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1
关键词:人工智能；就业量；就业结构；收入分配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顺应经济新常态发展的主要经济增长形式。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在以不容忽视的速度进行发展，并且对就业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从20世纪四50年代开始，1956年由约翰麦卡锡(JohnmcCarthy)等人组织参与的达特茅斯会议被看作是开创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研究领域的先河。要想研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各方面的影响，就要了解人工智能的相关概念及其在现阶段的应用领域。目前，对于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各界学者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mit电气工程领域通过研究认为人工智能是一个有机整体，其通过模型建立关于思维、感知和行动的表达系统(Finlayson等，2010)。而我国学者对人工智能进行了以下定义:人工智能是为了实现特定任务目标而创造的、能够表现出与人类能力相似水平的技术(杨伟国等，2018)。人工智能正在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因此要对人工智能保持客观的认知，从而避免认识上的卢德主义(张成岗，2018)。国务院在2017年7月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必须加快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近期的疫情防控中，人工智能也具有多重典型应用场景，在指挥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防控救治等方面发挥更好的支撑作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更为迅速，从而引发科技的重大变革，也会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研究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就业各方面效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从而更加合理地制定相关政策以应对其给企业和劳动者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二、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量的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稳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能够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学者对于人工智能对于就业的影响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对就业的影响影响总体可分为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两种。
(一)破坏性的替代效应所谓替代效应，一方面是由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会造成传统企业的灭亡，劳动岗位消失，进而造成就业的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产业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曹静(2018)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降低自动化成本，从而导致其产生替代效应。有关技术性失业的担忧已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形成了劳动者和机器之间的斗争，劳动资料可以扼杀劳动者，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劳动者的竞争者。熊彼特(1934)也针对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提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一观点，即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伴随着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的淘汰以及新的生产体系的产生，技术进步必然伴随着对就业的破坏效应。Benzell等(2015)通过构建跨期迭代(oLG)模型，得出了在一定条件下，机器可以完全替代低技能劳动者、部分替代高技能劳动者，从而造成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工资的下降的结论。李晓华(2018)认为人工智能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随着工业机器人、在线协作自动成本的下降，以机器换人将更加经济。姚战琪、夏杰长(2005)通过研究发现工资的适当增加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增加就业总量，而技术进步则会一定程度上减少就业。何平，骞金昌(2007)通过对我国大中型制造行业企业1998－2004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科技活动对企业生存具有正面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没有作用甚至是负作用的结论。2016年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未来20年之内，非洲就业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比例为71%，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平均是50%，而在oeCD国家其替代率为57%。Frey和osborne(2017)对美国700多个职业进行自动化排序预测，结果显示美国有47%的职位可以在短期内被替代。陈永伟(2018)发现，在未来20年中国就业人口受到人工智能冲击的将占76.8%。2018年麦肯锡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未来将有60%的职业可能被新技术替代，其中到2030年，不同行业将有30%的工作会被自动化技术替代(麦肯锡报告，2018)。据此提出假说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资本替代劳动，形成了“替代效应”。
(二)创造性的补偿效应所谓补偿效应，一些学者也称之为创造效应。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当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时，产品的成本下降会导致对产品的需求增多，企业扩大生产从而增加了非自动化任务的劳动力需求，acemoglu、Restrepo(2016)将其称之为生产率效应;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自身带来了新岗位新任务对劳动力的需求，即所谓的补偿效应;最后，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替代一部分从事简单、重复等任务的劳动力，但是其无法替代高社交频率以及创造性强等具有劳动比较优势的任务，例如工程师、设计师、心理医生等等，这些具有劳动比较优势新工作、新职能的产生是相对于替代效应的强大反作用力，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替代效应带来的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破坏。马克思认为在一种机器部门被排挤的工人会在另外的部门被雇用，机器也使得专门制造机器的工人出现。acemoglu(2018a、2018b)通过构造就业创造的模型指出，自动化的发展在替代劳动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些更具有劳动比较优势的新岗位。陈秋霖等(2018)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和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的替代效应是“补位式”替代而并非“挤出式”替代。Bloom等(2018)估计，2010—2030年，世界范围内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出现7.34亿新的工作岗位。据此提出假说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一部分新的劳动具有比较优势的岗位产生，增加了就业量，形成了“创造效应”。根据以上两个效应提出假说三: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短期内替代效应明显并超过创造效应，导致就业量减少;但在长期，创造效应的作用力更大并超过替代效应，使得就业量增加。
三、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
尽管学者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总体效应研究没有统一定论，但是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劳动者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一观点是无可厚非的(曹静，2018)。张刚等(2020)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与之前“技术偏向性技术进步”有所不同，人工智能导致“程序偏向性技术进步”。将劳动力市场中的岗位按技能高低分为高技能工作岗位、中等技能工作岗位和低技能工作岗位，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会增加高技能工作岗位和低技能工作岗位，而导致中等技能工作岗位的减少。因此岗位极化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最为严重，中等技能劳动力从岗位中被挤出，并向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流动，造成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就业岗位增加、中等技能岗位减少的现象。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岗位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中等技能岗位减少(autor，2013;Frey等，2017)。与之相对应的是高技能岗位，比如脑力劳动和低技能岗位，比如体力劳动岗位的增加，就业人数也随就业岗位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Goos等，2007)。autor等(2013)通过研究也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岗位极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低技能服务业岗位与就业人数的增加;且在劳动密集型市场中，就业和工资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吕世斌和张世伟(2015)利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就业变化近似代表不同技能工人的就业结构变化，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就业结构整体上较为稳定，而内部则存在明显的就业极化，具体表现为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就业比重有大幅上升，而中等技术行业的就业增长幅度较小。郝楠(2017)则以各行业受教育程度为标准衡量行业的技能水平，发现自2001年以来，中国不同行业的就业结构呈现出“n型极化”升级趋势，即高、低技能行业就业增加，部分中等技能行业就业减少，同时代表最高技能水平的教育行业的就业不断下降。屈小博和程杰(2015)采用就业岗位分析方法研究了就业结构的变化，结果显示中国的就业结构整体上显示出中等收入岗位数量相对增长更快的就业升级趋势，分区域考察时表现为“有序递进的升级”;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时，发现农民工就业已初现“两极化”特征，即最低，中高和最高收入岗位数量的增长幅度要大于中低收入岗位。对于新时期中国出现就业“极化”的原因，既有研究总体上仍然沿袭了运用中国的经验事实来验证西方就业“极化”理论的思路，主要从信息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贸易开放、对外直接投资和离岸外包等角度进行了解释(江永红等，2016;郝楠和江永红，2017;李宏兵等，2017)。据此提出假说四: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劳动力市场中中等技能工作岗位减少，高等和低等技能工作岗位增加，产生就业极化效应。
四、人工智能对各产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依据目前的研究成果，人工智能对农业生产部门的影响力最小，对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影响最大，并逐步转移到服务业(autor，2013)。
(一)对农业生产部门的影响现有阶段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可以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ampatzidis等(2017)认为人工智能已被用于农业自动化，不仅用于农业的种植、灌溉、除草、修剪、收获等，还用于植物疾病的检测和鉴定，整个农业生产活动都实现了人机合作。农业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的同时，会减少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就业量。钟仁耀等(2013)通过对各行业科技进步与就业关系的数据回归，认为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部门的从业人员将由于科技进步从而大量减少，这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其他行业生产部门当中，这与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情况基本吻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了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就业量，对农业部门的就业产生了替代效应，这是由于生产规模化、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程度的加深影响了农业生产时对农民的需求，使得农业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生产部门进行转移。
(二)对工业部门的影响GeorgGraetz(2018)通过研究1993—2007年相对发达的17个经济体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增加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达0.36个百分点，占整个经济范围生产率增长的15%，而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与劳动力就业呈反向变动关系，随着工业机器人价格的下降，工业生产部门将会增加对机器人的需求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会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acemoglu等(2017)对美国1993－2007年19个产业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与就业率和工资进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与就业和工资呈反方向变动关系，每千名工人中多使用1台机器，则会造成就业人口比例降低0.18%－0.34%，工资下降0.25%－0.5%。谢萌萌等(2020)从四个维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2011－2017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融合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低技能的就业比重，且具有动态异质性，即企业融合人工智能的时间越长，劳动力就被挤出越多。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制造业的影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因为制造业由于自身性质，就容易受到自动化和工业智能化的影响，且制造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相对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冲击更大。
(三)对服务业部门的影响Frey等(2017)使用结合机器学习方法预测每个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性这一方法预测美国700多个职业中有47%可以在短期内被替代，服务业中很多就业人员例如:电话销售、标题检查人员、保险承销商、税务员、信贷员等都有极大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使得重复率低、社交性强的工作岗位的就业需求量增加，例如:休闲理疗师、舞蹈指导、教学协调员、心理医生、设计师等。郭凯明(2019)认为人工智能在服务业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取决于人工智能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应用前景，如果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比重显著大于服务业，那么人工智能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反之则可能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且预期人工智能在金融产业的应用前景将非常广阔，其可能会通过促进金融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其他行业发展。
