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综述篇1
《寂静的春天》不仅仅是对滥用杀虫剂等化学药品的一种征讨，更多的是对人类环境知识短缺与对自然功利傲慢态度的一种深度揭示。在人类无视自然规律背后，是意想不到的灾难正以人类所意识不到的方式悄然袭来，人类笼罩在危险之中却浑然不知。卡逊及其作品激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危机意识。《寂静的春天》已成为环境危机的象征。所谓的环境危机，就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超出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非规范的污染排放超出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超常规的资源利用超出资源的自我循环路径，导致生态系统结构紊乱，环境有序功能下降，资源利用难以为继，从而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2〕而当代环境危机规模之大、影响之远、危害之深都当之无愧地属于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界限的全球性问题。卡逊警示人类正面临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危险境遇，准确地判断“一种全新的有毒物质、由氯化烃制成的有机农药正在污染着整个地球。”〔3〕402《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向普通民众播撒了环境意识的种子，延展了生态知识的影响与普及力度，引发了人们对破解环境危机的深层思考。她通过一种与人们生活密切联系的新技术的使用，把生态学概念植入民众头脑中，将环境术语在内涵界定与外延运用上都有所拓展，使之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类通过科学与技术创造出来的文化环境。〔4〕178要解决环境问题，单纯凭科技很难根除，这是因为科学与技术充其量只不过是排解难题与达到目的的方法与途径而已，而背后更深层的则是“环境问题提出了基本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它有关我们追求的目的。”〔5〕7《寂静的春天》蕴含着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伦理旨趣，代内各种生物与环境和谐共生与代际传承持续是其倡导的基本主张，体现公平正义的环境道德观念。卡逊旨在其观点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从而促使政府出台对杀虫剂禁用或最大限定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人类及自然界生物的生命安全。杀虫剂等化学物质的使用不仅在代内而且在代际都产生恶劣影响。在代内，公众使用杀虫剂首先应该而且必需获得知情权。公众要对杀虫剂的负面及潜在危险知情，而不仅仅是其对抗所谓的“害虫”的短期功效与有限范围。公众不知情的原因有：一是杀虫剂的生产厂家与相关获利化学集团，由于“利益”问题它们故意隐瞒或者根本没有做过相关调查；二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不负责任。由于奉行的是经济线性增长理念与单纯以经济效率作为衡定政绩的标尺使得政府醉心于经济增益而对生态环境疏于关注或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三是由于所谓的“权威专家集团”的评裁制度。专家们往往凭借已有经验坐而论道而非实地调研与考查，精通于各自领域内的相关知识而对超出其专业范围的问题茫然不知，断裂的、局部的、范围有限的术业专攻使整体效应往往被忽视乃至遮蔽。在代际，仅从人类这个物种进行考量，人类对于新化学物质的适应从时间而言需要跨越或牺牲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许多尚未出生的婴儿其在胚胎生长发育阶段便遭受到了来自杀虫剂等化学物质的间接污染，其毒性长期储存于体内且代代相传，使世世代代饱尝毒害之苦而未明灾害成因。况且由于环境严重恶化使人类后代被剥夺或丧失享受美好环境的权利。从其它物种方面进行评价时，我们对当前所谓的“危险物”进行灭绝性毒杀，殊不知许多害虫由于适者生存原理很快就产生了抗药性其周期大大短于人类研制毒药的周期，“虫药大战”的最终胜利者尚未可知，而许多益虫却是这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或致使其濒临长久灭绝的境地，导致生物与物种多样性的锐减，许多生物由于没有天敌过多繁殖导致整体灭绝灾难，这对生物的持续生存与发展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过失。总之，卡逊警示，人类统治与控制自然的日益增长的能力是一柄双刃剑，人类需要一种“谦卑意识”和一种强调“与其它生物共享地球”的伦理。〔6〕98卡逊在其作品中不仅揭示人类的幸福正受到威胁，而且揭示地球上的其它有生命的同伴的福利也受到了威胁，提出用生物方式代替化学方式对昆虫加以控制，并力挺公平正义持续的环境道德理念在日趋理性化与高度技术化的文化设计中以实现人与自然协调与和解理想中的重要作用与不可或缺，故美国生态伦理史学家纳什坦言，卡逊不仅是为自然请命的勇往直前的无畏战士，也是竭其所能旨在促进人与环境间建立新道德关系的伦理先锋。“在促使60年代的美国公众了解生态世界观的基础及其伦理意蕴方面，卡逊可谓独领。”〔6〕100
二、整体主义认知与生态思维方式
《寂静的春天》警示人类，必须从认识论和思维观维度进行彻底反省，自觉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主义认知与整体主义和谐的生态思维方式。
1.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主义认知《寂静的春天》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指出化学农药危害，而且还在于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命题：人与自然关系。是依据人的主观意志随意征服改造，还是以自然之子身份与万物和谐相处。该书引言援引怀特的警句可以窥见卡逊见解。“因为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了，因此我对人类是悲观的。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它，使它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地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机会存活下去。”〔1〕引言2视人类利益至上并奉之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必然导致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必然是培根所倡导的命令与烤问，但人首先是自然之子，是自然孕育与滋养了人类而不是相反。为了更好地栖息于地球，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否则，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仅仅关注人的利益必将自然视为公用资源库而加以肆意开采与随意利用，这不仅会造成自然面貌的千疮百孔，难以在有限阈值内自我净化，而且也会造成可供人类使用资源与能源的告磬，最终危及人类利益。使人与自然及其关系陷入两难境地。这源于受知识所限人类有可能认识与掌控人与自然的短期、局部、肤浅利益而对其长远、整体、深层利益前瞻不足或判断失误；此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非单纯、贫乏、线性工具关系，而是繁复、丰富、非线性多维关系。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能只考虑自然眼下是否对人类有利益，更要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多面的、丰富的关系。其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7〕但源于洪荒原始年月流行于全球的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征服与控制，并非保护与和谐相处。从某种程度而言,所谓文明史实际是一幅征服与改造自然的历史画卷。在原始“采狩文明”阶段，由于人类的存活要依赖于自然的天然赏赐与科学知识的相对欠缺而对自然产生深深敬意，人与自然界的一切物种以及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人作为自然之子整体敬畏自然而不得不顺应自然融于自然之中；随着知识的增长与欲望的增加，人类不再满足于依附自然的天然成果，钻燧取火与打击石器并烤煮食物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同时也是向自然挑战的宣言书。“工商文明”始于剥削别人的剩余劳动，劳动成为文明扩大成果与范围的重要手段与基本方法。剥削加重了对自然的盲目掠夺；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与资本全球化的运转以及“知识就是力量”、“我思故我在”等理念彪柄从实践与理论方面完成了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从而使人仰仗理性思考与科学技术高于自然其它物种并独立于自然俨然成为了自然主人，文明领域的扩展暗示了天然自然地盘的缩减。但卡逊却对此有另一番别致的解读：由于地球动植物自然形态与生活习性的形成很大程度皆可归之于环境塑造使然，故而地球生命史可称之谓“生物—环境”相互促进史，但就其整体进程而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占据主导地位与绝对优势。这种形势的转变发生在人类的出现以及工商文明的兴盛，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无论是数量、还是程度以及破坏性上都超过以往的总和并使之发生质变。“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1〕4空气、土地、河流、大海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须臾离不开的基本前提与必要条件，如果受到污染与致命威胁，人类也一定不能幸免。为摆脱窘境与扭转困局，人类也积极努力试图通过新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来实现其目的与理想，但收效与预期总有一段差距，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这说明要从根本上剔除与解决此问题绝不是器物层面可达到的，只有实现形上层面即在哲学认识方式上发生根本变革，树立自然有机整体的观念，实现由控制自然向顺应自然观念的转换。当然，这种顺应自然也不是回归到原始的顶礼膜拜、无所作为之状态，而是对改造与征服自然的积极扬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辩证回归。“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1〕263当自然以其内在方式运行与发生功效时，人类由于认识失误和知识欠缺，在利用已有科学知识与傲慢偏见态度对付自然物种之时，意想不到的对己不利效果竟接踵而至，自己释放的“潘多拉魔盒”达到不能控制地步，这不得不归咎于人类对自然认知方式的偏离甚至错位，卡逊的以生态链为纽带的人与其它物种和环境的整体主义认知方式为人类在处理与判断人与自然关系时提供一种文明理性的科学认知与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
