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建议篇1
一、环境审计:一种信息化碳减排规制工具
(一)碳减排规制工具研究现状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和实施是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相关文献显示，为应对区域性和全球性空气污染物带来的酸雨和大气变化，传统环境规制工具被划分为命令控制工具(包括:行政许可，产品标准，技术规范与技术标准，排放绩效标准，生产工艺的规制等)和市场化工具(包括:气体排放税、排放权交易、减排补贴、执行鼓励金、生产者责任等)两种类型(Baumol＆oates，1988)。政策制定者一般都倾向于选择命令控制工具，但直接管制本身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成本较高并且容易引发“设租”或“寻租”，效果往往不很理想。相对于命令控制工具，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工具是环境经济学家所青睐的经济手段。碳税最早由芬兰政府在1990年开始征收，芬兰、挪威、丹麦、瑞典和荷兰等一些北欧国家征收碳税已超过10年，然而碳税的实行效果却不尽相同，一些研究者认为碳税对温室气体减排的确是成本较低且有效的工具;但也有研究发现碳税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十分有限，以挪威为例，从1991年起征收高额碳税以来，据测算碳税对二氧化碳的减排影响仅为2%，这主要是挪威对碳税减免税条款过于宽松所致(annegrete＆Bodil，2004)。碳排放权交易被普遍认为是减少碳排放最具有市场效率的经济手段之一，排污削减信贷(emissionsReductionCredit)、补偿政策(theoffsetpolicy)、泡泡政策(theBubblepolicy)、信贷银行(theBanking)、许可证网政策(nettingpolicy)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用于区域性空气污染物的控制;《京都议定书》中所提出的联合履行机制(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碳排放贸易机制(et)三种灵活机制实际上都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相比，碳排放权交易能够保证实现减排目标，但是减排成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工具虽然具有更低成本和更高合意目标实现能力，但在发展中国家很少被使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工具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而在缺乏必要制度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和环境规制初期，强行推行市场化工具可能不会收到理想的效果(Donald＆nicola，2008)。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是环境规制手段不断创新以及新工具不断出现的客观背景。近年来，发达国家尤为重视环境规制中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政策引导与主动参与等的协调，许多沟通性、规劝性、自愿性的新途径、新方式和新手段不断涌现。信息提供被称作环境规制工具的“第三波”(命令控制工具和市场化工具之后)，它的流行可以通过提供、处理、传播相关信息的成本变化来解释，公布信息使空气中的排放———特别是公众舆论比较敏感的大气污染减少得比预期的更多(tietenberg，1998)。由于独立鉴证有助于提高信息公布的可信度，以环境审计为代表的信息化工具(包括:环境审计、自愿协议、环保标志和环境管理体系、技术条约、环境网络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命令控制工具(碳排放标准)、市场化工具(碳税与碳排放交易等)共同构成碳减排规制中的三种主要工具。信息化工具因在执行成本和时间效率方面的优势，被认为是面向下一代的治理工具(Jordanetal，2003)。
(二)环境审计的动因
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工具相比，环境审计的产生被认为是为了寻求更有效的环境规制绩效并促进主体进行自我环境规制的努力，美国国家审计署(Gao)的研究报告表明，环境审计可以在改善环境绩效的同时，减少成本支出(Gao，2005)。Rory(2009)对125家欧洲大公司的调查发现，随着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法规的颁布，125家公司中的绝大多数都建立了环境管理系统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商业风险，特别是在20家高碳排放强度的部门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采矿)，有17家按照GreenhouseGasprotocol(wBCSD/wRi)定期披露经过审计的碳排放信息，其中15家在报告中披露连续5年的碳排放数据，与3家未定期披露碳排放数据的公司相比，上述17家公司在某些财务指标，如销售利润率、存货周转率等方面处于更理想的水平。支持将环境审计作为环境规制工具的理论包括委托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理论认为，政府因社会公众的纳税而存在，税收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双方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公众付出税金，由政府提供环境保护、国防安全等公共产品，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存在着委托关系，其中，社会公众是委托人，政府是受托人;环境审计是保证受托环境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制度安排［9］，由审计师独立检查和评价受托环境责任的履行状况，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促使受托方尽职尽责地履行责任(owenetal，1997)。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的状况与企业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环境业绩良好的公司容易受到消费者、投资者、股东、供应商、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青睐，环境信息经过审计后将更具有公信力，以影响信息使用者或利益相关者愿意(或不愿意)与信息提供者建立、维持或改善某种关系的态度(Jenny，2004)，进而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
(三)环境审计的发展趋势
环境审计真正进入到环境保护和环境责任管理领域是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工作会议之后。1992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成立了环境审计工作组，在其2001年的《GuidanceonConductingauditsofactivitieswithanenvironmentalperspec-tive》报告中，intoSai指出，环境审计主要应该关注环境、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审计主要内容包括:(1)财务审计;(2)合规性审计;(3)绩效审计。自审计作为一种规制工具介入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领域以来，环境审计的内容经历了不断的演进，以适应环境保护要求的变化以及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要(parker，2005)。以美国国家审计署(Gao)为例，二十世纪早期，美国国家审计署的环境工作计划完全集中于财务审计。而在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国家审计署开始把大量资源用于绩效审计，因为在这一时期国会通过了许多环境法律，其环境开支也出现了相应的增长。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会经常要求美国国家审计署回答同政策评估相关的问题，包括，如何对某些环境法律进行修订，以便更好地实现其预期目的;或者如何更好地配置资源，以便使环境支出产生更高的回报。因此，审核环境政策的潜在影响成为美国国家审计署关注的又一重点领域。作为一种环境管理工具，环境审计面临着从“检查(Checking)”到“评估(evaluating)”的转型(Lewis，2000)，环境审计的发展趋势是针对环境政策和资金的绩效审计。虽然对污染处理设施或设备的检查仍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环境管理系统的绩效评估，鉴证环境信息、评估环境风险以及提出环境管理建议是环境审计区别于传统财务审计的重要特征。
二、荷兰审计院碳减排环境审计的实施情况
温室效应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的严重后果是导致海平面上升。荷兰是低于海平面的国家，对温室效应尤为关注，所制定的气候变化政策涉及经济事务部、交通部、环境部、农业部和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在荷兰审计院的审计规划里，非常重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将审计力量集中在减灾政策(目标是防止气候变化)和适应政策(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的评估上。
(一)审计目标
1999年，荷兰排放的温室气体中Co2占80%，CH4和n2o等其他温室气体约占20%。针对这种情况，荷兰审计院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促进Co2减排管理和报告的改进完善，通过审计政府政策措施、项目和资产等来提高Co2减排成效，通过评估Co2排放规划和政策来促进政府科学决策等。荷兰审计院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10月，对2000年至2005年的削减Co2排放情况进行了审计，目的在于:(1)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目标是否明确可行;(2)有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的信息提供是否充分可信;(3)相关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审计范围含盖了工业、能源、交通、农业和个人家庭等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涉及的主要关系人。
(二)审计结果
荷兰审计院的碳减排审计具有典型的政府绩效审计的特征，包括对政策的法定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效果审计)，也包括对政策措施、协调、实施效率的审计(管理审计)。荷兰审计院研究分析了各个行业的政策措施，审核了执行气候变化政策所用的一般财政工具，并检查了荷兰政府依据《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制定的各项政策等。审计院的审计结果包括如下方面:(1)政策目标:削减Co2排放问题的政治意义很大，但政策目标并不清晰。自2000年起就没有确定具体的行业分解目标，2002年后各部门也不再负责其主管行业的削减目标，而把工作重点放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上，这样一来，政策目标就弱化了许多。相比而言，能源、农业和个人家庭等的目标明确程度总体好于工业或交通行业。(2)政策制定:相关政策工具缺乏对不同行业的问题研究、事前评估和成本分析等，许多政策措施没有支持证据分析。与其他行业相比，工业和交通行业的政策分析质量较差。(3)政策实施:削减Co2排放的政策措施实施滞后。从2000年起该项计划的专项预算为4.25亿欧元，到2005年才允诺了1.973亿欧元，而实际只拨付了2100万欧元。(4)政策效果:2005年Co2排放与2000年相比削减3%的目标未能实现，相反还上升了8%。审计院认为，在2008年至2012年间能否完成削减目标无法确定。分项而言，只有能源和农业可以完成。荷兰审计院于2008年底向议会提交了审计报告，并于2009年3月在官方网站公告了审计结果，该审计院在审计公告的结论中指出:现行政策缺乏一致性，政策制定环节存在缺陷，一些政策实施缺乏可行性，缺少惩罚措施，大型能源用户可能会逃脱惩罚;负责政策协调的住房、自然规划和环境部在为其他部门制定具体措施上工作不力。如沿袭现在的政策，能否实现2008年到2012年间的Co2减排目标将无法确定。
(三)审计建议
荷兰审计院在审计建议指出，鉴于2012年能否完成削减目标尚不能确定，当前政府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详细制定并落实Co2减排的有关政策，包括:(1)政策的协调和实施，对有关部门分配任务和职责;(2)加强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停止新项目的审批，确保各项政策目标的统一归口;(3)重视政策支持和实施成效;(4)充分考虑外部因素和其他有关政策的影响;(5)努力改善个部门的政策制定工作，尤其是事前评估和成本分析;(6)制定制度以衡量国内政策实施对Co2排放的影响;(7)赋予负责政策协调的政府部门以更大的权力，实行适当收费，根据政策目标制定排放削减指南，并扩大到其他行业和部门。
(四)审计问责
针对荷兰审计院的审计报告，政策采取了如下措施:(1)政府有关部门向议会汇报了削减Co2排放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职责履行情况，回答了议会公共管理最高委员会的质询;(2)荷兰审计院的大部分审计建议得到采纳，并在新一轮(2008－2012年)碳减排规划中予以体现，特别是强调了各行业减排政策目标的明确与政策实施过程的协调;(3)审计结果公告涉及的有关部门主动公布了涉及自身职能的落实整改情况。
三、比较与启示
(一)环境审计的中荷比较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环境审计引起国内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各级审计机关先后开展了46个重点城市排污费审计、“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资金审计、41户中央企业节能减排专项审计调查等环境审计项目，环境审计在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我国开展的环境审计与荷兰已向绩效领域发展的环境审计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表1所示。
1．在审计重点上，荷兰的环境审计以环境政策评估为切入点，审计院独立于政府设置在议会之下，履行的是综合绩效评估的职能，既包括对政策的法定目标实现程度的效果审计，也包括对政策制定、协调、实施效率的管理审计;我国的环境审计以节能减排资金的筹集、使用和分配为切入点，主要审查环保资金在使用过程中是否真实合规，以查错防弊为主要职能，绩效审计开展的深度不够。
2．在审计方式上，荷兰的环境审计以审计调查为主，对削减碳排放问题有关的多个部门、多个单位的政策执行与落实、行业经济活动、资金筹集分配等进行审查;我国的环境审计以单项审计为主，对节能减排涉及的具体单位、具体项目的财政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审查。
3．在审计范围上，荷兰的环境审计范围广泛，以政策评估为主线，向上延伸至政府及有关部门政策履职情况的管理审计，向下延伸至依据环境政策分配的财政专项支出以及形成的公共投资项目的绩效审计;我国的环境审计以资金审计为主线，并延伸至项目层面，但对政府绩效和政策绩效涉足较少。
4．在信息披露上，荷兰的环境审计结果绝大多数公开披露，包括社会公众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获取审计信息的渠道包括官方网站、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新闻会以及审计院的查阅中心等;我国的环境审计结果主要以审计报告的方式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2003年开始的“审计风暴”对信息公开披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信息披露主要中央层面(审计署)和财政财务收支领域，地方层面和其他领域的信息披露较少。
5．在审计问责上，荷兰的环境审计强调对单位及个人的问责，有关当事人会被追究行政责任乃至引咎辞职;我国的环境审计在审计问责方面相对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当前过分强调GDp指标的绩效考评体系下，有些地方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环境责任的界定与问责也就无法落到实处。
(二)对我国碳减排环境审计发展的启示
为更好地发挥环境审计作为信息化工具的特点，利用社会公众的监督与问责促进主体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克服碳减排规制中的“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问题。在碳减排环境审计中，应借鉴国际经验，推动我国环境审计由“查错防弊”角色向“评价鉴证”角色转型，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科学的碳减排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审计评价的功能是提供一种信号或信息，用于反映碳减排中的政策绩效、政府绩效、资金绩效以及项目绩效。我国的碳减排环境审计应在关注资金使用真实性、合法性的基础上逐步向关注政策和管理的绩效上转变，推进传统环境审计向综合绩效审计的高端方向发展，注重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揭示问题并提出建议，发挥环境审计在碳减排宏观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2．推动碳减排环境审计的资源整合。碳减排环境审计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在组织模式上需要打破传统的单一作战格局，整合好各种审计资源。我国的碳减排环境审计应积极探索财务审计与业务审计、传统审计与现代审计的的有机结合;加强审计与环保、工业、统计等部门定期的信息交流，积极探索多主体、多部门联合作战的协作机制，形成审计监督与行政监督的合力。
碳减排建议篇2
