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1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发展；重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外知识产权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而我国仅仅发展数十年，中国企业如何在市场占领一席之地，知识产权保护将是企业保护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也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一、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以技术和专利为主导的争夺战中，中兴、华为等中国成功“走出去”的领先企业也频频遭遇外国公司发起的专利侵权案件。提醒了中国企业重视知识产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而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1、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据统计，2013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申请42.7万件，获得发明专利7.9万件，这与我国几百万家企业的总数相比就很少了。这一情况表明，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仍然薄弱，许多企业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的“非知识产权”的状态。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容易陷入知识产权纠纷中去。
2、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及制度不健全
当前，许多企业没有制定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也不完善。一些企业只是申请专利，而没有将知识产权与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结合起来。大多数企业缺乏知识产权管理团队，未能形成规范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3、企业运作知识产权的能力还很低
目前，中国企业普遍重视有形资产，比如厂房、设备、产品等，而对专利、商标、版权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认识还不够。没有将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开拓市场、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企业的知识产权停留在保护层面，没有最大化的实现知识产权价值。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的重要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专利不应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漂亮数据，而是企业创造价值，牵制对手的“武器”。2011年，谷歌以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的交易中，有55亿美元是付给了摩托罗拉的专利和成熟技术。2013年12月，中兴通讯、华为应诉iDCC“337”调查案件终以大胜告终。此次中兴通讯和华为的获胜，表明了只有重视知识产权才能使企业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和建议
1、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企业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培训，提高员工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充分调动员工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和水平，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降低企业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从而保持和巩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
2、构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企业要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配置专业管理人员对知识产权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管理，从而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企业还要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起草制定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要求，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贯标工作，逐步建立起系统化、规范化、常规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从而提高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能力。
3、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企业知识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做好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保障。企业要制定知识保护制度，如专利制度、商标制度、著作权制度、商业秘密制度等相关制度，分别对管理模式、工作流程、侵权监控、权利保护、绩效考核、教育培训等方面加以规范化。同时要制定一系列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和奖励措施，规范管理制度，加大奖励力度，提高员工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4、培养知识产权人才团队
知识产权人才是一种复合型人才，不但要求具有理工与法律的专业知识，还要懂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是企业永恒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根据实际工作的内容配备和培养知识产权人才，可以有效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也可以避免各种法律纠纷，实现人才培养和企业增值的双收益。
5、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优势
企业要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的知识产权战略，为技术研发找到明确的方向，为专利布局提供合理的建议。知识产权战略能有效的推动企业创新，维护自身知识产权合法权益，实现知识产权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不仅是企业固守阵地的保护盾，也是其开疆扩土的利器。
6、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信息资源
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要善于利用专利文献等知识产权信息资源，了解该产品技术领域状况，选择最优化的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路线，从而使自己开发的新产品具有技术先进性，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对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产品或者技术，要及时申报专利，得到国家法律保护，从而有效保护发明创造成果，独占市场。
四、结束语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促进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法宝，企业只有不断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学习并利用好知识产权规则维护企业自身的权利，才能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李铁宁，罗建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文献综述[J].山西科技，20012，（06）.
[2]焦贺娟.浅议加强企业专利管理与保护[J].企业活力，2010，（10）.
[2]吴汉东，胡开忠.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博远，项沐.国外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比较研究[J].中国石化，2011，（06）.
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2
【关键词】风力发电机；新增装机容量；累计装机量
1中国风电行业总体规划及市场现状
根据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国的风电建设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90，000兆瓦的装机容量，到2020年实现150，000兆瓦的装机总容量。这一目标是通过对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对外做出的“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15%”的承诺倒推得出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对化石能源严重依赖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实现这一承诺需要把目标分解，分别制定出水电、风电、核电等各类可再生能源的规模比例，最终分到风电上的装机容量目标就是2015年90，000兆瓦，2020年150，000兆瓦。
与世界诸多国家一样，在中国的新能源发展版图中，风力发电已然成了“顶梁柱”。为了更好更快地按计划达成上述“承诺”目标，中国政府在上述基础上继续在对风电行业实施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以华能、大唐及国电等中国电力巨头为首的开发商，继续在大力开发着一个又一个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场，这一切都为中国风机制造商提供着持续的市场需求，同时也使得中国继续着风电行业发展的传奇。
政府对于风电行业发展的大力政策驱动及明确的行业发展规划；政府对于风机国产化比例限制以及相关风电项目招标要求中对于外来竞争对手的软条款限制（虽然这一点将随着中国入世以来对wto相关规则的深入实践逐渐淡化）；资金实力雄厚及电力行业背景强大的风场开发商（各电力巨头）源源不断的项目开发制造的市场实际需求；等等……诸多的利好条件，不断地催化着中国风电行业及中国风机制造商的快速发展和急速“膨胀”。
如上文提到的，这些中国风电龙头企业的产品在国内都已先后申请得到自主知识产权及不同数量的技术专利，然而，当他们试图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的时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只看到国际市场的市场机会，并且制定了野心勃勃的海外市场扩张计划，却在海外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申请及相关的国际性技术认证方面明显滞后。
2中国风机制造商的海外市场开拓中的知识产权盲点
世界各国政府对于风电发展的大力政策支持引发的诸多市场机会；远远低于欧美主要竞争对手的制造成本；相对日渐成熟的制造、服务、技术水平；日益充足的高质量海外营销及管理人才，以及在世界上日益高涨的中国经济政治影响力和声誉，这一切对于中国风力发电机制造商“走向海外”，看似已经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然而，如果对风电行业的发展特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不难发现，假定把上述的这些条件称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里的“万事”，可那“东风”却似乎还颇令人迷茫，并且觉得遥遥不知期。这“东风”到底又应该包含哪些因素呢？简言之，除了与风电行业的特征紧密关联的“资金”和“技术”因素之外，知识产权保护是另一个看似模糊却实际更为关键——往往是“一票否决”性的因素，具体地简单分析如下：
其一、资金：在中国，风电场基本全部由有强大资金实力的各个国有电力巨头投建、运营，他们一般都有比较充足的资金，哪怕需要融资，由于他们本身的电力业务背景，银行也非常愿意提供贷款、融资。
然而在国外（如风电市场比较成熟的北美和欧州），大多数的风电场的开发商一般自有资金都比较有限，从而都不得不寻求银行、投资机构或者其合作伙伴的融资支持。而取得融资支持的核心条件之一就是对所采用的风机的技术、质量及运营维护（一台风机的标准运营年限通常为20年）提供可靠的评估和证明。而这对于起步较晚、在海外几乎没有任何“运营记录”的中国风机制造商要取得国外融资机构对他们生产的风机提供融资，无疑难度是巨大的。这就使得中国制造商在接洽诸多海外项目的时候，在融资事项上就使开发商望而却步，无法推动，直到放弃或者被其他已有多年良好风机运营记录及融资记录的欧美竞争对手抢了去。由于无法协助开发商取得融资渠道，已经成了诸多中国风机制造商与订单失之交臂的痛楚之一，从而使得他们的成本优势及前文所述的诸多“优势”便成了不堪一击的“maybe”。
其二、技术：在国内的风场开发中，由于政府大力鼓励采用本土制造的风力发电机，同时由于主要开发商本身的实力及其对于因风机质量问题导致的风场运营风险承担程度，以及一旦风机出现质量问题，风机制造商要提供服务相对容易、成本也低，等等各种因素，导致开发商对于风机质量的要求相对于欧美国家的开发商要求要低。只要能达到国内相关机构的认证许可，然后在价格、服务方面能到达开发商的要求，基本上就可以被顺利采用。然而在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海外市场上，开发商对于风机的技术认证要求及当地的相关技术法规要求与国内大不相同——准确地说，是技术要求比国内要高很多。
其三、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风机制造商而言，这里所说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上文提到的技术专利的国际性保护申请。如前文提到的，上述主要的中国风机制造商在开发自己的新产品的时候，基本都在产品真正批量生产销售的市场上之前就都在国内申请并得到了诸多的技术专利，然而对于国际技术专利的保护，他们往往都是在海外销售过程中遇到客户要求产品在当地有技术专利保护，或者是在当地遇到国外竞争对手提出技术专利争议之时，才意识到自己在海外技术专利保护方面的薄弱意识和工作滞后。第二是企业的商标、品牌的国际性保护申请。如前文所述，主要的中国风机制造商近年均已先后在海外重点市场设立分支机构，然而他们往往都忽视了在商标、品牌的保护申请，甚至在注册分支机构之后都迟迟没有申请商标、品牌保护；更不用说在进入目前市场前，对本企业的商标、品牌进行系统的保护申请，这对于可能的品牌、商标被恶意注册而导致无谓的法律纠纷并直接影响市场开拓，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和风险。
3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及解决方案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且浅显的逻辑：虽然中国政府对于本土的风力发电机制造商以及风力发电场的开发商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并且在风力发电机组出口退税、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关税，以及对在华外资风力发电机制造上争夺中国风机订单时的一些软条款限制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贸易政策支持。使得中国风力发电机制造商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长足迅猛的发展，然后当他们开始走出国门争夺海外市场的时候，在上述提到的“资金”、“技术”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如果不得到全面的规划和彻底的解决，他们离预期的国外市场开拓目标，将总有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更不用说试图取得类似于他们在国内取得的那种短期的飞速发展，而且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严重滞后，为各种潜在的国际法律纠纷及国际市场开拓障碍都埋下了诸多隐患。
所以，这些问题，尤其是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中国风力发电制造商在寻求海外市场扩展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至于前两个问题，本人认为可以通过政府出台更好的配套贸易政策，如通过从风力发电机制造、风机国际海洋运输（目前真正有能力承运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国际运输的中国物流公司仍是凤毛麟角）、海外风电场基础建设、吊装及运营整个相关业务链条进行相关政策支持；从税收等政策手段上鼓励中国有实力的相关企业和投资、融资机构与中国的风力发电机制造商通力合作，凭借成本、技术优势，以及强大的外汇储备，不仅输出中国的风力发电机设备，更要输出中国在风力发电行业的建设、运营管理及服务、运输等配套业务等方案来解决资金问题；通过政府统一的相关技术认证引进等贸易政策支持，以帮助中国风机制造商尽早取得系统的相关国际技术认证和认可等方案来解决技术问题。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则更为根本的是企业要提高相关的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意识，并且对海外市场开拓有更好的全局观点，进行系统布局，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先行于市场行为。具体的，可以有几个方案：一是在前期市场研究并决定进入某个目标国家市场的时候，在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同时，对产品的技术专利、商标、品牌的保护申请，同步进行。二是通过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申请机构，结合企业对于相关国家的风电行业的判断，在各潜在市场进行系统的技术专利、商标、品牌的保护申请，然后再根据具体的商务、业务计划目标，逐步在各目标市场设置分支机构、开展具体的营销工作。这个方案看似成本投入较大，但当我们考虑到这是为了企业从长远去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为长期的市场开拓铺路，并从而避免将来可能的无谓的且可能更耗时耗资金的国际知识产权纷争。
衷心希望中国的风力发电机制造企业能够有更强更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真正成为有“国际性”意识的跨国企业，并为中国大型制造企业的真正走向“国际化”树立榜样。更希望中国的风力发电行业能早日从颇令人沾沾自喜的“偏安一隅”的“繁荣”中，稳步地走向世界，使中国早日从一个新崛起的风电大国成长为真正的长期持续发展的风电强国！
【参考文献】
[1]BtmConsultapS，internationalwindenergyDevelopment（worldmarketUpdate2012）2013.03
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3
一、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是党和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状况，在总结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律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
主动适应新形势和服务大局的必然选择。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环境资源约束更加明显，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时代，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更加突出，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形势更加紧迫，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才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司法本质属性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律的内在要求。司法保护具有稳定长效优势。通过司法保护知识产权，可以很好地避免行政保护可能形成的执法弊端。司法保护具有明确规则优势。司法保护不仅能够解决纠纷，还能够基于裁判文书的公开性和说理性，明确法律标准和阐明法律界限，划定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行为界限，为处理类似纠纷以及行业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依据、指导和参考。司法保护具有终局权威优势。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环节和最后的救济途径，具有终局的救济效力，较之行政保护更具权威性。由于司法所具有的上述优势，知识产权权利人日益把司法保护作为维护权益最值得信赖的途径。
