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概念篇1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合作社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一、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必要性
就立法而言，法律原则既是立法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又是保障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基础。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我国对合作组织立法经验不够、合作组织处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其基本法律原则的研究。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对立法的意义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是界定农业合作社[1]的标准。
什么是合作社？用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而分析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木路径应是以国际合作社界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及其演变为考察主线。[2]可以看出合作社原则是界定合作社制度特征的标准。其实，1984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合作社定义就是“只要以促进其成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为目标，以互相合作为基础的企业，并遵循罗虚代尔所确定的、被国际合作社联盟第23界代表大会所修订的合作社原则，均可被承认为合作社组织。”[3]
在法律上，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往往规定到合作社的定义中去，在我国《农业法》中第11条第2款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又如《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经济组织。
由此可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中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界定法律上农业合作社的标准，是农业合作社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原则性的法律标准。
第二，法律原则是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体法律制度的依据。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的载体，是法律精神的法律化、形态化，因而它体现了法律的性质，决定法律的内容。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体制度的基础或根源的，是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比如根据民主管理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根据盈余返还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分配制度等等。而国家扶持的原则则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法律化提供了原则上的支持。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必须根据法律原则的要求来对法律内容设立整体框架。在具体制定法律时，立法者首先确定该法律的原则，然后再根据法律原则设立具体的法律规则。正如盖房子一样，设计师首先要设计房子的框架，而后再由施工人员填充材料。所以说，立法工作是一个由宏观到微观的过程。而在我国往往一部法律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表述的是该部法律的原则和目的等，而分则是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是供“法律工匠”可以操作的法律规则。事实上，从草案来看，本次立法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模式。因此，研究本次立法的具体制度必然从总则开始，从法律原则开始。
第三，在审议中，委员们对草案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三）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有委员提出：这里规定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成员以农民为主”，我认为这个不应该作为基本原则，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特点，应该把原则和特征区别开来。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概念不清引起的。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对于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概念可供借鉴，因此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界定入手，对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有所揭示。笔者认为，从逻辑学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概念的上位概念是法律原则，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是：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法律原则入手，通过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区别于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属概念是法律原则，更上一层的属概念是原则。因此，我们首先来看这两个属概念的内涵。
（一）、原则的内涵
原则，在现代汉语中的公共含义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原”，乃“源”的古字，有根本、推求、察究、原来、起初之意。“则”为规则之意。[4]查《辞源》，无“原则”一词，证明古代汉语中无“原”与“则”的合成词，原则一词可能是近代中国在翻译外国书籍时将“原”与“则”两字结合而产生的新词，形成“根本规则”的含义。在拉丁文中，现代汉语中“原则”一词的对应词是principium，有“开始、起源、基础、原则、原理、要素”等。[5]由此可见，拉丁文中的principium同古汉语的“原”（源），语义十分接近，二者的原始意项皆为根本、起初。前者直接引申出根本规则的意项，后者将“原”与“则”结合，形成根本规则的意项，在普通英语中，原则（principle）主要有下列意项：（1）被接受或公开声称的活动或行为准则；（2）根本的、原初的或一般的真理，为其他真理所凭借；（3）根本的教义或信条、特别的统治性意见；（4）行为的正确准则；（5）正确行为的要求和义务的指导感；（6）行为方式采用的固定规则。普通英语中“原则”的第（1），（2）两个意项基本相同，皆表明原则是其他规则的来源和依据，是整体的基础，具有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通过对原则一词的内涵考察可以发现，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拉丁语或英语中，原则一词的内涵指根本准则，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
（二）、法律原则的内涵
在我国“法律原则”作为法理学上使用的一个概念，也同样具有“原则”的核心意项，国内学者一般这样论述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6]“法原则是指贯穿于法或法部门之中的用以表达某种国家意志的指导思想”。[7]“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8]这些对法律原则的定义都揭示出了法律原则是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
在国外，梅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9].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法律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afundamentaltruthordoctrine，asoflaw；acomprehensiveruleordoctrinewhichfurnishabasisororiginforothers）”[10]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可见，法律原则是指构成法律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是超级规则，是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根本准则。笔者认为，特别是在具体到一部法律中，法律原则尤其强调“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的根本准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原则的种差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实质是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包括那些内容呢？全国人大在审议中，沈春耀所说的：“为什么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意图主要有三个：一是解决法人资格、法人地位问题；二是解决适当规范、引导问题；三是明确国家扶持政策。”笔者认为由此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国际合作社原则确立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基本法律原则。（二）是国家扶持政策的法律化。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其外延包括：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法律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根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在使用中易于合作社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相混淆，如学者认为合作社法的原则“是以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12]，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分。
（一）、与合作社原则概念的比较
1、合作社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提到合作社原则，不能不追溯至1844年成立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因为在公平先锋社成立以后，才真正具有了一般性的合作社原则。这一基本原则至今仍然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共同遵守的思想基础。所谓罗虚戴尔合作社原则是指1844年在英国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之后，社员们总结前人组织合作社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指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则。现在国际上认可的是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合作社原则，其定义是即：合作社原则是合作社将他们的价值观付诸实践的指南。其制定的原则有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2、社员民主管理。3、社员经济参与4、自治和独立。5、教育、培训和信息。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7、关心社区事业。
还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合作经济界对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合作社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原则只能成为经营原则，并不具备合作经济理论自身所应有的本质规定性：可以成为流通或服务领域合作的行动纲领，但不具备普遍性。他们认为，规范的合作社原则首先应当建立在理论观念层次的基础上，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设计合作原则，而且应当有更为广泛的涵盖面，成为各类合作社所奉行的一般原则而非某类合作社的专指原则。如原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部部长戈伦本先生认为，合作社原则应包括：1、团结与互助协力原则；2、平等与民主的运行原则；3、非盈利原则；4、公平、公正协调原则；5、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合作教育原则。[13]再如华特金在1986的《合作原则的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提出合作社原则：1、团结一致；2、经济性；3、民主性；4、公平性；5、自由性；6、责任或义务；7、教育。[14]显然，这些学者试图提出既更具有普适性和规律性，又更符合现实经济社会环境的合作社原则。不过，由于这些更接近合作哲学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原则毕竟缺乏制度可操作性，因而其影响始终弱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原则。因此，本文对合作社原则的界定采用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定义。
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合作社原则内涵是由合作社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一系列在经营管理方面区别于其他市场主体制度的根本准则；其外延包括：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2、社员民主管理。3、社员经济参与。4、自治和独立。5、教育、培训和信息。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7、关心社区事业。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合作社原则的区别
通过以上对合作社原则的揭示，笔者认为，二者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合作社原则是指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不同于其他市场主体的原则；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合作社原则的外延包括七项与合作社经济管理有关的内容，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不但包括以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还包括国家扶持的原则。
再次，二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合作社原则是由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当然不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同时国际合作社联盟不是国家间组织，其没有制定国际法的权力因此也没有国际法的效力。另外，从名称上看，也仅仅是“声明”；所以不可能有国际法的效力。所以合作社原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一旦被国家立法机构所确立，即产生法律效力。
（二）、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比较
1、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考察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属概念是立法原则。而立法原则是指“立法的基本原则或称法的制定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在立法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15]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其外延，可以用负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刘振伟所总结的“立法中要把握的几个原则：一是立法起点要高，不能落后于时代；二是要精而简，不要大而全。把合作经济组织最基本的原则确定下来条文不能太繁琐，要给改革发展留出空间。三是要准确，条文规定要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四，是开门立法，让各方面参与讨论，集中民智。”[16]来表述。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区别。通过比较二者的区别有：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原则的外延可以概括为：起点高、概括性强，可以操作，开门立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外延则是：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原则。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法律所确认的国际合作社原则；国家扶持的原则。
第三，二者指导的范围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指导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是立法的指导思想；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制订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二者有效的阶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在立法阶段有效，在立法程序结束后失效；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则是在法律颁布生效后产生法律效力。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笔者认为，三个概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曾把合作社法的原则定义为“是以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并把中国合作社法原则的类型确立为自愿原则、民主原则、分配自治原则和国家扶持原则。”[17]这是笔者在法学文献中见到的有关合作社法的法律原则的唯一界定。但是这个表述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混淆了合作社原则和合作社法的原则的概念，二是国家扶持原则不是“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而是关于国家干预合作社的程度和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内涵和外延存在逻辑矛盾。
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其外延包括：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法律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根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
注释：
[1]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实质是《农业合作社促进法》，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质是农业合作社，参见：朱晓东，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科学名称[J]，经济法网。
[2]徐旭初，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它[J]，农村经济，2003年第8期。
[3]韩元钦主编，中国农村的合作经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3-44页。
[4]参见《辞海》（缩印本）“原则”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5]参见彭泰尧主编：《拉汉词典》“principium”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张文显：《规则·原则·概念一一论法的模式》，载《现代法学》1989年第3期。
[7]马新福：《法社会学导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8]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9]（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6页。
[10]HenryCampbellBlack,Black'sLawDictionary,Fifthedition,m，a1979,p462，
