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经济学篇1
关键词：网络资源；教学平台；构建思路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85-02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资源以其灵活性、交互性给《公共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带来新的方式和动力。但目前网络资源良荞不齐、内容不丰富、组织不科学等弊端，也严重阻碍了师生对于课程知识的探求，急需构建良好的《公共经济学》网络资源教学平台。
一、《公共经济学》网络资源教学平台构建的理论基础
1.发现学习理论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学生获得知识的内部认知过程和教师如何组织课堂以促进学生“发现”知识的问题上，注重内部学习动机在学习中的作用，认为所有学生几乎都具有学习新知识的内在愿望，如好奇、成就感等。因此，在《公共经济学》网络资源教学平台的构建过程中，注意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同时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训练；内容上重视学科信息的提取，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能够举一反三。
2.对话理论
最早提出对话概念的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引导对话从哲学理论向教育和教育观转变的，首推当代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对话理论揭示了一个观点多元、价值多元、体验多元的真实而又丰富的世界，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理论自身的范围。在对话理论指导下，《公共经济学》网络资源教学平台的设计应注重交互性，同时具备用文字和语言交互的能力；倡导一种超越主题的关系思维方式，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内容都不再是独立、封闭的个体，彼此在开放宽松的情境中对话、沟通和交流；强调师生与生生的平等交流与知识共建，挑战原有的关于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知识本质以及学习本质等方面的思维成见、定见与主观认定。
3.后现代课程理论
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产生是以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的。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公共经济学》的网络资源教学平台的建设要随时考虑到流动、变化、干扰等因素的存在和影响：目的是主动适应不断变革的需要，倡导“创造性”，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内容不应是绝对客观和稳定的知识体系，实施过程不应注重灌输和阐释；所有参与者都是网络资源教学平台的开发和创造者，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的发展过程。
4.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而不是像传统教学那样，只是把知识从教师头脑中传送到学生的笔记本上。该理论认为学习并非仅仅是从不知到知的过程，而主要是学习者在原有的认知结构和经验的基础之上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由于建构主义所要求的学习环境得到了当代最新信息技术成果的强有力支持，这就使建构主义理论日益与广大教师的教学实践普遍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国内外学校深化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因而，在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倡导下，《公共经济学》网络资源教学平台应当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充当的是设计者、组织者、促进者和评价者的角色，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5.知识管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彼得・德鲁克对知识管理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公共经济学》课程网络资源教学平台应用知识管理的关键，就是要开发和利用各种形式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很多都为隐性知识，通过教育者和学习者、学习者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提供了具体的情境，从而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和学习效率的提高。其战略性目标主要围绕着如何发展核心能力，这就要求教学平台不仅要关注网络资源的经济合理利用，更要关注网络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公共经济学》网络资源教学平台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1.数量不足
网络资源教学平台是师生利用资源、组织资源进行学习的平台，包括网络资源库、网络教学平台和网络管理平台。其中最重要的是网络资源库的建设，分为教学文件、教学辅导和多媒体课件等。教学文件包括教师介绍、课程描述、教学大纲、实施细则等参考文件；教学辅导含学习指导、作业练习、历年试卷、答疑解惑及案例库等辅导资料；多媒体课件主要是基于学习者自主学习的ip课件和教学录像。目前《公共经济学》的网络资源库数量明显不足，而且形式过于单一。在面向学生的调查问卷中，52%的学生有此同感。致使现在《公共经济学》的教学仍以教师讲授为主，以学生被动学习为辅，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积极性始终调动不起来。
2.质量不高
教学资源是整合课程知识体系与媒体技术的系统化资源，不仅从教师的教学供给角度去开发建设，还要从学生的学习需求角度设计教学资源。学习者所需的是来自真实情境、技能训练、典型案例与问题处理等方面的网络资源信息平台。从现有《公共经济学》网络资源教学平台的质量来看，仅是教材内容的堆积，内容不够丰富，特色不够明显，资料过于陈旧。教学资源不能适应学生课堂互动学习和课外扩展学习的需要。从学生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看，67%的学生认为网络资源教学平台对学习的帮助意义不大，难以达到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由此导致了当遇到学习困难时，学生没有养成登录教学平台寻找答案的学习习惯。
公共资源经济学篇2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牡丹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综合起来讲，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其特性。首先，从宏观结构上看，牡丹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终极发展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具体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等方面有其特殊性。牡丹江市近期的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强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次，从指导思想上看，牡丹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共同性，其指导思想都是马列主义理论，都是科学发展观，发展都是第一要务，核心都是以人为本。再次，从发展的依靠主体上看，牡丹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本质属性上有一致性，即：依靠人民发展，发展为了人民；但从范围上看，二者又有显著区别。
二、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的必然性
公共图书馆馆藏丰富的资源，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信息资源服务，才能更好地发挥使
用效益。这一方面是知识经济时展的必然趋势，在信息网络时代，闭关自守，关起门来自我发展终究没有出路，公共图书馆在搞好自身本职工作的同时，应该走出馆门，定向市场，为本地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是公共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公共图书馆在为地方经济提供知识，科技创新服务的同时，可以在服务的过程中引进资金、技术等外部资源，使自身在服务中得到提高、完善和发展。它们二者相辅相成，公共图书馆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信息资源，支持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因此，公共图书馆要转变服务理念，拓展服务领域，与当地其他图书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满足读者对文献资源的需求，为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服务形象。
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义
（一）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促进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指针，公共图书馆要利用书籍、报刊、电子文献、网络文献等多种文献形式，为促进地方经济杜会和谐发展服务，为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政法系统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提供服务。
（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存储珍贵的史料和资料
新中国建立60年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取得所经历的艰难历程，都有具体的文献记录，公共图书馆要发挥信息收藏和整理的功能，最大限度地收集、整理、存储“见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等资料，存史资政，造福子孙。尤其是反映新中国建立60年来，牡丹江区域内各行各业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文献资料，记载着当地行政区域的政治、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气象、物产、工农业生产、风土人情等的实情，反映了牡丹江社会进步和事业兴衰成败的轨迹。发掘完善这些文献资料是牡丹江图书馆文献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是能为牡丹江市各级领导和工商企业部门的决策、规划提供背景资料和历史借鉴；二是能为专业人员了解当地有关情况、从事专业研究提供资料；三是能为修志、编写年鉴等工作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参考文献。因此，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这些文献，既是为牡丹江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提供文献保障，又是公共图书馆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三）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支持
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都离不开文献信息资源，高质量的文献信息往往是各种决策出台的参考和理论依据。公共图书馆应围绕牡丹江市经济工作重心，收集牡丹江发展的重要文献资源，如反映牡丹江市经济特征、发展趋势、重点投资项目，地域地质资料、矿产资源资料、气象资料、土壤资料等，并加以科学地整理和编制牡丹江经济发展要素资料，牡丹江资源综合利用资料。这些文献的整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涉及很多个领域和行业，公共图书馆可通过牡丹江市的共享工程，联合相关部门，在广泛收集整理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做好这一工作。利用这些文献开展对服务更能贴近经济发展的脉搏，可以为政府部门进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四）图书馆是繁荣地方文化，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力量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文化资源汇集的宝库，要千方百计地收集、保存牡丹江市的文化典籍、历史档案、书法绘画、戏剧电影、文艺作品、雕塑艺术、民居民俗、神话传说等重要文化遗产，并想方设法把这一资源用好用活，这对促进牡丹江经济发展，提高牡丹江市民的综合素质，促进牡丹江文化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策略
（一）建设地方经济特色专业数据库，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实现牡丹江经济快速发展关键是制定科学的、合理的、有牡丹江特色的经济发展规划。规划制定只有在掌握了牡丹江经济发展过程、产业和资源配置状况以及牡丹江水文气象、地理交通、物产资源等方面的淮确资料，才能对现实状况作出合理的分析，也才能实事求是地
对牡丹江的经济发展进行预测和规划。要方便快捷准确地获取资料，除了有丰富的文献资源还不行，还要有完善的专业信息数据库才能帮助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牡丹江公共图书馆应与其他信息机构合作，根据牡丹江工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做好调查地方文献数据库产品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市场前景和用户需求的前瞻性分析后，广泛征集有关牡丹江社会经济、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文化源流、民族民俗、风土人情、矿产资源、土特产品等的文献资料。对公开、末公开发表或会议交流的涉及牡丹江的研究成果、调查报告以及学术论文等；三是牡丹江市及辖区内的各类史料、志书、年鉴及各种统计资料等；四是网上有关牡丹江经济发展方面的信息。并将收集起来的文献信息进行有序地加工整理，建立有牡丹江特色的专题数据库，与牡丹江市政府公众信息网站链接，提供给各类用户使用。
（二）开展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地方文献资料室建立起来之后，公共图书馆要树立开放合作意识，将地方文献向社会开放，吸引专家学者到图书馆来查阅资料，免费为他们提供服务。例如，牡丹江经济文献资源是整个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重中之重。公共图书馆在加强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要根据牡丹江经济发展特点和当前发展的战略目标，有针对性地收集适用技术信息，要做好专利技术的整理和实时信息技术快速查阅。同时，还可以通过外文网站，跟踪国外相关的技术发展动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有关部门和行业通报，使经济文献信息资源在实施牡丹江“现代工业强市”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发挥出潜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三）整合区域馆藏文献资源，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跟其地方馆相比较，牡丹江市各级各类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源显得比较丰富，但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这些文献资源比较分散，缺乏有效的整合与利用。因此，有的文献在县级的图书馆分散收藏，有的文献则分布在不同的机构，没有相关机构进行整合收藏，利用率十分低下。公共图书馆可发挥区域引领作用，将市、县（区）各图书馆的相关文献整合起来使用，编出统一的目录，标明编著者、出版地点、出版时间、馆藏情况等要发挥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项目中的作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服务。
