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1
1.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我国大学自主权落实的瓶颈
2.国防科研事业计划经济管理应遵守价值规律
3.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4.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推动计划体制改革——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综述
5.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计划管理面临的难点与对策
6.关于不同计划管理形式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研究
7.适应新的经济情况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8.浅析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兼谈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兼施并用的必要性
9.略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计划管理
10.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搞好计划管理工作
11.加强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几个问题
12.不同计划管理形式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
13.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推动计划体制改革——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纪要
14.第四章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15.计划经济的两种宏观控制理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16.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17.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价格管理的基本原则
18.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车材计划管理
19.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计划管理
20.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及综合计划管理
21.国有林场经济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22.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浅探
23.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一种管理方法
2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宏观经济计划管理
25.山东省县(市)级计划经济管理研究会一届一次年会在平度市召开
26.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管理
27.浅谈海洋石油开发项目经济评价与计划管理
28.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计划经济管理在全球的变化”国际研讨会纪要
29.适应市场经济形势搞好建筑企业内部计划管理
30.第六讲经济管理过程(三)——编制和实施计划
31.正确处理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计划与自由的关系
32.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与我院联合举办的中级干部一般项目计划管理讲习班结业
33.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我国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
34.计划经济理论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35.宏观经济计划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6.以企业资源计划为核心构建经济管理类专业综合实验平台
37.国民经济管理讲座第八讲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38.企业计划管理与市场经济
39.印度的计划管理——印度宏观经济管理情况之一
40.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搞好计划管理
41.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及综合计划管理
42.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个文献回顾
43.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下的计划管理工作探讨
44.加强计划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45.“计划”必须紧随“变化”——谈新形势下的企业计划管理
46.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读《中国财政问题》
47.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原理》中计划管理部分的改写思路
48.推行综合计划管理,实现电力企业持续发展
49.计划经济要求财政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
50.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货币管理问题
5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管理
52.试论市场经济下的生产计划管理
53.从计划到规划: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逻辑建构
5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科研计划管理
55.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
56.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工作
57.市场经济与企业计划管理
58.电力经济发展中计划管理的优缺点分析
59.论电力经济发展中计划管理的优缺点
60.在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如何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61.试论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
62.试论科研的经济效果与科技计划管理
63.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更要加强计划管理
64.论慈善事业的管理方式及其转型
65.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努力办好《宏观经济管理》
66.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进行计划管理
67.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68.计划管理体制初探
69.总会计师制度遭遇人才瓶颈国家卫生计生委实施经济管理领军者培养计划
70.计划管理与经济杠杆
71.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管理、计划和经济核算
72.企业计划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视角
73.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下计划管理新体制的几个问题
74.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Ⅳ期)
75.我院经济管理系在省“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中摘得银牌
76.推进与巩固建设监理制的重要条件是改革计划经济建设管理体制
77.荣享副省级城市级格誉享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模式高享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78.我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方式
79.质量管理:“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
80.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Ⅳ期)
81.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Ⅰ期)
82.市场经济与计划管理
83.谈谈商品分类与价格管理
84.慈善事业的管理方式及其转型
85.市场调节为基础计划调节为主导——试论我国经济管理中的计划与市场
86.对卫生经济计划管理问题的探讨
87.苏联新计划体制下的农业经济管理
88.关于法国控制通货膨胀的几个问题——中国计划部门宏观经济管理研讨团
89.建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
90.以利益机制协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强化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考
91.更新思想观念转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
92.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改革运输计划管理模式
93.30年来国家计划实践与理论互动:从计划到规划
94.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教学计划改革的几个问题
95.印度的计划管理体制及其改革趋势
96.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Ⅰ期)
97.建立计划调节为主、自发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
98.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
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市场
一、计划与市场的特点
（一）计划的特点
劳动者生产产品的过程就是商品的生产环节，而衍生出来的则是商品的交换环节，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促进计划手段的目的，计划手段不仅是全局性调节，更是关键性和协调性的调节，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1、具有预测性质
预测功能是计划手段的主要作用，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展开，所以预测功能的实现也需要依据经济方针来实现。计划手段的预测功能不仅能够对一个国家的阶段性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判断，还能够有效指导国家在经济社会层面的运行情况。
2、具有大范围性质
计划手段的作用发挥后覆盖的范围较大，计划手段的执行更是针对全国经济运行调节和全部社会主义市场调节的，因此具备大比例的特征，具有特定方向的大范围性质。
3、具有重点性质
政府在利用计划手段调节社会经济的时候，可以利用宏观调控进行，但是该计划手段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重点性质，能够帮助政府利用计划手段针对薄弱部分和关键部分的经济进行重点调节，最大化的利用资源来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
4、具有协调性质
若是经济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剪刀差，那么为了调节其产生的茶具就需要利用计划手段将经济发展中缺失的部分进行合理的补充，发现经济发展过多的部分，减少多余的部分，及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按照规定逐步解决，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现实社会当中，计划手段的主要功效是解决经济的通货膨胀问题，调节资源，以促使其合理的利用，有利于解Q中国经济动荡的平衡问题，不仅解决了收入剪刀差问题，还能够解决社会经济的分配公平问题，避免出现中国的国民生活水平两极分化问题。计划手段是宏观调节经济的一种，具有实际目标性，因此计划手段的实施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但是相对的计划手段也存在有一定的微观性和局限性，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劣势：
（1）具有局限性质
计划被归于唯物论中的意识类，因此具有主观性质，与客观性质相比主观成分较多，容易在客观事物的发展中偏离既定的轨道，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计划手段需要提前调控目标，在一定情况下违背了客观规律，因此计划手段具有局限性质，无法完全满足客观经济规律的需求。
（2）具有不细致性质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商品的发展，计划手段调节多样化的商品生产具有复杂性，计划手段不能够制定过于细致的目标，也不可以加入到具体的调节之中，因此具有不细致性质。
（3）促使经济产生结构不合理问题
国家产生的不合理投资问题是由于计划导致的，政府收到计划手段的影响盲目投资等，都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结构。
（4）具有随意性质
计划的制定是由人类进行的，所以具有主观性特点，无法满足科学性的要求，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内容的时候，没有结合民主投票，因此在政府做决定的时候群众思想受到限制，因此计划手段缺乏民主性和约束感。
（5）促使国家产生政府和企业职能的错位问题
计划手段的产生使得一些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由社会企业和个人承担，此外本该由社会企业和个人承担的问题由政府承担，二者之间的经济局面十分混乱。
（二）市场的特点
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早提出并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市场手段的运用过程中能够自发的调节国家的经济运行，促使西方国家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行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资源配置，因此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市场手段的优势：
1、是国内经济形势运作的调节模式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中经济规律的影响较大，不仅是在我国的生产业方面，还是在流通业方面，公司的生产力和营销力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利润。在社会市场当中，若是商品的数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时，那么就会引起通货紧缩，商品的价格就会相应的提升，从各个方面都会加入到商品的利润竞争当中。单若是商品的数量远大于市场的需求时，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商品的价格就会随之降低，社会中的各个竞争力就会退出该市场。因此国家可以借助价格调节的方式来合理分配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帮助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维持社会生产数量和社会需求量的平衡，有效的分配社会中的各种资源，最大化的发挥其作用。
2、具有自发性质
各公司需要对社会上的各种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后做出科学的决定，决定的来源包括有公司内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满足上述要求之后才能够结合社会需求的信息做出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决定，有效提高了企业的决定效率。
3、具有灵敏性质
公司的决定是根据市场变化决定的，因此在执行中可以按照市场变化不断的适应，解决决定领导人和执行人之间的沟通问题，避免出现领导的决定与公司的实际情况相悖的情况，导致公司的利益受损。
4、具有竞争性质
公司的技术改革和管理创新都需要依靠竞争力，以此来提高企业服务的品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市场手段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相对而言也存在部分不足之处，以下两个方面就是市场手段的劣势：
（1）具有落后性
市场手段的作用往往体现在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间的关系上，若是商品的价格提升，那么该商品的需求量较大，供应量无法满足，就需要加大生产量来满足市场需求；若是商品的价格降低，就说明商品的供应量较大，需求量不足，就需要适当的降低生产量，以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市场价格走向就能够影响到社会的生产量和需求量，而在供求调节中，若是商品的价格相对较高，而商品的数量较少，就可以将重要商品已社会拍卖的方式来保持物品的价格，达到相对平衡的目的，但若是商品的价格过低，产品数量过多，那么就可以借助平价收购来消化市场产品，或是借助价格调整来促进民众的购买需求，解决社会商品过多的问题，达到商品需求关系平衡的目的。但是市场手段的运用是当商品需求量失衡之后提出的解决方式，调节经济失控后的方法，无法避免失衡过程中导致的损失。
（2）具有局限性
公司需要从自身拥有的资源出发，考虑到未来从事的生产经营方向，因此只能够全面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特点，勾画未来生产经营的方向，却无法了解其他地区的市场需求，只能根据公司所处地区的阶段性价格升价影响生产规模。
二、从唯物辩证法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一）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关系
计划和市场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手段，因此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上分析，计划和市场是矛盾对立的，而计划在宏观领域当中的作用较大，而市场在微观领域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市场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市场中的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并制约，因此市场也是一种载体，其中的经济运行具有自发调节的功能。市场手段的概念首先是将人们生活所需的物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其次是遵循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最后实现经销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达成买卖，从而形成市场。在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分工越细，那么市场也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愈加广阔。市场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高企业的效率，在城乡市场的商品交易过程中，市场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跃市场上的商品交易，但是在相对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市场就是起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地区分割中存在有错误思想，市场能够突破该思想来加快商品的流通。
