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体系；商性金融体系；政策性银行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6－0037－06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金融的主体部分是商性金融体系，但如果作严格的实际考察，可以发现各主要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在商金融轨道之外，存在政策性金融轨道，构成另一种体系。政策性金融具有“政策性目的、市场化运作、专化管理”等特征，是有别于一般商性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一种金融创新，或可称之为加入政府较强调控作用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
政策性金融的目的，以政府为主体来确立；其市场化运作，是指在具体的微观运营管理中，要按照市场规则(或兼容于市场规则)来运行。这种市场化运作的目的和动机不同于商化(商化是逐利的，而政策性金融却不以逐利为动机)，主要是与专化管理一道形成追求绩效的较好机制。“市场化运作”是为了强调政策性金融资源的运用不同于财政资源的无偿公共配置，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考虑项目的有效性和贷款的可偿还性，在具体务的运营管理中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及其要求；同时，必须明确“市场化运作”仅仅是一种手段，它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政策性目的”这一初始的、本质层面的原则，它不等于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质属性的改变或商化改革。政策性金融包括政策性融资务，也包括其他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务，如政策性保险、政策性担保等。
构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基本功能，即对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统领着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的全过程。从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史、经济成长过程可总结的内在逻辑来看，发展政策性金融具有长期性。因此，探讨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本定位，需要将其置身于我国追求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大环境之中，从足够长的历史视角来观察政策性金融的必要性、发展轨迹和特征，然后结合现实国情和当前的突出问题，正确认识政策性金融体系目标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基本定位。
一、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特征与未来轨迹
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起步与发展带有政府主导的鲜明特征，这一进程在我国存在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存在对政策性金融务的诉求，金融体系都承担着内容各异的政策性务；另一方面，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市场力量对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清晰地、渐强地展现，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深度融入国际社会，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受到国际、国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在此环境中，可以预见，深化市场化取向的金融体系改革是我国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其效率直接关系着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竞争力，关系着我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坚持推进和完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同时，也必须通盘协调考虑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何去何从。
(一)以商性金融机构为主体，重视“商性”和“政策性”双轨并行与协调
就未来发展轨迹前瞻，毋庸置疑，市场化是我国金融发展的主线，商性金融机构必然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但是，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的共性特征去考察，纯粹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存在，一般都可以观察到伴随商性金融的另一轨――政策性金融体系。对于我国金融发展由政府主导的历史传统，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超常规发展特色而言，如何保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理定位，正确处理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性金融机构的关系，重视和实现金融发展，深化“商性”与“政策性”双轨的并行与协调，更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二)关注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困境的不利影响
1994年，我国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意在金融双轨“分道扬镳”，为国有商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打开了配套的制度空间，也为政策性金融务的规范发展提供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障，被看作是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进步。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框架和发展思路，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模糊了，更令人惶惑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缺失与困境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何种影响呢?
第一，我们重温1998年的一段表述来分析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任务。
“总量平衡与结构调整是困扰宏观经济的两大难题，经济效益则是困扰微观经济的难题。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资源的配置一资金的配置―进而金融机构的设置要有利于这三个难题的解决。由中央银行控制‘总量’，商银行追求经济‘效益’，政策性银行承担‘结构’调整任务――这是1993年以来金融改革所形成的新的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吴晓灵等，1998)
第二，进一步放宽视野，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分析，社会进步不仅体现为经济增长，而且体现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王绍光(2008)认为，我国自1978年以来正处于“双向行进”中。所谓双向行进，一方面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另一方面是相反方向的社会自我保护。21世纪以来，我国正在出现蓬勃的反向运动，并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金融发展服务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以及我国公共政策对于公共利益与社会和谐的重视，必然要求政策性金融体系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专门承担政策性金融务的机构，是政府运用经济手段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政策性务的要求将长期存在。在新时期，政策性务的内容不仅涉及结构调整领域，也更多地涉及帮扶弱势群体、支持落后地区等社会和谐发展目标。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缺失和功能弱化，可能会产生两类不利后果：一类是在政府主导的金融发展环境中，大量的政策性务将不得不由商性金融承担，这显然不利于商性金融体系的充分发展；另一类则可能是金融服务的供给出现断层，大量的政策性融资需求无法得到规范化和持续性的满足，制约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进步。无论是对金融体系效率的损伤，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侵蚀，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些负面效应都可能被放大，甚至危及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当然，政策性金融及其专门机构的
务范围和规模本身也存在适时适度的问题，不能过度扩张。
(三)政策性金融体系与我国金融发展的未来轨迹
鉴于以上视角的考察，政策性金融既然应有其一席之地，那么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规范和发展其实也是商性金融体系在我国真正确立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国金融发展的未来轨迹既要坚持商性改革的主线，持续推进商性金融体系的演进与完善，又要明确：在现代金融体系的一般运作层面，相对于商性金融而言，政策性金融的定位是拾遗补缺；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言，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不可或缺；相对于实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三步走”目标而言，政策性金融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规范和发展，并且需要引导商性金融机构以合理的机制适当参与政策性金融务。
二、对政策性银行改革思路的反思及政策性金融的再认识
2007年以来，我国开始进行新一轮的金融体系改革，其重点就是政策性银行的改革。一个值得重视的倾向是要通过改革将政策性银行逐步转型为以商性务为主的运营模式，甚至直接将政策性银行转变为商银行。整个改革方案的字里行间似乎透露出一种政策性金融已经过时、希望商性金融能够覆盖所有融资需求的信息。这种想法存在偏差，在实践中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带来不利影响(贾康，孟艳，2009)。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是通过金融手段来实现国家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意图与政策目标，强调金融机制与财政资金的“互补”结合。政府相当一部分政策性的支持资金，需要借助政策性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式的资源聚集放大、市场化运作、专化管理，努力提高其运行质量与效益。
一般而言，政府参与资金配置的规范途径主要有：一是政府通过预算安排，实现财政性资金流向市场失灵领域；二是政府可以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一部分财政投入安排或者政府优惠政策，借助于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调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政府支持和鼓励发展的领域。这两种途径相比，预算途径的资金配置具有无偿性、强制性等特点，能够非常直接地服务于政策目标，但是资金规模会受到诸多限制，同时以预算拨款、通过行政安排方式配置资金的效率在开发领域一般较为低下；而以政策性金融方式，可以构建“政策性目的、市场化运作、专化管理”的混合机制和放大机制，把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府资金以有偿而优惠的、同时也是“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的方式运用于某些市场失灵领域。
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从其基本特征看，它是介于财政资金直接投入与商性资金融通之间的一种资金融通方式。就利率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而言，政策性金融比商性金融更具优势，并且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帮助实现政府产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划；就效率、规模和灵活性而言，政策性金融比财政直接投入方式更具优势，通过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政府可以较低耗地实现国家政策意图，降低社会运转成本，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总体效率。
从国际经验看，政策性金融务是长期存在的，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比较强大而且种类多样化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对于采取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发展政策性金融务，可以适当集中有限的资金支持需要重点发展的项目，从而加快赶超步伐。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科技产、中小企的发展以及产结构的转型，还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珠三角及长三角产转型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重庆社会统筹试点、北部湾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加快建设，等等，都存在资金不足的制约。这些领域的投资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往往超出商性金融务的风险承受能力，迫切需要政府政策性资金的扶植，借以拉动商性信贷资金的投入。而在“三农”领域，相关农户和农企获得商性资金的能力一般更低，带有明显的“市场失灵”特征，更加迫切需要获得政府政策性资金的大力支持。
虽然我国财政每年为此安排了大量补支出，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仍不能直接解决和满足某些资金需求。在这些领域，往往使用政策性金融的方式更有效率。如果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完全取消了政策性金融，这些微利和低利的产和地区将难以获得较充足的资金投入。例如，我国中小企融资难问题与“三农”问题已经讲了多年，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改进，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在制约经济统筹发展和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
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必须能够长期动员和集中一部分资金资源，相应拉动、引致其他社会资源，来满足上述特殊领域和特殊行的资金需求。通过逐步构建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来完成这种资源集中和政策资金配置，可以填充补足财政直接支出和商性融资之间的“中间地带”。追求政府财力依托机制转换，实现效率提升的倍加效应，应是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和重新审视与构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战略性着眼点。
通过改革，应将政策性金融建设作为我国社会资金融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靠政策性金融，完成单纯依靠市场和商性金融无法办到的事情，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我国经济继续得到快速发展，工化、城镇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但由于产区分和项目性质等原因，在农、中小企以及大型机电设备进出口等方面，我国仍然需要相应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当然，从长远趋势观察，政策性金融的范围将有所缩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最终也会有所降低。
三、我国政策性银行定位和资金供给与运行机制的偏差
既然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建对于我国这样实施“赶超型”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在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建设并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仅存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却已经有一家被明确要求改制成商性银行，另外两家也一度有可能失去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呢?这与我国对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对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定位错位有一定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看，对于政策性金融的认识较为模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策性金融这一概念被政策性银行所取代，似乎三家政策性银行就可以覆盖我国所有的政策性金融领域。狭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实际成为金融体制商化改革的副产品。这种定位对政策性金融的长远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容易误导相关各方对政策性金融体系存在的必要性看窄。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政策性金融运作的实际情况看，政策性金融体系所涵盖的领域应该比较广泛，是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务范围所不能全部包含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形成清楚的思路。
另外，在构建我国商性金融体系之初，是将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产生作为减轻原有专金融机构包袱的配套措施；而在其产生之后的务开展阶段，缺乏对其政策性务持续给予必要资金支持的全面设计，不仅三家政策性银行所从事的政策性务范围界定不够清晰，并且特别是运行机制如何合理构建这一关键问题都迟迟没有解决方案。
财政分配体系在一次性拨付一定数额的资本金之后，对政策性银行的日常管理运作就很“自然地”拉开了距离，财政部门没有义务和责任继续按照政策性融资务发展的需要去追加政策性金融机
构的资本金。在以财政补贴提供政策性资金支持方面，虽然主要面向农发行，但也与农发行的资金需求缺口具有很大差距。这样，政策性银行务开展所需资金只能依靠其他来源，特别是在发展的前期，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其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给予的再贷款。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来讲，虽然其面对的往来对象主要是商性银行，但其商原则也适用于向政策性银行发放的再贷款，即中国人民银行必须考虑这些资金回收的压力。在本应判定和追求政策性金融目标实现程度的监管机构出现缺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政策性银行的监管机构，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性目标，其在监管过程中最自然的选择就是逐步实现政策性银行的盈利性，继而利润指标也成为考核三家政策性银行运营情况的核心指标。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后，在履行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职责中，主要还是侧重于微观经营绩效评价，即采用与商性银行类同的经营绩评价体系。这种监管导向的结果就是导致政策性银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愿意从事收益率较低、风险相对较大的政策性务，从而选择那些务利润较高的企和领域，甚至会凭借其政策性的优势进入明显属于商性金融机构的务范围。这导致商性银行产生不满，而这些问题反映到监管层面，也就导致有关方面在确定政策性银行改革目标之时，倾向于干脆以政策性银行的商化作为基本指导理念。
