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1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乡发展城乡统筹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征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扬弃中破土而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城乡发展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深刻把握城乡关系的变化，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实践。
农村改革的启动（1978～1984）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党和国家从促进国家安定发展的高度，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是农村，改革要从农村开始。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了城乡关系和农村工作，选择了从农村取得突破进而带动城市发展的路径。在改革开放的政策选择上，首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被体制所束缚的农村生产力。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放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限制等，迅速打开了城乡隔绝二十余年的大门，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快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从1979年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连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喜气洋洋、国泰民安的景象。这一时段的改革缩小了城乡差距，使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放开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带来了农村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和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促进了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
城乡差距的新一轮扩大（1985～1992）
中国共产党将改革开放的起步点放在农村，主要是基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而考虑的。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农业、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里，城市虽然也实行了放开、搞活的政策，但大的体制机制方面仍未触动。为了全面推动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抛锚启程。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的政策重心此时转移到城市。
农村改革带动城市改革，对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邓小平对此有其深刻的认识。1984年1月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全体中外代表时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的讲话中指出：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城市改革大体上也要三年至五年才能够看到显著的变化。农村改革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城市改革能够搞好。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
随后，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由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局部改革，转向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此后从1985年到1989年，以城市为重点，党和国家主要进行具有探索性质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灵活的市场经济转变；从1989年底到1992年底，党和国家主要进行阶段性改革的调整、整顿时期，针对多年来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引起的困难和问题，进行投资总规模控制和确保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的调整工作。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双轨并存，且片面注重微观搞活而相对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造成了城乡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在具体的城乡经济政策方面，由于忽视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农业形势过于乐观，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导致了工农业发展比例明显失调。一方面农业投资减少，农民负担加重，农业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出现了新一轮的拉大。
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1993～2002）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政策目标作了细化规定。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破冰式的深入推进阶段。市场经济对城乡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但不同的是，城市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扶摇直上，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农村的发展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中萎缩，就连原来兴盛一时的乡镇企业也出现了萎靡不振的局面。城乡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分治的双重趋向。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2
首先，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可以带来最大红利的大事。
计划体制当初建立时，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和机会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时至今日，距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有30多年了，无论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协调社会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角度来看，亟需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因此，在党的十召开以后，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户籍一元化等改革与发展措施。这是关系到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第二，进行市场化改革，可以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行，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应当注意到，市场化改革距我们的目标模式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经济中，要正确看待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区别。健全、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基础，宏观经济调控虽不可缺少，但不能主要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治理经济，否则，经济活动越来越受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配，从而违背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的原则。另外，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和地位，不能像过去那样视企业为政府的下属单位和附属机构，不让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必须深化所有制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彼此既有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对手。
第三，实行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可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体制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为政府干预太多、自行运转机制不灵活、行业垄断性强、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创新能力差这五个方面。由于国有企业资本雄厚，上述弊端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同国有资本总额是不对称的。
按照正确的改革思路，应该把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改为国有资本配置的新体制，也就是要进行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今后，改造国有企业体制的着重点不在调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权限，而在于把它的权限规定为只管国有资本的配置，不再管国有企业的运作。国有企业尽可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其中又尽可能改制为上市公司。它们同其他非国有或非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一样，一律自主经营管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行使各自的权力和承担各自的责任。这样既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又有利于国有资本配置效果的增加，更有利于促进对国有资本已经进入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对自身业绩、设备更新、创新能力和盈利效果的关注。
第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急需推行的关键性改革措施之一。而我认为，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重要。
照理说，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结果，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市场机制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包括历史因素、经济生活中的行业垄断继续存在、计划经济体制对初次分配的工资标准和级差、劳动力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力量的极不对称等，所以，中国还不可能真正形成由市场调节作为基础性调节所谓均衡条件下的工资率。但是，初次分配却是导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且难以治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现阶段的中国，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点一定要放在初次分配上。
另外，二次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当前应是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即今后不应再存在“初次分配有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的怪现象。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3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改革战略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一种制度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方式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整体设计问题,仍是制度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制度变迁(改革)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总结。毋庸置疑,决定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这里面最值得人们总结的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改革战略。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复,大多数人盼望能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的说法,对初期改革战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且以包田到户这种形式出现。土地是一种比较单一和固定的生产资料,和每家每户劳动力相结合,就能构成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所有农户大同小异,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户这种农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包田到户和大集体相比,不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会给农民自由(这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分析农村改革的动力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种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时机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风吹,遍地改革悄然来”。
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当初的农村改革,除了惊叹它的历史影响外,还一定要看到它对以后中国其它改革所做的铺垫作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的推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农村还继续实行大集体制度,中国不会有几亿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担当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深化农村改革,这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统筹城乡改革为举措,深化农村改革的又一个突破。
二、“先易后难”改革战略
人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还能发现一个改革原则,这就是先易后难的改革次序选择原则。中国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容易,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给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如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承包经营制就是其表现,而且稳住了农村这一头,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个体户就是最早形式的“体制外改革”产物。中国城市真正大面积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这一改革在初期阶段比较成功,曾极大地调动了城镇企业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曾经困扰人们多时的双轨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国有企业全面推开了以承包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标志的改革,但双轨制问题未有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在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以后,双轨制体制问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迎刃而解。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经济改革很长一个阶段里,改革是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这类相对容易的浅表层次上进行的,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制等。这些改革相对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发的社会振荡也相对较小,不容易出大问题。真正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所有制调整与改革问题,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极易引起社会争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实际上这类改革是在经历了十几年“转换经营机制”后,发现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才不得不进行推进的。如1992年以后进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就触动到产权这类深层次改革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改革难度越来越大,“骨头越来越难啃”。总之,从“机制”性改革到“制度”性变迁的选择和转换,正是中国先易后难改革次序选择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改革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并且这一改革战略在以后中国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实行。
三、空间布局上的非平衡演进战略
如果没有当初创立深圳经济特区,很难想象今日中国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深圳特区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摇篮,随后有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区包括开发区,在中国30年改革进程中是浓彩重抹的一笔,今天回过头看经济特区包括开发区的建设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亚于当初的农村(包田到户)改革,它对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没有把握,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项崭新事业。经济特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块改革试验田,建立特区搞改革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广作用,如果失败了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显然是一个正确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经济特区和后来的开发区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孵化器。中国先后搞过沿海开放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区建设等,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进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又以城镇为中心,兴建开发区,以此向周边地区辐射。如此空间布局上的“雁阵式”(非平衡)改革和发展战略,已被事实证明对促进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现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实用性,都没有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具体途径。相反,中国筹划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的方案,区域布局方案,不仅具远见卓识,而且极具操作性。