（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主要是各信息机构对各种载体信息及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分工协调、合理布局及无界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开拓了新的视野，提供了先进条件，建立了新的目标，联机书目查询、传递互借请求、传递原始文献，构成了新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实现形式。信息资源体系的建设是共享的基础。实现信息资源的分散化、信息资源建设的高度和谐及平衡，是现代信息资源建设的基本方法。由协调中心划定职权范围，分层次协调各级资源共建共享事宜，制定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规划。在合作建设中，必须考虑信息资源配置的协调问题。通过协调配置信息资源，建立一体化信息资源体系和网
络信息资源体系，根据各自的专长共建分布合理、保障有效、各具特色的信息资源体系。建立信息资源的查询、传递网络，办理信息查询、外借请求、身份验证、外借登记、原文传递、经费结算等一系列手续，扩大信息利用率，拓宽信息资源共享范围和提高资源共享的效率，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文花，赵葆英.高校图书馆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思考[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1（02）.
公共资源经济学篇3
我国财政学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依据，今后仍然是财政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多数学者同意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的观点，它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大家都知道，分配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同生产、交换、消费之间既有区别又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不能孤立地研究分配问题；同时，财政不能涵盖全部分配问题，而财政同其他分配问题也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也不能孤立地研究财政分配问题。有人广义地理解分配，主张以社会总产品为对象研究财政问题，而有人则狭义地理解分配，主张以国家的集中分配或以剩余产品价值为对象研究财政问题。然而，两种主张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都不否认或不忽视财政同其他相关经济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是共同的。因而两种不同主张虽在设计财政理论体系时有所不同，但对许多实际问题分析的结论，往往是殊途同归，趋于一致。
应当指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对社会再生产的高度抽象，对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经济体制都是适用的。因此当前面临新的经济体制研究财政问题时，不能否定或者说仍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一根本的方法论，同时，也不能否定或者说也要继承依据这一方法论所得出的仍然适用于当前现实的研究成果，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学界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理论方面，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足以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然而，继承与发展又是相辅相成的。否定过去的一切，不问中国的实际，简单照搬西方财政学，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也绝不是中国财政学的出路。基本的指导思想应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通过百家争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
2.在新的体制下对“分配”概念要有新的认识
当前，研究财政问题面临的是经济体制的转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这是更新财政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因而要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来从新认识“分配”的概念。
马克思在界定分配时，首先是将分配作为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这里的分配是指社会产品的分配，“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如果从分配与生产的联系上看，分配包括内在于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由此可见，对“分配”概念可以狭义理解，也可以广义理解，而广义理解则有资源配置的含义。在英文中配置（disposition）和分配（distribution）是两个词，但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可以通用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计划决定一切，区分配置与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配置方式的转变，那么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问题时则要求将两个概念相对加以区分，确立“资源配置”的概念，它专指资源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分配，而分配则专指生产成果的分配，即个人收入的分配。
3.不同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不同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实行直接的物资调拨，由政府规定计划价格，当时财政虽然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基本上是按计划办事，也就是钱跟着物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政府与市场并行或交叉配置一部分资源，同时对市场运行进行宏观调控。这时政府不再实行指令性计划，价格基本放开，钱跟着物走转为物跟着钱走，资金和收入的分配对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发挥导向作用。
随着资源配置机制的转变，分配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下，GDp分配的起始阶段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要素分配或功能分配，而后才是在要素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我国明确实行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要素分配要求要素收入与要素投入相对称，因而各阶层居民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部分，政府依法保护法人和个人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政府则主要通过财政既参与初次分配，也参与再分配。
4.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是计划决定一切，忽视甚至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基础性作用。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确定政府的职责范围，是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段话说明市场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就是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而需要“国家干预”，没有国家干预就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我国这样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干预就更为重要。但是，国家干预并非总是有效的，国家干预也存在失效问题，政府职能越位或政府职能缺位，都是国家干预失效的表现。因此，科学地确定政府的职能以及各级政府的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到位的重要一环，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决定因素。
5.财政概念的一般表述
我国财政学界有不同的界说和不同的观点，自然对财政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表述，即使观点相同的作者对财政概念的理解和表述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比如，许多人表示赞同“国家分配论”，但对这种界说的基本论点和财政概念的理解也是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不过，有两点似乎可以取得较多数人的认同：一是如果不追溯财政的起源，现代财政是一种国家（确切地说是政府）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二是如果广义地理解“分配”，则包括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两重含义。如果同意这两种观点，那么就可以认为财政是国家（或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但这个概念没有说明财政的目标或目的，我个人一向认为财政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那么定义就可以扩展为财政是国家（或政府）通过配置资源和分配收入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
6.社会公共需要
由我主编的于1991年出版的《财政学》首次提出“社会公共需要”的论点，关于社会公共需要的内容以及提出这个论点的依据和用意，在这里再作简要的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所以满足社会需要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应是财政学的核心命题。市场也好，政府也好，财政也好，它们的运行机制是不同的，但它们的目标却是共同的，即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过去我们认为财政是分配问题，为什么而分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现在我们广义的理解分配，包括资源配置的含义，为什么而配置资源？也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因此，我认为把满足社会需要作为财政的最终目标和核心命题，是合乎逻辑的，是科学的。但是，财政是政府的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它不是满足所有的社会需要。人类社会的需要尽管是五花八门，而从最终需要来看无非是两类需要，一是私人个别需要，二是社会公共需要，或简称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满足私人需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满足公共需要。
提出公共需要的理论依据是什么？首先是来自大家所熟悉的马克思关于个人消费与一般的社会需要的区分，他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职能”。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消费和一般的社会需要改用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来表达更为确切一些。另外，大家对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一词十分熟悉，其实在西方财政学中也使用公共需要（publicwants）一词，而且并不是把二者看成是对立的。比如，美国著名财政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就曾谈到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这种区分，他说：“一个概念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传统区分相适应，在这一概念下，公共部门的规模是以政府所有并管理的企业所生产的Gnp的份额来度量的。这个概念不是我们的研究所注意的中心，而且我们所关心的是它跟财政职能有关的方面。另一个概念则以资源利用的决定为转移并以私人需要与公共需要之间的区分为基础。这种区分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这是财政职能的核心。公共需要是那些必须由预算来提供并且使用者可以直接免费得到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部门的规模取决于产出中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份额。”（注：马斯格雷夫：《比较财政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7.关于公共物品理论
