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1
一、自主探究的素材准备
尽管在中小尺度范围内，不容易发现“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但结合旅游经验及阅读地理图片和文字素材很容易获得感性知识。所以在自主探究之前，要有一定的素材准备。
（1）几幅重要的地图。准备“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世界主要气候类型图”、“喜马拉雅山垂直地域分异图”、“中国地图”等几幅地图。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分异明显，要探究全球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可以先从研究我国入手。
（2）自身的旅游经验。这是对环境产生最详实最直接感性认识的最佳方法，用小卡片记录所在地的自然景观，尤其是天然植被、土壤等，有照片更佳。
（3）报刊杂志、网络上的自然景观图片、文字等。有选择地把我国南北方、东西部的自然景观图片或文字介绍整理、归纳在小卡片上。
（4）贴图。把各种卡片按其所在地摆放到中国地图上（如图1），就可以开始探究我国的“地域分异规律”。
二、自主探究的方法与过程
1.探究现象
方法：利用区域分析与比较的地理研究方法寻找各地的差异。
过程：如图1中①、②两地都是森林景观，但①地为常绿林、②地为落叶林；③、④、⑤的植被由东向西呈现出由高到矮、从多到少的变化。
成果：由此可见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
2.探究原因
方法：从图像中提取、认定、加工处理各种信息，理解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原因。
过程：如图1中①、②两地都在我国东部沿海，②地树木大都需要落叶过冬，可见其与①地相比冬季热量不足，究其原因可得出造成两地景观差异的原因是因纬度差异导致热量条件不同，①、②两地体现了陆地环境由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③、④、⑤纬度（热量）相似但景观不同，如植被由沿海向内陆高度逐渐变矮、密度逐渐减小，究其原因可得出造成三地景观差异的原因是离海远近不同导致水分条件不同，③、④、⑤三地体现了陆地环境由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而图中⑥地，位于我国第一、二级阶梯的交界处，相对高差大，海拔高度的不同也造成了不同的水热配置，所以会呈现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象，即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
成果：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差异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域因纬度位置、海陆位置、海拔高度不同，所以水热配置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气候、植被和土壤，并在地球上有一定宽度且呈带状分布，即陆地自然带。
3.探究规律
方法：通过分析我国自然带的分布，结合“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世界主要气候类型图”、“喜马拉雅山垂直地域分异图”，归纳出全球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过程：由上面自身的体验和探究活动可以看出：地域差异在地理环境中是普遍存在的，地球上不可能存在任何两个自然状况完全相同的区域。陆地自然带的存在是地理环境差异性的体现，其形成是地理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通过探究学习可了解陆地自然带分布有三种地带性规律：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结合探究学习了解的三种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归纳总结，并完成表1。
4.探究应用
方法：运用地理环境差异性原理，探究其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
过程：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相对的，差异性则是绝对的。陆地上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利用之前收集的资料，探究图1中各地农业生产的区别；联系生活实际，探究身边城乡建设与地理环境的统一性。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2
一、教材分析
（一）地位和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一节为湘教版必修1第三单元第三节，对本章节来说，它是对第一节《自然地理要素变化与环境变迁》的升华，也是对第二节《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的一个承接，因为它们同为自然环境的两大特征，让学生认识到整体性是相对的，差异性是绝对；对于全套书而言，它是对第二章岩石圈、大气圈、水圈三大圈的一种提升和整合，同时也是对第四章以后的人文地理的区域性特点作一个铺垫，因为人文地理的区域性特征很大程度就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引起的。
（二）三维目标
本节教材相应的课程标准内容是“运用地图分析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根据课程标准与课本内容确定教学三维目标如下：
1.知识与技能：
①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特点。②理解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③提高读图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④运用地理环境差异性的原理，分析人类生活和生产中的现象。
2.过程与方法
①掌握区域分析与比较的地理研究的方法，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②学会与他人合作，并学会从学习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③运用适当的方法和手段，表达、交流、反思自己学习本节课的体会和见解。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①感悟生活中的地理知识无处不在。②激发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和动机，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提高地理审美情趣。
（三）重点、难点：自然环境地域差异的规律及成因
地域分异规律是本节课的中心内容，城市学生远离自然，生活经验缺乏，对于理论的规律性（三个为大尺度的自然环境）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这部分内容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二、学法分析
学生已经掌握了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各要素的知识，已经具备一定的读图和分析能力，为本节课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学生已初步适应上课讨论的方式，便于探究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新知并非由教师传授给学生，而是在教师创设的学习情境中，由学生在自有经验基础上自主建构形成的。探究发现法，学生活动不停留在表面的热热闹闹，而力求始终保持学生的思维张力。
三、教法分析
高中学生生活经历少，在新知的建构方面欠缺感性材料，无法自主实现书本知识与个人经验的结合，因此，教师必须采用有效的方法给予弥补、辅助，帮助学生完成新知的建构，当好学生新知形成的“接生婆”（苏格拉底）。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采用问题引导式教学法、归纳法、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如果将总课题突兀地交给学生去“探究”，学生只会无从着手。而如果将问题分解为一个个梯级深入的小问题，则探究自会水到渠成。充分调动学生的旧有知识储备，并通过陆地自然景观图片展示，弥补学生直接经验的不足；在激活学生旧有知识并予以补足的基础上，通过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按照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规律的归纳法，帮助学生建立新知。
四、教学过程
（一）设计理念
以“森林之旅”为主线，创设情景实施探究，学生以小组合作自主学习的方式，通过读图分析得出地理环境地域差异的表现和分异规律。并且注重学习的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
（二）课前准备
1.创设情景
现在我们要组织一个旅行团，准备到世界各地进行一次以“森林”为主题的自然景观之旅。在出发前请各位团友根据所学的地理知识共同商讨，设计出一条合理的线路。
2.分组
课前将学生以自愿为原则，全班学生以旅行团为名义分成三个考察小组，分别为a组.B组.C组，每一小组分别推选出一名导游。请各旅行团，课前收集各地有关森林的图片。上课按旅行团分组安排座位。
五、练习
赏析下列古诗词，从地理的角度分析其体现的地域分异规律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而为枳。
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地域分异。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地域分异。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地域分异。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3
一、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从哲学上讲，政府投资环境的同质性，就是研究政府投资环境的本质或一般特性；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则是研究政府投资环境的特殊性。从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关系来看，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对差异性的认识水平，也是消除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差异和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最重要的认识平台。从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
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主要来自于不同行政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的不同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往往会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色，由此需要政府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提供不同的服务，进而形成特点各异的政府投资环境。
地理位置不同，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客观差异性的首要因素。地理位置对于政府投资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因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构成的影响上。这种影响虽然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而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却不可能完全消逝。不同的地理位置，因其气候条件和适宜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不同，往往会历史地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这种因地理位置的影响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在客观上促成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政策上的差异性和政府其他方面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如沿海和内地在具体的政策供给上，就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内地就无法提供临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又如处于交通要道的行政区域，往往是商品的集散地，需要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等等。这种具体政策环境的差异性，往往是难以通过主观努力加以改变的。
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是形成政府投资环境客观差异性的又一个基本要素。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发展的过程，都是通过对资源的加工形成适合人类生存的产品的过程。因此，自然资源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要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加工自然物质能力的提高，自然资源的分布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全覆盖的特点。但具体到某一种或某一类资源而言，其在自然地理上的分布却永远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核心要素。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又往往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求和供给的差异性，由此形成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与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是，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往往会使拥有资源和拥有不同的资源的区域，形成资源性经济区域，在具体的政策环境的形成上，往往会出现排斥其他产业的屏障。这种屏障实际上就是资源型经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单一的重要成因。
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有些是无法改变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呈现日趋缩小的趋势。特别是由于整个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上，某一区域相对过剩的资本总要找到新的增值空间。资本的流动性会对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在客观上对政府投资环境产生影响，使政府投资环境在质和量上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
2.政府投资环境的主观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环境的主观差异性，主要是指由于人的主观选择而使不同的行政区域形成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这种差异性来自于特定行政区域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理念、观念创新能力以及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等多个方面。这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最重要而又经常发生作用的要素。
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根基。不同的行政区域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别，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事实。这种差异性虽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旧的差异性消除的同时，还往往会产生新的差异性，反映到政府投资环境上，就导致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即使存在雷同的情况，但也不会是对其他行政区域的翻版和克隆。由于历史文化的作用，使得一个行政区域会产生集体的历史记忆和观念取舍，由此使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在政策的设计与选择上形成不同的特点，营造了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如江浙等地，历史上就有商业文化的基因，一旦有适宜的气候，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并由此构成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
经济发展理念上的差异性，是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重要因素。从宏观上讲，人们一般都对计划经济观念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差异有着比较清楚的认知。但就形成区域间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的理念又不仅仅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而是大量的经常的体现在政府和民间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好恶上。从理论上说，理念也是历史文化的现实表现。具体到政府投资环境来说，理念又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的主观因素。由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政府和民间在经济发展理念上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尽而形成了对市场主体产生不同影响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使同一投资者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发生着不同的投资成本和获取不同的投资收益。
观念创新能力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就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实际发生作用的观念创新，并不表现在认识水平和能力高的个别人身上，而是一个行政区域集体的观念创新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少数人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快速演化为本行政区域的集体认同上。观念创新与一个行政区域的国民教育文化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国民教育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地区，对创新观念认同与接受的就相对较快，观念更新的周期也相对较短。观念创新是政府投资环境创新的基础和认识来源。观念创新能力的差异，也就构成了政府投资环境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现实要素。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对于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有着不同的定位和选择，由此形成了政府投资环境的具体差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选择正确，政府投资环境就往往呈现良性发展的趋势，反之则呈现恶性循环。这方面的实例无论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都不鲜见。如东南沿海的某个市，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摇摆不定，且几任政府几经结构性的政策调整，使其不仅没有抓住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的优惠政策，形成先发优势，而且还丧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时机，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
