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中国碳减排
【中图分类号】F124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及现状
碳税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单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税。在严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来分别征税，以期达到延缓全球变暖速度的效果。碳税机制下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则是碳排放的边际成本与碳税相等。从全球看来，美国、日本以及北欧各国等碳制度研究较早的国家都已陆续建立了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税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税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其碳减排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
在我国，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税问题作出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首先推出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碳税模式，即应先向排放碳的企业征收暂不针对个人。该专题报告不仅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碳税征收的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议。
碳交易是针对全球碳排放总量而采取的市场机制措施。1997年，《京都议定书》上决定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先严格限定全球碳排放总额，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中交易许可证，许可证额度内允许排放温室气体。从而形成了排放权的交易，目的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寻减排新路径。《议定书》同时规定了三种灵活履行机制，分别是：发达国家适用的“联合履行”（Ji）、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排放限额交易”（et）。
我国碳交易方面，实际参与的只有碳交易体系中的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次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中国碳交易的实施拉开了序幕。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比较分析
（一）减排成本比较
1.碳税：实施成本低，社会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机制来说，碳税的实施成本较低。碳税以各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为基础，其实施方式即为增加一个税种。各国现有的税收制度非常完备，并且已经存在燃油税、资源税等各类针对能源的税目，碳税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征，不必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以及配备相关的机构设施。这不仅降低了碳税实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随时征收，减少为构建新体系花费的时间。同时，碳税计量较碳交易简单，征收环节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强。
但是就社会成本而言，征收碳税有着诸多弊端，例如增加产品成本、通货膨胀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时，很多人认为一旦征收碳税，生产企业会将其税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税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税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部门反对征收碳税，消费产品的个人为避免税负的转移也不支持实行碳税。所以，碳税的征收不仅要考虑其实施有效程度，也要考虑社会成本，研究其会不会对健康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碳交易：社会成本低，实施成本高
由于温室效应是均匀分布在全球的负外部性，所以无论碳减排发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鉴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的减排成本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碳交易核定的总排放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地域成本差异，使碳减排成本最小化，这无疑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京都议定书》中设计的三种灵活履行机制确保了在各类不同的情况下，其减排都以最低的成本发生。从微观层面来看，碳额度的交易比较灵活，在核定碳排放额度预计不够的情况下，企业既能选择从自身方面提升创新水平，也能选择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场购买需要的额度，多途径的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但是，构架碳交易体系成本却很高。创建一个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对于碳交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权变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国碳排放的具体数据，为了保证真实性，也具有监测成本。第二，为了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强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设立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产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场运作后，为了监测不断波动的碳价格也给交易双方带来额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实际上实施碳交易的成本要远高于理论成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二）减排效果比较
1.碳税：减排效果不确定性高
理论上，碳税的高低与实际碳减排效果呈现正相关关系，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两者间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量化困难。也就是说，碳税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无法确切的将碳排放降到警戒线以下。同时，随着碳税的不断增加，其碳减排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然而其减排成本却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碳税的征收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业很可能将额外的碳税税负转移给消费者，这使减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纵观碳税制度的实施国家，只有北欧国家由于经济发达，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实施，剩余国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学界有观点认为，仅仅依赖单一的碳税来实现我国核定的碳减排目标可操作性低，同时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2.碳交易：减排效果不确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减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预计与量化。碳交易设置全球总排放目标后，根据一系列因素将其分配至各国，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减排额，将其分配到地区，行业甚至微观企业。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额不断进行流转，最终以市场来实现全球减排的目标。同时，辅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有效管制各级排放主体的遵约状况，保证减排的实施。
《议定书》参与国家承诺于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这就为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设定了一个上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数据，在2005～2007年期间，碳交易体系使总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减少4000万吨～1亿吨排放。同时，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机制帮助了许多不发达参与国进行低碳工程的建设。碳交易措施的减排量是确定的，这对延缓气候变化有很大帮助。
（三）未来前景比较
1.碳税：灵活多变，但前景不足
对比碳交易制度，碳税制度更加灵活多变。碳税作为税种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权在各国政府税务部门手中，税务部门可根据对宏观经济的把握，随之调整征税范围、税率水平等。这样可以使碳税跟着经济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化提升其减排效果。
然而，额外开征碳税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碳税的较早征收国荷兰，经济一度受到较大的冲击。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国征收20元每吨的碳税，会使我国GDp减少0.015%，就业减少0.008%，出口减少0.548%，而碳减排仅仅为2%左右，若是继续提升标准，追求减排量的达标，碳税会使普通能源的价格提高，企业可能会将额外税负以价格形式转移到消费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很不利的影响，因此，碳税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长期国策的制度。
2.碳交易：体系僵化，但前景广阔
碳交易的体系设计比较僵化。首先，减排基准量的确定不准确。由于各国经济差异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据减排基年判断的减排基准量会有较大误差，这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配额过少，而另外一些国家配额溢出，从而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其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较差。与碳税类似，最佳配额的确定与经济发展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受到视野的限制，未来状况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额计划赶不上经济形势变化，产生过少的分配导致高昂的成本，过多的分配导致浪费的情况，经济效率的实现非常困难。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正在持续加速。对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前全球能源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全球碳交易额2007年为630亿美元，2008年1263.5亿美元，2009年1140亿美元，2010年达到12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提升到3.5万亿美元，涨幅惊人。随着交易额的迅速攀升，交易额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场地位很可能将被碳交易市场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广阔。
三、相对减排目标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减排的目标被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减排目标，就是针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同时严格监督以达到预期的减排效果。而相对减排目标则较为温和，以碳减排与产出值等衡量因素构造相对比例，不以重大经济损失为代价而达到相对减排效果。碳税与碳交易在这两种不同目标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绝对减排目标，相对减排目标更加灵活具有弹性。但相对减排目标并不严格遵照减排总量，所以其减排效果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双重压力，必须在其中寻找平衡点，所以中国选择相对减排目标更符合现实需要。
相对减排目标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所以其减排目标有着动态性，不会出现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时，科技水平的上升会产生更多减排技术以促进减排。企业在碳税制度下节约的排放额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广阔的市场。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响，碳税制度也能制约控制企业的碳排放。此时，碳税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虽然在相对减排目标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强，但在完成低碳减排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减排效果较好，这对于保持健康经济下的碳减排有着积极影响。
结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碳减排的实际经验观察后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碳税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适用优势。大中型排放主体由于其监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较大，从经济效率考虑，推行碳交易比较合适。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体，由于其实施和监督成本较低，更适用于碳税制度。从经验中可以得出，当单个政策无法有效率的解决问题时，使用多层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碳减排问题上，应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
四、我国减排之路的建议
中国在国际上公开承诺大力推行碳减排，以2020年为目标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将会降至2005基准年的40%-45%。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减排之路、实现社会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短期内采用碳税措施，将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为一个长期规划，是碳减排措施在中国实施的最佳选择。
（一）短期采用碳税措施
短期可以实行碳税制度。减少碳排放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种措施，分别对应碳税和碳交易。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具有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内运用行政力量铺设好碳税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减排承诺。在短期内，碳税的征收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只需在我国原有税收体系中进行针对性调整即可运行。但在长期内，由于目前中国税负已经很高，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长期征收碳税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不具有可行性。同时，北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十几年征收碳税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碳税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例如确定碳税的征收范围，具有经济效率的税率设置，以及怎样避免其对健康经济发展的冲击等。
在征收碳税时，为了兼顾经济增长的平稳发展，可采用税收中性原则，即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它税收的税率，最终保持税额不变。或者将多出的税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补贴或者投资，保持政府储蓄不变，采用这种形式，补贴的对象应该针对高碳行业、主动减排行业、居民。
（二）转型期采用双策并举模式
有学者研究显示，采用单一的碳税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国碳排放较基准年下降30.85%，明显与我国承诺的40%～45%的减排目标有差距，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减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单一的碳税制度还是单一的碳交易制度均无法让我国取得合规满意的效果。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与兼容性分析，无疑结合实际国情，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是一个较优的选择。鉴于短期和长期所采取的政策差异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过渡时期内，可以采取改进的双策并举模式。这样既可以在前期发挥碳税灵活多变的优点，为碳减排的建设积累经验，又可以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资金与实践，同时也可以接轨国际碳减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国碳减排大国的积极形象，此外也不损害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长期实行碳交易制度
中国作为联合国CDm项目的最大实施方，却只有CeRs的一级市场，国际买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入CeRs在国际市场进行套利，这只会加大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长期积极参与碳交易体系。
我国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垄断行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这有助于缓解经济冲击。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吸收了90%以上的就业人数，所以在大型垄断企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对整体就业的影响相对较低。而大型企业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巨大的体量决定其对损失的容忍度较高，不会对企业的生存造成重大打击。同时，垄断企业资金丰富，人才众多，能为国家碳减排目标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给予企业较大的灵活度，相比于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碳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无疑将经济损失最小化。最后，我国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要大力推动其国际化，争取利益最大化。目前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相对完善，我们需要紧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机。根据《京都协议书》，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碳减排情况上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我国抓住机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碳交易体系。殊途同归，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其目标都是保证世界碳减排的实施，可以综合采用两种手段，达到维护全球气候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许光.碳税与碳交易在中国环境规制中的比较及运用[J].北方经济，2011，（06）：3-4.
