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1
【关键词】概念规划；布尔津县；城市规划管理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科学合理的制定城市规划，合理安排空间，引导规划开发过程，实现经济、政治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这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管理职能[1]。城市规划对于城市的格局以及发展的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合理的城市规划也是城市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是确保城市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为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管理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业界认为城市规划就是城市建设的龙头，是主要的生产力。但是，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规划体系以及城市发展都有着严重的滞后性。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竞争的加剧，传统的城市规划对于城市管理和制约的影响也越来越凸显。而概念化的引进，则给城市规划管理带来的新的革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单一规划标准，改变了死板和适应能力低的规划标准，实现了城市规划的变革。对于概念规划及其在新城区规划应用，本文将以布尔津县为例进行探讨。
1、概念规划的特点及实施原则
总的来讲，概念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原则性，是宏观的战略性规划，其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性强烈：概念规划涉及到了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功能定位以及目前的布局问题等等，强调从区域的高度以及全局出发编制规划方案。其价值在于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清晰的战略概念。例如，广州概念规划突出的是“山、城、田、海”的格局的概念[2]。
有研究性的总体思考：同程式化的城市规划不同，概念规划强调的是研究性，包含了科学性的工作方法，使用先进的理论等等，其重视的是理论的创新。规划的成果是作为咨询和建议的，是不具有法定约束力的。
宽阔的区域分析视角：概念规划对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以及作用都十分重视，而且还强调城市同城市内部间的协调。规划方案应该坚持接受区域发展的原则。例如，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污染治理等规划，特别是要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因而，概念规划同区域规划是能够很好地衔接的。
自由的编制程序及规划形式：概念规划的编制程序是比较自由的，这样就能使得规划师能够针对城市的特点，进行突出性的研究，重视问题解决的实效性。
高度弹性的宏观规划：布尔津在概念规划的引导下，其城市规划是从生态旅游的概念出发，进行空间的重组。再如，中山市的规划从江海合一到从散到聚的概念的转变，都有很大的弹性。如何落实，需要在不同的阶段做全面的衡量，编制具体的规划才能更好的指导城市发展。
为了更好的进行城市概念规划，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
首先，坚持社会、经济和环境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经济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发展实际上是综合目标的整体优化。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协调发展的模式，这也是城市发展的管理者和城市规划的共识也是概念规划的基本原则。
其次，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则。区域协调原则是城市竞争的要求，更是解决目前概念规划普遍缺乏区域关怀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措施。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其重点还在于市民同城市执政者是否有统一的认识，是否具有大局观。城市间的竞争来自于世界各地，只有做好区域建设才能提高区域竞争，这才是城市竞争优势提高的一项明智的举措。因此，概念规划就应该从区域的利益出发，实现点面结合，内外协调，重视城市通周边城市的关系，形成局部同整体带动，共同繁荣的局面。
另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概念规划是要从现实存在的问题着手，体察市情，明确用地限制以及投资能力限制等问题，实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制定可行的目标。概念规划的发展战略还应当具备指导近期建设的能力，能够为当地的政府提供可行的政策性建议。
最后，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城市规划服务在为经济建设服务时还应该关注社会问题，重视社会的公平性，保障市民的利益。有的学者认为概念规划迎合的是领导的想法，忽视了市民的要求，这也是目前城市进行概念规划应重视的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不仅要提高规划师的职业道德，还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和公众参与制度。
2、概念规划及其在新城区规划――以布尔津县为例
2.1项目背景情况
区位条件：布尔津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阿尔泰山脉西南麓，准噶尔盆地北沿[3]。该县的西北部同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相邻，其东北部是蒙古国，东部是阿勒泰市，西部是哈巴河，南部同福海县相邻。布尔津县总共面积达10370.5平方公里，有人口7.1万，有20多个少数民族。布尔津县有1个镇，5个乡和1个民族乡。
生态环境：其地势有着特殊的特点，呈东北向西南倾斜，而北部则是中高山区，中部为丘陵河谷，南部为半荒漠区。独特的地势造就了布尔津县独特的地势地貌和自然景观。属于大陆性北温带寒凉气候的布尔津，夏季天气干热，冬季天气寒冷，昼夜温差较大，光照充足。布尔津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以及矿产资源。布尔津新区将是新疆城市群发展发力承担其崛起的关键，其功能定位以及产业支撑在新疆城市群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交通条件：布尔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区位优势在今后将会形成数个城市发展带，布尔津县不仅位于多个发展带的交点上，既是布尔津从东向南发展的起步地段，也是布尔津区的东南门户，有着良好的交通优势[4]。
2.2规划范围
布尔津的规划地带主要以低地以及旅游资源为主。布尔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其总体规划以生态旅游为主，在生态旅游概念规划中以人和城市以及资源的协调发展为规划原则。布尔津有着各种地势地貌，有高山，有低谷和丘陵，因此可以在该地区内划分成三大片区。
2.3概念规划定位
布尔津的发展定位为：展示出21世纪布尔津城市的新气象，建立集旅游、历史文化和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新城。
功能选择：建立生态基础的旅游和度假中心，以阿克吐别克雅丹地貌、友谊峰冰川和古北界动植物分布区等为特色的文化艺术长廊，实现高新产业研发区的建设。
2.3概念规划理念
山水相生。布尔津新区在实施规划时应该建设两山风景区以及沿江沿岸景观规划，形成山水相生的景观格局。
天地人和：布尔津新区就好像是一座融入到了自然的城市，其生态森林，生态地貌的建设形成了天地人和的布局结构。
弹性发展：布尔津新区的发展应该在政府调控的基础上要遵循市场的运行规律，突出概念规划的特征，实现土地开发弹性发展的运作模式。
2.4规划特色
2.4.1生态优选的弹性规划布局
通过生态模型来构筑规划模型。布尔津新区规划用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很好，而且水网也较为的密布。在进行规划时也因此要尊重大自然形成的生态模型，坚持生态优化的原则，为新区提供休闲、娱乐和独家场所。在新区的沿河两岸可预留一定面积的绿化带来保护水体，同时也能够营造滨水空间。
布尔津新区的建设不仅要同其经济及时以及格局变化一致，而且要对其基本的路网格局以及绿地和整体的空间形态进行变化。为了确保规划能够融入到市场运作当中，且在政府的控制下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在弹性开发中要力求平等，引入自我修复功能的弹性开发模式。在这样的原则下，规划用地可分为弹性用地和刚性用地。刚性用地主要是在规划中明确用地的使用性质，例如水体和保护绿带等，弹性用地是指弹性发展区。在这个区域中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低价调控手段，依据城市发展的情况，从市场运作的情况出发来决定土地使用的性质。
2.4.2生态景观同山水旅游系统规划
生态模型为基础构筑的规划，要实现对生态保护的最大化，以形成富有自然地域的生态景观，给布尔津新区提供独特的景观特色。在自然景观丰富的地段要结合地形以及地貌合理改造，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利用生态环境。同时，规划绿廊把自然景观引入建设地中，沿着交通干道设置交通绿廊。布尔津县有丰富的山水景观资源，有很大的山水景观构建优势，应充分利用。在新城区布置生态休闲区和度假区，串联老城区中的一些名胜古迹，为新城区增添具有特色和古韵今色的山水旅游内容。
图二：绿块和绿廊
3、结论
尽管，目前概念规划在我国的发展并不成熟，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不足，但是概念规划作为战略规划在空间上的部署，在遵循城市特点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在城市新区建设中有着积极的意义[5]。而且，概念规划对于传统规划中存在的弊端也都能够克服，从而使得规划的制定更加的科学，也能够在城市管理中积极的发挥作用，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1]刘滨谊,王玲.预景规划方法在概念规划中的应用――以马鞍山市江心洲发展概念规划为例[J].规划师,2009,09:81-84.
[2]李敏.现代城市新城区规划建设的探索与思考――以临湘市临湘大道小区控制性规划为例[J].四川建材,2008,05:79-82.
[3]王蒙徽,段险峰,田莉,施红平,王蒙徽,段险峰,田莉,陈勇,叶红,黄珍.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的探索与实践[J].城市规划,2010,03:5-10.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2
观规划角度提出建议，以期更好地推动海绵城市的研究与发展。
【关键词】：海绵城市；水生态基础设施；生态优先；雨水利用
1、海绵城市的提出背景
城市化的不断加深则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其中水生态危机尤为突出。城市面临的水生态问题远不止洪涝灾害，还有水资源短缺和水安全问题与之并存。反观我国传统城市建设模式，在应对内涝洪灾和水安全问题的能力却存在明显不足。
因此，在我国水生态环境恶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海绵城市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有效途径，被专业领域学者提出和推广，并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解决城市雨洪综合管理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
2、海绵城市概念及意义
我国《指南》中对海绵城市的概念进行明确定义：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该简单概念背后隐含的深层内涵，可以具体分解为：一是，海绵城市面对洪涝或者干旱时能灵活应对和适应各种水环境危机的韧力，体现了弹性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二是，海绵城市要求基本保持开发前后的水文特征不变；三是，海绵城市要求保护水生态环境，将雨水作为资源合理储存起来，以解城市不时缺水之需。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当中，海绵城市的应用有利于解决水资源短缺、内涝频繁发生、水生态恶化等突出问题，为建设海绵城市提供重要保障[1-2]。
3、海绵城市发展历程
3.1国外研究发展历程
通过国外文献研究发现，海绵城市的概念最早被澳大利亚研究学者用来隐喻城市对周边乡村人口的吸附效应。近年来，多有学者运用该概念来形象比喻城市吐纳雨水的能力。ignacioF.Bunster-ossa用海绵城市来形容城市像海绵一样处理雨洪自然事件问题的弹性能力，并以三个案例说明了从规划到设计不同尺度的具体雨洪管理设计方法，包含雨洪滞留和过滤等景观手法的应用。2015年1月，美国《晨报》（morningedition）也展_了建设海绵城市的讨论。国际上关于“海绵城市”的相关理念与政策很多，尽管这些理念的名称不同，但所采取的工程措施基本涵盖：透水铺砖、雨水花园、绿色屋顶、植草沟等雨水渗透、滞留设施，以及生物滞留池、湿地等雨水贮存设施。
3.2国内研究发展历程
通过研究国内文献研究发现，国内关于海绵城市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北京大学俞孔坚和李迪华教授共同出版的《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交流》一书中最早将“海绵”的概念比喻自然湿地、河流等对城市旱涝灾害的调蓄能力。
在我国海绵城市概念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概念名称叫法，主要有绿色海绵、海绵体城市、生态海绵城市等，这些概念在改变传统雨水排放模式、提高城市自然蓄水排水的能力、运用生态途径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研究，与海绵城市有着异曲同工的紧密联系，最终在国家政策层面确定了海绵城市概念的统一和完善[1-2]。
4、海绵城市构建途径与措施
主要分为水生态系统功能主体保护与修复和源头管理与控制技术（区域低影响开发）。其中，水生态系统功能主体保护与修复主要包括：识别水资源保护生态斑块、保护水系网络及生态系统、修复已破坏的水生态斑块及网络、源头管理与控制技术（区域低影响开发）等。根据城市降雨过程，区域低影响开发技术主要分为截留技术、促渗技术和调蓄技术3种。其中，截留技术是通过材料或者结构，将降雨过程中雨水形成径流的速度减缓，通过增加雨水汇集的面积来达到延缓径流目的的技术，如绿色屋顶及植物群落冠层截留等[1-2]。
5、研究进展现状概述（共识与争议）
5.1三点共识
海绵城市理论产生至今，学术界达成了以下三点共识：
（1）海绵城市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内涝和水体黑臭等一系列问题虽然最终表现在水体上，但是其产生原因涉及人类活动特别是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能“就水论水”。解决问题必须在统一规划的引领下完成，不是单一部门。（3）国外经验是值得借鉴和总结的，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国内外城市规模、密度、居住习惯和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差异值得重点关注。
5.2七点争议
2014年10月，《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的颁布，使海绵城市圈形成了“灰色”“绿色”“灰-绿结合”三派鼎立的局面。争议焦点大致总结为以下七点：（1）城市海绵概念可行性（2）绿地用来调节径流的可行性（3）绿地承担滞洪作用的可行性（4）城市保存雨水和充实地下水的方式（5）海绵城市解决水质污染问题的可行性。（6）建设海绵城市是否更省钱。（7）海绵概念是否可发展。
积极利用绿色海绵体保护和储留雨水是一项积极善意的发展，但前提条件是城市拥有充足的绿地，雨水没有被污染。城市海绵体对治理洪涝能起多大作用，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分析。我们不能把海绵城市当做是解决城市洪涝问题必须且唯一的灵丹妙药，应该打破僵化的思维方式，站在更高的层面、更大的时空尺度上来观察雨洪管理的问题
结束语
雨水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将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生态平衡纳入设计理念中，建立海绵城市是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资源
问题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进一步表明我国建设海绵城市的必要性，因此，只有更好的将海绵城市设计与城市景观设计结合起来，才能有效解决城市地表水存储问题，减少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现象，进而促进我国现代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仇保兴.海绵城市（LiD）的内涵、途径与展望[J].给水排水，2015，41（3）：1-7.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3
关键词: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展望
abstract:the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isinrecentyearsintheecologicaleconomics,biologicalconservation,ecologicalcitiesinthedomainofanewconcept.ecologicalinfrastructureincluding:maintenanceofecologicalsystemservice,maintaincompleteecologicalnetwork,restorenaturalprocessandfunction.Combinedwiththeactualsituationofthedomesticconceptintheeiapplicationinthefuture.
