想目标。而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p123)一个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具备全面的素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在现代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p530)实践表明，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既有赖于其自身的智力因素，同时也有赖于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因素。合格的社会成员，既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更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合格社会成员的根本条件，而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由一定社会所承担的、旨在促进个体实现政治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活动。作为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要全面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就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确定的，并随着社会发展进程而不断充实和调整。因此，要明确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坚持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的有机统一，促进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时代条件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p544)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1)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面对国际背景、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传播手段的深刻变化，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面对教育对象思想实际的新特点，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充实、深化、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第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生成和建设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冲击着人们旧的传统思维方式，更新着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催生了一些反映时代特点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标准，提出了许多新的道德要求。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极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滋生唯利是图、权钱交易、损人利己、欺诈勒索等现象。这既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求我们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要确立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当求利、合法利己、互惠互利、公平竞争的基本道德要求，充分吸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伴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各种意识、观念和行为，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注入新的活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代气息。要深入研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的新要求，坚持公民承担社会责任与社会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相一致，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统一，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着力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第二，与对外开放相适应。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面对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日益强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交汇激荡的思想文化态势、持续高涨的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诉求、相互合作谋求双赢共同发展的外交战略，向全人类提出了许多共同的问题。要适应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面向社会实际，面向整个世界、现实中国和社会生活，向当代世界性问题和时代性课题开放，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不能面对开放的社会格局和多元的价值现实的状况。要密切联系现代社会生活实际，引导受教育者了解当今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用历史的深邃意识和世界的全局眼光来关照事物的发展变化，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代感和现实性。要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及时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注重对公民进行全球意识和全球伦理教育，使受教育者学会从全球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具有面向全球化所必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形成对待和处理全球问题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律。同时应警醒的是，随着加入wto，我国将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向世界开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将更加密切，在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我们面临外来的和本土的、落后的和进步的、颓废的和积极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复杂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强政治意识，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第三，与科技进步相适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现代物质文明的基本动力，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力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了人们的思想层次。科学技术发展可以促进人们形成科学世界观，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变革人们的道德观念，革新人们的思维方式，提升人们的精神追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丰富新内容，增强新活力，为理想信念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思想、知识和事实材料，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条件，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也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的科学方法和手段，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也提出了新问题和高要求，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精神动力和引导正确方向。我们要研究现代科技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的新要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发展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发挥科学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引导人们热爱科学、相信科学，用大量鲜活的思想、知识和事实材料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思想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不断增添新内容、增强新活力，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第四，与网络发展相适应。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社会，网络和信息技术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渠道、拓展了新空间、注入了新活力，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但是网络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网上信息良莠混杂，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落后、迷信、黄色的内容。而青少年是网络社会的最大群体，网络文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左右着青少年的日常行为选择。因此，要适应现代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的发展趋势，适应受教育者主体性、创造性的需要，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科学化、规范化的要求，努力开发和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知识含量、科技含量、信息含量。要加强网络文明、网络道德、网络法制和网络安全教育，培养青少年的鉴别能力和选择能力；要建设具有正确导向的网站，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知识经济时代倡导的知识价值观、科技创新观、终身学习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中，充分利用网络这一载体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形势任务教育，拓展和延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空间。
第五，与和谐社会相适应。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懈追求。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拓展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科学内涵。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进行整体性和战略性思考。要加强和谐理念教育，引导受教育者正确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以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要加强科学发展观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加强维护社会稳定教育，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认识到促进社会和谐与维护社会稳定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通过思想疏导、精神激励、人文关怀、利益协调、行为规范来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提高公民素质，化解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稳定。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继承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着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强烈的时代特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借鉴，体现着发展的连续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585)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和优良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因此，科学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必须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国思想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正确借鉴和吸收世界思想道德教育的优秀成果，给继承的内容赋予时代内涵，使之具有时代价值，给借鉴的内容浸入中华民族底蕴，使之具有中国特色。第一，继承传统思想道德资源。思想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民族同一性的根源，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总是立足于中华民族根基，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有着强烈的民族性。在中国古代贤哲那里，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层次和结构概念，把“道”“阴阳”“天”“地”“人”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天人合一”。中华传统道德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体，同时兼收了墨、道、法以及佛教等各家中的有关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扩展、充实、更新和演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其内容涉及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情感信念、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儒学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等在内的庞大的文化体系，其中伦理道德是儒学最核心、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儒学大致可分为以礼为基础的伦理规范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原则两个层面。在儒学体系中，伦理之礼与道德之仁是两个不同的维度，礼是具有外在戒律性的社会规范，仁则为涵蕴内在目的性的生活意义和行为品性。孔子曾经把“恭、宽、信、敏、惠”视为仁的具体内容，后来孟子又提出“四德”即“仁、义、礼、智”。封建社会的共同道德或国民公德，集中体现为孔子讲的仁、智、勇“三达德”，管仲讲的礼、义、廉、耻“四维”，董仲舒集先秦儒家之大成而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德”。《大学》一开篇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第一章）朱熹在注释中把这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也”。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之间存在着一种递进的逻辑关系。这一关系表明了道德主体从“明明德”出发，经过“亲民”的发展，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功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基本宗旨。“八条目”的内容是一个由内而外、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穷尽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提出了“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到了近现代，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仪廉耻”这“四维”，统称为“四维八德”。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都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当今，有的学者主张用“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作为学校德目体系，其中，“忠”是尽己报国的责任，“孝”是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是求真务实的品质，“信”是立身兴业的基点，“礼”是人际文明的规范，“义”是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是清白正气的根基，“耻”是人之为人的底线。[5]这都表明中华传统思想道德在新时代的现实价值。总之，我国灿烂的文明史中蕴涵着深厚的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它们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起到过非常大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仍是不可偏废的重要部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要吸收中国传统道德的合理内核，活化传统思想道德资源，塑造民族共同价值观，同时又注入时代精神，体现传统继承性与时代创造性的统一。
