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1
地球上能够脱离自然界这种往复循环的似乎只有人类――居于食物金字塔顶端的动物。人类的出现是生物进化长河中动物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结果。同时人类的出现又是自然界中的偶然事件，因为生物进化历程本身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起初只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差异，随着人类的进化与发展，人类从动物界脱胎出来。尽管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的主宰，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和世界，但是，人还要长期与动物共存下去。
现代人类在享受空前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的空洞、水体的污染和土地的沙漠化。更严重的是自然界的野生动物种群的自然调节机制已经不完善或彻底丧失。人类的过渡开发利用导致了野生动物的濒危和灭绝，大批动植物面临着生存危机，人类活动导致动物灭绝是人与动物关系史中触目惊心的篇章。有识之士指出这场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因为人类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要求的条件相似。
如果人类不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人类的灭绝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人类的灭绝并不意味着生物世界的终结。著名古生物学家D.V.阿格尔教授甚至预言，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中，啮齿类动物将是优势的动物种类。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环境保护的热潮正在兴起，人们开始审查自我行为，开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人与动物的关系。更可喜的是，人们开始用法律和条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反映在1991年开放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上。像人类的先祖一样，现代人类又一次勇敢地接受了环境的挑战。人与动物的关系将又一次发生飞跃的质变。人与动物关系的演化折射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其实，人们对动物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人们对身边的、周围的、还有那些遥远的动物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可以从动物园里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视机前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忠实观众、广告中随处可见的动物形象中得到证实。然而，动物成员众多、无处不在。即使是专门研究动物的人士，对动物的所知也是有限的。普通读者更是限于活动空间、活动时间的限制，由于观察手段、观察方法、参考资料的欠缺，不可能了解许多动物学知识。例如一些简单的动物学问题：它们叫什么？它们在哪里？它们吃什么？即使是这样一些常识性问题，也不是容易解答的。对此《文明》杂志担当起普及科学知识的重任，为读者提供了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科普文章。
《文明》杂志自2001年创刊以来，除了追溯人类文明的源流、介绍世界的文化习俗之外，还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动物。《文明》杂志将弘扬文明，传播知识为己任，在办刊中坚持介绍动物学知识，揭示人与动物的关系，关注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暴露野生动物保护中的问题，提倡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一个活生生的生物世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提出了现代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激励读者了解世界、认识自然，意义重大。在蹒跚学步中，《文明》走过了五年，我希望《文明》保持一贯的风格，为读者提供更多的知识，为中国的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成群结队的大火烈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湖边，声势浩大，令人叹为观止。夜暮下的它们，火红的外衣上被镀了一层金黄。
《燃烧的火烈鸟》
撰文/李湘涛摄影/夏富祥吴常云
2006.7
专题介绍：
第一次见到大火烈鸟，我就被极大地震惊了。这种喜欢扎堆生活的大鸟，往往成千上万只甚至多达10万只聚集在一起。从高空看，遍地通红，绵延好几公里，就像一块巨大的红地毯，又宛如一片在泥沼原野上沸腾的红色波涛……
朱性情温顺，再加上优雅的外形和飞翔姿态，轻易就获得了“诗人”称号。
《拯救大鸟朱》
撰文/丁长青摄影/奚志农祁云丁长青
2003.1
专题介绍：
在亚洲的东部，生活着一种名叫朱的大鸟，传说它能给人们带来福音。它体态优美、气质温雅、羽毛清丽，但它生性害羞而脆弱，面对灭顶之灾却无能为力，那么人们为朱开展的空前拯救行动能否弥补人类对自然界的伤害呢？
虽然名称里有“鸡”字，但是作为世界上珍贵的鸟类，藏马鸡自有一番高贵的气质。
《高原藏马鸡》
撰文/吴秀山摄影/红杏吴秀山
2005.9
专题介绍：
为探索藏马鸡这一珍贵的物种不为人知的一面，我奔赴它们的原产地，开始了艰难的引种、饲养和繁殖等工作。在科研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不禁陷入深深自责：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带着它们或它们的子孙重回，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形态优雅的黄嘴白鹭，因为它美丽的外衣而遭到大量捕杀……
《白衣绅士―海驴岛上的黄嘴白鹭》
撰文/张学武赵一龙马得东
摄影/张学武赵一龙
2004.3
专题介绍：
由于黄嘴白鹭的羽毛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加上它们喜欢群居生活，因此遭到人类的大量捕捉，导致数量锐减，现在几乎陷入灭绝的境地……
在野化训练的过程中，东北虎繁殖能力也能得到增强，现在老虎“拿下”一只黄牛前后不过半分钟的时间，王者之风在奔跑中显露无遗。
《王者何时归来？》
撰文/王远昌王敏吕晶摄影/王福春王远昌
2004.9
专题介绍：
由于滥杀和生态恶化，20世纪中期，具有300万年历史的古老物种东北虎已到灭绝的边缘。跨世纪拯救东北虎的宏伟工程历尽艰难。1986年以来，摄影师深入“虎穴”，亲身见证了“虎威”重振的全部过程，捕捉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夜幕中的雕双目炯炯有神，它的翼展达两米，如果有谁侵犯了它的领地，它会悄无声息地发动致命一击。《雕―夜幕下的幽灵杀手》
撰文、摄影/王永军
2006.5
专题介绍：
这是一种凶狠异常的大型猛禽，一种令许多小动物闻风丧胆的神秘掠食动物。它会在无声无息中对敌人甚至人类，发动致命一击。然而事实上，我们几乎很难见到它的庐山真面目……
环尾狐猴在分类学上属于哺乳纲，但却是较为低等的种类，被称为原猴类。与高等的灵长类相比较，它们的面部更像狐狸，而与人类相去较远。
《崇拜太阳的“幽灵”―环尾狐猴的隐秘世界》
撰文/李湘涛张斌摄影/张词祖李湘涛
2004.7
专题介绍：
环尾狐猴是非洲马达加斯加岛的特有物种，目前由于人类的原因已经濒临灭绝。不过漂亮与温顺的外表正在挽救它们的命运，人类通过饲养繁殖，使这些习惯于向太阳祈祷的“幽灵”的数量得到增长。
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蝙蝠们的猎食种类也在变化。因此一些种类的蝙蝠已可以在夜晚捉鱼。
《发现食鱼蝙蝠》
2004.2
撰文、供图/张树义
专题介绍：
全世界大约有1000种蝙蝠，中国有100多种，北京有近20种。吸引我前去房山拍摄大足鼠耳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是在我国首次发现的食鱼蝙蝠。
眼镜蛇在遇到危险时会将颈部立起并侧展开来，它们不但能够用毒牙咬人，而且还会喷射毒液，但是它们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这样凶巴巴的行为只是出于自卫。
《蛇的行动密码》
撰文、摄影/肖诗白
2006.9
专题介绍：
传说它在伊甸园引诱人类吃下了禁果，冷血、神秘、危险、神出鬼没，如同幽灵一般游走，甚至胆敢杀死地球上的王者―人类，这就是蛇。
竹直锥象在我国南方比较常见，笔者曾看到有小孩子捉到后用细竹棍从尾部刺入拿着玩耍。这是一对正在交尾的竹直锥象。
《披头士的精彩世界》
撰文、摄影/买国庆
2003.2
专题介绍：
威猛的虎甲与步甲，“含金量”颇高的金龟子，为非作歹的天牛，令人遐想的萤火虫，轻功了得的“草上飞”叩头虫，热爱“自由搏击”的锹甲……构成了一个精彩奇妙的甲虫世界。
马达加斯加曼蛙又称马加彩蛙，这是曼蛙属中色彩最艳丽的一种，因而经常被误认为是箭毒蛙，其实它并没有毒。由于色彩华丽,它们遭到了大规模的捕捉，已被列入濒危动物。
《奇异的蛙家族》
撰文、摄影/乔轶伦
2006.4
专题介绍：
惊蛰的春雷刚刚掠过乡间的池塘，久违了的蛙鸣声便开始在田野中唱响。对于深居都市的人们来说，这仅仅是一种对于青蛙的美好记忆。那么，一个更加鲜为人知的蛙类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
差不多同一时间出世的小螳螂你推我挤，互不相让，好不热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来到世间仅半个小时。
《杀手螳螂》
撰文/张瑜摄影/张瑜唐志远张仁琴
2006.1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3-0035-05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自然界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应该对规避自然灾害、保护自然环境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在当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时期，要努力防止出现归罪于大自然的社会心理，积极引导人们重视认识自然规律，密切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自然和人的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是主动者，而自然是对象；或者说，人是最终目的，自然是工具。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上，人是目的，自然是手段
目的与手段是一对古老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宇宙中惟一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物，是主体作用和客体价值的统一体。相对于物，人是目的本身；相对于人自身、他人和社会，人是目的与手段的具体的、历史的和有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相对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人更重要、更根本，人是目的，物是手段；人首先作为一个“类”同自然物、动物相区别；人作为万物之灵，处在中心和优先的位置，扮演主体的角色。强调人是目的，意味着不能把人当作物或仅仅当作手段来利用，而要尊重人之为人的尊严，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同时，引导人们从单纯追求物欲的满足转向追求自身发展。［1］
2.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反映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
从哲学价值论的层面看，人是劳动的产物，是自己所建构起来的价值世界的中心，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而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是认识和实践的客体对象。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界的改造。自从人类产生后，无论是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无论是涉及自然环境还是拓展到自然环境以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特有的视角、方式和需要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且认识范围和实践范围是以人类为中心向四周不断延伸的。人之所以能成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就像马克思所说，是因为人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是一种能动的存在物。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改造自然物，使自然物加以社会历史的范畴，变成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成为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3.从价值关系来看，人和社会是主体，自然界处于客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在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中，主体的人是价值的中心，是能动的主导方面，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处于被改造的从属地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客体，是人改造、利用的对象。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至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的人的身体。其次，自然界是人类思维和意识的反映对象，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寄托物，是自然科学和意识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再次，人是自然价值的主体，并且这种价值主体的目标是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这是由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所决定的。不论是从个人、群体、地区、国家、民族以及全世界乃至整个人类，都有不同层次的利益链条与自然相连结。复次，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劳动实践关系论说明了，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上，社会为主体，自然为客体。人化自然日益成为人类生存的直接基础，社会化大生产使自然力从属于生产过程，成为社会劳动因素，自然界日益成为人类学的自然界。同时，自然与社会相互影响，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但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发挥着主导作用。最后，既肯定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也承认自然的价值。人类优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不在于人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在于人类是评价价值的主体。所谓自然价值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自然价值的源泉。
4.人的主体地位并非意味着人类在自然面前可以为所欲为
为了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类社会必须尊重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基础地位，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第一，自然界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唯物辩证的自然生态发展规律。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有自身独特的、至今人类还没有完全认识、更无法进行改造的矛盾，也包含合作，这是工业社会中人征服自然力引起自然对人的报复所得出的必然结论；第二，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子系统，要通过劳动生产实现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能量转换，因此，必须受制于自然的物质循环和能力转换关系，必须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生产，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善待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克服短视的掠夺自然行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是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5.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自然环境同社会环境一样，对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良好的自然环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价值功能。人除了正常的社会需求外，还有强烈的生态需求，这是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必备需求。良好的自然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进步，有利于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发挥，同时，它也有利于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的生态需求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享受自然美的精神需求，良好的自然环境正是满足人类这一需求的重要途径。它为人们审美提供了客观的对象，给人营造了美的氛围，同时，也净化着人们的心灵世界，从而使人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一系列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6.人的能动性决定了人是自然整体价值的保护者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这样的阐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2］167-168。这表明，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既是能动者又是受动者。人作为能动者，是惟一的单方面的沟通者，通过实践来改造自然和认识自然；而人作为受动者，其实践和认识活动是受自然规律和历史条件制约的。人类不能为了单纯满足自身利益而凌驾于整个自然之上，完全不顾生态平衡去改造自然，以损害自然环境为巨大代价换取短暂的经济增长，盲目而过度地劫掠自然。因此，人类的主体性不仅包含人作为认识、实践的主体对客观的主动、主导、自主力的肯定，也包括主体对这些能力的自控、自制以及对其活动结果正负效应的自省、自责和责任。所以，人类要善待自然，因为这同样是善待人类自身，而毁坏自然就是自我毁灭。人不但是自然整体价值的开发者、受益者，更应该是自然整体价值的保护者。