四、对我国政策性金融基本定位的重新审视
为了合理构建政策性金融体系，促进我国社会资金的全面优化配置，需要重新审视政策性金融在整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摆脱政策性金融制度建设方面的认识误区。
通过对政策性金融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分析，本文认为，对于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定位应该是：政策性金融是我国资源配置和金融运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财政分配和商性金融的必要补充，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发挥的作用要放在战略层面来估量。
从国际经验看，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在某些特定领域为政策性金融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设立了一定数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资金的合理、公平配置，即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作，解决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社会资金配置的“市场失灵”问题，使社会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那些资金运用直接效益不够高但对社会发展又非常重要的领域和区域。另一方面，那些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设会更加重视，它们在追求扶助中小企、“三农”等社会公正目标之外，普遍还赋予政策性金融机构集中社会闲散资金、支持重点产和落后区域发展、支持出口导向型战略、自主创新等经济发展目标，其政策性与国家战略的联结会更为明显，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已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均指标排位依然非常低下，经济发展基础仍然很薄弱，农发展比较落后，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存在大量的短板产和短板领域。因此，在社会资金融通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和商性金融配置资金，那些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以及急需资金支持的区域，由于资金运用直接效益较低，商性资金很难配置到它们当中，极不利于加快实现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因此，我国现阶段不仅不能收缩政策性金融务，与此相反，还需要合理、积极地发展政策性金融务和大力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合理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发展。当务之急是要以农、中小企以及进出口、自主创新、重点领域技改升级、长期投资、资本输出等领域，构建合理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贾康、孟艳，2010)。
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金融先进文化服务团队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对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产生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是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金融文化是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核心，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金融领域的重要体现。开展金融文化建设，最终的目的是要用先进的金融文化来支撑金融事业的发展。而所谓先进的金融文化就是指为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代表金融制度自身发展规律的，为金融业人员所遵从的共同的思想基础、价值理念、道德模式、职业品质和行为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明成果。
一、金融文化建设的现状
金融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要有一支优质的金融人才队伍。我国的金融事业由于处于垄断地位或优势地位，服务的本位意识不强，特别是一线的部分同志，对待客户存在冷、硬、横的态度，使金融工作顺利开展带来障碍。一些金融从业人员本身的政治和业务素质还不是很高，不能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近年来由于由于金融业只追求股东的利益，忽视对客户利益的保障，加之金融事业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氛围，使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金融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一个团队的发展壮大，首先要建设先进的文化。就我国金融文化现状而言，目前，仍处于盲目性、无序性，缺乏成熟的金融文化建设的经验，金融文化对许多金融机构和金融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新事物、新现象，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丰富的具体的感性材料。具体表现为：
一是利益本位，服务意识不强。首先表现在收取不当的手续费，建立了收名目繁多的费项目，比如个人零钞清点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银行业的一条焦点新闻当属个人零钞清点费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商业银行的服务收费工作一直在外界的非议和责难声中“奋勇前行”，其抗压能力着实令人钦佩。只是银行这种“没完没了”的收费不仅疏远了与民众的情感距离，甚至让自己成为民众的对立面。
二是金融行业的诚信意识不强，储户大都经历过去银行取款，被称停电、电脑系统升级等情况拖延支付，甚至拒付的情况，这合法吗？会给银行带来什么责任呢？此类潜规则的行为严惩影响了金融工作的信誉。
三是金融行业缺少文化氛围，金融从业人员缺少团队意识，工作只凭经验，不注重与同行的沟通和交流，对金融事业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没有物质刺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四是金融行业的应变创新意识不强。金融业是一个专业性强行业，相对于客户而言，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公开性不强，因此，有时对于维护客户利益的行为及客户的投诉反馈，不能及时化解和处理，致使客户对金融行业产生不满。
二、建设金融文化的必要性
加强金融服务队伍的文化建设，是金融制度实施中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客户是否得到真正满意的服务的重要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我国金融文化建设现状不容乐观，但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金融行业部门已经认识到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并已着力开展各种活动，创造各种条件来丰富金融文化生活。
（一）金融文化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金融文化建设，提高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进一步为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特别是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教育，正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从思想意识上提高全民素质的具体体现。因此，要把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推进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建设相结合。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载体。要将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当前正在着力推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金融文化的价值取向，贯彻于金融文化建设的具体环节中。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通过推进金融文化建设，教育助金融从业人员培养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职业操守、行为方式和生活信念，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树立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的工作理念、专业品牌、团队精神、协作意识，保障金融队伍的健康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提高金融文化建设水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保障。
（二）金融文化是金融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文化是社会在长期社会生产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富有特色的优秀社会文化，是社会的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是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的金融事业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应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十分注重金融文化精神的培育、呵护和发展，并不断赋予她新的文化内涵，做到用凝聚力铸就创造力，用文化力锻造竞争力，形成金融文化，从而走出一条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成功之路。使金融事业在吸取国内外发展的合理经验，并结合本地的实际，融合优秀的社会文化，使其保持强健生命力。
（三）建设金融文化是建设优质金融队伍的重要途径
金融文化是金融工作者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它是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复合体。中国金融事业的确立，也是中国金融文化建立之时，应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金融文化应成为全体金融工作者共同的价值观念、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它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向心力和精神动力，将推动我国金融事业进入一个快速成长、发展的黄金时期。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使我国的金融文化进入了一个规范发展的阶段。金融从业人员应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随着社会对金融事业的关心和迫切需要，金融行业应进一步升华和弘扬金融精神，赋予其更新的内涵，使之焕发出更强大的生机和活力，锻造出一流的金融队伍，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如何提高金融的文化魅力，打造一流人才队伍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创立。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因此，金融文化要求金融从业人员要有诚信执业的道德观念，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及在金融业务中能拓展领域，获得良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加强管理的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具有责任、诚信、协作、创新的核心理念。为此，为了打造一流的金融队伍，发扬金融文化，应着重对金融从业人员培养和发扬富有时代感和金融工作特性的“团队精神”、“诚信意识”、“服务能力”和“创新观念”。
（一）增强金融队伍的认同感、归属感，形成有效的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团队的灵魂，它是激励团队勇往直前、攻坚克难的巨大精神动力。在社会日常工作中，单位要强调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注重创造宽松舒心的工作环境，重视关注人性的张扬和能量的释放，以满腔热情关心金融从业人员的疾苦，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其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以增强金融队伍的凝聚力。同时注重从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大局意识和集体观念、培育团队精神入手，采用多种形式进行爱岗敬业教育、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做到思想扎根，刻骨铭心。因此不断加强金融团队文化建设，增强金融从业人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他们与金融事业共荣辱，进而为从事金融事业而自豪。
（二）增强金融从业人员的事业心、责任心，着力培养诚信意识
市场经济也是信誉经济。金融工作要努力强化用诚信铸就品牌、用实力赢得客户满意的意识，坚持把诚信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作为一种生产力来认识。目前，国内金融业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发展现象严重，大、中、小各类银行做同样的事，缺乏创新，较为单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为了打造“金融品牌”，金融工作要做到：一是要定位好服务对象，针对服务构建自己的业务模式和业务结构。二是在差异化经营上做出做出自己鲜明的特色。主要是紧紧围绕宏观经济金融发展的大趋势进行战略布局，合理把握发展节奏，持续改革创新业务发展模式，培育特色产品和服务，形成自己的品牌；三是在内部的经营管理上对差异化经营形成有力支撑。“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存”。金融事业要想得到发展必须要牢固树立诚信的思想，并用自己的诚实行动践诺履誓。要进一步提高金融的服务水平，保证客户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坚持金融服务以人为本，一切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以有效保护客户的利益为最终目的。
（三）增强金融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提高为社会服务的能力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一是加大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培训，通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让其认识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核，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对待客户要热情，诚恳，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二是通过培训、教育，逐步培养一批高层次的专家型金融家和其他有专长的金融服务队伍。要尽力满足客户的合法合理的要求，以客户的满意作为衡量金融工作的重要标准。三是要树立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客户服务的思想。
（四）增强金融从业人员的创新观念，努力拓展金融新领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必须用创新的思维研究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只有抓好人的观念的转变，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突破，才能实现社会新的跨越。因此作为金融行业员工应当发挥主动性，认真研究存在的问题，仔细调研金融的现状，认清金融工作的规律。这里的金融管理创新包括以下具体内容：一是战略决策创新，即银行在发展的前瞻性和战略决策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思维；二要实现制度安排创新。制度安排是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方式和机制，主要通过优化这种方式和机制提升整体管理效率；三要实现机构设置创新，即运用组织机构调整的方式实现创新目标；四要实现人员准备创新，即培养、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通过创新的方式培训现有人才、提升现有人才素质，使人力资源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五要实现管理模式创新，即通过审视管理原则、丰富管理方法，实现银行管理流程的优化，主要包括项目管理、绩效评估、内部协调等方面的工作。
四、提高文化魅力，打造优质金融队伍的几个措施
（一）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大力宣传金融制度是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提高金融工作的社会认知度，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做好金融宣传工作，一要大力宣传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让金融从业人员以自己的事业为荣。二要扩大内部宣传途径，建立长效宣传机制。为了使金融文化真正深入人心，得到广泛运用，就要着眼于将来，丰富宣传途径，建立长期有效的宣传机制。三要加大宣传工作成绩，使其得到党委政府的支持，从政策上得到保障，从社会上获得支持，以便寻求更加宽松的社会发展环境。四是要加大制度宣传，建立良好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进一步规范金融的各项工作。金融事业要想得到大的发展必须要进行规范化，加强各项制度建设，用制度来规范发展，在增金融行业的服务能力，激发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障其合法权利，提高服务质量上下功夫。
（二）要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政治业务水平
要破除一些因循守旧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误以为金融文化一经形成，就能长此以往，百年不变，甚至一劳永逸。殊不知创建金融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培育员工的创新精神，培养员工的参与意识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从而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强化外部的竞争力。一是把政治理论教育、思想素质教育和终身学习理念的灌输，落脚在培训、各种会议及日常工作等载体上；二是把实现社会目标与实现个人价值的要求与发展，定位在日常开展的各项活动中；三是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畅谈思想感受，发表个人见解，探讨发展思路的重要阵地。引导金融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同时，运用集中宣讲、重点培训、专题研讨、知识竞赛等形式，强化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创新素质的教育，促使其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勤奋工作。在此基础上，金融中心要始终坚持把金融从业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从建立职业道德建设保证体系入手，使之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有力结合点。