第二，借鉴外国思想道德成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总是面向世界思想道德发展，有着鲜明的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也就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一定时代的民族精神，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民族精神，而时代精神实质上是民族精神发展到一定时代的综合表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确对待国外思想道德教育资源，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的重要参照。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上存在于世界各国，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仅有着事实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多种思想道德成果。古希腊的“节制、勇敢、智慧、正义”四主德的品德要素结构思想，关于知、情、意、信、行的品德过程结构以及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等，都存在许多可资借鉴之处。研究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把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国民精神教育、共同价值观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以及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其“思想工作”发挥着“思想旗帜”和“社会水泥”的作用，爱国主义、宗教凝聚、法律规范、政策调节、教育推动、社会监督、道德感召等，是其“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6]。1990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各种族都能接受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调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思想道德价值也具有愈来愈多的时代性和人类性的内涵，对外国思想道德中属于人类共同心理、共同美感、共同道德方面的成果，要大胆学习和有效借鉴。
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本身是一个结构系统。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要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求，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要素结构与层次结构的关系，把握教育内容类型之间的互补关系和层次之间的递进关系，既体现内容要素结构的完整性，又体现内容层次结构的序列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纵向上分层递进，在横向上整合一致，形成要素完整、层次分明、连续衔接、互动有序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体系。
第一，内容横向结构的全面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多类型、多向度、多层次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包括由内容各要素组成的横向结构和由内容各层次组成的纵向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全面性即横向延伸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一层次的各个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及比例关系，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横向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全面性体现在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联系上。首先，社会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具有全面性。“思想道德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纪素质、心理素质等。”[7](p102)一定阶级和社会总是对其社会成员提出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等方面的全面性要求，体现人的素质的多维性、丰富性、整体性，从而形成由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类型结构。其次，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个体社会生活来看，一般是以个人为圆心，覆盖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和世界等各个层面，由此就有相应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的道德教育就包含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个人品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和塑造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这一目标既是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又反映了个体全面发展的愿望，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全面性、多样性的发展要求，体现了对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的多方面要求。又如，我们国家颁布的中学、大学德育大纲涵盖了理想、科学、学习、考试、职业道德、公德、节约、为人、处世、合作、自尊、互助、环境等方面的内容，表明德育内容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结构体系。这样，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所接受的教育内容必定具有多层次、多向度和丰富性、多样性的特征。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中，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横向联系出发，从人与人关系的层面、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确定对受教育者在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等方面的要求，并解决现存的内容分散、重复交叉等问题，归纳整合类型相近的教育内容，删减重复性的教育内容，淘汰过时的教育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二，内容纵向结构的层次性要求。层次是表征系统内部结构不同等级的范畴，是指系统要素有机结合的等级秩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纵向结构的层次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高一级层次包含着低一级层次，低层次系统孕育着高层次系统，不仅内容诸形态本身具有层次递进关系，而且各形态内容的内部存在着认知层次、情感层次、行为层次的区别，即使在认知、情感、行为领域当中，也存在低层次和高层次、浅层次和深层次的划分。这就要求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纵向结构的层次性要求，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纵向衔接出发，构建循序渐进的内容系列。一是做到教育目标上的分层设计。我们可以把教育目标设定为培养健全的人、遵纪守法的公民、忠诚的爱国者、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五个层次。顺应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教育内容可以相对划分为三个层次：较低层次的教育内容，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基础性内容，如传统美德、社会公德等，它是“必须”的层次；较高层次的教育内容，即反映社会主导要求的教育内容，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它是“弘扬”的层次；最高层次的教育内容，即具有先进性、崇高性和理想性的教育内容，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等，它是“追求”的层次。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呈现出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二是做到教育对象上的分类把握。教育内容的层次性与教育对象思想的层次性是相联系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人们思想认识的多样性和觉悟程度的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不同层次的对象，设计、制订出不同要求的教育内容。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建的过程中，要坚持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考虑内容系统自身的完整性，使诸多教育内容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功效；又要遵循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避免“一刀切”“一锅煮”，以适应不同教育对象的实际和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三是做到教育内容上的分别实施。要区分不同的教育层次，根据教育对象不同的年龄层次、心理特点、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科学安排教育内容，用不同的内容和标准去教育和要求不同的对象，使教育内容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螺旋上升、循序渐进，形成从广泛到先进、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递进式的教育内容系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参见王殿卿．传统美德教育之我见[n]．人民日报，2005－06－09
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6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功能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经验研究》（13BDJ011）
[作者简介]韩立红（1972―），女，河北省内丘县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管理，管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98X（2016）01-0005-05[收稿日期]2015-11-15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长期社会治理实践的选择，也是多元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体制当中，中国共产党究竟应该承担哪些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执政党在多元社会治理结构中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呢？学术界对此还鲜有系统的分析、归纳，本文试图从社会治理规律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思考和研究。
一、进行社会预测
社会预测是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起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社会治理更是如此，社会预测是社会决策、社会计划、社会控制、社会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科学的社会预测有助于为社会治理指明方向，带来信心，为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职能提供强有力的保证。领导者“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测未来，并勇敢地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1对于领导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而言，预见、预测能力就更为重要了。
理论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特色，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预测工作的重要基础，我们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正在逐渐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前景趋势，并不断吸收西方预测理论、技术、方法的优势和长处，更加科学、准确地预测历史的走向。
立足国情，是预测未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通晓过去，了解现在，才有可能更好地预见未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现代化政党，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政党，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把握，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收与运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惯性也有着深入透彻的分析与理解，这非常有助于全面、客观地预测中国社会发展趋势，防范社会风险。
智库是现代社会进行社会预测的重要机构。中国共产党正在不断加强对于我国智库建设的领导，这是搞好社会预测的又一项基础性工作。相对独立的智库是进行社会预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国的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等各类智库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进展。实践中，我们党也正在为高端智库的发展创造条件，搭建平台，鼓励智库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最大限度地尊重、增进智库的独立性，以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并充分发挥党管智库、党管干部的优势，促进干部交流，构筑智库学者与官员的“旋转门”，及时把智库的成果研究、吸纳、转化成为社会政策、社会治理实践。
二、搞好顶层设计
社会预测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走向，在此基础上，执政党还需要在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理论、社会治理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框架与原则的顶层设计，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指导原则。
设计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理念。我们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治理理念，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以“资本”为本相区别，社会主义突出的是以“社会”为本，而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其实，也就是以人为本。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被政治遮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又为经济建设所掩盖。今天，我们党提出并特别强调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实际上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自觉认识并主动推动“社会”从政治、经济领域中相对分离、独立出来，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的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这正是以人为本深厚的基础。
领导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社会管理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比如，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十报告中，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治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创新，这些创新成果既总结概括了前一阶段的社会治理经验，又进一步指导着新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社会管理实践经过十六大以来十几年的发展，逐步由最初的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应急管理转向常态管理、源头治理，工作重心正在实现关口前移，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预控为主，无论是常规管理，还是应急管理、危机管理，都正在逐步形成一套相对稳定成型的预应、操作机制。这对于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常态治理制度建设中，如社会沟通制度、利益冲突协调制度、社会矛盾调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网格化管理制度等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社会危机治理制度方面，我们党不但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也不断建立和完善。