关键词:哥本哈根会议;碳排放;低碳减排
中图分类号:X-65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0(C)-0213-01
一、哥本哈根会议,低碳高要求
2009年12月7日―12月18日,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聚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大会,也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大会发表了“哥本哈根宣言”,签订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包括: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紧急应对气候变化;把温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内,要加强长期合作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于2010年至2012年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亿美元资金援助,至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通过不同渠道,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资1000亿美元;应建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适应、能力建设、技术开发与转让支持;应建立技术机制,支持各国自主采取的减排行动。
此外,协议应交由各国立法机构审核签署,并在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上得到批准,成为法律文件。
二、减低碳排放迫在眉睫
伴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闭幕,减低碳排放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据英国《泰晤士报》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十大必知之事”中指出,“中国现在已超过美国成为头号排放国,占总排放量的约21%”,在这种情势之下,如何实现中国对于低碳的承诺,如何交出令中国自身和世界满意的答卷,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英国减低碳排放的经验
英国,作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上海世界博览会上英国的“零碳馆”充分展示了英国在减低碳排放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其所采取的减低碳排放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气候变化税”,面向企业征收气候变化税,其本质是“能源使用税”,即针对企业使用的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数量来作为计税依据征税,而使用石油产品、热电联产和可再生能源均可减免税收。(2)“碳基金”,由政府出资企业运营,资金来源主要为“气候变化税”,通过“碳基金”帮助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帮助低碳技术实现商业化运作,并作为新型低碳技术公司的“孵化器”。(3)“碳预算”,英国财政部了2009财政年度预算报告,确定从2009财政年度起设定“碳预算”,并根据“碳预算”排放目标安排相关财政预算,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活动。2004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12.5%;英国减低碳排放已取得成效,成为世界低碳领域的领军。
四、我国低碳路径及建议
我国现阶段做出的关于减低碳排放的中长期目标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以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上述决议,使得我国低碳之路有了明确的目标方向,在此基础上,我国减低碳排放有以下几种途径:
(1)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上述会议决议中指出“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据英国石油公司(Bp)能源统计,当今世界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是煤炭占29%、原油占35%、天然气占24%、核能5.5%、水电6.4%,而我国的能源结构是煤炭约70%、石油19%、天然气3.9%、核能0.8%、水电6.6%。据预测,到2030年,化石能源括石油、天然气和煤仍占全世界能源供给75%的份额。我国要减低碳排放,必须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供给中的比重。
(2)提高减低碳排放的相关技术水平。可通过与减低碳排放方面技术领先的国家或企业展开合作,实现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提高我国自身减低碳排放技术水平。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与中国节能投资公司签署了一项突破性的低碳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在中国开发和部署低碳技术。该公司表示未来的工作重点:首先就是向中国引进英国先进的低碳技术;第二就是在中国发展低碳技术的孵化项目;第三是对中国或英国的低碳技术进行投资。
(3)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能源。以节能和高效为目标全面改进和完善高耗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设备体系,使得能源得以合理利用,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源消耗量下降,碳排放量下降。
(4)加强立法保障。我国已相继出台了《矿产资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煤炭法》、《森林法》等法律,以及诸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节能减排综合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等一系列文件和行动计划,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我国应加强立法,进一步加强减低碳排放的法律地位。
碳减排建议篇3
关键词：碳排放权；碳排放权贸易；清洁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对环境问题研究的深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也是一种资源，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那么，通过市场机制来优化环境资源的配置，在对环境资源最低消耗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就应该是可行的。这样的思想催生了各种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包括碳排放权交易手段。
碳排放权是指一种人类对大气容量的使用权，是权利人对大气容量以排放含碳气体而使用的权利。碳排放权贸易就是指通过合同的形式，一方通过出卖减排剩余额而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则取得碳减排额，可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目标的一种互易行为。
1997年制定《京都议定书》之后，工业化国家统一了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同意碳排放权可在不同国家间进行交易。欧盟也从2005年开始在其范围内引进自主制定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以每个加盟国为单位向产业界广泛赋予气体排放指标，以促进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易，并最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一、国内外碳排放交易贸易方式和发展现状
（一）《京都议定书》下的碳排放权贸易方式。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经过艰难的谈判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成员国在防止气候变化方面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义务，并允许负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参加国际排污交易。《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三种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形式，即联合履约（Jointimplementation，简称Ji）、排放贸易（emissionstrading，简称et）、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这三种机制容许缔约方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通过境外合作获得或购买碳减排指标，以此作为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
（二）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欧盟是执行《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力量，从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全球的节能减排行动。在《京都议定书》中，欧盟15个成员国承诺，在2008～2012年间将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2003年10月，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权许可交易制度，即欧盟排放权贸易体系（eUetS）。该制度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2005～2007年，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委员会根据“总量控制、负担均分”的原则，首先确定了各个成员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由各成员国分配给各自国家的企业。
各成员国政府至少将95%的配额免费分配给企业，剩余5%的配额可采用竞拍的方式。各企业在获得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指标后，若超标排放，则必须购买相应指标（即排放权），企业若能采取有效措施使排放量低于指标，则可将节余的排放指标出售给其他企业。这样，排放权就可以在不同的排放者之间形成买卖交易，排放者通过技术改进等方法所获得的剩余排放指标就可以用于其扩大再生产或有偿转让，有利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
（三）日本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日本的能源效率在世界居于前列，通过与能源相关的政策措施实现减排目标的潜力比较有限。而加入《京都议定书》后，日本减排碳的战略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碳汇和京都三机制以减少排放量，剩余部分由政府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减少碳的排放。
与政府的节能减排措施形成呼应的是，日本大公司积极开展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排放权交易，为了获得碳排放权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也十分活跃。日本的东京电力、三菱商社、三井物产、丰田汽车、索尼公司等33家大企业与国际合作银行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两家银行共同出资1.37美元，成立了旨在削减碳的第一个基金日本削减碳基金（JGRF），这在亚洲还是首创。这一基金将利用发达国家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削减量的京都三机制，与亚洲和中东非、中南美等国家就削减事宜进行谈判，预计至2014年可获得1，500万吨的排放权。同时，基金还将计划支援发展中国家削减碳排放量的事业，取得削减部分的排放权，并按照各企业出资的多少来分配从国外共同购买的碳排放权。
（四）我国排放权交易发展现状。我国先后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基础，参加以项目为基础的碳排放权交易。由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以及对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决定了在我国实施CDm项目上的巨大潜力。
根据《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CDm，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节能减排项目合作，每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1吨的减排任务将获得相应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即“核准减排量（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简称CeRs”，抵扣本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截至2008年2月13日，中国CDm项目获得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签发的CeRs达36，371，368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占其签发总量的31.33%，这是自全球开展CDm12年以来，中国CDm项目的CeRs获签量首次超过印度（30.02%），跃居世界第一位，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CDm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始占据最大份额。据世界银行测算，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未来5年每年碳排放权交易量将超过2亿吨。
为充分利用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提供的机会，中国政府还成立了由相关部门组成的清洁发展机制审核理事会，并于2006年6月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规定了国家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按照不同的比例提取其减排量的转让收益，并设立专门基金－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用于支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经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已于200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开始全面推动CDm项目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将代表国家，对CDm交易中的部分收益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赠款、个人赠款、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收入来源等资金集中单独管理使用，国家不纳入预算，将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提供可持续支持。
然而，目前由于我国从事CDm项目的企业（减排量卖方）大多缺乏足够的有关国外买家的信息，且对国际市场上通行的交易方式、交易价格、交易程序以及交易手续都不太了解，因此导致我国目前的CDm项目减排量交易极为不规范，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使国家和企业利益受损，阻碍了我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发展碳排放权贸易的意义和策略
（一）我国发展碳排放权贸易的意义
1、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碳排放权对外贸易，有利于推进我国政府和企业了解、认识国际气体减排机制，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发CDm项目，这将推动引进国外的资金与先进技术，从而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耗与温室气体的排放，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有利于我国环保技术的发展和创新。碳排放权交易使二氧化碳减排有利可图，可以促进相关企业加强技术革新。在全球确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如果企业在环保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降低，再通过将多余的碳排放权指标进行交易，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我国发展碳排放权贸易的策略