2.整体主义和谐的生态思维方式《寂静的春天》无论是单篇的内容阐释，还是章节之间谋篇布局，都呈现作者的“整体主义生态思维观”。这也是全书逻辑展开的特色之一。卡逊以“杀虫剂”为切入点，全方位展示化学药品对水、土壤、大气、植被、动物、人的恶劣影响，得出了在以自然生物链中的爆发递增谱系中，“往往解决了一个明显的小问题，而随之产生了另一个疑难的大问题”〔1〕42，由此得出“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孤立存在的东西”〔1〕44之结论。她亲切地称水、土壤与植物组成的联合体为“地球的绿色斗篷”，并警示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都是占据生物圈“生命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绿色植物与大地之间、植物际间、而且植物与动物间、动物际间、动植物与人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系是普遍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当人类因进行人工改造而对天色风景惨重破坏时，卡逊震恸至及。自然风景的浑然天成是各种力量合力作用产物，无论是从时间之维考虑其历史价值，还是从空间之维言说其内在价值都值得倍加珍视，可自然杰作“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如同一本打开的书，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为什么大地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应该保持它的完整性。然而现在，书本打开在那儿，却没有人去读。”〔1〕54因为若不是置身于自然之中而情感与之相融的情境下，对其态度只能是熟视无睹或漠然视之，即使想解读自然但却不按其自有规律思维实践，其结果只能是使之以异化面貌出现或根本解读不懂。在野草与土壤之关系问题上，卡逊的见解为两者相互依赖、唇齿相依、互惠互利。野生植物既需依赖土壤而生存，土壤为其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与能量补给，同时野生植物也能涵养水源、使土壤免于暴风雨侵袭而沙化、盐碱化乃至过度流失，况且大部分野生植物死亡后其残骸以某种物质形式归于土壤也能补充提高土壤肥力。在溯追环境污染而致的各种病症表现与杀虫剂之内在连锁关系时，卡逊以生态学专业知识反问权威专业人士与多数以文化属性与社会存在特质自居而不愿承认其首先是自然之子和其它物种一样具有生物存在的人“现在这一污染已彻底地遍布于我们整个世界，难道人类能够逃脱污染吗？”〔1〕163对人体内部生态学世界的细致描绘也展示了联系的普遍性。卡逊的洞见是：一些初看起来往往是互不相干的病源与后果之间，经过细致探索与缜密分析，却总能得出因果勾连。因为病源经常隐匿在离身体初损很远的部位。人体系统中一个微小要素甚至在分子层面上的异常或改变都将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组织与功能的正常运行与发挥。人体系统结构与功能是如此的神秘精妙以至于疾病因果之间的联系也不是轻易而举就能洞悉，这种表现往往时空脱节、假象连连，唯有深入其内在机理，体查其相互关联，并置身于其外的宏阔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穿透层层迷雾，揭开现象一窥本质。故而“为了发现发病与死亡的原因，要将许多看来似乎孤立的、相互无关的事实耐心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实是通过在广阔的、相互无关的许多领域中进行非常大量的研究工作而取得的。”〔1〕164总之，卡逊的整体主义生态思维观意在告诫人类，“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应当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成为一切行为、政策和发展模式的最终判断标准。”〔8〕唯其如此，生态系统的有序完整与健康运行才有保障，人类的长久生存与持续发展才有希望。
三、生物技术优先与绿色发展道路
《寂静的春天》警示人类，必须从技术观和发展观维度进行彻底反省，自觉提升生物技术优先的全新技术理念与经济环境共赢的绿色发展道路。
1.生物控制优先的全新技术理念在人工化学控制技术与生物控制技术方面，卡逊钟情于后者。生物控制技术实施的前提与基础需对地质进化史、生物种群存在史、人类生活史进行必要考察与深入研习。通过地质进化史的回顾可以知晓特定环境的过去存在形态、目前所处状态与将来可能发展动态；通过生物种群存在史的考察旨在对其生活习性、兴衰条件、独特价值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通过人类生活史的梳理目的在于从整体全局进行反思与考量，规避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与其它生物尽可能地共享地球。虽然人类运用其掌握的科学知识与发挥其自身的聪明才智在实验室内人工制造出诸多对付依其喜恶划分的“有害”动植物的技术方法，但其效果需要在反复的“虫技大战”中才能确定，多数功效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故而卡逊推崇英国生态学家查理•爱登的睿智前瞻：“我们需要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这样做将可以促使建立稳定的平衡，并且封锁住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的入侵。”〔1〕10人工化学控制方法的局限或不足也为寻找生物控制方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首先，任何生物都占据着一定的生态位〔9〕，在生态位上重要衡定指标是食物数量、气候变化、天气情况、天敌存在以及与之进行生存竞争的生物。依此而论，化学控制方法可能针对个别物种和特殊个体成效显著，但却对整个生物群落的影响未必能如发明者或使用者所愿。其次，在生态学上真正控制昆虫繁衍生殖的关键条件是“环境防御”。其伴随生命存在始终，某些物种的环境防御一旦减弱或消失，其繁衍便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和数量攀升，故而人类应以此为突破口对物种种群进行研究与控制。再次，化学控制方法所耗费用也正在逐年递增，由于生物适应环境与药效能力增强，发明者只能根据现有情境进行研究而无法做出前瞻性预判，大量储存药品更是无稽之谈。若人类还倾情于技术理性与化学制造而一意孤行，其过程与结局正如卡逊确信布朗博士的描述：“人类正行驶在‘一个单行道’上，没有人知道这条街有多长；如果在我们到达这一死胡同的终点前还没有控制住带病昆虫的话，我们的处境确实就很悬了。”〔1〕238最后，由于昆虫适者生存以及抗药性的增强，人类在用化学药物控制昆虫的循环中实际是在上演加缪笔下西绪弗斯向山顶推石的徒劳荒谬闹剧。鉴于此，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生物之理在物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研究中下功夫，而不是花费不必要的精力放于自啻高明实际得不偿失的化学暴力控制上来，在自然面前要谦卑谨慎，对待任何生命都需心怀敬畏。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者更需有一种高度理智作风与高尚道德情怀，决策制定与执行者需要有一种前瞻全局视域与长远整体旨趣。在此，卡逊援引布里吉博士的话语可以与人类共勉：“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依赖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制自然变化过程，因此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在这里，科学上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满。”〔1〕242-243虽然化学控制与生物控制是人类对付生物物种的两种方法与途径，但两者最终目的与效果却大相庭径。化学控制方法旨在彰显人类力量的强大和工具理性的威力，是人类控制自然、做大自然主人意识的产物，其实质在于按照人类或少数统治者的意愿来自行决定生物的存亡与安排世界图景与秩序。生物控制旨在全面而非片面理解整全的人的性质，不是把人类置于自然之上或之外而是将其融于自然之中，是人类与其它物种与生命共同分享地球、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产物，是基于了解自然、尊重生命基础上的因势利导，其实质在于揭示人既是自然之子，源于自然，同时又与其它物种不同，具有社会属性与文化意蕴，能够自觉遵循并顺应自然而不是出于本能或自为。生物控制方法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演进的新型发展观。生物控制方法较之于化学控制方法有其自身固有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生物控制方法是建基在对物种种群全面了解与准确把握之上，利用生物学原理从各个环节着手操作，可以起到毕其功于一役之功效。其次，生物控制方法旨在寻求与物种种群相对应的自然存在物，不会破坏自然的动态生态平衡，也不会对其它物种乃至人类产生相关毒副作用。最后，生物控制方法廉价便宜，可以永久做为经验使后代深受其惠，而不必为频繁更换而惧资金空耗之忧烦。
生态学综述篇2
一、生态危机与西方文化的内在勾连
既然资本的生命在于自身没有限度的运动，资本无限度的运动在于占有越来越多的抽象财富，那么财富也只有依靠“资本配置社会资源”这种生产方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198因此，“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36无疑资本这种生产方式是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生产力。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和无限制的欲望。可以说，西方资本市场的背后维系的是人性的贪婪，它离不开西方思想文化的牵引，“乃是该文化的历史精神的沉积，它不断地被唤醒，并与社会的思想和思想的社会相联结。”［6］29-43因此只要追溯西方思想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就不难理解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本质。首先，资本意志对近代西方社会“财富动力论”坐标的确认。中世纪信奉的“信仰动力论”终结于近代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一书中，他深刻洞悉“俗性的人”与“神性的人”之间的差别。“俗性的人”不再生活在信仰之中，依靠一种宗教情怀来解释现实世界的一切，“欲望”才是解读人们行为的起点，人们应更多地接纳、物欲、占有欲等“恶的人性”事实，去认知发生在“现实的人”身上的故事。无独有偶，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样给信仰者带来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它抛弃了天主教主张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禁欲主义的主张，要求每个人感应“神的召唤”。路德认为，每个人从事的职业(包括商业)都是正当的，都是神的召唤。它把世俗事务看成是个人从事的最崇高的道德活动，并使得完成世俗的活动具有宗教的意义和得到宗教的支持。由此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路德，“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4］179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逐渐让人们意识到，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人性使然，对个人私利和欲望的尊重及承认就是对人性的尊重及承认。