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问题思考
一、农村资金互助社概念和特征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由民间自发产生的一种内生性的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它是微型金融或者弱势金融的一种类型，是作为面向城市的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形式出现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由于扎根农村社区服务的特点，被认为是最贴近农民需求的金融组织。与传统金融相比较，农村资金互助社基于其信息优势，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同时，在组织结构、运作机理、业务经营、利益分配、管理方式等方面与传统金融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自发性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基于农户需求的自发金融创新的产物，本质上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过程。因而，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起和设立中，必须尊重市场需求、尊重经济规律，尊重农民的自主性。
2、合作性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一种农民自助合作经济组织。国际合作社联盟于1995年通过《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宣言》将合作经济原则概括为七项，即志愿和开放的社员资格、社员民主控制、社员经济参与、自主与自立、教育培训与信息、合作社间的合作、关心社区。这些原则要求，农村资金互助社基于社员自主参与和民主管理，其成立和运作应避免政府有形之手的过度介入；基于互助合作的性质，农村资金互助社不应以盈利为目的，是非盈利金融组织。
3、非正规性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出现的，从资金活动方式和管理方式看，仍然保留了许多非正规金融的特征。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归。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金融依赖本地的人格化的信息，能很好的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我国的发展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资金、人才、技术短缺问题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特别是资金问题，因为影响着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成为问题的的关键。但囿于我国目前金融体制的固有局限和金融资本的趋利性特征，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创新是农村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打破当前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长期不对称的非均衡状态，扩大有效金融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创新农村金融，组建新一批增量金融机构，引入有效新型竞争主体，构建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产业发展、经济繁荣的内在趋势和根本要求。
农村资金互助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2007年1月22日中国银监会颁布《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3月9日，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成立，成为全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46家。
由于我国传统上是一个有着长期集权和市场不发达的国家，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起着主要作用。从我国农资资金互助社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设立和运作的特点来看，也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对后发国家来说，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经过历时检验的制度安排，利用后发优势，积极主动的进行制度变迁，最大程度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但供给主导性制度变迁是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下进行的，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由于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对某一新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的预期不同，不可避免的产生制度需求与供给的差异和矛盾。
从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践来看，政府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制度设计明显的偏离了自发性、合作性和非正规性的要求，表现出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矛盾，譬如政府过度介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起和设立过程，对其市场准入提出过高的条件和标准，监管要求过于严苛，功能定位不够明确等等，尽管在规范行业发展、避免金融风险等方面可圈可点，但其在整体上违背了农村合作经济的本质要求，忽视了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中农民的自发自主性、互助合作性和非正规金融的特点，用近似于正规金融组织的设立条件、管理标准提出了过高要求，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了障碍。
三、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中的几点思考
1、政府在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中的作用：引导而非主导
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中，政府的作用随处可见。政府不仅主导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制度设计，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1月颁布《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宗旨、设立条件、业务运作、监督管理等作了规定；而且还主导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过程，例如青海乐都县雨润镇兴乐农村资金互助社于2007年3月28日成立，在该社的设立过程中当地政府起了主导作用：海东银监会负责政策指导，县里的筹建小组确定了10名发起人，县财政拨给5万元购置办公设备，银监部门实行跟进式监管，多次登门沟通指导等等。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适应农村金融需求，由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在其产生的过程中，农民基于自身金融需求的考量，而产生的自发意愿是农村资金互助社得以设立的关键因素。春江水暖鸭先知，穿多大的鞋合脚只有存在切身金融需求的农民自己最清楚，这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因而，尊重农民的自主性，由农民主导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和发展过程，就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
政府过度介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和发展违背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自发自愿性，也使其成为准政府行为，自其设立始，就对市场风险缺乏必要的免疫能力，一旦政府支持缺位，就会面临倒闭危险。在没有农民合作需求和意愿的情况下，政府强制推行或积极包办合作社，通常会适得其反。“即使在改革前，在非洲通过政府扶植起来的老模式合作社的发展也处于倒闭状态，政府仅有满足社员的愿望是不可能简单实现其目的的。”
2、农村资金互助社在金融体系中的位置：补充而非竞争
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首次允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银行，并提出在农村增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金融机构。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至此，我国农村金融的框架体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和目标。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一环，是微型金融或弱势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微型金融是对贫困和低收入人群、微型企业提供贷款、储蓄、保险及货币支付等服务的金融形式。在国际上，微型金融被誉为削减贫困和促进经济社会转型的突破性革命。而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以及贫困低收入群体融资能力的有限性，传统金融组织往往不愿意涉足该领域。微型金融恰恰相反，它植根于该领域，在传统正规金融不愿涉足和覆盖不到的地方发展。因而微型金融与传统金融在功能上是互补而不是竞争性的。
农村金融市场总体上属于低端市场，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农村金融的重要一环，从区域上而言，适合经济不发达地区和正规金融服务的空白区域。这就对农村资金互助社在我国的发展和布局提出了要求：农村资金互助社应避免与正规金融机构在业务上的竞争，避开正规金融机构的势力范围，在正规金融机构覆盖不到的区域，担负起补充正规金融不足的作用。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则有悖于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初衷，而且面对强大的正规金融机构，其自身生存也会成为问题。
3、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功能定位：互助合作而非商业目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向商业化方向演进并引进私人投资者，追求可持续性成为微型金融发展的重大突破。但是私人资本的趋利性通常会导致微型金融机构在商业化进程中脱离社会扶贫的初衷，从而发生“使命漂移”。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便是教训。
关于是否商业化的问题，福利主义强调改善贫困人口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社会扶贫为首要目标。福利主义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商业目标，大多不能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来源上，不依赖市场融资，主要靠捐赠资金和低息、无息贷款，坚持成本补偿和取消补贴只会迫使微型金融机构抛弃低收入者。制度主义者首要关注微型金融商业上的可持续性。如果没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仅仅依靠外部资金的注入，那么高昂的固定成本阻碍微型金融的持续发展，从而影响扶贫的实现。制度主义金融机构引入市场机制，主要依靠收取客户利息和费用增加收入，实现收支平衡和自身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作为微型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资金互助社必须坚守初衷，其存在的首要价值在于扶贫，在于互助合作，而不是追求任何商业目的。梁漱溟先生认为：“合作如果单纯看成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则合作社不会办好。做合作运动的人，必须对合作有信仰，以合作为其理想追求，不以其为手段，而看它就是目的。”对合作具有较高的信仰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参与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要求。同时，为了保证资金互助社在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政府必须加大财政支持、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并在制度上保证农村资金互助社与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
4、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政府规制：市场自律而非政府严管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发性性的、合作性的、非正规金融组织，政府在其产生、发展、运作过程中，应扮演一个提供规则、仅起引导作用的守夜人角色，而不能主导其进程。但在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产生、发展、运作过程中，政府深度介入的痕迹无处不在。
《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蓝本为农村资金互助社构建了过高的运作规范，没有实际兼顾其特有属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的桎梏。其一，《规定》将农村资金互助社定位为领取金融业务许可证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使民间自发设立的大量资金互助组织在银监会的审慎态度下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其二，突出的问题是审批程序过于复杂、设立门槛够高，限制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建立，例如《规定》第9条比照银行规定了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在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等方面的条件，这些要求过多占用了经营资金，增大了运营成本，消弱了其经营能力。《规定》第37条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管理人员规定了较高的要求。其三，《规定》第53条规定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审慎监管要求对农村资金互助社进行持续动态监管。银监会2007年90号文《关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监督管理的意见》确立了“全面从严监管”的主调。但实际情况是，大多自发的资金互助组织没有取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且自身分布分散、管理滞后，政府根本无力监管。实际上，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缓慢与银监会将其定位为正规金融机构并对其实施全面从严监管有关。
因而，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发展和运作，应将权利交还给农民，交还给市场，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尊重市场规律，才符合资金互助社互助合作的本义。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主要依靠市场、依靠行业自身的纠错能力，政府的监管仅限于资金互助社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有限领域。
四、小结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由民间自发产生的一种内生性的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它是微型金融或者弱势金融的一种类型，是作为面向城市的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形式出现的。与传统金融相比较，农村资金互助社具有自发性、合作性和非正规性的特征。从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践来看，政府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制度设计明显的偏离了自发性、合作性和非正规性的要求，表现出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矛盾，同时政府过度介入到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建立、发展和运作的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资金互助社发展的桎梏。笔者认为，政府在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中的作用是引导而非主导；农村资金互助社与正规金融机构是补充而非竞争的关系；农村资金互助社应坚守互助合作底线而非商业目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规制更多依靠市场而非政府严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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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4
一、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
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5
