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概论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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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概论篇1

现实中有很多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他们的理由普遍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危害人类。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比较全面，而且好像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正负效应都比较小，相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向前发展，这种科学认识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视为洪水猛兽，科学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成了魔鬼。[3]

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并完成。在这段时间，科学总的来说走在技术的后面，科学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的物质价值以及在创造物质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都比较小，但是，科学对人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少的一些人对科学有所非议，但是，总的来说科学的负效应并不大甚至没有出现，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纪至今，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应用，科学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把科学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渐呈现并扩大开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科学以及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学很可能会成为践害人类的魔鬼。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将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学看作魔鬼而作为天使的。

从未来的角度看，科学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正效应，这一般不会有疑问，至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负效应，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科学的应用不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则科学肯定就是天使了；如果科学在产生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人类能够解决科学带来的负效应，且解决这一负效应的代价较小，则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呈现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否则，则科学更多地呈现出魔鬼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是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单纯与科学应用是否产生了巨大的正负效应有关，还与人类能否解决这样的负效应以及解决这种负效应的代价有关。

一句话，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表明，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吗？

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科学认识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真伪、对错之分，不带任何主观感彩，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就成为天使；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魔鬼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祸于人类，科学就成为魔鬼。如此一来，科学本身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之所以以天使或魔鬼的面目出现，根源在于人类，是人类的异化导致科学应用的异化，真正的天使或魔鬼应该归结为人。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爱因斯坦就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居里夫人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马克思也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考察科学的实际应用，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会产生恶的结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环境问题在显现之前，人们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这类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理性利用科学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人们滥用科学或者想利用科学破坏环境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本体论上，近现代科学是在对自然进行祛魅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使得自然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认识论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表明，科学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将这种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造成环境破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方法论上，近现代科学主要是以机械简单的自然观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存在复杂性的方面的，如此，当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方法运用到具有上述复杂性的自然界中时，一是将复杂性简约为简单性；二是舍弃了对非规律性现象的探求；三是没有对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探求；四是没有对自然的经验性方面进行探求；五是将不可分离和还原的研究对象系统人为地加以了分离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简单性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复杂性方面的某种简化，是对自然的不完整的认识。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实验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由观察实验测量和数学方法等所获得的，是对自然外在关系的局部的、简单化了的认识，是对已被破碎了的自然的破碎的认识，获得的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如物理学、化学等……掌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因此，按照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律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很可能会与自然界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规律相违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DDt的认识使用以及造成环境破坏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对实验室中的所构建出来的人工世界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自然规律的认识，将这样的认识应用于改造外在自然时，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这应该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2]

这就是说，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人类不恰当地利用科学或带着恶的目的应用科学引起的，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紧密相关。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上述科学自身的欠缺，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很可能会产生负效应，使科学成为魔鬼。这启发我们，科学要想成为天使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他要将科学运用于造福人类；二是科学具有造福人类成为天使的本质特征。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也不能保证科学应用能够造福人类成为天使。

相应地，如果人们抱着恶的目的或理念，如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去进行科学认识和应用，是否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使科学呈现魔鬼的一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恶的结果也并非只与人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质能方程式的建立，人类能够造出原子弹来吗？原子弹能够被某些坏人利用来践害人类吗？是不能够的，是有关核物理学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魔箱”。如此，有关核物理学的理论以及质能方程式虽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不是一个好的、安全的、完备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安全和生态环境。从这一角度考虑，有些人就把核物理学看作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东西。这也启发我们，即使某一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应用就不产生负效应，要想使其应用不产生负效应，还必须是完备的，符合安全性标准、伦理道德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标准等。这样考虑之后，像解释温室效应的理论，应该既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因为该理论能够给社会预警，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道德感，很少产生或不产生负效应，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如此考虑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科学有其自身成为魔鬼或天使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其认识特征上。那种将科学认识与应用、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分离开来，从而认为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观点是错误的。

3、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吗？

有许多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最常见的理由有：

（1）科学本身没有过错，科学之所以会造成负效应，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

（2）科学是造成负效应的，不过，它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3）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避免科学魔鬼的一面，所以科学最终还是天使。

根据前面的论述，理由（1）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2）着眼于历史，忽视了未来，没有看到未来的科学应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且这样的负效应解决起来的艰难。

理由（3）只是对科技抱着乐观的看法，没有多少事实和理论根据，不足为凭。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求知，技术求利；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科学不能直接物化，不会对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技术应用才会引起直接的不良后果。一句话，科学不是技术，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不能将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后果归结到作为认识体系的科学头上，如此，科学就是天使不是魔鬼。

不可否认，科学是与技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象上的，目的上的，取向上的，过程上的，问题上的，方法上的，结果上的，评价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4]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还会找出更多的不同点来。不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种区别，将会混淆科学与技术，把本是科学的（技术的）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当成是技术（科学）或与技术（科学）相关的，从而造成对科学与技术的错误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意味着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只由技术造成，与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16世纪以前，技术常常来源于一些偶然的经验发现。16、17世纪，除航海业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或很少转化为技术，真正的转化是从18世纪蒸汽机的应用开始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的，远多于它当时所能给还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在医学方面甚至还要更久些。”[5]转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引导技术发展或导致新的技术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驱动力，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这使人们认识到，按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科学能够应用于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电磁理论到电力革命，从粒子物理学、质能方程到核能的应用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科学向技术的转化，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科学又是怎样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的呢？原来，现代技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所获得的认识体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过程在理论上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都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而不是来自经验探索或者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

一般而言，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技术发明（技术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6]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科学就不单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没有技术，科学的应用不可能实现，技术使得科学认识应用于生产物质产品，使科学物化，使得科学认识从实验室中走向生产车间；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这种产品干什么，甚至有时还不知道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生产这种产品。在科学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了，而是变革技术以使科学认识所揭示的原理以及可能的现实应用物质化。那种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应用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科学是技术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技术是科学受到社会重视，从而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此而言，科学类似于受精卵，技术就是孕育受精卵的子宫，我们的社会则类似于母体环境。没有科学认识，很多技术创新也就不再可能，很多物质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也不可能，进一步地，由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就不再可能。鉴此，负效应并不单纯由技术产生，它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人类面临“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应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科学的应用——技术，又怎么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科学使得这种正负效应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对技术是不公平的，对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4、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吗？

如果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则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呢？一是科学所产生的正效应小，负效应大，这时即使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解决，则科学仍有可能被看作是魔鬼。不过，从科学发展以及应用的历史和未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二是科学产生的正效应大，负效应也大，而且这样的负效应不能解决或者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代价很大，此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魔鬼了。科技悲观论者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也具有把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其具体内涵表现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地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以及某些女性主义科学观等的有关论述中。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心含义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与自然无关，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与真理没有关系，所有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非正统的“认知形式”应当给予与科学同样的地位；科学是一个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的、没有特殊优先地位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出现与西方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科学发展了西方霸权的工具，并导致了非西方的衰落……

如果科学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还真成了魔鬼。试想，如果科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获得的不是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那么科学应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科学越发展，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越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大，对自然的错误改造的机会越大，从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人类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人类就越没有前途。如果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这样，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个悲剧，科学就是一个魔鬼。

也许正因为如此，否定科学真理性的人们一般会走向科技悲观论、生态悲观论，认为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科技的进步非但不能解决些许的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科技，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人类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科学，不利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应该抛弃的。实际上，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否认科学的相对真理性。

对于反科学思潮的其他观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吸取其积极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所获得的结论是：“科学之所以变成第二种含义的‘恶魔’，这来源于后现代‘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这不是科学的本来面貌。”[7]如此，由反科学思潮所持有的观点来否定科学，把科学当成魔鬼是没有根据的。

5、简短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认识及其应用之所以会造成正负效应，不仅与人们应用科学达到什么目的有关，而且还与科学认识自身的特征——正确性与错误性、自然性与人工性、全面性与局限性、安全性与危险性等有关。如果科学认识是正确的、完备的，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善的结果，抱着恶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恶的结果；如果科学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完备的，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将会达至恶的结果。就此而言，那种认为“科学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科学有其自身成为天使和魔鬼的内质。这也启发我们，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优化我们的社会，校正科学发展的方向，谨慎地应用科学，科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魔鬼。

不仅如此，评价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应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更多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从目前看，科学天使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充分，魔鬼的一面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从未来看，科学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关键是看它所产生的负效应能否解决或在什么程度上解决。那种从科学既产生正效应也产生负效应，就得出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结论；那种从科学的进步，得出科学是天使，从科学的应用现实，得出科学又是魔鬼的结论；那种认为科学在应用之前是天使，在应用之后会产生负效应是魔鬼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科学所带来的正效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之所以带来负效应有时甚至很多时候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科学是有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的，科学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没有技术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出“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结论，科学在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不过，必须清楚，从目前的研究看，科学成为魔鬼不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科学思潮给科学所下的结论，而是由于科学相对的真理性以及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科学应用的负效应的日益巨大，以及解决这样的负效应的艰难。

一句话，对于“科学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望文生义，笼而统之地进行，而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只会给出不恰当的答案。

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把科学归结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天使不是魔鬼”、“是魔鬼不是天使”的人，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thinking），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很多时候获得的是一种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thinkingwiththeexcludedmiddle），存在不恰当性。如何避免这种欠缺，规避“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二元对立判断，给出恰当而全面的科学评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

[2]肖显静.后现代生态科技观：从建设性的角度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7-124

[3]这也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其中既有科学认识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有科学认识被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如用于生产物质产品，影响到人类。那种认为科学认识只有对错，而无善恶之分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在不考虑科学认识应用造成什么样的正负效应的情况下，科学认识所蕴涵的意义也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价值等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人们对科学认识的这种精神价值加以评价，以判断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

[4]具体内容参见:李醒民.在科学与技术之间[n].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

[5]Robertp.malthauf．theScientistandthe’improver’oftechnology[J]．technologyandCulture,1959,Vol,1.winter.38-47.

[6]陈昌曙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204

[7]邢冬梅.科学是如何变成‘恶魔’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1.21

科学研究概论篇2

(一)科学实在论是什么?

科学实在论是一种关于科学目的、科学活动、科学理论的本质的元理论。这些元理论包含两个预设：科学的目的是给实在提供—种为真的概括性描述；科学定律和理论由它们的正确性、客观性和经济性做出评价。显而易见，科学实在论的两个预设均蕴涵着它的描述性主张和规范性主张。因此，劳丹这样概括到道：“从本质上看，实在论是一种关于利学的目的或价值应该是什么的学说。尤其是实在论者坚持科学的目标总是要找到对于自然界更加逼真的理论。但是，现代实在论者把这种价值论的观点与描述的观点结合了起来，……虽然实在论的规范主张在逻辑上独立于描述性主张，但前者在认识论上依附于后者。”

诚如图奥梅拉(r．tuomela)所言，科学实在论是科学自己的哲学，是比任何其他哲学观点都更为认真地对待科学的哲学学说。布朗(h．i．brown)也力图证明，实在论为追求科学的人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科学目标。他认为，科学理论就是预先假定独立于我们理论化而存在的项目（item）做出断言的，我们能够通过针对那些项目检验理论并承认那些进入理论的项目来追求实在论的目标。在科学实在论者和大多数科学家看来，追求实在论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二)科学实在论有代表性的具体表述

由于着眼的侧重点和强调的强弱程度不同，科学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对科学实在论的具体表述也因人而异。现在，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表述分而述之。

著名的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b.c.vanfraassen)认为，科学实在论的一种朴素表述是：科学给予我们的世界图象是真实的、在细节上可信的图像，而且在科学中所假定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科学的进步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在范弗拉森看来，像皮尔土(c.s.peice)这样的早期的科学实在论立场已被经验发现所拒斥，但它也有正确的韵味。它回答了两个主要的问题：它把科学理论的特征概括为对真实存在的东西的描述，它把科学活动的特征概括为发现的事业而不是发明的事业。范弗拉森在列举丁其他人的看法后，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相当弱化的、为任何科学实在论者都能接受的定义：“科学以其理论给我们一种字面上为真的关于世界像什么的描述；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意味着相信它为真。”在范弗拉森看来，这里的“字面上”(1iterally)为真的描述的观念有两个方面：语言必须在本义上诠释；这样诠释，描述为真。加德纳（m.r.gardner）称范弗拉森表述的立场为意图实在论（purpose-realism），因为这种表述讲的是科学理论的意图以及接受它的人相信什么。

博伊德(r．n．boyd)通过两条原理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经验假设来详细说明实在论：成熟科学中的术语典型地有所指称，成熟科学中所接受的理论典型地近似为真。加德纳把这种表述称为近似实在论（approximation-realism），因为他建立在“似真性”概念的基础上，讲的是科学理论的目的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程度上必须实际实现。博伊德还指出，所谓科学实在论，一般是指包含如下四个中心论点的学说：(1)应把科学中的理论词项(即非观察词项)看成假定有所指的表达式，即要从实在论的角度解释科学理论；(2)被实在论解释的科学理论是可确认的，并且事实上常常按照通常方法论标准解释的被证实的理论为真；(3)成熟科学的历史进步是一个逼近真理的过程，后继理论建立在由先前理论体现的(观测和理论)知识之上；(4)科学理论描述的实在基本上不依赖于我们的思想和理论承诺。

塞拉斯（w.sellars）的陈述说：“有健全的理由相信某一理论，事实上就有健全的理由相信该理论假设的实体是存在的。”按照图奥梅拉的理解，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可以这样表述：一切有感觉的存在（包括人）和一切没有感觉的物理对象，正好都具有与在最佳地说明它们所有行为的理论中所需要的理论的科学术语对应的组分和性质，在这里说明也覆盖了世界的感觉特征和人对它们的反应。

埃利斯（b.ellis）似乎同意塞拉斯的观点，不过，他给科学实在论以更强形式的表述：“我理解科学实在论是这样的观点：科学的理论陈述是或者声称是对实在的真实的概括的描述。”

普特南（h.putnam）给出了一个据他说是从达米特（m.dummett）处学来的表述：“实在论者（就给定的理论或论述而论）认为：（1）该理论的句子非真即假；（2）使它们为真或为假的是某种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一般地说）我们现实或潜在感觉材料，或我们的思想结构，或我们的语言等等。”不久，他参照博伊德的观点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成熟科学理论中的术语典型地有所指称，成熟科学中所接受的理论是似真的，相同的术语即使当它出现在不同的理论中时，也能够指称相同的事物——这些陈述被科学实在论看作是对科学和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的任何合适的科学描述的一部分。”

牛顿-史密斯（w.newton-smith）指出：“实在论”用来概括科学哲学中的许多见解。不过，所有这些见解都包含着这样的假定，即科学命题为真或为假。在这里，真理是根据已被放弃的真理符合论来理解的。

布朗（j.brown）这样写道：“科学实在论是我们的理论要确确实实地描述世界的一种原则。它主张存在着一个非观察的实体和过程的领域，而科学以它对可观察世界的解释合理地展示了这个领域。”

格林莫尔（c.glymour）把实在论定义为下述命题：“有健全的理由相信一个理论在经验上是适当的，就有健全的理由相信它所假设的实体是实在的，进而相信我们能够而且的确有这样的理由赞成我们的某些理论。”

图奥梅拉认为：“一般而言，科学实在论是这样一种学说：它宣称科学方法是什么存在和什么不存在的标准。或者，由于科学方法被实在论者典型地假定产生真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说，按照实在论的观点，科学的目的典型地在于或至少应该在于找出世界像什么，即找出世界（关于它的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部分和方面）的真的理论；而且，实在论者典型地相信，这样的理论原则上是可以找到的（即使也许不需要宣称能够得到并非唯一的关于世界的真的描述）。真理在这里包含——至少部分地包含——指明世界像什么，这典型地假定要求某种类型的真理符合观（correspondenceideaoftruth）。”

法因(a.fine)把实在论的观念概括为三条。第一，存在着一个确定的世界，即世界包含着具有关系和性质的实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人的行为和动因的。第二，有可能获得相当数量的、可靠的、相对独立于观察者的关于世界及其特征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恰恰局限于可观察的特征。第三，科学的目的在于完全可以接近(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实在论认为是可能的那种确定的世界结构。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实在论是普遍的（科学）知识论。它的形式之一假定，世界独立于我们收集知识的活动，科学是探索世界的最好方式。科学不仅产生预言，而且它涉及事物的本性；它是形而上学和工程论（engineeringtheory）的结合。”

也许对科学实在论特征性主张列举得最详尽的要算是莱普林(j.leplin)了。他认为，下述特征性主张，其中每一个都不占压倒多数，甚至还有适当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位自称是实在论者的人都可能认可其中的某一个主张。它们是：(1)最流行的科学理论至少近似为真。(2)最流行理论的中心术语有真正的指称。（3）科学理论的近似真理性是对该理论预见成功的充分解释。(4)科学理论的(近似)真理性是对该理沦预见成功的唯一可能的解释。(5)一个科学理论即使指称上不成功也可以近似为真。(6)至少是成熟科学的历史表明，科学理论不断地接近物理世界的真实说明。(7)科学理论的理论主张是被确实地理解的，而且这种理解确定为真或为假。(8)科学理论做出真正的、存在的主张。(9)理论的预见成功就是它的中心术语指称成功的证据。(10)科学旨在对物理世界做出确切真实的说明，它的成功是由不断地向达到其目标的方向前进来估算的。莱普林指出，实在论者具有这样的共同信念，即科学变化总的来说是进步的，而科学关于世界的可能知识超越了它的那些易于理解的和经验上的表象。

