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概念篇1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时代 特色
一、农业现代化的概念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它实际上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是现代集约化农业和高度商品化农业相统一的发展过程。同时，农业现代化也是一种手段，它是一国使其改变落后的农业部门尽快实现现代化以适应工业化迅速发展需要的各种手段的总称。农业现代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农业现代化仅仅指农业生产部门的现代化，而广义的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部门的现代化，还要包括支撑、制约农业部门发展的社会经济内容，如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素质提高，等等（傅晨，2001）。
二、农业现代化的时代特征
1.时期农业现代化特征
在我国，不同时期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各有不同。关于农业现代化思想，提出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提出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肥化的农业“四化”目标和发展战略。特别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提出之后，农业机械化几乎成了农业现代化的同义语。因此，在农业生产上最高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到20世纪末，使我国农业主要产品的单位产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农业高产的国家，以满足整个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可以说，这是对农业现代化内涵一次高度集中的概括。值得一提的是，工业化偏斜运行是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相应做出的农业政策安排和城乡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尽管对国家实现工业化这一战略目标起了历史作用，但同时也阻碍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2.邓小平时代的农业现代化特色
农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薄弱环节，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直高度重视与认真思考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在农业现代化的途径上，一直以生产力实现机械化为主要目标，邓小平则认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并且提出了“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论断。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飞跃”思想，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正是由于这些思想，促使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和完善。
在邓小平时期，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增加了现代经营管理的内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农业现代化，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物质装备和科学管理方法全面改造农业，使传统农业转变为具有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因此，农业现代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和农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傅晨，2001）。同样，工业化偏斜运行仍是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但由于这个时期正处于市场取向改革中，农户成为了农村经济的微观主体，经济利益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因此，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进展，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显著增强，现代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量明显增加。
三、现阶段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内涵
多年来，我国一直维持着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的格局。农村占绝对优势的产业是农业，农民占绝对优势的职业还是农业。在这个格局中，农业处于中心地位，农村和农民都从属于农业。但是，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的格局正在被打破。以往，可以由农业带动农村和农民，围绕产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现在情况不同了，单纯产业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不再等于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因此，现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内涵需要得到拓展。拓展后的农业现代化内涵应该包含农业产业现代化、农业环境现代化和农业主体现代化三大内容。其中，农业产业现代化是作为物质生产部门的农业本身的现代化；农业环境现代化是农业产业外部社会环境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农村的现代化；而农业主体现代化是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即农民现代化。此外，现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时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运动广泛展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标准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实质是建设新产业、新环境、新农民，其基础是发展生产，也就是立足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可见，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建设新产业、新环境、新农民）与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农业产业现代化、农业环境现代化、农业主体现代化）基本一致。其实建设新农村，首要任务和关键在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同时，现代农业的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产业支撑、人才培养和资金支持等功能。
参考文献:
现代农业概念篇2
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角度研究，还是从实践角度探索，都是一对联系远远大于区别的概念。只有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把握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工业化是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国的产业革命使机器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而诞生了近代工业后才出现的一个名词。
首先，工业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理解。
对工业化一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将工业化描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这是着眼于工业发展角度给定的定义，强调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发展。有的学者将工业化定义为：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或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的转变过程。显然，这是着眼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给定的定义，强调的是通过发展工业，使一国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有的学者认为：工业化是近代工业通过自身的变革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使国民经济以至整个社会都得到改造的过程。这一定义着眼于对工业化内容的全面把握，强调工业化概念的综合性。东方学术界往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识工业化的内涵，或者认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或者认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此外，有的学者强调生产的物质结构变化，着眼于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与产业关系的变化来定义工业化。由此可见工业化内涵的丰富性。笔者认为，工业化是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中心向以工业为中心的转变过程。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运用新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起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门类齐全、结构和分布合理的工业体系；是工业地位上升，超过农业；三是在经济发展中能为其他部门提供先进的科技装备。
其次，工业化是个综合概念，有着特定的层次性规范。工业化是个有着复杂而深刻内涵的综合性概念。例如狭义的工业化概念解释为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广义的工业化概念则是指工业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过程，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和导致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化。
如果从广义角度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工业化的基本涵义由浅入深可呈现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工业本身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是社会经济突出的变革；四是文化层次上的变革。
再次，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必须在过程中理解。尽管上述诸表述的着眼点不同，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一致性，这就是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工业化是个过程。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就将工业化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并给定相应的检验指标。
从城市化的水平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0％为初期阶段，30％为中期阶段，70％为后期阶段。认为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或地区，工业化的标准是不同的。例如我国就是将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标准主要界定为人均GDp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至30％。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中“新型工业化”就是着眼于时代特征，以可持续增长和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标准的工业化。
最后，工业化是个实践性概念，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艰辛才能实现的
