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政策篇1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07―0086―02
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再到“智慧社区”，“智慧”一词逐渐占据了城市治理理念的核心一角。社区是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实现城市社会整合的普遍形式。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成熟度，而智慧社区的建设将会成为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智慧社区及其建设的动力机制
（一）智慧社区的含义
智慧社区一词最早源自1998年美国戈尔提出的数字地球概念。国外对于智慧社区的研究是作为智慧城市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其中以iBm给出的智慧城市定义为主流，即“智慧城市是指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1〕。国内关于智慧社区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综合学者们的多维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智慧社区应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智慧社区的参与主体。社区是居民获得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因而社区建设不仅关系到居民全体，而且涉及到公共服务提供的多方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而智慧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以一种更为“智慧”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的满足居民需求。而在社区领域，生产、生活等服务的提供脱离不了社区的诸多构成单元，因而智慧社区并未超出社区治理的范畴，而是同样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不同的是智慧社区在治理主体参与的方式、载体、效率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
第二，智慧社区的实现载体。智慧社区与一般社区治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治理方式、工具的创新。智慧社区的“智慧”之处在于将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融合到了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个单一系统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相互交错、错综复杂的综合体系，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基于大数据处理的信息化技术是其载体，承担了社区治理某些方面的主要职能，包括社区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公布，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多元化提供等等。
第三，智慧社区的实践效能。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实现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其本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运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全面整合社区资源，通过社区智能化服务平台的搭建，为居民提供智慧医疗、智慧管理、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监控、智慧安保、智慧学习等多领域、高效率、高质量的社区公共服务。
总而言之，智慧社区是指一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样态，它强调的是基于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参与，借助于互联网、计算机、云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社区资源的全面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的“善治”，也即社区服务的效率、质量、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提升。
（二）智慧社区建设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唐京华，孙宏伟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沈阳110169）
[摘要]智慧社区建设是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重要环节，但在具体实施中还面临着政府引导力不足、居民参与率低、虚拟平台运行不规范、缺乏专业人才及技术等制约因素，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07―0086―02
动力机制
伴随着智慧社区建设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作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建设的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消解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展开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社区治理的水平、效率均有不小的进步，然而从全国社区治理的实际状况来看还存在诸多困境。例如多元主体参与率低下，行政化趋势明显，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社区管理成本高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矛盾丛生等。原有的社区治理方式已很难在这些问题的化解上有所创新，因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来消解困境，这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
第二，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扩展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间接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进入了飞速更新换代阶段，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生活面貌的极大变化，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信息技术已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计算机、通信、传感等技术的进步不断寻求应用领域的延伸，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建设早已进入技术延伸的范畴，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自然成为信息技术延伸的目标范围，技术应用的扩张需求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间接的推动力。
第三，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是智慧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公共服务要求。单一服务模式、普适化服务标准、慢节奏服务速率以及单向交流方式等已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个性化、高效率、高质量、双向交流服务越来越成为社区居民需求的偏重点，原有的以人工服务为主的社区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面对社区居民不断攀升的服务要求，智慧社区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二、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各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政府、企业、居民都对智慧社区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综合全国智慧社区建设状况，可以发现要将智慧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实现整体推进依然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
（一）政府引导力不足，保障体系不完备
“智慧革命将深刻影响城市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也必然倒逼社区对其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2〕。在强行政压力环境下，政府行政导向在社区治理中依然具有主导地位，政府指导体系的不健全将深刻影响智慧社区建设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级政府或街道对辖区内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缺乏科学性，没有专业队伍作为指导，存在盲目推进的现象；二是政策、法律规范不完善难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政府指导囿于技术层面而实用性不足。
（二）居民参与率低，政社互动性缺失
强化互动沟通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之一，然而从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不难看出，现阶段智慧社区建设更多的是政府、社区等单方实施主体的行为，居民作为目标对象并未广泛参与其中。匮乏的双向互动沟通主要源于几个方面的工作不力：社区消极不作为，将智慧社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应付了事；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社区与居民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智慧社区具体项目建设的实际效用不高，居民未能从中得到真实便利；智慧社区应用的操作难度较大，居民难以达到参与的文化程度要求等。较低的居民参与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智慧社区建设的意义黯然失色。
（三）专业人才匮乏，应用技术不成熟
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数据处理技术将面临着更新换代的难题，此外虚拟平台的构筑、不同系统间的完整对接等都需要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改进，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尚处于模拟探索阶段，应用技术也处于不成熟状态，未来智慧社区建设还需要攻克各种技术难题。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素质偏低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大障碍，据调查现有社区工作者不仅一般不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技术能力，而且拥有社区工作资格证书的也在少数，智慧社区所要求的核心技术人员难以寻觅。
三、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面对智慧社区建设的多种制约因素，从政策上加强规范和引导是有效降低建设难度、有条不紊的实现社区治理“智慧化”的保障。
（一）以居民服务需求为动力导向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必要空间，也是城市社会开展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地域单位，社区的智慧化建设水平直接关乎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便捷与和谐”〔3〕。居民的需求导向是社区服务发展的指示灯，智慧社区建设应当以居民的实际需要为前进方向，优先解决居民最为急切的要求。社区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主体，各个社区状况千差万别，在智慧社区规划、筹建过程中应该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汇集社区共识，着力构建居民关于健康管理、商业消费、生活安保、社区医疗、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等基础社区功能模块，然后配以单一社区居民特色需求功能板块，打破僵化的社区服务体系，从而打造各具特色的智慧化社区。
（二）以强化政府支持为实践保障
社区虽是居民实现自治的群众性组织，但在社区发展中政府作为全局支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慧社区建设有赖于政府的积极作为。首先，政府的社区治理理念应当具有前瞻性，将服务型社区当作未来社区建设的模型，正确引导社区构建的发展方向。其次，“政府要承担起顶层设计的职责，各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框架下进行智慧社区建设的统一规划、部署和协调”〔4〕，打破社区“各自为政”的局面，全面统筹社区资源，实现信息的交流、共享，构建社区总体布局，为更大范围的社区科学管理提供数据资料。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标准、评估体系、风险监控、违规处罚等规范，实现智慧社区管理的制度化，降低智慧社区管理的不确定性。
（三）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推进重点
智慧社区建设强调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政府或社区的单方面推动只是外力而非内力，智慧社区稳步扎进的关键力量是多方主体参与形成的合力。其中政府应作为全局的掌控者，聚焦社区治理的大局，做好方向引导、“后勤”保障；自治组织要摆正服务提供者角色，以居民需求作为自己的行动导向；社区居民要明确自己主人翁的地位，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与企业则要扮演协调、辅助者的角色，在享受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造福社区。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股关键力量。
总之，智慧社区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各方面条件协同配合的基础上分步骤、有重点的推进。在建设过程中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邹佳佳，马永俊.智慧城市内涵与智慧城市建设〔J〕.无线互联科技，2012，（04）：69-71.
〔2〕蒋俊杰.从传统到智慧：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困境与重构〔J〕.浙江学刊，2014，（04）：117-123.