赫尔曼(g．herman)和胡克(c．hook)各自从三个方面对科学实在论作了系统的表述。赫尔曼的语义学表述是：(1)科学中有些理论语句具有真值。(2)一般来说在科学中的“观察语句”同“理论语句”之间不存在可辩护的分界，使得仅仅前者具有真值。(3)成热科学的术语一股来说都有指称，而且这类科学定律一般来说都是接近于真的。纯本体论表述：(4)科学主要研究一种独立于心智的物质世界。认识论原则：(5)不存在知觉屏障；知觉乃是涉及对环境的物理输入做出生理反应的一种复杂过程，我们由此而知觉那个环境的一部分和一些方面。(6)就科学而言，一般说来在“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之间不存在可辩护的分界，使得人们可以合乎理性地仅仅相信（即相信是真的或接近于真的）前一种类型的语句。(7)在一个具体的科学发展阶段，我们的最佳综合性理论t可能告诉我们：“存在一些客体、事件等x（其特征是满足一些具体的理论谓词），以致这些x原则上是不可观察的(按照t)”；并且在这一点上我们相信t乃是合乎理性的。

胡克关于科学实在论基本主张的框架的形而上学部分是：r1)存在在逻辑上和概念上独立的认识条件(实在的存在独立于认识)。r2)实在是可认识的，认知者与认知对象是因果相关的，而非以更强的结构性相关。语义学部分是：r3)真理在于语言和世界之间适当的对应关系。r4)真理的获得与否独立于认识上接受或拒斥的标准。r5)科学理论既是真理的候选者，也是决定认识上接受与否的候选者。r6)(因此)理论术语具有适合于其作为真理候选者成分的语义学内容，而这一内容并不能全部还原为观察术语的语义学。认识论部分是：r7)在任何给定时刻，正是理论的总体认识论价值，决定了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理性的认识论态度。理论的经验适当性仅是总体认识论价值的一部分。r8)我们最具认识论价值的理论，是我们认识实在时最可接受的指导。胡克坚持认为，一个根本的可辩护的科学实在论应包括从r1到r8在内，因为它们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关于我们和我们世界的一致的可信的概念。这些命题相互之间在逻辑上是严格独立的，但它们作为实在论的组成部分确实又并不独立。

以上表述尽管有明显的差异，但它们是统一的而不是互斥的，在特殊形式中蕴含着内在的一致性。郭贵春梳理了一般科学哲学家所理解的典型的科学实在论，从整体上看具有如下特点：(1)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实体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理论的信仰而客观存在着。因此，科学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关于存在的主张。(2)科学理论的语词(即非观察语句)应作为特定假设的相关表达方式来考虑；这就是说，科学理论应当实在地被解释或说明，而不能停留在理论语词上仅仅作概念化的描述。(3)被实在地解释的科学理论是可证实的。而且事实上，由于被一般的科学证据表明与一般的科学方法论标准相一致，理论也常常被证实为接近于真理。(4)一个理论接近真理，是对其预言成功的最充分的解释；而一个理论预言成功，则是核心术语的实在的可参照性成功的证据。(5)成熟科学的历史进步，表明了无论是对于可观察的还是不可观察的现象来说，科学理论都成功地、更精确地接近于真理，即对物理世界真正根由的进步性的接近。(6)在任何成熟科学中，成功的理论都表明它与前理论保持着相关的逻辑联结，即后理论是典型地建筑在前理论具体化了的(观察的和理论的)知识基础上的。因此，前理论将成为后理论的一个特例。(7)一个可接受的新理论应当解释为什么它的前理论像它一样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以及它为什么能够取而代之的逻辑根据。(8)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一种确定的和真正的对物理世界的说明，而且它的成功将由它向其目标的进步来评价。也就是说，科学(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和精确的预测)的经验的成功相应地提供了对实在论的严格的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

(三)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信条和本质特征

从科学实在论观点的具体表述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广泛地涉及到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语义学的诸多方面，它与科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理论的内容和真理性、科学预测和说明、科学检验和评价、科学实在的涵义、科学进步和成功等紧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因此，片面地、教条地固守于一隅，都难以洞察出科学实在论的精神实质。但是，这个网络上的纽结毕竟体现了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信条和本质特征。

科学实在论有两个基本信条：科学理论中的专名有所指称；科学理论中的定律近似真

理。史密斯(p.smich)称此为指称问题(problemofreference)和述谓问题(problemofpredication)。指称问题说，在已确立的科学理论中所指称的那些东西的确存在着。述谓问题说，科学理论中包含的陈述或真或假。指称问题虽然和述谓问题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完全分离，因为说明一个陈述为真是什么的一种方式，就是表明事物如何能够像该陈述说它们存在那样存在于世界中。词和世界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符合关系(correspondencerelation)，建立在符合关系基础上的真理论称之为真理符合论。真理符合论往往被认为是实在论者关于指称和述谓问题的观点的不可分割的形式，甚或是必然的结果。

科学实在论的一个主要论证是最佳说明：如果世界的行为正好如同科学所设定的实体那样存在，那么对这一事实的最佳说明就是这些实体确实存在。实在论的最基本的论证路线基于这样的前提：科学方法是达到世界知识的最佳方法。实在论认为科学方法预设了实在论。因此，实在论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科学方法(在其最丰富的意义上)至少原则上能够导致最佳说明的世界理论(其他东西均不能)。由于理想的、最佳说明的理论被经验实在论者设想等同于真的理论，因此科学方法能够导致真的理论(其他东西均不能)。

史密斯把科学的目的在于不断给出更严格的、更似真的世界图像视为科学实在论的中心假定，而把谈论真理和逼近真理以及说明能力的增强视为科学实在论者的典型谈论。胡克则认为，实在论的中心观念在于认知者和认知对象是因果相关的，实在论惯用的口号是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独立的实在。劳丹则把实在论者为达到他们的认识目的而提出的方法和规则概括为两条，即最佳说明推理方法和可接受的新理论必须保留它们成功的前任理论的理论内容(或扩展的范围)中有意义的部分。图奥梅拉则把“科学是存在的万物的尺度”看作是科学实在论的箴言，即科学是关于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的最后仲裁者。

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信条和本质特征，也可以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看出。范弗拉森认为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或是把产生一个字面上为真的描述作为科学的目的，或是科学只提供经验上恰当的理论。莱普林认为，二者的争论本质上在于划分世界模式的个体性和类似性概念。实在论承诺我们发展了划分世界的方式，而非实在论则承诺我们构思了划分世界的方式。实在论的划分概念反映在它承诺真理符合论、指称因果论和形而上学本质论。

科学实在论的基石之一在于它的本体论承诺，即科学理论中的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尤其在于它的实在概念。在埃利斯看来，本体论或实在概念包括五个方面：(1)物理实体范畴；(2)物理事件范畴，包括能量在宇宙中分布的一切变化；(3)物理实体与事件之间时空关系的范畴；(4)物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范畴；(5)物理性质范畴，包括因果上有效的一切性质；(6)数字关系范畴。本体论是高度可还原的，其中最基本的物理实体是基本粒子和场。关于物理实体的判据，哈金（i.hacking）提出了下述标准：当科学家对假定的实体的因果性质的理解容许他们利用这样的实体作为工具研究自然的其他方面时，那么就有理由接受这样的实体作为真实的存在。

郭贵春从三个方面来看判据实在的标准。(1)可观察性标准，即一个理论实体存在的标准在于它所表征的客观对象的直接可观察性。换句话说，通过可观察实体的朴素的“直接可观察性特征”而使得相应理论实体的存在解释成为合理的。(2)语义标准。这种标准不是从确定科学认识的对象，而是从阐述科学理论的意义的角度做出的。持这种标准的实在论者认为：理论是由涉及“实在的”或“存在的”实体之真或假的陈述所构成的。因此，只要从语义分析（包括句法分析）上判定这些陈述的真值，便可确定相关实体的实在性。（3）因果效应标准。这种标准是为了解决以上两种标准所存在的困难而提出的，即只要能够确定不可观察实体的某些可观察的效应或特征，我们就可逻辑地断言与其相应的理论实体是存在的。

董光壁认为，对应于感觉和知觉的经验世界以及由我们的思想构成的理论世界，有两种实在，即经验的实在和理论的实在或数学的实在。对实在的这种二元要求，可以称之为实在的二重性原理。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可以在理论上区分为三种不同强弱的等级：符合型描述(要求理论实在要素和经验实在要素一一符合)，说明型描述（不要求两种实在要素一一符合，只要求通过这一函数关系相联系），诠释性描述(要求必须以一种物理世界图像为基础)。

费耶阿本德则把实在概念与人类生活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也许可以称其为“泛实在”。他指出，“实在”问题其实已变为人类决定的问题：“我们决定把那些在我们所喜欢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看作是实在的。”“所谓‘实在的’东西，也就是在人们渴望选择的那种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切。”因此，实在的尺度就不再是某种独立于人类生活的东西，而成了生活形式本身。

二、科学实在论的变种

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不断地汲取自然科学和哲学成果，同时在与反实在论的论战中锻造自己的武器，从而摆脱了传统实在论的僵化内容和呆板形式，形成了形形的变体或变种。下面，我们择其有代表性的变种分述如下。

(一)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实在论变种

1．哈金的实体实在论

哈金把实在论为两种类型：实体实在论和理论实在论。理论实在论是指我们试图形成关于世界、关于物质的内部构造、关于不能达到的遥远空间的正确理论。哈金认为理论实在论过于乐观了，他赞成实体实在论，即断言诸如电子、夸克、黑洞、过程、状态、波、流、相互作用、场等实体是真实存在的。哈金认为实验物理学给科学实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是工程而非理论，才是实体实在论的最好证明。哈金集中探索了实体实在的标准。他得出结论说，如果人们以特定的目的干预和操作实体(不纯粹是建立实体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该实体是存在的。

2．胡克的进化自然主义实在论

胡克的进化自然主义实在论在整体理论上的表现，就是要彻底打破那种极端地强调逻辑方法的预设性、永真性和绝对性为核心的“第一哲学”，而建立一种以进化的科学世界观的规范功能为核心的“元哲学”，从而使科学哲学理论真正成为科学的和自然化的。胡克指出，自然主义实在论者坚持把科学哲学建构为可错的科学理论，从而统一认知理论。在一个科学理论中，人们自然会发现方法论的进化是科学认知动力学的绝对中心。同时，对哲学和科学的一致性和非人类中心论的要求直接导致我们在生物学和认识论中采取进化论立场。进化论立场对于发展一般认知理论和意识理论、对于发展科学认识论、对于语言理论特别是科学动力学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进化论将导致三个认识论的重要结论，即采用彻底的可错论态度，从逻辑接受转向理性接受，强调在理性信念动力学中冒险和判断的基本作用。

3．埃利斯的客观自然主义实在论

埃利斯坚持内在实在论，他把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与真理的内在论结合起来，发展了一种适合于科学和作为极限理想的“真理”的内在实在论观点以维护实在论，形成了他自称的客观自然主义实在论。埃利斯认为客观世界是在因果含义上独立存在的，承认科学中理论实体的实在性，这样的存在和实在性只有在一个理论或概念框架内才有意义。他主张真理是一个认识论评价概念，是人类的真理，是内在于我们和我们的世界的关系之中的，是在认识论上值得相信的东西。因此，真理是一个与信念价值有关的问题，埃利斯称其为内在论的真理论(internalisttheoryoftruth)。埃利斯所谓的“客观的”，既指世界是我们接受信息的源泉，也指真假问题被认为是原则上能达到非强制的、主体间的一致性。所谓“自然主义的”，就是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以共同的方式观察与加工信息。

4．图奥梅拉的因果内在实在论

图奥梅拉反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坚持因果内在实在论。他把因果内在实在论定义为下述原则的合取：(a1)存在着独立于精神的实在的项目(物、事件、过程等)。(a2)这些项目因果地相互作用(或至少能够相互作用)，从而与人相互作用，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使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意识成为可能的。(a3)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语言无论如何不是“所予的”(agiven)。换句话说，(a)不存在本体论上所予的、范畴上现成的(ready-made)实在世界(否定所予神话的本体论变种（mgo）；(b)人们不能与世界进行非概念的交流，而是进行认识论的交流(否定给予神话的认识论变种mge)；(c)不存在概念上优越的、亦即语义学不可替代的语言或概念图式(否定给予神话的语义学变种mgl)。(a4)在描述世界时，科学是什么存在和什么不存在的尺度。

5．夏佩尔的理性实在论

夏佩尔将信息域看作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在结构的实体。这一实体以客观的实体信念为基础，以广阔的背景知识信念为主体，以求解难题为目的，以科学方法为手段，以各项的变化和发展为过程，形成了一幅具有高度动态性的科学图像。夏佩尔的信息域既是科学理性发展的客观产物，又是科学实在论进行研究的现实对象；它既是一个理论上的理性重建框架，又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实在论分析结构；从而也表明了科学的进步是一个理性的进化过程。夏佩尔认为，他对信息域理论的理性发展给科学以理性实在论的解释。这种理性的和实在论的分析并不是对科学的“哲学覆盖物”，而是潜在地、深入地“嵌入了科学的发展过程，存在于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之中”。因此，“怀疑实在论说明是真实的，这种怀疑本身就不是一个理由，即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6．博伊德的辩证实在论

博伊德据理批驳了两种主要的反实在论传统，即经验论和建构论，他坚持术语与实在相对应，理论具有似真性，认为科学认识是一个向实在对象不断地接近的过程，是由理论到实在，再由实在到理论的辩证过程，因而先前的理论总是包含着真理的颗粒。博伊德指出科学方法论可以辩证地发展。科学方法论立足于近似为真的理论，是发现新成果和改进旧理论的可靠指南。其结果，我们对世界知识的改进导致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又导致了更加精确的理论，如此循环不已，最后产生一个不断精确的世界理论图像。科学方法论的这种独特的实在论观和辩证观为捍卫实在论提供了基础，也是反驳反实在论所必需的。

7．萨蒙(w．salmon)的理论实在论

与哈金不同，萨蒙是理论实在论的倡导者。萨蒙主张，关于不可观察物的陈述是可以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比如，如果关于分子的各种陈述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得出的，那么这个陈述就意味着分子的实在性。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或者为真，或者为假，或是真理的候选者，而理论的目的则在于求真。萨蒙坚信物质世界及其因果联系的客观实在性，坚信借助归纳和演绎可以从关于可观察物的陈述合理地推论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陈述。

8．塞拉斯的知识实在论

塞拉斯从对理论框架、观察框架、对应原则以及认识真理的分析入手，重新解释和确定了理论和观察知识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提出了他的知识实在论。在塞拉斯看来，理论框架是具有确定语义规则的概念整体，任何理论术语都有本体论的意义，理论实体的存在是客观的，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观点是普遍的非条件命题。观察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它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认识论地位，观察框架的本质在于它对未来科学进步具有潜在的调节功能，观察谓词具有描述功能。对应规则在知识实在论中具有联网作用，它把孤立存在的理论框架和观察框架有效地联结起来并发挥各自的和总体的功能。一个陈述为真，就在于这个陈述满足了所有相关语义规则的要求。塞拉斯就这样立足于科学实在论的立场，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构造了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知识结构和理想化的真理观，为科学实在论开创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

9．麦克马林（e．mcmullin）的结构实在论

麦克马林洞察到实体实在论的弱点，指出它不能说明科学发展对这些实体不断否定和取代的事实。因此，科学理论所直接描述的不是实体本身，而是实体的结构，科学的发展表现为对这些实体结构的改善不断取得进步。麦克马林据此认为，科学实在论应该主张理论所描述的实在的结构符合世界的结构，而不在于断言理论实体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指谓某一种实体，但它的结构则是连续的、一致的。

10.费耶阿本德的方法实在论和伦理实在论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实在论均非纯粹的本体实在论，而是科学理论探索中的方法实在论，都是在理论的选择、解释和评价中，为解决理论与实在的关系而从方法论意义上进行的探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科学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知识的一般理论”，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方法实在论坚持科学知识发展的动态性，主张本体论的一元论，并蕴含着历史实在论的观点。另外，费耶阿本德提出观察受理论统摄、观察术语与理论术语无根本性区别的重要论点，据此建立了以实在边界的可移动性为基础，以把科学视为参与活动的断言为特点，以伦理学尺度为最终结果的相对主义科学观和实在观的伦理实在论。伦理实在论的主旨是：始于生活(伦理规范)，终于实在。

11．普特南的语义实在论

普特南以科学哲学家特有的宽容和洞察力，把语义分析方法从预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怀抱中“移置”到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从而强化了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解释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普特南把重建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作为一个战略性的目标，把给出一个综合的意义图景视为语义分析的目的，力图建立实在论的因果指称论。在普特南看来，一个词的意义的常规形式描述应该是一个“有穷序列或矢量”。它的要素主要包括：适用于词的语句标示，语义标示，对陈规旧套的其他特征的描述，对外延的描述。他坚持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一组语义分析的规则”，指称就是“语词-世界”之间的具体的关系。

12．h．i．布朗的预期实在论

布朗认为，弱实在论的观点是：某些事物独立于我们认识它的企图而存在着。他把下述两个信条附加到弱实在论之上，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预期实在论(prospectiverealism)：(1)了解这些独立的项目的企图是科学的合情合理的目的；(2)我们追求这种目的的能力由于越来越高级的仪器设备的发展而不断增长。布朗批驳了反实在论的三个主要论据，即历史归纳、不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和不可通约性。他相信，科学家将继续不断地设计出更加强大的仪器，从而把科学理论置于日益强大的经验约束之下。这使我们返回到预期实在论的命题：没有实在论将会获得成功的保证，但实在论的目标是可以追求的，我们追求这个目标的能力日益增长，因为我们仪器的功能日益增强。

l3．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

普特南和图奥梅拉等人都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下过定义。按照图奥梅拉的界定，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观点是：（1）世界是“现成的”，它是由一组固定的对象构成，且独立于人的精神。(2)存在着一个且仅有一个为真的、完美的世界描述。(3)真理是彻底的非认识的概念，即是语言表达和世界的符合。内在实在论否认这三个主张，它坚持认为：(1’)“世界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仅在理论或描述中才有意义。因此，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人的概念图式“人造的”或“加工的”。典型的内在论变种也坚持：(2’)世界能够用一些真的和完善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的方式来描述，(3’)真理是认识的(或依赖于理论的)概念。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实在论假定，世界、语言和我们的知识在于超验地给予的感觉，而内在实在论则否认这些超验的假定。