五、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的影响
人工智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Bergetal(2016)认为目前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随着机器人价格的下降，资本投入将会增加，人均产出也会随之增加，因此资本所占收入的份额也将进一步增加;二是生产力水平将会提高，熟练工人的收入将会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将会减少，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发展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如劳动力从事工作的性质，相对于高技能低重复率的工作，中等技能及重复率高的工作更加容易被取代。现阶段社会资本分布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即大部分的社会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年均收入分配不平等，因为其发展会导致资本要素份额的进一步提升。Brynjolfssonetal(2014)通过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资本回报率增加导致的，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创造了更多的资本，这就意味着劳动力被自动化逐渐挤压，财富则会流入具有创新力、能迅速适应技术变革的少部分群体，从而加大了收入差距。很多文献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影响劳动力就业，造成岗位极化的同时还会对中低技能劳动的工资份额带来消极影响。autor(2011)的研究发现中等技能的岗位数量和工资份额在逐渐减少，工资极化伴随着岗位极化发生。acemoglu等(2017)的研究同样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力的工资有较强的负面影响。Dauthetal(2017)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增多，中等技能劳动力将面临巨大的收入损失，但是这种收入损失不是由于其就业被工业机器人替代，而是因为现有工资水平的下降。Benzell等(2015)构建了一个跨期迭代(oLG)模型，通过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机器人可以完全替代低技能工作和部分高技能工作，从而造成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工资的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还存在着区域差异性。Berg(2016)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机器人对非熟练工人的替代将会降低其相对工资，从而逐渐丧失其成本优势，因此发达国家可能会将生产转移至本国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工厂，使得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孙早等(2019)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工业智能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替代存在区域差异性，北部沿海、黄河中游和东北地区的工业智能化发展会使得这些地区出现就业“两极化”现象，而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则由于过高的生活成本出现“单极极化”趋势，工业智能化加剧了对这两个地区小学教育程度以下劳动力的替代，因此各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将逐渐加大。据此提出假说五: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收入分配更加不均，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且具有区域差异性。
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2
保险营销实践中，很多保险企业都会为新入营销员指派一名指导老师，并签订师徒协议，通过建立一种固定的、较为正式的、组织认可的师徒制，对新入营销员实施培训和辅导。已有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员工社会化及训练发展机制，师徒关系对新入员工的组织适应与学习有积极效益，受到师傅协助的徒弟可获得许多实质的正向结果，例如提高工作满意度与工作自信、降低流动率[1]、加速社会化过程[2]以及提高职业成功认知[3]等。然而，目前国内保险业中的师徒关系模式在佣金计酬、人海战术的营销方式下发生了扭曲，师傅过于注重徒弟销售技巧培训、强调销售能力辅导，甚至为了获得预期销售绩效而指导新入营销员采取背德违规的销售手段，这也成为当前保险业营销员信用缺失、职业形象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保险营销体制改革大背景下，传统师徒关系模式是否有必要继续采用？如果有必要，那么又当如何发挥师徒关系的积极作用，使之更有利于销售绩效的长期提升？这是保险营销体制改革的重要现实问题，亟需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
保险营销是典型的情绪劳动过程，特别是遭受职业形象不佳的行业困境时，需要营销员具备理解自己情绪和他人情绪，有效倾听并能够准确传达信息，以及在多样化群体中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4]，而情绪智力正包含了以上这些因素。相关研究显示，个人情绪智力不仅影响身心健康，更影响工作表现与创造力[5-7]；在某些时候，情绪智力比智商更为重要，因为情绪智力在人际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高情绪智力者较能使自己和他人在社会环境的人际互动中产生双赢的结果[8]。此外，保险销售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营销员需要经常面对困难或挫折，有的能接受这种挑战，深信最后一定能解决问题，达成销售目标；有的则变得士气低落，对销售工作丧失兴趣，甚至退出销售职场[9]。对此，目标取向理论指出，人们在成就情境下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在面对失败或挫折时，表现目标取向者展现负面自我认知（如能力不足）、负向情绪（如焦虑）；学习目标取向者则展现建设性的自我暗示、自我监督、正向预测、正向情绪，并发展有效的解决方法[10]。然而，现有研究在目标取向分类上存在差异，实证结果也多不一致[11-13]。显然，保险营销员的情绪智力、目标取向与销售绩效的关联尚需要更多研究验证。
基于此，本文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探讨：（1）师徒关系如何影响保险营销员的销售绩效？（2）营销员情绪智力与目标取向在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不同的目标取向又具有怎样的差异化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演绎
（一）师徒关系及其与销售绩效的关系
虽然师徒关系的定义众多且纷杂，但均具有一个共同要义，即师徒关系是假设由上对下的一种在工作技能与知识上指导的人际关系，此关系是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资深者（师傅）与资浅者（徒弟）间工作经验的交流与分享，其中师傅提供支持与指导，并对徒弟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给予意见[14]。大多数文献指出，师徒关系由社会心理支持、职业发展支持和角色楷模三个维度组成[15]。社会心理支持指向与情绪相关的心理援助、团体互动、归属感，职业发展支持表明师傅向徒弟传授与职业相关的知识、技能、经验等，角色楷模则是指师傅提供与工作相关的角色界定与扮演以利于徒弟模仿和学习。相关研究证实，师徒制已成为帮助徒弟进步、增加徒弟工作效能的一项重要措施，如Byrne，Dik和Chiaburu指出，师徒关系与组织生涯满意度、人际关系和角色内绩效有显著的关系[16]；Scandura认为徒弟一路上有人带领，在工作绩效、薪水及升迁上的表现较好[17]。akarak与Ussahawanitchakit研究了职业发展支持、社会心理支持、角色楷模对工作产出的影响，发现此三者得分越高，工作产出表现则越好[18]。以上这些实证研究文献表明，师徒关系对徒弟包括工作绩效在内的工作产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销售绩效是一种工作产出，显然受到师徒关系的正向影响，这在保险业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保险销售已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成熟，但保险销售环境不容乐观，客户不合作、回避甚至抵制保险产品，导致保险销售过程充满了困难、障碍及挫折，成功率往往很低。因此，较之与保险产品相关的知识掌握、销售技巧与销售能力，营销员更需要合适的角色扮演与更高的自我效能要求，更需要角色学习与心理援助。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师徒关系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社会心理支持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比职业发展支持的影响强度大。
H1b：角色楷模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比职业发展支持的影响强度大。
（二）情绪智力与师徒关系和销售绩效的关系
Salovey和mayer将情绪智力界定为“社会智力的一部分，包括监控自身与他人情绪和情感的一种能力，并利用这些信息引导个体的思考与行动”[19]，他们进一步将情绪智力看成是一种新的智力而非个人特质，涉及个人对情绪信息的处理能力[20]。从已有文献看，影响情绪智力的前因变量，有工作环境气氛、知觉组织支持、工作自主性[21]、招募甄选[22]等。在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中，师父通过为徒弟提供职场上的支持（如保险产品知识分享、客户信息共享、工作上一对一的协助）以应对可能面临的各种销售困境，通过社会心理支持（彼此鼓励、信任、心理援助）以积极发展徒弟的各种情绪处理能力，通过提供角色楷模（角色认识、角色界定、角色扮演）以利于徒弟发展营销员角色及信心、自尊的知觉[17]。应对销售困境、情绪处理能力、信心与自尊皆是个人情绪智力的重要元素。基于以上推论可知，师徒关系将有助于徒弟发展个人情绪智力。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对情绪智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保险销售是典型的情绪劳动过程，保险营销员对顾客情绪的知觉与掌控能力在整个保险销售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Dirk和Susan回顾相关文献指出，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心情好的营销员相较于中立情绪或情绪欠佳的营销员，能够获取较佳的共同利益[21]。Kunnanatt提出高情绪智力者较能使自己和对方在社会环境的人际互动中产生双赢的结果，其所散发的情绪吸引力会增加双方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情绪支持强度[8]。以上文献表明，一方面，营销员情绪智力越高越容易与客户相处，越容易发现共同利益，即使销售不成功，但“买卖不成仁义在”，这将有助于提升后续的保险销售；另一方面，情绪智力越高越容易扩大营销员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对保险销售的意义不言而喻，将为营销员带来更多的潜在客户与潜在绩效。为此，假设如下。
H3：保险营销员的情绪智力越高，其销售绩效越高。
（三）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关系间的中介效应
依照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人类会根据个人经验和观察结果而调整自身的行为[23]。Heslin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作场所的社会学习模型，说明主管可以通过角色楷模的示范，让员工建立信心、学习到正确的技能，进而有助于改善员工绩效与满意度水平[24]。marc等人的研究发现，情绪智力是影响个体努力程度、坚持不懈的中介变量[21]；Day与allen也发现，通过情绪智力的中介效果，师徒关系对职业生涯成就的影响是不同的[3]。因此，在必须以人际互动方式完成工作的服务领域，情绪智力是促成个体学习他人并获得服务成功的关键点，并且具有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从类似师傅的主管那里进行学习，所获得的技能、角色知识、自我效能等将首先作用于个体的情绪智力，通过情绪智力的提升进而改善销售绩效。根据以上推理，得到以下假设。
H4：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影响保险员销售绩效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四）不同目标取向在师徒关系与营销员销售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Vandewalle将个人目标取向区分为学习目标取向、证明目标取向及回避目标取向三个维度[9]：学习目标取向者往往期望通过提升个人能力以获得更好的自我展现，包括熟悉新情境、培训新技能等；证明目标取向者期望表现并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他人对自身能力的认可与有利评价；回避目标取向者则期望回避他人对自己能力的否定及其消极评价。学习目标取向者多愿接受困难任务的挑战，会选择适当策略来改善工作表现[10]，更加珍视学习新技能、增进个人能力的机会，一旦获得师傅的指导与帮助，他们更能提升自己的工作绩效。证明目标取向者熟悉自己工作中的优势、劣势及可能遇到的机会或威胁，因而亦可能通过师徒关系，不断强化自己的能力、改善自身的不足，学习如何利用机会及规避威胁，进而获得更好的产出以及他人对其能力的较佳评价[25]。不难看出，证明目标取向强化了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影响。回避目标取向者视进一步努力是徒劳的，努力只是见证他们缺乏能力[10]，因此在工作中向师傅学习的动机及整体努力较低，也就难以介入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影响。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5a：学习目标取向在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作用。
H5b：证明目标取向在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H5c：回避目标取向在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不具有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的研究文献探讨及假设推演后，确立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过程及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5家保险公司作为调查源。研究问卷编制完成之后先进行预试，研究团队于2014年6月先向2家保险公司共发放了100份问卷进行预调查，最终回收78份有效问卷。对以上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进而修改与完善问卷中的条目以形成正式问卷。正式的研究则于2014年7-8月间进行，共向5家保险公司分别寄出100份问卷，合计发出500份问卷。填写问卷时，被调查者要求作答时间在20分钟以上，并强调调查的隐匿性。最后，回收问卷463份，有效问卷428份，有效回收率为85.6%。样本中，教育程度以高中与大专为主，合计占63.7%；平均年龄为32.7岁；男性为184人，女性为244人；平均工作年限为5.6年。
（二）测量工具（表1）
师徒关系是徒弟对师徒关系认知的个体层次变量，采用Scandura所编制的15条目量表[17]，其中职业发展支持6个条目、社会心理支持5个条目、角色楷模4个条目，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值分别为0.75、0.81和0.70。情绪智力借鉴台湾学者编制的32条目简式量表[26]，该量表以海峡两岸华人为样本，验证结果亦显示该量表是个良好的测量工具。目标取向采用Vandewalle的量表[9]，共有20个条目，其中学习目标取向、证明目标取向和回避目标取向各有9个、6个、5个条目。销售绩效采用Robinson等针对保险营销员而研发的量表[27]，共9个条目。以上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进行测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为检验自我报告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变异，应用Harman单一因素检测法对师徒关系、情绪智力、目标取向以及销售绩效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可抽取11个因素，且在75.2%的解释变异中，单一因素只解释了21.6%的变异量。所以，共同方法变异问题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非常小。由表2可以发现，ViF值介于1.10至1.75，远小于10，显示并无显著共线性问题。为进一步避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回归统计分析时将控制变量与研究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模型拟合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师徒关系、情绪智力、学习目标取向、销售绩效4个变量的6个拟合指标均达到了模型可接受标准（一般建议为χ2/df
（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除了回避目标取向与其他变量呈现显著负相关以外，其他变量间均呈现两两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假设检验
从表3的回归模型7结果可以看出，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45（p