中国的经济学者甚至实际工作者已经十分熟悉公共物品一词并且经常引用，为何不采取拿来主义，又何必标新立异提出一个公共需要一词呢？应当承认，公共物品一词在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是一个成熟的用词，而且已经形成系统的公共物品理论，如关于公共物品的定义、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区分标准、公共物品均衡模型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等。我认为这些理论对发展和更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学和财政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对于如何借鉴，则存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商榷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公共物品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当中的地位。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篇章体系安排看，公共物品理论是属于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个部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即帕累托效率，但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不可能实现帕累托的最优状态，“这种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事例之一发生在存在外在性的时候”（注：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为解释外部效果的概念，我们考虑公共物品这一极端例子。”（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中译本第570页。）由此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物品一词是在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在说明“外部性”时应用的一个概念。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给出“公共物品”以完整的定义，随后在西方财政学中被广泛接受和应用。自从公共物品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引入财政学之后，支出理论则逐步占据财政学的核心地位，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名曰“公共财政”的财政学的内容，而且形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财政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物品理论并非财政学整体的基础理论，而应视为财政支出的基础理论。上海财经大学蒋洪等编著的《财政学教程》一书就是将公共物品理论作为财政支出的基础理论，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准确的。
8.关于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
大家都知道，西方财政学名曰“publicFinance”，我国一般直译为公共财政，这种译法含有把公共财政作为财政体系或财政学体系的一种类型的意思。可是后来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又出现一门公共经济学或称公共部门经济学。那么公共经济学是否就是财政学？一般理解公共经济学就是名曰“公共财政”的财政学，“公共财政理论即公共部门经济学。”（注：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第24页。）我认为简单地把二者划成等号起码是不准确的。如果把公共经济学看成财政学（下面将对这种提法提出疑问），那么也是名曰“公共财政”的财政学的深化和发展，实际上从公共财政到公共经济学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在内容上也发生了带有历史性的变化。当年恩格斯曾说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建立了财政学。大家都十分熟悉斯密的经济思想，主张靠那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市场经济，政府少加干预。当时财政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税收理论和公债理论，对财政支出特别是对公共工程只有略加说明，所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财政学命名为公共财政是名符其实的。随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经历了30年代大危机以及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和“凯恩斯革命”，政府的经济活动领域不断扩展，“公共财政”越来越不能充分解释当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就是公共财政转向公共经济学的时代背景。至于在理论方面，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福利经济学和随后的凯恩斯主义，已经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但是，直到50年代末在马斯格雷夫所著《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才首次引人公共经济学概念，之后冠以公共经济学的著作陆续出版。当然，不仅是名称的改变，在内容上主要是充实和增添了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的支出理论，如公共物品的均衡模型、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成本—效益分析、公共定价，还有社会保障和财政政策等。
看来，西方经济学家共同察觉到“公共财政”这个概念不能令人满意，试图以公共经济学来替代公共财政。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国有些人在文章或讲话中提倡在中国实行公共财政，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种提法似乎是把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财政类型为我国的所谓“吃饭财政”寻求理论依据，殊不知这意味着我们拣起了人家要抛弃的东西，意味着将中国财政和财政学退回到19世纪，也是违悖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的。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西方经济学家试图以公共经济学代替财政学，为什么不是解释为公共财政或财政学的深化和发展，而是另冠以新的名称，用这个新名称代替财政学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否有令人信服的依据？起码这里给人们带来一些“迷惑”，在我看来连西方经济学家也不认为已经十分成熟了。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合著的《公共经济学》有这样一段话：“尽管财政学由来已久，尽管近年来不少理论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但许多重要问题仍然处于探讨阶段，更谈不上得到解决了。”（注：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页。）
首先，看一看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共经济学的任务是怎么说的。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1）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2）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3）评价各种政策。从这段论述来看，所谓公共经济学就是政府经济学，但能说公共经济学就是财政学吗？这是“迷惑”之一。第二，既然名曰公共部门经济学，就要界定什么是公共部门。最近出版的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译本第7章标题为公共部门，而实际上讲的是政府。我国近期出版的财政学中，有的也仿效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写法，从界定公共部门开始，有的说“公共部门，就是由政府出资进行经济活动的诸如国防、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福利规划等等经济领域”，有的说“我们把一个社会中属于政府所有，并贯彻执行政府方针政策的经济实体（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的总和称为公共部门”。显而易见，财政部门只是公共部门中的一个部门，而不是公共部门的全部，如果以公共部门经济学代替财政学，岂不是张冠李戴！第三，公共经济学的对象问题。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二人曾说，公共部门经济学主要是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我国有的著作认为“西方的公共经济论，是以公共产品为其作用对象的”，而“公共产品论研究的是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和消费的整个过程”。（注：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第47、50页。）我认为张馨对公共经济学对象的界定是正确的，因为按公共物品的定义政府部门就是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部门。但问题在于，上面已经指出财政部门不等于全部公共部门，那么公共物品构成公共经济学的对象，是否也可以作为财政学的对象呢？在前面我们提到财政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满足公共需要最后要落实到公共消费上，这就要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可是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门既不生产公共物品也不提供公共物品，而是从货币形态上为公共部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提供财力，财政部门是通过本身特有的运行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职能，最终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样看来，以公共经济学替代财政学，也就模糊甚至取消了财政学的特殊对象，最终是取消财政学。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一种“迷惑”，说出来向各位同行求解。新晨
依我看来，目前的公共经济学名不符实，它的内容并没有超越作为公共财政的深化和发展的现代财政学的范围，应还名为财政学。同时，我赞同建立一门名符其实的公共部门经济学，这门学科要切实地以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深入到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各个部门，研究这些部门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这样一门公共部门经济（管理）学，恰恰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是财政工作者的必备知识。
公共资源经济学篇4
论文摘要：管理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架起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沟通的桥梁，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人事管理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治道变革：与重视技术和硬性管理的传统模式不同，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强调人是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本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责本，必须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人事工作的中心环节。
自从1896年行政学诞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行政学研究始终关注着私人领域的成就，不断地从私营部门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管理模式中汲取营养。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方行政改革运动，仍然沿续着“政府向企业学习”的传统，开创了行政改革研究的新领域。本文尝试在行政改革的全球性视角和新经济浪潮的时代背景下，运用西方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分析政府人事管理的治道变革模式，并揭示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时代特征和政府人事管理的发展趋向。
一、治道变革的动因分析
治道(Governance)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新拓展的一个研究领域．它的含义是：“为实现经济发展，在管理一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它与行政与政治的区别在于：治道只涉及政府权力的应用，它更动态、更具体、更注重方式，而相对较少地卷入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所以，本文关于政府人事管理变革的思考也是定位于工具理性当代政府人事管理的治道变革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归纳起来为两点：其一、全球范围内的行政改革运动不仅提供了一个世界背景的参照框架，而且为治道变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二、知识经济浪潮对政府管理的冲击．推动政府管理方式从经验行政向知识行政转变：如果说，西方行政改革运动打破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樊篱，搭起了政府向企业学习的桥梁，那么，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则是政府人事管理治道变革的根本契机。
1、全球一体化条件下的西方行政改革运动历史进入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遇到了经济滞胀、工人失业等社会危机．公共部门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克服政府困境的现实需要和公众的期望推动了行政改革浪潮的发生并席卷全球正如美国行政学教授帕·英格拉姆所言：“在过去20年中，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国家对公共官僚和文官制度表示满意。东欧、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混乱激发了政治和制度变革的痛切意识工业化民主国家贯穿70年代和80年代的改革努力，说明它们普遍意识到政府和公共机构确实存在重大问题”与此同时，私营部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管理革新，并取得了成功私营部门革新的成就不仅是推动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动力，而且其革新措施也对公共部门的改革起到了示范和借鉴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向。
本次行政改革运动的主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其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私营部门革新措施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即“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作为行政学中的一个流派，其特点是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致力于解决政府面临的困境。公共选择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既然政府内部问题重重，且历次改革收效甚微，那么最好的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机构之间的市场竞争机制，使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多元化，从而使公众得到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至高无上的市场权力，可以“用脚投票”，这必然会促使公共机构竭力改善服务以赢得更多“顾客”。此外，公共选择理论对官僚制的人事管理弊端进行了诊断，认为传统公共部门规章制度既严格又死板，缺乏有效的激勋机制，从而在内部形成了逃避风险、不事创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普遍心态，使公共机构失去追求效率的内在动力。总之，公共选择理论强调，解决传统政府管理问题的核心措施是“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