14．逼真认识论实在论(cer)

劳丹指出，逼真认识论实在论是由下述五个观点构成的：(r1)科学理论(至少是成熟科学)是典型的近似真理，并且在同一领域中较新的理论比较老的理论更接近真理。(r2)在一门成熟科学理论中的观察术语和理论术语真正有所指称。(r3)任何成热科学的成功理论都保留着较早理论的理论关系和明显的指称。(r4)为人们所接受的新理论必须而且应当解释它的前任在其成功的范围内为什么会成功。(r5)r1~r4的论点保证(成熟的)科学理论应当是成功的；事实上，这些论点构成了最好的即使不是唯一的对科学成功的解释。科学经验上的成功(在有详细解释和精确预言的意义上)会给实在论提供严格经验上的确证。劳丹反对这种逼真认识论实在论。

15．测量实在论

测量实在论在科学解释中所注重的并不是被测量的客体本身，而是被测量的客体的性质或物理量。测量实在论者坚持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测量给出了关于现象的客观特性的信息。存在着任何实体的客观事实，这些事实独立于任何语言的约定，即独立于任何我们所接受并信仰的背景理论。他们把测量对象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看作是有资格的真正实体，而且特别是由于它们的解释价值，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的存在。测量的结果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对测量系统的积极解释和说明，是科学方法论的有目的的运用，是背景理论原则的生动展开和实现。因此，测量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操作性，而在于它是实在性、经验性和科学理性的统一。邦格、斯沃耶(c.swoyer)等人都是测量实在论者的代表。

科学实在论的变种并不止于这些，例如还有意向实在论(intentionalrealism，由于理论的倡导者断言与一些理论相对应的实体的存在而使理论一般有所意指的观点)、经验实在论(理论的经验恰当性的证据即是它的真理性的证据)、证据实在论(evidentialrealism，我们有时有理论为真的证据而恰恰没有在经验上恰当的证据)、动机实在论(motivationalrealism，实在论是隐藏在创造性科学工作背后的，并值得为之去干的主要动力)、数学实在论(数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具体的客观性而不是抽象的实在性)、物理实在论(物理概念的本质就在于它是物理学对客观实在进行语言重构的基元，是物理理论的形式化与物理对象之间的一致性的体现)等等。而且，这类变种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二)哲人科学家的科学实在论变种

科学家(尤其是科学实验家)大都信奉科学实在论，但只是在哲人科学家身上，才有意识地形成了比较自觉的科学实在论观点。在这里，我想选择三位现代超级哲人科学家，阐述一下他们各自的实在论观点。

1．彭加勒的关系实在论

彭加勒是关系实在论(relation-realism)的先驱。在彭加勒看来，实在即是关系，真实对象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实在。科学能够达到的并不是像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把客观实在理解为世界的和谐(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主体间性(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称之为客观实在的东西，归根结底对大多数思维者是共同的，而且对所有的思维者也应当是共同的，我们将看到，这种共同的部分只能是数学定律所表示的和谐而已。正是这种和谐，才是唯一的客观实在，才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真理。”彭加勒有时并不否认细胞、原子之类的实在(他在佩兰实验之后明确承认原子是一种实在)，但他认为这些细胞排列的方式和导致个体统一的方式是比孤立的要素更为有趣、更为深刻的实在。他实际上更看重关系而不是实体。彭加勒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实验真理和数学真理)，这种追求是可以达到的。但是，绝对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是一个逐步逼近的过程。科学虽有危机和革命，但这种革命并未否定科学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旧理论依然在其适用范围内具有客观价值，新理论依然包含着旧理论中的真关系。

2．爱因斯坦的综合实在论

综合实在论(syntheticrealism)是我为爱因斯坦的科学实在论所取的专门名称。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理性论的实在论(这是创立相对论的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和经验约定论(它是构筑相对论理论框架的有力的方法论工具)，当然他的早期哲学思想中也包含着相当明显的怀疑的经验论(它是破除绝对时空观的锐利武器)。因此，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思想是实在论和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等异质因素的有机的化合，而不是简单的混合。爱因斯坦的物理实在概念包含着物理实体、物理事件、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物理性质等本体论范畴，以及现象、经验、理论等认识论论因素。他的综合实在论在诸多范畴、因素和成分之间保持了“必要的能力”，既保留了古典实在论的某些色彩，也体现了当代实在论的一些气质。

3．玻尔的经验实在论

郭贵春认为玻尔是一位经验实在论者。玻尔擎起反对唯心主义、先验主义和机械实在论的旗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精练的语言，独特地揭示了量子时性与实在的特征，表明了科学理性发展的新抉择。玻尔对量子力学的理性重建表现在用抽象化取代形象化，用互补性取代因果性，用统计解释代替个体解释，用主客体统一的测量理论取代经典测量观。玻尔并不否认微观粒子的实在性，但他对这些粒子的实体本身与其存在状态作了区分，对波函数所描述的状态从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的要求上作了具体的解释。这种解释使得玻尔把整个量子现象的描述看作是客观的经验实在，这种经验实在构成了整个人类关于微观世界的知识大厦的基础。玻尔的物理指导思想的焦点不在于本体论的断言，而在于清晰的经验描述。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玻尔将观察经验与符号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特的经验实在论思想。

(三)科学实在论分类

科学实在论的表述见仁见智，科学实在论的变种花样翻新，容易使人茫然无措、不得要领。因此，有必要加以归类，科学哲学家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哈金采取了两分法：关于实体的实在论和关于理论的实在论。他认为二者的重大差异在于，后者是关于科学目的学说，即担负着某种价值的学说，而前者则在价值上更加中立。

劳丹则采取了三分法：本体论的实在论(认为世界具有独立于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确定性)、语义学的实在论(断定科学理论、科学定律和科学假设是就世界所做出的或真或假的断言)、认识论的实在论(我们有权将得到最好确证的自然科学理论接受为真)。劳丹接受两种而拒斥第三种实在论。

费耶阿本德从方法论的功能去考察，认为科学史上有三种实在论类型。其一是对被选定为研究基础的理论进行实在论解释的选择实在论。其二是关于理论实体的表征实在论，即科学理论引入了新的理论实体，这些理论实体都被假定表征了特定的实在客体。其三是关于理论评价的实证实在论，认为就实在做出判断等于断言某一特殊幻像比另一个幻像更为可取。

董光壁依据物理实在判据的强弱等级把实在论分为三级。客观实在论：物理实在的要素在具体测量作用完成之前已经存在。经验实在论：物理实在的要素同被测量的对象相联系而存在，但同测量仪器的选择无关，只强调因测量作用而存在。因果实在论：物理实在的要素被认为是可精确预言的测量作用结果的原因，它既不要求物理实在的要素在测量之前存在，也不要求物理实在要素与测量结果同时发生。

郭贵春从对解释对象的层次分析方面，将科学实在论分为三个层次：关于客体的实在论、关于测量的实在论、关于理论实体的实在论。从研究的方法论结构分类，则有本体论实在论、认识论实在论、意向实在论、方法实在论、参照实在论(referentialrealism)、语义实在论。

不少人还依据科学实在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语义学诸方面承诺程度的不同，将其分为强实在论、弱实在论或硬实在论、软实在论以及最低限度的科学实在论(msr)、温和的科学实在论(mosr)、极端的科学实在论(esr)等。

三、对科学实在论的反驳

现代科学实在论也是在与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诘难与斗争中诞生、发展起来的，随着二者之间的论争的深入和系统化，相互之间也出现了渗透和交叉的趋势。因此，要详尽地了解科学实在论，就有必要了解它的对立面——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

(一)反实在论的主要论据和基本观点

博伊德指出，反实在论有两类主要传统，即经验论传统和建构论传统。经验论的论证是：经验上等价的理论在证据上是不可区分的，因此知识不能扩展到“不可观察的东西”。这种证据不可区分性论题代表了当代经验论者的关键性的认识论主张。他们强调事实知识总是建立在经验之上，没有任何先验的事实知识。理论主张的证实也不能表明理论是关于世界的本来面貌的知识。建构论的论证是：科学方法论密切地依赖于理论，它最多只是一个建构程序，而不是发现程序，科学史上前后相继的范式在逻辑上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的范式反映的是不同的世界。

h.l.布朗认为反实在论有三个主要论据：历史归纳、不充分决定和不可通约性。历史归纳论据企图利用科学史的证据得出结论：我们没有恰当的理由宣称任何流行的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因为先前曾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的理论现在却一致认为为假，因此目前受到优待的理论也是假的。不充分决定论认为，当我们考虑接受任何普遍概括时，当我们乞灵于观察证据驳斥普遍命题时，当我们考虑相信不可观察物时，都会出现不充分决定的状况。不充分决定说明可达到的观察资料从来也不足以在理论状况方面做出唯一的决定，而实在论者却要求我们在每一个领域达到唯一的理论。不可通约性的论据是，基本的理论序列没有比较评价的客观基础，没有办法在不同的概念系统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观察依赖于理论，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划随理论而变化，科学理论又是文化产品，从而削弱了理论评价的客观基础。

莱普林注意到反实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历史的。科学的历史表明，理论科学从根本上说是不连续的；用以支持流行科学的有效证据在本质上是靠不住的，而且证据也不能系统地决定超越于我们经验之外的关于世界的信念。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真理或近似真理被归结为理论所能给出的经验成功的解释。真理和成功并非总是对应的，有时不似真的理论也能在经验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以为它就是真的了)。

著名的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这样表述反实在论的立场：科学的目的不见得非要给出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字面上为真的描述，接受一个理论完全可以包括某种弱于(或除了)相信它为真的信念。

郭贵春认为20世纪以来反实在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现象论、工具论、约定论、实用主义、逻辑经验论、建构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导致了对科学实在论的怀疑论，即对科学实在论乐观主义的“反动”。反实在论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五花八门，但在基本立场上却具有一致的特征。首先，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方面来讲，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实在论早已随着逻辑实证论所谓的“哲学革命”而消亡了，近几十年的复兴，只不过是死灰复燃，回光返照而已。其次，从对理论的经验检验方面来看，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实在论是毫无意义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再次，从科学解释的方面看，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实在论的累积观是错误的，真理论是一种模糊的普遍信仰，理论解释的逻辑性是不完备的，等等。

(二)几种有代表性的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观点

1.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

范弗拉森从科学的目的和区分可观察物与不可观察物两个方面向科学实在论提出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反实在论的命题即建构经验论：“科学旨在给予我们经验上合适的理论，而接受一个理论所包含的是仅仅相信它在经验上是合适的。”在这里，所谓的经验合适性指的是理论对世界的更紧密、更经验化的关系，是所有那些现实的、可观察的经验结构部分在理论所许可的某个世界模型中的可嵌入性。

2．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

法因既不赞成实在论，又不同意反实在论的主张，他提出所谓的自然本体论态度(简称noa)。法因约定，这样的态度容许科学是不言而喻的，即容许科学为它自己的结果提供它自己的逻辑解释，而不是用实在论或反实在论以总括的方式加以解释。法因建议，如果我们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总括解释就是无用的覆盖物：没有必要，没有正当理由，最终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法因引用爱因斯坦的下述言论为noa唱赞歌：莫扎特的音乐(演奏“noa”)似乎如此自然，相比之下，其他作曲家的音乐(演奏“实在论”或“反实在论”)听起来却是人为的和造作的。

四、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正如本文开头所点明的，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科学背景和哲学背景。但是，科学实在论的智力根基也许要久远得多。诚如费耶阿本德所说，科学实在论把它的存在和概念归因于常识和综合理论的古老对立。它产生于希腊智者受到对抽象、描述的新种类和对生活的新价值的热爱的指导，否定传统的观点，力图用他们自己的叙述取代它们之时。它是传统和这些叙述之间的斗争，是“哲学和诗之间的古老战役”，它导致把传统视为一个整体，引入了存在和实在的普遍概念。而且，科学实在论的一些变种也从哲学史中汲取了营养或抓住了契机。例如，科学实在论与康德哲学就有关联：用科学对象即最佳说明的科学理论所假定的对象代替了康德的本体（noumena），康德的经验直觉在某种意义上被不仅仅局限于感性直觉的事实直觉代替了，康德的静态先验范畴归根结底被分析为可变的功能范畴，即某种语言的东西或至少是类似于语言实体的某种东西。

2．与其他哲学流派相比，科学实在论是最贴近科学的哲学学说。它为科学提供了自明的、合乎情理的目的，无论从理解世界的好奇心和来自实际的考虑都是如此。而且，科学史已经表明，追求这样的目标往往不会使我们落空。当然，达到实在论的目的的能力最终取决于理论选择受观察的限制有多么大，不过科学实验日益为实在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诚如普特南所说，科学实在论是不使科学的成功成为奇迹的唯一哲学。

3．科学实在论在其内在逻辑地发展中，在与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争辩(这种争辩已由绝对的对立逐渐演为相对的互补)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论据，修正自己的观点，改变自己的形式，丰富自己的内容，从而不仅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自身也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势头。但是也应该看到，科学实在论的一些表述或变种由于缺乏明晰的概念和语义限定而具有某种程度的任意性，这对其今后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4.有人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科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事后对所得成果的描述方式上，而且事先也提供了研究和启发解决特定问题的战略。也有人认为，目前进行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既不关心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又不能起到科学哲学所应起的作用，完全脱离当前的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我们认为，科学实在论乃至一般的科学哲学在哥白尼天文学和牛顿力学的诞生、世纪之交分子实在性的争论以及本世纪初叶以来关于量子力学诠释的论战中，确实对科学发展大有促进，但是在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其作用并不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当代的科学实在论乃至一般的科学哲学确实也越来越专门化和技术化，这固然深化了对问题的探讨，但的确也远离了科学和科学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科学革命时期前后的那种科学与哲学密切结合、哲人科学家群星璀灿的局面，如今已是“蝶去莺飞无处问，隔水高楼望断双鱼信”。费耶阿本德发出的“回到马赫去！”的呐喊是有一定道理的，真可谓空谷足音。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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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

3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论文集》，香港：新亚书院，1989年第1版。

4劳丹：《科学与价值》，殷正坤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5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

6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版。

7金吾伦：科学实在论研究现状概述，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2期。

8张来举：科学与实在：费耶阿本德的理解，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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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概论篇3

[关键词]教学质量试验设计近似建模优化设计

一、前言

随着国内大学不断推进教学改革，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如何在信息化时代，更好地分配学校资源，提升教学质量，成为了学校领导和授课老师关注的重点。本文作者结合《生命科学概论》的教学实践，选择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作为设计变量，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开展多目标参数优化设计，旨在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优化目标设定和设计变量选择

结合相关文献[1，2，3]和工作经验，选取教学老师的性别、职称、语速、该领域教龄这四个因素作为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设计变量。性别分类为男、女；职称分类为初级、中级和高级；语速分类为慢、一般和快；该领域教龄分类为小于5年，5-10年和大于10年。根据不同的学科背景，学生可以分类为文科女生、文科男生、工科女生和工科男生。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分别记录不同背景学生教学前后在同一张问卷上的答题正确率。设定不同背景的学生，课后答题正确率高于各自课前答题正确率这一点，为约束条件。选择答题正确率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指标，本研究的优化目标为：相比教学前，通过选择合理的设计变量水平组合，提高不同背景学生的答题正确率。

三、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Doe）[4]基于数值抽样，是优化分析的基础。主要作用有：识别重要的设计变量、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趋势、确定最佳的变量组合等。实践中广泛采用的Doe方法有拉丁超立方、中心组合设计等。由于不同方法定义的设计变量水平、数量、分布等均有很大区别，因而Doe方法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优化结果。因而本文作者参考相关资料[5，6]，选择正交数组法（oa）建立试验矩阵，形式为21×33，变量X1（性别）为2水平，水平值1、2分别代表男、女教师；X2（职称）为3水平，水平值1、2、3分别代表初级、中级和高级职称；X3（语速）为3水平，水平值1、2、3分别代表教学语速慢、一般和快；X4（教龄）为3水平，水平值1、2、3分别代表教龄小于5年、5-10年和大于10年。试验矩阵总样本数为9，如下表1所示：

表1：试验设计（Doe）矩阵

四、近似模型和数值分析

（一）近似模型构建

近似模型是用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一系列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的方法。对于优化问题，定义设计变量为近似模型的输入变量；定义优化目标为输出变量。上世纪70年代，学者Schmit第一次引入近似模型方法用于结构件的优化设计，加快了优化算法的求解速度，同时提高了分析精度。常用的近似模型方法有响应面、神经网络模型、克里格（Kriging）模型等。克里格模型基于空间插值，针对设计变量和水平值范围较小的问题有良好的拟合性，故本研究采用此方法建立近似模型。定义设计变量X1、X2、X3、X4为输入变量；定义Y1（文科女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Y2（文科男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Y3（工科女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Y4（工科男生课后问卷答题正确率）为输出变量。

定义不同样本点时，Y1、Y2、Y3、Y4真实值与预测值的差值为样本偏差。本研究设定0.02为允许的样本偏差上限，具体样本偏差分布如表2和图2所示。图2横坐标代表样本点区间，纵坐标表示样本偏差。