1、抢抓发展机遇，健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我国仍不需承担义务减排的有利时机内，抓紧时机培育市场，利用国内碳排放权供应量充足的优势，使市场迅速做大做强，逐步成熟完善，积蓄竞争优势。对此，我国可参照目前欧盟成员国内部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我国国内先建立地区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使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较低的排放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转让或储存剩余的排放权，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同时，通过对交易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详细研究，获得解决办法，为进入“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2、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培育人力资源优势。人才短缺是中国碳市场建设的一块短板，碳排放权市场的未来优势说到底是人力资源的优势，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新生市场，相关研究还不够成熟，CDm机制又是个全新的课题，不仅涉及环境领域还包括经济学、法律、管理等复杂的知识，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而目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管理和科研的人才相对匮乏。因此，政府首先应该高度重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相关研究，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研究机构，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养机制；其次应鼓励技术合作与技术引进，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人才；再次应鼓励人才引进，通过引进人才的辐射作用，培养、造就更多的本土人才。
3、采取积极措施，为发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排放权贸易是建立在国际间政策协调架构上的虚拟商品交易，任何政策的微调都会影响到整个交易市场的未来。目前，碳排放权贸易的基础是《京都议定书》，但2012年之后，新的碳减排协议可能导致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新洗牌，其影响不仅仅是碳排放权交易本身，还可能因碳排放权交易的特殊作用影响到全球的贸易平衡。由于意识到碳排放交易的重要性，美国等发达国家企图分散减排压力，提出中国应当承担碳减排义务。对此，我国应充分认识到改变现行体制的后果，制定战略战术，以积极态度参与新规则的协商与制定，争取获得有利的结果。
4、加强金融创新，服务碳市场。随着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服务于碳排放权交易的金融业务和衍生产品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竞相涉足碳金融领域，通过为减排项目提供融资服务来开展碳排放权金融衍生品交易。目前，国外投资银行和从事碳排放权交易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进入中国，对具有碳排放权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2006年5月，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在境内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品种。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机构投资者一方面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善于捕捉越来越多的低碳经济机会，研究开发环境和金融互动下的金融工具创新，加快形成价格发现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机制。
5、开发可再生能源。主要指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氢能等非化石能源。由于这些能源对环境危害较少，因此又叫做“绿色能源”。开发“绿色能源”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重要途径，目前“绿色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已达15%～20%。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量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国家应采取刺激再生能源发展的有力政策和措施，加快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
6、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碳排放权市场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我国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在建立一个国际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国际碳排放权市场的进程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我国应通过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学习国外先进CDm技术和碳市场管理经验，对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科学的引导。在经营理念和目标、内部管理结构和运营机制、碳排放权交易期货产品等方面，由单纯的模仿引进，最终过渡到碳排放权交易的创新。这将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是一个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双重身份使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气候制度的合作中去，维护地球环境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有鉴于此，我国应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在气候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点上做出适当的策略选择。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潘家华.人文发展权限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碳排放需求[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2]胡秀莲，李俊峰.关于建立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机制的几点建议（一）[J].中国能源，2005.8.
[3]魏一鸣.关于我国碳排放问题的若干对策与建议[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1.
碳减排建议篇4
低碳经济是各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期望
低碳经济理论最早见诸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理论是依据基本的地球物质循环(尤其是碳循环)和碳平衡的原理,计算各种公共工程和商业活动的碳排放及碳预算收支,同时通过相应机制使得碳排放权得以自由交易的一种经济理论。简言之,低碳经济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排放最少的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同时获得整个经济社会投入产出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人类从根源上重新审视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有利于从制度与机制和技术的层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从而使低碳经济理论和模式成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与此同时,低碳经济内涵还来源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当预测到石化燃料将在百年以后枯竭时,世界开始将目光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2007年3月,英国通过《气候变化法律》(草案),这项法案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从法律上规定到2050年减少碳排放达到60%的国家,并建成低碳经济社会。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亦称气候法案)。奥巴马提出了向环境署拨款1900万美元,用于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以实现在2020年把美国的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25%,到2050年减少到85%,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欧盟也通过制定一系列计划,实施欧盟气候变化项目,推动其成员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欧洲到2020年减少30%。日本低碳社会计划小组于2007年公布预算研究结果称,到2050年可能要减少7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进入低碳社会。日本内阁通过的《21世纪环境战略》,正式将低碳社会作为2050年的发展目标。日本是《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通过各项法规和激励措施,鼓励和推动节能降耗,投入巨资开发利用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2009年又连续召开世界气候大会,谋求世界各国能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达成协议。2009年9月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联合国提出了新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服务框架条约》,再次强调加快低碳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同期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峰会上,要求各国继续刺激经济复苏与推进金融改革同时并举,并将继续刺激经济复苏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能源创新是深度拓展低碳经济的主流趋势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实施强势的能源新战略,欲在未来再次主导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份量决定了奥巴马的能源新战略带来的重大影响,既是美国的也是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的。2009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2010年财年预算建议,该财年始于2009年10月1日,预算支出3.6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发展低碳经济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可再生新能源和竭力摆脱对进口石油依赖的份量极高。奥巴马以能源新战略积极推进美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首先是要全力摆脱对石油进口和金融业过度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低碳经济社会,并建成足以领秀全球新能源产业的财富强国。实施策略是将美国用于石油进口的1万亿美元,转变为建造1万亿美元的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新能源产业的开发和推广,并以此投入吸引几万亿美元的长期国际直接投资;伴随大规模蓬勃兴起的新兴能源产业聚集,将有可能造就一个超过20万亿美元的新能源和关联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
其次是要着力解决内需置换,大力促进创新出口。在本轮金融危机的洗礼下,美国拟用全球化的手段,制造新兴能源主导的最具世界价值最大化的产业。美国依靠强势的低碳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实力,以实现美国从消费型经济向生产型经济和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根本性转型。美国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型,将有可能改变国际贸易的机制和格局;将可能使以往美国从世界各国进口数万亿美元的消费品和低端产品,通过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商品市场的新格局,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的内需置换、贸易逆差和促进创新出口。大幅度降低美国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和削弱石油输出国的高油价政策和丰厚利润,这是美国促进创新出口的重点。其目标是开启地中海国家新一轮的庞大太阳能发电和海水淡化发展计划,迫使中东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移。同步促使中东大量从美国进口技术先进、价格昂贵的新兴能源技术装备,从而完成世界经济力量和战略格局的重组变革。奥巴马以能源新战略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集中代表了发达经济体国家集群变革全球经济布局的主流趋势。
我国立足两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自2003年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要实施科学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国“十一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作为约束指标,若此目标能够实现,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亿吨左右。主席于2007年9月8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郑重提出了4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2007年7月,总理在两天时间里先后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和国务院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措施,组织落实节能减排工作。2007年12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着重提出能源多元化发展,并将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式确定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主张以煤炭为主,竭力把能源资源节约和发展低碳能源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2009年8月1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重申中国政府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同时,通过了最新的《中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约(草案)》,并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进行了新的部署,要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低碳型和零碳型的绿色经济,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提升低碳技术和减缓气候变化技术的研发水平,不断提高新能源和低碳能源的利用比重,力争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总能源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健全完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全面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行动方案;进一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全力推进国际技术转让、资金保障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G20匹兹堡峰会上,再次郑重承诺,中国坚决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推进低碳经济全球化进程做出最大的贡献。