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近代工业化发生于产业革命过程中，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世纪30年代末基本完成，历时近一个世纪；近代工业化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差距很大，即至今日，仍然有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工业化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国民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至于现代化工业，只是极少数发达国家才得以实现。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一批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工业产业，但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看：机械化、半机械化劳作在农业生产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几千年一贯制的手工劳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或根本性转变。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商品经济尚欠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工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走“新型工业化道一路”，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农业产业化是改革以来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关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界定，理论界同样没有统一的认识。在我国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过程中，虽然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颇有争议，但基本上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共识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经济；二是要按产业系列发展农村经济；三是要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四是要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实现由落后的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的转变。据此可将农业产业化表述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区实际，围绕本地的重点产品，实现该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种养加工、农工商、销一体化经营，达到产业区域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目的。从而使农业真正走上城乡优势互补、产业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这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将工业化内涵的一般表述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一般描述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业化的内涵中，更多地是强调“转变”与“过程”，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中，则更多地强调运作的条件和组织形式。据此，与工业化概念相比较，农业产业化概念是个相对“微观”的并且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性概念。
从联系角度看：在英文中“工业化”与“产业化”是不加区分的，统称为tndacbrialization。在中文的译文中，也将tndacbrialization通译为“工业化”或“产业化”。也就是说，作为动态名词，工业化与产业化之间的区分不具有国际性，是中国人在改革过程中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内涵。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联系，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产业化是一国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如果仅从产业化讲，一国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工业产业化，二是农业产业化。实现工业化，就是要实现一国的工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只着眼于工业产业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完整的。从我国的实践看，工业生产经营的产业化，无论从产品的销，还是从企业组织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程度，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我们已经实现工业化，甚至不能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目的的自给自足性、生产组织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手工劳作性等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还更多地保留着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特征，作为工业化主要内容之一的农业产业化，还制约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检验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客观标准。虽然对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检验标准是综合的，但对于一个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产业化的实现程度无疑是客观标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化要求一国的农业产业也要向工业产业那样实现市场化、社会化、系列化，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在经营理念、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等诸方面与工业的产业化程度相适应，以实现工农业两大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一国工业化的进展程度，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现代化”水平，集中地体现一国工业化的水平。再次，只有形成农业产业化才能最终实现一国的工业化。工业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结果，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进程。一方面，一国工业化的最终实现依赖于农业产业化的最后完成，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就没有一国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对一国工业化的实现具有加速作用的同时，它自身作为结果，也将最终完成于一国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现代农业概念篇3
关键词：知识教学；有效实施；梳理
新课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②第一单元内容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包含4课：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第2课“古代手工业的进步”，第3课“古代商业的发展”，第4课“古代的经济政策”。虽然看起来仅是一个单元4课内容，但是从教材涉及史实的时间、内容等方面来说，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简史。从教材涉及史实的时间来看，涵盖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时期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从涉及内容而言，囊括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及资本主义萌芽等各行业经济发展历史；涉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土地制度、朝贡贸易、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等等诸多历史概念或现象。
本单元教学内容复杂，史实密集，头绪多，史与论混合，教学难度颇大。对于学生来说，初中阶段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加之经济史内容相对枯燥乏味，因此教学难度更大。倘若教学中完全依赖教材叙述，按部就班、一点一滴地施教和学习，其结果学生仍是学得一塌糊涂，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那么，如何做才能有效地实现本单元知识教学目标呢？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反复思考和探究，以课程标准中对本单元知识目标要求为纲领，以教材内容为依托，采取优化教学内容，细化知识要点的措施，宏观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及其特点，微观剖析重要历史现象和概念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此加以论述，以期与同仁们共同探讨。
一、列表归纳，系统直观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
“知道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概貌”是课标的基本要求之一。虽然教材对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的发展分别做了大篇幅叙述，但教材叙述较分散，学生难以系统把握和对比性地掌握。因此，笔者在教学中采用列表归纳的方式，横向突出要点，纵向进行比较，系统直观地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
1.古代中国农业发展概貌
2.古代中国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概貌
二、由此及彼，多角度全方位梳理古代三大行业经济发展特点
“了解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特点”是课标的另一基本要求，目的在于让学生对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的起源、生产组织、经营方式、技术水平、行业门类、世界地位等方面有宏观认识和整体把握。教材对这部分知识没有具体文字，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概括总结，从而解决问题，并训练能力。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①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培育和种植的农作物种类繁多，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②古代中国农业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③古代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为铁犁牛耕，实行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晚期，手工业脱离农业，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②夏商周时期，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③手工业部门不断增加，手工业技术不断进步，劳动分工不断细密。④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明朝中后期，民营手工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手工工场。⑤手工业地域分布广泛，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地域分布重心也发生相应变化。⑥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亚、欧、非地区，广受赞誉。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①我国商业起源早，逐步发展繁荣。古代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宋元时期商业经济达到空前繁荣。②中国古代商业是在历代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商人社会政治地位低下，商业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③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等全面发展。商业发展促使都市、城镇大量兴起。④古代金融发达，类似于银行的柜房、类似于汇票的飞钱和纸币很早就出现。⑤古代对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厚往薄来”。⑥古代商人组织历经宗族亲缘组织和业缘组织到地缘组织的发展变化，明清时期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出现。
三、由表及里，全面准确剖析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