3.政府投资环境的累积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环境的累积差异性，主要是指政府投资环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由于历史积累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存在的差异。累积性差异是客观差异性和主观差异性综合作用的体现，是政府投资环境存在差异性的历史成因。
政府投资环境的生成和改变，尽管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但并不由人的意志任意去改变。从实践上来看，改变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既不像变形金刚那样来得随便，也不像换一身衣服那样容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是良好的政府投资环境，还是不如人意的政府投资环境，其形成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由于历史积累形成的差异性，往往又带有很强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同样来自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上讲，由于客观上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行政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环境上的差异性。经济发展是和人的现实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形成，往往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利益结构的形成。政府投资环境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对利益结构的调整。在客观上的差异性还足以支撑既有利益结构的条件下，这种调整往往并不容易做到。比如对于资源型行政区域，在资源远未接近枯竭期前，要调整经济结构就往往得不到广泛的支持。由此也可以看出，客观上的差异性形成的历史积累，往往是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的重要成因。从主观上讲，主观差异性的历史积累，对于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特别是其历史惯性影响最大。政府投资环境从外在上体现为政策环境、政务环境、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等方面，但从内在上看则是一种具体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的体现。一个行政区域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变的。从根本上说，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结构，更多的并不来自于客观上的差异性，而是来自于主观上的差异性。由于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的区域文化特点和经济发展观念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不仅会形成特定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进而形成维持既有政府投资环境的强大社会力量，而且政府投资环境的改变，又往往是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预期，因而在获得社会支持的力量上，常常又会处于相对的劣势。这就使特定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具有极强的历史惯性，进而形成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二、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
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不同行政区域政府间投资环境质量的对比。这种对比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它们不是各种经济要素及其构成相同的行政区域的对比，而是所有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的对比。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上，所有的行政区域都在同一片蓝天下既相互合作，又要相互竞争。而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差异性。相反，正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为缩小以至于消除政府投资环境质量上的差异性创造了条件与可能。
1.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特点
认识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一般地说，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与市场主体的竞争有相同之处，但又与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不同。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相同对手”的竞争。一个行政区域无论占有怎样的竞争优势，都不可能将另一个行政区域挤出竞争的行列，也不可能彻底排除另一个行政区域与其存在的竞争关系，除非中央和上一级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是“相同对手”之间永远存在的竞争，竞争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从理论上讲，不能定义一个行政区域永远保持对于另一个行政区域的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在竞争中出现此强彼弱的不断转换，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综合性竞争。普遍来说，市场主体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产业中的竞争。但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则表现为不同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竞争。这种综合性竞争，并不是指一个行政区域在所有的领域和产业,都要对其他行政区域形成比较优势，而是依托某一两个或几个优势产业，有效地吸引相关市场主体和集聚更多的资本，形成相比较的优势，进而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总量、效益和社会发展上形成优势。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一种合作和互补性的竞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如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为全球市场以至于本国市场提供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一样，任何一个行政区域也不可能为自身，以及国内外市场提供所有种类的产品和服务。作为“相同对手”，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既存在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长期占有或赶超对方的竞争关系，更存在着因自然和历史上形成的分工而相互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会因不同行政区域的产业结构、资本总量、资源占有情况等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日益丰富，但从整体上来说都集中体现在相互提供市场和服务上。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既是在竞争中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是在合作中不断培育和生长的。没有合作就没有区域间的有效的竞争。
2.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比较优势的基础
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就其具体的技术层面来看，更多地体现着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的主体，政府投资环境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提升的角度来分析，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不仅不是降低，反而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高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都是因其具体的经济发展实际需要而形成的。一个资源匮乏或没有海上交通条件的行政区域，不可能去制定特定资源开发和保护或临港经济发展的政策，也谈不上这方面的政策环境问题，只能根据本行政区域在提品和服务的特殊优势和发展潜力等方面，加强政策环境建设，以及其他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政府投资环境每一个基本要素的具体构成，只要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就不存在质量上的问题。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才能形成比较优势。
二是不同行政区域占有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实际上是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互补的空间。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等。任何一个行政区域，在上述资源的占有上，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资源占有的情况不同，决定了其政府投资环境的具体构成也不同。如同任何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样，其政府投资环境的建设也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应通过突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差异性，形成本行政区域的优势产业，增强与其他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提升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综合竞争力。
三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提升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重要基础。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建设，不能简单地复制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等，而是必须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这就决定了某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在政府投资环境的建设上，必须突出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加强自身的投资环境建设。如在政策环境的建设上，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就不能随着经济发达地区跳舞，而要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相对降低门槛；在服务环境建设上，也不能一味效仿，只能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产业结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等等。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政府投资环境如同一人的穿着打扮，不是越洋越好，而是越适合自己的身份和体型越好。而要做到合身、合时、合用，就必然要以突出差异性为基础。
3.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基本途径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而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的比较优势，又决定了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关键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一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基本途径。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从其发源与起步来看，都是来自于其特有的资源优势。有的是因交通便利而繁荣的；有的是因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发展的；有的是因政治和历史原因拥有丰富的科技和人力资源而发达的等等。但资源优势并不等于经济优势。政府在培育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其他方面环境时，只能是依托本行政区域的资源条件，通过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来培育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获得更强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4
人类可以从野生种质资源中选择目标类型扩大繁殖、推广利用而直接形成品种,或者通过杂交和转基因等方法把目标基因引入作物品种,以改变原品种的某些弱点。例如,朱之悌院士从我国选择1000多株毛白杨(populustomentosa)优树建立无性系而选育出优良无性系品种[4]。相反,遗传多样性丧失,易出现因环境剧烈变化或某些病虫害爆发而导致物种绝灭的危险。例如,由“单一克隆”起源的小叶榆木(Ulmusprocera)于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乡村常见种植,后来由一种病原菌ophiostomaulmi引起的病害而毁灭。“单一克隆”是一个极端现象,当今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某些农作物品种(小麦、玉米、水稻等)显然不是单一克隆,但是群体遗传基础较窄,因病虫害或气候原因导致严重减产甚至绝收的例子也有不少报道。一般而言,即使一个自然分布区狭窄的物种,其分布区内也会存在一定的环境差异,因而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种内遗传分化,即遗传多样性。一个物种能够适应千万年的自然选择而繁衍至今,就说明该群体中存在适应不同环境的基因型。遗传多样性是种群发展和繁衍的物质基础,一个野生植物种,即使种群数量较少,也一定具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将种质资源留在野生状态下保存比人工集中保存更能维持其种内遗传多样性。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不同植物种的地理分布特点各异,但也不是随机任意分布,即每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地理分布区,而且分布区的面积和位置总在发生着变化。虽然由于种族的繁衍,分布区会逐渐扩大,但是每个物种都以其不能生长的环境限制因子为其分布的边界[5]。我国云南、广东等地热区属于热带北缘向北延伸的部分,由于山脉走向和海拔高度等地理因素的影响,向北延伸的程度参差不齐。我国的热区基本可以按地理位置分为东西两大区域:东区包括海南岛、广东西南部湛江和茂名一带、福建南部漳州、广西南部地区,其中,海南岛主要位于北纬20°以南,雨量充沛,热量充足,是我国热区土地的主要集中点;西区主要包括云南西南部和南部地区、云贵川的干热河谷和热区飞地,以及西藏东南部察隅和墨脱的部分地区,其中,云南西南部热区分布最集中。虽然东西两区都属热区,栽培的诸多热带作物都可以相互引种种植,但是两地自然环境存在着一定差异,同一区域内也存在不同的小环境、小气候,云南哀牢山以东的红河、文山一带的寒害类型与广东湛江和茂名一带的相似,而与哀牢山以西的西双版纳和德宏一带的差异较大。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分布受植物地理起源和扩散能力的共同影响,今天的分布格局是地理气候变迁和植物进化的结果。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表现为不同地域间科属等类群、自然种、种内遗传变异等几个层次的差异。从地域上看,不同省或省内不同县,甚至距离极近的两个小流域之间物种组成和种内遗传变异都相差较大,特别是云南山高谷深小气候多样的自然环境下表现明显。例如,云南野生油料树种琴叶风吹楠(Horsfieldiapan-durifolia)在西双版纳各小流域内的种群,其种子含油率、脂肪酸成份、种子和果实形态特征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自然环境的良好适应性自然环境的良好适应性源自于种内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所谓良好的环境适应性是针对群体,而不是针对个体。例如,爱尔兰普遍种植的马铃薯(Solanumtuberosum)从1845年开始因phytophtho-rainfestans致病而大量死亡,导致大面积饥荒,后来是从野生型马铃薯中寻找到抗病的变异类型而得到挽救[6]。针对某一个种子植物,其天然群体由多个个体组成,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或严重病虫害等自然灾害,一部分个体死了,另一部分个体存活下来,继续繁衍。物种分布区的各个小居群间一般都存在环境差异,各个“小种群”进行各自的适应性进化,久而久之,居群间就产生了较大的遗传差异;一般情况,相同的自然灾害不会同时降临于所有的小居群,假设某个小居群灾害严重,只有极少数个体存活下来,其后代群体的基因只来源于这几个“幸存者”,那么“受灾居群”的遗传基础就会变窄(长时间的突变或基因流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群体遗传水平),相应的抗性基因的频率就会增加。来源于不同环境条件的个体具有不同的环境适应性和抗逆性,这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生态环境多样性、种内遗传多样性和环境适应多态性三者相辅相成,或者说是侧重点不同的三种表现形式。
原境保存与异境保存对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所谓原境保存是指在生境不受到破坏的条件下进行保存,例如自然保护区;异境保存则是指在与原有生境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保存,可能是迁移到其它地方,也可能就在原地,但生境已受到破坏。保存种质资源最理想的方法是原境保存,划定自然保护区,不加以干涉,保持原有的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如果原始生境遭到破坏或者分布区破碎而不能实现原境保存时只有进行异境保存(可以原地保存或迁地保存),或者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而引入资源圃集中保存。异境保存将会降低群体的遗传多样性。首先,不可能将野生群体中所有的个体都进行迁移,丢失了部分基因型;其次,由于工作者的喜好或经济性状等因素的驱使,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取样,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定向偏移;另外,最重要的方面,也是人力不可阻挡的方面,即新环境下新的自然选择压。在新环境下,适应能力强的变异类型被保留下来,适应能力差的变异类型则会被淘汰。种质资源迁地保存后,其群体受到人为选择和自然选择的双重作用,遗传多样性大大降低,所以最好不要远距离迁移,尽可能降低新的自然选择压。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5