[2]朱苏荣.碳税与碳交易的国际经验和比较分析[J].金融发展评论，2012，（12）：71-75.
[3]石敏俊，袁永娜，周晟吕.碳减排政策：碳税、碳交易还是二者兼之？[J].管理科学学报，2013，16（9）：9-17.
[4]郑爽，窦勇.利用经济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碳税与碳交易对比分析[J].中国能源，2013，35（10）：11-15.
碳减排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碳排放权；拍卖；配额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课题：“辽宁省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困境与碳交易制度研究”（项目编号：w2013177）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8月17日
面对碳减排的巨大压力，我国承担强制减排额度已不可避免。围绕建立碳交易市场的政策举措，如何使碳排放权顺利交易，达到减排的目的，关于碳排放权的界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碳排放权界定的理论依据及其重要意义
（一）理论依据。碳排放权交易是指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比如温室气体都可以折算成碳当量进行排放的权利，并且允许这种权利可以进行买卖交易，从而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如果是有利的影响就称为正的外部性，如果是不利的影响就称为负的外部性。碳排放具有负的外部性特点。如何使外部性内部化，首先应该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进行交易。而界定排放权利的问题自然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
科斯认为，要解决外部性的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产权，通过合理的制度来界定产权，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因为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就是产权不清楚，从而不清楚谁应该为外部性负责。而对于解决碳排放的负的外部性问题，也应该通过对碳排放的权利进行界定，谁有污染的权利，有多少权利，怎样交换这种权利能够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来实现。同时，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也指出，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需要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外部性也降到最低。同理，合理的碳交易制度也可以降低碳交易的成本，使碳排放者在衡量是自行处理碳排放，还是考虑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从而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减排的目的。而确定碳排放权的问题应该是首要问题。
（二）重要意义
1、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的资源。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由于温室气体效应，正在使人们的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开始显现，如何有效地利用碳排放这种资源，成为各国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中制定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从而确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以碳排放配额为基础和以项目为基础的碳交易市场，推动了碳市场的发展。
2、激励企业的减排动机与技术改进。确定碳排放的权利，使企业衡量是通过技术改造降低碳排放，可以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权，还是通过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使减排成本最小化，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激励企业减排，使自己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3、使政府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甚至法律的手段，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都很难收到成效，企业是被动接受，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隐瞒真相。但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通过买卖碳排放权使企业获利，或者使减排成本最小化，这种经济手段使企业获得主动性，有积极性参与到减排中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较佳途径。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方式与方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定碳排放权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免费发放碳排放权配额；二是采取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的方式；三是两者的结合。每种方式对于排放权的价格都会产生影响。而碳排放权的价格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减排成本以及进行碳交易的积极性，因为企业的本质是盈利的，这种趋利性动机也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能够起作用的重要前提。
（一）政府免费发放配额。根据国际对碳排放权分配的经验，在减排初期，大部分排放权都是免费发放。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企业的成本压力。但是，免费发放的配额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碳排放权的供给过多，价格会下降，降低企业的减排动力以及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在核定配额时，应采取政府总量控制和企业申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要设立配额的调整机制，对企业多报排放量的行为进行约束。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碳排放量的核查也非常重要。
（二）采取拍卖的方式。通过拍卖发放排放权，企业获得排放权的成本提高，使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同时碳交易市场上的价格会上升，也为减排企业提供了获利的机会和动力，而且政府可以将拍卖收入用于补贴消费者，或者给企业减税，从而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积极性。从总体上说，拍卖应该是大势所趋。例如，欧盟在2006年规定通过拍卖发放的排放权不超过总量的5%，2013年拍卖占的比重达到50%，预计到2020年，各行业碳排放权拍卖的比重将达到70%～80%。广东省是我国试点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省市中，最先采取有偿配额竞价发放的。从2013年12月开始有28家企业竞拍成功，截至2014年6月，有46家企业竞拍成功。除电力外的企业有偿配额购买比例原则上不高于3%，电力企业预计到2020年比例达到50%以上。
（三）两者的结合。对垄断性的行业，比如电力、钢铁等的排放权采取拍卖的政策，因为垄断性的行业较容易转嫁成本。在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初期，一般都会采取免费的配额，但是不管是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量的平均值，还是按照行业的统一标准发放都是各有利弊，而随着碳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采取拍卖的形式更有利于减排的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对碳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还有碳配额的期货价格以及核证减排量的现货和期货价格，期货价格对于价格发现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建立碳交易的现货市场的同时，建立碳期货市场也很必要。同时为防止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政府对于价格设定上下限，进行价格管理也是定价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三、辽宁省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构建
截至2015年7月14日，辽宁省已注册将近150个CDm项目。按项目数量排列，辽宁省项目数量居全国第10位，估计年减排量达到32，772，385tCo2e，在全国排在第8位，因为辽宁省的重工业地位，可以节能减排的空间很大。辽宁省作为工业大省，碳减排的压力很大，尤其是电力、水泥、钢铁等行业占辽宁省总的碳排放量一半以上。尽快建立碳交易市场势在必行，但需要准备做的工作任务繁重，而定价机制是核心内容。
（一）碳排放总量的测算与各行业的排放权标准。以电力、热力企业为例。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的电力、热力生产单位，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范围包括其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是指发电机组、热电联产机组和供热机组等生产系统燃烧消耗煤炭、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是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电力和热电联供的生产单位核算范围仅包括直接排放，其他供热等生产单位核算范围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通过计算和测量，可以把碳排放总量计算出来，各个行业不同，排放权计算的方法和公式也不尽相同。例如，主要是化石燃料对排放量的影响较大，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对排放总量的影响很大，辽宁省碳排放数据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能源部分所提供的基准方法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燃料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不同研究机构，比如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组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得出的关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折算系数并不相同，综合平均的数值分别是0.733、0.558、0.423。
总量确定的前提下，应该根据辽宁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制定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标，比如15%～20%，配额应发放的比例可以占到排放量的一半，配额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政府预留配额，在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二是初始配额，各行业的排放权标准可以根据企业历年或者近五年的排放量的平均值来确定，也可以根据行业的平均水平来确定，后者简洁宜行；三是新增预留的部分，目的是为新上的项目留出足量的配额。配额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在碳交易市场上是否可以盈利的可能性，因此应高度重视，前提是对碳排放量的测度。这也是当前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电力企业排放权进行拍卖，对其他企业免费发放配额。辽宁省应该将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化纤、医药等行业纳入到试点的行业中。电力企业是碳排放较高的企业，尤其是火力发电，燃烧煤，大量排放，但同时也是垄断性很强的企业，通过拍卖的形式得到排放权会使企业成本增加，但可以通过提高电价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钢铁、煤炭、石油等行业，虽然碳排放量也比较大，但由于目前经济下行，库存严重，去库存的任务艰巨，碳减排的意愿不够，在此情况下，要想发展碳交易市场，政府应该免费发放配额，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为节能减排的实施争取时间。另外，拍卖最终数量的确定受到企业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约束，因此要针对各行业制定差异化的拍卖比例，来体现政策的偏好，对于排放密度较大，易受冲击的部门提高免费配额的数量。