节能优先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与控制碳排放量的基本国策。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能源系统效率显著提升,但比国际先进水平还低10个百分点,钢铁等高能耗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更低;而大量由电机带动的机电设备整体运行效率比发达国家约低20个百分点;我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30%左右。不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单纯依靠加大能源建设力度的办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能源和高碳排放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转变高碳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尚需时日,只能逐步选择走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质量效益型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已从近期着手强化节能效率优先的节能减排硬约束措施,并以此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之一,超前部署、超前投资,加快以低碳技术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从源头上做好产业低碳化定位;加大重点行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力度,坚决淘汰能耗高的老旧设备;进一步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建设,坚持严格执行项目开工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评估审查和节能减排准入管理的标准和规定。
发展可再生能源和降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最新的新能源振兴规划将在最后修改后择机出台,其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将在2020年投资3万亿元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2010年风电规模将达到2000万千瓦,到2020年,风电有望达到1亿千瓦以上,力争在甘肃、内蒙古、江苏沿海等地区建立若干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到2010年,太阳能发电将达到30万千瓦,到2020年达到180万千瓦。除此之外,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潮汐能、核电等低碳能源与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和新材料都已纳入规划的重点内容。我国的新能源产业,相对于发达国家具有成本优势,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技术优势。新能源振兴规划的出台,除解决碳减排及气候变化的问题外,还有利于构建新兴战略产业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我国探索碳交易市场与扩大低碳技术和零碳技术、新能源技术的机电产品出口。
以政策和机制为基点探索碳交易市场模式
碳交易是正在兴起的一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京都议定书》构建了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为国际间开展碳交易奠定了基础。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要治理,而治理则会给企业造成成本差异。碳交易就是要把一直游离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气候变化和碳减排因素,纳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企业传统的投入产出与支出结构。碳交易市场的存在则为企业碳资产排放权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碳交易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观企业的碳减排目标。目前建立的碳减排贸易系统是依据配额交易和项目交易的两种机制进行运作。《京都议定书》倡导基于项目的碳交易机制,并据此设计了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Ji)和排放交易(et)。CDm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允许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碳减排项目合作,将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完成其承诺的碳减排指标。到2009年3月世界上大的碳市场交易所主要是欧盟、英国、美国芝加哥和澳洲国家信托等。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为1280亿美元,交易量达到5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预计到2030年碳排放交易可达6000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品种。我国已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家,虽然目前我国没有减排义务,但我国始终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直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与碳交易市场,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贡献。2008年,我国天津等中心城市CDm项目产业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84%。
我国作为世界上CDm项目最大提供国,CDm市场面临重大变数。除了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的不确定预期外,我国目前的碳交易还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许多责难,一是迫使我国进入低端碳交易产业链市场。我国提供的核证碳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通过其金融机构对我国低端碳交易产品进行包装再开发成为高价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同时还全力吸引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发达国家的碳金融市场,进而像类似加工贸易那样赚取中国资本的“剪刀差”利润;二是推动以行业为基准的碳交易国际抵偿办法。如果全世界的钢铁、水泥等行业都制定统一的碳排放行业标准,由于行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国际差异,即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行业无法生存发展,这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想以此办法把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拉入强制碳减排的行列,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设置障碍;三是拟议中的“碳关税”意在拖累我国进出口增长。2009年获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正式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碳关税在目前国际贸易中并没有征收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减排税。2009年7月6日,法国媒体报道,目前法国正在酝酿开征碳税,拟在所有使用中会产生二氧化碳的产品征收“能源―气候”税。美国假设中的碳关税,违反了wto的基本原则,是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为由而推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碳关税率的高低将拖累我国对外贸易及GDp的增长,而其中高含碳产品出口降幅最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分析,美国寄希望以碳关税迫使我国放弃出口导向的策略。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取向,也是我国外贸向绿色外贸体系转型的长远目标。当前世界气候变化的政策取向,已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如果不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下取得突破,国际贸易将会在未来发展中受到损害。我国外贸要高度关注国际国内低碳经济发展的形势,要从我国国情和外贸实际出发,研究制定务实发展绿色外贸的政策和措施,建议把探索碳交易模式纳入我国外贸和国际商务财会的研究范围,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展建立碳交易市场的可行性研究,碳减量的估算、核定以及碳排放源识别等方法的研究。国际上对于产生碳排放交易的基础要素能量转换过程及相互作用与影响等问题,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建议开展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建立碳交易循环能源模型、国际碳交易动态综合评估模式和外贸出口与碳减排经济关联模型等量化的研究,以此通过CDm排放权交易,探索适合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模式。
二是开展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绿色外贸出口试点,在试点区建立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的进出口制度。加大研究应对国际碳关税的政策力度,努力降低碳关税可能对我国高碳行业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收益损失。
三是从鼓励政策上支持出口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加大低碳、零碳技术产品和新能源技术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力度。在积极扩大我国低碳和零碳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时,要防止区域绿色贸易过度化,要注意发展低碳产品出口的效率和效果,统筹出口在资源、能源、就业中的均衡配置。
碳减排建议篇5
论文摘要化石燃料的排放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阻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愿望。碳排放权交易是指各国为了实现对《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承诺，在控制国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通过市场调节将剩余的排放量投入市场进行交易而对于那些超排的公司则可以购买额外的排放权限以免于高额的罚款。本文将结合笔者相关经验及多年研究来探讨如何结合国情建立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
论文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化石燃料监管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本世纪人类最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来重点讨论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成因就是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自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步入了大机械化生产阶段，化石燃料的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障但其燃烧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会令气温升高，海平面升高导致某些地区出现局部的气候异常现象，形成温室效应。据报道受温室效应的影响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大部分地区将被海水淹没。另外，据美国科学家研究温室效应还会令冰封是几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重见天日，威胁人类生存。可见，温室气体的减排已迫在眉睫。
各国政府和国内诸多民间组织也在减排温室气体中起着各自的作用，起初许多国家利用行政权力干预排放主体的减排活动但却无法平衡双方利益易滋生政府腐败，在环境污染这个大背景下碳排放交易权理论便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作为一种可行性强的治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必然有着法律上的支持，比如1992年6月4日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了碳减排问题；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理论及制度保障；欧盟各国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减排方案。下面笔者将结合自身研究来谈谈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
二、碳排放交易权理论多维度之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理论以便进行下一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是指各国为了实现对《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承诺，在控制国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通过市场调节将剩余的排放量投入市场进行交易而对于那些超排的公司则可以购买额外的排放权限以免于高额的罚款。这样做看似并没有总体降低碳排放量但通过碳排放交易可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换取碳排放量份额，扶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先进的碳减排项目，满足发达国家碳排放需求的同时也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过剩的问题将其转换为资金及技术，做到南北合作共赢的局面。
其次，我们应从多角度分析碳排放权为碳排放权的交易提供理论基础。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为达到这一目的，《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交易机制来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权利”如何看待其性质是进行理论研究及实践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在学术界对碳排放权的性质界定存在争议性和模糊性。笔者认为，我们应从经济角度与法律角度分别对碳排放权加以分析以做到全面缜密。第一，经济学角度。以经济学眼光看待碳排放权则应把其视为一种产权。碳排放权应是一种碳排放主体为完成减排配额而进行的一种交易行为，以科斯定律为基础只要碳排放权这种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它的交易成本很小，那么无论将这种产权赋予谁，在经济学领域都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在这种经济学观点的支配下，美国等国家先后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行为。第二，法律角度。在法律上普遍将碳排放权视为一种排污权的具体表现方式。排污权是指环境保护监管部门分配给排放者一定额度的排放污染物到环境中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实施不得损坏公共利益。法律学者将碳排放权定义为权利人依法对环境容量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以此角度，我们不难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最后，我们应着重分析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关系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支撑。碳排放权交易是指以政府为代表的所有者将环境资源中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卖给价高者，污染者既可从政府手中购买也可从同自己一样拥有此项权利的企业或个人购买。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其一，行政法律关系即行政主管部门下放碳排放交易权许可与行政相对人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其二，碳排放权出让人与受让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从这点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必须以法律为支撑，以自愿交易为主同时辅以严格限制。
三、碳排放交易权国内外立法及实践之解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都规定了缔约国的主要减排义务。随着《京都议定书》的颁布，国际社会的碳排放权交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上还存在诸多不促而美国及欧盟则在碳排放交易上取得了较大成绩。