为了弥补中央垂直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地方金融管理缺失,近年来,地方政府金融管理职权有所拓展:(1)由国务院授予地方政府一部分金融管理职权。2004年,国务院将农村信用社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各省成立信用联社对全省范围的农村信用社实施监督管理;2006年以后,国务院两次下文将地方金融风险处置工作职责交给地方政府;2009年,国务院将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准入及监管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实行“谁审批设立、谁负责监管”。(2)中央监管部门委托地方政府进行部分金融监管。2008年,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将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和监管交给地方政府;有的证券监管派出机构通过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将部分金融风险管理职责委托地方政府具体组织实施。(3)地方政府大多成立了金融办(金融服务局)作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服务的专门主体,同时还赋予多个部门承担具体的金融管理职能,如省级信用联社受省政府委托对农村信用社行使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的职能;国资委对同级金融机构行使出资人职能;经贸委负责管理典当行;中小企业局负责管理融资性担保公司。但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与“一行三会”分支机构的关系仍显得较为混乱,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第一,管理重复与监管真空并存。首先是管理重复现象,以农信社为例,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农信社由银监部门负责监管,但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相继成立省联社负责农信社的高管任命、业务监管等。此外,温州银行等地方商业银行,既受到银监会的全面监管,同时也摆脱不了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干预。其次是管理真空现象,地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地方性的民间金融机构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基本上没有法定的、固定的监管机构,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对于中央、地方金融管理体制而言都是监管盲区。第二,地方金融管理目标不一。有观点认为,考虑到地区间的差异性,应允许各地方金融管理目标存在不同,以便地方金融管理工作具有针对性、符合实际性。如上海市确定的管理目标是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北京市的目标则是加强首都金融环境和金融服务体系的升级,浙江和温州则把重心放在推进金融创新以及加强对地方民间金融监管之上。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统一金融监管”的大框架、大体制、大前提,地方金融管理的目标可以存异,但更应该求同,应在保障基本目标的基础之上体现地区的差异性特征,以此来契合“中央为主,地方辅助”的集中监管原则。地方金融管理的目标至少应包含: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促进本区域金融改革及发展。第三,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权责不对等。(1)就地方金融风险防范而言,金融风险处置工作职责已经交给地方政府,但金融风险信息主要由监管部门地方分支机构掌握,一旦发生地方金融风险,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处置能力极为有限。(2)从地方金融发展的权责对等角度而言,地方政府一方面有权推进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重组和扩张,但另一方面却并不承担监管责任,监管责任仍归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第四,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职能定位存在偏差。目前,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普遍存在所有者、监管者职能混淆问题,如授权管理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省级信用联社,既是政府管理平台,又是金融经营实体,集所有者与监管者的权利(力)于一身,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和独立性。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直属的金融办(如上海金融办)将地方金融国资所有者职能和监管者职能集于一身,使得地方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大大降低。第五,地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失。近年来我国民间金融快速发展,国务院、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管理部门适时出台了一些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⑦但总体而言,我国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供给仍然欠缺,难以适应民间金融高速发展的需要。首先,我国尚未出台有关地方金融管理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少得可怜,大多以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地方政府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存在,法律位阶低,以致各个地方的金融管理工作各自为政。其次,现有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缺乏系统性,虽然规范性法律文件数量庞大,光是浙江和温州就有多达30余件,但总体而言杂乱无章,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从整体上讲,地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供给存在缺位,已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尚未形成系统的监管法律体系。
地方金融管理的法律目标
地方金融管理需要法律制度予以配套和保障,因此法律制度对地方金融管理的目标设定至关重要。法律目标,是指人们在观念上对法律在社会中要达到的结果,它是目的论在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⑧法律目标包含着人们希望达到的结果,是价值的期待与选择。笔者认为,地方金融管理的法律目标应当设定为:
(一)民间金融管理法制化“制度化”的本义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近年来,我国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民间贷款公司发展迅猛,但同时也累积了一系列的金融风险,2011年以来浙江温州、鄂尔多斯、江苏常熟等地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凸显出了现行民间金融管理体系的诸多弊端。民间金融机构长期游离在“一行三会”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其发展迅速但却处于法律制度盲区状态。从促进民间金融有序发展而言,地方政府及其金融管理部门掌握着本区域民间金融机构的第一手经济、金融数据,有助于作出灵活而有效的监管对策,对于当地民间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将地方金融管理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形成常态化的法律制度,用以促进民间金融合法化、健康化、阳光化发展,是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维护地方金融秩序从法学角度来看,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⑨相应地,“金融秩序”则意味着在某一个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某种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由于经济发展对资金供给的强烈需求,一些地方的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也迅猛扩张,对地方金融秩序构成较大威胁。地方金融管理的目标就是要规范地方金融市场,构建有序的地方金融秩序。
(三)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区域金融风险(RegionalFinancialRisk)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由于部分金融机构或某些金融活动而形成的可能引起各种损失的可能性,其所涉及的范围介于个体金融风险和系统金融风险两者之间。”⑩金融业本身是高风险行业,而村镇银行、借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组成的民间金融体系由于资本实力有限,抗风险能力脆弱,一旦爆发信用危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政治稳定会产生巨大冲击。近年来一些地方兴起的民间借贷、民间担保、资金互助社等民间金融形式,以及一些单位与个人非法从事或变相从事的金融业务,潜藏着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并已给地方金融管理当局敲响了警钟。地方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必须加强对民间金融体系的监管,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四)保障地方金融安全“安全被视为一种实质性价值,亦即社会关系中的正义所必须设法增进的东西。因此在这种视角下,安全同法律规范的内容紧密相关,他们所关注的乃是如何保护人们免受侵害、抢掠和掠夺行为的侵害。”辑讹辊相比于资金实力雄厚的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地方性的民间金融机构由于本身资本金较少,管理水平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对金融安全性的要求更高,需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营造一个安全的金融环境。由于金融在世界各国的特殊地位及金融业对一国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强大渗透能力,其一旦失控,势必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坍塌,最终引发剧烈社会动荡。地方金融安全是国家整体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至为重要。
(五)促进地方金融改革及发展相较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促进地方金融改革及发展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一是地缘优势,地方政府置身于地方金融生态之中,能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作出科学有效的改革决策;二是信息优势,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本区域的金融市场较为了解,尤其是对长期地下运作的民间金融体系,相对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具有信息优势,在推行金融改革措施的时候,更能够把握地方金融生态实际,制定出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金融改革方案;三是利益共同体优势,地方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可以给民间金融机构带来可观的资金回报,也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财政税收,同时还能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及其金融管理部门与地方金融体系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具有地方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原动力。
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资金循环；新农村建设；金融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6－0022－0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离不开资金的投入，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据估计，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大概需要国家和全社会投入20000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的资金，既需要“刚性”的财政支持，更需要弹性较大的金融支持。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理念和方式基本上仍停留在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所有制结构单一、体制僵化、资金运行效率低下、支农力度不够等问题，无法适应“三农”发展的需要。因此，重构农村金融体制，为新农村建设建立长效的资金支持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资金循环现状透视
我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农村金融改革，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农村金融体制，建立起包括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合作性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内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并开展了农业保险业务，金融改革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在审视今天的改革成效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金融深化的大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并不成功，资金不足问题依然明显，农户、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依然严重。据云南社科院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农村的资金缺口每年高达1万亿元，农村资金恶性循环有愈]愈烈之势。而农村金融体制中，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双重不足是导致农村金融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一）从供给角度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的支持明显减弱
1．金融机构将农村的大量资金转移到城市，造成了农村资金短缺。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型经济结构，在城市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资金通过金融机构从农村流到城市，在支持城市发展的同时，却造成了农村的资金短缺。金融机构转移农村资金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其一，邮政储蓄机构从农村抽走大量资金。近年来，由于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水平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利率，且无任何风险，使得邮政储蓄得到迅速发展，年增加额从1998年的557亿元增长到近年的1000多亿元。邮政储蓄存款中，65％来自县及县以下地区，这些资金全部转存人民银行，而大部分流出农村。其二，国有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农业银行等）的发展战略向大中城市转移，县及县以下机构网点大幅减少，即使是保留下来的机构网点，其吸收的存款也大多通过资金上存的方式转移到城市，成为上级行的“储蓄所”。
2．金融机构向农村贷款的能动性不足。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金融机构向农村贷款往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也限制了金融机构对农村的放贷行为。第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因农村分散、小规模的经济活动特点，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远比工商信贷普遍和严重。当借款人赖账现象出现时，由于法律措施的缺乏，赖账惩罚往往难以奏效。第二，缺乏可抵：物。由于在农村可用于抵：的物品主要是农村的土地、房屋、劳动力以及农机具等，但银行大多不愿意接受这些抵：物。农村的抵：物对于金融机构无效的原因在于执行成本太高，或近乎不可执行。农村并非没有抵：物，而是缺乏商业金融机构需要的抵：物。第三，贷款经营成本较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一般以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村金融需求者通常有居住分散、收入低下、生产季节性明显、单笔存贷款规模小、生产项目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比较大等特点，因而导致农村信贷成本要大大高于城市工商信贷，与商业信贷服务的标准化要求不相符。
（二）从需求角度看，部分农民不愿从金融机构借贷
第一，中国农民的借贷需求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多数为生活消费需求而非生产性需求，因而贷款需求有限。
第二，农民从银行取得贷款的手续复杂，交易成本过高，致使农户不愿向银行借款。虽然在1998年农业银行接管农业政策性贷款后，为了落实国家区域产业政策，支持农民发展经济，对农业贷款条件适当放宽，但在贷款办理过程中，很多农户仍然认为条件过于苛刻，难以找到联保户，还要填写各种《联保借款合同》等，耗时费力。
第三，受传统观念影响，农民对贷款存在抵触心理。如农业银行很多专项贷款项目是由政府牵头组织，农民受益，农民承贷承还，政府在项目区内，反复做农民的思想工作，农业银行也把项目计划下达给了经营所，但许多农民不愿意承借贷款，导致项目不能实施。
二、农村资金恶性循环的制度性成因分析
（一）政府对农村金融管制缺乏弹性，农村金融抑制状况严重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村三个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府主导下的农村金融机构普遍经营业绩差，效率低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其发展很难突破政府的种种干预，这一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金融体制的健康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甚至发展到扰乱金融秩序的地步并产生大量不良资产，农村信用社异化成“二财政”，这无不与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有关。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大量不良贷款也都存在政府干预的影子。第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不能反映农村资金的供求状况，一方面造成农户从金融机构贷款困难，另一方面导致高利贷等民间金融盛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还要接受政府统一管理，要在政府规定的低利率水平下运行，因此，金融部门只能在政府控制下以“配给”方式提供信贷。低利率借贷因为有“租”可寻，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同时，由于许多贷款不是按照商业原则运作，不讲效益，不仅浪费了有限的金融资源，而且也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结构单一，金融市场效率低下
一个开放的、多元化和多主体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保障。它不仅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筹集新农村建设的资金，而且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功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灵活和优质服务。但从目前的情况看，1996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并没能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反而使农村金融进一步趋于垄断。改革促使农业银行逐步从农村市场撤出其贷款业务，并关闭了农业合作基金会和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农村正规贷款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而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一般来说是低效率的。随着农业银行在乡镇网点的减少，农发行业务缩小为粮棉油收购贷款以及农村合作基金会全部撤并，客观上赋予农村信用社独立支撑农村金融主渠道的职能，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不少农村信用社经营业绩差，效率低下，不良贷款居高不下，根本无法承担农村金融“主力军”的角色，更不要说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
（三）农村金融机构的定位不清，对农村金融支持不足