本单元涉及许多重大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等等。这些知识不仅是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也是高考命题的热点问题，因此教学意义重大。对于这些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的教学，应从原因、内容、实质和影响等方面由表及里、全面准确地剖析，最好选择典型例题强化训练。
关于小农经济。①全面分析形成原因：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铁犁牛耕的出现）；直接原因——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②从生产单位、生产结构、生产目的等角度掌握其特点。③强调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④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个体农民处境等角度对其进行认识、评价。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①分析出现的原因。②知道出现的时间、地点、部门、标志。③重点剖析缓慢发展的原因：根本原因——腐朽的专制制度，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其他原因：农民贫困，国内市场狭小；重农抑商政策、闭关锁国等政策的阻碍和影响等。
关于土地兼并现象。①分析根源——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制度。②了解表现，分析影响。③知道北魏至唐朝前期、明朝等时期政府抑制土地兼并的典型措施。④本质上认识：土地兼并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封建国家在不触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
关于“重农抑商”政策。①知道其含义、原因、目的及商鞅最早提出。②掌握西汉武帝、明清时期重农抑商的措施，并触类旁通，概括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基本措施。③运用两点论，从封建社会的早晚期以及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等方法全面剖析其影响。
关于清代“闭关锁国”政策。①全面剖析实施原因：根本原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点决定，客观原因——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殖民扩张，直接原因——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主观原因——“天朝上国”思想。②准确把握含义：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并不是禁绝海外贸易。③运用两点论全面分析其影响。
现代农业概念篇4
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1这一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4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并延着杜赞奇的思路，探讨国家政权的变迁问题。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6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相对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tomake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因此，“现代化”可理解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理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主流发展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尽管从它诞生之起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且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际进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现代化理论所归纳和所抽象的一些价值准则（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识化、自由流动、结构分化等）仍带有很大的普适性。尽管现代化理论流派很多、内容繁杂，但都把民主化视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说，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权力的来源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也包括横向分权（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独立和制约）和丛向分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确的权力边界）这样的权力操作性“技术”问题。所谓国家政权的现代化
现代农业概念篇5
一、农民、市民与公民的身份现状与界定
1、农民
农民，撇开一切社会经济发展及社会观念形态来说，仅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一种职业的代表。但是根据各个国家及地域经济发展程度及社会观念的不同，农民的概念变得非常复杂。在当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与士、工、商都只是一种职业概念，都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亦即在法律意义上他们都是市民，与“市民”之间并无身份等级界限。然而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只能被称为peasant。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在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已经超出农村的地域边界，即使不从事农业，不在农村，也会被贴上“农民”的标签。
在中国，大家给这种标签取名为“农民工”。这种“农民”的标签，其职业含义逐渐被冲淡，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象征以及依附于身份的各种权利的标志，而且这种现象还存在代际遗传。据调查，在城里谋生的所谓“农民工”中，有1/3以上（有些调查甚至说是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走出校门便进城闯世界的乡村青年，他们中很多人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然而其身份却是“新生代农民工”。如今的“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变换了职业却变换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本文认为，农民无论从宪法意义上还是从社会实践上都是社会的主体，与市民只有居住区域上或者说空间上的差别，没有权利方面的差异，他们只是各自社会关系的关系者，而不是对立面。
2、市民
同样的，撇开一切社会经济发展及社会观念形态来说，“市民”仅仅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是一种职业的代表。但是现代市民概念逐渐挑战了传统的市民概念而变得很复杂。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明显与我国是不一样的，这也导致市民化过程甚至意义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其城市原住民和大量涌入的农村劳力、手工业者、雇佣流浪民众等逐渐融合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定居城市，不再拥有土地，具有合法的城市户籍，生活靠自己固定的职业给养。在此种意义上的市民首先是公民，是在确立了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念后，才谈得上现代市民的意义。可是在我国，城镇化明显具有中国特色，其起初就是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而涌现出的民工潮现象，加上户籍制度的枷锁，这些民工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地带，生活、工作都在城市，可是身份却是农民，也因此与具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享受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有天壤之别。因此，农民工实际上在区域上是市民而在权利上却是农民，其实质上是没有具备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农民。这种身份也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本文认为，市民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并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市民社会正是具有这一特征的群体形成的社会关系，这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社会观念形态来定义的市民，也是市民的本质概念。
3、公民
“公民”，古希腊文为polites，源于polis（城邦），意为“属于城邦的人”。该词的英语为Citizen，词源亦为城市：City。城邦在古希腊原本属于城市范畴，意为有设防的居民点，而与不设防的乡村相对立。直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城邦才具有政治意义而指称国家。到此为止，公民不再是与乡村相对立的概念。因此，从词源意义上看，公民是属于城市、城邦与国家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等，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凡是具有中国国籍的都是中国公民。以上所阐述的农民、市民都属于公民的范畴。但是从现有文献资料以及维基百科等对于公民概念的解读来看，很大程度上，公民与市民被等同，而农民却被排斥在公民社会之外。这不仅是概念上的理解，而在事实上，我国的城镇化实践也确实表现出这种现象，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价值观被排斥在城市市民之外，公民社会的权利保障只属于城市居民，而同样作为城市市民的农民却不具备权利保障。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民、市民、公民之间的关系现状概括如下：农民（包括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是与市民（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相对立的概念，而市民享受着公民社会的自由平等以及各项权利保障，而义务的履行却少不了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因此，农民只有在履行义务的时候才被认为是公民，而在享受权利的时候却被排斥在外。这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必须理清农民、市民、公民的边界以及交叉之处，将农民、市民的权利和义务都统一于公民社会而不是一个二元社会中，这是解决城镇化困境的根本途径。
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三民”身份转换的思路和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实质上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实践，是社会文明从市民社会转向公民社会的实践。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生产方式转型、要素结构重新整合等，经济发展已经发挥出它巨大的潜力，我国迅速进入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进而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现阶段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已经转入农村、农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已经为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大量的硬件设施，如前期新农村建设的大量成果，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坚实的硬实力，如城市基础设施、建筑环境和家居等。但是，目前城镇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表明，光有硬件设施，已经难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同命不同价”等机会不均等问题。因此，城镇化过程中还应注重软件建设，或者说软实力的发展，包括公共生活的规范、公民参与和公民素养对城市和社区生活的影响等。因此，我们认为，实现“三民”（“三民”是农民、市民、公民的简称。虽然公民并非一种身份，但是农民和市民却会因为身份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公民身份，农民只是地域空间上的公民，而非实质上的公民。因此，我们在本文中统一将三者之间的转换称为身份转换）转换的思路在于推倒“两面墙”，培育新型社区。而三民转换的动力机制在于政策环境的驱动、公民意识的驱动、硬件条件的驱动以及农民可行能力的驱动。
1、“三民”转换的思路