顶层设计主要从宏观层面对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思考与把握，但是，真正科学的顶层设计，需要充分、多方面、多层次地听取、吸收民众的意见和建议、需要总结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比如，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急管理制度等，都是这样形成的，顶层设计是一个理论过程，更是一个实践过程，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断循环往复，才能推动社会治理的理念、理论、制度不断向各种具体社会政策转化，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才能保障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三、加强社会整合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长期社会治理实践的选择，也是多元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要体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讲，就是社会整合。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式的社会治理，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主体平等化、社会治理民主化的趋势，需要执政党更多地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主要指从价值、制度、组织三个层面来进行整合，其中，价值维度是社会整合最深刻、最重要的来源。价值整合主要包括目标整合、意识形态整合、信仰整合、价值观整合等，我们党现在提出的中国梦就属于目标整合，即为全国人民、全体华人确立了一个宏大的目标、愿景，引导大家为之努力。意识形态整合指我们党在加强意识形态领导的工作中，努力地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从而更好地协调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把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到执政党的思想体系之下，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达成社会共识，形成治理合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信仰建设过程中，积极宣传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又关注到不同方面群众的价值多元化趋势，尽可能包容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信仰。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党找到了统帅这“多”的“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价值整合的最高层次，是解决多元利益诉求、多元社会思潮、多元价值分歧、多元信仰取向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把各个利益群体黏合在一起，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思潮提供共同的价值支撑。
制度规范的整合，包括法律、道德、习俗、礼仪等规范，党委、政府、公民、各类组织各自的地位、角色和相互关系就是靠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来有条不紊运行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益重视制度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也是从统治走向治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具体体现。在道德、法律制度建设中，我们党坚持制度以人为本，人以制度为度的原则，不断完善各项制度规范，规范了人的社会行为，也为人们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权力、权利保障。
组织整合中的组织，在这里是一个共同体范畴，主要指公民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作为个体的人面对国家、面对社会，无论是利益诉求，还是权力行使，力量往往是单薄、无力的，但是，个体通过组织面向社会、面向国家进行交往，就会更加高效和有力，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社会成员的再组织，这种再组织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成员“集体人”“单位人”的角色而言的，彼时的组织是一种行政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如今强调的再组织，强调的是以利益、兴趣、爱好等个人意愿、个人自主、自动选择为基础的组织。各式各样的组织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可以有效地整合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与利益，强调组织整合，既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又能够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助于保障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利导向的实现。
价值整合凝聚人的思想，增强社会凝聚力;制度整合保障人的权利和利益;组织整合为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实际平台，三个层面的整合密切相关、缺一不可。
四、指导社会教化
社会治理是对人的管理与服务，说到底是对人的心灵的治理与引导，社会教化在这里指中国共产党在公民社会化、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的精神、思想、心灵进行教育和培养，培育现代公民的过程。
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途径，而这离不开公民精神的培育，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在促进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当担负起培育公民精神的重任。公民精神一方面指公民个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指社会的集体价值，即所有共同体成员相互善待的默契。1公民精神包括规则意识、道德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感、权利义务意识、民主自由平等、宽容妥协等等现代思想观念。由于历史、现实、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重塑社会道德、推进法治建设、强化规则意识、加强公民教育等渠道培育公民精神，以便为多元化社会治理、多中心社会治理，为治理现代化、科学化提供广泛的民众基础。
首先，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有义务通过在公民中加强法治教育，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在公民社会行为和广大民众心目中的权威，促进社会成员自觉养成学法、守法、用法的习惯。其次，要通过促进司法公正，努力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此加强司法公信力，树立法律的权威，培育全民对于法治的信任与信赖，彻底改变有些群众信权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的局面。再次，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克服“白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的人治思维方式。更为根本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宪法教育、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培育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为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法治文化土壤，这既是党依法执政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党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
在当代中国，加强社会教化，还包括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治传统和德治传统，加强以诚信为重点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为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补充。尤其要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强化道德教育和约束，发挥道德力量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讲，法治不是万能的，德治也不是万能的，二者不但能够，而且必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才会收到好的治理效果。加强道德教化是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所在，共产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作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的标杆，并教育、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引导人们道德自觉、道德自醒、道德自律，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五、提供社会服务
这里的社会服务主要指基层党组织为基层民众提供的服务、联络、协调与帮助，与政府提供的具体的公共产品方面的社会服务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党是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组织，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在高层党委体现为进行社会预测、加强顶层设计、整合各方面利益和力量，在基层党委主要体现为强化社会服务职能，让党的各项理念方针政策落地生根，让人民群众感觉到无所不在的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战斗力的基础，是党执政的根基，在基层，尤其要把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和服务优势，使党的领导作用切实实现全覆盖。
其一，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服务可以以理论、政策宣传的方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执行情况进行总结、研究。其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力量在基层，基层党组织担负着了解基层情况，化解基层矛盾，了解群众的需求，融洽群众感情，为广大群众提供精神家园的任务，要有效引领群众、服务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地参加社会治理，并自觉做好联系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与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其三，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服务也可以以为群众提供平台的方式服务群众，即完善社区自治，尤其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基层社区自治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这是人民群众行使当家做利的有效形式，也是党服务群众的最终目的。
总之，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推手。基层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集聚的地方，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切入点，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交汇点，党的基层组织作为神经末梢，最能够敏锐地察觉中国基层社会的种种迫切需要，在为民众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基层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既要考虑民众需要、基层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需要，也要思考改革发展稳定的整体布局的要求，才能极大提升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为党中央进行社会治理顶层设计提供实践基础与动力。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基层治理的有效支撑，同时基层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水平和能力，也代表着党的形象，是加强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载体。
六、参与全球治理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逻辑延伸与必然要求，世界和平是中国社会保持良好秩序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但要建立良好的国内社会秩序，还要致力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因为，一个政党执政的国内合法性一定条件下与全球性的政治认同即国际合法性是相关联的1。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科学判断世界主题，认为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在当代，和平、和谐、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近几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渐由改革开放之初的韬光养晦转变为有所作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是我们党对全球化趋势当中世界各国关系的新认识，也是我们党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但通过领导和平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等方针、政策的制定，推动中国融入世界，而且还通过政党形象塑造、政党外交等形式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不断获得越来越高的全球认同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的形象日益确立。促进世界和平，坚持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是中国社会良好治理的前提和条件，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与归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还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与和平的发展环境，给中国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我们秉承和平发展、共赢互利的外交理念，在构建和谐世界中不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正如所讲的那样：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共产党把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用以反思国内社会治理，促进了我国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飞速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借鉴、学习国外先进的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方法在内的优秀的东西，这也是中国社会治理成功、成熟的捷径。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社会预测、顶层设计、社会整合、社会教化、社会服务、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功能，这六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社会预测是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搞好顶层设计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宏观框架与原则指导，这两者共同体现了社会治理的科学化。加强社会整合增强了社会治理的合力，体现的是社会治理的多元化。指导社会教化体现的是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提供社会服务体现了社会治理的人本化。参与全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延伸与要求，为的是打造社会治理的良好外部环境。这些既体现了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统一，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实践要求和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趋向，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中国外文出版社，2014.