自此，一贯被冠以“万恶之源”的财富开始以“肯定性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它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对财富的否定性思维，昭示着人们可以正大光明地去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自马基雅维里肇始，财富增长开始成为衡量一个社会运行好坏的决定性指标。财富本身不再只有“享乐”的意义，更具有“生产”的意义。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家必然要战胜土地所有者，“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就如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只懂“享受欲”的土地所有者仅仅把别人的奴隶劳动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看作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供挥霍的存在物。他的终极目的不是财富而是享受。“当然，工业资本家也享受，他绝不退回到违反自然的粗陋需要。但是，他的享受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他的享受是精打细算的，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也算入资本的费用。因此，他为自己的享受所挥霍的钱只限于这笔花费能通过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而重新得到补偿。可见，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4］235不难发现，在传统社会，“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7］123相反，现代社会“把创造价值，价值自行增值，创造货币当作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造使用价值当作最终目的”［5］113。人们从有限的物质需求向占有无限财富的转变，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和新财富观的建构，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前奏。其次，资本意志对“理性经济人”的定位和架构。斯密架构的“理性经济人”是对市场经济中追求自我利益的“原子式个人”的最好刻画和写照。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始于人的“自利”倾向，“自利”为伦理基础所建立的市场经济秩序将整个人类社会抛入一个经济目的论序列之中，个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被纳入经济学框架中进行拷量，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人都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存在”被还原为“商品”，“大写的人”被诠释为“单向度的经济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被锁定为“市场交易”。总之，社会变成“单一财富流转的经济体”。在斯密看来，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活动，只需借助“看不见的手”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放心地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行动，自然就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贡献。“每个人都不绝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觅最有利的用途。放在他心里的，诚然不是社会的利益，只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检考自身利益的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8］22“政府充当市场‘守夜人’”的观点呼之欲出，它意味着财富就是最大的政治，被黑格尔誉为“地上神物”的国家不再是个人利益行动方式的出发点和结果。
相反，是“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4］322，代表“客观精神”的国家应为个人财富的积累和扩张服务。因而“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7］32。斯密将经济性等同于政治性无疑是灾难性的，自此“资本利益最大化”被奉为整个社会，乃至国家政治的圭臬，于是自由活跃着的个人特殊利益便失去公共权力的监督，资本扩张意志驱动下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道德失控的危险社会。如果马基雅维里只是彰显“恶欲人性”的事实，那么斯密便为整个西方世界注入“利益支配一切”的刚性法则，为资本主义国家单方面地追求财富扩张提供重要学理支撑，其主要结果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不断将自然转化为抽象的交换。最后，资本意志促使“价值通约”普遍化的生成。价值通约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文化现象只发生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历史时期。“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绝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7］27可见，哪怕在货币充分发展的古代文明社会，货币也从未在整个社会拥有完整意义上的可通约性，因为“它从来没有掌握整个劳动领域”。即使偶有以获得货币为目的的真正交换，也只是附带进行的，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那时的“货币”只是货币主义眼里的财富，一种冰冷、简单、僵死、静止的财富符号，仅被看作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执行流通或支付的手段。只有在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解体，又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以货币为媒介的普遍物质交换，“价值通约主义”也才得以生成。正如马克思所说，“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的越来越充分。”［7］50在这种社会形式下，“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7］51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发展阶段。货币便成为人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一切纽带的纽带。“价值通约主义”的生成在提升人性同时也侵蚀着人自身。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它不仅仅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4］242，可以通兑特定的物品，更通兑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货币仿佛被赋予神力，被当成万能之物，谁拥有货币，谁就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利，由此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资产者“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3］162。不仅如此，货币是一切商品借以互相等同、比较和计量的那种形式，可以平均化各种异质的物品，一切物品的特殊性质在货币面前都会消失。长期无障碍的通兑无形中使货币获得对一切社会存在加以解释和定义的权利，货币使“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混淆和替换”，甚至“把德行变成恶行”，货币以一种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试想，当货币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当人的是非、善恶、美丑等价值观念都被颠倒，资产者又怎会因为生态灾难而放弃对财富的贪欲呢?从马基雅维里“承认人性恶”，到斯密“政府是市场‘守夜人’”，再到“价值通约主义的生成”的三部曲，宣告和表征着现代西方世界完全发育在“财富欲望”甬道之上。可以说，西方文化的本质就是“财富”文化，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财富欲望发展史。生态危机暴露出的正是人对抽象财富无限占有的贪婪欲，这恰恰也是资本主义世界频频爆发生态危机的原因所在。
二、对象性关系:和谐生态的哲学基础
既然资本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那么是否如一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只要消灭“资本”，一切生态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呢?马克思曾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中，也是可笑的”，摆在人类社会面前，首要的是物质生产。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毫无疑问，“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7］90。不难发现，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因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剩余劳动。同样，也只有以资本为基础来配置资源，才能产生出个人需要、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然而资本内在否定性运动注定资本终有消亡的一天，它不是永恒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7］91显然，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资本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仍需要发挥资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巨大生产力作用。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本无任何善恶可言，资本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它运用在何种生产关系之下以及人们出于何种目的运用它。从这个意义上讲，申讨资本也就是申讨人类自身。人们无法阻挡生活世界资本化进程，却可以选择自己生存的方式。在满足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寻找一个最佳临界点，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需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9］928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当无度和无节制成为货币的尺度，而不是人成为生产的目的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这是一个“畸形消费”的社会。资本增值机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们去“消费”，因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资本循环系统也就不能持续运转。只不过这样的“生产”不再从属于基本生存需要。资产者不断创意着消费，引导着消费，制造虚假消费和无效消费，人人都陷入享受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迷狂之中。“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4］223“需要的精致化”要求满足需要的资料也必须精致化，在更趋完善的“第二自然”被打造出来的同时，人与自然关系更趋于紧张，人类日益丧失作为安身立命之所的自然生态环境。幸运的是，人类已经开始行动，构建和谐生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全球逐渐取得普遍共识。和谐生态有赖于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重建。
