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1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府厅发[]46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强化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和相关部门的配合联动，规范困难企业申报认定工作，落实帮扶困难企业“五缓四降三补贴”政策措施，建立困难企业享受政策跟踪服务资料台帐，切实减轻困难企业负担，维护困难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稳定全市就业局势，努力实现“保就业、保增长、保稳定”的目标。
二、政策措施
根据府厅发[]46号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对我市困难企业实施“五缓四降三补贴”的政策扶持。
（一）困难企业界定标准。本实施方案中所指的困难企业按照财企件的有关规定由相关部门组织界定并报政府批准同意，标准为：在注册落户，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四有三不”（即有市场、有订单合同、有信誉、有效益，不是高污染、不是高消耗、不是高危产业）且不裁员或少裁员并符合以下5个条件之一的工业企业。（1）年第四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开工率不足70%，用电量下降10%以上，当年出现年度亏损的工业企业。（2）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0%以上，当年出现亏损的工业企业。（3）年一季度或上半年同比出现1、2类情况并亏损的工业企业。（4）年和年新办的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的工业企业。（5）其他特殊困难工业企业。
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抚州市实行五缓四降三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工业园区困难企业认定由市园区委牵头有关部门认定、工业园区以外民营困难企业认定由市民营局牵头有关部门认定，报市中小企业局备案；中央所属困难企业、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及各部门困难企业认定由市经贸委牵头有关部门认定，报市经贸委备案；省属国有困难企业认定，由省经贸委牵头省有关部门联审后，报省政府批准。
（二）阶段性实施社会保险“五缓”政策。在确保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基金不出现缺口的前提下，对经界定暂时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困难企业，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缓缴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项社会保险费。缓缴执行期为年之内，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核准的缓缴期内，企业应继续按月申报应缴的社会保险费，企业和职工缴费年限连续计算。缓缴期满后企业必须补缴社会保险费，缓缴的社会保险费不计收滞纳金。
（三）阶段性降低四项社会保险费率标准。在确保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水平不降低、保证社会保险制度平稳运行、基金不出现缺口的前提下，在年之内适当降低困难企业所缴部分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费率，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标准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1%；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0.5%；工伤保险按三类企业现行缴费比例下调0.5%；生育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30%。严禁擅自降低养老保险费率。
（四）阶段性实行三项补贴政策。（1）在结余失业保险基金能确保一年以上足额支付失业保险待遇的前提下，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统筹地区可开展扩大失业保险基金使用范围试点，对参加了失业保险，采取在岗培训、轮班工作、协商薪酬等办法稳定员工队伍，保证不减员或少减员（不超过企业参保人数的10%）的困难企业，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帮助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两项补贴标准参照当地就业资金对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标准执行，但同一企业只能享受其中一项补贴，享受了缓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不再享受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执行期为年度之内，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2）对按规定提取了职工工资总额2.5%职工教育经费，并全部用于在岗职工培训的企业，企业开展在岗培训经费不足部分可在严格标准和程序的前提下，从就业专项资金中予以适当的职业培训补贴。困难企业在岗培训补贴标准按照就业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三、组织实施
为确保我市“五缓四降三补贴”政策的有序实施，由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联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陈思明担任组长，市财政局副局长余作银、市就业局局长祝国金、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社保局局长张国华任副组长，成员由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的主要业务科长和市业务经办机构分管领导组成，具体负责全市“五缓四降三补贴”政策的组织实施工作。
（一）政策享受的申请办法。凡我市拟享受“五缓四降三补贴”政策的企业，均应向劳动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劳动保障部门要设立专门服务窗口负责统一受理企业申请。
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1）市经贸委、市园区委或市民营局出具的困难企业认定证明。（2）《年度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报审批表》。（3）详细书面申请。（4）对享受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已征求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同意的原始凭证。
困难企业申请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提交的材料包括：（1）市经贸委、市园区委或市民营局出具的困难企业认定证明。（2）《年度困难企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申报审批表》。（3）详细书面申请。（4）对享受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已征求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同意的原始凭证。
失业保险基金用于支付社会保险补贴或岗位补贴的申请材料包括：（1）市经贸委、市园区委或市民营局出具的困难企业认定证明。（2）《失业保险金支付困难企业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申请表》（见附表3）。（3）详细书面申请。（4）企业制定的在岗培训、轮班工作或协商薪酬及保证不裁员或少裁员等措施的书面文件。
困难企业在岗培训补贴的申领办法按照就业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二）政策执行期限的审核办法。根据企业提出申请的情况，劳保部门要及时汇总，将汇总材料分交各业务经办机构，组织他们根据社会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按照规定认真测算“五缓四降三补贴”的政策执行期限，提出执行期限的初步意见，按规定程序报批后执行。
（三）政策落实的审批办法。“五缓四降三补贴”政策的落实分别按照以下规定进行审批。
1、缓缴社会保险费的审批。对困难企业提出的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各业务经办机构严格按照市政府批准的政策执行期限分别提出意见，经劳动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及时将《年度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报审批表》上报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市财政局。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上报情况进行汇总，将《年度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报审批汇总表》（见附表4）上报市政府核准，并连同《年度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报审批表》一并报送市社会保险、就业经办机构汇总，再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回复后执行。
对经批准缓缴社会保险费的困难企业，各业务经办机构要分别与“困难企业”签订缓缴及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协议，确保及时补缴到位。
对经批准缓缴社会保险费的困难企业，要告知并执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有关政策，期满后自动恢复到国家政策规定的费率。
2、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审批。“四降”的比例和方案经市政府批准，送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并由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一将“四降”的比例和方案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和失业保险科、社会保险、就业经办机构备案。
对困难企业提出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申请，各业务经办机构严格按照市政府批准的标准和政策执行期限执行。
3、失业保险基金用于支付社会保险补贴或岗位补贴的审批办法。对困难企业提出的“二补贴”申请，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失业保险金支付困难企业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申请表》上，严格按照市政府批准的政策执行期限，提出意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程序按月向财政部门提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申请，在财政失业保险基金专户资金到位后三个工作日内，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将岗位补贴或社保补贴资金向企业拨付。
四、工作要求
（一）加大宣传力度。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与宣传部门配合，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我市出台的有关政策措施，通过编印政策问答手册、深入园区和企业座谈等形式，使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知晓政策、积极申请享受政策优惠，在稳定岗位、渡过难关的基础上，迎接新的机遇期的到来。要加大各地工作经验的宣传力度，积极推进工作顺利开展，大力营造保护企业竞争力和稳定就业形势的良好氛围。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2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保险生猪养殖保险模式
1982年以来,四川率先试办了耕牛保险、奶牛保险、养猪保险、大牲畜保险和农作物保险。1993年,四川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历史最高峰,保费收入达到1722万元。1994年以来农险业务亏损较大,业务规模趋于萎缩,2003年保费收入下降到83万元。
2004年5月四川省正式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当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38万元,比2003年增长188%。随着农业保费收入逐渐增长,试点项目拓宽到奶牛、生猪、烤烟、麻竹等领域。目前比较成功的是眉山市奶牛保险试点和资阳市生猪保险试点。截止2007年农业保费收入7.25亿元，提供风险保障161亿元。其中能繁母猪保险在全国率先启动、率先理赔，承保数量达491万头，生猪承保数量达1664万头，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总量的1/3。