管理主义，是新公共管理学派的理论主张。虽然与公共选择理论一样尊崇市场力量、市场作用和市场机制，但管理主义更加注重“内部理性化”，即主张在政府内部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来完善政府组织结构，提高行政效率。管理主义的出现，被视为“行政管理范式的转换，是一场革命”，推动了行政学从早期的公共行政范式发展到今天的公共管理范式。公共行政强调“政府万能”，而公共管理则主张“政府有限”，必须以市场解救政府失灵的现象，私营部门的管理策略可以适用于公共部门，以形成一个企业化政府相对于公共选择理论而言，管理主义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基本逻辑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管理上没有本质区别，而且私营部门的管理要比公共部门优越得多，那么必然要求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模式、原则、方法和技术来“重塑政府”，这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根本途径。
2、知识经济的浪潮对政府管理的冲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根据19％年经合组织的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口i。在这个新的时代，知识取代了资本和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要素，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知识经济的到来，不仅预示着社会生产、消费领域的一场革命，而且催生了管理理念的革新：具体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其一，人力资本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本：知识经济中一个最直观和最基本的特征是，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空前提高，而因为现代产品所耗费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天赋自然资源优势已不再成为一种关键的竞争性要素。同时，随着世界性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资本优势也逐渐丧失传统重要性。与此相对应的是，知识和技能正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而凸现出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掌握知识与技能的人力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本。因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公共部门就显得尤为重要，由“经验行政向知识行政的转变”成为政府人事管理治道变革的强大内驱力。
其二，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强，国与国的竞争也更多地体现为政府能力或政府效能的竞争。台湾地区学者张世贤在《公共政策析论》一书中指出，政府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能够顺应时代趋势，具有国际竞争和合作力，增进国民生产力，提升社会水准的整体能力i。在知识经济时代，新事物的产生日新月异，社会整体进步加快，政府应对外部环境捌战的有效性，直接取决于公共部门所具备的人力资源状况。因此，人力资源开发将成为提升政府能力的中心环节。
二、私营部门的启示：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总结
相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对利益追求的永恒性，使得私营部门成为最具创新精神的部门=从技术的产业化，到管理理念的制度化，私营部门～直充当着开拓者与试验田的角色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是首先在私营部门的实践中走向成熟的。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指对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和利用等方面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使人力与物力保持最佳比例，以充分发挥人的潜力，推动各项事业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与传统人事管理相比较，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1、在管理的理念上。其一，把人力作为资本受人本主义和人力资本理论影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视人为最核心的资本，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其它形态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人是第一资源，是支配和利用其它资源的资源，是唯一可以连续投资、反复开发利用的关键性资源。人力资本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其二，人力资源管理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工具。美国田纳西州大学教授劳伦斯·S-克雷曼在《人力资源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的工具》一书中，描述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竞争优势的相关性。他认为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可以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并且列出了16种提高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并建立了两砷分析模型去解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竞争优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三，重视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作用=传统人事管理仅仅包括行政管理和事务管理，在功能上无法超越后勤服务的性质，充其量只能发挥辅助性作用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事实和案例表明，人力资源管理已变得更加具：有战略性，具有更长久的战略价值，对组织决策具有更广泛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劣直接决定着组织战略的成败。
2、在管理的技术层面上。管理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的二重性特征，决定了管理技术层面上的二重性，即软管理和硬管理。首先，软管理是指人性化管理，基于人力资本和自我实现的管理假设，组织的发展取决于组织提供的诱因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或释放员工的潜能，这一过程决定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性化特征。提高员工生活质量，重新界定上级和下属问的权责界限，充分授权，鼓励员工参与管理，塑造具有亲和力的企业文化，这些措施成为企业经常的做法。此外，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还具备硬管理的特征。由于软管理带有随意性和不易评价的缺陷，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从其它学科中引进了一些分析工具来弥补软性管理的缺陷：例如：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使人事管理者能够在招聘中发现胜任的因素，在晋升中真正做到功绩取向；规范的工作分析方法，保证组织可以使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此外．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引进，更加强化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性特征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拉齐尔在《人事管理经济学》一书中，开创性地运用经济学原理和分析方法，研究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招聘中的信息不对称、大学学历的信号作用、工作中的不努力等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劳动契约的不完全性等，在实证调研和严格的理论推导基础上．得出很多精确的结论。
3、在管理的内容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在内容上既是一套完整的管理程序．又是一套整体性开发战略：一方面，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在管理程序上体现了全过程的动态管理持征：传统人事管理是孤立的静态管理，在纵向上把互相联系的几个阶段——录用、培训i、考核、调动、退休等人为地分割开来，孤立地进行管理，造成录用与使用、使用与培训、培训与晋升奖励等环节互相脱节。在横向上形成人员的“部门所有制”，把员工视为部门的财产，只重视对人才的拥有而不重视使用，人才闲置、浪费、压制现象普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则克服了上述弊端．把人员的录用、培训、考核、使用、凋动、升降、奖惩和退休等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全程管理；同时，它的视角跨越了部门分割的局限，将全体员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动态管理：这种动态管理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有利于人力资源投资获得最佳效益，同时也使员工产生危机感，促进员工自觉学习的主动性。另一方面，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力资源的整体性开发与利用：传统人事管理过分强调人适应工作，重事不重人，管理活动局限于给人找位置，而不是着眼于人的开发利用，没有认识到人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不再把人看成是技术因素，而是把人看成是具有“内在建设性潜能”的因素，把人视作使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它注意通过教育、培训、授权、激励等一系列方法对人力资源进行整体性开发，发掘人的潜能，提升品位，增值资本，从而使人力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更大的效益：
三、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治道转变
实践经验证明，规范、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相形之下，公共部门却长期困于僵化死板的规章制度，漠视人的能动性，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对制度的崇拜下．人只是一种被物化的管理成本一这在公共部门中造成了逃避风险、不事创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普遍心态，使公共机构失去追求效率的内在动力．最终导致公共部门不能适应外部市场变化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挑战。我们认为，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的有益观点，引人市场机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是实现政府人事管理治道变革的根本途径。具体而言，本文拟从下述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以期重塑政府人事管理模式，提升政府能力：
1、在管理理念层面上，要进行观念革新，植入新的理念。其一，人力资本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本。人不再成为制度的附属，被当作物化成本而加以控制，人是具有无限增值潜力的一种最重要资源?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激励，释放人的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应该成为政府人事管理的核心内容：尊重知识，尊重人的首创精神，在公共部门的改革中显得尤为重要。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政府管理经历着从经验行政到知识行政的转变，人力资本的质和量决定着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的高低，人力资本成为新经济下公共管理发展的能量源泉与核心。其二，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是提升政府能力的有效途径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是促进政府发展的第一要素．在影响政府效能诸多要素中，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要素因为人力资源是其他要素的掌握者和使用者，其本身就是作用于组织生产力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昕具有的高增值性和效益递增性同样是其它要素无法比拟的。
2、在管理的技术层面上，要重点开展职位分类与考核制度的改革。其一，更新职位分类内容和建立我国公务人员的职位分类制度。职位分类如同私营部门的工作分析，一直被认为是公共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石。传统的职位分类建立在工业经济的社会化大分工基础上，由于工业经济中专业分的细化，导致职位分类相应地细化这在新经济已现端倪的今天就显得过于繁琐和滞钝，人们对官僚制的指责有很多就导源于此，职位分类的革新势在必行：首先，随着计算机智能水平的提高，操作性的例行工作越来越多地被计算机昕取代，传统的职位分类面临调整：其次，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日：月异，新行业、新职位不断涌现，并日趋重要，这同样是旧的、过细的职位分类昕无法涵盖的复次，传统职位分类的条条框框和繁文缛节，与知识经济下追求效率与发展的制度取向相背离，所以，传统的职位分类在内容上必须更新，在规范上必须简化职位分类内容的全面更新，有赖于我国公务人员职位分类制度的建立我国于1993年8月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条例(暂行)中明文规定，公务员实行职位分类制度。然而直到今天，我国尚没有对政府公务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工作分析，没有制定出科学、规范的职位说明书．这就使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录用、考核、升迁、薪金管理等环节失去了基石。那么，我国为何一直未能在政府中进行科学的职位分类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传统工业经济下职位分类的繁文缛节的畏惧和长期以来漠视私营部门职位分类与工作分析上的成就：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职位分类趋向简化，成本相对较低，又有私营部门积累的经验可资借鉴，这正是我们迎头奔上，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政府公务人员职位分类制度的良机。