首先，美国的碳排放权交易。美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为碳排放权交易的探索阶段。该阶段将排污权的交易限制在个别地区，采取补偿、泡泡、排污银行及容量节余四项基本正常，主要在于积累经验。第二阶段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排污交易机制。美国现行的碳排放权交易手段主要包括自愿性的“总量与控制”及强制性的“总量与控制”。自愿性的“总量与控制”平台主要是2003年美国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强制性的“总量与控制”平台主要是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计划，意在将各州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联合为一个大型市场，互惠互利。
其次，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欧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地区。2002年4月欧盟批准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在次年欧盟立法会就通过了排污交易计划（简称eUetS）。2004年制定了与《京都议定书》相衔接的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内容，2008年欧盟立法会又制定了改善与扩大现有碳排放权交易内容的机制修改方案。可见，欧盟关于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实践极具有参考价值。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计划在实施上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定本国排放总量限制及受管辖范围内设施所分配的份额。第二阶段则加强排放限制。另外，欧盟对碳排放权交易做出了严格的法律限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调控范围，其中规定2005-2007年第一阶段95%的碳排放配额是无偿分配到2020年实现全部配额以拍卖的形式进行有偿分配。全面实现碳排放权的有偿交易。
四、我国碳排放交易权体系建立之法律措施解析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并没有减排义务，但这不义务着我们对二氧化碳的减排就能熟视无睹。《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承担原则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也应参与到碳排放量减少，保护环境的序列中。我国作为最早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国家之一，在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中提出了把加强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2010年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首次以文件形式确立了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目标。在实践方面，我国目前在各个省份都建立起了环境能源交易所、排污权交易所等污染物交易平台，逐步形成了碳排放权交易之风。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能忽视。首先，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排污权交易所普遍各自为政，带有严重的地域色彩，无统一标准。其次，碳排放权交易与现行环境保护法条文存在冲突。最后，碳排放权交易缺乏市场监管机制。这些问题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造成了环境有限资源的浪费。下面笔者将结合自身研究所得来谈谈如何完善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第一，保障初始碳排放交易份额分配公平是前提。公平正义是人类不断追求就价值。公平的碳排放权分配能令企业有更多的经历进行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着重污染企业改善技术，减少排污量。正如上文所述，欧盟采用的分配指标为阶段性的无偿分配及有偿分配。欧盟各国在一个历史阶段采用无偿分配，慢慢增加有偿分配比例，最终将配额完全以有偿分配形式交易。这样的渐进方式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体制的推进也逐步激发了企业的减排热情。
第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建设是关键。就立法层面而言，我国几乎没有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文法律。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仅提到了排污总量控制及排污许可制度方面内容并未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宜。直到2005年国家四部委联合通过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作为协调与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标准，但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该《办法》的效力层级以远远不能满足现阶段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需求，导致了碳排放权交易无法可依。在这里，笔者认为我们亟需一部专门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的行政性法规。其内容应包含碳排放权基础理论、排放交易规则、碳排放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纠纷解决途径及违法法律相关规定的惩罚措施等内容。依法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才能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第三，加大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上的监管力度是重要保障。碳排放权交易现普遍进入市场进行操作，加大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管力度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比如，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交易标的的审核与折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稍有纰漏就会引发窃取配额的行为。如果我们的环境保护部门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市场的整体调控中，掌握排放单位的真实排放数额，对排放配额交易进行跟踪和核实则会促进污染企业改善技术，真正实现减排目标。
碳减排建议篇6
1碳交易市场的产生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建立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三种市场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nternationalemissionstrading，iet)、联合履行机制(Jointimplementation，Ji)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三种机制的灵活运用直接导致了碳交易市场的产生。
国际排放贸易机制，是《京都议定书》允许附件Ⅰ缔约方(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交易碳排放配额(assignedamountUnits，aaU)，即某个缔约国将其超额完成减排义务的指标以贸易方式出售给另一个未完成减排义务的缔约国，并同时从卖方的允许排放限额上扣减相应的碳排放额度。
联合履行机制，是《京都议定书》允许附件Ⅰ缔约方之间以项目为基础的一种合作机制，即减排成本较高的附件Ⅰ国家通过在减排成本较低的附件Ⅰ国家实施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以获得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单位(emissionReductionUnits，eRU)用于履行其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而东道国则可以通过项目获得一定的资金或先进的低碳技术以促进本国低碳经济的发展。Ji的特点是项目合作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允许附件Ⅰ缔约方(即发达国家)与非附件Ⅰ缔约方(即发展中国家)之间以项目为基础的一种合作机制，即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以获得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cationemissionReduction，CeR)①，从而完成其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以促进本国的低碳经济发展。
《京都议定书》为180多个签约国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和限排目标，使得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称为碳资产)。由于拥有先进低碳技术的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的成本高，而低碳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减排成本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减排成本差。另外，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发达国家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权供应能力相对较大，国际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京都议定书》不仅为碳排放权创造了交易需求，同时还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运作提供了一整套基础性制度框架，为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市场化手段。
2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全球碳交易市场体系)
除了《京都议定书》创造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之外，为促进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部分地区和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英国排放交易体系(UK-etS)、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温室气体减排体系。我国于2005年开始向国际碳市场供给碳信用，发展至今已在国内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排放交易体系。
2.1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etS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交易体系，在世界碳交易市场中具有示范作用。eU-etS涵盖了所有欧盟成员国，另外，一些非欧盟成员国(如瑞士、加拿大、新西兰、日本等)也自愿加入。此外，通过双边协议，该体系也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排放交易体系实现兼容。eU-etS是根据《京都议定书》提出的碳交易机制建立的，是一个强制性减排配额市场，属于典型的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Cap-and-trade)。eU-etS对成员国设置排放限额，各国排放限额之和不超过《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排量。eU-etS的建立和成功运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eUetS通过市场确定的碳排放权价格已经基本反映配额供需状况，逐渐为低碳领域的投资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eUetS在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实践和理论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示范作用，并对进一步加速全球碳市场的融合和建立起到促进作用。
2.2英国排放交易体系
UK-etS始建于2002年3月，是全球第一个国家性排放交易体系，英国政府和6000多家公司达成气候变化协议，给各公司制定了能源目标，满足目标的公司可以获得气候变化税中80%的退还。公司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UK-etS，购买碳配额指标或出售公司超出减排承诺的配额。从2007年1月开始，UK-etS的参与公司可以选择加入到eUetS，从此，UK-etS可以看作是并入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2.3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美国在联邦层面并没有建立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Cap-and-trade)体系，对各州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是美国局部地区早已经由私人企业和组织发起了自愿参与性质组建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CCX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自愿参与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交易所的会员自愿但从法律上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产品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配额(GreenhouseGasemissional-lowances)、经过核证的排放抵消额度(Certifiedemissionoffsets)和经过核证的先期行动减排信用(certifiedearlyactionCredits)。目前，CCX目前已经拥有比较完备的碳金融产品，既可以进行碳信用现货交易，也可以进行碳期货交易，其提供了多样化的交易产品，供会员资源选择。CCX是全球第二大的碳汇贸易市场。目前美国碳市场已经较为成熟。
2.4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
该体系是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于2003年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nSw的电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门，将他们在提供或消费电力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减少到为其规定的基准水平。该交易体系的参加者通过提交减排证来抵消其超过其基准的那部分排放量。这些证书由经授权的减排证书提供者制作并可用来交易。在每个履约年的年底，企业提交减排证书后超过基准的那部分排放被称为温室气体排放权不足，企业要为这部分超额排放量交罚款。nSw政府已宣布将该计划延长至2020年。
2.5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从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到现在，全国7个碳交易试点均已上线交易，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总量将达到约12亿吨，控排企业约纳入2000余家，成为继欧盟之后的第二大碳交易体系。我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计划于2016年试运行，配额由国家统一分配，局部省市先入场，未入场省市仍须完成分配的总量目标。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国际排放权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大都以国家或地区为基础，在市场制度安排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市场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跨市场交易，导致国际碳市场处于高度分割状态，市场效率比较低。这种状况给各国区域性碳交易和碳金融发展留下巨大的空间。
3碳交易与碳金融碳交易
本质上是碳金融。《京都议定书》使得iet下的aaU、Ji下的eRU和CDm下的CeR成为稀缺资源，使得碳排放权成为碳资产碳信用②，并成为碳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条件。正是碳交易市场的产生，带动了相关碳金融产品的创新、碳金融机构的成立和碳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介入，衍生出碳金融的概念。碳金融是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投融资及在碳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工具的总称。
根据碳交易市场上的交易产品、机制、场所和交易参与主体等可对碳交易市场进行分类.