我国虽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这几个金融机构都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其功能定位不清且存在重叠，再加上政府在许多方面又管得太严、太死，导致了现行金融体系根本无法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需要，甚至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太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现在的主要业务仅限于粮棉油贷款的发放，随着我国粮棉油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粮棉油购销市场化改革方向日趋明显，保护价收购范围不断缩小，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收缩，农业发展银行的机构和人力资源与现有的业务量相对而言明显存在资源浪费，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更是远远不够。（2）中国农业银行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其支农作用大打折扣。中国农业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其商业追求和政策性诉求是不能两全的，农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盈利有限，资金不断从农村地区撤出也是符合其商业利益的，但这就大大降低了其支农的功能。（3）农村信用社商业化趋势明显，由于缺乏政策环境的支持，其支农的作用也成了一句空谈。现在许多农村信用社以利润为导向，把资金运用于城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用社对农村的资金支持。
（四）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不清、治理结构缺位、经营效率低下
1．先天的体制不足是影响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主要原因。农村信用社最初是由政府主导建立起来的，在1996年之前信用社归农业银行领导，国家银行与信用社之间属于行政隶属关系。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虽然信用社与国家银行摆脱了隶属关系，但这种体制性的弊病并没有得到根除，信用社在经营过程中仍然要屈从于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各方压力，无法独立运营。
2．产权虚置，治理结构缺失是农村信用社面临的又一难题。农村信用社应该是由社员出资入股，自愿组建的。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股金中，绝大部分是由历年公积金转增形成的，社员个人缴纳的比重很少，这部分资本归属问题，权力由谁代表以及由谁监督是导致信用社产权虚置的关键。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的缺失，由于产权含混不清，导致法人治理中权利、义务、责任严重失衡，信用社社员空有社员之名，得不到社员应当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信用社很少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难以做到民主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3．实力薄弱使农村信用社难当支农重任。我国农村信用社普遍经营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不良资产率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有限。加上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历史包袱，信贷质量差，亏损面和亏损金额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力度。
三、建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资金良性循环机制
1．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多样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制。农村金融结构单一是造成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必须进行改革，可以着[于以下三点：一是建立以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为主，其他金融机构为辅的多样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目前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尝试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成立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治理结构、专门为“三农”服务的小型信用组织。二是建立专门为“三农”服务的信用担保机构。既可由政府协调组建，设立由财政、企业、农户共同出资的担保基金，也可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农村领域，建立专门为“三农”服务的贷款担保中介机构，完全按市场化原则运营。三是建立农业保险机构。既可建立以农业保险为主的政策性保险机构，也可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办专门的涉农保险。
2．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重新定位，使农村金融机构真正为农民服务。（1）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主要发挥其财政作用，借鉴其他国家通行的做法，今后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扶持重点项目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2）对农村商业银行要加强引导，促使商业银行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一方面，地方政府应给商业银行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剥离中国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出台有关的优惠政策或财政补助，引导农业银行向农村投放资金。（3）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为社区发展服务，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同时政府在政策和管理方面也要加强对合作金融的保护措施，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根植于农村，服务于农民。（4）按照市场化、企业化原则，组建邮政储蓄银行，把从农村吸收的的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的发展。
3．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农业经营风险大，周期长，季节性强，盈利水平低，引进商业银行资金进行支持有一定难度，所以迫切需要政府的介入。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各国农村金融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我国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发挥能动作用：（1）继续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2）为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适当剥离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减轻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3）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利息补贴等，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4）政府主导建立农业保险制度，避免农业发展大幅波动，维护广大农民利益。
4．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着一定的“市场失灵”，适度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政府的干预仅仅是对市场的有益补充，绝不是替代市场作用的发挥。要界定政府的职能边界，该放的要放开放活，该管的要管住管好，“政府失灵”有时候比市场失灵更可怕，后果更严重。因此，我国政府在参与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要尽量减少行政干预，避免损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通过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立农村资金良性循环机制。其一是减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使金融机构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二是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市场管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满足广大农民资金需求。
5．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农户和农村企业由于经济活动内容和规模不同，其金融需求也表现出多层次的特征，但我国以农信社为主力军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仍然停留在存款、贷款等传统业务上，且资金规模有限、金融产品创新少、结算手段落后，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需要。民间金融（如私人银行、民间基金会）具有设立方便、资金使用灵活、服务于民间等特点，应该成为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使亲友之间的信贷、农户之间的资金融通和民间私人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地下转到地上。其次，放开民间金融的利率管制。民间金融本身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一般没有抵：，其利率相对较高也是正常的。另外，利率的浮动也能有效地吸引资金对农村的投入，引导“农转非”的资金回流到农村，解决一部分农村资金来源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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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社会责任会计；社会责任信息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两年，世界经济在艰难中开始复苏，遭受重创的各国逐渐从经济负增长的窘境中走了出来，而中国更是有幸率先突出重围。与此巧合的是，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在这两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如雨后春笋般空前繁荣。2009年在华上市公司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达到近400份，2010年则是近500份，而据润灵环球责任评级统计的数据，我国之前在2005—2008年4年间的报告总和还不到150份。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快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步伐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金融危机与社会责任会计的联系
（一）从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看金融危机
社会责任会计是从社会福利经济学延伸与拓展而来的，它的概念于1968年由美国的戴维·F.林诺维斯在其文章《社会经济会计》中首次提出。对于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戴维·F.林诺维斯认为是会计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应用，这就反映了社会责任会计不同于传统会计的一面，它既为经济服务，也为政治社会服务。美国的会计学教授西林·C.莫布里则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整理、衡量和分析了政府及企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果，说明了社会责任会计需要通过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来反映。而我国学者吴俊也在其文章中提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就是要反映、计量和揭示企业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传统会计的重点是社会问题对企业的财务影响，而社会责任会计的重点是企业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因此它的内涵决定了金融危机与其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角度
国内外对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大多都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金融监管缺失、会计准则存在缺陷等层面，但还有一个基本原因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那就是在次贷链条延伸过程的背后，美国金融机构无视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正是投资银行、按揭公司等机构过度逐利，转嫁风险，才使得次贷危机恶化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
美国金融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践行社会责任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商业银行、按揭贷款机构、投资银行、评级机构等金融机构都存在不同情况的社会责任治理缺失；薪酬制度的设计有缺陷，“金色降落伞”条款激励有余，约束不足；信息披露不完全，大型金融机构通过表外业务来掩盖风险；资产证券化过度扩张，成为了转嫁风险、无视社会责任的工具；信用评级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随意调高评级，误导了投资者；对冲基金“裸卖空”的行为则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等。胡伟亮也提到，美国金融机构对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风险超出了可控范围，同时在行业内缺少统一的风险核算标准和信用评价体系，忽视了社会责任会计对金融行业保障金融安全的要求。
（三）会计的责任角度
盖地、胡师奂认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在经济高增长时期追逐高收益，却缺乏风险评估，未能履行自身职责。另外通过对公允价值的争议把公众的视线转向会计领域，转嫁相应责任。赵静、何玉和李杰从会计制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危机与社会责任会计的联系。金融危机前的几年间，处于经济快速上行的阶段，各国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都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宏观政策，会计的监管由此出现了松懈；衍生工具的利用则背离了初衷，企业利用会计信息披露的缺陷，掩盖其债务或关联方交易，导致披露内容不能显示出真实数额和风险，这些都是无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符合社会责任会计要求的。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意义
说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应该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各国经济逐渐实现了正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经济环境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跨度可能是3年、5年、8年甚至更久，只有当世界经济发展不再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到危机前正常的运转状态，才能算完结。但无论处在怎样的时期，金融危机都给政府和企业敲响了警钟，必须把风险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金融的监管和会计的监督。
我国政府应该抓住金融危机这个建设社会责任文化的契机，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念，把企业社会责任与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相结合，把社会责任会计与企业的战略调整相结合，培养企业利用社会责任会计防范风险的能力，增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主动性。
传统会计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下是具有局限性的，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则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宋献中提出，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最终会获得差别化的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通过全面关注社会、关注环境、关注员工和产品服务的质量，切实履行其社会责任来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而获得的，这与社会责任会计的本质是相同的。
很多学者还从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科学发展观等角度分析了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性，论证了和谐社会和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只有从企业责任做起，规范和完善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控制和防范风险，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经济健康平稳的运行。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的发展
（一）社会责任会计应该崛起
回顾历史，似乎每次金融危机过后都会给会计理论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同时也造就了会计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出现，证明了将会计放任自流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建立起一套标准来规范会计实务，即会计准则的建立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的金融界贷款危机，则暴露出历史成本会计的局限性，因此采用公允价值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代替了历史成本。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反映了由于政府对经济的长期干预，导致会计信息透明度不高，企业内部的财务会计管理存在严重缺陷，因此要求企业重视财务会计管理，并将其作为经营管理的核心，而不是过分依赖于政府的干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又对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展开了争论，此时正需要理性地站在新视角下，给予会计学的新分支更多的关注——社会责任会计应该崛起。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政府通过了四万亿的救市计划，把大量的资金用在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产业的建设上。除了要公开透明地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实处，让全国人民放心外，对环境保护也是严峻的挑战。作为把社会学和会计学统一起来的社会责任会计，此时的作用可见一斑。