与市场不同，计划在商品的生产量和需求量的调节中无法按照不同的类别来分配不同比例的社会劳动，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来有效增加资源的宏观经济收入，而计划的作用主要就是不嗟髡经济结构，帮助社会中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同时合理化的调整生产力布局和平衡国民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在经济建设当中，计划也起着重要性的作用，能够集中国家力量在经济项目当中，促进其完成的更加高效。但是在社会收入分配当中又与市场有较大的区别，计划能够为政府按照比例和类别确定目标，更加合理的调节社会的收入分配，缩小国家、企业和个人之见的收入竞争关系，因地制宜来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以实现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为目的。但是计划和市场的主要对立原理就在于计划的主观局限性，因此发挥计划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例如信息收集的滞后导致信息的不准确，却成为计划制定的根据，切实违背了客观规律。并且计划的制定是由人的主观决定的，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立场和地位，每个人的自身利益都不一致，使得计划难免出现偏差。
（二）计划与市场的统一关系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具有差异性，计划和市场作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手段，不能够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区分标志，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计划和市场手段来展开经济调节；其次计划手段都能够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所有制制度，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的内部，具有计划和市场的特性，所以建立在计划手段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发挥市场手段的作用，当国家经过一系列的宏观调控之后，将市场手段的作用发挥出来；再次，在计划和市场手段中可以选用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方案：其一是政府集权分配资源，该方案是计划型方案，所以计划手段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其二是自发引导社会中的各类企业进行资源分配，根据商品价格展开的市场手段。因此只有将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相结合，才能够创建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限度的体现出这两种手段的优越性；最后，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在各自的领域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各类阶段之中对不同的经济进行调节。
计划和市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者在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时，计划对市场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所以需要将市场和计划之间相互作用的临界点找出是十分重要的，而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仍处于假象理论层面，在实际的市场中容易受到市场、社会、供求和气候关系的影响，市场无法起到完全调控的目的，所以需要依靠计划来协助，只有适度的计划才能够促使市场的发展效果更好。在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累计了较多的经验，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需要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价，不断否定计划手段也是片面的观点，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经济危机，而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大多是通过中央利用计划手段来进行经济调节的，但是在调节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两个方面的原则：首先是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市场经济的调节，加强调节能力、服务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引导经济的发展向收益递增的目标出发，从而发展符合国家发展途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适当的计划手段来进行经济调控，体现计划的作用，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将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调节渠道，市场机制能够利用自发调节的方式来促使自身的发展更加有利。
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意义
在调控经济的层面上，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都具有明确的分工，在中国经济的宏观层次中计划手段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市场手段在微观层次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两种手段都需要同时进行，共同发挥作用，计划手段要在市场手段的基础上发挥经济调控的作用，需要从整体度中国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后，结合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不断改革创新，加强管理各个部门，拉近部门直接的距离，解决矛盾问题，疏通组织上的不稳定关系，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稳定。
（一）市场手段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方式，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较大，但是却无法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而忽视了计划手段的作用，因此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行转变，在市场手段的基础之上辅助使用计划手段，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市场经济的优点正是计划经济的缺点，所以二者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只有解决不和谐的问题，协调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才能够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计划与市场既对立又统一
首先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之间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依存的；其次市场手段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在市场手段的变化之中，计划手段是相对不变的，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点，对计划手段有一定的改作用，使得二者难以达成统一。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在共同发挥作用之后，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中的买卖关系，市场手段创造出物质基础，为计划手段提供支持，发挥市场为中心的作用，而计划手段的运用则是为市场计划保驾护航，保证社会经济的建设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三）计划和市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计划和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失去其中之一就会导致经济失衡，市场是无法在社会经济中直接调节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单纯的依靠计划手段，也需要结合市场手段，让市场发挥自身的作用，适当的进行科学协调工作。现如今中国政府的职能改革步入正轨，有效的规范了政府的职能，但是在市场经济调节中却不能忽视计划手段的作用，不仅要清晰的规范政府的职责范围，不能够盲目的否定计划手段对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计划手段的认知较多，虽然市场能够帮助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全部，只有充分结合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才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快更好。
（四）政府是主体，计划是重要手段
政府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找到市场手段中存在的缺陷，找出盲目性和滞后性的问题，再展开科学的计划保证市场的运行高效稳定，所以政府需要发挥自身的职能，体现自己的职责，作为市场的监管员，在长时间内服务于市场经济，将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而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够介入，只能够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只有当某行业的发展或者衰退超出政府预期范围时，政府就能够出面进行干预，针对市场中出现的违规行为，则可以利用法律规则来有效的维护市场秩序。而计划手段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之处，政府需要不断改革自身，创新思维观念，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
四、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定下市场导向，有效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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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4
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讨论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科尔内等著名经济学家在那一时期的讨论中就是活跃分子。以纳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对照搬苏联模式，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效益低下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政策调整。
1956年事件对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照搬苏联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使计划经济与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会不会把国家的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等。对市场作用应予以肯定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196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讨论。
被称作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之父"的原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中央经济工作组组长涅尔什·雷热所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经济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涅尔什设计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
按照这些设想，匈牙利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匈牙利社工党关于改革的《指导原则》规定：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建立中期计划（五年计划）为主、包括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新体系；中期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长期计划是五年计划的基础，短期计划大部分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让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从经济利益上促使企业执行或不偏离国民经济计划。
在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价格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新的价格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固定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60%的生产资料和30%的消费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肯定。"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17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匈牙利被称为"第二经济"。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经济非常活跃。
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18的《短缺经济学》19以及他提出的"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匈牙利和国际上都很有影响。
科尔内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由多个层次构成。信息的迅速传递及其真实性是计划优化的前提之一，信息的流动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在市场经济中，横向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纵向流动占主导地位。因而，使制定计划所需的经济信息在一种经济制度中上下流动，迅速传递，就必须使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控制系统，促使计划优化。无论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都不能协调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行。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其主要表现是长期的短缺。但短缺并不是一种危机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事实上，一般均衡只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而经济发展总是非均衡的。但短缺经济容易导致企业如下的行为特征：瞬间调整中的强制替代；短期调整中的数量冲动与囤积货币，长期调整中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这种行为成为现实的充分条件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的外部环境，税收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和企业的"父子关系"所致。因而，要采取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将横向和纵向的协调结合起来。
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匈牙利曾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个人所有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国家把社会的所有财富平均量化给每个公民，使社会公共的财产同时成为每个人的个人资产；其次，国家以信贷市场为中介，通过市场竞争，把社会资产按照均衡利率承包出去，由能向社会提供最大效益的人来支配和经营；再次，承包经营者通过银行系统向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支付利息，交纳利息后的剩余部分记入其帐户，归承包者所有，这样便使个人所有与社会所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里斯卡主张建立"承包经营者计划竞争市场"，对社会资产实行承包经营。经过竞争产生的承包经营者享有权、责、利的统一，自由地支配所承包的社会资产，自主经营，对社会承担着保值增值的责任，享有与经营效果相适应的物质利益。里斯卡的设想虽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他领导的小组仍在部分大企业中进行了经营者承包的试点。80年代承包经营在小企业和农业领域被广泛应用。
苏联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态度使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格外小心，"匈牙利的改革所追求的经济模式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直至布拉格之春失败为止曾追求的模式是相似的。……匈牙利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没有追求政治体制本质上的改变以及自治制度。"20"匈牙利不使用'市场经济'，也不用'市场社会主义'，而说'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市场关系，但市场是受控制的。""西方刊登的谈论'匈牙利模式'的文章及研究资料首先力图证明匈牙利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践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次改革及我国实践所依据的观点和理论绝对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杰作，相同及类似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曾以各种方式付诸实践。如果说我国在实际运用这种观点的过程中使用间接的调节对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占优势的程度，这是确实的。'匈牙利模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匈牙利的实践。"21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偏重于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进行更多的阐述。
匈牙利在经济模式是结合本国的国情，在反复实验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大讨论与匈牙利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思想对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其量也只起了某种参考的作用。但兰格、布鲁斯50-60年代的经济思想对匈牙利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匈牙利的社会实践。
五、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发展
在众多的东欧国家经济学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布鲁斯的地位是突出的。虽然1956年酝酿的波兰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实现，但波兰经济学家的思想成果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接参加了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将原来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为"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
