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现代化建设篇1
关键词:影响新经济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影响
我国许多企业家都存在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互不相关的错觉，有些企业家抱着“理想主义”甚至“空想主义”的心态去建设企业文化，而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民营企业自身开展的、对职工进行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职工思想道德素质为核心的思想教育是培养“四有”职工，提高民营企业综合效益所以民营企业文化可以定义为:民营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营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并共有的一套观念、信念、价值观、行为规范及制度安排等，它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内部成员的共同价值观体系。在国内，企业文化的建设越来越被重视。正如海尔人认为：海尔的扩张主要是企业文化的扩张收购一个企业、派出一个总经理、一个会计师，更重要的是实施一套海尔的企业文化。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才能确定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推动企业更快更好发展。而各级管理者必须注意和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根据联合兼并企业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其次，双方都应注意克服排斥对方的自大心理加强相互的了解与交流相互吸纳对方文化的精华，发展成为经过融合后更为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间的竞争除去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最先发现消费空档并以良好的形象占据消费之心，谁就能领先占据市场而获得超额利润并不断扩大企业经营效益。
所谓现代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组织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我们在构建企业文化既要分析国内环境，又要分析国际环境把企业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打造我国现代企业的强势文化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经济发展，在实际操作中必须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实际相结合、与企业命运相结合才会使两者真的具有生命力，只有占据生产经营的制高点才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和员工各方面待遇的提高，才会成为民营企业首要解决和紧迫的问题。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契合必须致力于人的素质能力建设，最大限度地增强企业的人力资源建设和强化人力资本。国
二、企业文化的新经济
近年来，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发展了重要变化。根据约翰•科特的观点，企业文化的创新模式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企业高层领导是这个过程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也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在企业文化创新中使得资源共享可能传统企业文化往往是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由企业管理者们提炼而成但是新时代企业文化；许多跨国大公司外众多企业和企业家也开始日益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据企业家调查系统2005年4月公布对2881位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优秀企业文化作支撑已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共识；企业管理难度增大传统“以人管人”管理制度难以保证企业各项工作有效开展因此在知识型和学习型现代企业中必须企业制度文化建设建立完善信息处理系统、决策系统和人事管理制度使企业管理者可以及时掌握内外部有效信息；多企业会定期为员工开展培训和再教诲，以此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发展但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只靠企业提供的培训和进修时机远远不敷，并引导着企业健康成长企业文化是指点引导企业久远发展的灯塔，没有优异文化的企业可以成长是需要实现企业可连续成长就必须成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企业文化逐步深化，企业文化的作用更加突出。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立足新起点、审视新需求、分析新课题、缔造新文化、开辟新境界，使企业文化建设从根本上推进企业的发展以企业深化改革发展的既定目标为参照提炼具有现实性和超前性的企业价值理念长期发展的战略性用作来倡导贯彻和实践的，进而塑造出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所需要较强竞争力以新的价值观为核心的经营文化、管理文化、人本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不是自觉产生的，而是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从国内外优秀的企业文化建设来看都是在企业的发展中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共生英雄”“生死与共”的价值观来实现“人企合一”的境界，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重视各级治理人员领导艺术公司的经营业绩远远胜于那些没有这些企业文化特征的公司深刻理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的理念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游戏规则。从这种融合多元文化、合作文化和共享文化的集合，使企业能够突破看似有限的市场空间和社会结构来实现优势互补的资源重组，做到“双赢”乃至“多赢”。中国企业家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主体来肩负着企业文化在落后的土地上重新构建的重任也是一个成功企业文化能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
三、企业文化的建设
创新企业文化是企业品牌延伸、精神升华、形象提升、效率提高、效益增长的保障。一个企业如果不建立共有的创新价值观，缺乏更新和再生能力就不可能随机应变必然在市场中遭到淘汰，企业真想赢得市场就必须在创造消费者新的需求下下功夫，特别是应该在创造新的企业价值观即创造消费文化上下功夫。然而，当新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形成时、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到极致的时候，金融危机的爆发重新把各国推到了选择的路口、来互补性合作、还是选择摆脱、重新回到企业文化建设上。我们研究许多百年企业之所以存在的原因，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企业文化像基因一样置入到企业当中去。21世纪是一个不断学习创新的知识经济时代，谁拥有文化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企业文化学的奠基人劳伦斯.米勒说过，未来将是全球竞争的时代，这种时代能成功的公司将是采用新企业文化和新文化营销策略的公司使每个成功企业必须具有的理念，它在市场大潮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企业治理的重要部分、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结束语
一个完善的企业文化的形成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过程，如惠普公司经过将近大半个世纪才形成独特的企业精神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分析、归纳、进一步提炼定格企业形象直接与企业的兴衰、优劣相联系，企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机结合构成了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省略
参考文献：
[1]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必读书手册［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
[2]杰克・韦尔奇.杰克・韦尔奇自传［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经济现代化建设篇2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业经济现代化；策略
1影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首先是经济因素，农村经济基础较差、缺乏办公资金工资福利待遇较差等，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难以获得有效发展，继而直接导致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过于缓慢。对农村经济来讲，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土地，在做好土地确权工作后农村经济得到稳定发展，也为农村经济振兴带来希望。其次，思想观念也是制约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思想观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思路混乱，最终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向现代化程度发展。主要表现为村集体自身缺乏经济发展长期计划满足于现状，被陈旧的农村管理理念限制，从而无法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切实需求。最后，农村基层干部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并没有过深的理解，这造成了期间的管理工作效率降低，并且基层干部自身学习能力较差，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及时发现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从而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脚步。
2简述加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策略
2.1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策略分析
第一，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重视程度，并加大组织建设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在过往实践工作中找出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分析，不断总结从而获得经验。并要求基层组织建设相关人员在思想认识方面，应意识到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并在实践工作过程中严于利己切实提升工作效率，为广大农民提供优质服务。应定期组织基层人员及农民参与培训班，让农民学习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的同时，也让其切实体会到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价值，从而调动农民群众更加主动的配合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让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应注重基层建设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在实践工作中发现，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有效性低下的主要原因为：相关工作人员自身素质较差，老龄化问题严重，大部分工作人员难以适应实际岗位需求。针对上述不足，应积极引入大学生投入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队伍当中来，从而有效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队伍综合素质，让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更加标准化、专业化、科学化。并且，要求现有工作人员也应定期参与培训班，通过再教育不断优化和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和知识结构，从而提升自身基层组织工作能力。同时也应做好基层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协调工作，并且明确各自工作职责及范围，构建良好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氛围，制定健全的奖惩制度，有效调动基层人员工作热情。第三，应注重培养农村基层干部后备力量，提高基层工作人员薪资待遇，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当中来，不断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有效性。
2.2推动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策略