但是四川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现状与农业大省的地位仍有较大差距。特别近年来，四川省频发自然灾害，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大、赔付率高、亏损严重，保险业务的平均综合赔付率超过120%，而相应的政策支持不够，导致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不断萎缩，其生猪养殖保险就是典型事例。
一、生猪养殖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境
1．生猪养殖风险的强损性与商业保险经营原则根本冲突
生猪养殖面临的风险具有多样性和并发性，疫情周期和频率较高，其结果是成灾率高、损失严重。高赔付金、管理费用及损失准备金之和小于当期保险费收入，与商业保险盈利目标相冲突，偏低的边际收益，会导致保险经营者以经济利益的回报率来选择保险险种，从而降低生猪养殖险种的投入和经营强度；保险公司则不可能介入亏损经营。因此，抑制保险供给以至退出其经营策略是必然选择。
2．生猪养殖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养猪产业的高风险性的矛盾
常发性蓝耳病、“猪链球菌”疫情等，是生猪养殖平稳发展的最大威胁和风险。由于动物疫病和药物残留等问题，导致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不进口我国猪肉等偶蹄动物产品，其市场风险难以应对。作为养猪产业发展唯一“保护伞”政策的低补偿远低于实际损失的价值。
3．高保费标准与养猪户低收入不相容
养猪风险的随机偶发性和独立性，是利用大数法则分散风险为前提的。养猪产业风险的广延性、分散性、疫病的复杂性和成本价格的不稳定性，其性质已经不属于典型的可保风险。如果按商业化操作的要求制定保费率，农民买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费率，保险公司赔不起，最终导致生猪养殖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都严重缺乏。
二、区域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实现农业保险由商业性保险向政策性保险的转变，政府需承担如下制度创新的预期成本：即政府提供农业保险制度框架；政府承担组建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义务；政府对农业保险公司及其服务对象提供管理费用补贴、保费补贴、巨灾补偿和优惠政策；政府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提供相关优惠政策。
基于国情和省情，本文提出“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保监会”的政府主导性发展模式。其中①管理机构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对经营生猪养殖保险的商业公司提供再保险，提供部分保费，经营管理费补贴，制订财政、税收优惠政策。②商业性保险公司负责直接经营相关业务。③保监会负责监督政策性保险业务执行。
这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国家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生猪养殖保险的发展规划、政策制订、宏观调控管理、基本险种设计、费率厘定和提供生猪养殖保险再保险支持。获准经营政策性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主要经营生猪养殖保险监管部门设计的基本险种，也可经营经保险监管部门审查和批准的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生猪养殖保险险种。
该模式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在于：一是充分借鉴了国际上发展生猪养殖保险业务的成功经验，遵循了政策性保险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充分利用了现有政策性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了政策性贷款和政策性保险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发挥政府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有效规避信贷资产风险，提高经营效益，避免市场垄断，降低财政支出。三是为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尽快构建提供了现实可行性，避免了机构设置的巨大财政成本投入。四是符合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支农作用的宗旨。
三、对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的政策建议
1．财政补贴政策
各级财政应进一步提高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补贴，将生猪养殖保险补贴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包括：第一，提供保费补贴。对保险经营费用进行补贴，由政府按照保险公司对养猪户收取的保费收入比例给予全额补贴经营费用，保险公司不从保费中提取任何费用，保费全部用于对养猪户受灾后的赔付。第二，提供管理费补贴。对经营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费用补贴。第三，提供再保险补贴。对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业务购买再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以进一步降低保险公司保险风险，增强赔付能力。
2．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制度
生猪养殖面临饲料涨价，疫病等风险，很容易形成巨灾损失。因此，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巨灾损失基金，积累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增强抵抗巨灾风险的能力势在必行。
3．税收减免制度
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减免制度有利于扶持农业保险基金的积累，增强保险的自我发展能力。对生猪养殖来说，应将政策性保险业务与其他业务严格分开，实行单独列账，单独核算，专账专人管理，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实行保险公司经营一定区域范围内（县以下的范围）的其他险种相关税目免税，从而调动保险公司从事保险的积极性。第一，对生猪养殖保险进行单独的保费收入管理，建立单独的电子化信息系统。第二，对资金结余的管理要明确规定，要求专款专用，不得任意拆借。第三，要对生猪养殖保险分险种核算，积累数据，为未来相关规定的制定提供依据。
第四，建立费用的分项管理系统。建议相关部门对全国的生猪养殖信息进行统计、调查、研究，做好生猪养殖保险的基础工作，掌握完整的产量及疫病统计资料和各种饲料的成本数据，使定损理赔有所依据，从而促进生猪养殖保险快速发展。
4．全省统一承保条件和赔付标准
依法统一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的承保条件和赔付标准，坚持承保生产成本和赔偿生产成本原则，避免保险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如农户需要投保产量或产值保险，可鼓励保险公司开发相关商业化险种。
参考文献：
[1]王鹏．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探讨[J]．中国保险．
[2]梁敏．我国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J]．保险研究，2005，(12)．
[3]谢家智，蒲林昌．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研究[J]．保险研究，2003，(11)．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通过缴费和支付两个环节对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劳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仍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如劳动就业人口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高，保障的整体水平较为低下。这些不足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劳动人口的就业形势的发展，社会保障的缺失也带来了不少社会性矛盾。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保障调节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我们必须针对社会保障政策本身进行细致的研究，探索并制订出有效的促进劳动就业的社会保障政策。
一、社会保障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从经济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对于居民储蓄、劳动就业、资本市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需求不足，二是失业人员增加。社会保障如何在刺激消费和扩大就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是社会保障理论探索和实践面临的重大课题。依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需求曲线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劳动需求量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需求量与工资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工资水平上升，劳动需求减少，反之劳动需求则增加；其二，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劳动需求增加；劳动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劳动需求减少。社会保障政策的推出，会同时引起劳动需求量在劳动需求曲线上的变化和劳动需求曲线位移产生的变化。具体来讲，社会保障从社保基金筹集和待遇给付两个方面对劳动需求产生影响。
1、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影响劳动需求
社保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社保基金的数量，取决于社会保险征缴基数和社会保险税费比率。一般来说，社保基金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为征缴基数的。因此，从对劳动需求影响的角度看，社保基金的征缴使得企业相应增加了劳动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实施，对劳动需求具有负面影响，即会减少市场劳动需求量，影响就业。社会保险征收税费，相当于从劳动者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从市场劳动供给角度看，工资的降低，会产生挤出劳动的效应，一般会使劳动者减少劳动供给。同时，社会保险征税费征收也常常会导致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流向非正规部门，这里面有企业减少成本的需要，也有劳动者增加实际收入的需要。
2、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如前所述，社会保障支付的对象是退休、失业、患病、生育等人员。社会保障待遇的给付，虽然与劳动期间的工资水平有很大关联，但毕竟属于非劳动收入。根据劳动经济学原理，非劳动收入的增加，会产生收入效应，从而减少劳动供给。
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政策对劳动就业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难以有效地适应就业形势的变化。社会保障政策与促进就业不相一致的弊端也暴露出来。
1、社会保障固定缴费制削弱了社会保险调节劳动供求的功能
社会保险税费比率，按照其是否变动，有固定费率和浮动费率两种。前者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费率保持不变，后者是根据影响费率因素的变化对费率进行调整。我国现行社会保险项目中，工伤保险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实行行业差别费率，且在同一个行业内确定若干费率档次，实行浮动费率，其余险种实行固定费率。这种费率制度，在两个方面与经济周期的变化不相适应：一是固定费率与经济周期变化不相适应；二是缴费按月进行，预缴和补缴的机制还不健全，与经济周期的变化不相适应。这两个不适应，大大削弱了社会保障调节劳动供求的功能，不仅使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的作用得不到完全发挥，反而在经济衰退期间会制约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劳动就业。
2、失业保险给付项目结构不合理