Keywords:ecologicalinfrastructure;Concepts;looking
中图分类号：S8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生态基础设施的基本概念
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是近年来在生态经济学、生物保护、生态城市等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在现有景观破碎化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损害的背景下,维护完整、连续的生态格局的重要意义。它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物质空间中的具体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的景观战略。ei的概念在日益拓展,在生态系统管理与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物保护学、生态工程学等诸多学科都有涉及。基于跨学科领域的研究,生态基础设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services)的基础,这里所说的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生态基础设施属于基础设施,那么它必然具备一般基础设施的特征。此外,生态基础设施还有以下对人类生存意义重要的特征:(1)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性;(2)全民共享的公共性与同一性;(3)建设和使用的超前性与长期性;(4)服务的连续性和多层次、网络化系统性。从不同学科角度来讲,ei既是生物的自然栖息地系统,还是针对人类的城市栖息地系统,它都强调关键性的生态格局及资源、产品、服务等对整体系统和系统栖居者的正常运行和持久生存的基础性支持作用。而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角度,ei是一类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设施,是为维护生态安全和健康的自然结构和基础框架。
二、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内涵的诠释
由于生态基础设施(ei)的多学科交叉的特性,研究的出发点很多。本文仅从生态经济学、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战略、生态化工程基础设施以及它的演化和发展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理解。
（一）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经济学领域对ei的研究主要试图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在当前经济平衡体系中的价值,以及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的可量化的价值。ei的概念出现在生态经济学研究中体现了对生存危机与可持续目标的认识的加深。首先应该明确生态系统服务的含义。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Services)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4]。Constanza等把这些服务归纳为17类,Daily将其归纳为15类。综合起来,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的产品生产、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气候气象的调和稳定、旱涝灾害的减缓、土壤的保持及其肥力的更新、空气和水的净化、废弃物的解毒与分解、物质循环的保持、农作物和自然植被的授粉及其种子的传播、病虫害爆发的控制、人类文化的发育与演化、人类感官心理和精神的益处等方面。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而ei的概念在这里不仅指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生态系统和结构,还强调了其在当前生态环境背景下的稀缺性[5]。
(二)维护完整的生态网络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战略的视角,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较早出现在mander等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中。他1988年在《作为地域生态基础设施的补偿性区域网络》(networkofcompensativeareasasanecologicalinfrastructureof
territories)一文中用此概念表示栖息地网络(habi-tatnetwork)的设计,强调核心区、廊道等组分对生物保护的作用。而几乎同时,SelmandVan在《生态基础设施:设计栖息地网络的概念框架》(eco-logicalinfrastructure:aconceptualframeworkfordesigninghabitatnetworks)一文中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随后,荷兰农业、自然管理和渔业部于1990年颁布的自然政策规划(naturepolicyplan)中在全国尺度上较早提出了ei的概念。这些都是从生物和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角度提出的。关于ei或生态网络的构成,Jongman认为生态网络包括了核心区、廊道、缓冲区以及必要的自然恢复区,并且提出城市生态网络建设的三个特点:前瞻性、作为自然政策制定的基础、作为国土和区域规划的一部分。Hubert提出生态网络和ei建设即保护自然资源,包括水、空气、土壤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Bohemen以荷兰生态主干基础设施(Dutchecologicalmaininfrastructure)为例,提出ei由自然核心区、自然发展区、廊道和连接、缓
冲带等四部分组成。可以看出,从生物保护研究出发,ei主要指景观中有助于或能够引导生物在不同生境中运动的综合特征,如景观镶嵌体中的廊道等线性景观要素,核心栖息地的空间分布、连续性、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与周边生境的差异等,并强调形成连续的整体生态网络的重要性。因而在生物保护研究中,ei与生态网络、生境网络等概念是基本同义的[5]。
(三)恢复自然过程与功能
ei的另一种理解是“生态化的工程基础设施”。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各种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般狭义的基础设施只包括人工物质基础设施。而有研究把人类的各种基础设施划分为人工物质基础设施(man-madephysical)、自然基础设施(natural)和社会基础设施(Social)三类。人类的各种基础设施是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紧密联系的。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城市蔓延、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或需求,因此绿色(生态)基础设施应当成为解决目前问题并且保障未来发展的关键。对于当前工程化基础设施日益交织成网,对自然系统和生态过程带来多方面影响的现实,许多研究者试图寻找能够平衡和补偿这些工程基础设施带来的生态破坏和退化的途径。基础设施生态学(infrastructuralecology)作为在基础设施工程规划、设计和实施阶段改善和协调多种生态功能的框架,基本内容包括尊重生态格局与过程的连续性,采取生态工程技术来降低工程建设所带来的栖息地破碎等影响。而强调改善和强化周边的生态基础设施,如加强景观连续性等被认为是重要的补偿措施。目前此方面主要集中在用生态化手段来改造或替代道路工程、不透水地面、废物处理系统以及洪涝灾害治理等问题。如建立用于水体净化和污水处理的试验性人工湿地,绿色屋面(GreenRoofs)不同层次的暴雨洪涝治理、邻里步行系统、等生态基础设施研究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荷兰政府1997年强调实施可持续的水管理策略,其重要内容是“还河流以空间”。以默兹河为例,具体包括疏浚河道、挖低与扩大漫滩(结合自然)、退堤,以及拆除现有挡水堰等,其实质是一个大型自然恢复工程,称为生态基础设施,旨在建立全国性的广阔而相连的自然区网络。这些研究试图在硬质的人工化环境中恢复各种自然生态功能和过程,从而发挥对人类有益的各种服务职能,并尽可能减少人工基础设施对自然过程和服务的破坏。
以上的尝试都表明人们开始重视通过生态化改造和维护自然过程来恢复生态服务功能,因为主要针对各种工程化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给排水、防灾、环保等,所以将之也称为“生态”基础设施或者“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即强调生态化)。
(四)土地利用、开放空间及绿地系统规划
土地利用和开放空间对策在国外的发展因地理、文化和体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欧美等发展相对完善和活跃的地区,目前出现了用ei思想来指导土地利用和开放空间规划,甚至影响整个区域发展与保护的探索。自十九世纪以来,为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公园绿地一直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绿带(Greenbelt)、绿心(GreenHeart)、公园道(park-way)、公园系统(parkSystem),以及田园城市(GardenCity)等概念都强调了“绿化环境对城市文化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olmsted的波士顿“蓝宝石项链”(emeraldnecklace)”等实践更体现了可贵的前瞻性规划思想。随着概念的发展,有人采用绿地基础设施(Greeninfrastructure,Gi)表示连续的绿地空间网络与生命支持系统,实际上与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趋于一致国内也一直将园林绿化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子系统,但目前从指导思想与实际操作手段和效果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三、生态基础设施的实践意义
(一)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内容
人类的各种基础设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如果抛开基于人性扩张欲望的膨胀式发展模式,而从一种良性和稳定的发展角度来看,当前的各种基础设施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有人认为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自然系统几部分是一种平行关系,它们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生相克。可持续金字塔表明了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是如何通过向人类系统和人工环境提供生存的自然资源而成为我们社会的基础。这座金字塔中包括了建设资本(灰色基础设施)、人类与社会资本(可认为是社会基础设施)、自然资本和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可认为是生态基础设施,包括物质要素及各类生态过程和功能)。它们形成自上至下依次增大的支撑结构,这样才能构成一个稳固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支持体系,也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生存环境。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也强调,在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自然子系统是基础,经济子系统是命脉,社会子系统是主导。图1可持续金字塔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保障,它们的强弱取决于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资本存量,而生态资本存量的多少反映了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大小。生态系统服务被认为是ei的核心特征,这一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强调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生态系统和结构,更强调其在当前生态环境背景下的稀缺性。即自然资本已不再充足丰富,唾手可得,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地区,自然组分成为残遗斑块和廊道甚至已经消失殆尽。而与此相反,大量人工基础设施和建筑日益成为大地景观的主体。就全球来讲,森林、淡水等资源无疑已经成为了整个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战略性要素。
就我国而言言,还面临着如何利用外部资源以及如何维护自身生态资本存量的问题。生态资源现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生态系统对维持我国社会经济体系的保障能力等问题亟待研究。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将是制约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瓶颈。这种状况迫使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
(二)生态基础设施强调的规划方法
ei概念对规划方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美国学者Honachefsky认为城市的无序蔓延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强调应将ei的价值和服务功能与土地利用决策相结合,因此提出了ei优先的思想(puttheecologicalinfrastructurefirst):在城市总体规划当中,将生态基础设施置于先行考虑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制定土地利用和开发规划,对环境状况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建立适合当地的“生态指标”(ecologicalindicator),从而对自然资源的健康予以评估和监控,并将各个方面的利益主体和人员纳入土地利用决策当中来,尤其对何种环境应该受到保护予以协商。而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巧妙的增长保护”(aframeworkforsmartconservationandsmartgrowth)思想也强调了这一点。建立在保护土地和自然景观资源的基础上,近年来从单纯强调保护第一的方针开始走向利用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的开发,从而实现“生态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巧妙的增长”的途径。这种途径积极意义体现在强调不是将土地保护与发展孤立或对立起来,而是充分考虑土地开发、城市增长以及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的需求。还有学者认为,“巧妙的增长”的理念提供了构筑21世纪的城市规划法规的基础。新的认识是“土地是一种无法再生的自然资源,土地利用和环境质量有密切关系,因而必须保护土地”。这种新认识在新一轮的规划法规中有所体现。
俞孔坚等曾针对中国的快速城市化问题和中国国土生态安全,通过“反规划”途径建立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强调与城市规模和建设用地功能相比,生态基础设施永远为城市所必须,需要恒常不变,因此需要逆向思维的城市规划方法论,即应在
城市和区域规划中首先规划和完善非建设用地,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形成高效地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安全的景观格局。
(三)生态基础设施的实践意义
将生态系统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规划领域具有巨大的意义。如同其他基础设施一样,如果没有前瞻性的规划,城市将无法运转,人类将无法生存。且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膨胀,这种威胁将越来越大。如果只是被动的追随城市的扩张,只是后续的“添绿”,则无法起到积极的生态平衡作用。从规划方法来讲,从单纯被动性的绿带规划和只从休闲游憩出发的公园设计是不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要综合生物、水文、气候等学科知识,通过空间规划手段建立生态安全格局。而从空间形态来讲,根据区域与城市的内在生态过程需要来判别最为关键的生态格局,构建连续、完整的绿色网络是生态基础设施思想的核心。
因此,尽管ei概念理论方法的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即便在欧洲和北美洲,这一概念仍然和其他思想发生着频繁的交叉,也不断出现与之关联的新思想、新理念。但可以看出,这种思想是经过了西方数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后,对于人地
关系的客观发展态势和规划的主观意识走向的深入思考。虽然我国的人情、地情以及文化背景与之不同,但却正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的现实。该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土地的生态过程和生态安全,基于生态伦理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认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平台。
四、中国生态基础设施应用展望
就我国而言,ei理念对于重新审视国土与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提供了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规划方法
与其它基础设施一样,前瞻性是ei规划的关键所在。
(2)规划内容与ei的格局
就国内规划方法体系来讲,由于比例、指标和分类等的局限,理应承担维护区域与城市生态安全的绿地系统的内容和功能远远未能达到应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水平。因此,跳出这一桎梏来鉴别并保护城市化地区发挥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ei系统十分重要。正如ei(Gi)被认为是“所有具有渗水性地表及能够支持植物生长的土壤的场地”,城市中许多种土地利用都有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构成ei(Gi)有积极的意义。如公园、水系、墓地、教堂和学校、开放空间、农田、社区花园、公共设施走廊、铁路线、采石场、闲置地以及有待于鉴别和修复的废弃地,另外城市中的小块绿地、行道树、私家庭院等也同样十分重要。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4
[关键词]城市生态压力；城乡关系；土地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193
1背景介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热点，笔者以“城乡关系”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共20个结果，论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3年，进行仔细梳理和对比，真正与主题相关的结果为14个。
对于21世纪的荷兰，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组织、使用有限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也恰恰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同时对生活空间和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对空间的功能性提出的新的要求。早先的概念更多是从基于政府部门的授权的行政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的空间区域上进行城市区域和生态区域的划分。这类概念往往是建立在强势的农业部门保护下，从而避免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近期的政策评估报告表明，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应对和抵制由于社会多元化引发的人们对住房空间、基础设施及工厂选址等问题的关注及一系列问题。同时，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储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本身的关注程度。如同城市对于绿地的呼唤，农村地区也对休闲娱乐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机会及相对应的服务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实现了经济活动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而这一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实现了过程的互通以及实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之中。