其二，人事考核制度的改革。人力资源的考核制度是公务人员奖惩、升降、工资增减、培训和辞退的依据，在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现行的公务人员考核制度是工业经济下的考核制度的延续，与知识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急需改革和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考勤制度。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公务人员的出勤状况(即是否按时到达办公地点或执行任务地点上班，有无早退旷工现象)是考核的主要内容。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办公虚拟化现象，传统的上班观念已彻底改变，传统的考勤已无实质意义：对人员的考核应该相应地变成任务中心型，只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就属出勤合格。在这方面．私营部门中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工作时间和弹性工作制，即属于类似情形第二是绩效评估制度。传统的绩效评估大都以个人绩效为核心，并把评估结果作为对个人进行评判的依据。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组织内部的团队台作、力量整台，成为应付复杂多变环境的必要手段因此，绩效评估必须以经济绩效为核心，对个人绩效的评估要以部门或团队绩效的优劣为前提。这有利于提倡团队协作精神，消除内部壁垒，提高组织整体的业务能力。
公共资源经济学篇5
[关键词]低碳经济；集体行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energyfuture-cre-atingalowcarbon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虽然，白皮书没有定义低碳经济，但是对为什么和怎样实施低碳经济却有详实描述。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并没有完全理解白皮书的精神：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自然资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并通过各国联合一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白皮书72次使用“减少”一词)，以促进、倒逼(bottom－up)技术进步，或者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式改变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低碳经济“能源”背景或切入点，忽视能源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经济。白皮书使用“环境”、“可持续发展”超过50次，且设有环境专章，如，白皮书目的是通过“反省和强化我们更加广泛的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thiswhitepaperreflects，andwillreinforce，ourwidercommitmenttosustainablede-velopment)。低碳经济把发展限定在环境承载力之内(indevelopingenvironmentallysustainable)，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环境(thefirstchallengewefaceisenvironmental)等，并且认为：“直到现在，英国能源政策还没有给予环境足够关注”，白皮书希望政府以系统化政策确保：“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无独有偶，温总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看做并列的行动，报告多次将“能源与气候”一起阐述。
低碳经济是可分割的、有市场的三大化石资源和公共的、无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转化)的双约束经济，最终目的是限制人类对环境公共服务的加速、无序耗用，是可计量、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它以数量化方式约束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自身所处生物圈(环境)中的资源开采、耗用，即以碳排放为突破口，逆向约束人类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计量)开采、利用，倒逼技术进步，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转向，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资源和环境的双约束，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此一思想，白皮书进行了详细阐述，布莱尔认为：低碳经济与能源可靠供给、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关，即环境中可分割、可市场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可计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而言，就是不能离开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约束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约束。“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巴西低碳经济之路》中也有相似观点和政策，《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更是直接强调：“气候变化与能源息息相关”。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低碳经济作为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没有公认的定义。方时娇认为：“各种定义和解释还不尽一致”。低碳经济成了各说各话、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释，“随时、全面”利用，低碳经济的思想、实践混乱不可避免，主要表现：(1)低碳经济特定研究对象和渊源是什么?依据的一门学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对象之观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施对象、运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经济与现有经济学科的区别、联系在哪里?这是低碳经济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查阅已有低碳经济研究发现，它似乎与所有时髦、热点研究和学科有关，其外延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等，而这些学科各有其研究对象。人们在解释低碳经济时，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低碳经济成了“超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的科学。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戏，方时娇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经济革命”和“低碳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来解释低碳经济。就中文意义而言，“实质”、“本质”意义区别不大，但能源经济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因为能源经济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规模连续供应、有限替代和规模报酬先增后减三个问题，而依据布伦特兰公认定义，可持续发展经济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的代际分配问题。两学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为低碳经济的外延，或者是渊源。(2)低碳经济与技术的因果倒置。庄贵阳认为，是“技术支持低碳经济”。技术发展了，低碳经济也就实现了，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包括能源技术在内的人类技术一直在进步，低碳经济不需要人类共同、额外努力和元自然资源约束而自动“生成”，这完全不对，更与布莱尔白皮书的“更广泛的必须努力”(awidereffortisalsonecessary和farmoreneedstobedone)相悖，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明确主体及其承诺碳减排责任的原则相悖。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恰恰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碳减排约束。布莱尔说：“尽管有过去5年的进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应对明天的挑战。”布莱尔认为，实施低碳经济将“赋予”英国机会(连续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决心走低碳经济的路子。第一个机会，低碳经济提高资源效率：提高产出，并减少污染排放；第二个机会，低碳经济引导英国开发、运用和出口尖端技术，创造新商业和工作；第三个机会，低碳经济为英国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京都议定书》、布莱尔能源白皮书所要求的“绝对减少”标准。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环境公共服务承载力内的“低”，这个低是绝对的，不能妥协(compromise)。碳排放相对降低而总量，尤其是累积总量增加，人类不可持续发展，当今人类恰恰面临的是此难题。对于低，一些学者还不自觉地滑向“无”，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无碳”经济。无碳经济，看上去很美，却违背自然规律。碳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循环之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过度开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产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过其承载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环引起不可持续发展。地球绿色植物主要活动，就是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人类努力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是高碳循环，因此，高碳循环和低碳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经济不在于碳的“无”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经济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导致行为方式错乱。具体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不分，这一认识误区导致低碳经济的操作困难，实施主体模糊，行动的成本无认识。布莱尔说：英国占全球碳排放2％，单独行动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ourownactionswillhavenoimpactonclimate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代替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成了无行为主体、远离低碳经济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初衷和实践。在布莱尔看来，恰恰是资源与环境的双约束的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及其高生活质量(alowcarboneconomywillcontributetohigherlivingstandardsandabetterqualityoflife)。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
三、结束语
公共资源经济学篇6
关键词：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引领保障机制经费倾斜特殊津贴培训经费
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快，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有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发展在整体上逐步趋于均衡，但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仍呈现起伏不定的变化态势。[1]基于此，决策层将“率先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域内学校之间差距明显缩小”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政策的提出是诸多逻辑的沉淀。
本文重点研究经济理论引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经济逻辑：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切入点
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于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具体来说，公共产品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界定、分类以及特征分析；资源经济学理论中对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以达到市场供给与需求相对均衡的研究；教育经济学理论中对人力资本的探讨等等，在以公平逻辑为前提的基础上，将这些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植入教育领域，以此为切入点，在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经济逻辑。
（一）从公共产品“需求差异”到“转移支付”
在经济学意义上讨论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是其经济逻辑的出发点。义务教育是属于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学界对此并未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公共产品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而公共产品最显著区别于私人产品的两大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我国的义务教育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一定年限的强迫教育制度，其强制性和免费性的特征表明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接受了义务教育并不排斥其他人也同时享受义务教育，而且也不存在因某人未支付费用而被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的情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义务教育表现出纯公共产品属性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各个学校受地理位置、办学历史、经营管理能力、教师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学生容量，质言之，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都不可能为零，这样只能归为准公共产品。
