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1
摘要：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和潜在的国际减排义务要求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有效手段，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设成为一种普遍现实意义上的需求。应当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立目的、碳减排目标、交易的对象、交易的配额、机制运行时间、交易所的设置等问题，为中国日后顺利进入“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好充分的法律制度准备。
关键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低碳
中图分类号：DF4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3-0074-03
建设生态文明，促进节能减排是我国“十二五”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课题。减少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点。要实现减少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推进低碳试点示范”。去年9月，国务院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确将“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愿减排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作为推广节能减排的重要市场化机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1］。
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安排，必须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才能得以确立，走低碳发展道路，制度创新是关键，法治建设是保障。首先，应当明确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基本规则。根据国内外实践经验，碳排放权交易是指国家设定一个允许排放的含碳温室气体污染物的总额限制，向被纳入到交易机制的公司或工业部门授予一定数额的配额，以此作为排放该数额污染物的权利，分配到各公司或工业部门的许可之和不得超过总额限制。若企业通过技术革新等手段实现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量，该企业则可以将剩余的排放权拿到排放市场上进行交易以获取利润；反之，企业就必须到市场上去购买排放权，否则，超过许可量的排放将会受到管理部门的重罚［2］。
其次，应当厘清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中的基本法律行为。法治建设的核心就是以法的形式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以“行为规范”为主线，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方能切合实际、有的放矢。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行为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政行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为保证交易符合国际和国内的法律规定，保障交易双方的权益所进行的行政许可、行政指导和监测监督行为，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基础；第二，市场中介行为。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为交易双方提供排放权配额的供需信息、为交易创造和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是保证排放权交易成功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三，买卖行为。交易主体基于意思自治而进行的买卖富余排放权配额的行为，是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主要法律行为，它决定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性质；第四，碳排放评价行为。由独立的核证主体对排放主体减排后的碳排放进行的定期的独立审评和事后确定，使减排量获得公信力的行为是维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3］。围绕对上述四个法律行为的规范，在保证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采取循序渐进方式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需要重点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解决碳排放权交易合法性问题
碳排放权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即指含碳温室气体排放行政许可的转让，承认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是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前置性条件。
目前我国基本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对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规定。我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行政许可不能转让；第十二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特殊行业、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但并没有规定行政许可能否交易。因此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事实上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突破［4］。
从维护我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出发，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规制应该采取渐进的立法形式，在现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鼓励各试点地区积极制定地方性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以2010年9月出台的《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该规章就明确规定排污权以排污指标进行交易，并对交易主体及条件、交易方式及程序和交易管理及职责作出了具体规定［5］。待各项条件成熟之后，国家再以专门立法形式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对含碳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可、分配、交易、管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详加规定，并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增加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将其作为我国一项环境基本法律制度加以确定。
2.建立具体的总量控制机制
总量控制机制和碳排放许可制度的构建是政府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也是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基石。从权利属性上看，碳排放权作为交易品实质上是以1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的排放配额。如果没有排放总量控制的约束，企业就会不受限制地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免费使用全球性“公共资源”。只有在排放总量控制的约束下二氧化碳排放权才成为稀缺资源，才具有商品属性，从而可发生交易活动。将二氧化碳排放权这一全球性公共物品使用权转化成为可以在碳市场上交易的私权，交易主体必须先获得碳排放权。
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中没有专门的有关总量控制具体实施的统一法规，只是一些零星的条文，如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条和第15条中提到了总量控制这一概念，但对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总量设计、总量分布、监测和核查、适用程序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对“十二五”期间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氮氧化物排放总量规定了总量控制计划，而为保证总量控制计划形成应有的长效机制，对碳排放总量控制立法还应当及时跟进。可以考虑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办法》，由专门行政机关制定国家排放总量，并采取一定方式、程序进行分配；对确定总量控制目标、总量统计制度、统计对象行业和种类、总量监测核查制度等作出专门规定，以保证总量控制指标的全面落实。
3.建立统一的碳排放许可制度
交易主体获得碳排放权的主要方式就是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以颁发碳排放许可证的形式予以确认，碳排放许可制度是与总量控制机制相配套的重要制度［6］。
我国目前也没有专门的统一法规对碳排放许可制度进行规范。现有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主要针对水污染防治且可操作性不强，已经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水污染防治法》仅明确了“国家实行排污许可制度”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定，各地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发放程序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不尽统一，对无证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法律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江苏省2011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江苏省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下简称《办法》）以地方性规章的形式为碳排放许可制度的立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办法》中对于申领排污证、持证单位需遵守的规则以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办法》还将有偿使用和以交易方式获得排污指标，作为排污许可证申领的前置条件；并就有偿取得排污指标的收回、回购等事项作了特别规定，强调了排污许可与排污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在法规上的有效衔接，从而为推进全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应当加快《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的立法进程，为碳排放许可制度提供统一的具体规范。
4.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法律制度
碳排放权交易中的市场中介行为和买卖行为主要体现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之中。应建立一系列基本制度和交易规则，保障整个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自由、公平交易：
主体资格审查制度。环保部门要对交易双方主体资格进行认定，加强对出售指标者的环境监测和监督。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只有完成减排指标之后的剩余部分才能卖，不能完成的必须买。设立“门槛”性质的事前预防机制，不能达到法定减排要求的新排放源，则没有购买资格。
交易登记结算制度。碳排放权申报登记、指标登记和指标交易登记，是分配碳排放指标的基础，也是政府监测碳排放权及其变化情况的基本途径。碳排放权交易登记要求交易双方当事人都应在环保部门指定的系统内建立一个账户，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通过账户进行。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账户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以全面及时了解碳排放权的持有、交易等情况。
碳排放报告制度。按照总量控制计划的设计，所有的排污指标持有者都应提交一份年度报告，详细、如实地报告其排污指标的变化情况。例如，多少指标用于内部减排，多少指标用于交易，多少指标储存备用等。为防止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违规套利，必须报告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受益人及其相关信息。
碳排放交易监管制度。监管制度是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稳压器”。应制定一系列的信息披露、报告和核查、法律责任等制度，对于在碳排放交易中出具虚假排放数据和资质证明、违规操作恶意套利、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秩序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5.建立科学的碳排放评价机制
碳排放评价机制是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保障性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双重需要。当前，地方试点为我国碳排放评价机制的建立积累了大量值得参考的经验。以2011年9月武汉市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化、核查、报告和改进的实施指南》为例，该标准直接引用了有关国际标准的术语、概念和技术方法，细化了碳排放量化、核查、报告的具体要求，增加了有关数据质量和保证数据可靠性的采集、管理要求条款，强化了核查结果的利用和政府采信，并提出了温室气体的减排改进要求，从而成为了国内第一个碳核查标准，填补了我国在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报告和改进方面实施指导标准的空白。
建立科学的碳排放评价机制可以从以下思路着手：首先，制定指导原则和框架规范，创建与国际接轨的科学机制和体系；其次，明确评价对象行业，按照逐步推进原则对能源、建筑、钢铁、化工、建材、交通、废弃物处理、农业、林业、服务行业等，逐步建立各行业碳减排标准和认证体系，先行试点再全面展开；最后，需要培养一批有资质的碳减排认证机构，充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在碳减排认证中参与、策划和测量的主体性作用。
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2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属性
(一)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
准确、清晰界定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条件。但是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热点问题。当前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碳排放权是准物权。比如王明远教授从分析大气层容纳温室气体的能力出发，认为碳排放权是一种适用于大气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并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权，总结了碳排放权的三种特征:确定性、支配性、可交易性。邓海峰博士从一般准物权理论出发，论证碳排放权的准物权性质。其实，碳排放权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是对碳排放的限制，在管制温室气体排放之前，碳排放是一种自由行为，无权利或义务可言。碳排放权的性质应当是一种附义务的行政许可权利，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理由如下:
首先，只有不超过环境容量的碳排放行为才是正当的，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设定碳排放限制的程度、方式，对碳排放进行管制，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手段。单位和个人正常生产生活必须向环境排放适量的温室气体，这是单位和个人维持自身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而什么是适量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条规定: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该条所提到的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水平实际就是大气环境容量。即大气这种自然环境要素所具有的通过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扩散、贮存、同化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的能力(容纳功能)。从环境自身的特性来看，单位和个人不超过环境容量的排放温室气体，这不但不会破坏大气条件，而且是合理利用环境容量的行为，只有向环境排放过量的(即超过环境容量的)温室气体才会引起全球变暖的问题。《京都议定书》第3条第1款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个别地或共同地确保其在附件a中所列温室气体的人为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不超过按照附件B中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以及根据本条规定所计算的分配数量，以使其在2008年至2012年承诺期内将这些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在附件B中，议定书对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规定了明确的量化限制。如何限制碳排放的程度、方式?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可见，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设定碳排放限制的程度、方式，对碳排放进行管制，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手段。
其次，保障持续削减碳排放总量的需要。设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暖，减少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持续削减碳排放总量是碳排放权交易的最终目标。而碳排放总量持续削减势必影响到碳排放者持有的碳排放配额。如果碳排放权是财产权的话，收回碳排放配额涉及到行政征收、行政补偿等问题以及诸多物权法上限制，不利于保障持续削减碳排放总量。相反，将碳排放权定位为需要经过行政许可取得的权利，可以根据我国碳排放的总体控制目标，分阶段逐步削减排放者的排放量。
第三，他山之石的借鉴。以美国为例，2010年《美国能源法》要求美国自2013年起实施全国性的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在限额——交易计划下，交易标的主要是经分配的排放配额，也可以说是依法排放、受限制的许可。对于此种排放配额的性质，美国《清洁空气法(1990年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不属于产权范围，《气候安全法案》第二章也规定任何排放配额都不应是财产权利，同时法律赋予了环保署特有的权力，环保署享有终止或限制排放配额的权力，本法案的任何事项或任何其他的法律规定都不应对该权力作出限制。可见，美国的碳排放交易只是排放许可，并没有视其为一种财产权利。
(二)碳排放权交易是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的法律行为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采用的是总量+交易机制(Capandtrade)，即政府设定配额总量，发放给企业后让其自由交易，其核心思想是:在限定总量的前提下，赋予特定主体合法的碳排放权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融合了政府权力与私主体权利，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的法律行为。
公法介入的出发点是为了分配碳排放权指标以及对碳排放权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其目的还是保障碳排放权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私人复合物品，由于人们的逐利本性，在使用环境时存在竞争性，争相谋取更多环境资源，而忽视其容量问题，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公地悲剧的出现将不可回复。除非我们退回到科学幻想中，并设想一个强有力的世界政府承担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有效拥有权，且控制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否则，这种公共物品私人性的问题必然出现。因此，环境资源这种特殊物品的公共特性部分要求通过立法将碳排放容量资源的使用限制在特殊使用者阶层，并且必须要由国家来对有限的环境资源作合理之分配。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的成功关系国计民生及公共利益的实现，尽管交易的进行更多地需要交易主体的自觉性，但是不受监管的市场化行为必然会因为对私利的追求而丧失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政府适时的监管在此时就成为必需。