社区建设政策篇2
[关键词]协同；灾后重建；主体功能区
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都是国土开发的具体形式，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一方面，地震灾害影响着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对于非灾省区，四川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途径、模式和重点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灾后重建中遇到的现实困难也需要借助国家、四川省的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予以克服。论文在分析四川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内在统一性、地震灾害对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影响的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灾后重建的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
一、四川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内在统一
科学发展观是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这是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可以协同推进的最根本的原因。具体而言，协同推进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内在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统一于以人为本谋发展、
“以人为本”是四川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共同遵循的准则。国家汶川地震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原则，提出要把保障民生作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出发点，把修复重建城乡居民住房摆在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尽快恢复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积极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切实保护灾区群众的合法权益。主体功能区建设则力图打破长期以来把做大一个地区经济总量作为出发点和唯一目标来缩小地区差距的思维定势，将缩小区域差距定位为缩小地区间人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定位为使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民都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都享有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无论是灾后重建还是主体功能区建设，都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准绳，这是四川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能够得以协同推进的基点。
(二)统一于因地制宜谋发展
国家汶川地震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原则，将地震灾区分为适宜重建区、适度重建区和生态重建区三种类型，以便于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和民族等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合理确定重建方式、优先领域和建设时序。主体功能区建设则力图打破所有区域都要加大经济开发力度的思维定势，通过主体功能区划，将承担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支撑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区域同承担保护生态环境功能的区域区别开，承担保护生态环境功能的区域的发展主要不是做大经济总量，而是保护好自然生态。只有因地制宜地推进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才能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自然规律，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
(三)统一于结构优化谋发展
我国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已对生产力发展形成较强的制约，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促进结构优化是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面临的共同任务。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首先统一于产业结构优化谋划发展。灾后产业重建不是简单地让受灾企业恢复生产，再现灾前的产业发展现状，而是在统筹协调受灾企业恢复生产、与灾区主体功能不符的受灾企业关闭搬迁、承接与灾区主体功能相符的产业转移、新建开发利用受灾地区特色优势资源的企业中实现灾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决定了区域产业选择的基本方向，主体功能区建设同样也是在统筹协调与区域主体功能不符企业关闭搬迁、承接与区域主体功能相符的产业转移、开发利用区域特色优势资源的产业中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其次统一于空间结构优化谋发展，灾后重建分区和主体功能区划都要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绿色开敞及生态空间之间规模的适当、比例协调。第三，统一于所有制结构优化谋发展，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都力求用政府投资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和投量，营造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发展的良好环境，最终在所有制结构优化中实现加快推进区域发展。
(四)统一于追求和谐谋发展
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美好家园，是四川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共同目标。四川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统一于追求和谐谋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无论是灾后重建还是主体功能区建设，都要落脚于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人与自然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都必须尊重自然条件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约束，坚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尊重经济规律。第二，表现为人与人的和谐，无论是灾后重建还是主体功能区建设，都涉及不同群众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调整，这种利益调整又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因此，政府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干群关系和谐为纽带，实现不同群众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是对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共同的要求。第三，表现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利益和谐。因地制宜地推进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必然要求区域在自然生态产品生产和社会经济产品生产之间作出重点选择。不同区域、不同主体对这两类产品的需求量及需求弹性存在明显的差异，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都需要借助财政纵横转移支付、财政横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区域发展权转让等工具，协调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利益，实现区际间利益和谐。
二、地震灾害对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影响
突发的大地震，打乱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既有节奏。相对于没有地震发生、按照国民经济既有计划、既有的趋势发展而言，抗震救灾、灾后重建使国家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分散了党和政府谋求发展的注意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主体功能区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改变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布格局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区位于部级限制开发区域密集分布的秦巴山地一青藏高原一川滇森林的边缘地带，是部级限制开发区域向部级重点开发区域――成渝城市带的过渡区域。地震对四川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改变四川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分布重心。地震进一步降低灾区总体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四川而言，一个较大面积的局部地区总体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下降，必然引发整个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布重心的偏移。第二，地震对灾区内部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地震灾害并不是同等程度地作用于整个灾区；灾区内部，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遭受的损失不是等量齐观的，地震通过改变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主导因子，进而改变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布格局。
(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布局
主体功能区建设通过规范空间开发秩序、优化空间开发结构，进而优化调整
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布局。和没有地震发生，按照既有的规划和发展趋势持续发展相比，地震对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震改变灾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而改变四川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布格局，这种改变以主体功能区划格局的调整为纽带，通过区域开发强度的重新配置、区域发展功能及发展定位的调整等途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第二，相对于没有地震，没有对地震灾区的空间分区，灾区居民仅仅从追求经济利益的角度而进行的投资决策而言，灾后重建空间分区迫使市场主体在既定的重建功能定位的前提下审视、决定其投资决策，经济主体决策思路的变化，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施加影响。第三，地震提醒我们，地质结构稳定性应该成为考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首要因素；在考虑地质结构稳定性之后，政府、市场主体可能会改变其既有的重大项目投资及项目选址决策，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施加影响。第四，地震对灾区以外的社会居民、投资主体的投资决策施加影响，进而影响人口集聚、经济集聚的空间分布。以房地产投资为例，地震警示购房者考虑房产项目所在区域的地质结构稳定性、考虑房产项目建筑抗震性，购房决策的变化进而会对未来的人口集聚、经济集聚的空间分布施加影响。
(三)缩减建设主体功能区的财政投入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将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定位于人，区域发展协调不是区域之间经济总量差距的协调，而是区域间人均GDp、享受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的大体一致。按照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一般思路，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将限制、禁止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要使这些区域享受与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政府必须加大对这些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地震灾害、灾后重建可能缩减国家建设主体功能区的财政投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地震必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国家当前的财政收入产生影响，财政收入总量的缩减必然导致建设主体功能区投入的缩减。第二，地震导致灾区、导致四川全省可开发利用的国土空间缩减，导致可以产生财政收入的地理空间缩减，进而对政府未来财政增收形成压力，这种压力转而所加政府建设主体功能区的财政投入。第三，灾后重建必然会使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发生变化，相对于没有地震发生，原本可以用于支撑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资金可能转而用作支持灾后重建，进而缩减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投入。
(四)加大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人口转移压力
按照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基本思路，要通过主体功能区建设形成人口分布、经济布局、资源环境空间分布三者协调的格局，必须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使经济聚聚区成为人口集聚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地区成为人口集聚区。具体而言，就是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内的既有人口向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流动、转移。地震灾害、灾后重建加大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人口转移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地震灾害、灾后重建扩张了待转移人口的规模。地震灾害使大量的人口丧失居所，进一步释放了人口转移的推动力；地震灾后使部分群众的心理遭受严重的挫伤，一些人完全因为心理挫伤而产生移民的愿望，进而释放人口转移的推动力；地震灾害产生了为数不少的需要社会收养、救助的人口，在这些人口原居地适宜居住空间缩减、社会救助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释放人口转移的压力；灾后重建分区中，生态重建区的许多人口必须马上转移，这再一次释放人口转移的推动力，在人口转移压力多重释放的情况下，待转移人口的规模必然会在短期快速扩张。第二，地震灾后、灾后重建导致可集聚、可吸纳人口的空间相对缩减。地震灾后毁损了四川的国土空间，导致适宜人居总体空间缩小，进而增强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人口转移压力；灾后基础设施重建、公共设施重建从空间开发结构调整这个角度进一步挤压适宜人居空间，从而增强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人口转移压力。