二、树立深刻了解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意识
面对博大精深的大自然，人类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人类需要深刻反思在利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有恃无恐、任意作为，需要反思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尊重和侵害大自然的观念和行为，深化认识自然规律，努力适应自然规律。
第一，尽管有工业社会强大生产力的支撑，人定胜天仍远未实现，人类要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同时能动的人类也受自然的制约和限制的论断，可以判定，“人定胜天”只具有相对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基础作用和规律性约束。“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人类的历史和人类意识的进步史中，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始终是一个能动的伙伴。由人类自身所推动的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会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界限。森林的持续性、土壤形成的周期、特定种类人口的增长模式以及气候的变化，都是自然界之‘弱规律性’，或者说自然界的无规律性、相对性和绝对自主性的明显例子。”［3］而且不论生产力有多么发达，生产方式多么先进，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有多高，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受自然客观规律约束的基本关系都是存在的。当前，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仍然无法掩盖自然对于人的第一位关系，也没有改变自然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支撑或制约作用，却反证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不可或缺。人类永远生活在大自然的母体中，人与自然应该是统一协调的关系，而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人类一时一刻都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生存，更不必说可持续发展。对于自然界，人类最明智的选择是保持适度的敬畏之心。我们必须纠正妄图征服自然的反人性心理，树立与自然界同存在、同发展的理念，深入认识自然，主动适应自然，自觉与自然界和谐。
第二，尽管自然科学发展迅速，但自然规律奥妙无穷，人类要时刻保持对大自然的谦虚之意。尽管人的思维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无限和有限的统一，自然科学具有发展的无限性，但自然界具有按照自身规律、以不受人的意志控制的方式而辩证发展的特点，仍使得人类在认识和利用自然方面任重道远。自然界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不是暂时的，而是历史的；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这是我们对自然界应有的正确意象。当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在自然界面前，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却只是沧海中之一粟。我们对于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仅仅是致千里中的跬步，还有无数的规律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尤其在天文、地理、地质、生命科学等方面，还有很多未知领域。面对大自然博大精深的规律系统，人类需要保持谦虚态度，需要进一步深化通过科学发展认识自然的共识，要充分挖掘利用自然科学在促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方面的价值。
第三，尽管自然界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源泉，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足够的回报，人类对大自然要有感恩之心。根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是自然界分化的产物，人的形成是从猿到人的转变、人类逐步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过程；人的肉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思维和意识归根到底是自然界的产物――人脑的产物；在理论领域，自然存在作为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精神食粮；在实践中，自然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另一方面，劳动加上自然界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表现为：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自然是人劳动生产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劳动过程的要素基础，自然的生产力――自然条件影响劳动生产力。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类应该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和贡献。
但是，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的主体地位和眼光的短视性与局限性，人的需要、欲望、主体地位、发展条件得到过分的强调和尊崇，人的能动性得到过于张扬的展示，而大自然没有得到人类应有的尊重，却受到人类社会的统治和侵害；自然界的规律、客观性、发展需要没有得到人类应有的补偿和反馈，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文明并未能随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而同步，相反，却愈加萎缩。到头来，当自然系统承受不了人类发展的重负的时候，又会把恶果反馈给人类自己。忽视生态文明发展的人类社会文明的成就，最终却成为人类发展的桎梏。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大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永远是人类的母亲。面对大自然的养育之恩，人类应该永远保持感恩之心，而不应像淘气的孩子那样对母亲任意索取而不思回报。
三、坚持自然伦理和环境价值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自然灾害给我们的生存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音符，也是人与自然的非常态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应是和谐相处。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掌握着人与自然相处的主动权，要自觉促进人与自然的长期共存共荣。
首先，从自然伦理角度看，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不能仅仅表现为单纯的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要表现出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物质严重匮乏，自然条件极端恶劣，人类对大自然非常敬畏，认为自然现象的背后有神灵在支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克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们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4］到了近代社会，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理”不仅使自然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人类从中取利，而且使机械联结为互相连贯的系统，不停地为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运转。在短短的时间内，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业产品，使人类的财富倏忽之间增加了许多倍。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成就使得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支配、利用和控制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对抗和分离。在这种对抗和分离下，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面临着枯竭的趋势，自然生态平衡严重破坏，地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生存。人的异化导致大自然异化，反过来，又深化了人的异化。
总结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我们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着眼长远，才能实现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提出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反对“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5］。人类要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忽视，抛弃传统工业社会那种人类与自然对立斗争的哲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和客体统一的关系，充分预料到以人为中心发展道路的风险性，矫正强势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导致的粗放型发展道路的做法，借鉴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观点，警惕与大自然渐行渐远的人类发展趋势，在实现社会发展的同时，尊重大自然的存在理由，增强人与自然的友谊。
其次，从自然价值角度看，要克服忽视自然资源与环境价值、日渐疏远自然的倾向，树立自然环境价值观，保持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劳动对于人类形成、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根本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自然界在人类社会生产中无法替代的基础作用――“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础。人在生产中只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6］但是从近代以来，“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7］。从此，人化自然代替真正自然成为人类最亲密的生存发展伙伴。对此，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128-129但是，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通过劳动把自然物质转化为人类需要的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人的能力和人的需要作用，而忽视了自然资源和环境在社会生产中的价值。由于科学发展与生产技术进步，人类掌握了大量自然物种的再生产规律，甚至能够改变物种的基因，从而越来越能够摆脱自然环境约束，通过模拟自然环境进行人工生产，比如大量的人工种植、人工养殖、良种培育、转基因食品，等等。由此，造成了人类不依赖自然而通过人化自然实现自身生活需要的满足，也造成了越来越脱离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时尚，这就阻隔了人与真实自然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论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还是从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层面上看，人类都有与大自然渐行渐远的趋势，这是极为短视和危险的。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人类都离不开环境在物质和资源方面的赐予。在安然享用自然提供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人类应该还自然一个公道，给予大自然的付出以价值确认和应有的尊重。
最后，从社会发展模式看，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努力规避自然风险。大工业生产的道路，只着眼于社会生产系统内通过劳动把自然资源转换成为人类所需物品的效率，而没有考虑到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关系。而且，大工业社会生产的硬性切入使得自然界这个循环系统被阻断，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自然环境危机。这种忽视自然界系统循环发展规律的生产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人类要自觉调整这种发展方向，就需要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在社会生产中的价值和地位作用，调整社会生产运行方式，对于自然界的物质付出给予物质形态和能量转化上的补偿，也就是，排放给自然界能够吸收接纳的合格的人类废弃物。
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的国情特点看，一方面，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任务，并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我国人口、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不可能再走传统的工业化路子，而只能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为此，就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转换和平衡的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价值实现的规律扩展到人与自然界的循环中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实现人类社会生产与自然界循环再生之间的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树立自然理念和生态意识，树立整体、系统和联系的观念，建构新的自然资源观，形成新的生态价值意识、生态忧患意识和人与生态共存意识，深刻认识自然资源存量的有限性、分布的地域性、结构的有机性和利用的非逆性等特点，树立新型的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同时，要高度重视处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在重大生产建设的战略部署中，重视预测和分析大自然的影响，借鉴世界各国建立先进的自然灾害预警和防范制度，努力建立规避自然风险的实现机制，在尊重大自然规律的框架之下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翠华.人是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J］.教学与研究，2007（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3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518.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3
关键词人类社会发展;自然环境;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与自然环境有关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而论它们是一对矛盾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1-2]。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关系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关系到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关系到人类发展进步的前景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意义相当重要。
1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对于这方面的认识，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误区，特别需要提醒的有以下方面。