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但市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这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也由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只能用静态方法，也就是作为一般均衡问题，处理换算问题，不能提供充分的基础来解决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市场，首先，必须有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其次，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来进行。
兰格率先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信息传递方式上的缺陷。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完全排斥，横向的信息传播途径被阻断，企业只能和上级行政控制部门发生纵向的联系。信息的不完备使企业不能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自由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兰格主张通过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办法，克服信息结构方面的缺陷，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小手工业和小型私营经济等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
实行中央计划指导下的多层次决策体系，即中央计划局、企业和家庭或个人的三级决策。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进行计划调节。企业根据中央的计划和自身的生产目标，自主地进行生产决策。家庭对个人消费和职业的选择有充分的选择权。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在收入分配方面采用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
兰格的思想精华被概括为：以分散的多层次的决策来实现国家的集中管理；利用市场计划来实现计划经济。
布鲁斯是对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了"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即著名的分权模式。他在60年代的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布鲁斯从社会主义分工和价值规律的内在联系出发，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资源分配的积极工具。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它同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有别。企业有选择的自由，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但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反应随机确定价格，价格只能由国家制定，并通过它调节市场。布鲁斯最有影响的思想是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其具体表现形式区别开来，阐述了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自己的经济模式，走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这个思想为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布鲁斯70年代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权理论。他指出，中央单一的集中决策应让位于中央、企业、个人多层次的分散决策。宏观经济决策活动或者经济运行的一切重大的总量决策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如国家生产和投入的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投资方向与结构，就业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外贸的数量与结构等。而经常性的一般决策则由企业作出。如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总量与构成，在中央总的收入政策的框架内决定本企业就业量和工资额，决定企业的供销。职工有择业的自由。
他认为国家不应通过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而应通过各种经济杠杆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企业面向市场在国家间接控制下自主活动。资源不再由国家直接分配，而货币也不再是只起计算作用的消极的货币，而是资源分配的基本手段。
他主张用有限的买方市场代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度的买方市场和社会主义集权模式下的卖方市场。
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他在1964年和1965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提出"竞争性市场经济模式"。
锡克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内在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关系产生具有必然性。锡克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经济可以按照整个社会的计划来管理。但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并不表明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只是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方向"，因此，劳动的这种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产生。
锡克从信息和利益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性作了最深刻的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的外部形式是"经济上的买卖"，其内在实质是借助于货币和价格按比例进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实现"所耗的劳动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和利益上的矛盾，使得人们的每一具体劳动还不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性质，并不能直接成为完全的社会必要劳动。具体的耗费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矛盾，即劳动的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存在的根源。利用市场，企业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加，使生产更加符合社会需要，既有利于生产的最优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又能解决因利益的矛盾而妨碍具体劳动耗费向社会必要劳动的转化的矛盾。因此，计划必须利用市场。
锡克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平衡的要求，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必然。计划经济同利用市场机制并不矛盾，相反，取消了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实现微观的平衡，亦不能达到宏观的平衡。因此，计划必需建立在市场运动的基础上。中央计划作为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主要注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经济结构平衡和利润合理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由自由市场机制决定，并准许资金在各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为了创造公平自由竞争环境，必须反对垄断。
社会主义必须自觉的利用经济规律，而生产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主要是：运用的价值进化规律；比例性规律；节约时间规律；再生产规律。
他提出了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它的特点是：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同时存在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集中决策和分散管理相结合，计划一部分由中央计划，一部分由企业作出，某些部分完全不需要计划；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实现：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人们把他的思想精华概括为：以分散的多层次的决策来实现国家的集中管理；利用市场计划来实现计划经济。他的经济思想对东欧国家乃至西方左翼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锡克依据他的理论设计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但是"布拉格之春"的流产使锡克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流亡西方以后，锡克成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倡导者。
8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开始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就是标志之一。70年代末，苏联大批拥护改革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斯卡娅为领袖，聚集在《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杂志周围，批判和分析苏联的经济体制，形成了西伯利亚学派。他们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高度分工的社会生产力的固有特征，市场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属性，离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经济集中控制，指令管理和行政体制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企业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拥有高度自主权。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解除了苏联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攻，他们的观点逐渐成为苏联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苏联的解体使西伯利亚学派的设想失去了实践的机会。
注：
1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提到："英国的诺埃尔·汤浦森指出：'在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一些部分可以贴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标记。'努提认为最早运用'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是1922年的爱德华·海曼，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把市场社会主义的肇端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著作，以及一些与其观点类似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2索尔·埃斯特林等：《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7卷，第322页。
4《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5约瑟夫·e·斯蒂格利兹：《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6罗默、巴德汉：《市场社会主义：当前辩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格雷戈里、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
8m·拉文：《略论市场社会主义》，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90年第7期。
9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01页。
10[匈]《现代经济常识》，布达佩斯经济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1余文烈：《中译本序言》,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3页。
12《铁托选集》（1961-1973年）第134页。
13卡德尔：《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自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1987年2月号。
14转引自范恒山：《国外25种经济模式》，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5
引言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
（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
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法的两次限制
（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
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
（一）计划的法律救济
（二）计划法律责任
结语
引言
所谓计划，是指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对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作出分析，经过预测确定未来的行动目标，并以此制订未来行动方案。简言之，计划就是未来行动的方案。①计划法里的计划，一般多指国家经济（调控）计划，即与调控国民经济结构和运行有关的计划。计划法则是指体现国家计划内容，保障计划各项任务和总量指标实现的各有关法律。②
在我国，计划法由原来的经济法的“龙头法”，到现在被忽视、作为经济法的“点缀”的境况，其地位可谓“大起大落”。笔者以为，从建国初期计划体制的确立，经由计划体制下计划之异化，再到市场体制下计划调控之必要，乃历史发展之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之中。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再转向市场体制的时候，尽管认识到了计划的缺陷和市场的优势，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仍然存在。虽然奉行“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民间社会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市场经济，因为讲求“利益”和“效率”的市场与私人经济主体具有一种天然的相互适配性。但是，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时仍然采取“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行‘计划经济’之事”的办法；甚至排斥市场、固守计划。然而同时，由于长期的历史因素的心理误导，饱受了“计划一言堂”之苦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计划又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甚至反对。
一味地否定市场体制下之计划，与一味地批判计划体制下之计划一样，都不是基于理性认识的基础而应有的客观态度。要改进由计划体制沿袭而来的政府的市场意识，同时强化市场（私人）经济主体的计划意识，并使二者能够殊途同归、达成共识，必须建立一个二者可以展开对话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计划及其意义、特别是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意义的最佳途径便是对计划的价值加以理论上的探讨。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或客体满足主体的有用性。计划的价值则是指计划对于计划主体的意义，即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所谓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术语，乃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马克思就使用“异化”一词解释了从劳动经由其对象——产品，再到私有财产的过程；并指出，由于劳动的异化，工人成为其劳动产品——资本所统治、奴役的对象。①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的异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计划原为人们为组织、管理经济而对其加以事先规划的一种方式；但计划一旦产生、并得以作为“体制”确立后，借助着国家权力渗透到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人们的生活，不仅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全面控制人们的一种“桎梏”。从对我国计划及计划体制历史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因决定走一条不同以往的共产主义道路，并跨越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故唯有将一切重头来过。虽自身无经验可循，又恰有前苏联之计划模式可资借鉴，于是，国家统包统揽之计划体制初具规模：土地改革、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群众运动接踵而至。应该承认，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唯有如此之计划方能奏效告捷，完成社会转型之历史重任，其历史积极作用不应被抹杀。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计划自身固有之各种缺陷当时便已“潜伏”，只是在国家以“巩固政治统治”为其职能活动之中心、甚至全部内容时，计划之缺陷被掩藏而一时并未暴露，一如市场之固有缺陷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之情形。
一旦国家将其关注转向经济建设，计划之缺陷便初现端倪：计划信息收集渠道不畅，基层乃至中、高层单位信息谎报等问题层出不穷，计划对经济之预测及组织功能无从发挥；更加之对计划及计划者没有任何形式之限制，计划之缺陷愈加肆无忌惮，其“异化”已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这从当时的“赶英超美”的目标、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及“大放各种卫星”等情形中均可窥知。虽间或也创造了诸如“和平号”空间站、“10个月”造人民大会堂等一时辉煌，但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甚至破坏，却在多年后才得以显现。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种盲目的群众生产运动之恶果开始显现，又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及与前苏联“老大哥”的决裂，国家经济之困顿几入无以复加之境地。彼时本应为重新审视并反思计划性质与作用的绝好机会，但又因“阶级斗争”占据了国家生活的全部，“文化大革命”之十年浩劫席卷全国，计划之缺陷及其“异化”再度被掩盖于“巩固政治统治”的口号与活动之中，一个检讨历史的机会从此丧失。