(五)增强主体功能区生态环境产品的供给压力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求正确处理自然生态财富和社会经济财富之间的关系，要求处理好人口再生产、自然生态再生产、社会经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要求协调区域的生态环境产品和经济产品的供给能力。地震灾害、灾后重建增强了主体功能区生态产品的供给压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震直接毁损了较大规模的森林、草地等绿色空间，降低了地震灾区的森林覆盖率，减少了生态环境产品的生产空间。第二，地震导致的地质结构的变化，使得部分森林、绿色空间的生态生产能力下降，进而增大生态环境产品的供给压力。第三，灾后重建工程可能侵占、挤压既有的绿色生态空间，进而增大生态环境产品的供给压力。第四，灾后重建可能会改变原本投人生态环境建设的经济资源的投向和投量，进而产生因生态再生产的经济资源投入不足而出现的生态环境产品供给能力受影响的现象发生。
三、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灾后重建的路径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加强对国土开发的空间管制，是我国经济实现安全发展的重要保障。主体功能区建设涉及面广，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利益调整过程。相对于主体功能区建设，灾后重建是一项局部的、短时期的工作，四川一是可以利用国家的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加快推进灾后重建，二是可以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巩固和发展灾后重建的成果。
(一)主体功能区建设和灾后重建政策协同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从财政政策、税费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对口支援政策、援助政策等方面，构建灾后重建的政策框架。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体系将由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等组成。从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体系和灾后重建政策体系的构成看，虽然财政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是两类政策体系的共同构件，但在两类政策体系中，这些政策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为两类政策协同留下了作用空间；另一方面，地震灾区又可以充分利用建设主体功能区的投资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等，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1.财政政策协同加快推进灾后重建。灾后重建的财政政策重在建立恢复重建基金，支持利用国外贷款，以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灾后重建的财政投入。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政策则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途径以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建设的支持力度。因此，地震灾区的适宜重建区和生态重建区一是可以积极争取纳入国家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范畴，以争取国家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转移支付，二是加强协调，充分论证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的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完善生态环境建设方案，以争取国家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补偿政策，争取生态受益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以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2.产业政策协同加快推进灾后重建。灾后重建的产业政策包括重振旅游经
济、促进农业生产、支持骨干企业、扶持中小企业、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商贸流通、调整行业准入、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内容。建设主体功能区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依据区域主体功能、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产业发展目录，引导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内与其主体功能不符合的产业转移。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及其区内的既有产业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是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发展权的转移。建设主体功能区，客观上需要对发展权转移进行经济补偿，发展权转移的制度安排也将会成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在灾后产业重建中，充分利用灾后重建的产业政策，认真评估适度重建区和生态重建区产业重建中的损失的发展权，做好争取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发展权转移的经济补偿的准备工作，利用发展权转移的经济补充，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3.土地政策协同加快推进灾后重建。灾后重建的土地政策涉及地震灾区用地计划调整，对恢复重建项目实行特殊供地，以及节约集约用地等方面的内容。城乡区域之间人地挂钩、用地增减规模挂钩，是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后重建中，可以通过合理确定各类用地规模，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强化土地的节约与集约利用，力争将灾后重建中土地利用纳入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人地规模挂钩、用地增减规模挂钩的范畴，利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人地挂钩、用地增减规模挂钩杠杆，为灾后重建拓展资金来源渠道，以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二)单纯的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推进灾后重建
主体功能区政策和灾后重建政策的设计思路和政策目标存在差异，除了两类政策协同推进灾后重建外，还可以利用单纯的主体功能区政策推进灾后重建。
1.利用主体功能区投资政策加快推进灾后重建。主体功能区投资政策总体分为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两个部分，主体功能区建设中，政府预算投资将分为按领域安排和按主体功能区安排两个方面，政府投资是主体功能区发挥主体功能的重要保障，同时，政府投资对市场的引导，还是引导社会投资，促使社会资金运动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相一致的重要手段。对地震灾区而言，一是可以将灾后基础设施重建和构建区域发挥主体功能的骨架支撑结合起来，积极争取按功能区安排的投资，用以支持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移民、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等，二是积极争取将灾后农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按领域安排投资的范畴，以加快推进灾后重建的步伐。
2.利用主体功能区人口政策加快推进灾后重建。主体功能区人口政策重在对人口流动的引导，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导适宜外迁人口积极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迁出，二是促使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积极吸纳人口。地震灾害毁坏了大批民众的家园，部分民众不可能再在原居地重建家园，灾后重建必然牵涉人口移动、灾民异地安置。按照四川建设主体功能区的要求，从加大促使人口外迁的推力，加大促进人口在重点开发区集聚的吸引力两个方面着手，引导受灾人口有序流动，不仅有利于加快推进灾后重建，而且有利于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分布格局。
3.利用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加快推进灾后重建。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重在运用环境管理工具，将主体功能区内生产生活污染排放控制在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_5J建设主体功能区将引入排污权许可证、排污权交易等制度安排。一方面，地震灾害毁损了灾区的产业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地震也强制性地关停了一些污染源。在灾后产业恢复重建中，灾区可以通过关闭遭受地震损害的污染企业，发展绿色产业，剩余排污权、排污指标，并通过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排污权交易，获得经济收益，积极利用建设主体功能区的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工具，开辟、拓展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
4.利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加快推进灾后重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主体功能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个着力点。灾后恢复重建中，灾区，特别是生态重建区，可以通过加大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以及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力度，增加陆地碳储存和吸收，通过碳交易获得经济收益，以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三)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巩固和发展灾后重建成果
相对于主体功能区建设而言，三年的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短期工程；灾后重建政策持续的时间长度远少于主体功能区政策的持续时间。灾后重建的任务、灾后重建的政策都存在许多共同之处，虽然许多灾后重建项目建设期在三年之内，但项目存续时间、项目效益的持续时间将远远超过三年。项目建成之后，项目的维护和运行还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政策工具。协同推进灾后重建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不仅可以借用持续期较长的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保障灾后重建项目的维护和运行，而且可以利用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进一步完善灾后重建项目建设，提高项目建设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1]《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8-8.
[2]杜黎明.主体功能区区划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视野[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社区建设政策篇3
论文摘要：社区建设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国外社区建设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本文通过介绍新加坡、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四国社区建设特点，为我国社区建设，构建我国和谐社区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新加坡社区建设
新加坡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已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管理方式。新加坡居民大部分由华人组成，其社区建设，可称作华人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特点是政府依法指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在管理取向上不断弱化，其弊端是政府对社区管理成本过高。但政府对社区干预较为具体、直接和明显，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指导，把握社区活动方向，给予社区自治组织充分发育空间，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商家参与社区建设，建立社区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群众提供有效援助，形成了积极有爱心的社区风气。
在新加坡社区建设中，社区组织发挥很大的作用。其中，最高社区组织机构是人民协会，它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也是基层组织的主管机构。它以选举为基础，组织、领导和协调社区事务，负责把居民的需求反映给政府，并把政府的政策信息传达给居民。人民协会下设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联络所、居民委员会等组织机构，负责社区建设基础工作。在社区服务方面，新加坡培养社会自愿贡献者，又叫义工。通过义工为社区服务这种自愿贡献的精神，促进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减轻了政府的压力，节约社区建设管理的成本。
二、日本社区建设
日本是最早追随西方现代化发展方式的亚洲国家，其城市社区建设也深受西方国家影响，但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采取混合的治理方式，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两者分工合作，在社区建设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政府提供政策、制度和基金，社区自治组织是政策与制度的主要建议者。在1974年日本建立了地域中心体制，地域中心是由区级政府根据人口密度和管理半径分的一定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区政府地域中心部。地域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负责收集居民对地域管理的意见；对市民活动和民间公益团体活动给予支持和援助；对地域的各项事业进行管理；为居民提供窗口服务和设施服务等等。地域中心满足各阶层居民的需要，使居民生活日益改善。
为了辅助地域中心对社区的管理，社区居民自发建立了住区协议会。它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居民自愿参加，其主要任务是对区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任务进行讨论，把居民的意见反馈给区政府，对地域共性问题讨论提出解决的对策。可以看得出来，日本通过这种昆合治理的方式，使得政府宽松有序引领社区建设，住区社区组织与居民积极响应参与社区建设，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共同为社区建设服务。