大气环境容量的平衡依赖于碳排放配额的交易，交易相对应的概念即为可交易许可证、可转让许可证等。然而，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不得转让是原则，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是例外。那么，碳排放权许可是否属于可转让许可呢?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情况看，我国的排放许可可以分为两类:广义上的排污许可证和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下颁发的许可证，即狭义上的特定许可证，也就是政府基于其对资源的所有权或垄断经营权而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将使用权、开采利用权或经营权有偿转让给公民的许可，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赋权或者特许，特许的本质是由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向被许可人授予某种权利，这种权利是可以进行转让的，这种许可也属于行政法上的财产权利转让许可。对大气环境容量这种稀有资源的分配，采用行政特许的方式由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向被许可人授予权利，以使被许可人有权利用大气环境容量这一有限资源进行碳排放的许可证符合上述财产权利转让许可的特点，属于可以转让的行政许可。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及法律困境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现状
1.密集政策，明确发展方向
2010年10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提到:要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要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两省五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再次重申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重要性。2013年5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深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2014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指出积极推行市场化节能减排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14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将继续深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2014年11月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声明》首次明确了2020年后中国减排目标和时间表，既与中国未来实施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契合，又能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2.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
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时指出:中国正在研究2030年前后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碳排放强度比例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等。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主席在谈及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时强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与中国自身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而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也表明我国领导人已经将气候变化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将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升到最高层面。同时，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有了更具体更全面的认识。
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成绩显著
目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主要取得了以下方面的进展:
第一，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工作方案和管理规范。2012年10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是国内首部专门规范碳排放管理的地方法规，该规定建立了碳排放管控制度、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碳排放抵消制度、第三方核查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处罚机制六项基本制度。其他试点也相继了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法规、规章以及实施有关工作方案。从深圳、上海等地相对有成效的履约情况来看，主要得益于对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纳入企业才会重视碳交易、积极参与碳交易、把碳交易融入企业的正常运作中。第二，确定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范围。现行碳排放权交易主体以高污染、高排放企业为主。
例如，上海市于2012年11月公布了第一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名单，共191家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上海市行政区域内钢铁、石化等工业行业，年碳排放量2万吨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以及航空、港口、金融等非工业行业年碳排放量1万吨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
第三，制定了碳排放额度分配方案。上海、北京、湖北等省(市)实行碳排放额度无偿分配，根据试点情况，适时探索拍卖等有偿分配方式。
我国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方式目前采用混合方式:以无偿分配为主，有偿分配为辅，即基本上依溯往原则进行无偿分配，另外为了新设排放源的需要，将部分排放权以拍卖方式予以分配。采用这种方式的理由有:首先，在初期分配时，分配对象不须负担任何成本或仅须负担极少成本，即可取得维持原产业规模营运所需之排放权，故易为企业多接受，最具可行性。第二，采用有偿分配和无偿分配的混合机制可以避免政府一刀切的做法，在形式上更加灵活，尤其对于一些价格不能灵活变动的行业(如石油、火电行业等)，或者当经济面临较大物价上涨压力时，将排放额度免费分配给企业，相对而言是一种更有效且不会产生明显社会冲击的政策选择。第三，因系根据过去排放实绩决定分配量，因此，排放者可及早规划其防污计划。第四，对未能依溯往原则受无偿分配之新设排放源提供取得碳排放配额许可之机会。广东引入有偿分配制度，并在首年履约时要求企业有偿购买3%。这一方法在初期受到了许多质疑，但也提供了国内唯一的配额有偿分配经验。而目前广东省政府计划将配额竞价募集到的6亿元用于筹建区域性碳基金——广东省低碳发展基金。这一思路突破了试点的常规模式，在交易之外建立了新的碳金融机制，将具有较大示范作用。截至2014年10月底，7个试点省市碳交易市场配额拍卖合计成交量1521万吨，共获得拍卖收入7.6亿元人民币。
第四，建设了碳排放权交易公共服务平台。深圳市是我国第一个正式运行的强制碳交易市场，建成了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注册登记簿系统和碳排放权交易系统。2013年6月18日首日共进行8笔交易，成交21112吨额度。随后，各试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成，2014年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成交量约1568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近5.7亿元人民币。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面临的法律障碍
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体系立法效力等级不高
目前我国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性文件除了中央的部门规章——2014年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外，主要是地方性政府规章和相关政策性文件。
上海市、广东省、湖北省规定的都是地方政府规章，而天津市、重庆市只有规范性文件，属于地方性法规的只有:2012年10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和2013年12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北京市在严格控制碳排放总量前提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决定》。除此之外，政策在碳交易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主要集中在涉及碳交易的申报流程、税收优惠、上网电价等方面的政策。
从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体系看，其立法效力等级明显不高。首先，政策数量远多于法。众所周知，政策作为非正式法源，在《立法法》中没有任何地位，虽然在实际中必须遵守，但其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约束效力不足。其次，政府规章数量多于地方性法规，而地方性法规的效力比政府规章高。地方性法规的首要任务，是以立法的形式创制性地解决应由地方自己解决的问题以及在国家立法普适性之下不可能有针对性或有效解决的本地实际问题。地方政府规章的主要任务是对上位法进行具体化、细则化，一般不存在创制性立法的情况，在内容上侧重于规范行政主体行为和程序性规范。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效力等级比政府规章强具体表现在:首先，两者分属于不同立法权限。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归属于我国立法系统，其行为本身是国家立法权在地方的体现，是在与宪法、法律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对地方意志的一种表达。而政府规章的制定则归属于我国行政系统，是行政权行使过程中依行政程序进行的，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其次，两者立法权限范围不同。地方性法规只要不与上位法抵触即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即地方性法规可以涉及上位法没有调整到的领域，可以创设实体性权利和义务。而政府规章只能在上位法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制定，不能创设实体权利和义务。同时，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地方性法规除了限制人身自由和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处罚不能设定外，其他处罚种类都可以设定;而政府规章只能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额的罚款，罚款的限额还必须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第三，两者在诉讼中的法律效力不同。在行政诉讼中，法律、法规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即地方性法规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而对于政府规章则只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参照
2.碳排放权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碳排放权的法律确权问题。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企业节余的碳排放配额，如果没有这种节余的碳排放配额，碳排放权交易就会成为无米之炊。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确认这种节余的碳排放配额，也没有从法律上确立企业对于其通过减排而节余的碳排放配额拥有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如《水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中都没有直接规定关于碳排放权以及排放权取得的法律条文。交易标的的合法性决定了交易本身是否受到法律保护，是否能够成功交易，因此这是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只有经过法律对碳排放权的确权，碳排放权交易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有序的交易生态。
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各方主体的创设、准入的法律条件问题。比如面对各地地方政府或投资者的申请创设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发改委不能暗箱操作、随意决策，应明确规定碳排放权交易平台设立条件和程序，确定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再如，碳排放交易的另一类重要主体就是交易的相对方，即碳排放权的卖方和买方。通常认为，卖方是依法取得碳排放配额并且有富余的企业，而买方是用完自身的碳排放配额且不得不继续实行碳排放的企业。但从国际碳交易实践来看，碳排放权的买家身份复杂得多，主要有以下五类:(1)合规产业部门买家，主要是一些大型能源、电力产业部门，如国内外的一些火力发电公司等;(2)政府参与的采购基金和托管基金，如荷兰政府设立的专项基金，世界银行托管的各类碳基金等;(3)商业化运作的基金，由各方资本汇集且以盈利为目的的专项从事减排额开发，采购交易经济业务的投资机构。此类买家目前在国内CDm市场更为活跃;(4)银行类买家，为其旗下的一些中小型产业部门提供一种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以扩大的银行服务能力和竞争力;(5)其他类买家，包括个人、基金会等以缓和全球气候变暖为目的的非商业性组织〔21〕。这些买家购买排放配额的目的不一定是供自己超额排放使用，随时都可以从买家转换为卖家，比如在全球碳交易中，西方中间商在我国以8～10美元的价格收购初级经核证的减排量(CeR)，在欧洲碳市场包装成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etS)第二阶段的CeR期货合约，价格就涨至15～17欧元，增值幅度达100%。复杂的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和目的，提高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投机性和风险性，进而产生影响交易正常秩序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对碳排放权的购买者尤其是对专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各类专项基金和碳基金，以及专项从事减排额开发、采购、交易、经济业务的投资机构，设置一定条件，通过市场准入法律制度调控碳排放权交易的买方和卖方，维护正常的碳排放权交易秩序。
3.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不公平
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企业结余的碳排放配额。从法律角度看，碳排放配额是占用一定环境容量的权利，因此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实质是对环境容量资源这种特殊资源的初次分配。而环境资源的两个基本特点是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当我们需要用这种稀缺且有用的环境资源去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各种层次需求时，公平有其福利最大化的工具合理性，它强调对环境资源享用的机会和利益的平等性。同时，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本质是一种行政许可。所谓行政许可是指在法律一般禁止的情况下，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或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权利或资格的行政行为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活动，体现了行政主体对碳排放行为的监督、管理和调控，政府地位和权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初始分配各方权利主体的分配结果。只有在公平的价值指引下，依法约束政府分配权力和划定权力边界，才能避免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成为政府与个别碳排放主体进行合谋的工具。
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对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方式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排放配额分配在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立的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实行的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方式也是以无偿分配为主，有偿分配为辅的方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会产生明显不公平现象:
首先，在污染企业与节能减排企业之间产生不公平。无偿分配的标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政府在总量控制前提下，依据企业历史产出或排放水平直接进行分配;另一是依据企业现实的产出或排放水平来进行分配。比如《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中规定综合考虑排放企业历史碳排放量和行业基准水平，合理分配配额。历史或现时的碳排放水平是企业生产和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是鼓励了现时排放，对于已经通过技术改造进行节能减排的企业等于是一种惩罚。
其次，在新旧企业之间产生不公平。无偿分配给原有的排污企业，而新企业试图进入同一生产领域则必须出资购买指标或者安装更严格的治理装置，这造成了原始取得和转让取得之间的巨大差别，实质上是对新企业设置了进入障碍。如《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项目申请核准(竞争性配置)时，新建项目企业需承诺足额购买有偿配额。这种优惠原有企业，歧视新企业的指标分配方法显然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第三，对于其他社会公众不公平。碳排放配额分配的环境容量资源既是有限的，又是公共的，无偿取得碳排放配额的生产者，在占用本身环境容量份额的同时也无偿占有了其他社会公众的环境容量份额。这种占有使其他公众失去了使用自己份额的环境容量资源的机会，在环境受到损害的时候还必须支付高额的费用才能得到本应自然拥有的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这不符合环境公平所称的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得被迫承担和其行为结果不成比例的环境污染后果
4.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体制不畅
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政府的任务之一是制定富有效率的交易程序和规范，对各类交易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以增加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提高交易主体的履约率，从而提高碳排放交易的效率。然而，实践证明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体制不畅。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可以看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是由发改委牵头安排。而作为重要的碳排放规制对象和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工业企业一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企业能耗数据大多在各地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负责牵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发改委未必能便利地获取重点用能企业的能耗数据。此外，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交通运输领域也会纳入交易范围，其行政主管部门自然也会成为监管体制的组成部分，交易所和交易平台的管理还会涉及证监会和证监局等部门。为解决管理体制问题，湖北和天津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发改委、经信委等各部门组成，负责统筹部署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各项工作，协调解决试点中的重大问题。然而，这类领导小组并非长效机构，并不能完全解决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体制问题。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体制不明晰，将直接导致信息获取障碍和管理的低效率，从而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在成本控制和减排量等方面的有效性。