表2：近似模型预测值VS问卷真实值

图2：样本偏差分布

从表2和图2可以看出，在样本区间，所有Y1、Y2、Y3、Y4的样本偏差均没有超过偏差上限，进而判断近似模型的精度符合要求。工科女生课后答题正确率Y3的样本偏差较大，在样本点1、3、4、6、8处的样本偏差为0.02；工科男生课后答题正确率Y4的样本偏差较小，在样本点3、6、9处的样本偏差为0。以上分析可作为最终判断优化结果的参考。

（二）近似模型方差分析

对于优化问题来说，不同输入变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与输出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方差分析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贡献量分析，寻找对优化目标影响最大的设计变量；通过主效应分析，分析设计变量如何影响优化目标等。从图3可以看出，设计变量X2对Y1的贡献很大，大约85%，设计变量X1、X3、X4的贡献很小；设计变量X1对Y2的贡献超过90%，而设计变量X1、X3、X4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同理可以分析出设计变量X3、X4对Y3的贡献量均超过35%，设计变量X1、X2的贡献一般；设计变量X2、X3对Y4的贡献均超过40%，而设计变量X1、X4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图3：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贡献量图

从图4可以看出，设计变量X2在1-2的水平值域对Y1影响较灵敏；设计变量X1在1-2的水平值域对Y2影响较灵敏；设计变量X3、X4在1-2的水平值域对Y3的较灵敏；设计变量X2在2-3的水平值域对Y4影响较灵敏，而X3在1-2的水平值域对Y4影响较灵敏。

图4：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主效应图

五、优化设计

（一）优化问题描述

作者希望通过设计变量的组合，实现课后不同背景学生的答题正确率相比优化前有明显提高。由于优化目标设定为4个，Y1、Y2、Y3和Y4，故本研究是典型的多目标优化问题。用数学表达式可以描述为：

优化目标：增大Yk，k=1～m（1）

设计变量：libi≤xi≤uibi，i=1～4（2）

约束条件：LkBk≤Yk，k=1～m（3）

式（2）中xi分别表示教学老师的性别、职称、语速和该领域教龄；libi、uibi分别表示变量水平值的上下限；不同背景的学生课后答题正确率Yk高于各自课前答题正确率Yk，为约束条件，LkBk为下限。由于不同的的优化目标Yk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某目标的改善可能引起其他子目标的降低。解决多目标优化问题大多需要在不同目标之间权衡和折衷，使各子目标均尽可能达到最优。

（二）优化算法理论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pareto针对目标优化解集的问题，开展了研究。由于各个目标的相互冲突，优化解不可能是单一解，而是一个解集，即pareto最优解集；对应的优化目标值被称为pareto前沿。

图5：pareto解集前沿

如图5所示，当和的优化目标均是最大化时，图中加黑部分即为pareto前沿，所对应的解集为pareto解集。

（三）优化分析与验证

在软件中编写优化设计模型（见图6），选择nSGa遗传算法，经过200步迭代收敛，优化后的结果见图7。

从表3可以看出，采用nSGa遗传算法得到的优化值Y1、Y2、Y3、Y4，均比优化前有了显著提高；将算法预测的优化值与实际课后问卷调查值比较，两者误差很小。进而可以判断优化的准确性。

表3：多目标优化设计结果

六、结论

本研究按照多目标的思路，结合教学经验，选择合适的试验设计、近似模型和优化算法，在满足约束的前提下，分析了设计变量对优化目标的贡献量和主效应影响。通过与实际课后问卷调查值对比，证实了优化的准确性。得出结论：

1.老师的职称会显著影响文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性别会显著影响文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语速和教龄对工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影响较大；老师的职称和语速对工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影响较大；

2.在其它设计变量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提高老师的职称，可以显著改善文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男老师比女老师可以更好提高文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语速慢，或者教龄长，可以提高工科女生的答题正确率；老师的职称越低或者语速越快，工科男生的答题正确率越高；

3.当授课老师满足性别女、中级职称、语速中等、教龄10年以上的条件，不同背景的学生的答题正确率均有了较大提升。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工程项目（2012jyxm489）

[参考文献]

[1]金艾裙.教师学历职称年龄因素对课堂教学质量影响的研究[J].人类工效学，2001，7（4）：55～57

[2]马洪亮，曹传东，彭帮国.大学生学习质量影响因素初步量化分析[J].科技创新导报，2011，3（9）：24～26

[3]惠掉艳，段阿曼.高校教师个性特征与教学质量关系分析[J].中外企业家，2011，33（16）：82～85

[4]邵磊，肖志忠，李军.基于SVm的鱼类胚胎冷冻保存试验设计[J].青岛理工大学学报，2009，30（1）：101～106

[5]董殿波，张华山，王伟平.前期白车身架构优化设计[J].汽车工程，2010，32（8）：682～685

科学研究概论篇4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问题近十年

史学概论作为高校历史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发挥着引导其入门和培养其治史能力的作用，历来受到广大师生的重视。因而，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内容、体系等相关问题也成为史学界探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出版了多种史学概论类的著作（教材），而且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论文对史学概论相关问题进行了争鸣，史学概论成为盛行一时的史学热点。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学者对史学概论相关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由此，本文拟对近十年史学界关于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问题发展情况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以期能够了解目前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问题研究这一课题的学术现状。

自然，史学概论作为曾盛行一时的热点，对于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并不是近十年才开始的，而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中就有学者对其部分问题进行了梳理。如在1987年，张耕华就发表《近年来史学概论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述评》一文，对当时学者们关于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内容范围、学科体系及其与唯物史观、史学史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进行了述评。①不过这毕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对史学概论问题的梳理，难免存在不够全面和论述相对简单的缺点。而到20世纪90年代，依然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问题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如在1991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中其作者就已自主的将20世纪80史学概论问题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并简单梳理了当时学者们对史学概论的内涵和体系问题的不同看法。②另外1995年仲伟民发表的《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体系研究述评》一文也对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概论著作进行了比较有深度的考察。③可以说，学者们对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问题发展情况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那么，进入新千年以后，也就是近十年史学界对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问题研究情况如何呢？

可以说，总体来看，新千年以来学者们对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问题的研究，不仅更加全面而且更具理论深度。具体而言：2000年，赵世瑜发表《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一文，这可谓是在世纪之交，以20世纪史学概论性著述为主体对整整一个世纪的史学概论问题进行了回顾和评说。在该文中，作者不仅阐述了史学概论著作产生的背景，而且分阶段回顾了20世纪出现的多部重要的史学概论著作的写作目的和主要内容并通过相互比较对各自的闪光点进行了肯定，尤其是在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学概论著述相关问题时，还上升到了史学概论的定位问题上，提出“‘史学概论’究竟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呢，还只是一门课程以及为这门课程所编写的教科书而已呢？它是为初入历史学习门径的学生提供的一个入门指南呢，还是一门讲授史学理论或者历史科学理论的基本课程呢”这个令人深思的关乎本质的问题，对此，作者的看法是史学理论才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史学概论不过是讲述史学理论的一门课程及教科书。④与此看法相类似的是，在200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中，其作者就把对史学概论及其相关问题的阐述放到“史学理论研究的展开”这一大标题下进行，其认为“从‘史学概论’发展到‘历史认识论’，大体反映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演进轨迹”，并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梳理：①从世纪之初到四十年代：起步与第一次高潮②五十至七十年代：取消和代替③八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史学概论研究的复兴④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历史认识研究的深化。⑤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史学概论已被融合到史学理论这个概念中，并被提到了比较高层次的理论阐述中。另外体现这种看法的还有张耕华于2008年发表的《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嬗变》⑥一文。而与上述几种观点不太一样的是，在2009年出版的李隆国著的《史学概论》中，他对《导论：史学概论源流》这一章的处理上，明显是把史学概论作为“介绍史学研究的入门性读物或课程”的。在该文中，作者不仅考察了史学概论课在中西方起源、发展、演变的过程，而且还列举了一些相应的史学概论教材，尤其是论述当代中国的史学概论这部分时，把史学概论著述分为偏重于理论反思的、偏重于从史学史角度总结的、偏重于体系化的、偏重于技艺性的等几个类型，并认为“最近十年间，在东西方历史学家实践的基础上，将史学原理与史学技巧结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历史学一方面具有非常专门化的技巧，一方面又日益开放，面向其他学科，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进行理论反思”。⑦

综上，就是目前史学界对20世纪80年史学概论问题研究情况与现状的回顾与分析。基于此，笔者认为虽然目前史学界对于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是明显还是缺乏对这场“百花齐放”的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概论问题相关争鸣及发展情况进行专门、系统和全面的梳理与研究。

作者简介：潘静静，女，（1985―），河北张家口人。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09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①张耕华.近年来史学概论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述评[J].历史教学问题,1987,(5).

②姜义华.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m],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第2-7页.

③仲伟民.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体系研究述评[J].江汉论坛,1995,(05).

④赵世瑜.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J].史学理论研究,2000,(04).

⑤姜义华,武克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m].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73-88页.

科学研究概论篇5

会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过去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它属于经济类下面的应用经济学，其后管理学从经济学的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门类，会计学遂成为管理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由于市场经济对会计学人才需求旺盛，会计学成为高等学校中最热门学科之一。不管是从事会计学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从事会计工作，都离不开研究问题，也就离不开研究方法和理论概念的使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国际化的程度还不高，尤其会计学科，其师资力量基本是由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构成。在当时的环境下，会计学研究所使用的术语和研究方法停留在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语境之下；研究会计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化，主要是采用分析、比较、综合、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而且会计研究受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影响较小，基本上处于有人所描绘的“就会计论会计”阶段；在会计研究中不很强调研究方式和方法的规范性，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较少。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企业和高校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程度日增，高校国际化以及会计国际化一时成为主流，从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海归”博士成为高校师资中的重要力量甚至主导力量，在国际期刊（其实主要是美国期刊）的层次和数量成为高校追逐的重中之重指标。在这种环境之下，会计研究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及研究方法迅速“西化”，即由过去的“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语境，转变为“美国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语境。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如制度经济学）解释会计学科中的制度、方法及会计现象，一度成为时髦的研究领域；借用理论经济学的概念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所谓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以势如破竹、席卷残云之势横扫大陆会计学术界，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从西方传入的理论、假设、命题等概念成为会计学术期刊和会计交流的重要术语。在会计学中借用理论经济学的概念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盲目推崇实证研究、贬抑规范研究，不适合会计学的学科属性，必将对会计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究其根源，则是源于对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概念的定位失当，以及由于套用理论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所造成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的模糊不清。

二、理论定义及理论观分析

（一）理论定义及内涵分析理论这一概念的涵义十分丰富，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所用的理论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应地，关于理论定义的表述也是形形色色，在比较正式和权威的出版物中关于理论的表述和定义会数以百计，在非正式场合所用理论定义更是数不胜数，我们在此无意统计和查考理论定义的数量多少，只是想表明人们对理论概念的使用方法多种多样，理论的内涵极其丰富。这种状况虽然对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但也有其合理性和客观性的一面。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科中强调了理论特征的不同侧面；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使用理论概念时常常是与其他相关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如理论与实践、理论与事实、理论与实务、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政策、理论与假设、理论与实证、理论与案例，等等。本文不打算从统计学意义上分析理论定义的复杂多样性，以及人们对理论概念的不同用法；而是从典型、权威的定义入手，分析和概括理论的内涵，并寻求正确、合理的使用方法。这里列举如下几种理论的定义：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理论”一词的定义：“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美国《哈珀柯林斯社会学词典》中理论的定义：“（1）由逻辑的或数学的陈述所连接的一组假设或命题。它对经验现实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类现象提出解释。（2）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有关现实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它通常是指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对理论的定义：“理论，不管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解释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为了不引起误解，需要再引用一段林先生在该书中对理论的阐述：“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首先，既然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一个理论只有内部逻辑一致，才能证明理论模型的几个变量是有因果关系的；其次，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必须一致，即理论推论和经济现象的外恰。”先分析《现代汉语词典》中理论的定义。这一定义很中国化，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比较普遍使用的定义。该定义中的理论，与实践相对应，从理论的来源角度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系统。该定义中的理论概念与知识概念口径一致，而知识这一概念又是比较宽泛的。在我国，关于知识（或认识）的论述，最具权威性且影响最大的文献恐怕应当首推毛泽东的著名论文《实践论》（其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动关系》）。《实践论》认为人的认识由实践发生，包括由低级到高级并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形成的知识可以分别称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实践论》并未明确什么是理论，但是它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实践论》中所说的理论是指理性认识。《实践论》同时指出：“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其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为了方便后文分析和表述，我们不妨将这种定义及其代表的观点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再分析美国《哈珀柯林斯社会学词典》中理论的定义。该词典中的理论定义其实包含两条定义。第一条定义，在学术研究中应用广泛，是当今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对理论的定义和用法；我国学术界受西方的影响，目前多采用理论的这种涵义和用法。该理论定义与经验现实相对应，从理论的作用之一――解释――角度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通过逻辑连接在一起的假设或命题。在这一理论观之下，假设、命题、变量和概念被视为是理论的构成要素，并具有比较明确和一致的定义：假设（hypothesis）是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说是一种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变量（variable）是具有一个以上不同取值的概念；命题（proposition）是指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间关系的陈述（公理、定律、假设、经验概括等都是命题的不同类型）；概念（concept）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它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为了方便后文分析和表述，我们不妨将这种定义及其代表的观点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第二条定义认为：“现实中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通常是指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该定义的特点是：理论的特点在于其抽象性、一般性；从这一点来看，它属于狭义，仅包括理论定义i和理论定义ii中的抽象层面；既没有指出理论的来源（如理论定义i之“实践”），又没有指出理论的目的（如理论定义ii之“对经验现实的解释”）。我们将第二条定义及其代表的理论观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i”。最后来分析林毅夫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理论的定义。该定义与现象相对应，同样从理论的作用之一――解释――的角度来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这种理论观有如下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变量（或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前述几种定义除因果关系之外还包括其他关系，如相关关系。另外，形成因果关系，必须在一定的设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因此这种理论概念必定是高度抽象的；相对于理论定义i和理论定义ii而言，该定义显然属于狭义；其目的是解释现象；将理论与理论推论（属于假设）作了区分。这种理论显然不包括假设、经营概括等没有形成因果关系的命题。将这种理论定义及其代表的理论观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

（二）理论定义及理论观进一步分析（1）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其优点可以概括如下：比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一理论观将理论看成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实践又是由人来参与的各种活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都会形成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按照“实践――理论――实践”这种循环往复的模式来发展理论，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种理论观充分肯定了理论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和建设性作用，而不仅仅是对于现象的解释。因此该理论观在学术上比较适用于工程、管理等建设性学科。我们一般将学科分为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等）和应用学科（如工学、管理学等）。其实，基础学科属于理论性学科，其根本任务在于对各类现象寻求解释；而应用学科则属于建设性学科，其根本任务在于运用基础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行动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因此立足于解释的理论观并不十分适用于该类学科。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对于如何划分这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缺乏明确的界线和标准，对于如何保证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可靠性，没有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和方法；尤其是感性知识，由于尚未上升到概念和推理的阶段，连从逻辑上进行检验都无法实施，这就更加难以保证其可靠性；因为理性知识是从感性知识发展而来，所以理性知识的可靠性同时受到影响。关于检验理论正确性（或称真理性）的标准。这一理论观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哲学意义上，或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标准应用到学术研究，并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尚有可完善之处。（2）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缺点在于：（1）将理论限定于对“经验现实的解释”，所以它不太适合建设性学科（应用学科）；该理论定义将理论界定为“一组假设或命题”，但问题是假设如何而来？假设与理论是什么关系？显然它未能明确。其优点主要表现在：引入了命题和假设概念，而且在此理论观下命题和假设均有比较严格和规范的定义；假设概念的确立，为能够采用统计学进行检验的学科（如经济学、医学等）发展理论和检验理论创造了条件。该理论定义中的命题概念内涵很丰富；按照命题的定义，公理、定理、假设、经验概括等都属于命题的不同类型或形式。因此该理论定义属于比较广义的定义。（3）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i。优点在于：指出了理论的最本质特征：抽象性和一般性；正因为它既没有限定理论的作用是解释还是建设，因此它既可适用于理论性学科，又可适用于建设性学科（应用学科）。其缺点在于：该定义在用于学术研究时，尚不够严谨，因为它既没有明确理论的源头（或来源），又没有明确理论的归宿（或作用）；而这直接关系到发展理论的途径、理论正确性的检验标准以及研究逻辑。（4）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这种理论观下的理论只包括形成明确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而且着眼于解释现象，因此该理论定义抽象层次较高，且适合应用于理论性学科（如理论经济学、物理学等）。该定义的最可取之处在于建立了较高层次的理论（狭义）定义，并将理论与理论推论（假设）作了明确区分，这有利于理论性学科理论的构建、理论的解释和理论的检验。

