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挑战篇1
近年来，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强势崛起，推动全球数字化转型。在去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G20杭州峰会等重大场合，数字经济均被列为重要议题。今年3月，数字经济更是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1.0阶段：1993-2010年，以互联网应用为主，主要形态为电子商务;2.0阶段：2010-2016年，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主，以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驱动，表现为“互联网+”;3.0阶段：2016年起，进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以云网端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逐步走向万物互联，开始全面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为代表方向。
数字经济3.0将开启数字革命的“收获期”，或将迎来大国较量中为数不多的又一关键分水岭。不过，在3.0阶段，一些显著的问题和挑战仍然值得关注。中国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当较弱。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
五重挑战
数字经济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涌现出很多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意味着传统的行业格局被打破、新势力崛起。然而，“新”也意味着企业创新仍处于摸索阶段，整个行业发展不成熟，民众数字技能欠缺，政府政策准备不足，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由此而生。
一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难。在互网渗透和互联网企业冲击下，传统企业纷纷开始互联网转型。一部分直接尝试进入互联网行业，但由于基因不同，自身不具备互联网产品经验等多种原因，结果不尽如人意。另一部分传统行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大量收购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创业项目，由于不了解互联网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难以把控后续的运营问题，失败概率也较大。
实际上，只有相对少数传统企业将自身业务与互联网实现了良好的结合，同时招揽了有互联网成功经验的专业人士，转型告捷。转型，困难重重;不转型，市场就被互联网企业夺走，在行业中处于下风，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是，平台经济体的监管与治理平衡难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企业为主的利益格局，但作为流量入口的平台经济体的出现，又可能形成新的垄断。
例如，Bat分别以搜索、电商、社交为核心，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收购、入股、战略合作等方式进行布局，广泛渗透到各行业，此时该领域的创新已不再是重点，而是服务于其整体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抑制中小企业创新。另外，网络上虚假信息泛滥、假货泛滥、不良信息传播、在线“黄赌毒”等问题，均离不开平台经济体参与治理。
对于平台经济体，政府既要支持发展又不能完全放任，如何保持政策弹性，在监管与治理中达成相对平衡，打造健康发展生态，对决策者形成极大挑战。
三是，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面临新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期两度爆发的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疯狂传播，至少有150个国家受到网络攻击，严重影响到全球金融、能源、医疗等众多行业。
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个人信息贩卖已成为地下黑色产业链，从非法采集到非法出售、购买、转售，再到非法利用，个人隐私面临被非法侵害，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前，备受关注的山东临沂徐玉玉电信诈骗案，即是对个人隐私保护敲响的一次警钟。
四是，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未立。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数据跨境流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4年，全球数据流量增长了45倍，快于国际贸易或资金流动增速。
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还没有达成共识，各国政策不一，对可能涉及到的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的态度不尽相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研究报告《跨境数据流动：障碍在哪里，代价是什么？》，强烈反对数据本地化;而俄罗斯则明确规定，公民数据只能存于境内服务器。
如何才能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则，促进数字贸易，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是，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欠缺。与历史上由机械化造成的“机器取代人”相比，此次由智能化引发“机器人取代人”的“破坏力”将更为强大，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岗位也受到波及，就业转换的压力更大，周期也将更长。
这一问题的严峻程度对发展中国家尤甚。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对较弱，亟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以适应数字经济对劳动者技能提出的更高要求。
掌全局，抓关键
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中国要抓住3.0阶段发展契机，推动国家全面数字化转型，除扎实推进《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外，还要掌全局，抓关键。
所谓全局，是中国要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整体的质变”和“化学反应”，以人为本，用“整体论”思维方式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和布局国家数字化转型，构建和树立三大发展观。
一是树立普惠共创的发展观。帮助更多企业和人“连接”，接入、使用互联网;推动云计算服务普及，扩大“在线”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推进全民数字技能培训，精准扶贫，缩小“数字鸿沟”。
二是，建立科学共享的数据观。把数据、数据驱动的智能化作为企业、社会赋能的基础和工具;促进数据流动和共享，利用好实时在线的鲜活数据，释放数字经济动能;前提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消费者隐私，守住安全底线。
三是，构建包容共治的生态观。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组织形态变化和社会影响，探索有效的共治模式;探索与新兴“平台经济体”良性互动的监管关系，处理好新业态与传统业态之间的摩擦;鼓励包容的创新文化，规制不正当竞争;搭建平台促进知识的分享和流动，维护良好的发展生态。
此外，推动国家全面数字化转型，要抓关键。
数字经济的挑战篇2
城乡“数字鸿沟”不容忽视