（三）价格上下限的设定与管理。如果允许企业将当年未用完的排放权留为以后使用，被称为排放权的储存，而如果允许企业提前使用将来的排放权，被称为排放权的预支，允许储存和预支，可以减少碳交易价格的波动，但在禁止储存和预支的情况下，设置价格的上下限是很有必要的。价格下限也成为拍卖保留价格，如果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的时候，企业不会从管理者手中购买排放权，排放权的供给就会减少，实际价格就会升高。如果政府免费发放排放权，价格下限就是排放权的最低转让价格，如果政府通过拍卖发放排放权，就会设定拍卖底价。价格上限的设定是要参考减排的边际收益。但边际收益难以确定，价格上限往往很难起到价格的约束作用。
碳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显著不同是其建立在政府的减排目标和监管之上，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政府对于价格的管理和干预在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初期非常重要，是引导价格走向的风向标，也是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的重要激励措施。
总之，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在建立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按照市场的定价规律，由供求决定市场价格，但是由政府来确定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才能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进行，并且通过严密的设计，以及采用不同的排放权分配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价格，对于企业的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政府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价格问题进行管理，也是保障碳交易正常进行的重要举措。
主要参考文献：
[1]付云鹏，祝国君，马树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碳减排的重要性篇3
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现状
中国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但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明显滞后。（一）缺乏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国目前关于碳交易的立法极其匮乏，仅有的立法是2011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主管部门、参与主体、管理方式等内容。国家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采取备案管理方式。包括自愿减排项目管理、项目减排量管理、减排量交易、审定与核证管理等四项主要内容，确立了备案制度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等（CC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工作的原则、程序和要求。审定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定，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审定准备、项目设计文件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审定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审定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核证准备、监测报告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核证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核证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中国的碳交易立法层次低，这些碳交易立法目前都属于部门规章，缺乏全国统一适用的碳排放交易法。由于采用备案方式，政府主管重点在审定与核证管理，忽视了交易规则、交易条件、交易效果等规制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内容。（二）碳交易立法操作性不足，不利于碳排放交易的实施当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主要限于自愿减排，所交易的减排量基于具体项目。缺乏法律强制性的自愿减排，使得企业缺乏积极性去实施碳排放交易，进而无助于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完善。比如，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始终没有明确碳交易主体如何获取合法的碳排放权，碳排放交易实践中往往根据政策和政府计划完成碳排放权的无偿性初始分配，即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依据交易主体的历史数据来对其进行碳排放权配额的无偿分配，历史数据通常包括交易主体过去的能源投入、能源产出及废气的排放量，这种分配方法容易造成交易主体间的“歧视性分配”现象和交易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无偿初始配额而向碳排放权的分配者进行贿赂等“寻租”行为[1]。（三）碳排放交易立法监督不到位碳排放交易是涉及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业，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远远不够，但中国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明显缺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社会监管，社会团体参与不足，这是造成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滞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中国仅有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没有对公众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监督做出规制，虽然在第8条规定，“在每个备案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国家主管部门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和提供国家登记薄查询，引导参与自愿减排交易的相关各方，对具有公信力的自愿减排量进行交易。”但该条规定显然不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进行信息公开，而是为了完成交易。
欧盟碳排放交易立法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立法首先是在欧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欧盟在2003年制定并颁布了碳排放交易指令（Directive2003/87/eC），该指令是欧盟碳排放交易的基础立法，此后，根据碳排放交易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欧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指令、规定和决议。如2009年12月的“确定有碳泄漏重大风险的企业名单的决议”，2010年1月的“修正2003碳排放交易指令附录一列举的航空企业名单以及在2006年1月1日或之后每个航空经营者的指定主管国家名单的规定”，2010年11月的“关于温室气体削减配额拍卖的时间、管理和其他方面的规定”等。中国应该尽快制定碳排放交易的全国统一示范立法，该立法应包含碳排放交易的主要内容，并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法体系。（二）总结经验，制定和修改详细的实施细则欧盟碳交易立法非常严谨，注重法律的连续性和配套实施，注重法律术语的准确性和适用性。比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明确该指令的立法目的是以符合成本效益和经济可行的的方式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并进一步明确该指令无偏见地适用于1996年第61号指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指令）的任何要求。该指令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准确界定。如所谓“配额”是指在指定期间排放一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而该当量只有在为满足本指令的要求时才是有效的，并且该当量根据指令是可以交易的。所谓“设施”是指一个静止的技术设备，附录一所列出的行为和其他直接相关的行为与该设备有直接的联系，而该行为会对排放和污染产生影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注重程序规制，比如对碳排放交易的审核，规定“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但对于获得核证的条件并没有详细地规定，仅仅只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条件。如对“核证机构应通过现场访问来确认项目活动所有的物理设施是否按照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安装，项目业主是否按照项目设计文件实施项目”。但如何进行现场访问却没有规定。应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迅速完善实体性规定，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针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实施细则，细化技术性规范。（三）强化碳排放交易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欧盟在其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普遍确立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内容。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第17条规定“：有关的决议信息应该公开，包括与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有关的，以及与排放许可证规定的和政府持有的排放报告有关的。”2004年修正指令进一步规定了该条规定。2009年《提高和扩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指令》第15a条则规定：“成员国和欧委会应确保所有的决议和报告，包括碳排放配额数量和分配，以及对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能够立即无歧视地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披露。”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就必须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参与主体都积极、主动地对碳排放信息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披露和报告[2]。碳排放交易是否完成规定的减排量，是否达成自愿减排的目标，不能只靠政府和企业决定，还需要社会监管和公众参与。中国应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公众有权获取碳排放交易信息，赋予公众监督权，发挥社会监管作用，以监督企业是否切实完成减排目标，对没有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可以诉诸法律或者诉求行政监管。
本文作者：谢伟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
碳减排的重要性篇4