[11]发言摘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二），中国人大网，2006年07月02日。
[12]漆多俊主编，中国经济组织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60-161页。
[13]转自：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以浙江省为例[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39页。
[14]转自：胡盛明，西方合作社与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D]，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0年5月，第7页。
[15]刘如海，李玉福，立法学[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70-71页
农民合作社概念篇2
一、对“农村留守儿童”已有概念的评析
“农村留守儿童”概念，多见之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人口学四大学科领域。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法学研究的重心。
较为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概念是叶敬忠教授在2005年提出的。他认为：“留守儿童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在外打工而被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未满18周岁的儿童。”[1]（p18）立足法学视角，对这一概念做如下分析。
1、“留守”是指生活在“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是相对于城镇的一个地域范围，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聚居区，“农村留守儿童”是“农村地区”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留守儿童”的父母离开这一区域，暂时脱离了农业生产，却将未成年子女“留守”在该地区。
2、“留守”是指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空间上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监护职责的履行产生异动
父母不得不把自己所应共同担负的监护职责交由一方、或委托给近亲属履行。
3、导致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空间上发生分离的原因是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但这只是一个表象，“留守”与“被留守”，都非当事人自身能力所能左右的。“留守”是弱者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
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能够与上列概念形成矫正与互补。段成荣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2]这一概念将“户籍所在地”与“农村地区”联结起来，关注到了“户籍”问题，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范围的限定欠缺必要论证。
在大多数学者看来，“留守儿童”就是指“农村留守儿童”，在概念揭示中无需赘述“农村”。阮积嵩在其题为《对农村留守儿童权利保障的法律思辨》一文中认为：“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3]作者恰恰忽略了“农村留守儿童”中“农村”这一核心构成要素。
学术界在留守儿童概念认定上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科学严格的论证，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大都流于宽泛，理念宣扬大于理性思辨，概念炒作多于真理索求。这与“国内关于留守儿童的专题研究，实际上尚处于探索性的阶段”这一现状有关。[4]研究对象不确定，支撑研究的数据由何而来？制度设计的基础是什么？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界定中存在的问题，林培淼、袁爱玲的研究认为，应当从地域维度、在校/园维度、年龄维度、家庭结构维度、留守时间维度、父母外出维度、主要监护人维度等七个维度来构建“留守儿童”的概念。如果照顾到了这七个维度，就能“为准确把握全国留守儿童的总体状况，为决策部门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参考。”[5]基于这样一个落脚点，该研究在概念外延的周全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本文将立足法学视角，以法社会学的方法为基础，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予以解析与重构。
二、“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法学解析
“概念是所有同一基因的客体的表征。概念来源于事实，也是对事实的抽象”。[6]“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建构首先要从对作为这一概念来源的事实进行分析入手。作为“农村留守儿童”概念来源的事实就存在于这一概念本身，把构成这个概念的词汇拆分开来，逐一分析，事实就会明了。
1、什么是“农村”
农村，与城市相对，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聚居的特定区域。农村较之于城市，有以下特征：
（1）农村首先是一个区域概念。“在我国，农村的概念并不像有人所讲的，是个经济概念，农业才是经济概念，农村更主要的是地域概念或区域概念。”[7]当然，农村概念也具有文化、经济意义。“乡村研究”是基层社会研究的一个重点，包含着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多重意义。
（2）农村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区域。在中国，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从事农业生产的门槛较低。农村常常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
（3）农村是从事农业生产人口聚居的区域。我们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称为农民。在中国，认定农民身份的标志并不是“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户籍，户籍将农民与农业生产、农村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4）农村地域广阔。无论是农村的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适于居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怀古”。城里人经常慨叹农村的好处不外乎两项：一是自然环境好，污染少，空气好，属于物质层面;二是保留着一些传统的东西，属于文化层面。
（5）农村相对落后。造成农村落后的原因除了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外，制度因素是主要的。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社会构造引发的城乡对立是长期制度安排不合理形成的。长期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使得农村的落后不仅是全方位的，并且与城市的差距日益扩大。乡村精英们的远去，使得农村日益空洞化，愈发丧失了进步的推动力。
2、什么是“留守”
留守是指共同生活的夫妇、父母子女，因为一方远赴城市从事非农劳动，而与居住生活在户籍所在地的另一方在生活空间上发生的一种长期分离状态。这种长期的分离状态对于亲密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带给各方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8]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概念，就是把处于分离状态两端中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生活的相对弱势一方在概念中予以彰显的结果。
立足“留守儿童”视角，“留守”一词可做如下分析：
（1）留守是共同生活的一种长期分离状态。父母应当与未成年的子女共同生活，以妥当履行监护职责。但由于种种缘由，这种共同生活的状态发生了时空上的分离。时空分离不仅包括分离状态在时间跨度上的长期持续性，还包括分离状态在空间上的远距离、高成本。空间上的远距离、高成本加剧了分离状态在时间上的长期持续性。
（2）留守是指未成年人的留守。留守是共同生活的一种长期分离状态，未成年人的父母与未成年人处在“留守”状态的两端，离开任何一端，“留守”都无法构成。“留守”，缘于将学术关注和制度设计的重心集中在相对弱势一端。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现象，只关注“留守”状态的一端，只解决相对弱势一端的权益救济，忽视另一端，甚至把造成“留守”的原因归结到“父母长期外出打工”这一现象上，把父母置于与留守子女对立的一面，流露出对这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的抱怨。这样的学术基点存在着极大地局限性。
（3）留守使得未成年人的法律权益受损。从法律的角度来观察，留守这一长期分离的生活状态使得未成年子女无法及时得到父母的照顾，从而使其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受损。从对留守儿童实证研究的成果来看，留守儿童在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角度所折射出的广义上的法律权益受损现象带有极大地普遍性。
（4）引发留守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只是引发留守现象的一个表象，最根本原因是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潘璐、叶敬忠在其研究成果中援引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南南合作局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斯里兰卡、菲律宾、摩尔多瓦、墨西哥等国家的留守儿童规模进行了统计，这些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现象。[9]
3、什么是“儿童”
由于立法目的不同，不同立法在使用同一概念时所关注的基点是不同的。通过对《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对比，为确保规范的统一，“留守儿童”中的“儿童”应当是指18周岁以下的公民。
但在政府主导的留守儿童管护实践中，在确定谁应成为留守儿童管护制度关爱的对象时，法律规范仅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政府主导下的管护制度及其运行首先考量的是行政权力的可行与便利。这样一来，各地会根据各自情况制定一些标准，来划定留守儿童的范围。并且，同一地区所划定的留守儿童范围也会根据财力的增减和工作重心的调整而随时调整。
经过调研发现，划定“儿童”范围一般会考虑下列因素：
（1）以是否在校读书为标准，将“儿童”分为在校儿童与非在校儿童。非在校儿童，即使属于“留守”，一般也无法纳入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制度范围。
（2）以是否正在接受义务教育为标准，将“儿童”区分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包括学龄前和高中阶段的儿童，一般都不在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制度范围内。
（3）以是否寄宿为标准，将在校生分为寄宿生与非寄宿生。非寄宿生儿童一般不在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制度范围内。
地方政府一般会选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中的留守儿童作为关爱管护制度的对象，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增加基础教育投资、改善办学条件、完善课外辅导、建立师生联络，建立以教师为主体的家长队伍等措施，使留守儿童关爱管护工作有抓手、见效快。
三、“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法学重构
对“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重构，除了对决定概念内涵各要素的事实予以高度抽象概括外，还必须考虑这一概念重构在学术上的必要性。学术必要性是说价值。社会科学研究不可妄谈创新，人文情怀的养成、深厚的学术积淀需要漫长的持续不断地积累。应当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恢复到启迪智慧这一本源上来，学者们所秉持的批判态度能够给社会提供冷静反思的机会，使人们的行为更加理性。学者们的研究使从事实务的人懂得反思，瞻前顾后，不断调整工作方案，最终趋向合理。地方政府在运用公共财政实施留守儿童管护工作时，人为地将一部分留守儿童排除在外，“可行性”是堂而皇之地辩解理由。“可行性”忽略了法律的效力，“留守儿童家长”就是不具有民法效力的管理措施。[10]
留守儿童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关。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大批适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就业提供了机会。然而，在经过艰难奋斗后，这些来自农村的农民劳动者们发现，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诸多制度并未有丝毫改变，他们及其子女根本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同等权利。将未成年子女留守在户籍所在地农村上学、生活是一个无奈地决定。留守给未成年人造成的教育、生活方面的某些不利影响能够通过政府的救助减少或者消除，但只有父母才能给予他的东西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留守儿童最大的缺失是父母对他们的爱与关怀，是精神层面的。父母如果不去城市打工，与他们共同生活在农村，物质虽然贫乏，但精神是恬静安逸的。作为传统乡村的一分子，作为父母的农民将秉持传统道义，履行着乡村秩序带给自己的对村落、宗族、家庭的义务，心安理得地分享着乡村生活的怡然自得与自给自足。这种稳定与秩序是家庭教育的外在环境，能够给未成年人带来安全感，使得他们健康成长。这一环境伴随着农民父母的进城被彻底打破，新的教育环境迟迟无法构建，留守就是这个历史转折期的伴生现象。
在城市边缘生存着的农民劳动者，由于其农民的身份，无法获得他们期望的城市生活，城市带给他们只有歧视与伤害。这种苦闷的情绪影响到了他们与孩子的交往。父母缺乏自信的笑脸，缺乏对生活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以及这些积极的东西对留守着的未成年子女的感染。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金钱，他们还能给孩子什么？城市的不容与村落的终结，是新生代农民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我们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其具有农村户籍的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远赴城市从事非农生产，而将其留守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由父或母单亲抚养，或者交由其他近亲属抚养，甚或交由远亲抚养的未成年人。
农村留守儿童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父母的农民身份。农民身份不是由职业所决定，农民即使离开了农村，从事非农生产，只要户籍没变，他仍然是农民。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其父母的农村户籍，以及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歧视。
（2）留守在农村。“留守”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未来的奋斗方向是去到城市。农村是“大本营”，但绝不是生活的目标与方向。人口自农村流向城市，而不会发生“倒流”。对未来的这种期望越高，对留守的感受就越深。
农民合作社概念篇3
关键词：身份农民；职业农民；农民市民化；演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043-02
农民这一概念，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变迁不断深化发展，在每一个时代背景下，都有着特定的含义。中国农民内涵沿着原始“农民”、个体农民、身份农民和职业农民的路径，逐步迈向居村农民市民化进程。
一、农民概念中的职业属性是自然的、分工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工具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更多地是向自然索取，从事采集野果和狩猎的活动。随着对自然的认识，对养殖动物技术的提高，人们逐渐掌握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律，于是人们开始定居下来，专门从事农牧业活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的分工。这次大的分工对于人类生存、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十分深远的有历史意义。相应地，原始的流动的“狩猎人”开始向定居的“农民”转化，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在《现代汉语辞海》中，农民是“长时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经济大辞典》中将农民定义为“农民是个人或集体部分占有生产资料，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人。”这些定义都是侧重农民是一个职业的定义，就像工人从事工业生产因而成为工人那样，农民因为从事农业生产因而才成为农民，从职业定义上看，农民和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马克思指出：“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1]此时的农民阶级又是封闭的、落后的。“每一个农户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的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也如小手工业一样，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资料这点上不同于现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2]在上述农民内涵中，农民的概念是限于职业属性的，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成员。
二、农民概念中的身份属性是人为的、强加的后果
在西方语汇中，涉及农民的词汇还有一个词是peasant。刘文纪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词来源于古法语，是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意思是“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用，意思是“附庸、奴役”，而作名词时还兼有“流氓、坏蛋”的意思。因而peasant是代表一种低下的身份。因为当时卑贱者大多种田，这个词就与农业有了联系。不仅英、法、拉丁语如此，俄语、波兰语等欧洲语言中农民的词汇也有类似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英语词汇是Farmer，是一个职业的概念，指的是经营农场和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渔民、工匠、商人等职业并列。秦晖主张参照“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类的称呼，把Farmer译作“农业者”。从语言上考证，Farmer以Farm（耕种土地）为词根，强调的是职业的含义，农民作为人类分工的结果，首先是体现它的职业属性。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是身份农民而不是职业农民。1958年1月《户口管理条例》实施后，农民与农村户口紧密相连，固定为户口意义上的农民，为农民紧紧贴上了身份上的标签。农民与“贫穷”、“落后”、“弱势”划等号，成为“二等公民”。
三、由身份农民回归到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理性选择
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内部要搞好分工，只有细致的分工才能有更高的效率，因此分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分工包括人才的分工，要求农民由通才向专才转变。职业农民的产生和壮大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职业农民包括职业的种地农民、职业的畜牧养殖人、职业的农业经纪人等。在发达国家，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应的农民是职业农民，他们拥有相当规模的土地，用现代化的农业工具从事农业生产，通过农业合作社等方式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农业经济效益比较高，农民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有的还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就发达国家的农民现存境况看，虽然仍留有少数农民，但很明显，他们的身份意义已经完全被职业意义取代，不再是卑贱的社会地位和不易摆脱的低下身份。目前中国农民素质普遍不高。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中国有文化的、年轻的农民大量涌向城市，留在农村的是“993861”（老人、妇女、儿童）部队，由这些老弱病残的人搞农业，为中国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要让一部分热爱农业、懂农业的人去经营农业，获得比较高的农业收入。中国农业现代化要求推动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在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大背景下，当前培养职业农民十分重要和紧迫。现代农业呼唤“职业农民”，只有建立一支热爱农业、钟情农业、精通农业的“职业农民”队伍，农民小康、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有真正的希望[3]。