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向东在接受《中国信息界》采访时表示，进入数字时代，我国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上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首先就是城乡数字鸿沟。城乡数字鸿沟，表现为城乡之间在信息基础设施与公共支撑平台、信息技术渗透率、数字化应用条件与水平、应用主体的素质与技能等多方面的差距。城乡数字鸿沟始终存在于我国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之中，特别是在一轮接一轮的信息技术快速迭代的时候，城乡之间技术更新的不同步，更容易出现已经有所缩小的城乡数字鸿沟再次拉大的情况。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月23日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其中，行政村、脱贫村通宽带率达100%。2017年到2021年，我国网民规模从7.72亿增长至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73%，特别是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57.6%，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缩小11.9个百分点。网络扶贫和数字乡村建设接续推进，城乡居民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不容忽视的是，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距仍然明显。比如5G，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已建成142.5万个5G基站，总量占全球60%以上，5G用户数达到3.55亿户，千兆用户规模达3456万户。但目前5G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刚刚开始接入县域，而乡村才实现4G普及；再比如互联网普及情况，虽然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异在逐年缩小，但目前农村地区不足60%的普及率与城镇地区超过79%的普及率相比，显然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而且，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建好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互联网普及就可以了，还要应用起来，在这方面城乡差距更为明显。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助理研究员赵文景对《中国信息界》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和挑战还在于数字技术手段在农村地区的“使用”上，即存在城乡数字使用鸿沟，也就是在信息技术利用能力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如农村地区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相对不足，农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低于工商业，农村基层管理人员对数字设施的使用能力相对落后，农村的精准化、数字化治理同样不及城市地区。显而易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关键在乡村。为此，国家将发展数字乡村作为国家战略，加强规划。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设立了“十四五”期末及2035年远景发展目标，提出到2025年，乡村4G深化普及、5G创新应用，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到2035年，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22年1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对当前的数字乡村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到2023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和网络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稳步提升。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不足
国家对数字乡村发展作出了规划，制定了发展目标，那么，要如何推进？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发展数字乡村、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以农村电商为主的乡村数字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2.0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3%；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221亿元，同比增长2.8%。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在今年5月底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显示，在乡村经济数字化方面，数字技术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和农产品互联网平台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2020年超过10%的农产品零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差距，使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变成不是一件单纯在数字化上发力即可奏效的事情。数字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综合施策，特别需要针对数字乡村面临的挑战，对症下药，找到解决办法。售额来自网络销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帅对《中国信息界》表示，在部分地区数字经济对促进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淘宝村为例，从最初全国只有3个发展到2021年突破7000个。很多农村呈现出了产业集群，带动了当地农民致富、产业发展。与城市相比，目前乡村在数字经济发展上仍明显落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的数据显示，2020年数字经济在农业的渗透率仅占农业增加值的8.9%、远低于工业21%和服务业的40.7%。中泰证券今年4月题为《农业数字化专题研究：助力农业的一场“阳谋”》的报告指出，虽然我国总的数字经济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数字经济农业渗透率刚刚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距离高收入国家12.5%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数字经济在乡村的发展还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有可能加剧不同地区间的城乡数字鸿沟。据《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数字水平发展较高的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全国三分之二的县域仍处于数字乡村发展的中等及以下水平阶段，地区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亟待提高
数字经济的挑战篇3
日前国务院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简称预算报告）提出，2013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从其中大量的财政及赤字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将要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预算报告称，2012年，全国财政支出125712.25亿元，增长15.1%；而2013年，全国财政计划支出138246亿元，增长10%。2012年的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总量超过24%。从财政支出的规模来看，财政依旧是维持经济运行的“资金大户”。2012年、2013年的财政支出增长分别为15%和10%，意味着在弱市条件下，财政支出还要有两位数的增长，说明政府需求继续在扩张。
财政支出增加与政府日子普遍偏紧并不矛盾。财政支出增速从去年的15%到今年的10%，增速已经减缓了5个百分点，政府的日子当然会紧一些。从财政盘子来看，尤其是经济面的情况并不好，各项支出争夺资源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国防开支增长较大，今年国防支出7201亿元，增长10.7%，再加上公共安全支出2029亿元，增长7.9%，显示国内维稳压力依旧很大。教育开支增长令人欣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21994亿元，占GDp比例首次达到了4%，作为政府的一项成绩，这一比例将会保持下去。有了这几项占大头的支出，剩下的部分领域的支出可能会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反腐廉政的大环境，“三公”经费等支出估计会减少或少增。