从碳交易市场能否有效发挥资金配置功能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区域碳交易市场面临以下几个问题。1．CDm项目定价权缺失，国际融资潜力发挥不足。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设计的合作机制，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额可为发达国家抵消它承诺的减排额，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CDm项目，得到技术和资金的支持。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主要集中在CDm项目，且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CDm供应国。截至2011年11月23日，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共计3597个，我国已有1666个项目获得注册，占全球总数的46．32％。但由于我国没有CDm定价权，已成交的CDm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通行价格；且我国企业参与CDm的模式单一，受制于CeR长期锁定价格，丧失了在未来国际碳市场碳价格高涨时获得高收益的机会。2009年我国碳市场贡献了全球50％以上的CDm项目减排量，但交易金额只有13亿美元，占全球碳市场交易金额不到1％。另外，受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CDm项目的区域性较强。从CDm项目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我国CDm项目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碳交易市场交易量的提升及碳信用期权市场的完善，会带动我国碳交易定价权的提高③。因此，区域碳交易试点市场充分调动全国其他地区CDm项目资源，对提高我国碳交易定价权，进而增强我国CDm的国际融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碳金融创新不足，国内融资渠道受限。碳金融是发展中国家项目融资中关键的杠杆资金。
一个经济体中，要想发挥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需要改进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理念，增强金融服务意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而作为碳金融重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在动员储蓄、资本分配、监管公司投资决策方面更有优势，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融资成本①。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商业银行涉足碳金融业务，如兴业银行第一个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工商银行第一个采取节能环保“一票否决制”，浦发银行推出国内银行业首个《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光大银行推出“光合动力”低碳金融服务套餐等。其中，兴业银行是唯一成立总行级可持续金融专营机构的银行，截至2012年1月末，兴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融资余额716．49亿元。另外，作为一种集合性投资工具，低碳基金是重要的碳融资工具，其通过集合投资者的资金来购买碳指标，或将集合的资金直接用于GHG、CDm或Ji项目的投资，通过基金管理人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不同低碳项目进行投资所获得的碳指标或现金收入来回馈低碳基金的投资人②，能有效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活力。我国为了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于2007年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但都主要用于资助碳汇项目，在规模和适用方向上有一定的局限性。综合看来，目前我国国内碳金融创新发展不足，国内大量的信贷资金及私人资金参与碳金融渠道不畅，且无法对我国现阶段区域碳交易市场发展提供具有地方特点的资金支持。3．市场主体减排成本差异小，市场资金效率优化程度低。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市场主体数量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碳交易市场优化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作用。以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例，北京市辖区内2009－2011年年均直接或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万吨（含）以上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单位），其交易主体大都限于北京市行政区范围内。而碳减排成本的差异是碳交易市场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③。不同主体间的碳减排成本差异形成碳排放权交易的动力，并伴随着资金在市场不同主体之间的再配置。碳排放权交易可最终提高市场整体的减排效率，即碳资金回报率。一般经济发达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碳减排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由于受到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间的碳减排成本存在明显差异。相关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碳排放强度低，碳减排成本较高；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高，碳减排成本相对较低。但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内部碳减排成本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先扩大后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内部碳减排成本差异在不断缩小④。目前我国的碳交易试点基本上是基于省市级范围进行的，小范围内碳减排成本差异较低，削弱了碳交易市场对排放权价值转移的配置作用。因此，区域碳交易试点作为逐步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亟须解决区域市场间协作机制问题，从而有效发挥从单纯各省市范围内的点源治理向区域综合治理转变过程中的市场调节功能。目前一些区域碳交易试点正在积极构建总量控制排放权机制，应发挥已有的优势，同时积极研发CeRs相关衍生品，建立CDm一级、二级交易平台，完善交易所功能，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首先，CDm交易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发挥我国CDm项目的优势，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价格话语权，在吸纳国际融资方面获得更多优势；其次，借鉴国际CDm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相互促进的经验，通过允许自愿减排量进入强制减排交易市场，有利于我国总量限制以外的企业通过市场获得利润，激励非强制减排企业主动减排。另外，总量控制排放权机制下产生的碳配额是针对某些地区或行业进行的排放额总量限制，而碳补偿是强制减排地区或行业以外的企业所进行的自愿减排；自愿减排市场的存在，有效地增加了碳配额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降低配额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并保持交易价格的平滑性商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是碳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对企业低碳改革的资金支持是作为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碳交易的保障。
为了在各区域碳交易市场发展过程中发挥碳基金的融资作用，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自然资源、产业结构、财力水平，由政府和地方企业合作来设立符合地方特色的低碳基金。充分吸收当地政府资金支持，并且发挥民间资本等私人资本对低碳经济的支持作用。我国应在建立多个大型排放交易所的同时，建立排放权交易所之间的交易信息沟通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例如建立健全统一的排放统计监测体系和中央交易登记系统，及时各类相关数据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系统不稳定性，从而有效地发挥碳交易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优化功能，以及从单纯点源治理向区域综合治理转变过程中的市场调节功能；同时试点区域应加强与周边经济区域的融合，扩大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例如，建立区域间研讨、信息交流会议机制，可首先在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等主体功能区内成立低碳发展会议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全国性碳减排合作机制。资金是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碳交易市场作为重要的资金优化配置工具，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面临一些问题，但由于我国区域碳交易的发展刚刚起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机制的完善，我国区域碳交易市场的碳融资平台功能、低碳资金优化配置功能等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作者：李虹付飞飞
碳减排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生物炭；温室气体；固碳；减排；零碳；低碳农业
生物炭通常指树木、农作物废弃物、植物组织或动物骨骼等生物质在无氧或部分缺氧及相对低温（
生物炭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发达的多孔结构，表面有大量的官能团，对有机物和重金属离子具有强烈的吸附能力，因此生物炭常被用在污染物吸附、重金属污染治理、土壤改良等方面。近年来，生物炭在土壤中的固碳减排效应成为各研究机构和学者关注的重点，被认为是缓解温气候变暖的有效途径。生物质炭化成本低，原料充足，制得的生物炭具有高度稳定性，在土壤中具有明显固碳减排的作用，目前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封存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两个方面，弱化了生物炭替代氮肥生产及使用过程所产生的减排效应，没有严格的从“固碳”、“减碳”和“零碳”三个方面细分进行研究，生物炭在替代化肥生产使用量方面所起的“零碳”效应潜力巨大，也是固碳减排的重要方面。本文综合论述了生物炭的“固碳”、“减碳”和“零碳”效益，以及生物炭在低碳农业中的应用，为今后生物炭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1.生物炭在固碳减排领域的效应
1.1生物炭在土壤中的储碳、固碳效应
Co2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占比重最大，全球每年Co2排放量达250多亿t[3]。土壤是引起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重要的排放源，土壤和植物根系的呼吸作用释放的Co2占全部Co2排放的20%[4]。同时，农田土壤也是重要的碳汇，是《京都议定书》认可的固碳减排方法之一，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大气Co2浓度中具有重要地位。自然条件下，植物经过光合作用吸收的Co2，50%进过植物呼吸作用返回到大气，另50%经过矿化作用转化为Co2（碳中性），没有任何净固碳作用。而如果将植物残体炭化，植物残体中剩余的25%的C被转化为生物炭施加到土壤中，由于生物炭非常稳定，可能仅有大约5%C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矿化分解成Co2返回到大气中，整个大气中碳会因此减少20%（碳负性）[5]。生物炭具有高度的芳香化结构，具有很强的抗腐蚀性，同时能与土壤中矿物质形成团聚体，减弱微生物对生物炭的作用，能够长时间的保留在土壤中，起到碳储存的作用。Kuzyakov等[6]研究表明，生物炭在土壤中的平均停留时间大约为2000年，半衰期约为1400年。另外，生物炭能够扩充土壤有机碳库，增加土壤的碳封存能力和肥力。生物炭的碳封存途径，一是通过炭化直接使易矿化的植物C转变为稳定的生物炭；二是通过增加植物生物量，提高了植物对大气Co2的捕获能力，增大植物体转变成土壤中的有机碳[7]；还能够通过改变土壤中有机质（Som）腐质化、稳定性和呼吸速率等，抑制土壤有机碳（SoC）的分解，起到碳封存的作用[8]。将生物炭作为储碳形式，埋在土壤或者山谷中，能够实现大规模的碳封存效果，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1.2生物炭的“零碳”效应
生物炭的零碳效应主要体现在增加作物产量，代替或减少化肥使用量，从而在化肥全过程中不排放或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化肥的生产及运输过程中消耗大量的能源，west等[9]研究认为，在整个氮肥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为0.857gCo2-Cgn-1。程琨等[10]对农作物生产碳足迹的分析表明，农业化肥投入引起的碳排放约占农作物生产总碳排放的60%，其中氮肥占95%`。土壤n2o排放量与施肥量存在线性相关关系，王效科等[11]研究发现，当化肥施用量减少到0和50%时，土壤n20减排量分别占当前排放的41%和22%。并且氮肥使用量减少30%不会造成粮食的减产[12]，因此减少氮肥使用量是农业减排的重要途径。生物炭施加到土壤中，能够明显改善土壤营养状况，起到缓释肥作用，减少或替代化肥的使用，从而减少化肥生产过程中及施用过程中温室气体的产生。据估算，10t的生物炭能够替代1t氮肥，从而可以减少1.8t碳当量的温室气体产生[13]。生物质炭化过程电耗低，电耗产生的Co2排放远低于生产氮肥的Co2排放量。生物炭就地炭化可以直接还田，也可以与肥料混合制成炭基肥，替代或减少氮肥的施用量，从而减少生产及运输氮肥过程的能耗，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因此生物炭具有显著的“零碳”效应。