（1）构建农业经济化服务体系。依据当地农业发展具体状况构建起基层党支部加合作社的模式。在基层党支部带领下，引导农民共同展开生产和销售等实践活动。农业组织应将提高农业组现代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为主要目标，从而让农民获得切实利益和成果。另外，也可引导和组织农民自主创业，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和有利条件，开发特色经济实现脱贫致富，为农民创造更加多元化的经济收入途径，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服务于农的功能。（2）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出农业基层组织在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带头引导作用，就必须进一步加大在相关设备人员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同时也应要求相关工作人员不断提升自身思想理念及职业素养保持职业先进性，让基层党员担当起发挥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先遣力量。同时在引导和组织农民创业的过程中，也需要启动资金的支持。为此，农村基层组织也应做好相关资金的协调工作，同时也应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除此以外，也应注重加大农村农业发展相关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从而确保农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3）政府应与时俱进转变农业经济发展观念，不断优化和完善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充分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切实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具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是将劳动技术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其次应优化农村产业结构，通过有效政策提升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针对农村地区土地类型和特点，不是所有的土地都适合种植，那么该怎样利用好这些闲置土地就成了农村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应充分借助科学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有效增强农作物抗病害的能力，继而提升土地农作物产量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并且，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村青壮年流失严重。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不断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不断提升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从而让更多的有志青年留在农村，回到农村创业发展，从而其实促进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
经济现代化建设篇3
关键词经济现代化制度条件工业化南京政府
一、经济现代化的理论
1．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化”情结
中国经济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不同。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经济压力之下被迫卷入“现代化”的。这种被动性也被称为外生刺激型现代化①。这种外生性质，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始终陷在东西方的矛盾冲突之中。为了绕过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冲突，在实践中，现代化的主流思想被修正为“工业化”(强调技术的进步)，将争议最小的工业化进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清末民国以来，出于对抵抗外侮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化似乎有一种“工业化”情结。这种情结不但指导着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而且一直指导着建国后的主义建设政策。
现代化确实要实现工业化，但工业化是否即现代化本身呢?如现代化史学家虞和平先生就赞同此观点，认为“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②。是否如此呢?这需要考虑两个：第一，工业化是从哪里来的?工业化的产生和都是在它的载体——一个形成于西欧的以私有制、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环境中的。而现代经济是一个独立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崭新的经济系统，本身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经济难以融合；第二，怎样实现工业化?既然载体是外来的新的经济系统，那么没有环境的变革，工业化难以实现，面对传统的经济制度，只能是“改革”式或“革命”式的强制性推进。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强制性的变迁所要面对的是庞大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在经济转轨中，由于新形成的现代经济的急迫和强势，免不了将不能参与崭新的经济系统的大量的人和其他生产元素抛弃在外，形成经济的二元结构。由此可见，这种过分强调“工业化”的现代化认识，重描述而忽视内在制度的做法，往往使传统的经济被强制推动的工业化下的城市现代经济所抛弃。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变成了对工业化(化)的诉求，而结果则是挥之不去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也是今天的“三农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2．走出“工业化”的现代化理论
西方学者一般是在西方历史进程上考察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工业化好像一种演化的必然物，不会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如此剧烈的“传统一现代”矛盾。但他们也发现现代化并非“工业化”那么简单。以库兹涅茨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现代经济的时候，就认为虽然经济现代化的主体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但如何使经济持续增长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③。但是如何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呢?我们建国后计划经济下“工业化的现代化”政策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在尝试了三十年计划经济之后又重新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变则是对“工业化即现代化”范式的检讨。我们发现，原来工业化需要一个内在动力。这个动力来自哪里呢?吴承明先生根据希克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理论，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建成④。这就是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为二正业化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将现代化从“工业化”的描述性定义中向前推进一步，从经济制度上揭示了工业化的先因。因为，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工业化从开始就与市场经济相伴发展。直到今天，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仍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从“市场”这样一个具体制度阐述现代化是很好的理论创新，那就是使得传统经济当中的市场因素可以在现代工业化当中发挥作用，从而使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从理论对立走向融合。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工业化成为传统市场支撑工业化的最好例证。
但是，非市场的工业化算不算现代化呢?这就涉及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科学技术的问题了。在市场经济当中，技术也是作为产品出现的。市场的导向让技术在迅速进步的同时迅速变为经济绩效。抛却市场，假如我们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我们也可以建成一个“工业化”，一点也不需要什么市场。但是如果科学技术和资本消耗完毕，这个凭空的工业化就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活力和基础。世界上曾经出现的大多数非市场工业化都是依靠外部的科学技术和内部从农业部门过度积累的资本实现的。这种工业化，对一个国家而言，在某个民族危机的时期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御外部威胁的作用，但长期而言，一是难以持续，二是实际上从经济上割裂了国家。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曾经一度被奉为圭臬，苏联的科技实力也十分雄厚，但是由于缺乏市场的导向，最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庞大的机器大工业都无法支撑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赵德馨提出市场化与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的理论。他认为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与前提，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⑤。这种观点将制度因素的市场和技术因素的工业化共同作为现代化的内涵，也就是现代化必然需要获得新制度经济学中所说的制度因素的支持。
3．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认定
为什么“市场”就是一种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制度呢?其奥秘何在?那我们就必须来考察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如此巨大能力的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将制度归纳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用制度的变迁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并且认为通常用来说明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而在诺斯那里，科学技术是作为人类的“知识存量”出现的。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只有在某种制度下，科学技术才能成为工业化的动力。这就解释了工业化的原动力问题，将现代化问题推向更深层。但是制度的变迁并非如政府一纸训令那样简单，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生产力、意识形态、习俗、地理环境以及现有制度等等)下整个社会群体集体谈判的结果。这种观点的特点是，将经济的最终动力体现在了参与此经济体系运行的所有受益或非受益群体的“人”的身上。而“市场”恰恰具备诺斯所说的这些条件。它一方面激励了科学技术向经济绩效的转化，另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大多数集团的利益要求。所以我们可以大体得出一个经济现代化在制度上必须满足的条件。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认为所谓市场经济(完美意义上的)之所以能够代表现代化，并不能看它是否带来一个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的指标，而是要看它的制度因素是否具有以下特性：(1)有对工业化的激励机制。由于科学技术的中性，所以评价一个经济制度要看它是否能够为这个经济系统的科学技术进步及时转化为经济实绩提供激励，也就是是否存在工业化的内在要求。(2)保证参与群体公平受益。由于经济系统中的群体对经济运行的预期不同，所以要看它能否保证参与经济系统的群体的大多数感受到公平受益，这样才能保证其制度的长期稳定。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才能保证那些现代化研究者所说的“现代经济的长期增长”。否则，对一个有数千年传统经济历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多么美好的现代化描述都将被不能从中受益甚至受害的群体所抵制。从理论上讲是如此，实践中如何呢?下面本文将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为案例，对上述条件进行经济史分析。
二、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经济史分析
选择此时间阶段作为案例，是因为此时期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地位特殊。主要表现在：(1)本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结束统治后的第一个相对统一与和平的时期。(2)南京国民政府是民国建立后第一个有能力并且有意图建设中国经济的政府，所以他们也称之为“十年建设”时期。(3)本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或者说西方化)进程确实有明显进步，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所应有的完整经济框架，并于1937年上半年达到民国时期的高峰。(4)最后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特点是，本时期结束于抗战爆发，给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基于上述特点，本时期的经济确实有中国现代化发展“黄金”的味道。有人认为1936年民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循环⑥，或者“当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并且到处看到在往好处发展，并无崩溃的现象。”⑦但如果果真如此，那么1945年后，继承了抗战前整套经济制度框架的南京国民政府迅速腐败、崩溃又当如何解释?也有学者从执政的合法性、国家断裂、现代化变革、国家整合等方面探讨了南京政府最终崩溃的先因。⑧本文认为另外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由于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实践并没有将大多数的中国人纳入其间，导致其从西方“拷贝”来的现代化严重伤害了传统经济下的多数人的利益。是没有满足前述的现代化的制度条件所致。
1．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现实背景