[关键词]高中地理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式自主探索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310122
伴S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新课程理念的不断完善，传统的讲演式教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代教育的发展需求，也不利于现代素质教育的有效开展。新课程标准要求在高中地理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方法，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教师在开展地理教学时要改变传统教学观念，以学生为本，积极调动学生学习地理课程的主动性，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意识，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高中地理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所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广，例如“如何正确处理环境问题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涉及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又如“某个局部地区降水量的多少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涉及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教师在进行地理教学时，不能单纯地将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告诉学生，应当让学生组成小组，合作探究这些地理问题的答案。自主合作探究出问题的答案，能让学生加深记忆，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式应运而生。下面以《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的教学为例探究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如何运用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式。
一、内容解析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作为高中地理教材中的一节必修内容，介绍的是不同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学生根据已掌握的知识可以理解地理环境是在水圈、生物圈、大气圈以及岩石圈的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本节的教学内容则是进一步从水文、土壤、地貌等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研究地理环境的发展经过和地域分异规律，也可以说是对学过的自然地理知识做的一次温习和总结。本节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其一是不同地理环境存在的空间差异，其二是空间差异存在的规律性。空间差异分异规律可以总结为“干湿度地带分异规律”、“纬度地带分异规律”、“垂直分异规律”。
二、学习现状
自然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植被覆盖和土壤特点的不同上，地域分布规律的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自然带的差异性上，溯其本源就是地域的不同导致水、热和其组合状况不同，也就是说气候特点在这里发挥了主要作用。因为以往学生了解过“气候类型”的知识，所以在学习《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这一节课时就不会很吃力。但学生主动迁移与重新组合地理知识的能力不强，这就需要教师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和教学情境来解决这一问题。此时，积极运用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式开展地理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三、小组合作探究学习的开展
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开展小组合作绘制地图、小组辩论比赛、看图猜地理名称等趣味活动来达到让学生在快乐中学到地理知识的目的。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教学中，笔者采用了小组合作绘制地图的活动方式。
首先是课前的准备过程。教师布置课前的学习任务，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并让各小组分别收集有关我国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自然景观资料（包括地形、植被、降水、动物、河流等），以及喜马拉雅山脉从山脚到山顶自然地理特征存在的差异性的资料，最后将这些收集到的资料经过整理标注在相关的地图上。开展这一活动的作用是最大限度地拓宽了高中生的地理知识面，增强了学生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让学生认识到了地理这门学科的实践运用价值。除此之外，通过在课堂上阐述自己小组的观点，也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探究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综上，在地理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当积极为学生营造一个便于学生主动学习地理知识的环境，不能只是依靠传统的教师一人讲授的方式，因为只有让学生主动去探究问题得到答案，学生对知识的印象才更深刻。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式一方面培养了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索的精神。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教师应当运用好这一模式。
[参考文献]
[1]杨学梅.高中地理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3.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6
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首次构建了比较完整、有机统一的会计准则体系，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趋同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新会计准则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新理念，实现了与iFRS的实质性趋同，有利于发展中国和世界的资本市场。自从会计准则以来，学者们对新准则与iFRS的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研究集中在对差异本身及差异的原因上，而对差异的影响研究甚少，本文跳过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本身的差异，拟直接通过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差异的影响分析，并预测其存在前景，指出差异将对企业产生一些不可忽视的影响，并将继续存在一段时期，而差异的减少和消除则有待于会计环境的趋同。
一、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差异的影响分析
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差异的影响涉及到经营成果、财务状况、财务比率、信用评级和股利分配政策等。
（一）对经营成果的影响
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差异对经营成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以两个准则差异来分析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
1.对于投资性房地产
iaS40更广泛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我国公允价值应用范围更小，条件更严格，所以更多地采用成本计价。由于近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公允价值的上升将借记投资收益，则iFRS下投资收益和净利润会比中国会计准则下高，但我国准则下利润更具有稳定性，其原因是不受公允价值频繁变动的影响。在公允价值模型下，不但公允价值上升会增加投资收益和利润，投资性房地产不需计提折旧而减少的营业成本也将增加利润，这对企业当期利润的影响是双倍的。因此，采用两种会计准则核算产生的经营成果差异是很大的。
2.对于资产减值
我国不允许转回而iFRS允许。在转回年度，在iFRS下转回的减值进入利润表，因此所反映的利润将比中国会计准则下的更高；而在资产处理年度，由于以前减值未转回而在该年度一同处理并进入利润表，中国会计准则下的利润将比iFRS下更高。另外，由于iFRS在资产减值因素消除的年度里可以逐年转回减值，而我国是在资产处理年度一次性对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处理，因此会导致我国资产处理年度的经营成果体现出更大的波动现象。
（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除了对利润表上的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外，差异对资产负债表上的财务状况也会产生多方面影响。笔者仍以上述两个准则的差异为例进行说明。
1.资产减值准则差异的影响
如果有迹象表明以前期间据以计提减值的因素发生变化，使得资产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因iFRS允许转回资产减值并计入当期损益，则转回后资产余额提高，同时利润表上增加的利润最终也会提高资产负债表上的未分配利润。因此，iFRS下的非流动资产、总资产与未分配利润将偏高，而我国准则下则偏低。理论上在2007年年报出来后，同时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欧盟上市（其合并报表使用iFRS）的公司年报中若存在固定资产减值转回，那么这两个报表的差异就可以用来分析减产减值准则的差异影响。但这些数字要在2008年初才可获得；而且即使到2008年，由于2006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在其他方面还有差异，因此单独分析资产减值差异的影响还是很困难的。为了研究方便，本文虚拟a公司的报表，并假设除资产减值外，两个准则下的其他条件一样，并且考虑税的影响来分析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资产减值准则差异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假设该公司2008年资产减值的因素消失，按iFRS固定资产减值可以转回5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表1列示了中国会计准则和iFRS下资产负债表，表2为资产负债差表异。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准则禁止减值转回导致了a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比iFRS高100%、固定资产净值低14%、非流动资产低11%、总资产低9%、未分配利润低31%、所有者权益低1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低9%，绝对值差额都为50万。可见，这些绝对值和百分比差异都比较大，不容忽视。
但是，在资产处理年度，由于资产已经被处理了，并且以前年度我国准则下未分配利润的差额也因资产减值的最终处理而与iFRS等同了，所以该年度两者将重新趋同。
2.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差异的影响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我国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更严格，从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将更少。由于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因此我国资产负债表非流动资产下的投资性房地产余额会偏低。另外，利润表上的投资收益的减少最终也会减少资产负债表上的未分配利润。但是，市场波动房地产价格下降时，产生的影响刚好相反。
（三）差异影响财务比率
1.影响资产负债率
由于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我国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下资产余额偏低而负债余额不受影响，所以我国资产负债率比iFRS高。
同样，资产减值不允许转回也因其会降低资产余额且不影响负债，从而导致我国准则下资产负债率偏高。再以上述的a公司为例，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决算的资产负债率为38%，按照iFRS计算出的资产负债率为34.55%，我国准则下比iFRS的资产负债率绝对值高了大约3.45个百分点，比例多10%左右。可见，两个准则差异都将对资产负债率变动产生影响。
2.影响资产净利率
资产净利率等于净利润除以平均资产总额，由于以上差异影响净利润和资产，资产净利率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设计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比如，假设B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按iFRS公允价值计量为150万，资产总额为1000万元，含投资性房地产；假设除投资性房地产外其他资产和净利润的其他方面两个准则下没有差异，且资产为期末余额。按中国会计准则投资性房地产由于不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采用成本计价为100万元。分别假设iFRS下净利润有150万元、1050万元、1000万元三种情况，具体见表3。
（计算方法：中国准则利润100万元等于iFRS利润150万元减去iFRS投资性房地产因公允价值多确认的50万元，中国准则资产总额950万元等于iFRS资产总额1000万元减去公允差价50万元；为计算方便资产总额采用期末余额，即资产净利率等于本期净利润除以本期期末总资产余额；并不考虑税的影响）
从表3可以得出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差异的结论：
第一，若iFRS下资产净利率小于1，则按中国会计准则重编报表将降低资产净利率；
第二，若iFRS下资产净利率大于1，则相反会提高我国资产净利率；
第三，若iFRS下资产净利率等于1时，则不产生影响。
3.影响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也会受到差异的影响。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平均资产总额，而平均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2，所以资产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总资产周转率的变化。具体来说，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和资产减值准则降低了资产总额，将导致我国总资产周转率比iFRS更高。
总之，除变现能力指标外，反映企业资产管理水平、负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指标均受到准则差异的一定影响。而这三个方面的财务比率又是反映和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因此准则差异对企业、企业管理者和会计信息使用者都很重要。
（四）差异影响信用评级和股利分配政策
在资本市场中，有很多资信评估公司和投资银行会对上市公司进行信用评级。信用评级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财务比率。正如以上所述，众多财务比率由于准则的差异而产生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大小不容忽视，公司的信用评级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信用评级的变化传达到市场投资者那里，也会引起股价的变动。
另外由于法律的限制，公司年度累计净利润必须为正数时（即以前年度亏损必须足额补足后）才可发放股利。在正负的边界地带，准则差异所带来的利润差异就会影响到企业能否按法律进行利润分配。即使不在边界地带，不对是否能进行利润分配产生影响，净利润的多少也影响到可分配利润的数额。可见，准则差异通过影响净利润而影响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
二、会计准则的差异是源于会计环境的差异
（一）会计与会计环境的关系
会计环境，是指影响会计的各种内外因素总和。于玉林与李端生教授在《会计基础理论研究》中认为，会计的影响因素可分为政治、经济、科技、管理和法律等因素。王华教授在《论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中认为会计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政治环境、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社会特征、会计需要程度和会计职业力量。诺贝斯和帕克在《比较国际会计》里认为会计国际差异影响的环境因素有：法律体制、资本来源、税收制度、会计职业、通货膨胀、会计理论和历史事件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影响会计的环境因素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科技因素和文化因素等。
会计是一定环境下的会计，客观环境的需要引起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会计的发展与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特定环境促进或制约甚至决定着会计发展。会计环境是会计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会计学家郭道扬在其所著的《会计史研究》中有这样一段精辟阐述：“古往今来，凡天下大势之流演，世界格局之化合，乃至职业之兴衰，学科之演变，事业之起落，无不受环境的支配与影响。就会计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则是促进会计发展变化的第一历史环境，或曰首要历史条件。”很显然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会计是环境的产物，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状况影响甚至决定这个时期的会计基本走向和主要特征。不同准则之间的差异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二）影响准则差异的环境因素
1.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会计准则的根本因素，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达程度、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经济运行方式和所有制等因素。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会计准则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首先，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资金大量来源于借贷资本时，其信息质量通常倾向于可靠性，反之则倾向于相关性，资本市场影响着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偏向。其次，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较短，与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监督约束机制不够完善，调控手段还比较落后，道德偏差行为时有发生。为了规范会计行为，我国往往采用一些刚性的准则，比如，为防止利用资产减值进行操纵利润，我国规定禁止资产减值转回。可见，资本市场监管机制不完善是产生资产减值准则差异的环境因素。再如，目前我国没有活跃公允的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公允价值难以准确可靠取得，这是我国与iFRS公允价值运用差异的环境因素。最后，我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我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而它们在无投资关系的情况下，除了同受国家控制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关系，这是导致关联方披露准则差异的所有制因素。
