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医学的体会篇1
课堂教学是西医院校教学的基本形式，是普通高等医学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中医学多年来一直是西医院校的必修课程之一，由于西医院校医学教育自身的特点和培养目标不同，如何针对西医院校医学生的特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中医学课堂教学质量，是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师长期以来积极探索的目标。承担了二十多年的中医学课堂教学工作，笔者有一些想法和体会，供同道参考。
1西医院校中医学课堂教学的现状
1.1环境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以其独有的传播方式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形成强大的冲击，对大学生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思维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样网络上和社会上有关中医学是“伪科学”的说法，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
1.2中医学教材西医院校的《中医学》教材，现已更新至第8版，基本上是中医院校中医学课程的概括与浓缩，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学科内容，对学习西医学知识体系的医学生来讲，知识面广泛，概念抽象、语言难懂，肯定影响其学习兴趣。
1.3课程安排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三学年进行，这时的医学生已经经过较系统的西医学基础理论学习。西医学理论的学习，促进了西医学逻辑思维模式的形成，这时中医学知识体系的介入，强调哲学与类比思维，必然造成中西医两种思维模式的冲撞，加之中医学只是西医院校的一门辅助课程，课时不断压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1.4教学目标西医院校教学大纲对非中医专业医学生学习中医学的目标和基本要求大体一致，即初步具备辨证论治的基本知识，运用中医常用方剂和针灸来处理常见疾病，为在工作中学习或应用中医，进行中西医结合打下一定基础。实际上，西医院校的医学生将来多数从事西医临床、教学和科研等，经过短短一个学期的中医学学习，不可能完全掌握中医学知识，更别说将来运用中医知识来处理常见疾病，中医学学习变成了为被动地应付考试而学习，死记硬背，考完就忘，势必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1.5传统教学模式根据既往的教学体会，虽然中医学是西医院校的必修课程之一，但由于中医学教学理念相对陈旧，教学方式简单、呆板，教学内容抽象、枯 燥、模糊”教学效率不高，理论脱离实际，“一言堂”、“满堂灌”，照本宣科，造成学生理解与记忆困难，课堂教学对学生吸引力下降，必然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2提高西医院校中医学课堂教学质量的想法
2.1明确中医学的教学定位源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医学，虽然分属不同的医学体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不同的思辨方式、不同的认知方法、不同的行医规范等，但在中国，中医学有其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诊疗效果，拥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思维，至今仍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西医学一样有着相同的服务客体——人，有共同的研究方向——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保护人类健康，且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替代医学的兴起，中医学正在逐渐走向与西方主流医学汇合，美国FDa已承认中医学为“独立的完整医学系统”。基于此，需要明确西医院校中医学的教学定位，即学习中医学，可以完善西医院校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为将来的工作提供行之有效的辅助或替代手段，为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创造性地研究中医药提供思路。
2.2明确中医学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设定直接决定着课堂教学的方式与途径，西医院校的中医学教学和中医院校相比，有其特殊性，对中医院校来讲，教学的目标是培养中医师，教学大纲所要求的使中医学生具备辨证论治的基本知识，运用中医常用方剂和针灸来处理常见疾病的教学目标不难实现，但对西医院校来讲，以传授西医学为主，中医学只是一门辅助课程，且学时在不断压缩，一个学期的中医学学习，教学大纲所要求的目标很难实现，另外从西医学生将来的发展来看，需要考虑中医学知识“学”、“思”、“用”的关系，所以需要明确西医院校中医学的教学目‘标，以中医学基本特点为主线，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现代研究成果，培养学生正确学习理解中医学“理、法、方、药”等基本知识的能力，初步建立中医学系统、动态、辨证的认知思维方式，为将来的工作实践和发展奠定基础。^
2.3改革中医学的课堂教学模式既往照本宣科、“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制约学生学习兴趣的桎梏，简单地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只是教材内容的重复，同样激发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在教学活动中，中医学教师要改革课堂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学习能力，发挥主导作用，采用开放、动态、交流的形式，围绕教学定位和教学目标，课件直观、形象、生动，教学内容系统、连贯、科学、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思维共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增强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提高西医院校中医学课堂教学质量的体会
3.1重视绪言导论教学绪言导论是教材结构系统中的重要一项，是对教材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概括说明了教材的整体内容和课程在学科中的地位，对教材的学习将起到引领、提示、导向等作用。绪言导论教学尽管是在课程之初，但其引领及导向必然贯穿整个授课的全过程。同样对于西医院校的医学生，绪言导论是他们正式接触中医医学体系的第一堂课，第一堂课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中医学的认识和学习的动力，在整个学科教学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笔者在课堂教学中，从医学的概念引入，结合世界医学的分类和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讲解中西医学学科属性的异同和认知方法的差别，使学生正确理解中医学的学科属性，理解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不同于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同时围绕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讲解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成就，如中医学理论体系四大经典著作，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的医德思想，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世界影响，以及中医学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等，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产生思想共鸣，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再者围绕中医学的基本特点，讲解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的影响，使学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有了初步的理解，带着好奇心和探究欲，逐步合理、有序地转变认知思维方式，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3.2重视认知思维方式培养教师一谈到中医学认知思维方式，就想到灌输或转变，事实上，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爆炸”，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思维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便学生当时接受了灌输的所谓中医认知思维方式，等再学习其他课程，看到与中医学理论不相符的情况，仍然会困惑，仍然会反思，所以说学生都有一定的批判意识、质疑精神及创新能力，这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转变教学理念，发挥积极引导作用，“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课堂教学中，笔者给学生阐释这样的观点，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对中医学、西医学来讲也是如此，中医学独特的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等认知方法属于形象思维，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是建立在宏观、表象观察的基础上，并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指导，核心是整体观、恒动观和辨证观。西医学是建立在原子论哲学和解剖学技术之上，按照还原分析的思维方法，应用形式逻辑，侧重于生命实体原型及其物量变化，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 模式的和个体化医疗方式的发展，许多医学理念不断的融合逐渐模糊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界限，所以要使学生理解，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自然科学，不同医学体系有不同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由西医学的生理病理基础到中医学的藏象，由西医学的视、触、叩、听到中医学的望、闻、问、切，由西医学的对症治疗到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由西医学的“亚健康状态”到中医学的“治未病”等，殊途同归，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保护人类健康，这样有利于学生批判性理解中医学的认知和思维方法，兼容并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3重视教学内容调整西医院校的《中医学》教材，几乎是中医院校中医学课程的概括与浓缩，中医院校要4年左右时间讲解的教学内容，在西医院校只用1学期的时间完成，且教学学时不断压缩，所以笔者对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精减和整合，围绕中医学整体观念、恒动观念、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侧重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诊断的技能、辨证论治的方法和规律，教学内容精而少，这样既保留了中医学的全貌，又明确了中医学理论的内涵，同时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培养学生从中医学角度去认识人体生命活动，优化了教学内容，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3.4重视教学方法的应用西医院校的《中医学》教材，从中医理论基础到临床综合应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学科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内容繁多而抽象，但教材不等同于教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注意新课与旧课、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的联系、贯通，体现出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连续性，同时还要体现与西医学学科的关联性。如何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兴趣，有学习需要与动机，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具体操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发挥较大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教师除了要重视讲授式的教学方法，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去解释晦涩、抽象的中医概念，还应结合现代中西医结合的新进展及解剖、生理、病理知识去进行分析阐述，应用启发法、谈论法、演示法、练习法、探究法、比较法等教学方法，激励学生积极思维，其中多媒体课件应用，直观、生动、图文并茂，如舌象图谱、脉象图谱、中药饮片图谱等，可以将中医学抽象、难理解的内容，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如中医学的症、证、病与西医学的症、征、病的区别与联系，循证医学中的证和辨证论治中的证的区别等，给学生一定的参与时间，让学生对课程中的问题主动思考、讨论，归纳解决方案，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能力，变被动的学习为主动的探索，在“授鱼”同时又“授渔”，同时善用表扬，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提高了学生学习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3.5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医学理论是临床实践的总结，所以教师应搜集、整理古代医案和临床实践中的一些适合于中医学教学的案例，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适时展示给学生，如讲解辨证论治时，笔者在精讲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方法后，给出学生适当的案例，让学生自己运用中医学理论去辨证，通过认真思考解决案例中提出的问题，使学生认识到正确的辨证论治，同时结合学生的西医学知识，体会认识疾病的角度和治疗方法多样性，认识中西医学各有优势和不足，强化对人体生命活动的理解分析能力。同时针对临床实际和西医院校学生将来的发展，讲解方剂学内容时，从2009-2010学年开始增加中成药的合理使用内容，教授学生如何根据中成药的说明书，结合所学的中医学理论，辨证地使用中成药，而不是根据药名或把中成药当西药用，同时注意合理地进行中西药联用以及注意中成药的不良反应等，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3.6重视学科发展前沿中医药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教师要积极关注中医学在国内国际的发展动态，如中医学“治未病”研究，中医体质辨识、检测、评价和干预的客观化、数字化；中药指纹图谱的研究，中药质量标准及中药安全性再评价；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化、个性化特点和中药单方复方多靶点、多层次作用的机制，针对重大疑难疾病的突破等，笔者尝试将前沿性研究成果引进课堂教学中，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多维思考，培养创新思维，让学生主动地去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提高了学生学习中医学的兴趣。
对法医学的体会篇2
关键词：文化冲突；医患文化；医患关系；合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037-02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医患关系的概念也得到补充和扩大，其中“医方”不再只是主治医务人员，而是包括医生、护士、药检和管理人员在内参与理疗活动的全体机构和人员；“患方”也不只是单纯的求医者，而是包括患者的监护人、亲属，以及其所在的工作单位等群体。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助于创建合理有序的医疗环境，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对社会、个人和医疗单位都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医患文化的概念和来源