5.各地自行立法制章造成碳交易市场的人为分割
尽管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等交易所的成立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但是，各地自行立法制章造成碳交易市场的人为分割，比如由各地自行确定温室气体种类，纳入碳交易行业、纳入门槛势必导致无法形成统一的全国碳交易市场。
其实，碳排放权交易的本质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企业节能减排。各地激进推行碳排放权交易，能调动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却很容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垄断，无偿配给的碳排放额度还可能成为政府对企业的变相补贴。过度分散和独立的交易机构反而会对交易市场的运行起到反作用。跨省或者区域性交易还会受限于各地经济结构模式、计量办法、交易规则等因素，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交易量和提高交易效率。也正因为此，国家发改委也曾明确反对我国各地方政府分别设置碳交易场所。2015年2月4日中国碳排放交易高层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气候司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表示，我国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碳市场。全国碳交易市场初步将纳入5+1个行业(电力、冶金、有色、建材、化工和航空服务业)的年排放量在2.6万吨以上的企业，碳排放交易量可能涉及30亿～40亿吨。2019年以后，我国将启动碳市场的高速运转模式，使碳市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最核心的作用。可见，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势在必行，从法律上根除人为分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现象也是必然。
6.对超额碳排放处罚强度偏弱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采用的是总量+交易机制(Capandtrade)，即政府设定配额总量，发放给企业后让其自由交易。由于1单位配额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限制了配额总量就等于限制了排放总量，因此能够很好的实现控制排放量的目标。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是一个强制市场，纳入企业必须遵守排放限制的要求，否则将被处以各类惩罚措施。表五显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对超额碳排放处罚的情况。
对于碳实际排放量超过碳排放配额情况，试点省市一般采取罚款+责任不可免除的惩罚机制。比如湖北省对差额部分按照当年碳排放配额市场均价予以1倍以上3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15万元罚款，并在下一年度分配的配额中予以双倍扣除;广东省在下一年度配额中扣除未足额清缴部分2倍配额，并处5万元罚款。但也有省市对碳实际排放量超过碳排放配额情况只处以罚款，如北京、上海、重庆。此外还有其他约束机制，主要表现在对企业信用信息记录、不得享受融资支持和财政支持优惠政策等方面，但这些约束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研究表明，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强度与对重复违法行为和潜在违法行为的威慑作用成正比关系。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桑德尔(Sandel)教授指出:对于掠夺环境而采取的罚款和费用之间的区别不应被轻易放弃。
同样，对于超额碳排放行为的处罚方式也应该根据违法主体的动机、违法行为方式、程度、后果等来设置处罚方式。我国当前对超额碳排放行为主要采用罚款这种行政责任方式，处罚形式单一，而设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目的是持续削减碳排放总量，因此对超额碳排放行为的处罚也不应该一罚了之，而应该植入更多的行为罚和资格罚，才能使企业自身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进行减排规划。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跟进
(一)对《宪法》中资源概念进行立法解释
碳排放权的客体是环境容量，它附存于自然界的大气之中。在《宪法》第9条中有关于资源的规定，在进行立法解释时可以对此处的资源界限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资源是由人而不是由自然来界定的，资源的价值也正是源于人的能力和需要，是动态的，没有己知的或固定的极限，随着知识的增加、技术的改善而随时剧烈变动，同样环境容量资源也是动态的，响应于人类价值、渴望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正是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才有能力将注意力转向非物质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解释对资源的概念进行扩展，确定环境容量资源的所有权性质，弥补目前有关这类无形资源所有权的法律法规的立法缺位问题，为碳排放权提供合法的依据。
(二)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
我国应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通过立法将长期的、基本的目标或举措由政策上升为法律，给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在内的碳交易市场一个稳定的法制环境，对更好地推进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应对碳排放许可、分配、交易、管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做出规定，尤其应当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明确规定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如前所述，碳排放权是一种行政许可权利，其实质在于碳的排放是对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在法律上赋予其权利性质才能使排放者的排放行为与交易行为合法且正当。我们可以借鉴《水法》第48条第1款及《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第3条、第4条有关法定水权的规定，在《碳排放权交易法》中规定:直接向大气进行碳排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碳排放许可制度的规定，向主管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碳排放许可证，取得碳排放权。但是，家庭生活等少量碳排放的除外。
2.设定碳排放主体的法定减排义务。欧盟建立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覆盖国家最多、涉及行业最多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2011年欧盟碳排放交易金额高达1175亿美元。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区域性强制减排及交易计划无论规模还是交易金额，都不能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相提并论。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没有国家的强制碳排放立法，只有部分州政府主动采取减排行动，主要包括区域气候行动倡议、美国西部区域气候行动倡议、环保人士推行的绿色标签产品等，这些区域性减排组织共同制定减排目标，自愿履行减排义务，自然在规模与影响力上就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因此，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之后，只有通过配额落实到具体的碳排放主体，并且确保配额的法律约束力，碳交易市场才有可能形成。《碳排放权交易法》应该明确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纳入的温室气体种类、行业范围和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标准，并结合产业政策、行业特点、碳排放管控单位的历史排放量等因素，确定碳排放管控单位的碳排放额度，以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形式明确碳排放主体应承担的法定减排义务。
3.理顺碳排放权交易监督管理机制。就现阶段而言:发改委应作为节能减排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的行政主管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用能总量、碳排放总量的核定和管理，确定交易主体范围、碳排放额度分配方案，协调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工作，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平台，定期有关交易信息，对碳排放报告与核查等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工作进行综合协调、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其他部门则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碳排放权交易有关工作，例如，工业主管部门配合做好用能量与碳排放量的监测和折算工作;财政部门负责碳排放权交易专项账户的监督管理;物价部门负责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价格信息;碳排放认证机构的监管工作应由认证主管部门负责，各地认证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碳排放认证监督管理执法机构。环保监管部门主要是负责温室气体防治措施的落实、排放的监测、违法排污行为的查处等。同时，碳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碳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依靠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应充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实施对碳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和市场调控作用。
4.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各主体的法律责任。碳排放权交易的责任承担主体主要包括碳排放权交易主体、辅助参与人及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责任人员。碳排放权交易产生的法律责任一般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如在新西兰，未能完成减排任务的主体还要同时承担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对于故意不履行减排义务，不能提交符合要求的排放单位的主体，要以1∶2的比例提交高一倍的补偿额和60美元每吨的罚金，且参与主体还要面临被定罪的可能性。新西兰排放交易计划的参与主体如果没有履行除减排之外的其他义务也要受到惩罚，对于过失性违反非核心义务的参与主体的民事惩罚是一次4000美元，第二次8000美元，第三次12000美元;对于故意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参与主体要面临大额的罚金和个人定罪。
首先，民事责任。碳排放权交易引起的民事责任主要有两种:一是合同责任，发生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为中，合同责任能够明确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市场交易主体直接根据合同约定向相对方追究违约责任，寻求救济。另一是侵权责任，碳排放权主体由于行使碳排放权造成损害产生的法律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侵权行为归责原则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承担责任并不以其有过错为前提。笔者认为在碳排放权交易侵权法律责任追究中亦应明确规定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最大限度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同时也可以与环境法律体系保持一致。
其次，行政责任。主要是行政主管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同时，负责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行政机关对其责任人员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行为造成的后果应承担行政责任，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义务。另外，行政机关的直接责任人员也应当为其违法管理行为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三，刑事责任。国家对于交易主体及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行为严重违法，触犯刑事法律的情况下，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刑事处罚。
最后，规定碳排放权交易辅助参与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尚不完善，难免有些中介机构妄图利用制度的不健全，从事违法行为，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赚取非法利润。对此，应当撤销核证机构的资格，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给利益相关人造成损失的，核证机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纠纷处理的法律制度体系。违反碳排放权交易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义务以及不合理地行使碳排放权在一定情况下还会产生环境纠纷。碳排放权交易纠纷处理是确认碳排放权和实现碳排放权的方式，只有完善责任与纠纷处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才能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步发展。
(三)制定配套行政法规、规章
1.行政法规——《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与分配条例》
在碳排放初始分配方面，国家和各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配额管理主管部门，负责提出配额分配方案，组织年度配额免费和有偿发放，配额日常管理及配额登记系统监管，受理企业和单位申诉，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等工作。但因为碳排放额度初始分配涉及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地区基本排放额度、重点行业排放额度等确定，需要电力、水泥、钢铁、石化、陶瓷、有色金属、纺织、塑料、造纸等工业行业、公共建筑、交通运输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协同、配合。可见，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与分配涉及众多且复杂的行政机关。而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只能规定部门规章，在中央层级立法体系中属于效力最低层级，难以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外的其他部委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建议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与分配条例》，在该条例中尤其应注意加强排放权配额分配制度和程序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将碳排放指标分配的各个步骤、程序、环节和事项以及分配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加以充分的公开，各地区、各企业甚至民众都能充分参与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要充分听取各产业部门、各行业协会或经济组织的意见，对于重要问题应当组织专家、学者、经济实务界人士，以及民众代表进行充分论证。通过程序公正对于这种特殊行政许可行为予以更严格法律约束，保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公平分配碳排放配额。
2.部门规章——《碳排放配额拍卖规定》
采用公开竞价方式分配这种具有资源使用性质的许可证是我国《行政许可法》肯定的。广州试点于2014年9月26日开始进行有偿竞价碳交易，最终成交价格为26元/吨。碳排放配额通过拍卖转让不仅形成了合理的市场价格，解决了某些物品不易定价的难题，而且扩大了碳排放配额的流转渠道，提高了配额的利用率〔38〕。可见，公平价值指引下，有偿方式是我国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的必然趋势。但是，拍卖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出售方式，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多重法律关系，事关碳排放交易安全，完全有必要用法律来约束该行为。而我国其他专用拍卖行为在《拍卖法》统领下均制定了专用拍卖规章，如对于烟草专卖品的拍卖行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颁布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加强烟草拍卖行管理的通知》，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行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颁布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等。因此，对于具有资源使用性质的碳排放配额拍卖行为应该制定专门部门规章——《碳排放配额拍卖规定》，规定碳排放配额拍卖的目的、遵循的原则、碳排放配额拍卖监督管理部门及其职责、各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关系、拍卖实体规则及其程序要求等等内容，使碳排放配额拍卖行为有法可依，保障其公正、公平的进行。
3.部门规章——《国家碳市场交易机构管理办法》
依托排放权交易所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开发建立包括交易账户管理、交易产品管理、资金结算清算、交易信息报送等功能的交易系统，交易所本身虽不参加交易，但为各类市场参与主体提供碳产品的撮合成交、场地、设施、结算等服务，同时履行期货市场一线监管职责，监管会员、投资者及市场其他参与者的碳期货业务，及时发现和处理期货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等，因此有必要制定《国家碳市场交易机构管理办法》规范交易所行为。
4.部门规章——《国家碳市场调控办法及交易细则》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刚起步，相当一部分人抱着投机的心理来进行买卖，完善市场规则，防止市场滥用非常必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最重要的功能是以最低社会成本实现减排目标，而不仅仅是实现减排目标一个完整的交易制度通常由交易主体、交易场所、交易品种、交易规则、行为准则、交易方式、结算交收、交易费用、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部分组成，碳排放权交易也不例外。制定《国家碳市场调控办法及交易细则》需要赋予交易机构的法律地位，确定交易规则、交易品种、交易费用和结算交收的方式，同时还要明确交易主体的行为准则以及交易机构在风险管理与预警、交易异常情况处置等方面的义务。
5.部门规章——《碳市场交易第三方机构管理办法及核查指南》
碳市场中，第三方核查机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东部地区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GreenhouseGasinitiative，简称RGGi)市场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监管可以解决政府内部技术及专业监管力量不足等难题。核证机构的核证行为决定了出让人的碳排放权是否可以进行交易，是保证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公正性和科学性的关键，核证机构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业务要求，审慎履行职责。如果核证机构严重不负责任，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出具虚假的核证报告，甚至与被核证的交易主体勾结起来欺诈社会公众，逃避监管，无疑会对相关方造成严重损害，违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应加强对核证机构的监管，制定《碳市场交易第三方机构管理办法及核查指南》，规定碳排放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准入制度和核查标准，明确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工作程序和流程，建立核查机构评级制度、保密制度等，建立碳排放评价标准体系和监测报告核查体系以及相应罚则等内容，规范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行为。