首先封建土地制度仍旧占统治地位。大小军阀同封建地主结合的农村经济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被外来经济盘剥的程度日益加深。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但农民破产现象严重，农民生活继续贫困化。其次，行政的表面统一与经济社会事实上的分割并存。蓬勃发展的江浙现代工商业同内地传统市场日益失去应有的联系，经济“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分离越来越远。第三，面临要求中国迅速现代化的内外压力。来自内部的压力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民族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国民党固然是右派政党，但由于其历史渊源，一直以“革命党”自诩，其内部有着对中国发展非常强烈的要求；外部压力则来自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市场的迫切要求。1927年世界经济危机迫在眉睫，生产的相对过剩需要庞大的海外市场来消化。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个可以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市场。最后，1928年前落后的中国经济状况。当时，凡涉及现代经济的部门，如海关、、通讯、重工、贸易、科技等等皆操于外人之手。据统计，1926年中国现代经济中外国份额占航运的80％，煤产量的78％，铁矿石的99％，生铁的95％。⑨少数发展良好的产业部门，如纺织、面粉等轻工业无不存在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2．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实践
南京政府在经济统一方面的第一步是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成为南京政府初期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它将财政、税收、债务和金融货币的改革视为“根本政略”。其基本内涵就是“统一”，即将财权统一于中央之下。目的是在政治上限制地方军阀，经济上增加中央的控制能力，并解决国民党的统治经费。然而从财政、金融这种经济结构上层入手的结果是见效快，但却忽略了经济基础的统一，为后来南京政府的经济混乱埋下祸根。
经济统一的具体步骤是从组织财政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并有一系列具体措施保证其经济统一政策的实施。其主要措施为：确立了国家、省、县三级财政制度；确立预算决算制度；统一税务机关，裁撤厘金，改设统税；发行内外债，筹措资金；海关自主，基本收回海关自主权；关税、盐税改革和统一盐务；建立“四行二局”为骨干的国家金融系统；颁布一系列银行法令，刺激私营银行的发展；废两改元和法币制度；建立国家资本工业；修筑铁路，公路，发展邮政通讯；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和农本局，统制农产品⑩。
通过以上各项重大变革，在1927—1937年间，南京政府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现代经济的管理体制，并通过整顿和投资使中国逐渐向南京政府所期望的“统一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资本主义初步建立并有所成就。主要表现在铁路、公路、轮运、航空、邮电和基础工业的逐步发展，如通过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的投资，初步确立以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气为主体的国营重工业基础，为中国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构架。1927—1937年共修建铁路3795公里⑾，并在全国基本建成公路网，公路总里程109500公里⑿。1927年成立邮政总局，拓展邮路，发展电报和电话事业。通过这一系列建设，改变了中国的基本面貌。
第二，城市经济、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获得一定发展。财政、金融的统一，通讯的建设使中国原有的国内市场得到恢复并进一步扩大，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根据农商部公司注册统计，1929年至1935年6月注册工业公司1966家，资本额56039．4万元⒀。有人甚至估计，在1928—1936年间，包括东北在内，中国的现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为8．4％⒁。各种私营工：厂纷纷建立，涉及化工、纺织、食品、水泥、造纸等诸多行业(中间虽然在1931—1935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略的举步维艰)，所涉行业范围之广泛前所未有，遍及现代经济的各个部门，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和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基本具备了现代经济的各种元素。
3．1927—1937年经济建设在经济现代化制度条件上的缺陷
如果从表面看，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无论如何看不出任何破绽，它的现代化倾向毫无疑问。问题关键是，它没有解决它需要解决的问题，它所建立的现代经济在制度条件上并没有得到满足。
首先从其外部环境看：
第一，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同它的所有政策一样，依赖于中央军的势力范围而推行。事实上，到1929年南京政府有权控制财政的省份仅有四个：苏、浙、皖、赣，能够交出多余部分的只有苏浙二省。⒂因而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一是无法在那些独立地区实施；二是，这些地区的半独立状态，使得南京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所关心的问题根本不在经济建设的施行和效果上，而以经济建设帮助打击地方割据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正是这个出发点，使得南京政府始终甘冒得罪江浙资本家的风险大力推行“节制资本”的国有化政策。这是南京政府同支持其起家的江浙财阀之间一个显著的矛盾。
第二，南京政府严重依赖城市经济和西方国家的支持。南京政府的初期财政支持几乎全部来自上海，后来的经济来源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现代经济区域。而在这个西方国家势力最大的城市获得支持就必须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加之南京政府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对西方的依赖，所以经济建设上受其影响就非常之大。
第三，南京政府始终面临日本扩张的威胁。对中国而言，日本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它对中国有着无止境的权利要求。“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上海抗战以后，东北全境沦陷，它的军事、经济触角又直接伸向华北。事实上，“九一八”以后特别是1935年以后的中国就不再有正常的国民经济，而是带有半战时经济的味道。南京政府当然意识到战争的危险，经济建设也不得不向大规模备战倾斜，所以逐步偏重于投资重工业、兵工业和交通通讯等部门，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负担大为加重。
第四，南京政府始终背负沉重债务以支持其巨大的军事开支。中原大战和对“根据地”的围剿消耗了南京政府大部分财政收入。巨大的财政赤字与狭小的财政来源形成强烈的反差，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债来维持军事统治。宋子文1927年6月—1928年6月的财政报告表明，政府开支的87％用于军事，贷款共计7340万元，占总收入的48。6％。⒃1928～1932年借款总数仍占很大比重，1930财政年度占18．7％，1931财政年度占30．3％。南京第一个五年总收入约为25亿元，其中6．21亿即24．6％来自借贷⒄。据千家驹先生统计，1927～1937年间，仅财政部就发行公债22．58亿元，加上向上海银行团的借款和发行意、苏退还庚子赔款凭证的借款等约3亿多元，共举借内债在26亿元以上。⒅公债政策使南京政府越发依赖于上海金融资本的支持。内外债的迅速增加则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和金融业的联系。正是对金融业的依赖，成为其后来以金融膨胀挽救统治之滥觞。
其次，从其内部缺陷看：
第一，南京政府同中国经济的基础——根植于农村的传统经济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中国经济本身的二元化结构让南京政府几乎无法插手农村事务。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几乎丝毫无法改变农村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力下的破产、兼并、高利贷剥削和劳动力散失等日益困苦的现状。⒆政府所面临的难题是：如果重建农村经济，在中国战乱破坏、人多地狭、生产水平落后、市场分割、小农经济占有主流地位的现实下，首先应该恢复农村秩序，恢复性发展小农经济。在农村，要稳定农民，显然是应该补上封建王朝消失后的中央政府在农村经济中的威信，阻止农村土地兼并现象，保持小农一定的耕种土地的权利，比如减租、禁止退佃等等。然而，南京政府所依赖的现代经济体系，在理论上却要求私有化得更彻底，完全赋予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利，以促进大土地所有者的生成。新体系需要小农破产以获得大量廉价工人，然而当时中国的现代经济完全处于西方资本的剥削之下，大量农业剩余外流，因而工业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大量相对过剩。破产农民不能进城，造成农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南京政府西化的现代化努力使得广大农民既难以真正参与现代经济，也难以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于是，其越是努力现代化，就越是造成两者间裂痕的加深。可见南京政府正处于恢复农村秩序还是任资本主义在农村扩张激化矛盾的两难境地。不难想像，两者之间，对现代经济无限依赖的南京政府根本无法在农村有所作为，只能倒向所谓的“现代经济”。
第二，南京政府“节制资本”的国有资本主义同私有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南京政府渴求现代化，但在其内部却有着某种“反资本主义”的传统，它的渊源来自于孙中山先生的基本经济思想，又同中国“天下为公”的理想和传统上的终极产权国家所有制相吻合。但是南京政府的国有化政策还有其更加现实的考虑，一是前述的以国有化统一中国的政治意义；二是以国有化筹措军事费用，增强军事力量；三是苏联经济模式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政治领导阶层的影响。它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便日益成为一个官僚化的军事政府，它有自己的利益。对它来说，国有化可以增强其经济控制力，摆脱对资本家的依赖，甚至可以“富国强兵”。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可为之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故南京政府通过四行二局和其他管制，希望在不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实行国家强有力的控制，让私营民间资本始终处在经济结构的下层，仅仅为政府提供财源而已。当一个有自己利益的官僚化的政府在施行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并行政策的时候，政府代表的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之间是竞争关系，所以政府同私人资本之间也根本无法互相信任。即私有资本要么无法被保障，要么为了寻求保障而向拥有巨大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寻求保护，用“付费”的方式向官员寻租权力。从而形成被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称为“软政权”的国家权力状态⒇。这种寻租与付费一方面产生腐败，另一方面会极大地扰乱市场本身的内在秩序。并且，政府成员，特别是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一旦运用公共权力涉足私人资本，所谓“国有化”就蜕变成了“官僚化”，因为庞大的国有资本完全被掌握在某些私人集团手里，便会成为私人牟利的工具。终于，到1949年，以孔宋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使得“骑墙”于国有和私有之间的南京政府彻底垮台。从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的经济作为似乎是一个构建于沙滩上的大厦，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危机四伏。我们不否认国民政府本身带有某种先进性，至少比北洋政府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也不否认30年代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尝试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让国民政府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并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打下最初的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做了种种尝试。但是从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条件来考量，首先它没有使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从这种“现代化”政策中受益。同时其专制的经济政策同市场化的方向背道而驰，不能产生中国工业化、科技化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现实中，经济越是发展，便越是加强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导致整个体制土崩瓦解。
经济现代化建设篇4
关键词：社会现代化；动力机制；有机运行