（一）医患文化的概念
目前，很多人对“医院文化”有所了解，却很少有人知道何为“医患文化”。然而，“医患文化”在许多学者笔下早已诞生，它是指在医疗活动中，医方和患方各自持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双方信念、行为准则以及思维方式的总和。一般情况下，医患双方在各自掌握的资源知识和背景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由于其所处社会地位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所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不同所导致，这正是引发医患纠纷的基础条件，也是产生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医患之间的相互对抗、辱骂、拔刀相向、互相伤害等，导致双方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受伤，甚至死亡，是医患文化差异的外在表现形式。简而言之，医患文化冲突，是由于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文化差异，进而导致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差异化。
（二）医患文化的来源
医患二者作为拥有不同文化的主体，在医患交往中扮演对手角色，两者按照各自不同的文化习惯交流沟通，而巨大的文化差异会导致矛盾冲突，这是激化医患冲突的关键因素。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冲突，而这种冲突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就形成医患纠纷。纵观历史，医患冲突也具有时代性特点，具体可分为传统冲突和现代冲突。时代更替，必然会带来不同程度和深度的变革与创新，医疗行业也不例外。新的变化容易被乐于探索新事物、敢于创新的人接受，对那些传统守旧的人来讲，则难于接受。所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当代中国医患冲突存在的文化根源。作为21世纪的医学工作者，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巨大挑战。
实际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医患关系受其文明程度影响，反过来，医患关系的文明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医患关系”强调的是医患两者相同的文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情况下，医患两者表现出的是文化差异，因此会产生“医患文化冲突”。“医学文化”是指：人类在医学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成果，其中包括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人类认识学习、钻研探索、接受鉴赏，并不断创新医学成果的过程。医学文化一方面是客观文化，如医院、医疗设备、医疗技术、医疗法律法规等。另一方面是主观文化，如医学知识、医学观念、医学评价等医学思维方式。
“医患文化”不是作为个体单独存在的社会角色，而是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节点，其存在同社会的理论文化与医学文化、个体的思维文化与心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在与社会医学文化的关系上，受社会本身的客观医学文化影响，同时也受包括医学知识和医学文化在内的主观医学文化的影响。而在医学文化中，主观医学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医患双方对医学认识和医学观念的理解，影响着医患关系的发展。
二、医患关系的体现方式
面对不同的医患个体，要考虑医患两者之间的文化水平差异。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更侧重的是医者和患者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医患文化冲突。针对群体来分析医患的文化冲突，涉及范围包括伦理方面、法律方面和心理方面等。医患之间在认知、情感、法律、期望服务和社会心理的冲突，是医患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医患关系的表现形式，总结起来，主要是体现在心理层面。而医患文化冲突，包括社会层面、法律层面、伦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等所有内容。
（一）社会层面
当今社会，医闹、伤医、杀医等医患纠纷事件频发，甚至医生集体罢工，这些都属于社会层面医患冲突范畴。医患社会冲突作为医患文化冲突最为广泛的形式，主要指的就是医者和患者群体间的冲突，按照“医患关系”定位，分离出来的两类人、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在媒体的参与下，媒体为吸引广大群众关注，加大了宣传力度，使得医患的社会冲突已经扩展到医务人员和公众之间。
社会冲突是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它的存在具有双面性，应辩证看待。一方面，社会冲突带来一定破坏性，危害社会稳定和谐；另一方面，社会冲突反映出存在问题，迫使促使改变社会结构，优化现行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发展。由此可见，医患社会关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过程。在面对医患社会冲突时，不应该逃避，而是正面迎接挑战，发现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社会、集体和个人都要积极配合，为建立良好的医患秩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法律层面
医患文化冲突中最为复杂的是医患法律冲突，这正是医学立法的难题之一。实现医患双方二者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是法学的主要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实现的。从法学角度看，虽然医患双方在法律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的，但是在是否实现两者各自权力上是不平等的。从后者的意义上来讲，医患关系是掌握专业医学知识的医者与没有医学知识患者之间的的关系，事实上并不是平等的。法律判决的困境是医患法律冲突的实质。在医患冲突中，无法判断医者是否要承担必要的法律义务。因此，学界借助“医患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来处理医疗纠纷，其中包括医疗纠纷人民调节委员会、保险公司等。
（三）伦理层面
医患伦理冲突是医患冲突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从时展来看，伦理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医患关系。传统时代，伦理文化支配着医患关系。在此阶段，医患关系是产生于熟人之间，彼此之间拥有信任感，所以主要体现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直接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在当代医学时代，医疗技术和医疗文化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医患关系受医学文化支配也发生相应改变。当代医患关系，是存在于“陌生人”交往中的关系，彼此并不了解，而且其中掺杂了医疗机构和诊疗技术等因素，使得原本传统单纯的医患关系也演变成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从社会现状来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拥有的伦理文化背景差异较大，所以，医患关系受伦理文化影响也不同。
（四）心理层面
具体来说，医患心理冲突，其实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掌握的医学水平和对医学的认知水平的差异导致的。时代在发展，医学的发展也与时俱进，站在医者角度，具备专业知识和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级人才数量不断增加；而患者方面，存在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员，对医学知识的掌握水平参差不齐，患者对于健康的理解、对疾病的认知度以及对医生的期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在个体心理方面，要考虑患者心理，包括患者个体对医学知识、医学认知观念以及由疾病而产生的心理变化；医者心理，包括医生个体的医学文化程度，以及在行医过程中出现的防御心理等。区别于传统的医患关系，当代医疗的医患关系主要是由于医患双方不信任的心理造成的。
三、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体系
当代医学不断发展进步，医学学科分化精细，医疗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医疗机构的性质也发生改变，对当代医患关系的管理也是极大挑战。医患关系管理是医院管理的核心部分，是保持当代医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医院管理规划中，医院文化建设逐渐受到院方的关注，并意识到建立完善的医院管理机制，有助于建立良好有序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单纯的从医者和患者视角考虑，无法从根本决绝医患矛盾，只有站在医患文化冲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医患双方的文化差异，医患文化冲突在社会、法律、伦理和道德层面的表现形式，对当代医患关系实施有效的管理，才能建立合理有序的医患关系。
当代医患关系已不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医患关系更为复杂，所以，建立一个合理有序的医患关系体系尤为重要。要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以加强医患关系的管理。
（一）强化医疗人员的素质培养和管理
医护人员作为医疗机构的主体，其专业知识水平、职业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及沟通水平等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医患关系。所以要求现代医护人员要掌握优秀的医疗技术，同时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沟通能力，医疗机构在文化建设中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对医护人员的教育。
（二）充分利用媒体
在信息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对国家、社会、集体和个人都发挥着其独有的传播与沟通作用。合理利用媒体，强化医方与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传播正确的医学文化知识，争取实现医学知识的大众化。在现今信息数据透明化的社会，只有让医患之间信息相对对等，才能有效解决由认知差异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纠纷和冲突。
（三）政府加大对医患关系的关注
在医患关系上，政府应该积极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向人民群众传播正面的医患文化，营造和谐的医患氛围。在政府和媒体的积极引导下，让医患双方明确各自拥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端正自己的思想，为创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做出自己应尽的义务。
四、结语
综上所述，医患关系作为社会各种关系交织的一个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谐安定。当前，和谐的医患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个人的关注。医护人员作为医患主体，应该主动承担管理者和沟通者的角色，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医患环境。患者作为医患的另一主体，应该主动学习了解基本的医学知识，提高医学的认知水平，理解医务人员，配合医者的治疗工作。政府和媒体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传播正面的医患关系。社会各界人士，主动积极合作，创建良好有序的医患关系体系。
参考文献：
[1]陈默.文化冲突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管理研究[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19-23.
[2]刘玉兰.论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对策[J].凯里学院学报，2011（02）：39-42.
对法医学的体会篇3
高校法制教育长期从属于德育教育，没有形成该学科应有的独立地位。医科院校主要通过教学计划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设置(总计36学时)，实施对学生的法律素质的培养。“法律基础部分”约占1/3，各个部门法学的内容都涉猎一点，且大多以概念和一些部门法规定为主，内容十分宽泛，像一本简明的法律知识读本。近年来，国内多数医学院校开设相关的医事法课程(一般在20学时)，同样以“拼盘式”的框架体系，内容几乎涵盖医药卫生领域所有现行的实体法和相关行政法规;教学模式上，长期沿用“以课堂教育为主、以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为辅”，主要偏重理论知识“填鸭式”灌输。这种实践虚化性忽视学生潜能的发挥，致使教学效果打折。
二、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哲学理念
在理论研究中所使用的“模式”，应理解为一个包含许多“部分”的有机整体，是一群有相同理念、有相同探索目标、有相同研究方式的人们所致力于实践研究活动的某种简明化的理论形态。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作为一个有机体，体现其独特的教育哲学理念。
(一)实践性: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行动哲学
教育理论的创新首先来源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检验思维成果的正确性和促进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建设服务。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要充分发挥“一种‘从主体出发’的‘由内向外’的创造性活动，”这种“实践性”的理论形态实质上是一种“行动理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实践性”，一方面要求教育主导者坚持向教育主体进行“灌输式”教育模式。列宁曾多次论述“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5］363;无产阶级政党迫切需要“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等等。这些论述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主体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践行所掌握的医德规范，通过体验的方式感受幸福。在法制教育中除课堂理论教学外，通过“模拟法庭”、法庭旁听和参观监狱等直接观察方式来增强法律意识、确立守法习惯。“实践性”势必成为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人性化: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人性哲学
人性化是指人们的实践活动要符合人性的要求，即要以人为中心，以人性的全面与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发展过程。医德—法制教育模式必须坚持以人性化教育理念为指导，将人性的要求渗透到医德与法制教育理论、目标、方法和途径中去。充分调动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学会与人共处，学会对患者和同行的关心与关爱、尊重与信任。突出学校人文教育本身的亲和力，促使受教育者处于同周围环境合宜的位置;实现学校把受教育者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人，真正体现现代教育的人性化精神。医德—法制教育模式强调在对待人的态度和方式上应改变传统“见物不见人”“填鸭式”的灌输，实现由物化到人化、由灌输到平等对话、注重人性发展的需要，使人性得到解放，以实现教育的时效性。达到受教育者学会协作、学会思考、体验幸福和确立责任意识等，能够适应和促进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该模式的人性化符合“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教育”思想，体现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三)和谐观: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价值哲学