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3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立法；实施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135-02
欧盟是目前世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领跑者，2011年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在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下，依然达到1480亿美元的规模，占全球碳交易市场的84%。反思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成功之处，完善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一、欧盟碳排放交易立法概况
欧盟碳排放交易立法始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根据该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欧盟陆续颁布了多部指令、规定和决议，不断修改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
（一）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
该指令奠定了欧盟碳排放交易的法律基础，在欧盟体系内建立了一个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的框架，主要规定了碳排放交易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的申请（包括申请的内容）、颁发许可证的条件（能够监测和报告排放）、许可证的内容、配额的转让、放弃和取消、主管机构的设置、注册、中央管理机构、成员国的报告、和其他温室气体交易机制的衔接、委员会的评估和未来发展、该指令在成员国的实施等内容。
（二）2004年修正指令
该指令根据《京都议定书》确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灵活履行的三种机制，对2003年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进行了修正。主要规定了项目行为、排放削减单位（eRU）、核定减排量（CeR）等术语的定义；根据欧盟计划实施的项目行为获得的核证减排量和排放削减单位的使用；与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有关的裁定；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充分利用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而支持其能力建设行为。
（三）2008年把航空行为纳入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指令
该指令主要是把航空业加入碳排放交易计划。主要规定了商业性空运、航空器经营者、主管当事国、可归因的航空排放、历史性航空排放等术语的定义。列举了航空业排放配额的分配和，航空业碳排放配额总量，以及通过拍卖分配航空业碳排放配额的方法；对航空业碳排放配额实施的监测和报告计划。对航空业碳排放的核查。成员国必须确保航空业经营者提交的报告能够按照制定的准则核实，并告知主管机构。如果该报告没有以法定的方式核查，则该经营者不能在本年度进行碳排放配额交易等。
（四）2009年提高和扩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指令
该指令主要是提高削减水平，作为必要的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的措施。指令制定了更严格的评估条款和削减承诺。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新进者的定义。设施经营者要告知主管机构任何设施或其功能的计划变化，或者任何分支机构或其功能的重大减少，可要求更新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从2013年起，成员国将拍卖所有没有被免费分配的配额。支持能源密集型企业防止碳泄漏的措施等。
除了上述指令以外，欧盟还不断制定和修改直接适用于每个成员国的关于碳排放交易的规定和只强调碳交易实施某个方面具体的决议，如2006年的“关于避免温室气体削减量双重计量的决议”，2007年的“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和报告的指南的决议”，2009年6月的“关于2003碳排放交易指令附录一列举的航空行为的详细解释的决议”等，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规范健全、可操作性比较强的碳排放交易法体系。
二、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现状
中国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但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明显滞后。
（一）缺乏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
中国目前关于碳交易的立法极其匮乏，仅有的立法是2011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主管部门、参与主体、管理方式等内容。国家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采取备案管理方式。包括自愿减排项目管理、项目减排量管理、减排量交易、审定与核证管理等四项主要内容，确立了备案制度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等（CCeR）。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工作的原则、程序和要求。审定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定，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审定准备、项目设计文件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审定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审定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核证准备、监测报告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核证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核证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
中国的碳交易立法层次低，这些碳交易立法目前都属于部门规章，缺乏全国统一适用的碳排放交易法。由于采用备案方式，政府主管重点在审定与核证管理，忽视了交易规则、交易条件、交易效果等规制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内容。
（二）碳交易立法操作性不足，不利于碳排放交易的实施
当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主要限于自愿减排，所交易的减排量基于具体项目。缺乏法律强制性的自愿减排，使得企业缺乏积极性去实施碳排放交易，进而无助于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完善。比如，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始终没有明确碳交易主体如何获取合法的碳排放权，碳排放交易实践中往往根据政策和政府计划完成碳排放权的无偿性初始分配，即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依据交易主体的历史数据来对其进行碳排放权配额的无偿分配，历史数据通常包括交易主体过去的能源投入、能源产出及废气的排放量，这种分配方法容易造成交易主体间的“歧视性分配”现象和交易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无偿初始配额而向碳排放权的分配者进行贿赂等“寻租”行为[1]。
（三）碳排放交易立法监督不到位
碳排放交易是涉及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业，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远远不够，但中国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明显缺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社会监管，社会团体参与不足，这是造成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滞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中国仅有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没有对公众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监督做出规制，虽然在第8条规定，“在每个备案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国家主管部门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和提供国家登记薄查询，引导参与自愿减排交易的相关各方，对具有公信力的自愿减排量进行交易。”但该条规定显然不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进行信息公开，而是为了完成交易。
三、欧盟碳排放交易立法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
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立法首先是在欧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欧盟在2003年制定并颁布了碳排放交易指令（Directive2003/87/eC），该指令是欧盟碳排放交易的基础立法，此后，根据碳排放交易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欧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指令、规定和决议。如2009年12月的“确定有碳泄漏重大风险的企业名单的决议”，2010年1月的“修正2003碳排放交易指令附录一列举的航空企业名单以及在2006年1月1日或之后每个航空经营者的指定主管国家名单的规定”，2010年11月的“关于温室气体削减配额拍卖的时间、管理和其他方面的规定”等。中国应该尽快制定碳排放交易的全国统一示范立法，该立法应包含碳排放交易的主要内容，并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法体系。
（二）总结经验，制定和修改详细的实施细则
欧盟碳交易立法非常严谨，注重法律的连续性和配套实施，注重法律术语的准确性和适用性。比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明确该指令的立法目的是以符合成本效益和经济可行的的方式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并进一步明确该指令无偏见地适用于1996年第61号指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指令）的任何要求。该指令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准确界定。如所谓“配额”是指在指定期间排放一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而该当量只有在为满足本指令的要求时才是有效的，并且该当量根据指令是可以交易的。所谓“设施”是指一个静止的技术设备，附录一所列出的行为和其他直接相关的行为与该设备有直接的联系，而该行为会对排放和污染产生影响。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注重程序规制，比如对碳排放交易的审核，规定“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但对于获得核证的条件并没有详细地规定，仅仅只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条件。如对“核证机构应通过现场访问来确认项目活动所有的物理设施是否按照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安装，项目业主是否按照项目设计文件实施项目”。但如何进行现场访问却没有规定。应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迅速完善实体性规定，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针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实施细则，细化技术性规范。
（三）强化碳排放交易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欧盟在其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普遍确立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内容。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第17条规定：“有关的决议信息应该公开，包括与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有关的，以及与排放许可证规定的和政府持有的排放报告有关的。”2004年修正指令进一步规定了该条规定。2009年《提高和扩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指令》第15a条则规定：“成员国和欧委会应确保所有的决议和报告，包括碳排放配额数量和分配，以及对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能够立即无歧视地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披露。”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就必须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参与主体都积极、主动地对碳排放信息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披露和报告[2]。碳排放交易是否完成规定的减排量，是否达成自愿减排的目标，不能只靠政府和企业决定，还需要社会监管和公众参与。中国应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公众有权获取碳排放交易信息，赋予公众监督权，发挥社会监管作用，以监督企业是否切实完成减排目标，对没有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可以诉诸法律或者诉求行政监管。
参考文献：
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4
一、碳排放会计内涵
（一）相关概念认识中的模糊性与碳排放会计概念相关的主要是碳会计和碳交易，而其中的模糊性是指把碳交易等同于碳会计不作明确划分。早在2008年，StewartJones教授等在美国会计学会年度会议上就提出将与碳排放、交易及鉴证等会计问题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即碳会计[]。报告同时提出两种规范碳会计的思路：一是在京都协定框架下，所有机构或组织对产生于碳汇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原则相协调；二是在有关温室气体议定报告内分别计量和披露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会计问题。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碳排放会计概念范畴属于碳会计。而另一方面，碳交易（即GHG排放权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合同的购买机制，即合同的一方通过货币交易获得另一方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减排额用以满足自身的排放需求。早期的碳会计研究主要局限在传统财务角度下，并且由于在各种资料中呈现的有关“碳”及“碳排放权”的表述距今时间较短，部分学者认为其基本概念和相关原理与“排污权”、“排放权”、“排污许可证”和“排放许可证”等是相同或类似的。因而在论述碳会计时只是讨论了碳交易活动中的额外排放权的授予、交易和取得的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等问题，忽略了碳会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碳排放会计。随着碳会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上述的这种等同性愈发显得模糊。在理论研究中对碳排放会计和其他概念的划分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碳排放会计内涵的划定企业引入碳排放会计核算之前，必须明确碳排放会计从属于碳会计的这一概念范畴，并与碳交易有所区分。借鉴绿色会计的理念：单一会计主体内部的环境、交易或非交易事项以及多个会计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事项都应纳入企业会计核算中来；同时考虑本会计主体内上、下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寻求不同代人之间的环境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根据碳会计的定义，如果说碳汇会计主要是有关自然介质对碳吸收能力的核算，与企业关联度较小。而碳排放权会计又是不同企业主体间有关交易事项的核算的话，那么碳排放会计就是在排除企业间碳排放交易的相对独立主体分析下的有关会计核算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划分也是基于现行碳交易政策的不完善和非普遍性所决定的。企业在未被要求或未能引入碳交易机制时，也应当对生产、运营中产生的碳排放进行相应核算，方便管理者对来源于企业的碳排放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因而，笔者大胆将碳排放会计定义为，企业会计人员借助专门的技术方法，对相对独立企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来源所产生的碳（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旨在加强企业内部碳排放控制的行为。
二、碳排放会计核算
（一）碳排放会计假设会计假设是从事会计工作和研究会计问题的前提。但现有文献中并没有对碳排放会计假设的明确界定。笔者认为现阶段下，碳排放会计假设应在依据传统财务会计四大假设中的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以下两种假设：
（1）多元计量。由于碳排放会计的主要核算对象――温室气体具有其特殊的物理属性，因此很难把排放量和排放对环境污染的贡献值予以货币计量。现阶段，可以把二氧化碳当量作为度量温室效应的基本单位，即碳排放会计核算中的基本计量单位。该假设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义，即将不同计量对象和计量单位的统一化以及将碳排放会计主要核算对象中排放因子的无差异化。不可否认，天气环境、测算手段和工具甚至测算时间等不确定性因素都将造成各企业温室气体的排放因子的差异性，但是这种统一的计量口径使得企业碳排放量和排放度具有了横向可比性。同时，企业会计人员也可依据管理者需求以经济指数、图表甚至文字等开放形式提供多元单位的计量方式。
（2）可持续发展假设。可持续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此不作过多论述。尽管企业的经营活动存在诸多差异，但就碳排放会计进行核算的正常程序和方法而言，都应当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在一定计量期间内，碳排放会计主体应在自然环境中资源充沛和生态资源不降级的基础上，保证可持续发展。该假设实际上也是一种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条件：当企业在生产运营中对自然资源造成了过度开发和耗用，其结果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加剧，那么该主体的经营活动将可能因此迫于多方压力而停止；反过来，如果企业在发展同时对碳排放进行了良好的管理和控制，该主体的经营活动必然可长久地进行下去。
（二）核算标准的选用企业会计人员在进行碳会计排放核算之前应对选取标准加以确认。目前，开发主体比较权威的碳排放核算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温室气体系列标准，如iSo14064《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的量化和报告指南性规范》从组织、项目、声明确认和验证三部分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范指导，并且制定组织认为其可独立或作为一个系列方法使用。继该标准之后，iSo14065《温室气体认证要求标准》和iSo14066《温室气体审定团队与核查团队的能力要求》也作为其补充相继出台以满足GHG测量与验证的需求。此外2011年，iSo14067《产品碳足迹标准》。所谓碳足迹，是从企业自身、为企业提供能源部门和企业所处整个供应链三方面考虑的碳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路径。第二类是wRi（世界资源研究所）与wBCSD（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联合开发的GHGprotocol（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第三类是BSi（英国标准协会）的paS（公众可用规范），即paS2050《商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和paS2060《碳中和证明规范》。其中，碳中和一般是指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通过植物吸收，人工分解等方式把这些有害排放量吸收掉，以达到环保的目的过程和结果。引申到企业层面上，就是经济主体的特定标的物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净增长为零的一种状态。该标准可以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关依据，用于甄别企业实现“碳中和”的程度。