当前，南京的社会现代化发展处于两次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并持续向第二次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需要完成以城市化和福利化为特点的第一次社会现代化的任务，另一方面需要追赶发达国家以知识化和信息化为特点的第二次社会现代化的先进水平。因此，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持续提高南京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迈进；加快南京经济社会转型，加速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走新型城市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道路，加快农村人口转移，促进人口合理流动；普及义务教育，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建立普遍社会福利制度，让人人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消除绝对贫困，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知识信息鸿沟；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建设高效和谐社会。
同时，南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放在苏南地区、全省、全国甚至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审视和定位，充分把握苏南国家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政策机遇①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坚持理念突破、体制突破与思路创新、手段创新，才能最大程度确保现代化动力机制的有机运行。
课题组认为：1.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南京社会现代化动力机制有效运行的可持续力量。从多个角度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民生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才能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和谐有序、稳定持续的发展空间。南京“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必须科学把握发展规律，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按照转型创新跨越发展的新要求，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用创新的思路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这就要求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四轮驱动推进现代化建设。而且，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整个社会的工业化；所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而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实现现代化。即仅靠政府不能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仅有外部工业化的拉力也很难把农村和农民转化为城市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和市场取向的基本原则，只有充分市场化才能释放本地优势。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建设的过程，也是社会整合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在建设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进行着向现代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整合的步伐逐渐加大。
由此，南京社会现代化得到动力机制应该由内层根本动力、中层重要动力和外层间接动力三个部分构成。其中，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层根本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建设是中层重要动力，其中文化建设是精神动力，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动力；而“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则是南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外层间接动力。
一、经济建设是现代化内层根本动力之一
经济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基础地位，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物质前提。南京要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就必须：
1.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以加强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第三次转型。前文提到，现阶段现代化动力的主导型要素已转化为自主创新能力，这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所以，南京应继续坚持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两手并重”，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两化融合”，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统筹并举”，着力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产业布局合理化、产业发展集聚化，显著提升南京在省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建成创新型城市，进一步增强人才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推进经济发展跃上更高水平，率先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改革开放30多年，是南京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和增长动力急剧变化和不断提升的时期。但南京经济也存在着资源环境压力增大、自有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占比不高、在省内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等问题。因此，在未来经济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多少以及发展的优劣将是南京能否在省内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和主要依托。只有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及应用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环境保护新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获得实质性的发展，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才有可能最大程度提高南京的整体竞争力。
目前，南京已经建立多个高新技术园区，但不能使其建立和发展流于形式，更不能疏于管理，要讲求实效，在每个发展时期都取得实质性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四个方面入手：其一，人力资源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南京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人才科技与教育的优势可以支撑南京走出传统投资拉动型发展模式。因此，推动南京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和产业融合。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南京已率先感知到人口红利弱化的影响，本土企业招工难、生产受制约、订单外流，对外资的引力也有所削弱。2010年南京每百万GDp人才贡献3.36人，而苏州为2.78，无锡为2.97，常州为3.18，南通为3.27。这说明，南京虽然人才数量居全省第一，但是人才对经济的贡献度并不占优。为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将压力变成转型升级的动力，就必须通过科技创新，谋求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向高素质人才支撑的转变，用人才、技术、品牌等提升劳动生产力。即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创造人才成长的宽松环境；大力培育高层次科技人才；通过技术入股、管理能力折股等手段，引导、鼓励创新致富；采用多种办法促进人才流动，使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化。其二，投融资体系建设是科技创新的扶持性要素。要加大政府对科技创新关键领域投资的力度，以占领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以政府投资杠杆引导民间投资，并完善监管制度。其三，制度环境建设是科技创新的保障性要素。分析一个城市是否具有较好的科技创新力，主要看这个城市在高科技企业培育上的能力。从2008-2010年，我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的高科技企业，北京占5成、上海占2成，天津、深圳、杭州、无锡等城市各占1成，南京没有1席。这也说明在高科技企业成长方面南京尚未出现杰出型企业。因此，要大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造就能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引领行业发展的创新型领军企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力度，推动产学研更加紧密结合，形成资源共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从整体上提升南京的高新技术研发能力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力求最大程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使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多的“南京制造”转变为“南京创造”。同时要建立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体系，保护知识产权，规范科技创新行为。建议借鉴台湾工业园模式，建立南京工业研究院——集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产品初试、中试、产品矫正、产品试销、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新产业培养和孕育模式。按照流程，在产品研发中培养人才，在企业营运中培养人才，在市场开发中培养人才。其四，重大战略产品的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导向性要素。要把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指向对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科技突破性进步具有战略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课题。如高新技术产业核心技术的课题。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会产生链环效应，如果高新技术产业能在南京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落后产业就会被逐渐淘汰，这样就能最大幅度地推动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还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确保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南京是一个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城市，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在全市新一轮发展大局中举足轻重、影响深远。国有企业健康发展、中小企业迅速崛起将是推动南京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所以，国企改革必须在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发展实际和改制成功的国企经验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要明确认识到，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不是产权归属，同时，完善企业管理相应制度。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做好顶层设计。尽管南京已经成立了六大市属国有企业集团。但是在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优化，建立市场化、规范化的用人机制，建立健全投融资平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相对于浙江以及苏南其他城市地区，南京的私营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薄弱。以个体和私营为主的中小企业的兴起与迅速发展也是南京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且这种局面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一定程度上，中小企业发展的好坏和拥有的数量是判断区域经济是否先进的重要参照。而且，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贡献巨大。但就目前而言，南京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并不乐观。中小企业的有机运行缺乏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法制环境；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比率远低于国际水平，甚至很多中小企业几乎从未得到过财政资助；普遍生存周期短暂等等。
2.推进城市国际化，深化城乡发展一体化
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加快国际化居住社区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营造国际化商业商务氛围，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城市服务，培育包容和谐、开放多元的城市人文环境。