农民合作社概念篇4
关键词：集体经济组织；联产承包责任制；合作社
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在现行《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多有涉及，其性质、地位及职能也是相对清晰和明确的。作为农村统分结合双重经营体制中“统”的功能的承担者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行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整个农村法制体系中格外重要。但这种表面上的“风光无限”并不能掩盖其实质的“极度虚无”，翻遍现行《宪法》和所有相关法律，我们都不能找到关于到底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答案。而在现实层面，我们看到的是，农村其他基层组织(如村委会或村党支部)似乎代行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承载的所有功能，这种替代的结果是村委会或村党支部由原来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或党的基层组织)蜕变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社区服务等功能于一身的机构。这种制度层面的规范缺失以及现实层面的功能紊乱使得我们在观察“三农”问题时犹如雾里看花，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举步维艰。本文试图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从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演变着手，找出其问题根源，以期为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提供理论参考。
一、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分析
“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1]，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构造上诸多缺陷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混乱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如果抛开历史的联系”，我们对此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1、1949年至初级合作社时期——集体经济组织的虚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变迁与我国历次农村土地政策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当时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集体经济组织”一词。分析其原因，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是以生产资料(在农村主要指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在土地私有制下，集体经济组织显然缺乏赖以生存的土壤条件。之后，为了克服小农分散经营的弊端以及出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农业开始走合作化道路。一般认为这一充满激情而富有革命色彩的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以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互助组和初级社都还属于私有制经济的范畴，基于前述同样的理由，这个阶段也不存在集体经济组织。
2．高级合作社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的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于政策层面
1955年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高级合作社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按照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以下简称《示范章程》)的规定，高级合作社是土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的集体经济组高级合作社包括了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从逻辑上我们不难得出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其实都是当时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结论。总结这一时期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笔者认为有以下特点：(1)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并没有正面界定。《示范章程》中虽然提及了集体经济组织，但是我们发现这仅仅是出于对高级合作社规定的需要，而非出于政策制订者的自觉。(2)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应仅包括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虽然依据《示范章程》对高级合作社的规定，我们不能必然得出上述结论，但是结合当时现实情况(即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其实包揽了当时农村所有的农业生产功能，不存在任何其他承担这一职能的组织)，这样的推断应该是能够成立的。(3)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属于政策层面的用语，而非法律层面。正因为如此，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作为一级主体存在，却没有严格的概念界定和明确的外延列举——当然，这不仅仅是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的问题，也是当时政策层面涉及的所有主体的通病。(4)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上的纯粹性。这一时期的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都只具有农业生产的经济功能，而不承担政治、文化、教育等功能。
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的以上特点不久就被随之而来的化运动所颠覆。“1958年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我国掀起了化运动，高级合作社很快演变为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于一身的组织体系，它兼具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生产管理的双重功能。”[2]这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此前相比明显不同。首先，集体经济组织概念在官方文件中难觅其踪影。其次，虽然集体经济组织还是包括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但很明显后者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而被赋予更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功能。
3．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于法律层面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开始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业生产方式改革。这种经济基础的大变革必然要求上层政治体制做出相应调整。如果说“大一统”的制度还能勉强适应当时的农业生产需要的话，那么，到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则已无能为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制度迅速瓦解。但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其原有职能的消失，相反，需要有相应的主体作为替代者来承担它原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功能，以避免权力真空导致的农村无秩序状态。在新旧秩序交替过程中，原有的乡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等组织体逐步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的出现。从主体的性质和职能角度来看，乡镇政府承担了原有的政治功能，成为纯粹的政府机构，行使行政权力；村委会承担了原有的文化和社会管理功能，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从事社区公共事业、文化事业的自治性管理。经济功能方面，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农户进行每家每户的分散经营，集体经济组织则承担“统”的职能，为农户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随后出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就是为了承担“统”的职能而建立的，所以在性质上他们都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这个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与高级合作社时期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1)集体经济组织概念属性的法律化。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法律概念开始出现在1982年《宪法》及随后的《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当中。(2)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法定化。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担当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方的角色，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3)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纯粹性。依据前文对解体过程的分析，这个时期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不再承担政治、社会管理等功能。
二、现行规范层面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缺陷
1．集体经济组织的外延不明确
虽然《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究竟是哪个机构或组织(或者哪类机构或组织)呢?我们无从知晓，法律似乎也对此保持了缄默。如果斗胆揣测的话，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试问：指的是乡镇府?村委会?抑或是村民小组?但是当提出这一系列假设时，我们又会发现困惑摆在了面前。因为这些组织“无论从内在的资产属性及组织功能上说，还是从组织机构、组织制度上看，都更类似于行政或公益性组织而不具备‘经济组织的属性’。”[2]我们在现存法律制度中能搜寻到的相关答案只剩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及供销合作社。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初衷是便于农民合作融资，因为“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村劳动群众难以从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那里获得信用，因此广大农村劳动群众就按照合作原则组织自己的金融机构，或通过合作组织取得信用进行融资，解决社员对于资金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不再是农村的集体金融机构(或集体经济组织)，而异化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一部分。供销合作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原来由农民入股，为农业生产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集体经济组织蜕变成了一个与公司无异的市场主体，完全偏离了原有宗旨，难以称其为集体经济组织。
2．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无法确定
从逻辑上讲，这是其外延不明确的必然结果。而这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又导致了任何试图在现行法律制度中去找到一个明确的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的尝试最终都是徒劳的。
3．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法律主体在性质认定上的困难以及事实上的主体缺位
在民法(或私法)范围内考量，集体经济组织并不在《民法通则》规定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这三种民事主体之列。首先，它不是法人。因为至今没有一部法律像《公司法》规定公司的名称、组织机构、财产、责任、登记规则、登记程序等内容一样规定集体经济组织——而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是法人，那么这一系列规定是必要的。其次，它也不属于“其他组织”。“其他组织”一般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法人分支机构等，其中并不当然包括集体经济组织——这种基于经验的判断应该是可靠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非法人组织的设立、解散、变更都由法律明文规定，而且登记是必备要件和必经程序，而反观集体经济组织，我们却找不到任何规则可以遵循。这种法律性质认定上的困难以及关于集体经济组织一系列法律规范的缺失(主要是关于集体经济组织设立、变更、终止、机构等方面的实体规范以及其他程序性规范)，注定了像通过注册登记成立公司一样成立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美好愿望是无法实现的。相应的，在现实中我们看不到“挂了牌”的“某市某镇某集体经济组织”，对此笔者称之为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的“主体缺位”。
4．主体缺位导致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职能错位
依据《民法通则》《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农村承包经营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上主要被赋予了两大职能：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职能；二是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两大职能的重要性显然是无可置疑的，而规范和现实层面的主体缺位却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主体缺位导致的恶果是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及乡镇政府等对其职能的僭越，进而引发农村基层组织权力分配在事实层面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三农”问题形成和存在的制度原因。如前文所述，供销合作社及信用合作社等原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的机构已经无法承担“统”的职能，这使得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变得残缺不全，形成了“分而不统”的局面。
纯粹的分散经营使得农民直接暴露在市场面前，而农民显然无法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的信息流，所以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产品的销售等环节就出现了诸多问题，农业的增产、农民的增收面临着艰难的局面。另外，“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其结果使得集体成员对其土地从人人都有份而又人人无权过问，实际上成了乡、村干部的小团体所有，有的甚至成为个别乡村干部所得。”这种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权力异化和混乱的最终表现形式是村党支部权力一体化。
三、缺陷的成因分析
面对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规范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如果假设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前有理性的制度设计，那么以上缺陷和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肯定不是当初的制度设计者所愿意看到的。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本身的不彻底性——基于改革成本的分析
现行法律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结果。设想一下，如果在制度改革过程中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即农业的完全私有化——土地私有及分散经营，那么就不可能在制度层面出现“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但是走完全私有化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是明显违背理性的选择，因为从改革成本角度分析，私有化的政治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农业的私有化就意味着全盘否定农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所以，在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农民基于理性的成本考量选择土地集体所有而进行分散经营的相对保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显得顺理成章。但是，“因家庭承包制来势凶猛，扩展迅速，无论在思想上、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从而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安排本身来说也不可避免带有某种不足和缺陷。”[5]主要表现在对“统”的功能缺乏制度上的安排。按照作者的理解，农民在改革过程中，保留或强调“统”的功能(或集体经济组织)其实并非出于对公社制度或高级合作社在感情上的留恋，而是出于避免改革所带来的强大政治风险的需要。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规则设置中，农民对家庭分散经营显得特别重视，而对集体经济组织却漠不关心，从而注定了整个制度在一开始就存在先天性的缺陷。
2．制度知识的缺乏导致理性制度设计的不可能
一方面，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其对原有制度的颠覆预先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原本就是“偷偷摸摸”开展的，属于“非法”活动，所以，作为改革者的农民自然不可能从容不迫、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方案的事先论证，之后再予以实施。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缺陷与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环境有关。
另一方面，198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名后，改革就由“制度”外转入“制度”内。1982年《宪法》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规定，使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关联的“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也都由随后颁布的《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以及最新的《物权法》加以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的出现最初是在中央文件而非1982年《宪法》中，而政策中的概念与法律概念属于不同的规范体系，两者在确定性、规范性、严密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我们在法律中直接援用政策规范中的概念时缺乏相应的制度论证和设计，从而导致在政策层面使用时不会出现的问题在法律层面引发解释上的困难。