[2]李培林.社会管理概述[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2.
[3]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龚维斌.中国社会治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7
一、基层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基层法治是一个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要素,基层法治系统正常运转首先依赖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健全、完替。目前,在基层法治建设这个系统工程中,诸多要素都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些要素自身存在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层法治建设顺利进行①。
（一）立法方面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立法的健全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法的贯彻、执行、遵守、适用、关系到法的实现和实效,直接影响到法治的进程。由于立法观念陈旧,程序、体制不科学,技术落后,以及对立法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基层立法是不健全、不完善的。
1、一些基层关系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造成法律盲区的出现。如目前我国基层集体经济中出现的股份合作制经济形式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有利于促进基层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导致其发展缓慢。
2、一些法律、法规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基层的客观实际情况,造成这些法律、法规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我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可是在基层索要彩礼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一来,一但发生这方面的纠纷,如按法律规定办事,就可能造成农民对法律的不满,甚至对抗法律的执行。如按村规民俗办事,则又会损害国家法律尊严和权威,这就造成这些法律、法规在执行中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3、一些调整基层事务的法律、法规存在很多漏洞和不足,缺乏可操作性。在减轻基层负担的一些法律、法规中规定,解决基层负担的问题由行政机关解决。而实际上,行政机关本身就是负担的制造者和实施者,减少基层负担就是要减少他们的财政收入,除非良心发现,否则很难想象这些机关及其领导能真正依法办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基层利益。
4、基层仍然存在大量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村规民俗。一些村规民俗规定:女子出嫁后,土地承包权将被没收,同村同姓不得结婚等。这些村规民俗的存在严重侵犯了村民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权威,导致广大村民厌法、避法,阻碍了基层法治建设进程。
（二）司法、执法方面
司法、执法是法治的关键,没有严格的司法、执法,法律规定就是一纸空文,法治就不能实现。在基层,司法、执法也存在种种问题。
1、地方党委和政府干预司法、执法现象突出。地方司法机关对地方党、政府和人大客观依附性导致司法权的地方化。特别是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行政化趋势严重,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往往因此挺不起腰杆,造成地方党委政府经常干预司法。在行政执法上,由于过分强调党委绝对领导和行政上的绝对服从,也导致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领导经常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党代法,干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是对法治的践踏。
2、司法执法问题严重。由于司法执法体制不科学、不合理,司法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法制观念淡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以及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等致使司法执法问题严重。司法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突出,,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现象层出不穷,贪赃枉法、拘私枉法、权钱交易屡见不鲜,地方保护主义也比较严重且时有发生。
（三）守法方面
立法的目的是守法,就是要使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施,如果法制定出来却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和执行,那将失去立法的目的,也失去了法的权威和尊严在基层,农民不守法比较普遍②,主要表为:
1、基层群众缺乏法治观念。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以及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宗法伦理以及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基层群众普遍缺乏民主法治观念,没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义务观念极强,权利思想十分淡薄,他们提倡重义轻利、安分守己、谦恭忍让、与民不争,要求个人绝对服从整体、国家,蔑视个人权利和价值。他们特权等级思想极其浓厚,缺乏平等和主体意识,把自我作为法律调整对象和法律客体,忽视自我主体身份,在态度上回避法律.在行为上被动地听由法律支配,不能依法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权利,厌诉意识极其浓厚。他们没有抵抗恶法意识,没有法律至上观念,个人权威往往高于法律,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主要是依村规民俗而不是法律。他们对法律没有信任感、依赖感,人身依附、权力依附明显,祟拜权力,敬权畏官,清官意识以及官本位思想较浓.他们普遍不懂法、不知法或懂法、知法甚少,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法律。
2、基层群众和干部。部分基层干部不守法现象突出。由于基层群众及基层干部自身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加上社会不良思想文化和社会风气的影响等,基层群众与基层领导干部不守法现象比较突出。近几年来,在基层,打架斗殴、盗窃、、虐待老人、家庭暴力以及一些杀人、重伤、抢劫、、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时常发生。一些基层干部非法干预基层群众生产经营自,侵犯农民财产权、人身权、自由权等权利,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群众集体上访,甚至对抗政府和法律。
（四）其他方面
法律监督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内在要求。基层法律资源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基层法律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基层法治建设的成败和基层的发展与稳定。从目前来看,基层法律监督机构不健全、不完善,监督人员比较匮乏,同时加上工作人员严重不足,一人多职,工作压力大,处理问题经常是力不从心等问题已经凸显。除了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以外,绝大多数地区的法律咨询机关、基层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都不能满足基层群众的实际需要。
二、基层法治的对策
以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严重阻碍了基层法治进程,影响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有效对策加以解决。这些对策主要有:
（一）加快发展基层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文化
从根本上来说,基层法治中存在的问题都根源于基层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推进基层法治必须要首先加快基层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文化的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使人们产生法治观念,为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所需要的主体法律意识和文化观念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基层法治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有利于激发广大人们群众的政治热情,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树立民主法制意识和法律至上观念,积极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加强对国家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失控甚至异化和滥用,保障人民的权利及其行使,从而推进现代法治形成。法治需要以特定类型的文化为其文化基础,这种特定的文化就是理性文化。就实行法治的需要来说,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政治市场观念、思想市场观念等理性文化要素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只有当这些文化要求成为根深叶茂的社会意识,法治才能变为现实③。
加快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现代文化就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的体制改革,为基层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加大对基层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快基层经济发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居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监督制度,改进决策机制,加强居委会的自治性,实行居务公开,推进依法治村。加大基层教育投资力度,发展基层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居民思想,提高居民素质,增强居民民主法治意识等。
（二）健全、完善基层法律制度
基层法律制度是基层法治系统中的关键和核心,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基层法治系统正常运转的前提,推进基层法治就必须健全、完善基层法律制度。这就需要立法机关和立法人员必须革新立法观念,改进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技术,确保立法的科学性;要及时对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研究,推进法律和法规的立、改、废,保持法律的连续性、适应性;明确立法权限,加强立法监督,废除一切同宪法和法律相违背的土法规、土政策和村规民俗④。
推进司法、执法改革,确保司法、执法机关及其人员能依法办案,依法办事,做到司法公正,依法行政;建立、健全司法、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做到奖惩分明;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制约,避免干预司法、执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加强对司法、执法人员教育,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素质,提高他们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自觉抵制腐败和违法乱纪行为;加大对基层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维护社会安定,为基层法治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构,增强监督人员素质,规范监督行为,使监督法律化、制度化,提高监督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及时对违法乱纪行为提出批评,进行曝光。建立、健全基层司法执法机关以及法律服务机关,大力培养法律人才,改善司法执法机关办公条件、设备,增加办公经费等。
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8
【摘要题】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
【关键词】政治系统/调适/执政党/社会结构转型
【正文】
一、社会结构转型
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社会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已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借助于这些成果，特别是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时期这一事实判断，来探讨我国的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特别是关于执政党的政治理论问题。
依照我国学者的研究，“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注：中国现代化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本文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概念，如果取其表层含义，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更具体地说，是指社会由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向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是“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对这种变迁过程，社会学研究者或者将其分解为比较具体的结构变化，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及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等的变化来分别加以描述，或者从理论上，按照不同的专题诸如社会冲突、社区发展、社会流动、单位制、城市化、价值观与文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等等，来分析这种变迁过程。前者有助于确认事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政策取向；后者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把握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趋势与特征具有重要理论与实际意义。但社会结构转型，其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这样的结构转型已经突破了表层含义的限制，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也包括其中。无论如何，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既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