回归分析显示（见表3的模型1和模型2），师徒关系与情绪智力仍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68（p
表4中的回归模型4结果显示，师徒关系和情绪智力可共同解释营销员销售绩效4.5%的变异量，R2变异量的F值为9.172。其中，情绪智力与营销员销售绩效仍具有显著正向关系，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72，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正向关系显著下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92，p=0.023）。结合表4回归模型2结果可以得出，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正向关系会通过增加情绪智力的部分中介而达成，因此H4获得支持。
表4中的回归模型6显示，师徒关系分别与证明目标取向、学习目标取向的交互作用共同对销售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R2变异量的F值为3.143，可共同解释受测营销员销售绩效分数3.7%的变异量。其中，师徒关系与证明目标取向的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为0.108，师徒关系与学习目标取向的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为0.025，二者对销售绩效都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师徒关系与回避目标取向的交互作用对销售绩效不具有调节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43，p=0.24）。因此，H5a、H5b、H5c均获得支持。据此，建立证明目标取向与学习目标取向在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如图2和图3所示。
四、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果与讨论
首先，保险业营销员的师徒关系具有“一箭双雕”的效果，可实现销售绩效与情绪智力的双提升。中国自古以来，师父的角色与功能除传授专业知识技能外，也具有人格品德教育意义，往往会形成亦师亦友关系，不仅有助于徒弟提升专业知识、技术技能，而且对徒弟的职业品德、人格道德具有教化与楷模作用，两者对徒弟的职业生涯发展均带来促进作用。本文为保险营销继续采取师徒关系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证明了师徒关系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的提升存在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对其销售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情绪智力，进而有助于提升销售绩效。这一结论既与以往师徒关系研究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又拓展了师徒关系对徒弟态度认知与工作产出的影响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师徒关系理论研究。
其次，师徒关系的作用展现既需要师傅的言传也需要师傅“以身作则”，既需要专业技能辅导又需要职业道德教化。本文发现，师徒关系中社会心理支持与角色楷模两个维度都较职业发展支持维度更能显著提升销售绩效。职业发展支持维度和专业知识、工作技能、工作行为等有关，属于工具性功能；角色楷模维度展示了更为积极、更为正面的典范与榜样角色模板，徒弟社会模仿性更强、社会学习效果更佳；社会心理支持维度不仅能够帮助新手面对销售困境，而且对他们在销售过程中的情绪表达与情绪管理会有帮助[15]，体现了长期发展性职业道德教化功能。因此，虽然短期内职业发展支持更有助于提升营销员销售绩效，但长期看社会心理支持与角色楷模更有助于销售绩效的提升。先前有关师徒关系对工作产出的影响研究，往往将师徒关系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显然具有局限性。一方面师徒关系三个维度对工作产出的影响必然存在强度上的差异，有必要开展细化研究以明确不同的影响，从而可以在管理上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evered曾提出徒弟也可能从师徒关系（如角色模范）中学到坏的习惯[29]，这也决定着对师徒关系的研究需要细化，以区分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因此，本文验证了师徒关系三个维度对销售绩效所具有的不同影响，从而细化并丰富了师徒关系对工作产出影响的理论研究。
再次，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本文亦发现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扮演部分中介角色，这表明，师徒关系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就间接效应而言，师徒关系有助于徒弟的人格情绪培养，特别是在高挑战性、高情绪投入的保险销售行业当中，更需要师徒关系发挥情绪智力的缓冲与强化功能。在高人际关系的华人文化中，在处理更多非血缘关系的保险营销时，营销员情绪智力越高，就越能够认知与受益更高程度的师徒关系[28]，且倾向与师傅、客户建立持久关系[4]，产生更为长久性的合作关系预期，从而强化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影响。而以往师徒关系的理论研究未能觉察到情绪智力的角色，本文则基于社会学习理论，验证了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过程中充当了中介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师徒关系影响工作产出机制的理论研究。
最后，个体目标取向是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调节机制。本文发现，证明目标取向与学习目标取向是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调节变量，而回避目标取向则未能充当调节角色。这表明，强调高绩效、高奖励的结果取向行为，极可能促使具有表现目标取向的营销员专注于短期结果，而忽略将精力投入长期有益能力发展的学习活动上[12]；同时，面对结果取向的竞争环境压力时，具有表现目标取向（包括证明目标取向与回避目标取向）的营销员倾向于将焦点放在能力证明及自己与他人表现的评比上，这可能引发具有回避目标取向的营销员对失败的焦虑[13]，从而不利于改善其销售绩效。以往文献尚未认识到目标取向与师徒关系在绩效管理方面的联系，本文则发现了目标取向在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过程中扮演了调节角色，不仅明确了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一个具体情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师徒关系理论与目标取向理论的相关观点。
（二）营销管理启示
本文构建了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作用机制，深化了师徒关系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研究结论对保险业中继续采用以及更好应用师徒关系来培养营销人员具有重要意义，并提供了以下三点管理启示。
第一，保险组织可以通过正式规章制度，明确师徒关系的重要意义，指导师徒关系的建立与运作，并建立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现行的保险营销体制以佣金计酬、人海战术为主要特点，血缘关系很重，求量不求质，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诚信缺失、职业形象不佳。为此，除了保险营销体制的改革外，改善营销员职业形象不佳的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师徒关系对营销员的正面培养和积极引导作用，一方面注重工作技能的培训与辅导，另一方面要更加强调以诚信为核心的职业道德教化，这既需要师傅的言传，也需要师傅“以身作则”以树立典范。这就要求管理者在设计制度时，不仅要关注师傅对徒弟的业务指导与职业发展支持，更要留意师傅的行为与态度是否积极正面。第二，由于情绪智力对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保险公司要将考察与培养营销员的情绪智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当前，一些保险营销员的情绪智力不高，经常采用“死缠烂打、疾病恐吓”的方式进行营销，“忽悠”成为了保险营销员的代名词。为此，一方面，建议保险组织招聘情绪智力较高的营销员；另一方面，要通过情绪管理训练，提升师徒的情绪智力，培养徒弟观察、倾听以及情绪管理的能力。第三，营销员的不同目标取向调节了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影响，这暗示我们，在保险营销中要根据营销员的不同目标取向制定差异化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在甄选营销员时，可依据营销员的目标取向量表直接评估其目标取向，选择具有强烈学习及证明目标取向的应聘者；另一方面，为提升不同目标取向者的销售绩效，应对证明目标取向者提供高绩效高奖励的结果导向激励，对学习目标取向者设计有益其能力学习的培训与发展激励，对回避目标取向者应营造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以降低他们对失败的焦虑。
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3
关键词：人工智能；方法；争论；影响；前景
1．概述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以下称ai)是一门通过计算过程力图理解和模仿智能行为的学科（Schalkoff,1990）。可实现判断、推理、证明、识别、感知、理解、通信、设计、思考、规划、学习和问题求解等思维活动的自动化（Bellman,1978）。半个世纪以来，ai的飞速发展令人瞠目。到了今天，可以说是各种学科都不可避免会用到ai。本文力图通过对ai的发展及其研究和应用领域的介绍，寻求ai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ai产业化的可能趋势，最后展望面临的可能与挑战。
2．ai发展简史。
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如此。在需要使用数学－计算机工具解决问题的学科（如经济学），ai带来的帮助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ai反过来有助于人类最终认识自身智能的形成。在重新阐述知识历史的过程中，ai有望解决知识的模糊性，消除知识的不一致性。这将导致逻辑和哲学等等方面的改善,影响到心理学、认知学的核心理论，对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理论也将带来彻底的变革。
此外，综合应用语法、语义和ai的形式知识表示方法，有可能改善知识的自然语言表达形式，与此同时，潜在的知识，直感灵感等等也能够阐述为适用的ai形式。从而扩大知识的领域，以及对现有知识进行提纯。
3.2ai对经济的影响
ai应用领域甚广，专家系统更深入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宏观效益。ai也促进了计算机工业网络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劳务就业问题。由于ai在科技和工程中的应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各种技术工作和脑力劳动，将迫使人们工作方式的巨大改变，甚至造成失业。
3.3对社会的影响
ai通过对于劳务就业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ai也为人类文化生活提供了新的模式。现有的智力游戏将逐步发展为更高智能的交互式文化娱乐手段，今天，即使是网络游戏这种雏形，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也已取代了电视的老大地位。
另一方面，ai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给人们已有的观念/信仰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完全摧毁已有的价值体系。ai还会形成用户的依赖性。人们很可能不加分析地接受ai，失去对问题及其求解任务的责任感和敏感性。有可能这会增加错误，使其认知能力下降，甚至可能降低人类的平均智力水平。
4．ai的产业化可能
ai给多个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然而，ai是否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呢？
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4
[关键词]情绪智力学业成绩社会成就
[作者简介]尹志国（1966-），男，江苏镇江人，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陈权（1977-），男，江苏灌云人，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读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江苏镇江212013）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大学生的学校组织认同感及对学业发展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2SJD880015）和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立项课题“基于情绪智力视角高校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研究”（项目编号：D/2011/01/019）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5-0083-02
一、引言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情绪智力内涵及外延的不断研究和探索，情绪智力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概括起来，情绪智力（emotionalintelligence，ei）主要是指个体成功地完成情绪活动所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体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并调节和控制自身及他人各种情绪信息以及运用情绪信息加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情绪智力理论提出的时间不长，发展较晚，且相关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之前的研究几乎形成了一致的结论：情绪智力对于个体事业和工作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Goleman在其《情绪智力》一书中直接指出：情绪智力的好坏是决定一个人成为社会栋梁或是庸碌之辈的关键因素。在国内，尽管有学者对大学生情绪智力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但是针对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其成就尤其是社会成就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本没有。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情绪智力与学业成绩、社会成就的相关研究，探讨大学生情绪智力对其学业成绩、社会成就的影响力，以期对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了保证年级、性别、专业的均衡性，从江苏省3所高校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管、经、理、工、医、艺等7个专业1～4年级的596名学生作为被试，整班抽取，年龄分布在17～24周岁。共发放问卷596份，施测后有效问卷541份（剔除部分信息不全及有明显敷衍迹象的样本），有效问卷率90.8%。其中一年级135人，二年级201人，三年级100人，四年级105人。专业构成：理学类75人，占13.9%；工学类101人，占18.7%；外语类53人，占9.8%；财经类104人，占19.2%；管理类114人，占21.1%；医学类51人，占9.4%；艺术类43人，占7.9%。
（二）研究工具
1.情绪智力量表（emotionalintelligenceScale，eiS）。eiS是由Schutte等人（1998）根据mayer和Salovey1990年的情绪智力理论编制而成，采用Likert五点量表的形式，要求被试进行自我评定。量表共有33道题目，包括四个因素：感知情绪、调控自我情绪、调控他人情绪和运用情绪。国内学者王才康（2002）将eiS修订成中文，有研究表明eiS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其中a系数为0.83。所以我们选择eiS作为我们的研究工具之一。
2.学业成绩的测量。大学生学业成绩通过必修课所获得成绩来衡量，它主要体现了大学生学习方面的能力，目前通常采用平均学分绩点（Gradepointaverage，Gpa）进行衡量和比较。绩点制是反映学生学习质量的一种统计制度。学生在取得某一门课程学分的同时，也取得了相应的学分绩点（具体折算方法见表1）。某门课程的学分绩点是该课程学分数与绩点系数的乘积，它用以反映学生学习的质量。平均学分绩点（Gradepointaverage，Gpa）等于学分绩点总数除以学分总数。平均学分绩点反映了学生学业成绩的优劣，同时也是衡量学生学习的总体平均成绩的一个科学指标。总分为5分，得分越高说明学业成绩越高，反之则表明学业成绩越低。本研究样本学业成绩的数据直接来源于所调查高校教务系统，信息真实可靠。
3.社会成就的测量。大学生社会成就是除学习能力之外其他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主要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锻炼活动获得。对于大学生社会成就的测量，我们采用同伴互评与自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由同班同学对自己和其他同学分别打分，采用7分制（见表2），认为某同学社会成就很高给7分，较高给5～6分，一般给4分，较低给2～3分，很低给1分。最后取平均分为最终得分。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成就越高；反之得分越低，则表明社会成就越低。
（三）研究方法
使用班级整群抽样的方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要求被试做出独立的、不受任何影响的评定，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专业类别大学生情绪智力、学业成绩、社会成就的比较