3．行政化法律制度文化的影响
其实，集体经济组织在主体上的事实缺位和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并不会必然导致农村基层组织体之间的职能错位，究其原因与我国行政权力的强大和行政化法制传统有关。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属于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自治性机构，不属于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性质上不是行政机关，不行使行政权力。
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村民委员会事实上承担着乡镇政府机构诸多的行政功能，俨然成了“行政机关”。这种行政化的倾向使得村委会具有将“行政权力”行使程度最大化的可能性。因为“行政权力”本身具有的强烈的侵略性和腐蚀性，其无孔不入，在遇到任何可能的场合时它都会主动出击，影响和侵蚀对方。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历来被认为具有浓厚的行政化倾向，结合行政权力的以上特点，推而广之，在村民委员会具有了行政机构色彩的情况下，这种行政权力对集体经济组织权利的侵蚀就成为必然。同时，在现阶段村党支部与村委会权力混同、不分彼此的情况下，党支部又在事实上取代了村委会的地位，最终形成了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混乱局面。
四、关于出路的初步思考
现行制度框架下的集体经济组织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如果用民法或商法的组织体理论去考察，必然会得出集体经济组织根本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主体的结论。而与此同时，在《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等现行法律规范中却明确规定了“集体经济组织”并赋予其重要职能。作者认为，要走出困境，有以下几种思路可供参考。一是将“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其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条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主体。但正如前所述，在政策性话语体系下生成的这一概念与法律概念有着天然的隔阂，这一鸿沟基本上是无法逾越的。二是将“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从法律话语体系中剔除，彻底杜绝因为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带来的诸多问题，但一般也会被认为改革的制度和非制度成本都过高。三是在宪法层面以宣示的规范加以规定，而在具体法律规范(如民法、商法等法律部门)中加以剔除。首先，《宪法》作为一般性法律规范，规定了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保证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不变，不会引来太多政治上的非难。其次，通过建立各类新型的合作社，如专业性的经济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医疗合作社，《宪法》中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统”的职能就能得到真正的落实。而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则完全可以留待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解决。所以，第三种思路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当然，其具体的制度论证和方案的细节设计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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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果．深化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改革的若干法律思考[m]∥杨紫垣．经济法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71．
农民合作社概念篇5
[关键词]城市生态压力；城乡关系；土地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193
1背景介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热点，笔者以“城乡关系”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共20个结果，论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3年，进行仔细梳理和对比，真正与主题相关的结果为14个。
对于21世纪的荷兰，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组织、使用有限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也恰恰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同时对生活空间和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对空间的功能性提出的新的要求。早先的概念更多是从基于政府部门的授权的行政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的空间区域上进行城市区域和生态区域的划分。这类概念往往是建立在强势的农业部门保护下，从而避免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近期的政策评估报告表明，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应对和抵制由于社会多元化引发的人们对住房空间、基础设施及工厂选址等问题的关注及一系列问题。同时，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储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本身的关注程度。如同城市对于绿地的呼唤，农村地区也对休闲娱乐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机会及相对应的服务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实现了经济活动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而这一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实现了过程的互通以及实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之中。
在农村地区，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最初是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然而，农村地区的设施并没有因为使用绿色景观而得到更多的改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很多新增加的活动与地点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农村地区具备先天的绿色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农民更多的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这一点在偏远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基于社会经济学和先天自然条件的双重推动力，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并且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因子相互合作并融合的道路。目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规划的设计，都更加倾向于建立在基于同市民合作以及同社会组织合作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被提及并在国内广泛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就地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生活，避免形成“繁华的城市、凋敝的乡村”。2013年11月2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6409htm。尽管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些需求会和绿色空间的保护产生冲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该过程中，创造出更多提供绿色服务的机会，而这一点使得环境保护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绿色服务，其实是一种产品，一种活动，与自然、农业、水、文化历史及其娱乐休闲等紧密相连，无形之中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质量，而其本身又超越了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责任的范畴。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绿色”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及绿色生态等来唤醒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具体可行的措施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
2关于空间问题的社会理论
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城乡问题的专业研究和理论，尤其是从经济、社会角度的理论发展还有些局限（asbeeketal，2002）。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点往往停留在分配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空间问题被作为具有功能性的商品来对待。地理学界对待空间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土地或空间是可以被可观测的这一观点，将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重点关注在于城市。随后，又衍生出两种新的派别：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则认为空间是作为生产系统的衍生物而存在的。（Harvey，1989）人文地理学家则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构建的过程，（Cloke，1985）。社会学家将关注点则放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功能性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性减小。一些古典社会学家则认为，所谓城市，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进行较早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家往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逐渐增加，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社会进程中的点缀。受社会空间特点新变化的影响，一些新的主题，如全球范围和地方范围之间的互动、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地区间区域化划分及地方消费趋于设计等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理论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再是仅仅起到点缀作用的“装饰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群体，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存在于系统内部，并不断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断进行互动的一个概念。因此，空间问题应该在分析过程中作为一个内在的问题来对待。（Giddens，1984；Castells，1996；Urry，1990）。
Giddens分析了社会实践中关于空间变量的问题：影响现代社会社会活力和社会分配的因素是一种和时间、空间相分离，非嵌入式的，而且具有更多自我反省特征的影响因子。（Giddens，1990）在传统社会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联系，正如同格林威治时间是统一的，但各个地区也存在时差一样。不同于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上的地理位置，和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者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在小的区域内，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缺失才是其必要条件。广义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成为了非嵌入式动力的发展条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关系逐渐脱离原来依托的本土环境，继而获得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自我反省性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诠释。由新科技和抽象系统带来的非嵌入式机会，导致自我反省性更加彻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
3土地政策及土地使用计划
土地政策，这个概念是在近些年才被提及并频繁使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文献综述及国际会议中，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分配政策与制度及土地的使用与发展，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Lichfield&Darin-Drabkin（1980）将土地政策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子集。Dunkerley等作者（1978）用土地政策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土地成本、土地分配、土地价值及城市土地控制及使用等在内的概念。在英国，近期的学术研究趋势是将土地政策同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等概念分别进行讨论，试图寻求每个概念的意义。
patsyHealey认为，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没有必要将研究领域进行过细的划分，在他看来，所有政策的环节、涉及部门及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举例，在土地政策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两个不同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土地政策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论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时需要将“政府活动”等概念进行再分割，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细致化的分析和操作。同时，有一点就是这种概念和界定与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人为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都要综合考虑研究领域框架内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因素及本研究领域同其他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
4生态保护对策
对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载体――土地，亦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保护和发展机制涉及多个综合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第一，对于传统生态文化区域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构建并引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构建对于自然资源体系中的资源及其他要素的评估体系，形成立体、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对于传统生态土地的保护需要借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及生态保护的“定心丸”，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环境―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构建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创新的权力中心、新的政治任务和新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于土地、社区经济落后和意识封闭等原因造成的“主体错位”，即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引入社会主体、企业主体等的发展创新模式，赋予土地利益相关区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最终决策权。同时，构建一种社区自主经营的生态土地管理模式，让参与者都成为利益分享者，构建更佳的生态利益分配模式，做大生态的蛋糕，分好生态的果实。生态框架中的土地问题是作为关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键因素，当地农民作为土地相关活动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一方面，需要传统习俗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对村民生态意识、生存技能、生态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生态意识，规范其生态伦理和道德规范，探索新的生态―土地―城市―乡村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走向深层次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农民合作社概念篇6
一、农村社区及其建设和治理概念的界定
1887年,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又译为《社区与社会》)中提出了“共同体”即“社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区就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直今,人们尽管对于社区及共同体仍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大都将其视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是作为社区或共同体的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无疑,人类最早的社区形态是农村社区。