尊重市场规律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客观需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注重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尊重市场规律，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搞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调配合。知识产权是私人权利，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资源和重要武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由权利人自主发动，很好地契合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市场属性和竞争属性。司法有着严谨、规范、公开、平等的程序规则，通过司法途径保护知识产权，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对于明确公开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具有根本性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体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司法是法治的重要体现和象征，司法工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更加凸显。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人民法院不仅负有知识产权民事保护和刑事保护的司法职责，还负有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的司法监督职责。强化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规范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重要体现，是知识产权领域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树立大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司法保护是国际通行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性机制，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推行司法保护为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有利于我国融入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进程，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有利于我国发出中国声音、把握话语权、参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制定，有利于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提高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
二、制约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这一战略决策提出以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但也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
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模式有待优化。我国法律确立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模式。在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之初，“双轨制”模式充分利用行政力量，满足了在较短时间内建成有效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需要，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日益成熟，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增多，“双轨制”模式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不断显现，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之间的关系，正确厘定两者之间的职能范围，做好协调配合和相互衔接。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有待修改完善。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的发展和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的不断提高，现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一些与实践和需求不适应的环节和方面逐渐显现。比如，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原则、一般规则及其重要制度、重要概念等未予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未对侵权人形成足够威慑;知识产权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与知识产权行政无效程序的各自分立，严重制约了司法保护效率;现行专利商标确权程序定位不科学且过于复杂冗长，等等。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有待健全。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但仍亟待改革和加以完善。一是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和刑事审判相互分立的审判模式不尽合理，难以形成保护合力。二是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尚待完善，技术类案件上诉审法院不统一，难免出现裁判结果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情况，影响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质效。三是知识产权法院各项制度均在探索当中，其运行效果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四是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保护临时措施运用不足，影响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当前，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快速增长的司法需求。一是知识产权法官服务大局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部分知识产权法官对新法律、新知识和新审判领域的学习研究不够，应对审判热点、难点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司法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廉洁意识、为民意识、公正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利益意识有待强化。部分知识产权法官对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形势了解不多，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利益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国际视野还需进一步拓宽，参与和引领国际知识产权司法前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既需要立法的修改完善，又需要司法的改革调整;既需要人民法院积极采取行动，又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底层探索。
调整优化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模式。逐步优化以司法保护为主导、以民事诉讼为主渠道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加强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和衔接。合理确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执法事项和范围，将有限的行政资源集中于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严重侵权行为。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司法监督，严格规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对执法行为的程序审查和执法标准的实体审查，依法纠正执法错误。积极引导行政执法的调查取证、证据审查、侵权判定等向司法标准看齐。
修改完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加强知识产权立法的衔接配套，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明确知识产权在民法典编撰中的定位。以修改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机，参照商标法的规定，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知识产权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与知识产权行政无效程序各自分立的体制造成的诉讼效率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赋予人民法院在民事侵权诉讼中审查知识产权效力的司法职权。改革和简化专利商标确权程序，明确专利商标确权纠纷案件的民事纠纷属性，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专利商标确权案件中的司法变更权。建立知识产权案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设置完善的程序和规则，赋予当事人披露相关事实和证据的义务，确保最大限度查明案件事实。增设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和举证妨碍制度，明确侵权行为人的文书提出义务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强化实体和程序制裁，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
不断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推动建立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协调机制，提高司法效率，统一司法标准，发挥整体保护效能。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完善工作配套机制，形成保护合力。研究和推动建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作为专利等技术类案件的上诉管辖法院，有效统一裁判标准。强化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中的引领地位，落实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完善各项诉讼制度，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化审理程序和审理规则，抓紧研究制定技术调查官制度。
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政法队伍建设的指示精神，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要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严明政治纪律，提升司法能力，改进司法作风。知识产权法官要着力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坚持司法为民，切实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司法的“正能量”;着力提升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坚守法治，秉公执法，从实体、程序和实效上体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着力提升业务能力，加强对新法律、新领域、新技术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着力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完善体制机制，确保司法廉洁。
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利益意识。强化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内外发展变化趋势，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4
论文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产权意识
我国的国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在这种背景的滋生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文化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消费结构的调整也促使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以来,这个低耗能、高收益的新兴产业更是迎来了发展的高峰。然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可喜可贺,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中尤以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最为值得重视,因为它是文化创意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我国应当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进而保障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高速发展。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概述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我国目前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并不存在官方的定义。多数所谓的定义都是许多学者结合“文化”的概念提出了自己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独到见解,这其中历经了“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再到“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其实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衍生出一种新兴产业,它是以创造力为核心,强调一种文化因素或主体文化,通过创意、技术和产业化的方式,由个人或团队开发和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文化创意产业是新兴的朝阳产业,因而必定具备其高速发展的优势与特征。首先,文化创意产业具备高附加值的特征,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收主要就是依靠人脑的创意,这种方式既不消耗自然资源也不浪费过多能源,真正的实现了投入少、产出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低碳生活被倡导的今天,这种产业方式具备较高的附加值;其次,文化创意产业具备高知识性的特征,传统文化具备了知识面大、层次广泛、高素质要求等特性,而文化创意产业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性创意,这就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知识性;第三,文化创意产业还具备高风险性的特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市场需求,极为细微的市场变化也可能会导致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文化创意产业具备的高收益性特点使其难以避免高风险性。
(三)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同“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一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通过2003年出台的《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可以得知:文化产业大体包括音像业、影视业、网络文化业、文化旅游业、文化娱乐业、文物、艺术品业、艺术培训业和图书报刊业等9大类别。而2004年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则将文化创意产业的活动分为六类: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文化用品生产和销售活动;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传播服务;相关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和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活动。无论对内涵的理解如何不同,文化创意产业内涵的核心始终都是“文化”,更准确地说是“文化”的创新。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
创新和创造力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所在,而知识产权制度正是从产权和法律的角度对人类智力创造活动进行激励,由此可以得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之上。
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文化创意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智力成果诸如软件、动漫、作品、歌曲等财富都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一旦这些智力成果公布于众,一些不法分子可以很容易的对其进行复制。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网络时代,各种迅捷的媒介传播更是为这一现象的发生提供了方便。种种现象更使得人们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是难以替代的,一旦知识产权保障力度不足,原创人员的整个创作过程包括设计、研究、制作过程中所有智慧和精力的耗费都将付之东流;其次,文化创意产业要想得到良好、稳固的发展必将依赖于产品品牌的建设,产品创意只有与品牌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文化创意产业才能够进行可持续性的发展,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塑造的根本保障。基于以上两点,可以说文化创意产业是建立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之上,一旦文化创意产业缺乏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那么这个朝阳产业也必将走向消亡。
三、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陆续签定了大量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同时也在国内修订和颁布了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了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是新兴的、高速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还是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国尚没有针对性的立法规范,而企业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是相当单薄。
