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1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137-02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新时期我国提出的治国方略。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重视法制建设，即依法治国；要增大道德建设，即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是党与国家领导人总结国内外经验而进行的科学论断，是对治国安邦宏观规划的创新与完善，是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的新贡献。将法治与德治妥善结合，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此治国战略的内涵，了解两者结合的重要根据与内涵联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是重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构建装起适应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与道德体系。以法制宣传、执法及立法为主要方式，推动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分析两者结合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落实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策略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内涵
（一）依法治国的内涵
法律是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构，根据立法程序制定的文件。通常而言，法律规定的是国家制度、公民基本义务及权利等根本性问题，法制也叫做法律制度，将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是开展依法办事的原则之一。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在社会生活与国家活动中显示出民主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做到法律完善、严格执法、严究违法者责任。“法治”是治国之道，其概念有悠久的历史，随着不断的实践与发展，逐步丰富其内涵。“法治”既要为制止滥用职权提供必须的法律依据，也要保证政府能维护正常的法律秩秩序，让人们获得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依法治国是现念中的法治，民主既是其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其精神思想，依法治国主要内容是所有人民围绕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宪法及各种法律规定，借助不同形式与方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文化事务，确保国家各部门的工作顺利进行，进而达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与制度化，此法律及制度不随着领导的改变成出现变化，不因为领导的注意力与意见的改变而出现变化。
（二）以德治国的内涵
以德治国是一种思想与治国之道，最先是儒家提出的，即礼治和以政为德，实质是提出“人治”的理念。虽然此思想有局限性，但其主张通过“礼”来感化与引导人们，以教化的途径治理国家与社会。目前我们主张的“德治”，不但继承有价值的理念也客服其局限性。其具有特定的内涵，是治理国家与社会整体活动的重要环节。德治与法治是相互联系、彼此对应的，法治是一种政治建设而德治是一种道德建设，法治体现出政治文明，而德治体现出精神文明。德治是治理国家与社会过程中，重视道德建设，全面体现出道德的作用，逐步增强党员干部的道德程度，全面增强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进而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德治是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的规范体系，是生活意义、文化形态和实现道德价值的重要方式。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
（一）法律与道德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
道德与法律在某种层面上是相同的。法治是明文规定的道德，以强制性与权威性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法律，运用劝导力与说明力增强人民群众的道德与思想觉悟。应该说国家治理过程中，法治是“硬件”而德治是“软件”，法治是强制性、有形性的体现作用，设计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梗概，德治是非强制性、无形的体现功能，能有效的补充与强化法治作用，德治与法治是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法治的程度彰显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德治的程度彰显出制度的深度与活力。在进行德治期间，一般运用教育方式，但教育不能面面俱到，加之人们道德水平的差异，思想觉悟也不相同，借助教育难以获得成效时，要遵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由于道德属于软约束，自身强制力较差，所以要以法律的强制力，去掉社会发展不利因素，进而促进与保障了道德。
（二）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标志
法治包括平等、自由、秩序等要素，其中平等维护公民尊严、自由提高创造力、秩序增强稳定度。法治可以建立起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和正常是非观。优秀的社会道德可以减少司法成本，在人们坚持社会道德的基础上，更容易建立起和谐的社会风气与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形成优秀的社会风气，让人们认可的道德成为法律，既能让法治社会更加有效的限制公权力，也可以形成广泛的社会自由感、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道德文化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而法治建设则为建设道德文化提供全面保障。道德与法律相互影响、互相辅助，体现出法治社会的明显优势。
（三）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分析中外治国经验的成果
就历史经验而言，德治与法治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独具特色的作用，只有将二者妥善的结合在一起，国家与社会才能治理有效、健康运行。我国历代思想家都对此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孙子指出要“宽猛相济”；荀子认为应该“隆礼而重法”；董仲舒（汉代）提出“阴为刑、阳为德”；唐代后信奉“立行以明威，制礼以崇敬”，宋代直至清代都重视德法合洽，彰显出法治与德治相互结合理念，经广泛的实践而被证实是有效的。在全球范围内，社会治理成绩较好的国家，都是将法治当作是治国的重要原则，也重视通过道德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一定将道德与法律的力量、德治与法治作用全面结合起来，将他律与自律相结合，让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全面发展、共同进步。
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策略
（一）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
《宪法》是我国根本法，体现党率领人民群众在民主革命、社会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获得的成果，在人民与历史的选择中建立起我党领导地位。我国基本法治国情与政治国情是坚持共产党执政与领导，将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党的领导有机结合是建设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经验。否认共产党领导，既难以建设法治社会，也会让国家陷入分裂与动乱的局面中，人民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十八大会议明确阐述，社会主义与党领导的宗旨是相同的，在党的领导下厉行法治，全面促进社会与国家法治化。逐步完善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工作机制与制度，健全法治政策方针及决策程序，在开展依法治国过程中要统一部署、统一领导、协调统筹，健全党委决策机制。
（二）转变执政风格，注重德治法治相结合
尽管我国法治建设逐步深化，但千百年的封建意识仍影响当今社会，官僚作风与意识仍有所体现。如部分领导干部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犯罪行为，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究其原因是人治的色彩过于浓重，所以要向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方向转变。首先要重视监督与约束权力，对干部用权进行限制。其次法治是硬权力，德治是软权力，硬权力导致服从，软权力导致认同，两者相结合不可偏废，并建立起科学的结合机制。再次德治与法治相需要每位领导干部有效的通过硬权力建立软权力，严于律己、修身、用权，脚踏实地的完成每件事。最后领导干部既要建立法治思想，也要具有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的风范，让社会治理机制逐步符合德治、法治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三）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
第一，各级政府要借助宣传工具让人们建立起道德意识，在群众中定期举办德育活动，引导、支持民间组织与机构开展道德教化活动。第二，政府要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中培养教师及学生道德意识，让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习惯。第三，各种媒体要积极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在舆论领域建立起支持道德建设的导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传播方式更加便捷与多样化，很容易将不道德行为放大，影响德治建设。所以把握好媒体传播源头至关重要。世界很多国家以法治增强与保障社会道德水平，如新加坡的法制特别完善，其现行400余种法律，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管理公共秩序、赡养父母到国家决策，都以惩罚对人们行为及社会规范进行约束。在道德教育领域，以学校为主渠道进行道德建设，体现出社会与家庭的功能，举办各种活动，让社会建立起和谐的道德环境，为社会治理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
（四）以德才兼备为用人选人标准
拥有良好的道德可以推动法律建设。如果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缺乏良好的道德意识与道德修养，人民群众道德水平较差，法治建设缺乏道德基础，则会影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制度方面的惩罚与约束只是在事后实施的纠正与惩罚，补救已产生负面影响及恶性后果则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其效果也低于事前约束与防范。所以，在用人选人方面一定要重视道德，以“重视品德、德才兼备”为基本原则，有才能而无道德的人员坚决不能录用。可以考虑以儒家思想的廉、耻、忠、义为用人理念，选择重视效率、廉洁奉公的公务员为群众提供服务，将品德考核列入公务员考核制度中。
（五）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及执法力度
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2
【论文摘要】理解法治和德治的深刻内涵，是全面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基础。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在我国提出以来，法律和道德如何统一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则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这深刻揭示了法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什么深刻内涵，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者应当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就是本文要关注的焦点。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
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而法律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道德基础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作为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分，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内涵，法律是基本道德要求的制度化，是道德体系的依托和后盾。良好的法律本身就能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而目，法律规范不断从道德规范中吸取营养；道德规范又以法律规范为底线和保障，使那些突破防线的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礼会公序良俗的认可。这些法律规范自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当然，法律和道德有所区别、不可混同。法律允许或禁止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行为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正，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
道德和法律各优缺点，如果能紧密配合，就可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因此，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要重视加强道德建设，反之亦然，使之相辅相成。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高度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第一、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德治是立法的思想基础。良好的道德规范不但为立法法律确定了基本价值，也是评价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恶法”是非常危险的。其次，德治是守法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守法自觉性的强弱。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生作用。