与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再强化人们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打破这一教条需要智慧、勇气和胆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适当拉开差距,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起示范作用,以此极大地刺激更多的人发家致富,从而使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致富动机和社会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势释放出来。所以,改革开放战略太切合中国实际了。创设改革试验区,规划空间布局的梯度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然而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达到那些现展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仅就于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伟大。
四、以开放促发展促变化战略
近些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战略时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一项改革战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现代史教训后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从总体上融入世界经济,走出去引进来不仅可以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实现资源更高层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跨越技术发展的多个阶段),从而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是解释中国为何在如此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另外,以开放促改革也是中国30年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jp+1〗中国改革一开始大多是由内在需要推动的,即所谓“内生性”机制,但也有一些改革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动的,有人称它是经济改革的“倒逼”机制。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以及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是被迫要求“按国际规则办事”而逼出来的。据统计,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共修订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可以说加入wto,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算真正由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入制度化开放阶段。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有助于拓展改革思路,有助于借鉴并吸收其它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外开放后,人们会明显感受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认识国外先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属性;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中国旧体制的弊端,进而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所以,开放使人们打开了眼界,开放使人们杨长避短,开放使人们从“拿来主义”中受益,开放使人们拥有了世界市场,开放“督促”人们进步。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2]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深刻变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错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改革加以定性,这不仅是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解放生产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质。
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国家“颜色”发生改变,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历史后果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极富远见的。正是这一改革战略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走对了,而且也已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榜样。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场取向改革战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可以说相当曲折,并有诸多争论。但是,在最终确立这一改革目标之前,似乎有一点自始至终未发生太大偏离,这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坚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改革取向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说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历史进程,随着人们对计划经济种种弊端的反思,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经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须搞商品经济,而且只有搞商品经济,才能较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场争论当时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形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统一声音”的定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一提法应该说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目标模式选择上终于有了最后的定论,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把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4],凭着直觉揭示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们对市场及市场机制的认识显然比那时深刻得多。首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激励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产生这种激励机制,因为它抹杀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之所在,使人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而从事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创造,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量充分地激发出来。其次,市场机制具有高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环节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现扭曲和失真。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其距离短且及时,不易失真。由于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就能及时安排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第三,市场机制能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要素具有凝滞性,常常出现“货到地头死”现象,特别是在价格固定情况下,资源配置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安排,即实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充分流动,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资源得到真正最优配置。
七、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这一特征几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外许多专家及政府官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认定它是导致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第二,改革的艰巨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各行业参差不齐,要让全国的改革“齐步走”,不仅不合适而且根本办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个旧体制的重新调整,不仅要进行农村改革,而且要进行城市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第三,考虑社会稳定问题。改革一般会涉及利益调整,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矛盾,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渐进式改革战略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总之,渐进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色,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许中国要庆幸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但也不应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大胆推进新的改革。
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进称作是不平衡战略,把改革的配套进行称作是平衡战略,那么从总体上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战略要以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不平衡战略要以平衡战略为依归,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同时进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还表现在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防安全体制体制改革等,这同样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就是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
八、改革、发展、稳定三原则的战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应明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应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进步,惟其这样,经济改革才能深化,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是对发展理解的横向拓展,那么可持续发展则是对发展理解的纵向拓展。当前,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这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涵义。
应明确稳定是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发展就更谈不上。稳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并保持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以及有关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其次是经济上的稳定。经济稳定主要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丝毫不能大意。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当高。所以,稳定要保障社会稳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
观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忽视两个前提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日后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二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没有这一时期的成功、挫折、失败和反复,就难有日后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如果不看到这些,人们的判断将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4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这对于推进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意义
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既十分重要，又相当紧迫。
1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要求。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加快推进。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没有根本消除，工农关系不协调、城乡关系失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科学地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问题方面的经验，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中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任务，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工农、城乡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明确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方向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建立起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保障，因为制度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中央在这次《决定》中强调，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这是落实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的具体部署。只有从体制改革、制度建设上着手，建立统筹城乡发展、构筑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保障体系，才能从全局上、根本上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结构。只有在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个重大举措和部署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逐步缩小乃至最终消除工农、城乡差别的信心和决心，充分体现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2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当前，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统筹城乡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我们着眼于城乡全体居民，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发展改革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着眼于所有城镇乡村，重视把农村的事情办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繁荣和全面发展。只有广大农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农民各项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发展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只有尽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全面推进城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是实现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大任务。
3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当前，农村安定和谐面临许多压力，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加大，农民养老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需要加强，一些农民权益受到侵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村民生，抓住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抓住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问题的关键。我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措施，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使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使广大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4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社会建设全面展开，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扎实基础。但应看到，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增收的难度很大，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城乡面貌反差较大。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失也在加快，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更加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有的是在现实发展中形成的，解决起来难度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在农村；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只有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从制度上构筑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才能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全面进步，也才能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二、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举措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不懈努力。