预计加税在2013年依旧会继续。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117209亿元，同比增长12.8%。2012年，中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12.1%，虽然这一增速分别比2011年和2010年低10.5和10.9个百分点，但多年平均国内税收增速大约是18%，估计2013年要维持在20%水平才靠得住。笔者认为，今后国内加税是肯定的，差别只是名目上的调整，总的来说，未来一段时间税收形势紧张，结构性减税在演变为结构性加税，而且加税的涉及面预计会扩大，否则很可能完不成财政开支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的赤字规模明显扩大，根据预算报告，2013年国内赤字规模将达到1.2万亿，比2012年一下子提高了50%。笔者认为，赤字大幅扩张表明，中国的债务经济这一模式将会持续。不过，总的风险还在可控的范围内。国际上通常用两个指标来评价一国财政风险：一个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另一个是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不超过60%。而目前整个欧元区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95%。虽然这种比较的条件是可商榷的，但总的来说，由于中国发债还有很大的创新余地，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债务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在此背景下，虽然最佳时机正在失去，但2013年人民币债券可能会扩大发行。
推测2013年地方财政获得的支持将相当有限，地方财政会继续紧张。本来地方赤字就有3500亿，靠中央发债补充，但地方经济在财力有限的格局下，受银行借贷收紧的影响很大，今后主要是“看银”吃饭了。就此而言，中国债务经济虽然在努力扩张，但已经接近极限。
受财政资金紧张的影响，国企大型项目在2013年可能获得的财政支持相当有限，估计这会进一步提高国企的负债率。
数字经济的挑战篇4
首先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我们是抱有着充分的信心的，因为其还有巨大的空间。这个信心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对中国经济未来长远的发展空间抱有坚定的信心；第二，中国银行业所拥有的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市场地位，包括监管水平、公司治理、资本充足、内控、人才等等：第三，来自于对大陆法系国家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当中占有主体地位的认知。基于这些方面，所以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未来具有广阔的空间。
但是如果要做成一家百年老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起码我们认为，在利率基本市场化以后有五个方面的挑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第一，客户的需求日益复杂化和综合化，对商业银行推进综合化经营统筹管理能力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第二，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挑战；第三，在国家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背景下，银行国际化经营的能力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第四，商业银行在体制机制、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还不能够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精细化、集约化的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第五，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刚才也有很多银行家都谈到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面临重大的挑战，银行业风险管控的能力和内部自我修复的能力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面对上述的挑战，对标我们国际上优秀的商业银行走过的道路和他们所做出的最佳实践，我们认为商业银行要重构我们的可持续盈利模式，着重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发挥协同效应，有效发挥综合化的经营能力。“十二五”期间我们银行业的综合化、国际化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的商业银行正在加快向多牌照、战略合作、综合化转变，我们浦发银行也顺势而为，加快了综合化银行发展的步伐，现在我们有七大类的经营牌照，我们也深深感觉到银行本体的协同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二，提升数字化的经营管理能力，构建互联网银行的商业模式。目前商业银行“互联网+”的趋势，加大了对科技资源的投入力度，使用了大量的数字化的设备。我们都知道，数字化设备并不是数字化的经营能力，商业银行需要构建数据核心的生态体系，发挥数字化经营平台的倍增效应，提升数字化经营管理的能力。
第三，推进轻型化的经营，提升经营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十二五”期间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非利息收入增长很快，但是与发达国家主要商业银行占40%-50%甚至更高的中间业务收入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并且我们现在重资产的风险度还很高，大部分中间业务收入和授信业务和授信客户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与授信业务、授信客户无关的中间业务占比还更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推进银行轻型化的建设，降低资本的消耗，比如可以重点发展投行、托管、资产管理等轻资产、轻资本的业务，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用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优化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推进存量资产的化“重”变“轻”，建立轻型化的组织架构，加快网点的轻型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第四，有序推进国际化的经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早期我们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是以“引进来”为主，体现的是“我中有你”，“十二五”期间我们中国银行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体现的是“你中有我”的特点，海外的资产和收入贡献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与先进的国际同业相比，国内商业银行国际化的业务和收入占比仍然是较低的，还没有达到国际惯例认为的一个跨洲的洲际银行，国际银行的收入至少是40%，这是通用的标准，我们还远远的没有达到。但是在国家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总体部署下，中国银行业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的水平，加快海外网点的布局，完善我们全球服务能力。
数字经济的挑战篇5
过去10年四大挑战
10年前,新世纪的到来带给人们许多欣喜。但不久,传媒界的人们便发现,传统的媒体行业面临的挑战频频。
新媒体的挑战。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互联网门户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凭借其数字化、网络化优势,不仅在阅听视市场上挤占了大量份额,在全球广告市场上也迫使传统媒体让出了13%的份额,在美国市场,甚至占到了17%,而且,据市场研究组织Groupm报告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市场份额明年仍会提高,占整体广告市场的15%①。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把所有人类的精神创造物都可以变成数码的信息数字化技术。这个技术的应用,目前正在继续普及和发展,其所到之处,都对传统的媒体行业的运营模式构成挑战。
新营销的挑战。信息数字化技术在企业营销中的应用,首先就是为精确营销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直以来,广告界都有一个名言,就是费城的一位商人,也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广告主,约翰・华纳梅克(Johnwanamaker)的一句妙语,时至今日都可以看作一则经济学定律。他说,“我的广告费有一半被浪费了,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而今天,借助信息数字化技术,华纳梅克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分析结论,从而弄清楚被浪费了的广告费是投在哪里了,他也可以很容易地提出新的营销策略,在其中通过更加精确的商业信息传播,实现“精确营销”。很显然,就像世界级的权威营销专家菲利浦・科特勒所指出的,现在公司需要更精确、可衡量和高投资回报率的营销沟通,要注重对直接销售沟通的投资。而以客户数据库和信息传递为核心的直复营销,在这方面可谓优势独具。它使得企业与客户及目标对象建立一对一的沟通,因此,相比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的广告投放,直复营销能更有效地接触到目标受众,且效益可以评估②。现代营销的这种发展趋势,对于传统的大众传媒业,无疑有釜底抽薪之功效。尽管大众媒体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但是从经济学上讲,它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企业付出的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媒体的广告收入,是企业信息传播成本也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当企业的信息传播不再经由大众传媒来进行的时候,大众媒体的经济来源就将面临枯竭,大众媒体的商业模式就将面临崩溃的危机。现代企业日益看重精确营销,将使得企业对大众媒体的依赖越来越低,大众传媒的主要经济来源――广告有可能越来越少,传统大众媒体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从全球范围看,这种状况正在从报纸向其他传媒形态蔓延。