此时之计划往往与群众运动相联系，也因“计划之异化”使然。异化之计划既然要全方位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必然追求行动的整齐划一性，一切行为均按既定计划行事，当然也就要求计划执行人员、甚至受计划影响的全国人民在行动上、甚至思想上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诚如哈耶克所言：“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但这“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而在当时之中国，国家通过引导人民的“政治激情”甚至是“狂热”，“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②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其自身的思想并以此相互区别，短时期内的“思想控制”可能会暂时奏效，但人之思想自主性及其求知欲注定最终会使这种控制失败。当人们意识到经济及思想等社会因素之多元化乃是现代民主国家之基本内涵时，其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统一控制”自然会产生质疑，并随之以各种方式将这种疑问加以表现，从而促使进一步的社会变革的产生。
及至打倒四人帮、恢复正常国家生活之后，“计划之异化”由于长期未加纠正，又有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势。此时之“计划”已成为既定的、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之概念，并由某些计划权力者于其组织经济之功用外，更开发出谋取特权及私利的好处来。所以，计划体制之下，“人们”的思路是：在计划可以满足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些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任何”需要的前提下，为什么还需要市场呢？或者说为什么不需要计划呢？计划体制下的某些政府及其官员看不到计划的“坏处”，只顾得享受计划给他们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好处”，所以作为计划的决策者、制定者和执行者乃至监督者的他们找不出、更重要的是不愿意找出“不需要计划”的任何理由，“计划”的价值在这时得以“最大化”；当然，其价值主体只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而非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的经济职能十分发达，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主要依靠国家调节，而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实施的，所以，所谓国家调节主要就是“计划控制”，计划控制成为“国家调节”的代名词。不仅计划范围包揽一切，而且计划指标多为指令性的，计划实施手段主要依靠行政命令。从国家对经济管理和调节的基本方式上分析，计划主要不是属于国家促导经济这种类型，而是包括了国家强制、国家参与和组织经济等各种方式在内的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手段，①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国家调节经济的三种方式都被计划控制所掩盖或取代：
在市场规制方面，由于计划经济就是（行政）垄断经济，作为计划制定者的国家或政府是最大的垄断者，而那些政府官员或者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充分享用着（行政）垄断给他们带来的特权和“超额垄断利益”，当然不会去“反对自己”——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因为，“现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争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新旗帜”②；“反对竞争”的另一面含义就是“赞成垄断”，计划主义者是主张并尽力促成垄断的，反过来，垄断又为计划主义者提供了种种特权和好处，二者可谓“相得益彰、相互依存”。所以，在计划体制下的计划控制当中，根本就没有反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位置。
在国家投资经营和宏观调控方面，国家垄断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全面执行计划的各项内容，从而达到具体掌控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目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经济参与”和“经济促导”不过是实施计划的手段之一，“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也让位于计划法，以至于没有对其加以区分的必要而统一混合于计划法之中。
计划本为组织经济的一种方式，它在一定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及其固有之缺陷均为其内在的客观属性。只有对其予以相当之限制与制约，如以市场为前提、并辅之以法律控制等，其客观积极作用方可充分、有效发挥，其消极作用亦可被控制于合理限度内。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之异化，不仅脱离了计划组织经济之基本功能的定位，而且演变为阻挠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倒退的障碍，更沦为某些既得利益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然而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其所依附之体制的不合理性，在于计划被国家作为“控制经济”的全部和唯一手段。要改变这种异化状态，扭转计划与经济、以及计划与人们之间的对立局面，必须通过社会变革以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改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决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实质方面上来，即市场体制下，为什么需要计划。其实，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与市场一样，也不存在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暂且撇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功能与意义被全面强化乃至“异化”的情况不说，在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众所周知，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所谓市场缺陷。市场缺陷有三种，其中造成市场缺陷的第三种原因乃是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虽然一般来说，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受市场供求关系引导的，但往往是先有了某一产品一定量的交易与流通之后，其供求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调节是被动的。同时，因为从产品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各个市场主体对有关信息的重视程度、掌握程度等的不同，这一段时间便成为一些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条件，也是另一些市场主体被淘汰的灾难性因素——这种时间的间隔性使得市场不能在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精确地进行同步调节，因而具有了滞后性。
当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普遍不大的时候，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恰恰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常的“优胜劣汰”的推动因素，虽然可能给某些经营者个体的经济效益造成损害、亏损甚至破产，但并不妨害社会经济全局，反而使社会经济不断更新，从总体上保持生机和活力。然而当产业革命爆发后，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大规模的企业、即垄断企业逐步形成。他们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凭仗自身的垄断优势，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最终由亏损到破产。与前述小企业不同，垄断企业的破产会对市场供求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引起其他相关企业和经济部门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此时，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便从正面转向了反面，成为严重影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
于是，国家开始介入经济运行，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由于市场调节的事后性，引起某些领域投资膨胀和生产过剩，而另一些领域则投资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由此发生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波动。对此，国家需要随时调查了解全社会及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作出科学分析和预测，或者进而拟订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指导社会投资，影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环节。①这时，计划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了。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计划具有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具体包括：（1）计划有助于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2）计划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3）计划有利于引导投资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4）计划有助于市场主体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减缓经济波动。②
计划一旦出现，就凭借其特有的上述宏观调控职能成为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工具”为轴线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起点和核心。而且，在现代国家，缺乏宏观调控（当然就包括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现实、甚至不可想象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尽管正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计划方式也由过去完全的指令性转变为以指导性为主，但即使将来市场体制确立，计划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③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所谓混合经济体制，计划的不可或缺性并不在于以何者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上，而在于“经济”本身。“经济是指通过生产、制造和分配短缺的物品以及提供短缺的服务来有计划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条件和措施的总和。”④也就是说，经济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在内；换言之，计划是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要素，任何一个市场都内涵了一定程度的“计划需要”。同时，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又是或应该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所以，在一种正常运行的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
（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
在确定计划的上述价值意义之后，有必要对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所谓一元或二元调节，就是指经济调节是以市场为一元、还是以市场和计划为二元：前者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补缺，计划始终不应超越正常的市场调节而“越位”为主导性调节手段；后者则市场和计划二元并行，所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并不如前者牢固，存在着可能在并不是必要的情形下，计划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以致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性调节手段。
现在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观点，即强调我国实行的是“宏观调控（包括计划）下的市场体制”；不仅否认了“市场调节”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将之置于（计划等）宏观调控之下的次要地位，实际上仍是一种变相的“计划体制”，值得我们警惕。很显然，“（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市场与计划”以及“市场体制之下的计划”，这些名词中的“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都是大不相同的，其主次关系依次递增（或递减）。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和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是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中计划与市场的主次关系是大相径庭的。
“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说明，国家调节只是在正常的市场运转出现问题时的一种纠正手段，国家调节始终是以市场是否需要或者说市场运转是否正常为促发因素的；市场是主，国家调节是辅——这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是“计划调控下的市场”则正好相反，市场成为国家意志的附属，其自我调节功能被抑制以至于丧失；同时，政府职能和目标的多元化，使其无法完全以市场为中心制定经济政策，导致所谓的“国家调节”的效果无法超越市场调节本身。况且，目前我国的许多经济政策和做法，并不是源自于理论上的“市场失灵”，而是根源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但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消灭竞争的。⑤而且，计划调控虽然是在市场调节失灵时才发挥作用，但调控之计划的制定并非可以任意为之，仍然必须以市场规律为依托；换言之，计划调控的目的在于使市场调节恢复正常，并不是在市场调节之外再创造或实行另一套调控体制。所以，计划调控不仅以市场经济规律的扭曲为促发的前提，而且以市场经济规律恢复正常为最终目的之一；后者还是在中国当前计划实践中更应强调的方面。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市场体制乃“一元调节”而非“二元调节”。
对此，法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法国在长期的计划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计划理论，二元调节理论（或指导性计划原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曾经创造了法国的“计划经济奇迹”。二元调节理论要解决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下国家是否应有一个全国计划，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是一种什么关系。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进入了计划的危机阶段：第一次危机发生的标志是1973-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以德斯坦为首的右翼政治势力上台；第二次危机在1986年，标志是法国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和右翼势力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希拉克再任总理；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93年，标志是以戴高乐派为首的右派联盟再度获得1993年3月议会选举的胜利，由前财政部长巴拉杜出任总理。如果说第一次危机涉及的仅是扩大还是缩小计划的范围，是如何实行计划的问题的话，那么，第二次危机则涉及到计划化本身有无存在必要的实质性问题了，第三次危机干脆中断了计划的实施，在巴拉杜总理的授意下，第十一计划甚至没交议会通过，使法国战后经济于1992-1997年间第一次在没有中期计划的情况下运行。
对于法国计划危机导致的“计划失灵”的原因的分析，国内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石油危机”引起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波动和国际间信用关系的破坏，最终导致的国内经济的“滞胀”、就业危机和投资条件恶化等，除此之外，其原因还包括：编制计划的信息不充分，不能兼顾全局；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有企业实力的下降，使计划机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计划信息的传递系统没有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随之发生变化，导致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计划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法国“计划失灵”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更是法国计划机制本身逐渐失去影响力的一种必然结果。①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目前的中国，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仍是一种“板块式”结合（二元调节），二者各行其是，形成一种“双轨运行”的模式；而不是“融合式”结合（一元调节），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中共同发展。所以，法国的计划实践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同时也为我们呈现出其负面的教训，即计划与市场的“二元调节”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是行不通的，仍然必须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计划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弥补，正如作为“第二次调节”的经济法是对“第一次调节”的民商法的补位一样。我们应当始终牢记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或者说，“计划”是“市场”题中应有之义；计划是否以及怎样发挥作用，都必须以市场为前提，所以，只存在“一元调节”、即市场调节。而所谓的“二元调节”，即把计划提升到与市场相提并论的地位，势必造成计划与市场的冲突，削弱市场的主导性调节地位，导致一个“不伦不类”的市场经济机制、甚至是“变相”的计划体制。
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计划，和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市场，我们分别讨论其优越性是无意义的。如前文所述，计划与市场应当是任何一种运作正常的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因素，因此，计划的优越性与市场的优越性，只有在二者相结合、并且彼此相对于对方来说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二者的优越性都在于弥补对方的缺陷与不足。