1深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各项改革。一是要着力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根本动力。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看，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省直管县的体制，扩大县域发展自，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另一方面，继续深化乡镇综合改革，探索适合各个地区特点的乡镇机构改革模式。二是要深化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从教育体制来看，主要是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引导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配置，大幅度提高农村学生以及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要改革农村教育内容，逐步构建适合农村特点的教育体制。从就业体制改革来看，要统筹城乡就业，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业转向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向城市就业，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特别是取消城市招工的户籍限制。从医疗卫生来看，要建立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让农民得了病看得了病、看得起病。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来看，要逐步建立覆盖每一个农民的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低收入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同时要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采取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三是要深化金融、财政体制改革。从财政体制来看，要加大对县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建立对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机制，让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地方财政不受穷，农民种粮食不受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农民愿意种粮，地方政府愿意抓粮食生产，种粮大县的农业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得到更快地发展。从金融体制来看，大力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引导更多的资金能够进入农村，服务于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引导更多的生产要素诸如人才、技术流向农村，通过市场盘活农村资源。
2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考评体制和机制。引导各级政府在继续搞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时期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不科学，更多地看重GDp，过多地注重城市面貌和功能的改善。而城市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自然成为GDp的最大贡献者，城市无疑就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而且由于城市区域面积相对比较小，可以集中力量搞市容市貌建设、短期内就可以看到政绩。而农村面广量大，投资在短期内不容易见效，政府自然就不愿意将更多投资放在农村。要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地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需要转变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必然会引导各级政府把更大的物力、财力和注意力转向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5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这对于推进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意义
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既十分重要，又相当紧迫。
1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要求。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加快推进。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没有根本消除，工农关系不协调、城乡关系失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科学地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问题方面的经验，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中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任务，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工农、城乡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明确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方向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建立起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保障，因为制度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中央在这次《决定》中强调，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这是落实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的具体部署。只有从体制改革、制度建设上着手，建立统筹城乡发展、构筑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保障体系，才能从全局上、根本上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结构。只有在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个重大举措和部署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逐步缩小乃至最终消除工农、城乡差别的信心和决心，充分体现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2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当前，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统筹城乡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我们着眼于城乡全体居民，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发展改革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着眼于所有城镇乡村，重视把农村的事情办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繁荣和全面发展。只有广大农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农民各项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发展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只有尽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全面推进城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是实现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大任务。
3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当前，农村安定和谐面临许多压力，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加大，农民养老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需要加强，一些农民权益受到侵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村民生，抓住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抓住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问题的关键。我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措施，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使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使广大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4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社会建设全面展开，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扎实基础。但应看到，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增收的难度很大，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城乡面貌反差较大。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失也在加快，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更加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有的是在现实发展中形成的，解决起来难度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在农村；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只有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从制度上构筑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才能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全面进步，也才能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举措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不懈努力。
1 深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各项改革。一是要着力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根本动力。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看，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省直管县的体制，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另一方面，继续深化乡镇综合改革，探索适合各个地区特点的乡镇机构改革模式。二是要深化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从教育体制来看，主要是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引导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配置，大幅度提高农村学生以及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要改革农村教育内容，逐步构建适合农村特点的教育体制。从就业体制改革来看，要统筹城乡就业，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业转向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向城市就业，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特别是取消城市招工的户籍限制。从医疗卫生来看，要建立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让农民得了病看得了病、看得起病。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来看，要逐步建立覆盖每一个农民的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低收入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同时要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采取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三是要深化金融、财政体制改革。从财政体制来看，要加大对县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建立对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机制，让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地方财政不受穷，农民种粮食不受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农民愿意种粮，地方政府愿意抓粮食生产，种粮大县的农业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得到更快地发展。从金融体制来看，大力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引导更多的资金能够进入农村，服务于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引导更多的生产要素诸如人才、技术流向农村，通过市场盘活农村资源。
2 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考评体制和机制。引导各级政府在继续搞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时期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不科学，更多地看重gdp，过多地注重城市面貌和功能的改善。而城市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自然成为gdp的最大贡献者，城市无疑就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而且由于城市区域面积相对比较小，可以集中力量搞市容市貌建设、短期内就可以看到政绩。而农村面广量大，投资在短期内不容易见效，政府自然就不愿意将更多投资放在农村。要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地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需要转变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必然会引导各级政府把更大的物力、财力和注意力转向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6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利弊
一、户籍制度改革是各方需求的必然结果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基础之上形成的，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特殊经济、政治条件的产物，从上世纪50年代形成后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我国一项基本社会管理制度，在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财富尚不充裕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户籍制度在分配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现行户籍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现实的要求，其所体现的城乡居民二元管理、区别对待的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合理有序流动的要求相脱节，成为我国实现经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有序的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加速，各界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采取措施，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利之处
（一）实现城乡一体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同时，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并且进一步加剧和扩大了城乡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原有户籍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高成本、低效率。改革户籍制度可以使在人口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大大降低劳动力交易成本，劳动力资源将获得最佳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二）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农民市民化最重要的阻力是此前户籍差别背后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及机会的不均等，如今这一藩篱正在被打破，不仅仅有利于外地人，也有利于本地人，这是一个双向激励的机制。当前如此大规模启动户籍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增加人口集聚的机能，让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成为市民，这将会触发庞大的购房需求，各地城市的房地产业因此而重焕生机，也在事实上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三）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至关重要。我们国家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同等尊重，实现公平正义。因此，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社会肯定不是和谐社会。只有取消对公民身份歧视的二元户籍制度才能体现对全体公民的公平正义，才能真正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弊端
（一）加大城市压力。控制城镇人口机械增长是原有户籍制度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虽然城市化是世界性趋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村人口基数大，所以城市化速度过快是国力难以承受的。而户籍制度改革后，巨大的城乡差别使人们在居住地的迁移上存在着一种自发流向，普遍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愿望。如不加以控制，必然会导致城镇人口机械增长过快，出现“城市过度综合症”。
（二）危害社会治安。维护社会治安是原有户籍制度的又一项社会控制功能。公安机关通过户籍管理，对公民进行分层管理，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配合乡镇、街道和居委会，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积极消除社会上各种不安定的因素。户籍管理部门还在许多刑事案件的侦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户籍制度改革后，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使得城市居民的人员组成更加复杂，会给社会治安的维护带来一定的困难。
（三）影响农业生产。户籍制度改革后如果没有资金介入农业生产，不能形成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农业生产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局面，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耕地荒芜。即使经过市场经济来进行调整，也要三五年才能恢复正常，但这三五年的粮食可能就会出现大缺口，如果一个十多亿的国家出现了粮食大缺口，将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因此，如何保证废除“户籍制”后农业生产不受影响，这将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玮.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时空演进模式及其启示[J].人口研究，2011（5）：71-80.