西周末期的史伯和春秋时期的医和、晏婴等人已从理性的立场确定了和谐价值观念，他们非常强调“和”，认为“和能生物”，只有和谐才能造就万物，才能“平心”“平政”，维持身心平衡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在西方，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将和谐观念作为其“体液论”医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使“疾病被理解为构成机体诸要素间的不平衡状态，而诊疗意味着努力使病人机体诸要素合理配伍、充分中和。”因此，和谐成为传统哲学基本特征之一。和谐与价值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和谐是价值实现的手段，价值是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医德和法律共同促进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是实现医学教育目标的价值载体，能够独立于一般的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理论而作用于教育实践。因为该模式不仅包含着实施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具体策略和方法，还体现实现教育价值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该模式本身体现现代医学模式的内涵和社会转型期特点、同新医改长远目标合宜。和谐的本质体现为主体的能动性对客体规律性的探索和把握，达到主体适应客体和客体趋向主体的双向效应，实现同主体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有三个向度:其一、教育主体自身的和谐。未来医务人员只有将所学的医德和法律知识内化为医德情感、法律意识，使其身心、理智与欲望、创新与惰性等矛盾和谐共处，进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其二、主体与环境的和谐。所谓“环境”指主体与客体(他人和社会)所形成的系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价值多元化，医药卫生行业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矛盾逐步凸显。该模式要全面融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理念，提高学生医德和法律素养，不断消除与患者、同行和社会间各种矛盾，达到整个“系统”团结和谐、共同发展。其三，医德与法律间的和谐。该模式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医德教育理论、法律教育理论和它们所指导下的通过实践要求所构筑的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手段等“因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有效融合，最终走向科学。
三、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基本思路
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是研究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关系的科学思维和操作方法，是长期的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活动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是解决医疗纠纷经验的高度归纳总结。同时，结合新医改对医学教育的期待、适应现代医学模式和医德与法律的价值追求。
(一)互补性与相互转化: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内在依据
医德和法律都是医药卫生领域的行为规范，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价值追求，具有内在联系。首先，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医德是卫生法的基础，基本的医德规范构成相关卫生法的原则。一定社会或时期的医德观念、医德原则直接决定和影响该社会或时期卫生法律的性质和内容。由于法律难以调整医药卫生领域所有关系，而经常需要医德规范来调整。同时，市场经济主体的趋利性、排他性等特性使医药卫生领域也在所难免。传统的医德由于自身的不足，就要借助法律规范性、强制性的优势加以调整。正如康德所言: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仅仅有主观道德是不够的，主观道德必须以客观化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来保证。其次，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医德规范产生远早于卫生法律，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医德规范需要医务人员必须遵守时就上升为法律，对违反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上升”过程称为医德法律化，即医德转化为法律和医德的实现阶段。反之，一些法律规范时时刻刻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守法主体已“自觉”将其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使一些原由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因依靠道德能够予以调整的回归于道德。法律道德化的过程即法律源归其本质的过程。总之，基于医德和法律的关系决定着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之间能够有效融合和协调发展，为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提供客观依据。
(二)统一性与公正性: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价值追求
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既要确立医德与法律内在的和谐统一，又要体现两者的共同价值指向。其一，在该教育模式下，既要改变传统的单一美德论的教育模式，又要摒弃近代西方“法律至上”的观念。和谐社会中的医德和法律具有统一性，法律可以规范医务人员的行医职责，但难以规定其恪尽职守、全心全意服务患者所应有的品质，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尽职尽责的品质”。在我国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应适时加强医德法律化的建设;同时，在医德建设中应引入人道功利论，该理论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对解决时下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医德问题，提供较理想的理论说明。其二，公平、正义是法律的价值体现，同时也是道德的范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公平、正义是医务人员道德价值性的追求，并引导医务人员尊重和信守法律。在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下，医德教育就是通过“道德价值准则和道德信仰方式来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将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变内在的道德义务，从而为法律获得道义上的尊严”;而法制教育则是把医德所倡导价值观念通过对从医者的外在行为要求转化为内在理想实现。
四、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操作策略
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主要目的就是使该模式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有机融合，形成最大合力，促进医学人文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具体操作上必须贯彻大医德—法制教育观，整合当代医德教育和医学法制教育研究成果，从教育观念、教育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评价体系等环节进行改革和创新研究，建立科学系统的医德—法制教育实践制度。
(一)确立医德—法制教育观念和目标体系
在所构建的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中，整合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探索出一个科学系统的、符合时代需要的现代医学人文教育的新模式。“道德建设应当主动引领法制建设，为立法行为指明正确方向、提供道义支持，将公正、平等等道德价值观融入法律规范中”，力求卫生法律规范适应快速发展的现实社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医德理想和价值目标。在现代医德体系构建中，既要继承我国传统医德文化养分，又要借鉴当达国家医德建设成果，尊重多元化共存的医德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人类美好的生活”。医德—法制教育的目标体系应体现人性化教育本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阶段性与全程性统一、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统一，反映医德—法制教育的时代性和实效性。同时应注意该模式中各“要素”相互配合、补充或交叉融合。既要维护相关方的权利与责任分担，又要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二)完善课程体系
构建的医德—法制教育模式，必须对现行医德教育课程体系和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改革应适应现代医学教育模式和新医改目标的需要。首先，增加医德和法律关系、医德精神和法律精神的教育内容;其次，整合并适时更新完善教学内容、挖掘和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可在医学伦理学等医德培养课程中融入相关的医事法内容，并且在医事法课程内容的设置中融入相关医德知识，多采用临床案例分析、融通医德与法律为一体，实现医德—法制教育。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可增设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和医疗纠纷处理与防范等医学人文教程作为必修课，并适当增加学时数。其三，在教学方法上，使单一灌输与平等互动、观察与体验、课堂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充分发挥网络教学新模式，将医德—法制教育融入理论教学、临床教学、临床见习和实习全过程，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中。同时，实现尊重共性与个性的协调，包容差异、发展专长，建立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医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
(三)优化师资队伍
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结构优化的师资队伍是医德—法制教育模式运行和完善的关键，关系着模式的成败。师资队伍既包含教学一线的教师、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还包括外聘的相关专家、学者。师资队伍的教育理念、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等都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影响该教育模式的成效。首先，转变素质教育的观念;其次、加大教师的培训力度;其三、注重教学方法的时效性。
(四)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对法医学的体会篇4
【关键词】医患关系/法律特征/法律属性
【正文】
1 医患关系不属民法调整
最近，国内不少媒体和一些民法学家均认为医患关系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故应受民法调整[1]，并由此而延伸，认为医疗纠纷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调整[2]，其中最集中地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3月24日民他字第13号关于对天津李新荣医案的解释及最近最高法院关于对医疗赔偿的三项指导性意见中[3]。浙江省还通过了地方立法，明确规定“医疗纠纷应适用消法调整”。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和解释均是违背医学科学规则的，是对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之特点缺乏了解的结果。《民法通则》第二条明文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根据这一定义，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主体平等，二是双方自愿，三是等价有偿。这三个特征已明文写入了《民法通则》第二条与第三条规定之中。这三个特征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特征均不构成民事法律关系。
然而，医患关系并不等同于民事法律关系。首先，在医患关系之间，它并不具备主体平等的特征。医生给病人看病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病人只能处于配合的地位。病人若不予配合，则必须承担由此而造成的后果。
第二，在医患关系之间也不存在自愿的特征。这种自愿，必须是双方自愿，只要有一方不自愿，就不能构成民法上的自愿原则。现在虽然有人提倡病人可以选择医生，但医生不可以选择病人却是肯定的，况且就是病人可以选择医生也是有限的，在学术界还有较大的争议。
第三，医患之间也不存在等价有偿的特征。，我国医疗收费仍未按成本核算，仍是要由国家投入的福利性事业。
另外，以上特征还体现在《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八条关于医务人员不得拒绝抢救及应当服从国家调遣的规定之中。这两项规定，既不能体现等价有偿的特征，也不能体现自愿的特征，而是具有明显的行政法律关系特征。我国《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还明文规定医学科学的发现及疾病的诊断和是不授予专利的。这一特征也是用一般民法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众所周知，医患关系是属于医事法（亦称卫生法）调整的一种法律关系，过去的一些教课书，均习惯于将卫生法纳入行政法的范畴，认为卫生法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4]。也有的学者将其归入社会法的一个范畴[5]。而行政法及社会法均属公法的范围，因此，卫生法（包括医患关系）不属于私法范畴的民法调整，应当说是早有定论的。但为什么国内有人硬将它划入民法的调整范围呢？这除了对医学科学的特征缺乏了解外，主要是出于英美国家也是把医疗纠纷纳入民事诉讼范围并用民法予以调整的认识。殊不知，英美法系国家它是没有行政诉讼的，它对所有的行政案件均是放到普通的民事法庭去审判的。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同我国一样大多都是由卫生行政部门通过行政程序来处理的，一般很少进入诉讼程序，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也以行政诉讼为多。有些国家如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行政法院，也没有行政诉讼，但是，在英国一般是由医疗总会、护理总会或牙科总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受理医事违法案件的，对处理不服的，则由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的枢密院受理上诉[6]。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十五巡回区还设立有精神卫生法院，专门审理精神卫生方面的案件。在国内，许多卫生法学教课书均将卫生法肢解为两大块，即把卫生行政监督与卫生执法归于行政法的范畴，而把医患关系纳入民法的范围。认为卫生法既调整横向的民事法律关系（医疗服务）关系，又调整纵向的卫生管理关系[4，7～9]，有的则干脆将卫生法分解为卫生民事法和卫生行政法两大块[10]。
很显然，以上将卫生法中的医患关系纳入民法调整范围的归类法，不仅与卫生法在总体上是属公法范畴的法律属性是相悖的，而且也与民法的三大基本特征不符。因此这种归类法是错误的，并不能正确地反映医患关系的本质特征。
2 医患关系不属行政法调整
我国学者胡晓翔先生通过大量的，证实了医患关系除了行为主体和诉讼主体与行政法律关系不符之外，其他所有特征，均几乎同行政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胡先生提出应当把医疗行为看作是一种行政授权行为，故应属行政法调整[11]。如果说医患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的话，也当属行政合同关系[12]。但是这种解释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不是行政机关，医务人员也不是行政人员或国家的公务员，其医疗行为用行政授权来解释未免有些牵强，故难以为法学界所接受。