根据交易产品的不同，碳交易市场被区分为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配额市场是以配额(即排放权指标)为基础的交易(allowance-basedtransactions)市场，指在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Cap-and-trade)体制下买卖双方交易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排放配额，如iet下的aaU、eU-etS下的欧盟排放配额(europeanUnionallowances，eUas)等，通常是现货交易。项目市场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project-basedtransactions)市场，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如CDm下的CeRs、Ji下的eRUs以及其他减排义务获得的减排信用交易额，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受排放配额限制的国家或企业，可以通过购买这种减排单位来调整其所面临的排放约束，这类交易主要涉及到具体项目的开发。
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分为碳排放权的需求者、供给者、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等四大类。碳排放权的需求者(即最终使用者)，主要是受排放配额约束的企业或国家，以及自愿购买者，他们根据需要购买排放权配额或减排单位，以实现减排义务，避免遭到处罚。碳排放权的供给者，包括项目开发者、技术开发与转移者、资金提供者等。最终使用者对排放权配额或减排单位的需求，推动了项目交易市场的发展。项目开发者进行减排项目的开发;技术开发或转让者专门从事减排技术的研究，向项目开发商提供可达到减排目标的技术;各种资金提供者寻求投资机会，或直接投资某个具体项目，或购买项目原始排放单位。三是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各类咨询及信息服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资产管理者以及金融机构(如交易所、交易商、担保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中介机构负责项目申报，对项目实际排放情况进行定期核实。金融机构通过运用结构性工具来为项目融资，或对冲项目所涉及的风险。咨询及信息服务机构为整个价值链提供填漏补缺似的服务，教育、引导参与者在碳交易中发挥得最好。四是监管机构，为碳交易市场提供制度框架，制定、分配(或拍卖)排放配额，制定减排单位的认证标准和程序，并对所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
碳交易中，碳金融交易工具主要表现为两大类：一是基础交易产品，即碳排放权，属于原生交易产品，包括aaU、eUas、CeRs、eRUs和自愿市场上交易的自行规定的配额和核证减排量(VerifiedemissionReduction，VeR)等。所有这些产品都是以吨Co2当量为单位，但基本都还不能进行跨市场交易。二是衍生产品。衍生碳金融工具是在原生碳金融工具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金融产品，包括远期、期权、期货、互换和结构化票据等。衍生碳金融工具的价值取决于相关的原生碳金融产品的价格，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调剂资金的余缺和直接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是管理与原生碳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暴露。
4碳定价机制
4.1碳定价工具
碳定价工具可分为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机制两大类。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碳定价工具之一，因为碳交易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能够发现减排和低碳投资的价格。通过提供气候变化领域的相关价格信息，如宏观经济形势和减排要求、供需双方的交易意愿、碳信用的稀缺程度等因素，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将资金这种稀缺要素配置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资金利用效益最大化的部门、企业和项目，使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另外，碳排放权的价格信号引导经济主体把碳排放成本作为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使企业或个人支付的减排成本向收益转化，激励企业或个人减排。并且，碳市场上的衍生金融工具还可以分散、转移和管理气候变化给经济发展、企业经营、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风险。
碳税，是对一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固定的税收价格，刺激公司以及个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碳税的税率是基于评估一单位的温室气体所带来的危害以及控制这种危害所需的成本。如果碳税的税率过低，企业和个人就会选择多排放和交碳税，控制减排的效率不会太高;如果碳税的税率过高，在减排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选择减少生产从而减少排放，这将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工作机会甚至终端消费者的利益。
4.2碳定价方法
配额交易市场具有碳排放权价值发现的基础功能，决定着碳排放权的价值。配额多少以及惩罚力度的大小，影响着碳排放权价值的高低。配额交易创造了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影响项目交易市场上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当配额交易价格高于各种减排单位的价格时，配额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就会愿意在二级市场上购入已发行的减排单位来交易，进行套利或满足排放监管的需要。这种差价越大，投资者的收益空间越大，对各种减排单位的需求量也会增加，从而会进一步促进低碳技术项目的开发和应用，更大规模的减排。
理论上，碳税与碳交易会产生一样的效果，因为碳税与碳交易都是给温室气体减排行为增加了经济价值，刺激企业或个人节能减排。如果对环境污染敏感度高，就需要确定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确定排放配额的多少以及惩罚力度的大小，因此碳交易相对就更有效率;相反，如果对减排成本非常敏感，那么就需要确定减排成本，确定碳税的税率，因此固定的碳税就更有效率。当前，碳交易和碳税并存的这种混合模式最为常见，将控排企业纳入碳交易体系(不对其征收碳税)，对非控排企业征收碳税。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来讲，碳税是碳交易的一个重要补充，碳税将非控排企业纳入到减排体系之中。
除碳税和碳交易之外，基于成果的融资(Results-basedfinancing，RBF)、ReDD+和自愿碳抵消也属于碳定价的范畴。(1)RBF作为一种融资手段，使用已核证的结果作为支付基础，包括减排或避免排放等不同指标。当使用某种建立在已有市场工具基础之上的碳指标，它就变成了直接的碳定价工具，这得到UnFCCC的公认。为了提高2020年之前的减排可能性，联合国气候大会邀请各方促进CeRs的自愿注销。在气候融资的背景下，为已核证的结果进行支付激励了私营部门的减排活动。(2)ReDD+是从森林砍伐、森林退化等方面减少碳排放，并且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经营和增强森林碳储量。如今，每年全球由于森林消失平均造成了3000mt二氧化碳的排放。用ReDD+所产生的碳资产为ReDD+融资，使ReDD+也成为碳定价的一种。(3)私营部门自愿碳抵消市场。如果一个企业在其生产过程中排放了温室气体，那么它就应当购买相应数量的碳信用额度来抵消自身的污染行为。销售碳信用额度的收入用来资助其他改善环境的项目或研究。对自愿碳抵消的需求是在合规之外的动机所驱动的，尽管如此，国际政策大事件和其他信息都会对自愿碳抵消市场的供求产生重要影响。自愿碳抵消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使其成为碳定价工具之一。
5碳交易与碳金融市场风险及应对
近年来碳交易与碳金融市场迅速增长的背后也面临着巨大风险，主要有市场机制风险、市场运行风险和违规操作风险。
首先，市场机制风险，包括配额供给风险和市场链接风险。由于《京都议定书》计划在2012年到期，2007年巴厘岛会议、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就欧盟提出的具体减排目标(即发达国家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排放量减少25%至40%)均未达成共识，2015年巴黎会议是否会通过该减排目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如前文所述，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产生于《京都议定书》，所以，国际公约能否顺利延续直接导致配额供给风险，是未来碳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全球碳交易体系从属于不同的区域和政府管辖之下，碳市场高度分割，整个碳市场的流动性有望随着在市场间建立有效链接而得到提高。
其次，市场运行风险，包括参与主体风险、产品供给风险和价格波动风险。参与主体风险，碳市场是一个历史较短的创新领域，目前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市场主体对风险的识别和管理缺乏足够的能力。产品供给风险指的是碳交易金融工具供给风险。价格波动风险，即碳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风险。应对市场运行风险需要培养更多的相关碳交易市场业务的专业技术人才。
碳减排建议篇7
欧盟航空碳税并非是以碳排放为直接征收对象设计的碳税体系，其实质在于欧盟通过将所有在其境内机场起飞或降落的航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于二氧化碳排放超过规定配额的航空公司，需在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购买不足的配额，购买超出部分配额的费用即航空碳税。
一、欧盟航空碳税的法律性质解读
欧盟征收的所谓航空碳税是与其碳排放交易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致力于航空减排的经济手段，但欧盟所采用的总量控制下的碳交易机制与碳税共举的混合手段显示出了当今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运用经济手段的一种趋势，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方面，应当更加重视价格法而不是仅依靠量化法，如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总量控制与税收的混合方法能够将价格法（例如碳税）和量化法（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因此，就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而言，“也许最可信的方法是补充一种带有碳税支持的量化系统一个‘总量控制与税收’（cap-and-tax）系统”。气候问题的全球性和公共性的特点要求，一个有效益的政策应当使区域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减排的边际成本相等，欧盟航空碳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各航空公司的减排成本相对趋于一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对于国际航空业的减排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欧盟对于航空领域的征税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其合理性依然不能掩盖其不完全税收性质。欧盟碳税是建立在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础上的，目前欧盟所征收的航空碳税只是向免费配额以外的碳排放进行征税，而并不是对航空业的所有碳排放进行征税，这是否符合环境税收“双重红利”的思想还值得商榷。欧盟征收航空碳税的直接后果是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增加，而航空公司是否会将这个成本体现在机票价格中，还不得而知，“如果生产者用涨价的办法将这个额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双重红利’将大部分流失”，这就使得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弊端。
二、欧盟征收航空碳税的合法性质疑
（一）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违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航空运输业的减排亦应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制定相应的框架，即航空领域的减排亦应当从发达国家开始实施，而欧盟航空碳税并未根据这一原则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航空运输情况，而是将所有在欧盟区域内起飞和降落的飞机一视同仁都纳入其碳排放交易机制，这一做法显然是“共同”而未“区别”的。
为了履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3款和第5款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资金和技术，根据上述规定，欧盟致力于国际航空领域的减排，对于发展中国家其应当首先通过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航空领域的减排资金和减排技术，而不是将发展中国家直接纳入其减排体系之中。欧盟航空碳税既是对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否定，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在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应承担的主要义务。
（二）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违反《京都议定书》
首先，欧盟航空碳税不符合《京都议定书》解决国际民用航空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则。《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2款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分别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作出努力，谋求限制或减少航空和航海舱载燃料产生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的这一规定实际上为解决国际民用航空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基本路径，即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民用航空减排的框架措施。欧盟未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单边性颁布航空碳税来解决民用航空减排问题，与《京都议定书》的这一规定是相悖的。
其次，欧盟航空碳税不符合《京都议定书》中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规定。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第一承诺期不承担国际上强制减排义务，而《德班决议》所启动的京都第二承诺期，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依旧不承担国际上强制减排义务。但欧盟航空碳税实施的两个阶段是与京都承诺期相吻合的，这一时间内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的，欧盟航空碳税实质上是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了参与国际强制减排的行列，这一做法严重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第十条中不对未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引入任何新的承诺的规定。
再次，欧盟航空碳税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履约三机制。为了附件一国家更好地履行减排的承诺，《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排放贸易、联合履约、清洁生产三种灵活的履约机制。其中前两种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只有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履约机制。欧盟航空碳税并未从清洁发展机制的角度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因此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也违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三种履约机制。
（三）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违反《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第一，欧盟航空碳税不符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关于的规定。《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气空间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欧盟航空碳税将对在欧盟区域内起飞和降落的航班碳排放进行全程管辖，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航线在欧盟区域内的航班外，其他航线的航班飞行都将超出欧盟区域，也就是要经过非欧盟成员国的国家领空进行飞行，而欧盟对在飞越其他国家领空的碳排放进行管辖是对航班飞行途径国家的侵犯。