对农村社区,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提出了不同的界定。1915年,盖尔平(CharlesGalpin)在《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中指出:“农村社区是由一个交易中心与其周围散居的农家合成的。要划定这样一个社区,最好是利用那个交易中心的交易行为所能达到的距离,在其最远处划下记号。将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圆圈,圆圈以内就是一个农村社区”。费孝通对农村社区作的描述为:礼治秩序,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无为政治,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不是一个血缘家族,也不是一个社会组织,而是以农业为主要活动聚集起来的人们的生活共同体;或者是指居民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地域性共同体和区域性社会;抑或是指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区域社会。还有的将其定义为一定范围区域内的农民共同生活、农习、工作和栖息的一个有秩序的空间群落,是由有共同地缘的农村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消费习惯、基本生活设施、经济社会生活所构成的地域空间。而对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学者们也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有的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在行政村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民政部门的协调指导下,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直接组织,通过直接民主和自我管理的方式,依靠政府、社会和村民自身等多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体系建设,强化各项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有的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从根本上讲是要发挥党政主导作用和农民主体作用,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利益诉求,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而农村社区治理,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农村各种合法组织依照自己的性质和职能,协调政府治理目标和行为者利益期待,积极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公益活动,在相应领域承担起自主与自治的管理职责,或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以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从基层乡镇一级政府的职能退位到农村社区的职能到位,从基层政府的职能缺位到农村社区的职能补位。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及其20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以及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这基本成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指导和方向。
关于农村社区的边界,在上述有关对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等的定义中,实际上都对此做出了各自的界定,在实践层面,大部分还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农村社区的范围和边界。民政部制定的《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各地“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应、群众自愿的原则,科学界定农村社区的区域范围,明确农村社区的定位。”有农村社区建设“第一块试验田”之称的江西就是以将社区定位于“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而另一典型——湖北秭归,则是定位于村民小组的新的组合,其实也是自然村。有学者论证了国内国外的新农村建设普遍以自然村为建设单位的合理性,而不应该拆并自然村,建设远离耕地的新村,其对象应是自然村。而周良才认为应将农村社区建设定位在以自然村或中心自然村带周边小村落为范围的村落社区,余坤明提出应以不同建设事项的自身特征和要求来确定社区的地域边界。在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实践中,人们更愿意从可操作的角度来划分农村社区的边界。
我国农村社区的产生是社会变迁、制度创新和组织变革的内在需要,是和谐社会发展、社会利益协调的内生变量,它具有公益性、志愿性、民间性、组织性特点,这些特点契合了转型社会下对农村社会利益协调的需要。实际上,近30年来,我国农村社区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呈现出现代农村社区的一些特征。如自然性社区减少,行政性社区增加;与传统农村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主不同,农村自治性的组织村民委员会建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社区的封闭性;随着农村社区的逐渐开放,农民的需求日益增多,必然要求加强农民与政府机关的协同性。但仍具有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同质性强、流动性强、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受传统势力影响较大,社区成员血缘关系浓厚等特点。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已成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农民合作社概念篇7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困境；文化排斥；启迪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1－0006－05
一、文化排斥的理论视角
一般认为，社会排斥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和文化排斥。而文化排斥不仅是社会排斥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更为深层的一个方面。由于文化有其自主性和滞后性(或称之为“惰性”)，文化排斥往往独立于社会排斥起作用，当社会排斥并不明显的时候，文化排斥仍因其自主性或“惰性”而存在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文化总是根深蒂固的东西，群体间的文化排斥一旦存在往往很难消除。从国外移民适应的研究中，我们可窥见一斑。因此，无论从理论上来讲，或是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需要来讲，对文化排斥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必要性。
对于文化排斥的涵义，许多学者进行了各自不同的定义：Littlewood和Herkommer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主导性的价值和行为模式，那些追随和表现出不同模式的人会受到文化排斥。Figueroa等学者还指出，排斥出文化过程与个人被排斥出对特殊社会网络的参与有关。由于文化价值观念不同，一些人会受到排斥。kronauer认为文化排斥是指失去根据社会认可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Sabour认为文化排斥还应指处于少数的个体和团体不能享有他们的文化权利，即保有自身的传统、仪式、和语言等。Kabbeer认为社会排斥的结果是在制度层面产生不利因素的连续统一体，既有物质排斥又有非物质排斥即文化排斥。物质排斥是资源、利益、再分配排斥，产生贫困；文化排斥是指在认可、身份、尊重方面的排斥，形成歧视。
社会排斥理论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为文化排斥的研究提供了导向和借鉴。
研究取向：Rodgers把社会排斥作为一个取向(approach)，认为它至少有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排斥取向具有多面向、多学科的特点。它把社会权和物质剥夺二者联结在一起。所以，它不仅包括缺乏获得物品和服务的机会，而且包括排斥出安全、公正、代表和公民权。其核心理念在于，社会排斥和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等多面向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第二，社会排斥取向把焦点放在过程上。社会排斥可以描述状态，但和许多关于贫穷的理论相比，其特殊的优势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过程之上。它既捕捉到了贫穷和剥夺的情境，同时也捕捉到了导致它们的机制。第三，社会排斥取向亦把焦点放在社会行动者和人之上。它指出，一方面存在着接纳和排斥过程，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接纳和排斥两种社会行动者。处理社会排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认这些行动者，并理解他们如何和为什么排斥其它人。第四，多层面的影响。社会排斥可以在国家、地区、机构、群体、个人、整个世界等多个层面上来理解。
研究范式：Silver提出了关于社会排斥的三个范式，即团结范式(solidarity)、专门化范式(specialization)和垄断范式(monopoly)。Silver认为团结范式植根于法国的共和传统之中。团结取向特别强调群体之间的文化或道德界限在安排社会生活方面于社会中建构起二元类别的方式。排斥，如同越轨或一样，既会威胁到也会强化社会的粘合。排斥的反面因而是“整合”和实现整合的过程，即“嵌入”。在迪尔凯姆的意义上，整合意味着被同化成主流文化，或者在其“后现代主义”意义上意味着主流文化适应少数人文化。从社会团结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过程的社会排斥是一种不利于社会的生活和福祉的现象，因为它预示着要松开把个人和群体与更大的社会联结起来的纽带，亦即个人和社会之间社会纽带(社会团结)的中断。Silver认为专门化范式存在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当中。从专门化范式的观点看来，社会排斥来源于不充分的社会领域分割、把不适当的规则运用于一个既定的领域、或者在诸领域间自由运动与交换的障碍。换言之，社会排斥是社会分化、劳动的经济分工和专门化的一个结果。由于存在着分割的社会领域，所以排斥可能会有多重原因和面向。Silver认为垄断范式植根于马克思和韦伯的欧洲左派思想之中。在这种思想看来，社会秩序是强制性的，是透过一套等级性权力关系被施加的。因而，排斥包含着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的相互作用，并为享有者的利益服务。也就是说，由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划定界限的社会实体对稀缺资源享有垄断权，这种垄断赋予他们共同的利益并且他们也力求通过社会封闭保持这些利益，而其它人则被违反其本意地挡在外面。
二、农民工文化排斥研究
我国很多学者已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许多贫困或不平等现象，但是单独运用文化排斥理论作分析的却尚未有先例。我国学者从社会排斥视角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状况大致相同，但其中许多研究都涉及到文化排斥理论。其中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民工城市流动中的文化意义
“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流动人口作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载体，承载了传统与现代在变迁中表现出的矛盾冲突与不和谐。他们集中体现了转型社会、文化变迁的复杂性和激烈性。……如果农民工所承载的文化冲突不断被累积，就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强烈的社会相对剥夺感，从而危及社会和谐发展。”朱虹指出打工妹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扮演城市人角色，适应城市社会，她们学习城里人的打扮和语言上，并且不断获得与积累城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徐晖认为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的对立成为农民工由“准市民”转化为“市民”的文化阻碍因素：传统的小农意识和游民心态，以及受挫后的排斥心态等文化适应上的障碍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张纬提出应通过城市文化的塑造促进农民市民化与城市文化的良性互动化解这些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以促进农民的市民化。
2．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层次性
田凯、朱力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他们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归为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和文化层面，三个层面相互影响，依次递进。他们认为目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呈现边缘性的特点。“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处于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中介的边缘群体。”“进城农民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也感受到了城市制度的排斥力量，这使进城农民的适应存在文化边缘性的特征。”田凯认为农民工低下的经济地位导致农民工城市适应仍处于初级
阶段，朱力进一步指出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进一步深入。需要指出的是田凯的城市适应三部曲过于强调经济的作用，对文化的促进或延滞作用不够重视，这对于处于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缺乏指导作用。
3．农民工城市适应模式的选择
江立华建构了农民工城市生存的两种不同的适应模式：“改变自我，融入城市社会”和“在城市重建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他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农民工在城市性文化中的不自主选择。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许多农民工选择了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模式。江立华强调城市的排斥力不仅源自市民的文化和心理阻隔，而且源自社会结构的隔离。
4．农民工边缘化生存状态及产生原因
许多学者将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定义为一种“边缘化”的状态，称农民工为“边缘人”。他们的“边缘化”主要表达了三层含义：一是体制意义上的边缘化，指农民工被视为城市管理之外的人群，不享受城市体制内资源，而农民工又不可能也不愿意再参与农村的社会管理；二是城市生活的边缘化，指城市体系中，农民工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二是文化涵化意义上的边缘化，反映的是农民工处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中介处，农民工在文化从属上充满困惑与矛盾。农民工的边缘生存状态上投射到心理上，形成了“过客心理”。所谓“过客心理”指的是外来者对所生活工作的城市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权利义务观念淡漠，缺乏对城市的热爱和责任感，进而与这个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市民产生一种疏离感。农民工的过客心理主要体现在抱怨情绪、农村归属感、被排斥感、不安全感和回乡成就感。
有学者称城市农民工为“双重边缘人”，即除了城市“边缘人”外，新生代城市农民工对家乡农村和农业的依恋在减退，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社会，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作“候鸟型”的循环流动，呈现一种“钟摆”状态。
学者们对导致农民工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的原因做出很多分析，其中制度性因素有：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非制度性因素有：在城市里农民工缺乏可靠的能为自己提供帮助的亲属邻里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网络，没有可以利用的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参与到城市更广泛的社会交换中，受教育的程度低，对陌生的城市生活的心理准备不足，城市里人歧视，城管人员态度粗暴等。刘传江、周玲指出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之中。
三、农民工与市民的文化冲突研究
1995年李强通过个案分析，认为农民工对市民群体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心理上有歧视感。他认为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是双方文化、背景、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所引起的误会、误解所致，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强双方的沟通。朱力则指出市民在与农民工的互动交往中，存在着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制度性歧视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磨擦性互动的主要的原因，但也有因农民工的活动条件与自身素质的限制而引起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他特别指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有着鲜明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意识。周春霞将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指出社会转型、城乡断裂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身份认同的双向偏离危机是冲突产生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他的对策结论是，农民进城是经济结构开放的结果，而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解决将完全取决于社会结构开放的程度。
1．农民工认同和归属感的考察
在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下，认同和归属感成为考察农民工文化适应情况的重要变量。认同的含义是指对自我特性(包括身份、职业和生活)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简而言之就是对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的回答。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城市社会的“经济接纳、社会拒入”，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错位，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的分离以及城乡文化上的差异是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不明确的主要原因。身份认同模糊将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甚至形成“游民化”的社会认同，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困境。周明宝认为除了制度性身份外，农民工阶层还有其他三种身份，即基于交往视角的社会性身份、“他者话语”所定义的身份、自我感知性身份，进一步说明了农民工身份转变的多重社会因素。他特别提到文化的滞后性是导致后三种身份认知的重要障碍。
王春光认为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杰、高燕的研究证实了阶层意识产生的动态模型的有效性，即流动农民的身份意识完全是基于其生活场景的，而不是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这一观点，为在农民工经济地位较低的情况下进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米庆成对农民工的城市归属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研究。他把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定义为：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村人口对城市(地域角度)和城市居民群体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认同、满意和依恋程度。最后他指出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表现出一种矛盾不和谐的态势__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上的弱归属，其结果会导致农民工内心的冲突以及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程度加深。
2．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
农民工的城市流动经历带给农民工的不仅仅是边缘的心理感受，对现代文明的感受也与之相随。郭正林、周大鸣通过对湖南嘉禾县钟水乡一个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认为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外出务工是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的基本途径和动力。周晓虹认为城市农民工的流动经历与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在促成个人现代性方面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无论是流动经历还是城市体验，都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可以获知，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在城市生存是一个不断与城市文化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汇集了传统与现代、主与次文化的矛盾、冲突过程：农民工既受到城市现代文化的强烈撞击和吸引，又深刻体验到城市现代文化的陌生和排斥；既不断习得城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又固守传统的文化模式。