1.3生物炭的“减碳”效应
CH4在100a尺度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是Co2的21倍，大气中CH4的浓度是n2o的6倍，高达1800ppb。n2o的Gwp是Co2的298倍，可稳定存在长达150年[14]，农业活动产生的CH4约占大气CH4的50%，主要来源是水稻种植、动物养殖。化肥的大量使用是n2o最主要的人为排放源。生物炭施加到土壤中，能够显著的降低Co2、CH4及n2o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具有明显的“减碳”效应。生物炭在土壤中通过表面吸附溶解性有机碳（DoC），并促进包裹有机质的土壤颗粒的形成，降低土壤有机碳的矿化作用，减少Co2排放[15]，Steiner等[16]研究发现自然状况或者添加鸡粪、堆肥、树叶等有机质的土壤中，添加生物炭后，土壤中C的损失率从25%以上降低为4%～8%。王欣欣等[17]研究发现，水稻土中添加不同用量的竹炭，CH4和n2o季节累计排放量比对照组降低了58.2%～91.7%和25.8%～83.8%，相对于常规肥处理而言，分别降低了64.3%～92.9%和72.3%～93.9%。与秸秆直接还田会增加土壤总n2o的排放量相比，具有明显减排效益[18]。
目前对于生物炭改变土壤的非生物环境（如土壤pH、容重和持水量等），影响微生物作用，从而减少n2o的产生量的研究较多。而对于生物炭对硝化细菌和脱氮菌等微生物直接作用来减少n2o的排放的研究相对较少。生物质在低温炭化过程中，会产生paHs和酚类物质（pHCs），土壤中的paHs和pHCs能够降低生物活性，具有杀菌的性能。研究发现，经缓慢裂解所制得的生物炭中paHs的含量低于经快速裂解和气化所制得的，其paHs的含量从78.44ng・g-1到2125ng・g-1[19]，且一般在350-550℃温度下制得的生物炭中paHs含量最高，wang等[20]研究发现，300-400℃制得的生物炭中paHs对于减少n2o的排放起主要作用，在200℃制得的生物炭中含有少量的paHs但含有大量的pHCs，加大了对微生物的毒性，影响硝化和反硝化作用，因此n2o排放量很低。按照施炭量计算，施加生物炭带入的paHs量低于环境安全值，不会污染环境。
一般认为，生物炭施入土壤后能降低CH4的排放量，Liu等[21]研究表明，水稻土壤中添加竹炭生物炭和水稻秸秆生物炭后，CH4的排放量分别减少了51.1%和91.2%。Feng等[22]研究认为，新制得的生物炭施加到土壤后，增加土壤的空隙度，增强了甲烷氧化菌对CH4的氧化作用，但同时也能刺激产甲烷细菌的活性，但是甲烷氧化菌对CH4的利用度超过甲烷的产生量，因此生物炭能够减少土壤中CH4的排放量。
1.4生物固碳减排经济效益
“固碳”方面，1t生物炭，按照60%含c量计算，其中2%生物炭在土壤中以Co2形式逸出，剩下58%以稳定C形式存在，相当于2.15tCo2被封存。“零碳”及“减碳”方面，1t生物炭能够替代氮肥0.58t，减少温室气体1.04t，在土壤中还能抑制温室气体的产生，粗略计算，1t生物炭埋入土壤，固碳减排Co2约3.2t，按照目前欧盟Co2交易价格4.11美元/吨计算，1t生物炭可获得收益13.15美元。
2.生物炭在低碳农业中的应用
农业活动是温室气体的第二大排放源，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4%，据估计，全球每年由农业扰动，由土壤释放到大气中的碳量约为0.8×1012kg～4.6×1012kg[23]，氮肥大量使用、秸秆等生物质焚烧、垦荒种地等农业活动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农业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同时，农业也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系统，一方面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改善种植模式，增大农作物的碳吸收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土壤有机碳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扩大土壤有机碳库是农业固碳增汇的关键，中国有18亿亩耕地资源，若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1%，土壤可从空气中净吸收306亿tCo2[24]。据Lal估计[25]，全球农业土壤碳库扩充潜力为1.2～3.1pgC/a，耕层土壤有机碳含量提高1tC・a/hm2，发展中国家粮食产量年增加2400～3200万t，农业的固碳增汇潜力巨大。
生物炭具有良好物理性质和土壤调理功能，对土壤水溶液中的K、p、硝态n及铵态n[26]等营养元素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可以增加土壤有效p、K、mg和Ca含量[27]。研究发现，炭基肥与常规复混化肥处理水稻田比较，施氮量减少19.04%，水稻的经济产量提高6.70%以上，可以明显提高氮肥的利用率[28]。Chan等[29]研究表明，在低纬度地区，每公顷农田施用20t以上的生物炭可减少10%的肥料施用量。相比于秸秆等生物质直接还田，生物炭还田或者制成炭基肥入田便于运输管理，能够防止土传病害，可以减少化肥的施用量，提高氮肥利用率。
低碳农业就是充分利用农业碳汇功能，尽可能减低其碳排放功能，实现食品生产全过程的低碳排放，其核心是在生产经营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30]。据woolf等[31]估计，生物炭埋入土壤可抵消高达16%的全球化石燃料碳排放。生物炭在低碳农业中应用的四个着力点：第一，保肥增产作用，减少化肥使用量；第二，废弃生物质炭化还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改善土壤条件，减耕免耕[32]，降低土壤因扰动而释放Co2等温室气体；第四，扩容土壤有机碳库，增强土壤的碳汇功能。积极倡导通过生物质能源与碳封存耦合模式、能量自给碳封存模式、农林复合模式、工农复合模式等开展生物炭的低碳农业[33]。
3.结论与展望
生物炭本身的结构和性质使其在改善土壤条件、增产治污及固碳减排方面的应用具有广阔的应用，成为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研究的重点，今后的研究中应严格区分生物炭的“固碳”、“零碳”和“减碳”功能，从各环节发挥生物炭固碳减排的作用。由于生物质炭化成本低，原料充足，制得的生物炭具有高度稳定性，其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抑制剂和碳封存剂的重要作用为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开辟新的思路，有望成为减缓温室效应最经济的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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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华毅（1988年-），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物炭减排及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
碳减排的重要性篇6
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控制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作用。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重视节能减排，还要重视碳汇的作用。因此，要发展低碳经济，就要求在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必须重视发挥林业的碳汇作用[1]。
1林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部分研究认为，林业减排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首先，通过抑制毁林、森林退化可以减少碳排放；其次，通过林产品替代其他原材料以及化石能源，可以减少生产其他原材料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2]。1.1毁林、森林退化与碳排放近年来，大部分的毁林活动都是由人类直接引发的，大片的林地转变成非林地，主要活动包括大面积商业采伐以及扩建居住区、农用地开垦、发展牧业、砍伐森林开采矿藏、修建水坝、道路、水库等[3]。在毁林过程中，部分木材被加工成了木制品，由于部分木制品是长期使用的，因此，可以长期保持碳贮存，但是，原本的森林中贮存了大量的森林生物量，由于毁林，这些森林生物量中的碳迅速的排放到大气中，另外，森林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土壤有机碳，毁林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也引起了这部分碳的大量释放。因此，毁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毁林已经成为能源部门之后的第二大来源，根据ipCC的估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全世界由于毁林引起的碳排放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中期，碳排放是年均3亿t，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年均10亿t，本世纪初，则是年均23亿t，大概占全球温室气体源排放总量的17%。因此，ipCC认为，减少毁林是短期内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1.2林木产品、林木生物质能源与碳减排①大部分研究认为，应将林产品碳储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主要理由是林产品是一个碳库，伐后林产品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4]。通过以下手段，可以减缓林产品中贮存的碳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使用林产品，提高木材利用率，扩大林产品碳储量，延长木质林产品使用寿命等。另外，也可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来减缓碳的排放，降低林产品的碳排放速率，如合理填埋处置废弃木产品等方式，这样，甚至可以让部分废弃木产品实现长期固碳。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大气之间的碳平衡方面，林产品的异地储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②贾治邦认为，大量使用工业产品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如果用林业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如减少能源密集型材料的使用，大量使用的耐用木质林产品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秦建华等也从碳循环的角度分析了林产品固碳的重要性，林产品减少了因生产钢材等原材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又延长了本身所固定的二氧化碳[5]。③以林产品替代化石能源，也可以减少因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木材可以作为燃料，木材加工和森林采伐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木质剩余物，这些都可以收集起来用以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减少碳的排放；另外，林木生物质能源也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碳的排放。根据ipCC的预计，2000—2050年，全球用生物质能源代替的化石能源可达20~73GtC[6]。相震认为，虽然通过分解作用，部分林产品中所含的碳最终重新排放到大气中，但因为林业资源可以再生，在再生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生产工业产品时，由于需要燃烧化石燃料，由此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使用林产品最终降低了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石化燃料燃烧产生的净碳排放[7]。林产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降低碳排放量：一是异地碳储燃料，二是碳替代。这两方面可以保持、增加林产品碳贮存并可以长期固定二氧化碳，因此，起到了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作用。从以上分析可知，林业是碳源，因此在直接减排上将起到重大作用；林业可以起到碳贮存与碳替代的作用，可以间接减排二氧化碳。因此，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有些研究认为林业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不大。这是基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的，认为林业并不是二氧化碳减排的最重要手段，工业减排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长久之计；但是从短时间尺度来考察，又由于CDm项目的实施，林业是目前中国碳减排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2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巨大绝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