第二，欧盟航空碳税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飞经公海的规定相冲突。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12条的规定，在公海上空，有效的规则应为根据本公约制定的规则。但是依据欧盟航空碳税对航班飞行全程碳排放的管辖，对越公海上空的碳排放欧盟也有管辖权，“这不就意味着欧盟享有了应当由《芝加哥公约》享有的公海上空的立法权了吗”？
第三，欧盟航空碳税违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关于税费的规定。《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24条第一款规定，航空器飞抵、飞离或飞越另一缔约国领土时，在遵守该国海关规章的条件下，应准予暂时免纳关税。一缔约国的航空器在到达另一缔约国领土时所载的燃料、油、零备件、正常设备及机上供应品，在航空器离开该国领土时，如仍留置航空器上，应免纳关税、检验费或类似的国家或地方税款和费用。欧盟航空碳税，在缺乏多边条约或双边条约的前提下，均为《芝加哥公约》所禁止，换言之，欧盟所征收的航空碳排放税缺少国际民航组织宪法的立法依据。
三、中国应对欧盟航空碳税的法律路径
（一）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性立法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措施还是适应性措施，其涉及的领域都相当广泛，这种综合性的特征使得当前我国的任何一部环境立法都无法全方位规制因气候变化所产生的法律问题，这使得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规制显得较为零散，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背景下，我国急需制定一部专门性的《气候变化应对法》来统合当前气候变化对现行环境立法提出的客观要求。专门性的《气候变化应对法》应当是一部框架性的法律，应主要规定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标与基本原则、管理体制与基本法律制度，以及减缓和适应领域的主要措施等内容。
当前欧盟在征收航空碳税方面之所以占据绝对主动权，从法律的层面讲主要是依据其2008／101／eC号指令，并且该指令在其成员国内都转化成了相应的国内立法。而反观我国的国内立法，正是由于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相对滞后，使得欧盟在决定征收航空碳税后，我国的法律应对显得束手无策。从当前的国际背景和国内需求的双重考虑出发，我国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既是规制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也是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接轨的需要。
（二）加快碳交易制度从政策到法律的进程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我国顺应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制度保证，也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在节能减排方面的重要突破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部级正式文件中对国内碳市场进行表态。此外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也都明确将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任务。然而这些都是从政策层面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肯定，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从政策层面到法律层面的转化。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对我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欧盟的碳交易体系相当成熟，一方面我国缺少对于碳排放交易问题的法律规制，二者体系上成熟度的悬殊使得欧盟就此问题有机可乘，我国只有建立起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并将航空运输业纳入本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之中，才能以法律对抗欧盟的做法。在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冲击下，我国碳排放交易立法的步伐似乎应该加速向前。
碳减排建议篇8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机制；低碳城市；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F75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0)02-0050-04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提升环境质量的愿望也越来越高。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许多国家的追求，创建低碳生存环境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在这一趋势推动下，我国中央政府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营造绿色家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则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并积极开展了对外合作。例如保定、上海成为首批入选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两个城市；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落幕后，杭州、青岛等城市宣布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计划，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低碳城市”的发展建设无疑将会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退，企业生产还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政府财政资金趋于紧张，既要保增长，又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对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为应对全球变暖，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利用碳交易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建成了多个、多级别的碳排放市场，为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我国也在进行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工作，这些都为借助市场化的手段建设“低碳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与实践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为减少缔约方温室气体排放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机制(简称Ji)、国际排放贸易(简称et)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其中前两项机制适用于公约附件国家之间，而清洁发展机制(CDm)则适用于公约附件Ⅰ国家和非附件Ⅰ国家之间。由于附件Ⅰ国家可以通过三种灵活的机制，以交易转让或者境外合作的模式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权。这样，就能够在不影响全球环境完整性的同时，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全球减排成本效益最优。《京都议定书》之后，发达国家相继成立碳排放交易所，发展中国家也借助清洁发展机制，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碳市场。欧盟和美国是碳排放交易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案例，其实践经验对中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欧盟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践行者。为了帮助其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做准备，2003年6月，欧盟立法委员会通过了“排放交易计划(emissiontradingScheme，etS)”指令，对工业界排放温室气体设下限额；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交易体系――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涵盖了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且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和挪威也决定于2007年自愿加入eUetS与欧盟成员国进行排放交易。在该交易体系下，人们采用的是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管理与交易模式。其做法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企业将从政府那里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欧洲排放单位(eUa)，而所有企业的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度，那么它就可以将剩余的额度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以获取利润；反之，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欧盟的排放交易制度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2005～2007年，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在第一阶段，共有21个欧盟成员国参加。根据“总量控制、负担均分”的原则，欧盟规定至少将95％的配额(eUa)免费分给企业，剩余5％配额采取竞拍的方式分配。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超标1吨，将被处以40欧元的罚款。2008～2012年是第二阶段即正式实施阶段。会员国所释出的排污权有90％必须免费分配给各厂，10％配额采取竞拍的方式分配，罚款额涨至100欧元，吨；通过与Ji和CDm项目的接通，市场规模扩大到欧盟以外的国家。
目前。欧盟正在进行的是“排放权交易计划”第二阶段，由于在试运行的第一阶段，各国向其企业签发了过多的排放许可证，使企业缺乏减排动力，导致二氧化碳市场碳信用通胀，从而遭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批评。在正在实施的第二阶段中，欧盟就明显加紧了配额的限制，并且试图将该体系覆盖到更多的行业中去，尤其是近年来排放增长迅猛的航空业。eUetS的交易量不断增长，2007年交易了不到10亿吨，2008年交易额达到28亿吨，占欧盟《京都议定书》气候贸易体系交易总量的80％～90％，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所。
(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家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交易平台，是京都机制以外的碳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由会员设计和治理，自愿形成一套交易的规则。交易所的会员自愿做出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以保证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能够实现两个阶段目标：做到在第一阶段(2003～2006年)，通过自身减排和购买其他会员多余的信用额度达到每年减少1％的排放的目标；并保证在第二阶段(2007～2010年)，所有会员将实现6％的减排量。交易所包含两类机构：一类是CCX的会员，即排放温室气体的实体；另一类是CCX的参与者，即替代物和流动性的提供者。每位会员公司通过减排或补偿购买达到各自的减排量，在维护大气环境稳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
CCX目前有会员公司200多个，主要来自航空、电力、环境、汽车、交通等行业，其中包括5家中国会员公司，交易产品涉及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
(三)其他碳排放交易市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贸易体系于2003年1月正式启动，它对该州的电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门规定排放份额，对于额外的排放，则通过该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认证来补偿。2007年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后，加快了碳交易的立法。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推动参议院通过一项含有11个具体法案的碳交易法案，希望碳交易从2011年开始覆盖全国75％的碳排放，这一举措将使澳大利亚成为继欧洲之后的第二个碳交易平台。
加拿大作为一个远远落后于《京都议定书》目标
的国家，于2008年5月30日成立了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其使命是向加拿大经济中参与解决空气品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许多部门提供价格透明度、环保整体性、低成本、广泛的准入和可靠性，促进加拿大的整体减排。
亚洲地区碳交易起步较晚，但正出现迎头赶上的迹象。港交所已经开始研发排放权相关产品，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日本也在进行碳排放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二、我国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上的探索
我国开展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最早是在1991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在16个城市进行了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工作。自1994年起又在其中6个城市开展了大气排污权交易的试点。这些试点可以看作是中国排污权交易的起步阶段。1997年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会和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合作开展了排污权交易研究项目，2001年亚洲开发银行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启动了由美国RFF和中国环境科学院联合执行的“So2污权交易制度”。2002年3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在7省市开展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排污权交易的示范工作。
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展，为我国积累了许多排污权交易的经验。但是客观来讲，这些项目的开展多是在政府主导下或者在企业内部完成的，多数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在这些交易中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相应的经济评估。近几年，我国开始逐步看清自己在碳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开始探索构建自己的碳市场。2008年相继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并于2009年11月17日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完成国内首笔基于碳足迹盘查的碳中和交易，开启了我国碳排放交易的先河。
三、对我国建设“低碳城市”的启示
可以看出，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我国也在积极探索建设国内的碳排放市场，这些都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以市场手段推动“低碳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创建区域内的碳交易试验平台。地方政府可以借鉴国内已有的排污权交易试点经验，在区域内进行以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为主的交易试点，随着试点交易的不断完善和推进，逐步推进节能量等其他创新产品的交易，并及时吸纳国际国内碳排放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下一步进行碳交易做好前期准备。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以及部级碳排放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必将逐步建立以省为单位的区域性碳排放市场，发展“低碳城市”的地方政府要以碳交易试验平台运行经验为基础，争取省内的区域碳排放交易中心落户本市，以此进一步推动其“低碳城市”的建设，并扩大其影响力。
2.构建完善的碳交易信息平台。碳交易市场一方面是与虚拟资本、金融创新、绿色技术、低碳信息咨询、新经济所需人力资源和教育培训等等相关的信息经济市场，另一方面是与低碳经济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市场相关的企业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市场。因此，只有构建真实而强大的信息平台，才能最终构建碳市场。地方政府要认识到构建信息平台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加快与国外先进交易体系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知识产权入股等形式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