（二）社会责任的计量问题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问题
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大问题上，即社会责任的计量问题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问题。社会责任会计是企业社会责任（CSR）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号”，加强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而社会责任会计还可以帮助企业衡量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和收益情况，促进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协调。
1.社会责任的计量问题
社会责任的计量曾经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体系要发展完善，要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框架系统，首先要将社会责任会计与传统财务会计区别开来。但也正是由于其计量方法与传统会计不同，既不能以交易价格为前提，也做不到都以货币来进行计量，而且在可行性上有局限，可操作性差，花费人力物力进行计量的成本远大于取得的收益，因此使得社会责任的计量方法始终得不到统一。而后社会责任会计多重计量假设的提出，虽然给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仍应该以货币计量为主，同时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活动对计量单位、计量方式的不同要求，予以分别处理，不能完全依靠货币计量，但这毕竟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责任计量难的问题。
2.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问题
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开始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披露的内容、形式、质量和框架等方面上。从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难看出，良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减小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降低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内部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促进持续对话。通过社会责任报告等披露方式，可以使利益相关者了解他们所需的信息，及时作出正确的选择和调整，从而在实现信息对称的同时提升公司的信誉，防范风险。
根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全面性，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主要分为三种模式：简单模式、中级模式和高级模式。简单模式即将社会责任信息附在企业的财务报告中一起；中级模式即企业单独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高级模式则需要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社会收益表、增值表，设计社会成本—效益模型等形式。应该说，我国正处于从简单模式过渡到中级模式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来传递社会责任的履职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不应该要求所有企业都做到单独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要准确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提高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质量，应对不同的企业加以区别对待。对于上市公司，应该建立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而对于一般的中小企业，考虑到报告的成本原因，则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的披露形式来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监督。
近两年来，我国报告的数量虽然在逐年增加，但却缺乏统一的报告框架和标准，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信息的可读性和有用性。现在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框架是基于三重底线（tBi）思想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指南，由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所，它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为了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方面。虽然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强制性要求，但一些企业已主动向该框架靠拢，尽量按照指南要求来编制报告。不过由于各行业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面临和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是不相同的，很多行业的一些社会责任指标都难以量化衡量，而且使用单位也千差万别，因此短时间内想要完全统一报告标准的难度可想而知。
五、对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我国的当务之急除了需要建立一个全行业适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普遍框架，用以引导企业使用相同的格式来编制报告，另外还应该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划分出不同的行业类型，先对个别行业内的核算内容和方法进行标准化的具体规定。
比如与环境污染和资源使用联系紧密的采掘业和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更需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因此可以先制定它们的行业标准，并有所侧重地设计行业的社会责任计量指标。
另外，与金融危机联系最紧密的金融行业虽然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直接影响较小，但作为“社会的血液”，金融行业对于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和防范，以及对金融产品质量的监管责任却是不容忽视的。其独特的社会作用决定了它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胡伟亮认为，金融行业的社会责任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机构在发放融资贷款前应该评估可能对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影响，降低给社会和环境造成危害的风险；二是金融机构应该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对象应该是全社会而不只是少部分有钱人；三是金融机构需要保障金融产品的安全。
但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中，金融行业往往会因为其经营活动和资金流动的特殊性而被剔除在研究样本之外，虽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无形中就减少了对金融行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关注，不利于金融行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因此将金融行业单独拿出来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而且金融行业的资金流量大，量化信息多，为统计、核算、披露和审计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有助于计量其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先统一金融行业的报告标准，将有利于社会责任会计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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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8
论文摘要：绿色金融政策是“两型社会”建设中可资利用的一种市场激励机制，它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绿色保险等制度。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绿色金融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规则内容上还有完善的空间。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可能路径，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把它从环境经济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促进条例”，其法律化的正当性基础是“两型社会”的“先行先试权”和“先行先试”立法模式。
一、“两型社会”建设与绿色金融政策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的启动，对于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南的经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性机遇。两型社会的建设，只有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才能达到在经济利益发展的同时，同步实现环境保护效益和生态平衡效益。这种目标的达成，既需要市场经济主体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来建成两型产业，也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命令一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1)的管制措施来强制企业符合两型产业的要求，更应该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来促使企业向两型产业的转变，而绿色金融政策，正是一种具备这种功能的市场激励机制。
“绿色金融”(greenfinance)，也被称为“可持续性金融”(sustainablefinance)或“环境融资”(envi—ronmentalfinancing)，主要指从环保角度重新调整金融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政策和业务流程，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www..com具体而言，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将环境保护这一基本政策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来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促进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以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口]。目前，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赤道原则”(theequatorprinciples)，它是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以增加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改进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绿色金融政策的基本内涵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信贷、保险、证券、税收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为手段，以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的的宏观调控政策。
2007年以来，我国环保总局等机构，相继出台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政策，掀起了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金融”的政策风暴。这些绿色金融政策的出台，强化了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责任，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两型社会与绿色金融政策都旨在实施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二者在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绿色金融政策对于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二、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体系构成
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绿色金融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绿色信贷政策
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绿色信贷政策”是指致力于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向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方向发展的信贷政策。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始于2007年
4．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制度。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是上市公司披露的重要环境信息之一，因此，科学地确立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成败的关键。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如iso的环境绩效评估标准，它包括企业内部的环境绩效指标(epi)和企业周围的环境状态指标(ecd，其中前者(epi)又分为管理绩效指标(mpi)和操作绩效指标(opi)。
(三)绿色保险制度
我国的环境保险制度的建立，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应在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1．环境责任保险费率的设置。在保险公司对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收取统一保险费率的保费时，造成清洁生产企业与污染企业要同等保险，即意味着污染较大的企业并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保险费，这可能导致清洁生产企业的逆选择行为，因此，需要对它们实行差别保险费率，从而在制度上刺激和引导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和清洁生产。
2．环境责任保险模式的确定。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三种环境责任保险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强制保险与财务保证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二是以瑞典为代表的单一强制保险制度；三是以任意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责任保险制度。第一种模式范围窄，金融机构不愿参与，第三种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保险市场基础上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企业风险防范意识较差等原因，我国应采取强制性责任保险模式。
四、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及法理基础
把绿色金融制度具体落实在“两型社会”的建设之中，需要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对绿色金融进行区域性立法。区域性立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绿色金融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表现为一种法律形态的激励机制，能够使“两型社会”试验区内的企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固定的行为模式，避免了经济政策的易变性和短期性，从而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2)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在总体上有局限性，并不能对“两型社会”建设起到完全激励机制的效应，例如绿色证券政策主要针对那些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的企业，而不能影响到那些不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绿色金融的理念，只有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通过“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来实现，反过来，这种创新型金融立法又有利于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一)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
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路径，简单来说，就是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绿色金融政策上升为法律后，可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对行为的激励以及对利益的调整而实现法律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政策转化为法律，应该遵循立法的正当程序，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立法ll。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在法律化的表现形式上，至少有两种形式可以选择：“软法”或“硬法”。所谓“软法”是指原则上缺乏法律拘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范引。在法律表现形式，“软法”主要指“促进型立法”；“硬法”多指权利义务明确对应的“管理型立法”，强制性规范较多，且违反强制性规定后的法律责任占主导地位。而“软法”或“促进型立法”中，法律主体的责任主要是道义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相对弱化，倡导性规范相对较多，强制性规范较少。
我国环境保护国策与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金融业配合，通过环境金融政策工具来激励企业践行环保社会责任；我国“两型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绿色金融制度，是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个比较妥当的激励机制，二者在目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契合性。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符合“促进型立法”的特点，因为绿色金融政策并不完全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倡导性规定。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最佳形式应是“促进型立法”，因此，由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软法”或“绿色金融促进法”，是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合适路径。