（1）推倒“两面墙”。两面墙，一面隔在具有农村户口的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和具有农村户口的生活在城市的农民之间，一面隔在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和具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之间。这两面墙，是让同是我国公民的农民和市民获取平等发展机会的根本所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复杂的二元结构，这是广大的社会学者、经济学等学者们在探讨城乡问题的出发点，一致的观点在于农村中的农民没有能力从现有的制度框架中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收益。我们认为，第一，农民不仅包括农村中的农民，还包括城市中的农民；第二，农民尤其是城市中的农民不是没有能力从现有制度框架中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收益，而是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中没有获得均等的机会去争取同等的收益，尤其是城市中的第二代农民，我们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资源配置、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樊篱剥夺了农民获取同等机会的能力，这些制度樊篱就像布罗代尔“钟罩”（我国学者韦森认为界定和把握“布罗代尔钟罩”概念，最好还是从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概念入手，把它理解为指那些约束、压抑和制约着“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无力自发生成和扩展的一套社会机制和社会安排。参见韦森：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从斯密动力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谈起）一样将农民、市民、公民的概念在实践中完全脱离其本意，阻碍了农民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因此，我们说的推倒两面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钟罩”概念的更加直观的解读。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倒“两面墙”，实现机会均等，让农民在可行能力基础上寻求不同的发展。
（2）培育新型社区。如果说推倒“两面墙”是“三民”转换的正式制度方面，那么建立新型社区则是“三民”转换的非正式制度方面。目前，我国在社区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给农村带来了新的风貌，城市社区的发展为城市农民提供了好的居住环境，但是，农民的身份标识始终未能让他们真正融入到社区中去，尤其是涉及到自身权益的问题，农民始终未能寻求到好的诉求途径。我们所认为的新型社区建设，是在已有的硬件基础之上为社区培育软件方面的东西，如公共生活的规范、公民参与和公民素养等。而且，我们认为，公民参与是实现公共生活规范、公民素养等的前提，因为农民作为公民进行决策参与的程度与否，直接代表农民被城市所接受的程度，也直接关系着其身份所带来的均等权益。
2、“三民”转换的动力机制
再好的理想要是没有动力驱动，也只会成为空谈。上述“三民”转换的思路是我们在充分考虑到现有环境的现实情况下，所作出的可行的路径思考。现有环境为推倒“两面墙”，培育新型社区提供了动力机制，使“三民”转换思路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具体来说，这些动力机制表现如下。
（1）政策环境驱动。回望过去的10年，中国从城市优先到城乡协调，从高能耗城镇化到“两型”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科学发展理念贯穿始终。从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的华丽转身，为人民群众创造了更加美好的居住环境。2012年10月，中共十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是科学发展观在新时代的发展，也是中共十领导集体所实行的一项大战略。这一战略将使我国城镇化迈向新的阶段，其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四化同发展”，“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都预示着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融合，农民、市民与公民的进一步转换的重视。这些都为“三民”身份转换提供了政策制度基础。
（2）公民意识驱动。198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一次提出要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申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三十多年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公民意识水平已有较大提高。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农村户口的公民处于极度弱势地位，很大一部分并未真正享受到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农民与市民之间不仅是身份不同，而是因身份标识不同而导致的机会不均等、权益无保障的情况。农民、市民以及公民的身份转换，公民意识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公民意识是农民获得与市民平等的公民资格的有力路径，它有利于形成农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等，使农民成为新市民。这是实现“三民”转换的环境基础。
（3）硬件条件驱动。中国城镇化已经历经30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盛行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开始，城镇化已呈现出自发的态势，农民到城市就业大都是行动主体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后期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迁移，造成城市容纳能力的爆炸以及农村的空槽现象，由此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三农”问题自此成为党和政府极度关注的政治问题。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推动下，城镇化逐渐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划，短期内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村开始呈现焕然一新的面貌，农业产业化如火如荼的进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些不仅吸引部分农民就地城镇化，也为农民转换为市民，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民待遇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4）可行能力的驱动。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1985）在肯定了诸如收入、经济增长等物质手段对发展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发展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发展开始于物质条件，但并不止于物质条件。他认为物质条件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它最大的作用在于实现人的某种功能（functionings），而功能是人固有的内在特征，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怎样生活的状态，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正在做的事和正在实现的目标；它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最基本的功能，还包括像快乐、自尊、受人尊重、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等复杂功能。为城市作出巨大贡献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市民经过一辈子的努力，开始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为下一代提供了比农村更好的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比父代更强的可行能力，他们的功能不再仅仅表现为最基本的功能，而更多地表现为受人尊重、参加正常社交等复杂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必须解决身份政治的束缚问题，这是“三民”身份转换的根本驱动力。
三、有效的公民参与是实现“三民”身份转换的基础
阿玛蒂亚·森从自由的角度来审视发展，在他的理论框架中，“自由”在发展中首先具有建构性作用：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同时，自由也发挥手段性作用，他特别分析了促进人的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他认为这五种基本的工具性自由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们按照自己所珍视的方式来生活。森将政治自由放在第一位置，也表明政治自由的根本性作用。因为政治自由是实现其他工具性自由的第一步，是必要条件。他指出，这五个方面的基本自由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人们所能实现的成就和自由取决于经济机会、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以及社会对于各种权利所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提供这种机会和选择制度安排又取决于人们如何通过自由地参与社会选择和公共决策来建立这些制度安排。因此，在森的可行能力视野中，个人的可行能力不仅仅是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寻求自我价值、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和条件；它既意味着个人享有的“机会”，又涉及个人选择的过程。
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来看，人的发展是一个自由的实现自由的过程，前面一个自由，是针对每一个个体的不同的可行能力来看的，后一个自由是终极意义上的自由，是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每个人的可行能力肯定是有差别的，由此可见，森的概念中的自由，并非是一个绝对自由的概念，而是在人的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可行能力，那么要实现终极意义上的自由，就必须消除这些差异。我国的现代性转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晚清实业强国、立宪改制、辛亥革命，到红色革命、改革开放，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一直在继续，而至今现代性的转型并未完成。实践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国家富强已并不是现代转型的唯一指标，西方价值也并不能作为普世价值简单的移植到任何国家。我们必须将眼光转移到我们的文明自身上来，我们要考虑的是在中国公民是否具有自主性，社会是否实现自治性，公共权力是否是可以分享的等。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单一产业，农民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身份，而且是相对稳定的。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出现使得农业不再是单一产业，农民也不再仅仅是一种职业身份，即使居住在城里转换职业，也不能摆脱这一身份所带来的各种差异，可以说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限制在有限的社会参与空间，没有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民作为一个最大的群体，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三民”身份转换就是要打破农民的这一传统束缚，消除农民与市民间的差异，通过有效的公民参与（本文所用公民参与，都指的是“有效的”公民参与，因为即使是在公民社会相当发达的国家，也不可能实现全民参与任何政治决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体制下，为了决策的效率及其可行性，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有效的公民参与），实现平等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安排，实现其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提升其社会地位。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phillipsHuntington，2008）在研究政治发展的过程及其影响政治发展的相关因素时，就把公民参与视作为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并把公民参与的程度和规模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多元民主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RobertalanDahl，2006）在论述什么是民主时，提出了民主的五项标准，其中第一项标准就是有效的参与。理论和实践都说明，传统社会组织管理已经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我们必须建立超越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纽带的现代社会信任机制，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普遍性的、可扩展的社会秩序，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实现平等有效的公民参与，从根本上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差异。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推倒“两面墙”，也才能培育出消除身份歧视的新型社区。