生态学综述篇3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生态学综述篇4
一、努力实现园林专业教学的生态目标
“美”是园林艺术的生命，实现环境美是园林专业人才的目标之一，而培养学生的专业审美能力即是园林美术专业教学的生态目标。园林美术教育在培养园林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园林美术在课程教学中可通过各种有效的教学实践，如组织学生到公园、绿地、广场等地方进行风景写生的实践。这种开放型的学习研究环境.各种雕塑、建筑、景观等立体形态的介入，能使置身其中的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艺术的魅力，更加充分地理解以中国古典园林为代表的再现自然山水所创造的和谐之美和以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为代表的几何形园林所创造的整齐一律美，通过各种比较和感受提高审美能力，训练审美能力。同时，教师要尊重审美的差异性，也要重视学生个性的差异，根据学生的自我感受和兴趣，帮助学生不断发挥个性特点，这有利于在训练学生绘画技能的同时培养其想象创造能力。“雅”是一种魅力，也是一种艺术风格。中国园林设计在崇尚自然的同时，也应该培养这种.‘雅”的气质。园林美术在课堂教学中给予了“雅”肥沃的土壤，让学生在绿色的、生态的、良性的环境中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培养。“雅”是“美”的生态目标的延续，也是一种创意的延伸。园林美术可以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去追求它、实现它，为园林专业设计铺平道路。
二、在园林美术教学中突出生态自然美
学科会因为交叉而滋生新的学科，因异质化导致多样性。园林美术是园林专业与美术专业的结合，因此突出其生态自然美是一个潜在的教学任务。生态自然美是未经改造的保持原始风貌的自然景观。在园林美术的风景写生课程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教授构图、黑白关系、色彩关系等，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感知自然美的纯净、和谐。康德曾说:“那单纯的形式本身就可以构成美感，它的美均来自生命自身的蓬勃生机。’，②在培养未来的园林设计师时，通过美术教学让他们认识自然美的特性，了解生态本身的强大魅力，在其后的设计课程中，这种潜意识里的自然美的利用会以最本真的状态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自然的回归，在设计中提升其精神境界。美术专业教师应把握住美术与园林的联系，赋予课堂新的生态意义和生命活力，求得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三、结语
生态学综述篇5
关键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分析评价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是在小学（3―6年级）到高中教育阶段的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力图促进这一阶段学生的基本素质在其主动发展中最终可以达到的国家所期望的水准。
一、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目标取向分析
课程目标的取向是指课程目标所采用的形式，而不是指目标的实质内容。综合实践活动具有实践、生成、开放性，因而其课程目标的取向为展开性（过程性）目标和表现性目标。同时，综合实践活动强调知识的综合运用，并不排斥学生参与活动中运用与获取知识，其目标取向为行为目标。可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目标取向为展开性目标、表现性目标和行为目标，而不是普遍性的目标取向。
1.具有行为目标取向
行为目标是以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的形式陈述课程目标，它指明课程实施后学生身上所发生的行为变化。其“基本特点是目标的精确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1］”。主要适用于基础知识和技能的熟练掌握以及一些相对简单的课程目标。综合实践活动强调在活动中发展学生的动手能力，因而可以对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发展提出一系列可以观察的行为目标。综合实践活动偏重于学生在实际活动中具体行为方式、行为能力的发展，并不仅仅看重活动的具体结果。综合实践活动重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但并不排斥知识与技能，这里的知识并不是系统化、体系化的书本知识，而是在实践中获得对自然、社会、自我以及文化的认识和经验，这仍可以用可观察的外显的行为目标加以陈述。尽管价值观和态度主要靠隐性课程培养，但这并不排斥某些态度和价值观能够结合显性课程来培养，故这些价值观和态度仍可以用行为目标来表述。
2.具有生成性目标取向
生成性目标是在课程实践中随着实施过程的展开而自然而然地生成的课程目标。它是“教育情境的产物和问题解决的结果，是学生和教师关于经验和价值观生长的方向感［2］”，“它们对教育过程的价值在于它们的挑战性，而不在于它们的终极状态［3］”。生成性目标的最大特点是动态生成和过程本身价值。综合实践活动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和实际的发展性体验，其价值在于在活动中不断形成良好的行为意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并不断地建构自我的整个精神世界，发展实践能力。学生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过程就是学生自我生成的过程，因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取向具有生成性。其课程目标的设计要反映生成性，注重学生在教育活动展开的变化过程，处理好过程与结果、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把两者内在地统一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去，从而促使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良好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不断生成。
3.具有表现性目标取向
表现性目标是每一个学生与具体的教育情境的种种际遇中所产生的个性化表现。“不是规定学生在完成学习活动中所习得到的行为，而是描述教育中际遇［4］”，是非规定的、唤起性的和开放性的。强调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性的表现以及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表现性目标适用于那些复杂的智力性活动。综合实践活动面向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尊重每个学生发展的特殊需求，关注学生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体验和个性化的创造性表现，具有开放性。这决定了其课程目标取向上的表现性。综合实践活动旨在发展终身学习的愿望、创新精神、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这些都属于复杂的智力性活动，适合用表现性目标来陈述。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与教育宗旨、培养目标及其他的一致性
1.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总目标是否与教育宗旨、《纲要》目标相一致；2.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总目标是否与各阶段培养目标相一致；3.综合实践活动的总目标是否与其他诸如语文、数学等课程目标的相容性、不发生冲突；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分目标是否与其总目标一致；5.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具体目标与分目标是否相一致，同样可用它们之间的全面性和冗余度来进行考察；6.综合实践活动的分目标、具体目标之间是否相互支持，不能相互冲突；7.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是否与其他积极的非预期效应相容。
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全面性
1.能力维度的全面性
综合实践活动着眼于后天显在的广义的能力概念，强调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全面能力。具体包括独立思考和操作能力、研究能力和创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人际交往和组织能力。
2.情意维度的全面性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全人”培养为基本出发点，重视丰富和发展学生的精神世界，十分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感目标，具体包括求知欲、责任感和合作意识。
3.知识维度的全面性
综合实践活动并不排斥知识。“作为实质性规范的知识，是任何形态课程的本原，没有知识的课程是不存在的［5］”。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在知识方面更注重经验性知识、综合性知识和方法性知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把能力、情意维度放在前面。这与学科课程目标把知识维度放在前面恰恰相反，进一步说明了它们各有侧重，相辅相成，都为素质教育的总目标服务。
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陈述
1.行为目标的表述