[2]王阳.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变革的历史演绎与未来建言[J].上海城市管理，2012（2）：41-44.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7
一、 渐进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决策是在改革初始条件下的一下历史存在，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固而有着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改革之初，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在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加以修改和完善，另外我国经济改革也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渐进决策产生的必然。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
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二、 渐进决策的基础及特点
既然选择渐进决策为中国改革的指引模式也就应全面了解这一决策，中国渐进式改革决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基础上逐步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一）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起步，再逐步向城市推进。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农村拉开序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1979年在安徽、四川的试点和逐步扩大，演变为1982－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截止1984年底，全国有1.8亿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农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使中国能够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为整个改革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环境，对城市改革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1984年，改革在城市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展开。城市改革并非像农村改革那样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就经历了扩大自主权、两步利改税、全面实行承包制、转换机制等政策调整，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这种先易后难，从薄弱环节突破，再“啃硬骨头”的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和锻炼干部，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改革走大的弯路。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8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刚性户籍制度的软化是大势所趋。本文首先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然后，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一元制和二元制，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最后，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引言
现象一：据《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年初，河南、山东四位打工妹去深圳打工，被挤死在105次列车上。幸存者回忆车上的情形，“像被压扁的带鱼”。权威专家估计，1997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了1亿。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人户分离已达7073万人。
现象二：1999年高校毕业生的留京名额严格控制在15%以内。外企的进京名额异常有限，绝大多数在京外企只好招收北京生源。有人惊呼：“北京是北京市的首都”。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主要职能，它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生活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全面发展的需要，其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出现了诸如本文开始列举的种种怪现象。有人甚至认为，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在社会生活里的最集中表现，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户籍制度已经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系统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牵涉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本文试图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进行综合探讨。
本文的结构大体如下：
第一部分：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第二部分：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
第三部分：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阐述了两种方略的渐进模式，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局部改革
当今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建国初―1958年）、发展（1958年―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
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使全国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基本得到统一。
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
80年代开始，“农转非”政策发生变化。“农转非”对象逐渐扩大，控制指标有所调整，控制办法得到改变。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绿卡户籍制”。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
经过以上演变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社会功能，但其基本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项：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控制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户籍部门掌握着准确的户口资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确立，相对户籍制度的功能而言，户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等级身份效应；死水效应；怪圈效应；马太效应（请参阅二元制改革方略弊端）。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户籍制度改革方略
不少地区和部门以及一部分学者均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笔者认为，尽管这些改革方案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从理性分类的角度看，其改革方略不外乎两种：一元制和二元制。所谓一元制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所谓二元制，是指保留两类户口，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通过设置高低不等的门槛条件（经济、人口素质等）来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向、流量和流速。这样划分的依据，表面上是户口种类的多少，实质上是隐藏在不同种类户口内部的利益差别。从上文对户籍制度的定义可知，一元制改革方略与广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二元制改革方略与狭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因此，本文第一部分所叙述的狭义户籍制度的局部改革，无论是自理口粮户口，还是有效城镇户口；无论是小城镇改革，还是投资落户、购房落户、蓝印户口，都属于二元制改革方略的范畴。有些地区实行的蓝印户口，表面上是独立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第三类，但其利益较接近于非农业户口，根本还是要保留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利益差别，因而只不过是二元制的一种变形。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两种改革方略哪个更可取呢？下面，笔者从户籍制度需要兼顾的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三个价值取向逐一对两种改革方略进行分析。
首先，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
1．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两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国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此公约第二条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意即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即刻性”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写有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条款。1975年通过的《宪法》以及后来历次修改的《宪法》取消了这一条款，这是户籍制度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的体现。尽管这种安排避免了户籍制度与宪法之间的冲突，但在我国已正式签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现状既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在法理上也是一种欠缺。为了承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我国政府当然会有所行动。一元制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实行迁徙自由，它要由人口流动来决定户口迁移，而不是由户口迁移决定人口流动。相对于传统的户籍制度而言，二元制在自由迁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它只能使一小部分有经济基础、素质基础的优势群体获益，对于广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来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仍有漫长的路程要走。