四、结语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在于实现“三民”身份的转变，转变的思路在于推倒“两面墙”，培育以“信任”为基础的新型社区，而且认为有效的公民参与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基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实现有效的公民参与呢？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我们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简单的设想。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规划。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经济人”假设这一前提出发，可能推导出公民对公共选择采取理性无知的策略行为。因此，要使公民有效地参与公共选择的过程，就需要在必要的强制基础上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通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一定的道德约束机制，通过信息透明机制公开公民参与的损益等等，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让公民自愿积极地参与到社区决策中，真正发挥社区自治的作用。关于实现有效参与的具体对策，我们将在后期研究中进行学习与探索，期望能找到可行性强的路径。
【参考文献】
[1]amartyamoditiesandcapabilities[m].amsterdam：north-Holland，1985.
[2]阿玛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现代农业概念篇6
改变现状必须由“新”入手
建国以来，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农产品价格采取压低政策。这意味着农村和农民不仅通过农业税的方式明补城市和工业，农产品的实际价值也因远远低于市场价值而对城市进行了多年暗补。这种政策倾斜，导致城乡差别持续加大。有人比喻：城市和农村一同拉车上坡，城市让农村帮推一把，可当农村将车推上坡后，却发现城市已拉车绝尘而去。这种局面已经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农民的购买力如果持续低迷，城市的生产力将无用武之地。而要让农村赶上城市的“车”，除了城市和工业回过头来“拉”农村和农业一把，也需要农村和农业自己加快步伐。
中国的农村如此之大，农民如此之多，基础如此之弱，只等城市和工业“拖”未必能拖得动。在财富积累、资源存量并不丰裕的情况下，期望靠“予”的方式让农村尽快发展，只能是杯水车薪。为农民免除了农业税，虽然国家为此每年少收几百亿，但对于9亿农民而言，每人得到的实惠只不过相当于一袋面粉――所以，免除农业税的意义不在于农民拿到多少实惠，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态度。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多和资源的相对减少，传统的低效农业生产模式已经捉襟见肘。如果听任农村继续以原始的劳作方式、很低的生产效率发展，势必会使农村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要改变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状况，由“新”入手，让农民得“新知”、有“新解”、出“新招”，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思维习惯、文化观念等，走出传统农业的束缚，实属历史的阶段性要求。
新名词、新提法刷新“三农”概念
仔细研读“一号文件”，可以领会诸多“新”意。文件别强调了一些新提法和新名词，如新型农民、村庄规划、循环农业、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这些名词，从根本上刷新了此前的“三农”概念，刷新了农村发展思路。
对“新型农民”的强调，使“农民”概念被刷新。该文件专门给“新型农民”概念作了界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还专门为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提出了措施：“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各级财政要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建设“新农村”首先强调“新型农民”，这是“以人为本”的最好体现，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好体现。没有人的发展，没有农民面貌的根本变化，没有农民生活的根本改善，所谓“新农村建设”就只是空洞的口号。
对“村庄规划”的具体要求和描述，使“新农村建设”的启动指日可待。文件中强调，要将“村庄规划”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范畴，安排资金支持编制村庄规划，向农民免费提供经济安全适用、节地节能节材的住宅设计图样。甚至，连农民的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也提出了治理要求……这种精细安排使“新农村建设”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有了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容，可谓对“农村”概念的刷新。
现代农业概念篇7
关键词：农业本体；知识建模；知识管理；农业信息化
DoiDoi：10.11907/rjdk.162137
中图分类号：tp3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00（2016）012-0065-03
0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量不断增加，如何合理描述、表达、组织和管理海量无序的知识资源，并有效进行知识共享和服务是知识管理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体（ontology）作为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明，为知识和概念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组织方法。由于本体的支持，知识服务如搜索、积累和组织等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同时知识的发现、重用和共享变成现实。作为农业信息化的基础，农业领域知识是一种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和生产效率的生产要素。因此，研究农业领域的本体知识建模，构建面向本体的农业知识库，完善农业知识服务体系，是推动农业信息化合理发展的必要措施。
为加强农民和农技人员对农作物病虫害认识，有效指导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农作物病虫害知识和信息的表示与共享技术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已有的农作物病虫害知识表示方法有：基于模糊推理的知识表示方法[1]、基于产生式规则表示知识[2]和基于案例推理的知识提取方法[3]等。这些传统方法构建的知识库不仅具有很强的领域特性，而且在知识获得、表达、共享和重用等方面都存在不足。随着本体论研究在农业信息管理领域的渗透，农业病虫害本体的研究不断深入，如水稻病虫草害本体[4]、蔬菜病虫害知识库[5]、柑橘病虫害本体[6]、玉米病虫害[7]等，但大多数相关研究都存在领域的局限性。本文借助本体理论的思想，运用本体方法组织知识，选择枸杞病害和虫害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结构良好的枸杞病虫害领域本体库，为枸杞病虫害知识服务提供支持。
1本体与农业本体
本体论原是哲学领域中为研究存在而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现在被用于信息科学中，其概念和内涵也随之改变和不断完善。在信息科学领域中本体论是一种利用计算机语言和模型来进行领域知识表示和组织，结合信息技术进行知识管理、共享和服务的科学方法论。本体是通过领域专家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协作而构建的领域概念、关系和公理体系的集合，以计算机能理解的语言和形式描述、表示和组织知识，促进知识重用、知识共享和知识服务[8]。农业本体是农业学科领域内概念、概念与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以机器能理解的形式化语言表示和组织农业知识和模型。农业本体给农业领域提供了统一的术语和概念，使得农业知识高效可靠地获取、共享和服务成为可能。随着本体论研究在农业领域的渗透，本体在农业知识库构建、知识共享服务及智能检索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2本体构建
2.1本体模型
本体在结构上包含5个基本建模原语：概念、关系、函数、公理和实例。概念通常也被称为类，指任何事物，表示领域中具有相同属性的对象的名词集合，是知识领域内的标准与规范，为知识的共建共享提供了基础，概念以层次关系加以组织；关系描述概念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如继承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等；函数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公理采取特定逻辑形式的断言（包括规则在内），表示任何情况下都正确的描述；实例代表元素，也就是概念中的具体例子，是整个本体的基础对象。本体是知识概念化的显式规范说明，它将知识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化的方式表示出来。本体可以表示为一个五元组o=（V，C，R，a，X），其中，V表示论域中的术语集，C表示概念集，R表示概念间的层次关系，具有自反性、无环性、有向性和传递性，a表示概念和关系的属性值集合，X表示公理集，是对概念和关系属性值的约束。
2.2本体构建原则
本体是一种先进的信息资源知识组织方法，本体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没有统一的本体构建方法和规则，Gruber提出本体构建的5个原则，即本体的定义具备清晰性、完整性、一致性、最大单向可扩展性和最小编码相关性[9]。对于领域本体的构建，还应遵循以下4个原则：标准化建设原则、本体复用原则、协作原则和评建结合的原则。其中，标准化可以提高本体的共享性、防止和避免信息应用相互脱节；本体复用采用多层次继承方法，减少和避免本体的重复定义；协作原则要求众多领域专家、知识工程师和it人员协作参本体构建；评建结合原则要求在本体构建过程中检验本体是否完整，是否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需要不断接受评估和提高。
2.3本体构建方法和流程
随着本体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出现了多种本体构建方法，国内外比较有影响的本体构建方法有骨架法、iDeF5法、toVe法、metHontoLoGY法、XHemiCaLS方法、SenSUS方法及七步法等[6，10]。本文借鉴本体构建相关方法，依据农业领域知识的特点，确定了农业领域本体构建的方法，其流程如图1所示，具体思路如下：①构建本体之前，进行需求分析，确定领域本体框架，明确领域本体的应用目标和范畴；②通过专业相关书籍、文献资料、权威网站信息等途径获取领域知识，结合农业领域专家建议，对领域知识进行分析、整理和归纳，得到所需领域的概念和关系；③对领域知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结合需求分析，将领域中的主要概念和关系列举出来，在农业领域专家指导下，确定领域的核心概念和关系；④基于前面划分的概念层次结构，使用本体构建工具对类、属性和实例等本体元素进行编码及形式化定义，实施本体构建；⑤本体建立后，领域内概念的定义是否清楚，关系是否明确，需要运用推理工具自动判断和检验，并对有逻辑错误的地方进行修改，以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⑥本体创建是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以便更好地适应实际使用。
3枸杞病虫害本体构建实现
3.1应用背景分析
枸杞病虫害本体是利用计算机语言规范枸杞病虫害的相关概念、概念间的关系，形成对枸杞病虫害知识组织结构的共同理解，为进一步建立枸杞病虫害语义web，开展枸杞病虫害知识服务奠定基础。在枸杞病虫害本体的支持下，对枸杞病虫害知识的获取、搜索和使用等相关服务的效率大为改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重用和共享。
3.2知识及获取
在学习了很多相关枸杞病虫害书籍和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枸杞病虫害领域专家建议，以宁夏地区常见的枸杞蚜虫、枸杞红瘿蚊、枸杞瘿螨等51种枸杞害虫和根腐病、炭疽病、白粉病等15种枸杞病害为研究对象，对枸杞病虫害领域知识进行分析、整理和归纳得出核心概念集合。
3.3本体知识建模
由于枸杞病虫害领域复杂的领域间关系，在本体构建过程中以枸杞为核心，综合考虑与其相关的枸杞病害类型、枸杞虫害、虫害体征、症状、危害部位、发生发展规律、病原、防治方法等要素，通过描述其领域中的类（概念）、属性关系和实例（个体），构建完整的枸杞病虫害本体。
3.3.1本体类结构及层次模型建立
构建本体类层次结构模型是构建领域本体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任务。首先将枸杞病虫害本体分为5个一级类，分别是枸杞病害（Disease）、枸杞虫害（pets）、危害部位（part）、危害症状（Symptom）和防治方法（prevention）。然后依据枸杞病虫害的知识体系结构内容，对概念作进一步细分。在protégé环境中，将下位概念逐一添加到一级子类中，形成如图2所示的本体类层次结构。