1.1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过程，是对自然界的完美性的破坏。中国古老哲学里面说过，道法自然，说明了非人为意识干预的自然界里的自然性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观点。马克思也说过，人类的每一次进步与发展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必然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自然界孕育的人类，未从类人猿分化出来的时候，纯动物性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最融洽、最完美的关系;自从类人猿进化到原始人类以后，随着人类独霸地位逐渐提高;人类成为地球的统治者以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已经变成了对立的关系，只是人类的发展初期对立程度还不是很高;随着人类社会的更进一步发展，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升级，人类越是发展，对立程度就越高;总有一天，人类与自然将形成对峙的局面，那时候，人类的发展就已经到达极限，对峙一段时间后，在自然界的反攻下，人类发展就要进入衰退的阶段;最后，自然将战胜人类，把人类推向灭亡的境地，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走过一个波状的曲线。具体地说，从类人猿到原始人类到现代人类，首先打破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平衡，本来各种动物的数量比是平衡和谐的，但自从人类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动物的数量就以人类的意向而定，人类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接着，人类开始改变植物种群分布和数量比，把原来自然界里的动物和植物最完美的种群组成分布改变以后，产生和发展农业和牲畜业，从而把植物之间的天然平衡关系也给打破了。后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人们对自然界的破坏已经进入到了更深一层，通过加工业对地球上的物质原始形态进行了改变;通过大量的能源消耗，影响到地球的大气气候等;通过化学工业对地球上的物质种类和分布进行了改变，使地球上原始的物种数量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核工业对地球上的各种元素进行了改变等。高科技已经更深地破坏了自然界原始面貌，可以用地球上原始物态及分布的形成、能源的形成、元素之间量的形成时间验证这些破坏对自然界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千亿百亿年形成的状态被人类用几十年至几百年时间就改变了。对自然界巨大的破坏加剧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动植物物种的消失，地球上物质的物态和元素的变化，已经使人与环境形成严峻的对峙局面。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破坏自然界的做法是错误的，回过头来重新保护一些原始自然的东西，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确立自然保护区等，就是人们认识到天然性比人工性更加完美后的一项决策。
1.2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反作用力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一直以各种人类已认知和现在还无法认知的方式处处对人们做着相应的报复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报复活动是一个自动启动和运转的系统工程。这种报复以各种自然现象而出现，自然灾害算是人们已经知道的一种，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将是非常严厉的。人类的每一个小的进步都有自然界给予相应的反作用力，而且报复力度与发展程度相当，渠道多样。
1.3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无疑是自然界取得胜利
人与自然现在既然是对立面，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要清醒的认识到人类的力量与自然界是无法相比的，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粒粒粉尘，无法与自然界相抗衡，注定人类是要失败的，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
1.4人类破坏自然和自然消灭人类社会的发展成果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由于人类的发展和对自然的破坏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达到繁荣的极值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人类社会的衰退也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就使得人类能够有一个较长的生存时间和空间。
2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方法与途径
人类要在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基础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改变对自然破坏的方式和渠道来发展人类社会。
2.1持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尊重的态度
人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知道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里的很小的组成部分，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粒灰尘。人类可以改变自然，但自然更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和前景，人定胜天的思想在科学上讲是不正确的。人类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行动置于科学自然的指导之下。
2.2人类应当尽量减少对自然界的破坏程度
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于破坏自然界的活动，要提升到全人类社会的法律和政策的层面上来加以限制，如限制全球核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减少对自然界的深度破坏，限制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以减少对自然界浅度的伤害等。减少资源浪费，减轻对自然界造成不必要的破坏等[3-4]。
2.3人类应当对自然界的破坏做相应的补偿
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人类的共同追求，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在所难免，人们只能通过对自然的补偿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们应当不断的投资于对自然界的修补活动，减少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如增加绿色植被，加强天然林保护、动植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等，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3参考文献
[1]方和荣.用科学精神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J].华北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17-19，22.
[2]胜栋.环境价值: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3-16.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4
[关键词]中美教材动物学教材分析
[中图分类号]G633.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150-02
1986年哈雷彗星光临地球后，美国科学促进委员会提出了“2061计划”。“2061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之后出版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2000年，我国正式启动第八次课程改革，在2001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稿）》，在2011年颁布了《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美两国提出了各自的课程标准以后，都根据标准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
本文中选择了美国mcGrawHill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出版的美国中学（6―8年级）核心理科教材《生命科学》（以下简称美国教材）和我国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以下简称我国教材）中涉及的“动物学”部分内容教材体系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可见中美两国教材的设计体系存在着异同点，同时教材的体系又体现着中美两国课程标准的要求。
一、中美教材体系的比较分析
（一）中美教材整体体系的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教材都是根据动物进化的过程进行动物类群的介绍。美国教材中只有《动物》[1]这本教材中涉及到了动物学的主要内容;我国教材中关于动物学的内容有主要内容在《八年级上》[2]，部分的内容在《八年级下》[3]中。表1中列出了中美初中生物教材“动物学”的整体体系。
从整体看，美国教材包含了动物的入门、动物类群、动物行为的三个部分;我国教材《八年级上》包含了动物的主要类群、动物的运动和行为、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三个部分。《八年级下》中关于“生物的生殖和发育”中涉及到部分动物的生殖和发育的相关内容。通过比较可见，中美教材都将动物类群作为动物学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将动物的行为作为次要研究内容。
从动物类群的介绍看，美国教材共选择了14个动物类群，我国教材选择了12个动物类群，都是从无脊椎动物开始到脊椎动物结止，但是我国教材中没有选择“海绵动物”和“棘皮动物”这两个类群。通过比较可见，美国教材中选择的动物类群数量虽然比我国多，但是教材内容开展顺序上是大致相同的。
从教材的整合度看，我国教材将动物的生殖和发育编入《生物的生殖和发育》一章中，通过本章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体会植物和动物在生殖和发育上的异同点。同时，我国将《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作为一章，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动物在整个生物圈中的作用，展现了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体会动物是生物圈的一部分，参与生物圈的运转，而美国教材针对动物的生殖和动物在生物圈的作用没有单独进行讲解。通过对比可见，我国教材将相关内容编写在一起，在课堂教学时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它们的异同点，便于对相似内容的区分。所以说，在相关内容的整合中，我国教材的整合程度更高，能够帮助学生通过相关内容进行比较而获得异同点的直观认识。
（二）中美教材中同一节内容的体系比较分析
美国教材对于动物类群主要是从动物的身体结构、获取食物的方式、繁殖方式、动物的起源、动物的分纲、动物的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我国教材《八年级上》关于动物类群主要是从同一类群生物种类多种多样、动物类群的特征、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三方面进行介绍，《八年级下》主要介绍昆虫、两栖动物、鸟三个动物类群的生殖与发育等相关内容。表2列举了中美教材中关于“软体动物”的相关教材内容，以中美教材中关于“软体动物”一节的教学内容为例，比较中美教材相同教学内容的知识体系安排的异同点。
表2中美教材中关于“软体动物”的教材内容
生命科学・动物・软体动物八年级上・第五单元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
身体结构：外套膜、腮、开放式循环系统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的数量、外套膜、软体动物的特征、以双壳类动物动物（缢蛏）为例，研究软体动物的特征
软体动物的分类：
腹足纲、瓣腮纲、头足纲、头足纲的运动推进器、软体动物的起源软体动物人类生活的关系：
软体动物的价值：
从动物的主要特征介绍形式看，中美教材都关注软体动物的主要特征，但是我国教材是以双壳类动物（缢蛏）为例，研究软体动物的主要特征;美国教材采用笼统的方法介绍软体动物的特征，然后对软体动物进行分纲介绍。由此可见，我国教材以常见动物为代表介绍动物类群的主要特征，美国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形式从客观的角度介绍该动物类群的特征。我国通过以生活中常见动物为例进行动物类群特征介绍，易被学生理解;而美国的介绍形式相对抽象，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从教学内容体系看，美国教材由特征到分类，根据分类看生活环境、生存和繁殖，动物的起源，最后看动物类群与生活的关系;而我国教材由动物类群中常见动物开始介绍，然后通过代表动物的观察介绍该动物类群的基本特征，最后是动物类群与人类的关系。由此可见，中美两国教材都会关注动物的特征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但美国教材中对动物类群进行分纲介绍，关注动物的起源，而我国没有对动物进行分纲介绍和关注动物的起源。我国教材内容的展现多使用直观的方式，与美国教材相比我国的教材可理解性强，而美国教材的知识广度大。
二、结论
通过对中美初中生物教材中“动物学”部分知识体系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教材的整体体系基本相同，但美国教材动物分类体系更具体
中美教材关于动物内容的选择虽然都是按照动物进化由低等动物向高等动物的大致过程进行介绍，教材的编写顺序也大致相同，但是美国教材将动物类群进行分纲介绍，使得学生可以了解的动物分类体系更具体。
（二）动物类群基本相同，但美国教材动物类群体系更完整
中美教材中选择的动物类群数量虽然不同，但主要的动物类群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我国教材中没有选择海绵动物和棘皮动物这两个动物类群。所以，从动物类群的完整性看，美国教材数量多，学生能够获得的动物类群的体系更完整。
（三）关注的主要内容相同，但我国教材更易理解
美国教材中需要学生理解动物的特征、分类、生活环境、生存和繁殖，动物的起源，动物类群与生活等方面内容;而我国教材需要学生理解动物的特征、动物与人类生活的联系、部分动物的生殖和发育。虽然美国教材涉及到的内容较多，同时教材内容具有一定的广度，但是学生理解起来较难。我国教材的内容体系简单明了，内容易于学生理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教材内容呈现形式，我国教材展现形式更据直观性
中美两国教材都关注动物类群的主要特征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但是从教材内容的编写看，我国教材由具体的动物来研究动物特征，美国教材由动物特征到动物的分类和分纲。从教材内容的展现形式看我国教材直观性更强。
三、总结
由上述内容可见，中美两国的教材中存在着相同点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中美两国的课程标准有关。中美两国教材体系上的不同、内容的广度、展现形式等都体现着各自国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例如：我国《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提出的课程目标之一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生物学的课程的学习，学生将获得生物学基本事实、概念、原理和规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并关注这些知识在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4]《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提出：“良好的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科学主题（也就是同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特别相关的知识）知晓得比较多，理解得比较深。”[5]中美教材是以中美两国提出的课程标准为依据，进行教材内容选择，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编写的。教材中体现了中美两国的课程标准对相关内容的要求，所以中美两国的教材是与中美两国的课程标准相适应的。
【参考文献】
[1]（美）比格斯等著.美国中学核心理科教材・生命科学・动物[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2]朱正威，赵占良.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科学・八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3]朱正威，赵占良.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科学・八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5
【关键词】动物农场；生态视角；和谐
一、引言
《动物农场》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之一，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部作品以隐喻的形式描写革命的发生、革命的背叛和革命的残酷：一个农场的动物不堪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群起反抗，赶走了农场主；它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然而，动物领袖，那些聪明的猪们最终却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成为比人类更加独裁和极权的统治者。细心的读者自可看出，此书不属于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蕴含教训的传统寓言，而是对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寓言式解构。《动物农场》被公认为最杰出的政治寓言，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
二、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它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即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地自然存在。
梭罗的《瓦尔登湖》将生态思想植入中国文坛的土壤。这是关乎中国生态文学影响源的重要事件。上世纪70年代，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一般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国作家的心。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我国生态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为我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参照。格伦・洛夫（GlenLove）在《重估自然：走向一种生态批评》中阐述道，“今天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重新指引人的意识去充分认识在一个受到威胁的自然世界中自然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几个方面。但中国生态文学远未成熟，甚至，在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各界的重视下，文学对生态还显得较为冷漠。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文学理论范式，出现在这个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具有积极意义。首次提出“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是鲁克尔特，在《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一个试验》中，他将生态概念与文学批评正式结合起来。我国生态学者王诺给生态批评进行界定：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