新“受众”的挑战。更为深刻的挑战是信息数字化技术在通讯领域的应用。这一应用导致了传统的、以点对点信息传递为特征的通讯终端与点对面型信息传播终端及个人信息处理终端的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传统的受众观念被颠覆了。在原有的大众传播模式之下,“大众”一词指的是基本无差异的、匀质分布的、不特定的一群人,媒体判断他们的信息需求,并提供给他们共同的信息产品即可。进入数字化时代,随着传播终端的数字化,媒体的传播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以往的“大众”变成了具体的个人,其个性化需求也得以显现出来。媒体面临着由向不特定的一群人提供信息服务,转变到向一群特定的人提供信息服务,其意义和内容都是不同的,这对未来媒体的信息生产提出了新要求。
新体制的挑战。过去10年,中国媒体业在经受上述挑战的同时,还比世界上的同行们多经历了一个挑战。这就是新体制的挑战。在这10年间,原本单一的媒体机构,变成了媒体集团,习惯了的事业单位的机制,正在被企业的管理模式所替代。其间种种的心理不适感,充斥着传统媒体人的心头。
未来10年四大重组
在这多重的挑战面前,又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媒体业在挣扎中彷徨、冲撞,寻求着出路。如何应对这些危机和挑战?从世界范围内的行业实践看,正在或即将发生的四个方面的产业重组,或许可以帮助媒体业走出危机。
产业链条跨界重组。我们的研究表明,媒体业的本质是信息服务业,其传统的基本商业模式是以免费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为基础,获得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并以此为核心价值,主要通过为企业提供有偿的商业信息传播服务而实现价值补偿和增值。但是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是极具外在性和扩展性的资源,因此,在传统营利模式遭遇危机和挑战之时,寻求新的商业模式,进入相关产业领域就成为传媒业产业链条跨界重组的必然选择。
概括而言,国内传媒业产业链条的跨界重组主要有两大类。其一,是跨界寻求媒体业新的价值补偿模式,如以湖南快乐购、东方CJ为代表的“媒体零售”业态,从理论上说,这是以商品价差作为媒体运营成本价值补偿和增值的一种商业模式。目前这一业态正方兴未艾。近年来,媒体购物零售总额已占我国零售业总量的0.8%,随着媒体零售在我国迅速发展,每年以成倍的速度增长。未来几年,中国媒体购物行业即将面临千亿元量级的市场商机。面对广阔发展前景的同时,中国媒体购物行业也存在如何规范发展及如何树立企业诚信以及在新的法规制度下如何确定全行业发展方向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将直接影响中国媒体购物产业各个环节的生存和发展。其二,是部分传媒集团跨界进入文化产业的其他领域,如北京青年报社通过控股北京儿童艺术剧场进入演艺业、通过运营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体育业;湖南广电集团与盛大网络公司在资本与资源上深度合作成立盛视影业有限公司;成都传媒集团与成都演艺集团联合合作打造《金沙》音乐剧,全面开发“成都东区”音乐休闲园区等。
产业结构细化重组。在未来新型手持移动终端即将占据新闻传播第一落点的背景之下,传媒业的内部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现代消费趋势要求企业生产营销的个性化、多元化和细分化,商业信息传播也随之越来越精确化,经由传统大众传播渠道的信息减少,而向更加细分化和个性化的传播渠道转移。
在这样的趋势下,以报业为例,报纸结构将会向以下三个方向发展:
1.本地化:大规模综合性的都市报会被面向较小范围的区域报、社区报取代。我国县域经济正面临很大的机遇,县级城市正日益成为很多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中型企业的必争之地。县域经济的巨大潜力给县域媒体带来了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区域媒体影响力不断增强。县域媒体的信息服务内容及其运营规模与所在区域的信息需求具有高度匹配性。同样,面向社区发行的免费报纸,既不需要大规模发行,也无需庞大的采编机构,商业模式上采取广告补偿模式,有很高的经济性。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面,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完成区域内所需的公共信息服务和商业信息传播。
2.分层化:传统报纸将从满足所有人需要转变为满足其中一部分人需要的媒体。例如承担生活服务功能的城市周报,在整个报业衰退之中抗跌性较好。随着技术推动和受众媒介使用习惯的变化,报纸的高端读者在向移动媒体终端转移,而报纸需要通过分层化的精准定位,提供特定人群需要的特定信息,引领消费潮流和习惯,传播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以锁定有价值的读者群体。
3.专业化:在专业报市场中,市场需求稳定,有一定发展空间。行业报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往往不及都市报,可以通过高于发行成本的定价实现发行盈利,另外作为承担企业宣传和广告服务的载体,通过广告、行业交流、营销活动、会展论坛等多元渠道获得盈利。我国行业媒体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美国的行业媒体广告收入占居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5%,在我国GDp的快速增长中,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也必然带来广告投放需求的增长。
产业组织活化重组。在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推动下,我国传媒业的产业组织形态将进一步重组,其基本取向是增强机构活力。其中,大部分媒体机构将逐步转制成为企业,并且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甚至将要改制成为股份公司,上市融资。在机构内部,从业人员的身份也将逐步从事业单位人员转为企业员工,激励和约束机制都将进一步强化。这些变化的结果,使传媒产业组织更加具有竞争力和活力。
技术平台融合重组。按照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新媒介终端的出现是必然趋势,未来媒体融合和新的传播格局的出现,会使传媒机构作为信息服务商的角色更加突出。
传媒机构往往会根据它所加工信息的特殊需要,去选择具体的媒介种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融合”,一方面意味着通过技术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显示终端和媒体系统,另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媒体机构要同时运营多种媒体,也就是跨媒体经营。这两个趋势是并存的。就新闻传播活动本身来说,它会表现出多媒体融合的特质,就是用多种手段、多种方式、立体地传播新闻信息;但就整个传播格局而言,差异化、个性化的信息会通过不同的终端去传递。因此,未来的媒体机构必然是一个掌控着多种媒体的信息传播集团,同时,它也将拥有一个融合了各种媒体技术的新闻制作平台和信息终端系统。
媒介融合在本质上是数字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传播终端、信息终端和通讯终端的融合,这就是手持移动终端。鉴于这一终端在传播上的使用将以新闻传播为主,因此其商业模式同样是靠广告模式和商业传播。但是,媒体机构也可以利用这一终端体系,为公众个人提供综合信息服务,即通过手机用户数据库,锁定到一个人或者一类人,有针对性地提供其所需信息。这就要求媒体集团建立信息生产、加工的统一技术平台,即全媒体信息平台,以实现媒体集团向综合信息服务商转变。
传统媒体的竞争加剧,集中度提高,整合成为必然之选。历史地看,一种新技术从出现到成熟大概需要5―10年的过程,手持移动多媒体终端也将在这个过程中成熟和完善,可以预计一些大众化报纸在我国的有效寿命还有15―20年。届时,一种可兼容多种媒体格式的、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和数字化通讯功能的终端将成为人们的主要信息收集和平台。
完成上述重组的中国媒体业,将有能力适应技术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广泛吸纳社会资源,从而突出重围,高歌猛进。
注释:
①《在线广告市场份额节节攀升危机中一花独放》
数字经济的挑战篇6
关键词：数据管理数据安全技术手段