从各专业类别在情绪智力、社会成就、学业成绩的得分情况来看（见表3），7个专业类别在情绪智力、社会成就、学业成绩得分有所差异，外语类学生情绪智力平均得分最高，其次是艺术类学生；医学类的社会成就平均得分最高，其次是管理类学生；外语类的学生学业成绩均分最高，其次是管理类学生。
为了进一步考察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学业成绩、社会成就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专业类别差异，因此对7个专业类别的学生在情绪智力、学业成绩、社会成就上的得分作单因数方差分析（见表4）。结果表明，7个专业的学生在情绪智力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在学业成绩、社会成就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在情绪智力上，F（6，540）=1.06，p=0.386>0.05；在社会成就上，F（6，540）=7.445，p=0.000
（二）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学业成绩、社会成就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情绪智力与社会成就、学业成绩、进行pearson相关检验（见表5），结果显示，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学业成绩之间不显著相关（r=0.073，p>0.05），大学生情绪智力与社会成就之间显著相关（r=0.189，p0.05）。
（三）大学生社会成就的多元逐步回归
以社会成就作为因变量，以情绪智力水平以及年级、专业、是否学生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等作为自变量，对大学生社会成就与情绪智力水平及年级专业等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见表6）。其中，年级、专业、是否学生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等因素为定性变量，把这些变量转换为虚拟变量进入回归统计。结果表明，情绪智力、年级、是否学生干部、是否独生子女四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具有显著的意义，对社会成就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p
四、讨论
国内以往对大学生情绪智力研究的焦点往往集中在探究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关系方面。然而，他们忽视了体现大学生差异的不仅仅是学业成绩，还包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适应环境、人际协调、团队合作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又集中体现在大学生的社会成就上。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情绪智力和其学业成绩不存在显著相关，但却和社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
关于情绪智力和学业成绩之间相关不显著，即情绪智力水平高的大学生不一定在学业上也取得高成就。这与以往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从根本上说，学业成绩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学习能力的高低。学习能力主要包括听、说、读、写、计算、思考等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涉及感觉运动、知觉、语言、思维、自我监控等心理过程。这正和传统的智力观相一致。传统的智力测验强调抽象思维或推理的能力，比如图形推理、言语推理和数学推理的能力。这些能力与学生的学习活动直接相关，以往也有研究表明智力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而情绪智力主要涉及情绪的知觉、表达、识别和调节能力，以及利用情绪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跟传统智力所强调的大相径庭，尽管情绪智力可能对个体形成良好人际关系、保持良好心态等方面起作用，有利于学习活动的进行，但这些作用是间接的，因而情绪智力对学业成绩没有预测力是可以理解的。
情绪智力和大学生社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在以社会成就作为因变量，以情绪智力及一些人口学基本资料作为自变量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中，情绪智力作为首要预测变量出现。这反映情绪智力对大学生社会成就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传统的认知智力并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的全部能力，这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现代社会无论在哪个领域内也都离不开管理。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地完成既定的目标原本就是管理应有之义。其中保持良好的人际环境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管理人员来说，罗伯特·李·卡兹（robertL.Katz）认为他们必须具有三种技能，即专业技能、人际交往技能和理性技能。专业技能即设计方法、工艺和过程等活动中所需的知识和水平。人际交往技能是与他人一起工作的能力，即协作精神、团队精神。理性技能即能够总揽全局、判断出重要因素并了解这些因素之间关系的能力。这三种能力除专业技能外，跟情绪智力都有着重要的关系。对于人际交往技能，情绪智力水平高的人能够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在以往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而理性技能更显重要，个体在负面的情绪的影响下往往显得更不理智，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来讲，做出不理性的判断和行为往往是受不良情绪影响的。情绪智力水平高则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情绪智力高的人往往能够取得高成就是有其科学的道理和原因的。大学生在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无形中提高了情绪智力水平（在当前还没有更好的开绪智力的方法情况下，我们姑且这么认为），而情绪智力反过来又帮助大学生获得较高的社会成就。二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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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秋兰.学分制下学分绩点度量模型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6）.
[3]王才康.情绪智力与大学生焦虑、抑郁和心境的关系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4）.
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
强调：“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这是中央最高领导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的指示，而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力军，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必然是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瞄准重点、站稳立场、服务国家和民族利益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通知（教社科〔2014〕1号）明确要求高校智库开展研究要聚焦国家急需，力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及外交与国际问题等关键领域和环节取得重大突破，这就指明高校智库开展研究所瞄准的重点是立足国内问题研究为主，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热点问题的研究。
就国内而言，应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开展务实研究，为政府决策部门适时提供解决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对策、途径和思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研判大势、资政启民、服务社会、助力发展改革的作用。
就国际而言，重在适时跟进对国际热点地区和焦点问题的研究，客观、公正、理性地向世界阐明我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看法，为国家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提供充分的依据，进而提升我国外交形象和话语权。
站稳立场是正确解决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独立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开展研究离不开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绝不是刻意和国家或政府的立场观点对着干，唱对台戏，靠单纯的标新立异或情绪化的批评态度来刻意展示自身的独立性。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为了迎合国家和政府的决策需要，光做决策后的弥补性论证研究。
正确的做法应是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必须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于实事求是，以专业、客观、理性和独立的方式开展研究，以对国家、社会、公民乃至全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研究，积极为党和国家各级政府科学决策建言献智，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参考，这才是真正站稳立场，也是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职能所在，更是筹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初衷。
二、发挥优势、用好平台、多出高质量思想产品
当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面临的情况错综复杂，决策依据的信息量要求极大，涵盖方方面面的学科专业知识，不是单个学科或者某个学者的知识能力所能解决的，需要多学科跨界合作研究才能解决，通过共同参与和协同创新来开展论证研究，以此满足党政企业部门科学决策的需要。高校作为教学科研单位，学科专业设置齐全，且吸纳了各方面高端的学科专业人才，恰好可以克服单个学者和单个学科知识结构的缺陷，能提供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和资源，开展学科专业跨界合作研究，推动协同创新，确保多出高质量的创新思想成果。
中国很多大学在国内、国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它们一直都处在中国教育的顶端，长期占据着国内科学研究的制高点，它们是可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依托的一个平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如果利用好这个平台，就会畅通自身为党政企业部门服务的渠道，使这一平台成为自身与其加强合作的重要载体，提升自身研究成果被党政和企业部门作为决策依据的概率，也促使自身通过这种间接影响决策走向的方式，逐渐提高社会影响力，最终使自身成为党政企事业部门“信得过、离不开、用得上”的“影子内阁”。
同时，高校还为高校智库提供了一个与国外知名智库开展教育科研和学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通过与世界其他高校和社会机构的频繁交流，不断扩大自身在全球智库届的社会影响力。
三、深化交流、加强合作、打造职业化智库团队
中国高校智库多年来一直受高校自身职能的制约和影响，重视理论论证研究，轻视成果的应用转化，主要原因是高校智库和各类部门缺乏交流。一是和党政企业等社会实践职能部门联系不紧密，缺乏深度交流，导致高校智库对实践职能部门的实践需求不了解，所以，提供的思想产品与实践部门的要求不匹配，促使党政企业部门有时候对高校智库提供的理论论证依据缺乏必要的信任，不利于双方的合作。二是高校智库同行内部缺乏交流。高校智库虽分布全国各地，但研究和关注的领域却有很多共同点，当然，各自研究论证领域也都有侧重点，彼此之间因竞争或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往往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缺乏交流，资源和信息不能实现共享，不能做到互通有无，缺乏必要的协作和整合，研究论证成果的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三是高校与国外高校智库之间的交流不充分，中国高校国际化水平普遍较低，自身研究工作较为封闭，严重制约了国内外高校智库人才的往来和交流。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要多加强与党政企业部门之间的纵向联系，加强与同行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更要注重与国内外各类智库之间的横向联系。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加强与党政企业单位及国内外各类智库之间的合作，不仅能促进自身理论论证研究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而且也能提升自身研究论证成果被具体实践部门作为决策理论依据的概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开展理论研究不纯粹是为了理论创新和搭建新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给实践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解决实践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现实难题。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作为理论研究的主体和党政企业部门作为实践的主体，二者虽分工不同，需求也不同，但却有较强的互补性，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助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双向同步深入开展。另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只有通过与国外智库的合作，才能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在具体问题上赢得一定的国际话语权，这种合作也是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现实需要。因为“建立全球一流智库，拓展国际影响力是我国高校智库的发展目标，为达成此目标，高校智库建设必须坚持走国际化道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打造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坚持进行开放性研究，积极主动谋求与国际知名高校智库的交流与合作”。
培养和打造高质量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智库研究团队，是提升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水平的必经之路。目前，中国高校智库专业研究论证工作重合度高，研究团队存在较多机械组合现象，专业细分不够，智库人员管理较为封闭，流动不充分，缺少必要同质优化整合过程。因此，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必须以专业整合为切入点，不断提升高校智库包容性为突破口，强调研究团队专业分工，促进高校智库人员因专业研究的需要在系统内外的适时流动，形成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正常流动的旋转门机制，通过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进出机制，逐渐提升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
四、创新管理、健全机制、提升智库社会影响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调查、论证和研究工作，这是政治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不可动摇。但在此前提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可以通过创新人事、财务及科研管理等途径来推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
人事上要大胆放权。人才是高校智库的核心和灵魂，没有人智库发展无从谈起，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研究人员都是事业单位编制，进出都不容易，人事管理缺乏活力，容易形成惰性，导致研究人员缺乏竞争意识，直接制约高校智库健康可持续发展;财务上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要继续加大支持高校智库发展的财政资金投入，二要积极鼓励高校智库全面参与市场竞争，引导和培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生存理念，通过提供高品质的市场服务争取社会资金智库研究工作的支持;科研上要逐渐摆脱为政府决策作阐述性解释工作的被动地位，要针对实践中可能或正在面临的问题多做些前瞻性的专题调研和立项论证，以专业、客观、理性和独立的方式开展理论研究，掌握一定的科研立项自。