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的义务教育受“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其受益范围必定局限于特定的区域空间，不同区域差异明显，对义务教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千差万别，这就表现出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公共物品的特性构成了集体选择的存在理由。”[2]在现代社会，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社会收益明显大于个人收益的特点以及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必须由政府充当义务教育供给的主体；另一方面，其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造成了区域的“需求差异”，再加上信息分布的差异，决定了应当由基层政府承担义务教育实际的供给服务。然而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来支撑义务教育的供给必然会反映出因财政能力差异而造成的不同地区义务教育供给水平和质量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区域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经济逻辑。然则，正如前面所述，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既具有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也具有地方公共产品的属性，这就意味着义务教育的供给必须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多级政府共同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财政上的支持，而地方政府主要提供更贴近于当地人民教育需求的服务，而考虑到地方财政能力差异以及财政投入不均衡是我国区域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中央或上级政府给予补助或转移支付是当前世界各国为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均衡化，进而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而采用的常用手段。
（二）从“资源优化配置”到“供求相对均衡”
在资源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认识，人类的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这里的稀缺并不仅仅指某样东西数量稀少，而应该这样解释“稀缺的意思是欲望及其可行性之间的关系”[3]也就是说资源的稀缺是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的。在这种资源有限与人类无限欲望的矛盾下，要如何将这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以达到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均衡，经济学中的资源分配理论就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而正如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说“一种错置的资源就无异于配置的是一种低生产率的资源”[4]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资源的配置率为核心，在经济学中一般用“帕累托最优”来衡量经济效率，即资源配置处在某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差，这种配置状态被认为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然而在现实中绝对的“帕累托最优”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在现实条件约束下以“帕累托改进”为途径追求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最优配置。
教育的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样以资源配置的相对均衡为核心。早在1997年范先佐先生就谈到“在教育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或在不同子系统之间进行分配，以期所投入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尽量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需求，以求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5]义务教育资源同一般社会资源一样，相对于人们需求的无限性具有稀缺性的基本特征，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和使用义务教育资源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义务教育资源特有的投入产出复杂性、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所具有的较强外部性、投入回报的迟效性和长效性等决定了不能仅仅依靠“帕累托最优”来衡量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两个基本价值坐标，与经济学中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目的不同，义务教育的均衡应将教育公平作为追求效率的前提。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不均衡，因此，作为义务教育资源核心投资主体的政府，必须以确保每个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为前提，结合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逻辑，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高配置效率，最终达到义务教育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
二、以经济理论为切入点，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公平，就是要平等地对待相同的，有差别地对待不同的，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我们国家不仅从教育基本资源、基本条件等方面给予了薄弱地区同等对待，还从经费投入、政策制定、教师发展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倾斜。但仍可以看到，在我国辽阔的幅员上，各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仍存在明显差距。
因此，以经济的理论指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政策的引领。国家、地方要继续在政策制定上给予指导和要求，特别是经济政策，有政策纲领，才有行动的依据，也才有行动督导的依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能促动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认真落实教育均衡，认真缩小区域义务教育的差别。
二是建立省级统筹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保障机制。根据“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我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主要由县级财政负担。这样，不同区域教师绩效工资高低，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悬殊差距，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财政能力薄弱，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强，这样，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差距必然拉大。只有通过省级统筹，使全省范围内的教师实现工资福利大体均衡，才能有利于艰苦边远不发达地区教师队伍的稳定和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三是经费的优惠和倾斜。要创新经费投入机制，在经费的投入中，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基础，创新不同的投入机制。通过投入的不同，缩小区域义务教育在教师、设备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巨大差别，促进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均衡发展。其次，要极大提高薄弱区域教师的待遇。薄弱区域，一般都存在地理环境的劣势，工资待遇的低少，为确保教师留得住，请得进来，应拓展教师供给渠道，加大教师供给，工资福利、住房、发展环境和机会等方面对薄弱区域教师更大的优惠和倾斜。
四是大幅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目前，边远、贫困地区教师津贴普遍偏低，公务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而农村教师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主要是由县级财政负担，保障程序大不一样。为此，国家要建立和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并根据偏远程序、人文环境、经济和财政状况设定一个系数，实现越艰苦特殊津贴越高，从而激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到艰苦地区任教，从而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五是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师资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质量。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需要教师有相应的知识去运用，新的教学内容也需要教师先去学习和理解，教育的优先发展依赖于教师水平的先行，教师需要通过定期“充电”来不断的学习、更新知识。师资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国家始终将师资培训工作作为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并严格落实到教育管理和经费保障的各个环节中。但是，由于艰苦边远地区，优秀的教师不愿进来，留下的教师整体水平不及优势地区的教师，所以，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让这些教师有更多的“充电”，有更多的学习培训，无疑对促进区域教育均衡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翟博，孙百才.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证研究报告[J].教育研究，2012，（5）：30.
[2]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m].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
[3]C・e・林德布鲁姆.市场体制的秘密[m].耿修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9.
公共资源经济学篇7
专业设置和建设具有共同的一般规律。相同专业的学科、理论知识和课程等资源配置也大体相同,具有共同性的一面。但由于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类型及其侧重点的理解、设定不同,即使相同专业,其学科、课程、师资等资源配置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相同专业的不同特点。持久、稳定、系统、规律性的特点集合而成为特色,即相同专业的不同特色。
一、专业特色的形成条件
1.历史条件和因素
许多专业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应当时社会实践包括生产、管理、军事、政治等急需而设置的。以后的发展、延续和壮大往往都蕴含着起初的历史痕迹,并渐进凝结为特色。
2.环境资源因素
专业的成长、发展和演变是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完成的。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一个院系的环境和资源禀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和浸染专业的成长。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差别性的特点。
3.时间因素
专业特色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特色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需要酝酿、产生、更新、变异,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生息息、重组再造、演化整合等,最后由每一代变异留存下来的富有生机的因素凝结为新的变异体并呈现特色。www.133229.com这里有两点:第一,特色是在特点上形成的,是由诸多特点有机组合而成;第二,特点与特色的不同,在于特点可能是暂时的、短期的,而特色是特点在不断地更新、变异、整合中最后形成系统、持续、稳定的状态,是特点之有序集合。由此可见,没有一定的时间,特色是很难形成的,或很难称其为特色。
总之,专业特色应当在一定的历史延续中和特定的环境资源里,经过较长时间和几个阶段的发展,逐步融合而成。
二、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
1.行政管理专业的特点
以政府为管理主体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研究政府行政管理的一般过程,是行政管理研究的传统,相应地,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传统搭配方式形成了政治学背景和倾向的特点。然而,随着行政管理向法治化、科学化的扩展和推进,以及行政与法、行政与管理技术的日益融合,行政管理开始告别传统时代。同时,与政治相对分离的行政管理开始向各领域的分部门管理延伸和扩展,出现了教育行政、卫生行政、文化行政、军事行政等,行政管理衍生、推进至公共管理阶段,步入公共管理形态。经济行政正是在这种格局下独具形态、在理论及理论实践的发展中蔚为壮观。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尤其是当今时代的主体活动,管理经济一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在专业行政部门日益分化、发展的格局中,经济行政也成为独立的领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壮大。何况任何领域无不包含和渗透经济活动而成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和内容,使得经济行政不仅具有不断壮大、相对独立的领域,而且具有广泛的覆盖性。
2.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含义和支撑体系