2.法律环境因素
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属于比较服从权威的社会，人们规避不确定的倾向较大。在长久形成的遵守由国家制订法律的习惯下，社会主体习惯于遵守详细具体的刚性制度规范，而不愿积极地参与制度制定，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被理所应当地认为是各种法律、法规、制度和准则制定的主体。因此，我国会计准则深受法律因素的影响，受到政府行政制度的管制，具有指令性、强制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而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环境与我国不同，法律规范是在行为习惯成为公认的惯例之后才形成的，如英美两国。社会公众对惯例的认可度并不低于法律，因此，民间制定的会计准则就会成为自觉遵守的公认规则。法律环境对会计准则制定主体的选择和准则是否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颁布等均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3.文化传统
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舍弃，新准则是继承原来旧原则的内容，借鉴iFRS创新的结果。在某些方面，还会体现我们原来的习惯做法。如我国会计准则在利润与资本保全的规范上，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较明显的差异，其原因主要是双方习惯的不同。我国的会计人员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会计要素的六分法及利润的概念，而对资本保全的概念和实务操作方法并不熟习。因此为了符合我国传统的会计文化习惯，新准则保留了利润这个要素，形成了与iFRS的资本保全的差异。可见，双方文化传统不同是造成这个差异的主要环境因素。
三、会计准则差异的未来前景
（一）环境差异的未来前景
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水平总体还是很低的。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我们可以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因此，我国经济水平在一定时期内与西方国家还会有很大的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还处在初级建设的阶段，整个体系还不完善，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各种要素市场还不成熟，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资本市场还不可能达到西方国家的完善程度。我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更不可能向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靠拢。因此，经济环境因素差异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另外从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文化因素来看。政治环境因素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两个不同的政治体制是无法兼容的。法律因素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立法解决，而文化差异可以通过加强教育解决，但这些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因此一定时期内双方的差异还将继续存在。
总之，由于环境的相对稳定性，会计的环境因素差异必然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7
关键词：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环境差异区域性整合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是特定区域的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和管理者以所属区域内的人力资源为开发对象，通过一定的开发途径实现所属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本价值得以保值增值，并被有效利用的系统性活动。其中，区域是指特定的行政区划或地理区域，具有具体性和指向性。由此可见，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成效受到了区域管理主体、区域环境、区域人力资源特征及开发途径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其中区域环境作为一组重要的影响变量，其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作用程度不可小视，但由于当前我国各区域的管理者多受短期利益导向的影响而致力于追求能获取短平快收益的开发项目而往往忽视了能够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长远战略性影响的环境因素，既导致了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决策中，如何识别其战略环境，发掘各区域在各战略性环境变量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予以整合促进其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意义将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环境变量
“战略”是一个组织长期的发展方向和范围，它通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调整资源配置来取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利益相关方的期望（萧鸣政，2007）。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是实现区域发展，赢得区域发展的竞争优势的战略活动，系统识别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环境变量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有效实施的基础。人力资源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而人力资源作为一种能动的资源，其特征和影响因素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资源。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环境分析需要综合考察能对区域人力资源及其开发活动产生长远作用的影响因素，识别其差异和影响程度。具体而言，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环境变量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自然环境、人口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见图1）。就我国而言，我国作为一大国，2011年底，我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域（含港澳特别行政区），每一区域都有其特定的行政区域、地理环境、人口、经济、政治与文化特征，各区域在环境变量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进而各区域的人力资源开发亦将受到其影响而各具差异。本文拟以新疆这一典型的西部少数民族省区为主要分析样本，并将之与湖北、广东等东中部区域进行对比，就其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战略环境变量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以识别环境变量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活动的影响。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环境的差异性分析
（一）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自然环境差异
自然环境是区域划分的依据之一，也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不可回避的现实自然条件，加上区域自然环境的长期稳定性，其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域大致可依据我国的地理形态被区分为东中西三大地理区域，且自西向东地形地貌逐步平缓，这也导致了我国在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差异与不均衡。区域发展梯度理论也认为，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各地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特征（钱士茹、王丽霞，2012）。同样，此种自然环境差异亦将影响到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例如地处西部边陲的新疆，地域面积达到166万平方公里，且行政区域内多沙漠戈壁和山脉，形成了独特的三山夹两盆的地理格局，而由于其地理条件的限制，也导致新疆的2200余万人口的分布及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与全国其他省区不同，且自身也形成了显著的南北疆差异，因此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面临较多的自然因素限制。而与之相比，湖北地域面积为18.59万平方公里，处于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丘陵和平原面积占44.5%，交通便利，区域内及区域间社会经济交往密切，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受到的自然环境条件限制较小。广东则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区域陆地面积17.98万平方公里，气候宜人，约61%的面积为丘陵、台地和平原，交通便利，区域内外交流密切，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少。
（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人口环境差异
人力资源是有别于人口的概念，但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受制于区域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是一不争的事实，同时一个地区的人口通常在短期内是难以进行大规模改变或迁移的。因此，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实施与战略选择必须要考虑其区域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特征及其可能带来的战略性影响。我国13亿人口广泛而有差别的分布于全国各省区，且地域面积相对狭小的东中部人口集聚程度较高，而广袤的西部则分布了相对较少的人口，且聚集较为分散。以新疆为例，新疆2200余万人口分布于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人口密度约为13人/平方公里，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伊犁州直属县为44.6人/平方公里，而人口密度最低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则仅为2.4人/平方公里，人口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这导致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面临较大的人口因素限制。而湖北人口约为5700余万，人口密度约为307人/平方公里，人口集聚程度较高，且区域内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程度相对较低，这有利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人口供给。广东人口则约为1.04亿，人口密度达到为584人/平方公里，且广州、深圳等八地市的人口密度超过1000人/平方公里，为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这种状况无疑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贮备，但也给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具体实施带来了极大的成本压力。上述现实的人口总量及其分布差异导致各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着显著差异的基础条件，进而将影响后续的人力资源开发具体实践。
（三）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peSt差异
1.政治环境差异分析。政治环境（political）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稳定的政治局面、积极的政策、高效而透明的政策执行与行政管理是实现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取得实效的政治基础，但我国不同省区面临着区域政策差异、公务员队伍素质良莠不齐、执政效率与效能差异等现实问题。就我国当前的政策及其执行状况而言，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涉及的教育、培训、迁移和保健等诸多领域均有一定的法律或政策基础，但又普遍存在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以及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等现实问题。以新疆为例，近年来新疆全面推行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提升少数民族汉语学习和运用水平，有助于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和潜在的就业能力提升，同时也加大了对企业培训和政策性就业培训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如新疆2011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四大培训制度”，即：劳动预备制度、就业技能培训制度、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制度和创业培训制度，以免费培训和职业培训补贴的形式推动职业培训发展（蒋夫尔，2011）。这些政策与措施有助于企业和相关社会机构对所属人力资源的技能培训工作的开展，也将有助于区域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本价值的积累和增长。但相对而言，湖北和广东作为经济和人口大省，其人力资源开发相关政策及其执行则显得内容更加全面、形式更加多样、投入更有保障、执行更加严格、效果更显突出。
2.经济环境差异分析。经济环境与条件（economic）是区域人力资源资源开发能否顺利实施的经济基础，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特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布局和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等将深刻的影响该区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定位和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东西部地区显著的经济发展差异，更是导致东西部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差异的基本因素。例如，新疆2011年的GDp约为6600亿元，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7.23%、48.8%、33.97%，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为：48.7%：15.6%：35.7%。而同期广东的GDp为53210.28亿元，三大产业产值比重为5.01%、49.7%、45.29%，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为：23.9%：42.4%：33.7%。相比较可见新疆目前仍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区域，并以棉花、西红柿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为主业，且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领域，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一方面会导致农业就业人员的季节性失业，另一方面又会带来季节性的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困境，新疆政府和相关农业企业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新疆区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现实制约了对策的作用效力，而且在当前新疆的经济发展态势的制约下，这种劳动力的供需矛盾还将持续，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根据上述现实矛盾的解决需要进行战略选择与调整将对区域劳动力供需矛盾的解决产生重要的影响。
3.社会环境差异分析。社会环境（Social）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人文背景，区域内的主流价值观、居民生活方式、文化积淀、文化特征、风俗习惯等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因素，现代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显示了我国东中西部以及南北不同区域的人文社会环境的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也将是直接的。就新疆而言，新疆是一个汉、维、哈等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维吾尔族是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同时也形成了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独特社会心理、习惯与风俗，因此在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如何处理新疆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教育、培训、流动等问题就更加复杂。例如，在新疆当前推行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如何在获得少数民族群众认可的基础上强化汉语的教育与应用仍有待解决，在新疆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向内地省区的就业迁移流动中，如何解决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也是新疆和内地省区的各级管理者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而与之相较，湖北、广东等省区虽人口众多，但民族成分集中，居民生活方式、文化背景趋同，主流价值观相对统一，这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与设计提供了较好的背景条件。