在农村地区，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最初是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然而，农村地区的设施并没有因为使用绿色景观而得到更多的改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很多新增加的活动与地点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农村地区具备先天的绿色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农民更多的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这一点在偏远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基于社会经济学和先天自然条件的双重推动力，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并且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因子相互合作并融合的道路。目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规划的设计，都更加倾向于建立在基于同市民合作以及同社会组织合作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被提及并在国内广泛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就地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生活，避免形成“繁华的城市、凋敝的乡村”。2013年11月2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6409htm。尽管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些需求会和绿色空间的保护产生冲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该过程中，创造出更多提供绿色服务的机会，而这一点使得环境保护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绿色服务，其实是一种产品，一种活动，与自然、农业、水、文化历史及其娱乐休闲等紧密相连，无形之中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质量，而其本身又超越了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责任的范畴。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绿色”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及绿色生态等来唤醒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具体可行的措施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
2关于空间问题的社会理论
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城乡问题的专业研究和理论，尤其是从经济、社会角度的理论发展还有些局限（asbeeketal，2002）。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点往往停留在分配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空间问题被作为具有功能性的商品来对待。地理学界对待空间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土地或空间是可以被可观测的这一观点，将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重点关注在于城市。随后，又衍生出两种新的派别：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则认为空间是作为生产系统的衍生物而存在的。（Harvey，1989）人文地理学家则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构建的过程，（Cloke，1985）。社会学家将关注点则放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功能性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性减小。一些古典社会学家则认为，所谓城市，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进行较早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家往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逐渐增加，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社会进程中的点缀。受社会空间特点新变化的影响，一些新的主题，如全球范围和地方范围之间的互动、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地区间区域化划分及地方消费趋于设计等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理论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再是仅仅起到点缀作用的“装饰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群体，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存在于系统内部，并不断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断进行互动的一个概念。因此，空间问题应该在分析过程中作为一个内在的问题来对待。（Giddens，1984；Castells，1996；Urry，1990）。
Giddens分析了社会实践中关于空间变量的问题：影响现代社会社会活力和社会分配的因素是一种和时间、空间相分离，非嵌入式的，而且具有更多自我反省特征的影响因子。（Giddens，1990）在传统社会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联系，正如同格林威治时间是统一的，但各个地区也存在时差一样。不同于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上的地理位置，和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者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在小的区域内，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缺失才是其必要条件。广义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成为了非嵌入式动力的发展条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关系逐渐脱离原来依托的本土环境，继而获得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自我反省性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诠释。由新科技和抽象系统带来的非嵌入式机会，导致自我反省性更加彻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
3土地政策及土地使用计划
土地政策，这个概念是在近些年才被提及并频繁使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文献综述及国际会议中，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分配政策与制度及土地的使用与发展，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Lichfield&Darin-Drabkin（1980）将土地政策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子集。Dunkerley等作者（1978）用土地政策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土地成本、土地分配、土地价值及城市土地控制及使用等在内的概念。在英国，近期的学术研究趋势是将土地政策同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等概念分别进行讨论，试图寻求每个概念的意义。
patsyHealey认为，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没有必要将研究领域进行过细的划分，在他看来，所有政策的环节、涉及部门及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举例，在土地政策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两个不同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土地政策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论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时需要将“政府活动”等概念进行再分割，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细致化的分析和操作。同时，有一点就是这种概念和界定与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人为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都要综合考虑研究领域框架内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因素及本研究领域同其他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
4生态保护对策
对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载体――土地，亦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保护和发展机制涉及多个综合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第一，对于传统生态文化区域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构建并引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构建对于自然资源体系中的资源及其他要素的评估体系，形成立体、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对于传统生态土地的保护需要借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及生态保护的“定心丸”，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环境―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构建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创新的权力中心、新的政治任务和新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于土地、社区经济落后和意识封闭等原因造成的“主体错位”，即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引入社会主体、企业主体等的发展创新模式，赋予土地利益相关区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最终决策权。同时，构建一种社区自主经营的生态土地管理模式，让参与者都成为利益分享者，构建更佳的生态利益分配模式，做大生态的蛋糕，分好生态的果实。生态框架中的土地问题是作为关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键因素，当地农民作为土地相关活动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一方面，需要传统习俗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对村民生态意识、生存技能、生态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生态意识，规范其生态伦理和道德规范，探索新的生态―土地―城市―乡村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走向深层次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5
关键词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城市开发边界；多规融合；新型城镇化
文／贾滨洋曾九利李玫柏松
科学、有效地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确保合理的生态安全空间，是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年来，为解决我国传统规划中存在的部门为主、综合不足、管理分割、内容重叠、利益冲突、协调难办、导向混乱等问题，国家提出了“多规融合”这一新的规划理念，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总体规划之间协调统一。而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构建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与模式，提升城镇发展的水平、质量、效益和宜居层次，建成生态城镇，也是一项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科学、有效地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确保合理的生态安全空间，是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在“经、城、土、环”多规融合的新视角下，特别强调从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厘清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合理边界。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基本概念
城市开发边界
所谓城市开发边界（UrbanGr-owthBoundar），通俗而言，是指城市的开发范围。边界的确定，规定着城市开发的空间规模、空间模式和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与容量，是塑造合理城市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空间基础。迄今为止，城市开发边界的相关理论已经被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国家视为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实现精明增长的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在我国早期的城乡规划中，虽然没有关于这一概念的明确表述，但也有许多类似的概念，如“规划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这个规模不仅有数量，也包含了界线的意思）、“城市发展方向”、“三界四区”(图1)等相关概念和内容。
2006年，我国《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46号）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概念，即所谓的城市开发边界；2013年，我国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对城市的开发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由此可见，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已成为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这一全新概念，是为应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而产生的。2014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最小安全距离的概念，并且明确要求“抓紧推进试点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研究提出城市之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减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目前，国内外对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学界对此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仍十分薄弱，至今尚无明确的定义。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是为满足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常运转以及环境容量不超载的城市间或城市功能单元间经济社会活动空间间隔的最小距离。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不等于合理的距离，更不是优化距离，而是最低限度应保持的距离。不能保证这个距离，生态系统就可能受危害，生态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图2中两个城市缓冲带(dl+d2)最小的宽度为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即城市开发不能逾越的距离。
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差异
城市开发边界和最小生态安全距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围绕城市的发展空间为主轴来思考的，两者需要在同一城市或城市群中得到体现。但两者有不同的视角、内涵和方法。
第一，两者着眼点不同。城市开发边界重点强调的是“坐标”，是控制和引导城市开发建设的重要规划工具，其主要目标是如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防止城市无序蔓延，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其核心问题是探索城市建设可以延伸到的最大范围（或最远距离），其着眼点重点放在社会经济、人口、行政区划和城市功能分区上。我国现有规划体系中对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主要采用强制性限制为主的思路，即通过设置不可逾越的红线，将各种开发建设行为框定在一定的地理或行政边界范围内，特别是将政府管理核心圈定在固定红线内，避免了城市开发边界向外扩张。例如，城市总体规划严格规定了城市的规划范围、城市的发展规模，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并严格划定“三界四区”等内容，这些规定所表达的城市开发边界的内涵是“只能在规定边界内进行开发”，具有极强的控制性和刚性。又比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样严格设定了一些禁建区和限建区，并且单独对土地的利用和配置做了硬性规定，如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等，其实质仍是将开发用地限定在一定边界内，即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开发边界”。
最小安全距离则是瞄准城市的质量及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其着眼点主要放在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宜居、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上。要确保城市生态安全，必须保证城市居民生存安全的环境容量具备最低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系具有最基本的空间保障，对重大生态灾害能有起码的规避空间。总之，划定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就是划定城市生态安全的合理边界，使得城市在保障自身生态环境支撑条件以及对周边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不造成威胁的同时，又能够充分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区域性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的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因此最小安全距离着眼于划定出城市开发所不能逾越的界线和城市之间必不可少的安全距离。