三、生态角度下的动物农场
1、尊敬生命
人类与动物应该和谐相处。在自然界人与动物中有着各自的生态圈，共同生存着。虽然人们对动物进行着狩猎、屠宰或驯养，但这些行为都是生物圈正常运行允许范围之内。而如今，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为了追逐自身的既得利益，肆意砍伐树木，捕杀动物，致使环境恶化，生态链断裂、物种濒临灭绝，生态失衡。人类究竟以何种态度对待动物？这是所有人都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肆意杀害，还是蓄养起来用于人的生活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比如说宠物狗，动物不仅仅是提供食物，也可以慰藉人们的感情。随着人与动物关系讨论的深入，文学界也对此越来越关注。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农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动物群像画，具有鲜明的讽刺主题，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虽然小说政治寓意凸显，通过动物的口吻阐述了对自主的向往，但如果从动物权利、情感及与人类关系等方面入手，赋之以生态意义，从生态视角看开来，可以进行分析。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文学理论范式，出现在这个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具有积极意义。当今社会物种灭绝、资源枯竭、大气污染、森林火灾等现象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对文学作品进行反思，很多作家在作品中多少都会有对自然的描写，有景物有动物，对于人与动物来说，我们都是自然中的一员，都应对自然生态负起责任。而现实中的状况则是，人与动物及整个自然关系恶化，纷争四起。《动物农场》从“老少校”（一只猪）的梦说起，宣扬动物造反。在英格兰，动物是没有自由的。动物的一生只有受苦受难受奴役的份儿。所有生灵中唯有人是光消费不生产的，然而人却是所有动物的主子。统治着所有的动物，直到“老少校”死后，在聪明的猪的带领下，动物们赶走农场主琼斯先生，造反成功，成为了农场的新主人。本来动物们都认为自己可以过上平等公平的生活，然而，在农场里，动物与动物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在生态危机肆意泛滥的今天，人们也越来越承认动物是有道德地位或权利的。格雷格认为动物确实拥有道德地位。以狗为例，从他的立场看，狗的福利因其自身的缘故而受到重视；它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与狗的福利的改善如何有助于人类的利益无关。
动物也是拥有各种情感，有智慧的。可见，动物具有特定意义上的道德地位、权利，是有情感的。现在大家都在呼吁要保护濒危动物，动物保护协会，提倡要与动物和谐相处，动物也有生存的权利，包括反对一些用动物进行试验的动物保护者，在《动物农庄》这本书里面作者就用诙谐幽默的语气赋予动物说话，工作等能力，表示动物也该拥有这些权利。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因为人们从来不会去站在动物的立场进行考虑，认为动物就是提供食物，或者制作成衣服等的作用，而这本作品让人们反思，的确动物也拥有生存的权利，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更应该同动物和谐相处，这就为人类如何对待自然中的动物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2、和谐相处
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过着闲逸的文明生活，随着城市化脚步的不断迈进，与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争夺土地，变为草场和耕地，而动物们的乐园却日益减少。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所面对的永恒的问题。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依存、开发和掠夺。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为人类所侵占、掠夺，野生动物成了人类的盘中餐，这种对利益的追逐致使丧失家园的动物们。小说中，“造反”后的动物农场里，动物们还制订了《七诫》，其中规定“凡动物一律平等”。在这农场法则的约束下，动物们像人类一样开始自己管理农场，不辞劳苦地工作，自己建设家园，甚至与人类展开了几场不小的战役，保卫家园。动物们的做法影射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实质上，人和动物及自然的关系也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地是一切生物生存之本，所有生物都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依存。对土地的想往与追寻，从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人和动物都以土地为依据，争夺话语权，欲成为土地的主宰者。人类从自身利益出发，极尽功利主义之势，不断掠夺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财产。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中的动物们的反抗与家园的守护实则发出了对人类未来的警告。
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不停地追求物质享受，消费文化日渐盛行。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耕作的土地让位于高楼大厦，生活在土地上的生灵成了牺牲品。农场里所有动物都平等的法则失去了效用。对于大地的想往，权利的平等诉求使农场中的动物们造反乃至自治，土地是一切生灵生存之本。但在小说中，无论是人类，还是实现自治的动物们，在耕耘劳作的同时，却也为土地所役使，衣食无忧，本应感恩，但随之而来的是更疯狂的贪恋。在他们的自治过程中又矛盾丛生：牛奶和苹果被猪霸占，平等的戒律毫无作用。猪的利益至高无上，在农场中耀武扬威，农场又不得安宁。为了履行向人类出售鸡蛋的合同，上缴全部鸡蛋；为了既得利益，甚至屠杀同类。人的物质崇拜，征服理念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人的物质生活得以最优化，物质生活空前繁盛，对物质的追求因而日渐膨胀。消费者，可以肆意虐待甚至杀戮动物，把自己置于动物物种之上，无视自然的价值，结果势必造成人类自我毁灭的悲剧。
四、结语
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在强调与肯定人类生存能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处理好人类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绝对不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肆意破坏自然界的和谐同时，人类也应该珍惜生态体系中其他成员的内在价值，尊重他们的情感与尊严，尊重他们神圣的平等的生存权，亦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寻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正确位置，帮助人们建立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健康的关系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日益受到严重威胁的今天，重新解读奥威尔的作品，探究生态思想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虽奥威尔这里另有隐喻，但设想整个农场就是一个生态圈，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大地，我们的确希望现实文明发展的远景中，人与动物及自然能够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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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6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人与自然；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生态伦理是一种消除生态危机的价值建构，就是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抑制人类过于膨胀的欲望，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面前已迷失的价值尺度，自然地、有道德地善待自然。
一、当前生态危机的凸显及其原因
生态环境，简言之，就是指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外部条件。自诞生之始，人类就通过自己的活动一直影响着环境，在自身不断发展过程中，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从远古先人对外部环境的恐惧与崇拜到后来转而为对环境的自主利用，再到工业革命之后对环境的疯狂掠夺。表面看来，人类一步步战胜了环境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实际上，这一系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基础之上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重视。
然而，我们发现，从全球的整体利益出发解决人类普遍存在的生态问题，仍然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人们已经在其熟悉了的文化氛围中生活，对于自身的满足从而不管危及他人的道德观念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使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由此“生态危机”一词得以出现。生态危机是专门用来表明人类活动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主要指由于人类不合理活动导致基本生态过程即生态结构与功能的破坏和生命维持系统的瓦解，从而危害人类存在的现象。19世纪末以来，工业化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主宰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严重、物种灭绝加速、温室效应加快、臭氧层空洞越来越大等等。出现生态危机有自然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危机大多是由人为原因引起的，如挥霍浪费、任意砍伐和排放废物等。随着工业的发展，排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浓度的提高导致了温室效应。
众所周知，长江流域的洪灾越来越频繁，1998年长江上游的降水量并没有超过1954年，然而，洪水水位却比1954年高。有关专家指出，长江流域的洪灾H益严重，并非仅由气候异常引起的，而主要是全流域尤其是长江源头和上游地区植被过度破坏造成水源涵养功能衰减，水土流失加剧，使中下游河道湖泊和塘堰淤积，泄洪能力削弱的直接反应。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世界已经到了必须拯救的时刻。生态伦理学就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是人类对生态危机忧患意识的理性升华。
二、马克思生态环境观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的生态环境观的主要内容——人与自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哲学的主题，也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主线。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哲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对自然的依赖型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对自然是一种依赖性的关系。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他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这一阶段人类与自然是一种崇拜、依赖和顺应的关系。
第二阶段：人对自然的i立性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了前几个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征服和统治扩大到更广的范围，从而使物质财富获得了巨大的增加，人性也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这种文明作用的直接表现就是人性获得了一定的独立。
第三阶段：人对自然的自由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地展开，人成为自由的人，自然也成为具有属人性的自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以及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控制之下了。”这一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前几个社会形态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系统整体的视角，实证地考察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原有的内在一体性，人要依赖于自然界才能生存，从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都要靠无机界生活；人的生命活动以自然界为基石，没有自然界，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人和自然关系密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提供的物质和能量才能生活，人的精神生活也来自于自然界“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永远不能摆脱对外部自然界的依赖关系。因此，人具有自然属性。
恩格斯说过：“我们比起其他一切物种，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与无生命物质的区别很容易分清，但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常常引起争议，因为动物也能生产，如一些动物能为自己建巢，但是，“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就是说，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通过生产劳动自觉地利用和支配自然。动物也利用外部自然界，“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通死亡一起消失。”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而人则是有目的、能动地改造自然。
马克思认为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具有自然属性；另一方面，人是有意识、有目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人类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形成了社会关系。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存在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人类、人类社会这三者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
三、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对以往传统的生态观的超越
传统的生态观的观点总的可以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相对立的两种基本观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就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中心。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认为，人是自然界中唯一拥有理性的存在物，这种理性使人自在地就是一种目的，自在地具有内在价值，因而伦理或道德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专利，是专门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人类中心主义只关心人自身的存在和利益，把其他自然物仅仅作为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占有物来对待，这就必然导致人类在实践上对自然界开发利用的无限度性和破坏性，从而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中心主义以主客二分为基础，认为人是主体，其他自然物均是客体，人类相对于自然物拥有绝对价值上的优先地位。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人类的利益和价值是评判人类实践活动的最高尺度。
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努力打破传统伦理学研究的界限，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界以及自然界中所有自然存在物身上。古今中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中国的老子庄子都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老子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人必须在自然给予的条件下才能生存，也必须尊重自然法则才能求得发展，这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要旨。老子和庄子都反对人类妄自尊大、以自己为中心、把大自然当成自己的征服对象和统治对象的态度，反对人类仅仅为了自己的需要而违反自然规律、危害环境的行为。西方一些思想家也相继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如早期的施韦泽，他提出了敬畏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不仅使我们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还有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学，他强调现在的伦理学研究要扩展到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人类要与整个自然界建立一种伦理关系。