4.技术环境差异分析。技术水平与条件（technological）则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一环，一地的生产技术发展程度与应用水平将直接决定该地的人力资源开发途径与手段的选择，一地的生产技术发展潜力则影响到一地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与选择，而一地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技术发展与应用水平则本身就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与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就新疆而言，新疆地处西部边陲，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程度相对前述的广东、湖北等区域较低，产业布局以农业相关产业及石化等能源工业为主，产业类型较为集中，生产技术类型较为单一，对从业者的要求具有显著的针对性，这种现实的生产技术水平与条件无疑对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新疆区域内自身具有的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机构和人员相对欠缺，例如新疆全区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4所，湖北省内共有普通高等院校60余所，而广东省区则有各类普通高等院校70余所，且在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质量上湖北和广东的高等院校相对新疆更具优势，此外新疆在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企业培训机构的数量与质量上也极其不足，这也导致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水平受到较大的限制，进而不利于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快速发展。
区域性整合：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环境差异的应对
面对因素多样，区域差异显著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区域各级管理部门和组织管理者如何抉择相应的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与行动方案是其人力资源开发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对如何应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环境变量差异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的是区域环境中的各因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难以被人为改变的，区域管理部门和各类组织面对环境时主要的选择必将是适应环境的要求，并通过整合各类环境资源，协调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区域环境因素的关系，利用其有利因素并规避或转化其不利因素，从而实现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协调和有效实施（见图2）。
（一）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需与区域环境特征相吻合
战略是计划和行动的先导，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实践的基本思路与规划。在制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时，需考虑本区域的区域环境因素特征，明确其有利的方面和不利的方面，筛选出积极的资源优势和消极的资源劣势，识别本区域环境因素与周边区域的差异与关联，明晰本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所从属区域和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定位关系等，并据此根据本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和实施方案。就新疆而言，新疆在制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时就应当整合性的考虑区域地广人稀，但人口区域性集中，少数民族聚居，汉语水平偏低，区域产业集中，农业和能源工业较发达，但其他产业发展滞后，生产技术单一等现实环境变量的影响，并据此分析区域民众和劳动者的现实人力资源开发需求，进而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做到有的放矢。
（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需统筹规划、协调整合区域环境中的资源优势
资源是环境提供给开发者的自然馈赠，但不同区域的资源供给是差异的，因此识别环境中的资源差异，并将环境资源供给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需求进行比对和关联，进行选择性使用将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环境因素整合的关键。首先就是识别区域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并将之整合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优势。就新疆而言，在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面对多样的环境变量，可识别和整合的资源优势在于：数量较少但分布集中的人口是潜在的人力资源储备，区域产业的集聚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对口援助新疆政策的扶持是新疆人力资源开发的时空优势，为此，新疆应在此时机积极利用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契机，积极推进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涉及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项目以及区域内、区域间人力资源流转与保健等项目的统筹规划、协调与建设。
（三）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需借助区域合作应对区域环境中的不利因素
在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环境因素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源的优势，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资源的劣势与不足。面对现实的资源劣势与环境不利因素，被动的适应是不可取的，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将不利因素尽可能的进行消解或转化。同时，面对无法扭转或改变的不利因素，则应适时的选择暂时放弃或冷藏，在未来时机到来时再予以启动和实施。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仅依靠本区域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或转化这些环境不利因素的，因此在信息化、市场化的今天，借助区域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交流以整合区域间的力量合作来消解、应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不利因素与问题就成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就新疆而言，其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环境不利因素主要在于：区域地理位置偏远，交通干线单一，区内人口聚集区沿水源分布而较为分散，且与其他省区的联系相对不便；区域少数民族语言人口众多，双语教育成效还未显现，语言障碍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进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差异与融合是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实践中的社会文化背景性问题，如何促进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效；此外，新疆区域的文化教育力量较弱，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不高，也成为阻碍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技术性问题。为此，新疆就需要借助西部开发和发达省区对口援助新疆的时代契机，积极加强与内地发达省市的经济社会联系，借助合作的契机提升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性实力。
（四）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的选择需与区域环境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相匹配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在实践中常用的开发途径为教育、培训、流动和保健等几类，而不同开发途径的选择与组合不是随机的和主观任意的，而应根据区域环境特征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来进行匹配。新疆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工业基础总体薄弱，第三产业又不够发达的西部区域，长期来看，过于片面的强调农业人口向外转移的策略是不可取的，因为当前随着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西部大开发进程的进展，以及对口援助项目的不断投入，新疆各地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其区域工业及第三产业发展所需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增长迅猛，而传统的区域人力资源向外流转的现实造成区域内投产企业招不到工人的现实困境，为此，新疆在合理进行人口向外流动的同时，更应注意根据本区域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因素的变迁调整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的选择与组合方式，进一步加强双语教育的实施力度，强化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注重职业培训、为企业培训提供必要的扶持，并从政策和法律上进行必要的保障，使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不至于做无用功，而真正实现人民得实惠、企业得效益、区域得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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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8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谢晓非教授20年来一直潜心探讨风险认知与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学问题，并致力于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现实的危机管理。作者基于在汶川地震救援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了期望差异效应。在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和澄清的过程中，作者意识到，由于个体的认知特点，“期望差异，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危机情景，而是普遍存在于风险沟通中的一个基本心理过程。鉴于这一特定概念对于危机管理的重要意义，本刊特邀请谢晓非教授及她的学生撰写此文。作者不仅通过严谨的推衍过程，界定了“期望差异”的概念，而且还就这一概念在风险沟通中所涉及的相关心理学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文对于如何减少期望差异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概念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还尚有探索的空间。希望此文能对相关领域的学者有所启发，并关注这一研究问题。
摘要期望差异效应指同一情境中各方期望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人际冲突。期望差异，包含维度和程度差异两个成分，不可避免且不易为个体所察觉，还可能在群体环境中被强化；在危机情境下，期望差异与风险沟通障碍之间极易形成恶性循环。个体的角色、对信息的知觉、所具有的知识在维度上；心理权利、信任在程度上会对期望差异产生影响并导致沟通障碍。打破思维定势能有效减小期望差异并启动风险沟通的良性循环，在危机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期望差异；风险沟通；思维定势
分类号BR49：C01
当今社会，危机事件频发，有效的风险沟通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了解危机事件并做出恰当的反应，也是灾难救援及危机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然而，危机中的各种困难使得风险沟通往往无法顺利完成。期望差异是产生风险沟通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从现象与概念出发，阐述其心理成因，并总结减少期望差异以及克服风险沟通障碍的机理和途径。
1现象与概念
事件一：一位南京市民在银行自助存款时钱款被吞，电话客服告之处理需两个工作日，随后他再次致电假称机器多吐了钱，客服在5分钟后赶到。客户质疑银行区别对待，银行则称后种情况会影响现金安全才需要即刻处理（今日早报。2012年9月10日）。
事件二：北京地铁站内一名旅客拒绝接受安检，并与附近执勤的民警发生肢体冲突。有些市民认为地铁安检只是形式，反而会耽误乘客时间。地铁方面则表示安检是为公共安全考虑，对不配合的乘客安检人员表示困扰（北京日报，2010年4月23日）。
事件三：一架飞机因遭遇雷雨天气而在上海浦东机场备降，长达20小时的等待后，20多名愤怒的旅客进入机场滑行道，导致一架刚刚降落正在滑行的飞机被迫停机（东方网，2012年4月12日）。
如今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这样形形的矛盾纠纷，有些表现在认知上（事件一），有些则在行为层面爆发出来（事件二、三）；有些发生在个体身上（事件一、二），有些则发展为（事件三），其中一些事件甚至导致了无可挽回的悲剧后果。那么这些矛盾纠纷背后可能存在怎样的心理原因，因何激化又如何减缓呢？本研究者认为，个体与个体之间因为立场、角色的差异而存在一些容易出现又很难调和的知觉差异，我们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期望差异效应，这样的差异还会因危机情境和群体背景而被放大，必须改变个体的认知方式才可能进行有效的调整。
1.1期望与期望差异
无论对己对人，还是对某个事件，人们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期望，期望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期望差异”（expectationdiscrepancy）是由谢晓非和朱冬青（2011）提出的，它描述的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冲突的来源，指处于同一情境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望与另一方自我期望之间的差异。在现实情境中，这种差异也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同一情境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望与其知觉到的对方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等等。而期望差异所带来的人际冲突则称为“期望差异效应”，这种效应能够概括危机情境下的一系列人际冲突现象，同时也可以表现在很多其他方面，并在许多现实的案例中观察到。
期望差异最直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期望的“程度”差异，即沟通双方在期望的数量大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即使一方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期望，也依然无法令另一方满意。举例来说，在危机管理领域，受灾民众对其个人得到医疗救助和物质支持的期望往往要超过政府工作人员所知觉到的程度。已有研究涉及到相关概念，比如，oliver（1980）提出的期望与期望不一致（expectationandexpectancydisconfirmation）模型描述消费者的期望与实际感知到的产品绩效之间的程度差异；在消费和服务领域被广泛应用的SeRVQUaL量表衡量消费者在不同项目上对服务的期望和实际感觉之间量的差异，并将其作为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parasuraman，Zeithaml，&Berry，1988）。
除了期望程度之外，期望差异还可能体现在另一个更为本质的方面，沟通双方在期望的内容上就存在差异，即期望的“维度”差异。比如当灾难发生时，受灾民众期望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和物资支持而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关注危重病人的救治与社会安全与秩序等。当飞机延误时，虽然合理的解释和赔偿是乘客期望的一部分，但在等待的过程中乘客们往往期望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抚慰，航空公司方面则更可能关注航班的调度与机场的管理，往往忽略在情感上对乘客进行抚慰并及时告知事件进展等信息。以往在组织管理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在笼统的期望差距（expectationalgap）概念基础上提出，不同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如物质、政治、信息等）出发考虑问题，从而影响他们对于企业行为是否符合预期的判断（Reichart，2003）；以“期望-知觉”差异为基础的服务质量研究也发现针对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消费者满意度产生作用的影响因素会发生变化（Gundersen，Heide，&olsson，1996），还有研究者进一步采用维度重要性加权的方式对测量方式进行修正（e.g.，Brochado，2009）；earle和Cvetkovich（1995）提出的突出关注点相似性（salientvaluesimilarity）模型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维度的相似性判断，即自我与他人在面对特定情境时是否关注相同或相近的目标；在传播学的研究中，Katz、Blumler和Gurevitch（1973）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的观点，认为观众会主动从媒体中进行选择，从而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观众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包含不同的维度（如：信息获取或是娱乐）。