三、美国社区建设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依靠其政治经济高度发展，使得国内社区建设步入成熟阶段，形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管理体系。美国的市是州政府的分治区，市政体制采用的是“议行合一”或“议行分设”的地方自治制度，城市社区没有政府基层组织或派出机构，实行高度民主自治，依靠社区自治组织来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社区自治组织不仅享有社区发展规划与目标、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决策权与管理权，还享有对政府的社区行政管理以及专业机构的社区服务管理的建议权、监督权。
社区是美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其结构包括社区委员会、社区服务团体等自治组织结构。社区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处理社区日常事务、制定社区建设计划、管理社区成员的聘用、组织公众参与社区活动等。社区服务顾问团体是由各专业职能部门代表、社区委员会主席及市议会中本区代表组成，承担协调商讨、征求社区居民意见的职责。此外，非营利组织对社区建设也作出贡献，它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具体实施者，为社区建设争取各类经费支持。据统计美国非盈利组织约有150多万个，占美国各类组织的6％，平均每12个就业人员中就有1人为非赢利组织工作。1999年，通过募捐、接受个人和企业捐赠、基金会和政府资助以及服务收费，筹集6700多亿美元。这些社区服务组织，给美国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在提供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享受到政府的资助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虽然，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处在主要地位，但也不能缺少政府的扶持。政府一般在宏观上对社区进行管理，为社区发展制定政策，指导监督社区组织工作，给予社区经费资助。美国政府每年用于福利财政支出300亿美元，尽管每年以15％比例增长支出，但难以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需求，所以美国出现了很多基金会、慈善机构，为社区建设融人大量资金。美国政府针对社区发展建设，制定了相关的社区法制政策，保障社区建设依法进行。除此之外，社区居民也积极投入社区建设中来。其中，志愿者服务对社区建设意义重大。志愿者服务是指以某种方式参加帮助别人的工作或活动而不领取报酬的行为。美国官方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在一些社区中心，志愿者比全职社区工作人员还多，志愿者的加入拓宽了社区服务的资源，提高了社区服务质量，减少社区经费开支。
四、加拿大社区建设
加拿大是世界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也是经济发达国家。加拿大的社区建设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步人社区建设的成熟阶段。最早的加拿大社区是由居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开始介入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其社区建设的特点是从社会问题出发，调动社区组织的积极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拿大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比较突出，主要围绕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展开。这里的社区服务包括：政府服务图书馆服务、安家服务、各种非盈利服务组织信息、宗教服务等。加拿大人把提高和保持社区生活质量作为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邻里关系，社区娱乐设施、鼓励和培育多样化氛围，一切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服务，才是民众所需要的。建立充满生机的社区，重要的是建立关系而不是正式政府体制。社区委员会是社区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讨论社区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作出解决方案；向政府反映社区居民的需求，获得政府支持；执行社区日常管理工作等。社区委员会在社区服务建设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拿大社区服务建设中资金来源充足，政府给予大量的资金投入，政府拨款占60％，服务收费占29％，社会捐助占11％，政府通过部分常规性拨款，非盈利组织按政府的法规和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其余的通过专项资助项目，由相关组织竞标。此外，加拿大社区治理与志愿组织密切参与是分不开的。加拿大大约有18万个自愿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组织中约有130万工作人员，占加拿大劳动人口的9％，同时这些组织还动员了650万名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志愿组织充分实现了把资本性资源和非资本性资源有机地结合来提供公共服务，对社区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国外社区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从以上这些国家社区建设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社区建设与国外差距很大，要通过综合治理，促进社区建设。
首先，社区建设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扶持还远远不够。资金投入不足，没有充足的资金运作，社区建设无法顺畅进行。政府除了增加拨款，还可以通过多渠道来筹集资金。例如，政府对于社区建设项目可以减免税收或税收返还等政策，设立社区建设基金会，呼吁社会各界向基金会捐助资金，吸引企业公司等盈利机构也把参与社区建设回报社会作为一个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建立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社区建设多元投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社区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为社区建设谋求长久之策。
其次，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我国社区组织与国外有明显不同，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组织。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工作的领导核心，承担着在社区内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支持和保证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和居民群众进行社区建设的重任。所以，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社区党组织建设。居委会建设更不能忽视，作为社区建设的执行组织，居委会负责社区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我国居委会行政倾向严重，必须提高居委会自治功能。
社区建设政策篇4
一、社区的概念
（一）“社区”一词的来源、发展及定义
“社区”一词是个外来词，由国外传入中国。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传入中国是在1932年底，当时燕京大学邀请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来华讲学，他在讲学过程中用到“社区”一词。1933年费孝通等一批青年学者将“社区”一词译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社区。
所谓社区，是指“在一定地域内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①
（二）中国社区的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步伐，传统的单位制逐渐被打破，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体制变迁。20世纪80年代，由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出现许多情况和新问题，单位制和街居制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开始引进“社区”概念并推进社区建设。
1986年民政部首次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由此引进了社区概念，1991年，民政部又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国务院确定民政部在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意在推动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发展。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此后，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高潮，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大城市纷纷进行社区建设的制度创新，目前已经形成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等代表性的社区管理模式。
二、社区管理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单位制被打破，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需求，社会组织间的相互关系等都日益趋于多元化，因此，社区制度被引入中国，但社区制发展还不成熟，产生了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管理主体方面，管理方式方面。
（一）关于社区管理主体的问题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扮演者“掌舵人”的职能角色，要在宏观层面上对社区建设进行指导和监督，政府的各职能部门承担着社区各项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因此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社区管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职能转变不到位，职责不清等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发展。
（1）“政社不分”，对社区事务直接干预和包揽过多过细，导致政府角色、职能的越位和缺位。
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政企分开”、“企社分开”观念已经被政府和企业接受，但在社区建设中至今未能较好地实现“政社分开”，政府对社区的许多社会事务进行直接干预和包揽，而不是指导与支持居民委员会。②“政社不分”导致了政府角色与职能的越位和缺位，一方面，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超越了其应有的职责和权限，“以政代社”、“以政干社”现象较为突出；另一方面，政府未能扮演好自己的管理者角色，未能善尽自己应有的职责。
（2）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准政府”色彩浓厚。
在社区管理实践中，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同一级政府已经没有多大区别，整日疲于应付大量事务性工作，反而弱化了本应承担的社会职能，“准政府”色彩浓厚。
（3）“服务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未得到较好的落实。
政府应当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服务，但由于“服务理念”未得到较好的落实，对社区的服务做的不到位。而且在管理实践中，政府部门并不注重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没有从“人”出发，没有做到“以人为本”。
总的来说，在我国的社区管理中，政府仍然是主导者，街道和居委会在政府主导下展开社区事务的管理和进行社区服务，但新公共管理要求积极发展nGo来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在现实情况中，我国社区中的nGo的发展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二）关于社区信息化管理的问题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要求政府的政务运作方式也要进一步的发展。目前，社区的信息化建设普遍不足，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政府对社区信息化建设投入的资金过少，或者对社区信息化的维护做的不到位，经常出现网络方面的问题；政府出台的政策相对滞后，跟不上实际情况的发展，导致政府财政支持的缩减；对信息化的管理仍采用原始的管理方法，使信息技术不能发挥其独特的优势；社区信息化建设主体单一，政府运营成本较高。其主要原因是：
1、社区信息化建设缺乏法律、政策上的支持。
目前，国家和地方的信息化发展很快，但信息化法律法规制定相对滞后，而且有利于信息化建设的政策也没有出台，对社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带来较大的影响。
2、缺乏专业的社区信息化管理人才。
随着社区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多，系统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对政府从事社区信息化工作的人员要求也从仅要求技术背景向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过渡。而目前国内这方面的人才属于紧缺状态，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3、企业参与社区信息化建设受阻。
“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各高新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层出不穷，而大部分政府部门既缺乏建设资金，又缺乏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更没有信息系统建设的实践经验，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上有时显得无所适从。”③而企业作为社区服务的主体之一，并没有机会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中发挥自己的力量。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社区管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我们必须针对这些原因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对症下药”，解决这些“疑难杂症”，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社区建设。
（一）努力发展社区多元管理主体
目前，我国社区管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社区的其他组织如nGo，它们的发展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从西方国家的社区管理实践来看，nGo也是社区管理和服务主体之一，它能沟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缓解社会冲突，所以必须加强nGo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下就如何完善社区管理中的三方主体提供一些对策。
1、解决政府方面问题的对策
（1）在社区管理实践中坚持“政社分开”的原则，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科学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
第一，“政社分开”是目前的重要任务，要解决好政府与各组织之间的功能重叠问题，实现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参与社区管理；第二，科学定位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职能，使政府承担起宏观管理的职能；第三，政府在社会领域中转变职能，一要下放部分控制社会、管理社会的权力，做到“小政府、大社会”；二要加强对社会领域财政支持的力度。
（2）明确界定街道办事处的职权与职责。