综合比较来看，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发的标准涵盖方面较广，层次丰富，在系统性上有更好的表现。而BSi和wRi、wBCSD等机构侧重点有所不同，注重碳排放核算方法学的开发与应用。其GHGprotocol属于基础性的方法论，专业性和公众接受度均较强，因而成为目前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制定组织（包括paS）开发所参考的主要方法学之一。而由于受到地域、开发周期、既有公众认知度等因素的限制，paS标准在文献中都很少被提及和应用。但是，考虑到碳排放会计核算涉及企业内外部多方主体需求，paS标准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企业碳中和信息的需求，并且企业在标准中体现的关于碳减排的承诺也将刺激企业本身在控制管理中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因此该标准也具备一定适用性。近期内，我国企业特别是有一定碳排放核算数据和经验基础的企业，可以参考iSo14064和GHGprotocol等标准为基础，构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为基础碳排放数据信息披露做准备。同时结合iSo14067等标准，会计人员应尝试量化企业整个运营过程中的碳足迹，使核算体系更加细化；远期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中，可以把paS2050和paS2060标准纳入参考，旨在更大程度上地实现企业碳中和与温室气体的实质性减排。
（三）核算对象的转换与范围的界定（1）核算对象。碳排放会计核算对象是二氧化碳和其他含碳物。根据京都议定书，企业应将以下六种气体作为主要核算对象：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pFCs）、六氟化硫（SF6）。我们可以把不同气体的排放量统一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对于其中各气体间具体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表述，只有文桂江在文章中有过如下的简单表示：1吨甲烷=3.67吨二氧化碳；1吨四氟化碳=6.5吨二氧化碳，并且未列明具体的衡量过程。考虑到该方面非碳会计排放核算的主要点，笔者在参考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给出的关于Gwp（全球增温潜势头指标）的定义，认为短期内，可以20年各气体Gwp值为基础计算，1单位二氧化碳=62单位甲烷=275单位氧化亚氮=9400单位氢氟碳化合物=3900单位全氟碳化合物=15100单位六氟化硫。
（2）范围界定。根据GHGprotocol的提议，企业在确定碳排放核算范围时应主要考虑两个范围的排放量，即通常所指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包括：企业生产时所耗用的原材料、燃料、电能的排放；企业运送材料、商品、废弃物的排放；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建筑物、设备的自由固定排放和因员工使用、生产所带来的排放量；因泄露而产生的额外排放等。范围二中的间接排放主要指进口或外购的电、热以及蒸汽的消耗所带来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其特征是碳排放结果在核算主体内发生，但其来源并非由主体拥有或控制。对于范围三，例如外购原材料和受托加工材料的生产排放；报告公司不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车辆运输排放；外包形式中的排放；报告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脱离生产阶段后在使用和终止阶段的排放等，制定者只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可依据重要性和可计量的原则选用，并没有作出明确要求。在我国，2011年有资料表明，在有限数量的企业参与的统计中，只有27%的企业能提供范围1要求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9%的企业提供了范围一中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只有9%的企业表示已经完成了对范围1排放额的验证或审验工作。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核算数据的透明度，与范围一相关的排放量核算不应当独立出来或是从范围二中故意剥离、遗漏。例如对许多企业来说，外购电力所产生的碳排放很可能是核算中最大的来源，企业如果在核算时未加考虑，很有可能使得企业管理者在碳排放管理决策中出现严重偏差和错误。因此，核算主体应尽量将范围一和范围二一同纳入，并在未来逐渐吸收范围三的内容。
（四）核算方法的选择在核算方法的选择问题上，由于各企业具有不同的行业属性和生产运营特性，很难选用一个统一的方法对每种企业的碳排放进行准确核算。笔者列出以下三种方法，各有优劣。在现阶段下，企业可酌情选用，并在未来不断加以完善。
（1）简单计量方法。根据ipCC报告中所提供的碳排放系数表，可以对不同燃料类别中的细分燃料的碳排放量作出简单的计算：企业碳排放量=ipCC碳排放系数×耗用燃料量。财会人员可收集不同时期内企业耗用的燃料总量，并计算出相应的碳排放总量。该计量方法虽然计算过程简单，现阶段也具有可操作性，但核算结果单一且范围过于狭隘，能反映的企业会计信息和经济信息十分有限，只能为管理者决策提供一个大致的判断依据。目前在计量方法的问题上，基于碳足迹的方法论研究较为广泛和深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生命周期法和eio-LCa法。
（2）生命周期法。又称瀑布法，是目前国内外较为流行的信息系统开发方法。应用于碳足迹核算中，可描述某一产品或服务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包括生产、耗用、报废以及回收再利用的碳排放。生命周期法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整个过程中的数据如原材料、能源输入、中间品输出，废弃物输出、再利用输入等全部输入输出数据列出详细清单进行核算，进而跟踪碳足迹的整个过程。约瑟夫（iosif）等采用生命周期法，利用软件分析，对钢铁工业从炼焦到热轧的整个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核算。张清文等结合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与我国纸产品生产现状，提出了一套适合我国纸产品碳足迹评价的方法。等把研究视角延伸到住宿产品上认为其同时具有服务的特性，利用该方法对我国昆明市四星级酒店住宿产品的碳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生命周期法应用于碳排放会计核算中的优点在于，过程的细分和量化使得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科学性，便于管理者达到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控制。但阶段的划分具有一定主观性，容易造成误差，且整个核算过程较为复杂，工作量大，对核算人员素质要求较高。
（3）eio-LCa法。本质上是eio（经济投入产出）与生命周期法的结合物。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通过平衡公式或矩阵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Berners-Lee等阐述了中小企业如何利用投入产出数据计算自己的碳足迹。国内也有学者将该方法表述为“黑箱法”，通过碳质量平衡法核算组织的年碳排放量。eio-LCa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无须对系统边界进行划分。但其计算较为宏观，无法对产品或服务链中的碳排放重点予以反映。
（五）碳排放会计账户处理涉及到具体的账户处理，会计人员可考虑增设如下几个账户，对碳排放信息进行基本的归集和分类，转换为传统的财务信息，为管理者提供内容更丰富的决策依据。
（1）增设碳排放资产账户。企业有必要设置“碳排放固定资产”、“碳排放固定资产折旧”等账户核算企业为减少碳排放而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设置“碳排放源”账户用以核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要素包括化石能源、含碳材料以及电能等；运用碳足迹计量方法的企业可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碳排放的汇集――含碳产品的产出作出反映，在借方和贷方分别以“碳汇集”和“碳排放源”予以反映；
（2）增设碳排放负债账户。当企业决策者意识到需要增强碳排放控制力度时，该负债项目的确认时点也就随之形成。增设短期碳排放负债和长期碳排放负债用以核算企业为治理碳排放而需偿还的专项资金，区分标准以偿还期是否超过一年为界。
（3）增设碳排放支出账户。将与企业碳排放活动有关的能以货币计量的支出，划分为碳排放费用支出和碳排放恶性支出。碳排放费用支出是指企业控制碳排放中所发生的不能构成碳排放资产的费用项目，这类支出属于良性支出；碳排放恶性支出是指由于企业违反有关规定所导致的各项非必要支出。
（六）碳排放会计披露现阶段，企业可尝试应用一定方法仅对其运营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的数值作出披露。企业管理者可参考国家政策和企业实际情况设定比较基期，并在外部条件变化时作出相应调整。例如，我国承诺至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企业可以把基期设置为2005年。假设甲企业基期碳排放量为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2011年并购乙企业，其基期排放量为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那么甲企业的基期排放量同时应调整为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且在2020年将二氧化碳当量控制在180万吨以下。从长远来看，笔者认为，企业碳排放信息应与传统会计披露相融合，其形式无论是在原有主要报表寻找到扩充的位置，还是另起炉灶编制新型的碳排放会计报表，都将有助于满足各方主体对碳排放信息的多层次需求。
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5
【关键词】绿色发展碳排放权立法促进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灾难近几年愈加频繁，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将面临因此而带来的巨大威胁与挑战。“低碳宣言”建议，要政策性鼓励、支持和引导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倡导社会树立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理念，支持并奖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率先实施低碳行动的地区，并积极寻求适合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国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绿色发展”概述及碳排放权交易基本原理
（一）“绿色发展”概述
绿色发展，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家公司、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应该身体力行，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涵。从内涵上看，“绿色发展”是在坚持传统发展下的一种创新模式，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基础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核心任务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创新模式。
（二）碳排放权交易基本原理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上世纪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排污权交易是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全球碳排放市场诞生的时间应为2004年。碳排放权交易，是排污权交易的衍生概念，是为了使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合同或协议的方式进行的碳减排量和碳吸收量的交易活动。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原理是：环境部门依据环境容量制定碳排放总量目标，然后把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划分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个企业或区域，碳排放配额可以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调剂余缺。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
欧盟和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为引导碳排放交易的有序进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见，科学的立法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合法化，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为减缓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家立法层面上看，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立法方面有了初步的进展，具体表现在：2003年1月1日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推行清洁生产为目的的法律。2005年10月12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颁布了，这成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的起点，将为我国碳排放权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较好的基础。2010年10月6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上透露：《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目前已基本成熟，这一政策的出台将会对自愿减排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合理规范化管理，将为中国实施强制性减排市场提供可操作的宝贵经验。《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和水体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制度的建立也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从各省市地方立法层面上看，《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的，建议在中国以省为单位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该报告的首次提出在我国以碳排放作为“硬指标”，对社会经济活动加以监管及调控。例如，在全国三十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以“碳源(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碳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交易制度，收取、支付碳基金和生态补偿金的制度；又如，2011年1月1日在我国正式施行了《四川省农村能源条例》，该条例首次将碳排放权交易纳入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手段引导和规范农村能源碳排放权交易，以充分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和“绿色发展”的机遇，为促进和有效保护地方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的立法问题
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仅限于自愿减排交易和CDm项目，碳排放权交易实践是在缺乏法律基础上盲目进行的，现行的法律法规也未能发挥其很好的作用。立法的滞后无法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健康有序地发展。尽管我国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促进了清洁能源项目在中国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过低使得很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与一个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需的法律制度相差甚远。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在界定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方面，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环境中排放，起初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对全球气候变化亦无显著的影响，所以它既不是商品，也无产权关系，没有产权界定，更谈不上产权交易。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异常以及《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了经济价值。
第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不明确。碳排放权交易主体指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买卖的企业、各种组织或个人。买方是那些用完碳排放配额且不得不继续排放的企业，或者因其他目的而参与买卖的组织或个人，卖方是依法取得碳排放配额并且有富余的企业、组织或个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平等性，因此,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碳排放者,都有资格根据自身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碳排放权。
第三，碳排放权交易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没有针对性的机制解决交易纠纷。我国立法并没有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的主管理机关，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等并未在法律上予以体现，更谈不上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保障。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各方的法律责任不明确，过度依赖于环保部门的控制和运作，无法体现市场经济的公平与自由，致使交易中的纠纷难以解决。
第四，继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交易所、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等建立后，武汉、杭州、昆明、河北等环境能源交易所相继成立，广西、江西及河北等地都表示希望在“十二五”期间成立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从而抢占碳交易市场商机。虽然碳排放权交易所数量不断增加，但是业务上并没有实质进展，主要涉及二氧化硫以及二氧化碳等污染交易产品，在碳减排方面的交易量很小而且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未来还有可能将碳交易市场分割，导致其区域化，对于国家的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浪费。我国尚未针对环境交易所建立准入机制，这些交易所均未取得官方颁发的准入牌照，其成立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授权、规范和约束，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碳排放权交易的规则统一和有序进行。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促进
完成“绿色发展”的目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只有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地有效进行。
（一）在立法上界定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首先，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在环境允许的前提下，人为特别规定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带来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逐渐稀缺，形成一种有价产品，称之为碳资产。其次，碳排放权具有“可交易性”。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较，碳交易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理由为：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最后，碳排放权具有“排他性”。在大气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每个个体都拥有向大气排放一定含碳气体的权利，这是一种自然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碳排放权拥有者可以依法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先要从法律上确认排放权，明确将碳排放权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纳入企业的产权范围，使企业意识到排放权作为一种财产权的权利属性。
（二）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