为了应对失业，世界各国都在实施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种政策被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职业培训、就业推荐、公益性岗位创建、促进劳动力流动等政策，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失业保险制度和提前退休制度等。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一方面是能对失业后的生活有所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要把主要的人力、物力和运作重心转向再就业，更加注重促进再就业的工作。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虽然条件规定了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政策优惠，但条例的基本特征是以保障基本生活为主，且具体办法和实施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由于用于再就业支出的比例受到限制，近年来，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越来越多，不仅预防失业和促进再就业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还形成了资源的浪费。
3、现行退休制度存在一定弊端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固定年龄退休制度。在经济繁荣时期，这样的退休制度不能有效增加劳动就业的供给量，经济衰退时，退休制度也起不到减少劳动供给的作用。
三、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税务总局于2009年联合发出通知，出台了“缓缴社会保险费、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和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等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以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变化。但这毕竟是一种应急性的措施。依据劳动经济学理论，通过实施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扩大劳动就业的长效机制，才是治本之策。为此我们作如下探讨：
1、实施社会保险弹性费率
这是指在一个与经济周期相一致的长期均衡费率的前提下，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险费率要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适应经济周期的变动。具体而言，就是在需求过剩、供给不足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当提高社会保险费率；而在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当降低费率，包括个人缴费费率和企业缴费费率。企业费率的降低，有助于增加企业劳动需求，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促进社会稳定。个人缴费的降低，有助于增加个人收入，促进居民消费，从而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劳动经济
专业理论，在经济衰退时期，要特别关注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产品资本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和企业，通过预缴、补缴、缓缴等机制，稳定它们的劳动需求，以降低社会失业总量
2、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倾斜，有效增强失业保险的预防失业和促进再就业功能
失业保险应具备三大功能：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预防失业和促进再就业。这些功能是通过合理设置失业保险基金给付结构来实现的。根据国外先进的经验，失业保险基金中，生活保障基金与促进再就业基金的给付比例在4：6左右是适宜的。而我国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给付结构过多地偏重于保障功能，预防失业和促进再就业功能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审视失业保险基金的给付比例，利用失业保险基金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帮助劳动者实现再就业，这才是失业保险的最理想效果。
3、实施弹性退休制度
退休制度是维护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重要社会制度。由于退休年龄直接涉及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它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冲击，以及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调整法定退休年龄的措施。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采用刚性退休制度，其间，虽然对个别特殊群体的退休年龄根据实际情况做了适当调整，但绝大部分行业的退休年龄没有调整。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延长劳动者退休年龄的问题，但鉴于目前劳动供给大于需求，就业矛盾突出，在政策层面得不到响应。我国应该抓住人口期望寿命延长的契机，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可以参照现行退休制度的年龄作为弹性退休制度的年龄中值，规定3至5年的弹性区间，以便充分发挥退休制度调节劳动供求关系的功能。经济繁荣时期，鼓励延期退休，增加劳动供给；经济衰退时期，鼓励提前退休，减少劳动力供给，增加就业岗位，给社会上年轻人的就业创造更宽松的条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完善，积极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当前以及今后较长时期，在我国劳动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就业矛盾突出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社会保障政策本身进行细致的研究，探索并制订出更为有效的促进劳动就业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
参考文献：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4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府扶持；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上看，农业保险既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又带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若交易双方成本利益出现失衡就有可能导致交易效率的损失，因而为了促进农业保险在经济市场中的稳定发展，政府应该从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方面对其进行扶持，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一、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一）农业保险市场失灵
农业保险发展出现市场失灵的原因在于农业保险发展的供需双方出现矛盾，导致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保护作用削弱。供需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保险的价格高。保险价格主要由纯费率与附加费率构成，其中纯费率是保险人能够支付的索赔成本，是保险价格的主要部分。首先，由于农业保险是为农业生产提供损失赔偿，而农业生产损失往往来自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如旱灾、洪灾、地震等，这些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较大，所造成的损失规模较大，因而使得农业保险损失率较高，保险公司需要向投保人支付的索赔金额数目较大，使得保险商和投保人双方出现成本利益失衡。其次，农村地区由于其环境较差、设备落后，对保险的管理难度较大，使得保险商在农村开展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本大大提高，加上投保人在地域上较为分散而业务量又大，保险公司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维持业务。这些因素迫使保险商提高保险价格，以维持保险公司的经营。但是，高价格的保险也使得农民对投保的需求降低，从而造成农业保险的供需矛盾。二是农民收入低，对保险需求不高。虽然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农村，农业经济发展还很落后，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平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尤其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民根本没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而东部发达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规模相对较小，这就使得市场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不足，造成农业保险在市场中出现失灵现象。三是道德风险影响。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具体表现在有的投保人缴纳低保险费后从事高风险农业生产，又或是故意制造损失事故来骗取保费，导致保险公司的经济效益降低，经营成本升高，甚至出现保险公司赔付不起的情况，使得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下降，使市场中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下降。基于以上三点，保险双方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农业保险市场，导致农业保险在市场中发展不顺，需要政府给予扶持。
（二）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
造成农业保险无法形成稳定市场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保险本身的正外部性。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社会和他人产生的非市场化影响，而正外部性则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在不投入代价的情况下受益。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角度分析，当农民购买保险后，由于保险所具有的保障作用，使得农产品的供给增多，价格下降。而消费品价格下降，在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剩余就会增多，而生产者剩余可能增多，也可能减小，即消费者剩余总是正的，而生产者剩余则有可能是正可能是负。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剩余增量总是正的，这就使得农产品消费者受益增多，而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则没有受益或受益减小。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在购买农业保险后，不仅作为保险消费者的农民受益，而且其他社会成员也会受益，且从长远来看，农民从农业保险的经济受益要小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这就使得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严重下降，在没有政府扶持补贴的情况下，农业保险无法产生有效的市场需求。因此，农业保险产品既有私人物品的属性，又具有其给社会带来福利的公共物品属性，而作为农业保险中公共的部分则应由政府来负担相应的代价，对农民在保险中损失的经济利益进行补偿，使农民在保险中的受益与社会利益相等，这样才能产生有效的市场需求，推动农业保险市场的形成。
二、政府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扶持
由于农业保险自身带有的正外部性，其所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论是投保方还是保险商都无法对其进行收费，因而必须有政府提供第三方的支持，以弥补在农业保险投入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效益外溢。政府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扶持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经济扶持
经济扶持是政府扶持农业保险发展的最直接手段，政府可以采取的经济扶持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经济补贴。经济补贴的对象不仅包括保险商，而且还包括农民投保方。政府在给予农民适当的经济补贴后，农民支付的保险费用会降低，投保需求会增加，从而增加农业保险有效的市场需求。各地政府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本地的农业风险情况为农民提供保费补贴，以刺激农民的投保热情，增加投保需求。且政府对农民的保费补贴能够填补农民在投保过程中经济利益外溢的部分，增加农民经济受益，使农民受益与社会受益相等，从而削弱了农业保险消费方面的正外部性。再者，政府在给予保险商适当的经营补贴并给予管理费用等经济支持后，保险商自身的经营成本降低，农业保险供给增多，从而增加农业保险有效的市场供给。我国政府一般是以管理费用的形式对保险商进行补贴，刺激保险商增加农业保险业务，增加保险供给。政府对保险商的经济补贴也能够弥补在保险过程中成本费用外溢的部分，降低保险商的成本投入，从而为健康稳定的农业保险市场的形成做准备。