因此，“依法治国”能否顺利进行，与人的自觉自愿意识和道德素质高低以及“德治”思想是否深入人心是有一定关联的。最后，“德治”是执法的思想保障。良法的实施，不但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也需要执法人员的切实执行。由于法律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法律适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再完备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德治拥有法治所不具备的灵活性，所以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德治就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第二、法治为德治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道德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其强制力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不能以法律的制裁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道德亦具有差别性。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道德价值的判断存在差异。而法律是经过严格选择，既从社会上大多数人道德水准的实际出发，又指引着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并因其强制性而使得法律既源于道德同时又高于道德。所以，依法治国能以其明确性、制度性和强制性弥补了以德治国的不足，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治来推进德治。
由此可见，没有法治，不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稳定就没有保障。同样，如果放松道德建设，就没有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心。所以只有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作用，才能进一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
法治和德治在国家实践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两者的地位问题，能否认识到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式。结合我国的现实，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当这样结合起来：将依法治国和建设丰十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将以德治国作为一种重要治国方式，以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法治必须居于根本地位，其原因包括：
第一，就哲学依据而言，这是由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不平衡所决定的。法治和德治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手段，可理解为矛盾的两个方而，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区别。法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显然是由法治(作为治国根本方式的法律)决定的。
第二，就实践依据而言，德治不能作为治国的根本方式。因为德治强调人格权威，而不是制度化的法律权威。将国家和社会地命运寄托在统治者个人品质的好坏及才能的高低上(如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明君、贤臣、清官情结)，这必然会导致人治甚至专制。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德治这种治国方式摆在合理的位置，它就能成为支持法治的重要力量并与之相辅相成。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也能充分发挥社会规范系统之综合优势和功能因而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就现实的法治对德治的作用而言，厉行法治为推行德治提供了方向性保证、制度规范和秩序保障。一是法治保证了德治建设的根本方向。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地位、原则、核心和基本要求，为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明确了方向。二是法治以其强制力为社会确认了符合道德要求的制度规范。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期，旧的道德规范体系已被打破，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容易在道德领域出现一定的紊乱无序状态；更由于小生产的习惯和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社会生产仍存在巨大的惯影响，因此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如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尊重个人权利、遵法守约、正当竞争等)，难以短期内自发形成，从而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确认下来，使之成为人们的法律义务，从而加速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三是法治创造了道德风尚形成的良好秩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道德风尚，但是它的形成、巩同和发展不能仅靠教育，必须借助法治的引导、评价、强制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进而巩固和发展新的道德风尚。
第四，就维护社会稳定而言，德治的威慑力远不及法治的威慑力。社会稳定，是指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科技教育以及对外交往，均依法有序地发展，全国政治局势安定团结，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在这种状态巾，人们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之内，有基本的安全感，其人身、则产和民主权利有安全的保护。
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德治法治良法善治道德教化法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5）0-1-0039-05
如果说把“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十三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写入十六大报告，标志着这一提法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那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之一，则标志着我们在治国方略上的高度自觉。本文仅就以德治国对于实施依法治国、推进良法善治社会进程作些探讨。
一、以德治国是良法菩治的基石
第一，德法相辅相成的关系决定了道德建设是实现依法治国目标的基础。道德与法律一样，都是用来规范、约束人们行为的手段。作为调整人们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两种手段，道德与法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首先，二者调整、控制社会关系的方式不同。道德的约束是一种内在的自律，而法律的约束则是一种外在的他律。另外，道德与法律调整人们行为的范围和进程也不相同。法律所要调整的只是人们某些特定领域的行为，而道德则对任何涉及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给予评判；法律惩恶只对人们的行为后果发生作用，而道德的劝善则贯穿于人们行为的整个过程，包括行为前的动机，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其次，道德与法律又相辅相成，道德是法律的内在支撑，法律是维护道德的坚强力量。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目标上一致，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社会功能上彼此补充，在调节范围和调节手段上互为依靠。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是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或者说是人们内心的法，而法律的实质和规定性就是自由意志。我国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也指出，道德使法律更善，增加了法律的德性；法律使人们对待社会道德问题更加客观，增加了道德的理性。正是德、法的这种关系，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汉书・刑法志》）一直是重要的社会治理理念。道德与法律的这种辩证关系决定了“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才是良法善治的基础。
第二，我国数千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德治是法治必不可少的条件。将重道立德作为立身之本、治世之道，是我国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的优良传统。重道立德的根本途径是推行道德教化。尧舜时代“刑法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尧帝曾命令舜推行“五典之教”，教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虞舜时代就设立司徒之官，执掌教化，“教以人伦”。
我国历史上最早注意到统治者的道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是西周的统治者，尤其是周公。他们从商朝灭亡的教训中认识到，尽管天有意志，“天子”是上天派到人间统治百姓的，但天命可以变化，只有那些有德之君才能得到天的佑护，故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基本政治主张。“德”的要求包括敬天（恭行天命）、敬宗（尊崇上天和祖宗的教诲）、保民（爱护天下百姓）的治国之道。与“以德配天”的主张相适应，西周统治者还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提倡以德治教化去感化管理民众，以德服天下，慎重、宽缓地实施刑罚。西周统治者把“明德”放到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德治和德教问题，认为“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战国策・秦策一》）。强调“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看成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子L子将道德看得比政令、刑法更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法家亦然，管子将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商鞅虽认为“法”是国家的最高权威，但同时也指出了道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辅仁者，心之渎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商君书・新令》）。法律惩罚的目的是要“辅仁”，“刑”只是实现“仁”的手段。韩非也强调“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韩非子・二柄第七》）。他赞同老子“重积德，则无不克”的观点，认为治人事天治世的关键也在于“重积德”，他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战易胜敌，则兼有天下；论必盖世，则民人从”（《韩非子・解老第二十》）。
除了理论上的认识之外，当时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也引起人们对德法关系和治国策略的反思。商鞅、韩非、李斯帮助秦国变法图强，秦国国力大增，终于吞并六国，完成了统一霸业。按说这样强大的秦帝国应该长治久安，但秦王朝却只存在了十多年的时间便二世而亡。汉朝的统治者对秦朝的治国方略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陆贾总结秦王朝以严刑峻法作为治国之策终致亡国的教训后向刘邦提议，运用黄老学说，抛弃法家的重法思想，重视德治。他说：“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陆贾：《新语・道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汉高祖到汉文帝、汉景实行了“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基本国策。此后，贾谊也向皇帝建议，吸取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教训，实施“德刑相济”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经济经过七十多年的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时国力日盛。董仲舒在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德主刑辅”的国策，他说：“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辩在人》）.“诛恶”只能使人“畏法”，但不可“劝善”，不是治本之策，只有“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春秋繁露・基义》）.实行德治，加强教化，并辅以刑罚，才能长治久安。
三、以道德建设推进良法善治的着力点
正因为德治是良法菩治的重要保障，因此上述方面都是应该努力做好的工作。除此之外，还必须在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澄清以德治促进良法善治过程中存在的几个误区。在德治与法治关系上一直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提倡德治会削弱法治、否定法治；也有人认为，提倡德治会导致人治。这些认识误区已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了这一治国方略的认同和实施。实际上，我们的德治与封建社会的德治存在本质的区别。其一，我们坚持的德治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德治，不是单独实行的德治，两者互为基础、互为支撑、相互促进。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对于国家治理来讲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其二，这种德治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德治，是与“人治”根本不同的德治。其三，德治的主体也不相同。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而不论“法治”还是“德治”，实际上都是不受约束的君主的个人之治。虽然春秋时期就有了成文法，而秦朝更有了系统的成文法《秦律》，此后各个朝代几乎都有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但中国古代却没有“法制”，更没有形成法治社会。法家虽强调法制手段，但即便是秦国，也不是法制国家，因为整个国家的治理不是法制。譬如虽然清统治者多次声称“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大清律中也确实没有关于文字狱的直接条款，但从康熙到雍正、乾隆等帝王几乎都实行过“文字狱”，而且所有文字狱都是按最严重的谋反大逆罪名定罪，且处极刑并株连最广。与封建帝王人治不同，今天的中国，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依靠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主体。