(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遍单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客观环境上看起步相对较晚、在市场机制中宣传力度不足,相关企业并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范围,不能够正确运用知识产权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反之也不了解自身的一些行为是否对其他企业造成侵权。从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观来看,我国文化创意发展以小规模企业为主,它们缺乏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关注对自身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普遍认知度较低,无法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对于企业及文化创意产业的真正作用,进而造成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单薄。
(二)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侵权行为日益严重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其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具有成本较低且易被复制的特征,一旦创意成果,极易遭到复制,盗版或其他侵权行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我国当前许多文化创意企业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更谈不上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等,在法律角度上进行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的操作性不强。正是因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在知识产权的管理、运营方面存在较大的盲区和漏洞,使得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侵权现象更加泛滥。
(三)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产品自主研发性不强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底蕴不够充分,多数企业不具备进行自主性研发的实力,其自身的创意产品竞争力低下且抄袭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林林总总,笔者就以我国的动漫产业为例进行分析。国外动画片占据着我国90%的动漫市场份额,我国的多数动漫企业发展的重心并不是将着眼点放在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开采挖掘上,而是以仅依靠帮助国外动漫公司加工的产业方式来赚取微薄利润。例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题材却为其他国家所用,并在中国的市场中大肆掠夺市场份额,赚得满堂彩。而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产品自主研发性较差,就导致相关企业无法获得自我知识产权,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知识产保护。
四、如何解决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难题
(一)树立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础之上,知识产权保护是其不断发展、占领市场的重要保障。因此,国家要有意识地引导创意企业,使企业重视自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工作,完善知识产权相关管理制度,制定知识产权工作规划、计划、管理办法,在文化创意产业的研发、设计、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进行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从企业自身来说,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企业要重视版权、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的保护,加强自我保护机制。企业应将版权登记工作摆在第一位,版权保护是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龙头,虽然自动保护原则是版权保护的主要特征,但为了摆脱其自身的不易举证、保护力度弱等缺点,企业要切实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要主动进行版权登记工作。商标保护也是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因为它是一个企业的重要标识和品质保障,对企业的商标进行注册能够有效的维护企业的形象,防止企业商标被恶意抢注,避免被不法分子破坏文化创意企业的产品形象。
(二)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必须依赖于政府及相关职能管理部门。首先,政府应完善相关法规、简化行政程序、降低保护成本、加大监管力度、提高保护效率。比如完善知识产权登记制度、创意产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对创意产品实行“身份证”式管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的网络服务平台等;其次,要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将权责明细划分,合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杜绝各自为政,政府各部门应与各级司法机构、版权经营机构彼此间协调配合,保障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的有序环境;再次,政府要从宏观角度进行全局的统筹规划,制定科学的、可持续性的创意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划,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弥补自身的不足。
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5
(一)当前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缺乏反映和概括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的特有范畴
自tRipS协议签订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开始进入以私权保护模式为最主要保护方式的历史阶段。尽管tRipS协议在序言中宣示以“认识到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标，包括发展目标和技术目标;还认识到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国内实施法律和法规方面特别需要最大的灵活性，以便它们能够创造一个良好和可行的技术基础”为其政策目标，甚至引为协议的正当性来源，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属私权”［4］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处心积虑地在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确立下来，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保护方式进行知识产品倾销来实现知识资本利润最大化，并辅之以文化霸权的推行来干涉他国多元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以排除基于人权保护考量而产生的防止知识产权滥用之合理规制，侵害了以共同体自足权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宪法权利要求。因此，学界认识到我国的实情是解决现行知识产权与人权冲突的基础，开始反思这一问题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努力。在《文化多样性公约》公布的前后，学者们分别提出“法益优先说”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和自主文化发展选择说”。“法益优先说”主要盛行于《文化多样性公约》公布之前。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出于公共利益的目标，出于对宪法权利的尊重，在一定情况下应对知识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证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理利用”［5］，要求通过法益优先的标准来进行利益衡平，以期消除知识产权对人权保障的消极影响。如果仅就学界通行的知识产权的合理性特征而言，此种学说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就知识产权的本质而言，这种主张事实上仍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私权，不足以窥知识产权人权保护之全貌，往往对公共利益的救济只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程度。与之相近似的，还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性主张，即“在知识产权领域进一步明确共有产权制度是保护知识公共性的必要措施”［6］，其与法益优先说相比在于看到了知识公共性(准确的来说是知识共享性)的特征，但由于其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表面，人为地在知识产权之间树立所谓资本主义知识产权和共产主义知识产权的高墙，并没有明晰知识产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的归属。
“文化多样性保护和自主文化发展选择说”提出于《文化多样性公约》公布之后，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在《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启发之下，对“法益优先说”只能被动地救济公共利益痛心疾首，提出“知识产权致力于解决智力成果的保护而忽视智力源泉的弊端”［7］，不足以承载文化多样性的国际保护需求，也不足以抵抗知识产品输出大国对知识产品消费国的文化霸权，并深刻地认识到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因此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其核心的，并借助集体人权和第三代人权(发展权)的视角来分析自主文化发展选择的正当性。这种努力就解决知识产权属性不明引起的理论困境极有意义，其力图在人权的视野下协调知识产权和少数权利及共同体自足权的冲突，有利于摆脱知识产权保护的纯私权保护方式，为明晰知识产权本质属性提供了科学的思考进路，然而由于其对知识产权客体认识的不明，妨碍了其进一步思考。此外，这种基于国家文化理论，虽然力图依托共同体自足权为理论基石来解决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道路选择自主性的需求，但如果仅仅以国家文化理论为理论框架，而不挖掘其深刻内涵，容易遗口实于反对《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国家，在实务层面上也确实存在着以美国为代表所指责的滥用《文化多样性公约》来侵害本国公民人权和艺术自由的可能。此外，此种观点不利于看到美国这种指责实质上是为消除《文化多样性公约》对知识产品自由贸易的妨碍，重申其一贯主张的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论调，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垄断知识本身，加大知识产品输出，以牟取知识产品利润最大化。造成这种理论缺陷，而无法直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知识垄断资本输出国要害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对知识产权客体认识的不明。尽管其为解决知识产权属性不明引起的理论困境做了重大的努力，但在知识产权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仍然不能明确。
虽然其已经认识到“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8］，“知识产品:精神产物财产化”［9］，但并没有从中推导出知识产权的客体实质上是知识产品，仍然受知识产权是财产权的一部分(无形财产权)的影响，认为知识产权之所以通过财产权受保护，源自知识是财产权对象的依据，其暗合了知识垄断资本家垄断知识的目的。此外，其还提出“知识产权不仅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国际人权”［10］，并通过知识产权的公益性和合理性对此展开论述，但仍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应侧重一体化，不应过度强调本土化。因此，即使从其已经朦胧的意识到应对知识产权的本质进行多维度解读，即“从价值目标和制度功能的多维角度出发，可以对知识产权的本质进行不同的描述;在私人层面，它是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在国家层面，它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度选择;在国际层面，它是世界贸易体制的基本规则”［11］，再加之缺乏对反映和概括当前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的特有范畴的提炼，因此仍无法真正跳出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窠臼。因此，在当下已成通说的知识产权理论框架之下，欲解决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本质缺陷，存在着理论支持的不足。惟有明晰知识产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的归属，提炼能反映和概括当前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的特有范畴，才能促进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人权保护冲突的真正解决。
(二)知识权能够担当和反映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的理论使命
如前文所述，个人自由不应被狭隘地界定为个人专有权。同时，“人使自己区分开来而与另一人发生关系，并且一方对他方只作为所有人而具有定在。他们之间自在地存在的同一性，由于依据共同意志并在保持双方权利的条件下将所有权由一方移转于他方而获得实存。这就是契约”［3］48。因此，将知识产权视为私权而无限扩大，是“作为特殊意志，而与自身，即作为自在自为存在的自身相殊异而对立的。这就是不法和犯罪”［3］48。也就是说，无论是以tRipS协议为代表所确立的通过自由贸易保护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还是就各参加国本身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构建而言，由于其侧重于对知识产权所有人的保护，在实质上造成了知识商品消费者在公平的条件下获取知识及知识商品的客观困难，进而严重妨碍了人权的实现甚至波及到以共同体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自足权，并突出但不仅仅表现在对公共健康、传统知识保护、落后国家科技进步等权益的危害上。因此，知识产品在现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异化为知识商品，被跨国知识垄断资本所操纵，达到垄断知识、进行知识商品倾销、牟取知识商品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的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概念，仅仅是指知识产品受益权，属于宪法权利的下位范畴，即宪法学的普通范畴———宪法权利具体化之内容，不足以反映和概括知识保护运作的实际状态。因此，知识产权作为“精神产物财产化”［9］，也就是狭义范围的“知识”的财产化，必须对其进一步抽象。知识是什么，学界众说纷纭，有信息说，有主观映象说，有认识活动成果说。尽管各有侧重，然而就其共通性而言，其都在于对人的有用性，也正是这种有用性使知识产品成为商品;此外，知识还具有于人的必要性，即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德性即知识”，认为知识就是人的本性，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智慧之火，是属于共同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财富，是人类向神性发展的工具。直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知识的产物———知识产品才开始凸显出个人解放，反对封建特权的私权属性。然而，知识本身并没有异化为知识所有人独占的对世权利之客体，其本身仍属于共同体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共有财富，仅仅只是将知识所有人的权利客体(知识产品)异化为知识商品，并在此之上建立了知识商品拜物教，才扭曲了对知识的认识，也使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产生了危害人权保障的消极影响。正是这种对人的有用性和必要性，使知识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来保障人权的真正实现，可以说就概念层面而言，知识产权作为宪法权利在私权范域的衍生性权利远远早于其经验层面的产生，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宪法学普通范畴的内容。因此，可以将知识界定为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是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包括经验和由经验扬弃而来的理论。
从以上对知识的界定可知，就知识产权而言，事实上知识产品而非知识本身才是知识产权的客体，而知识则是知识产权上位概念(知识权)的客体。因为，就经验层面而言知识产权最早是作为一种封建特许权出现的，这种特许权事实上是对基于封建王权予以合法授予的知识产品垄断权;而知识产权的上位概念则是由其发展而来的一种独立的、成熟的权利形态，已经脱离了私权的桎梏，而发展成为宪法权利的重要内容是人权的具体内容，其在逻辑层面的位阶高于知识产权，属于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内容。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情势的变迁，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的知识产权不仅不足以促进人权全面保护，反而在tRipS协议主导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人权保障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应该提出知识权的概念来与财产权、劳动权等宪法权利的重要内容并列，丰富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外延。此外，知识权在此处指的并不是西方所谓知识权或所谓社区知识权［12］，而是将西方所谓之知识权包括在内。所以，知识权作为宪法权利的重要内容，是宪法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存在物而言与人权存在的时间相始终，是人权价值的普世性与实现方式的时空特殊性的统一，并依托共同体这个概念而存在，解决的是共同体每个成员公平获取知识的权利，以及为社会组织和共同体主体公平的获取知识提供可能，促进少数权利的保障和共同体本体自足性的巩固。而宪法权利则是反映和概括当前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特有范畴，体现了对宪法主体获取知识的保障。
二、知识权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重要内容的价值和意义