3.3.2本体属性关系定义
定义本体属性是确定一个类内部以及类之间关系的过程，通过定义本体属性来建立概念间的关系是实现知识推理的基础。属性描述的是一个二元关系，protégé中提供了3种类型的属性关系，即对象属性（objectproperties）描述的是两个概念的实例间的关系，数据属性（Dataproperties）指某个类属于某一个数据类型，注释性属性（annotationproperties）是对概念属性的注释。在protégé中定义属性时除了包括属性名称、描述信息、数据类型的定义外，还要确定定义域、值域、顶级属性、子属性、逆属性等约束信息。
通过分析整理，枸杞病虫害领域本体中所定义的主要对象属性如表1所示。比如，对象属性cause，定义域为枸杞病害，值域为病因，表示枸杞叶片病害由某病因引起，而病因是枸杞疾病的根源，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caused-by，这就是逆属性关系。类似的方法可以定义数据属性和注释性属性。使用addsubproperty即可构建子属性，形成树状层次结构。
3.3.3本体实例添加
本体属性关系确定之后，就要进一步为类添加实例。类是实例的抽象归类和表示，实例是类的具体表现，一个类可以赋予多个实例，形成实例集。每个实例继承类中的特性，用属性值描述实例的特征。如“枸杞虫害”类中包含了很多害虫的实例，对于其中的“蝽类”就包含了7种虫害。在protégé中选择individuals选项可以在相应的类中添加实例，同时为实例添加相关的属性及属性值。例如在类“蛾类”中添加枸杞蛀果蛾、枸杞卷梢蛾、枸杞鞘蛾、枸杞绢蛾和枸杞黑绢蛾5个具体实例，在每个具体的实例中可以添加它的属性内容。
3.3.4枸杞病虫害本体知识库
根据上述构建步骤，将枸杞病虫害作为研究对象，以诊断和防治为研究目标，抽取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属性及实例，构建了一个体系完善的枸杞病虫害本体库。构建好的枸杞病虫害本体的类结构如图3所示，共计37个本体
类，基本涵盖了实际生产中主要的枸杞病虫害种类。本体中有7个数据属性和12个一级对象属性用于描述枸杞病虫害的基本信息，还包括51个害虫实例，15个病害的实例和其它本体类的实例。
4结语
本体以科学知识组织的方式实现了知识间逻辑关系的形式化定义。本文在农业本体模型形式化定义、构建原则、构建流程和方法分析的基础上，以枸杞病虫害领域的相关知识为例，运用本体开发工具建立了枸杞病虫害知识本体，构建了枸杞病虫害知识库，为促进枸杞病虫害防治知识应用和共享奠定了基础，为下一步利用知识库进行本体检索和推理等提供了参考，同时为其它领域本体构建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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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概念篇8
所谓土地使用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是用益物权的一种，是一种综合性、概括性的权利。[1]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土地使用权制度，按使用目的的不同划分为：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使用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然而，毋庸讳言，我国民事法律中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同民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土地使用权相比较还存在着诸如缺乏系统体系，划分过于繁杂，名称不规范等问题。[2]针对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有关土地使用权制度完善的问题成为了学者们的争论的焦点之一，许多法学专家对此提出了完善的构想，目前已经公布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典草案”）、
地私人所有制的变迁；二是终结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土地私有制向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变迁，三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成的农地集体经营向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变迁。我国现行的农地使用制度就是在农地制度第三次变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据农业部合作经济指导司经营管理总站的统计资料显示：至1997年止，
亦有失全面、准确。所以我国立法中“使用权”一词缺乏法律术语应有的科学性、精确性，不能在概念及内容上全面反映土地使用的权益所在。其二，“土地使用权”一词在各部法律中的含义各不相同，容易引起使用的混乱。《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不难发现，这些规定中是从概括性、综合性角度使用土地使用权的概念，是指依法对各类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却仅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7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这样“土地使用权”在各部法律、法规中含义各异，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也是“宜粗不宜细”的民事立法指导思想在民事法律、法规中的反映。然而我国许多学者，一方面深刻地认识到“土地使用权”并非为一个严谨的法律术语，“现行法律和实务上的土地使用权概念，是一个笼统的概念”；[21]另一方面，却又固守着这个在“宜粗不宜细”立法指导思想下产生的“
法土地使用权制度中规定永佃权的仅有意大利、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就日本民法中永佃权而言，“日本民法物权编里的永佃权就是从封建的地主佃农关系沿袭下来的封建不平等关系……总之，永佃权人完全是一个无权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违反近代民法精神的，只能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关系。”[26]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宪法”规定“国家”对于土地之分配与整理，应以扶植自耕农及自行使用土地人为原则（“宪法”第143条第4项）。“国民政府”迁台后，积极推行，于50年代陆续实施“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耕者有其田条例”，征收地主保留地以外的土地，转放现耕农民承领。农民有田自耕，无于他人土地设定永佃权的必要，永佃权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1999年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已决定删除永佃权，其删除理由：永佃权之设定，将造成土地所有人与使用人之永久分离，影响农地之合理利用。且目前实质上各地政事务所几无以永佃权登记者，足见目前永佃权之规定已无存在之价值。[27]由此可见，永佃权制度已如昨日黄花，日趋没落，如果我国农地使用权的发展方向是传统民法的永佃权，显然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而且永佃权是维护和巩固封建剥削关系的土地使用制度的观念，在我国民众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立法中采用类似永佃权的农地使用权概念，民众的心理难以接受。
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呼唤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通过《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在《民法典》中构建科学、完善、符合社会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国现有的三部“民法典草案”中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构建存在某些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民法典》起草的过程中通过争论及时发现问题，并集思广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有助于“民法典草案”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二、完善
的无体物-空间，也成为地上权的客体。我国地上权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理所当然要注意当代地上权发展的动态，并结合我国国情，在立法中予以体现。就空间而言，已有学者注意到其在现代社会存在的价值，提出构建空间利用权的设想。我们认为，在我国物权立法中没有单独设立空间利用权的必要，而应顺应现代地上权的发展潮流，扩大地上权的客体范围，就可以对空间的利用予以规范，即将地表上、下一定范围的空间利用的规制认为是地上权延伸即可。而就竹木而言，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用于农林牧渔生产的土地利用以专门的权利规制，如农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草原使用权等，这一方面考虑到农用地不同于一般建设用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贯彻《土地管理法》所有确立的“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的原则。由此，我们主张，尊重现有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划分，不将竹木列为地上权的客体，使地上权与我国现行立法有效衔接。我国台湾地区已有立法例，其“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第832条：“称地上权者，谓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权”，与台湾地区“民法”物权中地上权[33]的规定相比，其删除“或竹木”。修正后地上权之使用土地目的，仅限于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3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民法典》中的地上权可以界定为：地上权是在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地表及上、下一定范围空间营造建筑物或者其他附着物而使用土地的权利。
[注释]
[1]土地使用权是与土地所有权相对应的一种权利，是一种综合性、概括性的权利。我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土地使用权”本身并不是一项精确、科学的民事法律术语。且不说“土地使用权”的含义在各部法律中各不相同并与所有权权能中的使用权能概念容易混淆，单就我国法律中土地使用权基本囊括除所有权之外的其他有关土地利用的权利的事实而言，其已经失去了法律术语所应有的严谨与科学性。然而在本文中，我们又不得不采用“土地使用权”这一用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土地使用权”在我国立法，包括《宪法》中大量使用；另一方面，“土地使用权”一词已经使用多年，被广大民众所熟知。但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立法活动，而应理解为一种变法，一种观念的变革，应当敢于突破现有的概念，包括《宪法》中确立的，但并不符合现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民事立法进步要求的概念。当然，这首先需要修改《宪法》中的规定。因此，我们在文中使用“土地使用权”一语并不代表我们肯定土地使用权在法律中的地位，其至多只能作为一种学理或不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我们主张，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摒弃“土地使用权”的说法，而以更科学、严谨，更符合现代民事立法发展趋势和要求的概念和制度取代之。
[2]参见彭真明、常健：《试论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王利明先生设计的特许物权中包括养殖权与捕捞权、采矿权与探矿权、林业权、取水权、狩猎权。这其中有关土地利用的权利主要是养殖权、采矿权、林业权。
[4]参见杨振山、朱庆育：《制定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制日报》2000年11月9日，第3版；王利明：《物权法论》，
福利性质，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将承包的土地作为自己生活的最终保障。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又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划分的琐碎，使农业生产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农业现代化、社会化工作难以开展。最重要的是，这种规定严格以身份作为承包土地的前提条件，排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运用，使得一些有能力又乐于从事农业生产开发的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单位或个人难以承包到优质土地。相反，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却可以因承包地不收租金、承包费用较低而不愿放弃对土地的承包，对土地进行低效经营、掠夺式生产，无疑这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18]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9]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0]王兰萍：《论我国土地使用权与用益物权》，《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21]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2]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3]我们主张在立法中摒弃“土地使用权”概念，但并不反对其继续作为一种学理或不严格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或提法。正是基于此，在本文中我们亦使用了作为学理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概念。