第二，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社会，虽然强调“法治”的统摄性作用，但是绝不能忽视法治背后“道德力量”的支撑。《决定》特别强调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从人类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发展史来看，这种拥护和信仰均源于人们对道德的忠诚笃守和期盼。法律和道德虽然共享同一价值系统，具有目标导向层面的一致性，但在价值序列中道德比法律更具优先性，因为法治建设表面上体现为“命令、规范”，但深层次却内含着对平等、正义等道德的追求。法治每前行一步，都需要从道德发展系统中汲取资源和营养，法治理念、价值、方法等均离不开道德理念及其教化力量。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也告诉我们，文化系统中包含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子系统.其中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源泉，制度文化始终积淀着相应时代的精神文化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德属于精神文化，法律属于制度文化，道德是法律背后的“价值源”，法律制定及其执行始终都内隐着合理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因此，唯有制定合乎道德的良法，以道德文化滋养法治精神，才能在广大公民中真正树立法制的权威，依法治国才能获得高度认同，才能取得善治之效。在现实社会中推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深刻明白，要完善法治建设，就必须重视本民族道德资源的开掘和利用，保持高度的道德文化自觉，以道德建设培育法治精神，涵养法治文化，让法治在道德生态圉中获得正当性认同，如当前传统节日休假制度化、“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等法制建设行为，均源于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如爱国、孝敬长辈等的敬畏和自觉。
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关系；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209-03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关系现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的基础，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南针，高校必须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培养政治合格、道德高尚、专业优秀的合格公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国家和社会对高校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预设和规划。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涵盖了高校人文社科教育的全部，大致包括心理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其内容具有层次性、顺序性、交互性、综合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系，会受到社会变革、教育环境、教育对象的制约。同时，它也是一个极具逻辑的结构系统，与受教育对象的综合素质、认同能力是相适应的。
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公民教育的重要前提和途径。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两者的关系存在着争议。
现实的情况是，在改革以前，法制教育基本上处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控制下。在开放以后，法制教育才逐渐从形式上被重视起来。但依然处于道德教育之下的附属地位。
道德教育，因传统沿袭，中央和教育部一直都很重视，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位置。法制教育的位置相对尴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法制教育的政策文件，无论是1985年，全国人大决议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展开普法通识教育；还是1987年，原国家教委明确将《法律基础》作为独立课程列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甚或是1995年，原国家教委单独就法制教育发文，要求加强学校法制教育；而最终于2005年教育部、又将《法律基础》和《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课程合二为一，终成《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至今。法制教育始终与道德教育如影随形，没有从本质上被重视起来，无论是从课程教学方面，还是从高校重视程度，以及在大学生生活实践中，均处在形式的重视中，雷声大，雨点小，法制教育的实效性较差，主要表现在：其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频发和大学生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其二，法制教育依附于道德教育，高校内部法制建设形式化，学生自主管理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大学生民主法制建设推进缓慢。其三，法制教育的课堂教学时间少，而且得不到保障，法制教育实践教学缺乏，常常流于形式。其四，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法制教育的平台建设，环境氛围的构建缺乏。其五，政府重视度存在，但行动乏力，社会、媒体关注和宣传力度不够，学术机构理论研究不足。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关系检析
道德和法律同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控制和调整人们行为关系的规范，二者的逻辑关系应是独立、并列的，但存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常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联系与差异也缘起于法律与道a的联系与区别。
（一）法律和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定公民权利和义务，是调整公民行为的社会规范。而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另一种形式，规制公民的义务，依赖于社会舆论实施，它是公民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和原则的总和。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马克思认为，法律和道德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受到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服务。二者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是一致的。其次，法律和道德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法律贯穿着道德精神，道德的诸多内容又是从法律中汲取的。道德通过对法律某些规定的公正性和公正程度的评价，促使法律的废、改、立，使其保持法律的伦理方向。法律则通过立法和司法，促使某些道德规范完善和发展，制约不道德行为。法律和道德的社会本质和服务方向是一致的，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培养和赞扬的行为。法律是道德的政治支柱，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石。
道德和法律的区别，道德是基于人性至善的观点而立德，法律是以人性之恶而戒行。从法理上讲，二者的区别存在五点。首先，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用成文的规范形式表达出来，按照程序实施的。而道德是以社会意志出现的，它的存在形式有多种，而表现形式是社会舆论。其次，违反的后果不同。违反道德通常受到的是社会舆论的批评、谴责，这种惩罚是不经过程序，直接实施的。而违法是要按程序处理的。所以道德调节具有灵活性、普适性，这是其优点，也是其缺点，道德制裁没有确定性。其三，二者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不同。法律是通过为人们确定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调节公民之间的关系。而道德则是通过为公民指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义务而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则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其四，法律和道德调整的对象是公民有意识的行为。但法律主要调整的是公民做出的外在行为，道德则是要求公民的外部行为和内在动机都符合道德准则。其五，二者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同，法律的体系结构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制度系统，而道德体系结构则是个别的道德规范组织在一起，没有制度化。
（二）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联系和区别
大学生法制教育是法治模式下公民法制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其内涵是在国家主导模式下对公民的法律知识、法律观念、法制意识以及法治信仰的培育，法制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并引导其树立法律信仰的教育形式。大学生道德教育，是国家培育公民高尚的道德品质，形成道德习惯的教育形式。其内涵是对大学生有目的地实施道德影响活动，提高大学生道德觉悟和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品质，养成道德习惯。
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目的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培养人，塑造大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当代社会公民应该是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公民，法治公民和道德公民是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也是高校和大学生所追求的目标。但目的相通，并不意味着教育形式的相同，法律与道德本质的区别，注定了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相互独立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目标一致性，决定了二者相互联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所以，必须坚持一手抓法制，坚持以宪法为指导下的权利本位的法制教育，无论是法理信念、法治信仰，还是与生活联系紧密的部门法都要以有效方式给予宣传教育，使之深入人心，形成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意识；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注重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特别是优秀传统道德。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但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仅凭人的天性去行善往往是不可靠的，行为还需要借助法律规范来强制，进而进行教化。反之，只有法律的底限要求的不为，也很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道德的高层次为人的修养。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法制教育具有的普遍约束性和道德教育具有的层次性，要并行不悖，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应呈现出互动性与交叉性，在法制教育中体现道德精神，在道德教育中渗透法治元素，将二者的教育作用最大化。
其次，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异质性，决定了二者独立发展的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将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厘清，法制教育解决的大学生权利保障问题，认清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法律普遍性约束。道德教育解决的是大学生的修养问题，具有层次性差别。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不均衡，形不成教育平衡支点，对于道德教育重视，忽视了法制教育，重劝导轻约束，重自律轻他律，重扬善轻抑恶，其直接的后果是道德教育效果空泛。要改变这种状况，笔者以为，必须以法制教育的独立发展为前提，加强法制教育在思政教育中的分量。形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全员重视法制教育的氛围和环境，并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给予认真研究，以形成独立的教育科目。使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两个轮子走路，羽翼双飞，平均用力，形成合力，既避免道德教育的空泛又解决法制教育实效不足的问题。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德育教育的重视，削弱了法制教育的独特性和固有本质，使得法制教育缺失了超越的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方式――法治哲思，造成法制教育的德育化，这是弱化法制教育的特征。法制教育实质为普法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大学法制教育应是其中最为重要一环，如果法制教育忽略了法治思想的渗透，那么大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依然从道德考量，就会遵从于权威、人情和关系，最终会使得自身权利附属于权力。这和国家、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相悖的。弱势的法制教育一旦与强势德育教育结合，其后果很必然是依附于德育教育，使得法制教育效果呈现出道德教化的“高大上”，缺少了法制教育所应蕴含的法治精神。要改变这种依附情况，法制教育必须有其独立发展空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蕴含着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是相互独立的意境。二者在约束路径上是不一样的，法制教育是注重他律的教育，法治的本质其实也是在追求一种对秩序的认同，也就是对法治的认同和内化，强调的是从大学生内心中有一种所敬畏的边界，树立一种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加强大学生对法律在本质上的理解，侧重于对权利的彰显。强调他律，对于个体来讲，其所关注的是自己的外在行为合乎法律规定的约束，他律能够充分限制个体的为恶，最大限度地约束人的不良外在行为。法律规范表达的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普遍性要求。道德教育注重的是自律，道德教育基于人性之善，道德境界是分层次的，是逐渐向上的，对人的德性要求是分层的。一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是需要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其追求的道德层次会越来越高。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也是如此，其关心的是大学生自律情结，专注于义务的认同，在反思和自责的过程中，强化自新的修养，这是传统儒家文化“修齐治平”的精华，也是古代君子之德所追求的境界。