我们重读马克思的著作发现，马克思的自然理论中蕴涵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原则，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影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的范畴，当做历史的现实基础问题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将人和自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已经认识到，人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及统一。不过，人在自然面前，也始终要受到客观实在性的制约。马克思在《论宗教问题》、《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等学生时代的论文中就开始谈及“自然”的概念并讨论自然，当然，这首先是在与人的关系上展开讨论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始首次提出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对自然的思考还是比较零散的话，那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则可清晰地看到他颇成体系的有关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晒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消解了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7
关键词：主体；客体；主体性；二元对立；环境保护
主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它在推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成为当代环境危机的起因之一。为此我们需要反思，并建构新的主体性内涵以利于环境保护。
一、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利于环境保护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的。它们的定义是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定的。“在这种作用中，作用的发出者、主动者即为作用主体，而作用的接受者、被动者则为相应的作用客体。”［1］10根据这一定义，主客体的存在应该是普遍的，主体、客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自然中的事物。但是，对于人类而言，长期以来，对主体的界定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而是从人的活动的发出和指向来定义的，由此，主体只能是人，而客体则是人的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当这一活动指向的对象是自然时，自然就成为客体。
人类成为主体、自然成为客体是有条件的。这样的条件就是主体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主体体现出他的自觉性、我为性、能动性、目的性等，而客体则更多地表现出他的自发性、为他性和受动性等。由此考察，人类作为主体，自然作为客体，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区分有其积极意义。
但是，到了近代，人类主体性、自然客体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走向了对立的两极。科学革命的发生，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能力的提高，唤醒以及张扬了人的主体性意识，使人自立于自然之中。人们认为“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现象，他们应该不仅从他们本身，而且从与既无精神又无社会的生物世界的对立中得到理解”［2］5。这种思想的影响很大，被西方哲学吸收，形成传统的人类主体性观念。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首先确立了精神性主体的存在。他认为，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主体可以摆脱机械决定论的支配，认识把握物质世界的本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又把人的主体性上升到了为自然界立法的新高度。而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思想则把人的主体性推崇为推动世界自我展现、自我认识的“绝对精神”。从此，人类理性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作为主体的人成为科学知识、政治价值和道德法则的最终依据。正如洛克在《人类理解新论》中所说，理性应是我们的最高法官，应当指导所有事物。
根据启蒙的传统，理性是人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正是人的理性使他高于其他存在物，将自己从万物中区别开来，凸现于自然界，形成类的意识，发挥主体性，建立起独立性和自主性，以自己的行为认识并改造着自然和社会，体现着创造性和对自由的追求，完善着自我。由此自由、理性、推理、个性、科学、认识、伦理、思想等都被结合进人类主体性的思想中，并且与客体性的思想相对立。
而对于客体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主要是随着具体的社会实践、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确定的。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机械自然观占据统治地位，自然被看作是与人相分离的，自身是分立的，是一个失去了目的，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成了一个匆匆离去的、无穷尽的、毫无意义的物质。这样的自然观对自然的看法就是“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有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在施与的，它们的次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在强加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3］。
如此，自然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被简单地取消，自然成了一个没有经验、情感、毫无灵性、呆板、单调的存在，不具有自我维护、完善自身的功能，人类成了一个神性的、无畏的存在。自然在人类面前失去了它的秘密，人类在自然面前失去了他的尊敬。既然自然界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没有意志、目的，既然动植物只有肉体没有灵魂，不能感受痛苦，那么“自然实在当中亦就不可能存在目的因，对自我决定或目的因而言也就不存在创造力，但若没有某种趋向于理想可能性的目的因，那么理想、规范或价值就不能发生作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一切原因都源自过去有效的原因。如果没有旨在实现理想的自决，便不可能实现任何价值。因为自然事物或活动间的相互作用不涉及价值观问题，所以自然中不会存在内在的价值”［4］。由于自然客体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所以它就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只是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目的的工具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近代以来人类主体性的张扬是与自然客体性的贬低相伴而行的，由此形成人类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人类主体被看作是独特的，与自然、社会相分离，并且通过理性、语言和劳动而体现，是行为、反映、道德的参照点，自然客体被设想成为与主体不同的存在；人类主体是高级的，自然客体是低级的；人类主体意味着能动、主动、积极等，自然客体处于被动、受动、消极、受控等地位，处于与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主体相对应的从属地位；人类主体具有主观性，富有价值、情感、感觉，自然客体则是中性的，无情感，无感觉；人类主体富于思维，能够进行抽象、知觉等各种活动，自然客体是具体的、确定的、无智慧的；人类主体是自由的，能够自主思维、自行设计、自我创造，具有确定、预见、控制事物的能力，自然客体是自在的、没有预见能力，受人类主体支配、设计、改造。这样，人类主体成了一个凌驾于自然客体之上的，对自然客体进行操纵、控制、征服的神性的存在。这必将导致人类主体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外在对立性，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去达到对自然客体的控制和征服，导致环境破坏。这种人类主体和自然客体分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导致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
不可否认，基于上述思想的环境破坏必然导致自然对人的压迫，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人类主体性的异化。这种异化是在人类—自然主客体关系中发生的，是对人类主体性的反动。在这里，自然客体出现了反人类主体性的现象。为此，需要我们在吸收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承认人类主体、自然客体相对可分的前提下，挖掘自然的主体性意涵，完善人类的主体性，克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
二、自然的主体性意蕴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
在人类面前，自然具有客体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容怀疑的。问题是自然真的具有上述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所蕴含的意义？自然真的是实际的，但又是完全无经验的、分立的，只具有外在关系，而不具有内在关系、些许的目的性、主体性？自然界中真的不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从而使其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吗？当然，如果主体性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展现或意识的确定性，则自然就不具有主体性或很少具有主体性。但是，主体性还意味着主动性、主导性、创造性。从这点考虑，我们就无法否认自然也具有主体性。［5］不仅如此，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经验性和目的性，这与能动性紧密相关。具有这种特征的事物能在具体的环境中进行不同程度的创造，从而取得一定水平的适应环境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就这一方面而言，与生成哲学紧密相关的泛经验论所主张的“世界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经验的、有目的的‘事件’概念对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6］。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自然具有主体性，表明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自然具有主体性的一方面。
对于生物学的研究，虽然社会现象在动物界以及植物界都非常广泛地存在着，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关于社会的概念，所以传统生物学只把它们看作“混乱的共生。……族类的本能、罕见的特例，而没有被看作是深刻地刻写在生物世界中的社会性的标志”［2］74。由此，生物学很少研究与通讯、认识、智能有关的现象。这就将生物界与社会界分离开来，生物学被禁锢在“生物学主义”的范围之内。
生物具有主体性吗？这就看生物是否具有智能、情感、文化等一系列外在表现。如果有，可以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检验生物的行为效应来判断生物智能等是否存在。动物心理学、动物社会学就是依据这一原理来确认某些动物主体性的存在的。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点：动物有智能；动物有文化；动物有情感；动物有思想。①（注：①与此问题相关的案例及内容请参阅：［英］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眼见为实——寻找动物的意识.蒋志刚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法］雅克沃克莱尔.动物的智能.侯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至于植物有没有智慧，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科学研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某些植物可能并不像我们原先所想像的那样，只是一个不具有主体性的客体，它们可能也有智慧，如植物有计算能力与预见力，有多种感觉和对环境的反应，有决策能力和灵活性等。②（注：②与此问题相关的案例及内容请参见：田立.植物有没有智慧？百科知识，2003（7）：2527。）
上述分析表明，生物的一部分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主体性的，进一步的问题是无机界是否具有哪怕些许的经验性呢？化学的新发展似乎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的证据。化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对冠醚的研究发现，分子之间的诸种作用力（范德华力、氢键力、静电力等）具有协同作用的特性。通过这种协同作用，分子间的这种相互作用能够形成具有一定方向性和选择性的强作用力，成为超分子形成、分子识别和分子组织的主要作用力。这里的“协同作用”、“方向性和选择性”、“分子识别”、“分子组织”等已经表示超分子有类同于一般社会群体和组织所具有的性质，具有有机组织如生物、社会、经济等才具有的自我演化特征，即具有生物体所具备的基本功能特性。这就将化学和生物学联系了起来，为从无生命的物质进化到有生命的物质提供了某种可行的途径，打破了非生命体和生命体之间僵化的二分，为无生命的物质赋予某种生命性提供了条件。③（注：③具体内容请参见：杜丹，王升富.自组装超分子膜修饰电极的研制及分析应用，化学研究与应用，2001（6）：617。）
不过，这里的意思不是自然的全部都具有主体性、目的性或具有相同程度的主体性，而是说自然中某些事物或生态系统具有主体性从而具有内在价值。尽管这样的主体性与人类的主体性不同，或这样的主体性随着事物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我们确实不能否定它。实际上，人类确实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主体性是全世界唯一的主体性。如果认为只有人类具有主体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已经成为自然进化的“终极”宇宙的中心。但是，从广阔无限的时空尺度看，自然进化完全可能产生出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形式。因此，各种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价值的观念是错误的。
自然的主体性意涵的确立，对于克服人类与自然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完善的伦理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自然界只具有客体性，而不具有主体性，只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那么人类就可以以人类为中心改造自然保护环境，为人类服务。由此建构的环境伦理学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它对于环境保护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尽管它已经考虑到了环境保护，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主体性和自然客体性的内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将自然作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的局面；它从人类的利益和价值出发去对待并保护自然，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没有将人与自然平等看待，将环境限制在人类的环境之内，着眼于保护与人类有关的生态环境，而不是保护所有的生态环境，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的。现在赋予自然以一定的主体性，就为人类彻底克服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将自然作为道德客体，为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弱意义上的“主体际”道德关系，甚至为承认自然的某些部分可以成为道德主体（moralagent）而不仅仅是道德客体（moralpatient），为承认自然的某些部分之间存在伦理价值关系提供理由，为建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创造条件。自然具有主体性意蕴表明，价值不是属人的范畴，为人所独有，而是为所有的或自然的一部分所具有；自然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用来实现人类主体的目的的手段。这是自然的内在价值概念。它是客观的，由它的内在属性所决定，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人类主体而存在。这与泰勒(taylor)所提出的生物的好(thegoodofliving—being)，雷根(Regan)提出的固有价值(inherentvalue)，罗尔斯顿提出的自然价值(naturalvalue)的含义相一致，有助于人们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观念，构建并发展关于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体系，尊重非人类自然物和一切生命的存在权利，尊重自组织系统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完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有助于弥补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和传统哲学从否定自然内部价值出发，进而在自然和人类之间划定“事实”与“价值”的界限、“是”与“应当”的界限的缺陷，维持自然系统其他物种的福利，尊重并保护自然，促进自然系统的进化和完善。
三、完善人类的主体性保护环境