就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言，其实质是对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保护，其目的是要实现知识商品利润的最大化，而非知识共享最大化，甚至以阻碍知识的传播与获得为手段，来实现垄断知识牟取暴利之目的。正因如此，《多样性文化公约》签订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资本输出国对公约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而主张对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应进一步开放对知识商品的自由贸易。但tRipS协议主导下的这种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仅仅只反映知识权的私权属性，并不能反映知识权的关于人权价值的普世性与实现方式的时空特殊性的统一，客观上造成了知识商品消费者在公平的条件下获取和选择知识及知识商品的困难，实际上妨碍了宪法权利的实现。
因此，欲真正解决当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人权保护的冲突，就必须提出知识权概念来满足共同体多元文化选择和自足之现实与理论需要。具体而言，知识权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重要内容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如下:
首先，知识权以人权的普世价值为其终极价值追求，否定以私权属性代替人权属性的自由贸易价值趋向，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公共利益；垄断利润
［中图分类号］DF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1-0163-02
1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价值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是指基于人的智力创造性劳动成果依照法律所产生的权利。有学者把知识产权定义为“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提高我国产品的工业附加值,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形象,树立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知识产权保护。我国有一批成功企业,如华为、中兴、比亚迪等,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已经十分巨大。2010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正从制造大国走向创新大国,因此,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价值。
1.1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鼓励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调动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创新者在创新的过程中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成本,并承担产品上市后的风险；另一方面,知识特有的共享性决定了它可以轻易地被复制和传播,其自身生存能力的脆弱性决定了政府的干预和保护,防止和制止别人非法占有的任务就必然由政府承担。政府的成本在保护得力的情况下,可以由相应知识产权产生的税收收入弥补。如果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则会严重挫伤创新者的积极性,也会造成资源和人才的流失。
1.2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促进经济繁荣
随着科技向生产力的迅速转化,商品、服务价值中所含知识产权比重日益增加,人类智力成果在经济繁荣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于明确赋予知识创新者以某种特权,让其对自己的成果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独占权。依靠这种独占权,可以获得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在激发创新者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实现了社会的利益,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这是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最基本的理由。
1.3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
知识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保护知识产权有助于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知识产权保护为智力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传播提供了法律机制,使智力成果能够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知识产权交易制度的确立,促进了知识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利用,达到知识技术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和惩处,既是对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保护,也是对市场竞争的规范管制。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据tRipS协议,我们尽快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2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其实践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知识产权领域的利益冲突愈加激烈,微软的价格歧视和捆绑销售案件、南非公共健康危机事件等都凸显出知识产权保护和禁止滥用在平衡协调利益冲突中的必要性。
2.1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的冲突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为社会公众实现信息共享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与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在法律框架中,知识产权代表的是个体利益,是私权的一种,而信息资源的共享是法律赋予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是公权的一部分。两者在现实中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
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制和知识产权的共享,是直接基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首先,知识产品的创造活动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必然要对前人成果进行兼收并蓄,这时,知识产权的创造者如果以独占权阻止他人对该产品的再创造就有悖于对社会科技发展的追求,在法律制度中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限制以及适当共享知识产权显得更为符合社会公众利益。其次,发展公众教育和保障公众健康也是各国普遍推行的公共政策。在保护知识产权人的个人权利的同时,不应该使这个知识产权成为妨碍公众受教育和健康保障的阻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冲突――作者或所有者及其子孙后代的权利与社会公众在获取人类文明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同样,这也会产生一个冲突,“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利用”。
2.2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每个人都有权保护其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与物质利益,也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参与社会文化知识,以享受艺术和分享科学的进步与利益”。一方面,限制知识产权创造者的利益,甚至规定绝对限制私权的制度,这种做法完全剥夺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大大挫伤了科学技术研究者的积极性。苏联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出于国家需要曾经在立法中作出类似规定。另一方面,绝对地将知识产权视为个人的财富而排斥社会利益,或不加分析地允许知识产权人完全自由的行使其权利,这种做法可能有损社会公益。后者,在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健康危机方面体现颇多。知识和技术是应当由私人企业为其个体利益所垄断,还是应当促进社会发展,用于帮助减少贫困、饥饿和疾病,已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知识产权具有私权性质的同时,还具有公有性和共享性。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来看,知识产权具有个人创造性和社会性的特点。一方面,知识产权产品中深刻体现了创造者的个人风格,是个人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又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任何一个知识产品都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扬弃的结果。因此,不能将知识产权视为个体的绝对性财产。
2.3垄断利润和技术进步的冲突
技术进步可能形成垄断,也可能打破垄断。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为了谋取垄断利润,知识产权所有人通过继续创新来保持其垄断地位,这时垄断利润是以技术进步作为前提和保障的。有时,由于关键技术的掌握形成事实上的技术垄断,进而为了垄断利润而放弃或阻碍技术进步,或者主观阻碍先进技术的使用,这时,两者是冲突的。正如微软案件中一审法官杰克逊指出,“微软占据的市场份额过大,且其对市场的占有是通过对参与竞争设置过高要求实现的；由于这种参与竞争的障碍,消费者缺少对产品的可选择性,而阻碍竞争也就阻碍了技术创新”。竞争机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即在竞争中那些低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而高效率企业和优质产品则能够长期立足于市场。因此,这会迫使厂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通过发明或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来降低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而在垄断行业中,由于进入壁垒的存在,垄断者无须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只要靠排斥和限制竞争者的进入,就可以长期坐享超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厂商往往缺乏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因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垄断往往被认为是阻碍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技术进步正是打破垄断的重要手段。
3如何化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必须认识到,维护权利人的权利并非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终极目的,鼓励技术创新和维护公共利益才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宗旨。化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应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福利的一致。
3.1以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信息资源共享
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不会产生更多的、更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的共享又能够促进广大劳动者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改进、更新科学技术。因此,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利益应当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心,这也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保护知识产权也就是在保护信息共享,也就是在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根本上就是要从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上入手。
3.2个体利益保护应以不违反公共利益为前提
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形成共识,但在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种保护与社会公益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平衡。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止于法律层面,更与产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着不同的水平,皆由国情决定。对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所提出的要求,必须以我国国情为立法前提。具体而言,我国专利法既要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给予药品以专利权保护,又要建立有效的强制许可制度和明确专利产品使用的例外情况；既要顺应基因技术的发展潮流授予基因专利权,又要严格审查基因发明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并注意基因资源的保护；既要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加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又要规定相应的合理使用制度与法定许可制度。
3.3以限制知识产权滥用打破垄断利润
技术创新活动以及成果的应用,可以形成产品市场的合理垄断,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合理垄断有可能转化为不合理的非法垄断。“番茄花园”一案,成功的让微软公司转移了人们对其垄断行为的关注。通过针对盗版市场维权指出其“垄断”是知识产权维护不力的“被迫垄断”,是国内的非法行为导致的表面层次上的“被迫垄断”。在番茄花园长达5年的盗版期间里,微软公司视而不见,此种态度让人怀疑微软指控番茄家园侵权的背后,有滥用技术优势,借盗版开拓市场,从而垄断市场的嫌疑。我国《反垄断法》对于知识产权的滥用进行了概括的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番茄花园一案明显涉及了知识产权滥用的相关法律。因此,以立法的方式细化此类规定,协调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着实必要。
4结论
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7
关键词：大数据；知识产权；优化策略；大数据技术
知识产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等具有法律效应的权利人，通过其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标记、信誉等，根据法律规定享有的特定有效期内的专有权利[1]。智力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形式多样，如各种发明设计、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经营标记则是指在商业中使用的名称、标志或图像等。随着大数据时代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的保护受到冲击，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行为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保护产权人的专有权利，需不断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才能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创新创造力量的不断发展。
1大数据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1.1大数据的特征
大数据所涉及的资讯信息规模已超过市场主流软件工具的能力范畴，而大数据技术可在合理时间内对大数据进行信息检索、分析和处理，为企业、组织或个人决策提供有效的精准信息。因而，大数据技术的核心在于，从庞大的信息数据库中快速获取精准信息。大数据具有数据种类多、数据容量大、数据价值高和处理速度快四大特性，与传统数据相比其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职能领域，对海量数据信息的挖掘及运用已经成为企业、组织及个人重要的决策助力。预示着比如在医疗健康领域中，“新冠肺炎疫情趋势”项目可搜索分析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情况，追踪疫情的精准度高达97%；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百度与乐视合作开发的国内首家新媒体板块检测平台Cpm1Live，采用30台数据服务器，可同时处理1000小时以上的视频或音频文件信息[2]；在政府的社会监管领域中，通过民生经济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为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实践数据支持，有助于实现社会监管的精细化和高效性。
1.2大数据技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促进
1.2.1充分挖掘知识产权信息，避免侵犯产权行为的发生在专利技术的研发阶段，产权人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深入挖掘专利数据库中知识产权信息，再做出投入资金和申请专利的决定。而在专利技术的申请阶段，产权人则可利用大数据技术，预测分析专利申请的顺序。此外，在专利技术的许可或销售过程中，产权人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明确知识产权的保留及出售项，从而实现知识产权经济效益最大化。如果需要购买外部专利技术，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所需购买专利的覆盖范围进行比对，尽可能节省专利技术的购买成本。1.2.2促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变革，实现知识产权自动化管理企业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主要分为知识产权注册申请、知识产权分析和知识产权的许可交易三大模块，采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减少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中重复性高的操作，从而实现企业知识产权的自动化管理。企业只需要聘请资深知识产权管理专家，结合大数据分析工具，便能高效管理企业知识产权，可减少企业内部知识产权人才资源的配置，从而节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人力成本。
1.3大数据技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