虽然以往的研究提到了个体的期望存在不同的维度，而不同个体可能关注不同的维度，或者在程度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维度的区分，但并没有直接把这种基于内容或维度的知觉差异视为知觉差异的一个主要成分而与知觉的程度差异纳入一个框架中进行考虑。比如，在有关入职期望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是从入职期望的内容、维度、影响因素和期望落差等角度分别地进行研究（姚琦，马华伟，李强，2007）。本文作者认为，维度与程度这两个成分应该同时在期望差异的概念中进行考虑，即个体的期望可以分为两个成分（见图1虚线框）：期望维度差异指沟通双方在期望内容上的差异；期望程度差异则指双方所期望的内容在数量大小上的知觉差异。维度差异与程度差异可以同时存在，也可能先后产生，但是，维度差异往往是更为本质的部分，因为如果沟通双方在期望的内容上发生了偏离，此时无论在程度上如何进行调整，双方之间的期望差异则始终存在，而只有当双方期望的关注内容转移到了同一维度上，才有可能在程度上进一步缩小差异。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以往的研究中有一些与期望差异效应相近的概念（如期望不一致、期望差距等），这些概念与本文提出的期望差异概念的本质可以说是同源的，都是探讨自己-他人知觉差异导致的问题。然而，在探讨不同的知觉差异时可能会因为其关注的问题不同、知觉主体和对象的不同、产生的影响不同而具有其独特的重要性。以往的概念大多被用于消费和商业领域，本文作者则是在危机的背景下讨论期望差异效应。危机情境有着突发性和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性和非程序化决策等特点（Farazmand，2001；薛澜，张强，钟开斌，2003）。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有效的风险沟通变得格外重要。期望差异效应能够对危机情境下的一系列人际冲突现象进行概括，在期望差异的基础上探讨冲突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于危机应对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将把关注点同时放在人际冲突的双方，采用期望差异效应的概念，深入探讨期望差异与风险沟通障碍相互作用之后形成的恶性循环，并在解析期望差异发生的复杂过程后针对性地提出减少期望差异、促进有效沟通的应对策略。
1.2期望差异与风险沟通障碍之间的循环
风险沟通指的是围绕风险相关信息，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其中所涉及的不仅包括风险性质本身的多方面信息。也包括针对风险信息和风险管理相关法规表达关注、提出意见并进行反应（Covello，peters，&wojtecki，2001；谢晓非，郑蕊，2003）。风险沟通的有效性、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以及建立沟通中的信任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发性的危机情境要求各方迅速地做出反应，因此当下的风险沟通就变得紧迫而重要，在客观上对风险沟通的效率要求更高。然而，由于危机情境的特殊性，危机下的沟通双方相比普通情境也会发生变化，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增加了风险沟通的难度以及障碍出现的几率。
（1）信息沟通双方——非理性的个体：危机情境下非程序化的决策特点在信息、资源、决策方法等方面限制了个体做出“理性”决策的条件。风险沟通的心理噪音模型（thementalnoisemodel）认为，危机情境会形成心理噪音背景，干扰个体的认知能力，个体容易被负性情绪所支配，无法采用理性的加工过程（Covelloetal.，2001）。因此，在外在决策条件和内在认知能力的共同限制下，个体在危机情境下更容易出现非理性的状态，无论是信息接收方还是信息方，非理性的决策都可能形成风险沟通的障碍。
（2）信息接收方——增加的信息需求：危机情境下，常常由于其突发性特征导致信息严重不充分、环境不断变化、无法以常规方式应对等。因而个体往往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作为信息接收方的个体，对于信息的需求就会更为强烈，也更倾向于表达自身对于风险的关注（Lu&Yang，2011）。不仅如此，个体的信息需求还可能在危机情境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Janssen，Lee，Bharosa，&Cresswell，2010）。于是，无论在期望的维度上还是期望的程度上，信息方想要达到接收方的沟通期望都变得非常困难。
（3）信息方——有限的沟通经验：对于信息方来说，虽然越来越频发的危机事件使其试图从多方面提升其危机应对能力，然而危机情境的突发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往往使得过往的应对经验失效，从而出现准备不足的情况，比如延迟沟通和无效运转（e.g.，Yamamura，2010）、缺乏及时的政策调节（e.g.，Floumoy，2011）等等，最终会对沟通效率造成不利的影响。
基于上述几个特点，在危机情境下进行风险沟通，很容易出现期望差异。就信息接收者而言，个体对于信息强烈而不断变化的需求无法被信息方完整及时地知觉到，信息方在危机下沟通经验的缺乏也使得高效的风险沟通很难实现，从而无法满足接收方的期望；而对信息方而言，因为外部决策条件和内部认知能力对信息接收方的限制，所的信息无法被接收方有效与理性地加工，也无法满足方的期望。简而言之，危机情境的特殊性使得风险沟通存在很大的困难，如果风险沟通的双方同时存在期望差异，衍生出的不信任等因素则会进一步恶化风险沟通障碍，形成互相转化、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见图1）。
虽然期望差异和风险沟通障碍之间很容易在危机情境下被放大，并进行相互作用形成负性循环，但反过来考虑，如果对这个循环的启动和中间环节进行适当干预，也可能抑制负性循环过程并促进良性循环的产生。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必要深入探讨影响和放大期望差异效应的因素，以及其作用于风险沟通的具体途径。
2期望差异的心理成因
危机情境中，只要沟通双方身份、角色、责任不同，双方的期望差异就必然存在。探讨期望差异内在的心理成因，对于更好地理解和干预期望差异都是非常必要的。
2.1自我-他人知觉差异的普遍存在
期望差异的产生首先源于个体之间普遍存在的知觉差异。个体在知觉自我和知觉他人时存在差异，在社会心理学许多领域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并且这种差异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和沟通障碍。基本归因错误（thefundamentalattributionerror）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归因的一个经典概念，是指行动者（actor）与观察者（observer）在推断个体行为的原因时会有不同的倾向：前者会更多地将自身行为的原因归于外部情境的影响，后者则更多地认为行动者的行为来自于其稳定的特质（Jones&nisbett，1972；Ross，1977）。
在一些有关偏见和刻板印象的研究中发现，个体对自身的偏见程度知觉与观察者的知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在一个探讨白人与黑人人际互动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白人对黑人的言语友好程度与其自我报告的外显态度相关，但观察者的判断则来源于白人的非言语行为，这些判断则与白人的内隐态度相关（Dovidio，Kawakami，&Gaertner，2002）。Vandello、Ransom、Hettinger和askew（2009）则发现男性会高估其他男性的攻击倾向以及对攻击行为的赞同程度，并且基于这种带有偏差的判断，其自身也会表现出比实际意愿更高的攻击性。
知觉差异还存在于团队合作和日常人际交往领域。在团队合作游戏中，个体常常会倾向于认为自身的贡献要大于团队中的其他人（Savitsky，VanBoven，epley，&wight，2005）；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可以通过观点采择等方式减少对“最公平分配”的知觉差异，个体对于他人的合作或竞争行为倾向仍然会因情境线索而有不同的预期，进而影响自身行为（epley，Caruso，&Bazerman，2006）；在判断自我表露程度时，个体会认为自己的价值观表露比他人充分，他人没有足够的自我表露，从而引发人际疏离（pronin，Fleming，&Steffel，2008），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又会认为自己对他人的了解深于他人对自己的了解（pronin，Kruger，Savitsky，&Ross，2001），从而陷入“你对我不够坦诚，但我更了解你”的矛盾中。
自我-他人知觉差异在许多领域得到了证实，期望差异效应也是众多自我-他人知觉差异的一个具体表现，差异的存在会在社会互动中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么这些差异的存在是由什么原因导致，具有怎样的认知根源呢？
2.2知觉差异的认知根源
2.2.1基于信息差异的解释
Jones和nisbett（1972）认为自我-他人，或者行动者-观察者认知偏差的出现是因为行动者和观察者所能够获得的信息不同。对于一个归因过程来说，人们会考虑效应信息和原因信息，其中效应信息包括行为本身、行为结果和行动者的感受，原因信息则包括环境信息和意图信息。观察者无法直接获得有关行动者感受的信息，只能通过一些表情手势或者对行动者的一贯了解来做出推断，因此常常会出现偏差，对于行动者的意图信息也是如此；另外，对于行动者来说，环境因素是贯穿于整个行为过程中的，而观察者可能只能获得行为发生时那一瞬间的环境信息，从而导致双方对环境信息赋予了不同的权重。由于观察者对不熟悉的行动者无法获得其个人历史信息，因而更倾向于将行动者的单一行为看成为一个典型行为，并且更多地将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进行比较，而行动者则更多地将自己的行为与自己过往的行为进行比较。关于自我-他人的认知偏差，还有许多其他的解释，主要关注的也都是个体所能够获得的以及所倾向于使用的信息差异，比如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认为个体在进行比较判断时会更依赖于与自我相关的信息，焦点主义（focalism）则强调比较的目标与参照点会使得个体对不同的信息采取差异性的关注（Krizan&Suls.2008）。
2.2.2内省错觉：对“偏差”的知觉偏差
内省错觉（introspectionillusion）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和拓展，将自我，他人在认知过程中信息和加工过程的差异进一步细分为4个主要的成分：（1）看重自我内省信息；（2）自我-他人不对称性（忽视他人的内省信息）；（3）忽视自我行为；（4）对自我和他人的内省信息赋予不同的价值（pronin，2009）这个理论最重要的补充在于“关于偏差的内省信息缺失”。以往从信息差异视角出发的解释认为，自我与他人由于观察行为的角度不同，获得的信息也不同，个体有关自我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内部，而他人则只能通过外部观察等途径来了解个体的行为，基本归因偏差以及其他的一些认知差异都来源于这种信息不对称性。而内省错觉理论则进一步认为，个体不仅仅会出现上述的偏差，并且还常常否认自己出现了这样的偏差，这是因为个体对于自身的内省信息是非常依赖的，除了体现在前面所述的行为知觉、行为归因上，其在判断自己是否出现偏差的时候同样会依赖于这些内省信息，而由于许多偏差是个体无法意识到的，因此个体也就无法获得有关“我出现了偏差”这样的内省信息，从而倾向于认为“我没有偏差”。另外，由于“偏差”一词所隐含的贬义意味，自我提升的动机也会强化这种认知（pronin，Gilovich，&Ross，2004；pronin，2009）。
然而，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出现见解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朴素实在主义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确信自己是客观而不存在知觉偏差的，任何“客观”的他人都“不应”与自己意见相左。于是，如果人们觉得事件或事物本身并不能导致自己与他人在知觉和见解上的差异，就只能认为是他人出现了偏差。实际上，研究者发现，他人越是与个体意见相左，个体可能越倾向于认为他人存在偏差（ehrlinger，Gilovich，&Ross，2005；Reeder，pryor，wohl，&Griswell，2005）。由此可见，个体一方面无法知觉到自己出现偏差，一方面认为与自身持有不同观点的他人存在偏差，这就是所谓的“偏差盲点”（pronin，2009）。
2.2.3确证性偏差：自我信念的强化
确证性偏差（confirmationbias）是指人们在事先存在的信念、期望、假设、结论或决定的基础上，后续搜索或解释信息时所发生的偏差，即更倾向于选择一些能够证明这些已有信念的信息（Jonas，traut-mattausch，Frey，&Greenberg，2008；nickerson，1998）。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非有意地扭曲信息搜寻和信息解读的过程，但在不经意间又的确出现了这样的偏差。无论个体与他人是在一般的知觉判断上出现差异，抑或是对于“是否出现偏差”本身存在分歧，一旦个体预先存在某种信念，就可能影响到其进一步的知觉和判断倾向，使得自己的预先信念得到不断强化。
从动机层面来说，选择一致性的信息来支持自己已有的结论，能够使个体避免认知失调（Jonas，Schulz-Hardt，Frey，&thelen，2001）；而从认知层面来说，当个体已经获得了一个预先结论而进入“确证”阶段后，会形成一个对信息的“准备”状态，即所谓的知觉准备性（perceptualreadiness，），此时对信息的开放程度会大大减弱，只有一致的信息才会被纳入（Bruner，1957）。此外，研究者也发现，通过一些方法，比如在信息的呈现过程中使个体将关注点从预先的信念或决策中转移开（Jonasetal.，2001，2008）、打破个体的思维定势（Kray&Galinsky，2003，），能够减少确证性偏差的出现，然而如果不采用额外的干预，确证性偏差往往无可避免，尤其当个体的预先信念非常强烈时，偏差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Brannon，tagler，&eagly，2007；pomerantz，Chaiken，&tordesillas，1995）。
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认知根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个体因处于不同立场、不同角色而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认知局限，不同个体会产生不一致的期望，对于他人和自身的行为知觉也会不同，很容易出现期望差异效应，并且这种期望差异也往往包含偏差；（2）虽然这种偏差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在判断自己是否出现偏差时，由于个体同样存在认知局限，缺乏有关偏差存在的内省信息，从而无法知觉到自己的这种认知偏差；（3）由于个体在动机层面要避免自己出现认知失调，在认知层面存在知觉选择性，还会强化自我信念，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有偏判断。于是，在以上三方面的因素作用下，期望差异很容易出现，同时又不易被个体所意识，反而会在个体的错误知觉下不断被固化，最终期望差异就成为一种很难避免且不易消除的人际冲突因素，并且这个效应还会在很多情况下被强化和放大。
2.3期望差异效应的群体强化
许多研究都发现，群体可能会突出或放大个体层面偏差的影响。早在1976年，研究者就发现在态度、知觉判断、风险和伦理决策等多方面都会出现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的现象，即经过群体讨论后的结果会沿着初始结果的方向走向极端（myers&Lamm，1976）。以具体的知觉偏差为例，研究者发现如果群体内成员个体的自我服务性偏差比较大，就极有可能会转变为群体自我服务性偏差（Hinsz，tindale，&nagao，2008）。
群体的客观存在会加剧个体偏差，而群体身份与意识的凸显，同样会强化偏差。这是因为以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的过程会导致个体去个体化。并且会强调内群体成员的相似性和外群体成员的差异性。一些特殊的危机情境就可能会使个体因群体身份的凸显而出现更大的群体间冲突。以现实的危机事件为例，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恐怖冲突之后，以色列青少年反阿拉伯倾向以及偏见便更强烈，社会心理距离也更远（Bar-tal&Labin，2001，）；根据美国阿拉伯反歧视联合会（americanarabanti-DiscriminationCommittee，2001）的统计，911事件后的数周内，出现了有关禁止阿拉伯乘客搭乘飞机的投诉，针对阿拉伯个体的暴力冲突、公开骚扰和表达憎恨的邮件都有所增加：2005年Katrina飓风过后，很多媒体大肆报道了数量相对较少的黑人受灾者的犯罪行为，引起了媒体的评论家、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Sommers，apfelbaum，Dukes，toosi，&wang，2006）。
研究者发现，个体知觉到的外群体威胁会增加群体间的歧视行为，为这种歧视行为提供“合理”的理由（pereira，Vala，&Costa-Lopes，2010；pereira，Vala，&Leyens，2009）。在危机情境中，一方面个体会借由群体身份来寻找安全感，另一方面由于心理噪音背景的影响，个体很容易高估外群体的威胁性而出现群体间的负性评价和冲突，期望差异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得到强化。由此可见。当人们由单独的个体汇集成群体时，一些知觉偏差会走向极端，而当面临严峻的环境考验时，各种资源严重匮乏，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会急剧升高，群体间的界限也会更加分明，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很可能会对理性的知觉产生负面影响。不同群体因为感受不同、信息不同、身份不同、立场不同而必然出现期望差异，引发的相互对立的情绪，出现抱怨、误解、冲突等状态，这对整合多方力量，共同应对和抵抗危机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3期望差异导致沟通障碍的具体途径
期望差异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在危机管理中，期望差异效应通常出现在风险沟通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处理不当甚至会导致恶性循环，造成严重的风险沟通障碍。期望差异包含两个成分，期望的维度与期望的程度。期望差异效应的具体路径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即沟通各方关注点不在同一维度，以及各方在同一维度上期望的不同程度。导致关注点不同的主要因素包括：角色、对信息知觉的特点和知识；而导致各方在同一维度上期望程度不同的主要因素有：信任和心理权利。
3.1引发期望维度差异的因素
3.1.1角色
角色期望是指群体对在这个群体中占有特定位置的个人所特有的期望，它构成了社会结构和角色行为之间的“桥梁”（朱智贤，1989）。不同的个体对同一角色的期望有所不同，处于特定位置的个体对自身的期望与大众的期望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危机情境中所承担的角色不同，必定导致在风险沟通过程中出现期望差异效应。
首先，风险沟通中不同角色掌握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风险沟通过程中，信息方通常掌握着比较准确、全面的信息，而信息接收方通常只能被动地获得信息。由于信息传递中存在损耗和扭曲，往往导致信息接收方最终获取的是较片面甚至是有偏的信息，这样就容易导致自我，他人认知偏差（Jones&nisbett，1972）。信息方与接收方在信息的内容、性质和数量上都可能出现不一致，从而导致双方对同一事件的关注点不同。SaRS初期的风险沟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只有少数专家和政府部门了解SaRS真实情况，由于担心更多的信息后会导致恐慌，相关部门在风险沟通过程中只公布某些流行病学数据，对于未公开但公众又真正想要知道的信息便迅速引发猜测，反而导致了谣言泛滥并使得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慌。
其次，不同的角色导致不同群体间突出关注点不一致。突出关注点是指在特定风险情境下个体认为重要的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方式（earle&Cvetkovich，1995）。在食品安全事件中，根据利益相关性，通常存在主要沟通对象（受害者）、次要沟通对象（潜在受害者）和旁观者（通常扮演监督者角色）三类。如在三聚氰胺事件中，主要沟通对象为食用奶粉致病的婴幼儿家庭，次要沟通对象是有婴幼儿奶粉需求但是并未受到危害的家庭，而除此之外大部分对此事关心的公众可以视为监督者。不同的沟通对象突出关注点不一致，主要沟通对象最关心的是治疗和赔偿方案，次要沟通对象最关心的是怎样购买到放心的奶粉，而监督型公众则把问责和制订乳品新标准视为最迫切的事情。由于沟通对象多样化，风险沟通方如果只能满足部分沟通对象的期望，便会导致期望差异效应的产生。
此外，不同群体对职责等方面的知觉差异也会导致期望差异效应的产生。如消费者认为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者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免受不必要的伤害，并能在民众遭遇灾难的时候给予帮助，所以更加偏好管理者在预防方面做出的努力（VallDijka，Houghtonb，vanKleefa，vanderLansa.Roweb&Frewera，2008），而不是事后采取补救措施。而政府相关部门却认为自己在风险出现时就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3.1.2对信息的知觉
危机情境使个体处在强烈的心理应激状态中，个体对风险相关的信息有强烈的需求。因此信息的性质和来源对个体知觉风险信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强烈的负面情绪也会影响个体的风险知觉。