第二，研究方法不同。迄今为止，关于城市开发边界的内涵及其相关理论在学界研究较多，但对其划定方法尚无统一认识。总的来说，按照研究思路的不同，划分城市开发边界可分“正向”和“反向”两种模式。前者是目前城市规划中较为流行的方法，以城市为中心，圈定城市拓展所需发展空间，并给出其扩张界线。该方法的技术路线是：首先确定城市人口规模，其次测算总用地规模，最后确定开发边界。“反向”模式通常假设城市的扩张界线是无法准确预测的。基于此假设，该方法不是以城市为中心，而是以保护城市的各类资源为出发点，通过划定“限制和控制类环境要素”进而“倒推”出“城市开发边界”。该方法实质上只划分出了城市中建设行为禁止侵入和有条件进入的地区，类似于规划图的图底关系互换，但就其效果而言，同样可以达到框定城市开发边界的目的。
生态安全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与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系、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环境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虽然大家已经认识到城市之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确定对缓解城市之间环境污染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其如何界定、影响因素有哪些以及构建怎样的距离测算模型这些方面，学界的理论研究仍然较少，各级政府也缺少相关的实践尝试。从理论上，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应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则与研究方法。
“多规融合”背景下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关系探讨
在“多规融合”的背景下，两者必须结合
多年以来，从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角度，开展城市开发边界的研究十分匮乏，因而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下未能合理划定城市边界，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密集的城市布局以及高强度的污染物集中排放，导致污染物很难在环境中自然净化，环境污染问题已超过其行政边界而呈现出区域性特征。为此，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要控制城市自身建设规模，还必须控制城市与城市间和城市内功能单元间的距离以保障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提出，是为了合理测算和确定城市间的生态安全距离，在提高城市宜居性的同时，为生态修复、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环境污染净化预留空间，其本质是一个“保护”的概念。
综上分析可见，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多规融合”这一新的规划体系中，它们必须相互结合才能起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作用。城市开发边界着眼于解决城市开发具体能到何处，是一个政策设计过程，一个综合性的政策工具包，应通过各部门协作共同实现。而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主要解决城市开发不能到达的问题，它综合考虑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特点、城市承载力空间分布、城市发展主要限定要素等，强调空间结构的非建设性要素与不适宜开发的区域边界的衔接，有助于实现城市开发边界与自然生态边界的有机结合及可生长空间格局的构建，可促进城市开发边界“多规融合”的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多规融合”是一种综合的协调优化导向，是综合利益的优化，会对不同部门的利益进行再分配或调整，融合过程中强调的是综合大局、全局，各专业规划必须在服务大局中摆正各自的地位和定位，寻找合理的协调空间。
城市开发边界需预留最小生态安全距离
在“多规融合”视角下，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时需预留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即探索城市开发可以达到的最大范围（或最远距离），必须要划定出城市开发所不能到达的区域。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在城市综合承载力下，城市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环境问题不会对周边城市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最小距离，而不仅仅是保证城市自身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距离。
我国将分类打造20个城市群，这些地区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区域。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源与环境压力将逐年加大，大气、水、生态等环境问题将随着城市规划扩大和城市的聚集而呈现复合污染态势。从城市的健康发展角度，如何确定城市群的规模、如何合理安排空间布局与空间结构、城市和城市间的距离以及城市功能组团间的距离最少要保持多少都是目前亟待研究的课题。通过研究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厘清城市群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布局，可为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基于“多规融合”的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下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
不论是“正向”还是“反向”的规划模式，以往城市开发边界主要是以城市发展规模确定城市开发的边界坐标。在“多规融合”背景下，从提高城市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尽管我们在考虑城市发展规模的同时也要保障城市生态安全，但其仍然是为确定规划城市开发边界“坐标”服务的模式之一。
对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而言，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城市内部及城市间的生态安全，并满足生态系统正常运转以及环境污染物稀释扩散的需要。而且，为解决城市“开发”与“保护”的协调统一，研究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还应该包括如何将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融入到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中。因此，针对相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最小安全距离的研究方法也将与规划城市开发边界的研究方法有所区别。在中国城市发展轮廓基本划定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将开发边界划分中的“反向”法有机地应用到“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研究方法当中。例如，首先假定城市a与B行政边界处的各项环境监测指标都是安全达标的，然后运用城市生态安全的研究方法反推要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设置的社会经济活动区域和生态核心区域，划定出城市开发所不能到达的区域，并对区域生态特性进行快速评价和分级划定，平衡土地的开发与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科学合理地确定出城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在此基础上，以保障土地资源最优配置和保持生态服务水平，实现健康的城镇化发展为目的，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发展边界，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城市普遍面临的土地资源瓶颈、生态环境恶化等城市蔓延问题。与此同时，还要注意采取相应的空间政策和辅助工具来保证城市增长边界功能的发挥，并逐步建立边界线的绩效评价及调控机制，以适应未来不断变化的状况。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6
对象越复杂，人们越需要清晰的认识原则和研究方法。把现实世界知识化，把复杂对象概念化，以符号和概念的方式将对象世界进行“解码”，是人们应对复杂对象世界、特别是复杂现代性的一种需要和策略。随着城市化的拓展，人类日益栖居于城市之中，复杂现代性日益表现为复杂城市性。建构城市哲学，寻找能够反映和把握复杂城市社会的概念系统、话语系统，日益成为人们在城市社会语境下的一种理论诉求。努力把握城市问题、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的遗传密码，对城市与城市发展进行Dna基因测序，形成能够反映城市本质与城市变迁规律的一般城市化理论，帮助人们形成应对城市问题、建构城市生活的一般方法、原则和态度，是城市理论与城市哲学研究的总体方向。但反思目前的城市研究、理论研究，不同学科和取向的研究者对城市与城市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不仅没有形成获得普遍共识的一般城市方法、城市态度，甚至还没有找到为大家所基本认可的能够反映城市问题、城市本质的核心概念、概念群。如何寻找、建构、形成能够反映城市问题、揭示城市本质的核心概念、概念群，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理论、城市理论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不同的学者往往用不同的范畴来定位城市。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政治性、日常性、城市权利等概念定位城市、城市化。他认为，在实然与问题意义上，作为空间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城市与城市化具有政治性，城市往往成为少数精英占有与再生产权力的工具与场域;而在应然与理想意义上，城市是人们进行日常生活的空间与场域，城市发展应该尊重与保障广大的日常生活主体的全面城市权利。所谓城市权利，也就是所有的社会主体都“不被排斥于城市中心和城市运行之外”。
哈维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资本来揭示当代城市的本质。在哈维看来，当代城市的深层本质是资本性，当代城市与城市化是资本维护自身生产、增值的高领域、新工具，当代城市问题的深层本质也就是资本的问题，城市问题不过是资本问题的一种新形式。芒福德则用文化这个范畴来揭示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容器。“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凯文•林奇则立足城市的主体，对城市本质进行揭示，认为活力、感觉、控制、效率、公正等是把握城市本质的重要概念。应该说，针对具体研究目标，在不同语境下，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范畴来揭示、定位城市，对把握城市本质，建构作为一般城市理论的城市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理论与城市研究，由于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还没有对其自身的方法论策略进行十分自觉、系统的反思。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研究的深层化。笔者认为，城市理论、城市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对自身方法论的反思与确认。城市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是如何处理对象与概念、社会史与概念史的关系，如何从感性的城市现象出发，生成、建构反映城市本质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论策略，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法，对确认城市哲学建构的基本方法论，具有示范意义。面对巨大的商品堆积、复杂的资本世界，马克思运用商品—货币—资本，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流通资本—消费资本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概念群，对资本社会进行了解码。
正是通过这些紧密相关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知识化、概念化，使资本社会从抽象的感性存在，成为具体的理论存在，实现了资本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飞跃。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理论飞跃，马克思究竟以什么原则和方法为支撑，实现了对作为感性存在的资本社会的符号化、概念化、理论化。笔者认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到一般，是马克思对资本社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抽象”也就是感性的具体，“一般”也就是理论的具体，抽象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只反映了对象的某一个侧重、某一个特点。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由不同的抽象组成，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对象多个特点、多个侧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出发，尽可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所有特点、根本特点，并形成反映对象本质的概念与理论的过程。“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发展的场合”。这种方法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也就是从历史出发建构逻辑，并对历史进行逻辑与本质把握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资本论》所运用的这种处理对象与概念关系的方法论策略，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是建构城市哲学的根本基础。在任何一个时代与时期，都会形成反映这个时期与时代的概念与理论。
而社会生活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样，从真实的感性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和概念出发，就成为形成能够反映已经变化了的对象与生活的概念与理论的重要基础。城市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综合变迁过程，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注重从现实、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其二，直面与解答城市问题，是建构城市哲学的重要任务。从问题出发，从资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出发，是马克思《资本论》能够形成其独特概念群的重要方法。对城市哲学而言，真实地面对、切入城市问题，是建构与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与动力。其三，回归城市历史，正确处理城市逻辑与城市发展史的关系，是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面对日益复杂而严重的城市问题，诸多学科的学者已经建构起不同向度与形态的城市知识。梳理、鉴别这些城市知识的合理性、价值与意义，是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面对日益丰富甚至互相对立的城市知识，尤其需要回到城市发展史本身。比如，雅各布斯提出了一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认为，城市在公元前8500年就产生，城市的诞生早于农业文明，正是在城市的推动下，农业等生产方式才得以生产。那么，究竟是农业文明先于城市文明，还是城市先于农业?显然，在概念史这个层面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反思社会实践史，可以发现，雅各布斯在建构起城市观与文明观的时候，没有看到或者说忽视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雅各布斯所设想的城市，其运行需要有运输工业、存储工具以及文字。但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8500年，轮子运输工具、制陶技术以及文字都还没有出现。这个例子说明，只有回到历史本身，从城市发展史出发，才能解决城市知识层面存在的诸多分歧，才能建构起真正合理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理论。
二、时间与空间:《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与城市哲学
城市哲学的兴起和当代社会发展、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密切相关。20世纪中后叶以来，伴随现代性的复杂化，在福柯、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学者的推动下，当代社会理论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可以从社会实在与社会知识两个层面来认识。从社会实在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现代社会的人文环境、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与文化等的存在形态日益多样，人们日益遭遇同时性存在的文明与文化等的多样性、差异性问题。从社会知识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人们日益关注社会生活的当下性，日益关注同时性存在的多样、差异的文明与文化，甚至把空间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本体性范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空间本体论”等观念和方法。笔者认为，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问题的一面。这种转向反映了当代现代性的重要新特征，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一元性、强制性历史观的反思。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是世界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如果只侧重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空间性、共时性，可能有利于解释某些阶段性、局部性的现象，但并不能根本性地解释和说明研究对象的深层本质与变迁趋势。在历史观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城市哲学研究也遭遇了空间与时间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空间性。在当代语境下，空间性也就是同时并存意义上的多样性。对城市而言，这种多样性、空间性表现在利益、文化、建筑形态、资源条件等方面。那么，这些复杂的关系有无一个相对统一的交汇点，是否存在把握复杂多样性的相对统一的切入点、关节点?这实质上涉及对城市本质与城市秩序的理解，如果城市只是各种要素的杂多性聚集，那么，城市可能也就没有本质与秩序可言。一是如何理解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如何在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中，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性。面对城市化的复杂结果，有的研究者以一种停滞、乡愁甚至倒退式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城市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了传统的美好生活;有的研究者以一种激进、技术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人类可以以技术为支撑无限制地向前推进城市化。那么，对城市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时间性与空间性?马克思《资本论》对时间与空间关系问题的处理，对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的处理，对厘清当代社会理论的历史观问题，对从方法论层面自觉确认城市哲学的历史观基础具有重要启发。