（1）行为目标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或教育工作者。
（2）对于具体目标来说，行为动作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这里所谓的具体就是说这一动词所对应的行为或动作是可观察的。
（3）对于抽象化的行为目标，还可以把它转化为工作目标的形式，来表述其对应的目标。作业目标通常包括三个部分，即刺激、反应和条件。刺激部分说明给定的情景和条件；反应部分说明预期学生做出的行为和反应；标准部分提供评判依据。
（4）行为条件：行为条件表示学习者完成规定行为时所需的情境。
（5）行为标准：行为标准是指作为学生结果的行为可接受的最低衡量依据。
2.生成性目标的表述
这类目标的表述可以用“经历”、“体验”、“运用”、“了解”、“接触”、“参与”等行为动词来表述；使用“形成……态度、情感、意识”等词语来表述具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具体目标。
3.表现性目标的表述
表现性目标关注学生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上首创性的反应形式，因而它的表述应为学生提供活动的领域，而究竟结果如何则是开放的，表述应是学生将经历与体验的形式，在表述上应给学生的个性充分表现和创造性表现留有广阔的天地。表现性目标主要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活动的领域，表述主要是学生将经历和体验的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香港]罗厚辉.课程开发的理论基础.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玉华.课程理念探――历史、现在与未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3］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生态学综述篇6
1文献的概念及其分类
文献是通过载体记录的知识,载体是文字语言附着物,是物质形态。从古至今,载体有竹简、纸张、磁带、磁盘、光盘等。科技文献是记录、保存、交流和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一切着作的总称。其分类包括:①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②二次文献。在一次文献基础上加工而成,常称为“检索工具”,如目录、索引、摘要等。③三次文献。通过检索工具(二次文献)收集原始资料(一次文献),加工整理成的综合性文献资料,如综述、述评、年评、指南等。④零次文献。
未成文的口头传递的信息,或手稿之类的资料,即还没有传播载体。
从上可以看出,综述既不同于原始论文,不属一次文献,也不是论文的摘要、索引或书目,不属二次文献,而是一次文献高度浓缩的产物,是把多篇相关文献综合加工而写成的三次文献。因此,综述包容的信息量大、反映学术动态快,是获取信息、促进科研、指导实际工作的有效途径。
2文献综述的特点
综述包括现状综述——成就性综述、回顾性综述——动态性综述和专题争鸣性综述三种。其特点如下:①资料来源是拿别人的文章做自己的文章。②研究对象是文献资料,不是人或动物。③内容涉及面广,信息浓缩、精炼。④叙述性的表现手法,以事实为基础,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评论。⑤引文多,有很强的参考性。
3撰写文献综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信息时代的特点如文献数量多、增长快,内容分散,重复交叉,语种增加,知识老化加速,质量下降,时滞严重等,呼唤着护理综述文章的出现,使其显得非常必要。此外,综述是知识再创造的研究(科研分为创造知识、修改知识、综合利用知识),写作综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护理学科发展、成熟,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环节。再则,综述提供回溯检索文献线索等,以上说明文献综述的撰写显得非常重要。
4写作步骤
4.1选题
①选取护理工作中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②选取位于学科前沿,有一定超前性,能反映新成果、新技术、新动向或矛盾焦点的问题。③选取自己熟悉或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题目。④选题要大小适度。⑤希望在杂志发表的综述,应注意期刊的要求。总之,选题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掌握四个相符:与个人主观条件相符、与自身客观条件相符、与护理进展现实相符、与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相符。
4.2收集文献资料
4.2.1对文献数量和质量的要求:①数量要求。>40篇,有人提出初始收集资料最好>100篇。②质量要求。年代分析,文献发表的年代越近越好,近3年最好,至多不超过5年;专业分析,资料来自本专业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的论着性文章;国别分析,资料来自本课题研究的先进国家、权威机构、有威望的专家;主题分析,引用资料的主题与自己的选题相同或相近。
4.2.2收集方法:①顺查法。顺年查找,由远及近。②逆查法。由近及远,从当前开始,倒查近3年或5年的文献。③追溯法。又称篇后文献检索法,是利用已发表综述后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查找的方法。
4.2.3检索工具:有目录、索引、文摘等类型。①中文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国外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中国医学文摘》和《国外医学》等。②英文工具。美国《医学索引》(im)、荷兰《医学文摘》(em)、美国《生物学文摘》(Ba)、美国《化学文摘》(Ca)等。③联机与光盘。中国生物医学光盘数据库(CBmDiSC)、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联机数据库(meDLine)等。④网上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中医药信息检索系统网上数据库等。
4.2.4检索途径:①题名途径(主要按书名、刊名检索)。②着者途径(按作者姓名检索)。③分类途径(按文献所属学科类查)。中国图书分类法规定,“R”是医药卫生,如R4为临床医学,R47为护理学,R248为中医护理学,R5为内科学等。④主题途径(按规范化术语即主题词查)。
4.3整理加工文献
①阅读(浏览、粗读、精读;应确定优先阅读的文献)。②整理、分类、筛选。③综合组织(可按主论点、分论点组织论证材料,确定论证方法,安排层次结构)。④拟定提纲,完成全文。
生态学综述篇7
关键词：课程论；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H31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95（2013）0343075-0006
自2004年8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以下简称为《课程要求》）（2007年修订后正式），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学者们（夏纪梅，2005；陈坚林、谷志忠，2008等）对两版《课程要求》进行解读，并以不同视角对大学英语教学展开了大量研究。适时回顾《课程要求》颁布以来国内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分析情况、发现问题、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研究综述的主要目的是总结以往研究成果，描绘相关领域研究全貌。根据Cooper（2010）对研究综述的分类，笔者认为近年来涌现的有关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综述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大综述”，对涉及大学英语教学及教学改革的研究进行综合描述和分析，如姜秋霞等（2011）通过对有关大学英语教学的论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总结出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特点和发展变化趋势；赵庆红等（2011）统计、分析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实证研究文献后指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实证研究的成效和弊端；另一类是“小综述”，针对大学英语教学诸要素的研究进行微观梳理和总结。近年来学界针对大学英语教学要素的研究综述集中在教学内容方面，包括听力（如：程京艳，2009）、口语（如：蒋超等，2009）、阅读（如：方英，2008）、写作（如：秦朝霞，2009）、词汇（如：徐密娥等，2007）和文化（如：苗丽霞，2007）等；针对其他教学要素的研究综述较少，张森等（2012）综述了有关学习者学习策略的研究，文秋芳等（2010）针对教师发展研究进行了综述，唐进（2012）的综述有关自主学习研究，曹超（2009）的综述是关于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研究，此外还有黄建滨等（2009）和蒋显菊（2007）分别针对教材和测试研究进行了综述。阅读、分析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综述一般采用元分析的方法，以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为视角探讨相关领域研究现状，但缺乏对各类主题研究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要详尽描绘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发展脉络，需要从课程观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整体把握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1调查方法与过程
本次调查依据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语言学外语类期刊的论文数据。首先，查阅《“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2—2013）收录来源期刊目录》确定语言学外语类期刊共计11种（见表1）。其次，分别以“大学英语教学”、“大学外语教学”、“公共英语教学”、“公共外语教学”等为篇名、关键词和摘要检索词进行单独检索和交叉检索，检索到2004年一2012年在11种期刊上发表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相关论文844篇（不含有关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的研究论文）。剔除会议讲话、会议述评、著作介绍等文章，通过分析论文内容与大学英语教学的相关性，选定其中786篇论文为研究对象，从论文数量、研究类型、研究等不同维度对这些内容文章进行分类和梳理，并运用eXCeL工具进行详细数据统计，总结研究历史，分析研究现状，以图把握研究趋势。
2统计结果与分析
2.1论文数量
相关论文数量、所发表刊物和年份如表1和图1所示。总体来看，论文数量趋势变化不大，其中，《课程要求》于2004年试行的当年相关论文的数量呈现井喷之势，之后两年数量略有下降；2007年《课程要求》修订后正式，该年此领域论文数量最低，之后几年相关数量平稳上升；2012年该领域论文数量上升明显，说明国内对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继续升温。