首先，对信息性质的知觉特点直接影响个体在风险事件中关注的内容。信息性质是指信息的正负性。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具有负面信息主导的心理特征。人们会赋予负性信息更大的权重，对负性信息的反应会强于对正性信息的反应，对负性信息会给予更高的信赖程度和重视（taylor，1991；Siegrist&Cvetkovich，2001）。危机事件发生后，由于强烈的心理噪音作用，个体的认知能力受损，负面信息主导的心理特征更加突显。公众会更多地关注事件的负面报道，并且容易信以为真，在焦虑和恐慌情绪的作用下，个体对于有效的风险沟通具有强烈的期望，但在危机状态下，这种期望往往很难实现。举例来说，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大环境下，人们知觉到了大量有关食品安全的负性信息，以至于越来越渴望食品安全零风险。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不可能做到零风险，即便是完全天然的食品，烹制不当也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威胁。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几乎不能达成，而期望不能达成的状态又会让个体对相关部门失去信任，长此以往，使得食品安全的风险沟通陷入恶性循环。
其次，信息的来源也直接影响沟通双方的关注焦点。同样的信息经由不同渠道，公众的知觉会有所不同。个体加工接受到的风险信息时，会判断信息者的突出关注点是否与自己的相似，即判断突出关注点相似性。突出关注点相似性是指个体判断他人或机构在某种风险上与自身的重要关注点是否一致（Bardi&Schwartz，2003）。突出关注点相似性高，则信任水平高，风险沟通信息的接纳程度较高，反之则低。突出关注点相似性的判断过程是快速启发式加工过程（earle&Cvetkovich，1995），即在短时间内完成，信息来源就是启发式加工过程的一个重要线索。而在风险沟通过程中，公众的突出关注点就是对风险沟通方的期望维度，信息方一旦被判断为与公众的突出关注点相似性低，就很难达到预期的风险沟通效果。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生产商、销售商通常被认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在风险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对生产商或销售商的行为和意图都预设成了“演戏”、“做作”，导致生产商或销售商的危机应对措施作用甚微。
3.1.3知识
人们在理解风险沟通信息时会调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很多研究都表明公众的知识水平与风险认知显著负相关（Christoph，Bruhn，&Roosen，2008；Scholderer，Balderjahn，Bredahl，&Grunert，1999）：即对导致风险的因子了解得越多，风险认知程度越低，比如，知识水平较高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更为积极（Hossain，onyango，Schilling，Hallman，&adelaja，2003）。如果公众了解转基因水稻的知识，能显著提高他们对这种水稻的接受程度（DeSteuretal.，2010）。已掌握的风险相关的知识类型和程度会导致人们关注风险的不同维度。
掌握的知识类型不同会造成沟通方和接收方关注点的不同。以转基因食品研究为例，与风险相关的知识通常可以分为利益知识和风险知识（poortinga&pidgeon，2006）。沟通方（科学家或政府机构）由于掌握着丰富的利益知识和风险知识，风险沟通中一般着重强调转基因食品带来的利益，如耐盐耐碱性良好，能够解决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食品问题，同时它的高产高质也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大多数公众的利益知识较少，从而导致公众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接受这类信息。公众更为关心的是食用转基因食品给自身带来的影响，期望沟通者能够更多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这就导致了沟通方认为公众“不可理喻”，而公众却认为沟通方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沟通失败。
除了知识类型，在同一个方面掌握的知识程度不同也会导致期望差异效应的产生。根据利益知识和风险知识掌握的不同程度，可以将公众化为四类（poortinga&pidgeon，2006），即利益高一风险高、利益低-风险低，利益高-风险低和风险高-利益低四种。面对利益与风险混合的沟通信息时，四类人群有各自的信息知觉特点。第一类人群对于转基因食品有较为客观的了解，既知道转基因食品的利益也知道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他们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因而会对风险沟通信息有较为深入的加工。而第四类人群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了解较少，由于负性信息主导的心理特征，在面对混合信息时，他们会更容易受风险信息的影响，从而导致沟通信息中的利益信息无效。而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他们只对转基因食品的利益或者风险有所了解，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他们通常会选择性注意与已有知识相符的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
3.2影响期望程度差异的因素
3.2.1心理权利
在社会公正与相对剥夺的研究中，权利（entitlement）描述的是在一个社会中，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分配中应得的资源或者在人际交往中应得的对待，心理权利（psychologicalentitlement）指的则是个体对于自身拥有权利的一种主观知觉，这样的知觉可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强化而形成的，也可能会受到特定情境下个体所处角色的影响，个体会对自己或他人的实际所得与知觉到的权利进行对比，从而产生对于某个特定事件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判断，这种比较也会影响其在特定情境下的满意度感受（major，1994）。
通常而言，如果个体感受到的心理权利越多，也就意味着其对于资源的期望也越多，期望也更不容易得到满足。以往的研究发现，在人际交往中，个体在整体上心理权利的程度常常与自利性归因、社会困境中的竞争选择、攻击行为等联系在一起（Campbell，Bonacci，Shelton，exline，&Bushman，2004）。在消费领域中，研究者发现顾客的心理权利感（即顾客认为自己应该无偿得到特殊对待）会令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显得更有攻击性，而从服务人员的角度来说，在与顾客的互动中感受到这种攻击性就会进一步对他们情感和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Fisk&neville，2011）。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心理权利会影响到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如何表现，而当个体对于应得资源的预期与实际所得资源出现程度差异，或者一方的心理权利超过了另一方能够接受的程度时，就可能对互动双方的公平感、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冲突的产生。
危机情境下，个体的心理权利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期望差异。有研究发现当人们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一些负性事件后，会感受到一种心理权利，认为自己应该在未来获得更多更好的结果，从而使得他们更容易做出自私行为（zitek，Jordan，monin，&Leach，2010）。而如果个体对受害者具有较高的心理认同时，也会替代性地感受到受害者的权利，比如希望获得道歉等等（Brown，wohl，&exfine，2008）。由此可见，心理权利的意识可能会使得危机情境中的受害者对于救援工作、补偿资源等方面的期望程度都较高，但是由于危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救援的物资和人员通常非常有限，很可能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因此，即使互动双方对于危机情境下民众需求的维度知觉是一致的，在程度上仍然可能出现差异，从而产生期望差异效应。
3.2.2信任
在危机情景和风险知觉的研究中，信任的角色和作用一直被研究者关注。在技术风险领域，由于公众对新技术的专业知识比较缺乏，他们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对相关机构或他人的观点上（例如：政府监管部门、科学家等），并基于信任形成风险知觉（earle&Cvetkovich，1995）。
信任，是对预期抱有信心，以过去的经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的预期（郑也夫，2001）。也有研究者将机构信任定义为在风险或需要互相依赖情况下相信机构不会利用自身弱点的意愿（meijndersetal，2009）。信任既包含情感成分，即基于道德信息对意图、动机的判断；也包含认知成分，即基于过往表现对能力和专业性的判断（Johnson，1999）。
在危机发生后，公众有着强烈的信任需求，但是建立信任却相当困难（slovic，1999）。因为人们此时往往更多关注负性信息，不信任一旦产生，就更容易得到强化。只要信任相关方的态度、行为不符合预期，信任就可能遭到破坏，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利益知觉和风险知觉，同时还可能诱感反应，如愤怒、悲伤等负性情绪（siegrist，Cousin，Kastenholz，&wiek，2007）。公众对相关机构或部门的信任程度低，可能导致人们质疑官方解释，继而转向其对立面。例如：在2010年圣元奶粉疑似致女婴性早熟的事件中，尽管检测发现圣元奶粉的激素水平合格，女婴性早熟与奶粉无关；但是三聚氰胺事件已经使许多消费者对乳制品行业存有不信任感，公众对此事件的风险知觉较高，对于严格监管和明确赔偿有着较高的期望，一旦监管部门不能满足其期望时，期望差异的程度就扩大了，公众甚至会产生失望和被背叛的感觉。
4跨越风险沟通的鸿沟：降低期望差异
期望差异效应给风险沟通的各个环节带来了重大影响，因此减小期望差异效应成为改善风险沟通的一个有效途径。从期望差异的心理成因分析中可以看到，期望差异源于个体处于不同立场，承担不同角色而固有的一种知觉差异，有其根深蒂固的认知根源。虽然这种差异的存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由于知觉双方的位置不同、角度不同，但是个体往往很难意识到这种差异的不可避免性，一方面可能会倾向于“以己度人”而错误地知觉他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当差异出现时也会倾向于认为是他人出现偏差。那么，要减少期望差异的出现，可以从这种认知源头做起，改变个体固有的思维方式。
人们会将自身对外部世界的知觉以一些特定的方式归类和组织到个体自身的经验系统中。这个系统会随着经验的丰富而更新完善，更重要的是会反过来影响个体对于世界的知觉与理解乃至个体的行为。这个系统扮演着过滤器的角色，使个体选择性地加工信息，于是对于同样的事实，不同的个体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知觉和解释。研究者将这种经验系统称为心理模型（mentalmodel）（Gorman，1992；Rouse&morris，1986；Senge，1990）。在一些特定的心理模型下，个体就会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势（mindset），以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对事物形成理解和判断，一些偏差性的知觉和判断方式也由此产生。因此，通过打破思维定势的方式来改变个体的思维方式，可能是消除期望差异的有效途径。
4.1反事实思维
反事实思维是指促进人们考虑其他可能性的一种认知定向（Galinsky&moskowitz，2000；Galinsky，moskowitz，&Skumik，2000），通常的表现形式是“要是……该多好”（Roese，1994）。反事实思维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其他可能性的想法，使备选选项的可得性凸显，增加人们在判断和决策时考虑其他可能性的意识（Galinsky&moskowitz，2000；Galinskyetal.，2000）。
反事实思维能够增加人们认知的灵活性，减少功能固着（functionalfixedness）：启动了反事实思维的被试能够会更多注意到物体的非典型用途，从而能够更好地解决“邓克尔蜡烛任务”（DunckerCandleproblem）（Galinsky&moskowitz，2000）。反事实思维增加了人们对其他可能性的考虑，可以有效地减小由于启发式加工所造成的认知偏差，有研究发现，启动了反事实思维的被试会搜寻更多与决策不一致的信息（Kray&Galinsky，2003）。
以上的证据间接地表明了反事实思维可以减少期望差异，下述研究则直接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与Kray和Galinsky（2003）类似的方式，用故事阅读的方式启动被试的反事实思维（胡振北，2012）。启动材料描述了一个大学生去参加自己偶像见面会的场景，共有四个版本：a1b1、a1b2、a2b1和a2b2。其中a1b1是反事实正性组，该版本材料中，主人公在见面会的现场想和其他人调换座位，但遭到拒绝，随后却在自己的座位下发现了神秘大奖；a1b2是反事实负性组，该版本材料中，主人公在见面会的现场想和其他人调换座位，他人爽快地答应了主人公的请求，但是，在随后的抽奖环节中，主人公却因此错失了大奖；其他两个版本a2b1和a2b2则为对应的控制组，即无反事实正性组合无反事实负性组。启动完成后，测量被试的期望差异水平。结果发现，思维方式的主效应显著（F（1，95）=6.84，p=0.01，η2=0.07）。即启动了反事实思维组的被试期望差异要显著低于无启动的控制组。
反事实思维帮助个体了解其常规思维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在对他人形成期望或对他人行为知觉时能够有更全面的信息搜索，从而得出更客观的判断，而在理解自己与他人的知觉差异时也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从而减少期望差异的产生并防止期望差异的进一步强化。
4.2差异性思维
差异性思维，顾名思义就是促进个体考虑不同事物之间差异的一种认知定向。有研究首先激活个体对于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随后启动被试差异性或相似性的思维方式，结果发现，启动差异性思维方式的被试表现出较少的刻板印象效应（Corcoran，Hundhammer，&mussweiler，2009），这是因为差异性思维方式能够产生对比的过程，从而减小了刻板印象的效应（mussweiler&Darmisch，2008）。还有研究发现，差异性思维通过提示个体自身与他人的区别，使个体意识到自身观点的局限，从而促进个体接受他人的观点，即增加观点采择（todd，Hanko，Galinsky，&mussweiler，2011）。
胡振北（2012）利用寻找不同点与相同点的任务启动被试的差异性思维。让实验组的被试观察三组图片，并找出每组图片至少4点不同之处；而控制组的被试则只需要观察上述每组图片中的一张（共三张），并回答一些无关问题，然后测量两组被试的期望差异水平。结果发现，思维方式的主效应显著（F（1，88）=5.57，p
风险沟通就是一条风险信息的传递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最终风险沟通的失败。期望差异就像噪音一样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环节中，具有放大风险沟通障碍的危险，因此，减小期望差异是提升风险沟通质量的重要突破点。改变思维方式为降低期望差异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认知途径，这对于沟通双方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具体来说，信息沟通方在沟通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效地调整思维惯性，比如，用反事实思维方式来考虑信息接收方的各种可能情况，就可能更好地接收对方的反馈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信息沟通方应该充分意识到由于知识、信息量和角色等因素，信息接收方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期望方式来接受信息，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尽量使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关注公众利益，公开透明，让公众参与进来；还可以在风险沟通中采用风险比较的方式，让公众对风险信息建立更多的认知联结，便于某方面知识较少的公众也容易理解的信息。除了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外，信息方还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去引导消费者，打破消费者的思维惯性，促使消费者更加理性、客观、多角度的考虑问题。如采用角色代人感较强的影视作品，或者公益宣传片，广告等都有助于民众换位思考，打破思维惯性，使风险沟通达到良好的效果。总之，期望差异是沟通双方在期望上产生的认知差异，打破一方或者是双方的思维定势，都有可能降低期望差异，从而增进风险沟通的有效性。
5总结：风险沟通的良性与恶性循环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9
[关键词]财务目标;诊断矩阵;财务优化
一、引言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企业应选择什么样的财务目标仍有争议,有关财务管理目标的表述有14种之多(王化成,2000),还有一些新的提法不断出现,如企业财务的可持续发展、eVa最大化等。
王化成教授所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84%的人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为“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实际上只有31%的企业将其确定为财务管理目标;有13%的人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但实际上有55%的企业以此作为现实财务目标。可见,不仅理论界对财务目标的选择众说纷纭,而且企业实际确定的财务目标也有很大差异。
华金秋通过对企业的实地调查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财务目标明显不同,国有独资企业的经理人更倾向于选择“实现任期企业利润目标”或“职工待遇指标”、“资本增值指标”,而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达到股票价格指标”,民营企业则倾向于选择“净资产目标”或“持续发展目标”。华金秋的研究还表明,理论财务目标与现实财务目标的确存在偏差。
基于这些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应该利用已有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对财务目标差异化和动态优化等事实进行理论解说,这与以往研究财务目标的文献有所不同。
二、财务目标差异说
基于财务目标的基本功能及其在现代财务管理系统中的特殊地位,财务目标的导向与约束作用最具渗透力,它是一切财务行为的根本准则。理论界有关财务目标的纷争以及企业实际采用财务目标的差异化等事实,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财务目标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财务目标的选择作为一个规范性命题,总是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并且很难证伪;二是企业选择财务目标具有环境适应的导向性,即不同类型的企业会基于不同的内部和外部理财环境,选择不同的财务目标,从而使财务目标的适用性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财务目标的优劣也是相对的。下面,笔者将通过分析环境差异来解释财务目标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并利用财务目标的缺陷来说明财务目标优劣的相对性。
(一)理财环境差异形成财务目标的差异
不同企业的理财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这会影响到企业对财务目标的选择。按照王化成教授的说法,财务管理目标直接反映着理财环境的变化,并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笔者认同这种“环境影响财务目标说”,而且这种环境对财务目标的影响是通过多层次环境因素起作用的。