三、理论概念的拓展及重新界定

（一）华莱士“科学环”及其局限性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在其名著《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社会研究的逻辑过程。用于反映这一逻辑过程的模型图被人们称作“科学环”并广泛应用。华氏的“科学环”如图（1）所示。华莱士提出的“科学环”反映了科学是理论与研究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并认为研究者可以有两个基本的研究入口和路径：（1）研究者首先从观察事实、记录事实入手，通过描述和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形成经验概括并上升为理论；然后在其理论的基础上作出预测和解释，形成对未知事物的假设，再通过观察新的事实以检验这种预测和解释。（2）研究者从已有理论出发，由理论通过演绎推理形成假设，再由假设引导观察，然后由观察形成经验概括，并用这种概括支持、反对或建议修改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另外，华莱士还从另外一种角度对其构建的“科学环”进行了分析见图（2）。他认为：“科学环”的左边一半意味着从观察和对观察的理解中进行归纳和理论构建；“科学环”的右边一半，意味着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应用理论于观察中，进行理论检验；“科学环”的上面一半代表着运用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的理论化过程；“科学环”的下面一半则代表着运用研究方法所从事的经验研究过程。本文认为，华莱士“科学环”描绘的是社会科学中理论性学科（或称行为解释性学科）的研究逻辑，它比较成功地将自然科学的逻辑应用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华莱士在《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中认为：“理论在科学过程中的功能有二：一是解释已知的经验概括，二是预测未知的经验概括。”在该书中，他还认为：“统计检验提供了用来衡量假设与研究结果是否相一致的最‘客观’、最精确、最灵敏的规则。对于该检验来说，假设和研究结果都必须以数量形式表达。”因此，本文认为，图（1）中的理论概念属于一种狭义的解释性理论概念（对应前述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图（1）中的假设属于一种狭义的假设（定量假设）。因此，“科学环”中运用的概念和描绘的逻辑过程尽管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理论性学科，但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尤其是“科学环”中的右边一半及下边一半。理论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不同：理论性学科的目的在于对现象寻求解释，属于解释性学科；而应用性学科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属于建设性学科。因此，应用性学科所开发出来的知识具有鲜明的建设性，而理论性学科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则具有鲜明的解释性。应用性学科中的知识，可以根据其抽象程度和具体作用不同分成不同的层面：其中在本学科中处于一般性、抽象性、基础性地位的知识可以称之为理论；这种理论的进一步应用通常会形成一些对实际问题的诊断性结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案、政策、法规、标准等；而这些诊断性结论、方案、政策、法规、标准显然基本上不属于定量假设，也无法通过统计学上的假设检验进行检验。

（二）理论概念的拓展和重新界定华莱士“科学环”对理论、假设概念的狭隘定义，以及其所运用的假设检验方法的单一性，使该“科学环”不很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应用性学科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它属于建设性学科，所以从事规范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由该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决定的。因此，从事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套用目前流行的着眼于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定义。应用性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多数不是对经验现实提供解释，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提供解释、指导和评价，因此其理论界定不能直接沿用前述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即将理论定义为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也不适合按照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将理论定义为用来对经验现实提供解释的一组假设和命题；同时也不应将理论不分层次，像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那样，笼统地将理论定义为由实践概括出来的知识系统。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对目前流行的着眼于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定义进行扩展，使其既适用于理论性学科（解释性学科）又适用于应用性学科（建设性学科）。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理论：理论是各门学科中抽象的、一般性命题，目的在于对实践及其结果提供解释、指导和评价；其中的命题是指：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关系的陈述。

四、假设概念的使用及定性假设检验标准

（一）假设概念的拓展由于华莱士“科学环”中的理论是一种狭义的解释性（实证性）理论，所以与该理论相对应的假设通常是一种狭义的假设。这一判断可以从华莱士对理论和假设的解释中得到印证。这种狭义的假设常被定义为：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与前面扩展了的理论定义相对应，这种狭义的定量假设也有必要进行扩展。应用性社会科学在进行规范研究时，在理论的指导下通常会形成对实际问题的诊断性结论，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方案、政策、标准等；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这些结论、方案、政策、标准等均有待进一步评价和检验，即它们只是一些暂时性结论，因此可以将其称之为假设。不过这些假设常常表现为定性假设、而不是定量假设；而理论性社会科学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的假设通常表现为定量假设。和扩展以后的理论定义相对应的假设，包括定性假设和定量假设两种类型。定性假设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得出的有待评价和检验的对实际问题的原因诊断以及对策和方案；这类假设还可进一步分为：诊断假设、治疗假设。其中，诊断假设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原因的命题；而治疗假设则为诊断假设已指明原因的问题提供可能使其解决的处方。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在实际中通常表现为有待评价和检验的方案、政策、对策、法规、标准、办法等等。定性假设从经验意义上看不是可检验的，但可以根据非正式的、客观的评价得到同意或不同意。唐?埃思里奇认为定量假设必须有三个得到充分证明的特征：它们必须有一个概念基础，即，必须建立在理论推理上；它们必须完全以数据为基础证明其是否被拒绝；必须有可以检验它们的数据和技术。和定量假设相比，定性假设显然不具备定量假设中的第二、三两个特征。扩展后的广义假设可以这样定义：在理论的指导下得出的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以及有待评价和检验的对实际问题的原因诊断、对策和方案。这样的假设概念既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学科，又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

（二）定性假设的检验标准应用性社会科学从事规范研究时，在理论指导下会形成定性假设，那么如何评价或检验这类假设，从而使这类知识获得可靠性呢？我们认为，无非是从形成假设和假设本身的内部逻辑、将研究结果（即假设）与已知的知识进行比较，以及研究结果的应用效果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或检验。据此在借鉴唐?埃思里奇知识可靠性检验标准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如下四种检验：概念清晰性检验；内部逻辑一致性检验；外部一致性检验（或称与已知结果对照检验）；实用性检验（或称实践检验）。分述如下：（1）概念清晰性检验。即检查假设本身及形成假设过程中是否存在概念含义模糊或模棱两可等情况；如果有，则不能通过概念清晰性检验。（2）内部逻辑一致性检验。即检查假设本身及形成假设过程中是否消除了逻辑谬误或逻辑矛盾。（3）外部一致性检验（或称与已知结果对照检验）。即将假设中形成的研究结论或结果，与先前被认为正确的、且具有可比性的结果或结论进行对照、比较，看是否相符合（一致）；若相符，则通过该项检验。需要说明的是，该项检验并非指我们将信任寄托在先前知识上；而是满足该项检验构成了支持一项假设的一种证据。事实上，与先前被认为正确的知识相矛盾的新结果，可能会成为推翻（或修正）旧知识，产生新知识的重要途径。（4）实用性检验（或称实践检验）。即研究假设所提出的成果（方案、政策、对策、标准等）能够在实际运用中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达到预期的效果，具有“实用性”。如果将研究界定在将研究结果付诸实施之前，那么前三项检验就是必须的；如果将研究界定在包括将研究成果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四种检验都将是必须的。通常，将研究界定在成果付诸实施之前，这样前三种检验就成为学术界内比较认可的。在学术范围内，成果实际付诸实施之前，可以进行模拟试验，这种检验，认为应归属于第三种检验（即外部一致性检验）。不能通过上述三个（或四个）检验中的任何一个，则假设及由假设形成的知识就要受到怀疑；但是满足这些检验并不表明这些可靠性知识从此就无可置疑；所有知识都要继续不断地接受评论、检查和质疑。

五、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及理论概念的使用

（一）应用性社会科学从事规范研究一般逻辑华莱士“科学环”以模型图的形式形象地概括了理论（实为解释性理论）与研究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描述了理论性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研究的逻辑过程和方法论。尽管华氏“科学环”所用的主要概念（如理论、假设、观察）以及研究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应用性社会科学的规范研究，但是其大逻辑关系（如从构建理论到应用理论的过程）仍然可资借鉴。因此，我们对华莱士“科学环”进行改进，同样以模型图的形式来反映应用性社会科学进行规范研究的研究逻辑，见图（3）。可以将图（3）描绘的研究过程和研究逻辑称为“规范研究科学环”。在“规范研究科学环”中，研究者可以有两个基本入口：（1）由实践入手形成经验概括，并上升为理论；然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并在实际应用中接受实践的检验；（2）由理论入手，形成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并运用于实践；然后由实践形成经验概括，并检验原有假设；用这种概括和检验支持、反对或建议修改理论，或提出新理论。与华莱士对其“科学环”进行的分析类似，我们也可以对“规范研究科学环”进行如下分析：（1）科学环的左边一半，意味着从实践中归纳和构建理论的过程；（2）而右边一半则意味着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并检验理论的过程；（3）科学环的上面一半，代表着运用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进行的理论化过程；（4）而下面一半则代表着运用研究方法所从事的理论检验和经验研究过程。上述对“规范研究科学环”的分析，是就规范研究的一般逻辑过程而言的，即对规范研究的总的过程来说，它有两个起点，反复循环，螺旋上升。当然最根本的起点还是实践，人们的认识过程（研究过程）遵循着“实践――理论――实践”的路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理论观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对于一项具体的规范研究来说，“规范研究科学环”中的五个矩形表示的信息成分：“理论”、“定性假设”、“实践”、“经验概括”、“接受或拒绝假设”，只要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问题，都可以成为该项具体研究的入口；研究问题才是任何一项具体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理论概念在会计学研究中的使用会计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会计即大会计，包括会计（狭义）、财务管理和审计；狭义的会计，其功能定位是立足企业，通过反映企业的信息来满足企业管理及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以下论述只针对狭义的会计。会计学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分支，前者主要面向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如股东、债权人等），依据统一的会计准则，采用特定的程序和方法提供信息；而后者则主要面向企业内部各级管理层，按照灵活、多样的方法，提供与企业管理最相关的信息。在我国，按照教育部的学科归属，会计学过去属于经济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现在属于管理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在实际工作中，会计属于企业不可或缺的、以加工和提供信息为主的管理岗位。可见，会计学属于应用性社会学科，主要不是从事行为解释的理论性学科；它所用的理论概念适合采用我们前文分析的、既适用于理论性学科又适用于应用性学科的广义理论概念；而且会计理论的存在形态恐怕绝大多数不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实证性理论，而是用来解释、指导和评价制度及实践的规范性理论。有人认为会计学中没有理论，这种说法显然是在以理论性学科中的理论概念来衡量和判断会计学中有无理论。一门学科若无理论，还能称之为一门学科并且在高等学校中大行其道吗？至多是某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尚不够成熟而已。现在让我们按照前述理论概念来审视一下当前会计学中的内容，看其中有无理论、哪些内容可以称之为理论。我们发现：财务会计学教科书主要在介绍、解释某种会计准则，而会计准则则是财务会计用来加工和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标准；用来解释、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则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或称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应当说，概念框架属于比较典型的财务会计理论；财务会计教科书中所介绍的会计准则，因为已经颁布和实施，所以可以看作是已经经过某种检验的假设，但尚需继续接受来自逻辑的和实践的检验。现有的、居于主导地位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尚不够成熟，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在对会计准则的解释和评价方面尚不能令人满意。在管理会计方面，管理会计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带有一般性的、抽象的关于预测、决策、控制和评价等的方法（如变动成本法和本量利分析、经营决策和长期投资决策方法、标准成本法和全面预算、责任会计和绩效评价等）都属于应用性理论，这些理论的进一步应用通常会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方案，这些方案则属于有待检验的假设。

六、会计研究类型及研究取向反思

（一）会计研究的类型本文对应用性社会科学以及会计学的理论概念及研究逻辑获得正确认识以后，就可以对会计学研究方法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了。建国以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从事会计研究时一般是就会计教学、会计理论与方法、会计法规和制度以及会计实务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或者是从逻辑上进行分析，或者是从实务中进行归纳、概括，或者是针对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当时对于会计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缺乏足够的关注，而且研究方法问题似乎也没有成为当时从事会计研究的严重困扰和障碍。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逐渐风靡大陆，并成为备受推崇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对应的所谓规范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和排斥。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会计研究中出现的尊崇实证研究、排斥规范研究这一现象呢？实证研究（或实证分析）和规范研究（或规范分析）是从理论经济学中借用到会计研究中来的。在经济学中，实证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规范研究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经济学（严格地说是理论经济学）作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将经济学构造成像物理学那样的实证科学，即将经济学塑造成解释经济现象的经验科学。这种就需要将以往在经济学中研究“应该是什么”的内容和方法贴上“规范研究”的标签从经济学剔除出去，因为规范研究所从事的“应该是什么”的研究，被认为不属于“科学”领域。将经济学上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方式应用于会计学，并在会计学中推崇实证研究、排斥规范研究，并不符合会计学的学科属性，很可能对会计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学上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包括从观察中进行经验概括、理论构建，到将理论应用于观察并进行理论检验的整个过程，其中的理论检验即是用理论解释现象的过程；这样的实证研究符合理论经济学作为理论性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然而目前会计研究中所谓的实证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定量假设用会计数据所进行的检验，而作为假设基础的理论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会计学科以外的经济理论等，这样的会计研究实质上就沦为利用会计数据服务于经济理论（或其他学科理论）检验的附庸。如果一味地推崇此类会计实证研究、贬低或忽视其他会计问题研究，那么必将使得会计研究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大量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问题缺乏有效研究。应当说，实证研究中的经验研究方法适合用来归纳和研究会计主体会计行为的规律性。在会计学中开展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也有利于会计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从而更多地发挥会计学的功用。但是，由会计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所决定，研究“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做”等问题的规范研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大量会计问题的解决恐怕要借助于规范研究。因此，会计学应当谨慎使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更多地关注和使用其他关于研究类型的分类。由于人们对于会计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存在着种种误解，所以与其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还不如将会计研究分为会计行为解释性研究和会计制度规范性研究更为恰当。按照获取资料的方式不同，将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等四种类型，应成为在会计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研究分类。除了实验研究因要求条件较高、在会计学研究中运用经验少、尚需进一步探索外，其他三种方式应成为当前会计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式和研究类型。调查研究是指采用自填式问卷和结构性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方式。调查研究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既可以做定性研究、又可以做定量研究；既可以做行为解释性研究、又可以做制度规范性研究；既可以做理论性研究、又可以做经验研究。比如在会计研究中，通过调查研究方式可以获取会计工作中各种人群的态度、意见和行为等的概括性认识，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如不同人群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意见、获取公允价值的方式、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估计的确定、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状况等等，均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方式获取资料，在经过统计分析后作为经验概括、构建理论或理论检验的基础。实地研究是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实际背景中所从事的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定性研究方式；它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运用实地研究，既可以将理论应用于某研究对象，诊断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即进行理论应用和理论检验；又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进行试验等方式进行理论构建。由于管理会计立足企业为企业内部管理提供信息并直接参与管理，因此管理会计学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的构建、还是理论的应用，都更适合采用实地研究方式。文献研究是指通过收集和分析以文字、数据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研究问题的研究方式。根据所用文献的类型不同，可以将文献研究分为：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文献研究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既可以做定性研究、又可以做定量研究；既可以做行为解释性研究、又可以做制度规范性研究；既可以做理论性研究、又可以做经验研究。与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相比，文献研究是一种非介入性研究。具体应用在会计研究上，内容分析是通过对会计法规、书籍、文章等的内容进行概念的和逻辑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是提出和发现研究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内容分析可以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修正和完善现有的理论和假设。比如通过对现有的会计准则或会计准则理论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在概念、逻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改进的意见和措施，就属于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是指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为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二次分析所用的资料是别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通过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原始数据。在会计研究中，既可以用二次分析中的资料进行新的经验概括及理论构建，又可用于理论检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则是利用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所编制的统计数据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与二次分析一样，在会计研究中，利用现存统计资料既可以服务于经验概括及理论构建，又可以进行理论检验。

科学研究概论篇6

【作者简介】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正  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科学研究概论篇7

关键词：实证研究；经验研究；法学方法论；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识码：a

在科学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何方法论的突破往往成为科学发展的重大契机。所以，各学科的名家、大家大都十分重视方法、方法论的探讨。在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研究方法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这一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各门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研究发展。

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探讨方法论的文献中，“实证”方法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在法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中也有若干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发表［1］。可以说，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呼声已经相当高［2］。但是，国内一些介绍实证研究的文献，似乎还没有讲清楚“实证研究”这个概念，对其介绍也存在不少误解。基于以上原因，又鉴于国内实证方法的概念最早来自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因此，由一个在美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多年的学者对此做一些解释也许是有益的。本文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讨论“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指出国内文献中有关实证研究的一些不准确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讨论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角色及其局限性。即什么样的法学问题不能用经验方法研究，而经验方法对什么样的问题有着独到的优势。

最后，指出从理论思维方式和命题向经验思维方式转变的方法。初步介绍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框架。

一、从“实证研究”到“经验研究”

在讨论“实证”方法的国内文献中，读者常常可以见到多个相近的提法，特别是“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两种提法最常见。那么，这两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又是什么呢？

在国外现代社会学科文献中，“实证研究”这个词现在已经鲜有人提及，也就是说，“实证”这个词，已经是“过去式”了。中文中“实证研究”这个词最接近的英文词是“positiviststudy”。然而，如果在英文资料中查找这个词语，就会发现，至少在过去30-4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献中，我们还找不到哪一个作者称自己的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如果偶尔找到一些提及或讨论“实证研究”这个概念的文字，则会发现它们多是在哲学研究文献中或涉及对方法论历史发展的文献中出现的。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科学的提法是“经验研究”。

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到底区别何在？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家不再称自己的研究是“实证研究”了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是最早提出“实证研究”这个概念的人。他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的概念，被称为“社会学之父”。他的理论在哲学上被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他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遭到了很多严肃的批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现代学者都承认孔德在方法论上的巨大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德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大量地陷入了无休止的概念思辨争执中，沿袭欧洲深厚的思辨传统，社会研究总是脱离不了哲学层次的探讨。说到学术界这种状态，各位是否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3］？

我们不能说这些思辨的探讨都是无意义的，但孔德强调社会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从概念到概念这种思辨的争执和讨论不能使社会研究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的增长。所以，他提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必须要有革命性的突破，即全面采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孔德强调指出，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像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停滞不前而是获得了巨大进步、改变了世界，原因就在于它使用了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高明之处就是它是以经验为基础。他提出实证的概念，指出实证的精神是一种强调真实、强调有用、脱离思辨的争论的、可以使社会科学增长和进步的精神［4］。