1.3.1数据信息的指数级增长，加大知识产权的创新开发难度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更新飞快，知识产权的数据信息量每18个月就能实现翻倍，比如部分发达国家在过去50年时间内，专利数量翻了整整3倍，会使得知识产权所要求的新颖性难以达标[3]。在大数据信息以指数级增长的形势下，知识产权的创新开发难度越来越高。1.3.2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提供工具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侵权等违法行为提供了便捷的工具，比如在互联网社交网络中，企业、组织及个人的隐私信息很容易被用于谋取非法利益。在大数据时代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更具隐蔽性，大量的数据信息被用于各行各业各领域，极容易产生信息的交叉重叠，可能侵权人在无意中侵犯他人产权而不自知，使得产权人陷入维权的两难境地，而且产权人通过信息的传播追溯侵权人，并获取侵权证据的难度都非常大。而且，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侵权行为也难以界定。比如利用大数据技术提炼信息，再对信息进行分析整合，从而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注册申请知识产权，这就可能会侵害与该产品相似的原产权人的合法权利；再比如，企业采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竞争对手企业的网络信息，了解到竞争对手企业的产品技术研发成果或动态进展，领先注册申请相关知识产权，会直接侵害到竞争对手企业的经济利益。这类侵权行为频发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数据的获取比较容易，而且利用大数据的运算技术会增加侵权的发生概率。1.3.3大数据的开发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冲突大数据的发展依赖于已有数据不断融合新数据，进而扩充数据库的信息量，不断增加数据库中信息的价值。只有通过信息的广泛传播，才能使得数据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在大数据开放共享的同时，不可避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发生，因为产权人对自身知识产权产品具有垄断权，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这与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具有一定的冲突性。
2大数据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
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激发全民的创新意识，为此国家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尤其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如果创作者的创造价值即知识产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无法获得其在研究、创作和生产中应有的投资回报，被他人侵犯其知识产权而蒙受经济损失，将严重削弱创作者们的创新积极性。因此，知识产权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存根基，如若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即使国家出台再多鼓励投资等优惠政策，也将难以调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导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无论是文化创意产业，还是制造行业，知识产权对于行业发展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3大数据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3.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仅仅是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有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良性的尊重知识产权氛围，全社会才会更加尊崇创新创造精神，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文明和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各行各业中占比较大，缺乏知识产权管理人才，更谈不上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以及制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因而中小企业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只重视对创新产品的研究、设计和开发，却往往忽视对创新成果即知识产权的保护。此外，因为部分中小企业人力和财力资源有限，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发展，可能会抄袭或篡改竞争对手企业的创新成果，缺乏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还有部分中小企业在知识产权受到侵犯时，因维权程序复杂、耗时长及成本高而放弃起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不良风气，尤其是在广告、建筑、设计、时尚、影视等创意行业中抄袭侵权现象更是频繁发生[4]。
3.2知识产权保护法不完善
3.2.1现有的知识产权法体系，难以满足科技发展需求尽管我国已出台并修订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也公布多项具体司法解释，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未做到切实有效，一方面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律还不够体系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具体维权方法尚不明确，而且知识产权针对的客体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当下新型技术快速发展，不断涌现如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形势下，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难以满足科技发展的需求。3.2.2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混乱，行政司法机关管理能力有待提高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包括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不同法律对知识产权执法部门的规定不同，因而使得不同的知识产权无法得以统一管理，甚至对待不同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管理和打击力度也存在较大差异[5]。在知识产权的管理过程中，行政监督与司法审查相脱离，并未对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进行明确衔接，导致实际案例与可参照的法律条文之间存在差异，从而无法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与此同时，当因侵犯知识产权而产生民事纠纷或行政诉讼时，案件将由不同的审判庭进行审理，但由于对第一审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未加以协调，容易导致司法审判结果缺乏统一性。而且，负责知识产权管理的行政司法机关缺乏统筹能力，各部门间无法高效协调合作，导致知识产权的整体管理机制较为混乱，甚至出现产权维护人因维权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而放弃维权的现象。
4大数据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优化策略
4.1完善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护
4.1.1完善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措施要想完善大数据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必须先完善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措施，更新和修订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主体制度，使得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有针对性；拓展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范畴，给地方级别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赋予相应的行政执法权责，以便及时做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利行为，减少侵犯知识产权现象的发生。比如，2001年我国《商标法》中强调了对商标的行政保护，一旦发生商标盗用或侵仅等情况，侵犯主体将接受相应处罚[6]。对专利权的行政保护也应如此，需修订“专利法”制定侵犯专利的法规条文，尽可能减少侵犯专利状况的发生，将专利侵权行为扼杀在萌芽中。4.1.2健全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制度健全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进行修订完善，比如如何界定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如何对待申请注册的知识产权与原产权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保障知识产权原产权人的产权权益；如何弥补知识产权原产权人的经济损失等。在完善这些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时，不仅要有效保障知识产权原产权人的权益，还要结合科技发展需求，给予大数据时代下知识产权衍生品的发展空间。对于目前暂时无法给出知识产权侵权案例相关的法律条文时，可先相关的司法解释，有效解决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侵权纠纷。
4.2采用大数据技术，扩展知识产权保护范畴
4.2.1大数据信息检索技术我国传统的专利检索比对方式多为ipC检索和字段检索，无法对知识产权信息中的关键字段进行模糊性关联检测，可能会使得知识产权申请人在产权信息检索比对环节中，因无法检测到所有信息发生信息遗漏，导致侵犯他人产权的行为，不仅会浪费产权申请人的时间成本，还会使得产权申请人面临被起诉的风险[7]。而采用大数据技术，产权申请人对知识产权中的关键信息与专利数据库进行强关联分析，避免发生信息遗漏而导致侵犯他人产权。4.2.2大数据图像识别技术在产权人申请商标和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时，常常需要对知识产权中的图片信息进行提取分析，对比产权申请人的图片设计内容及附属数据与专利数据库中信息的相关性，采用大数据的图像识别技术，比如百度的“识图”搜索功能，能大大提升图片信息搜索比对的效率，从而加速专利产权的速度，减少商标和外观设计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保障产权侵犯主体的侵权证据完整性。4.2.3大数据数字水印技术对于视频、音频、图文及其他多媒体形式的数字作品，可采用大数据数字水印技术，将标志性信息融入到数字作品中，以此判断数字产品的创作者、使用者信息是否遭到篡改等侵权行为，从而保护数字作品的知识产权。因而，在大数据时代，可利用不同的大数据技术，对不同类型产品的知识产权进行全面保护和监管，大大拓展知识产权的保护范畴。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产权人可深入挖掘大数据库中的侵权证据，提交给知识产权管理执法部门，从而避免自己的产品版权受到侵害，遭受经济损失。
4.3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及监管系统
4.3.1在建立万众创新平台的同时，构建知识产权监控体系为避免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频频发生，需要建立万众创新平台，以促进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为企业、组织或个人等产权人提供知识产权管理技术和服务，提升产权人管理自身知识产权的能力，从而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此外，还需要构建知识产权监控体系，综合市场上现有的各检测软件优势，快速有效追踪数据信息所有人及使用人，避免企业、组织或个人的敏感信息或经济信息泄露，形成一道牢固的知识产权防护墙。4.3.2构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09年颁布《全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重点强调采用大数据技术，建设国家、地方和区域三级知识产权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全国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推广和普及[8]。面对知识产权资源信息量之庞大、种类之多样、分布之广泛等，利用大数据信息深度挖掘分析技术，构建知识产权大数据库服务平台，统筹协调知识产权数字资源的分析处理整合，为公众提供更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信息资源使用系统。公众受限于自身的知识水平和产权意识，获取信息时难度大，且精准度低，可依托于国家知识产权数字资源，设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由服务中心对专利信息、著作版权信息、商标信息、外观设计信息等知识产权资源进行统筹整合，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咨询服务标准，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服务，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并提升公众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的服务满意度。比如，工商部门可建议商标咨询服务中心，帮助企业、组织及个人解决商标注册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协助他们快速取得申请注册的商标权，以免因注册时机的延误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建立海量知识产权信息的数据库，对数据库中专利、著作版权、商标、外观设计等各类基础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和最新研究动态、前言科技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引导企业、组织及个人根据所申请注册知识产权的需求，使用对应的知识产权信息数据库，并为公众提供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比如知识产权创新性的检索比对服务，帮助产权申请人在申请注册知识产权前，了解自己所申报注册的知识产权是否已被注册授权，从而确认自己的知识产权产品是否符合创新性要求，以及能否受到法律保护。在构建知识产权数据库的同时，可将知识产权数据库与专利、著作版权、商标、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申报及监管平台对接，集知识产权申请注册、产权保护、产权交易及防侵权监控于一身的信息化数字平台，便于满足公众对知识产权服务的综合性需求。构建知识产权公众服务体系后，加强宣传，让更多公众了解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强化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提升公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创新意识，减少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的发生。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公众服务质量，加强不同知识产权信息资源的有效分类，针对企业、组织及个体提供个性化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使得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更高效更精准；构建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平台，为知识产权科技成果提供个性化的应用服务，形成集知识产权生产转化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系统，从而促进产权人的知识产权经济效益最大化。
4.4优化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
4.4.1著作权保护虽然著作权保护模式对保护主体的标准要求较低，受著作权保护的权力客体范围广，且著作权的保护手续便捷高效，便于产权人利用已获得的著作权产品继续开发创造新产品。但著作权保护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著作权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仅仅局限在禁止他人未经授权擅自抄袭产权人采用特定语言编写的源程序，而只要对原产权人编写的源程序语言稍加修改便能生产新的软件。4.4.2专利权保护在所有知识产权保护法中，专利权的保护力度最强。专利权对产品的保护非常全面，并不同于著作权局限在对产品表现形式的保护。但专利权保护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专利的申请必须同时满足实用性、创造性和新颖性等实质性条件才能获批，而且专利申请的手续相当复杂，还需要缴纳专利维护费。此外，专利不保护计算机程序的算法公式和逻辑推理等运算方法与规则。4.4.3商标权保护将专利与商标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实现创意成果的市场化。利用商标可续展的特点，可以帮助企业在其专利权有效期届满后，凭借商标的品牌影响力，保持其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因此，商标保护是对专利保护的有效延伸，不仅可以延长保护时间，还能扩展保护范畴，使得超过有效期的专利权产品，或是不具备申请专利条件的创新产品，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5结语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如充分挖掘知识产权信息，可避免侵犯产权行为的发生；还能促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变革，实现知识产权自动化管理。同时大数据技术也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如数据信息的指数级增长，加大知识产权的创新开发难度；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提供工具；大数据的开发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冲突。但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激发全民的创新意识，并对创新成果即知识产权加以有效保护，才能保障公众创新创造的积极性。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体系，难以满足科技发展需求；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混乱，行政司法机关管理能力有待提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优化策略，如完善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护；采用大数据信息检索技术、图像识别技术、数字水印技术，扩展知识产权保护范畴；建立万众创新平台，同时构建知识产权监控体系和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优化著作权、专利权及商标权等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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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8
[关键词]知识产权，tRips协议，国际投资，wto
一、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我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余劲松教授在论及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时曾指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若未作为投资，则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无论海外投资企业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有些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若对知识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其技术就有被竞争者自由和无偿取得的风险，它们当然也就不愿意前往投资了。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低成本地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1]（p.329－330）.