1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安全面临多重挑战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不断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数据的产生、流通和应用更加普遍和密集，使企业数据安全防护面临新的挑战。
1.1新设施带来的安全挑战
网络基础设施是国家、企业和个人核心数据的载体，是数据安全保护的重要基础性环节。从网络基础设施的传统界定范畴来看，主要包括存储设备、运算设备和其他基础软件等。然而，随着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与创新，数据基础设施的范畴不断扩展，数据中心(iDC)和移动终端等集成了存储、运算以及基础软件的功能，成为日益重要的数据基础设施，也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攻击者更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到存储海量数据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其遭遇DDoS攻击的占比达到70%。另一方面，信息泄露事件频发，数据泄露和丢失已成为数据中心面临的巨大安全风险。根据RiskBasedSecurity公布的数据，2019年已经发现超过3800多起数据泄露事件攻击了企业或者机构，并且在过去的四年里增加了超过50%。
1.2新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
分布式计算存储、数据深度挖掘及数据管理可视化等新技术能够大大提升数据资源的规模存储和处理能力，但也给企业数据的防护带来了新的挑战，云计算和多业务融合是其中显著的代表。首先，云计算的主要特点是采用了分布式的存储和计算，该方式能够有效防止个人数据在本地出现大规模泄露，但目前黑客已经可通过分析信息分片的方式，对被分割的原始数据进行复原。其次，随着多项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新型业务的复杂度进一步提高，也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应用安全风险，使得原有的安全防护技术和体系难以应对。对于单一的技术而言，通常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安全解决方案，而随着多项技术的交叉融合，针对单一技术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再有效。例如，英特尔处理器在2018年5月初，又被曝出发现8个新的“幽灵式”硬件漏洞，攻击者可以窃取运行在同一个物理内核的另外一个进程的隐私数据，显示出云主机系统与虚拟机之间的兼容问题。
1.3新应用带来的安全挑战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应用主要体现在信息通信技术与交通、金融、医疗等领域融合所产生的新的互联网应用、平台和场景，如自动驾驶、网络约租车、智能投顾等。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大数据的收集、储存、归类、处理及分享创造了更加方便和灵活的方式，许多企业决策、问题分析、模型构建等问题都要借助大数据分析来实现，大数据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提升各个领域的工作效率，同时也对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护和管理带来挑战。首先，垂直行业线下管理机制自成体系，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在互联网引入后，部门间的监管职责边界较为模糊，已有线下管理职责发生交叉，目前尚未形成广泛认可的监管体制框架，给新业务的安全管理带来挑战，网约车平台监管就是明显的例子。其次，数字化生活、智慧城市、工业大数据等新技术、新业务、新领域创造出纷繁多样的数据应用场景，使得数据安全保护具体情境更为复杂。最后，企业隐私保护的安全责任更加突出，近年来各类隐私泄露事件层出不穷。据英国科技研究机构报道，Facebook公司于2019年12月再次出现数据泄露问题，超过2.67亿用户数据被泄露，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访问该数据库。这反映出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确保数据多渠道流通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保证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1.4企业自身安全防护基础和意识不足
数字经济时代，虽然企业不断完善信息化相关手段和举措，但在利用新技术进行数据安全防护方面仍然比较被动。在基础安全防护方面，我国在芯片、系统中央处理器(CpU)、核心元器件等硬件方面仍然主要依靠进口，且尚未形成安全自主可控的软件系统生态，企业信息化建设在底部就面临安全威胁。在安全意识方面，企业重技术、重业务、轻安全的思想还普遍存在，过度重视信息化设备和技术，对于数据安全防护紧迫性的认识不够，影响了相关投入。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在企业信息化建设工作中，有超过50%的企业依然未设置防火墙，45.4%的企业未设置安全审计系统，超过60%的企业没有设置网络入侵监视系统。
2数字经济时代完善企业数据防护体系的总体思路
2.1明确企业层面的防护目标
对企业而言，最为关键的防护目标是平衡好国家安全、企业商业秘密、业务正常运行和客户合法利益这四方面。一是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个人信息保护、重要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制度性要求，履行企业自身的合规义务。二是还应确保企业自身数据和用户数据的安全性、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
2.2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安全防护体系
数据安全防护建设需要以“数据为中心”。具体而言，需要进一步明细数据来源、数据质量、数据生命周期、数据应用场景。基于此，构建起由数据安全制度规程、管理机制、技术手段组成的全面覆盖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形成闭环管理链条。(1)数据安全制度是企业数据安全实践的指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有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论断，要求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企业数据安全制度和规程应建立在国家整体对于企业商业秘密、国家重要数据、个人隐私保护制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根据企业自身业务流程，明确具体场景下的数据收集、处理、存储、使用、转移的规则和责任主体。(2)数据安全管理统筹是落实企业数据安全实践的关键。随着企业it系统和环境的不断完善，运维服务、系统集成、数据存储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和数据安全对于企业而言愈发重要。在这种态势下，企业应着眼全局、把握细节，成立专门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自上而下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架构，确保企业数据安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战略、制度能够有效实施。(3)数据安全技术手段是企业弥补数据制度不足的重要保障。技术的变化永远超前于制度的构建，新的信息技术不仅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也是数据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手段，为落实企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的总体目标提供技术支持。例如，云端技术将定义新的网络安全导向，近年来厂商积极研发新技术，未来将有更多企业和用户选择虚拟机间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视化工具能够有效洞察每台虚拟机的独立行动和互动，采用流量监控、应用识别及用户识别等技术，帮助用户鉴别是否存在攻击和非正常行为。
3企业开展数据安全防护实践的措施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应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同步完善各项管理措施，实现“技管”与“人管”的有机结合，实现企业数据安全管理的目标。
3.1技术防护措施建议