2.2研究类型
本文将786篇相关论文按照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进行分类。
表2和图2显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论文共有489篇，占调查论文总数的62.2%，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共有297篇，所占比例为37.8%。两种方法皆涉及的，按照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划归类别。尽管从总体上看，使用上述两种方法的研究论文数量存在较大差距，但观察近两年论文研究类型的变化可以看出，两种研究方法使用数量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即从以质性研究为主转向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趋向平衡。以质性研究剖析和论述外语课程宏观发展规律，以量化研究验证外语教学微观层面的效果或比较不同微观教学层面的优劣。
2.3研究内容
近年来，国内语言课程设计研究领域借鉴了国外的相关研究，其中，Graves（2008）提出的动态化外语课程设计系统被广泛认可，他认为外语课程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要素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非线性、相互调整和适应是常态”，如图3所示。
可以看出，Graves的动态化外语课程设计系统由三个核心环节组成，分别是planning（规划），enacting（实施，即教师的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过程）和eval-uating（评估），三个环节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处于动态发展状态，而不是线性发展状态。在动态课程设计观看来，enacting是整个教育的核心，planning和evaluating都是以enacting为指向并与之紧密联系。同时，课程设计的这三个环节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教育情景之中（socioeducationalcontexts），是由处于这些情景中的相关人员来完成的。
nation&macalister（2010）的语言课程设计内外环模型是当前语言课程设计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们的语言课程设计模型由三个外环和一个内环组成（如图4所示），内环以教学目标（goals）为核心，关注教学内容（contentandsequencing）、教学方式（formatandpresen—tation）与教学评估（monitoringandassessing），外环关注原则（principles）、需求（needs）和环境（environ—ment），内环加外环构成了课程，并以评估（evaluation）贯穿整个系统，调整课程内容、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等，最终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实现，使得整个课程设计系统更具灵活性，这也反映出课程设计的动态观。
笔者认为，Graves（2008）的语言课程设计动态系统模型与nation&macalister（2010）的语言课程设计内外环模型有相通之处，都是由许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按照一定层次和结构所组成并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都是“以课程规划为起点、以课程实施为核心、以课程评估为保障”的循环而完整的系统（如图5所示）。
本调查以Graves（2008）动态化外语课程设计系统中的三个核心环节为基本框架，结合nation&macali—ster（2010）语言课程设计内外环模型，对所统计论文的内容进行初步的概括归纳，将其研究主题划分如下（见表3）。
文章主题内容分布情况如表4和图6所示。2004—2012年间国内学者比较注重对外语课程实施要素的研究，569篇，占论文总数的72%；关于外语课程规划和评估要素的研究很少，各有118篇和99篇，占论文总数的15%和13%。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外语课程规划研究愈加重视，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大多围绕着大学英语课程要求、课程设置、语言教学“纲”与“目”之定位等角度展开；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测试对教学的反拨作用，如何构建立体式外语课程/教学综合评估体系等已成为外语课程评估领域研究的重点。而传统的有关语言教学理论、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学习环境、语言技能（听、说、读、写、译）培养、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正逐渐减少。
3对研究现状的思考与展望
以课程论为视角审视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及其研究，可以使我们在课程本体论研究的指导下，探讨大学英语教学如何更加有效地为体现外语课程的性质、实现外语课程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课程标准，进行课程评估，从而对外语课程本身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应从“以教学为主线”走向“以课程为主线”，更多关注外语课程规划和设计。大学英语教学是教师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语言教学和学生进行有意义、有质量的语言学习的过程，对它的研究应在外语课程整体观、动态观视阈下进行。一方面，大学英语课程的计划、组织、实施和评估等环节之间存有连贯关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非线性整体；另一方面，大学英语课程各环节并非任意地组合，是在师生对话、生生对话、学生与教材对话中不断生成新的理解和认识，是个人知识结构重新建构的过程。作为以师生双方以及师生与外语教学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为基础生成的动态系统，大学英语课程的整体化存在形式和动态化发展过程体现了语言课程独有的过程性。因此，作为课程设计的主要参与者，大学英语教师要以课程为研究主体，重视对“课程规划”和“课程评估”的研究，为在规划和评估的影响机制下不断调整“课程实施”以顺应学习者和教学环境的要求并发挥师生的创造性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2）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应从“以质性研究为主体”走向“以量化研究为主体，质性、量化研究有机结合”，更多关注外语教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从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中质性研究（62%）与量化研究（38%）的比例可以看出，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研究“重理论、轻实证”，质性研究占主导地位。但从2011年起，二者逐渐均衡，这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外语教学研究的实践性很强，需要大量数据使研究更具说服力的结果。以实证的方式获得数据，再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所得出的结论会更加科学与准确，更能解决大学英语教学的具体问题从而有力地指导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与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变化趋势一致，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方法正在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对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范式的合理选择是实现研究方法规范化的关键。
（3）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应从“单一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和综合化研究”，更多关注外语教学与其他学科间的融合与渗透问题。大学英语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外语课程的工具性，忽略了外语课程的人文性，因此许多研究的重点也往往放在了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上。我们应充分考虑外语课程的内容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充分认识外语课程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借助语言技能的学习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大学英语教学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中的全人教育（whole-personedu-cation）目标。因此，研究大学英语教学有必要在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等学科之外加大与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研究成果融合的力度。目前大学英语教学跨学科研究论文的数量在逐步增多，但还不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与外语教学结合紧密的教育学、心理学等更多地被研究者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中，其他学科较少涉猎。构建以跨学科教育为导向的新型研究范式，能改变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模式单一、内容枯燥的局面，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发挥学科之间的并联性，互相渗透，提高教学效率和科研影响力。