所以，如同市场本身有缺陷一样，计划也存在着一些先天或后天的缺陷，有学者对此作了比较全面、准确的概括，认为计划的缺陷主要包括：（1）计划对计划资源的依赖；（2）计划者对信息难以完全掌握；（3）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着基层单位的劝说行为和谎报军情现象；（4）计划需要高昂的组织成本。②计划的这些缺陷，从一定角度上讲，亦可看作是政府失灵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当市场能够自发地按照价值规律调节经济运行时，其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民商法，也可称之为对市场的“第一次调节”；否则，就需要国家调节的介入，与之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经济法被称为对市场的“第二次调节”。在前者，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特别是在后者，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反垄断与限制竞争以及国家投资经营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市场对计划缺陷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只是在市场得以自我调节时，经济法的作用才主要表现为对国家调节措施的限制；否则，经济法就是保障国家调节措施有效运作的法律保障。
所以，从根本上说，计划法是因循“市场缺陷——国家调节——相应法律保障体系”这一逻辑主线发展的必然结果。针对市场机制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的内在缺陷，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运用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和其他政策工具，引导和促进社会投资和经济发展，换言之，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之一；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一基本方式的正常运作，国家又需要制定国家经济引导促进法，或称宏观调控法，其中也就包括了计划法，其目的是保障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及其有效的实施。
然而，在历史上，计划最初与法律似乎是无缘的。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制订计划，换言之，计划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活动范围，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管理国民经济，此时计划可以被认为是行政措施的一种，被直接吸收到行政法律规范当中，甚至有的计划直接就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计划与行政法规便等同起来。所以，即使是当计划只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畴时，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只不过这种法律意义被掩盖在行政措施当中。何况，“计划实现的手段，只要是求诸于法规的，便产生了计划与法的关系。……在计划的背后，可以说这些法律是各种行政活动的实质性基准。在这个意义上，计划与法是有关系的。”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计划所蕴涵的实质法律意义进一步显现出来，并且也被赋予了法的形式意义。①
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除了上述总的理论意义外，主要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实践意义：
（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甚至控制主要得益于两种力量：一是计划与行政垄断权力的紧密结合，计划成为国家垄断经济的方式之一，得以借助行政权力的扩张而将其触角伸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二是受益于计划法的“保驾护航”。计划经济是与人治社会紧密相联的，在实行“法律工具主义”的人治社会中，计划法的唯一功能是确保计划全面、彻底的实现，计划的扩张性因此而得到空前的强化。而在奉行法治、追求“法律至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法除了保障计划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之外，更重要的是限制计划作用的范围、约束有关计划主体在制定和实施计划过程中的权力，避免发生计划超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的“越位”现象。
有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权力脱离规范，以至非规范化、无规范化，或称为“法律中的权力缺席”已为普遍之现象，成为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最大障碍，由于“控权对象缺失、权力制约丧失规范依凭、权力推定之可能、权力与责任失衡”等四致而成因果关系，故应加强公法建设，致权力为法所控，使权力成法治之权。②计划法亦为公法，其计划权力于计划法中之缺席、并致无“法”制约之情形一如上述。“权力者，乃权衡、确认和保障实现权利之力也，……且权力本身也是经由社会权衡、确认之力。”现权力脱离法之控制，超越作为其基础之权利，异化为无“权（利）”之力或无“法”之力，无非意图“保障”权力者之利益——亦即权利与权利之本源，而忽视权利者之利益。③以上种种，于计划法领域之表露可谓淋漓尽致。
如笔者前文所述，计划体制下计划之“横行无阻”，缘于其与权力之紧密结合，二者配合无间，为的是以“（计划）权力”谋“（经济）利益”。如今即打着迈向“法治国家”之旗号，则起码表面上或形式上应将“权力”纳入法之控制范围，尽管真正实现“法治之权”还需假以时日。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计划体制之“惯性作用”及计划权力者或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通过计划法对计划权力加以限制和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目前理论界在（包括计划法在内的）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或控权法）还是授权法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论。①笔者认为，从全面的角度讲，宏观调控法应当首先是授权法，其次才是限权法。因为，宏观调控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障宏观调控措施顺利、有效地实施，而宏观调控又是政府针对市场失灵现象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在“一元”的市场体制中，何为市场失灵？政府能否以及如何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都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获得充分的法律授权，这恰恰是宏观调控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但目前强调“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也不为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的经济现状，不是市场高度发达，而是市场发育不充分；阻碍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的内在缺陷，而是政府的过度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政府的淡出和市场的渐入，所以必须限制和减少政府的经济权力。②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从立法的角度上看，是对政府的授权过多、过滥。例如，1984年和1986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两次对国务院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授权，权限不明、界限不清，使得国务院享有过大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侵蚀了立法权力，导致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权力膨胀、乃至权力异化。在这种状况下，强调宏观调控法的“限权法”性质，比首先突出其“授权法”性质恐怕更有现实意义。
（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
计划法对计划的实践意义的另一方面，就是计划法为作为计划执行主体的市场经济主体（主要是私人经济主体）提供了其对计划的信赖保护机制。
不论计划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指导性计划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且通过一定的优惠措施诱导市场主体从事计划所指明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计划任务；指令性计划则更不必说，其对有关市场主体的影响较指导性计划更为直接和深远。同时，计划的特性之一就是灵活性，意即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动而相应地作出更改。但是，市场主体一旦选择了按照计划内容或者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从事了经济活动之后，由于计划的变动导致其活动目的落空，不仅市场主体的有关经济利益遭到了损失，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市场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
对此，可以合同法上有关要约的不可撤销作一类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16条第2款规定了要约可以撤销，基本采纳了普通法系的观点；然而，在但书部分，却采用了大陆法系的信赖原则，规定在合同成立以前，写明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者受约人有理由信赖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且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则要约不能撤销。“不能撤销”，意味着受约人一旦承诺，合同即成立，如果要约人不照约行事，便要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9条采用了与此基本相同的规定。计划，作为国家制定的、公开宣布的经济规划，当然具有公信力，经济主体完全有理由信赖这一点，并依计划行事，从而期待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果经济形势的变化确实需要计划作出必要的更改，并非如上述要约般不能撤销，而同时计划权力主体又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对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的损失不作出任何赔偿，则最终导致计划的公信力受损，失去对经济活动的引导性，计划就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了。
所以，一方面要通过计划程序法来规定计划修改的程序，防止因计划权力主体的错误预测而对计划作出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修改，另一方面，必须保障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即赋予其计划保障请求权。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利害关系人则是指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有关经济主体，其法律形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计划保障请求权的目的，一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发现计划权力主体修改计划所依据的对经济形势判断的错误，而恢复原计划的执行；二是在确有必要修改计划的情形下，对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通过国家赔偿制度加以弥补，以确保公众对计划的信赖期望不致落空。
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
相对于市场对计划的“第一次限制”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自发性和不稳定性，通过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等特质的法律——计划法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实施法律救济，并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正是实现“第二次限制”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实施法律救济，是为了使有关市场主体在其因计划而生利益遭受损害时存在寻求救济、获得赔偿或补偿的可能性；配置法律责任、尤其是计划权力主体的责任，则是为了使上述可能性能够最终得以落实。而这两方面，恰恰是目前我国计划法理论与实践的薄弱环节，成为制约其发展与完善的“瓶颈”。“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实际上也是分别从前文所说的对计划管理者的计划权力主体——限制和约束计划权力，和对计划实际执行者的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信赖保护机制，这两个角度出发就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所作出的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一）计划的法律救济
1．计划法律救济之必要。所谓法律救济，是指当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正常实现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范对其加以补救和保护。法之设权、控权的目的在于规范权力或权利，并且确保在权利不能正常享有或权力不当行使时存在纠正或补救的可能，计划的法律救济，正是计划法领域中这种可能性的体现。尤其是在计划法领域，计划权力的“缺席”已为普遍现象，其对市场经济主体之权利的超越，往往是出于计划权力者自身谋取不当利益的需求①（当然，也包括因合理因素导致的计划不当而损害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所以，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规范权力，另一方面必须为权利主体配置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以双管齐下，控制计划权力、维护权利主体之利益。
在计划法律关系当中，计划管理主体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要求广泛吸取社会主体之意见，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仅凭其“一己之力”、以单方意思表示作出，且计划的内容之概括性与宽泛性，往往使计划管理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救济，则易使计划的执行偏离其既定方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因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自由裁量权之滥用得不到纠正与补救，而助长其进一步滥用之可能。因此，从控制计划权力的角度出发，从保障市场主体计划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也必须在依计划行事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当计划侵害时给予充分的法律救济。
2．计划法律救济之类型。按照实施法律救济的机关进行分类，可以将计划的法律救济分为以下几种：②
首先是权力机关救济。权力机关的计划救济分为权力机关对其自身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和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两种：前者主要是一种内部的救济，通过权力机关内部的有关专门机构实施；后者是一种对行政机关的外部救济，而且由于当前我国行政机关行政权力扩张的现实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在英国，议会（权力机关）救济是其独有的一项制度。政府向议会负责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民由于行政活动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本选区议员促使部长注意，也可由议员在议会中提出质问或提议进行辩论；对于重大问题，议会可以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庭。③英国的这一经验可供我国借鉴。
其次是行政机关救济。行政机关的计划救济是指行政机关因其制定的计划损害利害关系人权益而给予相应的补救和赔偿；主要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进行的救济。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108条又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决定。《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以上规定均表明，我国事实上已建立起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法律救济制度，但仍需将其进一步规范化、体系化。
具体来说，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制度来进行：（1）行政复议制度。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相对人认为其制定的计划已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由有复议权的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计划行为进行审查，并视审查结果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同时，依据《行政复议法》第7条的规定，对所依据的计划也应有权审查。（2）报告工作制度。我国宪法第11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通过下级行政机关向上级行政机关的报告工作制度，实现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决策活动和其他管理活动的监督，并对其不当之处加以纠正和补救。（3）监督检查制度。这主要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政策和计划的行为加以监督和检查。如果说报告工作制度需要依靠下级行政机关的主动的话，那么监督检查制度则由上级行政机关控制主动权，其目的在于保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防止在计划行为当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英国行政法上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强制卖出，它是公民对公共机构所具有的权利。根据1971年《英国城乡计划法》的规定，公民的土地或房屋因受公共机构执行计划的影响而不能合理地有益利用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购买公民因此而不能利用的地产。1973年的《土地补偿法》扩大了强制卖出的范围，包括已经宣布但尚未执行的计划所产生的损害在内。例如某一土地已预定作为公路或公园使用，所有者因此不能在市场上出卖该地，或只是在极不利条件下才能出卖该地。如果土地所有者需要出卖该地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按正常价格收买。同时，法律也规定了计划机构拒绝购买的理由，例如执行计划的机构可以公开声明该地不在征购范围内，或声明该计划在15年内不会执行等而拒绝购买。强制卖出制度对于我国目前因土地使用规划、城乡建设计划引发的土地纠纷的解决不无借鉴之处。
最后是司法机关救济。司法机关的救济是指计划的利害关系人认为计划侵害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为当事人提供补救的救济方法。由于前两种救济方法的起因都有部分或全部自我监督的因素，而司法机关因其对于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二者的计划行为是一种外部的监督，所以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来说，司法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在三种救济方式当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也是利害关系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最终途径。