为了走出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提倡“客体中心”、“自然中心”、“生态中心”等，以彻底否认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彻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取消了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否认了主体性学说在认识论发展史上的理论意义以及积极作用，会走向消极主义的预成论和宿命论，回到过去主客不分的蒙昧状态。事实上，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是以主体性的觉醒以及主客二分作为基础的，并且在其实践过程中，与社会历史文化如哲学的伦理学、历史哲学等一起，最终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及其主体、客体的特征。不存在一个与自然客体相区别并高于自然客体的主体，就不存在人类对客体认识和改造的前提，也就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保护环境。
实际上，环境问题的造成不在于承认人类相对于自然的主体性地位，而在于人类过分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使之具有不恰当的内涵。多迈尔在《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中将此内涵概括为“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个体主义；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人类中心说；不包含交互主体性的单独主体性”。这种人类的主体性是单一的、片面的、狭隘的、走向极端的或者未充分发展的，忽视了作为主体自身的自发性、自为性和受动性，忽视了自然也有主体性的一面，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要保护环境，就应该校正人类的这种主体性观念，使之更加全面、开放和成熟，具备恰当性。事实上，真正需要的是在确证人的主体地位、承认自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体性，即发挥人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客体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和物的外在尺度发生改变，使自然界、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自身获得更加全面和谐的发展。要知道，“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客观世界的变化上，还表现在主体本身的发展上，由此可以说，人类主体性的发展内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全面、持续、协调的发展与进步之中”［1］130。
一是要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现代性把个人与他人、它物的关系看作是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与此不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它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它认为：“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他（她）只是借助这些属性同其他事物发生表面上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并不影响他（她）的本质。相反，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7］如此就使得“自我不可能再成为由存在主义者的绝望激发出来的孤立的自我，不可能再成为启蒙运动确立起来的自主自我，不可能再成为浪漫主义者的自我表现的自我，也不可能再成为实证主义者佯装的无自我。……对后现代精神而言，纯粹自主的自我已不再可能”［8］。作为主体的人既是一种实体的存在，也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他既可以作用于社会、自然，也可以被社会、自然所作用，由此使得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人以及自然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正是这种不可分离性，“破坏了主—客二分法，摧毁了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位，中断了与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断权力关系，并由此消除了其隐藏的属系（等级系统）”［9］，打破了它们之间的壁垒，克服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随之也就克服了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的分离，解构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得“‘他者’以其各种显现的形式……参与着自我的形成”［10］，将自然客体带入人类主体领域。不仅如此，自我作为世界中的个体也以其各种不同形式参与着“他者”的形成，这就使得主客体从对立走向和谐，有利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二是承认人类主体性是自主性与依附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所谓自主性，指的是人类源于自然而又超越于自然，人可以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作为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对象。但是，这种自主不是完全独立的自主，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人类，地球生态过程可以照常进行，而没有绿色植物，或者那些毫不起眼的微生物，人类至多只能活几个月。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然。因此，“我们还不得不放弃那种认为人类属于单独一类超自然产物的观点，而将人类看做在摆脱自然的束缚（但不与之分离）中逐步形成的产物”［11］。人类没有哲学所封授的特权。科学的最大成就或许就是突破了盛行于我们人类的无意识的人类中心主义，揭示出地球不过是无数行星中的一个，人类不过是许多系统中比较复杂的一个。况且，1996年末，美国《科学》杂志披露，“生物圈2号实验”失败了。这表明，在现有的条件下，人类还无法用人工的方法模拟出一个脱离地球自然环境而又能让人类休养生息的生态系统，地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基础，人类应当努力保护它而不是破坏它，人类无权以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作为尺度去衡量自然物的存在价值。这些表明了人的主体性的依附性。
所谓能动性，是指在实践活动（包括环境保护）过程中，人类是将自然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并且这样的认识和改造具有目的性、选择性、计划性和预见性。但是，由于自然本身具有规律性，由于人与自然是相互制约、相互规定和相互依存的，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种能动性的贯彻不能完全以人为尺度，必然受到客体的制约和限制。人类应该考虑到大自然的复杂性，按照自然规律尤其是生态系统规律办事，目的是比较充分地完成主体的内在尺度和自然客体的外在尺度的统一，实现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和自然规律性的统一。后者体现了主体性的受动性，尊重并实现这种受动性。
三是承认交互性的人类主体性。传统的人类主体性观念体现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自我才是主体，他人和自然都成为客体，由此必然导致个人中心主义、群体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个人、群体甚至国家、人类会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置他人、群体、国家、自然于不顾，破坏环境，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交互性的人类主体性——主体间性的提出，打破了上述单一的主客关系及主体性，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主—主”关系，他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此中人的存在成为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他人成为他我，他我不是他物。这样，自我在处理与他人的相互关系时，就会与他人交往、对话、理解与沟通，摒弃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为了他人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保护环境。
不仅如此，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交互性的人类主体性能够使交往双方针对此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自然进行交流对话，完成双向建构和整合。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涉及主体对自己以及他人施于环境对象之上的行为之利弊得失的评价和规范。“这样一来，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自然客体之时，实际上就是通过中介客体来与另一个‘他者’主体相遇；每一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不过是‘我’与‘他者’关系的一部分；‘我’所面对的环境，或迟或早都会成为他者实践的客体；人类通过中介环境而结成伦理关系。”［12］“他人”在这里不是一个纯粹被动的对象，而是一个自主、自觉、自为和创造性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他人不仅作为与某一主体相对应的客体，而且还作为与该主体进行交往实践的主体，体现了某种主体际关系，内含了某种主体间性。如此，既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并且将两者融合起来，实现了“主—主”关系结构（对于人与人之间而言的）向“主—客—主”关系结构（相对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而言的）的转变。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协调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交互性的人类主体性的理念表明，关爱他人就是尊重自己，保护环境也就是珍惜生命，世界是自我与他人的共在。这是一种交往实践观。“交往实践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自我与世界的融合是第一位的，主客关系是第二位的，人是自然的守护者而不是掠夺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交流与对话、理解与沟通；在身心关系问题上，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最终超越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心与物的二元建立，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13］这是一种更加全面和广泛的环境伦理学，不仅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且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前者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等；后者如代际伦理、生态女权主义、经济领域中的环境伦理、科学技术与环境伦理、消费方式与环境伦理、公众参与与环境伦理、国际环境立法与环境伦理、工程环境伦理、人口与环境伦理等。因此，环境伦理就不仅体现在观念层次，而且还体现在人类的实践层次；不仅涉及人对自然的价值认识和伦理观念，而且还涉及人对自然的改造与评价，涉及主体际的交往关系以及各种交往共同体之间的互动。
四、结语
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了有效地保护环境，不能否认自然的主体性存在，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看成“主—客”关系，也不能否定人的主体性和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客—客”关系，更不能在对自然物进行“拟人化”描述和“人格化”理解的过程中，在所谓“平等”原则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主—主”关系，而应该在确认自然主体性的基础上，否认传统主客体之间的分离性、主体性的单一性以及盲目绝对的人类主体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完善发展人类主体性，抛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立良好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利于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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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8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它主要阐述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包括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人与人和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关系及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通过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的论证结束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从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首先，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恩格斯认为：“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2]人是自然的产物，那么很自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时指出：人是类存在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人都把自身的类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当做自由的存在物对待。类生活首先依靠自然界，从理论上讲，整个无机界是人的精神食粮，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同样，从实践上来讲，无机界也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在肉体上，人只有依靠自然界才能生存。因此，马克思说：自然界首先为人提供生活资料其次才提供生命活动的对象，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类首先依赖于自然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写道：“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人类的衣食父母，人是自然界的一员，所以人的所作所为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
其次，人与人和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没有脱离人与人的关系。“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4]。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是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劳动实践活动连接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另外，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界的狭义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义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义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义关系。”[5]所以，要改变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的关系，离不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决，并且两者必须同步进行，任何割裂两者之间关系的方式都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
最后，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是统一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能动的改造自然的过程，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6]人的实践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活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通死亡一起消失。”[7]也就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8]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两种尺度的内在统一，一方面肯定了人在能动地、有目的地、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了“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暗含了人的尺度的发挥依赖于对象的性质。的确，只有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在人与自然界之间，人是主体，但是如果一味的夸大人的主体性那么就会走向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表现在只注重人类的价值、需要，忽视自然界的内在尺度，仅仅把它作为人的目的、工具。但是如果只重视物的尺度，否定人的自身发展、人的需要，只强调自然界的整体价值，就会使人走向宿命论误区。由此看两者都存在片面性，只有既强调两者的对立又注重两者的统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及其丰富的内涵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指南与行动纲领，特别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理念为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做了解答。它有力地证明了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人化自然”与人类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人类必须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并且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不断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论