应该说，马克思深刻地遭遇了其所处时代的空间性问题:资本形态与资本问题的多样性并存。比如:多样堆积的商品，多样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价格等多样形式存在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可以说，促使马克思进行理论思考的正是这些复杂的空间性问题。如何把这些空间并存的资本问题揭示清楚，正是《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目标。《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两个层面揭示了资本空间化、多样性的深层本质。其一，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定位。在马克思看来，再复杂的价值关系、资本关系，最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具体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不管资本是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还是以其他形式存在，不管资本再生产自己的具体形式与链条多么复杂，最后都是一种社会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二，对已经深刻空间化、多样化的资本进行历史透视，通过揭示资本自身生成的历史逻辑，呈现其逻辑一贯的深层本质。
《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成经历了物的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产生、货币的产生、资本的产生，再到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等过程，而贯穿这个过程的核心与红线，正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追求。在马克思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与历史本质揭示的背后，是马克思独特的历史观策略、方法论策略。其一，马克思强调从已经充分展开、复杂化的现实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思考”，把握其变迁的总体逻辑、总体趋势。“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也就是说，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也为人们研究认识对象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条件。其二，马克思注重从历史、现实、未来相统一的视角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变迁逻辑、未来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社会关系，具有阶段性、暂时性，既不是历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立足社会实践，把握社会规律，创造新的生活。
《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性与历史性的辩证处理，为我们理解城市的本质、建构城市哲学具有重要启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如何理解不断空间化、多样化的城市。虽然城市是一个日益复杂的现象，其重要特征就是多样文明要素的空间化并存，但在深层本质上，城市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创造物。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线索。把握了社会关系的变迁、结构与趋势，也就把握了复杂城市现象的深层特点。城市问题不管多么复杂，其深层本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义关系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合理可持续的城市秩序。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切入点。其二，关于如何理解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历史性。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社会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普遍社会状态，与意识形态无关。
雅各布斯认为人类社会一直都是城市社会，索亚也赞同这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这种城市观其实否认了城市的历史性、时间性，否定了城市发展的可能。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方法论视域中，城市是人类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应该区别社会性与城市性，区别以同质文明为基础的小群落式的空间聚集与以多样异质文明聚集为基础的空间聚集。前者是村落，后者是城镇或城市。而城镇与城市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仍将继续。只有从时间性与空间性相统一的角度，才能深层次地把握城市的具体、历史本质。其三，关于城市哲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自觉。《资本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进行社会与理论研究时，要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城市发展与城市问题具有全局性，对人类社会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相统一的城市化，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具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现实问题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反思”，把握其历史本质与历史趋势的方法，对深化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世俗与神圣:《资本论》的主体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客观地反映、研究社会生活，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追求客观性，不等于没有价值立场。从知识归属看，价值立场问题是理论与知识的主体性归属问题，即一种社会理论为谁代言的问题;从社会实在看，价值立场问题其实深刻涉及历史本身的主体性问题，即谁是历史与社会的主体这个问题。在当代复杂现代性、“碎化”现代性语境下，历史被分化为不同的具体领域，历史的主体性问题被具体地分化为不同社会领域的主体性问题，比如，谁是经济领域的主体、政治领域的主体、文化领域的主体等。对城市发展而言，追问谁是城市与城市发展的主体，也就是对历史主体的一种具体追问。城市的主体问题又具体化为“城市权”的归属问题，包括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主体归属问题，即谁在城市与城市发展中拥有城市权力、享有城市权利。正如韦伯等所揭示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工。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专业化，使人们只能在某个领域内获得发展、获得范围与内容有限的权力与权利。但这种有限的权力与权利，在现实中的配置却往往并不平等。不同领域的权力与权利往往被少数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对“城市权”而言也是如此，城市发展与运行的权力，城市发展的成果及相应权利，往往被少数的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这些精英在城市发展中日益享有神圣的主体地位，而广大的民众作为世俗主体，往往只能成为不受自身左右的城市发展结果的接受者甚至城市发展工具，而不能作为城市发展与运行的主体。精英与世俗的关系，是历史与城市主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虽然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社会冲突进行过研究，以社会学的方法触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虽然福柯、哈维、索亚等对城市权力、城市权利、城市公正等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探索，以政治学、地理学的方式涉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但反思已有的城市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往往相对忽视从主体性及其历史变迁角度进行城市研究，没有对城市主体的神圣与世俗等结构性问题进行专门的历史与逻辑探索，尤其缺乏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研究方法的深层反思、理论自觉。《资本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主体的历史反思、对世俗主体地位的历史与价值确认，对推动城市哲学主体性研究、价值原则研究的自觉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所面对的现代性是一个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社会。权力与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产业工人则挣扎在生存线上，甚至走向绝对贫困。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论为视域，对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行了深刻揭示。他认为，生产劳动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生产劳动的核心主体是工人、普通的劳动者。但在资本现代性的制度语境下，作为财富主体创造者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历史真正主体的世俗主体，不仅没有获得应该的权力和权利，反而成为资本无限增值自身的工具。《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整体运行逻辑与运行过程，揭示了资本家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方法、策略。反思《资本论》，可以发现，在科学客观逻辑的背后，有一条非常鲜明的主体价值逻辑，就是确认世俗主体、普通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可以说，对谁是历史的主体这个问题的追问是《资本论》的真正主题。当然，《资本论》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地指认这个事实，而在于通过详细地研究资本主义诞生、发展、运行的历史与逻辑，具体证明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具体证明了世俗主体的历史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是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来进行主体性研究、历史主体确认的。让历史过程本身确认历史的主体，用事实本身来揭露事实，是马克思进行主体性研究、主体性确认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正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历史与机理研究，马克思把对苦难者、世俗主体的同情转化或者说升华为对其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确认、价值确认。《资本论》的这种主体性研究进路对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特别是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城市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城市主体的自觉反思与确认，当下的城市哲学研究尤其需要拓展从微观、具体出发的主体问题研究思路。城市主体性是历史主体性这个问题在城市发展领域的具体化。对历史主体这个问题进行哲学高度、宏观尺度的反思与反省，对把握城市主体性问题具有基础意义。但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的真正深入把握，尤其需要结合具体、微观领域的城市权力、城市权利问题进行。城市是一个由诸多具体领域、环节构成的复杂机体，没有诸多构成环节与领域的合理化，没有诸多微观领域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对整体意义上的城市主体性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从微观出发，从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具体构成出发，具体确认世俗主体的“城市权”，是深化城市主体性研究、推进城市研究走出主体性迷失的一个基础路径。其二，对城市本身进行历史研究，用城市发展史本身的内在逻辑确认城市主体，是厘清城市主体性问题的根本基础。目前的城市史研究往往以城市空间、城市地理、城市形态、城市建筑等为线索进行，而没有以城市主体性问题为线索展开城市发展史研究，更没有对城市主体与城市发展史关系进行深层把握的城市史研究。这导致了城市研究、城市哲学研究的浮躁化与浅层化。城市哲学研究的深层化，离不开对城市权利史、城市权力史的进程反思与逻辑把握，也离不开对生产方式变迁史、社会关系变迁史及城市主体变迁史的具体研究，也离不开对主体性、城市性、社会性、现代性等问题的逻辑与历史把握。城市发展史研究的深化，将“自然”呈现世俗主体在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地位。其三，直面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当代特征，具体探索符合时代条件的解决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制度路径。当代城市现代性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现代性，有延续性也有差异性。一方面，资本现代性是城市现代性的重要特点，马克思对资本关系、阶级关系等的批判性把握，对分析当代城市及其主体性问题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当下现代性、城市现代性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后福利社会、消费社会、知识社会、虚拟经济与社会等的推进，使城市现代性语境下的社会关系、阶级与阶层关系等表现出高复杂性。这就需要城市与城市哲学研究者不断跟踪、把握当代现代性的新变化、新特征，对城市主体性的变迁趋势进行动态性的研究，探索面向未来的调整城市主体关系、实现世俗主体历史主体性的可行制度、可行策略。
四、智慧与知识:《资本论》的知识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任何一个对象，包括客观性的世界和主观性的理论，都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对理论而言，对象性存在有两层含义。一是任何理论都最终同实在对象、感性对象有关，都是对世界与实在的一种直接或间接反映，不和真实、感性、外在对象相关联的理论往往是抽象的;二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都以知识群、理论群的方式存在，只有在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共存与对话中，一种理论才能得以生成、发展。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在其发展中都需要同时性地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同外在对象的关系问题，二是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关系问题。城市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城市问题的突现，是城市理论、城市知识产生的根本动因，正是在感性的城市问题的推进下，城市理论、城市哲学才得以产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城市问题的关注，所谓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将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城市理论、城市哲学需要以知识群和理论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种城市研究都不可能以单独或独占的形式存在，正是在同多样形态、范式的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共存、对话与碰撞中，城市研究才得以繁荣、不断发展。这样，对城市哲学而言，如何处理好同已有的多样、多学科城市理论的关系，能否形成与其他城市理论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城市知识群、理论群的良性发展，就成为城市哲学研究能否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的城市理论群、城市知识群，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不同向度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正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不同专业学科的研究者们建构起不同样态的城市理论，比如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等。二是这些不同向度与范式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仍处于相对离散的状态，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各异。虽然有了一些跨学科的对话，但城市知识仍主要分属于不同的专业学科，往往缺少真正的深层对话，尤其缺少不同城市理论之间的多元对话，甚至没有进行多元对话的机制和平台。三是城市问题本身的复合性、复杂性，客观上要求不同学科城市知识、知识理论的跨界对话，这种对话将为城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新的可能。城市哲学正是这种对话趋势的一种产物，城市哲学的推进将为不同学科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深层对话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基础甚至一种新的机制。这样，如何探索、确认同多样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进行多元对话的原则和机制，就成为城市哲学建构与发展中需要自觉反思的一个方法论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知识论策略，其处理知识与理论对话问题的原则与方法，对城市哲学处理知识对话、理论对话问题具有重要启发。反思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同已有的相关研究、相关知识、相关理论进行深层和系统的对话，不仅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推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机制。正是在同不同思想的对话与碰撞中，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不断形成、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诸多思想、理论进行了对话，对其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重要著作进行了系统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与对话中形成、证明了自己的知识论立场、原则与方法。