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不同，能源供给与消费结构不同，碳排放水平也不同，所以交易的主体暂时规定为负有温室气体排放任务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比如发电、石化等能源企业以及钢铁、建筑等大型排放企业为代表的碳排放主体。待到机制完善后，再逐步推向所有负有减排任务的企业、政府参与的采购基金和托管基金、商业化运作的碳基金和关心气候变化的个人以及非政府组织。
（三）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保障及法律责任
建立相关的政府部门并规定其法律责任。政府应当建立专门的温室气体排放行政机关，建议在已有的环境保护部门分设一个碳排放权交易处，负责碳排放权的分配、权利行使、权利交易、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对其法律职责予以清晰界定，并提高其执法水平。碳排放权交易处应坚持公开、透明、合理、有效的原则，在监督和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执法不力、徇私枉法，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四）碳排放权交易所的法律授权
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建立的盲目性主要是我国大的减排制度没有出台，各地的交易所都未能找出合适的商业发展模式，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人才短缺，对碳交易制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6
进行详细的分析，希望能够对此领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低碳经济及其碳金融的基本概述
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基本涵义。关于低碳经济它主要是说明在对一些高碳能源的消耗进行降低的一种经济，也就是把低消耗低污染作为基础的一种经济，这一经济的最为关键的思想就是在我国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经过技术的创新以及制度的创新来对新能源进行开发，从而在根本上对一些高碳能源的依赖得到改变，这样能够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很大的程度上得以降低，最终实现经济和低碳的共同发展。
对于碳金融的涵义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标准，从广义上对碳金融进行解释的话，它是由在金融行业进行从事的特定主体对碳交易的市场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以及服务这一范畴，碳金融包含以碳减排作为主要目的的资金融通的活动以及基于碳交易的投资活动和相关金融中介服务活动。从狭义的定义上来看碳金融主要就是企业间将政府所分配的温室气体排放权抑或是排放配额在市场的交易和转让而导致的金融活动[1]。
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关系辨析。低碳经济在当前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关键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低碳经济和碳金融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低碳经济直接催生了碳金融的发展。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及培育要通过金融资本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相关的政策来进行支持，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金融资本的支持，低碳经济想要得到发展就要碳金融来对其缓解资金方面的问题，在低碳经济的不确定性上对碳金融的产生也起到了主要作用，高碳向着低碳进行发展就需要碳金融体系的大力支持，而与此同时也能够对碳金融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空间领域，故此，只有把低碳经济的理念和碳金融体系的构建得到和谐的统一才能够进一步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进行。
同时低碳经济的发展也是在碳金融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金融，它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引导方面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国家在金融方面的发达程度直接对本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有着影响，而碳金融是在金融体系当中对气候变化应对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环节，也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一实现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低碳金融是为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服务的，在碳金融兴起的过程中，它为低碳经济的进步在资金来源上得到了支持，成为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2]。从本质上来讲，它其实是和传统的金融运动过程是相同的，均是对社会的闲散资金进行集聚的，并且碳金融对于我国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2.低碳经济背景下碳金融市场的结构分析
碳金融市场包含碳指标交易以及银行贷款和直接投融资范围内的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以及交易活动的总称。在这一市场当中最为主要的存在三种交易的机制，即：情节发展机制以及国际排放贸易交易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
《京都议定书》的机制之外还在项目以及配额的模块之内根据不相同的方式，对排放权交易的一、二级市场进行了建立，在当今的发展中，新型市场已经形成了两类法律的框架以及典型的市场和多个交易的层次、较为广泛的建立交易平台构成的碳交易市场结构。在《京都议定书》法律约束之下，各个国家的碳排放额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稀缺的资源，这就为商品价值和交易的可能性提供了条件，由此便催生了以Co2为主的碳交易市场。在国际法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和欧盟排放交易计划它们组成了两类法律的框架，把碳金融市场分为基于项目的市场以及基于配额的市场[3]。
碳金融市场的天气类金融衍生品在不断的创新，并且也在慢慢的走向成熟。各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了能够和低碳经济的发展相互的契合，并帮助企业对天气风险进行管理与转移，于是就发展出了一些相关的天气类金融类的衍生品，例如发现碳排放量价格的碳信用等。届时全球的碳交易市场的容量将会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在碳信用方面也将会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
3.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的碳金融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就是碳金融，在节能减排方面我国的需求量比较大，一些减排的技术也已经具备，但是在资金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仅靠政府的投入在资金的巨大需求方面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在碳金融市场机制以及相关产品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市场来进行融通[4]。为了能够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平台的搭建，在低碳经济上得到顺利的发展，就要减少排放增强能源的安全，而要对这些目标上得以实现，就需要政府在公共资源方面能够充足的提供，把私人资本也要能够在清洁能源方面进行投入，从这一过程就可看到必须要建立创新碳金融的相关机制。碳金融主要就是以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核心碳金融产品的交易，其自身就存有复杂性，而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就会牵涉到诸多的部门，从它们在业务活动中的规模性收入上都能够对GDp做出一定的贡献。
碳金融是我国对国家化市场发展紧随的必然选择，碳金融对于我国的碳交易定价能力的提高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碳排放权是买方主导的交易，在我国的碳排放资源方面比较的巨大，是在未来低碳产业链方面潜力最大的供给方，但在交易价格方面明显的要比国际碳交易价格要低。故此，构建一个架构较为完整以及功能齐全的碳金融体系对于我国的低碳小牧的资金来源比较的有利，从而也能够摆脱对发达国家买家依靠的状况，从而提高我国的碳交易定价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的金融业战略的转型以及降低碳金融的风险，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碳市场的话语权。
4.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的碳金融市场的构建
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对于碳减排的问题是对碳金融市场的话语权进行争夺的战略问题，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我国在低碳发展的道路上和其它的一些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故此基于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碳金融市场的构建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内容。
首先要在碳金融的基础设施以及制度上进行创新，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以及对低碳经济进行发展，这些都需要制度进行规范，在碳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法律保障体系要得到完善。在对国际碳金融的市场进行接轨的同时，对于定价权以及话语权的争夺不仅仅是依靠金融机构同时还需要政府的支持，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在立法保障的领域得到完善。在具体的做法上主要就是对碳金融的立法要得到完善，由于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交易规则比较的独特，并且还会对国际国内的交易都有所涉及，在当前的法律上很难对碳金融的发展得以有效的适应，这就需要对于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或者是出台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法规。要把碳金融的监管和立法两者得到有效的结合，这样能够确保我国的碳金融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国内的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以及标准要统一的制定，从碳交易的市场中可以看到，我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和减排国，故此建立相应的碳金融市场非常的有必要。而实际的发展并不是如此，碳交易定价权以及话语权仍然是发达国家作为主导，我国在这一方面还处在规则制定的边缘，所以想要在资源的拥有量匹配的话语权以及定价权上平等的获得，就要在碳金融放在国家的战略高地，最大限度的参与规则的制定[5]。
同时还要构建低碳投资环境的标准，从我国目前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来看，对于低碳投融资还比较缺乏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多数还处在较为简单的人工判断识别的阶段，在对低碳投融资环境标准建立下，设计一套科学、操作性强的评估体系以及方法，能够引导金融资源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实现更有效的配置，从而能够辅助金融的机构摆脱对项目环境效应忽视的状况。
在碳金融风险防范以及预警机制方面也要得到建立，在这一新兴的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各种的风险存在，这就需要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防范，并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从而保障碳金融的市场规范化的运营。监管部门就需要对一些具体的措施进行落实，成立专门的服务部门并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等积极的参与到碳金融的业务当中来。还要制定政策激励与协调机制，加强碳金融的相关人才的储备以及培养，打造专业化的队伍，创新碳金融中介服务的体系，在碳金融产品上也要进行创新。
自从《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生效后，温室气体的减排量也就演化成了商品，发达国家可以把帮助别国实现的减排量充当自己国家与公约约定的减排指标。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碳排放交易国。
鉴于此，前来中国购买减排量的国外投资基金越来越多。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信息，目前在发改委注册的中国卖家达400家，国外买家达100家，双方成交的项目达几十个。
但在北京成立碳交易中心之前，境外买家都是直接在中国寻找企业卖家进行谈判。在这个过程中，中方企业通常处于弱势地位，成交的价格与国际上的价格相去甚远。于是，成立全国碳交易中心的需求就越来越急迫。北交所下属的环交所的2014年上半年成交数据显示环交所碳排放权配额交易活跃，上半年共成交158.85万吨，成交额7100万元，居全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前列。
低碳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未来世界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在很多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探究，构建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以及发展的体系，是目前我国正需要进行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对以上的相关介绍分析，希望能够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作者单位：宏源证券）
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7
关键词：低碳法律制度；社会调查；方案设计；问卷设计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1-0038-04
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是因应社会现实需求，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是“问题之法”，没有对问题的准确认识，就无法对法律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更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探讨低碳法律制度安排，对国内低碳现实状况、影响因素、应用困境以及社会需求等问题进行充分的资料收集、整理与评价是该研究的前提性基础。社会调查方法作为搭界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最常用的手段，是进行这一基础性研究的最佳选择。该方法首先是用问卷的形式量化收集的资料，然后对总体抽样进行问卷的施测与回收，同时将结果录入计算机进行相应的统计学分析，这种方法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厘清低碳现实状况、归纳低碳问题成因、挖掘低碳问题本质、梳理低碳立法理由提供数据支持。
一、社会调查方法在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的作用
我国目前尚无一部专门的低碳法，现行法律制度安排中也没有低碳的直接论述，低碳立法是一项崭新的、艰巨的工程，它无法像传统领域的立法那样通过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路径完成。因此，在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引入社会调查方法，不仅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更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法学研究进行优化与升级。
同时，在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应用社会调查方法也表达了法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性自觉。就低碳而言，其研究对象涉及石油、煤炭、电力、原子能、可再生能源等，现有的高碳秩序和格局不仅力量强大、还存在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这就导致中国现实中的低碳法律问题绝不是在书斋中冥思可以想象的，对许多与低碳相关的现实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对中国本土现实的理解开始。
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应用社会调查方法能为低碳立法提供更翔实充分的理由。众所周知，技术创新与制度保障是解决低碳问题不可或缺的两翼，专门从低碳角度进行相关立法已迫在眉睫，但低碳立法的理由和原因究竟是什么，立法的对象和内容应该包含什么，低碳立法的民生民意如何，低碳立法的社会承受能力怎样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仅理论层面的思考是不够的。采用社会调查方法不仅能更真实地掌握这类问题的信息，还能对信息量化分析，归纳聚类，因此，社会调查方法在梳理低碳立法理由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应用社会调查也是体现民意、促进人民参与低碳立法的一种有效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就如同在低碳立法程序基础上设立一个前置性预备程序，它从一开始就对民众敞开渠道，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研究者可将这些意见和诉求融会到低碳法律的草案中。这不仅保障了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基本权力，而且为后续低碳立法环节避免大幅度的修订做了积极有效的准备。
二、社会调查方法在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的应用
一部新法的建立，立法前期引入社会调查确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就低碳法律制度安排而言，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不仅能将低碳从概念变为现实，更可对今后推行低碳法律制度的客观环境进行科学统计与分析。为此，社会调查要在方案设计和问卷设计两个方面重点切合低碳法律制度研究。
1.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社会调查的方案设计
在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可以说低碳问题触手可及，比比皆是。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一种主观的感性认识层面。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调查绝不能凭借对问题的一点点感性认识就大胆去干，而是先要形成一份完整的、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调查方案。调查方案帮助我们思考调查的全部过程，并对此做清晰有序的安排和管理。它具体包括八个方面：调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调查内容、调查对象、调查的理论假设、抽样方案以及资料的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调查人员的组成、组织结构及培训安排、调查时间进度及经费使用计划。其中调查的理论假设并不是每次调查都必需的，仅对解释性调查①有用。以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法律激励机制研究课题为例，我们想要了解公众对低碳的认识情况，就对其进行如下的调查方案设计。确定该调查的目的在于充分了解我国现阶段公众对低碳的认识水平和认识倾向，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课题总目标提供当前低碳立法的客观环境基础。我们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及公众的实地访谈，最终确定问题包含低碳意识、低碳行为和低碳态度三个方面。调查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式，调查对象是普通农民、一般市民、大学生三类。此次调查整体上属于描述性调查，不追求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需要进行理论假设，数据的分析以描述性统计为主。此外，为使抽样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规模控制在500人左右。为更好地控制问卷施测过程中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调查之前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相关培训，调查的时间大概在暑期，时间为三天左右，调查人员以课题负责人和社会工作系大三学生为主。
2.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社会调查的问卷设计