[24]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5]参见叶建丰：《在我国重建永佃权的构想-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河北法学》2001年第3期；杨立新：《论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缺陷及其对策-兼论建立地上权和永佃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河北法学》2000年第1期；张红霞：《罗马法上的永佃权制度与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9期。
[26]谢怀轼：《大陆国家民法典研究》之第五节《日本民法典》，《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3期。
[27]参见王泽鉴：《用益物权。占有》（民法物权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28]杨振山、朱庆育：《制定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制日报》2000年11月9日，第3版。
[29]新合同法存在诸如：缺乏一些先进制度的规定，遗漏了一些具体的合同；某些规定地于墨守陈规，缺乏应有的超前性和广泛适用性；起草过程中受行业、部门利益因素影响较多，致使其有失全面和公允。参见常健：《新合同法存在缺陷浅议》，《改革》2002年第1期。
[30]史尚宽：《物权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57年版，第169、186页。
[31]来小鹏、文介平、骆电：《试论地上权制度的存在价值》，《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
[32]参见程宗璋：《我国地上权制度之研究》，《不动产纵横》1999年第2期。
现代农业概念篇9
【关键词】三农问题;法律概念;留守儿童;解析;重构
政府主导下建构的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制度，藉公权力而动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如果“农村留守儿童”外延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会使得政府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工作标准无法统一，规则随意性大，难以获得科学的统计数据，无法对政府工作的正当性与效率进行测评，带来权力运行的新问题。从法学视角解析“农村留守儿童”，努力使规则建构更科学，提升规则的确定性，以实现法律的公正、客观与理性价值。
一、对“农村留守儿童”已有概念的评析
“农村留守儿童”概念，多见之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人口学四大学科领域。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法学研究的重心。
较为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概念是叶敬忠教授在2005年提出的。他认为：“留守儿童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在外打工而被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未满18周岁的儿童。”[1]（p18）立足法学视角，对这一概念做如下分析。
1、“留守”是指生活在“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是相对于城镇的一个地域范围，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聚居区，“农村留守儿童”是“农村地区”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留守儿童”的父母离开这一区域，暂时脱离了农业生产，却将未成年子女“留守”在该地区。
2、“留守”是指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空间上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监护职责的履行产生异动
父母不得不把自己所应共同担负的监护职责交由一方、或委托给近亲属履行。
3、导致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空间上发生分离的原因是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但这只是一个表象，“留守”与“被留守”，都非当事人自身能力所能左右的。“留守”是弱者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
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能够与上列概念形成矫正与互补。段成荣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2]这一概念将“户籍所在地”与“农村地区”联结起来，关注到了“户籍”问题，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范围的限定欠缺必要论证。
在大多数学者看来，“留守儿童”就是指“农村留守儿童”，在概念揭示中无需赘述“农村”。阮积嵩在其题为《对农村留守儿童权利保障的法律思辨》一文中认为：“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3]作者恰恰忽略了“农村留守儿童”中“农村”这一核心构成要素。
学术界在留守儿童概念认定上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科学严格的论证，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大都流于宽泛，理念宣扬大于理性思辨，概念炒作多于真理索求。这与“国内关于留守儿童的专题研究，实际上尚处于探索性的阶段”这一现状有关。[4]研究对象不确定，支撑研究的数据由何而来？制度设计的基础是什么？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界定中存在的问题，林培淼、袁爱玲的研究认为，应当从地域维度、在校/园维度、年龄维度、家庭结构维度、留守时间维度、父母外出维度、主要监护人维度等七个维度来构建“留守儿童”的概念。如果照顾到了这七个维度，就能“为准确把握全国留守儿童的总体状况，为决策部门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参考。”[5]基于这样一个落脚点，该研究在概念外延的周全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本文将立足法学视角，以法社会学的方法为基础，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予以解析与重构。
二、“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法学解析
“概念是所有同一基因的客体的表征。概念来源于事实，也是对事实的抽象”。[6]“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建构首先要从对作为这一概念来源的事实进行分析入手。作为“农村留守儿童”概念来源的事实就存在于这一概念本身，把构成这个概念的词汇拆分开来，逐一分析，事实就会明了。
1、什么是“农村”
农村，与城市相对，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聚居的特定区域。农村较之于城市，有以下特征：
（1）农村首先是一个区域概念。“在我国，农村的概念并不像有人所讲的，是个经济概念，农业才是经济概念，农村更主要的是地域概念或区域概念。”[7]当然，农村概念也具有文化、经济意义。“乡村研究”是基层社会研究的一个重点，包含着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多重意义。
（2）农村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区域。在中国，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从事农业生产的门槛较低。农村常常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
（3）农村是从事农业生产人口聚居的区域。我们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称为农民。在中国，认定农民身份的标志并不是“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户籍，户籍将农民与农业生产、农村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4）农村地域广阔。无论是农村的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适于居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怀古”。城里人经常慨叹农村的好处不外乎两项：一是自然环境好，污染少，空气好，属于物质层面;二是保留着一些传统的东西，属于文化层面。
（5）农村相对落后。造成农村落后的原因除了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外，制度因素是主要的。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社会构造引发的城乡对立是长期制度安排不合理形成的。长期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使得农村的落后不仅是全方位的，并且与城市的差距日益扩大。乡村精英们的远去，使得农村日益空洞化，愈发丧失了进步的推动力。
2、什么是“留守”
留守是指共同生活的夫妇、父母子女，因为一方远赴城市从事非农劳动，而与居住生活在户籍所在地的另一方在生活空间上发生的一种长期分离状态。这种长期的分离状态对于亲密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带给各方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8]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概念，就是把处于分离状态两端中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生活的相对弱势一方在概念中予以彰显的结果。
立足“留守儿童”视角，“留守”一词可做如下分析：
（1）留守是共同生活的一种长期分离状态。父母应当与未成年的子女共同生活，以妥当履行监护职责。但由于种种缘由，这种共同生活的状态发生了时空上的分离。时空分离不仅包括分离状态在时间跨度上的长期持续性，还包括分离状态在空间上的远距离、高成本。空间上的远距离、高成本加剧了分离状态在时间上的长期持续性。
（2）留守是指未成年人的留守。留守是共同生活的一种长期分离状态，未成年人的父母与未成年人处在“留守”状态的两端，离开任何一端，“留守”都无法构成。“留守”，缘于将学术关注和制度设计的重心集中在相对弱势一端。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现象，只关注“留守”状态的一端，只解决相对弱势一端的权益救济，忽视另一端，甚至把造成“留守”的原因归结到“父母长期外出打工”这一现象上，把父母置于与留守子女对立的一面，流露出对这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的抱怨。这样的学术基点存在着极大地局限性。
（3）留守使得未成年人的法律权益受损。从法律的角度来观察，留守这一长期分离的生活状态使得未成年子女无法及时得到父母的照顾，从而使其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受损。从对留守儿童实证研究的成果来看，留守儿童在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角度所折射出的广义上的法律权益受损现象带有极大地普遍性。
（4）引发留守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只是引发留守现象的一个表象，最根本原因是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潘璐、叶敬忠在其研究成果中援引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南南合作局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斯里兰卡、菲律宾、摩尔多瓦、墨西哥等国家的留守儿童规模进行了统计，这些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现象。[9]
3、什么是“儿童”
由于立法目的不同，不同立法在使用同一概念时所关注的基点是不同的。通过对《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对比，为确保规范的统一，“留守儿童”中的“儿童”应当是指18周岁以下的公民。
但在政府主导的留守儿童管护实践中，在确定谁应成为留守儿童管护制度关爱的对象时，法律规范仅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政府主导下的管护制度及其运行首先考量的是行政权力的可行与便利。这样一来，各地会根据各自情况制定一些标准，来划定留守儿童的范围。并且，同一地区所划定的留守儿童范围也会根据财力的增减和工作重心的调整而随时调整。
经过调研发现，划定“儿童”范围一般会考虑下列因素：
（1）以是否在校读书为标准，将“儿童”分为在校儿童与非在校儿童。非在校儿童，即使属于“留守”，一般也无法纳入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制度范围。
（2）以是否正在接受义务教育为标准，将“儿童”区分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包括学龄前和高中阶段的儿童，一般都不在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制度范围内。