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走自然科学发展的路子，以可观察到的现象为基础，这就是孔德的总体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而言的确是一种进步，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孔德的思想和方法论并非无懈可击――他未能解决好一些尖锐的问题。例如，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现象是什么？现象有没有理论意义？如何知道观察到的现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于这些问题，孔德的回答至少陷入了两大误区：一方面是反对思辨过了头，陷入了从经验到经验的现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由于他强调社会科学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并曾把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socialphysics），因而忽视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与人有关联的。人是什么？人是有意识、有动机、有情感和意义世界的高级动物。由于这些缘故，后来孔德的实证主义在哲学上遭到历史批判，而“实证研究”也成为一个脱不了干系的带有贬义的词。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科学家实际上从来都是必须将理论思维、逻辑推断和经验现象的观测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理论思考指导观测，才能知道要观察什么现象，才能看到现象的真实含义。这种过程是一种以理论知识为指导，以准确观察到的客观现象为基础，摒弃表面，认识深层的一个经验与思维相互不断作用、不断调整、修正，逐步达到准确、深刻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孔德所描述的“实证”过程是有区别的。但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纯粹形而上学及从概念到概念的过程。它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从而称为“经验研究”。

一般来讲，经验研究就是强调研究的资料必须先来源于客观准确的观察，就像自然科学中使用仪器设备进行准确的测量一样，然后再进行严格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国外常常把自然科学称为经验科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称为经验的研究，来突出它以准确观察资料为基础的特点。现代社会科学也强调以客观准确地观察资料为基础，从而也加入了“经验科学”，以区别于在概念层次上的纯理论的讨论。

因此，“实证研究”这个概念是一个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被扬弃的概念。这样一来，我们应能看出“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了：经验研究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而实证研究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名词。

需要指出的是，经验研究这个概念所确立的原则只有一个，即科学研究必须以准确客观的观察获得的资料为基础。但这个概念并没有规定观察的方法和获得资料必须具有数量的形式，所以，经验研究并不等于定量研究。通常在所有经验研究中，主要的方法通常被分为两大类：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研究。定性研究集中于研究对象的某些性质，力求达到对较少个案（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描述，达到深入的了解；而定量的研究，则着重于采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达到对对象的某种较普遍、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推而广之的认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的大趋势是从定性研究为主发展到定量研究为主。这个趋势是从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研究中最先开始，之后，数学尤其是统计学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逐步扩大其“地盘”，20世纪50年代以后，不精通统计学的经济学家就普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经济学家了，经济学的理论就像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普遍采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多年来，经济学领域中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方面做出贡献并因而获奖的学者。这种从定性至定量的趋势随后也出现在其它各门社会科学中，如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只是由于这些学科所研究的一些问题本身的特点，定性研究方法仍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从而不会完全消失。

目前，在国外现代社会科学中，占绝对数量的研究，尤其是发表在顶级杂志中的研究大都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所以，一提到经验研究，人们想到的形象就是严谨收集数据，进行复杂的数量分析，最后达到尽可能准确的结果。这样一种现代的研究，就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经验研究。在这里，这个概念几乎等同于“定量研究”。我个人从不否认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但必须看到定量研究对研究人员素质要求要高的多、训练难度要大的多、训练时间要长的多。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①转引自：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1；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实在是一个对这种社会科学走过的道路和未来的趋势一种天才的预见。

了解了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这个历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有学者把“实证研究”描述为“定量”的研究了［2］43。虽然这样的理解不够准确，但的确反映了作者对国外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感受。

综上所述，“实证研究”的提法是一个历史概念，不能与现代国外发达社会科学的概念“接轨”。而经验研究是较现代的提法，反映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导原则，在经过大半个世纪以后，定量研究已经达到了十分先进复杂的程度，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并不断占领新的领地。

在国内，常有人把“实证研究”的概念与“实证主义”的概念或者联系起来或者“混同”起来。有的学者批评这种联系是错误的，并试图划清两者的界限［2］43，但结果始终无法令人满意。考虑到以上的这个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对这种状况恐怕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然而，我们提“实证研究”或“实证方法”的概念是否就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呢？有无必要彻底将这个概念从国内话语体系中清除出去呢？我的回答是无所谓。因为国内的文献对“实证”的提法似乎产生了约定俗成，例如，白建军教授归纳出实证研究的三个特征：程序、经验、量化。其中，程序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但经验和量化是准确的。白建军教授和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经验研究应当遵循固定的“规范”或“程序”，这种“规范”或“程序”可以概括为几个步骤：提出问题；建立理论假设、工作假设；实地观察；调查搜集资料；整理、统计、分析资料；最后得出结论［2］43。当然，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以检验理论为重要目的之一的很多研究的共同特点。然而，却忘掉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式和程序是随研究目的而定的，并没有某种“规定”的规范或程序。特别是在政策分析和评价研究中，研究目的并不是检验某种理论，只能检验某种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效果，或可能的实施效果如何，这种研究恰恰是对法律的效果进行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但除了程序的提法不够准确外，白教授关于经验和量化的提法的确反映了现代经验研究的特征。考虑到一个有影响的概念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夫，我们不妨来点“中国特色”，约定俗成地把“实证研究”的概念定义为“‘经验’和‘量化’的研究”。这样一来，所谓“实证研究”就代表了“经验”和“量化”这两个最主要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新定义下继续使用了。但是就本人而言，主张使用“经验研究”或“定量研究”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译回英文不会造成困惑。

二、法学研究的对象与经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面对日益高涨的要求将“经验方法”或“实证方法”引入法学研究的呼声，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方法的长处和局限性，才能正确使用它。我们在此讨论经验方法是为了促进法学研究，这涉及到法学的概念。“法学”这个概念到底指什么？它研究什么问题呢？作为一门学科，法学应当有什么样的结构？法学研究内容应当如何分类？对这些问题，法学界已经讨论了很久，至今仍然在进行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我们的讨论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里，我们提出一条关于法学概念的建议，以助于我们对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性的讨论。

法学研究的问题是多而广的。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到，“法学”这个概念翻译成英文很困难，最简单、最直接的译法大概是“legalstudies”，而“legalstudies”给人的印象就是“法律及其有关现象的研究”。另外，“法学院”在英语中译为“LawSchool”或“schooloflaw”,表明法学这个词总是对应着“law”这个字。这个翻译至少给我们如下两点启示：第一，“法学”这个概念大体上属于一种中国话语体系（或者是东方话语体系）；第二，“法学”可以定义为“研究法律以及与法律有关现象的科学”。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法律”，换句话说，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都与法律有关。第二点结论至关重要，因为它指出了经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有重要用途的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下面，对此进一步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决定和影响法律的制定、内容和形式改变的因素是综合的。然而，大体上都可归结为两大因素：价值因素和实用功能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政治、道德规范等。例如，马克思曾经强调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也说，“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5］。至于法律是体现道德规范的形式，反映社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观念则是不争之事实。在古代，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受道德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成成文法。道德变了，法律迟早会变。后者则强调法律的实用功能，它强调法律是政府政策的一种形式，制定它的目的是要达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从对法律的评价标准来观察，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价值有关的评价，如法律是否体现社会的正义；另一类则是与效果有关的评价，如法律是否有效地达到它的某种管理公共事务的目的。推而广之，法学研究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曰价值问题，二曰效用问题。

经验方法的“局限性”就在于，它通常只能用于研究与效用有关的问题，不能研究与价值有关的问题。在国内的法学文献中，绝大多数的讨论涉及到的问题并不是效用问题，特别是关于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等思辨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经验方法是无能为力的。

需要指出的是：一部法律制定出来或者进行修改，往往既涉及到价值问题，又涉及到效用问题。有效的法律未必是公正的法律，而与人民大众主流道德观念一致的法律未必是有效的法律。所以，仅仅依据经验研究的方法来确定法律和完全抛开经验研究来确定法律是同样有害的。经验研究只能够提供对效用问题的答案。当然，一方面，强调效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讲，效果往往会影响到价值的改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效用和价值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但是，详细地分析效用和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重复一个结论：经验研究能够回答的问题就是与效果有关的问题。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能否给出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呢？没有问题的。例如，一国的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要通过死刑减少某种严重犯罪，那么效果问题就是：刑法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反之，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实现法律制定者心目中的社会公正，那么效果就不会在考虑之内，经验研究方法对此就勉为其难。然而，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社会公正”定义为某种可度量的形式，如多数人表示了某种特定满意感，即“公正”转变成了一个可以用效用反映的形式，那么经验研究方法又可以使用了，即它可以计算死刑在什么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公正”（满意），但这与减少犯罪的效用不是一回事。

再强调一点：尽管经验研究方法有其局限性，但在科学意义上，“局限性”未必是一个贬义词。对局限性的认识，使我们明了这个方法适用的范围，就产生了正确使用这个方法的指导原则，学者们就可以有效地使用这个方法，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总而言之，有效地挖掘这个方法的效用会服务于知识的发现和增长。

三、经验方法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

怎样进行经验研究？许多国内法学学者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很多专门的知识，需要进行系统的训练。国内的一些文献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解释，专业领域也有一些经验研究的文章发表。然而，很多读者读完这些研究之后常常会有某种失望的感觉，产生这样一种疑问：这就是“经验”研究吗？不过如此。因为这种研究的大部分或者只对某种现象进行基本描述，或者只对事物作出某种分类，甚至仅是计算出一些简单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很难看出它有什么深度！读了几本教科书的读者，也常感到所谓深奥的“经验”研究似乎也只是涉及一些操作上的知识，经验分析似乎就是一些抛开复杂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只对变量做一点简单的相关分析或交叉分析。这似乎较之传统的理论思维要肤浅得多。

这些疑惑是来之有据的，因为大多数国内文献常常照搬国外某种教科书，只简单介绍定量研究基本的操作，未能深入理解这种操作背后的逻辑思维的特点，故未能把握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教科书不了解中国学者理论思维的传统习惯和面对经验研究思维方式的困惑，不可能提出转变思维方式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国显然是一个成功引进经验方法的主要障碍。

针对我国这种特有的方法论传统之情况，在这里对如何进行经验研究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不集中在操作细节上，而是力求解决思维方式转变的问题。这就需要以最简单的形式初步勾画出理论思维和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的联系和区别，勾画出从理论思维到经验研究思维这种转变的环节，以改变完全脱离理论思维方式讲经验研究的概念的西式谈法。这对于习惯于传统的理论思维而不熟悉经验思维方式的那些读者会更有意义。

首先，经验研究是在严格逻辑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它的精神与我们以前使用的理论思维是一致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集中了关于效果研究定量的计算，从而可以更精确地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们在理论思维中常常讲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理论思维帮助我们指出这个影响关系的存在，但要问各种事物间的相互影响的真正效果如何，则需用数量来精确计算出来。纯粹停留在理论的阶段是不能得出精确的答案的。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国家和组织投入资源时，应该进行较精确的效果计算。一部法律，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可能涉及到成千上万的投资和后果，精确的计算就十分重要。在美国，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制定，任何一个政府项目的投资，以及矫正罪犯、戒毒等都必须进行定期评比，才能继续获得政府资助。定量研究的优势就是集中表现在它能更精确地计算出效果如何这一点上。

其次，要做到从抽象地讨论事物之间的联系到以数量形式计算这种联系的程度，定量研究必须先完成一个话语体系（paradigm）的转变，即从理论思维或形式逻辑思维转变到数量形式的思维。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引进“变量”这一最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功能，它是连接理论思维与定量思维的桥梁，它是从理论思维转变到经验思维的关键环节。“变量”是经验研究的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概念，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最不同于理论思维之处，就是它是用变量和变量的关系作为其基本语汇来进行思维的。

我们可以把变量定义为在分析单位之间变化的量。而分析单位则是指研究对象中的一个单位，一个个体，粗略来说，研究对象通常是由多个个体组成或者说多个单位组成，例如，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监狱中的犯人，每一个犯罪人就是一个单位。

在使用“变量”这个概念的时候，要理解它的“变”指的是它的值是随研究单位的不同而不同的。例如，使用的行为就是一个变量，有的人用，有的人不用，有的人用的多，有的人用的少，所以它是随不同的人（研究单位）而有不同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往往是与别的变量的变化伴随发生的，从而可以用别的变量的变化来解释。在一个具体分析中，变量可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被解释的变量在定量分析的话语体系中称为因变量，而用来解释因变量变化的变量称为自变量。

再次，经验思维方式不同时考虑多个变量以多种方式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况，而是有条有理地把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简化，在一个分析中把注意力仅集中在一个因变量上，考察其他变量对它的影响。而在所有影响因变量的变量中，我们最关心的那一个变量就被称为自变量。在一步具体的分析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计算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大小上。而在理论思维中，我们的大脑可以同时把握多个变量的相互影响，但对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的大小却无法计算，只能猜测。在经验方法的思维中，我们只能在每一步集中考虑一个因变量受哪一个自变量的影响，但其效果的大小却是可以计算的。所以，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获得的好处就是，现在要研究的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的大小成为可以精确计算的了。

我们所谈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把常常所说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变为一个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事物”是模糊的概念，允许任意想象和解释；而“变量”是一个数量，是明晰的研究对象，它有确切的变化范围。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精确的指当一个变量增加或减少时（这是最常见的变化方式），是否伴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或减少。这样的一个从理论关系到经验关系的转变，使“关系”简化了，也明确化、数量化了。

一个理论命题是否适合于经验研究的方法，关键在于这种话语体系的转变能否实现。我在这里提出一个简单的检验办法：如果一个法学上的问题能够用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形式来表示，那么，这个问题原则上就可以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可以从理论的话语体系转变为经验研究的话语体系。经验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来发现自变量中的哪些因素的确在影响着因变量，这种影响的绝对和相对的效果又多大。

经验研究话语体系中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度量。在具体研究中，理论的概念转变为经验的变量被称作度量，又称为操作化。度量的本质就是对理论的变量重新定义，以某种可操作的形式来重新定义理论概念。

经过操作化后，理论的概念就被简化了，有些理论概念内容常常很丰富，这样的概念的缺点是具有不确定性。经过简化后，它的内容就更精确，成为可以用数学形式来表示和处理的变量。但这种简化不能歪曲原理论概念的核心含义，这称为度量的效度（validity）。操作化后的变量在重复度量中还必须保持稳定性，这被称为信度（reliability）。

在经验研究思维框架中的第三个重要概念是控制的概念。何谓“控制”？所谓“控制”是指去除自变量以外的别的变量对因变量效果的影响。

经验思维的方式要求我们每一步分析集中在自变量对一个因变量的影响效果上，我们用控制的概念来包括其他的变量的影响，把要分析的这一对关系孤立出来。比如说我们要分析X对Y的影响，理论思维告诉我们事物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影响Y。当转变到经验研究的思维方式上后，我们使用控制的概念，把所有其他因素都归为控制变量且称为Z。这就是经验思维方式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保持Z不变的条件下来集中考虑X对Y的影响”。这是一种化繁为简的方法，这种方法同时实现了使效果的计算更为精确的目的。

举例来说，我们认为交友对吸毒行为的影响很大，然而，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去除别的因素对吸毒的影响之后，才能计算出交友这一因素的单纯的效果的大小。例如，我们必须去除家庭或个人的性格对吸毒的影响效果之后，才能准确计算出交友对吸毒行为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没有排除家庭或者个人性格对吸毒效果的影响，那么结果就不是单纯的交友对吸毒行为产生的效果。所以，我们计算交友对吸毒的影响时，就要比较交友不同的人他们的吸毒状况如何，参加比较的人的家庭和个人性格都应当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他们的家庭和个人性格是控制住了、不变的。

以上所述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最重要的经验思维方式的概念。限于篇幅，我们就只作这些基本的讨论。总而言之，在经验研究中一般首先要确定被解释的变量（因变量）和用来解释因变量为什么变化的自变量，基本目标是计算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其次，为防止所计算出的效果不是要研究的自变量产生的净效果，而包含假效果，必须控制其它的对因变量有影响的变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的框架，现代定量研究在这个基本思维方式框架上不断发展，使计算日益精确化。

高级统计方法进一步考虑到各种因变量具有不同的特点，如统计分布不同（differentstatisticaldistribution）。从而推演出准确反映这些特点的统计模型（Statisticalmodel），使计算更为精确。统计方法的另一个发展是考虑样本的不同特点。定量方法对对象的研究是通过对样本的研究实现的，很多样本不是简单随机的样本（notsimplerandomsample）。现代统计方法推导出考虑这种不同性质的样本的更精密的统计模型。例如，时间序列的模型（timeseriesmodels），对研究法律的效果就很有用。又如，近来流行的多层次分析的模型（multilevelmodels）对分析分层成群抽样调查（multilevelclustersampling）的资料就十分有用。这些新发展使计算更为可靠和精确。这些方法和内容，就是比较专门的题目，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讲解。

如上所述，经验研究涉及的问题和技术细节很多，就不在这里详加讨论了，但是，通过上述的讨论，希望读者，尤其是惯于理论思维的法学工作者对经验研究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经验研究的思路有初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67.

［2］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2000(4)：43.

［3］王幽深.法学的玄谈与务实［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55.

科学研究概论篇8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概念框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

CognitiveLinguisticsResearchmethods

——taketheConstructionof"ConceptualFramework"forexample

ZHanGShiqi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00）

abstractintheresearchofcognitivelinguistics，taketherightresearchrouteandproperresearchmeans；followtherelevantprinciplesoflinguisticresearchmethodology，inordertobetterservetheacademicgoalsofcognitivelinguistics（wangYin，2004）.thispaperreviewsthemainmethodsofcognitivelinguistics，andbasedontheanalysisofthesemethodsinthe"conceptualframework"modelcreationandapplicationoftheroleofcognitivelinguisticscombinetodemonstratethescientificmethodsandspecificresearchanditsimportantroleinthestudy.