方案设计是为社会调查提供一个蓝本或路线图，问卷设计则是社会调查的亮点、特色与成败的关键。因此，问卷设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调查资料的真实性、适用性，影响到调查方案的执行以及问卷的回收率，进而影响整个调查的结果。就低碳法律制度研究而言，目前尚无一份现成的问卷满足研究需要。自行设计问卷时，研究人员要首先根据调查目的进行一定的探索性工作，也称问卷设计的准备。其次根据问卷调查的目的设计题目与选项，这是问卷调查的重点与难点。再次，按照问卷设计的基本架构进行问卷的文本编辑。最后进行问卷的发放、回收与统计。
①问卷设计的准备。设计一份问卷前进行充分的准备至关重要。准备性工作往往与方案设计中的许多环节息息相关，特别是与调查内容关系极为密切。例如，前文提到公众对低碳的认识涉及三方面的问题，即低碳意识、低碳行为与低碳态度，到了这个阶段就需要对这三方面的结构和顺序做出安排，并确定每个方面问题的数量，问题的表述形式选择封闭式回答还是开放式回答。仍以公众对低碳的认识这项调查为例，问卷中变量的顺序安排是先低碳意识再低碳行为最后低碳态度，就前两方面而言，调查目的主要是为理论研究提供相对客观的现实素材，因而只需对结果进行描述性的定量分析。题型以封闭式问题为主，题量控制在30题左右。而对低碳态度，我们希望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则以封闭式问题为主而辅之以开放式问题。
②问卷题项的设计与修订。问卷题项设计主要包括问题设计和选项设计。问题设计时，除了要注意题目本身含义清楚、简明易懂，还要注意题目本身的提问方式，要符合一般人的语言表述习惯，不建议使用否定句。选项设计时，要注意各选项之间的互斥性以及答案的穷尽性。此外，问卷的题目与选项设计还决定了问卷本身的信度和效度，只有既有信度又有效度的问卷，才可能对问题进行有效测量。一般情况下，在大规模施测之前往往会将问卷进行小范围的预测，预测获得的数据就用来分析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③问卷的文本编辑。一份完整的调查问卷通常包括卷首语、指导语、问题和答案以及其他资料四部分。卷首语是一封短信，向调查者说明调查目的、调查内容、调查单位、保密措施及合作谢意，用语要简短客气。指导语是问卷的说明书，旨在向被调查者说明如何正确填答问卷。问题和答案是问卷的主体，在此阶段重点考虑的是问题的编排顺序，其编排原则是：同一维度的题目放在一起，先易后难，先熟悉后陌生，先封闭式问题后开放式问题。其他资料包括问卷的名称及编号，问卷发放与回收日期，调查人员、审核人员姓名。
④问卷的发放、回收与统计。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是问卷的施测过程，其好坏也直接影响问卷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以公众对低碳的认识问卷为例，我们采用当面发放、当场填写与当场回收的方式，因为这样最容易取得被调查者的合作，同时将干扰因素控制在最低程度。回收后的问卷要首先进行问卷的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并对问卷回收率做一统计，一般情况下回收率达到70%～75%以上时，方可作为研究结论的依据。最后对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即是对每份问卷和问卷中的每题、每个答案编定一个唯一代码，并以此为依据输入计算机，运用Spss、excel等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数据处理。
三、低碳法律制度研究中应用社会调查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社会调查为法律与低碳问题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但它也有缺陷。由于问题本身专业性较强，调查过程中存在两个难点：第一，调查往往涉及技术转化、技术创新等商业秘密，容易引起被调查对象的犹豫。第二，有些敏感性问题的调查，往往需要权威部门的鼎力支持，但由于调查者的学术身份缺乏某种权力支撑，调查者学术身份常在调查过程中被责难与挑战。如何能够克服以上难点是我们进行社会调查必须正视的问题。除此之外，作为一种全新的低碳法律制度安排，社会调查方法介入其中还要在价值取向与定性调查有机结合两个方面有正确的认识。
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8
低碳经济实质在于提升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生态平衡。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紧张、能源利用率低等问题比较严重，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能源安全。可见，河北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大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对河北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凸显低碳经济发展重要性
根据《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指导思想，结合“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趋势，河北省面临着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建设经济强省和现代河北的重要任务，同时要把河北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其中低碳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其核心是要求从源头预防污染产生，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少排放或不排放废弃物，从而解决资源环境造成的发展困境。
（二）河北经济增长与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彰显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性
当前河北面临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随着传统经济模式的发展逐渐逼近极限，经济增长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改革。
（三）国家宏观调控设定的节能减排指标具有硬约束性
国家为达到节能减排宏观调控目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对相关省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及节能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价考核。为推动节能减排工作深入开展，河北省也制定《河北省30个重点县（市、区）和30家重点企业节能减排目标考核实施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考核办法及保障措施。面对重要而艰巨的节能减排任务，如何制定符合河北实际状况的低碳法律运行机制，并且有效发挥的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成为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机制存在现状及运行分析
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机制主要在《河北省节约能源条例》、《加强节能工作决定》、《节能减排综合性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地方性规章和政策文件予以规定，规则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理论上可以归纳为行政类法律机制、市场类法律机制、自愿类法律机制。法律机制具体实施过程主要是通过采用行政、经济、科技等多种综合手段，对钢铁、水泥、焦炭、电力、造纸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加大了淘汰落后力度，实现河北省经济发展低碳化的需要。但是从目前低碳经济的法律机制运行来看，存在着节能减排的效果和规制成本都不理想的问题。
首先，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目前运用最为充分的是“命令与控制”类法律机制。其次，河北省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地方性法规中对市场类和自愿类法律机制规定不够充分。目前现状是河北省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忽视了市场类和自愿类法律机制的灵活和有效的积极作用。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公共管制工具重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以及个人理性不能自动集合成集体理性的局限，公共管制工具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强制性、严格约束性为导向。但是公共管制法律工具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和环境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另外，由于命令与控制型的低碳控制政策往往针对的是那些具体性的行业，以及可以用指标量化的企业碳排放数量，并且可能产生政府“工具失灵”问题。因此，应该认识到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并非万能，许多设计用来弥补市场经济不足的计划却会产生与设计者的初衷截然不同的效果。所以，为构建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制度保障，必须在规定行政管制类法律机制的同时，相应的配置合理的市场类和自愿类法律机制，并且以后者来弥补前者的不足，才能达到低碳经济充分发展的目的。
三、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机制创新与变革路径选择
（一）以强制政策改造传统高碳产业，重点实施高碳预防机制
为了降低经济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河北省需要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结构上实现经济的低碳、高效发展。同时，在发展新兴产业时，应该重视高碳企业的避免，充分贯彻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立足于预防，防患于未然，事前预测和防范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危害。具体政策包括：
1、碳评估法律机制，即对涉及到碳排放的经济活动在实施之初要进行的相应的调查、预测和评估，然后提出预防或减少碳排放的对策。
2、碳排放目标责任法律机制。只有把所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碳排放量纳入到对地方和部门行政领导考核的范围，才能督促碳排放有人问津和负责，从而强化市和县政府的治理责任。
3、高碳企业退出和低碳化改造法律机制。河北省单位GDp能耗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相差比较大。因此，淘汰落后技术，以大规模生产替代小规模生产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构建低碳化法律实施机制，引导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
为实现优化资源配置，最关键的就是通过制定促进政策让“低碳者”受益，让“高碳者”不能享受政策优惠，从而达到“软性治理”的效果。具体而言，构建低碳化的法律实施机制主要包括：
1、促进碳交易市场法律机制，是指为了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通过法律设计在我国建立全省范围的以碳为主要内容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制度应以“损害环境者付费”为原则，按照比例付出或获取相应的碳指标，用于平时的生产交易之需。
2、促进碳减排财税法律机制。河北省在促进碳减排财税法律机制的建设上，可以制定经常性的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措施发展低碳经济。
3、政府绿色采购法律机制。通过河北省政府实施绿色采购政策来建设符合本省省情的低碳消费体系，这不是减少消费，而是消费的过程中倡导低碳消费，并通过省政府的引领作用使得生产环节向低碳模式的转变。
（三）合理设计自主化低碳法律实施机制
1、公平、合理地制定低碳发展自愿协议，加强企业低碳经济实施的持续监督，并且规定合理的责权利机制。建议把自愿协议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并且把该自主化类型政策作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基础。
2、重视公众和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在企业低碳自愿协议实施中的重要作用。建议河北省通过相关立法赋予其在企业自愿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在企业未遵守自愿协议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对工业企业减排行为的舆论和监督作用。
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9
【关键词】碳会计；碳资产；确认；计量
2012年1月13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3日宣布，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这预示着我国碳交易将更加频繁，碳交易体制也正趋于完善，政府以及更多的企业对碳会计的关注度及需求度也将日益增强，因而，碳会计体系构建已是势在必行。对碳会计要素中的碳资产要素的财务会计处理进行研究对碳会计体系构建有着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碳资产定义及确认条件
碳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者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者财富转化的，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有形或无形的资源。
碳会计存在于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交易的某些特殊性使得传统财务会计目前难以准确对其进行准确的分类和核算，而对于碳资产而言，则应在传统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和实务基础上，或将目前归结为传统财务会计资产要素中的项目提取出来，纳入到碳资产中进行确认、核算，或将较为特殊的目前无法依据传统财务会计予以确认、核算的项目，则在碳会计体系内，进行系统的分类，并确认、核算。
将一项资源确认为碳资产，需要符合碳资产的定义，与此同时，还应满足两个条件：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以及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
二、碳资产的确认及计量
碳交易项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无法在现有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的资产类科目内核算，本文在碳资产要素下设置碳会计科目，根据具体的碳交易项目确认计量。
1.碳排放权
1997年12月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对缔约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减排标准，世界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碳减排义务，发达国家2005年开始成大减排义务，到2010年二氧化碳等6种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另外，《京都议定书》建立了3个合作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允许缔约国之间进行排放额度的买卖，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机制从排放额度较为宽裕的国家买入碳排放额度，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与不同的企业之间。碳排放权交易使得游离于企业财务报表之外的气候环境因素成为了企业会计核算内容之一[1]。
碳排放权是目前碳会计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获得碳排放权的途径及持有意图的不同，无论划分到无形资产、存货或金融资产中哪一个科目内对其核算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其确认问题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究竟采用何种计量属性也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企业从政府手中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企业从监管者即政府处分配获得或免费取得的排放权，应按照公允价值，根据其持有意图计入“碳无形资产”或“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规定，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国家和项目实施机构所有，并规定了国家与项目实施机构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分配比例[2]。因而，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以出售为目的，那么，获得的碳排放权应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由国家享有的份额贷记“其他应付款——碳排放权（国家）”，企业应享有的部分计入“递延收益——碳排放权”，持有期间以公允价值对其进行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递延收益”。发生的碳排放额根据持有排放权的比例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并将递延收益分摊转入当期损益，计入“碳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应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发生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贷记“碳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企业通过交易机制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通过自行开发项目，按照定价购买或者公开拍卖获得的碳排放权，应该按照获得该排放权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该成本主要包括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费用、项目开发中介服务费用、经营实体项目审定费用、经营实体核实核证费用等。该成本金额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在项目持有期间，若持有碳排放权的意图没有发生变化，应对已消耗的碳排放份额按其比例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借记相关成本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摊销”，资产负债表日，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若企业意图出售持有的碳排放权，则应将“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的余额转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科目，碳排放额公允价值与“碳无形资产”科目余额的差额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3）从其他企业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从其他企业购买排放权的，若其持有目的是企业经营，抵减企业自身碳排放额的，以购买价款作为初始入账金额，计入“碳无形资产”，后续计量同以上两种情况。若企业获得碳排放权的目的是在适当时间予以出售，或持观望态度，近期内部使用的，则应按照所购买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交易金融资产”，实际支付价款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2.碳汇
碳汇一词来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于2005年2月16日在全球范围内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其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
碳库指在碳循环过程中，地球系统存储碳的部分。从碳库对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变化的贡献看，可以把碳库分为碳源和碳汇两种类型的碳库，衡量碳库是碳源的库还是碳汇的库则取决于静态生态系统Co2交换量nee（netecosystemexchange）的变化，即衡量系统整体获得或损失的碳量。本文主要讨论碳汇的确认及其会计处理。
碳汇根据固碳主体不同分为以下几类：森林碳汇，指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二氧化碳吸收并固定在植被与土壤中，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与企业经营活动有较大相关性的是林业碳汇，指利用森林的储碳功能，通过植树造林、加强森林经营管理等活动，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按照相关规则与碳汇交易相结合的过程或机制，《京都议定书》承认森林碳汇的固碳作用，要求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植被恢复及保护，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将项目产生的碳汇额度用于抵消其国内减排指标，因而森林碳汇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草地碳汇，由于其固碳的非持久性在是否应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然而，草地的固碳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应纳入碳会计核算范围；海洋碳汇，将海洋作为一个特定载体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化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单位海域中生物固碳量是森林的10倍，是草原的290倍，然而，碳会计以企业为实施主体，因而，虽然海洋具有一定的固碳功能，但不纳入碳会计体系核算范围[3]。