经济行政是指以经济活动和领域为对象的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行政管理专业的经济行政特色是指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资源的配置在遵循传统、保持行政管理专业基本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增加和突出经济及经济管理课程、师资、实验等资源配备,以培养懂经济、知法律、擅行政、会管理的经济行政管理专门人才。在实践中,经济行政与公安行政、司法行政、人事行政、军事行政、教育行政、文化行政、医疗卫生行政、社会工作行政等并列存在、相互区别。
专业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时空因素,一个是时间维的历史传统因素,另一个是空间维的资源环境因素。这里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为例:
在历史渊源上,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由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演变而来。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创建于1981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设立该专业的高校。工商行政管理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及其交易、竞争行为和有形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过程。既是政府行为,又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是经济、行政、法律融合一体的经济行政管理,具有突出的经济性。
1998年,教育部组织调整高校专业目录,工商行政管理专业不复独立存在,学校的相应专业转型、扩展为行政管理专业,设于公共管理系下。整个专业的转型经历了名义阶段、板块阶段、覆盖阶段,目前正向融合阶段发展。这个过程中,在探索和保持行政管理专业一般特征的同时,工商行政管理由课程、师资、周边专业学科、相关社会资源支撑的经济行政特色保留了下来。
在环境资源上,学校以经济和工商管理学科见长,相应的师资、课程等资源丰富。学术氛围也以经济学、经济管理学为主调,同时,又有较为齐全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和历史较长、特色鲜明的法学学科专业。这个特点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明显体现。学校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与规范。分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和文法4类提出学科基础课课程设置方案,原则上统一执行。学校结合专业和历史等情况确定专业课设置。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此原则下融汇了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因素,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并反映了专业特色。例如,公共基础课中有“高等数学”课,学科基础课中有“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财政学”、“统计学”等经济管理课程,在专业课中有“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课程,在专业选修课中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会计学”、“经济法”、“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课程。同时,行政管理的核心课、基础课诸如“政治学”、“行政学”、“领导科学”、“公共政策”、“公务员制度”、“行政伦理学”、“公共管理”等数量和理论知识比重充分,功能不减,既保证行政管理专业的本色,又具有经济行政特色。
在时间因素方面,学校有17年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的办学历史并赢得较高声誉;行政管理专业也有了11年
的办学历史,并于2000年建立了北京市属院校第一个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点,2007年成为北京市属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第一个重点建设学科。经济行政特色在历史延续和探索中日趋成熟、稳定。
在社会资源方面,学校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学会、研究机构保持长期的合作与交往,包括会议、调研、课题研究、咨询培训等方式。近年来,与北京市发改委、市政管委、城市科学学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社会工作委员会等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经济行政的社会根基,进一步扩展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管理空间。
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建设比较交流方面,有可供分享的成果和可资借鉴的经验。经济行政的研究著作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蒋云根教授编著的《经济行政管理概论》。学校工商行政管理研究领域,自8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了《企业行为规范》丛书、《工商行政管理》系列教材以及多部单本著作;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北京市社科基金、北京市教委社科基金以及国家部委有关经济行政方面的科研项目。近10年来,各高校的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依托所在院校的资源、历史等,探索、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以其历史和经验获得独特优势。
三、行政管理专业的价值评估
1.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比肩在我国呈后发之势。公共管理在后市场经济时代是维护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作为首都和政治、文化、信息中心,对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强烈。作为北京市重点大学和人才培养基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拥有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资源,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市属院校处于前列,应当发挥学科优势,为北京市培养经济、行政、法律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
2.行政管理专业在学校的地位
公共管理学科与工商管理学和经济学并驾齐驱有益于丰富学校学科类型,完善学科结构,有利于人才培养。学校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实力较强,公共管理学相对较弱,但具有良好基础并在北京市属院校居于前列,搭建了学科结构有力、专业齐全完整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平台。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的母学科,历史长、特色显、有优势,应当成为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增长极。
3.学院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后盾和平台
行政管理专业依托的城市学院,是为专门和更好地服务于首都而建立的。学院依托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设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社会工作专业以及首都经济研究所、不动产研究所。这种专业学科环境既具有复合型、交融性,又不失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宗旨,有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学科发展,有利于行政管理专业经济行政特色的塑造和体现;同时,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筋”,对相关专业的发展具有粘合、伸张的作用。
四、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路径
1.在既有体系中巩固特色
一是丰富完善专业课程体系,从课程上体现特色。保证专业通行的基础课程。“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必备的学科基础课不缺门;通过课程建设,增强课程针对性,力求精要;通过沟通研讨,达到课程之间相互了解、互补和融汇。保证体现特色的经济学课程。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公共经济学”外,还应坚持开设“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学”等,通过考试与考查、必修与选修的制度设计,优化经济行政效果。开设“法学原理”、“行政法”、“经济法”课程,满足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功能需求。进一步完善以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为核心的政府监管和经济监管课程板块,实现理论、政策与实践的贯穿,经济、行政与法律的融合,凝结和强化监管功能的专业设计。
二是在教学方法上体现特色。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将理论知识讲解、案例政策分析、参观考察相结合;选聘校外、政府、企业的专家,建立兼职教师队伍或储备,在专职教师组织下,穿插搭配兼职教师的专题和讲座;通过“数字城市实验室”建设,改善实验条件,加强软硬件功能开发和综合利用。同时,适当增加实验课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控制教师选聘结构,充分调配现有资源,形成学术型、讲授型、实操型师资的有机搭配。
2.将特色的基础拓宽,触角延长
拓宽与之交往的经济行政部门范围,由工商行政部门扩展到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进而扩展到发展改革委员会、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社会工作部门,建立制度性联系;在上述政府部门和系统建立实习基地,形成持续联系,延伸触角;通过科研和教师纽带,与上述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增强教师对实践的了解,增加学生直接、间接的实践机会,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聘任、聘请兼职教师、指导教师或吸收为团队成员,增加互动通道。
3.在学院复合学科环境中,吸取营养,谋求新生
学校的城市学院是系、所合并的学院,学科专业较为宽泛,教师的专业领域更加复杂。学校规划城市学院建设发展两大学科——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院、系、所,学科、专业、方向相互交织,对学院的组织管理和业务规划提出挑战,同时也提供机遇。处理不好,各种要素混杂交错,内耗互扰;处理得当,相互倚重,相互交融,相映成辉,相得益彰。实际上,公共管理和区域经济两个学科具有新兴和开放的共同特点,又有在区域和公共方面的融汇之处。两大学科的交融为各自学科及其之下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富营养的土壤。行政管理应当借助公共管理寻求应用空间,借助区域经济管理增强经济行政特色。
4.在国际交往中检验调整,发展壮大
公共资源经济学篇8
关键词: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变迁;内在逻辑;公共教育财政制度
一、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变迁的逻辑
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是政府在财政资源配置方面对教育价值取向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教育内部不同层次价值取向的反映。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决定着教育财政支出在总财政支出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即形成教育财政的总量配置,同时也决定着在教育内部财政支出结构中不同层次教育所占的地位,即教育财政的内部配置。建国后,我国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发生了多次的变迁、从“先经济后教育”到“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教育”、从教育“优先发展”到教育“重中之重”。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的变迁,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我国财政体制和教育财政体制的变革历程。透视建国后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在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变迁的背后,隐含着这样的逻辑: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的变迁是沿着财政的公共性和教育的公共性的不断实现,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逐步从“缺位”、“错位”到“归位”。在这一变迁中,财政的公共性和教育的公共性的不断实现是核心。
财政的“公共性”是从财政运行的角度来界定的。在现代社会的财政实践中,财政的公共性包括三个方面:(1)财政目的的公共性。财政活动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它与私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不同。(2)财政活动范围的公共性。由满足公共需要的目的所决定,财政活动应定位于私人不愿意干或没有能力干,干不成的事。在理论上一般是指非盈利领域、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领域。(3)财政运作的公共性。由前两个规定性决定,财政运作应基于公众意志、公共决策,体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偏好;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民主法治的,程序规范的。
教育的公共性是公共教育的基本属性。教育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从受教育范围来看,教育是面向所有国民的,不存在受教育权歧视;从教育收益角度来看,教育收益具有社会性,教育的社会收益越是大于个人收益,教育的公共性就越高;从公民受教育权利来看,教育权利平等,尤其是平等享有公共教育资源和自由的教育选择权是教育公共性的体现;从政府教育财政投入来看,教育财政投入越倾向于义务教育,教育公共性实现程度就越高;从教育普及角度来看,义务教育普及面越大,普及教育层次越高,教育公共性越强。随着公共教育的发展,教育公共性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但是政府财力规模,教育财政模式选择,尤其是政府财政配置理念的影响,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发展时期,教育公共性的体现水平和实现程度存在着差别,但只要有公共教育,教育公共性就存在,对一国教育公共性的考察必须从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