健全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健康运行的保障制度，主要涉及研究课题的立项和结项机制，研究成果交流、和评价的机制和参与决策的制度化建设等。首先，立项要宽领域，结项要严要求。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要在站稳国家立场和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立足国内，放眼国际，围绕国内外热点和焦点问题，开展广泛的前瞻性立项研究;结项评价标准体系进一步科学化，要打破单一的结项评估机制，结项评估除了注重对理论研究论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进行测评外，更要结合实践部门对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实际成效来决定是否能结项。其次，要建立完善的智库研究论证成果的交流、和评价机制。为激励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积极参与各类智库之间的竞争，建议建立全国统一数字系统平台，一方面供各类智库相互交流、和评价（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类的研究报告），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对智库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评价的平台和机制，打破原来由圈内少数几个人来评定研究报告并给出具体等级的科研评价体制，改由各类智库专家广泛参与评定等级。最后，使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参与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决策成为工作的新常态，并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使高校智库建设更具权威性和严肃性。
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6
一、心智模式理论
（一）心智模式的定义
单从字面意思来看，“心智”一词指的是“心脏”和“智力、智慧”，强调了生理和心理的有机结合，但是“心智”内涵的界定却经历了一个由争辩到基本统一的过程。以往学者们就“心智”是否是理性的问题以及“心智”的具身性问题展开争论，并最终在哲学和科学的角度基本达成一致，即认为“心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内在统一，同时具身性是“心智”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当代心理学的视角定义“心智”，那么“心智”是指人们对已知事物的沉淀和储存，通过生物反应而实现动因的一种能力总和。①由此可知，“心智”受身心因素的综合影响，并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起到支持、调节、控制和监督的作用。
1943年，英格兰心理学家KennethCraik首次在其研究中对心智模式进行了定义，最终把心智模式界定为人脑的一种认知结构，通过这种认知结构人们可以认识、解释和预测行为和事件的发展变化，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来看，心智模式位于知觉和行为之间。②心智模式的提出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心智模式理论被应用到不同的领域，心智模式概念的解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人工控制科学的视域下，心智模式被认为是一个“假想的结构”，是一种“图解”，通过心智模式我们可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最终达到对世界的控制。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心智模式是特殊的“认知地图”，它会有意或无意地对人们的认知或行为产生影响。学习型组织大师彼得・圣吉在他的《第五项修炼》著作中从管理学的角度对心智模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此心智模式被人们广为知晓。在彼得・圣吉看来心智模式是影响我们认知和行为的假设、成见，甚至图像、印象。心智模式对我们行为认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通过这个简化的假设来认识周围的世界，并在外界环境的反馈中不断调整我们的认知和行为。
虽然不同领域对心智模式解释的侧重点不同，但这些定义有些共同特征：首先，心智模式是一种认知机制；第三，心智模式对个体的行为和认知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次，心智模式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最后，心智模式呈现的是客体的信念。③笔者在借鉴以往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德育领域的心智模式进行了界定，即德育领域的心智模式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影响学生德育学习活动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它具有具身性、系统性、内潜性和动态发展等特征。
（二）影响心智模式的因素
环境是影响心智模式的重要因素，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进化的最终目的是要适应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看环境对物种进行了选择。心理学家华生提出“环境决定论”，并通过开展一系列心理学实验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依据。社会中的宗教、教育和法律等都属于心智模式的传递形式，这与生物基因的传递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践行或遵守这些社会活动和约定的同时，也在发展我们自身的心智模式，并通过环境的反馈，不断调适我们的行为，最终形成了我们的风格和习惯。所以，我们周围的环境对个体心智模式的发展、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遗传是影响心智模式的第二个因素，尤其是性格产生的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格特质是相对稳定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的心智模式。所以，遗传的特性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心智模式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个体的不断成熟，遗传因素对个体心智模式的影响相对减弱，而环境对心智模式的影响却不断加大，心智模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三）心智模式的特点
心智模式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定势，潜移默化地对我们的认知、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我们很少能够发现心智模式的不足，所以心智模式有以下特点：
1.心智模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深藏于我们的心中；2.心智模式是内隐的，我们很少能够发现它；3.心智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4.心智模式随着个体的成长不断发展，表现出可变性；5.心智模式具有时效性，一个时期的心智模式到了另外一个时期可能就不适应了。④
二、当今中小学德育的现状及问题
从时间维度来看，现今中小学德育质量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具体体现在德育目标的确定、德育教师队伍建设和德育方法的改进等方面。在当今中小学德育研究成果中，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借鉴国内外的德育实践经验来探究中小学德育目标的设定、德育内容的编排、德育方法的应用以及教师队伍的建设，可是真正从心智模式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小学德育的研究成果基本没有。因此，从心智模式理论的角度来探究中小学德育存在的问题，可谓是为中小学德育工作再添新鲜血液。心智模式理论视角下的中小学德育问题表现如下：
（一）中小学德育目标存在的问题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的德育目标过于强调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忽视了中小学生自身需求的满足。由于德育目标在设定的过程中缺少对中小学生心智模式实际情况的了解，从而导致中小学德育长时间停留在“口号”中，制约了中小学德育的实际效果。其次，长期以来中小学德育目标在学界被认定为同一个，高中、初中和小学的德育目标通常被模糊界定，但是最近有学者对中小学学业心智模型进行了研究，并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学业心智模式的核心体系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不考虑学生心智模式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德育目标实施起来会困难重重。最后，由于有些中小学在实现德育目标的过程中对教师和学生心智模式的关注不够，不能及时对师生的不良心智模式进行完善和教育，最终导致中小学德育目标落空。
（二）中小学德育内容和方法存在的问题
当下中小学生的德育内容一般是基本的社会公德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这些德育内容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学生的社会化，却忽视了对学生心智模式的关注。学生的心智模式具有内隐性和长久性等特点，对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思考方式产生影响，所以德育内容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心智模式，并不断完善学生的心智模式。
中小学德育方法以说教为主，这种脱离生活实践的德育方法忽视了学生心智模式的培养，因为心智模式具有具身性的特点。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对学生进行简单的说教不仅效果不好，反而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如果在德育学习中产生的逆反心理没有得到及时平复，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逆反心理会转化为不利的心智模式。在这种心智模式的潜在影响下，学生就会对德育课程的学习缺少动力和兴趣。
（三）德育学习过程中小学生存在不良心智模式
由于心智模式具有内隐性、长期性的特点，所以，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很难觉察到自身心智模式的存在。心智模式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却有有利和不利之别。有利的心智模式可以引导学生的认知、发展学生的思维，但是如果学生不能及早发现对自己不利的心智模式并予以改正和完善的话，就会阻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中小学生在德育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良心智模式有以下几点：
1.德育学习的思维定势。首先，由于考试的评价标准主要是以学习成绩为主，所以中小学教师经常按照学习成绩对学生进行排序，久而久之，学生便从内心轻视德育学科，影响中小学生心智模式的发展。其次，在中小学德育教学活动主要以书本内容为纲，以说教形式进行教学，以考试分数进行测评，因此，中小学生为了在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分数，就会采用机械记忆的形式来应对德育考试，学生便在头脑中对德育学习留下了死记硬背的刻板印象。最后，长期的说教式德育局限了学生的思路，对出现的问题往往采用课本上提倡的有限思路进行解决，削弱了学生德育学习的积极性和好奇心。
2.中小学生对待德育的心态不端正。由于心智模式具有内隐性、深刻性的特点，所以中小学生在德育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自我感觉良好”、“归罪于外”的心态，即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总从外部找原因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这种“自满”的心态对德育是极为不利的。另一种是盲目“自卑”的心态，即认为学习好的学生什么都好，用成绩来衡量一切，殊不知，品德高尚也是自己值得骄傲的优点。
（四）德育教师存在的不良心智模式
中小学德育教师的心智模式和一般人的心智模式一样，是在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心智模式就很难引起教师自己的注意。比如，有些中小学德育教师为了维护自己在学生面前的尊严或者是安于自己的现状，所以拒绝在在德育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方面做出改变，在教学中抱着“随大流”的心态，所以“习惯性教法已经成了教师难以逾越的舒适区”；⑤有些德育教师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同感不高，缺少德育事业的成就感，在课堂上德育教师上课积极性不高、不思进取的形象给学生起到了反面示范作用，降低了德育效果；有些德育教师特别在意自身的教师形象，认为课堂上教师就是权威，不允许学生提出质疑，这类老套的师生观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民主的。
三、心智模式理论对中小学德育的启示
心智模式理论重视学生心智模式的培养和完善，强调中小学德育要以学生和教师的现有心智水平为出发点，通过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最终使学生和教师从内心接受现行的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并使其转化为自身的心智模式，影响和指导以后的德育行为。
（一）重视学生心智模式的发展
中小学德育目标是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而学生心智模式对其认知和行为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在中小学德育理念中一定要关注对学生心智模式的培养。首先，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应从思想上认识到中小学生心智模式在德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并能够及时总结出自己所教授阶段的学生共享的心智模式。其次，德育工作者要对学生共享的心智模式进行分析，并从心智模式的角度来看待学生在德育课程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并能够对问题进行及时总结。再次，德育工作者要在学生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用合适的语言把学生这些内隐的心智模式呈现在课堂上，使学生认识到自身认识存在的不足方面。最后，德育工作者要善于引导学生探索个人内在的心智模式，找出心智模式可能存在的缺陷，从而完善学生不合时宜的心智模式。所以，为了切实提高中小学德育的实效性，德育目标理应关注学生的心智模式的完善。
（二）结合学生心智发展情况开展德育活动
首先，由于心智模式强调身体体验在认知形成中的重要性，所以中小学德育要定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采用多样的手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反思自己的心智模式。其次，心智模式是分层的、动态的，要根据不同学段的学生的学业心智模式特点进行施教，比如小学生的学业心智是以注意力和逻辑能力为主的，所以小学生的德育内容应该是贴近生活的，适当结合老师的讲解；初中生的学业心智模式是以动机和意志力为核心的，所以初中生的德育内容要能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同时要结合社会实践进行；高中生的学业心智模式是以自我效能感为核心的，因此高中德育要交给学生自我教育，使他们能够及时总结自己的行为。最后，心智模式整体性的特点要求我们要做好中小学各学段德育内容的无痕衔接工作，以学生心智模式发展的特点和学生学习的组织形式为依据，最大限度地满足和完善学生心智模式的发展。
（三）完善师生在德育活动中心智模式
首先，教师要加强自我学习的意识，通过比较现有的教学行为和预期效果之间的差距不断检讨自己已有的主导价值观，并重新修订课堂教学方案；其次，教师要认识到德育教学的过程也是自身不断学习和提升的过程，明确德育工作的意义指向，并从内心愿意为自己的德育行为负责的。再次，中小学德育教师之间要加强交流和沟通，通过营造开放式的学习的氛围，来分享经验和心得体会。最后，德育教师要关注学生成长型心智模式的培养，做好应对学生不良心智模式的准备工作，注重培养学生积极的情感和认知方式，最终使学生形成健康的心智模式。
（四）营造积极健康的德育环境
环境对学生心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影响学生接触的生活环境，来促进学生德育品质的发展。首先，学校要积极开展团队德育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加入团队讨论，通过团队思维的碰撞引导学生完善自身的心智模式。其次，校园、家庭和社区之间要在多方面加强沟通、相互配合，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比如通过开展“社区道德榜样进校园”、“夸夸家里的长辈”、“说说我家的家风和家规”、“活雷锋志愿者”等校园和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为学生创建良好的德育学习氛围。最后，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要健全德育评价平台和监督平台，使学生认识到德育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同时也与社会有关，进而增强学生德育学习和践行的积极性。
注释：
①胡昌平，马丹.基于Zmet的用户心智模型构建[J].情报科学，2011，（1）.
②LuriaaR.theworkingbrain：anintroductiontoneuropsychology[m].middlesex，england：penguinBooks，Ltd，1973.
③normanDa.Someobservasionsonmentalmodels.inD.Centner&a.L.Stenvens（eds.）：mentalmodels[m].Hillsdale，nJ：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1983，7-14.