企业应按照数据收集、存储、传输、使用、共享、销毁这一全生命周期加强数据安全的技术防护。(1)在数据的收集环节，企业重点工作为对于数据进行分类、对于数据类型和安全等级进行达标。同时，企业还应将相应功能内嵌入运维管理系统，保证各类数据安全制度有效地落地实施。(2)在数据的存储环节，企业可以采取数据加密、硬盘加密等多种技术方式保障数据物理存储的安全性。对于企业在云端数据的安全，则应按照数据中心或云计算安全评估技术标准要求，严格根据数据类型进行对应的技术手段。(3)在数据的传输环节，企业重点工作包括采用加密或匿名化等手段对于数据进行处理。一方面，应通过非对称加密算法等不同技术手段对于数据传输链路或直接对于数据进行加密。另一方面，由于个人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标准较高，数据泄露风险日益严峻，企业还可通过算法等技术手段对于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再将相关数据用于流通领域。(4)在数据的使用环节，企业既可以沿用配置防火墙、数据加密等传统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也可以采用数据安全域、数据日志管理和审计等、数据流量异常监控等新的数据安全技术措施。(5)在数据共享环节，企业可加强对于共享第三方主体的背景审查，并且将共享和披露数据的具体场景与具体的数据安全域技术进行结合。此外，还可以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采用许可或授权的方式对数据离开平台进行管理。(6)在数据的销毁环节，企业需要采用硬件或软件方式，实现磁盘中数据的永久删除和不可恢复，包括硬盘粉碎机、硬盘折弯机等硬件处理方式，以及多次填充垃圾信息等软件数据处理方式。
数字经济的挑战篇7
科技情报机构是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科技情报机构工作方式必将受到很大的冲击。随着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服务工作都在网上进行，特别是internet产生了全新的服务方式、新的情报概念，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对科技情报机构的传统服务方式提出了挑战，并且随着因特网的广泛应用，已经改变了科技情报机构信息整理、加工和利用的方式。面对严峻的挑战，科技情报机构如果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文献信息整理、加工和利用水平上，不仅会失去事业发展的机会，而且终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退出历史舞台。计算机管理代替手工操作已经在科技情报机构成为现实，而对网上信息源、用户及信息加工手段的研究应成为情报学理论研究的主题。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了科技情报机构现代化的步伐。作为知识宝库的科技情报机构，理应成为优秀人才的汇集之地，但由于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因素，科技情报机构人才普遍缺乏，人才流失严重，尤其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情报研究人才。在实践中，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不懂internet的人就不是真正的科技情报工作者，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科技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必须要走完从书本式服务到网络数字服务这个过程。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情报机构应当有所作为，把握知识经济时代的机会，实施吸引优秀人才战略，大力引进高素质复合型信息人才，不断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使科技情报事业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2、知识经济时代为科技情报机构带来了发展机遇
（1）知识经济时代的决策支持研究为科技情报机构带来了发展机会。决策支持就是帮助决策者利用知识进行辅助决策的过程，能够帮助决策者提高决策水平和质量。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科学决策的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有日渐增强的趋势。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决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科技情报机构既是知识汇集的宝库，又是决策支持研究机构，因此，科技情报机构应当把握住知识经济时代赋予的机遇，大力开展科技情报研究工作，特别是决策支持研究，开展部级或地区级科技政策、科技发展战略和重大科技项目等决策支持研究，充分发挥科技情报机构的优势和作用，为国家或地区重大科技决策提供决策支持服务，使科技情报机构成为科技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心或科技思想库，从而不断提高其应有的社会地位。
（2）知识经济时代为科技情报机构建设特色数字资源提供了发展机遇。知识管理的基础是各种数字资源库的建设，这就为科技情报机构带来了发展的机遇。知识经济的支柱是现代信息技术，因此，科技情报机构应当抓住知识经济时代这一重大机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开展数字资源库的建设工作，尤其是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库的建设，纵向与国家、省、市科技情报机构资源共享，横向与各兄弟科技情报机构资源共享，形成覆盖全国的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库群，使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最终形成整个科技情报机构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断提升科技情报机构系统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3）参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是科技情报机构把握知识经济时代机遇的重要途径。知识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在知识产业中占主导的经济形态。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逐步深入，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日益显著，科技基础条件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显示出其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支撑全社会创新活动的科技基础条件已成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广泛征求科技界意见的基础上，启动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该平台的建设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科技情报机构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中大有可为，参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是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情报机构发展的重要机遇。
数字经济的挑战篇8
今年全球金融经济的基本格局是“再调整”，包括三大结构调整：全球金融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与货币周期的结构调整。这些调整将为2014年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挑战。
2013年这一页翻过去了。走进2014年，全世界正以充满希望与不确定性的姿态迎接新一年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
在经历全球危机重创后，主要发达国家正逐渐走出过去3年的低增长，步入缓慢复苏与增长的新阶段。新兴市场在保持危机后数年内相对稳健的表现后，过去半年却在“缩减Qe（量化宽松）”的阴影下经历了一波动荡。
回顾整个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认为，全球经济复苏赢得了动力，但世界经济仍然没有达到马力全开的状态——未来几年可能依然动力不足。imF的最新报告预测2014年全球GDp将增长3.6%。这个数字虽相当漂亮，但仍低于约4%的潜在增长水平。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还有更多工作要做。imF副总裁朱民前不久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全球金融经济的基本格局是“再调整”，包括三大结构调整：全球金融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与货币周期的结构调整。这些调整将为2014年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挑战。
全球货币政策“分道扬镳”
2014年全球经济政策最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分道扬镳”：美联储将从本月起开始将Qe3每月的购债规模从850亿美元减至750亿美元。但日本央行正在货币宽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欧洲央行仍然面临进一步宽松的政策压力，英国央行在短期内也不会开始收紧政策。
由于宏观数据见好，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即使美联储开始缩减Qe，但“缩减”并非“收缩”，今年美国的货币政策整体上仍将保持扩张性。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Qe将持续至2014年三季度或四季度，加息则可能要至少到2015年。