从我国现在努力构建的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内在要求来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是,财政公共性和教育公共性的统一。财政的公共性和教育的公共性是不断发展的,财政的公共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公共性的体现水平和实现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由于财政模式选择影响着财政公共性的实现,即政府在不同时期财政职能及财政运作方式的定位(即公共性实现程度)存在差别,进而会影响到教育公共性的体现水平和实现程度,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是沿着政府财政职能及财政运作公共性定位,促进教育公共性体现水平和实现程度、财政公共性与教育公共性统一的逻辑变迁的。教育公共性和财政公共性是公共教育财政制度根本的属性,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变迁的历程也正是这些根本属性不断彰显、走向统一的过程。
二、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变迁的历程
建国后,我国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经历了从“先经济后教育”到“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教育”、从教育“优先发展”到教育“重中之重”的变迁历程。
(一)“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配置理念(1949年—1980年)
“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配置理念内生于集中财政体制下政府所推行的赶超越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为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资源禀赋相应也有三个特征:资金十分短缺;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短缺;经济剩余少而分散,资金动员能力弱。在这样的资源禀赋状况下,中国发展重工业的成本是极为昂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资源禀赋及资源动员能力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样一种资金动员能力显然难以适应推行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因此,在当时的资源禀赋条件下,我国要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必须采取特别措施,利用国家的力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创造出一个适宜的经济环境。“先经济后教育”就成为当时政府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
1.政府“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理念选择。“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配置理念在认识上的反映体现在:在产业属性认定上,把教育看作是一种消费,一种社会福利,只具有消费性,而不具有生产性;在教育的哲学性质认定上,认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教育的发展依赖于、依附于经济基础,认为只能等到经济发展起来了,才能回头发展教育事业;在社会发展序列上,认为教育与恢复生产、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问题相比应放在次要地位,是第二位的;在财政预算上,教育和教育支出被边缘化,在与其他事业(产业)争夺资源的博弈中淡出。
“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配置理念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1)在国计民生的安排中,教育被不断边缘化。
公共资源经济学篇9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
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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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经济学篇10
关键词：公共工程；社会评价；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2010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B642）
中图分类号：F407.9文献标识码：a
一、公共工程社会评价的内涵
公共工程是指为了适应和推动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社会的文化、生活需要以及出于政治、国防等因素的考虑，由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发行国债或地方财政债券，利用外国政府赠款以及国家财政担保的国内外金融组织的贷款等方式独资或合资兴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外部效应。非排他性是公共工程的本质特性，表明工程建设是为某个区域或某类群体服务，不是针对某个单个的个体。而外部性则是说公共工程建设对项目所在区域资源、能源的消耗、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等的进步，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是与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同等重要的项目管理综合评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系统调查和预测拟建项目的建设、运营产生的社会影响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所在地区的社会环境对项目的适应性和可接受程度。通过分析项目涉及的各种社会因素，评价项目的社会可行性，提出项目与当地社会协调关系，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案。因此，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是分析拟建项目对当地社会（或全社会）的影响和当地社会条件对项目的适应性和可接受程度，评价项目的社会可行性。
二、公共工程社会评价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它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摒弃。
随着社会发展观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再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社会评价与经济评价、环境评价一样为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它与可持续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是以各种各样的发展项目为载体的，可持续发展是项目的目标之一。项目为人类社会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服务，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因此，以可持续发展为项目评价原则，开展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有利于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保证公共工程与所处社会环境相协调，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完善公共工程评价理论，对公共工程全面进行评价，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并提高公共工程决策的科学水平；有利于加强投资的宏观指导与调控；有利于吸引外资；有利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
1、目标的多元性。社会是以人们共同物质生产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总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因此，社会评价的范围要比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广阔，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几乎包括社会各个主要方面。公共工程社会评价出发点就是统筹考虑诸多方面，力求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2、指标具有宏观性和政策性。政策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的，公共工程必须符合相关政策的需要。必须把公共工程社会评价纳入到全社会的宏观轨迹中，以此来评价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
3、指标的长期性。公共工程的经济评价期一般为20年，其社会评价要考虑近期与远期的社会目标，对生态、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影响，其时间跨度较大。如三峡工程，在考察项目对生态环境、人民生活、国家发展的影响时，考察的时间跨度是几代人。
4、间接效益指标多。公共工程的大部分直接收益是非常低的，有的旨在满足社会非经济方面的需要，有的旨在为发展起引导和促进作用。而且公共工程所创造的间接效益要比直接效益更为显著。
5、指标量化难度大。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涉及范围非常广阔，而且又多是非物质方面，相对于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来说是很难将其彻底定量化的。
四、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公共工程社会评价的内涵，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公共工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由四个因素集构成，分别为公共工程的社会可持续性、公共工程经济可持续性、公共工程的自然资源可持续性和公共工程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第二个层次由四个因素集下的若干个具体的基层指标构成。
1、公共工程的社会可持续性。维护社会公平，不断提高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公共工程的社会可持续性主要从这一基本目标出发，加以评价。因此，公共工程的社会可持续性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供就业机会、改善当地公共卫生环境和健康、继承当地历史和丰富当地文化几个方面指标来衡量。
2、公共工程的经济可持续性。公共工程经济评价中通常采用平均投资收益率、基准投资回收期、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或基准收益率等作为财务评价指标，采用社会折现率等作为国民经济评价指标。公共工程的经济可持续性则从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性、长期性考虑，加以评价。公共工程的经济可持续性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当地产业集群以形成规模经济、提高当地财政收入、提高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几个方面指标来衡量。
3、公共工程的自然资源可持续性。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也是公共工程最重要的物质来源。我国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相对于人口来说，大多数低于世界水平。如人均土地，我国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26%；人均水资源我国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矿产资源，除钨、稀土外，也均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加之由于地区不平衡，开发利用情况差，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浪费现象严重，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并节约资源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近期和长远目标。因此，公共工程的自然资源可持续性可通过减少对土地、水、森林、海洋、草地、矿产、能源等资源的消耗，促进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和提高节能水平几个方面指标来衡量。
4、公共工程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认为，生态环境也是资源。生态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生存、生产和消费的服务功能，而且能满足人类的精神文化、艺术和道德等的需求，人类既离不开物质性资源，也离不开非物质性资源――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相容性，要求公共工程与生态环境相互适应，保持和增强生态环境对其的承载力，要求公共工程注重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公共工程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可通过减少废气排放、降低水污染、有效处理废料、提高绿化地森林和野生物保护投入以及生态美化水平提高几个方面指标来衡量。
五、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公共工程在国家建设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众所周知，公共工程、特别是大型公共工程是扩大就业、刺激经济增长的常用手段。例如，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制定了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灾后重建等。一方面大型公共工程建设具有刺激经济、扩大就业的美好预期；另一方面大型公共工程重复建设和规模过度将造成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浪费。事实告诉我们，在我国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设与运营维护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支出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等一系列不应支出的成本，并付出沉重代价。工程项目在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因此，公共工程、特别是大型公共工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必须从单一的经济评价，发展到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评价，甚至将社会评价、生态环境评价、经济评价、管理评价和技术评价作为项目决策次序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朱东恺.项目可持续发展影响初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
[2]花拥军，张志恒，雍少宏.项目评价中的生态资源经济价值研究[J].商业研究，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