农民工与城市文化的互动过程将经历一个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入的阶段性发展。由于群体问巨大的文化和利益差异，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被动适应期，主要表现为生存状态边缘化、身份认同模糊、城市归属感不和谐，以及与市民的冲突等。但随着农民工现代性的积累以及制度、文化环境的好转，农民工对城市生存的适应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
本文则运用文化排斥理论整合上述文献对农民工
城市生存状况和原因的分析，对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状况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这对于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以及解除困境思路的认识有一个深刻及明晰的导向作用。
四、文化概念的界定研究
文化排斥研究，是建立在一些基础的概念之上的。这些概念包括市民化、文化排斥、自我排斥、适应以及融入，等等。所有的概念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概念展开，即“文化”。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一百多种，在行文之前对它进行定义的界定是很重要的。本研究沿用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综合文化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1．排斥、文化排斥、自我排斥概念界定
排斥的中文字义是指不相容、使离开或不使进入。排斥发生在群体与个人之间，或者群体与群体之间。如果用一个圆圈来描述，排斥就是因各种原因迫使外面的人无法进入这个圆圈，或者圆圈外面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放弃进入这个圆圈。
据此，文化排斥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两个方面：因为文化的原因而无法进入主流群体，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外群体无法获得主流的文化(包括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生活技能等等)的状态或过程。
文化排斥的互动双方我们称之为排斥者和被排斥者。被排斥者在文化排斥过程中会产生自我排斥。自我排斥既是文化排斥的表现也是文化排斥的结果。社会排斥并不单纯指由于自身原因而被迫遭到的排斥，也可能指人们自主的从主流社会自我排除。自我排斥包括两方面的含义：(1)主动的自我排斥――某些群体可能被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所贬低，但他们喜欢作为局外人的地位，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定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2)被动的自我排斥――被排斥者在被社会排斥的过程中产生对自身价值及地位的否定，并自己选择和认同了边缘化的状况。
2．适应概念界定
什么是适应?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Golds-eheider.G)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高斯席德强调变化和过程，倾向于把适应理解为行为本身，在变化的环境中移民们所做出的一种不断调整的行为。同样源于进城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对他们来说，城市经历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节，从而顺应他们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
《社会学词典》中没有对“适应”的解释，与之相近的是对“适应行为”解释：指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地适应环境的过程。
据此，本研究认为适应强调的是个体或群体对差异文化中不同的行为、观念、价值观和技能等做出反应和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也就是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做出反应和调整的过程。由于多种原因，本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被动的适应。
3．融入概念界定
根据上文定义的“文化”概念，我们依据安东尼・吉登斯对“融入”概念的界定：少数群体或个人放弃原来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附和主导性的价值和标准。外来者改变他们的语言、衣着、生活方式和文化视角，成为新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融入”的概念与“同化”比较相近，但仍有所区别。“同化”是指单维度，且单方向的文化适应。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cultureoforigin/heritageculture)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这些个体最终将到达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同时，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原来民族文化对他的影响就相应地越少。但是，相对于“同化”而言，“融入”并非单纬度的文化适应，“融入”发生在原文化与主流文化整合的基础上。进入主流文化的个体，在经历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以后，开始融入这种新的文化之中。
五、文化排斥研究的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1．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之一：农民工市民化是在文化排斥的背景下进行的。
研究假设之二：农民工所遭遇的文化排斥是农民工、城市社会、市民三者互动的结果。即存在来自城市社会和市民的群体排斥，也存在农民工的自我排斥。
研究假设之三：受外在排斥和自我排斥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会陷入困境，甚至发生中断。
研究假设之四：在制度化构成发生变化的同时，文化排斥情境的弱化将是不争的事实。但文化排斥的弱化，并不表明农民工市民化将顺利进行。
2．研究方法
一是访谈法。调查对象为农民工。个案访谈抽取典型个案作为访谈对象，应用口述历史(oralhistory)的方法，采取“非结构性面谈”的形式。农民工的个案访谈主要了解农民工的工作历史及生命历史(workandlifehistory)，并着重了解在工作转变中的文化、心理因素，以及他／她们选择的考虑。
农民合作社概念篇8
摘要：财政立宪是现代国家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财政立宪离不开宪法文本，宪法文本立足于宪法规范。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财政”概念群作为宪法文本中的规范群之一，不仅具有规范性的特征，而且具有整合性的优势。它包括规范整合、价值整合、秩序整合与社会整合等四个方面，其中社会整合是基础和核心。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1)对现实社会的整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论文关键词：宪法文本；财政；概念群；整合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1)，就是这样的法律“规范群”或法律概念群。从概念群的角度探讨财政问题与中国宪法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一、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1．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目前学术界有关财政的定义大体一致，一般认为，财政系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为维持其存立、达成其目的，取得、使用、管理必要的财货之各种活动的总称。广义上，财政被用以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二者，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主要是就前者加以规定（阿部照哉等2006）。或者说，财政是凭借国家的权力为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而进行的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其职能是组织财税收入，拨付财政支出，进行财政监督（刘隆亨，2004）。各国宪法文本上对“财政”的规定并不是范围一致，用语一致，有的国家的宪法是用专章规定“财政”并直接用“财政”作章标题，如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都列入了宪法的范围并确定下来：1959年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的第八章、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的第七章、1966年新加坡宪法第五篇；有的国家的宪法是在具体条款中规定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内容，采用预算、决算、税收、国库、拨款等用语。而在独联体12个国家中，将“财政”用专章写进宪法文本的有4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章：财政与信贷）、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七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财政信贷体制）、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第五篇：国家经济与公共财政）、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第六章：国家财政与监督）。其余8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虽未专章规定“财政”，但大都将“财政”、“预算”、“税收”等概念放到各相关条款中加以具体规定(注：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宪法文本中没有“财政”一词。)（任允正等，2001）。2.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法律文本上的概念是法律规范，宪法文本上的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同理，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是宪法规范，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宪法规范群，具体地说，就是“财政”规范群。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一般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基础概念（财政），二是基本概念（预算、税收），三是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其中，基础概念（财政）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在“财政”概念群中的基础地位。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一般比基础概念要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对于基础概念（财政）的从属地位和次级地位。至于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等），在宪法文本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个出现另一个不出现，即使出现，次数也很少。这就使得非基本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相对于基础概念（财政）和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处于更加从属和次级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主要应由基础概念和基本概念构成，即一般由财政、预算和税收这三个概念构成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主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3.财政概念群的特征（1）群体性。如果说，宪法文本上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宪法文本上的所有概念和规范就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性。而宪法文本上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若干紧密相关的概念和规范，相对于宪法文本上所有概念和规范的系统，就只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具有群体性。（2）相似性。“财政”概念群既然称为“群”，那么“群”又有什么特征呢？在《辞源》（下册，第2499页）里，“群”有禽兽聚合；人群，朋辈；种类；合群；犹诸、众等5种涵义。其中一个涵义就是种类。而“类”在《辞源》（下册，第3999页）里则有种类；相似；善；法式，榜样等8种涵义。而相似就是其中的一个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概念群里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概念都具有相似性，如：“财政支出”与“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与“财税收入”等。（3）层次性。“财政”概念群的若干概念既有群体性、相似性，又具有层次性。如“财政”概念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是最高的层次，“预算”和“税收”概念则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概念，而“国债、货币、赤字、国库”等就属于非基本概念的第三层次。“财政”概念可以涵盖基础概念、基本概念和非基本概念三个层面。低一层次的概念则不能涵盖高一层次的概念。如“税收”这一基本概念只是“财政”这一基础概念的其中一个方面（财政收入），而不能包括另一个方面（财政支出）。更不能将“税收”概念与“财政”概念相提并论。（4）互补性。在“财政”概念群中，互补性也是它们的特征之一。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与“财政决算”、“财政收入预算”和“财政支出预算”等。（5）整合性。整合性是“财政”概念群最基本的特征。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737页）。而作为财政概念群的整合，就是将具有相似性、层次性、互补性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宪法文本上的规范加以整顿协调，重新组合为“概念群”之后，其价值功能将比整合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更能反映宪法文本对财政问题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人们对宪法文本上财政问题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为，“在适用某个具体规范时，应当承认该规范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和非完整性”。“只有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和谐的解释后，法律适用才是有意义的。”（魏德士，2003）714.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整合整合，既是财政概念群的特征之一，更是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所在。因为与群体性、相似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相比，整合性更能聚焦、放大和升华概念群在经过整顿、协调与重新组合之后的规范、价值、秩序、效力和功能。（1）规范整合。概念群就是规范群。概念群的整合性，就是规范群的整合性。因此，概念群的整合首先就是规范的整合。“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魏德士，2003)329。（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哈贝马斯，2003）316“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二、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第3页)1.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财政”概念是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财政”概念群的基础概念。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即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一词8次出现，其分布大致在5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七十条第一款）；二是在规定国务院审计监督权时2次出现“财政”一词（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三是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权限时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四是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时3次使用了“财政”一词（第一百一十七条）；五是在强调国家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权方面要有所帮助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对“财政”一词在1982年宪法文本5个条款中的8次出现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5处可概括为5种权力，即人大的监督权（监督政府）、国务院的审计监督权（审计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审查批准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发展计划和执行情况）、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这5种权力再加以分类，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其中，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与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之间，则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可见，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的基本涵义是分权，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2．中国宪法文本上的“预算”概念在宪法文本的“财政”概念群中，如果说“财政”一词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那么“预算”一词就是概念群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实现权力机关批准的财政收支计划。换句话说，预算就是财政预算，财政预算包括财政收入的预算和财政支出的预算。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离不开预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预算就没有财政。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预算”概念共出现4处5次：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使用了“预算”2次（第六十二条第十款）；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中出现1次（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三是在国务院职权中出现1次（第八十九条第五款）；四是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们政府职权中出现1次（第九十九条第二款）。从宪政国家的视角而言，审议与通过预算法案曾经是代议机关的唯一职能。而在代议制民主发展日趋完善的今天，审查和通过政府预算法案仍然是代议机关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宪政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是“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全部涵义。实际上，从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宪政机制和宪政改革趋势来看，“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涵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财政预算是保证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经济前提（保权宪政功能）。财政预算的“保权”宪政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需要。