（4）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应从“静止化”走向“动态化”，更多关注外语教学与发展式教育观的契合。发展式教育观强调教育应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具体到大学英语教学中，强调外语教学要不断适应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大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首先要目标明确。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之路有两股潮流（俞理明等，2012），一是以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能力为出发点，走“语言驱动”的路子；二是以通过英语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表达自己的专业思想，以课程内容的学习提高语言水平，走“内容驱动”的路子。实践证明，“语言驱动”是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的关键症结，eSp教学的核心“内容驱动”则具有事半功倍的优越性。鉴于此，大学英语教学要有动态化的教学目标定位和学习需求分析，基础阶段要走“语言驱动”的路子，高级阶段要尝试走“内容驱动”的路子，二者处于交互发展的状态，是语言还是内容驱动大学英语教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两条教学路子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以静止的眼光定位大学英语教学会导致其片面化、狭窄化。大学英语课程在动态发展过程中最终指向个体自我意识的提升和生活经验的开发，这是发展式教育观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体现。
生态学综述篇8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因子分析；黑龙江省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049-03
引言
周小川（2004）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金融生态指对金融的生态特征和规律的系统性抽象，本质反映金融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的价值关系。进一步来说，金融生态就是由金融子系统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系统所组成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与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而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
近些年，学术界和金融界都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深入了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成果。综合这些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学理探讨、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部级或省级层面数据在相关实证研究中的运用等等方面，但是缺乏对更为具体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也缺乏运用地区级金融生态环境数据进行实证测度。鉴于此，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对黑龙江省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对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给出科学的评估，希望为黑龙江金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评价模型原理
综合评价方法是一个多学科边缘交叉、相互渗透、多点支撑的新兴研究领域，有的从统计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有的从系统工程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有的则从专业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由于研究出发点与基础不同，研究观点、偏好也不尽相同，使得综合评价这一重要技术仍然处于一种分散、零乱的状态中。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综合评价包含许多种方法，其中有新兴学科方法如模糊数学、人工神经网络、灰色系统理论等等；以运筹学为基础的层次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以传统统计学方法为基础的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对不同系统进行综合评价时，我们应当选取适当的方法，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在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时，因子分析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子分析是通过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或协方差矩阵的内部之间依赖关系，找出能综合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即，因子），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它将多个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择及样本数据来源
进行综合评价，确定评价的指标体系是重中之重。科学合理地选择指标可以保证最终运算结果的有效性。在进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指标选择时，我们遵循以下的原则：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针对以上原则，我们具体分析了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指标，选择如下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存款余额、贷款余额、财政公共收入、财政公共支出、规模以上批发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教育经费支出、医疗经费支出，共11项，具体详见表1。
选定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2013年《黑龙江统计年鉴》和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黑龙江省各地区的相关数据，并经过相应测算得出。表1给出了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源数据具有科学性和可测性。
（二）实证分析
1.数据的无量纲化
评价指标是由多个指标构成，为了避免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它们都转化为无量纲数据。按以下公式进行处理。为节省篇幅，无量纲化处理数据不在文中列示。
3.确定解释因子
4.因子得分
为了考察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状况，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根据函数系数矩阵，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由系数矩阵将3个公因子表示为11个指标的线性形式。
（三）实证结果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以得出黑龙江省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得分，具体见表4。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因子得分最高的是哈尔滨市，为2.230，其次则是大庆市和齐齐哈尔市，因子得分分别为0.5010和0.1952。得分最后的三个地区分别是抚远、大兴安岭和七台河，因子得分分别为-0.5156、-0.4107和-0.3853。再从3个分因子来看，F1代表的经济综合环境因子，以哈尔滨、齐齐哈尔和绥化得分最高，这意味着这三个地区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能更好地促进金融发展；F2代表的社会综合因子，则以大庆市、哈尔滨市得分较高，大庆市的得分高达3.4654，这意味着社会综合环境状况较好；F3代表的商品流通综合因子，则以绥芬河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得分较高，绥芬河市的得分高达2.8664，这意味着当地的商品流通为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差距明显。根据上述实证所得，我们可以看出，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差距极其明显，且大多数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得分处于负分。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规模较大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分较高，而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城市规模较小的地区则金融生态环境得分较低。
第二，各地区内部金融生态环境状况并不均衡。由表4我们可以看出，各地区在主要因子得分中都没有处于完全优势，在各个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哈尔滨市在经济综合发展因子得分非常高，大庆市则在社会综合发展因子得分中遥遥领先，而绥芬河有其自然地理优势，在商品流通综合发展因子得分最高。所以，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制定适合自身的金融生态环境优化政策。
第三，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可能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较多，其中包括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教育、医疗、卫生，甚至还包括地方习俗和生活习惯等因素。所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需要统筹考虑，系统优化。
参考文献：
生态学综述篇9
关键词：高渗条带；参数筛选；综合评判；分级
20世纪80年代胜利油田提出了“大孔道”的概念，主要在物性好，渗透率较高的砂岩中，储层经过长期高速注水开发，渗透率增大，孔喉半径增大，在正韵律层下部形成优势渗流通道（高渗条带），导致注入水沿此通道无效循环，影响油藏开发效果。目前只能定性或半定量求取井点高渗条带的存在，无法定量描述预测井间高渗条带的平面及纵向展布特征。本次研究，以埕东油田东区为例，探索出了一套可操作性强的高渗条带描述预测方法[1-4]。
1高渗条带识别
高渗条带形成以后，注入井的注入动态和采出井的生产动态均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表现为注水油压低、启动压力低，局部吸水指数大，吸水剖面差异大，即形成高渗条带部位吸水远高于其上部邻段。根据此特征可确定高渗条带的发育位置。本次研究依据注水井的吸水剖面资料，进行高渗条带的初步分级，认为高渗条带每米相对吸水量：Ⅰ级>30、Ⅱ级10-30、Ⅲ级5-10；渗透率：Ⅰ级>7000mD、Ⅱ级5000-7000mD、Ⅲ级3000-5000mD。
2动、静态参数筛选及量化