尽管日本央行的“量化与质化宽松（QQe）”货币政策正帮助日本稳步走在摆脱通缩的道路上，但去年4月起执行的消费税可能会扼杀经济复苏的萌芽，市场预期日本央行今年夏天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宽松规模。
在欧元区，随着通胀率下行至1%以下，欧洲央行仍有空间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资金成本，提高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能力。
新兴市场的货币政策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各不相同，政策差异性在2014年或将继续。更容易受到美联储缩减Qe影响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曾有过信贷泡沫史、资本账户开放、高额经常账赤字和外债的国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等。
花旗在其最新全球经济展望中预计，2014年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大可能出现转折性的变化，财政政策紧缩也不至于影响经济复苏。新兴市场经济或受美联储缩减Qe的干扰，但重陷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尽管货币政策不如2013年宽松，财政政策紧缩却会有所改善，结构性改革虽缓慢但仍有可能在全球的不同角落生根发芽。
因此，从宏观经济政策整体来看，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三大政策走向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结构性改革挑战
在增长回暖的同时，2014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将面临结构性改革的挑战，其中改革顺序和执行力是关键。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最艰巨的任务还在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在经历过去的强劲增长后，从2011年开始不断放慢增速，如今开始平稳，继续下滑的风险已较小。
朱民同时认为，新兴市场的财政空间正急剧减少，货币政策扩张得很厉害，经济结构面临挑战。所以，2014年新兴市场要继续稳住发展，必须应对结构性挑战。
他强调，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重建财政空间、重新紧缩货币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包括对市场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结构调整，才能把经济稳住。
中国经济面临三重挑战，即如何在控制信用和房地产泡沫的同时避免金融紧缩和周期性经济失速。中国政府拥有别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央计划工具和机制，或可以从“金融过度”中实现有控制的退出，但仍存在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剧烈调整的风险。
数字经济的挑战篇9
热词：民族图书现状挑战策略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和数字化时代的大环境下，民族图书出版事业的生存和发展亦面临巨大的挑战。笔者作为热爱民族图书出版事业的少数民族编辑，结合近30年的工作实际和体会，将在本文浅谈对我国民族文字图书出版事业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的思考。
我国民族图书出版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约有6000万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以上，约有3000万人使用本民族文字。
国家高度重视并开启了民族出版事业，拨付专项资金，建立了民族图书出版、印制和发行功能完备，适应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需要的完善出版体系，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民族图书出版队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社由原来的17家发展到现今的38家。近10年来，仅民族出版社每年出版民文图书600多种，其中藏文图书300多种，占全国藏文图书45%左右。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哲学、历史、医学、天文历算、古籍文献、科技、少儿等，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发展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丰富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发展民族图书出版事业的意义
发展民族图书出版事业，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我国宪法规定：“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长期以来，我国民族类出版社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下，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如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124卷）《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108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民俗百科全书》《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藏医药大典》《汉哈大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文学史》《凉山畜牧科普丛书》《藏传历算大全》，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新编藏文字典》《唐蕃故道》《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文化辞典》《四部医典要注》等，为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面临的挑战
1.市场经济条件的冲击
一直以来，国家对民族类出版社实行财政全额或差额补贴政策，各出版社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变，市场运作机制开始对民族类出版社带来较大的冲击。民族出版单位与商业化的出版社相比，市场竞争力差距很大，表现为市场萎缩、图书成本增高、发行量少、人才外流及断流等。
由于社会公益属性和特定的有限市场人群，全国各少数民族类图书出版发行存在图书利润低、读者少，书店不愿经营，市场急剧萎缩现象。如东北地区1983年有朝鲜文图书发行网点173家，10年后仅剩21家，现在只有10余家。
按照图书出版的规律，印数超过5000册的图书才能赢利。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人口总量及读者不多，无法提高印数，因而出现亏损是普遍现象。且近年来图书出版的成本日益升高，国家划拨到出版社的专项补贴有限，有的甚至难以维持生存。为解决生存问题，很多民族出版社开始转项，“以汉养民”，用出版汉文图书赚到的钱弥补民文图书的亏损，但即便是汉文图书的出版，也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此外，由于民族图书出版市场的萎缩，经济效益欠佳，导致人才的外流和断流，是行业发展的一大隐忧。
2.数字化时代的民族图书出版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数字化的普及，传统的纸质图书出版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出版业所面临的来自数字出版的冲击看，国内外出版业距离数字出版并不远，我国纸质出版物销售册数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码洋只是略有增长，去掉物价上涨等因素，实际上很可能处于下降趋势，而同期数字出版却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之势。除了市场份额与读者资源的争夺，网络出版发行商对出版发行渠道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当然，在我国民族图书出版行业有其特殊情况，如出版书籍的公益性质、财政补贴，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尤其是数字化的水平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这些使得对数字化冲击的感受不如商业化图书出版业的紧迫。但无论如何，数字化作为势不可挡的大趋势，值得民族类出版社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地去应对。
3.境外文化渗透