从法律、制度上明确街道办事处的职权与职责，加强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的理念的培养，要求政府部门严格按制度办事，不属于街道办事处的事务，就不能以“行政命令”方式向下委派，而应该由自己解决，政府部门所要做的只是加强对社区管理的宏观指导和监督。
（3）加大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深入学习“服务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坚持理论的实践，加强监督力度。
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树立“服务理念”，政府是社会的服务部门，政府从民众的利益、需求出发制定政策，对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在日常工作实践中，应该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新的理念的宣传与培训，指导他们在工作中的实践，并建立监督机制，可以聘请民众担任监督员，对工作人员的执行进行监督，及时纠正错误行为。
2、加强nGo的培育和发展
首先，制订和完善鼓励扶持nGo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的政策、法规，包括资金、项目、场地、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等；其次，加大nGo人才的培养力度；最后，提供nGo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强居民对nGo的认同感。
3、社区管理主体间关系的协调
目前，在城市社区管理中，政府处于主导者的地位，对社区的事务仍有较多的干预和直接地包办，街道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而居委会则成了街道的“腿”，社区自治受到限制。
将来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政府不再对社区事务进行直接的干预和包办，转而对社区进行宏观上的指导，街道办事处则负责对社区进行指导和监督，而不是向社区委派行政任务，而居委会则独立承担社区公共事务，社区真正实现自治，同时，要积极发挥nGo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
（二）切实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
1、制定相关政策支持社区信息化建设。
政府应该加快制定信息化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有效地支持信息化的建设，使信息社区建设有法可依，并且制定统一的标准，建设数据交换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2、引用和培养社区信息化管理的专业人才。
针对国内缺乏信息化管理人才的状况，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人才帮助社区进行信息化的建设，并带动国内信息建设人才的成长。在各个大学设置与社区信息建设、管理相关的专业，加大这类人才的培养力度，以满足国内的人才需求。
3、吸引企业参与社区信息化建设，减少政府的运作成本。
由于信息化非常强调技术性，一个政府部门无论从职能还是体制上，都不可能单独培养一个队伍来进行信息化系统的开发和维护。因此技术外包就成为政府在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手段。政府实行总体统筹负责制，对重大信息化应用工程，在招标的基础上按市场机制承包给企业来建设、运营，政府负责支付运营维护费用，其它费用在资源、政策外包基础上支持企业自筹。这样就可以节省政府信息化建设的成本，又能使企业加入到社区服务中来。
社区建设政策篇5
（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功不可没,首先表现为社区建设运动是由政府发起和组织的。政府还通过制定社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引导社区建设、规范社区行为，对社区建设进行宏观指导；其次，政府均有专门的机构和组织来具体负责社区管理工作，为社区提供管理和服务；第三政府为社区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运用国家财政资金投入社区建设，不断提高社区硬件建设水平，在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下，社区改造，尤其是硬件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得到推进和改善；最后，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协调者和控制者。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在中国城市社区发展过程中渐渐让渡出部分权力，其改革目标是扮演规划者角色。这里说的协调者，是指政府对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引导和监管，逐渐由过去的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向总体规划协调的间接调控方式过渡。
（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现阶段社区管理的实际来看，政府在其角色的扮演和行政职能的行使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总体来说，这些现象和问题可以概括为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政府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和权限，是超职责、超权限的行政过程。[2]
政府越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行政因素向社区弥漫式渗透，使自组织力量和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包揽社区事务必然导致政府承担所有的成本；社区行政化,政府成为社区的惟一资源来源，社区居民没有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政府的无限责任诱发了社区的道德风险，不利于社区自组织的培育、本地社区内资源的聚集。
政府职能的缺位主要表现在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培育不到位，对社区内的非政府专业性社团资金投入不够，导致这些非盈利的服务性机构发展比较缓慢；政府缺位主要表现在：政府投入少。有些地方也出现了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而出现一些违章建筑、马路市场以及乱收费、乱罚款等屡禁不止的问题；宣传力度不够，地域发展不平衡，社区成员的认可和参与程度不高。
政府行为的“错位”主要是指政府混淆了工作的主次和轻重，特别是把社区的社会建设当做经济建设来抓，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政府错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重管理、轻服务”现象相当普遍；社区组织的职能错位。我国现行社区组织中除了政府机构、居委会以外，还包括社区内的各类单位组织，他们往往隶属于各自不同的上级单位，社区内的许多单位处于半封闭状态，“单位办社会”现象十分严重。
鉴于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如此重要的作用和当前存在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我们必须定位好政府在社区管理的地位。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定位
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导致作为社区建设的两大主体政府和自治组织的功能失调、角色错位。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进行定位。
（一）政府应该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应当发挥适当的主导作用。表现为：倡导、动员、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监督、评价和经验的推广，用政策去促进社区建设资源的聚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政府发挥主导推动作用直接目标是支持具体社区活动的开展，而深层目标则是促进社区资源的开放和动员，促进社区成员的参与。因此，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应是：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积极发挥引导推进作用，在负起相应责任的同时，决不可“越位”、过度参与包办。
各级政府是我国社会管理中最具控制力的政权组织，能有效地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准确而有效地引导社区建设的方向，合理运用场地、设备和资源，限制任何偏离社区建设总目标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保障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各级政府通过制定规划和政策、提供管理和服务、组织协调服务和动员社区参与来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
（二）政府应该担当建设社区自治组织的功能
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建设的基础，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的平台、场所，因此建立完善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是社区建设的关键。笔者认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街道办事处层面构建社区组织的网络结构—社区理事会。社区理事会在成员组成上具有广泛代表性，包括街道办事处的代表、驻街政府职能部门的代表、企事业单位代表和居民代表等，其负责人由街道办事处代表兼任。社区理事会建立后将成为社区运行的主体组织，其主要职能是规划、协调和监督。
其次，培养专业性社区工作者。社区建设需要大批政治素质好、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于推进社区工作专业教育与实务的发展，协调社会关系，在服务社会成员、推进社会互助、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等方面起到安全阀和推进器的作用，因此作为城市政府应积极开展培养专业社区工作者的工作。[3]
（三）政府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政事分开的有效载体，要按照行业职能“同类项合并”的原则，界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界面，逐步将现在由行政机构承担的一些技术性、服务性、事务性工作进行彻底的剥离，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承担，而不要再层层下放到社区。
笔者认为首先要取消挂社团的“挂靠制”，保证社团的民间性、自愿性和独立性；其次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对于从事社团活动的个人，无论是对其所在组织实行完全税收优惠、部分税收优惠，还是完全税收，都要完全按照个人收入的多少，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4]第三要完善社团的有关法规政策，政府是社团组织的后盾，负有为社团提供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的责任；最后要充分发挥社团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在整个社区建设中，政府、社团和居民共同参与，明确定位，合理分工。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倡导者，社团是社区建设的具体操作者和组织者，是沟通政府和居民的桥梁和纽带，居民则是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体和基础。三者缺一不可，所以要理顺三者的关系，加快社团的发展，形成社区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另外政府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理，从法律上保护社团的合法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引导建设与社区需要相符合的新型社团。
城市社区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体制转轨的宏观背景，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必须得到必要的支持和切实的指导，方能健康发展，这其中政府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政府职能作用发挥得充分、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进程与质量，这一点必须引起方方面面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孟华.论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泰山学院学报，2003，1.104页
[2]徐永祥.社区发展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153页
社区建设政策篇6
关键词：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民主化法治化依法行政
abstract:thesystemofsocialmanagementinnovationmechanismoftherulingdemocraticchoice,oneisinthebasicengineeringrealizeurbanandruraldemocraticautonomy,andthesecondisinessence,speedupthegovernmentaccordingtothelawonadministrativesystemconstruction.
Keywords:thesystemofsocialmanagementmechanismdemocratizationlegalizationadministrationaccordingtolaw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民主法治层面来看，推进城乡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制度建设是与法治联系最密切的两个方面，成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民主化法治化选择。党的十七届五次全会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总理强调说：社会管理应该发挥基层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城市社区和村民自治等形式，把政策落实和群众问题解决在基层。基层群众自治强调的是“治权”,政府依法行政强调的是“政权”。推进城乡社区民主自治建设，推进城乡社区民主自治建设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性工程，目的是扩大“治权”。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制度建设，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内在本质要求，目的是限制和约束“政权”。根本目标是实现“大治权”“小政权”。
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推进法治首府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深化城乡社区民主自治，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扩大“治权”。自治的内涵很丰富，包括自行管理或处理，修养自身的德性，自然安治，民族或区域。社会自治是指一定范围内的自治体全体成员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依法对自治体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的不具有强制性的组织形态，让社会活力充分释放，凸显社会自身的自主性、自治性。社区自治是社会自治的内容之一，首先对于社区能不能自治的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社区自治是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通过民主协商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过程。包括城市基层群众社区自治和乡村自治。七大制度体系建设成为推进城乡社区民主自治法律制度建设的关键。一是健全行政事务准入制，政府行政事务进社区实行准入制，实行“政社分开”实现行政管与居民自我管理对接，确定政府承担社区协助的行政事务事项和社区承担政府指导的事项，赋予社区对政府部门的评议监督权和不合理摊派的拒绝权，未经批准不对社区考核达标社区有拒绝权。二是推进“阳光社区”制度建设，着力打造阳光的人际关系、阳光的自治机制、阳光的人居环境。三是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的新机制，建立社区一站式服务新机制，实行社区管理新体制，社区依法治理新途径，实行居民自治。四是推行阳光村务和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是构建社区民主自治“三权”和“五权”分立制约制度，构建议事、决策、执行、协助、监督五权分立制约的社区民主自治自治新体系。六是健全社区民主协商工作制度。七是实行社区居民事务公开制度。