至此，大学生法制教育独立于道德教育的发展是合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目的的。
三、加强法制教育独立性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独立性发展，是由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法治社会所倡导的，摆脱隶属于道德教育的地位是由法制教育的特异性决定的。只有更好地独立发展，才能够更好地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作用。各高校应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强化法制教育的理论研究，加强法制教育的内容规制，制定具体措施推进法制教育。
第一，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体系建设。从教师的法律素养到学生法制教育目标以及法制教育目标考核给与明确化，大学要有专门的法制教育机构开展工作。
第二，强化法制教育的课堂教学，增加法制教育教学课时。创新法制教育课堂教学的教材和教法，增加上课时数，仅凭十几个课时很难谈及大学生法制素养和法制意识的培养，建议单独开设法制理念课程。要积极拓展教学时空，利用媒体、网络、社团普及法律知识和理念。
第三，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环境，建构良好的家庭法制教育环境，优秀的学校法制教育环境，积极的社会法制教育环境，健康的网络法制教育环境，促进国家对法制教育的重视，注重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树立大学生法律信仰。意识的培养不仅仅是课堂教学显性的教育，而且要从依法治校、依法治国的基本制度入手，加强媒体法制宣传，突出国家政府主导，社会全员参与，学校、社区家庭形成氛围，对大学生法制教育进行潜移默化的隐性渗透。
第四，注重法制教育的社会实践，构建法制教育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模式。法制教育是实践性的科学，需要全方位过程性的努力。要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实践教育模式，应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大学生现实生活的需要，从其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注重学校法制教育社团建设，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支持学生自治组织活动，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参与法治社会的体验和实践。积极培育家庭、社区、高校和社会容纳度，让大学生在实践中培育法制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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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5
本文首先总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其次分述了依法冶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一、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二、依法治国对以德治国和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三、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思想政治保证。再次论述了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二、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条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三、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所以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最后进行总结，不能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看待，应当形成一种有列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补关系，以方便人民。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治德治
同志早在2001年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重申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一论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概括，它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目标，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要求。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更不能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强调两者的结合，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两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现实，它对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有强烈的时代意义，深刻理解和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关系，也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载入国家根本大法，成为国家的最高法律规范。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立法机关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并形成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二，政府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第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司法，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才究；第四，全体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使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要是人民不能对以上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社会。所以法治还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公民们都应遵守这一法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该被看作奴役，法律是拯救。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统计方式或安邦治国的策略，更还是一种借助法律制度的运行，最大程度地正常释放其内在的精神价值功效，而使之进入人们的心灵和身体，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德治国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殿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道德强调人的自觉自律，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协调社会生活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以德治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德治。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基本社会调整手段，二者具有同一性。首先，二者具有共同的社会阶段基础和经济基础；其次，二者都体现了人民的政治思想，都体现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时代风尚。再次，二者有共同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它们都要创造和保证有利于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良好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人际关系和谐，人们生活幸福，都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第一，两者调整范围不尽相同。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第二，两者的具体内容不同。法律既规定人们的义务，也规定人们的权利，并重视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道德则着重强调人们的义务，提出许多要求，但并不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第三，两者的调整机制或方式不同。道德是一种“软约束”，法律既靠人们自觉守法来实现，也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通过外在的力量，强制人们遵守，是一种“硬约束”。道治“本”，“法治标”，两者各有优势，而同时存在不足或缺陷。法律本身来讲，由于其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利益矛盾的多变相比，具有制定迟缓和修改滞后的性质；其次，法律规范的封闭性使其缺乏广泛的渗透力；再次，法律更多是补救性的惩治，缺乏防治性的劝导；第四，法律和司法的不完美直接影响法律的效力，以道德本身来看，道德的约束是非常脆弱的；其次，现代经济社会高度利益性和多元利益的存在，社会主体在具体利益的引诱下，驱动下的行为选择往往忽视道德。因此两者的不足更决定了二者确实存在互补性。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以，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使法律和道德在内容上互相衔接，相互协调，在作用上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潮流、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同一性。(二)依法治国对以德治国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第一，在立法上，通过道德法律化保障道德规范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立法将一定的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即通过禁止性义务性的法律规范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规范，如婚姻法中的子女赡养父母、父母抚养子女并不得遗弃等规定，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直接模式。二是立法规定法律主体必须遵守一般的道德规范的原则，使一般的道德规范成为具有某种法律属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则。如民商法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三是立法规定准用性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国家立法的有利补充。如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不乏其做法。通过道德法律化，保障了道德规范的实现。第二通过强化执法和司法，促进道德规范的培植。缺乏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的一个盗贼横行、动荡不安、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里，公民的良性道德就难的形式，道德就缺乏有效的屏障和依托。第三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保护，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现代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存在不同利益要求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弊端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利用合同诈骗钱财、贪污受贿等等。社会主义法治通过制裁经济、民事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不仅惩治，教育违法者，还能起到教育和警戒其他社会成员的作用，使社会保持良好的道德风尚。第四，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是道的保障。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也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系统规定。如《合同法》、《民不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遵守公序良俗、商业道德、诚实信用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反映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教师法》、《法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中规定有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方面的内容，这些法律规定，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于传播道德，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三)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思想政治保证。首先，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标准和推动力量。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现实要求我们知心朋友从思想上道德保证切实遵守法律，同一切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低下，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长治久安。其次，社会主义道德制约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道德的自觉约束与法律的强行约束是否相制约，也可以互相转化，某些道德规范需要适时提升为法律规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实际，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而一些领域和地方，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出现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滋长蔓延。必须要实行法治。所以，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强化和实现法治。只有在衽法治的同时，实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依法治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