3 医事法（卫生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体系
医患关系既不归属于民法，又不归属于行政法，那么应当归属于什么法律体系呢？笔者认为，医患关系只能归属于医事（卫生）法，受医事法调整，而医事法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它既不调整纵向的行政法律关系，也不调整横向的民事法律关系，它调整的是斜向的医事（卫生）法律关系。医事法是一个完全并列于民法和行政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卫生（医事）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之观点，并非是笔者首次提出，早在1988年王镭等人[5]及1992年刘平、刘培友等[7]就提出了卫生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之观点，只不过王镭等人认为卫生法是属于社会法下面的一个二级法律体系。而明确将医事（卫生）法并列于民法与行政法的，是在1999年6月北京，由中华医学会、卫生法学会与北京大学法律系联合主持召开的中国卫生法制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由笔者首次提出来的。当笔者第一次提出这一观点时，就受到了一些法学界同仁的反对，说“法律只有三大体系，即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你怎么弄出四大体系来了呢？”
殊不知，法学理论是不断与不断完善的，回顾我国与世界法制史，在最早的时期，在审判程序上，刑、民是不分的。在国外最早将民事审判从刑事审判中独立出来的是法国，距今也不过500年的，直到1804年《拿破仑法典》的诞生才趋向成熟。在我国直到清朝末年才引进了“民法”的概念。后来才又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从民法中独立出来。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标志的。在未颁布行政诉讼法之前，也是行、民不分的，所有的行政诉讼均是按民法与民事诉讼程序调整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又将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了，从此在人民法院中也就相应地设立了经济审判庭。其实，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是指与人身有关的权利主体相关联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自由权、亲权等，并非指人体本身，对于人体本身则是由医事法来调整的。这种法律关系所调整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的大法，可以说一个人尚未出生即已受医事法《母婴保健法》（围产期保健医疗行为）的调整。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医事法比经济法有着更多的特殊性，它更有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门类。
由于医事法与行政法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有人认为在适用举证责任上，也要引进行政诉讼中所特有举证倒置原则[13～15]。因此，笔者认为，“医事法系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一观点尚未被普遍接受之前，与其说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倒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更为贴切。
4 医学科学及医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医事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体系，这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由医学科学及医疗行为的特征所决定的。那么，医疗行为有什么特征呢？笔者认为，它相对于其他科学与其它行为而言，主要有以下四大特征：
4.1 高性
医学科学是所有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最高难的科学，是集所有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身的科学。在自然科学方面，它不仅要生物学与化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事实证明，对人体的“修复”要远比卫星上天、机器人的制造更为复杂，更为高难。可以说人类对天体世界有多少未知的领域，那么，人类对人体本身也有多少未知数。许多国家对报考医学院校的学生均有比其他专业更高的要求，如非本科毕业、非第一流的学子，不得报考医学院校。由于医学科学实在太高太难，有太多的未知领域，因此，在诺贝尔奖这一世界级的奖项，有时也难免会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评错，据统计，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错评率相对于其他奖项的错评率是最多的。
4.2 高风险性
医疗服务的高风险性特性，一方面是由医学科学的高科技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医学科学有太多的未知领域，这便决定了医疗服务行为具有比其他服务行业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每一项不确定因素均可能成为医疗风险的一个成因。加之每一种药物均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所谓“是药三分毒”；每个个体均有其特殊的个体特征。因此，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治疗措施。开刀会对病人造成直接伤害，打针会有针眼和疼痛，把药物注入人体就是一种异物的侵入，服药有毒副作用；就是许多检查措施，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如心包穿刺、腰椎穿刺、肝脏穿刺等。另一方面，与医学的“双重效应”有关。医学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同时又有可能给人身造成伤害的后果，这在社会学上叫“双重效应”。这种“双重效应”，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是由于医生的医术不高或医疗过失所造成的。因此，后一种风险同人们对医学的误解与无知有关。“一只脚在法院内，一只脚在医院内，”这向来是对医生职业风险的真实写照。
4.3 社会福利性
由于医疗行为的服务对象是人，维护的是人的生命和健康，而生命和健康是无价的。它不仅涵盖面广，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而且要求高，我国古代医家就有“医乃仁术”之说，即医术是实施人道主义的技术，不以盈利为目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行当会象医家这样重视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我国《职业医师法》明文规定，医生不得拒绝抢救，在有疫情或灾难时，必须服从国家的调遣。我国《专利法》规定，医学科学的发现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不得申请专利。医学的这种“社会福利性”特征已远远超越了一般的“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道德准则与要求。
为什么当今社会，人们视服务员小姐收取小费为理所当然，而对医生收取红包却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其区别正是在于医乃“仁术”而非一般的商业消费。如果将医疗服务视为互惠互利、等价有偿的商业消费，并在医患关系的处理中直接适用普通民法或消法来调整的话，就必然会使你有钱就为你治病，你给的钱多服务就好，否则，服务就差。“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成为合理合法的制度而存在。所以这决不是改革，而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必然会降低医生的职业道德标准，毒化医患关系，使原先建立在相互信赖基础之上的良好的医患关系，变得紧张而不可信赖。并使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崇高医学人文品格及“天使”般的心灵受到亵渎！这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医疗卫生事业本身均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4.4 职务性
医疗行为的职务性是区别于一般民事行为的重要特征，正是由于职业的要求，所以《职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医师对急危患者，不得拒绝抢救，否则便应当追究其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有灾害、疫情、重大伤亡事故发生时，医师应服从调遣。上述规定是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和其他服务行业所没有的。根据医疗服务的职务性特征，在追究医务人员的过错责任时，一般不适用普通民法主观过失责任中的关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的来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所谓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危害的后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产生了这种后果的。然而，作为医务人员一般并不存在“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有哪一位医生不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又有哪一位麻醉师和外科医生不懂得给病人麻醉可能会发生麻醉意外？给病人开刀，可能会产生失血、休克、损伤周围组织器官及其他手术意外的可能？因此，对于医生一般不存在没有预见的问题。所谓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后果，但是由于轻信能够避免，以致产生了这种后果的。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民法或刑法中的关于对过于自信的过失，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立法本意，是要告诫人们：既然行为人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危害社会的后果，那么，行为人就不应当去干，否则，就应视为违法，如果产生了“应当预见”或者“已经预见”的后果，就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医生却不能因为已经预见到了“服药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而不给病人服药，手术、麻醉可能会产生麻醉意外和手术意外而不给病人作麻醉和手术。这是医疗行为的职务性特点所决定的。如果将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理论用在医疗行为上的话，那么，所有医疗行为均不能干了，只是将关门才能避免预见中的后果。这显然是违背医疗规则及立法本意的。
笔者查阅了国内十几种版本的《卫生法学》或《医学法学》教科书，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医学界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均将民事与刑事的这一过失责任理论套用在医疗行为上，这实在是对医学及医疗行为的一个极大误解。有位作者在谈到医疗事故犯罪的主观过错责任时，曾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某外科主任医师在给一名患腹腔晚期肿瘤病人作手术的过程中，病人曾两次出现心力衰竭，均经及时抢救好转，助手们劝其暂停手术改期进行，但该医师固执己见，继续手术，以致病人心脏出现第三次衰竭，终因抢救无效死亡。”该文的作者说：“该医师的心理活动主要是自信，轻信凭借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也会象第一、二次控制心力衰竭一样使病情得以控制，但却未能如愿，致病人死亡。”[16]
文章没有交待这位主任医师是否真的受到了刑事追究。但作者举这个例子的本意是非常明白的，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位主刀医师的行为，已完全符合医疗事故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这是无视医疗行为的职务性特点，将医疗职务行为混同于一般民事行为的典型例子。也是将一般刑法学或民法学上的过错责任理论生搬硬套地用在医事法学上的典型情形。如果说该病人的死是由于主刀医师的过于自信的过错责任“所致”的话，那么该医师根本就不应当为该病人制定“手术”方案，因为按照这位作者的观点，在医生为该病人制定手术方案时，即已经走出了犯罪的第一步！难道该主任医师在决定让该晚癌病人上手术台之前，就没有预见到该病人可能会发生心力衰竭或心脏猝死？如果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发生了第一次心衰时，就要关腹的话，难道在下一次手术时，病人就不会有发生心力衰竭的可能？问题是很明白的，象这种晚癌病人在任何时候给他作手术均随时都可能发生心衰。为什么预见到了可能会发生心衰的结果，还要为他制定手术方案？这就是医生的职务性特征所决定的。医生不能因为预见到了有医疗风险，而放弃对病人的治疗。医生若因此而放弃治疗，这才是应当受到法律追究的违法行为。为什么在手术台上第一次及第二次发生心衰后，这位主任医师还要继续为他作手术？这正是因为这位主任医师已经预见到了如果这一次关腹了，下一次开刀也存在着同样的危险，为了避免病人开两次刀，受二茬罪，才决定在两次发生心衰后仍继续为其作手术的。宁可自己多担点风险，也不愿让病人经受二次风险与痛苦，这正是高度的负责精神与敬业精神的体现。这位医生非但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而且其职业道德是非常高尚的！治疗失败，完全是难免性并发症所造成的。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第3项的规定及可容性危险原则，可使其违法性得以阻却，而不构成医疗过错，更不存在有医疗犯罪的问题。
疏忽大意的过失及过于自信的过失理论，通常只适用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这一理论对于一般民事行为只有在非常情形下，如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时，才不予适用。而对于医疗行为恰好相反，它在通常情形下（即对正常的诊疗护理工作）是不能用这种理论来追究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的，只有在非常情形下，才予适用。例如，有一护士在为病人注射青霉素时，本应当先做皮试的，但是由于凭着自己的经验，工作几年都未碰上1例过敏的病人，于是未作皮试就为病人作了注射，结果发生了青霉素过敏性休克反应，由于该护士是故意违反诊疗操作规程，是属于非正常情形下发生的事件，因此对该护士的处理才应当适用“过于自信的过失”给予相应的处罚。
由于我国法学界对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还没有吃准弄清，对医事法是并列于民法和行政法的一门独立的法律体系缺乏认识，因此，在法学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均产生了太多的误区，不仅在民法上，同时还突出地表现在修订刑法时，未将危害公共卫生罪单列一章，而是将医疗事故罪等职务性的过失犯罪纳入到刑法的第六章，与暴力抗法、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卖淫、嫖娼、盗墓、倒卖文物、吸毒、制毒、贩毒以及组织黑社会犯罪等故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归到同一类型的犯罪中去了。使原先由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性犯罪案件，莫明其妙地当作一般主体犯罪划归由公安机关管辖了，这实在也是对医事法的一个极大的误解，使法律界与医务界都不胜尴尬。
【】
[1] 梁慧星．给法官们的建议[n]．南方周末，1999-01-08(8)．
[2] 中消协新闻发言人指出：患者就医是消费行为[n]．法制日报，2000-03-16(3)．
[3] 王伟．最高法院对医疗赔偿有“说法”[n]．快报，2000-11-07(5)．
[4] 何玉军．卫生法学基础[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0．
[5] 王镭．中国卫生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9．
[6] 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69;321．
[7] 刘平，刘培友．医学法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3．
[8] 吴宗其；达庆东．卫生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9] 邵靖方，严启之．卫生法学教程[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32．