经济补贴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政府根据农业保险的不同险种来为农民提供相应比例的保费补贴，刺激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投保需求。二是给予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商适当的费用补贴，降低其农业保险经营成本，增加保险商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三是对农业保险发展提供再保险，保障农业保险行业的稳定发展，为农业保险发展保驾护航。具体的经济补贴政策则要根据各地发展情况来确定，其经济补贴的费用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业保护政策进行调整，减少对农产品的出口和价格补贴，增加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二是将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灾害救济和补偿的节省部分投入到可积累的保险金中，既保障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又实现了救灾资金的滚动利用。三是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控制行政经费的支出，将多余的支出部分用于农业保险发展支持。
2.经济扶持的另一种方式是税收优待。税收优待是通过给予农业保险经营方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刺激保险商对农业保险的供给。给予保险经营方的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通过免征其营业税，减少保险商的税收成本来实现，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在特殊时段内适当减免经营方的所得税或其他税种来实现。另外，税收优待不仅仅是给予保险经营方，而且还可以给予投保方。对投保方投入保险部分的个人收入可以给予免除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以激发农民投保的热情。
（二）法律法规扶持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是保证农业保险稳定发展的前提，只有让农业保险做到有法可依，农业保险才能实现依法经营。用法律的形式对农业保险的性质、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基金管理、经营范围及费率、赔付标准等方面进行界定，能够实现农业保险市场的规范化，避免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过程中因缺少法律法规限制而出现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在法律扶持方面，2013年3月我国开始施行最新的《农业保险条例》。《农业保险条例》的实施对于发展农业保险、发挥农业保险机制、分散转移农业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条例的颁布施行对于规范国家扶持农业保险措施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扶持措施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条例》共分为总则和五章内容，分别对农业保险经营规则、合同签订、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条例的颁布施行使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使农业保险发展做到了有法可依。
（三）行政扶持
政府给予农业保险发展的行政扶持措施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成立专门的保险管理机构，对农业保险发展进行管理并附有理论研究、组织实施、政策制定等职能，不断提高农业保险管理水平；二是各级政府机构应高度重视各地农业保险发展，针对各地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农业保险实施相应领导并负有对农业保险机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促进的责任，促进本地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三、结语
针对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及在经济市场中出现的供需失衡问题，政府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对其进行扶持，从经济、行政、法规等多个方面进行。同时，又要注意实施保险补贴的效率，从各地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入手，制定适合本地区农业发展的保险补贴政策，使农业保险能够真正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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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5
随着落后产能的关停并转，至少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各种冲击，其中，社会各界最关注的就是失业问题。人们担心供给侧改革会像1998年国企改革时那样引起大面积的下岗失业潮，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供给侧改革是一项具有不确定性与一定难度的系统工程，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社会稳定的根基就是就业，所以，研究“本次去产能究竟会对就业带来怎样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针对“去产能”给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潜在影响，进行系统、细致地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两轮去产能失业压力的理论比较
首先，从产能过剩的行业分布来看，上世纪90年代，产能过剩的行业遍及轻、重工业。当前，国内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行业则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和铁矿石等重工业。其次，我们根据劳动―资本比率，比较两轮产能过剩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在上轮去产能进程中，重工业中钢铁、煤炭、冶金等行业，单位资产耗费劳动力极大，劳动―资本比超过千人每亿元，钢铁行业达到每亿元7485人。本轮去产能行业的劳动―资产比率大幅减少。当前的钢铁行业平均每亿元资产只需要49人，约为上轮的1/152；有色金属行业平均每亿元需要78人，约为上轮的1/21。如今产能过剩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有了极大程度的降低，进一步因去产能而带来的失业风险也将大大减小。第三，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上轮去产能进程中，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就业量都有所减少。本轮去产能主要集中于国企改革，公有制占比也有所降低。
综上所述，在本轮去产能的进程中，第一，过剩产能行业的产业覆盖面大幅减少，从过去遍及工业部门中的全行业，转变为仅集中于重化工业。第二，随着服务业的崛起，工业增加值占我国GDp的比重有所降低，尤其是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代表的过剩行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仅约为1/10（10.35%），不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太大的影响。第三，经济发展带动了科技水平的提高，也降低了产能过剩行业的劳动密集度，这意味着即使是压缩同样程度的产能，本次释放出的劳动量也会减少。第四，国有企业占比大幅降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同时，去产能从兼顾各类所有制到集中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以上这些结论，从不同角度在理论上证实了本轮去产能所面临的失业风险要明显低于上世纪90年代。
二、两轮去产能失业压力的具体测算
当前我国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行业是钢铁、煤炭等行业。根据这些行业历年的产值变化率、产能利用率及就业人数等，利用就业弹性与去化率相结合的方法，测算在去产能进程中可能会释放出的劳动力总量。
（一）基于相关文件及产能利用率计算本轮行业去化率
钢铁行业，按照《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在已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实现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为8.04亿吨。钢铁行业的产值变化率将保持在12.44%―18.66%（1/8.04―1.5/8.04）区间内。煤炭行业，按照《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要求，从2016年开始，用3―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去除煤炭产能的区间为5亿吨至10亿吨。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正常生产及改造的煤矿39亿吨。煤炭行业的产值变化率处于12.82%―25.64%（5/39―10/39）之间。水泥与玻璃行业，根据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5年全国熟料产能利用率仅约为67%，玻璃行业的产能过剩尤以平板玻璃为甚，2015年产能利用率仅为68%。由于水泥与玻璃缺乏具体的产业数据，只能根据产能过剩率来进行推算。国际上则大多认为处于79%到83%之间的产能利用率比较合适。根据这一标准，水泥行业的去化率为15.19%―19.28%，玻璃行业则需要退出13.92%―18.07%。又因为水泥与玻璃同属于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本文取平均去化率作为行业的产值变化率。即：14.56%―18.68%。其他行业按照计算方法估算，石化行业的去化率要保持在17.09%―21.08%。有色金属行业的去化率为11.39%―15.66%。
（二）根据行业历年主要产品规模及就业人数计算本轮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是指一个百分点的产值变化所带来的就业变化率。根据考察期的不同，这种方法又可以分点弹性与弧弹性。前者是计算某具体年份内就业变化率对产值变化率的比率；后者则是二者在连续多年的平均比率。依照这个定义，我们将通过2000―2014年期间，各行业的就业变化率与产值变化率的比值来计算对应行业的就业弹性。估算表明，钢铁行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1.4612，煤炭行业为1.4346，石化行业为1.0665，玻璃与水泥行业为1.4769，有色金属行业为0.8514，铁矿石行业为0.9829。
（三）根据就业弹性、去化率与行业总就业人数测算本轮失业规模
2015年钢铁行业总就业量估计在320万人左右，煤炭行业总就业量约在610万。钢铁行业的产值变化率为12.44%―18.66%，就业弹性为1.4612。将它们依次相乘可得钢铁行业去产能可能释放出的劳动量在58.16万人至87.25万人之间。其他行业，我们均采取同样的计算方法。有色金属产业2013年全年有色金属行业的总就业人数为283万。石化行业2013年石化行业就业总人数为城镇非私营单位人数的两倍，即148万人。对于水泥和玻璃、铁矿石行业来说，以2013年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与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即257万与29.5万，来进行测算。
根据就业弹性与去化率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国家去产能的配套政策，本文估算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玻璃、水泥和铁矿石这八个行业在去除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对就业的影响见表1。
三、两轮去产能控制失业风险的政策选择比较