根据筛选原则确定静态和动态的各主要表征指标，并对各级高渗条带的指标参数进行量化。筛选原则：①保证各参数对油藏流场有较为准确的表征；②各参数之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③选择在生产上能大量获取和较易获取的资料建立参数；④尽量用最少、最优指标来描述油藏流场。在静态指标中，沉积微相控制着储层非均质性，储层非均质性控制着流场的非均质分布，其主要体现在渗透率及级差上。在长期注水开发影响下，渗透率及级差是高渗流场形成的天然内在控制因素，因此，可作为影响流场的主要静态指标。在动态指标中，过水倍数是单位孔隙体积内累积通过的注入水的体积倍数，反映了注入水的累积冲刷作用，是流场强弱及非均质的主要体现；驱油效率既等价于静态指标中的剩余油饱和度，也等价于动态指标中的产油量、产水量，体现着高渗流场的动静态表征。
3确定多指标综合评判方法
3.1确定各指标值大小-参数标准化处理
变异系数法客观、定量地反映各个指标对高渗条带发育的贡献程度，某项参数变化越明显，该参数对高渗条带的决定程度越大；变化不明显，对高渗条带的决定程度越小。统计结果表明，过水倍数权重系数最大，其次为渗透率及驱油效率，级差影响最小，符合高渗带特征（表1）。
3.3确定高渗条带综合评判值
λ为某井层的高渗条带综合评判值，埕东东区试验区高渗条带综合评判值最大为0.853，最小为0.331。
4高渗条带分级
结合动态监测资料中高渗条带的识别结果，确定各级流场的属性值范围，建立三维高渗条带分级模型（表2），其中超强高渗条带的综合评判值为>0.65，强高渗条带的综合评判值为0.65-0.55，中高渗条带的综合评判值为0.55-0.45，弱高渗条带的综合评判值为0.45-0.30。从各韵律层的高渗条带分布图上，就可以分析出高渗条带所在的位置和范围，建立三维高渗条带分级模型，为剩余油研究和井网调整提供有力的依据（图1）。
5结论
研究表明油藏进入特高含水期后易形成高渗条带。根据生产动态、监测资料，判断高渗条带的发育位置，进行量化表征某一开发阶段的高渗条带处的渗透率、驱油效率、过水倍数等主要指标，通过参数标准化处理及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值，建立一套高渗带识别与描述的多指标综合评判方法。该方法能够综合高渗条带多种影响因素，定量表征其纵向及平面位置，所需要的参数容易获取，操作简便易行，为油藏高渗条带的定量表征奠定了基础，能够为该种油藏类型强非均质性的治理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
参考文献：
[1]孙焕泉.油藏动态模型和剩余油分布模式.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120-136.
生态学综述篇10
关键词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担负着培养具有前沿知识、创新能力以及掌握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重任，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纵观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发展，其重点逐步经历了由教育制度完善到提高研究生质量的转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六大发展改革任务，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稳步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最重要的指标是博士学位申请者在获得博士学位时的质量。目前对博士生培养质量及其评价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界与舆论关注的热点。
1研究背景
博士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质量，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所学知识的综合体现，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博士教育所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是改进和完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及管理方式的有效途径和检验指标，对博士生培养质量评价展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研究方法
2.1资料来源及方法
通过调研国内具有中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等中医药院校，选取其中已有中医学博士毕业生的14所中医药院校的“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以下简称“评阅意见书”），对其评价指标进行归纳整理分析。
2.2评价指标名称统一化
对各中医药院校“评阅意见书”中评价指标名称描述的统一性问题，参照湖北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对同义的名称信息进行统一。“论文选题、选题价值、选题”统一名称“论文选题”；“论文的创新点、论文的创新性、论文成果的创新性、创新性”统一名称“论文的创新点”；“科学态度和写作水平、论文写作能力与总结提炼、写作表达能力、写作水平、写作能力”统一名称“科学态度和写作水平”；“科研能力、科学研究的能力、科研作风”统一名称“科学研究的能力”；“理论基础、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统一名称“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论文综述、文献综述、综述”统一名称“论文综述”；“论文价值、实用价值”统一名称“论文价值”；“设计思路与方法研究、研究方法和技术水平”统一名称“设计思路与方法研究”。
3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的权重比较和分析
将14所中医药院校“评阅意见书”中的评价指标进行统一处理后，归纳整理分析比较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指标权重满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论文选题”（92.86%）、“论文的创新点”（85.71%）、“科学态度和写作水平”（85.71%）、“科学研究的能力”（71.43%）、“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71.43%）、“论文综述”（64.29%）、“论文价值”（14.29%）、“设计思路与方法研究”（14.29%）、“实验数据处理与文献资料引录”（7.14%）、“工作难度和工作量”（7.14%）及“论文规范性”（7.14%）。
指标重要性赋值从高到低依次为“论文的创新点”（28.75€？3.6）、“科学研究的能力”（26.2€？.69）、“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21.37€？.23）、“实验数据处理与文献资料引录”（20€？.92）、“论文价值”（18.4€？.43）、“设计思路与方法研究”（18.4€？.34）、“论文综述”（17.967€？.467）、“论文选题”（17.438€？.166）、“科学态度和写作水平”（12.725€？.41）、“工作难度和工作量”（10€？.71）及“论文规范性”（10€？.70）。
权重满分比大于50%的指标有6个，包括“论文选题”、“论文的创新点”、“科学态度和写作水平”、“科学研究的能力”、“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及“论文综述”。根据评价指标权重满分比值可以看出，50%以上的中医药院校对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价时都选用“论文选题”、“论文的创新点”、“科学态度和写作水平”、“科学研究的能力”、“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及“论文综述”等常用指标，这些常用指标中“论文的创新点”、“科学研究的能力”、“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赋值均比较高，是影响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
权重满分比小于50%的指標有5个，包括“论文价值”、“设计思路与方法研究”、“实验数据处理与文献资料引录”、“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及“论文规范性”。说明在制定评价指标体系时各院校也有一些特异性的差异，根据评价指标权重满分比值可以看出，部分院校尤其看重博士学位论文的“实验数据处理与文献资料引录”和“设计思路与方法研究”两个指标。
4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
4.1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
4.1.1指标体系的可靠性
本研究收集的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是来自于国内具有中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且国内普遍认为培养质量较高的高等中医药院校。基本涵盖目前国内中医药类高校对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各个标准。具（下转第69页）（上接第67页）有较高的权威性，协调程度较高，充分显示了评价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4.1.2指标体系侧重中医学学术学位型博士培养特点
相比中医专业学位型博士，学术学位型侧重于中医学学术理论水平和实验研究能力，以培养中医学科学研究人员为目标，其学位论文应更注重研究创新性，对中医学领域在知识和认识上能作出独特而有意义的贡献。指标“论文的创新点”和“科学研究的能力”在该各评价体系中给予了较高的权重，这也充分显示了学术学位型博士培养特点。
4.2问题与建议
4.2.1采取多元模式，分类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把握住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也成为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各高校须以博士学位论文评价的目的为出发点，针对不同学位类型博士研究生，分类构建学术学位型和专业学位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适应对不同学位类型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要求。
4.2.2進一步探索描述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模式
针对现有博士学位论文评价缺陷，突出量化评分作用，有利于更清晰、更精确有效地评价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这也是评价制度更加成熟、更加科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就评价博士学位论文整体质量和创新性而言，描述性评价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其评审意见的指向性和主导性仍是显著的、有价值的，对培养单位改进博士生培养工作，提高培养质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我们认为以描述性评价为主，发挥量化评价的有益作用，将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
4.2.3鼓励专家及导师参与，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