谢高地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人类生活水平都是以大量化石能源消耗和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为基础。虽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有所差别，但都必须依赖碳排放以求发展。这种依赖是长期发展形成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现有的技术体系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之前要突破这种高度依赖性非常困难，实行减排政策势必会影响现有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发展成本[8]。谢本山也认为，中国还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才能使这种以化石能源为主要能源的局面有所改变，而且需要很长的周期，目前的条件下，想要实现总体低碳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与工业减排相比，通过林业固碳，成本低、投资少、综合收益大，在经济上更具有可行性，在现实上也更具备选择性[9]。从碳循环的角度上讲，陶波，葛全胜，李克让，邵雪梅等认为，地球上主要有大气碳库、海洋碳库、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和岩石圈碳库四大碳库，其中，在研究碳循环时，可以将岩石圈碳库当做静止不动的，主要原因是，尽管岩石圈碳库是最大的碳库，但碳在其中周转一次需要百万年以上，周转时间极长。海洋碳库的周转周期也比较长，平均为千年尺度，是除岩石碳库以外最大的碳库，因此二者对于大气碳库的影响都比较小。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主要由植被和土壤两个分碳库组成，内部组成很复杂，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碳库[10]。从全球不同植被类型的碳蓄积情况来看，森林地区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碳蓄积的主要发生地。森林生态系统在碳循环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生态系统蓄积了陆地大概80％的碳，森林土地也贮藏了大概40％的碳，由此可见，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聂道平等在《全球碳循环与森林关系的研究》中指明，在自然状态下，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固定于林木生物量中，同时以根生物量和枯落物碎屑形式补充土壤的碳量[11]。在同化二氧化碳的同时，通过林木呼吸和枯落物分解，又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同时，由于木质部分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后腐烂或被烧掉，因此，其中固定的碳最终也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回到大气中。所以，从很长的时间尺度(约100年)来看，森林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作用，其影响是很小的。但是由于单位森林面积中的碳储量很大，林下土壤中的碳储量更大，所以从短时间尺度来看，主要是由人类干扰产生的森林变化就有可能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大的波动。根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的估算，从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30.6亿t，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16.2亿t。李育材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二氧化碳约5亿t，相当于当年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8%。还有方精云等专家认为，在1981—2000年间，中国的陆地植被主要以森林为主体，森林碳汇大约抵消了中国同期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4.6%~16.1%。由此可见，林业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碳减排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消费碳减排干预政策现场实验书评
化石能源消耗导致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全球性重大议题。削减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传统上国际理论界倾向于关注碳排放总量（及生产层面的碳排放），而对消费层面碳排放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公众）已经成为碳排放的一个主要群体。消费者（公众）的直接能源消费和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在全社会碳排放总量中已经占重要地位。消费者消费碳排放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消费者降低能源消费，实现消费碳减排成为中国当前重要的现实课题。事实上，降低能源消费，削减消费碳排放也已经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2015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公民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按照规定对生活废弃物进行分类放置，减少日常生活对环境造成的损害”。2015年11月16日，环境保护部了《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再次强调“绿色生活方式既是个人选择，也是法律义务，使公众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近年来理论界开始重视和研究消费碳排放及其削减问题。但是，对于消费碳减排的干预政策这一核心论题，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系统深入的基础研究。相应地，探索消费碳减排干预政策的客观规律成为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管理领域一个迫切的基础理论课题。在这一现实背景和发展趋势下，王建明博士、教授的专著《消费碳减排政策影响实验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针对购买购置、使用消费、回收处理三环节，采用实验研究考察消费碳减排政策影响的实际效应，检验态度变量的中介作用和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为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政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验证据，丰富了消费碳减排政策影响研究的范式。
本专著共七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论和前提，先分析当前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和消费碳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第二章、第三章分别从计量分析和理论探索视角分析全书的两个基本概念：消费碳排放和外部干预政策。第二章先对消费碳排放进行总体测算，再考察消费碳排放的结构特征和区域差异，以便为进一步分析消费碳减排的外部干预政策奠定基础。第三章先对行为干预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其次对外部干预政策的内涵和分类维度进行分析，接着分别探讨信息干预政策和结构干预政策对消费碳减排的影响作用，最后探索社会文化情境对消费碳减排的影响作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从三个维度对外部干预政策（包括信息传播政策和经济激励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实验研究，这是本书的重点和核心。其中，第四章以购买购置环节的消费碳减排为例进行实验分析，第五章以使用消费环节的消费碳减排为例进行实验分析，第六章以生活垃圾的回收处理为例进行实验分析。第七章是全书的结论和建议，提出推进消费碳减排的外部干预政策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思路，最后总结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领域进行展望。
本专著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为研究外部干预政策对消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提供了第一手基础实验数据，并设计政策效应评估的基础性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2）为政府相关部门（发改委、环保局、宣传部门、教育部门、街道办等）评估消费碳减排干预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3）为政府相关部门设计和有效实施干预政策以转变消费行为模式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基本构架、制度设计和主要思路等）。
本专著主要采用现场实验和统计分析技术。（1）本专著进行了三次现场实验。第一次实验招募400个被试者作为对象（分为四个实验组），主要检验绿色信息政策对产品购买中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影响。第二次实验招募1316个被试者作为对象（分为四个实验组），主要检验绿色信息政策对产品使用中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影响。第三次实验招募1231个被试者作为对象（分为两个实验组），主要检验经济激励政策对产品回收中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影响。（2）对大样本实验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检验，以客观测度干预政策、文化情境对消费碳减排的主效应、交互效应和调节效应。运用组间设计的实验设计检验特定干预政策的影响效应，运用2×2组间因子设计检验不同干预政策间的交互效应，运用2×2组间因子设计检验社会文化情境对政策干预效应的调节效应。
本专著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从理论上探索了外部干预政策对消费碳减排的影响机理，为干预政策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模型、路径和方法。（2）通过大样本政策实验，为测度干预政策的影响效应和文化情境的调节效应提供了第一手实验数据。（3）提出了消费碳减排的两维度三阶段干预政策构架，为政府制定有效干预政策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
本专著提出了若干创新性理论观点。（1）消费碳排放的基础研究应成为中国理论界重视的一个重要议题，它对于中国进行国际商务和气候问题谈判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2）加强对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干a和引导，促进消费者降低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费，实现消费碳减排是中国当前重要的现实课题。（3）中国区域间消费碳排放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经济发达地区消费，经济欠发达地区承担”的格局。（4）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外部干预政策分为两大类：前置政策和后继政策，或者分为信息政策（心理政策）和结构政策两类。（5）在购买购置环节，理性诉求比感性诉求的传播效果更好，利己诉求比利他诉求的传播效果更好。（6）在购买购置环节，宜优先采用理性信息诉求和利己信息诉求向消费者进行绿色信息传播。（7）在使用消费环节，大尺度信息诉求相对小尺度信息诉求更能促进消费者对信息传播形成积极的态度，也更能促进消费者的节能型使用行为。（8）在使用消费环节，宜优先采用大尺度信息诉求向消费者进行绿色信息传播，同时结合利己信息诉求，这样传播效果更好。（9）在回收处理环节，垃圾按量收费政策的实际效应一般不会因为收费标准的高低而产生明显差异。（10）在回收处理环节，垃圾按量收费可以在部分城市（或城区、社区）先试行，特别是针对以年轻人、低学历者、高垃圾问题感知者为主的社区。（11）必须针对各微观主体设计针对性、独特性、具体化、精细化的外部干预政策。（12）消费碳减排的制度设计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类。（13）绿色信息传播者要特别关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改变绿色信息传播的格局、逻辑和模式。这些理论观点散发着学术的清香，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体现着学者的力量。