首先，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上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与居民收入财富水平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端，1997年，我国GDp为79739.2亿元，政府消费支出10930.4亿元，居民消费总额达36636.3亿元，人均每年消费2978元。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数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2015年，GDp实现676708亿元，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5万亿元，分别约为上世纪90年代的8.5倍、14倍，人均全年消费水平接近两万元。可以说，当前我国应对失业压力的财力与能力早已今非昔比。现阶段的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升级，产业体系更加健全。1997年，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47%，第三产业占35%。2015年，我国服务业稳步扩张，占比超过二产达50.5%，重化工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约为1/10。此外，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更高，一个百分点的增长能带动约100万的就业岗位，比工业多出50万，这样的产业结构也更助益于国民经济在去产能进程中，有效规避失业风险。
第二，从反失业政策来看，上轮去产能进程中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控制政策，可分为积极的失业政策与消极的失业政策两类，但整体上更倾向于消极的控制政策。其中包括：兼并重组、实施再就业工程、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然而，此次在推进本轮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关注社会保障制度的托底政策，还更加侧重于积极、主动性的失业控制政策。
（一）上轮去产能更倾向于消极性失业控制政策
首先，政府出台配套政策，通过注资、收购、重组或股份制改造等行政手段救活落后企业、终止重复建设，同时要求兼并方、改制企业接受原企业全部在册职工，确保薪资与社会保障待遇的落实。对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的国有企业，要求破产企业的资产处置首先用于职工的安置，包括清偿职工的工资、基本社会保险、其他失业救济费用。另外，还要向自谋职业的下岗职员“买断工龄”，支付一次性补偿费用等。当费用不足时，由地方政府出资补足。
其次，针对下岗职工尤其是就业困难群体，实施“再就业工程”。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在各地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免费开展职业培训、提高再就业能力，发放失业救济，提供公益性的就业岗位、机会等多种形式帮助与扶持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据统计，1998―2000年期间，国家共累计培训下岗职工1200万，其中280万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当时政府构筑了三道保障网，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此外，还设立了内部的下岗再就业中心。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国有企业原本就体系庞大、人员冗余，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买方大多不愿安置原国企职工再就业，更倾向于采取“买断工龄”的方式，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同时，政策性破产的国有企业大多资不抵债，拖欠的工资和社保数额连地方财政也无力承担。为完成国企改制目标，地方政府对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的监管较为松散。因此，在上轮去产能过程中，积极的控制政策效果并不理想，更多地集中在消极的失业保障方面。
（二）本轮去产能更倾向于积极性失业控制政策
在推进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不仅关注社会保障制度的托底政策，还更加侧重于积极、主动性的失业控制政策。比如，注重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以及鼓励创业、开拓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拓展新的就业条件等更加积极的措施来释放失业压力。
本次改革伊始，我国就出台了一系列控制失业风险的干预政策。从2012年开始，我国启动营改增试点，对小规模纳税人由过去按营业额缴税改为按增值额缴税，税负明显降低。2013年8月1起，对月营业额不足2万元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或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2014年9月又将免征范围扩大到了2万―3万元。随后，2014年颁布了新《公司法》，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发起人可自行约定各方的出资比例、方式和期限，并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此外，中央还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针对自主创业从多方面提供了支持。
上述举措通过降低企业的创办成本，扶持就业弹性更高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鼓励自主创业，有效地激发了市场投资活力，直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014年，新登记注册企业超过365万家，日均新注册企业超过一万，同比增长率达45.88%。同时，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由电子商务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1720万人。
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领域，为减轻企业用工负担，2015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限次两次要求下调失业险、工伤险与生育险缴费率，社保费率由41%降低至39.25%，总降幅为1.75%。据测算，每年可为企业和职工减负670亿元左右。目前，国内已有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甘肃和江西等超过12个省市陆续出台下调社保费率，且主要集中在工伤、失业与生育保险。近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也明确提出，将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这也是在去产能进程中降低企业成本，增强就业市场活力的有力措施之一。同时人社部还表示，在此轮去产能过程中，中央财政将拿出1000亿元作为奖补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的安置。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本轮过剩产能行业的产业覆盖面大幅减少，从过去遍及轻、重工业部门中的全行业，转变为集中于重化工业。同时随着服务业的崛起，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有所降低，以钢铁、煤炭等为代表的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行业，在GDp中占比约为1/10（10.35%），不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太大的影响。
第二，鉴于国企占比有所降低，去产能又从兼顾各类所有制到本轮集中于国有企业，本轮去产能面临的潜在失业压力将更小。同时，经济发展拉动了科技水平的提高，产能过剩行业的劳动密集度大幅降低，这意味着即使是压缩同样程度的产能，本次释放出的劳动量也要少于上轮去产能。
第三，利用就业弹性与去化率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国家去产能的配套政策，本文估算“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玻璃、水泥和铁矿石”这八个行业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可能释放出的总劳动量将处于284万至459万之间，约为2015年全国总体就业人数的0.37%―0.59%。
第四，回顾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1997―2002年期间，工业部门总体失业人数达2486万，以纺织、制糖、煤炭、冶金、建材、石化与钢铁为主的七大行业共释放了1107万的就业量，约占1997年总就业量的43.33%。
第五，通过对去产能控制失业风险的政策选择比较，我们发现，在实践中，上轮去产能更倾向于消极的失业救济；而本轮去产能在注重失业保障的基础上，则更侧重于利用主动、积极的控制政策来规避失业风险。比如，通过扶持新兴产业，鼓励创业、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来拓展新的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一方面，根据对产能过剩行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两轮去产能释放就业总规模的测算，以及各主要行业减少就业量的比较可知，当前我国产能出清的失业压力远小于上一轮去产能。另一方面，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数量更高，财政收入与居民消费水平有了质的飞越，施政的能力与空间更为广阔，干预失业风险的政策选择也更加积极、主动和多样。
（二）政策建议
首先，针对去产能改革可能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与影响，进行全面科学的统筹与准备，尽管根据测算不会发生大规模解雇，但仍然要正视这一问题，以减轻社会性的失业担忧、避免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为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可参考国企改革与美国、日本钢铁行业环保转型的做法。比如，以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行业为突破口，由点到面，取得成效后再逐步向其他行业推广。同时，还要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尤其是针对新产业、新业态的扶持等，力图为传统产业减少富裕人员、拓展新的就业创造条件，通过开拓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焕发新的生机。
第三，为了应对潜在的失业风险，政府作为安全网的功能必不可少。建议政府积极利用企业、社会等的多方力量，放慢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步伐，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做好再就业解决工作。同时，还要全力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建设，减缓劳动力市场的震荡。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现正式实施
5月1日起，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正式拉开大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也开始正式施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将更加规范。同时，养老金入市步伐也有望加快，人社部表示正研究投资策略，确保今年顺利启动实施。
哪些地区能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
——21省份符合条件重庆等地已出台方案
4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从20xx年5月1日起两年内，一是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份，将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xx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省份，可以阶段性降低至19%。二是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现行的2%阶段性降至1%—1.5%，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0.5%。
哪些省份符合条件?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一季度新闻会上透露，目前各省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比例都是8%，单位缴费比例，上海是21%，山东和福建是18%，广东和浙江是14%，其他省份都是20%。按照要求，全国大部分省市是符合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条件的。
具体来说，有21个省市区，其中上海由21%降到20%，其余20个省市区是北京、天津、山西、内蒙、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新疆、甘肃和宁夏，符合降低费率的条件，可以由20%降低到19%。
记者注意到，目前，重庆等地已经出台具体方案。重庆决定从20xx年5月1日起两年内，阶段性降低养老、医疗、失业三险费率。其中，降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1个百分点，从20%降至19%;降低参保企业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0.5个百分点，从8%降至7.5%;降低失业保险缴费比例1个百分点，单位和职工个人缴费比例各降低0.5个百分点，均由1%降至0.5%。
降低费率是否会影响职工社保待遇?