《资本论》的思想与理论对话，体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一种有深度和明确目标的对话，一种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批判性对话。马克思梳理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撰写教科书式的理论概览，不是为了梳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为了在对话中揭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揭示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在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理解上的可能价值与主要问题。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理论对话，是紧紧围绕探索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运行规律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对话，而不是无目的的漫游式对话。其二，是一种有广度、直面问题本身、没有学科边界的哲学性对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诸多流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反思了李嘉图、斯密等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也就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政治学思想批评史。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反思与批评，始终保持着哲学的高度与深度，始终没有游离于对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深层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这样，《资本论》又同时是一部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著作。哲学性是《资本论》的重要特点，也是《资本论》能够走进当代的重要原因。其三，是一种有智慧的对话，是以探索具体规律、可行的实践策略为目标的对话。揭示资本的剩余价值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的生成、发展、灭亡的规律，是马克思同不同范式经济学思想进行对话的重要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服从于更为高远的目标:具体探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建构新世界的可行策略、实践智慧。也就是说，在《资本论》的大尺度思想对话中，始终有一个明确的实践目标，就是为解决资本问题，为建构更合理的新世界、新社会进行原则、路径等探索。这样，马克思《资本论》就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批评史著作，不仅是一部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著作，更是一部以实践智慧为导向的实践哲学著作。智慧性是《资本论》的根本价值所在，是《资本论》具有跨时空意义的根本原因。对城市哲学而言，在知识建构这个层面，《资本论》的独特知识论策略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其一，多学科对话是深化城市理论与城市哲学研究的必要路径。一方面，建构城市哲学是不同形态城市理论深层对话的一个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城市哲学的自觉建构，也将为城市理论的多学科对话提供一个更具一般的对话基础与对话平台。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哲学也就是城市批评史研究，其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内容是对不同范式的城市知识、知识理论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反思、梳理、把握。思想只有在激荡中才能深化。离开了同已有城市规则、城市建筑、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城市政治、城市文化等城市知识、城市理论的对话，城市哲学研究将失去思想资源，也将失去走进现实的知识路径。其二，把握城市本质、呈现城市发展的历史与趋势，是城市哲学研究进行跨界与多学科对话的重要目标，而与不同向度的城市研究、城市知识的跨界性对话，是保持城市哲学活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不断建构、验证城市哲学知识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路径。但城市哲学不能止步于此。城市哲学、城市批评史的重要基础是城市发展史，只有不断地回归城市发展史本身，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研究才会具有真正的基础。其三，在知识对话中，城市哲学建构尤其需要具有现实意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实践意识。“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7
【关键词】多功能景观概念；可持续景观；规划运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对生活景观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现代景观生成过程中，不再局限于自然景观的营造，而是将一些社会人文景观也融入其中，具有很强的区域特色文化属性和特征。在目前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可持续发展景观概念的出现，能够在生态保护规划的基础上，有效提高环境保护水平，最大程度降低环境污染。而且在推行这个规划的过程中，同时将自然资源保护、传统景观文化以及现代美学特点有机结合起来，在美化城市环境的同时，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本文从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景观规划理论出发，探讨其在城市景观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针对在可持续景观规划中应用多功能景观概念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有益解决建议和对策。
一、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景观规划
景观生态学主要以景观单元类型为研究对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实际工作中，景观生态学主要通过分析特定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尺度之间的关系，来合理规划景观体系和布局，以促进生态景观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景观生态学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这二者构成了人类生态总系统，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是促使土地规划和利用更加科学合理，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协调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可持续景观规划主要围绕景观生态学理论开展工作，以人类活动场所和地域景观布局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性方法，用多学科知识和技能来解决现实中各种复杂的经过造型问题，同时用景观概念来丰富城市生态发展理论体系，以促进城市美学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景观规划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共存的关系。
二、多功能景观新理论在城市景观可持续规划中的作用
多功能景观新理论的建立和应用，有效提高了城市景观规划水平，促进了城市景观体系的完善和健全，促使其朝着全面健康方向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景观的整体性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充分吸收了地域景观特征和发展经验，可以说是在传统景观系统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延伸，借助多学科知识交叉，通过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同发展来形成新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使得城市景观体系的规划和布局能够提高人与周边环境的融入水平，打造具有时空高度统一的城市生态体系。在整个景观结构当中，主要由无机物实体空间和有机体的生命空间交叉形成。这些有机物和无机物在长时间的融合中，根据时空次序自发组成了特定的结合体，也就是生态景观理论体系中的格式塔理论。在整个格式塔结构中，具有同一属性的物质能够结合在一起，它们有效丰富了地域的景观文化内容和体系。在实际融合过程中，其内涵和内容已覆盖了多个领域，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美学等多个学科知识和精髓融入其中，打造了独特的地域景观特征。
（2）多层次分级概念。城市生态景观体系具有多层次分级特征，每个层次和结构都对应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与地方文化、经济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使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整体中的每个层次都体现了不同的身份和特点。在多层次分级中，整体中的每个层次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子系统彼此之间具有分离性和联系性。景观设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要具有开阔的视野，正确处理好不同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矛盾。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大到一个区域性的生态圈，还是小到一个社区生态景观系统，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体现动态、多层次的特征，在覆盖不同层次和含义的同时，还直入到人们感性思维中。
（3）生成次序理论与景观特征
在构建景观系统的过程中，由于景观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特点，使得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之间相互交融，这些是传统的机械组合和布局方式所不能够实现的，需要景观设计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创新和突破。面对不同的景观系统构建要求，怎样最好突出这些景观系统潜在的价值属性，直接影响到到其对地方传统文化、景观设计理念的呈现效果。换句话说，在长时间的浸润和沉淀下，景观系统会逐渐形成一些比较个性化的特征，同时与社区居民的生活的联系性变得的更加紧密起来。这一切不仅促进了城市景观的向前发展，还为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入点和方向。
（4）人类生态总系统概念与景观思想
多功能景观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意味着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知识、心理的有机融合和发展，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景观设计者思维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将城市景观设计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高度。此外，结合传统城市景观有关理论，大大突破了既有的景观思维，使其逐渐朝着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方向发展，客观的呈现社会发展历史，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景观设计，促使其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在分析和总结人类生态总系统概念的基础上，以景观建筑学与环境哲学理论为分析工具，城市景观设计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性化空间设计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这也是对城市景观质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评判要求。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中融入多功能景观概念，在提高城市景观规划科学合理性的同时，也有效压缩了景观建设工程成本，增强了景观的生命力，促使其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城市景观设计人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运用城市景观规划理论，不断提高景观的价值属性和可持续发展功能，为提升社会精神文化和社会审美学水平做出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紫雯.多功能景观概念在可持续景观规划中的运用[J].城市划，2008（2）.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8
【关键词】城市化概念；新定义；城市；城镇；都市
【作者简介】唐耀华，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梧州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31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113-04
在对城市化概念进行回顾和梳理中发现已有城市化概念存在不足和缺陷，这既给国内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带来混乱也给我国的城市化实践指导带来偏差，通过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一、现有城市化概念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1.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亦可译作“都市化”、“城镇化”，最早出现于西班牙学者赛特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中。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被引入我国。
从广义上讲，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市、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过程，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市、镇数量增加及其规模扩大，人口向市、镇集中，市、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扩散，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但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对城市化的概念不同学科都试图作出相应的解释。
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镇）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更为强调在不同地区中的经济结构相互转化过程。也就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化过程，十分重视生产要素在其中的流动。
地理学家强调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变化，认为城市（镇）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市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的全过程。地理学中的城市化则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从而引起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改变的空间过程。这是一种综合性过程。
社会学家以社群网（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深度和广度作为研究城市（镇）的对象，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镇）转化，社会学所指的城市化则更强调人类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的演化过程，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不断进步、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
人口学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观察城市（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城市（镇）人口规模的分布及其变动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后果，人口学所指的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最终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
人类学家则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镇）生活方式的过程。
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就是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社会经济现象。
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纵观各学科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人口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将城市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埃尔德里奇（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克拉克（C·G·Clarkl则将城市化视为“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空间城市化”观点。该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把城市化分为动态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基本包含了上述观点的各方面内容。三是“乡村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乡村与城市（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市化就是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沃思（L·wirth）认为“城市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镇）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综合说”。
2.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不足和缺陷
在上述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中，一方面因城市化涉及面太广，其研究范围广泛，是人类各种社会状态的综合性研究，涉及人类、地理、生态、经济、统计等众多学科，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在空间、时间、结构、数量和层次上的系统研究，它植根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具有发展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对城市化的概念进行全面、准确、透彻的内涵描述十分困难。所以各学科对城市化所做的概念界定都只是城市化这一概念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都没有全面完整地描述城市化特有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至今所有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中都没有引入人的消费需求这一元素，而消费需求是城市化过程中最根本最活跃的元素。所以就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都不完整、准确，并没有揭示出城市化这一过程的本质。因此，从多角度、多视野看待城市化的含义，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化的本质。