本文的研究基于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如下事实的确认：
1.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过程来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和组织，特别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制度与政策。在70年代末以前，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二大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动员的任务。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促进了诸如高考升学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人力资源制度等等的恢复、建立、变革与完善。这些政策与制度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先决性的条件，而它们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又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保证机制。这个过程的启动和发展在微观与宏观上带来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
2.从微观上说，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实质是以个体的普遍意义的社会行动所表现的社会的价值、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它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状态的描述。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以下几大基本要素构成：行动的动机与目的、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人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前两个要素具有主观性，后两个要素具有客观性，但它们不是相互割裂、毫无关联的。一般说，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是模式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假定，t•帕森斯描述了社会系统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模型。就我国而言，给定的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信号灯”，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例证是，在70年代末以后，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基本期盼，也是青年人成长的首要路径选择。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行动的模式被迅速打破。人们的社会行动的选择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提上日程。从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活动具有标志性。无论是城乡经济组织，还是社区组织，无论是中间组织的涌现，还是企业的公司化改造，都是这种创新的重要表现。它们一方面反映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结构转型中的新型整合机制。
3.从宏观上说，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知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3年的研究，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经过20年的发展，原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结构已被十大社会阶层所取代，并预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阶层结构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所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等阶层还会大大扩张（注：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见李春玲等《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载汝信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32页。）。应当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分层比较简单，不同层次之间的等级比较严格和分明，社会成员一般难以跨越自己所在的社会层次。社会阶层秩序以强化这种分明的等级为取向。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复杂化，相对化，社会分层的秩序以合理化为取向，因而具有调整性与可变性。我国社会转型中已形成的阶层结构在形式上已具有工业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4.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必须发生重要变革的压力。我国的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变化，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惯性，从而，一种新的经济社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来自政治社会的强有力的牵制，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并未形成。政治社会成功地动员和领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对社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结构状态及其功能性要求并不适应。在改革开放之前业已形成的国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状态面临着变革的压力（注：参见拙著《政府基础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23页。）。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中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提出并需要着力解决。
上述诸方面是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些基本事实的归纳。确认这些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系统问题的前提性工作。
二、政治系统模型
依据政治系统论的一般原理，社会构成了一定政治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社会环境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影响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方式，也自然要影响政治系统自身的结构、运行及其功能。
在这里，我们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出发，首先对我国政治系统作以下初步描述。
1.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边界。“边界”对于政治系统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的环节，也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边界概念使得政治系统理论具备了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在社会结构中，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般可归于某一阶层，而与某一阶层相联系的组织体就处于边界之中，所有的此类组织体构成政治系统与社会的边界。在通常情况下，阶层并不具有政治属性，而只是人们依据社会群体某种构成特点而进行的归类。客观地说，不同阶层，其获得资源的属性、方式与数量有区别。阶层通常是结构松散的规模庞大的抽象群体。在社会行动的实际意义上，每个阶层中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与阶层成员的职业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具有社会整合及其输入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在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划出了一条“边界”。例如，没有经过该种组织加以整合的任何社会成员的行动，均不具有政治性质，而只能作出“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合理”等法律与道德的评价。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的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等均属于这样的组织体，它们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既是社会的“边界”，也是政治系统的“边界”。
2.关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这个被一般政治系统论所淡化的概念，在我国仍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在结构转型中，其政治系统的形成仍有赖于政治体制，它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框架，是生成各种政治功能的基础。一定的政治体制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政治价值和法理基础；政治权力；权力形成与运行的程序；政治组织与政治角色；将上述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制度。政治系统的变革首先是体制的变革，相伴而行的是整个系统功能的改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能适应转型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从总体说，政治体制能够使政治系统有效消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应具有以下三大基本机能：一是吸纳，即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接收信息、人力以及物质与文化的各种资源；二是沟通与协调，特别是谈判机能，即通过协商的机制使多种冲突的目标得到整合；三是生产，即通过体制的运作而生产出公共物品。
3.关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结构转型社会政治系统生存的基本条件。首先，互动是政治系统运转的体现。这就是说，政治系统运转的动力产生于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之中。政治系统既非“自转”，也不是通过控制社会而使其围着政治系统转。政治系统运转的根据和理由全在于它必须给予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回报，以及必须对来自社会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次，互动是政治系统发挥功能的体现。产出公共物品以提供公共服务是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其社会目标指向是维持社会平衡。这个基本功能的实现依赖社会的支持与要求等资源的输入，也依赖公共物品输出后的反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不是通过政治系统自我界定过程形成的，而是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中生成的。
4.关于社会冲突与社会平衡。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和转型后，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的特征。社会冲突的概念通常被作为社会对抗与斗争的形式来解释（注：包括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马克斯•韦伯、基奥格•齐美尔、拉尔夫•达伦多夫等，均具有该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被看作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但我们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冲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状态，这种状态是阶层化社会的常态：社会阶层多元长期并存，它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利益关系中长期保持着一致中的不一致、平衡中的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化在其发展进程中造就了社会的一致性：大体相同的价值取向，行动理性化，规则的普遍化，国家权力的非垄断性（注：亦可称之为国家权力的共享性，即国家权力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不再为某一阶层所独占。）等等。但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掌握与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各阶层之间所获得的利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构成了不一致的结构。当政治系统能够为社会提供充足的有序参与的渠道，并能够迅速反映来自社会的要求时，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呈现平衡状态，这同时也就是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但任何政治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都难以满足社会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总体上的平衡状态下，会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即不平衡关系。社会冲突通常就是这种不一致与不平衡的关系。