首先,不同企业的理财环境是不同的,如大企业和小企业的理财环境存在很大差异,这主要是指它们即使处于同一市场环境中,其获取财务资源的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小企业无法像大企业一样便利地取得银行资金和证券市场的财务资源。这种外在经济环境相同但实质理财环境存在的差异,笔者称之为理财环境的“横向差异”,这种差异实质上是不同企业从外在经济环境中获取财务资源的禀赋上的差异。在我国,企业所有制的差异就属于这种情况,国有企业在获得中国股市提供的资源方面是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
其次,同一企业跨越不同的经营历史时期或处于不同生命周期而形成的环境差异,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股份制改组前后或公司股票上市前后,以及企业从初创期向成长期、成熟期的转变,这种理财环境差异笔者称之为“纵向差异”。企业理财环境“纵向差异”的实质是,企业财务目标的产权基础及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会影响到企业财务关系的变化,如国有企业从股份制改组前的单一产权关系变为改组并上市后的多元产权关系,企业初创期较为单一的财务关系到成长期转变为风险资本的介入并分享所有权。这种由企业的产权基础及基于此的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的差异,决定了公司的财务关系结构和财务管理环境的差异。纵向环境差异的核心是与企业相关的各种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制衡状况,即不同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它会体现在企业的财务关系结构中。在计划经济下的国营企业中,国家作为出资人与企业形成的财务关系是企业所有财务关系的核心,这种财务模式下的财务关系比较单一,而且财务目标的简单化取向完全服务于这种单一的产权基础和财务关系结构。现在的上市公司在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已有众多的利益相关方,这些利益相关方各有其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财务关系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其财务目标取向也更为复杂。
鉴于企业对资金运动的管理是在一定的财务关系框架(即一定的产权基础和企业治理结构)下进行的,对财务关系的协调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在现有的理财环境下所进行的利益博弈过程,企业相关利益集团的构成及其在企业中的制衡格局,构成了企业的纵向财务环境差异,其实质是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差异,这一差异决定着企业财务目标的取向。企业财务为谁服务,这是财务目标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才是如何服务的问题,前者是财务目标中固有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必然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各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要求(如果不是单一的产权主体),而且反映因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而呈现出的不同结构和差异化特征。譬如,股东治理逻辑反映了股东处于绝对优势的谈判地位,其财务目标取向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从单边治理走向共同治理以及平衡公司参与者的利益,已成为全球公司治理发展的共同趋势,企业治理正由传统的“股东至上”模式演进到“共同治理”模式(伍中信、杨碧玲,2003),而企业共同治理模式的财务目标会倾向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治理结构环境还可能产生另一层面的目标差异,即在企业处于管理层控制或内部人控制的内部理财环境下,虽然名义上存在“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但实质上是“管理层效用最大化”目标(陈东辉,1999),是“强管理者、弱所有者”治理结构的反映。
(二)企业财务目标的变迁和差异化
综观企业的理财环境,不同企业的理财环境差异在逻辑上存在横向差异和纵向差异的交叉。企业有大有小,企业的组织形式(如独资、合伙和公司制)多种多样,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也各不相同,企业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中发展的,因此,以总体和动态的观点来看,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环境差异,即产权结构或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与获取资源禀赋上的差异是同时存在的。当环境的差异足够大,而且差异完全有可能大到足以导致不同企业甚至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财务目标信仰时,就会使财务目标及其驱动的财务管理系统的变迁和差异化成为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产生企业财务目标的变迁和差异化,是因为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环境的差异足以影响到企业各利益集团在企业经济利益分配中形成不同的制衡格局,即纵向差异。财务目标中内含且影响深刻的价值判断,是财务目标变迁或优化的原动力,它的改变使企业管理当局对企业财务目标有不同的表述,而财务资源取得的禀赋差异是财务目标的外在约束。正如周首华等(2000)指出的,根据财务目标反映理财环境的理论,公司治理的逻辑变了,则公司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必然要相应变化。也就是说,财务管理目标会因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动而变化,进而通过财务管理活动,在企业价值的增长中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要求,甚至鉴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地位的明显变化,股东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必然要求改变,企业也需要相应地优化现有治理结构逻辑下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以上是笔者对于存在多种不同财务目标的事实进行的理论解说。正是由于企业财务环境的差异性导致了财务目标的差异,不同的企业才会有不同的财务目标,这就是对于企业理财目标会有如此众多表述的一个原因。①不仅如此,只要企业存在实质性的环境差异,这种理财环境的差异就必然决定理论界对于财务目标的提法和实务界实际确立财务目标的多样化和差异化在将来依然存在,即未来不会出现所有企业的财务目标趋同的可能。此外,超越环境的目标信仰也是可能存在的,但企业要为其信仰和现实理财环境的反差支付额外的成本,当然,也可能获得额外的收益。譬如,处于经理人控制下的企业,其外在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相对于内在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目标,更像是吸引投资者关注的财务目标广告(伍中信、杨碧玲,2003),其内在地隐藏了经理人对于股东财富掘取的现实财务目标。再如,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其外在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相对于内在的“大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掩盖了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可能的财富盘剥。这种财务目标的“广告效应”也可以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解释为什么同一企业会有不同的财务目标信仰。
三、财务目标缺陷说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篇10
关键词：文化差异;国际市场营销;影响
在跨国企业进行国际市场营销中，由于受语言的歧义、对双方行为方式的不同理解、民族的排他性、不同的审美倾向等文化差异影响，各国要遵守不同的文化，因此，在国与国之间跨越一种文化环境进入另一种文化环境进行营销过程中，对文化差异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寻找减少和避免文化冲突的方法，采取一定的对策保证国际市场营销过程的顺利进行，是国际市场营销的重要意义。文化差异对国际市场营销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一、文化差异对国际市场营销的积极影响
(一)文化差异为国际市场营销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生活习俗、市场状况、技术条件、信仰传统等，往往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如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前照相机在沙特阿拉伯的销售非常困难，但后来有家企业针对这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研究开发了“宝丽来”快照相机。使用该照相机可以私下给妻子、女儿照相，并在家中自己冲洗。因方便、实用的优点，“宝丽来”相机在沙特阿拉伯深受欢迎，很快就流行起来，且逐渐受到其他地区消费者的喜爱，一度成为全球相机市场的新宠。可见，文化差异可以为企业开发新产品带来灵感，企业在跨国经营和营销时应认真研究不同目标市场的文化特征，分析其中的文化差异，加深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目标市场上寻找新的市场机会。
(二)文化差异有利于国际市场营销人员进行市场细分
市场细分是企业选择目标市场的基本方法，目标市场是以市场细分为基础和前提的，只有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市场细分，企业才能根据不同细分市场的需求特征提供相应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营销中，文化是企业市场营销活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文化差异为依据进行市场细分，有利于企业识别不同市场上的文化偏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如坎贝尔公司根据文化差异将美国国内市场分为南部市场、西北市场、西南市场、西班牙后裔市场、费城市场等不同类型，然后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特征和消费偏好，研发了数十种不同的产品分别在不同地方加以推广，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三)文化差异有利于企业形成国际市场营销的“文化垄断优势”
文化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的障碍，但很多情况下企业背后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在异质文化市场上会因其独特性、新颖性而赢得当地消费者的关注，甚至偏爱。因为，这种异域的文化是独特的、陌生的，对目标市场的消费者往往充满了诱惑力，能给人以新鲜感，带来他们在本国熟悉的文化氛围中无法得到的满足。这就使企业形成了国际市场营销的“文化垄断优势”，得以借助文化的力量，推广自己的产品和品牌，并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如全球快餐大王麦当劳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依然将其“快餐文化”成功地辐射到全球市场，在与美国文化迥异的亚太地区，也拥有四、五千家连锁店，且销售量占全部销量的16%以上。在中国，一度出现过很多在店面装潢、食品种类、定价、促销活动等方面都与麦当劳相似的快餐店，但大都经营惨淡，难以维持，关键原因正在于其文化的差异性。
(四)文化差异有利于加深企业对国际市场营销的整体环境的认识与理解
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及重大影响能使企业意识到国际市场营销环境的复杂性，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去分析和研究其他环境因素，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技术环境、自然环境等，加深对国际市场营销整体环境的认识。例如企业对目标市场的文化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就会对其政治法律体系产生清晰的认识，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往往是在该地道德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制定的，深受文化的影响，是社会文化规范的条例化、制度化，国际市场营销中政治法律环境的差异在本质上是文化差异，政治法律方面的营销障碍归根到底还是文化障碍。
(五)文化差异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塑造品牌的独特个性
品牌个性是最能深入人心、最有价值的品牌属性，一个品牌只有具有独特的品牌个性，才能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体现自身的特色与魅力。品牌个性中所蕴含的文化能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同，能否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并使其产生好感，对于企业品牌形象的塑造、竞争能力的提高都十分关键。而文化差异的存在，使企业得以从不同市场的文化特征出发，塑造不同的品牌个性，形成独具魅力的品牌特色。如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上既注重其“快乐共享”这一品牌理念的推广又不断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自己的品牌个性中，不仅推出了中国人都熟悉的泥娃娃“阿福”的特别包装，而且在广告中刻意将可口可乐与贴春联、放鞭炮、过大年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情景联系在一起，以本土形象拉近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品牌的亲和力大大增强。
二、文化差异对国际市场营销的消极影响
(一)文化差异的无形性构成了国际市场营销中难以觉察的营销障碍
“鱼在水中畅游，但感觉不到水的存在”，人类也一样。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区域与种族，都存在相应的文化，人的一切行为都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但在行动时人们却不会意识到是文化在支配着自己。可见，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同样，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也具有无形性，令人难以察觉与把握。所以很多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进程中，往往能注意到目标市场上的政治法律、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并主动调整企业的营销战略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却忽视了文化差异这一关键因素的影响，导致营销决策的失误。如可口可乐公司刚在香港推广其饮料“雪碧”(原名“是必利”)时，在包装标示、定价、饮料口感等方面都做得很成功，与当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饮食习惯相适应，也符合有关的法律法规，但市场一直不景气。公司经过调查发现问题出在品牌名称上，“是必利”的语音在香港人眼中极不吉利，后来公司针对香港居民的中华文化背景及汉语言文化的特色，启用了现在的品牌名称“雪碧”，才扭转了局面。
(二)文化差异的长期性构成了国际市场营销中难以逾越的文化壁垒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加快，电子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已经将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用加拿大教授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比村庄大不了多少的世界”。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仍然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便是这多元化世界的重要区分因子。虽然，人们在相互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会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秀文化，部分地放弃或修正自身的文化，但是，正如美国哲学家咯兰所说，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宗教、哲学等，但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作为千百年知识经验积累的结果，文化具有长期性，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在某些方面的文化差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会成为国际市场营销难以逾越的文化壁垒。如穆斯林是禁止饮酒的，所以无论是法国的葡萄酒、苏格兰的威士忌，还是德国的啤酒，在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市场。
(三)文化差异加大了企业国际市场营销调研的难度
营销调研是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科学认识市场的重要手段，是企业把握市场机会、制定各项营销策略的基础和依据。
在国际市场营销的调研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非常重要，关系到调研方式的选择与调研内容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首先，文化差异决定了企业在不同市场的营销调研方法是不同的。如在中国，企业可以通过问卷或当面询问的方法直接向消费者了解其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年龄等信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对这方面的隐私都不太在乎，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对此却十分敏感，一般不愿向外人透露，企业需要通过有关服务机构或政府管理部门才能获得这些资料。其次，文化差异会对国际市场营销调研的内容产生影响，使调研内容更加复杂。企业不仅要了解目标市场上的市场竞争、消费者需求、营销渠道等基本情况，还要深入调查其文化体系的特征，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对企业产品和品牌的推广可能存在的文化障碍等，比单一文化环境下的营销调研需要了解更多、更为复杂的信息。
(四)文化差异会在国际市场营销过程中产生沟通障碍
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要与消费者、政府、媒体、经销商等保持良好的关系，进行有效的沟通。而由于存在文化差异，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对文化意义符号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政治文化导向及宗教信仰等极易导致沟通障碍。如日本有喜欢用Yes(可以)的习惯，说no(不行)在日本人心中是无能的表现，同时也非常不礼貌。因此他们在商务谈判中即使对于不同意或不能办的事情也会频繁地使用Yes，使其他国家的人难以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沟通障碍通常会阻碍国际市场营销的顺利进行，。
(五)文化差异不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的内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