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③。一直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南京发展的主要矛盾：1984年，南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1.48：1；2009年，其比例扩大到2.59：1，在省内排名靠后。而衡量社会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也从2005年的0.35扩大到2009年的0.38，接近国际0.4的警戒线。而且，从空间布局看，南京具有大城市、大农村的特点，郊县面积占全市96%，户籍人口占全市61%。与苏南其他城市相比，“城强郊弱”的经济结构明显；城区综合实力优于一般城市，但郊县总体实力欠缺且发展很不平衡。发展好的郊县综合实力已经跨入苏南第一方阵，但有些还停留在苏中水平，局部地方甚至只是苏北水平。而且仍存在总量不大、层次不高、质量不优的问题。同时，现代农业示范引领作用尚不明显。许多工作亮点不少、但规模不大，没有形成规模化示范带动效应；在收入基数不断抬高、政策效应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完成五年农民收入倍增目标，现实困难和压力不小；新市镇建设较普遍地存在品质不高、功能不全、特色不鲜明问题。尤其在规划设计水平方面，与先进地区差距较大；村庄空心化④、农民老龄化、农户兼业化现象日趋严重，农村劳动力单向外流加剧，农业和农村发展受到制约。
建议学习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验，以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率先在苏南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在此过程中，尤其注意：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中的公平正义是历史性的、相对性的，始终与经济结构相联系，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去发展，一定要与自身经济发展相适应，待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再提高统筹层次。
二、政治建设是现代化又一根本动力
上层建筑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各级党委、政府依法领导、依法行政的能力。从南京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
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市有机统一
实施党建创新工程，全面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主动适应南京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新情况，继续以“三争一创”活动统领农村、机关、国有企业、两新组织等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发挥作用，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争第一、创一流”的积极性。同时，建立健全“三争一创”动态管理机制，推动党员公开承诺、“三亮三比三评”等创先争优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并且，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创新基层党组织书记选拔方式，创新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如：以片区为单位统筹区内所有基层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发挥区域内拥有优质资源的党组织的龙头带动作用，实现区内党组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以强带弱、整体推进。
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推动人民民主有序扩大。第一，“行政吸纳政治”1的发展民主的思路与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恰恰就是行政民主促进政治民主的路径：我们正在进行治理结构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推进政府创新与社会创新的过程，就是按照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从行政务公开、让公民依法有序获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既是实行“行政吸纳政治”的过程，也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种参与式民主可以推进政府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性的实现，推进党委领导、官民共治的治理模式的实现。第二，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通过当作为整个社会发展核心动力的发挥，理应对人民民主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探索建立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会组织和社区为基础，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广大群众联动的新型社会动员机制。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五大关系和谐。支持市派深入开展“思源工程”、“烛光行动”、“致福工程”、“专家进乡村”等活动，服务全市科学发展。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开展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条例立法调研，做好“亚青会”“青奥会”期间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和服务工作，深入实施“同心·万家民企帮万户工程”，引导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努力促进我市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推动区县成立海联会，加大与港澳政协委员、海联会理事及海外社团的联系；加强宁台交流与合作，将南京打造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示范城市。发挥我市海外侨胞、归侨侨眷资源优势，围绕南京创业人才“321”计划，吸引港澳台和海外高层次专业人才和团队来宁发展。加强党外“六支队伍”建设，推进党外干部实职安排工作。深入开展“三个服务”工作，推进省市合作共建协议落实，建立健全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服务机制，进一步提高服务实效，丰富服务内容，扩大服务成果。
实施法治建设工程，切实提高依法治市水平；深化司法改革，树立维护司法权威，支持法、检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提升司法公信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打击、维权、服务“三位一体”科技人才保护机制，搭建科技创新创业司法保障平台。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增强科学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深入推进综合改革工程，着力深化财政体制、公费医疗制度、城市管理体制三项改革；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公开招聘、人员聘用和绩效工资制度；大力推进公共管理创新，扩大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权力使用和监督的途径渠道，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方式，推进市、区县（园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优化政务服务机制，量化政务服务绩效指标；加强“12345”政府服务呼叫中心建设，完善民生服务联动机制；加强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建立市、区县一网运行的政务服务体系，打造“国内一流、接轨国际”的智慧政务模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全覆盖，确保城乡社区“四个一”覆盖率达100%；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目标任务，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机构编制资源整合调整；严格机构编制管理，推进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进一步健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深入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四解四促”活动，开展“千企走访”、“百个社区走访”与“联系市民、服务百姓”活动，为企业和群众排忧解难。
同时，建立健全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逐步完善人才项目评审和资金管理制度规范，全面推进6项人才重点工程和10项人才制度创新建设，将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南京人才活力塑造、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手段。深化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加大竞争选拔、差额选拔的力度，将公开公平公正作为人才创新选拔的首要前提；组织实施南京创业人才“321”计划，深入推进“紫金人才特区”创建工作，将其作为苏南国家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持续动力予以高度重视；围绕具体项目和关键领域，认真实施高端人才团队引进计划；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干部选任机制，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推动南京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更加注重在实践中历练干部和培养造就源源不断的大批高素质年轻干部，建设一支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三宽”型干部队伍，让能力强、素质强、水平高始终成为南京干部队伍的品牌；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让人才优势成为南京科学发展的第一优势和关键支撑，到2015年率先建成在国际特定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才强市。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把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不断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的积极性。
2.加强纪检监察督察工作，进一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一方面，扎实推进“廉基工程”，继续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向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延伸；完善规范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办法，强化审计整改工作，加强审计结果运用；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强化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电子监察监控，扩大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范围；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评议，研究建立更加科学高效的综合考评体系；深化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完善政风行风媒体监督联动机制；推进政府部门绩效管理工作，有效提升政府执行力、公信力、服务效能和群众满意度；加快构建一体化科学配置、网格化全面覆盖、标准化高效运转的督察体系；进一步推进科技防腐体系建设，提升现代科技在防腐、惩腐的效能和使用水平。
另一方面，对于任何政体来说，滋生腐败除“制度”原因外，人性道德教化的一贯性、精神文明的重视程度、立法执法的宽严度、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党政权力的公信力、执政为民的持续性、舆论监督的透明度、社会示范用的高尚性等都是重要的因素。特别是社会“道德水准”，“精神文明”水平，是更为核心的因素。单一唯体制论，单一唯法治论，单一唯市场论等，都不可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因此，防惩兼顾，以防为主，德长刑近，以道德教化为本，辅之以正确立法，严格执法，兼用新闻监督、等综合手段综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实现政体清正廉洁。
因此，需要在决策层、知识界和群众之间构筑沟通和认识的桥梁，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达成共识，以期产生持久强大的凝聚力。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并不是现实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实体性存在要素，而是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联结方式、联动程序和促发过程。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现代化是因为在其社会结构内部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创新需求、创新动力与创新能力，形成了科学技术创新、组织制度创新、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均衡有效推进的创新体制和机制。因此，南京要率先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深入挖掘潜在的现代化动力资源，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形成推动南京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合力。建立创新型城市与创新型社会的目标模式，大力倡导创新精神，激发创新动力和鼓励创新行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引入和健全创新机制，对经济社会系统实施均衡和持续化的创新。
引文注释
①国家发展改革委.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2013（4）.