导致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从政治方面说，主要是政策根源与政治体制根源。政策作为分配资源的有强制力保障的规则，其中大部分具有阶层的面向，例如税收、产业、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不同阶层而言，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不同阶层从政策执行中形成的“损益”也会存在差别。政治体制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政治系统存在的形态，也是生成政治系统功能的保证。政治体制在四大环节上直接影响政治系统与社会的关系：一是输入的环节，二是决策过程，三是输出环节，四是反馈环节。这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政治系统的能力。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政治体制将出现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改革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引发社会冲突的过程，因为它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资源的争夺。但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或者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则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能会更大，并且冲突的性质可能会具有异质性。
无论如何，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基本问题。从现象上看，社会冲突经常是个别地、分散地、微观地出现，但所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某些共同性问题，这些问题是与社会不同阶层相联系的。这样的社会冲突，我们将其视为集团性冲突。从理论上说，集团性冲突是以社会阶层分化和以阶层利益为单元而发生的冲突，在现代社会，这种冲突一般是经过初级整合后表现出来的，即经过阶层的组织体的梳理，因而具有“意见”性、集中性和明确性等特点。这时，社会冲突首先表现为“意见”冲突，而不是社会的对抗行动。应该说，我国目前阶层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阶层成员表达利益的要求尚不能完全按照组织化渠道来实现，由此带来了政治系统与社会互动的无序性。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功能尚未进行有效的调适，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也缺乏“边界”的缓冲环节，由此造成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的隔离，甚至造成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疏远。在上述情况下，政治系统的运行将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如何将社会冲突维持在低度范围之内，即整个社会处于总体平衡状态，这是政治系统调适的基本问题指向。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政治系统作出模型化的抽象（见下图），以便于进一步研究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
附图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边界”的存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具有多种功能：缓解社会冲突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将在冲突中形成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进行整合输入政治系统；调节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强度；接受政治系统的政策咨询并及时反馈等等。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政治系统的条件，而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资源分配的格局，其理想状态是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这种平衡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关系。当新的因素产生或原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如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系统与政治生活的变化、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会在社会中发生影响作用，有可能形成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新的互动，从而社会与政治系统将为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形成，即新的社会平衡状态而展开博弈。
三、执政党与政治系统调适
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因而处于政治系统的核心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治系统调适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方式问题。所谓政治系统调适，即通过创新执政理念，创新政治系统内的组织，完善政治体制，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相适应，从而促进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并得到确认。
在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组织、行政组织、政党组织和政治协商组织。主要的政治权力关系有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行政、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以及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政治系统功能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反过来说，若实现政治系统有效达成社会平衡的功能目标，必须具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结构，即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具有合理性。由于政治系统的维持与运转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因而从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出发来探讨这种合理性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将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谈起。我们将“三个代表”思想视为来自社会对党的要求，或者说，这三大基本要求是对来自社会的对党的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说，这一概括与总结反映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系统的根本要求和期盼。“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的根本意义的认识。长期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停留在“打江山坐江山”、为稳固执政地位而执政的水平上。“三个代表”的思想将执政理念提升到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高水平上。第二，为执政党功能作出明确定位。在“三个代表”命题中，关键是“代表”这个概念。本文认为，代表的含义不是等同、代替或取代之意，而是整合、凝聚的意思。通过整合与凝聚的过程，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与体现。在政治体制内，这就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的定位。党的全部活动及党的自身建设都出自于这样的功能定位。第三，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功能的实现结果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以往阐述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说、思想基础说和群众基础说都具有应然的静态的特点，而从结果的意义上论述党的性质，则具有实然性、动态性。
现在，我们将上述理解与政治系统调适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找到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路径，也能够发现政治系统调适的具体问题。
1.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们需要有自主活动的空间和表达利益要求的通道。顺应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向，国家以法治的理念引导这些组织体的建立与运作，并由此确立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和互动的机制。如果说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通过职业组织得到初级整合的话，则界于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这些组织体将对社会进行初级整合。经过整合的过程，输入政治系统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已具有“资源”的性质。当然，这些组织体绝不仅仅具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功能，它们还具有重要的公共管理功能。
2.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人民政协一直作为党的统战组织而存在。将其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组织创新，使人民政协变成国家机关。但不是组织议院，而是组建国家咨询机关。在结构转型社会中，为适应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为进一步提升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强化政治系统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一方面要在人民政协组织中扩大政治团体的数量，使各社会阶层的组织体都有参与的机会和途径，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人民政协在政治系统中的定位。与社会结构转型相适应，必须加强人民政协的国家决策咨询和参与决策的功能，因此，人民政协应从党的统战组织的性质向国家咨询机关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建立在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并与上述的“边界”相衔接。
3.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国家组织的实体。党与国家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在政治系统内，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国家决策权，这一权力同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其他权力一样，来自于人民依照法定程序和民主过程的授权，由此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只对人民负责，而不对任何党派与政治团体负责。执政党按照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求，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执政方略，依法对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行使提供政治、思想与组织上的领导。政党与国家是政治系统内两种不同的组织。执政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也是不同的。在习惯上，人们总是试图从权力大小的问题上思考国家权力与执政党权力的关系，但实际上这是两种功能不同的权力，不能以大小强弱论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组织，并不能自发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执政党法定的执政权力集中体现为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
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9
关键词：基层政治信任；表现形态；解决途径
一、政治信任的内涵及问题提出
信任问题一直都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信任，社会自身将会变成一盘散沙”①。作为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信任一般是指公民对政府与相应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认可，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学术界对政治信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种解释上。其中，“制度论”认为政治信任来源于政治领域，是公民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的一种理性评估，而“文化论”则认为政治信任形成于政治领域之外，植根于文化规范并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形成，具有本土文化遗传的特点。作为政治信任的一个分支，基层政治信任是指在基层范围内公民对政府与相应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认可，这里的基层包括乡镇、村、社区、街道办事处等相关机构和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社和单位体制的解体，税费改革的实施，传统的权威价值观日益减弱，群众的价值观及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种压力之下，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与公众的需求，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作为国家权威象征的政府机关面临着公信力和政治权威不断流失的危险。
一般来看，当前民众对于中央政府仍然有很高的满意度，然而越往下，满意度越低（o’Brien，1996②；tianjianShi，2001③）。如李连江在调查中就发现63.1%的受访者认为上面是好的，下面是坏的，呈现一种“差序政府信任”模式。53.67%的受访者对党中央表示信任，只有6.75%的受访者对所在地方（基层）党组织信任。④农民对中央到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是逐渐递减的。⑤此外还有于建嵘（2005）、胡荣（2007）等的研究中都有类似的发现。这些都说明了当前基层政治信任危机已经很突出，需要尽快解决，否则会影响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和生活满意度，甚至会影响国家、社会的稳定。