3.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及其偏好
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这一名词风行世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后来由于中国词语的特点却变得复杂起来。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在英语中对city的解释是animportant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urbanization直译为“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镇”也统称为“城市”，在日本也统称“都市”。因此，同一个词也有被译为“城市化”或“都市化”。有人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要强调发展小城镇，控制发展大城市，所以应该叫“城镇化”，不叫“城市化”。也有人认为古代的城市才叫“城市”。发生了本质变化的现代城市应叫做“都市”，因此主张用“都市化”。这样，同一来源的不同翻译术语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再用英文来表达，相应变成了urbanization，citification，metropolitanizationol。
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府官员及政府官方的文件中，对城镇化、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大多喜欢使用城市化的提法，但在政府官方的文件中，一般使用的是城镇化的提法。例如，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使用的就是城镇化的提法，在2003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是“坚持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政府的这一偏好应该说是反映了政府的一种态度。
1978年3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1980年10月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1990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市规划法》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方针虽几经调整，但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和道路基本上是沿着“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市、小城镇”的方向进行的。
二、城镇与城市含义的异同
1.城镇、城市的起源与演义
尽管各门学科都对城市或城镇有着自己学科的定义与解释。但现在还没有一个与当代世界相符合、令人信服的城市或城镇的定义，原因在于城市的定义同城市的起源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城市的起源在学术界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术界的争论集中在是以“城”还是以“市”来作为“城”的标志的问题上。
城市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最早的“城”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主要用于防御野兽侵袭，后来演变为防御敌方侵袭。“城”在中国古汉语中是指一定地域内的居民用作防卫而围起的墙垣。“城”最早的功能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即“城”是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
与“城”相对应的“市”的概念则是指进行贸易和交换的场所。在城市产生以前，“市”没有固定的场所。古书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早期“市”的位置常在居民点的井旁，故有“井”之称。人们在特定的地点按特定的时间相互交易，形成集市。“市”的存在，满足了人们出卖劳动产品和购买所需生产、生活用品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也成为城堡中居民必不可少的内容，“市”逐渐被吸引到人口比较集中居住的“城”中，并有固定的位置，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方才产生。“城”与“市”融合为“城市”是“城”进化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镇”与“市”原本有严格的区别，“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镇”以军事行政职能为主。到宋代，“镇”才摆脱军事色彩。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成为介于县治和草市之间的一级商业中心，近现代逐渐引伸为一级行政区单位和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作用的较低级的城镇居民点。“城”与“镇”又融合有“城镇”之称。
到了近现代，“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而作为“城市”的简称。加上镇的介入，就产生了“城市”和“城镇”混用的局面。在很多情况下，“城市”与“城镇”的混用已经难以扭转。
2.城、镇、市的概念
为了研究城镇与城市的区别，有必要从词的原意上去考证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有趣的是在《辞海》中竟然找不到对城镇与城市的解释，是编纂者的遗漏还是因为对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故意的回避，我们不得而知。本研究只好从考证城、镇、市的概念人手来寻找城镇与城市的区别。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辞海》对“城”、“镇”、“市”概念的相关解释分别是：“城”：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镇”：指市镇。（1）宋代以后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2）基层行政区域单位。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
“市”：（1）集中做买卖的场所；《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交易。（3）购买。（4）城市。（5）行政区域单位。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
而199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是“通常为县机关所在地或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的居民区”，与197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有所区别。并且对“城”的解释增加了“城市”，对“市”的解释增加了“城镇”的内容。
3.城镇与城市的异同点
比较《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它们都有居民居住、人口集中的相同内涵，但我们更可以发现在“镇”与“市”概念之间的区别：“镇”更多地说明了是“居民区”，而且在1979年版的《辞海》明确指出是“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对“市”则更多地说明了经济、商业与社会其他的活动。而且强调了活动是“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但是，我们从1999年版《辞海》的解释中能够看到它们的融合——“城”的解释中有了“城市”，“市”的解释中有了“城镇”。
根据汉字造词的一般规律和《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可以得出“城镇”与“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结论，至少可以从经济学这个层面=得出这个结论，而且，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有更多的比较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其他活动的内涵，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城镇更多强调的是居民的居住点，在人口的数量规模上也小于城市。
所以，根据上面分析从经济学视角得出的结论：一是“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作为“城市”的简称。“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镇”是“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市”：集中做买卖的场所；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二是“城镇”指“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但规模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城市”指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且规模大于城镇。
三、对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1.新定义城市化概念
综合上面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本质上对城市化概念完整全面准确地进行定义：城市化是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出现了不受空间制约的生产方式，包括手工业特别是工业，促使分散在广大区域的农业人口向某一较小区域聚集和集中成为非农业生产人口而形成城镇，由于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使得城镇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直至急剧膨胀，从而城镇演化为都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和经济加速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改变的复杂过程。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
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反映了城市化所独有的全部现象，并用消费需求揭示出城市化的本质，说明了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内生因素。城市化的本质实际就是由于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人口聚集，将人们各种潜在的消费欲望汇集，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使得人们这些潜在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多地得以满足。从而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根本改变。
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两个内容其理由如下：一是考证了城市化一词起源。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在英语中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对city的解释是animportant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英文原词urbanization的含义中就包含有“城镇化”和“城市化”两个意思，所以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对英文词urbanization原意的回归；二是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对应于英语中的urbanization，用“城镇化”和“都市化”对应于英文urbanization中所包含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内容，因为从中文角度，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城镇”也统称为“城市”，所以可将“城市化”中的“城市”的“城”对应于“城镇”，“市”对应于“城市”。但为了区分引入“都市”替换此“城市”。以分清此“城市”而非“城市化”的彼“城市”。因此。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来统筹。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
2.城市化概念新定义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新的城市化概念指出了城市化的根本现象是由于人口的聚集才形成城镇与都市，才有了城市化。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独有的现象。而且有了人口的聚集，才带来了城市化的其他现象，没有人口的聚集，就没有城市化特有的其他现象。
其次，新的城市化概念说明了使得人口聚集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是出现了不受空间制约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方式。在农耕社会，生产资料以土地为主，而土地是分布在很广大的区域中，这迫使人们不得不分散居住；而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方式，不用与土地相结合，不受空间的制约，这为人口的聚集提供可能和必要。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9
【关键词】绿径输氧系数指状规划绿道绿带
随着近年来沙尘暴、沙漠化等现象的日益严重，人们熟悉到城市绿化的生态效益，城市绿地作为“城市之肺”，越来越受到城市规划的关注。对有限的绿地在生态类型、斑块群落结构、空间格局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而不再仅仅是绿地的美学效应了。
1绿地生态效应的几个概念
1.1手指状规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彼得-布莱茨的罗夫为首的一批规划师提出了大哥本哈根区域规划建议，就是闻名的手指状规划。手指状规划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个整体城市，而是若干个不连贯的小城镇。他们紧靠快速火车铁路线，如同穿在线上的珍珠。未来的城市集中在五根伸出的手指上，而现有的城市则就是掌心。选择此种方案在生态效应方面的体现就是有可能从手指缝隙中保存楔形绿地。
若城市地处内陆，其对外交通向四面八方放射，就可能产生星状反吸引模式。若从长远来看，其夹角迟早要被填充，终于形成传统的大城市。西蒙特在《地域环境》一书中提出解决办法摘要：限制个走廊进入市中心区，使它们和环线相接，在郊区道路焦点上建立新的城市次中心。市区由居住走廊构成发展轴，以快速有轨电车和市中心联系；二次中心则由铁路和交通干线沟通，可视为地区性发展轴。
假如能够坚强立法，严格控制一开始指状规划师后的楔状绿地不被开发，那么绿化在城市中的生态效应就会起到很大功能。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边界总是在不断的扩大，预留的楔状绿地总是被不断的侵吞。
1.2输氧系数
在常年盛行风的功能下，位于各方向上的城市保护绿地对城市的输氧功能不同，可称之为输氧系数，规划实践中有两种比较明显的情况。第一种，在城市规划的范围内，位于城市输氧系数大的方位，假如绿地的产氧量大，应将强管理和适时进行植物的更新换代，以保证充足持续的氧气供给量；假如绿地的产氧量小，应通过改善植物的种植结构，增加种类和绿地面积，以增加产氧量。第二种，在城市规划的范围内，位于城市输氧系数小的方位，假如绿地的产氧量大，在保证其生长发育的情况下，要进一步疏通城市的输氧走廊；假如绿地的产氧量小，除了要改善植物的种植结构、增加种类和绿地面积外，还应着重限制在此方位上各类城市用地的建设和对绿地的侵蚀。应当把产氧量多的绿地置于输氧系数大的方位，把产氧量小的绿地置于输氧系数小的方位。
输氧系数的计算公式摘要：Si=Fi*Ui
式中摘要：Fi为i方向的风向频率（%）；Ui为i方向的平均风速（m/s）Si表示来自i方向的污染程度。
1.3绿道
绿道（Greenway）是指不同宽度的绿色廊道构成的网络。根据功能，主要可分为三类摘要：生态绿道，休闲绿道和历史遗产廊道。绿道主要指自然形成，或历史本来存在，如河流、山谷构成的廊道，也包括完全人工的，如城市林荫道，运河廊道当然也包括在内。廊道连接各生境岛屿对野生生物保护具有重要的功能。生态学家提出建立景观廊道线状联系，可以将孤立的生境斑块连接起来，提供物种、群落和生态过程的连续性。
1.4绿带（GReenBeRG）概念
随着人们熟悉绿带在大伦敦规划中限定城市发展轮廓的功能。绿带概念作为控制城市发展和为城市提供生态绿地的功能，被广泛的应用到大城市的规划中。比较典型的有华盛顿景观规划和政策框架。
2生态规划概念的实践
2.1波斯顿骄傲的“蓝宝石项链”
早在100多年前（1879-1895），olmsted和eliot就将公园、林荫道和查尔斯河谷以及沼泽、荒地联系起来，规划了至今成为波斯顿骄傲的“蓝宝石项链”。在1883年，景观设计师克里夫兰得（Cleveland）为美国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波利斯做规划，当时明尼阿波利斯还是一个小镇，克里夫兰得让市长和决策者在郊区购买大面积的土地，用以建立一个公园系统。在土地还远未被开发时，就非常廉价地买到了大块土地。这一行动是为50～100年之后的城市所规划的。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城市已经扩大了几倍，但这些廉价购得的土地却成为城市中宝贵的绿地系统。这样一个绿地系统的形成，不光是要一个好的概念，同时需要城市决策者提前50-100年进行投资。在同时代，当堪萨斯和克里夫兰都还是小镇时，就用便宜的地价在其郊外购置大量土地，结合区域的河流水系规划建设并一直保护了一个绿地系统。这一当时尚在郊区的绿地系统而今已成为城市的一个有机部分了，成为居民身心再生的场所。由此可见，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需要有前瞻性，更需要突破城市规划的既定边界。需要从战略高度规划城市发展所赖以持续的生态基础设施。
2.2广州的总体规划
广州的总体规划中提出城市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根据生态优先的原则，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探究院提出了一个“巨型绿心”规划方案，以营造生态和谐的“绿色广州”。
这一规划由绿心、绿核、绿廊三部分组成。绿心即都会生态核心区，包括海珠果树保护区、小谷围生态公园、东南部生态农业保护区等面积达180平方公里的地区；绿核指地区生态调控区，包括陈家林风景名胜区、芳村花卉博览区、大夫山森林公园、莲花山风景名胜区、白云山风景名胜区、香江野生动物园等；绿廊指生态联系廊道，包括珠江及其支流沿岸绿带、组团绿化隔离带、道路绿化带等。
方案以巨型绿心为生态核心，以珠江、白云山为生态主廊道，以珠江支流、城市组团间绿化分隔带为生态次廊道（绿廊），以主要风景名胜区为地区生态调区（绿核），形成开放式生态网络结构。
广州市的概念规划也提出摘要：以山、城、田、海的自然特征为基础，构筑“区域生态环廊”、建立“三纵四横”的“生态廊道”，建构多层次、多功能、立体化、网络式的生态结构体系。建设“三纵四横”生态廊道摘要：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城市无限制蔓延，提高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同时维持生态系统良好的结构，以保证其功能的正常发挥，规划在广州市域形成三纵四横的七条生态主廊道，构成广州市域生态格局。另外，在“区域生态环廊”和“三纵四横”基础上，打通汇集到珠江、沙湾水道、市桥水道等密布城乡地区的河网水系形成网状的“蓝道”系统，加之城市基础设施廊道、防护林带、公园等线状和点块状的生态绿地，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多功能的复合型网络式生态廊道体系，形成了“山水中的城市，城市中的山水”的山水城一体化城乡生态格局。
3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生态绿地效应的了解，可以强化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生态绿地规划的重视，规划师、建筑师要有前瞻性眼光。
参考文献
[1《城市绿的生态环境分析》.曾洪立.《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2月.