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一个跨国公司越是有能力开发新技术，就越是有能力向海外开发新市场和占领新市场，越是有能力通过含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投资海外，就越是有能力取得国际垄断地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投资-竞争-投资模式。可以说，由技术引致的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知识产权投资在未来国际投资竞争中将稳固地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侵权往往会使投资者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的避免关税障碍、降低生产成本、直接占领海外市场的优势在瞬息间荡然无存对于高新技术投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这些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可以被轻易地仿制和假冒。举例而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是一种被掩膜的三维立体集成电路原件布局图，其设计极其复杂，投资巨大，但这种布图设计却可以轻易地通过拍照等手段复制。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高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使跨国投资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的国家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因为，这些投资在东道国形成成品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时，虽然没有关税阻挠，有东道国各种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从而使产品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在母国的生产成本。但作为高新技术产品，产品的研制开发费用不会降低多少，而且还面临着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负担、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等许多新的困难。因此，实现高新技术投资的高利润并非易事。但是，一旦产品被低成本仿造而又不能依靠强有力的当地知识产权立法加以制止和制裁，投资者的产品不但难以进入东道国以外的海外市场，就是东道国当地市场也难以保住，投资不仅不能得到预期利润，还会血本无归。
我们认为，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推动高新技术投资在全球的顺利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国投资环境好坏的一个重要象征。令人忧虑的是，乌拉圭回合前的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角度看，都存在着种种缺陷，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需求。
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内立法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从国内立法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差异和保护水平的参差不齐是知识产权投资、知识产权产品和服务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全面保护和同等待遇的重大障碍。有学者甚至认为，侵权产品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造成的[2]（p.714）.笔者认为，地域性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也是跨国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
以专利制度为例，各国立法不一，迫使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不得不劳心劳力地详细分析研究各拟投资的市场所在国的专利制度，仔细考察如下问题：（1）该国是采取审查主义还是采取非审查主义，审查的范围如何；（2）该国是采取先申请原则还是采取先发明原则；（3）新颖性的要件如何规定（如是采取相对的新颖性还是采取绝对的新颖性）；（4）何种发明可以获得专利；（5）专利权的有效期限为多少年；（6）是否采取以登记为实施权利的基础的制度；（7）实用新型制度是否在专利制度之外作为另制承认等等。
再以商标制度为例，由于各国均采用属地主义（限于按国别申请，才在该国有效）原则，各国具体立法不一，跨国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也不得不详细分析下述问题：（1）商标是因向专利机关申请注册后才享有权利（登记主义），还是以在申请商标注册前已经使用该商标为要件（使用主义）；（2）具备同样要件的商标注册申请时，如有复数申请者，是否先申请者才能取得权利（先申请主义）；（3）是否具备商标注册的要件，须经专利机关审查为原则（审查主义）；（4）商标注册申请时，是否不仅须经专利机关审查，还须通过公告作为一般社会审查的对象；（5）对于同一的或类似的商品是否不承认使用同一或类似商标（即一商标一注册主义）；（6）专利机关对不服拒绝审查处分或对已注册商标已经提出异议的争议是否可自行审判；（7）是否承认作为服务业标志的服务标章制度等等。上述问题的研究考察，往往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同和保护水平的不一，不仅增加了跨国投资的成本和投资风险，也使知识产权投资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人为地扭曲了跨国投资的正常流向和流量。而这种扭曲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因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水平不高，保护水平低下，使得急需技术密集性投资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吸收到高新技术投资，这些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各国往往依据本国情况自立知识产权保护水准和保护范围。经济落后的国家难以自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难以对一些新出现的知识产权类型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法律保护。例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建立计算机软件的立法，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版权立法，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对全球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知识产权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阻碍了这些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服务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际立法的不足之处
从国际立法的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乏力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注。从全球性立法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固有的缺点或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3]（p.283－284）.
首先，尽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管辖的多边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十分庞大，但其中许多条约的缔约国甚少，约束力有限，尤其是那些保护水平较高的国际公约，往往因为参加国太少而失去应有的作用。
其次，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界定权利，缺乏保证权利实施的国内措施，难以保证公约作为国际法对国内立法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再次，现存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大多都没有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又次，由于现存公约在国际协调方面仅提出国民待遇，因而往往难以建立普遍的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合理保护水平。同时，现存公约对于高新技术之类的知识产权往往缺乏规定，难以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形势的需要。例如，在著名的伯尔尼公约中，就没有关于计算机程序是否作为文学作品加以保护的规定。
最后，对于差异颇大的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政策，现有公约体系缺乏有效的机制加以协调和监督，难以保证各国现存立法差异的逐渐缩小，更难以确保未来各国知识产权立法朝更高水平的方向趋同。
从区域性国际立法角度来看，虽然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战后发展迅速，有些区域性经济条约已经开始重视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重要手段，在少数区域经济条约中甚至订立了高于现存所有知识产权全球性公约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条款。但是，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区域性经济条约毕竟只在区域范围内协调少数成员方国内立法，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同时促成多数国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也难以形成大多数国家一致承认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可以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其所管辖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有着明显的不足和区域性立法的局限性，是促成主要知识产权大国转向在多边贸易体制内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及遏制盗版侵权问题的重要原因。围绕着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原则的普遍实用性、确立知识产权保护的更高标准、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国内执行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问题而进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体系改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和尽快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这种改革，也是对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全球范围内改善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ps协议，正是国际社会谋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多边立法的一次重要努力和成功尝试。虽然tRips协议并不直接规定外资待遇，也没有条款与国际投资问题直接挂钩，但由于知识产权常常成为出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则是加强了对包含知识产权的外国投资的保护。考虑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同是进行技术密集性的外国投资的最大障碍，tRips协议的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4]（p.712）.
四、tRips协议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一）协议促成知识产权实体法上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
综观tRips协议的实体法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处处体现着人类追求知识产权更高保护标准的精神。tRips协议无论是在保护范围还是在保护标准方面都比以往知识产权公约有了很大的突破。
tRips协议的保护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同时，协议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有助于成员方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公约中，一般并无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只是规定提供有条件的双边待遇。因此，tRips协议将最惠国待遇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重大新发展。
在专利权保护方面，由于各国在专利保护上的分歧较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修改巴黎公约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tRips协议引入了当今发达国家专利保护的一般原则（而引入巴黎公约的条款并不多），协议完善了国际专利保护制度，统一了专利保护的最低标准。协议不要求成员方采取强制许可制度，而且依据协议的规定，如果采取强制许可，应服从严格的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多达12项，从而进一步保护了专利所有人的利益。协议将可申请专利的标的扩及农用化学品、药品及其生产程序。保护期限自申请之日起算，不得少于20年，这无疑也是一大进步。
虽然工业品外观设计是巴黎公约的保护对象之一，但巴黎公约并没有任何实体性的规定。而tRips协议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规定为实体性规定，因而，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多边保护方面，tRips协议较巴黎公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商标和地理标识保护方面，tRips协议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延伸到服务领域，要求成员方将巴黎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的原则扩大适用到服务商标。巴黎公约第6条只是对驰名商标保护作了原则规定，tRips协议则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上述原则性规定：一是将驰名商标保护扩大到了服务领域；二是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这些商品或服务上的商标与驰名商标产生某种联系，损害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也应禁止注册和使用。协议规定的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实质上是扩大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它不仅保护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更把与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也纳入其保护之列，因而具有防御商标的作用[3]（p.295）.tRips协议在保护地理标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仅对地理标识进行了详细的定义，而且规定了地理标识假冒方面的规则和纪律。
tRips协议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成员方保护未泄露的信息的国际协议，它充实了巴黎公约关于反不公平竞争的一般规则，反映出商业秘密已成为专利、商标和版权之外第四知识产权的重要地位。tRips协议对版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拓展到伯尔尼公约没有涉及的计算机程序，要求成员方必须将计算机程序，不论是原始代码还是目标代码都作为伯尔尼公约中所指的文学作品加以保护。协议还对数据编排和其他资料汇编也加以保护，只要其内容选择或安排，构成知识产权所要求的具有创造性。在版权保护方面，协议还首次引入了“版权的租让权”的概念，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
（二）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加强是知识产权多边立法在现有知识产权公约基础上的重大进步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各项公约的法律框架内都缺乏有效的执法机制。发达国家寻求在Gatt框架内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借助Gatt的广泛影响，解决知识产权执法机制长期欠缺的问题。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的主张和要求，就不难看出，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体制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及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为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追求的目标[5]（p.391-397）.换言之，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过程中，不仅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法标准能够得到普遍提高，而且希望扭转因为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的不力局面，减少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以及投资领域中的扭曲和损害[6]（p.1371）.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其确立的谈判目标更为明确：Gatt成员方必须承认和履行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和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标准[7]（p.1371），包括对既已确立的权利的有效执行，执行措施不仅包括边境措施，还应包括可以利用的民事、刑事等措施和手段，包括有效的争端解决手段。
与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同的是，tRips协议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规定应保护的权利，而且要求成员方采取各种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实施协议，阻止知识产权侵权。协议提出了严格的法律实施规则，要求成员方采取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手段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堵截冒牌货和盗版侵权货物。这将改善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全球在制止冒牌货和侵权方面的协调行动，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扭曲和不正当竞争。
（三）透明度原则的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意义重大
法律法规透明度对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经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tRips协议将Gatt中的透明度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是一个重大进步。依据协议第63条的规定，涉及该协定的问题，无论是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问题，还是知识产权的取得、实施或保护问题。由任何一成员方通过的法律、规章、司法裁判和行政决定，都应以该成员方的官方语言及时颁布，应以各成员方政府和权利人可得知的方式公开。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性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间生效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考虑到各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差异和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协调各国立法差异方面的软弱无能，鉴于各国在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标准的统一要远比贸易立法的协调统一艰难，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立法的透明度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有利于各跨国投资者充分及时地了解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现状和未来立法趋势，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也有利于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在随时处于国际社会的监督的压力下，更快地走向协调和趋同。而且，各国相互间缔结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过程和内容也可为国际社会知悉。我们认为，在透明度原则要求下产生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和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将进一步打破知识产权保护的狭隘地域性和各自为政的状况，有利于为含有知识产权内容的国际投资创造一个更为宽松、有序和安全的国际投资环境。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已如前述，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大多未能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国际立法模式显然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严重障碍，造成了如下恶果：（1）不利于知识产权公约的贯彻落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普遍标准的建立；（2）因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不力，使公约参加国对公约本身的效力产生不信任；（3）刺激某些强国寻求公约框架外的单边报复和制裁，不仅造成了强权政治的流行，也减损了知识产权多边法律体系的效力；（4）单边措施往往引起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紧张，形成知识产权争议这种商业性争议的政治化，反而不利于争端的解决。
将wto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条约法领域，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未来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将一个完整、统一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本身就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上的一种创新，它结束了长期以来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缺乏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机制的历史，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重要进步。
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独立的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审案、严格的时间限制和程序规则、强有力的交叉报复补救制度，将有力地保障tRips协议的贯彻实施，充分保障协议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这种效果是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难以获得的。