二、基层政治信任危机：内容与形式
基层政治信任危机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产生的影响也多种多样，所以在具体的内容和呈现的形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对业已发生的基层政治信任危机事件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当前危机表现形态主要有如下几种：
1.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与紧张化
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可是党群、干群之间很多时候还是很难达成一致，干部与群众之间相互不理解、不信任。加上利益机制分配的不健全，贫富差距的扩大，官员的不作为与腐败行为，以及在基层民主推动过程中出现的形式化等问题，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一些群众甚至看到党员干部就心生反感。
调查发现高达57.0%的受访者认为与村干部的关系平淡，同时有5.9%的人认为干群关系紧张。⑥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对乡镇与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与合并，然而在精简人员的同时也扩大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距离，双方的交流与沟通更少，甚至有些流于形式化，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治信任的流失。
2.社会冲突日益显现化和多样化
当前社会冲突显现化和多样化主要以频发的“”为典型。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发生频率在我国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的数量已增加6万余起。又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2009年）的统计，我国的发生数量在2005年虽然有所下降，但在2006年又开始上升，这一年全国发生各类6万余起，到了2007年甚至有8万余起。是社会冲突激化的直接后果和外在表现，但内里可能是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的一种释放。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乡村解决矛盾一般为双方协商，“大化小，小化了”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增强，基层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一种柔性、协商的矛盾处理环境和方法，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信任，认为只有将矛盾公开化、激烈化才能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才能维护自身权益，所以时有发生。“找企业不如找政府，找政府不如堵公路”⑦，不恰当的维权，可能会激化出新的矛盾，甚至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冲突形式上，政治信任和认同的困境从政治心理向现实冲突方向上转变，由“物质利益冲突”向“无直接利益冲突”转变。⑧物质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国企改革、城市拆迁与安置、劳资纠纷等物质利益相关的事件，这一般与政治认同没有多大关系。“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参与主体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是基于共同的“不公平感”导致的不满情绪。这表明此类冲突不是普通的社会心理冲突，而是政治认同困境方面导致的社会冲突。
3.矛盾解决方式的上访式和单一化
在与政府产生矛盾时，群众选择的矛盾解决方式单一化，并以上访式作为主要手段，这也反映了基层政府政治权威的流失。除性别、年龄、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性影响外，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也有很大影响。农民上访的级别每上升一个层次，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随着上访层次的提高，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也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⑨
老百姓遇到困难选择上访，而不是通过同级政府或司法途径解决，反映了他们对基层政府组织及官员的不信任，认为其不会或无法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认为只有选择更高一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同时个体的上访行为也具有示范效应，一旦上访失败，不仅上访者个体不再信任政府，而且关注其上访的个体与群体也会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4.民众政治参与不足与冷漠化
（1）表现在对基层民主选举的态度上。据调查，23.3%的农民认为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不重要，有30.0%的农民认为没必要，两项相加，对基层民主选举持悲观态度的竟超过一半。在实际的参选中每次都参加的比例仅为10.9%，参加过几次的为32.8%，而没参加过的有45.3%。⑩城市中，一份上海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分析表明，仅有15.7%的被访者表示很想参与。11张亮（2001）指出，由于居民参与不足，只有25%的居民表现出一定的社区参与意愿12。
（2）受制度、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基层民众觉得自己是否参与基层自治意义不大，从而不愿参加，听由基层干部操作。这种政治冷漠导致基层选举形式化，干群相互不了解甚至误解，再加上一些政策失误等，使得有些群众对基层政府丧失信心，而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群众的政治冷漠。基层政权合法性流失呈现出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合法性危机的对象加速上述三种趋势。13
三、基层政治信任危机解决：制度、文化与能力建设
政治信任危机会造成政策落实不畅，干群关系紧张，社会整合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必须着眼于全局=，从制度、文化、和能力建设三个方面有重点、有步骤地采取措施。
1.制度建设
（1）维护基层政治信任。首要的是建立一系列合理可行的制度，使权责明确、切实可行。第一，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一方面，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尤其要鼓励、支持、引导基层非公有制经济（如小微企业及个体户）的发展，激发基层经济潜能，提高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改革相应的金融体制；建立反映市场需求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和公平，再次分配更要注重公平；逐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打击非法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对农民和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
（2）健全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工作14。完善基层民主对于提升基层发展活力，推动干群互信，缓解基层矛盾有着莫大的好处。这需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带头作用，保持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以《居委会组织法》和《村委会组织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形成一套细致可行制度化的运行模式；进一步理顺各种关系，如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关系，“两委”之间关系等；同时基层运行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重，并落实到日常事务中。
（3）完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减轻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对于孤寡老人、伤残患病等人士要给予最大范围的帮助；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强调对社保资金运作的监督；建设灵活、持久的多种保障制度，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收入、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健全终身教育机制、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等机制，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2.文化建设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5政治信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心理认同感，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提高政治信任不仅需要制度建设，更需要文化建设。
（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和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必须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否则就容易产生思想上的混乱，既不利于社会的整合，也不利于公众政治认同度的提高。当前要紧紧抓住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主心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根据社会存在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灵活全面地进行意识形态的构建。
（2）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提高政治信任的作用。利用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身份认同的同时，积极倡导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和“贵和精神”，引导社会互信，夯实中国政治认同的基础。当然，更要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当前，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距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素质要求依然较远。因此需要通过有效宣传和系统教育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短、长期培训机构、讲座、专家交流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对基层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3.能力建设
（1）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不高、能力不强，不能很好地解决相关问题，甚至使问题进一步复杂、扩大化，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若想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必须大力提升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能力。
（2）需要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真正做到心系人民，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合理界定政府职责，解决政府工作当中的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强化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的服务水平，干部要深入基层群众，了解村情民意，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通过培训班教育，实践教育等多种方式全面系统地提高公务员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创新公共服务机制，培育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模式。
（3）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健全监督机制。深入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6简化行政机构，明确行政职责，推行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健全民主参与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基层“四大民主”的相关制度，保证群众真正享有广泛政治权力和自由。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与政府协调共管，各地建立政务公开领导小组，职责明确，密切配合；加大政务信息共享力度，通过“网上政府”建设、首长接待日、专家咨询、公示制度、听证会制度等搭建公共服务沟通平台，扩大公民参与度，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完善监督机制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决腐败问题的作用。通过行政问责制等来培养政府官员良好的政治人格，严厉惩处腐败官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力图从源头上预治腐败。
总之，在当前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影响基层政治信任的因素是多元的，人民群众政治信任的变化也非直线型的，必须从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行政能力建设三方同时着手，以制度建设构建基层政治信任的硬实力，做到问题解决的法制化和程序化；以文化建设构建基层政治信任的软实力，强化基层政权权威认可的社会基础；以行政能力建设构建基层政治信任的保障体系，增强群众集体意识和社会认同感。只有把三者融为一个整体，清晰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政治信任危机才能够事半功倍，全面有效地解决中国当前面对的基层政治信任危机问题，实现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信任强化。
引文注释
①（德）席美尔（GeorgSimmel）.货币哲学[m].朱桂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②o’Brien，Kevin.1996.“RightfulResistance”worldpolitics（1）：31-55.