由此可见，若企业拥有面积较大的园林或草地，即可以将其作为一项碳资产，其固碳数量可以抵减碳排放额。因而，对于企业所拥有的园林或草地，森林或草地的固碳量及碳排放额价额的确定就是碳汇价值的核心问题。目前，碳库的核算方法主要有库存方法和活动方法两种，这两种方法都得到联（下转第157页）（上接第155页）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支持和指导，潜在的基本假设都是：来自于大气和流向大气的温室气体流量等于生物质和土壤中碳储存量的变化。库存法衡量碳库存量变化的共识为：C=（Ct2-Ct1）/(t2-t1)，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Ct1时刻t1碳存储量，Ct2表示时刻t2的碳储量。活动方法与此相反，基于活动的方法则估计碳库增减后的净余额，该方法也称为损益或流量方法，适用于单个碳库难以衡量、碳储存的短期变化不易受到影响的情况，公式为：C=a*(Ci-CL)，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a表示土地面积，Ci表示碳增益率，CL表示碳损失率[4]。企业则可根据测定的碳存储量以及当日市场碳排放额的交易价格计算得出碳汇的价值，即：碳汇=固碳量*当日市场碳排放额交易价格，借记“碳汇——森林或草地”，贷记“递延收益”，抵减企业碳排放额时，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碳汇”，然后按照碳排放权进行处理。
3.碳固定资产
低碳经济下，节能减排、提倡环保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企业加入清洁发展机制（CDm）会有很多企业自行研发的节能减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最终成果大多都是大型的机械设备，按照传统财务会计的规定将其确认为固定资产进行核算无法在最终的财务报告中体现出企业对低碳的贡献，本文认为应将其划分到碳资产中进行核算，在项目研发过程中按照财务会计中自主研发固定资产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借款费用等均参照企业会计准则核算，最终研发成功时，将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的成本，转入到“碳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其折旧方法，折旧额的处理参照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资产最终处置所获得的损益计入“碳收益”。
三、结论
碳资产是碳会计体系中十分重要的要素，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建立表明我国企业的碳交易将更加频繁，对碳资产的确认及核算主要从碳排放权、碳汇及碳固定资产三个方面着手，根据企业经营策略，以财务会计理论为基础，主要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其进行核算。
参考文献
[1]林银良,张白玲.碳会计核算体系构建探讨[J].财会通讯,2011(9):28-30.
[2]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订).
[3]张殿英,文桂江.国际碳会计述评[J].财会通讯,2011(10):135-136.
作者简介：
碳中和的主要方法篇10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F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812（2015）18-0085-03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我国在制定碳排放权的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由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存在自身不够合理、配套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在进一步的深化试点及推广过程中，遇到了法律法规、企业、环保观念、行政等诸多方面的阻力，暴露出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体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的缺失。我国目前的初始分配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我国还主要采取自愿减排措施。许多企业担心现在减排越多，日后实施总量管制时，自己所分配到的排放额可能会相应减少。在此顾虑下，企业难有实行节能减排的动力。同时，也存在新建企业和己建企业之间排污权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排污权名义上是公共资源，实质上为政府所管辖，成为管理部门的权力资源。因此，容易导致排放权交易受到管理部门操纵的影响。
（二）交易体系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健全的法律保障可以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的有序发展，欧盟和美国的交易体系都是建立在严格的立法基础上的。我国目前依然缺少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连碳排放权交易指南都没有。2005年国家四部委通过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作为协调、规范我国碳排放活动的立法准则。但随着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气候交易所交易的逐渐增多，该管理办法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关于排放权交易规则、交易方式、纠纷解决机制、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法律授权等关键性问题也都亟待解决。
（三）政府监督管理的力度不够。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国家环保部门监督和管理下的自愿市场行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一个二级市场，它的基础是一级市场的行政行为，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交易标的的审核以及分配等都需要相关行政部门的参与和指导。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制度还不完善，在对环境监测标准和监测设施的技术开发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监管及制度的缺失将阻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
（四）尚未建立规范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新型的环境经济政策，碳排放权交易通过确立碳排放配额的经济价值，能够为生态建设提供融资渠道和持续动力。我国先后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环境权益交易机构。但它们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主要是因为政府在交易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交易价格不稳定、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不透明等问题。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还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起步阶段。面对与日俱增的国际减排压力，我国已经意识到应当加强对碳排放交易的引导和规制，加强碳交易制度建设，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建立国家层面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应包括全国碳排放总量的制定、分配方案，以及建立全国性碳交易登记制度、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制度等内容。
（五）我国碳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碳交易的快速发展对碳金融产生了巨大需求。碳金融是由《京都议定书》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旨在利用金融工具来优化企业的碳资产配置、盘活碳资产;主要包括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资和融资、银行贷款等，国际金融机构对该领域的创新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国碳金融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兴业银行等少数金融机构开展此项业务;金融机构参与度较低导致企业在开展相关项目时经常遇到融资困难。随着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碳排放权衍生为金融资产的属性将进一步加强，必将对金融格局与全球经济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应当积极推动碳金融发展，探索碳金融模式、碳银行运作方式和碳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尽快制订我国碳金融发展战略。从中短期看，能够发挥金融在风险评估、管理以及价格发现等方面的功能;从长期看，还能通过将货币与碳交易、碳资产、碳金融绑定来提升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
（六）落后的技术条件。技术进步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有着重要影响。虽然我国在清洁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一些国际尖端的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方面的技术与方法还没有完全掌握。相对落后的技术直接导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价格略高于产品的真实价值，影响市场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技术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七）缺乏碳排放权会计所需的专业人才。我国研究碳排放权会计的主要是专业学者，由于缺乏碳排放权会计的相关培训，导致企业中懂得碳排放权会计的人才并不多，这成为我国企业实行碳排放权会计的严重障碍，对建立和健全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环境管理系统并自愿地进行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产生了制约。碳排放权会计本身是由各种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这就对会计人员及相关企业管理人员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因此，应加强对碳排放权会计人员的培训教育，更新其传统的知识结构，以便更好地适应碳排放权会计的要求。
二、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的对策
结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实际情况，在借鉴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建议。
（一）保证初始分配的公平性。在碳排放权的交易过程中，公平、公正地分配碳排放权，不仅直接涉及排放企业的经济利益，还将影响到环境容量的配置效率。目前，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一般有无偿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种。无偿分配是指根据某个企业的历史碳排放量或者相应的可以印证排放量的相关数据，或是根据目前的排放量推算历史排放量，来确定分配给该企业的碳排放权份额。有偿分配是指企业通过购买排放权来确定其排放份额，企业的碳排放权总量取决于其购买量，又分为定价出售和拍卖出售两种方式。这两种方法各有长处，也都存在着不足。无偿分配由于带有很强的行政性，其能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快速推行碳排放交易制度，利于积累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经验，为以后的分配排放权数额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偿分配无疑更能保证企业间的公平，但容易造成市场垄断，从而导致碳排放权价格被个别资金雄厚的企业所操纵。
因此，针对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在设计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模式时，应综合两种方式。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的初期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发展完善逐渐建立有偿分配为主的公平而高效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市场。
（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责任制度体系。碳排放权交易的健康有序进行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我国应依据国际市场的发展动态，吸收他国成熟经验，采用国际既定规则，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进行去粗取精的修改，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尽快出台一部《碳排放权交易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内容。诸如对温室气体排放许可、收费、分配、交易、管理等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明确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机制、参与主体资格、交易规则及程序等;强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和超额排放的法律责任追究。同时还要明确碳排放权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对碳排放中介机构应建立严格的资质审查制度，规范服务认证市场，并建立健全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对于在审议核查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碳排放中介机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我国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以及我国今后承担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责任积累经验和奠定基础。
（三）发挥政府政策宏观导向作用。碳排放权交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扯到多个主体、多个部门，从而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平台来落实提高政策的实施效率。因此，必须加强政府构建温室气体排放量监测平台、企业信息平台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平台的力度，全面管理和协调参加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应着手开展碳排放权管理机构的建设，包括组织管理机构、许可证发放机构、排放权交易机构等，以建立严格的监测考核体系，改进技术条件，核定实际减排量。在监督管理方面，应加大监管力度，避免出现参与方弄虚作假、操纵市场的行为，保证市场公正度和透明度，确保市场的健康、规范和有序。
（四）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所及市场监管机制。当前国内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平台过于分散而造成了不利于管理和平台职能重叠、浪费资源等问题。所以，我国应积极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首先，可以在交易制度设计、交易平台建设、中介机构培育等方面吸纳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建立自己的机构和交易平台，并且逐步实现国际化。其次，拓宽项目领域和交易品种，发展资源型、技术型等多种类型的碳交易品种，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拥有先进技术和富余资金的企业，可以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技术和设备的转让，或是进行投资来获得减排额，实现碳排放权的交易;最后，在碳交易现货市场具备一定规模之后，尽快推出碳交易的期货市场，形成我国较为完善的多层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
此外，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制是交易能否稳定有序进行的保障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应当在环境主管部门统一指导和管理下进行，避免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操纵和垄断现象。环境主管部门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主要职责包括区域环境容量的科学确定，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碳排放权拍卖及交易市场的建立，以及对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执行和监督。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监管机制应当包括许可证发放、交易主体资格审查与交易申报登记等制度。一级市场的碳排放许可证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初始分配;二级市场的主体资格审查和信息披露重在信息公开。环境主管部门要明确监管职责边界，建立相关机构的配合协调机制、共享市场信息;通过制度来实现监管权力的制衡，避免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监管弊端。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在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尽量消除碳交易市场监管的盲区。
（五）建立市场化的碳金融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在逐渐由商品市场演变为金融市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利用金融市场来发展、调节低碳产业。因此，我国必须建立多样化的碳金融市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期货、期权、信托等金融产品以及金融产品交易平台等。
（六）推广高新技术的应用。尽管我国目前有关清洁生产技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一些国际尖端的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技术与工艺还未完全掌握，企业应该积极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鼓励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积极引进技术，提高生产技术，减少排放，增加经济效益。在绿色创新技术的引领下，传统的碳密集型企业将面临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而实现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型公司将会脱颖而出，获得新的发展空间，通过企业间的自由竞争使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我国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七）培养相关会计人才。碳排放权会计的实施，要求企业会计人员具有全面扎实的专业知识。因此，企业必须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充分了解碳排放权会计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知识，进而严格有效地执行有关碳排放权会计的环境政策、处理碳排放权会计实务，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在熟练应用会计技能和经济管理知识的基础上，对环境等相关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企业会计人员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学习和掌握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经济学的知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此外，企业会计人员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修改或扩展碳排放权会计的目标，致力于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会计的理论与实践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