[10] 朱新力，王国平．卫生法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0．
[11] 胡晓翔，邵祥枫．论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J]．中国医院管理，1996，4:13．
[12] 胡晓翔．六论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论医患关系为行政合同关系[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997，2:105．
[13]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n]．南方周末，1999-01-08(8)．
[14] 民法专家声援泸州中院[n]．南方周末，1999-12-17(16)．
对法医学的体会篇5
医学院校应结合临床医学专业的特点,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加强本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知识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职业使命感,并使学生养成自觉学法、守法和用法的良好的法律素养。这对于培养和造就一支合格的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实现新医改的目标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料与方法
为全面了解安徽省主要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医德与法制教育的现状,笔者所主持的课题组以“安徽省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医德与法制教育现状”为主题做了调查与研究。
(一)调查对象
调查采用分类分层抽样方法。调查对象包括安徽医科大学、蚌埠医学院、皖南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等省内4所主要医学院校的近1000名学生以及附属医院的220名临床医务人员。从2006级、2008级和2009级本科生中随机抽取1000人,发放问卷(a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46份(占94.6%);医务人员中,发放问卷(B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占96.36%)。调查组走访了相关教学人员,收集了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还走访了淮北市人民医院、宿州市立医院和蚌埠市中心医院等单位的医患关系处理部门。调查结束后,调查组成员进行分组讨论、总体研究,对我省临床医学专业的医德与法制教育教学状况、效果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参考有关学者对国内外一些医学院校进行的类似调查及研究结果,从中可以较清楚地反映出当前我国临床医学专业医德与法制教育的整体状况。
(二)调查内容
一是调查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医德与法制教育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法以及师资等状况;二是调查本专业学生对开展医德与法制教育的认知状况、实际效果及存在问题;三是结合学校教育和医院临床工作实际,了解学生和医务人员对新医改背景下高校加强本专业医德与法制教育的看法和建议。
全部调查数据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管理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医学生对现代医学教育培养目标和新医改的认知较为明确
调查中,学生对“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应具备的条件”的认知如下:回答应具备“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与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学生占84.67%,表明本专业学生入学后通过2至5年大学学习和对现实的思考,对其未来职业规划已有较明确的定位。在本专业“开展学生医德与医疗法律知识的学习对未来工作的影响”一题中,认为“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和“能防范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学生合计达86.79%,体现了本专业学生对未来职业要求有较明确的认识。对“落实新医改提出的‘构建健康和谐医患关系’应做到下列哪些?”这道多选题的选择结果(见表1)表明:广大学生一方面赞成党和国家推进新医改政策,另一方面迫切希望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加强医务人员医德与医疗法律等人文素质的培养”(占85.41%),将医德与医疗法律列为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二)医德与法制教育状况和效果不容乐观
1、学生对本专业的医德与法制教育状况的认知
统计结果(表2)表明:学生对本专业培养方案关于医德与医疗法律课程设置的满意度仅为30%左右;获得医德与医疗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医学伦理学和医疗法律公共课”(占60.68%);对所讲述的内容认为“学时适中、内容丰富、效果良好”的学生仅为27.58%。这种状况导致学生对所开设的医德与法律等人文课程兴趣不浓,学习效果不佳,仅有约半数的学生表示“学过、较熟悉”或“学过、掌握一些”医德与医疗法律知识。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先天不足,成为造成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学生中对目前医患关系“不满意”和“不清楚”的人数合计达66.28%。
2、临床医生对本专业的医德与法制教育在现代医学教育中作用的认知
调查中,认为“一名合格医生应具备的条件”是“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与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医务人员占82.55%,这一结果与被调查的学生的认知(84.67%)基本一致;对“您认为对医学生进行医德与法制教育同现代医学教育的关系”这一问题,选择“是其重要内容”和“有一定联系”选项的人数合计达89.15%,体现出加强本专业医德与法制教育符合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有利于促进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调查还表明(表3):医生认为“加强本专业医德与法制教育在未来医疗实践中”既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范和减少医疗纠纷”(赞成者达74.52%,这同被调查学生的认知相比更具理性),又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医疗卫生单位的健康发展(医生中认为“所在医院每年因医疗纠纷支出占全年业务总收入的比重”在3‰以上的比例达45.28%)。
3、学生和临床医生对本专业医德与医疗法律等人文教育改革期待强烈
表4显示,学生和医生迫切希望对当前医德与法制教育的现状进行改革。医学院校应该转变教育观念,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师资队伍等方面加以完善,彻底改变传统的、单一的“一般讲授”方式(学生和医生赞成者分别为15.01%、18.87%)。只有探求“医、德、法”有机结合、符合时代需要的现代医学人文教育方式,才能激发学生在学习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促进新医改目标的实现。
4、医学院校医德与法制教育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医学本科院校普遍开设医学人文课程,取得了较大成绩。本次调查表明(表51:安徽省四所主要医学院校的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必修课中,人文社科课程学时数比例达10.85%-14.05%,同时各高校均开设相关人文选修课程。这同上世纪末人文课程偏少、学时约占总学时8%的状况相比有了较大进步。但是,分析发现,各校所开设的人文必修课程仍然停留在以政治教育为主的意识形态类课程上,而作为主要塑造学生医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医学伦理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医疗卫生法规”等课程的学时数仅占人文课程总学时的20%左右。各院校从事本专业医德和医疗法教育的师资队伍仍停留在“学人文者医学知识欠缺,学医学者人文知识不足”的层面。如某所院校的“卫生法学”课程是由社科部清一色的法学专业教师承担,且主要以课堂讲授的方式进行理论教学;而某高校的“医学伦理学”课程仅作为限选课。调查还表明,人文课程大多安排在低年级进行理论授课,教育主体缺乏临床体验,缺少在实践中养成人文素质的机会。
三、对策与建议
面对新医改的要求,医学院校要逐步确立和强化新医改背景下的医学科学发展观。教育目标必须更多地强调敬业精神、人文和科学素质等方面的要求,培育高人文素质的技术人才。作为医学人文教育核心内容的医德与法制教育应适应新形势和新需求,予以改革和完善。
(一)确立符合新医改政策的医德和法制教育观
1、当前医务人员和医学生的医德修养与法律素质不适应新医改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体制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如经济生活领域的假冒伪劣、分配不公;政治生活领域的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社会生活领域的诚信缺失、坑蒙拐骗等。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和前一轮医改造成医务人员思想混乱,部分医务人员在金钱和物质利益诱惑下心态失衡。收受红包,接受商业贿赂、药品回扣,“天价医疗费事件”等阴暗面频频曝光于新闻媒体。还有近期发生在南京的“徐宝宝”事件、广东的“活婴被当成死婴丢弃”事件和“孕妇保胎护士却错发堕胎药”事件等,都不同程度折射出医疗行业部分医务人员医德的缺失和法律意识薄弱。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造成医学生在专业思想、人生价值、学医目的及卫生服务信念方面有不同程度的缺陷,相当数量的学生医德观念淡薄,助利化趋向比较明显。调查表明:有41.75%的学生选择本专业的目的是“受人尊重、收入较高”和“有利于就业、工作稳定”;同时,医德主体的责任意识总是不敌自我保护甚至过度自我保护意识。对于“您最希望通过医德与法律学习所获得的帮助是(可多选)”这一选题,选“医疗纠纷防范”的学生和医生分别为78.12%和69.81%,选“日常维权”的学生和医生分别为67.87%和65.57%。
本次被调查的医生整体学历层次高(硕士以上者占总数的49.06%),专业技术水平强,但对医患关系的认知仍需提高。他们中认为医患关系是“施救者与被施救者”的人数占25.46%(学生占35.20%),这说明中国传统医学中“施恩救世”的观念根植于相当一部分医务人员脑海中,不符合现代执业环境要求。
2、改革与完善当前临床医学专业的医德与法制教育
对法医学的体会篇6
关键词：医患关系;文化冲突;医患文化;医患关系管理;文化导向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6）01-0019-05
CulturalConflictand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
managementinContemporaryChina
CHenmo
（SchoolofHumanitiesandmanagement，GuilinmedicalUniversity，Guilin541004，Guangxi，China）
abstract：
physicianpatientCultureisnotanisolatedculturevalue;instead，itiscloselyrelatedtothesocialethics，theindividualculturepsychologyaswellasthesocialmedicineculture.althoughthephysicianpatientcultureemphasizesthesimilaritiesbetweenthephysicians’andthepatients’cultures，theconflictispracticallymotivatedbythedissimilaritiesbetweenthephysiciansandpatients.therefore，"physicianpatientculture"herebyreferstothephysicianpatientculturalconflict，whichisdominatedbythephysicians’andthepatients’medicalknowledgeandnotion.thephysicianpatientculturalconflictmainlyreferstotheethicalconflict，psychologicalconflict，legalconflictandsocialconflict.the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managementincontemporaryChinashouldeffectivelymakeuseofthemassmediatostrengthenthecommunicationsbetweenthehospitalsandthepublicsoastoeliminatethemutualconflictandgainharmony.
Keywords：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culturalconflict;physicianpatientculture;physicianpatientrelationshipmanagement;cultureorientation
在中国当代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众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文化因素在医患关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如庄一强就认为“我国目前出现的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其实质就是文化冲突”[1]。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众多学者们的赞同与引用。将文化冲突看作是医患冲突的本质或根源，意味着医患关系管理的一个重要改变。但是，有关医患文化的由来和内涵、医患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如何化解医患文化冲突以实现有效的医患关系管理等问题，却仍然处在被忽视的领域。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与分析。
一、医患文化的由来与内涵
我们经常会听到“医院文化”一词，却较少关注“医患文化”一词。但实际上，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医患文化”概念并论述其在调解医患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如何军、夏保京等就提出：“所谓医患文化就是指在医疗活动当中医方和患方所共享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信念以及行为准则的总和。”[2]一般来说，由于医患双方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所遵守的社会规范和思维方式不同等，导致其所拥有的资源和知识背景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是引发医患冲突的内源性基础，是引发医患冲突的基础和条件。因此，简单地说，医患文化冲突指的就是医患双方所拥有的文化差异及其带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医患文化冲突如果以极端的思维方式和极其激烈的外显行为出现，必然导致对抗、打骂，甚至是伤害、死亡等事件发生。
有学者提出：“医患关系始终表现为文化关系。”[3]这在本质上是将医患两者当做是拥有不同文化的主体，而不同的文化主体在医患交往中都按照自身不同的文化习惯去表达，这是导致医患冲突的关键。从横向来看，这种冲突既可以体现为医方和患方各自所拥有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如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背景，就会存在冲突;也可以体现为医方和患方各自所拥有的文化程度的冲突，如拥有高文化层次的医者和文化层度较低的患者就有可能产生冲突。从纵向来看，医患文化冲突体现为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任何时代都要面临不同程度的变革与创新，这种变化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有一部分群体可能仍然坚持保守传统，另一部分人却更勇于接受革新。正如贺达仁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医学工作者将面临四大挑战，其中之一便是两种文化冲突与汇流的挑战，一种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挑战，一种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挑战”[4]。张程也认为：“讨论当代中国医患冲突的文化根源，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中，已经接受了现代医学文化的专业群体与仍受传统医学文化影响的社会群体之间，因医学文化差异导致医患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5]