因为财政预算是政府向社会征取资财的合法依据，当然也就是其全部权力活动的经济前提。其二，财政预算也确保了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因为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由代议机关代表民意行使的立法行为，它向社会表明了民选代表与人民政府的信任与政治支持，是政府取得社会民众的合法性认同的宪政功能。第二，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机制，财政预算是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控权宪政机制）。财政预算的“控权”宪政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了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其二，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是代议机关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第三，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宗旨，财政预算是保障公民（纳税人）应有权利的重要内容（维权宪政宗旨）。其一，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税收政策，而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让纳税人在税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发言权。其二，国家在预算财政支出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支出政策，要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纳税人应有的权利。3.中国宪法文本上的“纳税”概念“纳税”（“税收”、“租税”或“赋税”等）概念则是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日本宪法学家卢部信喜看来，“立宪政治乃以国王的课税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显示了其重要性。”或者说，“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依照法律或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日本宪法第84条）”。“这是基于租税乃是要求国民直接负担，因此必须征得国民之同意的原则，源自于在英国自古便常被论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的政治原理。”“这里所说的‘租税’，是指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其课税权，为了充作其使用经费，强制征收的金钱给付之行为。”（卢部信喜等，2006）其核心是：国家的征税权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其民意代表的机构是议会即代议机关。这就是税收问题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这就是“立宪视角下的税收”、“财税宪法”、“财税立宪”或“税收法治”。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纳税”概念与上述涵义相比较，有所区别。在整个1982年宪法文本中，仅出现“纳税”概念1处1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按照蔡定剑（2004）对此条的解说，“税收是国家之基本，公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创建自己的政府为了公共福利。而公民为此承担的代价和第一义务就是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关于“纳税的义务”，蔡认为，“纳税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法律规定，向税收部门缴纳税款。纳税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它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强制性，即纳税人须履行纳税义务，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具有无偿性，即税收是国家单方面向纳税人征收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需返还，纳税人也无权要求返还。第三，具有固定性，即纳税人和税率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和有关税收法律对公民偷税抗税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作了处罚的规定，严重的偷税犯罪行为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裁，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以3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制裁。”然而，通观条款全文和蔡定剑对此条款的精解，在“纳税”一词的相关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公民的义务，而看不到公民的权利，更看不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看到的只是国家的权力，而看不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既然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又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条款，实际上与“国家的税收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这一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或普世性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同样背离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宗旨。也说明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亟需改革完善，与世界接轨，尽快融入世界宪法国际性的潮流。这是大势所趋。三、中国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意义如前所述，作为规范和价值的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在本文中，笔者仅以“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注：所谓乡村债务，严格说来，应该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和社会团体，以及政府之间发生的债务（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84页）。据农业部调查统计，1998年全国乡村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宋洪远等，2004）；另据财政部财科所研究推算，2011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在6000亿元（财政部财科所，2004）。沉重的乡村债务，不仅瓦解着中国的乡村经济，恶化着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威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变化，也严重地干扰着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化解乡村债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尽管人们从政策、体制、政府、市场、法治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乡村债务进行过各种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研究和讨论的最终结果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局部和针对个案的政策建议，缺少一个更加宏观，即包括金融、财政、税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法律框架等在内的一揽子改革与政策建议方案。”因为“乡村债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单一的政策和方案不能根本解决负债问题。”而必须“要以更高的视角，以综合性的诊治来寻找解决乡村债务的良药。”（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07页）)这一现实问题的整合为例。它表现为：一是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二是“财政”概念群在乡村债务化解中的意义。1.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笔者认为，从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是解决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但宪政离不开宪法，宪法又立足于文本。因此，用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首先必须用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来解读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这个形成原因，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从人大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失效；从乡村政府和组织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的“税”“费”征缴失范。（1）财政分权失衡。宪政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其对财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纵向财政分权和横向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1984至1994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制度。而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就是分权。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分权模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方的财力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广大乡村政府和组织更是举步维艰。乡镇财政极度危机，乡村债务极为沉重。其次，从财政分权的程序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规范的博弈。财政分权的内容没有通过立法程序，而是由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财政分权失衡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首要原因。（2）预算监督失效。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从纵向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但从横向来看，却是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监督的失效。财政预算监督就是横向财政分权。横向财政分权的核心，是财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配，具体到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预算监督的落实问题，即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在我国，从1954年至今的4部宪法都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批权。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预算法》，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的是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的失效甚至缺失。其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政府预算过程中存在预算内容不全，预算编制时间短且编制粗放，预算无详尽的分类分项计划，预算对政府的行为缺乏约束力，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二是预算年度起讫时间的断档影响了预算案的严肃性(注：根据《预算法》，我国预算年度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它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每年的3月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会后的4－5月份才召开，因此在预算年度开始的3～5个月，政府所执行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三是人大的预算权内容不详；四是人大缺乏审议年度预算报告的能力（主要是代表专业能力不足，审议流于形式；专门机构的工作不力）；五是决算制度不健全（朱孔武，2006）。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横向财政分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刘文华，2002），立法机关对财政预算监督实际上长期处于监督无力，监督失效，甚至监督缺失的状态，各级行政机关（政府）的财政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约，现实中的财政秩序极为混乱，财政危机不可避免，大量乡村债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与财政分权相联系的预算监督失效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根本原因。（3）“税”“费”征缴失范。如果说财政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财政分权和人大与政府的横向财政分权）失衡、失效是导致乡村债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财政分权失衡、失效的既定前提下，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税费的征缴失范，则是乡村债务形成的直接原因。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何为财政立宪？在美国著名财政宪法学家布坎南看来，第一，要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第二，税制是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问题；第三，以宪法的形式坚持预算平衡的原则；第四，对税收的支出要给予限制；第五，货币供给要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按规则确定而不是随意决定（忻林，2000）。财政立宪主义产生于和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但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借鉴这一有益思想，构建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财政立宪，以从根本上治理乡村财政危机和乡村债务。一是坚持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议制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国家财政权主要是财政预算权的控制和监督。二是坚持“有限政府”，要求政府转化职能。“有限政府”是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财政领域，“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财政职能有限（主要是公共服务）、政府的财政权能有限（以人民即纳税人的授权为条件）、政府的财政行为有限（征税等财政行为应该受法律的限制）。三是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在规范性博弈的基础上合理的财权划分。（2）预算民主：破解乡村债务的深层成因。预算民主也是财政民主的一种表述方式，但它比财政民主的表述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何为预算民主？“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的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这种预算制度将从外部对政府预算进行政治控制，使得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公共责任。”（马骏，2005）55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权力（村级组织为财务权）能够切实地得到本级人大（村级组织则由村民大会进行财务监督）严格的财政预算监督，就可能避免1994年分税制以来全国农村巨额乡村债务现象的普遍产生，还可以防止往后类似乡村债务的财政危机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变相出现。（3）税收法定：走出乡村债务的价值理念。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命脉。税收法定是财政法定的另一种表述，只是税收法定比财政法定更具体，是财政法定的一个方面。税费问题曾经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心，沉重的税费问题曾经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形成乡村债务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中，其核心权力之一就是征税权。在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监督中，首要的就是对作为核心权力之一的征税权的监督。“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收入方面实现预算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政府的税收、收费与债务政策。同时要约束国家在收入汲取方面的权力。”而“一种能够有效地约束国家征税权力的制度就是宪政制度。”（马骏，2005）46正如布伦南等（2000）所指出的，“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对征税权的约束，关键是制度约束，而制度约束的核心是法律制度的约束，即税收法定（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只要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审查监督严格坚持税收法定的价值理念，各级政府机关与政府官员也自觉地用税收法定的价值观念来转变政府职能，用好财政权，广大农民群众也坚持运用税收法定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那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能够从乡村债务的巨大困难和障碍中走出来。参考文献：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等.2006.宪法：总统篇、统治机构篇（上册）［m］.周宗宪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21.布伦南，布坎南.2004.宪政经济学［m］.冯克利，王代，魏志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蔡定剑.2004.宪法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59－260.哈贝马斯.2003.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35，44，48，316，317.刘隆亨.2004.中国财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2.刘文华.2002.宏观调控法制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80－290.卢部信喜，高桥和之.2006.宪法［m］.3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14－315.马骏.2005.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理性化与民主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46，55.任允正，于洪君.2001.独联体国家宪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魏德士.2003.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68，71，329，331.忻林.2006.布坎南的政府失败理论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J］.政治学研究(3).朱孔武.2006.财政立宪主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57－262.