2．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是，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类户口的划分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二元户籍制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甚至部分商品的供应等一系列的待遇具有制度化的联系。在这种利益分配的差距上，一方面，非农业户口明显优于农业户口。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另一方面，在两类户口的内部，仍有不同的等级，比如非农业户口内部就有大城市户口、中等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城镇户口等区别。不同级别的户口享有不同的待遇，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二是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二元户籍制在利益分配上的城市偏向，造成了不同等级的利益金字塔，也随之造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金字塔。长期以来，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北京人、上海人排斥外地人，都不能不说是二元户籍制的流弊之一。
三是在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中，户口自下而上的垂直迁移非常困难。而户口又具有世袭性，一定终身，世代相传。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所受待遇从投胎开始就已基本确定，除了招工、招干、升学等几条有限的途径外，再无例外。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势必引起结果的不平等。
四是投资、购房落户等条件过于苛刻，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户口的商品化。这些附加的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表面上不同于直接买卖户口，实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别，反而使户口买卖合法化、公开化。户口具有商品价值不但有损于户籍管理的严肃性，也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农民已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交纳了巨额的建城费，让他们重交不公平；现有市民入城时并未交建城费，让以后进城者交费不合理。
与二元制不同，一元制则实现了户口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获取利益的大小，不再取决于户口的等级，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同样优于二元制。
1．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人造成的，最基本的生产力是人，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素质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决定作用。而如果在户籍改革中奉行二元制方略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第一，从人才的培养上看。二元制下的人口迁移受到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画地为牢”，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迷信、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在封闭的农村得以蔓延，城市文明很少能辐射到农村，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高于城市，农村人口素质无法提高。同时，在缺少竞争的城市，城市人口也易养成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观念，不利于于其素质的提高。
第二，从人才的流动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条件。社会学的研究证明，社会流动的速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快慢。发达国家的人口年迁移率，一般均在10%以上，美国更高达25%左右。而我国人口年迁移率只在0.5%―3%之间。可见，二元制在迁移条件上设置的重重障碍，已经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有效配置，尤其对农村的优秀人才来说，要想脱颖而出难度是很大的。
2．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银行的报告《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中曾指出，人均收入与一个国家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传统的户籍制度由于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城市人口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较少依赖于人口的机械增长，大大减缓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固然要走自己的城市化道路，不能盲目发展，但户籍制度不解禁，必然减缓正常的发展步伐。请见下表：
人口城镇化的国际比较
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东欧亚洲拉美11%64%50%17%39%17%42%19%70%63%18%48%22%50%17%74%71%20%56%23%57%20%74%76%23%63%27%65%26%75%77%26%68%32%71%35%78%78%29%73%38%77%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1994年）
从上表可见，从国与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城镇化滞后的现象相当明显。尽管国情有别，但城镇化发展水平之低已经达到反常规的程度。例如，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6%，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预计到200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5%，增幅较大，但仍然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在两种改革方略中，二元制仅仅对一小部分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网开一面，本质上还是没有动摇传统的户籍制度，城镇化进程也不会因此而有较大的提高。由于城镇化的滞后，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大量损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3．二元制一方面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是因为：
其一，二元户籍制的城市偏向，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据统计，1959―1978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项就“掠夺性”地转移农业积累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继续为工业输血，1991―1997年农村就有20873亿元通过财政、金融和“剪刀差”流向城市。
其二，二元户籍制使9亿农民依附于有限的土地上，农业的规模经营难以实现，集约化程度很低，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下。作为原因之一，造成了“世界40%的农民仅仅养活了世界7%的非农民”的怪现象。
4．二元制设置的户口迁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沿海开放城市等发达地区采取这类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使“孔雀越发东南飞”，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缺乏人才和资金的情况则将更趋严重，从而加剧了两极分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构成危害。
最后，从社会稳定的维度来看，二元制则优于一元制。
1．二元制有利于抑制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传统户籍制的长期实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两类户口的分离与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一元制完全取消了利益分配的差距，既得利益群体――市民必然一时无法理解，从而产生不稳定因素。而二元制则基本上不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避免了社会的剧烈动荡。
2．二元制尤其有利于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理论――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thetodaromigrationmodel）指出，促进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预期的城乡工资差异，使人们作出移入城市的决策。这种预期因素包括：工资水平与就业概率。我国户籍制度的城市偏向，造成城乡之间的经济势差与社会势差巨大。据统计，1984年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续十年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84―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差从1.7:1扩大到2.6:1。1995年，1996年虽分别下降为2.5:1，2.3:1，但差距仍然巨大。城乡之间除了货币差异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货币差异。根据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可知，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按照一元制，不对人口流动进行有序化引导，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中出现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用基础设施不足、犯罪增加等现象。例如，尽管80年代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近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阻碍，我国农村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7年底达到1.4亿。而城市失业问题也愈发严重，1997年底城镇累计下岗职工达到2000万，占国有与城镇集体职工总数的20%。在这种严峻的条件下，按照一元制方略放开人口流动，必然给城市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再拿犯罪来说，北京近年来，外来人口刑事犯罪的比例直线上升，1990年为22.5%，1993年则高达43.6%。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行户籍制度使大量流动人口无法溶入到所在城市的管理体制中，使体制外生存的流动人口犯罪成本与收益具有极大的不对称性，这是流动人口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巨大隐患的重要原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更大，引力也更大。这一点已被现实所证明。北京、上海的日流动人口已超过300万，不少大城市也在100万以上。而大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已相当严重，城市病已相当突出。若不对人口流动方向加以控制，大量流动人口将集中流向大城市，城市病会愈发严重。