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巨大作用，也各有其显著缺陷。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能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因为第一法律与道德在起源和发展上有某些共同点。道德与法律均起源于风俗习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当文明开始以后，希腊人、罗巴人以及希伯来人的最初法律，只不过是把体现于习惯与风俗之中的他们前代经验的结果变为法律的立法而已。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这说明，某些法律是由道德习惯转化而来的。第二法律和道德都是用来维护和调整社会关系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中，有许多律令吸收了封建道德规范。我国魏晋隋唐法典中，除律令正文外，还附有“十罪”“十恶”的条目，其中的“数”、“者”、“睦”、“义”等，就属于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些道德规范同时也有法律效力。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有法律方面的内涵。一个人不爱国就会受到道德谴责，严重的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行为，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三，法律与道德在作用上相互凭借，相互补充。统治阶级用法律推行道德，用道德维护法律，这就所谓的“德威并施”，“宽猛相济”。道德可以用来防范尚未发生的违法行为，而法律则可以用来制裁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以所谓“礼者禁将奖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利于提高人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自觉性，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又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此外，某些法律手段不宜解决的问题，可以用道德手段解决，而有些社会问题道德手段不行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
三、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第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一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过立法，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二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的作用，遏制刑事犯罪高度势头；依法打击制假售假，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第二，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我国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应依法提供一定经费和指导。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所以，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委要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员要成为道德楷模。
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途径，是共产党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总结经验，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古为今用，为中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总结历史经验，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制度。
中国历来具有尚德传统。孔子曾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后的历代王朝“唯儒独遵”作为治国根本任务，因而“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治国理念中有着特别重要地位。然而这种德治由于具服务于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法致，过分夸大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忽视了“法治”。今天，我们强调“以德治国”应当对中国古代的“德治”进行辩证分析，有选择的继承。我们强调“依德治国”其意在于恢复道德在治理国家和调整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发展。历史一再证明，忘德，则社会道德论表，世风日下，积习成弊；法治软弱，则社会违法犯罪猖獗，人人自危，正不压邪。社会走向优雅、长治久安之时也正是两者完美结合之时。因此治国实践中，我们应力诫“泛德”和“泛法”两个极端，避免任何片面性的认识。
总之，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应当形成一种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补关系，以方便人民。
参考文献资料
郑治《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高鸿钧《清华法治论衡》清华出版社2003年1月
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6
摘要：本文通过简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治国”主要思想，并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探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者内在联系，为十以来深化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些许现代价值。
关键词：德治；法治；文化理念；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在功能上相辅相成。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教育和自律。法律通过运用强制手段着力约束人的行为，道德通过运用教育的手段着力约束人的动机。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单纯的思想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动机与行为，教育与强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
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内容解读
国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调整一国社会秩序的一系列规范体系，更是一种表现社会结构的文化形态、一种人生活意义的选择。因此，一个国家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在根本上受其社会结构样态、社会发展状况、社会成员素质、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国际发展态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左右。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既是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状况的理性认知，也是对中华民族生存意义的合理选择。
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不仅仅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规范体系，还是一种文化形态、一种人的生活意义，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以德治国”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必须融入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并凝聚中华民族之向心力。德治也就是人生社会道德理想的实现过程及其自然形成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德治还是一种强化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它使具有认知、激励、评价等功能的道德获得了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在深层次上对“有序化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做出合理的阐释，对政治权力提出价值理性评判的要求。
从道德的状态进入德治状态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其中道德的正义性与正当性是核心因素。在人治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德治，即道德统治并不一定带来德治的良好状态，“德”存在于多元领域，不同的领域存在着不同的道德。道德由私人道德、道德规范和道德信仰等部分组成。私德仅仅发生道德的一部分，两者是不同的，“要具有一种美德，就应该能够和愿意按照原则行事，并遵守与某方面的道德相关的各种规则而不管相反的诱惑是什么。”除了作为私人道德的个体美德，还有公共道德的存在，它的价值在于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正义，形成社会秩序。德治是通过良好道德而实施合理管理的一种治理国家生活的方式或者通过道德的合理运作实施社会控制的原理与制度。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不排除人在法治中的积极作用。西方法治思想特别是近现代法治思想表明，职业化法律家与法律程序一样决定着近现代西方法治化进程。当然，西方强调的职业化法律家主要是指具有一定法律技术素养的人。法律家及其技术素养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的因素，后者泛指一切统治者及其官吏，强调他们的道德训练和修养。以治理者的道德素养保障治理的正义性与以法律程序和法律家的职业素养保障法治的正义性是中西方法治实践对人的因素之于法治作用的认知区别。
二、双管齐下，德治与法治创新结合
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治、德治是中外历史上古已有之的治国理念，总书记的创新之处在于倡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能否结合，即两者结合的可能性问题；二是如何结合，即结合的路径和方式问题。
关于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何以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肯定性分析：
首先，德治与法治的差异互补性构成了两者结合的逻辑前提。在逻辑上蕴涵着一个前提，即德治与法治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因有差异而能互补，因能互补而需要结合。正是这种差异互补性构成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已经在上面探讨过了，这里就不多提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法治与德治的差异性不仅仅是法律与道德的不同，更始观念、规范或制度以及秩序的不同。
其次，德治与法治的价值互补或重叠使两者的结合具有了实践的合理性。基于对法治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法治”不仅仅是“依法治国”，它更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同时要求法律必须遵循一定原则、规范或理想，也就是说法治既要求法律的实施过程，更要求法律本身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等必须体现在法律当中。法律的运作不可能避免或拒绝应当的指引，法律的构成包括规则、原则和政策等因素，法律原则本身就是道德原则，两者的价值旨归是一致和重叠的。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域，人们给予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现需要民主程序的完善和公民的自由的存然性前提条件，民主和自由是德治与法治结合的政治基础。以建设法治国家为政治取向的治国方略不可忽视德法结合与民主自由的内在关系。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文明的追求，而这皆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德治的提出就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发展为目的，人的自由不仅仅表现在不受外部压迫，更表现为人的内在价值的自由全面的展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只有通过民主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善治。德法结合与民主自由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我国，治国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的，人民群众既是“治”的客体又是“治”的主体。因此，治国所“以”和“依”的德与法，应当在充分发扬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确定，进而取得“治”的有效性。（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1998：5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列宁选集6，1995，人民出版社。