但是，我国目前的司法机关救济显然并不完善。
第一，由于我们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所以司法机关无权对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当然也就无权对其颁布的相当于法律的计划提出质疑，只能依赖于权力机关的自我发现和自我纠正，又回到了权力机关自我救济的途径上。而自我监督和自我救济，如果不和外部监督和外部救济联系起来，从来都只能是片面的，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保护也不可能是全面的。
第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是否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审查，即行政计划的可诉性问题，也存在着争议。对于行政计划的纠纷，可以分为对计划的具体内容的不服和对计划的制定本身不服两种情况，其解决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前者，一般认为不是对特定个人的具体处分，因而欠缺诉讼的成熟性。以日本的土地使用规划为例，一旦制定了土地区划整理事业计划，在该区域内土地的形状、性质的变更，建筑物的新建等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种限度内，该计划具有法律效果。但是，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这种阶段尚欠缺诉讼的成熟性。①但是，也有人认为，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实质上决定着有利害关系者将来的权利关系，并且，若公共事业的实施有非法的地方，早期纠正违法行为，合法地实施有关事业，无论是对于事业主来说，还是对于国民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也许还不能承认对抽象的基本计划提起诉讼，但当怀疑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有违法性质时，应该允许提起诉讼，以谋求阶段性疑问的解除，然后再重新开始公共事业的实施。从这种观点出发，下级法院的判决中，出现了许多与最高法院相左的意见，例如，日本札幌高等法院1971年12月23日关于土地改良事业计划决定的判决。②
对于行政计划制定本身不服的司法审查，不少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予以肯定。一般认为，计划的制定（广义上理解，包括制定、修改和废止）属于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对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此，某些国家的法律也作出了明文规定，例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撤销之诉。③
3．计划保障请求权。如果说，上述三种救济方式主要是从国家机关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从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角度出发，其是否享有计划保障请求权则成为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法律救济的关键。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
有关主体得以行使计划保障请求权的条件包括：（1）计划具有法律约束力，计划管理主体负有制定、修改、废除，以及组织实施和监督的义务，但计划管理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2）请求权人对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义务履行行为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利益，或者是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与有关计划管理行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3）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因计划管理主体未履行其义务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而受到了损害，这种损害可以是实际损害，也可以是可得利益的损害。
依据其请求的内容不同，可以将计划保障请求权分为计划执行请求权、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和计划赔偿请求权：
（1）计划执行请求权。当请求权人对计划的履行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的利益，而计划管理主体由于错误的判断，变更了原计划的执行——这种变更包括中止、修改或终止，并对上述请求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请求权人可以请求有关管理主体恢复原计划的执行。
（2）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当原计划的变更确有必要，并经计划管理主体加以说明后，请求权人可以要求计划管理主体采取相应的过渡措施，其目的在于为利害关系人适应新的情况提供调整的时间和条件，尽可能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关于补救措施请求权，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5条第2款规定：“计划确定之后发生不可预见的影响，或者依计划确定之设施后而影响他人权利的，关系人可请求行政机关设置防护措施，建立和维护上列设施，使其免受损失。计划确定机关应当以决定形式命令计划拟定主体承担上述义务。该措施或设施不适当或与计划不一致的，关系人有权要求给予适当的金钱补偿。确定计划程序结束后，毗邻土地所有人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但该变化因自然现象或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在此限。”
（3）计划赔偿请求权。一般而言，三项请求权均可分别单独行使，计划赔偿请求权还可与前两项请求权中的任何一项共同行使。当因计划的变更、或因计划的补救措施不及时已经给利害关系人造成了损失，则请求权人可以同时请求赔偿其损失。如日本某市政府制定了公营住宅建设计划，企业对市政府的计划予以协作，按照该计划建设了公众浴场。可是，之后由于市长的改选等原因，住宅建设计划被中止，公众浴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于此案，熊本地方法院玉名支部于昭和44年4月30日的判决认为，计划中止本身是合法的，以市政府和公众浴场建设业主之间成立的协助、互惠的信赖关系为基础，住宅建设的废止，只要没有采取某种补偿措施，就是对信赖的严重破坏，是由于合法的行为构成了不法损害，受计划影响的业主一方可基于此向市政府主张赔偿请求权。①
（二）计划法律责任
1．我国目前计划法律责任的特征。计划法律责任是从计划决策、编制到执行全过程中，计划主体因模范遵守计划法，或违反计划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有的学者认为，计划法律责任具有责任主体多重性、责任内容综合性和责任方式多样性等特征。②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计划法中计划法律责任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二元化及否定式责任的虚化。
（1）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是指计划法律责任的后果形式不仅包括否定性的，还包括肯定性的。其中，否定性的后果又包括责任人所承担的民事上的、行政上的和刑事上的不利益；肯定性的后果主要是指“奖励”这种形式，即当行为人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提倡性规范时所承担的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后果，具体又可分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两种方式。
“把责任视为法律对于当事人的一种否定态度和主体行为引起的一种消极后果，这是传统法和法学使法律基于纠正不当行为、恢复和维持某种既定秩序为唯一目的而运作的结果，应当说已不敷实际需要。对于现代法尤其是经济法而言，需要更多地考虑法律责任的积极功能。”③自从漆多俊教授于1991年首次从理论上把“奖励”纳入法律规范结构体系中以来，④“奖励”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的确立。但是，“奖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主体制度、客体制度还是运行制度。我们认为，惟有将“奖励”纳入到经济法中的责任制度，才恰如其分、名正言顺。这样，提倡性规范与必要的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结合，经济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后果与奖励等肯定式法律后果相结合，便构成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在调整方法上相区别的重要特点。①
（2）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一是指在计划法当中，对违反计划法或没有遵守计划法时应承担的法律制裁后果没有明确规定，尤其是欠缺对于计划管理主体的否定式后果，二是指即使有一些规定，也没有实际执行。
实际上，这不独计划法中如此，整个经济法当中都存在这个问题。经济法立法对经济法责任规定的不完善和不全面，直接表现为经济法规范中欠缺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而且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法否定式法律后果缺位的延续。而这种缺位则是因权力非规范化导致的权力与责任失衡的直接后果。在权力非规范化的情形下，实践中的权力往往是推定的或意定的，这势必产生权力的放任。现代社会的权力放任，与集权主义思潮相伴随，凡集权主义盛行的地方，必有权力放任现象存在；当代中国的权力放任现象则有其时代特征：即变革社会中权威政治的相对削弱和法治政治的尚未确立这一矛盾。而权力放任又意味着责任的萎缩，是指责任对权力任意的一种无能状态，实践中的权力与责任之间不是一种正比关系，而是一种明显的非对应关系，责任无法成为权力的制约力量。②
“计划经济的特征是集权，也就是说，现存的个人的单个计划由国家的一个整体经济计划来代替，或者由这个经济计划总括起来。”其结果之一就是“为国家工作的生产者没有个人责任和个人主动性。”同时，“在这种扎根于由国家单独计划和组织的经济之中，国家，确切地说，社会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没有个人责任。个人基本上是国家经济行为的客体，因而几乎对经济生活的运行不具影响。相反，个人依赖于国家组织的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人们也可以说这是国家对经济的责任。”③因为作为计划管理主体的个人因其权力无制约而不承担个人责任，而且我国一贯实行的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而集体负责的结果也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所以即使有那么一些法律规定，也在“法不责众”的传统观念下无法执行。所以，当计划无法落实或计划运行出问题时，只能追究国家的责任。但国家同时又是计划的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责任的追究与否对作为个人的责任主体而言，没有什么影响，同样对其权力无法制约。所以，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必须将其指标分解并分别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及其领导者身上，真正实现“行政首长负责制”或“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才可能实现计划法律责任的追究。
第二，经济法立法的“非规范化”或称非“法”化。其突出表现是，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像传统的民事、刑事等方面的法律那样，特别是有关对调控主体或规制主体如何追究责任的规定，往往“尚付阙如”。④这一方面是由于，与民商法、行政法或刑法相比，经济法好象是与市场经济主体发生实际的、直接的联系最少或最不明显的法律领域，所以经济法似乎也就不必对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另一方面，经济法规范的非“法”化也造成了经济法“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即使是从法院中原来设立的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来看，多数所谓的“经济案件”，如经济合同纠纷等，也属于传统的民商法调整的范围，并不是学理上所认为的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案件。
第三，实践中计划法律责任的确定难度也给立法中对否定式法律责任的规定造成了障碍。首先，引起政府计划失灵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任何政府的宏观调控计划都带有一定的风险性，由于信息的完全真实充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使得计划之决策失误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在计划（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市场的变化会使计划执行主体暂时改变或放弃执行计划以适应现实之需。这种情况下的计划失灵严格来说并非由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所引起，故无法对其追究责任。即便当事人主观有过错，往往也很难将计划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完全归咎于兹，其责任范围和份额的确认亦比较困难。
其次，计划法律责任因计划的性质及作用不同而有所殊异。对于指导性计划，因其约束力较小，计划主体因过错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要较指令性计划小一些。然而这里仅指在同等危害程度发生的情况下二者之比较。根据日本行政法学者室井力的观点，不管计划有无法的拘束力，也不论这种拘束力的强弱，都会给国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大多数国民将之视为行动标准之一。因此，如果擅自变更计划或不予实施，则变更、中止计划即使是合法的，也会给信赖它而付之行动的国民带来不当损害，对此类损害，日本法院判例容许赔偿的请求，但关键是如何定量计划责任之份额。①
综上所述，对于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问题，首先必须依赖于经济法相关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包括立法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责任制度的健全，才能带动计划法等经济法的下级部门法制度随之得以改进。其次要进一步改革司法体制，增强法官的素质，以使其能够在情况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有关计划法案件作出准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2．计划法律责任的类型。计划法律责任的类型因分类标准不同而有多种划分方式。因责任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经济法责任；其中的经济法责任又可分为财产责任（或经济责任）、经济行为责任、经济信誉责任和经济管理责任等四种。②因主体的不同又可分为国家责任、计划管理主体责任和计划执行主体的责任三类，其中以后两种责任为主。
（1）计划管理主体的责任。对计划管理主体的责任，有必要区分计划管理机关和管理机关中有关责任个人的不同责任。计划机关必须实现为计划执行主体执行计划创造条件的种种承诺，并且承担当计划执行主体因执行计划而受到的政策性损失等正常损失。如果由于计划机关的原因，造成计划失误，以致计划执行主体遭受了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计划执行主体可以通过前述计划保障请求权要求计划机关承担财产责任；必要时，计划机关还要承担经济管理责任，即以其计划管理行为受到某种限制为代价，承担责任的方式，这种限制，包括限制或剥夺其经济管理资格（经济管理职权），纠正、调整其经济管理行为等内容。当计划执行主体遭受的损失巨大，不宜、也无法由计划机关单独承担时，则必须由国家出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要在计划法律责任体系当中纳入“国家责任”的必要性所在。
此外，如果上述否定性责任当中，涉及到管理机关中有关个人因计划决策或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失误的话，该个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财产责任和经济管理责任。而且对于计划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而言，追究有关责任个人的责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机关只具有虚拟的人格，仅由计划机关作为组织体承担责任，而不对该组织体的成员进行制裁或处罚的话，无法起到通过责任来制约权力的有效作用；而且，相对来说，由计划机关承担责任更多的出于对计划执行主体的损失加以赔偿的目的，其惩罚性不如由有关责任个人来承担责任效果明显，所以，必须将有关责任最终追究到个人，才能够真正发挥计划法律责任制度的作用。
（2）计划执行主体的计划法律责任。相对于计划管理主体的责任而言，计划执行主体的责任较为简单。如果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由于执行主体自身的原因导致损失的发生，则该损失由执行主体自己承担，而不得要求计划机关或国家承担。如果执行主体执行计划良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达到或超过了计划既定的目标，则可以获得计划机关给予的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
此外，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如果计划管理主体和计划执行主体是通过计划合同的方式来规定其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话，那么任何一方违约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结语
诚如哈耶克所言，计划体制下，“……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的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③在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本文所论证的种种原因，通过计划法对计划加以严格规范，以摆脱计划者不恰当的“有意识的控制”，使市场体制能够真正有效地得以建立，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但是，计划法研究在中国当前法学研究、尤其是经济法研究当中，其地位又不可谓不尴尬，犹如“鸡肋”一块：凡经济法的系统研究必涉及计划法，因为弃之则不成其为体系；但又仅为“涉及”而已，专门的深入研究则更为少见，其理论困境和难度、与实践中操作的非现实性，使得研究人员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深度都难以提高；然而同时，经济学界对计划的研究状况又让法学界对计划法的研究相形见绌。笔者以为，如果能够真正从“法”的角度来研究“计划”及其与其他部门法的相关问题，则计划法之研究领域应焕然一新，研究前景必豁然开朗，其研究水平亦可突飞猛进；笔者愿以此文为砖，引同行诸君之玉，共同将计划法研究进行下去、深入下去。
abstract
thisarticleconsidersitisaninevitablehistoryfromthealienedplanundertheplannedeconomySystemtothenecessaryplannedregulationunderthemarketeconomySystem.andtheaboveconsiderationisbasedonthecorrectunderstandingtowardthevalueofplan.Underthepremise,thearticlepointsoutthatmarketisthefirsttimerestrictiontoplanduetotheinherentdeficiencyofplan,whichmeanstheplanregulationshouldnotintervenewhentheeconomyisnormallyregulatedbymarketforce.Untilthemarketmalfunctionrisesupforthemarketdeficiencyandgovernmentaladjustmentshouldwork,itisnecessaryforthelawofplantorestricttheplansecondtime.andthelegalreliefandthelegalresponsibilityarenotonlytheindispensableelementofthesecondtimerestriction,butalsotheweakpartinthetheoryandpracticeoftheplanlaw.