当然，二元制的稳定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二元制也存在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二元制加剧了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将危及社会稳定。此外，二元制也不利于农村的稳定。1亿多的剩余人口流向城市纵然会给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但同样的，若使其滞留在农村，无法安置，也会带来难题，必将危及农村的发展。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一元制和二元制各有各的优势、劣势。那么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三种价值取向之间的权数？在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哪种价值取向应该放在首要位置？
三、户籍制度改革方略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要以社会稳定为主导价值取向，户籍制度改革要采用渐进的方式。下面引进渐进决策模型。
最早提出渐进决策模型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型是对理性优化模型的批判，它把公共政策看作是对以往政策的不断修正。它有以下一些内涵：
1．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
2．决策者不必过多的分析与评估新的备选方案，只着意于现存政策的修改和补充。
3．渐进决策主义着意于目标与备选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使问题较易处理，而并不关心基础的变革。
4．渐进主义在面对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时，只着意减少现行政策的缺陷，不注重目标的重新改进，也不注重手段和方案的重新选择。
决策者采用渐进模型的原因如下：
1．决策者没有时间、情报(intelligence)或资金去调查所有的备选方案。
2．由于新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接受了原来政策的合法化。
3．对现存政策已经进行了巨大的投资（沉淀成本），如资金投入、组织结构、心理定势、行政实践等。
4．政治上的权宜考虑。
5．决策者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很少寻找“最好的方案”（onebestway），当他们发现“有效的方案”（awaythatwillwork）时，他们就结束了寻找。
6．在缺少公认的社会目标和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时候，多元社会中的决策者不会进行针对特定目标的政策变革。
可见，渐进决策模型认为，现实政策的制定对既有政策具有路径依赖。这一模型把稳定作为追求的目标，以量变为主，注重修修补补，而不是动大手术。
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的改革基本上采用了渐进的方式，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系统改革的一部分，特别是其中关涉面宽、影响大、敏感性强的一部分，在相同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特有原因的作用之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同样需要选择渐进的方式。户籍制度改革直接涉及城乡两大社会体系，是较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改革更深层的改革，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更应以社会稳定为价值取向。中国有12亿人口，相当于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人口大国如果靠自发调节，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仅此一点就决定了采用渐进模式，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选择。
一元制与二元制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性的分类，具体的方略选择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也可以考虑两种方略的不同组合。正确的户籍制度渐进模式选择，既不是简单、绝对的二元，也不是一元，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的呈渐进，局部、个别可以快一些，多数慢一些。不过，由于二元制改革方略是相对于狭义户籍制度而言的，缺乏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沟通，因而本身具有局限性。当二元制改革方略施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需要突破其本身的局限，向一元户口制过渡。因此，一元户籍制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二元制改革方略的主要做法是：在坚持传统的二元户籍的前提下，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迁移政策。一方面，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促进人才的适量、合理的流动，把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减到最小。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改革，让5万多个小城镇向农民打开门户，积极发展小城镇，然后再逐步开放中等城市、大城市，呈阶梯状向前逐步推进。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本身的各种改革，都属于这一方略的范围。
一元制改革方略主要做法是：首先要逐步淡化城市偏向，逐步取消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先改内容后改形式，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户口簿、身份证、出生证为主要证件的户口管理办法。户口簿具有证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法律效力。身份证是16周岁以上公民的身份证明，出生证是16周岁以下公民的身份证明。把以户管理为重点，转向以人管理为重点，最终实现开放、动态的户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早已进行。定量商品粮供应制度已基本取消，双向选择的劳动就业制度已基本建立，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也已起步，住房制度改革刚刚开始，为一元制的推行创造着条件。当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条件也不同。因此，强求步伐一致，搞“一刀切”，并不可取。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允许各地实行不同的改革方略。大体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距不大的地区，可以考虑试行一元制改革方略，其他地区则主要加快推行二元制改革方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二元制户籍制度逐步向一元制户籍制度过渡，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
后语
以上三个部分是笔者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及其选择的部分思考。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国对公民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变严格的户籍管理为宽松的户籍管理是大势所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重大，应以稳定为前提，逐步创造条件，把握时机，循序渐进，从而早日实现兼顾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三种价值趋向的户籍制度。
注释
《我国人户分离已达7000万》，中国信息报，1997.7.30
《冲破“铁篱笆”――关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调查与思考》，经济参考报，1997.2.2
李玉峰，《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城市，1995.4
丁水木，《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功能及改革走向》，社会学研究，1992.6
李培林，《“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可行之路》，东方，1994.3
朱新武，《把农村资金还给农村》，中国国情国力，1998.8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陈淮，《1998：就业形势的回顾和展望》，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4
thomas?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pRentiCeHaLL,1972
杨遂全，《中国人口法律制度研究》，户口迁移与流动人口论丛，1994年版
参考文章
万川，《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中国人口科学，1999.1
任文，《市场经济下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国人口科学，1999.1
谯远侯铁军，《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规模经济》，人口与经济，1999.2
辜胜阻成德宁，《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镇化》，经济经纬，1998.1
人口研究编辑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人口研究，1997.3
俞德鹏，《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困境与出路》，江海学刊，1995.4
牧野郑衡，《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追溯》，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5.3
李玉峰，《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城市，1995.4
张庆五，《有关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公安大学学报，1994.3
辛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动态》，政治与法律，1994.4
田鸣，《中国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差别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行政管理，1993.