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7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二
从治国手段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理解为政府主导的，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直接参加的，以达成社会成员的道德共识、提高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为目的的道德管理活动。其实质是把道德作为实行社会控制，建立社会秩序的工具。
道德之所以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因为道德具有从外部和内部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功能。相对于法律控制而言，道德控制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和非强制性调控，其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其不足在于它只能调控非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所以，只有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道德作为治国手段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示出来。
“以德治国”作为政府主导和公民直接参加的道德管理活动，其特点在于：第一，政府在组织和价值方面都起核心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运用强制手段而是运用宣传教育和政策导向等手段向全社会推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第二，这里的“道德管理”之德，不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种道德体系，而是进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价值体系，其中包括政府倡导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风尚。也就是说，在这里起控制作用的是政府倡导的道德体系。不过，这并不排除主流道德与非主流道德的对话与交流。第三，大众传播组织和文化教育组织在这一道德管理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第四，认同主流道德的公民越多，参加这种道德管理活动的公民也就越多，其管理成效也就越显著。
在“手段”的意义上理解“以德治国”，它包括以德治党、以德治政、以德治商和以德育民等诸多层次。其中，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是根本，以德治商是关键，以德育民是基础。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都必须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着手，以实现政治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党员、行政人员从政为政行为的双重道德化。以德治商，包括以德治理市场环境、以德治理工商组织和以德教育约束商人。其着眼点也必须放在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上。在时下中国，以德治商的重心应在产权伦理和诚信伦理的调控方面。以德育民，重在为人处事的德性伦理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应特别注重对公民进行正直、诚实、守信和尊重他人权利等最基本的美德伦理教育。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来达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道德要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其前提是这种“道德”必须具有先进性和社会适应性，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治体系相契合；否则，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活动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使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以道德为手段来治国还必须关注“道德”本身是否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标准体系，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考虑到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一道德标准体系的内涵还有必要加以充实和拓展。在笔者看来，至少权利道德规范和正义道德要求必须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因为不讲权利道德和正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支点。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化，意味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和软约束被提升为正式约束和硬约束。因为政府主导道德控制只是增加了道德控制的强度，而并未改变它的基本特质。正由于有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仍然是非正式控制和软控制，因而它才构成不同于法律控制的社会控制方式。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政府的主导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的、非政府主导的道德调控活动就完全不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凡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民间道德调控活动，政府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因而不宜将其排斥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之外。
三
从治国目的之视点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视为以道德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活动。或者说它就是以建设国家道德文明、培养和增强国家道德素质为重要目标的道德建设活动。
由于道德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的一项本质规定，是社会构成的一项基本要素，道德秩序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层面，道德文明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维系，因而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必然的和应有的选择。
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8
一、德治、法治思想的学界观点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337页)江泽 民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揭示，表明中国政府对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达到了一种新的理性 高度，它既与传统治理遥相呼应，又有其独特的时代创新精神，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 关注和深度研究。就目前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理论界对德治思想的研究观点概括为以 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德治国”的基本主张就是“政府以道德为手段治理国家 ”。道德具有调整人的行为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通过发挥道德的作用 ，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谓德治，是在通过道德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稳 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需要道德在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 化生活等领域发挥教育和协调作用。”(王小锡主编：《以德治国读本》，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1，59页)这种观点坚持，法治具有强制性，它可以限制人的行为而不能改变人 的内心思想，道德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方面有着法律不具有的特殊功能，“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惟有从思想上改造人，才能最终达到“有耻且格”。这显 然是一种工具主义德治观，它一方面将道德作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它以追求社会稳定 、实现政治统治秩序为要务，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将道德理解为狭义的道德规范，没有认 识到道德的多元性。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规范，道德还是一种价值理念、社 会精神和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德治强调的是一种民间治理。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 国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马戎：“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 92，2)这是一种侧重于私人的、精神的而非公共的、行为秩序层面的德治观。它将德治 限于类似于西方与基督教相关联的“德治”，是区别于政治层面的民间“小传统”的伦 理规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宗教相关的“宗教”。“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 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 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 更浓。”(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40页 )从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分析理路出发，德治的治理主要立足于社会非政治(政府)层面 ，这合乎于德治的自律性特质，且“德治”的“治”不仅仅指政府“治理”社会的规范 或原则，可以有更广泛的内涵。但仅仅将德治局限于民间治理，则面对复杂的社会公共 关系，如何凝聚共同体的生命力，是值得反思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 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江泽民论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95页)德治还需要发挥在一个共同体内 起到预设公共精神空间的功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治(rule of moral)是与法制 相对立的范畴，其核心不仅仅是强调要依靠、通过道德治理社会，更在于强调德规优于 法规、道德高于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它则是以道德规范作为事实上社会的最高规范体 系。”或者说，“广义的‘德治’是指，凡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的政治 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应有功能，以达到维护和稳定社会目的的国家控制模 式。”而狭义上的德治是指，“仅依靠道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来实施统治的 国家控制战略”(冯振萍，陈路芳：“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广西大学学报》(哲 社版)，2002，1)。这种认识是与德治具有关联性的德法关系的复杂性有关的。同时它 也认识到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功能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广义德治观认为 德规高于法规，这显然是受康德道德观影响，认为法只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特 殊的形式和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却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法的区别，即法具有道德所不具 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的技术规则。同时以社会秩序为目的，没有考虑到德治要解决 人的内心信念的问题。人的主体内在价值的培养，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决不等同于社会规 范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治首先是治官而非首先治民。德治的内涵涉及四个方面：一是 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二是教化；三是治者的道德垂范；四是在法与道德之 间寻求平衡，使立法司法具有道义性。(上海社科院2001年3月10日“学习江泽民同志‘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这种德治强调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自 身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这种观点的思维定式还是沿袭古代中国德治的“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认为为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对百姓的道德言行以及对社会的稳定起 着关键作用，即“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仅靠对共同的价值信仰、权威认同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忽视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 正性，历史证明，社会秩序维系于官员之个体道德而无外在制衡措施是不可取的。同时 ，如果将作为官员的责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这决非是康德意义上出于责任的那种高尚 道德行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页)，而不过是降低 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罢了。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是“为政以德”这种传统式的道德教 化，它还是一种社会正义的诉求，一种社会美德的寻注。而这后者正是德治的精神实质 之所在。