农民合作社概念篇9
关键词：农民技术培训；乡村精英；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普通村民口中的"能人"，他们在村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农村中，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不断发展，乡村精英在促进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一、理论背景
（一）关于农民技术培训概念的界定
本文涉及到"农民技术培训"，与此相类似的一个概念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则是指：对未来或现有的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施行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各类职业需要的知识、技能教育。这个概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民的范围包含现有从业农民，也包含未成年但即将走向社会的青少年农民。其次，强调一定的文化基础是由教育的基本规律所要求的，职业教育不是文化教育，必须有一个知识基础，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再次，农业职业教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职业教育是包含各类适合农民生活与发展需要的各种职业技能教育，是一种全面的、大职业教育。
在社会学中，精英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分层的概念。所谓精英，是指某一社会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人，包括权利、财富、名望和知识。将精英理论与当今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关于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
对乡村精英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国家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一部分有经济头脑、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管理的人把握机遇，率先富裕起来。本文立足于乡村精英理论，旨在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着重探讨乡村精英在引导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
二、结合案例分析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案例介绍
蒋家寨村位于杨凌示范区境内，离杨凌区约有3公里，有农户404户，总人口1404人，产业结构以种植和养殖为主，养牛户约占全村人口的40%多。该村的养奶牛的历史颇为悠久，从80年代后期就有人养奶牛，从95、96、97年开始规模化，出现了一些养殖大户，而从02年开始，该村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依托杨凌农科城，陆续建立了三个养殖小区，由以前的农户散养的方式转变为集中的规模养殖，大大改善了该村的环境卫生条件，小区实现了挤奶的机械化，杜绝了掺水现象，提高了了牛奶的质量，打开了销路。村民只需交纳水电费及小区占地租赁费即可入区饲养。
（二）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促进作用
1、示范作用：乡村精英可以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首先就是效益驱动。村民看到养牛有力可图，才开始纷纷养牛，这是前提。其次是经验借鉴。养牛精英的存在使得一般农户在发展上有了借鉴，并且可以避免很多风险。第三，乡村精英们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提供奶牛发展的条件。
2、组织凝聚作用：1998年由蒲世全牵头成立了奶牛协会，有80%的养牛户约100多户加入了奶牛协会。养牛协会主要花了不少力气对农民进行养牛技术培训，并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对外联系市场方面，对提高牛奶的收购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农民结成集体后，奶价可以比零散的收益提高30%左右。
3、技术支持：养牛精英是懂科技，会运用知识的群体，他们对奶牛养殖的丰富知识可以帮助村民解决在奶牛养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以蒋全虎为例，长时间的养牛过程中自己积累的经验及通过专家的技术讲座，现在已经是村里的兽医，村里养牛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找他，小区的免疫也是他负责的。所以，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教育过程中可以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三、思考与讨论
在初步采访的基础上，结合笔者本身的经验，我们对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中所起的作用总结为以上几点。但是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开展，发现该村有像一部分农户没有加入到养殖小区，依照"经济人"假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种现象。农民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它是农民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理性选择。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发挥上述积极作用外，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很多学者在研究农村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的时候更多侧重两个方面：一是这种教育本身的缺陷，如师资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等；二是社会环境对农村职业教育甚至整个职业教育的忽视，这里包含国家政策的偏重和受教育群体对这种教育的轻视。
我们在针对农民实施职业教育，尤其是这种短期的技术培训的时候，必须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农村中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从分利用乡村精英各种优势的基础上，妥善处理相关负面因素，从而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中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遇春吕卫东朱宏斌新时期农民职业教育的概念与目标[J]教育与职业2003年19期
2、刘德忠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经济精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46卷第4期
3、李军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精英与社会资本建构[J].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2006(4)
农民合作社概念篇10
关键词：农村现代化；规划方法；国内
引言
为了完成党在新阶段的一系列奋斗目标，十六大提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现代化，但由于各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可以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快，来带动贫困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要说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也是重点，这是其一。其二，中国的农村地域广大，发展极不平衡，情况错综复杂，牵涉到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是个综合工程。要搞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也是难点。
1农村现代化的概念及特点
现代化这个概念早就出现了，在中国大约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但现代化研究却是在五六十年代迅速兴起的一门科学。现代化的意思就是向现代变迁或成为现代的过程，它的基本内容包括技术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等等。
“农村现代化”，这个概念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是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进步过程。过去，农村现代化是农民生活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管理科学化的有机统一的过程。而现在这个概念的内涵更为丰富，是“四化”和“四个文明”所谓有机结合体，这个“四化”是上面的“三化”加上乡村风尚文明化，而“四个文明”即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如果把农村现代化更明确的标志的话，其实该包括了农民自身的发展和城乡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2农村现代化的规划方法
近年来，由于农村改革政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我国的农村建设方面，尤其是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些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又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现代化的建设必须以农村现代化为基准，而当前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农村布局较松散，基础设施配套不全，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规划，从此看来，农村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辛的努力。由于缺乏规划的理念，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然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就是这些失败的经验让我们认清了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不能一味的强调建设而忽略了最基本的规划，只有用规划来指导建设，不断的探索，才能拥有更合理的方法来建设农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创造一个和谐舒适美观的农村环境。
2.1农村现代化规划的基本要求。进行农村现代化规划，不应讲农村现代化单独割裂出来，而是对国内外国情的清楚认识，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农业发展、农民的经济生活，从而确定的方案。
第一，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需求，要与农业非农化、农民非农化、小城镇建设、人口分布和自然地理特点相适应，要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相和谐。
第二，要科学制定现代农村规划。按照高起点、高标准和适度超前的原则，加快制定城乡统筹、相互衔接、全覆盖的农村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
第三，要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纯农民”为主要参保对象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第四，要造就新型农民，积极发展农村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乡镇成人教育标准化建设，完善以乡镇成人学校为基础的农业职业培训网络，提高新一代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让农民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2.2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方法。影响国内现代化农村规划的因素较多，其中很多是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在进行传统的现代化农村规划时主要是以定性规划方法为主。但这虽然保证了农村建设的通达性，但也造成了农村现代化规划精度下降。所以现在一般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专家经验法：首先由一些充分了解国内外国情者组成专家组，基于国家的基本政策，初步制定方案，然后对拟定的初步方案进行深入调研，通过一些实际的调查和研究，充分征求乡（镇）、基层领导和农民的意愿，再根据实地勘察和公众参与收集到的资料和意见，对初步方案进行修改，最终形成一个方案。
第二种是直接补充法：就是在现有的农村现代化建设上进行补充，以目前的政策为导向，结合当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使运作耗能最小。现有的农村现代化建设包括农村非农化建设，农村非农化建设过程既是一个农村经济社会发生裂变和重组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其表现形式有三种，即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农村产业的非农化和农村区域的非农化。直接补充法可以给予这些方面的缺点来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创新。
第三种是最优树扩张法：我国行政结构划分的树状结构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导致了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布局形式多呈树状，确定最优树是该规划方法的重点，由于规划的侧重点不同，确定最优树的标准也不同，在确定了最优树的基础上，以预测的未来规划方案为目标，加边展开，并结合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各部分的比重，使整个树状扩展充分。
3实施农村现代化规划应掌握和注意的要点
为了加快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和规划工作，我们要时刻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多地少就业难”是我国的基本乡情。只有加快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才能转移出来，农业规模生产才能形成，农业产业化才能发到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而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业工业化。
第二，农村现代化以农业市场化为先导。农业市场化是农业生产社会化和分工分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自给自足农业向市场化农业转变的过程。农业的现代化只能建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的非农就业，农业市场化催生的大量农产品市场和各种中介组织，为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的非农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饿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1］何林生，发展小城镇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共福建省党委校学报，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