②江苏省委省政府.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实施意见，2013（5）.
③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特别强调政府职责及其相关的制度建设。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个弱的政府，而且是一个坏的政府”。（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5：26-27.
④统计显示，南京216万农村人口、68.7万农户，居民点占地551平方公里，人均占地254平方米，浪费很大。由于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生活、工作都进城，许多乡村变为“空心村”.
经济现代化建设篇5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发展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也逐渐成为了新的发展目标。当前的社会环境逐渐恶化，而且资源的过渡开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对农业经济的管理，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就成为实现农业发展的必要过程。
一、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农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1.农业现代化管理理念落后
目前，我国的农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而且在经营管理方面受到了很多的束缚和制约，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导致当前的农业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包括农产品的质量不太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而且农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低，对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不足等，都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许多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同质化现象严重，遏制了农业经济的进步，另外，农产品处在初始的加工阶段，不利于实现农产品的增值销售，没有形成产业化的经营方式。
2.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投入太少
现在农村发展的最大问题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到位，很多地方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公共设施简直可以说是等同于无。我国现有的很多农业基础设施还是20世纪60～70年代修建，这些工程大多已无法满足当下的农业发展需求。农业的投资有3个主渠道：国家投资、农民自我投资和市场投资，农民自我投资非常有限，目前我国基础工程建设资金的来源单一，几乎全部靠国家财政资金进行投入，由于各地方财力不同，导致部分基层的农业工程项目数量少、质量低;而市场投资又由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经营模式无法获得发展。
3.农业科技手段的应用比较低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到了很大的比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都相对较低，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对农业科技手段的应用不到位，不利于实现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还在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农业生产的效率比较低，质量也不高，而且农业方面的技术性人才比较缺乏，对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不够，技术结构老化，缺少相关的技术服务经费等，都严重的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4.农业经济的产业链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产业规模较小，科技水平比较低的问题，而且一些农业产业化的企业带动能力不足，企业的竞争力也比较弱，所以经济效益也不高。同时，农业经济的产业化发展，重视了企业和农民的生产效益提高，忽视了农业产业链的利益，影响了农业经济的有序发展。另外，在具体的农业产业链中，一些龙头企业数量不足，缺乏一定的竞争意识，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二、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农业经济管理措施分析
1.促进农业经济的产业化经营和管理
在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中，首先要将农产品的附加值作为建设和发展的重点，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形成一体化的农业经济发展产业链。在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大农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优化农业结构，根据各个地区的农业资源优势确定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将提高农产品质量，优化农产品的品种作为核心，建立安全、高效和生态环保的生产基地，形成广泛的农业产业链。另外，要发挥当地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政府应当尽力扶持这些企业的发展，增强龙头企业的辐射作用，实现产业化的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除此之外，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和管理，能够降低城市的就业压力，同时，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形成一定的经济效益。
2.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
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生产要素的投入，工商业部门的介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市场机制的引入等，使农业成为工业化的农业、科学化的农业、集约化的农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把农业建成竞争力强大，能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产业。积极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工程、种子工程、植保工程以及测土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旱作节水、动植物防疫体系、农业市场信息体系等重点项目的建立，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认真落实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启动实施农机化推进工程和农机深松作业补贴，加快推广普及先进适用农机化技术和新机具的示范推广力度，大力扶持发展农机服务组织和农机大户，精心组织农机跨区作业，确保农业机械化发展加快、结构改善、质量提升;积极探索推进经济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如强化经济农业示范区、示范园、示范点建设等。
3.加强科学技术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应用
农业的现代化，就是指农业的科技化发展，因此，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在农业生产中，充分的应用科学技术，才能真正实现农产品的高效和优质生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农业市场竞争力。首先，要加大对科技引进的资金投入，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实现农产品的现代化生产。其次，要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机械化的生产，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地区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所以，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就应该重视水利设施的建设，促进节水农业的发展，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4.加快生态农业的建设
当前，社会的发展中，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因此，对农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注重生态环境效应，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农业的现代化产生中，要加强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指导，坚持循环利用的原则，同时，发展新型的肥料和高效低毒的农药产品，促进农业的生态化发展。不同地区的土壤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要针对土壤的特点，开发专用肥，并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推动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建设。政府也可以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并进行奖励，鼓励农民进行生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
5.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
要实现农业经济的有效管理，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当前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普遍的素质比较低，专业性的知识比较缺乏，导致农业经济的发展比较滞后。因此，首先要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培训，提升整体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包括经济、管理和法律规范方面的知识。其次，要促进度对管理人员的技能培训，并有效的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同时，定期的对相关人员进行指导和培训，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为实现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
三、结语
当前，实现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可以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当前的农业现代化管理理念比较落后，技术水平比较低，而且农业发展产业链不合理，对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加强农业经济的管理，实现产业化的经营，加快生态农业的建设速度，注重对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这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内容，以此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
经济现代化建设篇6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9年多时间中，随着政府权力的强化，的主体状态开始由北洋政府时期的自由经济转向统制经济，并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的主体特征，这是许多者的一个基本共识。但是对这一转变的评价，则多有分歧；对其事实状况及其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关系，也不尽清楚。本文试图从经济化建设的力量结构的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这一经济发展态势及其基本状况作一些具体考察和。二、国家资本在和工矿业中的强化三、国家资本对业的控制四、民营的新趋势五、资本主义的总体程度和特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经过这一时期的已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化进程仍然处于低水平状态。产业资本所占的比重还是较低，工业化进程仍然比较缓慢，程度提高不大。就工业和运输业中的产业所占的产值比重而言，据现有1920年时分别为18．19％和50．47％；1936年时分别提高到32．46％和57．9l％，其中工业的现代化程度提高较大，但比重仍然不高；交通运输业中的现代化程度处于领先状态，但提高幅度较小，发展缓慢。就资本主义现代产业的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而言，1920年时为15．40％，1936年时为23．80％，同样反映了低水平状态。①
经济现代化建设篇7
【关键词】协调发展；国防高科技产业；全方位融合
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
（1）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要协调发展。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是解决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也是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独立和的关键所在。经济上不去，国防现代化也搞不好。确保经济优先发展，是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先决条件。要在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的前提下思考和谋划军队建设，使国防投入、军队数量与规模控制在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内。（2）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经济不断发展、国家对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的形势下，重视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安全保障能力，也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只有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才能更好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整个国家的安全利益，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3）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应当做到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加强统筹，健全机制，实现科学发展。一是处理好眼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既要着力解决当前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注重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整体筹划和长远规划，保持财力投入的连续性，形成科学的增长机制，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处理好经济保障国防与国防拉动经济的关系。实践表明，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搞好了，也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要进一步认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三是处理好军用与民用的关系。国防科技工业应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增强平战转换能力。不断调整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以及军品生产的规模，在保证国防高科技研制开发和军品生产的同时，将部分军用技术和产品逐渐转移到民用上来。充分利用国防科技工业实力雄厚、知识密集、技术储备量大等优势，大力组织对民用技术和产品的研制、开发，逐步实现由单一军品型向军民结合型的转变，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国防科技工业自身特点的科研生产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资源的军事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4）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仅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此，需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探索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解决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与关键性问题，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合，形成两者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机制。（5）从战略上搞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规划的协调与衔接。国防资源与经济资源应统筹运用，对那些具有通用性的资源，要尽可能做到军民合用。国家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大型公共建设、通信干线等基础设施建设中，也应当充分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求，符合战时军力部署、军事通信联络、人民防空和武器装备机动等方面的需要。实践表明，必须注重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兼容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搞好了，也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应注重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兼容发展。（6）国防建设必须在经济建设大局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军费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国防建设必须充分发掘自身潜力，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在提高国防建设效益上下功夫。要加强科学管理、强化质量效益观念，切实转变传统的人力密集型、数量规模型的管理模式，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战斗力，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努力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
二、结论
我国的国防建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将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进行。受国家经济实力所限，军费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我们不能同发达国家比国防投入，出路就是必须走出一条经费投入比较少而效益比较高，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的路子。结合我国国情，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要科学地把握好两者的结合点。
参考文献
[1]张先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n].报.2005-5-5
经济现代化建设篇8
关键词：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摸着石头过河”，到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自信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也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这一理想提供了现实的道路。确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不断地拓展、深化和完善，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和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一、“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的酝酿
1.“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从政治的高度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1]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据此，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体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两项指标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选择上偏重于“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上，这表明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重大意义认识的深化。