——各项社保待遇不会降低
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是否降低社会保险待遇?对此，官方屡次强调，各项社会保险待遇都不会因降低费率而降低。
在4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表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尤其是阶段性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不会影响社会保险待遇。国务院对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提出了明确要求，前提就是要确保参保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降低，和待遇按时足额支付，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是要确保的。
李忠也强调，各地要采取措施，增强基金收支平衡能力，确保参保人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降低和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基金征收与待遇发放两者并不直接挂钩。降低单位缴费比例并不影响养老金计发，个人待遇不会降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个人待遇与个人缴费基数和年限紧密联系。降低单位缴费比例，意味着企业交的钱减少，这会影响养老基金的充足性，但不是说基金的钱少了就要降低个人待遇。而且，养老金待遇还要根据物价等情况逐年提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今起实施
——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将更加规范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自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条例，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可以接受省级人民政府的委托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应当坚持安全性、收益性和长期性原则，在国务院批准的固定收益类、股票类和未上市股权类等资产种类及其比例幅度内合理配置资产。
需要澄清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与人们熟悉的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并非同一个基金。如果说社会保险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那么社会保障基金就相当于“保命钱”的储备金。
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表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由于短期内暂不发生支出，更适宜开展中长期投资。
数据显示，截至20xx年12月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已由设立时的200亿元发展到15085.92亿元。随着条例的正式实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将更加规范。
养老金入市步伐有望加快
——正研究投资策略确保今年顺利启动实施
养老金入市的步伐也有望加快。国务院20xx年8月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解除了“养老金不能投资股市”的紧箍咒。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7
这一轮降费率，将为企业带来多少“降成本”利好？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降低三项社会保险费率，能为企业减轻一些负担。假设某企业工资总额1亿，一个点社保费就可省100万以上；若企业工资总额100亿元，则可节省―个亿以上。
先降低工伤、失业、生育保险费率
专家：这“三险”结余较多、规模较小
社会保险费率，是指单位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占缴费工资的比例。我国城镇职工法定社会保险为五项，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人社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社会保险五项费率合计为39.25%，总体偏高。为此，“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更早之前，在去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要求下调社保费率，涉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据记者了解，目前，已有上海、广东、天津、甘肃、江西、北京等多个省市相继出台文件下调降低社保费率，也都主要集中在工伤、失业、生育“三险”。北京、天津工伤保险基准费率由原来的0.5%至2%调整为0.2%至1.9%。天津还提出将企业缴纳失业保险费率由2%降至1%，缴纳生育保险费率由0.8%降至0.5%。上海宣布失业保险费率单位缴费部分从1.5%下调到1%。
为什么降低的是失业、工伤、生育这“三险”的费率？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向记者一语道破：“这是根据中央部署，为企业‘降成本’采取的实质性举措。基于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比较好，目前普遍收大于支、结余较多，具备降费的空间和条件，先从这‘三险’降起，最便于实施和见效，还不会影响保险基金正常运行。”
以北京市为例，2015年北京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显示，去年全市失业保险基金超收8.5亿元，工伤保险基金超收3.5亿元，生育保险基金超收2.9亿元，“因此适度下调这几个险种的缴费费率，尽管会导致收入减少，但可调剂往年结余；加上这几个基金总量规模较小，即便出现收支缺口要填补压力也不大。”苏海南说。
个人待遇不会降低
大企业减负绝对额大
三项保险费率下调，人们最关心的是到手的钱是增加还是减少？个人待遇是否会降低？
据记者了解，此轮保险费率下调，多地下调的多为单位缴费费率，个人缴费费率基本没做调整。以上海为例，上海此次调整共涉及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总体费率下降2.5个百分点，但降低的只是单位缴费部分的费率。
但也有一些地方单位缴费费率和个人缴费费率均做了下调。比如，云南失业保险缴费费率统一从3%下调为2%，其中用人单位缴费费率从2%下调为1.4%，个人缴费费率从1%下调为0.6%。
以云南为例，假如一个月薪6000元的企业职工，此前按1%缴纳失业保险费，每月需缴纳60元，个人费率下调至0.6%后，每月只需缴纳36元，那么每年就能多拿到工资288元。下调社保费率对职工个人收入影响并不大。
苏海南向记者进一步解释，此政策的目标就是减企业负担，不减个人保险待遇。国家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缴费和保U待遇分别规定了明确的标准，这次只下调缴费费率，并未也不会下调劳动者个人保险待遇标准。因此，劳动者个人的各项保险待遇不会受到费率调整影响。
那么，此次降低费率能为企业带来多大实质性利好7针对这个问题，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回答截然不同。
“还没看到文件，还不知道如何执行新的保险费率办法。但是对我们这个只有100人的企业来说，这个只是皮毛。”北京某媒体财务主管刘欣还没有切身感受到减负对他们这样的小企业带来的好处。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他们单位所交失业险单位费率是1%，个人费率是0.2%；工伤险单位是0.3%（个人不交）；生育险单位是0.8%（个人不交），加起来是2.1%。如果以一位员工月工资5000元为基数（乘以2.1%），单位给每位职工每月所交的保险是105元，一年合计需交1260元。以100人计，现在单位每年共交12.6万；如果执行新政策费率下调，比如单位所交的失业险从1%降到0.5%，工伤险从0.3%降到0.2%，生育险从0.8%降到0.5%，加起来共1.2%，还以一位员工月工资5000元为基数，单位给每人每月所交的保险是60元，―年合计是720元。税率调整后，每人每年少交540元，100人的企业，单位每年少交5.4万多元。
5.4万元的减负对小企业而言，数额确实不大，但是对一个几十万人的大企业，这个数字可了不得。如果按照上述每人每年少交540元计算，对一个10万人的大企业，可减负5400万；对一个20万人的大企业，可减负1.08亿，高达亿元以上。显然，社保费率下调后，对小企业来说，钱虽不多但也是利好，大企业受益最为明显。这个判断得到苏海南的认同，他向记者表示，“如果一个企业只有几百人，社保费率降低一两个点，人工成本总量没降多少。可是如果是一个几十万人的大企业，因为参保人数多，降低一两个点，降费的绝对数就不小。不论大小企业，从降费比例来说都是一样的，因而肯定对各类企业都是利好。”
小企业减负：还得拿养老、医疗开刀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数量目前已经超过了12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数的99%，几乎涵盖了生产、服务领域的各个行业。如何让这些中小企业也享受到降低社保费率的利好，刘欣说“还得拿养老、医疗开刀”。
其实，占据社保缴费“大头”的养老和医疗保险降费率在地方已经有所动作。人社部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我国社保费率为39.25%，其中养老和医保占36%左右。而此次仅有上海、浙江杭州和福建厦门等地下调了养老和医保费率。
资料显示，上海宣布从今年1月1日起下调社保费率，其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企业的单位缴费部分从21%下降到20%，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单位缴费部分从11%调整为10%。
据上海市财政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结余182亿元，累计结余达1111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当年收支结余217亿元，累计结余1093亿元。据此简单测算，以去年收入为基数，养老与医疗费率均降低1个百分点，两项基金仍能实现结余。
苏海南告诉记者，养老、医疗保险基金出现结余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省份，因为这些省份人口流动大，农民工离开当地只带走了自己所交的部分，单位交的社保费都留在了当地，所以出现结余；然而，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养老金出现亏空，尤其是去年我国部分省份养老保险出现当期收不抵支。“养老和医疗，目前总的来看，虽然全国收大于支，但毕竟有十几个省市出现了收不抵支。”
人社部近期也表示，曾经宽裕的医保基金，也有相当一部分省份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的状况，基金“穿底”风险日益凸显，需要一定的费率支撑。
尽管国家要求整个社保费要适当下调，但鉴于各地的情况差别比较大，有的省份已经收不抵支了，需要靠财政补贴，一刀切显然不合时宜。
“已经入不敷出的省份肯定就没有下调养老和医疗社保费的空g。而有的省份，比如上海，本来征收的21%的养老费率就高于国家标准，所以降下来是很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各地调整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率，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刀切。”苏海南说。
保险合并利于社保费率继续降低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8
[关键词]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业;自然灾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提高。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加剧的趋势。而我国农业自然灾害保障较为落后,要么是政府财政救济,要么是农户自己承担,这就使得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对保险的需求更为迫切。然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一、我国农业风险与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农业风险损失的范围和损失程度呈现扩大的趋势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逐年上升。据统计,我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20世纪50~60年代平均每年损失39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损失520亿元,80年代上升至620亿元,1998年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007亿元,2005年,各类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042亿元,2006年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303亿元,2007年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363亿元。《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指出,近15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2000亿元。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直接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3%,而美国这一比例约为0.6%,日本约为0.8%。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保险的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和受灾面积的比例分别超过20%和50%,农业风险损失额范围和程度呈现扩大的趋势。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1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不足。20世纪80年代我国保险业务全面恢复,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各地分公司开始试办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现改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成立后,在兵团范围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目前,国内保险市场上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综合性保险公司以及三家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相对于巨大的农业保险市场,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明显不足,不能适应农村保险市场的需求,造成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因此,迫切需要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发挥农业保险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的作用。