基于以上对当前学界德治思想的简单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理论界对德治思 想的研究态度是积极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学界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首先，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在这种工 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德治观中，强调更多的是德治如何为政府统治或治理服务，而有意无 意地忽略了德治对公民权利和主体素质的终极性价值追求。其实这是对“以德治国”理 念的片面理解，“以德治国”理念应该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既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政 治功能，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从而在目的和手段的结合点上达致‘ 有德而治’与‘有治而德’的有机统一”(张晓东、李兰芬：“‘以德治国’谁为主体 ”，《道德与文明》2002，2)。
其次，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泛政治倾向，而忽略了德治思想深刻的价值理性 和社会信仰导向。德治不仅仅是政府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 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
再次，割裂德治工具品质和价值品质之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当前中国学界对 德治思想发生误解的学理根源。强调作为价值品质即实体性治理内容的道德境界层面的 德治内涵，而忽视了工具品质的制度化形式，使得德治难具操作性，这是当前德治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德治研究相呼应，理论界对法治研究也兴起了一股热潮。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治是社会行为规范体系。“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 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王建国：“人治与法治”，载 于强国论坛)这种法治观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作为被治理的人们在法治的载体——法律 面前只具有服从的义务，缺乏对法律制定的参与权的合理性、正义性品质要求的权利， 尽管它主张权利平等、权力制衡，但这不能保证人们不受法的暴力统治，存在着人人都 平等地受恶法压的可能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治法”(以法律为工具，以人为治理对 象——中国传统法家的法治即属于此)而非“法治”(即以人为权利主体，要求立法和司 法都以保护人的权利为第一要义)。其实，在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工具主义法治观，它将 法治片面理解为社会行为规范体系，而忽视对法治精神实质的探究。不同于法制的法治 本质在于主张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人性品质和生存习尚。在由人治社会步入法治社会 的历史进程中，法治化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外在规则约束，而且需要克服凝聚于 人们内心深处的生存习惯，它要求人们对法产生信任和信仰，并能够通过法律获得生存 条件的保障和利益关系的正义衡平。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体现了一定价值内涵的行为组织图式。“法治是民主、自由 、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张文显：《法学基 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91页)“实现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实行 法治国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同时，“个人权威要服从于法律权威，权力要服从于法律 。”法治决非仅仅意味着单纯的法律的存在，它要确立法律的统治的治理理念。法治(rule of law)不同于依法而治(rule by law)，真正的法治是以法律为治国之宗旨，而 依法而治是以法律为手段。法治不仅仅是“以法治国”的意义，而且含有用于治国的法 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或理想的意思，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 的尊严的原则”(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81页)。法治既以 法律为最高准绳，同时也对法律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良之法 。不对法律提出这一合理要求，则仅仅是依法而治，排除法律的渊源这一问题，它就是 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使权力服从法律是法治的根本内涵，也是法治的神圣使命。这是 从法治的实质层面上探讨其价值取向，法治的价值追求是为保障民主、人权、并且要求 权力服从法律的规定，但是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法治所必须考虑的，法治的实质正义与 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形式正义都是必需的。这是一种试图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秩序与社 会生态系统中的广义的法治观。它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这是对法治 精神的揭示，但缺少程序化的实施标准，而程序化讲求的是既要存在着对正义结果的衡 量标准，又要具备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目的的程序。而这种程序在中国这种具备浓厚规则 试错(对即存规则的讨价还价、人情漫溢)环境下，程序化是急需的，也是必然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种局限于公法领域的国家治理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法治的含义有三种：一是实行宪政，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确定政治 权力划分的基本规则、确定国家活动的基本范围、确定政府作用的领域与界限；二是实 行行政法治，公共部门的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的公法约束，公共部门不能从事没有法律依 据的活动，公共管理活动要以普通法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政规章为基础，公共部门活动 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三是政府管理要以公平、统一、无歧视的公共管理为基础。” (李军鹏：“自治、法治与善治：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去向”，《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 001，1)它将法治理解为对国家政府的公权力的限制，这确实突破了中国传统法治理念 ，这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然而它难以也不能全面反映法治的真正内涵，因为法治作为一 种治国方略，决不仅仅意味着对权力进行限制，体现社会“正义”或正义观念的公法并 不能替代体现私人行为的规范的私法。治理国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这种法治是对公法 领域的公共行为——政府权力的规范，在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的同时，公民的私人行为亦 需要受到保障与规范，尽管这样并非其本质。
第四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个包含着多重内涵的治国思想。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 种意识，一种视法为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即法具有 普适性和正义性；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 ，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个人为 轴心的统治方式。(刘作翔：“思想的价值与法治的理念”，《法制日报》，1999年7月 22日)认为，法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然秩序，它有三个含义：第一，法治意味着对权 力的制约；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就是法律的普适性；第三， 法治意味着形式正义。(李波：“法治的意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81页) 强调法律的形式正义，它近似于哈耶克、韦伯等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观，我们可以称之为 程序性法治观。强调这一点在原本缺乏程序化法治的中国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以 之否定或忽视了法治的实体性价值。
通过以上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法治的理解也存有值得注意的几种倾向：
一是工具主义倾向，即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这种已为多 数人认可的法治观仍然具有值得研究和商榷的地方。一方面法治确实具有工具品质，它 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然而这种工具品质不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治精神工具化的 倾向在实践中往往会使法律沦为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非保障人的神圣尊严的价值 指归，这不谛于对传统法家法治的回归。
二是自由主义倾向，即把法治仅仅理解为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公权力施 加限制。当然，“法律是解放人类、增进人类自由、福祉的天使。因此，法不应异化成 为‘治民’的法。法的首要任务是‘治吏’。”(倪正茂、杨海坤等《中日法学家对话 ：法治勿入工具主义误区》，《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1日)法治对权力的限制， 对人的自由的保障是其精神实质，这是法治的深层次价值意韵，没有了法治的精神，法 治是不存在的。
三是程序主义(或形式主义)倾向，即法治程序(形式)优于法治实体(内容)。例如，哈 耶克就认为：“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 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只要同样的规则能够普遍实施，至于这个规则的内容如何倒还 是次要的。”哈耶克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下，反对任何政府的意识形态灌输。(哈耶 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77页)法律的制定不能 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政府不应以帮助人民发展起个性为名而成为一个 “道德的”机构，政府认为的道德而强加给其社会成员的——不管这种道德是道德的还 是不道德的——只要政府采取了这种措施，那政府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权力如果成为直 接参与价值分配的现实资源，则表明权力无法受到基础价值资源的有力制约，进而会产 生权力寻租现象，这实质上是法治的空乏化与德治的虚泛化。马克斯·韦伯亦认为法治 追求的是“最精确的、对于机会的可预计性以及法和诉讼程序中合理的系统性的最佳鲜 明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139页)这是“因 为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 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 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同上书，140页)形式主义法治观就其坚持程序民 主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有其合理性，但它把法治程序强调到高于法治实质并隔裂两 者关系就失之偏颇。
二、德治、法治思想的科学解读
国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调整一国社会秩序的一系列规范体系，更是一种表现社会结构 的文化形态、一种人生活意义的选择。因此，一个国家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在根 本上受其社会结构样态、社会发展状况、社会成员素质、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国际发展态 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左右。江泽民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 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 摘编)》336页)的治国方略既是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状况的理性认知，也是对 中华民族生存意义的合理选择。