[2《生态园林和城市环境保护》王祥荣.《中国园林》1998年14（2）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篇10
关键词：滨海城市生态规划西部重点地区
中图分类号：S8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生态城市的内容
生态城市是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不断相互作用的产物，建设生态城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控制人口和优化利用人力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制定能够引导和促进向生态城市发展的相应法律规范。
1、生态规划，控制建设用地不仅是按使用功能划分的用地性质，而且更注重这些功能对环境、对邻里、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和影响。
2、生态能源，要求控制煤炭消耗量，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开发利用本地清洁能源，制定和推广循环经济法。
3、生态居住区，强调社区生态化，包括住宅的生态节能、绿地植被的生态效应、污水回用、垃圾综合利用、交通公共开放等等。
4、生态工业区，强调清洁生产，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注重产品设计和工艺流程改造的生态化，减少物耗能耗以及废弃物排放量，开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技术和产品，循环利用生产废弃物，组织高效率产业化生产等等，形成规模化的生态工业区。
5、生态郊区，要求打破城市和乡村在空间形态上的分隔，将城市和乡村作为整体空间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规划。
总之，建设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形成生态新观念、生态新经济、生态新秩序和新文化的漫长的城市进化的过程。
二、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条件
迄今为止，生态文明还未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自觉意识，生态城市的社会实践还很少，更难找到比较成功的实例。因此，从营口市主城区城市发展和区位自然条件的实际出发，必须重视以下两方面：
1、城市生态环境的调查与评价
根据航测像片，对建成区内外的所有生物栖息地进行调查，调查各类生物栖息地的范围、质量和分布。城市生态要素的数据调查与积累，是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依据。
城市生态要素的调查内容包括动植物种类、自然栖息地、生态系统及景观等。
在进行生态环境评价的基础上，将城市生物栖息地分为4种类型：现存栖息地、重建栖息地、复原栖息地、扩展栖息地，并提出城市生物栖息地及生物廊道规划。
2、营口市环形生态城市的规划构想
营口市主城区在指空间分布上是大致呈环形的城市带，它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指导城市周边自然景观保护的空间概念。这一概念充分利用大辽河环绕主城区的自然特点来组织城市空间，将城市建设用地分布于环形城市带中，既海河环绕的城市特色。“水环城、城中绿”，主城区在大辽河、渤海及百里盐滩风光的包围中，并以水为渗透，城内外水水相通，构成特有的“水”的气息。主城区的依靠沿海岸绿化、沿河岸绿化、沿城市道路绿化，并串联一些城市公园广场、街头绿地，使其相互渗透，构成特有的“绿”的气息。而其中西部地区作为生态敏感地区，规划中也作为重点给予了研究和探索。
三、营口市西部滨海地区现状生态环境概述
营口市西部滨海绿带位于营口市老城区的建成区西部，大辽河入海口左岸，东接市区，从北至南分布着湿地、苇溏、滩涂。该滨海绿带地势低洼平坦，海拔2—4米，坡降2—2.5万分之一，土壤盐碱化严重，在其滨海绿带内现有清朝的炮台一座，即“西炮台”。
本次规划范围重点包括：永远角湿地生态旅游区约296公顷、西炮台遗址风景区约155公顷、滨海湿地观光带约67公顷和渔家风情观光带约73公顷，总面积约591公顷。
四、营口市西部滨海地区生态环境价值分析
1、历史文化价值
位于西部滨海绿带中间位置的西炮台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北方沿海地区最为完整的土构炮台之一。由于西炮台潜在的巨大历史文化价值，1963年被定为省级文物，2004年4月被确定为省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同时它也成为营口的重要标志。
2、生态环境价值
营口市老城区西部滨海绿带的湿生植物主要有芦苇、碱蓬、藜、三棱草、艾蒿、马齿苋等。景区湿地鸟类主要有海鸥、银鸥、红嘴鸥、野鸭、白鹤、大白鹭、翠鸟等。大片湿地资源也是城市生态防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调节城市小气候，美化城市环境的重要作用。
3、旅游景观价值
西部滨海绿带处于烟波浩淼的大辽河口东岸，而东岸湿地从永远角经西炮台遗址风景区至四道沟，并且尚未开发，是一片广鹜的芦苇荡，极具自然特色景观。
西部滨海绿带空气新鲜，环境幽雅，有“瀛海朝烟”、“登台观潮”、“芦汀落雁”、“桃渡停舟”等自然和人文景观。春季，大辽河春潮涌动，冰排气势恢宏；冬季，大辽河口冰峰延绵，北国风光无限；夏秋季节，沟沟汊汊水草繁茂，芦荡随风摇曳，禽鸟千姿百态，展示了大辽河口的独特景致。
五、西部地区规划意图和设计理念
在营口绵长的海岸线中，并非所有的海岸都具备开发旅游的条件，可以开发的海滨旅游资源十分有限。本规划以永远角湿地生态旅游区、西炮台遗址风景区、滨海湿地观光带和渔家风情观光带为重点，对于珍贵的沿海资源，在开发时要珍惜它的每一寸土地和水域空间，全面规划，合理开发，使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提高旅游资源的环境质量，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规划以保护、创新、人性化为出发点，体现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凸现野趣和自然风貌；因势利导，保护和恢复城市生态环境的自然形态；充分利用现有自然资源的特殊性，维护和强化滨海公共空间的连续性；体现本地历史和文化内涵；创造更吸引人的自然景观并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各项服务功能。
六、设计目标和功能定位
本规划塑造滨海交汇处“城市、自然、文化”的舞台，使该区域成为营口独具特色的标志性景观。完善和强化原有的环境结构和生态系统，建立具有地域性特征、具有本土特色的高品质的综合环境和形象；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创造一个理解自然，认识自然，与自然进行良好交流的空间和氛围；改善公共配套设施，提升区域性景观品质，结合城市建设和管理，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通过自身功能的优化和品质的提高，形成可以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自然风光、湿地景观、休闲娱乐、历史文化、科普教育等服务功能，具有自由开敞空间的城市郊野滨水公园。
七、实施措施
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护利用营口市老城区西部滨海绿带的重要基础。其环境质量及其变化趋势，受附近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大，因此加强老城区西部滨海绿带的规划管理迫在眉睫，建议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与环保、园林、水利、文化等职能部门共同制定营口市老城区西部滨海绿带规划管理实施细则，确保该区域能够得到严格的保护、合理的利用。
八、建设生态城市的结论和办法
1、保护城市湿地
区域湿地范围缩小、质量退化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受城市影响的湿地普遍有以下特点：水流被限制；滨水地带被破坏；废物与污染物聚集；缺乏作为捕食者的动物物种。湿地具有调节径流、防洪减灾、保护城市安全、改善城市气候、创造城市游憩空间、支持生物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功能。
营口市主城区城市规划区内各类湿地总面积452.2平方公里，应按湿地等级予以保护，原则上不允许作为建设用地，或者改为对保护湿地有利的其他用途。
2、建设生态公园
生态公园，可以拓展传统城市公园的概念，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实践空间。营口主城区滨河傍海，海河相映成晖，可以向公众展示自然景观的价值，凸显营口人依河而居的城市特色,而且可以抵御热岛效应。因此，建设以河海为主题的生态公园是十分必要的。
3、构筑绿色廊道
绿色廊道（以下简称绿道）实际上是城市区域沿道路、河流等进行绿化，形成的绿色带状开放空间。连接郊野的绿道能够将自然引入城市，也能将人引出城市，进入大自然，使城市居民体验自然环境之美。绿色廊道不仅具有景观视觉美化功能，同时还是一条条线状的自然保护区域。
由大辽河、民兴河、引奉河、秦白河、营柳河、路南河、老边河、虎庄河等河流构成主城区环城水系，环城水系连接大小不一的街头绿地，具有美化城市、游憩、防洪等多项功能。沿环城水系规划适于鸟类迁徙的绿色廊道，连接起作为鸟类栖息地的湿地和生态公园，扩大水面，增加适生植物，使鸟的种类增加。
4、更新绿地观念
当前的城市绿地建设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造园式的城市绿地建设，另一种是防护型的城市绿地建设。
新概念的城市绿地是城市中重要的栖息地和生态空间。只有面向生态过程，并着眼区域大尺度的绿地体系，才真正具有可持续性。城市绿地和景观建设，应该注重生态结构与功能的恢复，从传统的美化与游憩功能向生态恢复和自然保护方面发展，使城市绿地体系纳入更大的区域自然环境。
5、增加人与自然的亲和力
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各类物种共同生存于自然环境中，走向生态文明，必须增加人与自然的亲和力。
营口市主城区可以充分利用滨海跨河的优势，发掘大辽河的环境价值，开展各种水上活动，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绿化，“领养”树木花草或小绿地。通过类似措施，启发和带动人与自然的亲和。
结论：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生态城市作为新的发展理念，有助于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改善城市环境，塑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是我们追求未来理想并付诸实施的具体行动，也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建设生态城市不仅是政府行为，还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需要公众参与，需要观念更新，需要思想解放。本次西部地区规划仅仅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以便为主城区及其周边其他地区的规划提供一种思路。
参考文献
[1]城市规划原理
[2]城市规划相关知识
[3]规划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