2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保险险种不断萎缩。从1982年到1993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国家财政兜底的计划经济体制,保险公司对经营农业保险的盈亏考虑的较少,这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在95%左右。但是,随着199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市场化体制转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渐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收缩风险大、亏损多的农业保险业务,而其他公司则退出了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农业保险从20世纪90年代的高潮跌入了低谷。
自1993年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的规模和保费收入逐年下降,占财产保险总保费的比例也逐渐下降。199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39%,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1.10%,200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64%,200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58%,2004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36%,2005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55%,2006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51%。资料显示,1992年是形势最好的一年,从1993年到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2005年有所回升。在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由于经营风险高、管理难度大、政府支持不充分,农业保险险种也由以前的60多种下降到现在的30多种。目前,我国开展的农业保险主要有农村家庭财产综合险、农机具使用第三者责任险、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等险种。农业保险的持续萎缩与国家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农业政策背道而驰。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已不能满足农村和广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二、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
(一)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
1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通常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农业保险都给予立法支持,如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加拿大的《农作物保险法》等,这些法规在促进本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国农业保险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提到“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46条也仅指出“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致使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很大。
2农业保险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从国际上看,凡是农业保险做得较好的国家,大都强调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配合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共同支持农业保险的运作,如实行免税政策、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等。而我国的农业保险却长期处于自主经营状态,政府对农业保险除了免征营业税外,国家尚无配套政策对农业保险业务予以扶持。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使农业保险的发展缺乏坚实的后盾。
(二)有效需求不足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不少农民有投保愿望,但从总体上来看,对农业保险实际上还是缺乏有效需求。一方面,农作物保险的价格(费率)很高,有的险种费率高达10%左右,但期望收益(理赔金额)却不高,并且这种期望收益是不确定的。而我国农民收入普遍偏低,支付能力有限,尤其是那些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对更恶劣,风险更大,更需要农业保险保障,但是,对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购买农业保险的经济负担是很沉重的。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农民收入比较高的上海、广东等农村地区,虽然农民支付能力较强,但是由于农业保险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及不确定,也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很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理念,对面临的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甚至还有人将保险费和乱收费、乱摊派相联系,认为买保险会加重经济负担。
(三)有效供给不足
高风险和高赔付率是我国农业保险业务持续萎缩的主要原因。农业是弱势产业,既包括自然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也包括市场信息不对称、供求不平衡带来的经济风险,还包括由于个体或团体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行为带来的社会风险。风险发生的频率高、范围广、损失惨重,致使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另外,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非盈利性同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相背离。2004年我国专业性保险公司成立以前,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两家综合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基本是按商业化的模式运营,尚未享受政府补贴,经营亏损由经营主体自行消化,致使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意经营风险很大的农业保险。
(四)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农民已经认识到购买农业保险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诚信意识不高。同时由于保险双方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在承担风险和理赔过程中常常被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所困扰。由于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较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中逆向选择较为严重。受农业生产经营的自身属性、小农业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也比较严重,且难以有效控制或控制成本较高。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30%以上。因此,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非常谨慎,不轻易接受投保,也不轻易开发新险种。
(五)农业再保险机制不够完善
农业风险大都是巨灾风险,我国的农业保险缺乏适当的应对巨灾风险的措施,因此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风险,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风险转嫁机制,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例如美国和日本的政府都对本国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而我国由于再保险市场不发达,一方面,供给主体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与服务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三、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对策
(一)加快农业保险立法的步伐,为发展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依据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9
党的十首次提出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方针，同时要求“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这为今后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如果把城镇就业人数视作全覆盖目标的话，对比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距全覆盖还比较远。究其原因：一是制度“瞄准率”太低，影响了参保积极性；二是制度设计缺陷，无法实现“应保尽保”，其中农民工参保制度亟需完善。现行制度对农民工的“包容性”太低，造成农民工参保率、参保受益率都太低。首先，农民工的参保率太低。例如，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共1.66亿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43.4%，但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只有3740万，仅占全部外出农民工人数的22.5%，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参保率仅相当于全部城镇就业人员失业保险参保率的一半。其次，农民工的参保受益率极低。2013年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共77万，相当于参保农民工的2%，不及当年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一半，这与农民工高失业风险的特征极不相称。应当考虑将农民合同制工人参加失业保险的最低缴费期限由现在的1年缩短为6个月，这样更符合农民工就业周期短的特征；加强农民工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经办管理，以适应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强的特征。建议取消一次性领取待遇的规定，改为按月发放，这样可以避免雇员与雇主串谋，通过反复失业和再就业以骗取生活补助金的道德风险。
2.基金积累偏离“现收现付”原则，应降低费率
现收现付是失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要求失业保险的缴费率应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进行及时调整。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三个时间节点，以三个文件和法规为标准，分别是1986年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1993年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和1999年的《失业保险条例》，这三个文件分别规定的缴费率是企业按标准工资总额的1%、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上限不超过1%）、企业和个人分别按工资总额的2%和本人工资的1%缴费。在《失业保险条例》实施之前，失业保险基金收支差逐渐降低，基金积累规模控制在较合理范围内。2002年以后，随着参保失业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和失业受益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逐渐降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与收入的差距开始拉大，基金积累规模突飞猛进。实际上，按照现收现付的原则，失业保险的理论缴费率应等于待遇替代率与制度赡养率的乘积，如果考虑预留3—6个月备付金，那么失业保险的合意缴费率应略高于理论缴费率。这里借用养老保险的概念，待遇替代率=失业保险金/缴费工资，制度赡养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其中“缴费工资”一般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0%，这是因为很多企业按照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缴费，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一些地区更是下延到40%，因此实际缴费基数被缩小了。“失业保险金”为最低工资的60%—90%，而最低工资一般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30%，因此可以估算失业保险的替代率约为20%。2000—2013年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赡养率基本维持在6%—8%的水平。综合起来，失业保险的合意缴费率应该在1.5%—2%之间。
3.待遇标准低但期限长，需调整结构