Keywordscognitivelinguistics；researchmethods；conceptualframework；qualitativeresearch；quantitativeresearch

1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概述

当代认知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识的无意识性及思维的隐喻性，认为语言的形成是思维体验客观世界的结果。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采取正确的研究路线和恰当的研究手段，遵循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原则，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目标（王寅，2004）。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区分为语言科学和认知科学两大研究取向，前者有更多的社会科学色彩，以基于语言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后者则以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见长，在研究中多采取定量方法（卢植，2003）。

徐盛桓（1992）指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讨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宏观的方法论为语言学研究设定指导原则和研究框架，微观的方法是宏观方法论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手段。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综合与分析、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等基本的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也不例外。卢植（2005）将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定量方法又包括语言分析法、内省法、语言比较和对比法、调查法、问卷法和实验法。本文会在第3部分中回顾这些方法，并分析其在概念框架模式的创建和运用中的作用。

2概念框架模式及其方法论

概念语义系统是语符关系的概念内容部分，和作为语言表达的词汇语法构成体现关系。程琪龙（2006）构建了概念框架来表述小句的概念内容，即概念框架是小句概念内容的形式表征，其认知意义有二：一是它的语符关系，即它和语法结构间的体现关系；另一个是如此概念框架及其语法体现关系是可操作的，不悖于生理可行性。概念框架是概念系统中的一个具有一定激活连通权值的局部性关系网络，一个小句可以激活若干个概念结构。小句激活的概念结构可以组成三个部分：概念过程、先设条件和推导结果，三部分是组合关系。

概念框架宏观的构建是一种理论驱动的研究，而通过语言现象对框架的细化和验证是一种语料驱动的研究，这是一种理论——语料双驱动的研究原则。（1）模拟实验法。程琪龙（2002）认为生理研究成果、社会文化行为和语言现象都不足以直接构拟一个语言系统，他的做法是构建一个模式来表述语言系统，并对其进行严密的验证，这就是模拟语言系统。（2）假设验证逼近法。对模式的整体构造做出假设，然后用已知事实和语言现象对假设进行验证和修正，逐步逼近真理。（3）分析、综合和验证。在模式构建的过程中，假设的是模式的宏观构造，而内部的具体连接关系需要在双驱动原则的指导下，从语料中获得信息；分析注重对线形结构的分解，最后将分解结果综合成整体系统。完整的构建步骤是：假设分析综合验证。（4）演绎推理。演绎是从普遍推导出特殊的推理过程。用演绎的方法在假设的理论模式中推导出了概念语义和语法表达两个不同子系统。

3概念框架构建和应用中的研究方法

3.1定性方法

定性方法是对现象的特征做出一般的描写或说明。广义的定性研究指不包括定量手段的主观性理论探讨；狭义定性方法则主要指个案研究和实地调查，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深入地考察所研究的现象，获得资料，整理和分析，得出结论。常用的定性方法有解剖分解法、比较对照方法、因果关系方法等。其缺点是研究人员的主观介入程度较高，可重复性和概括性不强等。

在概念框架的构建过程中，运用了定性方法，其主要目的是确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特征，排除无关的因素，更好地揭示本质。比如，在致使概念结构的研究中，不同致使结果是通过比较而得的，而对不同致使结果的解释是因果关系的定性分析。

3.2定量方法

3.2.1语言分析法

任何语言学研究都必须从具体语言材料入手，语言分析法是语言学最经典的研究方法。

概念框架这一模拟语言系统的构建是以观察社会行为和语言现象为基础的；对模式整体构造的假设要用语言现象进行验证，模式内部的具体连接关系要从语料分析中获得信息。另外，应用概念框架模式对动词及其变式关系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分析语料的基础上的。

3.2.2内省法

内省法主要是凭借研究人员的语言直觉、学术经验和常识对某些言形式进行可资论证的分析和解释，参照既有的文献或语言资料，提出某个假设。就认知语言学而言，内省法有助于考察直接反映认知活动的语言现象，找出有规律的东西，分析其内在的认知取向。但是，其缺点是主观性太强。

在语言学领域，BethLevin，Goldberg，Jackendoff，Chomsky，talmy等学者都对义形关系提出了重要理论。概念框架模式是创建者在掌握了语言和生理科学知识，并辩证地吸收了这些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构建的。例如，程琪龙曾经探讨过概念框架和语义结构的相互关系，关注概念语义的参与者和语义结构的谓元之间的异同。

3.2.3语言比较和对比法

赵元任认为语言学理论是语言学的比较，是对世界各民族语言比较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认知型的语言比较和对比研究试图揭示不同语言的基本概念系统的异同之处，其基本观点是语义依存于文化，语义为支配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原则提供理据，这一点不同于形式主义的语言观。语言比较和对比并不否认语言的共性，而是通过系统地穷尽语言的特异性，最终达到对语言共性的认识和理解。

英语、汉语和其它语言为概念框架的构建和验证提供了语料支持，相反概念框架模式也可应用于不同语言的比较。如：从“灯在书桌上”和“theLampwasonthetable”这样的例句中可以得出不同语言对于位置空间关系的语法体现不同。汉语的语法形式是“在……方位词”位于动词前；英语的语法形式是介词短语，语法位置则是句尾。虽然汉语的“在……方位词”结构也可以出现在句尾，但它表示终位，如：“老师站在台上”。

3.2.4调查法

在对不同语言体系特征的描写以及同一语言区域中不同方言的研究中，调查法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研究方法。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调查方法和现代科技的相互结合，计算机技术和因特网的普及使用为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语料库语言学作为新的语言学分支也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而其实质性理念仍然是调查，具体方法则是先进技术手段的引入和使用。

程琪龙在应用概念框架对动词及其小句对应关系的研究中，对语料操作设置了严格的程序。（1）确定动词类。（2）查找变式例句：语料源包括母语者编制的语料库及其它母语网络资源、母语者编的原版词典和出版物。（3）穷尽列出变式。（4）补遗。有两种方法：编造例句然后再次进入语料库查询，或编造例句请母语者判断成句与否。其中的第（2）步是典型的应用现代互联网的调查法。而第（4）步涉及到问卷法。

3.2.5问卷法

问卷法就是研究者根据测量学和统计学原理针对特定的语言现象设计具有一定结构特点的问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问卷法属于结构化观察，研究者事先有一个研究大纲，根据研究大纲所设定的思路来编制自己的问卷。

在运用概念框架进行动词及其变式研究的语料操作程序中，第（4）步补遗中编造例句请母语者判断成句与否运用的是问卷法。最终大部分母语者认为可接受的句子被归为有效，反之则无效。这种方法在穷尽语料，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2.6实验法

实验法分为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验。实验室实验按照科学原理设计出实验程序，选取特定实验语料（刺激），通过实验仪器收集受试对于实验刺激的反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研究所采取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案，在一定的框架内对数据做出合理的讨论和解释。自然实验则先提出假设，然后根据研究原理设计出实验程序，以数理统计的取样规则选取特定的实验对象，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用相关的理论或模式对经过分析的数据进行理性的讨论，以此验证假设。

4结语

在任何一门学科中，正确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对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科学研究方法正确合理地运用到研究中去是另一个重要的课题。综合与分析、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等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无不贯穿于概念框架的构建和研究运用之中。科学的方法是研究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保证了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而科学的研究也反过来支持、证实和发展了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Geeraerts，D.2006.methodologyincognitivelinguistics[C]∥G.Kristianseneta1.CognitiveLinguistics：CurrentapplicationsandFutureperspectives.moutondeGruyter：21-49.

[2]程琪龙.义词语符关系框架[J].福建外语，1999（1）：31-34.

[3]程琪龙.逼近语言系统.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4]程琪龙.概念框架和认知.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王寅.认知语言学之我见[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5）.

科学研究概论篇9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谓词；术语；概念；三位一体

范畴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一直为学界所重。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量具体范畴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尝试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建构。[i]范畴体系研究乃是对古代文论范畴的一种整体把握，与范畴个案研究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它需要研究者对“何为范畴”、“何为古代文论范畴”、“如何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等前提性问题有更为自觉的认识。在已有研究论著中，很多学者对“范畴”本身做了不同程度的辨析，问题涉及“范畴”一词的涵义以及“范畴”与“概念”、“术语”之间的关系等。从其用心看，研究者显然是希望将自己对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明晰、可靠的学理基础之上；但是从实际效果看，与其说解决了一些问题，不如说暴露了更多问题。沿着这些问题追溯下去便会发现，其根源正在于未能对“范畴”以及“范畴”与“概念”、“术语”的关系获得正确的理解。鉴于此，本文拟对“范畴”问题作一番追根溯源之论，以期能提示古代文论范畴研究走出无法确定其研究对象的困境。

一、“范畴”何谓：欲辨还乱的古代文论“范畴”

说到“范畴”一词的涵义，研究者经常会引用列宁的话加以解释，即范畴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ii]但是，一旦进入具体操作阶段，面对古代文论中历代累积起来的无数名词术语的时候，人们又大多心生疑惑：难道这么多名词都是古代文论范畴吗？难道这么多名词都需要我们联结到古代文论的体系之网中去吗？而人们的直觉反应往往是：这不太可能！于是由疑惑而生否定，人们便希望能够分清这些名词中哪些才是“真正”的文论范畴，哪些则不是。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呢？那些不能归入文论范畴的词语又该称为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引入了“概念”和“术语”，试图以“术语－概念－范畴”三分模式为框架，将“真正”的文论范畴甄别出来，而将剩下的文论词语分别划归“术语”和“概念”之内。

汪涌豪先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一书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的辨析在有关论著中颇有代表性。对于“范畴”与“概念”的关系，他认为，“范畴是比概念更高级的形式”，[iii]“概念是对各类事物性质和规律关系的反映，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则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是关于一类对象的那种概念，它的外延比前者更宽，概括性更大，统摄一连串层次不同的概念，具有最普遍的认识意义。”[iv]并举例说明，“范畴指超越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譬如‘格律’之和谐、精整，‘结体’之遒劲、疏朗，这‘和谐’、‘精整’、‘遒劲’、‘疏朗’是概念、范畴，而‘格律’、‘结体’则不是。”[v]对“概念”与“术语”的关系，他认为，“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上述‘格律’、‘章法’属此，其情形正同‘色彩’之于绘画，‘飞白’之于书法。概念和范畴则不同，概念指那些反映事物属性的特殊称名，与术语一旦形成必能稳定下来不同，它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冲动，它的规范现实的标准越精确，意味着思维对客体的理性抽象越精确。”[vi]据此他批评“有人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作泛化处理，在确认‘道’、‘气’等本原性范畴，‘神思’、‘兴会’等创作论范畴，‘靡丽’、‘豪放’等风格论范畴之外，还将‘格律’、‘结字’、‘章法’、‘流别’、‘文风’等也定性为范畴，从而使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线索，因此显得淆乱不清。”[vii]但是看过论者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不可谓不详细的分析，却很难让人有明朗、清晰之感。其中的很多论断乍看很像那么回事，倘若细究，则又显得游移不定。例如，论者认为“概念”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后一句也许没有问题，但是说“概念”只与“一个对象”有关则明显与事实不符。现实中不仅有指称一个对象的概念（如“长城”、“故宫”等），更有不少概括很多对象的概念（如“人”、“马”等）。显然，以反映对象的“单一”和“普遍”作为区分“概念”和“范畴”的标准是很不可靠的。那么，如若以所反映对象普遍性程度的高低来区分“概念”和“范畴”又是否可行呢？这样做同样会面临诸如“究竟所反映对象的普遍性高到何种程度才是范畴，低到何种程度才是概念”之类的困惑。再如，论者认为“范畴”不应该是“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而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认为“格律”、“结体”等表示文章构成和创作技巧的名词仅仅是文论的“术语”，而只有那些表示“格律”、“结体”特征的词语如“和谐”、“精整”、“遒劲”、“疏朗”才是概念和范畴。这种说法问题更多：难道一门学科的专门术语就仅仅是那些“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名言？难道“格律”、“结体”是古代文论的“术语”，而“和谐”、“精整”等就不能是古代文论的“术语”？难道一个词语是“术语”的同时就不能是“概念”和“范畴”？反之，难道一个词语是“概念”和“范畴”的同时就不能是“术语”？而最令人疑惑的是，论者在这里反对把“章法”列为范畴，但是在该书后面论述古代文论范畴系列时，“章法”又被明确视为创作论范畴，而且与之一起被列入创作论范畴的还有“字法”、“句法”、“构思”等众多属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viii]这岂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

罗宗强先生对术语、概念和范畴关系的看法比较审慎。他认为解读古代文论范畴是“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哪些属于范畴，哪些只是一般的批评辞语？哪些是常用的、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古文论系统，哪些只是用于一时，带着随意的性质？因了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对于范畴的选择标准也就不同。有的学者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要取得普遍的认同似尚须一个较长的讨论过程。例如，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他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既未作认真的概念内涵的严格界定，事后也未曾有意义连贯的使用。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另外一些词语如‘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等，也有研究者把它们当成范畴。它们究竟是不是范畴？实在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文论短语，当作一个完整的文学观点？面对古文论上的这些复杂现象，我们有时可以从纯粹理论上为‘范畴’一词下定义，来决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但一到具体问题，立刻就会遇到麻烦。正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有的研究者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常有不易驾驭之感。例如，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我们似乎可以说，百年来的范畴研究，似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ix]

之所以将罗先生的这段原文照引，并非因为这段话提供了问题的答案，而是因为它指出了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中国近百年来几代人所做的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研究，基本上“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尽管罗先生本人也没有明确提出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的统一标准，但从他对学界有关古代文论范畴认识的模糊性的具体评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大致思路：第一，一个文论用语是否属于范畴应该与这个用语使用的普遍性有关；第二，古代文论用语应该根据其使用情况分为术语、概念和范畴，作为范畴的文论用语应该与作为术语和概念的文论用语有所区别；第三，还应该在古代文论中的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同一个古代文论用语不宜既称为概念又称为范畴。罗宗强先生的观点与前述汪涌豪先生的看法大体相同，也反映了很多古代文论范畴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其核心是试图将古代文论用语明确划分为“术语”、“概念”和“范畴”三类而不相“混淆”。但是，论者自身的矛盾已经表明，这一试图消除古代文论范畴“混淆”的方法非但未能真正消除古代文论范畴的“混淆”，反而造成了更明显的混乱。

那么，走出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

二、“范畴”探源：亚理士多德的“范畴论”

问题的症结恰在于研究者未能真正理清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区别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内涵的同时，也对其外延做出了过于机械的划分。

所谓术语（term），诚如汪涌豪先生所说，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也可称各门学科中的专门名词（广义的）；而中国古代文论术语，当指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或名词。由此可知，古代文论术语是针对古代文论这门学科而言的，指的是具有古代文论学科特点的那些名词；因此，确定有关论著中的某个用语是否属古代文论术语，主要是看这一用语是否具有古代文论学科的特点，也即是看这个用语是否是对有关文章问题的描述和规定。古代文论术语的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理应包括古人有关文章的起源（如“道”、“气”、“圣”等）、创作（“格律”、“结体”、“章法”）、文本（如“文质”、“意象”、“意境”、“神韵”、“和谐”、“精整”、等）、欣赏（如“知音”、“滋味”、“兴”等）、发展（如“通变”、“源流”、“体用”等）等各种问题的论述中所使用的众多词语。而且，所谓术语的“学科特点”并不意味着不同学科术语之间的对立，同一个用语既可以是此一学科的术语，也可以是彼一学科的术语，如“道”、“气”、“神”、“理”、“性”、“情”等，可以同时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正因此，确定古代文论术语的关键是根据这个词与古代文论学科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根据这个词与其他学科用语之间的外部关系。

概念（Concept）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观念，表现为语言中的词。概念与词虽然有观念与符号之别，但二者是一里一表的关系，当我们思及某个概念时总是要想到某个词，而当我们说到某个词时，也总是意味着在表达某个概念。古代文论的概念是古人关于文章的观念，其具体表现即为古代文论中的描述、说明和规定文章的众多词语。这也就是说，并非古代文论著作中的所有词语都是古代文论的概念，前提条件是这个词必须表示有关文章的某种观念和思想。据此不难想像，古代文论的概念同样是非常丰富的，它应当包括古代文论中所有有关文章发生、发展、创作、构成、特征、接受等各个方面的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是主体的还是对象的，是整体的还是部分的，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范畴（Category）与术语、概念一样都是西语译词，但较之术语和概念，范畴的涵义稍显复杂。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用语的“范畴”一词始于亚理士多德的《工具论·范畴篇》。在《范畴篇》中，亚理士多德把语言的表达形式分为“复合的”和“简单的”两种，复合的表达如“人跑”，“人得胜”，简单的表达如“人”、“跑”、“得胜”等。按照现在的说法，“复合的”表达相当于或长或短的句子，“简单的”表达则相当于词。亚理士多德又将“一切非复合词”（即“简单的表达”，也即词）分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10类，并举例说明：“实体，如人和马；数量，如‘两肘长’、‘三肘长’；性质，如‘白色的’、‘有教养的’；关系，如‘一半’、‘二倍’、‘大于’；地点，如‘在吕克昂’、‘在市场’；时间，如‘昨天’、‘去年’；姿态，如‘躺着’、‘坐着’；状况，如‘穿鞋的’、‘贯甲的’；活动，如‘分割’、‘点燃’；遭受，如‘被分割’、‘被点燃’。”[x]亚理士多德把这10类“非复合词”称之为10类κατηγοριαs，汉语把这个词翻译为“范畴”，取《尚书·洪范》“洪范九畴”中的“范”“畴”二字组合而成。“洪范九畴”中的“范”意为方式、方法，“畴”意为同类、类别，合为“范畴”有“方法的类型”之义。但是，作为“方法类型”的“范畴”一词主要反映的是由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衍生而来的category（英语）一词的若干现代用义之一，严格地说，并不能准确传达出亚理士多德所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原初内涵。