俞德鹏，《时效户口：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条思路》，社会，1993.7
丁水木，《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功能及改革走向》，社会学研究，1992.6
参考书目
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建民胡琪，《中国流动人口》，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陶文达等，《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韩德培等，《人权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田雪原，《大国之难――当代中国人口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9
关键词：深化户籍改革制度；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户籍改革是解决城乡二元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下的户籍制度改革却不是非常完善，值得政府和社会的深刻思考。户籍决定了人民生活的大部分，它捆绑了很多的东西，例如：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
一、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我们思想的引导者，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面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预测，一个是城市工业迁往乡村而实现乡村工业化与非农化；一个是农村经济中自发形成的乡村工业化与非农化。[1]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他贯穿了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我国在深化改革时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马克思认为应该废除私有制，其认为私有制存在的根源就是城乡的对立问题，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消灭城乡对立。他们在对农业中的小生产方式和改造做出分析，认为小农业的生产方式是依靠家庭劳动的个体经济，而且没有前途及其落后的生产方式，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资本主义农场排挤和取代，在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它需要被改造成为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在我国为了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最根本的就是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从1958年国家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我们国家就通过户口身份来区分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的政策。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是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保持国内经济长期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而对于人们来说，确实烙在人们身上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深的印记。户籍改革，迫在眉睫，我们要找到一种替代性的人口管理手段，去保证人口能够正常的顺序流动，这才能提供正常社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二、我国户籍改革面临的困难
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和发展，它是让农业支撑起城市，农业服务于城市的一种经济体制，它是一种将公民分化为城市人和农村人的不平等的体制，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波的工业化体制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劳动力市场，农村剩余大量的劳动力对现在的户籍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政府在一系列的重工业产业的下对劳动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没有办法转移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剩余的劳动力只能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在国际竞争的激动的挑战、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内需不足等问题，全民意识到了户籍制度的改革的共识，已经变成了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简单单的将农民转变为城市人，而是改革附加的计划经济的户口管理制度上的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户籍制度体现出来的弊端越来越突出。我国的现行户籍制度主要的弊端有：配置失衡、制度、角色错位、管理缺位。
由国务院下达的各省市政府、公安部协调配合的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可是时至今日，仍旧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就是没有解绑附加在户口本上的各种利益和权益。尤其是区分城乡人口、实施不同待遇的职能，而种种弊端阻碍了现在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前进。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过快增长，许多人都冠上了“城市病”，在建国初期，人口在城乡之间是自由流动的，农村人口大量的向城市涌入，给城市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和压力，居民的就业、食品的供应、农业劳动力的流失都是不良的现象。而改革开放的控制人口的迁移的制度就导致了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划分，而在社会的不断的进步中，旧的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越来越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大城市的拓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补充，导致了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将流动人口排斥在他们的城市之外，限制了农民及流动人员的就业选择，恶化了社会制度环境。
在现今的社会里很多农民工长期在大城市打工，却享受不到此城市却得不到与同在城市的本地户口相同的待遇，导致了有病没法医，农民子弟无法享受到国家赋予的同等教育的权利，贫困的甚至连上不起学，各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差更是大。虽然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实施了一定的政策，如：在就业上，不许限制户口的招工情况；在社会保险上，社会救助体系机制不断扩大；在教育上，希望工程等大型扶持活动也在进行；在住房上，我国也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廉租房制度；在医疗上，全国已达到全部覆盖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些政策同时进行的情况下，城乡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户口的问题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它已经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三、户籍制度改革仍需进行
城市化的滞后，第三产业的不发达，我国产业结构有着严重缺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农民增收困难，城市体力劳动力缺乏，导致了我国刚刚买入小康水平的初级阶段就出现了问题。解决户籍制度问题面临严峻挑战。[2]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逐步放款户口迁移的限制，解决土地问题和劳动就业保障问题是我国提出的改革措施。
我国的学术界为了解决户籍制度的问题倾注了很多的精力，也得到了颇为丰富的成果。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该把户籍下面所覆盖以及捆绑的东西释放出来，以得到所有地区的平等与协调。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在调整着户籍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还调节了人在市场经济规律上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国民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上，建立统一的城乡统一劳动力的规章制度，让所有人知道在哪里工作，只要是出的是一样的劳动力就会获得相同的报酬和待遇，这样会少了很多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迁徙别的城市居住和生活，地域环境各方面较差的地区可以增加保障和权利，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不会因为子女教育及社会保障而受到局限。其次就是迁徙自由制度，它也许在过程中会很困难，但是一旦实施起来，将对公民是最大的平等，不会因为农村户口而不能在城市里买房，要进行一系列“农转非”的计划管理好户籍。要尽量弱化户籍背后的利益关系。要保证农民的一切权益得到保证，各类户口的不一致性和不统一性要解决。[3]
户籍制度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管理制度，借鉴国外的户籍管理制度对我国户籍改革模式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所以所涉及的户籍管理制度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户籍管理体制健全，管理也是主体分工明确。很多国家是由内务、司法部门管理。在西方户籍在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能够确定人的出生、死亡、出生日期、出生地点等。而且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在迁移制度上管理是非常宽松的，公民可以自由的迁移居住地。而在外出旅行和公事办理上，只要携带居民身份证，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没有户口管理机关的束缚，更不需要办理户口迁移等手续。
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直接的户口准入制、蓝印户口制和居住证转办制，现在上海又实行了积分制，现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规模都在根据自己地区情况的不同而进行着户籍改革制度，我觉得首先应该从中小城市开始，由于大城市与乡村差距较大，短时期内不可能达到一定距离的缩短，而将乡村和中小城市捆绑起来，一起发展，才能共同发展，根据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地方政府的发展结合起来。而作为北京、上海这种已经接近甚至超出人口承载能力的大城市，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户籍方面的改革，应该在控制人口的情况下还要做到最大的平等，首先应该向农村和中小城市的人获得更多的利益，使一部分人放弃进入大城市的想法，进而减少人员的集中，还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限制一些在社会上劳动力，减少社会需要的劳动力，也会减少人员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还可以为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经理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或者更大的社会保障及福利，而农村户口在“农转非”的条件下还会失去其农村承包地的代价，再此之上还要让更多的城市人进入到农村，引进人才改造农村。（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科学预想与中国当代实践郑春芳郜世奇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北京100025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北京100088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篇10