当然，由于时机并不成熟和实践经验不足，目前要求制定全国性的“绿色金融促进法”并无太大的可能性。但是，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还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是采取分别修法的形式，即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或《保险法》等进行修改时，加入绿色信贷制度、绿色证券制度以及绿色保险制度的内容，即“金融法的生态化”的法律化路径。但这种立法模式，在目前似乎也不太现实，理由在于我国绿色金融政策还处于试点和摸索阶段，缺乏绿色金融制度实施的实践经验，而我国在立法上采取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策略，因此这些制度要进入各个金融单行法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因此，对于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而言，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路径，就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立法策略。
(二)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法理基础
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来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既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也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如前所述，绿色金融制度与“两型社会”的目标完全一致，都致力于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同时，推行绿色金融制度，有利于建成“两型产业”从而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因此，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有利于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内推动“两型社会”的建设。另外，在“两型社会”建设中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施，也是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的一种途径，是践行金融创新理念和权限的一种积极措施。当然，这种金融创新理念应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
那么，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金融制度创新的正当性何在?笔者认为，其正当性的法理基础，在于“两型社会”建设中“先行先试权”与“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先行先试权”的本质是改革创新，就是要突破成规的限制，通过推行创新型的制度来对现行的体制、机制及制度进行改革。可见，通过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也是“两型社会”中的“先行先试权”一种制度实践。“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以适应性价值为核心的“变革性立法”模式和以安定性价值为基础的“自治型立法”模式的结合体。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先行”要求通过“立法先行”的方法，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而达到对社会某种秩序的追求。“立法先行”是主观判断的产物，其变量多来自外部，是通过立法这项制度安排适应社会现实的变革性活动；二是“先试”则要求依赖“试错先行”的方式，发挥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作用，通过在特定领域和时空背景下的试验获取一定的“地方性知识”，然后将其扩展，使其更具普适性。“试错先行”是客观性经验的获取，其变量更多地发端于实践本身，是通过检验立法的实效而进行的自治性活动[1。具体到“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绿色金融制度，“先行先试权”要求首先是“立法先行”，即通过地方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此外，它还要求以“试错先行”的方式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践过程中获取有益的经验与措施，一方面使绿色金融制度的法律规则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
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9
论文摘要：绿色金融政策是“两型社会”建设中可资利用的一种市场激励机制，它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绿色保险等制度。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绿色金融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规则内容上还有完善的空间。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可能路径，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把它从环境经济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促进条例”，其法律化的正当性基础是“两型社会”的“先行先试权”和“先行先试”立法模式。
一、“两型社会”建设与绿色金融政策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的启动，对于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南的经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性机遇。两型社会的建设，只有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才能达到在经济利益发展的同时，同步实现环境保护效益和生态平衡效益。这种目标的达成，既需要市场经济主体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来建成两型产业，也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命令一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1)的管制措施来强制企业符合两型产业的要求，更应该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来促使企业向两型产业的转变，而绿色金融政策，正是一种具备这种功能的市场激励机制。
“绿色金融”(greenfinance)，也被称为“可持续性金融”(sustainablefinance)或“环境融资”(envi—ronmentalfinancing)，主要指从环保角度重新调整金融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政策和业务流程，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具体而言，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将环境保护这一基本政策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来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促进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以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口]。目前，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赤道原则”(theequatorprinciples)，它是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以增加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改进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绿色金融政策的基本内涵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信贷、保险、证券、税收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为手段，以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的的宏观调控政策。
2007年以来，我国环保总局等机构，相继出台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政策，掀起了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金融”的政策风暴。这些绿色金融政策的出台，强化了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责任，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两型社会与绿色金融政策都旨在实施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二者在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绿色金融政策对于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二、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体系构成
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绿色金融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绿色信贷政策
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绿色信贷政策”是指致力于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向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方向发展的信贷政策。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始于2007年
4．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制度。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是上市公司披露的重要环境信息之一，因此，科学地确立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成败的关键。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如iso的环境绩效评估标准，它包括企业内部的环境绩效指标(epi)和企业周围的环境状态指标(ecd，其中前者(epi)又分为管理绩效指标(mpi)和操作绩效指标(opi)。
(三)绿色保险制度
我国的环境保险制度的建立，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应在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1．环境责任保险费率的设置。在保险公司对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收取统一保险费率的保费时，造成清洁生产企业与污染企业要同等保险，即意味着污染较大的企业并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保险费，这可能导致清洁生产企业的逆选择行为，因此，需要对它们实行差别保险费率，从而在制度上刺激和引导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和清洁生产。
2．环境责任保险模式的确定。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三种环境责任保险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强制保险与财务保证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二是以瑞典为代表的单一强制保险制度；三是以任意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责任保险制度。第一种模式范围窄，金融机构不愿参与，第三种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保险市场基础上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企业风险防范意识较差等原因，我国应采取强制性责任保险模式。
四、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及法理基础
把绿色金融制度具体落实在“两型社会”的建设之中，需要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对绿色金融进行区域性立法。区域性立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绿色金融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表现为一种法律形态的激励机制，能够使“两型社会”试验区内的企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固定的行为模式，避免了经济政策的易变性和短期性，从而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2)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在总体上有局限性，并不能对“两型社会”建设起到完全激励机制的效应，例如绿色证券政策主要针对那些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的企业，而不能影响到那些不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绿色金融的理念，只有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通过“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来实现，反过来，这种创新型金融立法又有利于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一)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
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路径，简单来说，就是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绿色金融政策上升为法律后，可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对行为的激励以及对利益的调整而实现法律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政策转化为法律，应该遵循立法的正当程序，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立法ll。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在法律化的表现形式上，至少有两种形式可以选择：“软法”或“硬法”。所谓“软法”是指原则上缺乏法律拘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范引。在法律表现形式，“软法”主要指“促进型立法”；“硬法”多指权利义务明确对应的“管理型立法”，强制性规范较多，且违反强制性规定后的法律责任占主导地位。而“软法”或“促进型立法”中，法律主体的责任主要是道义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相对弱化，倡导性规范相对较多，强制性规范较少。
我国环境保护国策与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金融业配合，通过环境金融政策工具来激励企业践行环保社会责任；我国“两型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绿色金融制度，是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个比较妥当的激励机制，二者在目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契合性。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符合“促进型立法”的特点，因为绿色金融政策并不完全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倡导性规定。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最佳形式应是“促进型立法”，因此，由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软法”或“绿色金融促进法”，是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合适路径。
当然，由于时机并不成熟和实践经验不足，目前要求制定全国性的“绿色金融促进法”并无太大的可能性。但是，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还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是采取分别修法的形式，即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或《保险法》等进行修改时，加入绿色信贷制度、绿色证券制度以及绿色保险制度的内容，即“金融法的生态化”的法律化路径。但这种立法模式，在目前似乎也不太现实，理由在于我国绿色金融政策还处于试点和摸索阶段，缺乏绿色金融制度实施的实践经验，而我国在立法上采取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策略，因此这些制度要进入各个金融单行法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因此，对于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而言，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路径，就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立法策略。
(二)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法理基础
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来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既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也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如前所述，绿色金融制度与“两型社会”的目标完全一致，都致力于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同时，推行绿色金融制度，有利于建成“两型产业”从而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因此，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有利于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内推动“两型社会”的建设。另外，在“两型社会”建设中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施，也是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的一种途径，是践行金融创新理念和权限的一种积极措施。当然，这种金融创新理念应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