2.“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考
“一个中心”目标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建设就是单一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仅仅是经济目标，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出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甚至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加上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导致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此问题总结时，邓小平至少四次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他还说，80年代初就提出两手抓，但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4]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他指出，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5]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6]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不是与“一个中心”相互对立的目标模式，而是对“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的拓展和补充。“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中心，“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突出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如果说“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突出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那么“两个文明”目标模式，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标志着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开端。
二、“三大文明”目标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现代化建设篇9
[关键词]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摸着石头过河”，到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自信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也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这一理想提供了现实的道路。确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不断地拓展、深化和完善，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和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一、“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的酝酿
1.“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从政治的高度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1]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据此，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体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两项指标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选择上偏重于“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上，这表明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重大意义认识的深化。
2.“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考
“一个中心”目标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建设就是单一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仅仅是经济目标，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出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甚至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加上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导致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此问题总结时，邓小平至少四次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他还说，80年代初就提出两手抓，但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4]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他指出，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5]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6]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不是与“一个中心”相互对立的目标模式，而是对“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的拓展和补充。“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中心，“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突出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如果说“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突出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那么“两个文明”目标模式，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标志着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开端。
二、“三大文明”目标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1.“富强、民主、文明”到“三大文明”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十二大报告提出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中指明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虽然表面上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方面，但其中文明里面包含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内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里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目标明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合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
进入21世纪，世情、国情和党情出现了新的变化，使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实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解答。时代呼唤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必将引导实践迈向新的征程。我们党理论上一贯重视现代化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协调发展，更重视政治文明建设。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但是，实践中我们还是较多地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而很少提及政治文明建设。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任务的迫切性超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是在观念上我们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没有把政治文明纳入整个社会文明体系中来加以思考，而是把它放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将其作为它的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内容来加以界定，这就使得政治文明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没有充分地显露出来。致使几十年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集中全党智慧，在2002年5月首次明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这一“新的重大认识”，是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开辟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明观认识的新境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指导。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第一次明确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标志着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富强、民主、文明”与“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是高度统一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个远大目标，这里的“富强”，即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民主”即政治文明，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程度；“文明”特指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调发展，共同架构起人类文明的绚丽天空。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政治文明则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从“两个文明”到“三大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合格、不全面的现代化。
2.“三大文明”目标模式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政治文明作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体现着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水平和本质特征。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江泽民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8]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一种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政治文明现代形态最鲜明的特点和形式是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这必然要求我们党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略。江泽民正是在法治的意义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9]
党的十六大把政治作为文明的一个重要主体，使之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携手共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这是我国治国方略的一次巨大进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说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深刻了，把握更自觉了。
三、“四位一体”目标模式与目标模式的完善
历史的脚步没有停止，人类进行理论创新的活动就不能停息。迈进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的经验看，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处于这一发展时期，社会发展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由于政策得当，执政思想明确，从而引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由于政策失误，致使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使社会陷于倒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临界点”，如何面对这些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凝聚社会各种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是我们党需要解决的新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宽广的世界眼光，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设任务，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由以往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大文明”完善为现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社会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一方面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括，另一方面，又内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之中。不管是扩大或缩小社会的内涵，都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独立出来。社会的虚化，导致了现代化建设目标失去了最终关注的对象，即每个人生存的社会状况。社会领域的显性标示，不仅拓展了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而且为认识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具备六个方面的特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0]。从实际的工作着眼，这六条特征和要求又具体体现为九大目标任务：一是完善民主法制；二是致力“共同富裕”；三是构建社会“安全网”；四是强化公共服务；五是增强全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六是激发社会活力，打造创新型国家；七是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八是实现天蓝水清，与自然和谐相处；九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些特征和任务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和现实要求。
对“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的内在关系，胡锦涛曾精辟地论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11]讲话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四、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不断完善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过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30年。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由线到面、由面到三维空间、由三维空间再到四维空间，每一次探索的新成果都使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更加全面、完善，更加切合实际。这一过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对现代化的认识更深刻。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历史经验证明，实现现代化是所有国家走向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多年来追求的一个梦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且适时地确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推动我国现代化大业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远大目标不断地迈进。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第二，现代化目标更完善。30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抓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命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使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完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的目标模式，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三个文明”目标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从而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扩展为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现代化目标模式。
第三，现代化实践更深入。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必将引导实践深入地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和制定的，每一次目标模式的调整与改变，都与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对现实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的新解答。“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文化、科技体制的改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提出“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我们党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治国方略的改变来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确立“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社会建设问题凸显出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致力追求的目标。
第四，现代化成绩更显著。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不断深化，不仅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入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指导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全国小康扎实迈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我们党不断稳妥地推进着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不断完善，法制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保障，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基本确立。其他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稳步推进，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整个中国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景象。
实践没有止境，对现代化目标模式的探索也没有止境。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目标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的中叶顺利实现!
注释：
[1][2][3][7]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0，249，208，323.
[4][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6，144.
[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上)：28.