生态伦理学始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及工业文明时期的价值观错位。生态伦理学认为传统伦理学仅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其研究领域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缺陷所在。因此，生态伦理学揭示了人对待自然“敬畏”的态度、探讨了人对自然的责任，制定了人类自然的行为规范。生态伦理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理论。
首先，生态伦理学指出人对待自然界是一种“敬畏”的态度。施韦泽认为“敬畏”来源于人面对自然界如此神秘而巨大的力量时所产生的敬畏或谦卑的意识。实际上“敬畏生命不仅适用于精神的生命，而且适用于自然的生命。……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9]。“敬畏”首先体现在自然界“他作为他物的手段和工具的价值”[10]。即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多种需要，例如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阳光、水、空气等必需的物质；自然界还能提供人类生产的基本资料，比如矿产、树木、煤炭等资源等；自然界还能够为人类提供享受、审美的休闲场所，使人陶醉在其中得到放松与娱乐。除此之外“敬畏”自然界还体现在自然界具有自身繁衍发展的内在价值，例如生命的创造。在施韦泽看来，“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因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1]。
“敬畏生命”要求把道德关爱的体系进一步扩大，把人与其他创造物都纳入其中，从人与人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与一切生物界。道德体系的扩大一方面强调了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尊重，另一方面对人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体现在要求人类平等的对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物种、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利，并发挥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促进尊重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对于每一次向自然发起的行动都要诚惶诚恐的考虑其后果，而不是无所畏惧。
其次，生态伦理学探讨了人对自然界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长期以来，人类一直认为人是宇宙和自然界的中心，自然界的一切都从属于人类，被人类所主宰，自然界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不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自然界与人类是根本对立的，只有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才符合人类的利益，因此，人类可以对其为所欲为，随意处置。人类行为的恶果就是自然界对违背其生存规律的行为进行挑战，实际上人享用自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取决于一个前提：自然具有可供人类的享用性。自然的这一可享用性以自然中生物的多样性为具体内容和保证”[12]。因此，遵循生态规律、维持生态环境的现状并促进恢复生态圈的完整就成为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对自然界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源于在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中“人是唯一的道德行为主体，唯一的道德人”。因此，“只有人能以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履行道德义务”[13]。
当人类承担起对自然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人、后代和自然物本身，这也是人类走向美好生活的前提，就如《人类环境宣言》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吁那样：“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通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平等、自由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的责任。”
最后，生态伦理学制定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基本道德原则。生态伦理学为人的行为划分了界限，以其现实的感召力和制约力建立起了“自然道德法庭”。因为正如《世界自然宪章》所写：“生命的每种形式都是独特的，不管它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使其他动物得到这种尊重，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道德准则的支配”。其中，道德原则“它制约着或者贯穿于一定道德体系的各种具体行为规范中，各种具体行为规范本质上都是它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要求的具体体现。因此各种具体行为规范如果离开了它的指导，其道德价值就很难确定。”[14]笔者认同学者佘正荣提出的四条基本的生态道德原则：“第一，尊重生态系统和基本的生态过程，从而维护生物圈的整体性和完整性。第二，将不同生态文化区域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与不同道德境界结合起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健康和生命物种的繁荣。第三，不应当无故伤害生命和破坏自然环境，这是生态伦理学应确立的禁止性原则或不作恶原则。第四，人类对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对环境的干预过大，以至影响到物种的延续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物圈的完整，应该进行投入，开展治理、恢复和建设的工作。”[15]实际上，从更宽广的视野看，生态道德原则体现了代内和代际的公正原则，因为在环境问题上直接牵涉到当代和后代人的利益，在当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两者兼顾。其中，代内公正体现了生态伦理学的“空间性维度”，就是指：“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出机会平等、责任共担、合理补偿，即强调公正地享有地球，把大自然看成是当代人共有的家园，平等地享有权利，公平地履行义务。”[16]而代际公正体现了生态伦理学的“时间性维度”是指“人类在世代延续的过程中既要保证当代人满足或实现自己的利益需要，又要保证后代人也能够有机会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即要求当代人对后代人负责人，决不能只为一时之利而断送了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机会”[17]。
生态道德原则的提出促使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在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渗透于人的生活中，冲击人的陈旧的观念，并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在维护人与自然的正常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切合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发展，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是自身价值诉求的目标。
三、教育哲学的借鉴
“教育是什么，即教育何以存在”，这是教育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究其根本，我们不能从教育本身入手，而要在人与教育的关系中求解，教育离不开人，“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人，简言之，是具体的人”[18]。也就是说，人是教育的核心，教育就是直面人、通过人、为了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事业。
那么，教育到底为了人的什么而教？教育为了人的什么而教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从人类对于教育价值的追求过程看，教育经历了为人生存而教、为人的发展而教、为人的享受而教三个阶段。教育为人的生存而教注重的是生产生活知识的传递；教育为人的发展而教是人类在度过生存危机的基础上关注发展人的智力、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而教；教育为人的享受而教主要强调教育对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可以说长期以来教育多为人的生存而教。这种“教育不是成‘人’的教育，而是成‘材’、成‘器’的教育”[19]，正如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所指出：“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这是可悲的事情。”[20]“这样，人愈是受教育，他就愈被技术和专业所束缚，愈失去作为一个完整人的精神属性”[21]。实际上，教育不仅指向人的“有限的目的”，教育的神圣价值更在于它的“无限的目的”，即教育是为提升人的价值而教。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9
关键词：环境法，调整对象，社会关系，生态关系，内在价值，外在价值
环境法原理的源头是环境法的概念，而概念只能在它所为之服务的对象和目的确定以后才能科学地产生。因此，科学地界定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对于丰富环境法的基础理论，促进环境法学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法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环境法调整人与人关于环境的权利（力）义务关系的观点则是一致的。人与人关于环境的权利（力）义务关系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与其公民及其他主体形成的环境管理行政权力与义务关系，其中国家对其公民及其他主体行使环境管理公权，该环境公权的行使是以维护公共环境安全、保护环境公益为直接的目的的。所以在控制结果上，如果该公益未被法律私益化，那么公民及其他主体个人受到的利益就不是法的利益，不是环境公法职责所直接对应的环境私法益，而是环境法利益的反射利益。该反射利益因而是不可要求司法救济的。例如环境安全，在我国无疑是国家提供的一种重大环境利益，但并未表现为个人的私权，反之所表现的是要求人人保护环境的义务，公民不能以自己的环境安全私权受损为由对国家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该公益被法律私益化，那么，反射利益就转化为了与环境管理公权直接对应的环境私法益，公民及其他主体个人在履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公法义务的同时就可享受对应的环境私权。该环境私权是可以要求司法救济的，如在美国联邦及其一些州，公民可以对其不享有专属权的某些公共环境要素享受一定的视觉美感权、静稳权和精神享受权，当这些私权受到环境行政行为的侵害时，公民可以提起相关的公民诉讼。二是平等主体之间在环境法规定的范围内或在合法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享受环境私权，履行环境私法义务。这两个方面的权利（力）义务关系实际上就是法学者通常讲的环境社会关系。故可以认为环境法调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环境社会关系。
对于近十年来国内外环境法学界提出和发展的“环境法也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观点，我国的传统法学观点大部分持否定态度，其理由主要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规定了的权利（力）和义务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包括两极，从环境的角度看，它是一个非人的“物”，没有意思表示和外在的法律行为，不可能对人履行什么对应的义务，也不可能主张什么权利，更不能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从人的角度看，人人都保护环境，也就可享受环境法规定的私法益和所反射的非法益性质的生态利益。该私法益与反射利益不是环境给予的而是国家给予的。所以人和环境之间不存在任何对应的权利（力）义务关系。而法律是调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社会调节器，因而环境法不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传统的法学观点还认为，人们通常讲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科学上的生态关系；在法学上，环境或环境因素要么是人的所有权能的对象，要么是人类能够共同使用或享用的特殊“物”。因此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实质上还是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即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来理顺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
对于环境法调整人与人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的观点，本文是赞同的。但是对于传统法学观点否认环境法调整人与环境关系观点的论证，本文不敢苟同。因为传统法学观点的上述理解是我国法学研究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的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理由如下：
其一，从法条上讲，我国的任何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均无“调整”的定义，经过长期的积累，把“调整”作“确认”、“保护”、“限制”、“制裁”来理解的学术观点已经得到了中国法学界的广泛认可。因此，在与传统学术观点不相抵触的前提下从不同的侧面或新的起点对“调整”进行新的学术阐述或创新是符合“百花齐放”的原则的，任何学者不能以自己的思维定势来否认甚至诋毁他人的学术创新行为。另外，在长期的环境法学研究实践中，“调整”已经形成了“功能”、“作用”、“协调”等含义，从这层意义上讲，完全可以认为环境法可以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即环境法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法律规定了的生态行为关系）或环境法具有协调人与环境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其二，从法的功能来看，传统法学观点认为的“法调整人与人关于物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法规范人与人关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关系，这个“物”是传统意义上的即被传统的物权法和债法规定并被纳入“人”的生产和生活范围了的“物”，它必须有主或能够被人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对于一些有主的环境因素，人与它的关系可以被理解成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关系。对于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无主的环境因素（如大气和流动的海水），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被理解成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占有、使用、收益关系。但是，对于一些已经纳入到人类的环境因素但人类不可能与之发生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关系的外层空间环境及其要素，再谈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则无实际的意义。
其三，从环境法的现实作用来讲，当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趋势在现有的环境法价值追求与实现模式下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加严重。这说明仅以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环境法不足以确认和保护环境的重要地位。其根本的经济和社会原因是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个体或团体的经济利益，而对于自己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残局，总是希望国家和其他人来收拾，这是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其根本的法律原因除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环境公法规范之外（即规范缺位、不到位或规范越位），还有环境自身的内在价值及其相对于其他物种（包括人类）而表现出来的外在价值没有得到法律应有或科学的确认。这实际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思潮在作怪，而法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观点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法学上的典型表现。为了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还人类和自然界各要素一个健康的存在与发展环境，突出环境的重要性，强调生态整体主义，主张人与环境的生态与伦理关系法律化，即环境法调整人对环境的非社会关系行为是必要的。