那么，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金融制度创新的正当性何在?笔者认为，其正当性的法理基础，在于“两型社会”建设中“先行先试权”与“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先行先试权”的本质是改革创新，就是要突破成规的限制，通过推行创新型的制度来对现行的体制、机制及制度进行改革。可见，通过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也是“两型社会”中的“先行先试权”一种制度实践。“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以适应性价值为核心的“变革性立法”模式和以安定性价值为基础的“自治型立法”模式的结合体。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先行”要求通过“立法先行”的方法，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而达到对社会某种秩序的追求。“立法先行”是主观判断的产物，其变量多来自外部，是通过立法这项制度安排适应社会现实的变革性活动；二是“先试”则要求依赖“试错先行”的方式，发挥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作用，通过在特定领域和时空背景下的试验获取一定的“地方性知识”，然后将其扩展，使其更具普适性。“试错先行”是客观性经验的获取，其变量更多地发端于实践本身，是通过检验立法的实效而进行的自治性活动[1。具体到“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绿色金融制度，“先行先试权”要求首先是“立法先行”，即通过地方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此外，它还要求以“试错先行”的方式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践过程中获取有益的经验与措施，一方面使绿色金融制度的法律规则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
金融对社会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民间融资社会危害性规制理念限度
【中图分类号】D924.33【文献标识码】a
民间融资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河北的“孙大午案”到“吴英案”再到社会普遍关注的互联网金融，民间融资一直牵动着社会各界的神经。公权与私利该如何平衡？民间融资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何在？可以说没有哪个问题能像民间融资这样引起法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乃至社会公众如此广泛的关注，没有哪个罪名能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那样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诟病。刑法的效力既取决于规范本身的合理性，又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其认可度，后者是影响法律效力的终极决定性因素，因此审视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问题不仅事关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也事关刑法规范自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民间融资犯罪化的制度动因
民间融资是一种基于民间信用关系的资金往来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着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社会集资等多种形式。它处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之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民间融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政府加大了对民间融资的管控力度，但民间融资仍然繁盛。
民间融资的存在机理。对于民间融资的存在原因，学界公认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除此之外，我国民间融资存在机理还包括下列方面：
一方面为融资结构变迁的必然规律。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包括两部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以国有大型金融企业、银行为代表，非正规金融以民间融资、借贷等为体现。从企业的融资源头来看，可以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外源融资是向银行或在资本市场通过发行有价证券来融资。从总体来说，外源性融资能促进企业的持续成长，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①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分析，在过去40多年中，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引导正规的金融机构向民间提供贷款几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发挥民间融资的作用，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考察世界各国近三四百年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各国的融资结构变迁均呈现出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移的态势。但各国在处理融资结构战略上，存在着自然演变型和政府干预型两种不同类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自然演变型，以美国、英国等为典型。日本和韩国则是政府干预型的代表。②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的过程中，融资结构必然会经历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变迁过程。从长期看，我国融资结构战略是从间接融资主导转向直接融资主导，短期内我国适合采用自然演变型的融资结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发展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民间融资是社会变迁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变迁，现代国家的金融社会化和社会金融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金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社会各类主体对金融有现实的需求，金融成为其获取资源的重要管道与途径，应该面向普通大众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金融活动成为市民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金融活动呈现出主体更具包容性和福利上更具普惠性的特点。金融成为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常态社会生活，追求财产性收益成为百姓的普遍要求。在当代中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刺激了长久以来隐藏的“追求财产性收益”的欲望，民众要求更多的投资和理财渠道，金融社会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同时，我国社会金融化程度逐步增强，这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活动规模都在不断扩大。据相关研究发现，民间融资的规模、发展水平和民间投资的规模、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民间投资水平越发达，民间融资活动越是活跃，“民间投融资”共生演进，二者在规模、结构等方面相互适应，从而通过分工、合作提高彼此生存和发展能力，使二者都获得同等的发展提高机会。实践证明，民间融资的存在有着客观的经济规律，是在有限或无限的平民百姓和中小企业之间自发形成的，是人类社会世代相传经由选择演化而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理性的限度。
社会危害性：民间融资危害了谁的利益？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民间融资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在具体的民间融资案件中，率先向司法机关报案的往往不是集资群众，而是当地垄断金融机构，“受害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积极作为”并不领情，出现刑法打击和社会公众认同的背离。民间融资为什么被群众认可但却被司法机关贴上“犯罪”的标签？民间融资究竟侵犯了谁的利益？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危害性？
“犯罪生成是社会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整合。”③犯罪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是统治阶级把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对之动用刑罚的根本原因。“对于社会危害性的理解，可以从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着眼，也可以从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入手。但从终极意义上讲，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最终体现为对社会生产力的阻碍或破坏。”④在犯罪圈的界定上，要求立法者以生产力标准评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有无和大小，把是否有利生产力的解放、发展、保护，作为检测、评断、衡量行为之罪与非罪的终极标准，凡是与现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行为，都是立法上必须加以否定的、应该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在我国，生产力标准又可以解构为四个具体标准：改革开放的标准;发展经济的标准;科技进步的标准和公平竞争的标准。⑤以此标准来衡量民间融资行为，民间融资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和繁荣。以发展经济标准来衡量，民间融资行为发源于民间，是典型的契约行为，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通过灵活的民间融资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完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以科技进步的标准来观之，好的法律制度必须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符合人性，民间融资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客观经济规律做支撑;公平竞争标准要求法律尤其是刑法为社会主体构建公平、正义的环境，打击、制裁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以此四个标准来衡量民间融资行为，民间融资行为完全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行为，何来社会危害性？现行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打压显然是从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定位犯罪的体现，认为民间融资侵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实际上是损害了国有垄断金融机构的利益，却完全忽略了民间融资行为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看不到民间融资行为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和发挥的积极作用。刑法应当客观公正看待民间融资行为的性质，如果漠视民间融资行为的客观性和民众的正当需求一概将其犯罪化，必然得不到社会成员的支持和认可，也损害自身的权威。
刑法规制民间融资的理念
虽然民间融资行为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刑法应当远离民间融资。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降低金融风险和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考量，刑法应当对民间融资进行规制。而刑罚本身的“双刃性”决定了刑法在规制民间融资时必须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进行谨慎的理性选择。
确立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理念。现代刑法应当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己任。基于国家保护尊重国民和基本人权的原则，生命、财产等个人法益等应当是刑法优先保护的对象，而经济安全、公共利益等社会法益不应当被认为是超越个人的统一的社会利益，而应看作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体。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享有的经济自由权利，决定了刑法对市场主体经济自由的限制应当限于其滥用经济自由对其他平等主体或社会、国家公共利益造成伤害（或危险）的场合。而大多数民间融资行为本身并不存在具体的法益侵害，本质上违反的只是政府的行政命令，不应纳入刑罚惩罚。如果坚持认为民间融资侵害了现有的金融秩序而将其犯罪化势必扼杀公民的财产权利。刑法应当重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因为保护公民应当首先是保护其权利，而不是保护其利益。
尊重民间融资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现代刑事立法越来越讲求科学、理性。事实也无数次证明，与客观经济规律相悖的法律不会长久。科学、理性要求刑法在规制市场经济时，应当基于市场经济的发生机制和作用机制，尊重其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而民间融资背后有着复杂的客观经济规律，“金融抑制性”、融资结构的变迁规律以及金融社会化和社会金融化在我国是长久存在的，刑法应当对其予以充分的尊重，否则不仅公民民间融资的正当权利被剥夺，同时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秉持适度包容意识。刑法是最后法，刑法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刑法应当比其他部门法更具有包容性。“生产力和经济模式变化，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和首要标志。同时也会引起危害行为的种类、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行为的法律评价也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它是确立行为犯罪化、非犯罪化的最终依据。”⑥犯罪变化、犯罪圈的伸缩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深层的有机关联。如果犯罪圈太大，会在遏制犯罪的同时挫伤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犯罪圈太小，则可能助长经济犯罪从而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犯罪界定的这种利弊交织的“两难局面”要求立法者在圈定经济犯罪时要与时俱进，及时地实现行为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如果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助于维护国家金融秩序，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无人可以匹敌，甚至有的已经成为世界500强的背景下，仍然固守落后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打击则实属不必要。刑法应当树立适度包容的意识，尤其不能成为阻碍民间融资发展的绊脚石。
刑法规制民间融资的限度
公权力的行使是要在社会需要的限度内，重建自由秩序，并不是为了给权利和自由设置枷锁和羁绊。考察民间融资的刑事治理效果可以看出刑法的适用完全脱离了刑法的本性，变成了垄断金融机构维护自身利益的“御用工具”。而刑法的本性和地位决定了民间融资的刑法治理应当保有必要的限度。
最后性原则。刑法谦抑的理念指引着刑法发展的方向，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法益的保护不仅仅只通过刑法，而应当通过包括民商事法律、经济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来实现。基于刑法最后法的地位，刑法对民间融资的调整应当在其他部门法无力调整或无法调整时才出手。究其本质，民间融资过程本身是订立契约、履行契约的过程，是公民、企业之间意思自治的行为，只要形式合法，要充分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调整。同时制定完善有关民间融资的民商事法律，加强对民间融资的行政监管。只有在市场本身无法有效调节，民商事法律无力调整，超越了行政监管的范围，才考虑运用刑事制裁的手段，从而为民间融资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有限性原则。刑法所要维护的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刑法对行为犯罪化之前应当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谨慎的权衡。对于民间融资这样内生性、自发性的行为，因为其行为客观上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和物质损害，社会公众又普遍对其予以认可，立法者应当及时将其非犯罪化。当前首要的是限缩民间融资入罪的范围：
一是融资手段的限定。民间融资行为本质是一种出租或出借资金的行为，其行为的成立必定包含融出方和融入方两个主体。对于融入方来说，为了能够融到所需要的资金，必定会采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其中当然包括融资之前明确如实告知时间、利率风险的合法行为和采用诈骗融资的非法手段。笔者认为，对于前者，司法机关实在没有干预的必要，而对于后者，则需要刑法果断出手。要摒弃从结果来推主观的现行司法定罪模式，对采用欺诈型手段融资的行为予以犯罪化。
二是从资金用途上限定。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现代信用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商交换基础之上的，其运动过程是以产业循环为核心。信用资金的正常归还特别是利息的支付显然应当需要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前提，否则，信用难以为继，信用链条会随时断裂。⑦对于融入方来说，如果用于正常的企业生产经营，从经济学角度和法律角度来说融资者并无非法占有的恶意，也具备偿还本息的能力，即使因为正常的经营风险无法偿还也应当非犯罪化。而如果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则理所当然应当犯罪化。
被动性原则。基于刑法“以恶止恶”的本性，刑法本身运用不当就可能成为社会的灾难。自由是刑法追求的价值之一，刑法对自由的追求是通过对自由限定范围并在其范围内保护自由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刑法应当在保护自由和限制自由之间保持必要而恰当的平衡。民间融资活动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刑法如果主动介入的话，势必会破坏市场经济活动，扼杀公民的自由融资权，因此刑法应当在融资活动造成具体损害即有具体的法益侵害时才出面，其前提必须是有所谓的“被害人”报案，要求公安司法机关介入。而如果没有被害人的报案，刑事司法机关完全可以放任不管。
总之，民间融资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刑法不应当也不应该过分干预。刑法应当纠正长期以来对民间融资的过度干预问题，控制其介入的广度和深度，以适度性证成其正当性。当然，“每一个法律的改变，都要求一场针对既存利益的斗争。”⑧这依赖于刑法的宽容，更依赖于政治上的宽容。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本文系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XLX13-325）
【注释】
①⑦朱新蓉主编：《货币金融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50页，第47页。
②劳平：《融资结构的变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3页。
③④⑥许发民著《刑法的社会学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第99页，第107页。
⑤陈兴良：“论生产力标准及其刑法意义”，《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8～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