社区建设政策篇7
内蒙古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建设，就是将智慧技术应用于生态移民开发建设工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中，通过动态的、实时的、更加精准的智慧技术对移民生产、生活进行管理，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进一步和谐。智慧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内蒙自治区生态移民精细化和科学化管理水平，并有效解决资源缺乏、就医、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生态移民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从而促进移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一、构建思路
（一）构建依据
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智慧管理是创新性知识在管理过程中占主导，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它是已有的知识管理的升华，使知识管理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模式。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21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主题，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改善生态移民民生条件和保护生态环境兼顾，合理配置城乡生态资源，积极探索高效率、可持续的生态移民发展的新路径，促进牧区生态移民的全面发展，为促进全区城乡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支撑，从而构建了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
（二）指导思想
构建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应借鉴国内外已有案例和成功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实际情况，提供促进生态移民发展的公共政策，保障移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创新移民政策体制机制，着力于制度的合理设计、统筹的有效规划、全局的一体化进程，确保政策体系比较完整、符合区情、覆盖城乡，可持续地促进生态移民发展，推进城乡居民发展的均等化。
（三）基本要求
智慧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在移民政策的供给时，综合考虑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充分考虑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以及迁出区域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遵循移民产业发展区域定位，进行生态移民分区化管理，充分体现移民产业发展特征的区域性差异，强化促进移民发展政策体系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也是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的根本体现。要求统筹牧区经济和环境各要素的同时，兼顾移民发展需求与可能，保障移民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在尊重移民自主选择的基础上，以各级政府主导，改革创新移民政策体系和机制，提高移民发展效率;加大农牧业科技投入，促进移民后续生产发展;强化移民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强化政府促进移民后续发展的责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手段，构建政府、社会和移民自身协同互动发展的新模式，最终实现牧区移民满意，经济社会和谐。
二、建设目标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智慧型生态移民公共管理和服务是借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信息化、物联化、感知化、智能化的方式，将城乡政府公用工程设施、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转变为一整套智慧化基础设施，使城乡各领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使之成为指挥决策、实时反应、协调运作的“智慧网络系统”。而不同部门和系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协作，更合理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做出最好的生态移民发展和管理决策。
从需求的角度分析，智慧型生态移民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农牧民对和谐社会的需求。因此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的建设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政府“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智慧管理技术系统是根据对城乡公共管理组织的形式、流程及业务特点的分析，按照智慧管理体系、感知预防网络、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三条线展开建设。智慧型公共服务体系，即以城乡一体化为单位在区域内连接融合移民公共服务领域，以农牧民最关心的服务供给为基础，构建决策主导、资源配置、供给方式、管理运行、信息公开、绩效评价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管理新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不同网络业务系统数据实时交换技术平台为核心，集成应用云计算、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物联网、政务网、智能化服务端、信息互动产品等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构建智慧型生态移民发展的公共政策体系。
三、智慧型牧区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的构建
城乡一体的智慧管理是生态移民发展政策体系创新的核心所在。创新能够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提升生态移民发展政策绩效，有效促进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移民发展内涵充分阐释了政策体系创新的实现目标，即基础性支撑体系建设，政策主体体系建设、智慧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政策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
（一）基础性支撑系统建设
基础性支撑系统由基础网络、智能化信息服务终端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组成。通过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政务网和智能化信息服务终端实现有线网络高速接入、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智能化信息服务终端网络广泛部署，形成高速、泛在、可信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生态移民可以在任何有基础网络的地方使用智能化信息服务终端获取基本公共服务。
（二）政策主体系统建设
政策主体系统主要包括政策对象（即生态移民）、政策制定者（即政府）、政策执行者（即地方各行政部门）三个部分。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生态移民决策民主化的关键环节。政策制定者的重要任务是生产高质量的政策，其基本功能包括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目标的制定，政策方案的设计、评估、筛选，政策方案的最终决定和合法化，政策方案的有效实施、分析和总结执行情况;生态移民作为政策对象必须介入政策过程中，通过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参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并改变政策环境，填补政策制定者所无法到达的空间。各行政部门作为政策的执行者是生态移民政策方案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关键，也是具体生态移民政策目标有效实现的枢纽。
（三）智慧型生态移民公共服务系统建设
建设泛在的生态移民公共服务网络以统一生态移民的信息，进行透明、实时的生态移民政策信息交换，为农牧民提供智能化、敏捷化的生态移民公共服务;通过云计算基础设施将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知识库等嵌入其中，使得生态移民信息资源知识化，业务流程协同有机化，构建一个政府与移民可以充分沟通的公共服务环境。
（四）政策保障系统建设
政策保障系统包括构建政策反馈系统和政策监督系统。政策反馈系统把政策主体、执行者与政策对象，政策系统与政策环境连接起来，多层次、多网络是政策反馈系统的突出特点。政策反馈系统能够将政策对象对公共政策在基础性支撑体系上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效果、意见与建议及时传达到政策主体系统中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有利于政策漏洞的发现、修正与改进，提高政策绩效;政策监督系统是监督主体从一定的制度、法规依据出发，对政策系统的运行进行监督。构建政策监督系统的前提是实现信息的充分公开化与政策黑箱的充分透明化，在强化党政监督系统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民主党派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及网络的力量，避免监督主体自体监督和社会力量的相对弱小的局限性。
四、未来牧区生态移民发展的思考
对于生态移民工程中存在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包括生态移民区的建设与投入、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以及移民地区农牧民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等。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在问题
第一，政府对迁入区域基础建设的前期投入的资金来源有限。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移民发展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国家资扶持、自治区级财政补贴以及地方财政支持等。但由于国家资金扶持的覆盖范围与地方和省级财政的支持能力都有限，因此，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多渠道、全方位地解决建设资金问题。
第二，自然因素影响生态移民产业化进程。全区大部分牧区存在流通基础设施薄弱，流通企业经营生产资料资质不统一、服务种类少、配送能力弱、支付方式单一、农资储备能力不足等问题，既不利于电商物流平台自身发展，也限制了服务农牧民能力的发挥。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落后于生态移民城乡一体化进程。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生态移民迁入后无法享受与原有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如医疗保险、失业救助、教育、就业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问题。
第四，民族文化保留传承问题。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会涉及文化变迁和保留与传承问题。草原上几千年的游牧文化由于生态移民而发生变迁，随着蒙古族传统独特的游牧特征消失，草原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将不复存在，如何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各级政府应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政策建议
1.完善生态移民发展机制
生态移民发展制度安排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完善促进生态移民发展的制度机制，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从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进而不断巩固生态移民政策绩效及促进移民持续发展。国家应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生态移民工程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和目标，并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支持，以此来保障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顺利实施，保护农牧民利益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地方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的生态移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领导机构，分解工作任务到各部门、各乡镇和各行政村，利用其在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和市场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不仅解决迁出地环境保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移民移入地的生产生活和后续发展问题。
2.加大资金和科技投入
建立政府、组织、社会、群众多元化投入机制。应积极争取国家专项投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逐年增加地方财政的投入，同时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推动生态移民综合建设。对于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地区，需要自治区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水平给予政策倾斜，扶持后续产业发展。同时，健全对生态移民资金使用的监管机制，确保资金全部用于生态移民工程的建设中来，提高其利用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政府应当加大移民迁入地区科技普及投入，强化科技政策扶持，加快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积极培育生态产业。
3.建立移民社会保障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移民大都为农牧民，环境的恶化使他们不得不搬离长久居住的草原，面临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因此移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为此，政府应构建并运行针对移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当前生态移民的具体现状，移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项目可包括：移民社会养老保险、移民医疗保险、移民社会救济以及移民社会互助。”同时，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相关制度落实的配套措施，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顺利进行，真正发挥其作用。