其四，从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上看，传统的法学观点和立法把环境仅仅作为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这显然受到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知道，没有人就没有人与人的关系，也没有必要制定约束人行为的法律，因此环境法必须考虑人的利益。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民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但是，制定法律时纯粹考虑人的利益和环境的短期外在价值而不考虑环境自身的“利益” 或内在的价值，是不符合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认识原理的，人类终究是要受到环境的报复的，因而最终也是不符合人的利益的。从地球的历史演变长河来看，人只是地球上亿万物种中的一个，是一个可以暂时对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施加强大影响的物种，它和其他的物种在自然中均处于特定的地位，起着特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也都必须服从物物相关、竞争、捕食和适者生存等自然法则。因此，人和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在自然法则面前都是平等的，谁都不可能超越生态规律的约束。几千万年前，人的祖先猿猴及其进化而来的原始人不是地球的“主人”，只是一个在自然规律面前完全被动的物种。对于早期的人类社会来说，“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畜生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几千万年之后人的进化或退化形态还是否是地球的主人还说不定。因此存在于当代地球上唯一有理性思维的高级动物-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理性尊严，应该摆脱狭隘的自私自利思维的束缚，尊重自然法则，充分尊重其他物种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基于此，人类在制定开发、利用环境的外在价值、保证自身利益的法律的同时，也要把环境与人的内在价值的平等性尽量地体现在法律上。不过环境及其要素毕竟没有意识和语言，也不可能作出法律上的意思表示行为，因而不可能形成对人的关系，更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和法律制定主体。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但是人对环境的关系却因为人具有意识和自觉行为而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与环境的法律关系是单向的，即人类在享受环境恩惠的同时履行尊重和保护环境内在价值的行为义务。
其五，从法学逻辑上讲，传统的“法只调整社会关系”观点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逻辑推理缺陷：首先，马克思在论述法学原理时提到法律调整人与人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但他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法律仅调整人与人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因而，法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所反对的。其次，众所周知，非人高级动物和人一样也有情感，这种情感是可以为人直接或通过科学仪器所间接感知的。基于此，传统法律部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制定的一些保护动物情感和利益的法律规范只是表面上保护动物情感或利益的法律规范，该法律规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人的情感和利益。比如牛在受伤害时所表现出来的痛苦挣扎和流泪行为会伤害具有同情心的理性人的内心，使人的情感难以接受虐待牛的行为，从而立法加以保护。本文认为，非人高级动物的情感与人的情感在某些方面（如趋利避害）具有类同的地方，保护动物情感的法律规范一般也会考虑人的情感，但不一定是以保护人的情感为最终出发点的。因为从逻辑上讲，以最终保护人的情感为逻辑起点只能推导出全面地保护高级动物情感和利益的必要性，而无法推导出法律容忍人类因补充蛋白质的需要而要宰杀、捕猎动物的“残忍”行为的合理性。相反，在环境伦理学上，只有在动物捕食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承认和保护动植物的内在价值和利益，才能推导出人类在自己的捕食范围之内保护动植物的合理性；在法学上，只有承认环境法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之外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即法在保护人类合理开发、利用动植物资源行为的基础上承认保护和尊重动植物内在价值的必要性，才能从法律上推导出人类在自己的必需范围之内非必要地或不人道地损害动植物行为的违法性，才能推导出人类在自己的必须范围之外保全自然环境的法律必要性。
其六，从环境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我们知道，人对环境的道德规范是行为规范，属于要求社会主体在环境面前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单向行为规范。由于道德义务的主体属于社会中的主体，所以这种单向行为规范肯定属于社会规范，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规范一旦被环境法认可或确认，就上升为环境法律规范。把包容这类社会规范和人与人关于环境的法律规范加以整合就形成了环境法。也就是说，环境法就既规范人与人之间关于环境的关系，还规范社会中的人对环境的单向行为。人对环境的单向行为规范既包括考虑人的利益和情感的规范，还包括兼顾或纯粹确认和保护动植物内在价值和利益的社会规范，前者属于最终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而对于后者，兼顾确认和保护动植物内在价值和“情感”的社会规范既考虑了人的情感和利益，属于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又确认和保护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之外的保护动植物内在价值和“情感”，属于调整人与环境之间单向行为关系的行为规范；纯粹确认和保护动植物内在价值和“情感”的社会规范虽然属于规范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但其属于并非确认、保护、限制、制裁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它调整的是法律所确认的非社会关系性质的生态伦理关系。基于此，认为社会规范仅调整社会关系的传统法学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其七，从现实的环境立法上讲，国内外已经存在一些纯粹考虑或兼顾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无关的纯粹考虑动植物利益和“情感”的法律、法规或法令，国际上也存在类似的条约或协定。比如2002年的《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在其序言中指出：“本联邦法调整在俄罗斯联邦领土范围内，以及在大陆架和俄罗斯联邦专属经济区进行经济活动和其他影响自然环境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领域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领域的关系”显然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该法第2条第4、5、6款还规定，对于发生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关系，发生在自然资源保护、合理利用、保全和恢复领域的关系，以及发生在环境保护领域但同时又是保障居民卫生防疫福利所必须的关系，由相关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调整。在欧洲的一些地方，钓鱼者钓上鱼后必须把鱼用钝器砸死，其原因是：鱼最终是要被人或动物吃掉的，而用器皿把钓上来的鱼养着对鱼来说是一种临死前的折磨，对鱼来说是不“人道”的，因而要让鱼有尊严地得到死亡的解脱。再如2000年初夏，美国纽约的一名快餐店的老板怕自行车被人偷走，就用一根铁链把自行车锁在一根大树上。有一为爱护树木的人士给纽约市公园管理局写了一封揭发该老板虐待大树的检举信。后来该老板因为虐待大树的罪名受到了拥抱大树并且向大树道歉的处罚。在英国，虐待饲养的家畜、家禽是犯罪行为。在一些崇尚牛的国家，农民不合理地使用耕牛可能会招致处罚。这方面的主要立法还有《北澳大利亚州动物福利法》、《美国动物福利法》、《美国动物和动物产品法》、《欧洲议会关于保护用于实验和其他科学目的的脊椎动物的决议》等。在我国，如台湾地区的《动物保护法》第1条规定：“为尊重动物生命和保护动物，特制定本法。”该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恶意或无故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按该法第30条之规定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在中国大陆，一些把人与环境及其要素并列并强调环境及其要素的内在价值的国际条约，如1994Gatt、1991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等，已经对中央政府产生了拘束力。如1994Gatt第20条规定：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的一般例外包括“保护人类及动植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须者”。《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第5.4条规定：“在需要明确保证产品符合技术法规或标准，及已有国际标准化组织公布的有关指令或建议或其制订工作即将完成的地方，参加国应保证中央政府机构采用它们，或它们的有关部分作为评审程序的基础。除非提出申请并及时解释这些指令或建议或有关的部分不适合于有关的参加国，如……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环境；基本气候或其它地理因素……。”这两个条款把人的生命与健康和动物的生命与健康加以并列，显然是强调作为环境要素的动植物的内在价值，承认动植物的生存和发展的尊严，确认和保护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之外的人对环境的单向行为关系。另外，我国有关实验动物管理及质量保障的法律也有兼顾动物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法律考虑，如1988年《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实验动物必须饲喂质量合格的全价饲料。霉烂、变质、虫蛀、污染的饲料，不得用于饲喂实验动物。直接用作饲料的蔬菜、水果等，要经过清洗消毒，并保持新鲜。”1997年的《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从事动物实验和利用实验动物生产药品、生物制品的单位，取得使用许可证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2.实验动物饲育环境及设施符合国家标准；3.实验动物饲料符合国家标准。”从上述条约和国内法的实施效果来看，把人与环境的关系纳入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不仅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自然环境外在价值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还有助于自然环境内在价值的尊重与保护，提高和维护人的理性尊严。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环境法是由社会化的人制定的，是确认、保护、限制和制裁社会化的人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行为的法，但它不是以人的利益为惟一保护目的的法。因此，可以说，环境法是为了协调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旨在确认、保护、限制和制裁人们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篇10
一、马克思哲学对生存与生活的关注点
首先，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黑格尔从宗教和神学出发，忽视了人的生存与生活的主体性，费尔巴哈关注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们都把人的生存与生活看成是既定的、静态的“客体”，忽视了对人类世界即现实人的生存与生活世界的关怀。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把哲学导向关注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即是“从事活动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个人。现实的个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指向未来的发展性的，相应地，个人的生存与生活就是人不断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其次，生存与生活的最基本的方式是实践。实践在社会历史领域直接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生产，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展开的。生产主要有四种形式：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意识的生产。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基础，人类围绕生存与生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人的生产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人的生产，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便无法延续下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生存与生活必定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关系的生产也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人的意识一经形成，它就渗透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成为人的生存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再次，现实的人的生存与生活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的。人不是孤立地存在，人总是同他人、他物结成一定的关系。人的生存与生活主要体现为双重关系：第一，人的生存与生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的生存与生活必须要依赖于自然界，但人作为能动的存在物，在依赖自然界遵循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在按照人自身的尺度改造自然界，创造人化的自然。第二，人的生存与生活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不是孤立地进行的，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更好的生活，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联合起来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于是人与人之间就结成了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逐渐地被社会所同化，从而融入社会，社会也在人的作用下具有人性。
二、关注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现实意义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面临诸多困惑。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理解人的生存意义与生活价值，更好地指导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对解决当前人们面临的困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关注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近100年的历史，人类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与生活，促使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不断地向自然进军，人类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也出现了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粮食紧张、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等诸多全球性的问题。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对自然的肆意掠夺，使人类逐渐陷入了生存与生活的危机中。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依靠自然界来生活。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人类不能为了求发展便以占有和破坏自然界为代价，这样最终只会使人类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人类必须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家园，守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才能真正地达到理想状态。其次，关注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普遍物化的现实，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生存和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不得不服从于市场的价值导向，最终，商品拜物教将人物化、商品化了，人与人的关系被简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这样，人与人就外在化了，甚至于人与人处于对立的状态。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生活，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需要和相互帮助的。人类只有做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指导思想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下才能变得更好。再次，关注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正视个体愈益感受到的精神家园的缺失，实现人与自身的统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对人的生存意义与生活价值的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冲击着人们心中原有的道德、理想、信念，造成精神上的迷失，“人的内心世界被严重扭曲,其情感和德行被严重忽视乃至“荒漠”化。”人并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为了生活而生活，对生存意义与生活价值的追寻，是人生存与生活的精神需要，也是使人真正成为总体的全面的人的必要条件。
作者：陈彤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