再次，tRips协议是迄今为止保护水平最高的全球性多边知识产权条约，也是所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条约。它所确立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和国内执行规则，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保障下，才会发挥较任何现有公约更大的作用，否则，一切高水平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都只会形同虚设。
最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力地排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单边行动，减少了知识产权争议政治化的危险，保障了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只服从同一国际规则，并只能借助该规则解决分歧和矛盾。
五、协议的不足和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困难
应当注意的是，tRips协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国际条约，甚至在与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比时，tRips协议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举例而言，在版权保护方面，尽管tRips协议在总体上为版权保护作了较全面的规定，但对于电影和录音制品保护却缺乏规定。协议在这些领域不但没有要求实行国民待遇，反而实行互惠，这意味着Gatt的成员方必须就共同一致的权利单独地与这类作品的所属国家进行协商。再如，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进行了限制，任何成员方均可在罗马条约许可的范围内对协议14条第1-3款提供的权利规定条件、限制、例外和保留。而且，某些成员方可依据14条第3款规定不授予广播组织者以邻接权，因此，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低于罗马条约。另一方面，协议在不少地方的规定是比较模糊的，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和指导性，难免为协议的准确实施增添困难。例如，对于什么是数据编排和资料汇编的创造性，协议并没有能够确定明确具体的标准，人们只能从版权法的原理出发推定创造性是否存在。又如，协议规定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不得损害他人的在先权，但由于各国对在先权范围的界定差异较大，协议在此问题上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作具体规范而交由各成员方自行制定。因此，什么是国际公认的在先权范围，人们仍然不能从协议中直接找到答案。
从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角度来看，虽然协议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在一些条款中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适当照顾的规定，但这些条款并没有多少具体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条款无疑是过于抽象和难以具体落实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优惠安排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体现在实施协议的过渡期安排上有限的优惠待遇，协议对如何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提供技术援助只字未提。从总体情况看，协议更多重视反映发达国家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协议本质上是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协议将使发展中国家为履行义务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达国家是主要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较少可保护的知识产权。在经济水平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保护义务，无疑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在技术产品、服务和投资中处于严重的劣势，我们认为，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欠公平的。也不利于弥合两类国家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从协议的立法导向来看，tRips协议明显倾向于更多保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从tRips协议具体条文来看，协议序言所规定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完全公平的体现，协议过分偏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对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没有能够很好地考虑，对发达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滥用其技术垄断地位和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作出有效约束，实际上是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传播和全球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议对权利所有人明显的倾向性保护，在tRips协议确立的规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举例而言，为维护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利滥用而允许未经专利所有人授权而对专利的内容进行强制使用的制度，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专利技术尽快推广应用的一项重要制度。tRips协议虽然承认强制许可制度的合法性，但却设置了强制许可的众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十分苛刻。虽然协议第31条冠之以“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的其他使用”，但综观该条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规定了对专利权的限制，不如说是规定了对权利限制的限制，因为整条内容都是关于要求成员方在实施强制许可时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再如，在国际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投资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谈判实力以及关键技术独占的特殊地位，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从事种种限制性商业行为，从而限制竞争和谋求不正当暴利，严重损害了技术接受方和东道国当地投资者的利益。协议虽然规定各成员方有权在其国内法中具体规定协议许可的权利滥用的构成条件以及防止或控制权利滥用的行为，但这种抽象的立法方法无疑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打击权利所有人的反竞争行为，发展中国家希望协议能够同时成为国际技术转让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典的良好愿望最终落空。换言之，协议没有确立有效控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国际法规则，也没有有效地维持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技术受方利益与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
上述倾向于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的立法方法，无疑创造了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国际投资环境，但对于主要是作为知识产权投资输入方的发展中国家却相当不利甚至有失公平。过分注重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和片面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立法，无疑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对抗情绪，难怪至今仍有发展中国家认为Gatt是“有钱人的条约”（过去也有人认为Gatt无非是富人的俱乐部），并抱怨发达国家的代表强迫欠发达国家接受tRips协议。有观察家甚至注意到：“美国已好像分割和操纵了tRips协议，它接受发展中国家说服他们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提供更大的保护。”[8]（p.162）上述立法的偏袒引起的对抗情绪可能会妨碍tRips协议的进程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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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9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知识产权
一、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概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延续的过程中，各少数民族积淀了大量珍贵的传统民族文化，创造出种类丰富、日久弥新的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传统知识不仅是民族智慧的凝聚，也是少数民族的特定身份和基因延续。之所以称之为特定身份，不仅是指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特定的传统知识，能够区别于其他民族，同时，也具备了容易辨识的特点;这种对传统知识的延续，经历了时代更迭，在历朝历代的洗礼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自己，成为一种民族的传承。
二、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文学艺术类
1.民间文学，主要指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采取口头或者书面表达形式的民族文学形式，如传说、寓言、神话等;
2.以声音、动作或者声音动作的结合为表达形式的音乐、舞蹈、戏曲等艺术形式;
3.造型艺术，主要是指以手工或其他传统方法制作的造型艺术品、装饰品等，比如绘画、雕刻、陶艺、服饰装束、刺绣制品等。
（二）科学技术类
1.科学知识，主要指少数民族在物理、数学、天文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积累;
2.技术知识，主要指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积累的知识，比如农耕、医药、房屋建筑、渔猎等技术知识。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药理等知识以其传奇的特色很疗效，奠定了其在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中的重要地位。
（三）习俗宗教类
1.包括宗教典礼、宗教礼拜等宗教传统仪式;
2.民间习俗，比如传统节日、传统饮食、传统体育项目等;
3.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正当性分析：
（1）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符合国家政策。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保护知识产权、对哪些知识进行保护以及以多高的水平来保护，取决于国家根据现实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作出的公共性政策安排。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传统知识资源丰富，为了保护这部分独特珍贵的文化资源，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标，理应在制度层面作出合理规制，知识产权制度的政策工具作用便凸显出来。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而第四部分中，特别制定了专项任务，其中就明确提出涉及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保护相关的几项任务，其中就有对遗传资源、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的充分保护和开发。
可以预见的是，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为背景，我国对少数民族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开发也将日益得到重视和关注。
（2）民族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载体具有同质性。从载体的本质上看，知识产权和民族传统知识一样，都是一种智力成果，两者是普通和特殊的关系。知识产权的形成是一种保护机制，是对人们智力成果的保护，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也是对少数民族创造的智力成果的保护，也是一种保护机制。因此，可以说，知识产权与少数民族知识的保护具有相同的特性。在载体上，都是以人为载体，具备非物质性、传承性的特征。
（3）民族传统知识具有私权性。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整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共同形成的，而少数民族作为独特的“个体”，享有对传统知识的所有权，因此，和知识产权一样，都呈现出私权性的特征。
（4）对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少数民族历经成百上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知识，无论是发明创造之初还是传承保留至今，都非常不容易，理应得到尊重和妥善保护，并可从商业受益中获得其应有利益。但是现有法律体系对传统知识的价值并没有进行应有的保护，而一旦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被少部分人商业化，并且获得高额的回报，却没有可行的措施和政策对同样拥有权利的主体进行补偿。民法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现出公平、公正的核心理念，而通过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能够公平分配利益，使传统知识的真正权利主体得到合理回报。
（5）对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现了对人格权和人权的尊重。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族群人格实现的方式，尊重传统知识对群体而言是这个群体、民族自我认同与尊严的基础，同时也是外界对这个群体以及他们生存方式的尊重。
发展权是基本人权中的重要一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发展是少数民族发展权的核心。把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上升到知识产权，用知识产权法以及其他的政策规章来保护，体现了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充分利用，实现效益，也能进一步得到保护，是一种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途径。
4.保护困境分析：
（1）保护期间难以确定。传统知识的产生难以确定具体的开始日期，往往是与该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而同时进步和发展的。而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都要求有确定的时期，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产生时间无法确定，使其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产生了一定困难。
（2）保护主体难以确定。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的主体必须确定化，而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由本族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很多传统知识为整个民族拥有或多个民族群体共同拥有，主体多元化，界限难以区分。因而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界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3）保护客体的不固定。传统知识未固定在有形载体上，传统知识的流传与保存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这种古老传统的传承方式具有相对不稳定性，可能会随着传承人的逝去、减少而使传统知识流失、消亡。这也给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一定困难。
5.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选择：
（1）立法保护的指导思想。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构成了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部分，从一定意义上看，有没有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意识，哪些着重进行保护，用什么样的法制机制进行保护，这是国家实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政策的机制构建和立法理念。因此，在对少数民族知识产权的法制设计上，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多元化与本土化。我国的法律设计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上，不仅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以本土化为根据，结合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发展状况，也要迎合国际化的趋势，扬长避短、充分借鉴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社会文化和经济逐渐多元化的今天，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上，不仅要保留本质特色，也要主动出击，在国内立法完备的基础上，推动国际立法，实现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本土和国际上的双重保护。
{2}前瞻性与现实性。当代知识产权法的使命，是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知识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可以有效促进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承性。因此，通过现代知识产权的保障机制，建立起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机制，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丰富了文化内涵，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的重要意义。
{3}集体权益和社会公益。传统知识表现形式的知识产权是一种“集体产权”，基于特定的少数民族这个群体而产生和发展，而随着社会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因此，目前而言，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不仅具备独特群体拥有的特征，也要具备容纳社会公众分享的气度。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开发，要摒弃固步自封的落后观念，与社会公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做到保护的同时，妥善平衡好与社会公益的关系。
（2）传统知识的保护。从权利形态上看，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一种具有财产属性的特殊权利，但是这是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独占的知识产权。传统知识的保护，不宜采取著作权模式，现代著作权法是通过“权利配置”来激励信息生产和传播，其私人产权的存在意义，是使著作权人在其作品被传播前即可获得足以激励其投资的收益，这与传统知识保护制度重在维护、传承的立法取向不相一致。但是，不能将传统知识完全排斥在财产权领域之外，在承认其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应该肯定其应有的财产意义。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可以采取一种特别的知识产权形态，从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构建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量：
{1}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补偿性利用。补偿性利用，首先要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利用和补偿进行区别对待，不仅考虑到开发者的经济利益，也要充分维护少数民族群体的经济利益。而由于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具有规模性的特点，因此，在实际操作上，利用和开发传统知识，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制定法定许可的程序，对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进行经济补偿，从而实现开发利用和授权补偿的双赢局面。
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境外知识产权国际知识产权规则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作为知识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逐渐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日渐完备。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国内应用与保护已无太大问题。但企业对于其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已成为我国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和能否在国外长久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境外企业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
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水平关乎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关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空间。因此，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各种手段保护本国知识产权。以求本周知识产权能够得到充分应用与妥善保护。
(一)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规则与存在的问题。