4.加强对生态移民的技能培训
加强对生态移民的技能培训能够增强生态移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创造能力，确保移民群众发展有基础、致富有保障，实现移民群众搬迁安置后的稳定性。提高生态移民综合素质是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从根本上提高农牧民的生存竞争能力。
社区建设政策篇8
一、实施民主选举制度，保障人民民利
民主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我国发展社会
主义直接民主的重要举措。社区居委会实行民主选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的逐步强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越来越引起全区各级领导的重视，列入议事日程，不断研究、探索、总结、提高。为了取得社区居委会民主直选经验，指导全区直选工作，我区于2003年在长岛、桐泾、福星等六个社区居委会进行了民主直选的试点。2004年结合街道管理区域调整，以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为契机，全区全面实施民主直选制度。区委、区政府下发了《沧浪区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指导意见》，提出了换届选举的主题是“直选”、宗旨是“民主、自治、规范、探索”。在社区居委会民主选举中，坚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直选。各社区认真抓好宣传发动、组织准备、开好选举大会等各个阶段的工作。特别是选民登记、候选人的提出和确定正式候选人，都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南门街道西大街社区推举有经验的老同志担任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干部在社区选举中的作用，从成立选举筹备小组，选举委员会到召开选举大会，三次召开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多次讨论修改选举办法，做到了认真负责，工作细致。这次民主直选，改变了过去一些居委会选举内定代表，内定候选人，甚至指选、派选的包办民主，不尊重民利的作法，而由社区居民“一人一票”或“户代表”直接选举，不划框子，不定调子，居委会干部候选人，居委会干部当选人，均由社区居民提名确定，选举产生。从而有效地规范了社区居委会的选举行为，依法维护了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证了选举的公开、公平、公正、合法有效，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通过民主直选，新一届社区工作者的构成发生了“二高一下降”的变化，即文化程度有了提高，劳模、党员担任社区工作者的比例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
二、健全民主决策体制，提高民主自治功能
民主决策是民主自治的关键，也是居民自治的集中体现。发展基层民主，关键是使广大居民真正拥有决定本居住地区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建立新的居民自治组织体系，完善民主决策机制，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前提。区委、区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整合社区的基础上，依据自治组织原则，制定了《沧浪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指导意见》、《社区居民议事规则》，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职责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全区各个社区普遍建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职责和会议制度，从而健全了社区议事决策机制。由社区知名人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辖区单位代表等各种成分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代表全体居民行使选举产生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选举社区议事委员会，定期听取和评议居委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决定事关全体社区人员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社会活动等重大事项，监督居委会的工作等职能。社区议事委员会为居民成员的议事监督机构，在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阶段性重大问题的讨论，定期听取和评议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监督评议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通过合理构建“议行分设”的社区组织体系，对基层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政治建设，在组织和制度上有了可靠的保证。
三、完善民主管理制度，规范民主自治行为
民主管理是社区居民自治的核心，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健全民主管理制度是发展基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的重要措施。而实行民主管理的重点是依法制定、完善、落实居民自治章程，居规民约，社区管理制度。区政府根据十六大“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的精神，依据市委、市政府两办《关于社区居民委员会职责的若干意见》，制定了《沧浪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意见》，规范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政府及其它组织的相互关系，明确了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事务职责，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确立了全新的指导、协调、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实行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逐步实现城市社区行政化管理向社区自治自我管理的转变。在社区自治运行机制上，建立健全了上符国家宪法、法律和政策，下合社会公德、区情民意的自治章程、自治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居务公开制度、社区选举制度、民主决策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和居委会干部守则、工作责任制等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实行依法自治，照章管理，使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依法规范自治行为，强化自治功能，为使社区居民对社区自治工作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为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在全区社区居委会普遍建立了行使“四个民主”，实现“四个自我”的“四会制度”。一是社区民情恳谈会，主要是倾听社情民意，为民帮困解难；二是社区民事协调会，主要是化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稳定；三是社区民意听证会，主要是听取对社区公益事业、实事项目和公共事务决策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四是社区民主评议会，主要是听取居民群众对社区工作的意见，推进民主监督。桐泾社区居委会针对本社区环境卫生差的疑难问题，通过召开民情恳谈会，制定了社区卫生公约，使社区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较好地改善了环境卫生面貌。通过民情协调会，解决了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和污水管网改造中的矛盾和问题。“四会”制度的实行，提高了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参与意识，保证基层民主自治的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
四、强化民主监督机制，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民主监督是居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基层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加强民主监督，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是强化社区自治功能的重要措施。各街道、社区居委会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对实行民主监督的形式和内容、途径和制度、方法和措施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套民主监督机制。首先是强化自治组织机构的监督职能。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委员会对社区居委会的监督职权、监督内容和监督程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并试点推行“议行分设”的自治体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以保证民主监督的有序运行。其次是落实自治组织内部的制约机制。一是实行民主评议制。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定期听取和评议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报告，以推动和促进社区民主自治和社区建设的各项工作。二是实行持证上岗制。社区工作者佩戴胸牌上岗，接受居民群众监督，以增强责任感。三是实行社区居委会干部述职评议制。社区居委会干部定期向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或社区议事会述职，接受评议，以促进居委会干部依法行使职权。四是实行考核奖惩制。依据考核标准，对社区工作者实施“奖励制”，以提高社区工作者的素质和工作水平。五是实行居务公开制。公开居委会的工作职责、工作目标、工作制度、人员分工、岗位职责、办事指南等，以增强社区居委会工作的透明度。再次是依照法规规定社区居委会的民主监督权。市委、市政府两办文件明确规定了社区居委会依法享有民主监督权，监督政府及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及国家公务员的工作和行政行为，监督公用事业单位的服务工作，监督物业公司的管理工作。锦帆路社区等单位根据社区民意，通过党建联席会这个载体积极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沟通，提出意见和建议，解决社区建设上的问题。社区居委会民主监督机制、民主监督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有效地维护了社区居民的民利，有力地推进了基层民主化进程，保障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二）
通过调研，总的来看我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四个民主”的行使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尤其是民主选举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我们也感到，各个社区居委会实行“四个民主”的状况还很不平衡；各级干部、居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上级对社区居委会的领导和管理行政化倾向还比较浓；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工作须进一步加强；市、区两级党政部门下达给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太多，要给“小巷总理”减负是普遍的呼声等等。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民主政治建设的氛围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带有全社会性质的社会工程，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民主政治建设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站在政治高度来看，它不仅是民利的行使问题，这也是“人权保障”的政治问题，社区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体现。鉴于目前干部群众对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社区居民的民利有些方面还得不到有效的行使和保护，社区居委会民主自治的外部环境还不太宽松，社区居民对参与社区自治的意识还不强等情况，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强化民主政治、民主自治意识。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各种宣传阵地和工具，广泛宣传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意义，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宣传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宣传社区居民在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民利，在社区自治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宣传教育，使干部、居民群众深刻认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民主自治，对于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意义。从层面上来说，一要提高政府机关和部门以及国家公务员的思想认识。转变观念，改变过去把社区居委会作为延伸部门工作的“脚子”的行政管理的作法，而要服务于社区民主自治，以减轻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压力和负担。二要提高街道办事处领导及机关干部对社区民主自治的意识，加强指导、协调、服务与监督，以保障社区居委会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三要提高企事业单位及驻区单位的社区工作意识。对社区居民行使民利给予方便，支持、帮助和参与社区建设，以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工作的不断发展。四要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治工作意识。解放思想、大胆工作，克服依赖性、依附性，以强化民主自治的使命感。五要提高社区居民的民利意识，积极参与民主自治，认真行使自身的民利，以强化社区是我家、自治靠大家的共识。以此来营造良好的、宽松的社区民主自治的社会环境，推进我区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二、加强调查研究，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建设机制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全新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鉴，也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需要我们发扬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实践中学习、探索、总结、提高。要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途经，认真总结社区实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开展民主自治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体制、机制。根据我区目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展情况，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完善、提高、深化。一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切实保障社区居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区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多数是采取“户代表”参加投票选举。建议今后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如采用“户代表”参加投票选举方式的，也应采用“一人一票”制，户代表家中的其他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员，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户代表投票选举。这样，既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又切实保障了社区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要进一步健全社区居委会的组织体系，强化工作职能。全区各社区居委会都建立健全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权力机构）、社区议事会（监督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执行机构），但是在组织机构人员的设置上体现不出监督制约的关系。建议设置专职的议事会主任，列入社区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编制，实施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的职责。三要正确设定“议行分设”社区组织体制，推进“四个民主”的实施。“议行分设”从字眼上来说，“议”就是议定，即决策，“行”即是执行，从组织体制上来说应当是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的分设，各司其职，而不是社区居委会是决策、监督机构，社区工作站是执行机构。社区居委会应该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社区工作站应是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机构。四要科学界定“四会制度”，扩大基层民主。我区社区居委会普遍施行了“四会制度”，并明确四会由社区党组织或社区议事会主持召开。“四会制度”的定义函盖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内容，因此，四会应由社区各自治组织机构依据各自的职责，分别主持召开，以保证社区自治工作的规范运作。