【关键词】户籍制度；城市化；附加利益；二元经济；一体化
一、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
我国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从氏族部落起就有统计部族人口的历史了，商朝开始有人口登记制度，西周创立登记人口的办法，以后各朝代也都有类似制度，如秦朝的“什伍制”、唐朝的“坊村分治”、宋代的“保甲制”等。
（二）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建立背景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之际，适逢美苏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政治孤立及经济封锁政策。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6.1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占70%，而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这种状况使中共清楚意识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的唯一途径。而当时中国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现代化工业只占10%。一五计划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①这种工业化模式需要控制城市人口的增加，保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并将农业的经济剩余提供给工业，保证国家工业化所需资金的来源，给国家的工业化创造条件。
（三）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演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也在发生变迁，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新中国刚成立，此时的户籍管理政策着重户籍登记管理职能；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户籍制度进入第二阶段，政府主要着重限定人口自由流动，尤其对人口的城乡流动行为进行严格约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户籍制度进入半开放时期，政府逐渐放宽了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将户籍制度的重点放在相关的利益分配上，主要涉及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诸多权益。
二、户籍制度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
建国初期，我国的户籍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限制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二元户籍制度与不断改革的经济基础越来越不适应，产生了诸多弊端，对人口城市化的阻碍作用愈加明显。
（一）阻碍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
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调节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而劳动力的流动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的流动，而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由于户籍制度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城市户口劳动力市场和外来劳动力市场，市场的自由竞争规则被破坏，劳动力资源不能在市场中得到合理配置，损害经济效率，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的顺利进行，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
（二）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户籍制度将农村劳动力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民在城乡利益博弈中几乎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偏向城市的各项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同时也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5：1，1995年为2.47：1，到2011年上升到3.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与户籍制度相联的城乡居民劳动就业、教育福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二元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三）强化了城乡居民的身份等级差别
我国的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成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形成地位不同、权利不等的两大社会群体。虽然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但在家务农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而城市居民享有的低廉的福利住房、全面的社会保险和丰富的就业机会都是农村居民望尘莫及的。现在农村居民虽然可以进入城市工作，但依然改变不了其弱势地位，他们成为中国独有的一个社会群体——农民工。户籍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加大了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心理对抗，成为城市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影响了城市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四）降低了人口管理的效力
现行户籍制度在户口登记职能方面继承了计划经济时代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条件下的静态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频繁流动的现实需求。由于大量的非户口迁移活动被户籍迁移统计排除在外，我国人口迁移的规模被低估，公安机关对此无能为力，从而形成人口管理真空地带，为社会治安管理埋下隐患。现行户籍制度在人口统计和人口管理方面造成的混乱，不利于城市化进程中宏观政策的制定、实施，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路
当前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差距日益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应该定位为在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基础上，彻底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消除附加在户籍上的特殊利益，强化人口信息统计和管理职能，最终实现城乡居民的平等，以有利于农民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近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尽快打破户籍管理二元结构，按照在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一体化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一方面，逐步放宽对户口迁移的限制，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落户条件，引导户口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行自由迁徙。另一方面，逐步剥离各有关部门附加在户籍上的诸多其他职能，弱化户籍隐藏的利益权利，完善户籍管理工作的法制化。
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确保户籍制度改革顺利进行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对人口的容纳力也各不相同，因此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路是各城市依据自身的需要制定相应政策，逐步放宽准迁条件以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户籍制度的改革应当根据城市等级而循序渐进，按照小城市——大、中城市——特大城市的顺序，层层升级，要因地制宜、逐步改革，并且需要针对不同类别的人口采取不同的政策。
（二）加强户籍立法，为人口迁徙构建完整的法律框架
根据宪法赋予公民的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权，加紧制定户籍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条例》已不能适应当前的人口管理需要。在户籍改革中，要先制定户籍法，才能确保这项工作有法可依，依法行政。为消除城市保护主义的倾向和规范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政策，可以考虑在户籍法起草、修改的过程中，在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造成全民参与的舆论氛围。这样，既有助于人民意志的表达，同时也可以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规范各地的政策，大力推进户籍改革的进程。
（三）宣扬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提高全民的平等意识
在过去长期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在心理上是排斥农村居民的，这不但造成了农村居民自卑和城市居民的自大心态，还导致城乡缺乏相互尊重和平等意识。应该正确引导，彻底清除城市中心主义的影响，提高农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制意识，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创造在城市中生存发展的条件。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要使全民族的人权、民主、平等意识得到整体提升，从而充分开发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四）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
虽然我国目前还无法构建覆盖全民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但可以尝试采取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实现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有序衔接。具体的做法是：对于长期居住在城市且有比较稳定的工作或收入来源的农民工，应该给予其放弃在农村的承包土地以换取城市户籍、享受城镇社会保障的权利；对工作和收入尚不稳定的农民工，可以考虑较为灵活的制度：在其有工作时，由所在企业与个人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社会保险，并将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参考文献：
[1]茶洪旺.中国户籍制度与城市化进程的反思[J].思想战线，2005.
[2]陈斌开；陆铭；钟宁桦.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10.
[3]陈永梅；肖志勇.从户籍制度看中国农民权利缺失[J].发展研究，2010.
[4]李涛；任远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J].南方人口，2011.
[5]苏志霞.中国户籍制度城乡福利分配职能辨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6.
[6]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
[7]王红扬.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J].城市规划，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