（3）以是否寄宿为标准，将在校生分为寄宿生与非寄宿生。非寄宿生儿童一般不在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制度范围内。
地方政府一般会选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中的留守儿童作为关爱管护制度的对象，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增加基础教育投资、改善办学条件、完善课外辅导、建立师生联络，建立以教师为主体的家长队伍等措施，使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工作有抓手、见效快。
三、“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法学重构
对“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重构，除了对决定概念内涵各要素的事实予以高度抽象概括外，还必须考虑这一概念重构在学术上的必要性。学术必要性是说价值。社会科学研究不可妄谈创新，人文情怀的养成、深厚的学术积淀需要漫长的持续不断地积累。应当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恢复到启迪智慧这一本源上来，学者们所秉持的批判态度能够给社会提供冷静反思的机会，使人们的行为更加理性。学者们的研究使从事实务的人懂得反思，瞻前顾后，不断调整工作方案，最终趋向合理。地方政府在运用公共财政实施留守儿童管护工作时，人为地将一部分留守儿童排除在外，“可行性”是堂而皇之地辩解理由。“可行性”忽略了法律的效力，“留守儿童家长”就是不具有民法效力的管理措施。[10]
留守儿童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关。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大批适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就业提供了机会。然而，在经过艰难奋斗后，这些来自农村的农民劳动者们发现，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诸多制度并未有丝毫改变，他们及其子女根本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同等权利。将未成年子女留守在户籍所在地农村上学、生活是一个无奈地决定。留守给未成年人造成的教育、生活方面的某些不利影响能够通过政府的救助减少或者消除，但只有父母才能给予他的东西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留守儿童最大的缺失是父母对他们的爱与关怀，是精神层面的。父母如果不去城市打工，与他们共同生活在农村，物质虽然贫乏，但精神是恬静安逸的。作为传统乡村的一分子，作为父母的农民将秉持传统道义，履行着乡村秩序带给自己的对村落、宗族、家庭的义务，心安理得地分享着乡村生活的怡然自得与自给自足。这种稳定与秩序是家庭教育的外在环境，能够给未成年人带来安全感，使得他们健康成长。这一环境伴随着农民父母的进城被彻底打破，新的教育环境迟迟无法构建，留守就是这个历史转折期的伴生现象。
在城市边缘生存着的农民劳动者，由于其农民的身份，无法获得他们期望的城市生活，城市带给他们只有歧视与伤害。这种苦闷的情绪影响到了他们与孩子的交往。父母缺乏自信的笑脸，缺乏对生活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以及这些积极的东西对留守着的未成年子女的感染。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金钱，他们还能给孩子什么？城市的不容与村落的终结，是新生代农民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我们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其具有农村户籍的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远赴城市从事非农生产，而将其留守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由父或母单亲抚养，或者交由其他近亲属抚养，甚或交由远亲抚养的未成年人。
农村留守儿童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父母的农民身份。农民身份不是由职业所决定，农民即使离开了农村，从事非农生产，只要户籍没变，他仍然是农民。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其父母的农村户籍，以及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歧视。
（2）留守在农村。“留守”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未来的奋斗方向是去到城市。农村是“大本营”，但绝不是生活的目标与方向。人口自农村流向城市，而不会发生“倒流”。对未来的这种期望越高，对留守的感受就越深。
（3）非父母双亲监护。未成年的留守子女由父或母一方长期监护，或者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父母有时甚至会将未成年的留守子女交给同辈兄弟姐妹监护，或者根本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监护，等等。
（4）留守儿童是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少年”、“儿童”、“青年”是一个边界模糊的生活概念。如果“儿童”要作为公共资源施惠的对象，不确定性会给公权的运作带来诘难。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莫瑞著，叶敬忠译.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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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阮积嵩.对农村留守儿童权利保障的法律思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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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培淼，袁爱玲.全国留守儿童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的概念研究[J].现代教育论丛，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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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冠生.城市、城镇、农村、乡村概念的理解与使用问题[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8]韩长安.亲密关系对国家法消解的原因、机理和结果分析[J].比较法研究，2008（4）.
[9]潘璐，叶敬忠.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0]吴友平.对留守儿童施以“家长制”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山东省团校学报，2014（1）.
【作者简介】
现代农业概念篇10
关键词：农村；农民；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最难的是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把农业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技术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来管理农业。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曾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2007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温家宝同志在十届五次人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意味着给农业注入更多的现念和方式，将更多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什么是现代农业？简而言之，现代农业是指处于一个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具有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形态，具体就是指用现代工业力量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的，生产效率达到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实现了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
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传统农业和不发达农业转变到现达农业的过程。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装备和较高的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二是高效能的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部门的支撑和效益相对较高的非农产业需求的支撑，并采用现代营销方式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三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水平如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等，有一定科学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才能的农业劳动者，农民的收入水平接近城市居民水平，生活、居住方式城乡一体化；四是农民组织结构的改善与优化，尤其是通过农业产业化，形成较高的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五是有良好的农业资源生态环境并有较高的资源转化率。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发展现代农业，是科学发展观在农业农村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落实。通过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集约使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要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促进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第三，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根本途径。实现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是“三农”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中心任务。只有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才能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从根本上夯实增粮增收的基础。
第四，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资源与市场双重制约，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将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我国农业的内在基础正逐渐强化。目前，农业科技进步率已达到48%，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物质装备支撑能力明显增强。已具备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那么，建设现代农业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建设现代农业的目标应该是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能力明显加强，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升，生态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建设现代农业的任务主要是抓住薄弱环节，突出重点，采取综合措施，整体推进。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应用农业机械，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提高农业抵御灾害的能力和生产效率；要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强化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要将农业产业化经营贯穿于现代农业建设全过程，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和标准化水平；要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农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要树立和运用大资源、大农业、大食物、大市场和大生态的理念，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将贯穿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确保现代农业建设稳步健康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