社区建设政策篇9
中央批准长株潭地区进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以下简称“两型”社会建设），是湖南改革开放30年来获得的最大发展机遇。
是依靠“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来推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还能起主导作用吗？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市场将会被扭曲吗？
为“两型”社会建设设定“婆婆”
“两型”社会建设只能是政府主导而不能是市场主导。理由有四：一是“两型”社会建设目标是综合目标不是单一目标，社会目标的实现更多的依靠政府而非市场。二是“两型”社会建设固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上着手，解决经济全面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问题，政府的调控和监督起着比市场更为重要的作用。三是中央在批准长株潭试验区同时，也批准了武汉、重庆、成都等作为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区域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政府在动员组织区域经济资源方面起着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长株潭虽然在地域上接壤、经济上互补，但在行政上却分割，加上“市带县”体制的实施，行政区划的藩篱更加坚实，目前体制下，我们只能依靠更上一级的行政手段来拆除藩篱、进行整合。
无论是“条条”还是“块块”都不能充当“两型”社会建设的“婆婆”。即使是改组后（如“大部制”）的“条条”也只能制定政策，创造环境，由于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这与试验区“敢闯”“敢试”的要求是不相称的。“块块”虽有利益驱动，三市政府也很积极。但由于三市互不统属，相互之间的无序竞争将会背离试验区的总体目标。现有的省级协调机构，缺乏行政调控能力，缺乏权威性，它最多只能充当省政府的参谋机构而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执行机构。
建议设立一个副省级的专门机构来推动这项工作。我们把这个机构暂名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简称试验区管委会）。它是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省级管理权限。同时向中央争取更多的权利、政策、项目和资金，研究制定并通过有关法定程序出台试验区政策。
即使我们暂时不大规模调整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来推动这项工作。一是制定规划，二是争取政策和资金，三是主持涉及全局的重大项目，四是协调区域内的分歧和竞争，五是对三市的相关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培植市场：使软环境变“硬”
政府主导并不排斥市场作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市场形成，造就一个公平合理、健康有序的环境。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使软环境变“硬”。一是推行“省直管县”体制，突出长株潭核心区建设，突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主题；二是对核心区功能重新区划，打破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格局，弱化现有市级政府权利，推动产业重新组合、重新集聚，提升产业水平；三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机制，根据中央“大部委”改革精神，整合政府职能，建立阳光、高效政府。
加大“五同”建设力度，使硬环境更好。“交通同网”要突出长株潭轻轨和城际道路建设，在地域上、工作和生活中实现长株潭的无缝对接；“环境同治”要突出湘江流域的治理，以此推动株洲、湘潭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生态同建”要突出长株潭“绿心”和湘江风光带建设，使青山绿水融入新城；“能源同体”要根据长株潭新的规划统一布局能源管线网络和能源设施建设；“信息同享”要突出信息资源共享，推动信息化建设上规模上档次。通过“五同”建设，打破三市彼此分割的局面，推动经济资源在区域内无障碍流通。使产业在流动中整合提升，使人民在“融城”中得到实惠。
用市场的办法推动长株潭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政府要运用项目委托建设、委托经营管理和政府公开采购的国际通用方式，加快政府融资（项目）平台的建设和改革，推进政府项目的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试验区范围内基础设施项目巨大，前期效益不明显（如轻轨、工业园区等）。这些项目的市场化必须通过“政府规划、资源重组、政策支持”，实现“企业运作、财务平衡、市场出口”。如：轻轨建设和沿线土地授权开发经营（香港模式），工业园建设和税收分享（苏州工业园模式）等，已有比较成功的范例。
用开放的眼光来指导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要和对内开放结合起来，打破“条条”的分割和“块块”的封锁；引进外资要和引进内资结合起来。
创新环境：集成国家已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创造一种不亚于“特区”的环境来
土地是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载体，金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杠杆，环境既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结果。土地供应从严、货币供给从紧、环境保护升格将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基本政策，试验区尚未起步即遭遇宏观形势偏紧，怎么办？
在“两型”社会建设框架下寻求目标一致。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与“两型”社会建设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在关注经济增长同时，更要关注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我们在关注GDp问题同时，更应关注民生问题的解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土地从严”“货币从紧”“环保升格”的宏观政策与“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是一致的。
在土地供应从严的政策下争取发展空间。一是抓住试验区的机会，争取国家计划单列，适当集中全省用地指标，为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争取更多空间；二是加大土地置换力度，在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扩大城市和工业用地面积，在非农用地增加不多的前提下，提高土地投入产出强度；三是坚决收回闲置地，提高产业和城市用地的容积率。
社区建设政策篇10
贵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改革办主任张富杰说，贵安新区将用好用足这两个文件赋予新区的诸多权限，为新区的建设发展最大限度清除体制机制障碍。
探路子、树样板
《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将贵安新区打造成全省综合改革先行区，在行政管理扁平化、社会管理精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四方面先行先试。
《若干政策的意见》共提出包括设立贵安新区发展专项资金、争取开展放宽外资准入改革试点在内的共41项措施，为建设综合改革先行区提供了全面的政策支持。
据介绍，为一个区域同时出台创新管理体制意见和支持政策意见，在贵州省还是首次。
《若干问题的意见》和《若干政策的意见》是近年来省政府出台的开放程度最高、创新空间最广的政策之一。两份文件围绕着国务院赋予贵安新区的三大定位，首次提出了将贵安新区打造为“全省综合改革先行区”的概念，贵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被寄予厚望。
文件中提出的支持政策明确具体，操作性强。如在增强统筹规划能力方面，提出贵安新区轨道交通、道路交通、市政管线、生态绿地系统等重大基础设施按统一标准和同城化原则同步建设，贵阳市、安顺市与贵安新区按照行政管理权由属地进行投资建设管理;在完善贵安新区直管区财力保障机制方面，提出设立贵安新区发展专项资金、贵安新区直管区的土地出让收益全额返还等;产业政策方面，提出对入驻直管区的大数据产业相关企业用电大户给予电价补贴、省级从大数据产业发展资金中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予以补贴等。
城乡统筹发展是贵州改革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精简高效的贵安新区行政管理体制，实行一体化的城乡统筹发展体制。
贵安新区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上先行先试的具体内容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
省政府办公厅负责人解释说，“一体化”即打破城乡差别，直管区行政村（居）改为社区;常住人口实行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教育、卫生计卫、文化体育、交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社会安全、社会管理、生态环保、信息服务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2015年，贵安新区有四个新的改革发展目标。
第一，打造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强化依法行权，在实施权力清单的基础上实行责任清单，积极申报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组建行政审批局。
第二，打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探索民间资本进入特许经营权领域，促进各类营商主体公平竞争;全面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建设的创新示范。
第三，打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深入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综合试点，创新社会治理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城乡均等的法律援助工作体系。
第四，打造国际接轨的开放环境，加快综合保税区建设，争取开展放宽外资准入改革试点和纳入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试点方案。
综合改革先行区的总目标是，围绕建立有利于促进欠发达地区城市建设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管理体制，促进贵安新区尽快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综合改革先行区，为我省实现开放型后发赶超探路子、树样板。
张富杰表示，省政府出台这两个文件，其实就是在顶层设计上为贵安新区的政策创新扫除体制机制障碍。两份文件都贯穿着破解制约新区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条主线，着眼于创新贵安新区管理体制，对于推动贵安新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开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大限度下放权限
“若要贵安新区跑得好，先得让贵安新区放得开。”省政府下发的上述两个文件，最大限度赋予了贵安新区经济社会发展自，最大可能对贵安新区给予政策支持，确保贵安新区有能力在全省改革开放和发展中作表率。
“新区事新区办、省级事快捷办”，这是全省范围内首次提出的概念。文件提出：“根据贵安新区建设发展需要，坚持能放则放、能减则减、能快则快，最大限度向贵安新区管委会下放省级管理权限，对贵安新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文件中明确提出，只要贵安新区承接得住、落实得了的，都要下放。
贵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玉双告诉记者：“最大限度承接省级管理权限，标志着贵安新区的审批权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链，在投资项目方面，从立项、国土、规划、环保、发改等全方位的审批，都可以在新区内完成，不但极大的提高了效率，也方便了监管，将成为新区发展的最大助力。”
“一个项目如果前置条件成熟，在贵安新区的审批时间相比其它地区会压缩三分之二。”刘玉双说道。
刘玉双介绍，贵安新区在规划区内同贵阳市、安顺市共建项目时拥有相当的主导权。在贵安新区的规划区内，项目规划联审联批、项目联报联建、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联建共享、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治和违法建设联防联控等机制也得到相应建立。
贵安新区政务大厅专门设置了基本建设项目集中审批平台窗口，将原来分散在政务大厅的经济发展局、规划建设管理局、国土局、环保局、农林水务局、城管局、安监局和消防支队8个部门窗口集中起来，设立基本建设项目集中审批平台，制定出台了《贵安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基本建设项目集中审批管理办法（试行）》，实现流程再造和资源共享，推进新区基本建设项目审批全面提速。
政务中心于2014年3月份启动行政审批职权清理工作，将近700项审批事项精简为146项（其中行政许可110项，非行政许可审批36项），绘制出贵安新区首张“权力清单”。贵安新区成为在全省率先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地区，实现“清单之外无审批”。
2014年8月2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当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在贵安新区试点组建“行政审批局”，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全部集中到行政审批局，与原来的单位脱钩，形成一个独立的规范的大循环，实现“一个窗口流转、一颗印章审批”，促进投资和服务贸易便利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