(李刚，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
②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第75页。
①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0~64页。
②[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①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358~359页。
②[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①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7~21页。
②参见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③转引自[日]金泽良雄，刘瑞复译：《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④[德]罗尔夫·斯特博，苏颖霞、陈少康译：《德国经济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⑤参见张维迎：《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3月12日，第21版。
①参见张存刚、张伟：《法国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与启示》，《兰州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30页。
②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445页。
①参见[日]金泽良雄，刘瑞复译：《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9页。
②参见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第59~65页。
③参见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8~32页。
①例如，2001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分组讨论中，有多位学者针锋相对地对这一问题表示了不同的观点。
②参见徐士英、魏琼、瞿向前：《经济法的价值问题》，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1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页。
①参见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8~32页；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第59~65页。
②参见陈睿：《论行政计划及其法律控制》，武汉大学法学院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9~41、43~44页。
③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基本内容及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以下。
①参见[日]盐野宏，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②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③参见应松年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①参见[日]盐野宏，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
③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④参见漆多俊：《论奖励》，《法律与社会》，1991年第5期。
①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80~189页。
②参见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第63页。
③[德]罗尔夫·斯特博，苏颖霞、陈少康译：《德国经济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④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的发展与经济审判的变易》，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①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6
关键词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
1市场社会主义概述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它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学者把它的特征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开来。他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但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全民股份制等。
第三，他们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何种方式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20、30年代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9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当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他们重新探讨了市场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
2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无疑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提供了参考、研究的价值。
2.1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
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20世纪60～70年代，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人批驳了市场属于资本主义，而计划只属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手段”或“工具”，提出“中性机制”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过程中，吸取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取成分，结合中国实际和他国经验，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邓小平经过长期探索，在深刻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认真汲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解开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钥匙，剔除了缠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所谓社会基本制度属性，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论，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如米勒就明确指出“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秘书”（即社会主义需要市场）。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统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年的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能够兼容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米勒在他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就指出国家的作用有：制定收入标准，制定积极政策，来实现工整的分配；国家还要设立公共机构，负责提供福利等公益事项……由此可见，市场社会主义也并不盲目崇拜市场。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必须结合起来运用，使之优势互补。但是，二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市场机制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计划机制、宏观调控只能起到辅或指导性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最后，市场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观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持有的观点。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即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他们主张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以企业为单位、利润为导向参与市场竞争，保持高效率，倡导某种形式的生产资产社会公有，关注收入分配平等。而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十分重视效率与平等的一致性，强调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主张在兼顾公平与效率时，效率应优先考虑，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公平。
2.2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首先，西方学者虽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但对于何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仍缺乏认识。他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但在其具体形式上仍有分歧，缺乏深度。所以他们提出的各种模式很难实行，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行的主体力量。所以只是一种现代、当代的空想主义。而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开始，就有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科学地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理论上的明确性，是在吸取西方学者的积极观点、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和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其次，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必然要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如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导方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活动中，正确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大力加强工作力度，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倡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尚，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3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首先，两者的基本制度不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保障的。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中就规定了公有制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并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而当代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也主张公有制，但总的说来，他们对国有经济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大多数模式都是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但这样一来，实现收入平等分配的社会平等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其次，运行机制上也不相同。我国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而为达到目标，就要相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改革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国外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通过何种方式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精神文明紧密联系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物质保证；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7
关键词：中国模式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统一
近年来，鉴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的中国现象，学术界以中国模式这样一个概念对其作一种高度抽象的指代和把握。毫无疑问，中国模式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宏大叙事，而对其进行理念概括和逻辑提炼也极具复杂性。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诸如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可否认识？中国模式如何评价，是“唱衰”、“慎言”还是“高论”中国模式？表现为多视角多层面的观点杂陈、莫衷一是甚至矛盾对立。众说纷纭的观点，固然表现为一种学术繁荣，但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在学术的繁荣之上更需要达成一种共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已过三十多年，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于是，中国模式的学术讨论，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实质上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化和未来发展问题，不但是要审视和总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是要透视中国的未来。
基于三十多年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的中国现象和事实，现象反映本质，事实包含逻辑，现实昭示未来，历史透出玄机，可以对中国模式从其历史背景、现实矛盾、发展趋势的高度、广度、深度作出一种最具逻辑高度的提炼和概括，即中国模式的根本或者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中国模式从“破茧而出”、铺陈展开、走向成熟到“化蝶而飞”，已然和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此，理论界在广泛讨论之上应达成共识，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认识和探索中国模式的重要前提。
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之废除与市场经济体制之建立的“历史大取舍”，确证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探索，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或模式。尽管此一模式实行近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拉大，邓小平曾说，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行不通的经济模式，甚至是一种存在逻辑上明显错谬的经济模式（王子龙，201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取向就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探索和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2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和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983-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从1987-1992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体制和模式；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史上表现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是在日益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采取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了包括个人、企业在内的大量市场主体，释放了经济活动的创造活力的结果。
因此，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造就归因于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判断。如果把视野投向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多年，中国经济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前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后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短期实践探索的经济模式因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已经被中国宣告废除，其历史实践表现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竞争性，以至于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经济事实，尽管是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不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的逻辑基础，完整的计划经济和整体上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计划经济本质是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取消了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削弱或者取消了竞争，而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自由经济，社会发动性经济，富于竞争和创造活力。计划经济模式下总是试图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而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完全排斥经济活动的某种计划性。
历史和逻辑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结论是：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其某种变种如“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的模式（高尚全，2012），透过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对于其内在驱动力作出一种恰当的抽象和概括，把握引来这种经济变化的根本动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和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景下走向市场经济，这种历史取舍绝不取决于主观上的好恶，而是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和别国的市场经济雷同，但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遵循现代经济规律。
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形而上”又“形而下”的存在和渗透，确证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面对计划经济被宣布废除和整体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自由市场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资本主义之实。这种观点否定在中国模式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将逐步和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或者说经济民主与政治集权的统一。本文把社会主义同威权主义、集权主义划等号，认为在政治、文化高度集中和控制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奇迹，这就是中国模式。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强有力的的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速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经济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模式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所具有的巨大的调控和干预能力。需注意的是，过分地强调国家干预就会使中国重返计划经济，在走向市场还是回归计划之间发生摇摆。那么，这种种观点都提出和指向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深刻透析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中国模式中性质、地位、作用及趋势等问题。
社会主义在中国很重要地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理念和逻辑层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理念、原则和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的体系；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所有制、所有权、经济事实等较现实的“形而下”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反映在中国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
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来看，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公有制又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占主体地位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物质体系的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发挥影响是无疑的、不言而喻的。虽然就全民所有制而言，在与私人经济的效率比较中，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效率较低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但是却不能就此简单作出国有企业有必要完全私有化的结论，和对国企的经济意义予以否定的判断。而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在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的制度改革后，农村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活力不容否认，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就是明证。中国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在今天公有制前提下得到较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家庭承包制使广大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藉此较好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战略价值。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农村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大后方。这种种事实，足以得出，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简单削弱或废除。而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尤其是国有经济实现的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就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找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这是进一步进行国企改革的议题。
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战略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公有制占主体相联系，国家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也与计划经济的历史相联系，国家对社会经济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管制经济、政府主导经济，是缺乏活力的，必须打破和废除，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和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效果，为国内外学者所肯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现代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自发或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调控更是必不可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色，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以其在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稳定，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避免了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性。但是如果藉此认为政治上的高度控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近三十年来也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沿着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和演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把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等同于集中主义、集权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读和歪曲。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上可以搞民主，政治上应该实行集权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从中国民主法治传统比较薄弱的历史前提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以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对中国民主法治取得的积极进步视而不见，特别是如果认为中国民主法治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应当是一种集权政治，那将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陷于停顿、失去方向以及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从根本逻辑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上的民主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仍然是现代经济以及未来经济更加强大的动力。因此，在现实层面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形成中，社会主义政治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稳定价值，团结合作价值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尽管中国的政治民主还相对滞后，但其发展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止步不前。应该预见，在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中，政治民主发展的因素及影响必将日趋凸显。