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7
关键词：师徒关系；销售绩效；情绪智力；目标取向；保险营销员
中图分类号：F272.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070-09
保险营销实践中，很多保险企业都会为新入营销员指派一名指导老师，并签订师徒协议，通过建立一种固定的、较为正式的、组织认可的师徒制，对新入营销员实施培训和辅导。已有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员工社会化及训练发展机制，师徒关系对新入员工的组织适应与学习有积极效益，受到师傅协助的徒弟可获得许多实质的正向结果，例如提高工作满意度与工作自信、降低流动率[1]、加速社会化过程[2]以及提高职业成功认知[3]等。然而，目前国内保险业中的师徒关系模式在佣金计酬、人海战术的营销方式下发生了扭曲，师傅过于注重徒弟销售技巧培训、强调销售能力辅导，甚至为了获得预期销售绩效而指导新入营销员采取背德违规的销售手段，这也成为当前保险业营销员信用缺失、职业形象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保险营销体制改革大背景下，传统师徒关系模式是否有必要继续采用？如果有必要，那么又当如何发挥师徒关系的积极作用，使之更有利于销售绩效的长期提升？这是保险营销体制改革的重要现实问题，亟需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
保险营销是典型的情绪劳动过程，特别是遭受职业形象不佳的行业困境时，需要营销员具备理解自己情绪和他人情绪，有效倾听并能够准确传达信息，以及在多样化群体中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4]，而情绪智力正包含了以上这些因素。相关研究显示，个人情绪智力不仅影响身心健康，更影响工作表现与创造力[5-7]；在某些时候，情绪智力比智商更为重要，因为情绪智力在人际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高情绪智力者较能使自己和他人在社会环境的人际互动中产生双赢的结果[8]。此外，保险销售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营销员需要经常面对困难或挫折，有的能接受这种挑战，深信最后一定能解决问题，达成销售目标；有的则变得士气低落，对销售工作丧失兴趣，甚至退出销售职场[9]。对此，目标取向理论指出，人们在成就情境下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在面对失败或挫折时，表现目标取向者展现负面自我认知（如能力不足）、负向情绪（如焦虑）；学习目标取向者则展现建设性的自我暗示、自我监督、正向预测、正向情绪，并发展有效的解决方法[10]。然而，现有研究在目标取向分类上存在差异，实证结果也多不一致[11-13]。显然，保险营销员的情绪智力、目标取向与销售绩效的关联尚需要更多研究验证。
基于此，本文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探讨：（1）师徒关系如何影响保险营销员的销售绩效？（2）营销员情绪智力与目标取向在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不同的目标取向又具有怎样的差异化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演绎
（一）师徒关系及其与销售绩效的关系
虽然师徒关系的定义众多且纷杂，但均具有一个共同要义，即师徒关系是假设由上对下的一种在工作技能与知识上指导的人际关系，此关系是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资深者（师傅）与资浅者（徒弟）间工作经验的交流与分享，其中师傅提供支持与指导，并对徒弟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给予意见[14]。大多数文献指出，师徒关系由社会心理支持、职业发展支持和角色楷模三个维度组成[15]。社会心理支持指向与情绪相关的心理援助、团体互动、归属感，职业发展支持表明师傅向徒弟传授与职业相关的知识、技能、经验等，角色楷模则是指师傅提供与工作相关的角色界定与扮演以利于徒弟模仿和学习。相关研究证实，师徒制已成为帮助徒弟进步、增加徒弟工作效能的一项重要措施，如Byrne，Dik和Chiaburu指出，师徒关系与组织生涯满意度、人际关系和角色内绩效有显著的关系[16]；Scandura认为徒弟一路上有人带领，在工作绩效、薪水及升迁上的表现较好[17]。akarak与Ussahawanitchakit研究了职业发展支持、社会心理支持、角色楷模对工作产出的影响，发现此三者得分越高，工作产出表现则越好[18]。以上这些实证研究文献表明，师徒关系对徒弟包括工作绩效在内的工作产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销售绩效是一种工作产出，显然受到师徒关系的正向影响，这在保险业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保险销售已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成熟，但保险销售环境不容乐观，客户不合作、回避甚至抵制保险产品，导致保险销售过程充满了困难、障碍及挫折，成功率往往很低。因此，较之与保险产品相关的知识掌握、销售技巧与销售能力，营销员更需要合适的角色扮演与更高的自我效能要求，更需要角色学习与心理援助。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师徒关系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社会心理支持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比职业发展支持的影响强度大。
H1b：角色楷模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比职业发展支持的影响强度大。
（二）情绪智力与师徒关系和销售绩效的关系
Salovey和mayer将情绪智力界定为“社会智力的一部分，包括监控自身与他人情绪和情感的一种能力，并利用这些信息引导个体的思考与行动”[19]，他们进一步将情绪智力看成是一种新的智力而非个人特质，涉及个人对情绪信息的处理能力[20]。从已有文献看，影响情绪智力的前因变量，有工作环境气氛、知觉组织支持、工作自主性[21]、招募甄选[22]等。在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中，师父通过为徒弟提供职场上的支持（如保险产品知识分享、客户信息共享、工作上一对一的协助）以应对可能面临的各种销售困境，通过社会心理支持（彼此鼓励、信任、心理援助）以积极发展徒弟的各种情绪处理能力，通过提供角色楷模（角色认识、角色界定、角色扮演）以利于徒弟发展营销员角色及信心、自尊的知觉[17]。应对销售困境、情绪处理能力、信心与自尊皆是个人情绪智力的重要元素。基于以上推论可知，师徒关系将有助于徒弟发展个人情绪智力。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对情绪智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保险销售是典型的情绪劳动过程，保险营销员对顾客情绪的知觉与掌控能力在整个保险销售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Dirk和Susan回顾相关文献指出，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心情好的营销员相较于中立情绪或情绪欠佳的营销员，能够获取较佳的共同利益[21]。Kunnanatt提出高情绪智力者较能使自己和对方在社会环境的人际互动中产生双赢的结果，其所散发的情绪吸引力会增加双方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情绪支持强度[8]。以上文献表明，一方面，营销员情绪智力越高越容易与客户相处，越容易发现共同利益，即使销售不成功，但“买卖不成仁义在”，这将有助于提升后续的保险销售；另一方面，情绪智力越高越容易扩大营销员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对保险销售的意义不言而喻，将为营销员带来更多的潜在客户与潜在绩效。为此，假设如下。
H3：保险营销员的情绪智力越高，其销售绩效越高。
（三）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关系间的中介效应
依照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人类会根据个人经验和观察结果而调整自身的行为[23]。Heslin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作场所的社会学习模型，说明主管可以通过角色楷模的示范，让员工建立信心、学习到正确的技能，进而有助于改善员工绩效与满意度水平[24]。marc等人的研究发现，情绪智力是影响个体努力程度、坚持不懈的中介变量[21]；Day与allen也发现，通过情绪智力的中介效果，师徒关系对职业生涯成就的影响是不同的[3]。因此，在必须以人际互动方式完成工作的服务领域，情绪智力是促成个体学习他人并获得服务成功的关键点，并且具有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从类似师傅的主管那里进行学习，所获得的技能、角色知识、自我效能等将首先作用于个体的情绪智力，通过情绪智力的提升进而改善销售绩效。根据以上推理，得到以下假设。
H4：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影响保险员销售绩效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四）不同目标取向在师徒关系与营销员销售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Vandewalle将个人目标取向区分为学习目标取向、证明目标取向及回避目标取向三个维度[9]：学习目标取向者往往期望通过提升个人能力以获得更好的自我展现，包括熟悉新情境、培训新技能等；证明目标取向者期望表现并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他人对自身能力的认可与有利评价；回避目标取向者则期望回避他人对自己能力的否定及其消极评价。学习目标取向者多愿接受困难任务的挑战，会选择适当策略来改善工作表现[10]，更加珍视学习新技能、增进个人能力的机会，一旦获得师傅的指导与帮助，他们更能提升自己的工作绩效。证明目标取向者熟悉自己工作中的优势、劣势及可能遇到的机会或威胁，因而亦可能通过师徒关系，不断强化自己的能力、改善自身的不足，学习如何利用机会及规避威胁，进而获得更好的产出以及他人对其能力的较佳评价[25]。不难看出，证明目标取向强化了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影响。回避目标取向者视进一步努力是徒劳的，努力只是见证他们缺乏能力[10]，因此在工作中向师傅学习的动机及整体努力较低，也就难以介入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影响。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5a：学习目标取向在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作用。
H5b：证明目标取向在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H5c：回避目标取向在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不具有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的研究文献探讨及假设推演后，确立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过程及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5家保险公司作为调查源。研究问卷编制完成之后先进行预试，研究团队于2014年6月先向2家保险公司共发放了100份问卷进行预调查，最终回收78份有效问卷。对以上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进而修改与完善问卷中的条目以形成正式问卷。正式的研究则于2014年7-8月间进行，共向5家保险公司分别寄出100份问卷，合计发出500份问卷。填写问卷时，被调查者要求作答时间在20分钟以上，并强调调查的隐匿性。最后，回收问卷463份，有效问卷428份，有效回收率为85.6%。样本中，教育程度以高中与大专为主，合计占63.7%；平均年龄为32.7岁；男性为184人，女性为244人；平均工作年限为5.6年。
（二）测量工具（表1）
师徒关系是徒弟对师徒关系认知的个体层次变量，采用Scandura所编制的15条目量表[17]，其中职业发展支持6个条目、社会心理支持5个条目、角色楷模4个条目，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值分别为0.75、0.81和0.70。情绪智力借鉴台湾学者编制的32条目简式量表[26]，该量表以海峡两岸华人为样本，验证结果亦显示该量表是个良好的测量工具。目标取向采用Vandewalle的量表[9]，共有20个条目，其中学习目标取向、证明目标取向和回避目标取向各有9个、6个、5个条目。销售绩效采用Robinson等针对保险营销员而研发的量表[27]，共9个条目。以上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进行测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为检验自我报告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变异，应用Harman单一因素检测法对师徒关系、情绪智力、目标取向以及销售绩效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可抽取11个因素，且在75.2%的解释变异中，单一因素只解释了21.6%的变异量。所以，共同方法变异问题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非常小。由表2可以发现，ViF值介于1.10至1.75，远小于10，显示并无显著共线性问题。为进一步避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回归统计分析时将控制变量与研究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模型拟合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师徒关系、情绪智力、学习目标取向、销售绩效4个变量的6个拟合指标均达到了模型可接受标准（一般建议为χ2/df
（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除了回避目标取向与其他变量呈现显著负相关以外，其他变量间均呈现两两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假设检验
从表3的回归模型7结果可以看出，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45（p
回归分析显示（见表3的模型1和模型2），师徒关系与情绪智力仍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68（p
表4中的回归模型4结果显示，师徒关系和情绪智力可共同解释营销员销售绩效4.5%的变异量，R2变异量的F值为9.172。其中，情绪智力与营销员销售绩效仍具有显著正向关系，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72，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正向关系显著下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92，p=0.023）。结合表4回归模型2结果可以得出，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正向关系会通过增加情绪智力的部分中介而达成，因此H4获得支持。
表4中的回归模型6显示，师徒关系分别与证明目标取向、学习目标取向的交互作用共同对销售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R2变异量的F值为3.143，可共同解释受测营销员销售绩效分数3.7%的变异量。其中，师徒关系与证明目标取向的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为0.108，师徒关系与学习目标取向的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为0.025，二者对销售绩效都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师徒关系与回避目标取向的交互作用对销售绩效不具有调节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43，p=0.24）。因此，H5a、H5b、H5c均获得支持。据此，建立证明目标取向与学习目标取向在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如图2和图3所示。
四、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果与讨论