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不仅仅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规范体系，还是一种文化形态、 一种人的生活意义，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以德治国”必须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同上书，384页)理想、信念、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必须融入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 ，并凝聚中华民族之向心力。作为一种人的生活意义(meanings)，德治也就是人生社会 道德理想的实现过程及其自然形成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德治还是一种强化道德价值的实 现方式，它使具有认知、激励、评价等功能的道德获得了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 的政治功能，在深层次上对“有序化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做出合理的阐 释，对政治权力提出价值理性评判的要求。
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9
一、法治的基础地位，德治的从属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内涵上分析）
（一）法治在一个国家治国方略中居于基础地位，成为最普遍的政治主张，而德治则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只有先建立必要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德治才能真正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作用得以发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于德治的德即和用于法治的法即法律都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同时又对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在同一的时期有共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即共同的经济基础。同时也都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
（二）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建设，在治理手段上，法治还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以此主要是来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并且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德治是思想、精神文明建设，它主要的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人们的信念、习惯、说服和劝导来加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法治的基础地位和德治的从属的作用更加突出，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交叉的。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权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还有我国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的认可。
二、法治以德治为精神基础
（一）德治是立法的思想基础。良好的道德规范能为法律确定基本的价值，同时是评价法律规范的一项重要准绳，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守法和自觉性的强弱。所以说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可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必然基础。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生作用。
（二）从法律的价值考察，法律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一方面，道德贯穿于整个法律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对实现道德理想起着制约、引导和规范的作用。法学家富勒指出，法律不应仅仅建立在法律之上，法律在内容上必须体现普遍意义的道德观念即法律的外在道德，同时还必须具有法律的内在道德。
（三）法治之法有道德性。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最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桎梏人类理想的精神枷锁，历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规范；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
（四）从力量来看，依法治国，其所依据的力量是法律，而法律仅仅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国家意识，使其具有国家的强制力。而不是全部的道德准则，那种企图把一切都纳入到法律的规范范畴的理想主义化的法治是不现实的。对法律所没有进行规范的行为，就需要通过道德来进行规范和调控。
三、道德法律化
法律应具有道德性，并不是说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治国的依据，来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西方国家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自身稍有紊乱和冲突便使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所以它们之间要保持有序才能运转，从而确保国家和社会正常发展，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
（一）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和不同的事甚至同样的事或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不同，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道德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它有的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从而呈现出不确定性。再次，道德的效力受到限制。这是因为国家必须有依据才能治国，国家的行为规范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确定、连续和有效有了这些人们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
（二）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虽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传统的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于道德，但我们绝不能果断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
（三）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的，而且道德特别是在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在物质基础、指导思想、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的，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错位，最终也将牺牲双方，而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就是最起码的要求，是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
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篇10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二
从治国手段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理解为政府主导的，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直接参加的，以达成社会成员的道德共识、提高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为目的的道德管理活动。其实质是把道德作为实行社会控制，建立社会秩序的工具。
道德之所以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因为道德具有从外部和内部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功能。相对于法律控制而言，道德控制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和非强制性调控，其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其不足在于它只能调控非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所以，只有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道德作为治国手段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示出来。
“以德治国”作为政府主导和公民直接参加的道德管理活动，其特点在于：第一，政府在组织和价值方面都起核心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运用强制手段而是运用宣传教育和政策导向等手段向全社会推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第二，这里的“道德管理”之德，不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种道德体系，而是进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价值体系，其中包括政府倡导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风尚。也就是说，在这里起控制作用的是政府倡导的道德体系。不过，这并不排除主流道德与非主流道德的对话与交流。第三，大众传播组织和文化教育组织在这一道德管理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第四，认同主流道德的公民越多，参加这种道德管理活动的公民也就越多，其管理成效也就越显著。
在“手段”的意义上理解“以德治国”，它包括以德治党、以德治政、以德治商和以德育民等诸多层次。其中，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是根本，以德治商是关键，以德育民是基础。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都必须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着手，以实现政治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党员、行政人员从政为政行为的双重道德化。以德治商，包括以德治理市场环境、以德治理工商组织和以德教育约束商人。其着眼点也必须放在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上。在时下中国，以德治商的重心应在产权伦理和诚信伦理的调控方面。以德育民，重在为人处事的德性伦理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特别注重对公民进行正直、诚实、守信和尊重他人权利等最基本的美德伦理教育。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来达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道德要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其前提是这种“道德”必须具有先进性和社会适应性，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治体系相契合；否则，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活动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使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以道德为手段来治国还必须关注“道德”本身是否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标准体系，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考虑到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一道德标准体系的内涵还有必要加以充实和拓展。在笔者看来，至少权利道德规范和正义道德要求必须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因为不讲权利道德和正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支点。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化，意味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和软约束被提升为正式约束和硬约束。因为政府主导道德控制只是增加了道德控制的强度，而并未改变它的基本特质。正由于有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仍然是非正式控制和软控制，因而它才构成不同于法律控制的社会控制方式。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政府的主导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的、非政府主导的道德调控活动就完全不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凡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民间道德调控活动，政府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因而不宜将其排斥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之外。
三新晨
从治国目的之视点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视为以道德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活动。或者说它就是以建设国家道德文明、培养和增强国家道德素质为重要目标的道德建设活动。
由于道德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的一项本质规定，是社会构成的一项基本要素，道德秩序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层面，道德文明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维系，因而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必然的和应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