本专著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外部干预政策对公众消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71203192）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诉求内容、诉求方式对能源节约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主效应、交互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Y15G030053）”和浙江财经大学杰出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B类）的资助。我认为，本专著试图从消费视角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策理念，选题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结构逻辑严谨、数据分析规范，是消费碳减排实验研究领域的一本基础性、创新性、前沿性著作，对消费碳减排政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大价值。希望王建明博士在消费碳减排领域进一步加强原创性研究，为促进消费碳减排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碳排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简称。鉴于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气体是二氧化碳，由此使用碳排放这一简称虽并不完全精确，但易被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参见王建明：《消费碳减排政策影响实验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1页。
碳减排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碳排放权试点控排企业碳资产配额履约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
2011年10月份，7个地区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启动。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截至2013年底，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五个省市已正式上线碳排放权交易，湖北、重庆将在2014年启动碳排放交易市场。在试点的同时，国家也着手开始建立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工作，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形成全国统一碳市场。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控排企业（以下简称“控排企业”）应当充分重视碳资产经营管理，通过制度保障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运用科学手段防范控制经营风险，用好用足政策，主动应对，确保完成履约等各项义务。
一、通过制度明晰工作机制和权责
控排企业应通过《碳资产经营管理办法》等制度，明确碳排放指标的“资产”属性，规范碳资产的管理模式，指定控排企业碳资产归口管理部门，明确相关岗位职责，建立并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流程，通过制度保障建立碳资产经营管理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二、重视人员培训，提高碳资产管理能力
碳市场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进行碳资产经营管理的相关人员不但要了解金融、期货等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精通碳排放的监测、报告与核查等技术问题，这无疑对任何一家控排企业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要尽快开展对碳市场经营、管理人员以及碳排放数据管理、排放报告编制人员的培训工作，保障基层工作顺利开展。
当然，各个企业单独进行一整套的能力建设，尤其是对中小电厂来说，具备一定的困难。对于大型集团企业建议制定集团层面的碳资产管理办法，设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公司或机构，对控排企业进行统一管理，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信息报送平台，发挥规模优势和专业优势，实现碳资产的保值增值，更低成本的完成履约义务。
三、按照相关要求，完成规定义务
各试点在碳排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中都规定了控排企业需要完成的一系列义务，包括碳排放监测、报告、配合第三方机构对碳排放报告进行核查、配合政府部门审定年度碳排放量、配额清缴等义务。如上海市规定每年要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送碳排放监测计划和碳排放报告，企业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上述义务，否则将面临处罚。
下表为试点地区控排企业履约周期的关键节点。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履约周期关键节点
除配额清缴外，控排企业也要重视年度碳排放报告的编制。第三方核查机构和主管部门将对控排企业上报的碳排放报告进行核查、审定，以确定控排企业上一年度的实际排放情况，审定完成后即可最终确定控排企业的配额缺口。编制碳排放报告的基础和前提是必须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和碳资产管理工作机制，摸清自己的家底，确保所报数据和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避免由于数据缺失给控排企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为节省人力物力并提高专业性，以上监测、报告等义务可考虑委托专业的碳资产管理机构来完成。
四、碳资产的经营管理
控排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配额（以下简称“配额”）和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一种无形资产，如果通过合理的碳资产经营管理，则可以降低履约成本，进而实现盈利。同时，市场的波动，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启动专业的碳资产经营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1、制定履约计划
进行专业的碳资产经营管理首先要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履约计划。控排企业要摸清自己的家底，结合配额发放情况，了解配额缺口；对自身减排成本和碳价格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统筹好自身减排和购买碳排放指标的关系；合理配置CCeR，降低履约成本。
2、合理配置核证自愿减排量
抵销机制，是指通过开发具有减排效益的项目获取抵销信用，可供控排企业使用来完成减排义务。目前各地均规定控排企业可以将一定比例的CCeR用于配额清缴。用于清缴时，每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当于1吨碳排放配额。
通常各地都会对CCeR的使用有所限制，具体限制如下表：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CCeR使用相关规定
企业若想节约配额，需要通过投资对企业进行节能改造或者减产（非电力企业）才能实现，因此配额成本相对较高。而碳抵消可以通过对CCeR项目、节能项目和碳汇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进行审定和核查即可获得，这些碳减排量均是上述项目的副产品，且审定和核查成本较低，因此获取碳抵消的综合成本较低。且碳排放权抵消在使用上有一定的限制，无法像配额一样随意使用。因此，CCeR的价格通常低于配额，因此，控排企业可根据当地政策和自身实际情况，尽可能使用最大数量的CCeR代替配额用于清缴，实现低成本履约。
3、适时开展配额交易
按照各地相关规定，控排企业只需在履约期限之日清缴足量配额即可，在此之前企业可以自行处置。企业如果将这部分资产闲置，不但是对资源的浪费，也可能面临履约时配额不足，须以高价从市场购买或无处可买的被动局面。如不能完成履约，按照试点地区碳排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主管部门将对控排企业处以高额罚款，并采取行政处理措施。如根据北京市规定，重点排放单位超出配额许可范围进行排放的，责令限期履行控制排放责任，并可根据其超出配额许可范围的碳排放量，按照市场均价的3至5倍予以处罚。上海市则规定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未按照规定履行配额清缴义务，除罚款外，项目审批部门将不予受理其下一年度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者节能评估报告书。
建议控排企业每月统计碳排放量，结合碳指标拥有情况，提前评估缺口数量，以便提前开展配额交易。通常来说，较长的时间窗口有利于平抑价格风险。
那么，配额究竟何时买，何时卖？配额的价格有无规律可循？
从长期来看，配额的价格是由平均减排成本决定的；从短期来看，受供需、政策、经济、环境、能源价格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已经启动碳交易试点地区的市场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3年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除深圳有一定的流动性外，其他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市场无法起到发现价格的作用。目前尚无法判断未来的价格，但从中国目前市场平均减排成本的角度分析，预计未来配额的合理价格可能在40-80元人民币/吨之间。
配额交易具有较大的风险，需要具备较强的市场分析能力，并建立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同时配额价格的波动还要求控排企业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这对单个企业来说很难做到。另外，控排企业最终决定是采用自身减排还是购买配额乃至置换CCeR，需要结合减排成本、碳资产价格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鉴于碳资产经营管理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建议由专业人员来操作，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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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减排技术；减排对策
一、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基本状况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温室效应不断加剧，已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对温室效应的作用可达66%。大部分的温室气体与人类活动有关，特别是进入工业化后，温室气体的浓度急速上升。
1.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体特征
我国能源主要是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这类能源是二氧化碳的主要能源。而且，由于我国是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耗大，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大。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小，在21世纪之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速缓慢。从2003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迅猛的增长，增长率达到了13%。在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超过了美国。
欧盟的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美国的碳排放量也一直是处于稳定的高水平状态。中国与日本的碳排放量从1980年到2007年都出现增长，日本增量较小，中国增量较大，总体碳排放量超过了美国。发达国家，已度过了工业化初期高耗能的时期，碳排放量趋于稳定并缓慢减少。中国由于经济的发展，碳排放量大增，减排任务极重。而且由于技术的不到位，强制性减排会造成很大的经济代价。
2.我国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碳排放量的现状
我国不同省区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很大的差异。2007年，绝对碳排放量最多的省份是山东，最少的省份是海南；碳排放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宁夏和内蒙古，最少的黑龙江。从分布区域看，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