可见，“医患文化”实质是指医患关系文化，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医患关系文化，反映并体现该国家、民族或时代在医患关系问题上的文明程度，也反映其用以指导医患关系实践的文化价值标准。虽然“医患文化”强调的是医患彼此文化中“同”的部分，但在现实操作中，医患冲突恰恰是由彼此文化中“不同”的部分激发引起。因此，众多学者们讲的“医患文化”所意指的主要是“医患文化冲突”。由文化冲突所带来的问题往往又是深层次的，它影响着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和选择。又有学者提出“医学文化”概念：“指人们在医学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的、精神的文明成果和人们接受、认识、鉴赏、创新医学成果的心理程序，以及为之指导继续创造医学成果的实践过程。”[6]在此基础上将医学文化分为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包括医院、设备、技术、法规和制度等，而主观方面指医学认识、评价和观念等，即人们的医学思维方式。
显然，“医患文化”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社会整体的伦理文化、个体的文化心理、社会的医学文化等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与社会的医学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它既受社会所拥有的客观“医学文化”的影响，也受主观医学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如医学认识、医学观念等。在考察“医患文化”内涵的过程中，我们须探究的是，在众多文化形式中，对医患文化冲突起到主导作用的是什么？不难看出，应该是医学文化中的主观方面，也就是医患双方所拥有的医学认识或医学观念等。社会整体的伦理文化和个体的文化心理等也是构成医患文化的重要部分。“医患文化”所主导的是医患关系，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医患关系价值观。换句话说，一个社会拥有何种“医患文化”价值观，就会拥有何种医患关系。
二、医患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
一般来说，我们很容易将医患文化冲突理解为医患个体之间的文化水平或程度的冲突。面对不同的医患个体，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这一层面的差异。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医患文化冲突，针对的是医者和患者这两个不同的群体，更着重于从两个群体所拥有的文化或心理的差异来谈彼此的冲突。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医患文化冲突，所涉及的面要宽泛得多，包括心理的、法律的和伦理的等各个方面。已经有学者意识到医患文化冲突的宽泛性，如施晓亚认为，医患文化冲突具体表现在“医患之间的认知冲突、情感的冲突、法律关系的冲突、服务期望的冲突和社会心理的冲突”[7]。这一观点受到其他学者的关注与赞同，如夏保京[8]就详细地从认知、法律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分析了医患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何军[2]也在赞同以上观点的同时，具体分析了医患之间认知冲突、法律关系冲突、情感和社会心理冲突的表现;张程[5]从认知冲突、选择冲突和归因冲突等方面总结了医患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总结起来，学者们对于医患文化冲突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基本上还停留在心理层面。无论是认知的、情感的，还是法律的和社会心理的，其所描述的具体内容其实都是心理层面的。无疑，文化与心理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冲突直接的表现就是心理层面的冲突。但是，医患文化冲突除了心理层面的，还有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等各个层面的内容，我们将对这些内容作出具体分析。
1.心理层面。医患心理冲突最突出地表现为认知冲突，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医患之间的医学认识或医学观念的冲突。随着医学的发展与进步，医方不仅是经过专业训练之后具备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更是接受了现代医学文化熏陶的高层知识分子。而患方却是由社会上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员构成，尤其是对医学文化的掌握程度不一，导致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对健康的观念、对医生的期望和对死亡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总结起来，医患心理冲突可以分为个体心理的（包括认知的、情感的和意志的三个方面）和社会心理的。在个体心理方面，既要考虑患者的个体心理，也要考虑医者的个体心理。患者心理主要包括患者个体的医学认识和医学观念以及由于疾病而产生的特殊心理状况（如对生命的自信和生存意志等）。医者的心理主要包括医者个体的医学文化以及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等。在社会心理方面，涉及到医患双方的交往方式、情感交流和信任等各个方面。现代医疗过程不再局限于传统医学时代的熟人社会，使医患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成为“陌生人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医患双方的不信任心理。
2.伦理层面。医患伦理冲突是医患文化冲突中最根本的形式。文化是心理的，更是伦理的。从纵向来看，医患关系要面对伦理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在传统医学时代，医患关系主要受到传统的伦理文化支配。而在现代医学时代，不仅医疗技术得到发展，医学文化也不停地发展和变化，受医学文化支配的医患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简单地说，传统医学时代的医患关系主要体现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这种产生于熟人社会的医患关系是直接的和稳定的，医患之间拥有很大的信任度。而在产生于“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医患关系中，医患关系并不是单纯地发生在某一个医生和患者之间，其中掺杂了医疗机构、诊疗技术等各种影响因素，这使得原本直接、稳定的医患关系变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从横向来看，不同国家、民族所拥有的伦理文化是不一样的，因而受伦理文化支配的医患关系也势必不同。例如，在中国众多的医疗纠纷案中，因家属不签字而导致的医疗事故不胜枚举，其中比较有名的是2007年丈夫拒不签字致妻子难产死亡一案[9]，究其根源，与产生于中国本土伦理文化的家庭主义模式[10]有关。
3.法律层面。医患法律冲突是医患文化冲突中较为复杂的形式，这也是导致医学立法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法学的角度看，医患关系中所涉及的是医患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如何实现二者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是法学的主要目的，但在现实中很难达到这一目的。正如李芳、王夏昊等指出的那样，“医患双方虽然在法律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的，但在判断双方的权利是否实现上是不对等的。从后一种意义上来说，医患双方的关系是掌握了知识与技术的人与无此知识与技术的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把它简称为‘有知之人’与‘无知之人’的关系。因此，是事实上的不平等”[11]。因此，医患法律冲突的实质体现为法律判决中的困境，即在医患冲突中无法准确判断医者是否应该承担必要的法律义务。正因为如此，2009年，我国浙江省人大代表建议推广“第三方托管”模式处理医疗纠纷[12]。之后学界便频繁出现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模式”的讨论。所谓的第三方指的是“医患双方均认可的中立的第三方”[13]，包括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保险公司等。
4.社会层面。医患社会冲突是医患文化冲突中较为广泛的形式。频繁出现的医闹事件、杀医和伤医事件以及医生集体戴头盔上班和罢工事件等，都属于医患社会冲突的范畴。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说法，现在的医患社会冲突，并不是“群体内冲突”，不是某一帮人因为某些事情而在内部斗起来，而是“群体间冲突”，是按照“医患关系”来定位社会角色的两部分人、两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14]。显然，医患社会冲突不仅仅发生在医者和患者两个群体之间。在媒体的放大宣传中，医患社会冲突已经辐射到医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社会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要辩证地看待社会冲突，因为“冲突并不完全是具有破坏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具有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增强冲突双方适应力等积极作用。科塞认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冲突可能导致法律的修改和新条款的制定，可能激发新规则和新制度的建立，还可能导致竞争对手们对本已潜存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15]。可见，医患社会冲突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一部分，是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正常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因为有了医患社会冲突，人们才能及时地发现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为建立更和谐的医患关系提供帮助。当然，最主要的是要防止医患社会冲突的负面作用。
三、立足医患文化冲突，有效实施当代医患关系
管理
医患关系管理既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重要保障。由于现代医学分科的精细化、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疗机构性质的改变等因素，使得医患关系管理越来越复杂化。Szasz和Hollender[16]曾于1956年提出医患关系的三种模式，即主动―被动模式、指导―合作模式和共同参与模式。这三种模式奠定了医患关系管理的指导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国当代医患关系管理除了借鉴西方的管理方法之外，还需要结合本土的特色进行探索。除了上文中提出的第三方管理模式，也有学者提出须“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技巧来应对未来医患关系的管理”[17]。众多学者已经发现医患关系管理中的多面性和多学科性。面对这样的形势，虽然在医患关系管理中多管齐下从理论上看似合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无法把握住支配医患关系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医院管理中，医院文化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医院文化所偏重的是医者的文化道德修养和医疗机构所必备的文化氛围。在医患关系中，这仅仅是从医者或医方的角度来谈文化建设。这种单一的文化建设可以从加强医方的文化素质方面缓解医患矛盾，却并不能把握住医患矛盾中的根本性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须立足医患文化冲突来有效实施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管理。因为医患文化考虑的是医患双方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医学认识和医学观念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实施医患关系管理将更为切实可行。
在以上医患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中，我们讨论了心理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四个方面。无论是哪种形式，我们都不难发现，现代医患关系中所涉及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医者和患者，而是医者和社会大众。医疗事业已经不是某一个群体所关注的群体性事务，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应该关注的公共事务。医患文化和医患文化冲突等概念的提出，既反映了现代医学文化发展的本质性规律，也反映了医患关系发展的本质性规律。简单地说，医患关系已经脱离了传统医学时代的人际关系模式，并发展为以医疗机构这一社会组织为主体、患者群体为主要客体、社会大众为次要客体的公共关系。在拙文《伦理视角下的医患关系本质分析》[18]中，笔者已经详细地探讨了现代医患关系的转变，详见图1。
从这一公共关系模式可以看出，现代医患关系日趋复杂，要有效地消除医患之间的文化冲突，单从医方入手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医患关系中所涉及的主体有医疗机构、政府、媒体和社会大众等。要加强医患关系管理，需有效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开展工作：
1.加强医疗机构的文化建设和管理。在医疗机构中，是以医护人员为主体的，因而加强医护人员在职业道德素质、职业伦理和心理、执业法律、医患沟通等方面的教育是关键。现代医护人员不仅要掌握过硬的医疗技术，更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及与患者交往和沟通的能力，涉及伦理、心理和法律等各方面的知识。因此，在医疗机构文化建设中必须有针对性地实施这些教育，尤其是法律方面的教育。
2.利用大众媒体加强医方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有效沟通。针对社会大众，有效利用大众媒体传播方式，加强医方或医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争取做到医学知识社会化。长期以来，医学知识成为医护人员的“专利”，这是造成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等的重要原因。只有利用媒体宣传来加强社会大众整体的健康认知，做到人人是“神医”，扫除“健康盲”，才能真正地消除医患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等或认知差异而带来的误解和冲突。
3.政府和媒体须有效发挥对医患关系的宏观调控作用。在文化导向和文化传播问题上，政府和媒体是中坚力量，担负着不可推卸的重任。我们需要营造何种医患文化，这是整个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医患矛盾中，我们应积极地引导民众认清楚事实和真相，在整个社会中营造出正面的、公正的医患关系氛围，而不是让暴力、恐怖事件等社会丑恶现象成为少数人泄愤的途径。另外，还应在政府和媒体的协同作用下，让医方和患方都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摆正自己的位置，共同为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奉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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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医学的体会篇7
非法行医行为是非法行医罪客观方面最重要的内容。非法行医,虽只寥寥四字,但其中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为充分认识非法行医罪的客观方面,本文拟对非法行医行为作一较为深入的剖析。
一、非法行医罪之“非法行医”
所谓非法行医,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擅自从事医疗业务活动。非法行医罪是职业犯,因此只要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像具有执业资格的人一样从事医疗业务活动,就是非法行医。主体资格不合法,而医疗业务活动合法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必须将主体资格不合法与不合法的主体擅自从事医疗业务活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认识非法行医。借用公式形式表示非法行医行为,即为:
非法行医=非法主体+擅自行医
在这一公式中,非法行医之违法性主要体现在行医主体资格不合法上,至于医疗业务行为是否违反医务工作规章制度,则在构成非法行医罪时在所不论,但在认定本罪的结果加重犯时具有一定的意义。
非法行医既然是非法主体加行医,而非法主体主要是本罪主体所要讨论的问题,因此,在本罪的客观方面,行医就成为认定的关键。
二、非法行医之“行医”
关于“行医”,有学者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是单指为人看病的行为;二是以为人治病为业,即开业行医。(注:曹子丹、侯国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笔者认为,在非法行医罪中,应取第二种解释,即行医是指以实施医疗行为作为其职业或者业务的行为。非法行医罪是职业犯,要求行为人须将某种行为作为职业或者业务而反复实施。业务是指人们按照社会生活上的地位而持续或反复地从事自己选定的事务。对于业务,不区分其事务属于公还是私以及是否有报酬利益,而且不问他从事的是主要的事务还是辅助的事务。(注:[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32页。)对于医疗业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卫生署”曾解释说,医疗业务是指以医疗行为为职业者而言,不问是主要业务或附属业务,凡职业上予以机会,为非特定多数人实施之医疗行为均为医疗业务,但医疗业务不以收取报酬为要件。对于这里所指的附属业务,台湾有学者认为,是指为完成主要业务所附随之准备工作与辅助事务,且此项附随之业务,不问与业务系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均属于其所执行之业务范围。(注:黄丁全:《医事法》,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对于医疗业务,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其特点:
第一,医疗业务是以实施医疗行为为内容的业务活动。关于何为医疗行为,容后文详述。
第二,行为人须反复或者持续的实施医疗行为或者至少须以反复、持续的主观意思实施医疗行为。如果行为人缺乏反复、持续地实施医疗行为的主观意思,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偶然地实施了医疗行为,不能认为是医疗业务。例如,某甲,没有医生执业资格,答应某乙的请求,商定以1800元的价格为某乙之子某丙戒除毒瘾。某甲在没有对某丙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和对其毒瘾程度了解的情况下,便照搬其利用工作之便抄来的一张戒毒处方为某丙戒毒。在对某丙使用了大剂量药品时,某丙有不良反应,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注:张明楷编着:《刑法学(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42页。)在这一案例中,某甲没有反复、持续地实施医疗行为的主观意思,仅仅偶然地实施了一次医疗行为,不能认为其从事了医疗业务,因此,对其不能以非法行医罪定性,而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反之,如果行为人以反复、持续的主观意思实施医疗行为,即使只实施了一两次医疗行为即被查处,也应认定为其进行了医疗业务活动。例如,某甲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即于闹市中租房开办诊所,但仅开业一天,治疗了几个病人即被卫生行政部门查处。在此案中,某甲租房办诊所的行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他主观上具有反复、持续地实施医疗行为的意思,即使其诊所仅开业一天,也应认定为进行了医疗业务活动,属于非法行医行为,当然,其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还应当考察其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第三,医疗业务不以不间断性为条件,只要反复实施医疗行为,即使行为之间存在间断,也是医疗业务。医疗业务亦不要求行为人将行医作为唯一职业,行为人在具有其他职业的同时,将行医作为副业、兼业的,也属于非法行医。(注: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第54-55页。)
第四,医疗业务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营利目的。这也是职业犯与营业犯的主要区别。有学者认为,判断行为人是否行医的标准有二:一是行为人开展了医疗活动,二是行为人通过医疗活动收取了费用。笔者认为,以这两条标准认定行医行为值得商榷。首先,无论是开展医疗活动还是通过医疗活动收取费用,都不能划清行医行为与偶尔实施医疗行为之间的界限;其次,尽管在实践中非法行医者大多通过非法行医行为收取了费用,但我们仍不能排除有人只实施了非法行医行为,而未收取费用的情况存在;再次,我国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行医罪,并未要求行为人具有营利目的,因此,没有营利目的的人实施非法行医行为,情节严重的,仍应以非法行医罪论处。如果将行为人的非法行医行为限定为“通过医疗活动收取了费用”,无疑缩小了非法行医罪的外延,这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可能会放纵犯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医疗业务,是社会分工的一种,是指行为人以反复、持续的意思实施以医疗行为为内容的活动。
既然行医是指以实施医疗行为作为职业或者业务,那么,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医疗行为,就不能认定为行医,因此,界定医疗行为又成了认定行为人行医的关键所在。
三、行医之“医”
在这里,行医之“医”,就是指医疗行为。对于何为医疗行为,目前我国大陆刑法学者多未作出定义式的界定,而是仅仅列举了医疗行为或者非法行医行为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界定医疗行为之困难,但也有学者对此作出了努力,认为,医疗行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医疗行为,是指出于医疗的目的所实施的行为,包括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生育的处置、按摩、针灸等符合医疗目的的行为;狭义的医疗行为则是指广义的医疗行为中,只能由医师根据医学知识与技能实施,否则便会对人体产生危险的行为。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应是指狭义的医疗行为,即医疗、预防、保健业务中,只能由医师根据医学知识与技能实施,否则便会对人体产生危险的行为。(注: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第54-55页。)
与祖国大陆相比,我国台湾地区对医疗行为的含义无论是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在医政实务上都要丰富得多。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就医疗行为解释为:“凡以治疗、矫正或预防人体疾病、伤害、残缺或保健为目的,所为之诊察及治疗,或基于诊察、诊断结果而以治疗目的所为之处分,或用药等行为或一部之总称,谓之医疗行为。”(注:黄丁全:《医事法》,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第77-84页、第77页。)同时,“行政院卫生署”还对信徒取用掺有药物的香灰治疗、近视者配装隐形眼镜、中医把脉、拔火罐、刮痧、针灸、推拿、美容等数十种行为是否是医疗行为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理论上,更将医疗行为区分为临床性与实验性医疗行为、目的性与非目的性的医疗行为、类似医疗行为等,足见台湾地区对医疗行为探讨之深入。(注:黄丁全:《医事法》,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第77-84页、第77页。)
笔者认为,医疗行为的概念和含义,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所谓医疗行为的相对性,是指医疗行为的含义依具体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我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等东方文明地区,中医望、闻、问、切的行为无疑属于医疗行为中的诊断行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中药则可能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异端,被排除在医疗行为之外。所谓医疗行为的历史性,是指医疗行为的含义在同一社会中,也会因科技的发展和公众观念的进步而变化。例如,神医巫术、灵丹妙药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被认为属于医药无疑。而在今日中国,此类缺乏科学根据的“医药”已经不再被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是医疗行为。因此,医疗行为的具体含义随着医学、科技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公众的医疗和健康观念变化而变化,“应依当时之医学水准,国民的生活方式之推移及卫生思想普及等因素,综合的判断。”(注:黄丁全:《医事法》,月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第77-84页、第77页。)
既然我们是界定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而非法行医罪是法定犯,其最显着的特征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进行医疗业务活动,同时,非法行医罪所侵犯的客体之一又是公共卫生,因此,笔者认为,界定医疗行为应当本着以下几个原则和标准:(1)医疗行为与医生的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紧密相联;(2)医疗行为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或者接受医疗行为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紧密相联;(3)在一个具体的医疗行为中,医疗者与就医者之间是具体的一对一的关系。
根据以上界定医疗行为的原则与标准,笔者认为,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是指运用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接受医疗者消除或缓解疾病、减轻身体痛苦、消除或者减轻其对药物或者等的病态依赖、延长生命、改善身体功能与外观、矫正畸形或者帮助或避免生育等与接受医疗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为。
具体而言,医疗行为的特点为:(1)医疗行为是运用医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活动;(2)医疗行为的客体(对象)是他人的身体;(3)医疗行为是针对不同接受医疗者不同的具体情况,给以相应不同的治疗措施的行为;(4)实施医疗行为者具有医疗目的,即具有为接受医疗者消除或缓解疾病、减轻身体痛苦、消除或者减轻其对药物、等的病态依赖、延长生命、改善身体功能与外观、矫正畸形或者帮助或避免生育等目的;(5)医疗行为是与接受医疗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为。
根据以上医疗行为的概念和特点,下列行为属于医疗行为:(1)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即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做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身体痛苦、改善身体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行为具体包括疾病的询问、观察、检查检验、诊断、治疗、处方、手术、麻醉、注射、用药、包扎等行为。在我国,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包括西医和中医的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最常见、最典型的医疗行为;(2)帮助或避免生育行为,即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及对孕妇的诊断、检查、助产、接生、剖腹产手术等帮助生育的行为和放置宫内避孕器、避孕环、实施结扎手术等节育行为。但是,刑法第336条第2款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的行为单独规定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因此,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不包括上述几种行为;(3)医疗美容行为,即使用药物以及手术、物理和其他损伤性或者侵入性手段进行的美容,如隆乳、手术减肥、造重睑术(俗称割双眼皮)等美容整型行为;(4)戒除病态依赖行为,即通过用药等医学手段戒除对、品、兴奋药品等的病态依赖行为;(5)矫正畸形行为,即以手术等医学手段矫正身体畸形如连体婴儿分割手术、去除多余手指、脚趾等行为;(6)改善(改变)身体外观行为,如变性手术、易容手术、处女膜修补手术等;(7)恢复或增进人体功能的行为,如为近视者验光行为、对残、病患者施以电疗、牵引等康复行为;(8)其他针对不同人的具体情况,运用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给予相应不同的措施,并与接受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为。
根据医疗行为的概念和特点,下列行为不属于医疗行为:(1)没有运用医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为他人治疗的行为。包括以封建迷信等方法为人“治病”、以拔火罐、刮痧等民间传统疗法、偏方等为人去除或减轻痛苦、单纯为他人制作眼镜、假肢等行为;(2)对象不是他人身体的行为,如为预防疾病的传播而实施改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疾病预防行为、兽医行为、为自己治病、心理医生为人解除心理障碍等行为;(3)不是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医学措施的行为,如单纯销售药品、医疗器械的行为、疾病普查行为、单纯的体检行为、以保健为目的的按摩、推拿行为、气功调理行为等;(4)不具有医疗目的的行为。如以诈骗为目的实施的貌似为人治病的行为。诚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所指出,事实上医疗目的无法与犯罪目的同时并存,因此医师如有犯罪目的而实施其行为,则其行为在外观上虽系医疗行为,但实质上仍应认为犯罪行为,非医疗行为。(注:蔡墩铭:《医疗犯之构成要件》,《辅仁法学》第14期。)在这里,所谓犯罪目的,应指除非法行医罪之外的犯罪目的;(5)其他与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无关的行为,如以为人身表面化妆、美容,不影响或改变人体结构及生理机能的美容行为等。
对法医学的体会篇8
紧张的医患关系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医务人员医患关系处理能力不足是诸多因素中最直接的体现。医学教育应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明确医学生医患关系处理能力的培养目标，构建知识体系，与医院协同努力，通过“认知、体验、探索、实践”4阶段教学与实践，强化对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医患关系；处理能力；培养
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医患冲突频发、医生社会形象“污名化”，医生职业和医疗卫生行业出现信任危机，医患关系已成为目前广为关注的社会热点。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已成为社会、学者及医院、相关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医患关系现状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体系，涉及到诸多的社会主体、规章制度和文化背景。高等医学教育作为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主体，应首先承担起改善医患关系的重任，医学教育不仅要构建医学生渊博的医学知识和扎实的临床技能，同时也要培养较高水平的医患关系处理能力。
1医患关系认知与处理能力培养的现实诉求和学科价值