从国外失业保险制度设计来看，失业保险金往往与平均工资挂钩，待遇水平略高于最低工资。例如，经合组织国家（oeCD）失业保险金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75%，下限一般是最低工资水平，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采用最低工资和全国平均工资的中值，拉美的巴西和乌拉圭是按照最低工资的一定比例确定待遇上下限。相比之下，中国的失业保险待遇水平逊色得多，一般相当于最低工资的60%—90%，相当于城镇在岗职工工资的15%—20%，而且近年失业保险金增速低于最低工资增速，出现失业保险待遇持续走低的现象。例如，1996年以来，除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2009年以外，北京市公布的失业保险金与最低工资比值一直在下降。在发达经济国家和拉美地区，所有实行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所规定的失业保险待遇期限都在一年以内，例如大多数oeCD国家最长失业保险待遇期为8—36周；只有较少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失业保险待遇最长期限超过一年，例如阿尔及利亚失业保险待遇期限最长为36个月，但规定参保期限最短应为3年，这个规定比其他国家严苛得多；中国失业保险最长待遇期限为24个月，同为亚洲国家(地区)的韩国最长为240天，孟加拉国最长为120天，中国台湾地区最长为16个月。我国过长的待遇期限不利于失业人员积极寻找工作，一些地区还出现已经重新就业的人隐瞒就业情况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例如，在对东北某省187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所做的调查显示，80%的人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同时正在从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工作。在国外，除非经济危机这样的特殊时期外，失业保险金标准会随待遇期限延长而逐渐降低，这种做法可以减少自愿长期失业的收益，从而鼓励失业人员重新就业。鉴于此，考虑重新修订失业保险待遇计发方式：失业的前半年可以提高失业保险金水平，将失业保险与物价和工资增长情况挂钩，避免失业人员陷入生活困境；失业期限超过半年的，应当在加大就业培训和创业辅导的同时，逐渐降低失业保险待遇水平，激励失业人员尽早实现再就业。
4.基金使用范围不断扩宽，需明晰边界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篇10
论文关键词出口信用保险双轨制
当前，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尤其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明显放缓，国际贸易的信用风险程度明显加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出口面临的信用与结算风险持续增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尽快完善我国现行出口信用保险相关制度。
一、出口信用保险对外贸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出口信用保险是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作为被保险人的出口商之间订立的一种特殊协议。根据该协议，出口商按信贷条件出口商品，在进口商不能按期付款时，保险人将赔偿出口商因进口商不能按合同规定支付到期的全部或者部分货款的经济损失。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一项非盈利性的政策性保险业务，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各国政府为推动本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一项经济保障措施。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风险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商业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具有难以估算的不确定性，是商业保险难以承受的，因此由政府来承担这一保险职责便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基本规则之一。发达国家官方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已有85年历史，我国于1988年创办信用保险制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成立于2001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风险基金，是我国唯一承办政策性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标志着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保障外贸企业收汇安全。防范及避免可能遭遇到的财务损失是出口信用保险的应有之义，在企业自身无法实现追偿时，专业信用保险机构可以以其更强的催缴以及追偿的措施和能力帮助企业实现安全收汇。
其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信用评级比较高，和全球100国家银行签订了银行保险合作协议，通过该协议银行可以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外贸企业的应收账款提供相应数额的无抵押担保的贸易融资。这为外贸出口企业，尤其是缺少抵押物的外贸出口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很好的融资渠道，也从而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
再次，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出口风险。当前，很多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获得客户的主要渠道是网络，而网络信息很多情况下是虚假的，所带来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将对我国的外贸企业带来相当大的收汇风险，而中国信保可以以其自身优势调查国外买方的基本情况、经营作风、资产负债情况等，还可以分析相关国家的国别风险。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信息成本，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二、中小企业在信用保险方面遇到的困境
（一）缺乏法律保障，需要专门立法
我国自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以来，主要由部门规章、政策而未设专门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在《保险法》某些条文中涉及到了相关国际贸易保险的规范，很显然这种粗略的规定忽视了国际贸易保险的特殊性。2004年4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对外贸易法》中，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职能和作用首次得到法律的确认，但未作明确规定。法律保障的缺乏，严重制约着出口信用保险的健康、顺利发展。
（二）供求矛盾突出，对中小企业保障尤为不足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作为政策性经营机构，其在经营过程中要配合国家外交、外贸、产业、财政、金融等政策，另外，其风险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限于该专项基金的数量，中信保势必在经营中更倾向于承保风险较小的业务，因此，相应来说大型项目、大型企业更受青睐，主要是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大型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出口项目、大型对外工程承包项目等。与之对比，中小外贸企业就目前来看尚不能进入中信保的主流业务，而众多的中小企业其实对出口信用保险的需求更为强烈，从而造成了较为突出的供求矛盾。
另外，由于出口信用保险为外贸企业提供的理赔额有额度限制，该额度的高低主要依据进口商的资信等状况，进口商的资信等越好，相应的理赔额度就越高，反之理赔额度就较低。我国中小外贸企业出口规模小，买家分散，通常注定了其国外客户往往会面临更大的资信风险，因此，对中小外贸企业因进口商违约导致的出口损失受理赔额度的影响更为严重。
（三）保费率偏高，抑制企业投保需求
2004年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短期险费率为0.8%，中长期险种费率为4.9%，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6月1日开始，中国信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平均费率在2008年整体平均费率基础上下调30%左右，降低到不超过0.45%，即便如此，相对于我国大量的处于保本微利甚至是亏损经营的外贸企业而言，国内的出口信用保费率表现出了相对较高的情况。这无疑会增大企业经营成本，进而降低企业投保的积极性。
保费率偏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由中信保独家经营，缺乏价格形成的竞争机制而成为垄断价格。同时，由中信保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性质决定的非商业化经营的模式也会带来费用和赔款支出相对规模过大，降价动力不足。
（四）“统保”承保方式单一，缺乏灵活性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采用统保的方式，即出口企业一次性办理其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市场上的所有出口业务。这一方式对承保人较为有利，因为扩大的承保面可将风险分散。但是对出口商而言，这种方式则明显僵化，它使企业无法单独投保其认为高风险的业务，而企业处于营利性考虑，对其低风险的优良业务并不愿进行会增加成本的投保行为。可以说这一缺乏灵活性的承保方式是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拓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五）中信保缺乏市场化运作机制，绩效低下
独家经营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中信保成立时间晚，加之其自身明显证的行政机构特点，缺乏市场化运作机制，因此绩效相对低下，例如不完善的信息系统导致目前为止资信调查业务都是间接调查，即委托国际上知名的资信调查公司进行，这势必造成高成本、长周期，很难满足主要经营短期业务的中小企业的需求。
另外，在产品设计上缺乏创新，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是“舶来品”，因此很多产品的设计不符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国别风险限额政策为例，目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约占总限额37%，而我国拟重点开拓的非洲、拉美、东欧及前苏联地区仅占总限额的6%，难以体现市场多元化和“走出去”的外贸战略，也难以满足企业投保需求。
三、完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打破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垄断经营机制，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短期业务经营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本身是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来的，那么从制度建立到完善过程中也应不断关注成熟国家在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作为最早开展该项业务的英国与拥有目前全球最完善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的法国都进行了“双轨制”改革，将政治风险与商业风险分流经营，在短期业务经营上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
中信保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采取低格高补贴机制，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另外，政府管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的政治风险，以上特点决定了其对于中长期项目以及大型项目的较强适应性。但对于短期业务则有诸如上文所述的明显缺陷，因此，鉴于我国仍处于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发展初期，笔者建议目前可保留其政策性保险特征不变，可以享受国家补贴。但同时应当按照当前国际通常作法，对于完全能够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短期业务，允许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经营，可以由中信保提供再保险支持。此模式一方面可以经由市场化经营提高中信保政策性保险公司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政府出口信用保险专项基金财政预算不足的压力。
（二）努力降低保险费率
尽管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相关部门及中信保都采取了积极措施降低保险费率，但是就目前各项指标来看似乎仍不乐观，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保率依然低迷，而提高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的最直接、最有效办法莫过于降低投保成本，因此，在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短期业务增强竞争性，从而带来良性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基础上，也可以考虑以下措施：对连续多年无风险、信誉较好的外贸出口企业，可适当降低费率；对自控能力较强、赔付率较低的企业可给予适当的降费或退返费用等，甚至可对参保的企业给与财政补贴，以此降低投保成本，调动起投保积极性。
（三）创新承保模式，提高灵活性
自2009年6月起，中信保为方便出口企业投保，针对大型生产型企业出口，推出简约承保模式；针对中小型生产企业委托外贸公司出口，推出业务承保模式；针对企业的特殊需求，推出特定风险承保模式。这些可以看做是对“统保”方式一统天下局面的突破，但是，显然在提高承保模式的灵活性问题上仍大有可为，应淡化以往作为政策性机构的“管理”职能，强化“服务”意识，秉承经营理念，本着风险保障全面、操作简单快捷、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开发设计新产品适应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最重要的是应当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设计差别化的产品，例如结合投保人的企业基本信息、交易类别、交易历史、买方资信等状况提供风险预警以及解决方案，将产品与承包模式进行交叉组合，构成覆盖全程立体式的产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