③Li，Lianjiang.2004.“politicaltrustinRuralChina.”modernChina（2）：228-258.
④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新形势下党群关系存在的新问题及原因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1）.
⑤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J].管理世界，2010（9）.
⑥赵旭东.权力离散与权威虚礼：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J].社会科学，2010（6）.
⑦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新时期党群关系调研报告（四篇）[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5（1）.
⑧谢海军.中国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多元路径及其分类治理[J].2011（7）.
⑨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07（3）.
⑩赵晋泰.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冷漠现象分析[J].理论探索，2007（1）.
11马卫红、黄沁蕾、桂勇.上海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2000（6）.
12张亮.上海社区建设面临困境.居民参与不足[J].2001（1）.
13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
1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02：33.
15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篇10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实现深化改革的内在驱动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构建起大统战格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又是建立大统战格局的关键所在。
1.构建起大统战格局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亟需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较好地完成这一目标，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中了全国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智慧提出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它同样需要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全国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智慧。
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统一战线途径，即建立起统一战线的大格局：一是构建起包括全国人民的各个层面群众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各个层面人士在内的大团结大联合，即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之间的团结和凝聚；二是建立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三是这两个层面的大团结大联合；四是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此，统一战线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时代任务。否则，统一战线将不能充分发挥出其必须发挥的应有的历史性作用。我们必须朝着这一目标去努力、去奋斗，在动态的调整中协调统战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凝聚更为坚实的力量去实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统一战线的实质是‘党与非党’的联盟。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统一战线中的其他阶级、阶层、政党、人民团体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在一定共同目标下而结成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他们之间自发地相互结成的联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同样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建立起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关系更紧密的统一战线。
2.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构建大统战格局的核心内容、重要渠道和切实途径
统一战线是以民主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一个有机体，民主是联系统一战线内部的纽带、经络和血液。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上讲，统一战线是社会生产力的外在表现，是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真理性的内涵之一就是指明了人类社会是生产力的产物。不同发展程度和水平的生产力之间的合作是以相互间的认知与作用为基础和前提的，而它们相互间的认知与作用的实现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各自的表现与相互的作用。其过程就是民主内涵的发挥与作用。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民主内涵的社会性表现。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了各种社会合作，而只有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合作才能称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验证了民主是政治层面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表现方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完善，是在中国的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在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合作中，凝练和形成的政治活动的结晶与硕果，是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的创造性成果。它不仅是统战工作的成就，也是全社会各项事业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仅集中了当今世界的文明成果“民主”的优势，而且集中了中华文化传统智慧“协商”的优势。“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是集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几十年发展完善的优势。它“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
切实完善和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仅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层面中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团结，实现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还能够指导、推进和提升国内各个阶级、阶层、政党、人民团体内部各个层面成员的凝聚、团结与合作，指导、推进和提升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各个层面人士的凝聚、团结与合作。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仅能够更好地指导和推进统一战线工作，也能够指导和推进全社会各项工作的开展与深化；不仅可以进一步规范、推进和提升政治活动，对于各种其他社会活动，也必将展现出睿智的功能、超然的价值和独特的作用。
我们不仅要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成为服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生力量，还应使它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经络与元气。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人民政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途径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4。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4。与其他组织相比，人民政协更是拥有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诸多优势和便利条件。然而，仅凭这些优势，人民政协还不一定能够较好乃至完全而彻底地完成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任务，还必须在此基础上涌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在不断拓展与深化中健全自身职能、丰富工作方式。为此，提出“一个发展趋势、两个操作平台”的途径建议：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人民政协应不断实现自身的深化与拓展，即人民政协在其内部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以及其所涉及到的社会组织，进行全方位多层面地落实协商民主制度；两个操作平台就是在职能上增加协商民主，在工作方式上增加协商方式。一个发展趋势是对两个操作平台的总概括，两个操作平台是对一个发展趋势的具体头施。
增强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职能是对人民政协职能的切实拓展。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高度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也只有真正实现协商民主，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能调动政协委员的积极性，使政协工作更为活跃，使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创新人民政协的协商工作方式是对人民政协工作方式的创新与深化。从创新上说，要在政协系统的各个层级和界别中，都将协商工作作为工作中的一种方式。从深化上讲，就是政协工作要在上中下层级的基础上，向基层进行延伸与拓展，融入到基层群众自治之中去。因为“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H政协工作也“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H通过协商工作方式，要让基层群众在自治工作中都汲取协商民主思维与理念、方式与方法的精华，从中加深对党治国理政的思维理念和方式方法的理解。协商工作法与基层群众自治相结合的实现途径可选择两个切入点。一是发挥政协委员的带头和辐射作用，二是延伸政协组织体系，建立乡镇、办事处级的政协组织和行政村、社区的政协小组。
三、人民政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举措
“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人民政协实现自身工作的拓展与深化，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都要立足于政协委员在协商民主素养的提高上面。只有提高政协委员协商民主的素养，使他们将贯彻与落实、坚持与运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能力和水平。
政协委员提高自身协商民主素养，也可以借鉴“家国同构”模式进行培养。培育协商民主素养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育协商民主思维理念、思想意识。在社会上宣扬和弘扬先进性认知，在进一步强化与深化、巩固与发展群众路线中，提高和升华社会认知与实践。
“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政协责无旁贷，政协委员人人有责。正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切实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人民政协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会更加坚定、巩固和强大，人民政协履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就必将实现，欣欣向荣，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东方大国气象就能更好更早地呈现在世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