首先，保险业营销员的师徒关系具有“一箭双雕”的效果，可实现销售绩效与情绪智力的双提升。中国自古以来，师父的角色与功能除传授专业知识技能外，也具有人格品德教育意义，往往会形成亦师亦友关系，不仅有助于徒弟提升专业知识、技术技能，而且对徒弟的职业品德、人格道德具有教化与楷模作用，两者对徒弟的职业生涯发展均带来促进作用。本文为保险营销继续采取师徒关系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证明了师徒关系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的提升存在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对其销售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情绪智力，进而有助于提升销售绩效。这一结论既与以往师徒关系研究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又拓展了师徒关系对徒弟态度认知与工作产出的影响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师徒关系理论研究。
其次，师徒关系的作用展现既需要师傅的言传也需要师傅“以身作则”，既需要专业技能辅导又需要职业道德教化。本文发现，师徒关系中社会心理支持与角色楷模两个维度都较职业发展支持维度更能显著提升销售绩效。职业发展支持维度和专业知识、工作技能、工作行为等有关，属于工具；角色楷模维度展示了更为积极、更为正面的典范与榜样角色模板，徒弟社会模仿性更强、社会学习效果更佳；社会心理支持维度不仅能够帮助新手面对销售困境，而且对他们在销售过程中的情绪表达与情绪管理会有帮助[15]，体现了长期发展性职业道德教化功能。因此，虽然短期内职业发展支持更有助于提升营销员销售绩效，但长期看社会心理支持与角色楷模更有助于销售绩效的提升。先前有关师徒关系对工作产出的影响研究，往往将师徒关系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显然具有局限性。一方面师徒关系三个维度对工作产出的影响必然存在强度上的差异，有必要开展细化研究以明确不同的影响，从而可以在管理上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evered曾提出徒弟也可能从师徒关系（如角色模范）中学到坏的习惯[29]，这也决定着对师徒关系的研究需要细化，以区分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因此，本文验证了师徒关系三个维度对销售绩效所具有的不同影响，从而细化并丰富了师徒关系对工作产出影响的理论研究。
再次，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本文亦发现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与销售绩效的关系中扮演部分中介角色，这表明，师徒关系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就间接效应而言，师徒关系有助于徒弟的人格情绪培养，特别是在高挑战性、高情绪投入的保险销售行业当中，更需要师徒关系发挥情绪智力的缓冲与强化功能。在高人际关系的华人文化中，在处理更多非血缘关系的保险营销时，营销员情绪智力越高，就越能够认知与受益更高程度的师徒关系[28]，且倾向与师傅、客户建立持久关系[4]，产生更为长久性的合作关系预期，从而强化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影响。而以往师徒关系的理论研究未能觉察到情绪智力的角色，本文则基于社会学习理论，验证了情绪智力在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过程中充当了中介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师徒关系影响工作产出机制的理论研究。
最后，个体目标取向是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调节机制。本文发现，证明目标取向与学习目标取向是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调节变量，而回避目标取向则未能充当调节角色。这表明，强调高绩效、高奖励的结果取向行为，极可能促使具有表现目标取向的营销员专注于短期结果，而忽略将精力投入长期有益能力发展的学习活动上[12]；同时，面对结果取向的竞争环境压力时，具有表现目标取向（包括证明目标取向与回避目标取向）的营销员倾向于将焦点放在能力证明及自己与他人表现的评比上，这可能引发具有回避目标取向的营销员对失败的焦虑[13]，从而不利于改善其销售绩效。以往文献尚未认识到目标取向与师徒关系在绩效管理方面的联系，本文则发现了目标取向在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过程中扮演了调节角色，不仅明确了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一个具体情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师徒关系理论与目标取向理论的相关观点。
（二）营销管理启示
本文构建了保险营销员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的作用机制，深化了师徒关系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研究结论对保险业中继续采用以及更好应用师徒关系来培养营销人员具有重要意义，并提供了以下三点管理启示。
第一，保险组织可以通过正式规章制度，明确师徒关系的重要意义，指导师徒关系的建立与运作，并建立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现行的保险营销体制以佣金计酬、人海战术为主要特点，血缘关系很重，求量不求质，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诚信缺失、职业形象不佳。为此，除了保险营销体制的改革外，改善营销员职业形象不佳的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师徒关系对营销员的正面培养和积极引导作用，一方面注重工作技能的培训与辅导，另一方面要更加强调以诚信为核心的职业道德教化，这既需要师傅的言传，也需要师傅“以身作则”以树立典范。这就要求管理者在设计制度时，不仅要关注师傅对徒弟的业务指导与职业发展支持，更要留意师傅的行为与态度是否积极正面。第二，由于情绪智力对师徒关系影响销售绩效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保险公司要将考察与培养营销员的情绪智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当前，一些保险营销员的情绪智力不高，经常采用“死缠烂打、疾病恐吓”的方式进行营销，“忽悠”成为了保险营销员的代名词。为此，一方面，建议保险组织招聘情绪智力较高的营销员；另一方面，要通过情绪管理训练，提升师徒的情绪智力，培养徒弟观察、倾听以及情绪管理的能力。第三，营销员的不同目标取向调节了师徒关系对销售绩效的影响，这暗示我们，在保险营销中要根据营销员的不同目标取向制定差异化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在甄选营销员时，可依据营销员的目标取向量表直接评估其目标取向，选择具有强烈学习及证明目标取向的应聘者；另一方面，为提升不同目标取向者的销售绩效，应对证明目标取向者提供高绩效高奖励的结果导向激励，对学习目标取向者设计有益其能力学习的培训与发展激励，对回避目标取向者应营造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以降低他们对失败的焦虑。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采用自我报告的横断面研究设计，尚未开展师徒关系对保险营销员销售绩效的长期影响研究，后续研究可采用纵贯面的研究设计，以观察师徒关系的长期影响效果。另外，本文和大多数研究一样，仅关注了师徒关系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与正向结果，建议未来研究也可探讨师徒关系对师父或徒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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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8
【abstract】artificialintelligencecanbesaidtobethefourthhumanrevolution.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iscontinuouslyadvancingaroundtheworld，andChinaisalsocloselyfollowingthepaceoftheworldandconstantlyexploringthefieldofartificialintelligence.However，withtheemergenceofmoreandmore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iesandequipment，theinflue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nsocietyisgrow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hasagreat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China'sindustrialeconomy.thispaperbrieflydiscussesandanalyzestheseinfluencesthroughinvestigationandconsultingdata.
【關键词】人工智能；工业经济；影响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industrialeconomy；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F426；tp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069（2020）11-0029-02
1引言
在20世纪人工智能技术有了质的飞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仍旧在不断发展，应用人工智能的行业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在不断地增多，例如，军事行业、服务行业、驾驶行业等。而随着人工智能在这些行业的应用，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简要地讨论了相关的内容。
2人工智能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影响
2.1替代劳动力
我国是工业、农业大国，很多人以劳动作为工作、赚钱的途径，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有可能会替代劳动力，这种影响有利也有弊。对于个人而言，很多农民工会思考自己的工作和技能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有危机感。但是好处是这些人员会促使自己去学习新的知识以及能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发展新的技能，防止被取代[1]。对于企业而言，不断地使用劳动力会持续增加资金投入，很多工业相关企业考虑到雇一个工人的综合用工成本是很高的，除了薪酬外，还包括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等问题，因而他们会优先使用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的应用只需要一次性投入，可以减少企业的资金投入，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工业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设备可以减少资金、税金的投入，因而很多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优先使用人工智能，这样自然而然会带来失业问题。但是工业企业并非随意应用人工智能，当下我国法律就工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问题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对人工智能会替代劳动力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员有着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持悲观的态度，有的人持乐观的态度，根据调查可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是持相对悲观态度的，认为人工智能有可能会替代劳动力，从而影响工业经济增长。
2.2增加就业岗位
前面讲到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中的应用会替代劳动力，但与此同时也会创造就业岗位。众所周知，人工智能包含很多方面，在工业领域中很多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技术以及设备逐渐得到应用，这些新引进的先进设备为人们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带动了工业经济增长从而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增长。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设备的应用实际会为那些没有应用人工智能的生产环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工人、劳动力可以专注于无法通过人工智能完成的工作。
2.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近年来，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工业领域中，如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等，这些技术的应用导致工业的生产、传输、存储、处理、分析等不同环节发生全方位、革命性变化，这些数据、算法变化是依靠人工智能技术运行的，从某种方面上讲，工业领域中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信息技术，是当下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这些人工智能的应用，我国工业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涉及很多现代先进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必然会促进工业产业链中各环节技术产品的集群式、爆发式增长，优化了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工业经济的增长[2]。
2.4促进工业生产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地应用在工业领域，这些智能化设备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工业行业生产流程的智能化。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学技术不发达，很多工业领域中的生产设备都是流水线式生产，工业工作中所涉及的每一步工作都需要人工操作，很多关键的工作环节以及决策判断都需要依靠人力劳动或者人们思考来进行。但是人工智能自动化时代的到来为工业生产带来了智能化和集成化的改变，可以提高工厂的工作效率，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设备以及技术，这意味着工厂和车间可以实现更长的作业时间。众所周知，当前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尤其是加班需要支付两倍或者三倍的薪资，但是设备不需要，工厂只需要支付值班人员的费用就能够让工厂二十四小时开工运转，可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资金投入。目前，在美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不停工的“无人工厂”[3]。
2.5降低工业生产的危险性