知识产权由于其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期限性以及可复制性等特征而导致了知识产权境外应用与保护的困难性目前。国际贸易中有关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规则主要体现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1条、42条及43条所确定的规则之中。tRipS是一部旨在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而充分的保护。以减少国际贸易阻碍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多边协定。协定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及成员方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对成员方在境外的知识产权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协定中的诸多例外规定导致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打折扣作为国际公约的tRipS协定。在实践中很少有国家将其直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依据。而是把对该国有约束力的tRipS协定转化为国内法。再根据国内法来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虽然对于一国参加的国际公约。一国必须遵守。但一国在将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法时。还有很大的变通空间。这就意味着。一国知识产权在境外的应用与保护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这就给一国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l条、42条及43条中虽然规定了国际贸易买卖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1985年通过的《技术转让国际化规则》只是侧重于对转让合同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对转让技术中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仅第2条第6款规定：‘承认工业产权的保护由国内法授予。目前。wipo公约与tRipS协’定都没有关于技术转让中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这对于那些以技术为支撑的企业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非常不利。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在国际贸易中虽然有有关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规则虽然存在。但这些规则还有不完善之处。这就为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埋下了隐患。
(二)各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现状。
在知识经济发展的初期。企业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制定的知识产权策略来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而国家则是通过国家立法和参加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这两种途径来确保企业知识产权得到应有的应用和妥善的保护这两种途径在知识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到了比较好的保护效果。但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全球信息流动速度的加快。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和简单通过国家立法已经很难适应知识经济迅速发展下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一种能够更全面、更有效的确保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策略便应运而生。即建立知识产权战略体系而通过建立知识产权战略体系确保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已成为各国的通行做法。
所谓知识产权战略是指：“从战略全局出发。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整体谋划、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创造、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加速知识产权流转、强化知识产权管理。遏制竞争对手。谋求竞争优势。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制定主体的不同。又可分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发达国家为了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而纷纷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制定《拜杜法案》、《技术创新法》、《联邦技术转让法》等法律。具体规定对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措施。此外。美国通过在《综合贸易竞争法》中制定“特殊301条款”。加强了对境外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行为的制裁力度。以保护美国的境外知识产权。一直提倡以技术立国的日本于2002年公布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并确立了从知识产权的制造、保护、应用以及人才基础四个方面制定行动计划。确保了本国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韩囤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中规定了要积极加强企业在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上各国通过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保障了本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
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也纷纷通过建立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加强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如美国iBm公司在新产品发表前。必先彻底调查知识产权情况。特别是对于产品销售国。iBm会派专人对该国他人的有关商标和专利权进行详细调查。以确保本企业知识产权在该国的顺利应用与保护而日本东芝公司为了确保海外企业的专利权。通常会“在工作日志上记述研究人员所做出的发明记述特征和实施案例。并记载和先前技术的差异。附上照片等相关研究资料。最后签上研究人的姓名。携此资料到美国法院公正发明日期。以为解决将来纷争之用。
由此可以看出。各国为了确保本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可谓是做足了文章。这也说明了各国对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重视。
(三)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必要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衡量该国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标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以其独有的垄断性和独占性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科学技术。繁荣社会文化。增强竞争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性武器：成为激励自主创新、促进科技进步的法律制度。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成为引领社会前进。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途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占领市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重要手段和标志。成为培育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而知识产权对于企业来说则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能力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资产构成中知识产权这种无形资产所占的比例越大。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就越强一个企业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及对知识产权的应用程度与保护力度已成为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而知识产权在境外的应用与保护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在境外市场立足、确立竞争优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特别是对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已成为企业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重新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通过完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和协调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已为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企业国内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体系。但对于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
(一)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由于技术创新成果被纳入公共领域。所以几乎没有私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调整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几乎空白。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工作长期停滞。从改革开放后到1985年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颁布这段时间。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实行。企业开始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以商标、专利法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开始建立。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也开始觉醒。一些技术领先的企业开始学习和应用知识产权制度。从1985年到2001年我国加入wto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通过司法、行政对知识产权的全方位保护体系逐步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拥有量持续增加。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能力日渐提升。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企业真正认识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成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此。企业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逐步提高。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不断完善及国家司法、行政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能力逐渐提升。很多企业已经建立了相壶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制度。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各个方面。此外。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意识也有所提高。2006年2月。在全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大会上。有80家中央企业参会并签署了《企业适用正版软件倡议》和《企业保护知识产权倡议》。展现了我国企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积极姿态。
虽然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较之以前已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企业而言。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近几年。我国很多企业商标在国外被抢注一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006年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百年商标在德国被抢注。致使该企业进军欧洲市场的计划被打乱。而“海信”在德国被抢注。最终也是由海信集团支付了大笔的转让费才最终取回了商标权这些商标被抢注事件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由于我国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缺失。
(二)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水平也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我国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制度还存在不完善之处。特别是对于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还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1。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不强虽然我国企业应用与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较之以前已有所提高。但企业对于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的主动意识还没有形成。据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企业明显缺乏境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境外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数量相当低。¨6(据有关机构统计。中国500个最有价值的品牌中。有40％未在美国注册。有50％未在澳大利亚注册。有54％未在加拿大注册。而在欧盟的未注册率则高达76％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企业对商标境外保护意识的薄弱。
2。国家有关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立法缺失我国国内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立法比较完备。但关于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立法却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我国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立法是空白的。在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或其他的一些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中。很难找到关于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规定。其误区是以国内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立法代替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问题。
三、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完善
随着我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步伐的加快。企业如何通过充分应用知识产权确立竞争优势及对企业知识产权予以妥善保护已成为我国企业能否长久立足海外市场的关键对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仅仅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往往是不够的。企业要想在海外市场取得长足发展。肯定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因此。如何完善我国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体系。笔者认为应通过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方面。
1。开展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教育。树立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目前。我国有关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立法虽不完善。但这并非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频遭侵犯最重要的原因。除立法不健全外。另一个因素成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境外屡遭侵犯的最重要原因。那就是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没有形成由于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的缺乏。导致“即便知识产权立法是完善的。知识产权执法机构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人才是充足的。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可能是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就无法发挥应用作用”。相对于立法这种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的形成却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问。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开展境外知识产权教育。树立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
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教育办公室。召集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对那些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予以重点关照。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服务。以确保这些企业的知识产权在境外得到充分应用与妥善保护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加强对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教育的宣传力度。以提高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意识。
2。借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经验。完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等特点决定了企业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去应用与保护知识产权任务的艰巨性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来保障本企业的知识产权得以合理应用和妥善保护。但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仅仅依靠企业的努力将难以达到对其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理想状态。通过对发达国家的观察可以发现。任何企业要想在世界市场中站稳脚跟都离不开本国境外知识产权立法的支持但我国目前关于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立法还相当不完善。因此。如何尽快制定合理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方面的法律已成为当务之急具体到应如何完善我国的境外知识产权立法。笔者认为。除了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外。还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经验而美国对于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方面的立法应是我国借鉴的主要对象。
美国通过《综合贸易竞争法》中制定“特殊301条款”对本国的境外知识产权给予保护美国“特殊30l条款”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贸易代表通过以下两个标准。
(1)“未能充分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的外国”。
(2)“拒绝了依赖于知识产权的美国人公平而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来确定未对美国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的“重点外国”。通过关税措施或其他限制进口的措施对该外国的某一经济部门或整个经济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制定“特殊301条款”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美国的知识产权在国外得到有效保护。保障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公平而有效地进人外国市场”。事实上。美国通过这一条款对本国的境外知识产权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美国之所以成为知识产权贸易大国。相信这一条款的作用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在完善有关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法时。可以借鉴美国的这一“301特殊条款”。比如：我国可以在《对外贸易法》或在相关知识产权法律中增加相关条款。规定凡不对我国境外知识产权给予充分而有效保护的国家。我国将对该外国的某一行业采取诸如增加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限额、取消贸易优惠待遇等措施。以迫使该外国对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给予充分而有效的护与美国这样的知识产权大国相比。尽管我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发展相对落后。但随着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的知识产权产业也会迅速发展。美国所遭遇的问题目后我国也会遇到。所以。现在加强境外知识产权立法不失为前瞻之举。
(二)企业方面。
1。熟悉和掌握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灵活应对境外知识产权侵权活动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主要有tRipS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所管辖的公约。即：《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等。这些公约共同构成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知识产权公约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各成员方必须遵守的。而且公约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要求也是各成员方必须执行的。因此。我国企业在保护境外知识产权时应充分利用国际知识产权公约所确立的这些原则、规则。比如：我国企业产品进入某一成员国或者企业在某一成员国进行直接投资时。可以要求该国给予我国企业“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以使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够享受到与该成员国企业相同的保护。此外。我国企业还应要求成员国对于企业的知识产权给予的保护达到国际知识产权公约所要求的最低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得到应有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