经济现代化建设篇10
目前，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发展方向。为了实现新农村建设发展，改善农民经济收入水平，加快城镇化建设，结合国家大力宣扬的城镇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治政策，在城镇化建设上大刀阔斧的开展建设发展，是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改变落后农村面貌的必然发展要求。随着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带动着农村经济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在经济发展核心上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经济发展格局，实现了对农村周围经济产业的带动能力，以及聚焦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
1.1我国城镇化建设重大经济意义分析
城镇化建设是当代经济发展大趋势下的必然发展形式，满足了我国在经济发展新时期的经济结构发展需求。为了带动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众多人口就业问题，发展城镇化建设是当下促进经济蓬勃发展的最有利手段。为了实现广大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促进了产业和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进而从根本上，实现了我国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经济发展要求。在国务院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经济重要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城镇化的建设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绝对性的积极影响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也不断随之整改、变更，为了迎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推动和大力发展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重要的转折点。面对经济发展结构做出新变化的关键时期，城镇化建设成为了扩大我国经济增长内需的长久动力核心；成为了我国经济实现更快、更稳发展的助推器；更是成为了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引擎。所以说，城镇化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更是当下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细化我国城镇化建设重大经济意义，包括以下几点：其一：城镇化建设作为扩大我国经济发展内需中最长期也是最稳定的经济战略核心，为我国经济实现稳健、快速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动力源泉。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实现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中的转移，并且在人口转移的过程中，大幅度带动了城镇的消费能力。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涌入对城镇发展的进一步需求，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筑设施建设、经济大规模投资建设等。城市化建设不仅能够拉动经济消费，还提高了经济投资规模。因此，城市化建设成为扩大我国经济内需的必然性发展之路。其二：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城乡结合发展的重要手段。大力发展城镇化建设，有效地将我国农村中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成功转入城镇，解决了城乡发展的经济差距，改革多年的三农问题也有了本质上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愿景。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战略时，想要加强城镇化的发展能力，只有城镇化建设规模足够强大，才可以有效地带动城乡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其三：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促进产业、资源向城镇集中的开发聚合点。城镇化建设对我国经济产业中的二三产业都有着密切的相互影响性：城镇化建设促进了第二产业工业化的繁荣发展；因为城镇化建设中自身具备的强大聚合能力，集聚了相当规模的经济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升级发展；城镇化建设在根本上决定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通过合理的城镇布局分配，协调了城乡的发展，在彼此带动牵引过程中，创造了更大、更高的经济社会效益。其四：城镇化建设，科学地改变了乡村的生活方式，为经济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升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城镇化建设的产业聚合能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产业结构上，还体现在大量的技术人才与现代化科学性信息技术文化的聚焦，为城镇化建设发展增强了决定性的市场竞争力。
1.2城镇化建设发展的现状梗概
随着城镇化建设发展意识的不断提高，在经济发展“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发展局势。在国家政策大力带动之下，城镇化建设发展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呈现白热化发展，城镇的生活、发展功能也与日俱增，为未来城镇化发展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随着城镇化建设发展的推进，逐渐开始形成了具有一定城市规模的人源、物源、资金源的聚合中心，增强了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我国城市中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为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但是就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水平来看，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现状主要呈现：1）建设发展速度快；2）建设不具规模；3)建设支撑力不足三大特点。
2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之路关系
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国家历史经济基础、科技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时间、发展政策、人口数量、经济人均占有量等等。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与发展阶段来看，目前实现我国经济走向更快、更稳的发展策略，便是解决城镇化发展建设。在时代经济的发展要求下，城市化建设水平与我国经济发展之路，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
2.1城镇化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论证
1975年，美国诺瑟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首次提出了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之路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正向发展关系。也就是在城镇化建设发展与经济发展中存在一种S型曲线关系，即城镇化发展水平高，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力强，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就越高。上述城镇化建设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这种密切相关性，说明了在发展城镇化建设工作中，城镇化建设进程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一味追求经济发展效益，忽略科学性的发展方向，是城镇化建设发展中的一大禁忌。判断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保持平衡发展关系，具体观察我国各大城镇化建设规模成果，可以清晰看到二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如果城镇化建设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同步，这种城镇化建设就是健康的城镇化建设。否则，城镇化建设发展水平高于我国经济发展，导致了过度化的城镇化建设，大批量农村人口纷纷涌进城镇，最终会造成严重的城市容积率负担，城市基础设施压力大、城市就业难、污染破坏大等诸多不良后果；城镇化建设发展低于我国经济发展能力时，又会造成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
2.2城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阶段
从世界经济历史发展情况来看，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充足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一片区域的城镇化建设发展能力水平处在较高层次时，其连带的经济生产要素集中程度也会相对较集中，经济发展效益也越高。同样，相反情况下，城镇化建设进程发展慢、规模小，城乡经济落差程度大，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情况也会承受相应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镇化建设迎合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在扩大经济发展内需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成果。城镇化建设直接带动了基建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产能过剩下的建材行业的发展。未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在扩大建设规模和数量的同时，对城镇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求也将进一步加深。所以，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势必会带动起建筑领域的经济发展，在城镇化建设发展配套的建设发展中，大大打开了对第二产业的经济带动力。并且，实现文化发展、交通发展、建筑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之路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动力。
2.3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我国经济消费结构的转型
城镇化的建设是实现将亿万农民向城市市民的重大转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过程对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力，继而产生了全新的消费模式，并实现了消费规模的大幅度提升。《2013-2017年中国在城镇化建设路径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经过城镇化建设后，农民的经济收入普遍出现了上升情势，并且，随着全国性的城镇化建设发展，文化追求、休闲旅游、娱乐等享受型消费能力也日益增强，真正实现了向现代型消费结构升级发展。
2.4城镇化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结构、资源配置上的优化职能
在我国经济发展之路上，长期存在经济结构发展失衡的严峻现象，特别是在我国产业发展比重上问题严重。作为超级农业大国的中国，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农业基础显得薄弱不堪，工业建设规模大但是实力落后，而城镇化的建设将大大改善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不利局势，城镇化建设中超强的产业聚合能力，很好地解决了工业、服务业、产品生产业的平衡发展结构。同时，在促进经济结构平衡发展之外，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资源配置上的优化职能，非常有利于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促使了经济的高效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3未来城镇化建设发展意见
推动城镇化建设更好、更快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之路带来更多社会经济效益，加强城镇化建设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3.1强化城镇化建设的认识能力
城镇化建设发展的过程，是承接了时代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必然发展过程，是提高众多农民百姓生活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建设更是成为了党中央、国家政府中十分重视的发展对象。早在2000年，我国政府就看到了小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经济地位，随即，颁发了《关于推动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书》，至此，城镇化建设开始了全面的发展，05年党中央全体十六大会议中正式通过了“十一五”建议，要求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建设发展进程。为此充分的认识我国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的发展。
3.2明确城镇化建设发展方向有利于经济长久稳定发展
科学、明确的城镇化建设指导方向，提高了城镇化建设发展的进程与建设质量，实现全面的健康城镇化建设发展，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3.3加强管理实现节约友好型城镇化建设
21世纪是对经济发展要求资源节能、绿色环保的时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时刻做到以环保施工、科学发展为核心。依法严格执行建设管理工作，在建设过程中，发现任何具有潜在风险性的生态破坏行为，做好第一时间的制止和拯救工作，城镇化建设发展可以进行二次施工，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修复，所以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规避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建设发展行为，妥善管理城镇化建设发展过程，为我国铺设出一条资源节约、友好型的城镇化建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