工业是我国几大产业之一，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工业领域中很多工业生产工作都涉及高危险性的环节，在之前人工智能还没出现时每一项工作都需要由工作人员亲自操刀去实践，即使危险系数高的工作也需要由工作人员去进行，因而经常会出现一些危险事故，造成工作人员的伤亡，面对这些危险因素当时的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可以制造出工业机器人，或者相关的保护装置，高危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处理，如果必须由工作人员来进行可以利用先进的设备来探测危险，最大限度降低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在降低人工风险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2.6提升工业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对工业产品的质量有着一定的影响，它可以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如纺织加工工业，在人工智能应用之前，很多缝合工作都是需要人工来进行的，即使工作人员的操作十分娴熟，每个人缝合出来的成品还是有差距的，每人每天缝制的质量可能存在差异，这种情况不利于产品的销售，并且会导致出现企业资源浪费等现象。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很多流水线工作都采用机械进行制造，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智能化机械完成的，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小的，与此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产品的质量。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还能应用于工业产品的研发设计上，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人们靠手工无法完成的工作或者计算出人类无法计算出的数据[4]。人工智能在工业产品研发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工业产品的品质和性能，使其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与使用价值。在工业领域中应用人工智能可提升质检水平，提高产品合格率。人工智能在生产线各个环节全面实时监控，与传统方式相比，人工智能对生产过程的监控能大幅度提高企业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和控制能力，降低产品不良率，提高生产效率。有的工业企业采用人工智能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质检，不仅可以节省资本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利益。
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9
关键词：影响学业；非智力因素；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163-02
一、目前影响大学生的主要非智力因素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两大类非智力因素进行探究，分别是个人因素和非个人因素。个人因素包括对所读专业是否感兴趣、恋爱因素以及文体娱乐活动；非个人因素包括三方面：学校方面、社会方面和家庭方面。学校方面的非智力因素是学习氛围和教师专业水平以外的其他素质；社会方面的主要是社会服务（志愿者、义工）和兼职；家庭方面主要是家庭期望。
根据调查报告反映，文体娱乐活动、所在学校学习氛围和对所读专业是否感兴趣为对受访大学生学业影响程度最大的前三个非智力因素，其中发现以下问题：不同类专业受同一非智力因素影响程度不一样，商科类学生与工科类和医科类学生相比，受学习氛围、教师专业水平外素质和对所读专业是否感兴趣这三方面的非智力因素影响程度最大。
二、造成不同类专业受同一非智力因素影响程度不同的原因
1.专业特殊性。不同类专业有不同的特点，所以造成不同类专业的学生受同一非智力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专业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专业知识的实用性和该专业的就业对口率两方面。针对上述情况，商科类学生相较其他类专业学生，受学习氛围和对所读专业是否感兴趣这两方面的影响程度深，主要是因为商科类专业是较为注重实践的专业，他们偏向将精力投入于实践活动中，因此往往就会忽略了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主要来自于课堂，所以这类学生忽略了课堂学习的重要性，从而导致课堂学习自觉性降低，就会出现基础知识学习的热情容易受学习氛围和该门课程授课教师专业水平外质素影响。与商科类学生相比，工科类和医科类的情况则相反，这两类受访者都认为文体娱乐活动、所在学校学习氛围和对所读专业是否感兴趣为对受访大学生学业影响程度最大的前三个非智力因素，但与商科类受访者相比，受学习氛围和该门课程授课教师专业水平外质素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这类专业基本是靠基础理论知识支撑起实践活动，即如果没有掌握好理论知识将会难以从事实践活动，所以工科类和医科类学生都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所以，由于基础理论实用性不同，使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热情和态度不同，导致受同一非智力因素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另外，专业方向与就业岗位对口情况不同，对不同类专业的学生影响程度也不同。导致商科类学生会将学习的精力放在例如兼职、实习、义工等实践上，通过实践锻炼自己，同时积累经验，把经验当作将来进入职场的敲门砖。这也是使商科类学生忽略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其中一个原因。
2.高校对大学生管理工作不到位。目前高校大多只重视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忽略了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再者，社会普遍认为大学生作为成年人，是具有个人管理和约束力的，能够处理好学习与活动的关系。然而，我们却忽略了目前在校全日制本科生在经历的小学、初中、高中这几个阶段学习中，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相对严格。在此过程中，学生一直依赖学校方面的管理，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能力较差。当高考之后学生进入大学校园，高校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因此学生就会放松了对自我的管理和约束，学习态度和生活作风容易受一些外界因素影响，这会使学习氛围变差，学习氛围变差会使学生学习态度消极，如此下去则进入了一个恶心循环。所以，高校对大学生管理工作不到位也是影响学生学业的非智力因素，因此高校有必要针对目前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在加大对学生的管理力度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确保将来走进社会的大学生有一定的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
3.教师除专业水平外素质参差不齐。传统的观念认为，教师只要专业水平过硬，即可胜任其岗位。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教师除专业水平外素质也是影响学生学业的非智力因素，对于不喜欢的教师，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这会对该课程的学习有影响，因此这方面问题也是相当重要。打比方说，教师授课的条理性、讲课是否幽默甚至外貌与打扮等问题，都会影响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热情和动力，而据调查反映，学生偏爱在学术上认真、讲课条理性强和授课幽默的教师。另外，基础理论的课程也都比较无聊，针对此情况而言，教师可以通过提升除专业水平外的素质（例如加强讲课条理性、活跃课堂气氛等），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以改善学习氛围。
三、应对策略
调查发现，影响本地区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有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重要还在于：个人方面、教育体制方面、学校方面和教师方面。
1.个人方面。俗话说事在人为，学习亦如此。从管理相对严格的高中来到自由度更大的大学，学生往往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因此严格要求自己才是硬道理。
2.教育体制方面。由于我国教育体制的问题，学生由高中教学到全日制本科教学的过程中要适应来自许多方面的困难。其一，专业调剂的体制导致不少学生不能就读自己喜欢的课程，然而在此适应过程中，学校的指导、教育工作不到位，往往没有让学生了解到所读专业的前景，继而对学习失去动力。针对此因素，对于学校而言，工作重点应放在帮助学生适应。虽说有转专业这一说法，但是此操作对于学生本人难度太大，不切实际。对于学生本人而言，不单单要在开学后尽力认识和适应所读专业，同时又要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考虑自己是否抗拒对此专业的学习，认真考虑是否需要复读。从根本来讲，改革目前教育体制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纵观国外的教育系统，就不会出现因为专业调剂而影响学生学习热情的现象，当然这与我们超过10亿人口的国情有关，但是不妨尝试在能力范围内做出改善。
3.学校方面。目前高校大多只重视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忽略了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加上之前提及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导致学生太过放纵自我，耽误学业。针对调查结果所反映的情况，学校目前应该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必要时学校不妨采取强制措施管理，把管理工作精细化。同时亦要纠正学生错误的价值观，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正确取舍。但是长远来看，应该从初中高中开始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而不是在大学阶段还依靠学校管理。
4.教师方面。教师是课堂的主导，所以教师的举动往往很大程度影响其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多数受访者表示目前的大学教师只是机械来课室授课然后离开，课堂缺少互动。亦表示大学教师授课无条理加上某些课程无聊，导致课堂学习效率不高。上述情况反映大学教师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也要兼顾专业水平外的素质，例如授课方式、仪表、个人修养等，更要有对学生负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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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篇10
一、爱德慈佑院介入式支持概况
爱德慈佑院是由爱德基金会于2002年创立的民间组织，其使命是照料及教育16至40岁的智力障碍和轻度精神障碍人士；爱德面包坊是爱德基金会旗下的非盈利机构，是慈佑院为智障青少年进行职业训练的工作坊，其宗旨在于促进智障青少年就业，平等地参与工作，享受有尊严、有意义的人生。
笔者受将爱德慈佑院、爱德面包坊对智力残疾人的介入式支持模式称为慈佑院介入式支持模式（简称“nGo-Se”模式i）：即对义务教育年龄段之后（16-40岁）的智力残疾人提供托养、教育、康复等服务，在一至三年之后，健康条件合格的中、轻度学员可以接受面包坊（即社会企业）的入职培训并参与其中接受辅助性就业，以此实现智力残疾人真实就业、融入社会的社会目标的一种介入式支持模式。
该模式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即“培智学校-民间组织-社会企业-就业”。在性质上，它有别于公立的特殊教育学校的职业教育；在真实就业上，它有别于福利工厂，从而避免“挂靠”的现象；在就业目标上，它是一种辅助性的就业支持，目的是使得残障人士更好的融入社会，从而有别于庇护工厂；在运营理念上，它强调用企业的经营方式获得利益，而非靠社会同情或爱心，或者政府购买的形式，因此有别于诸如基层残联办的残疾人手工坊之类，也有别于其他民间组织的经营模式。
可以说，爱德慈佑院的社会支持可谓是传统义务教育支持的延续和补充；作为以社会企业定位的爱德面包坊，其职业教育模式和培智学校职业教育模式均是对智力残疾人就业问题的积极探索。
二、面临的困难
（一）硬件设施上。爱德慈佑院和面包坊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例如，慈佑院场地狭小，阴面位置较多，功能室分散，这不仅有碍于机构规模的扩大，而且不利于学员学习成长；经营前期，面包坊实体店因租金增长而不得不放弃，经面包坊工作人员介绍，租金由原来每年7万上升到12万，而且门面房租赁合同多是短期签，所以面对资金压力大的现状，产品市场拓展途径也受到相应影响。
（二）税收政策上。政府为防止借安置残疾人而规避税收的现象发生，减免税收的门槛比较高，面包坊同样也面临着地税、企业所得税没有得到相应优惠的尴尬。当然，机构正不断尝试着一些努力和争取。
（三）家长心理上。有些家长因为不了解情况而担心孩子在面包坊会受到不公平待遇，不放心将孩子送到面包坊接受培训，面包坊面临着做好事不被认同的心理困境；相反，有些家长则放心孩子独自上下班，面对无人接送的情况，工作人员发出“其实面包坊也承担着相应风险，这种风险到底由谁来负责？”的疑问。
（四）模式可持续性上。此外，以“社会企业”模式经营的面包坊，最初是向爱德基金会以借款形式借的启动资金，所以面包坊面临着既要实现面包坊盈利，又要完成其社会目标的双重压力。如何做到“以市场手段实现社会目标”是个需要探讨的话题。总之，这些困难和问题不仅影响着今后慈佑院和面包坊生存发展状况，而且影响其社会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三、对策建议
我国民间组织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社会企业模式尚且处在孵化期，面对权衡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经营模式和实现民间组织社会目标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价值观上，仍有许多路要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使智力残疾人更好地获得社会支持，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应大力扶持社会企业，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落实免税政策。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验，政府应对特殊的社会企业予以重视和扶持，并对社会企业对残障人士在就业上的努力给与肯定与政策支持，也就是说，除相关“企业”、福利工厂等给与免税政策外，应加强对社会企业模式的考察与评估，并落实相关免税政策。（二）积极探讨智力残疾人的职业教育模式，保障智力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国家和社会应重视智力残疾人的职业教育，在九年义务教育高年级阶段设计技能训练，将日常性的活动适当地、重复地介入其中，加强学校和家庭的联动效应，提高残疾人的就业意识及前期生活技能积累。此外，各学校还应按照智力残疾人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地选择简单、重复性高、易于操作的技能培训课程；同时产品或服务需以市场为导向，且易于销售；组建并打造一支专业营销队伍，与企业联手，将前期培训和后期就业有机结合起来，以解决生产与销售的后顾之忧。力求帮助每一位有能力的残疾人开辟一条继续学习和可持续开发的路子，打破他们“求学无门”、“求生无计”的困境。（三）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增强智力残疾人社区归属感。基层残联、社区及智力残疾人协会可联动高校、媒体、企业、社区社工，应肩负起推荐或转介就业的责任，避免智力残疾人吃“闭门羹”，侧重增设针对中、轻度智力残疾人的岗位，创造性地为智力残疾人及家庭安排近便的、简易的工作，比如在社区开辟窗口，比如馒头房、面包坊、洗衣房等等，或送牛奶、社区卫生包干、报纸分发、在豆浆店、早餐点帮工等，让他们在周围“熟人”特别是家人的帮助下实现“自主”就业。（四）民间组织应加强自身管理，探索符合智力残疾人的就业模式。民间组织应着力以社区为依托，以培训点和实体生产点相结合，积极探索适合智力残疾人的产品市场化、功能细化、服务一体化的支持模式，做好宣传工作，减少家长及社会的疑惑。比如爱德面包坊探索出的一条运用企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的“社会企业”模式，它为智力残疾人士提供一个真实的社区就业环境，并实现真正就业。（五）突出家庭在智力残疾孩子在养成教育上的主体作用。首先，家庭成员应面对现实，与社工、社区、街道、“智协”、残联保持密切的联系，积极参与学习和社区的家长培训，了解帮扶和教育孩子的知识和技巧；其次，及时调适心理，如有问题，学会寻求外界专业的、家长间的、亲友邻里的帮助和情感支持；再次，在家庭中放手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提高自理能力，培养孩子社会参与意识，鼓励孩子参与社会工作，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