至于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按劳分配为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念原则，更是对高度的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在现实层面，这些原则还实现的不够好，甚至有些偏离，但这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原则所表达的真理意义和正义立场。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性质和因素已经现实发挥并将长期发挥其从理念、原则到事实的巨大历史作用。
中国模式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
中国模式的关键和前途，在于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
应该讲，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模式，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价值理念和制度构建上的最进步的要求和实践，二者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但过去既没有这样的理论，更缺乏这样的实践。但在三十多年来促成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历史系统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最为重大的两重要素。二者的初步结合的成功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也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呈现，即中国经济模式或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最大特色和创造。但作为一种模式来自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未来趋势的预见，表面看是一种特色和创造，而其根本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透视和把握，从而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创造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这种历史和逻辑的高度，呈现为历史必由之路。
如果说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根源于中国模式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合理性；而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弊害和突出问题，则反映其距离逻辑合理性的演进和发育还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较低水平；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同样也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垄断、行政垄断、贫富差异悬殊、资源掠夺性开发、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受破坏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产生的一个基础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所致，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市场经济在经济活动领域所要求的平等、公平、竞争、自由、合法的生产及交易原则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由旧的计划经济向新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表现出“松绑性”和“自由性”的特征，这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初期表现出的某种混乱、无序具有某种相似性。所以许多根源于市场的问题，一是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去解决；二是必须假以时日。
中国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其向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演进，随着市场体制、机制、制度日趋完善和健全，许多现实弊害如行政垄断、不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等问题将会趋于减弱和逐步解决。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理念、原则、方法、条件等在内的理论设计和构建，其着眼点就是要克服和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不足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健全，社会主义物质、制度和观念体系对于现实市场经济的提升、规范、引导作用还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或超越性。但是以社会主义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钱至上、贫富悬殊、恶性竞争、阶级分化等弊端，这无疑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对传统市场经济的改造与提升应当是一种通识。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如看重劳动，看轻资本，高扬人的价值，反对把物凌驾于人之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反对和消灭剥削，反对两极分化等，是一种最为科学进步的现代经济正义思想和社会原则，把人的公平与人在经济上的公平联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核心内容。
把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奉为圭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金钱至上当成天然合理的原则，是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的，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实践也对之予以某种改良，发达资本主义表现出某种趋向社会主义经济公平的改良，这一趋势也正好反映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体系其基础和核心是崭新进步的经济理念、原则和方法，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等，当然也包括了计划经济的因素等。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现代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恩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整体上丧失了科学性和正义性。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就马恩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批判而言，他们更多批判的是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以及贫富悬殊，而对商品交换的平等形式，马克思评价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坚持平等这一人类最高度抽象的原则，尤其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平等（按劳分配）。
现在看来，在马恩经济思想中既包括价值理性，又包括工具理性，既有经济目的，又有经济手段。相对于经济目的而论，经济手段是第二位的，是可以选择的。因此邓小平在后来总结经验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突破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创造性。中国模式是在实践层面对这一重大理论创造的运用、探索、现实化和模式化。
因此，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或者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应放弃市场经济，都是缺乏历史论证和逻辑论证的误断。尽管今天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同样很不健全，二者的创造性结合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初见成效，呈现极其巨大的发展和创造空间，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既意味着希望，又面临着考验。但应该形成一种信念，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信念，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中华民族富于探索和创造的伟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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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8
一、计划经济阶段：
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诞生于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国家，其中的典型是苏联和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分工的深化，是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的提高为特征的。因此，落后的生产力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低，发展了的生产力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高。
计划经济体制通过逐级下达的政府计划来调节经济活动，“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通过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它可以保持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和有效协调重大比例和结构，促进生产力布局合理化；可以引导和动员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大建设，从社会整体利益协调经济的发展；可以较好调节收入分配。但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局部利益调节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千变万化的供求关系，计划经济很难作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
因此可见，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即分工不够深入的历史时期，供求关系的变动不是很复杂，供求关系网络之中的变量和相互关系还能够被基本掌握，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模式在技术上基本上还属于可操作的范围。因此其宏观调节的巨大优势得以发挥，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关于这一点，苏联和中国前中期的飞速发展的情况都是例证。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进一步深化，供求关系网络的复杂度成指数增长，各级计划制定的机构在手段上已经不再可能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调节，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涌现使得计划面临巨大的不可预期的因素的干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已经不再是很难做到，而根本不可能做到，它被新的经济形式取代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过渡阶段
计划经济是一种与市场经济非常不同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对交换关系的人为规定与市场关系中的自由的交换关系具有根本性差异，因此，如果突然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原先的具有强烈人为干预特色的供求关系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因此明智的办法是逐步减少计划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从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中国人毫无疑问地采取了一条远比过去的苏联高明得多的道路。但是，过渡到市场经济决不意味着取消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中国的经济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较为平稳地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比所谓自由经济国家要强有力得多，这个优点应当保持，而决不能放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本质的无别在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包括集体经济），而非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差异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仍旧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尤其是可以调节分配，缓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固有的对过剩的那种积累、以及这种积累必然引起的经济的周期性的波动。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基本完成后形成的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形式，它同时并不包含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应当容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但是，不能动摇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则，就变质了，……。
四、基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情况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原先根本不可能及时地相互沟通的供求信息正在逐步具备被集中、处理、分发、互动的可能，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也为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微观经济提供了可能。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自发的盲目的缺陷有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情况下也可以被较好地调节的技术基础，因此，通过多极的供求关系信息的汇总、处理、分发和互动网络来逐步地扩大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范围和程度具备了可能性。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逐步向计划经济过渡，历史完成螺旋化的上升，社会主义进入高级状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阶段。
五、基层积极性和创造性与一个庞大的动态计划协调系统结合起来的动态计划经济阶段。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9
关键词：合同市场 内生 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基础；体制；法制；实现形式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22日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实现形式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从1953年开始实行，到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了长达39年。由于一些内在的原因和外在的影响，我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新中国成立之时，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物质极为匮乏，私人资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财政面临巨额赤字，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奠定重工业、国防工业的基础，要改变我国落后的政治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求集中发展我国的重工业，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较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保证战争胜利、恢复生产、安定民心。那么，这个时期就要运用行政手段把全国的经济资源集中化，然后分配到重工业部门，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有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为我们提供借鉴的可靠经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适合我国建国初期的国情，并受前苏联的一些影响，我国在“一五”期间选择并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决定了它的实现形式，由于认识的不同以及经济条件的差异，计划经济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实现形式，根据计划经济表现的不同特征，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以前的计划经济市场，这个阶段的市场：（1）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计划规划的范围内开展，企业的一切活动都要服从上级部门的指令安排，企业生产的原材料由谁供应，生产多少产品，产品销售给谁，这些都是由国家事先规定好的，这样就消灭了竞争，消灭了劳动者的工作动力；（2）市场结构比较单一，不存在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单一，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化需求；（3）产品的价位由各级政府规定，认定计划可以调节生产，价位的高低要服从计划，价位的高低完全不反映商品的价值，更不会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就使得经济过度受政府控制，不能达到自主调节；（4）我国计划经济阶段的调节方式主要是计划调节，计划调节包括指令性调节和指导性调节，这个阶段国家主要是运用指令性调节，即强制性规定执行单位必须完成。虽然这种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指令性计划是计划调节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形式，在实行社会主义开始的阶段，社会需要的物品尤其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品，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那就要运用一些强制命令性的计划进行管理。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以后的计划经济市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时期计划和市场机制同时存在，但计划机制仍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主要的计划调节方式是指导性调节，主要客观依据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生产企业作为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济活动按照价值规律要求进行，政府机构主要是加强宏观控制与协调，使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协调发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实现形式
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内在的原因和外在的影响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方面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生产力水平方面进行了一些提高，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我国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改革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在国际帝国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对我国的冲击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我国经济的必然选择，我国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成果成了必然要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始了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1979年邓小平提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观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变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有效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到2000年底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创阶段”。
1992年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较高速度的增长。中国经济从1992～2011年的2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0.2%，增长的最多的一年是1992年，这一年的中国GDp增长率为14.2%，这也正是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发展。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经济也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2003～2007年的5年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1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成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三个方面完成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联系：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从私有制经济转变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我国现实和所处的时间特征给予的明确的具有特点的中国；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方式适应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同时考虑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在宏观调控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比之前更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与此同时更有力地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这意味着资源的分配问题上，市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对于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市场无法起调节作用的领域，政府的作用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这时的政府只可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的职能，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而不可以直接决定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
三、法制的地位及实现形式
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给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市场经济要想长远、稳定、长久治安地发展，就要依靠依法治国。当经济改革的步伐加进，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要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就要求建立和完善一些相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增强党对法制建设方面的引领，经济才能够有效持续有序地运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的地位和重要性提供了有力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制来实现的。与市场经济比较符合的法律体系有市场主体法律、市场体系法律、市场运行规则及管理法律、市场宏观调控法律等。法制对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法律的调节面覆盖市场经济的主要过程，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始终在法律的控制之中，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市场经济运行的顺畅性、自律性都需要借助法律手段；二是法律在运作上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背景；三是法律与市场经济都是把效益确立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并以此当作法制建设的重要依据。
法制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以及法制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法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实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制是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手段，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关系为法制原则提供基础，法制原则提供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可以经由法的途径获得守法的确认和保护。二是法制是作为调节经济关系，维护经济运行秩序的有力支撑点，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其中商品交换和市场交易这种权利和义务的让渡就需要有维护正常交易秩序的规则来约束和衡量双方的行为，否则市场秩序就会一片混乱；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行为准则，都需要法律的保护和确认才能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是有效有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平等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各个经济主体只有遵循法律所确认应当遵守的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三是法律所具有的引导性、公平性决定了法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多层次性和全方位性，以及不可替代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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