当前，民族出版业还面临着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渗透的问题。随着部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行的萎缩，特别是宗教经典著作、经文和宗教政策法规类的民文读物匮乏，境外敌对势力乘虚而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非法宗教出版物，宣扬极端宗教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破坏民族团结，危害边疆地区稳定。
另一种文化渗透的表现形式是境外机构和组织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并进行负面解读，在国际上造成负面影响，并使国家在相关议题上陷入被动局面。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民族图书出版界面临的新的挑战。
促进民族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策略思考
1.政策思考
随着全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推进，各民族类出版社在转企改制后要想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首先必须依靠国家的相关政策扶持。
2007年中央五部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扶持力度的通知》的文件，明确了少数民族出版事业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属性，要求中央和地方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财政补贴，逐年有所增长，并提出具体的扶持措施，这一文件的出台对于民族类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2009年，中央确立的仅有的4家中央级公益性出版社中，民族类出版社即占2家，包括民族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对于地方民族类出版社而言，相关的扶持政策尚有待于各级政府的进一步落实。
2.市场思考
为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民族类出版社还应练好内功，做好本单位的内部改革，建立真正适应市场机制的管理运行和绩效考评体制，以提高市场的适应力和综合竞争力。主动寻找具有市场潜力的优质稿源，多关注行业动态，读者需求，文化发展趋势及那些具有抢救性的、继承性的、宏大的民族文化出版项目，以及国内有影响的大作家的作品，主动去组稿，打造专业化的学术精品和大众市场化相结合的出版平台，逐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出版公益性质的“走下去”（农家书屋、寺庙书屋）读物和有关民族文化“走出去”的读物，使民族类出版社成为传播和输出我国优秀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阵地。
3.人才思考
应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编辑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提高编辑队伍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少数民族出版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数字经济的挑战篇10
中国经济的主要贡献不知不觉已经从投资转向消费。消费从过去的买卖产品快速变化出高度繁荣丰富的内涵。
对于营销人而言，似乎哪里都不像路，又似乎哪里都是路。
增速放缓与“互联网+”转型
2015年，融入互联网新模式的经济成分加速崛起，在零售、金融、旅游、教育等许多行业形成进击之势，而传统模式的经济成分则增长乏力，呈现冰火两重天的鲜明对比。同时，消费需求升级、地域差异扁平，消费者力量倒逼行业变革。这种局面迫使企业更积极地从传统营销转向数字营销，并且更注重实效。
总体而言，数字营销领域的机会与压力同在，而机会更为突出。
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
201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6.9%，是近20年来首次滑落至7%以下。这并非偶发，而是因为经济已经整体进入规模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如今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劳动力减少、成本上升、需求乏力、新竞争搅局等诸多压力。如何适应整体增速放缓的环境并建立新的生存-发展模式，是许多品牌需要认真思考和逐步解决的问题。
互联网助消费者倒逼行业变革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变化巨大，需求端作为一种强大力量正在拉动各行业升级，电商、o2o服务、零售、金融等领域都成为风口的典型示例。
移动互联网纵深发展
经历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基础已经变得非常扎实，智能手机的渗透率正在趋近饱和水平。因此，其发展重心已经从“用户规模增长”转向“应用深度渗透”，2015年移动互联网的快速纵深发展有目共睹。
网络用户规模平缓增长
CnniC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和2015年的互联网用户增长率分别只有5%和6.1%，这说明互联网的渗透率已经逐渐接近稳定状态，而2016年1月的手机互联网用户占比已攀升至90.1%，也即将饱和。
社交平台连接所有社会角色
借助网络，个人用户的关系圈普遍得到了显著扩展，社交生活愈加丰富。除了传统的见面拜访，通过社交工具发状态、相互问候、点赞和发红包，甚至学习交流和协同工作，都已成为新社交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015年1月微信对其用户的调查数据表明，86.1%的用户增加了与朋友互动的频率。
移动中随时随地消费
2015年，艾瑞数据显示移动端网购交易额占比已超过pC端，占到全年的55%，并预测2016年将继续攀升至67.7%。而来自天猫的数据表明，“双十一”狂欢中移动端的交易额占比高达68%。
从日常的快速消费品到耐用消费品，从股票交易到理财投资，消费者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场景实时决策并完成交易，移动端已经成为品牌决胜的新战场。
数字营销的挑战与机遇
1.挑战
数字营销效果压力骤增。经济形势、行业竞争正在给广告主更多压力。他们正在将越来越多的预算转向数字营销，有些营销活动在Kpi指标上的表现不差，却不一定带动销售明显攀升，这让他们心理上缺乏安全感。
对数据结果的挑战。即使抛开“数据作假”，广告主对数据结果仍存在较大的质疑。
对Kpi体系合理性和实效性的挑战。数字营销在快速发展中。Kpi体系的合理性与实际销售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常常处于变动、失衡的状态。即使完成Kpi也未必能解决营销中的实际问题。在2016年“数字营销趋势”调查中，广告主在“改进广告效果评估的Kpi体系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期待，提及率达到71.8%。
品牌与消费者关系的重新定位。互联网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工具和信息去理性的评估品牌，也会通过更丰富的接触点令消费者对品牌形成感性认知，与品牌形成更多互动，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和多样，品牌开始为如何与消费者“搞关系”困扰。
碎片化格局增加媒介策略难度。虽然某些超级媒体已然胜出，但整体的移动媒体格局仍然风起云涌，碎片化加剧。庞大的媒体数量，多元的媒体类型，用户注意力的涣散，不仅使媒介营销指标更难达成，也对媒介策略制定和沟通形成挑战。
2.机遇
许多媒体营销产品尚未固化合作灵活度更高。通过媒体与广告主的共同推动，数字媒体在营销产品方面的创新非常活跃，比如精准投放、跨屏整合、线上线下整合、媒体与渠道打通、垂直链条延伸、移动端创新等等，不断拓展数字营销的想象空间。
ip内容爆发产生更多优质营销资源。2015年被称为ip元年，不仅出现《琅琊榜》《花千骨》等成功的网络ip改编剧，而且以ip内容为核心，串联起网络文学、影视剧、综艺、游戏、音乐等娱乐产业链条。2016年ip内容继续呈爆发式增长，并且有50%的广告主表示会必用或多用ip内容。
整合、垂直和创新的视频营销更具想象空间。受到收视率和时间容量的限制，除了少数大台以外，大多数电视媒体都不得不选择更加大众化的节目类型和内容，而在线视频媒体则在垂直领域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尤其是B站、斗鱼这类垂直媒体，以内容重度区隔用户，日访问量高值也能达到千万，形成非常活跃的潮流文化社区，使得品牌能够传递更具针对性的传播诉求。
跨媒体营销数据变得更丰富、多元和实用。2015年，“大数据”已经度过炒作期，变得更冷静而务实。在资本运作、平台内部协同、战略合作等形式的推动下，打通泛媒体化平台之间的“数据孤岛”也已呈现实质性进展。
app不仅是软件，更是人、产品、品牌间的连接器。app本来是装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的软件，其初始功能是解决用户需求，比如购物、娱乐、社交等等。但互联网背景下的app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软件程序，而是连接人、产品、品牌等各种角色的工具，借助数据和资讯的传输、处理能力，实现各种资源的配置、协同和交易。
新技术持续释放创新红利。聚焦数字营销中的技术应用，2016年，广告主最为关注的是o2o技术、VR/aR、地理位置信息，其次是多屏互动、程序化创意和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