放量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一半，而且增长最快，达到9.8%；中部地区占到26.72%，增长率分别为8.85%；西部相对最少，增长率为7.45%；从行业分布来看，工业碳排放量占到全国的70%以上，高耗能行业碳排放量增长了一倍。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碳排放增长最快。电力碳排放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二、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分析
减排成本是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无法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减排目标，只能是通过限制、关闭高排放部门来实现，这就需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1.减排成本的基本概述
对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可以从不同视角、层次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的定义和估算。总体来说，可以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界定。
从微观角度，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减排目标而直接投入的技术和资金。从宏观角度，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减排目标采取措施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即通过强制性减排造成的国家GDp损失。这种损失主要是因为在短期内无法依靠技术进步而达到减排目标，只能通过限制高耗能企业的发展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样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分析，还涉及到边际减排成本，边际减排成本是指每减少一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引起的GDp的减少量。
2.我国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分析
经济发展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的一种矛盾的关系，如何做出一个适当的权衡非常重要。通过考察中国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及多目标规划理论，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成本估算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求解，对其结果的分析，建立了下图。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潜在GDp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减排宏观经济成本做出粗略的计算。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应不同的GDp值，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大时，GDp值也最大。当GDp值为最大值35.30万亿元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达到最大值97.01吨。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对二氧化碳的限制将以降低GDp的增长率为代价。通过对上图数据的计算分析得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二氧化碳减排的力度越大，减排的宏观经济代价就越大，GDp的年增长率就会越低，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就越高，而且在不同的减排力度下，成本的上升幅度也不同。在
减排量在4.42亿吨到7.59亿吨的区间内，减排量每增加1%，宏观经济成本就上升0.20%；在7.59到9.84这个区间内，减排量每增加1%，宏观经济成本就上升0.46%。同时也可以看出，碳强度降低的弹性较小。二氧化碳减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我国2010年二氧化碳减排的宏观经济成本约为3100―4024元/吨二氧化碳。
然而由于温室效应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对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目前必需节能减排，由于技术的不到位只能强制性减排，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如表2中所示为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650ppmv，550ppmv，450ppmv情景下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可以看出在450ppmv稳定情景下，发展中国家在2010年减排，会出现经济损失。减排率越大经济损失就越大。所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减排会对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二氧化碳浓度要求越低，我国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如图中所示在450ppmv情景下，2100年损失可达到4.8%，在650情景下损失就小的多；有长期准备的减排其损失要小于突然快速减排；技术是实现减排的核心。
因此，在设定限排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到二氧化碳减排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根据实际的潜力和承受力确定合理目标。减排要依靠长期的技术进步，短期内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空间弹性不塌，因此不宜把目标设的太高。
参考文献：
[1]范英.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路径与政策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1（7）：112-152
碳减排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碳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
一、碳税概述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环境和社会问题。Co2是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如何控制Co2的排放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碳税是二氧化碳排放税的简称，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碳税是一种调节税。碳税作为一种宏观经济调节手段，能够发挥激励作用，促进节能，促使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以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发展。第二，碳税是一种间接税。与直接税不同，碳税是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征收。第三，碳税的实施具有差异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实施碳税，其实施效果有较大差异。因此也决定了碳税的开征不可能实行统一的税率，应当根据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实施方案。第四，碳税影响具有广泛性。碳税的征收涉及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征收碳税的过程中，实施国不仅考虑到经济效率、环境效果，还要考虑到社会效益、国际竞争力等问题。
二、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碳税作为一种新的税收制度，目前对于开征是否具有可行性依然存在着争论。综合国际上学者对炭税利弊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反对者主要是从碳税会使能源价格上涨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考虑，但是大多数学者是赞成我国开征碳税，认为我国有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碳税开征的必要性
开征碳税是节能减排，减缓国内外压力的需要。中国自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为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并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排放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1]。当企业通过税收的激励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时，就会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节能减排动力，这种动力同政府的自上而下的动力汇合，形成一股全社会的合力，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节能减排景象[2]。碳税作为实现节能减排的有力政策手段和保护环境的有效经济措施，应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对二氧化碳征税使二氧化碳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减少碳的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
开征碳税是应对“碳关税”贸易大棒的需要。在2009年7月3日中国商务部的新闻会上，新闻发言人姚坚指出，碳关税概念不仅违反了京都协定书，也违反了wto规定，与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精神相违背。但在气候变化协议框架下，这是允许的。中国开征碳税，可通过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阻断碳关税的征收。
碳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低碳化的有力政策工具，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应有积极的效应。中国显著减少碳排放的承诺正是我国碳税推行的脚本。中国积极主动地开征碳税，能更好的应对美国的绿色保护主义。
三、我国碳税设计的基本构想
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有法律予以规定，税收要素必须有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者减免税收只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以新的税种形式征收，才能让公民敏感地意识到国家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安排，有利于培养生产者和消费者减排的意识，充分、有效地发挥碳税本应具有的社会效应。
（一）课税对象
既然开征碳税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因此其课税对象理所当然应该选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二）征收环节与纳税人
碳税的纳税人与征税环节是碳税的核心问题，必须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笔者认为可行的方案如下：
（三）税率
碳税作用的发挥要设定分阶段逐步提高税率的做法。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碳税税率应设计成产品差别定额税率，即不同税目（产品）按其含碳量的高低，确定不同水平的定额税率。同时，同一税目内，不同等级的同种产品也要按其含碳量的高低，实行不同水平的定额税率，即分级定额税率（具有累进性质）。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国际协调等方面的需要，建立起碳税的动态调整机制，更好地发挥碳税在二氧化碳减排和节能上的重要作用。
（1）对此种化学原料所造成危害的评估结果；（2）消除危害需要耗费的成本情况；（3）我国现行税法与相关法律中对此化石燃料的税收征收现状。
（四）收入归属与使用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碳税收入的规模及比重不会很乐观，但现阶段政府节能减排的支出额却可能且应该很大。如果设立专项基金专款专用，势必会造成入不敷出的局面，人为增加该领域支出的阻力。同时必须考虑碳税与其他税种的衔接、配合问题，必须考虑其收入与其他税种收入之间的兼顾征收、统筹使用、互为补充的问题。如将碳税纳入专项基金管理，专款专用，则不利于该目标的实现。但是，制定碳税制度的目的是减缓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是增加税收。据此分析，碳税开征之初不提倡专款专用，等到碳税制度完全稳定并被民众接受时，应当考虑碳税基金的设立，降低加工业由于征收碳税而成本增加的竞争劣势。
参考文献：
[1]张梓太.关于我国碳税立法的几点思考[J].法学杂志，2010（2）：9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