3.建立碳交易的法律保障机制。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来自政府法律强制性设立的排放上限，同时碳市场的运行更需要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节能减排贯穿整个生产、销售和消费、使用、废气及回收、资源化、再利用的过程，上述各个领域对法制都有要求。只有在法制上对生产者、消费者和使用者以及再利用者的行为加以规定，并配合严厉的惩罚机制，才能保证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推进和碳交易机制的顺利实施。因此，地方政府要以国家法律为指导，加快制定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和保障碳市场运行的地方法规制度，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碳排放配额分配体系、监测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企业以及发电、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建设。只有制定并严格实施有关节能减排的法制规章，才能使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所约束，才能激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保证碳交易市场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良性运行。
4.完善市场化节能减排的配套政策。实践表明，运用市场机制，利用经济手段，能最有效地做到节能减排，但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政策。地方政府应积极配合国家资源品的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煤、油、气、电、水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运用价格杠杆引导企业节能减排。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将能源与环境的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决策中去，将节能减排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企业自觉地实施节能减排行动。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通过严格的土地、信贷、项目审批等政策措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同时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保证这些政策措施能够得以实施。
碳减排建议篇9
【关键词】碳关税作用机制建议
1.碳关税产生的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其中，由于大量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挑战。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提出了“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变化对人类造成的伤害”这一目标，包括欧盟在内的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发达国家拒绝通过此项协议，同时也不承诺承担减排义务。作为实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倡导方，欧盟各国纷纷呼吁政府对如美国和中国等未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以避免竞争力损失和碳泄露的发生。接着美国采取了相似的措施，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从2020年起，美国将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即碳关税。同年11月份法国政府即提出将以欧盟的削减温室气体的法律为基准，对在这方面的法律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排放税。法国总统萨科齐甚至提议，对该产品征收碳排放税的税率可定为17欧元每吨二氧化碳，以后还将逐步递增。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未雨绸缪，在碳关税被征收之前研究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从而能有针对性地减弱征碳关税的消极影响、扩大其积极影响。
2.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
对于碳关税的作用机制，我将从碳关税这项政策所包涵的内容出发，具体分析碳关税是如何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我把碳关税的内容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征收内容、征收对象、征收标准。其中征收内容是从征收的产品种类方面进行描述，征收对象从被征收的国家方面进行描述，征收标准是指碳关税的征收税率。
碳关税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对高耗能进口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其经济发展长期呈现以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粗放式发展特点。所以从碳关税的定义上来看，我国可以被征收碳关税的产品几乎涵盖了我国出口贸易商品的半壁江山，尤其是那些出口量大、碳排放强度高的行业皆在碳关税的约束之下，大大限制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种类。而且当实施碳关税后，发达国家就会对从我国进口的高碳产品进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检验，从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高碳产品检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否免征碳关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其已间接地对我国出口商品产生种类上的数量控制。
图1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
在碳关税征收的过程中，不论碳关税采取何种形式征收，其共同结果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征税越高，因而产品的价格越高，所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产品的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碳关税实施后，无论是我国高碳行业为了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而调整生产过程，还是为出口而直接缴纳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均增加了一部分可变成本。而成本的提高将导致产品在进口国的价格提高，价格的提高将进一步会降低该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力，意味着达到碳关税保护本国企业的目的，进而对我国出口的产品构成了价格上的控制。同时我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因成本上升失去价格竞争优势，导致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减少，进而又形成了对我国出口商品数量上的控制。
此外，碳关税的征收，使得我国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的其他供应国——碳关税条款规定的三类排除在清单之外的国家相比出口产品不再具有竞争优势，其中这三类国家主要是指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低于全球总额的0.5%以及针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减排措施与美国所采取减排措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凭此规定使高碳产品免征碳关税，从而造成我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面临缩小的可能。
综上所述，碳关税的征收会由出口贸易影响到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碳关税带来的压力可能导致大批出口企业转型或者倒闭，使我国出口贸易格局发生改变，同时也使得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出现波动，出口贸易是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之一，这种传导机制进而制衡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上述对我国出口商品种类、价格和数量的限制都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部分出口企业会通过增加科技投入，使产品实现免征碳关税。但是，随着发达国家每年减排要求的提高，碳关税的税率必将不断提升，因此待技术改进后又会形成新一轮的价格、数量上的控制。最终达到发达国家设置低碳贸易壁垒的目的。
3.我国应对碳关税的政策建议
3.1国内层面
首先，我国应努力营造低碳经济的生态环境，将节能减排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将减排指标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去。其次，我们应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一方面，我国应大力推进新能源建设，增加对低碳前沿技术研究的政策扶持力度。另一方面，我国应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我国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再次，我国应对国内企业开征碳税，这是我国应对碳关税的最直接的手段。朱永彬、刘晓、王铮对碳税的模拟结果也显示，碳税的减排效果较碳关税的减排效果要好。最后，我国应扩大内需，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化为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3.2国际层面
首先，我国应积极利用wto现有法律机制应对碳关税，以wto的相关准则为依据，重点阐述碳关税的不合理性。其次，积极参与包括碳关税在内的国际多边协定中环境条款的讨论和谈判，制定互利共赢的新规则。比如：在未来碳排放国际标准的制定中，我国仍应该坚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争取确立有利于我国的碳排放标准。最后，我国还应加强新兴市场的开发，实现贸易战略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1]叶莉、翟静霞.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经济效应分析[J].天津大学学报，2012，，14（2）：134、135.
碳减排建议篇10
“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两会期问，江苏省工商联向大会递交的一份提案，呼吁政府要积极推广绿色低碳建筑。绿色建筑的核心内容是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环境保护，综合住区减碳、公共建筑与商业建筑减碳和生产、施工过程减碳等三项，每年可减少的碳排放量约为14亿吨左右，节约的费用达到7000亿，甚至近万亿元。
江苏省工商联认为，推广绿色低碳建筑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强力支撑，建议对符合绿色低碳指标的新建住宅小区，实施税收、规费减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促使房地产企业也必将更加重视项目的品质，主动应用绿色低碳技术。其次，要加强管理。建议政府有关管理机构要对建筑设计方案在施工图完成后通过详细的模拟计算，对建筑本身、能源转换及设备系统、可再生能源这三项与建筑节能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评估，通过节能评估后开发商才能获取开工许可证，准予施工建设。
江苏省政协委员袁亚非认为，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具有江苏特色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碳交易平台是当务之急。为此，江苏省政协委员建议建立江苏省碳交易制度和碳金融。建议由江苏省委、省政府挂帅，成立低碳经济研究机构，开发低碳交易机制研究，以建立市场机制为目标，尽快完成江苏省的碳交易制度建设。同时通过地方性法律法规，将“碳排放权”构建成一种抽象的、可分割的、可交易的法律权利。江苏省政协委员还建议江苏省碳交易所同时引进基于项目的交易和基于配额交易这两种交易类型，建立基于清洁发展机制和基于配额的交易所运行机制，以启动本地区的碳交易需求。
研究、探索、建立江苏省的碳排放统计和计算方法。江苏可以依托地方的科研优势，集中专家、学者，以科研攻关的方式，研究、探索、建立江苏省的碳排放统计和计算方法。
江苏省政协委员卫道兴则提议建立“低碳城市”。他说，“低碳城市”，指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管理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目前，国内有20多个城市已经在着手规划低碳生态城市空间或卫星城，越来越多的城市投入到低碳生态城和低碳城市空间建设实践中。
卫道兴建议，江苏应着手对市内大型公共建筑进行普查，试点先行，构建公共建筑单位与节能技术公司的交流平台，有重点地推进既有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工作，研究参与碳交易的模式与途径，并结合旧城区出新和老小区环境整治，推动既有住宅的节能改造工作。营造低碳城市空间，将江苏省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率先打造成为“节能环保示范市”。
今年的两会上，不少委员都围绕“低碳”这个话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江苏省政协委员、太仓科技创业园董事长曹一清也专门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加快落实正在部署的低碳城市、低碳经济示范区的建设试点工作，尽快探索总结出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进行全省推广。
“发展低碳经济是势在必行的。”曹一清认为，江苏是工业大省、能源消费大省，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制定低碳产业规划、设立试点“低碳城市”等，但还要继续推进，抢抓先机。曹一清建议，尽快制订出结合江苏实际情况的减排路线图和低碳产业发展战略图；尽快制订扶持低碳产业发展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土地批租优先政策，进行产业导向等，还要推行“低碳”生活方式，而转变观点要从政府做起，要重新考量“亮化工程”，提倡“必要亮度”与重点景观亮化，反对“盲目亮化”、“政绩亮化”。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则建议，在上述已经开展低碳城市试点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发展情况，选择生态环境较好、污染排放较小的部分城市作为试点“低碳城市”，选择生态建设较好的工业园区，升级打造成“低碳经济示范区”，选择石化、冶金、建筑、交通、电力等重点行业中的重点企业培育“低碳经济示范企业”。
目前，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热点，全球新趋势，并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战略行动。据报道：英国提出到2050年建成“低碳经济社会”。日本作为推动“低碳经济”的急先锋，正致力于发展“低碳技术”，投入巨资开发利用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德国环保技术产业有望在2020年赶超传统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美国制定了低碳技术开发计划，投入巨资研发从生物燃料、太阳能设备到二氧化碳零排放发电厂的环保技术。2008年6月5日，以“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为主题的第37个世界环境日庆祝活动在首个倡议进行碳减排的国家――新西兰举行。结合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中国将今年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确定为“绿色奥运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国内各主要媒体在这期间着力宣传介绍席卷全球的低碳经济，以提高全社会的节能环保意识。一场低碳经济争夺战，悄然在全球打响。
为推进节能减排，建设环境友好社会，早在2006年1月4日，国务院就了《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了所有对小排量汽车的限制要在2006～3月以前彻底清除。随后，北京、上海等城市在小排量汽车行驶线路方面的限制已经被基本解除。去年底，由中直管理局和国管局联合下发的名为《关于做好中央和国家机关节能减排工作的紧急通知》又明确：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切实做好公务用车节能减排工作”、“带头使用国产自主品牌、小排量，经济环保、手挡变速的汽车”、“除特殊需要外，原则上不配备越野车”。按理，小排量汽车销量应该有大幅度上升。随后的调查显示，有8成以上的消费者都表示，国家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意见和北京等城市解除对小排量车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让他们更加倾向于选购小排量车；其中有近4成的消费者指出，以前犹豫不决但新政策坚定了他们买小车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