医患关系处理认知和能力是指医生在对医患双方地位、权利和责任的基本看法的基础上，运用医患沟通的方法、手段，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能力；包括4大知识和能力体系：医学人文素养、医患沟通能力、医德和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医学人文素养和医德是基础，医患沟通能力是手段，医疗卫生法律法规是保障。医患关系认知与处理能力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必要手段。医患关系现状的形成可能有以下原因：医患沟通不畅、收费过高、医德滑坡、医疗技术和服务不能满足患者的期望［1］、医疗规章制度不合理［2］、政府角色失当行为［3］、媒体误导、职业医闹、黑恶势力插手、医患双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4］、社会舆论的负面心理导向、医疗主体平等意识的滞后［5］。以上可能的原因可以分为3大类：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包括医患沟通不畅、部分从医人员医德滑坡、医学人文精神缺失，微观层面所概括的因素就是医患关系认知与处理能力的主要内容之一；中观层面包括医疗规章制度不合理、医疗收费过高、医疗事故补偿不当、医疗技术有待提高、职业医闹插手等；宏观层面包括社会舆论导向偏差、医疗卫生资源分派不公和相关法律建设滞后。对于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因素，高等医学教育力有不逮，但在微观层面，高等医学教育可以发挥主要作用。从微观层面来看，医患关系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医生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疗市场化的过度繁荣使得医学和医生更趋于物化，医疗手段的“扣触视听”“望闻问切”被“声光电磁”逐步代替，作为有情感、有思想的病人被视为可以经由药物或医疗手段纠错的物品，值得庆幸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正在对这种过度的物化校正［6］，医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的结合体，其对象不是冰冷的物件，而是具有情感与思想的生命，良好的治疗不仅仅需要精良的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同样需要人文知识，加强对病人的了解，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国际医学教育组织制定的本科医学教育“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GmeR）60个具体指标中有41项涉及人文，在毕业生应具备的6项能力中有5项涉及人文［7］。医疗实践也诠释了这种校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医学人文素养是医疗从业者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最具应用价值的就是与患者交往的认知与能力，因此，医学的人文回归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医生拥有和谐医患关系的认知和处理能力。
2医患关系处理能力的培训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然而，医学教育并没有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医患关系处理能力作为改善医患关系的有力因素只是碎片化体现在医学教育之中，医患关系处理认知和能力并没有成为医学教育的教学目标体现出来。
2．1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培养目标指向不清晰
虽然目前医患关系是医疗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医疗行业及从业人员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8］，但目前在医学教育中并没有明确的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培养目标，只是以隐喻的形式隐藏在日渐声名鹊起的医学人文教育中。现实的需求无法真正体现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而医学人文教育也失去了现实指引的方向。医学教育机构、教师和医学生把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理解为与医学生无关的事项，是医生在医疗事件中自然获得到能力。医学高等院校也开设了一些提升学生医患关系认知与处理能力的课程，诸如医患沟通、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史等课程，但基本上都是选修课，医学生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知识的必要性，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或者以能否轻松拿到学分为选择的依据，使关于医患关系认知与处理能力的教学流于表面的形式和统计的数据，没有成为铸造一名合格医生的必然流程。
2．2知识体系构建不完善，缺失与重叠并存
尽管医学社会人文素养被认为是医生的必备素质，医学教育应尽可能地保障其教学条件、教学时间和师资队伍，然而大多数医学院校忽视或者轻视医学社科人文教育［9］。在课程安排中显得比较随意，不同院校的同一医学专业安排的医学人文社科课程相差甚远，就是同一院校的不同医学专业的医学人文社科课程也不尽相同，这可能是因为教学任务过重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是仍然可以从中发现，目前的医学人文社科教学中知识体系亟需完善，那些知识是必须的，那些技能必须掌握，而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重视。
2．3重于理论认知，实践体验不足
有限的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的培养只在校园里进行，学校更加偏重知识的传递，缺乏能力的培育，教师和学生离开了实践的对象。即使在学生实习期间也只注重临床技能的培养和提高，而医患关系的认知和处理能力却很少提及，可以说，在目前的医学教育中，实习作为提高医学生医患关系处理能力的平台被忽视了。
3医患关系处理能力的培养途径
3．1搭建校院协同的平台
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需要建立学校和医院协同的教学平台，高校具有知识传递的优势，多学科的教师队伍、多种学习资源能够保证学生获取需要的知识、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坚定学习的信念。医院具有天然的实践优势，在提高临床技能的同时，可提升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可以分为4个阶段：认知、体验、探索、实践。认知阶段是在学校通过学习医学人文的课程，对如何处理医患关系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包括如何看待病人、如何看待医学、怎么和病人沟通、病人和医生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医疗卫生行业的法律法规等内容，学科可能涉及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患沟通等学科，这一过程在一、二年级完成。体验阶段主要在医院完成，三年级见习阶段，医学生在带教医生的指导下，积极利用和病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体验病人的需求、意愿，观察在职医生处理医患关系的实践过程，检验自身知识的不足与优势，并利用自身知识技能与病人积极接触，试图建立良好的医学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探索阶段在见习结束之后到毕业实习期间，在教师的指引下，反思总结在认知阶段和体验阶段的成效与不足，积极利用学校的教学资源拓展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并反思目前处理医患关系认知和手段的不足，思索适合自身的医患关系处理方法、手段和途径。实践阶段主要在毕业实习阶段，在带教医生的指导下，积极和病人接触，加强自身能力的形成，并检验自身能力，最终形成自身的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
3．2以需求为导向多学科联合
医学生医患关系处理能力需要坚实的知识基础，包括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和卫生法律法规等学科知识［10］，让医学生对以上知识全部掌握似乎不切实际，毕竟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多学科联合不是多学科全部学习，而是对以上这些学科进行整合，剔除相互重叠的部分，整合相似的部分，形成一门医患关系认知与处理能力的必修课。课程以医学的人文特性、医学伦理、医患沟通和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为核心，注重与现实社会问题的联系，为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3．3明确培养目标和实习目标
明确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是医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体现在教学大纲中，落实在相关课程教学中。学校和医院确立培养原则和落实步骤，任课教师明确所承担教学任务在培养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和处理能力中的地位和目标，让医学生了解培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教学安排中，创造适宜的教学平台强化认知的培养，譬如，聘请经历过医患冲突的医生举办讲座，开展患者和医生关于医患关系的问卷调查，建立医患纠纷模拟调解机构等活动。在实习过程中，把医患关系处理能力作为实习效果考核的指标之一，强化医患关系处理能力的培养，给医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多接触病人，并在了解病人的基础上建立维护和谐医患关系的大体规划，指导医生对其进行分析与指导。
作者：齐明王雄伟单位：甘肃中医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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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医学的体会篇9
关键词：程序严格准确性真实性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深入，人民越来越重视医疗事业和与医疗事业相关的事件发展情况。其中，医疗纠纷的社会关注度与日俱增，但是有些时候医疗纠纷的情况复杂、责任关系混乱，加上一般的病理学检验又不能达到“服众”的效果，最终导致社会影响的扩大化，极不利于我国医疗事业健康发展。
一、法医病理学鉴定的优势
（一）程序严格
同一般病理学检验相比，法医病理学检验需要经过的审批程序较为严格，需要一些信息作为证明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法医病理学鉴定申请。此外，法医病理学检验过程中经常会有国家司法部门人员进行跟踪监督，以保证法医病理学鉴定的流程和技术操作严格符合规范标准。因此从病理学检验鉴定程序上来说，法医病理学检验鉴定的程序比一般的病理学检验鉴定要严格很多。
（二）结果准确
执行法医病理学检验鉴定的人员是经过专业培训，且进行与医疗纠纷相关的病理学检验鉴定的人员，简单来说其技术是专门服务于医疗纠纷中的病理学鉴定。而一般的病理学鉴定人员大多属于兼职鉴定人员，其身份大多在平常时期是一般医护人员，因此在医疗纠纷中的病理学鉴定中其专业性远不如法医鉴定人员。结果上的准确性也就无法保证。
（三）结果真实
法医病理学检验鉴定人员是有专门部门进行管理，不易受到社会舆论压力的侵扰，现实中一般也不会接触到与医疗纠纷相关的双方，不容易受到人情的影响。其鉴定行为是为了明确医疗责任、解决医疗纠纷而服务的。因此法医病理学鉴定的结果真实性就比一般病理学鉴定的真实性要高。
二、法医病理学鉴定开展方法
（一）检验鉴定前
首先，要明确检验鉴定的对象。一般情况下，涉及到法医病理学检验鉴定的对象是尸体，即出现医患事故的尸体，也是医疗纠纷的直接关系人之一。明确检验鉴定的对象，能够帮助法医鉴定人员开展下一步的数据收集。
然后，以检验对象为中心进行数据收集，相关的数据信息，能够帮助法医鉴定人员了解尸体生前的生活状态，从而能够做有利于鉴定结果准确性的判断。并且法医鉴定人员在有一定信息凭依的基础上可以对尸体的死亡原因进行简要推断，从而在检验鉴定时进行有针对的病理学鉴定。
最后，根据已知的信息数据，进行病理学鉴定使用药物、器械的准备工作，使鉴定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从而有利于鉴定质量与效率的提高。
（二）检验鉴定中
1.体表检验
体表检验有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需要对尸体进行影像记录，一方面可以对尸体的第一状态进行记录，方便前后对比的同时可以作为永久性证据进行保存。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现代的影像学鉴定技术，通过网络会谈、讨论的方式，进行尸体死亡成因、死亡机制分析。并且现代影像学分析技术可以做到不破坏尸体就进行病理学检验鉴定，是法医病理学检验鉴定的新技术。
然后，观察皮肤颜色，可以直观的判断出尸体是否是由于中毒死亡，如果是中毒死亡则在接下来的检验鉴定中侧重于毒物检测和毒物确定。并且可以根据尸斑情况对尸体死后一段时间内的情况进行判断，进而可以确认医疗机构是否有做过转移尸体、刻意掩盖事件的情况，是理顺医疗纠纷中责任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内容。
最后，检查尸体是否有外伤存在，如果有则根据外伤类型进行分类，将可能成为致命伤的外伤进行重点记录和鉴定。并且有些因中毒而死的尸体可能是由体外注射的方式进行毒物摄入，细小的针孔状外伤可能成为毒物注射的证据。
2.体内检验
（1）体内检验主要鉴定内容
①毒物分析：如果从皮肤颜色或其他体外可以直观判断是中毒致死的症状，这部分就需要重点进行。首先需要从体内进行毒物提取，通过化学检验的方法，确认毒物类型，是化学类毒素还是生物类毒素等。然后进行毒物分布检测，根据毒物在主要内脏和血管中分布量和分布量变化可以判断出毒物入体方式，并对毒物入体时间进行粗略估计，这是判断尸体生前一段时间内状态的重要依据之一。最后，对毒物取样保存，并且调查毒物获取渠道，根据毒物获取渠道的情况可以初步将医疗责任进行划分。
②解剖鉴定：通过解剖的方式可以深入了解尸体的状态，根据内脏组织状态可以判断尸体是突然死亡还是缓慢衰亡。如果是突然死亡，那么必然是外力所致，这条信息对医疗责任的归咎和医疗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2）进行体内检验时需要注意事项
首先，应当在与医疗纠纷相关的双方（一般是医疗结构和死者家属）的许可下进行，这是对于死者和人权的尊重，也是保证法医病理学鉴定在司法审判流程中程序和法律上都处于合理地位。
其次，应当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法医病理学鉴定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是保障关系人员知情权的重要内容。
3.鉴定结束后
鉴定结束后需要先将鉴定结果进行社会公示，将医疗纠纷中的责任进行明确归咎，平息医疗纠纷的社会舆论。同时对鉴定结果进行记录，并归档保留。
三、结语
法医病理学检验有一般病理学检验无法比拟的优势，未来的医疗纠纷中法医病理学鉴定应当向大众化、普遍化发展。通过普遍化的法医病理学检验鉴定，还原医疗纠纷的真相，确保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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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医学的体会篇10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现代医疗技术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其二，以对“问题”或“难题”的充分关注，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路径，在生命伦理学和医事法学的研究进展中，在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的传统认识，它使得生命伦理学总是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介入、去发现或者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伦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学的应用研究，既是世界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之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创建新的、顺应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环节。虽然今天的生命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往往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难题，生命伦理事件的全人类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仅仅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提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话语霸权。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伦理视野和论辩平台，使不同观点可以在生命伦理实践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进行对话交流，在属于全人类的范畴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判断、描述并引导我们未来生活的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