Κατηγοριαs是亚理士多德在著《范畴篇》时自撰的一个词语，衍生自另一个非常普通的古希腊惯用语κατηγορειν。Κατηγορειν在古希腊语中意为“反对某人的言说”、“控诉”，其本身又由κατα与αγορενειν两个部分构成。Κατα是古希腊语中一个普通的介词，意为“使……向下”，αγορενειν意为证明或公开地说，合为κατηγορειν一词，便可表示“控诉”、“反对之语”等义。一般说来，“控诉”（κατηγορειν）总是意味着要运用言语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和说明，而这也应该是亚理士多德依此创造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基本用义。换言之，亚理士多德把表示“实体”、“性质”、“关系”、“数量”等10类词称为κατηγοριαs，即意在表明它们都是从某个方面描述、说明事物的词。亚理士多德在除κατηγοριαs之外，还经常使用与此相近的含有“肯定”、“说明”之义的κατηγορεισθαι一词，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所造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主要用义。综合这些分析，亚理士多德在《范畴篇》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更适合译作“谓词”——“谓”意为说明，“谓词”即用于说明之词。[xi]

根据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基本内涵和亚理士多德对κατηγοριαs的具体论述，可以对其“范畴论”做出两个最基本的说明。第一，亚理士多德“范畴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是广泛存在的所有的词（“一切非复合词”），这些词是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第二，根据词描述、说明事物的不同角度和层面，亚理士多德把所有的词归入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类，并把这10类词统一称为“谓词”（范畴）。因此第三，汉语学界所说的亚理士多德的“范畴论”实为“谓词论”，所谓10类“范畴”即10类“谓词”，也即10类说明事物之词。

分析至此，便接近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具体所指（即外延）究竟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仅仅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概念（词）。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可称为“谓词”（范畴）的概念（词）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与亚理士多德的本义不符。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具体所指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从其最直接的用意看，“谓词”（范畴）应是指包涵在这10类“谓词”（范畴）中的所有具体的词，也即用于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一切非复合词”。亚理士多德的逻辑其实很清楚：所有的词可以分为10类，这10类词即是10类“谓词”（范畴），因此其中的每个词也自然都是“谓词”（范畴）。详言之，每个词从其所在的“谓词”（范畴）类别看，可称为“某某谓词”（某某范畴）；而从其所在的类都是“谓词”（范畴）的一类看，每个词又可以直接统称为“谓词”（范畴）。例如，我们一旦确定“黑”、“白”、“好”、“坏”等词属于“性质谓词”（性质范畴），那么它们也就毫无疑问地都是“谓词”（范畴）。“谓词”（范畴）与每个具体的词的关系乃是共名与个体的关系——共名总是适合于每一个个体，正如“人”这个共名可以用来泛称每一个具体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直接所指是极其广泛的，实际上包涵了所有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词。这一结论也许会让一些研究者颇感意外，但这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本身即意为“用于说明之词”，而事实上又有哪一个词不是“用于说明（事物）”的？[xii]其次，既然“谓词”（范畴）的本义是指所有用于说明事物之词，那么据此可以认为那些表示各类“谓词”（范畴）名称的词本身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词也同样应该属于“谓词”（范畴）。具体地说，这10个词所说明的是第一层意义上的10类众多的具体“谓词”（范畴），例如，“人”、“两肘长”、“白”、“一倍”等词是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具体“谓词”（范畴），而“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又是用来描述、说明“人”、“两肘长”、“白”、“一倍”等具体“谓词”（范畴）的“谓词”（范畴）。——这可以视为亚理士多德所说“谓词”（范畴）的第二层所指。沿着这一思路还可以追问：作为所有具体“谓词”（范畴）总名的“谓词”（范畴）本身是否也是一个“谓词”（范畴）？答案自然也是肯定的，因为“谓词”（范畴）这个词其实是对“一切非复合词”的一个总的描述和说明。——这可以视为亚理士多德所说“谓词”（范畴）的第三层所指。

如果说第一层次的具体所指是亚理士多德《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实谓”（即《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实际所指），那么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具体所指则是亚理士多德《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当谓”（即根据《范畴篇》之理，其“谓词”<范畴>应当有的具体所指）。但无论是哪个层次的“谓词”（范畴），就其都是说明事物的“谓词”（范畴）而言，其间并没有根本差异。由此可见，根据亚理士多德“谓词论”（范畴论），语言中所有的词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说明某种事物的“谓词”（范畴）。

三、“范畴”涵义辨析及“范畴”、“概念”、“术语”关系另解

藉由对亚理士多德《范畴篇》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对其“范畴论”形成以下几点基本看法：第一，“范畴”实为“谓词”，即用于说明事物之词。这是“范畴”一词的原初内涵，也是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术语的“范畴”一词的基本涵义。认识到这一点可防止对“范畴”（category）一词不同用义的混淆。我们知道，在现代西语中，“范畴”一词经常用来表示某些基本的、明确区分的实体类别或概念类别。笔者暂未找到有关语言学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最初表示“说明事物之词”的“范畴”究竟是如何在现代西语中衍生出了“事物类别”（包括“概念类别”）这一流传甚广的用义，但是下面的这个推理应该有一定的道理。根据前文分析，在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篇》中，“范畴”一词是10类“非复合词”的共名，10类“非复合词”即10类“范畴”，或者说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包涵了10类“非复合词”；又因为词是概念的表现形式，所以也可以认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包涵了10类概念。但是在后人的理解中，“范畴”由表示“10种类别的概念”逐渐变成了表示“10种概念的类别”，这样“范畴”也就有了“概念的类别”之义。在“概念类别”这一用义的基础上再稍作引申，“范畴”便有了“事物类别”这一更广泛的用义。这一衍变过程可以示意如下：

各类“非复合词”——各类概念——概念类别——事物类别

可以看出，在“范畴”一词用义的整个衍变过程中，从表示“各类概念”到表示“概念类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有人可能认为，“范畴”表示“各类概念”与表示“概念类别”，其间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事实并非如此，二者表示的实际意义区别甚大：说“范畴”表示“各类概念”，表明这是用“概念”来说明、界定“范畴”，“范畴”与“概念”之间是种概念和属概念的关系，表明“范畴”本身也是“概念”，最终要表现为具体的“概念”。这个意义上的“范畴”，其具体所指应该是各类概念中的所有具体的概念（词），如《范畴篇》中的“范畴”即应该是指“人”、“两肘长”、“白”、“一倍”等所有具体的词。但如果说“范畴”表示“概念类别”，则是用“类别”来界定、说明“范畴”，视“范畴”为一种“类别”。这种意义上的“范畴”，其具体所指则是这些概念的“类别”，而不是所有具体的概念。照此理解，《范畴篇》中的“范畴”就只能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词所指称的10类“非复合词”的“类别”本身，而不是各类中所有具体的词——“词的类别”与“各类具体的词”的区别正如“人类”与“各类具体的人”的区别，其实质是类别与个体的区别，二者虽极易混淆却又绝不能混淆。

上述分析也表明，当人们不再把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理解为“各类概念”的共名而是理解为“概念类别”的共名时，其实已经背离了“范畴”一词的原初用义。但是在西语中，“范畴”一词的原初涵义与现代用义是并存的，学者一般也能够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和适用语境。问题是，当我们组合成“范畴”这个汉语词把κατηγοριαs以及其他语言中与之相应的category等词翻译为汉语时，却只能表达出这个词所表示的“概念类别”或“事物类别”这层用义，而将其对学科“范畴”研究而言极为重要的“谓词”这一本义遗落了。这一表意并不完整的翻译埋下了汉语学界学科范畴研究中乱象丛生的病根。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了对各种学科理论范畴的具体所指的普遍误解，主要表现为仅仅把作为各类概念的名称的词当作“范畴”，同时把各类概念中的具体概念仅仅视为“概念”以便与其所理解的“范畴”区别开来。如认为亚理士多德《范畴篇》所说的“范畴”仅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作为10类词名称的词，而不是指这10类词中所包涵的“人”、“两肘长”、“白”、“一倍”等众多具体的词。论者并没有认识到，亚理士多德实际上是把“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这十类词称为“范畴”，而不是仅仅把“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这十个词称为“范畴”（当然，这十个词对其所说明的这十类词来说也是范畴，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范畴）。

第二，“范畴”作为说明事物之词总是针对其所说明的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方面而言的，当一个词被用于说明某个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方面时，这个词也就成了说明某个事物或事物某个方面的某类“范畴”中一个。如当我们用“相同”这个词说明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时，“相同”也就成了说明这两个事物关系的一个“关系范畴”。从原则上说，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都可用于说明事物，因此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成为“范畴”。“范畴”与词的这层关系，为我们提供了确定某个学科或某个理论的“范畴”的明确标准：所谓某个学科或某个理论的“范畴”，也就是所有用以从某个方面描述、说明这门学科或这一理论研究对象的词（概念）。这些词就其所描述、说明的研究对象的某个方面而言，可称为“某类范畴”；而就其所描述、说明的整个研究对象而言，又可统称为“某学科范畴”或“某理论范畴”。

第三，既然“范畴”即是用以从某个方面说明事物的词（概念），那么根据所说明事物的范围大小不同，作为“范畴”的词的数量也会有多少之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有关“范畴论”可以根据其所说明的事物范围的大小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一般范畴论”和“学科范畴论”。所谓“一般范畴论”就是关于说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词的理论。前述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篇》即属于这一层次的范畴论。《范畴篇》并不研究某一具体学科、具体理论的范畴，而是从超越具体学科和具体理论的最一般的层面，把语言中所有用于说明各种事物的词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并在所有的词与作为整体存在的世间各种事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这是一种关于范畴自身的“范畴论”，它虽然并不深入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但一切事物却都是其观照的对象；虽然并不精心分析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词，但所有的词却都是其关注的目标。作为“一般范畴论”，既然它所研究的是用于说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词，因此在它这里所有的词就是关于所有事物的范畴，词与范畴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亚理士多德又把所有的范畴分为10个基本的大类，这是对“一般范畴”更深入的说明。

所谓“学科范畴论”是指有关某一具体学科和某一具体理论的范畴的理论，诸如“哲学范畴论”、“社会学范畴论”、“诗学范畴论”等。“一般范畴论”与“学科范畴论”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般范畴论”揭示的各种“学科范畴论”共同蕴涵的一般性规律，而各种“学科范畴论”则是一般性范畴规律的具体体现。“学科范畴论”与“一般范畴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一般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是语言所能反映的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学科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则是作为某一具体学科研究对象的某种或某类事物；前者的外延（在理论上）是泛指的、无限的，后者的外延则是特定的、有限的。

至此，我们已经对术语、概念、范畴三者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比较。简言之，术语是指一门学科的专用名词，概念是指关于事物的观念，范畴则是指（从不同方面）说明某个事物的词（概念）。显然，如果单从内涵上看，三者具有各自的独特规定性；但是如果从某个特定学科的术语、概念、范畴三者的外延上看，就会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个特定学科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外延上是基本一致的。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作为这个特定学科专用名词的“术语”，实即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词语；而作为这一特定学科的“概念”，包涵了关于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的观念，其表现形式也是那些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词语；至于这一学科的“范畴”，同样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这些词语。也即是说，同一个词，从其作为说明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一个用语来说，可称为这一学科的“术语”；从其所反映的有关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观念来说，则可称为这一学科的“概念”；而从其作为从某个方面说明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某类概念中的一个概念来说，又可称为这一学科的“范畴”。即以“韵味”这个词为例，它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一个专用名词，因此可称为“古代文论术语”；它又反映了古人关于文学作品性质的一种观念，因此又可称为“古代文论概念”；它还是古代文论中用以说明文学作品性质的一类概念中的一个，因此还可称为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作品性质的范畴”。总之，在同一学科中，术语、概念和范畴是三位一体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实际上是对这一学科理论所包涵的、具有这一学科理论特点的、用于描述规定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词语的不同命名，表示的是同一个词在不同关系中的三种不同的身份。

当然，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同一个词作为概念和作为范畴的区别。当我们称一个词为“概念”时，意在表明它反映的是某个事物或事物某个方面的观念，强调的是这个词与其反映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当我们称这个词为“范畴”时，则意在表明它表示有关某个事物的各类概念中的一个具体概念，强调的是这个词（概念）在有关这个事物的所有概念所构成的概念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位置，也即是强调这个词（概念）与其所处的概念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走出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困境

当我们理解了术语、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这层关系，重新回到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这个话题时，很多缠夹便能够厘清，许多误解便可以消除。首先，我们在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的具体所指时不会再陷入非此即彼的机械困境，而是遵循亦此亦彼的辨证思路。我们不必再为古代文论中的某个词语究竟是“术语”还是“概念”抑或是“范畴”大费其神，因为它既可以是术语，也可以是概念或范畴。如前引汪涌豪先生所举“章法”一词，本是术语、概念、范畴三位一体，论者的错误并不在于既称其为术语（前），又称其为范畴（后），而在于一面坚持对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作机械划分，一面在具体研究中又无法严格遵循这一划分。这一自相矛盾恰恰说明，在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之间进行机械划分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其次，我们也不必再因为误解范畴的“普遍性”而陷于对“哪些古代文论用语是普遍使用的范畴，哪些古代文论用语仅仅是随意性使用的概念”之类问题的困惑。确定某个概念是否属于范畴，其标准并不是看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普遍还是随意，而是根据这个概念是否是从某个方面对有关研究对象（实体）的规定和说明。根据这个标准，无论是使用极广的“赋”、“比”、“兴”、“意境”、“意象”、“境”、“气”、“风骨”等，还是使用范围较小、时间较短的概念，甚至只是个别人使用的概念（如扬雄论文所用的“元”、“妙”、“包”、“要”、“文”，明唐顺之论文所说的“丹头”等[xiii]），从有关文章的某个类别的概念来看都可以称为古代文论的范畴（如扬雄所说“元”、“妙”、“包”、“要”、“文”等是说明文章特征的范畴，唐顺之所说的“丹头”是说明文章构成的范畴）。学界因循的根据概念使用的普遍性确定何者为范畴的做法，不惟与概念和范畴的辩证关系不合，亦且带有很强的经验性，以至于反复陷入其本来要竭力避免的随意性。第三，不至于再将不同范畴层次间的区分与概念和范畴的区分相互混淆。如薛富兴先生曾在《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一文称：“范畴是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勾勒该学科基本轮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反映每一门学科体系的范畴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但每一个范畴却可以有不同的概念表达形式。”[xiv]其实“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勾勒该学科基本轮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骨架”以及“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云云，说的并不是一门学科所有范畴的特征，而应该是这门学科的“基本范畴”或“重要范畴”的特征。而一门学科中除了这些基本范畴和重要范畴外，还有大量的“非基本范畴”和“次要范畴”，这些范畴却并不一定要“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也不必“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其数量也不是“十分有限”，而应该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在他所举的“味”与“滋味”、“韵味”、“兴味”等文论名词中，并不能因为“味”是“滋味”、“韵味”、“兴味”等概念的共名，就认为只有“味”是“范畴”，而“滋味”、“韵味”、“兴味”等就只是“概念”。一个恰当的说法是：“味”是一个文章鉴赏范畴，而“滋味”、“韵味”、“兴味”等则属于文章鉴赏范畴中的“味”一类范畴。在古代文论范畴中，“味”所处的范畴层次可能稍高一点，而“滋味”、“韵味”、“兴味”等所处的范畴层次可能稍低一点，但这却并不等同于范畴与概念的区别。事实上，如果仅仅根据“味”与其所表示的某个文章鉴赏观念的关系，那么“味”一样可称为“概念”；而如果着眼于“滋味”、“韵味”、“兴味”等与有关文章鉴赏的这类概念的关系，那么它们同样可以称为“范畴”。[xv]

理解了术语、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这层关系，前引罗宗强先生的一系列疑问也便可以得到解释。如问：“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本文的回答是：“奇”与“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都毫无例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说的那些词语也同样应该归入古代文论范畴之列；不论这类用语多到何种程度，也不论其使用带着多大的随意性和不普遍，按理都应该是古代文论的范畴。只要是古人从某个方面描述、规定文章的词语，都属于某种类型的古代文论范畴（罗宗强先生列举的这些用语属于“文章特征范畴”或“文章风格范畴”）。又问：“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本文的回答是：我们既可以称这些词为“术语”，也可以称这些词为“概念”和“范畴”。由于这些词都可以称为范畴，所以也就不必在它们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我们要做的是确定哪些范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哪些范畴作为次要研究对象。至于罗宗强先生所说的“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这种现象，恰恰是同一学科理论中概念与范畴的外延重合关系的真实反映。同一个文论词语，当研究者为了强调它所反映的某个文章观念时，往往会不自觉地称之为“概念”，而当研究者为了强调它与关于文章的概念系统中的某一类概念的关系时，往往又会很自然地称之为“范畴”。因此，说“任何范畴必须是概念”当然没错，但是说“并非所有的概念都是范畴”则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这是一些孤立的概念当然不是范畴，但如果这些概念都是某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都是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规定和说明，那么则应该都属于这一学科的某类范畴。

罗宗强先生的另一个问题也很有意义，即“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究竟是不是范畴的问题。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根据亚理士多德的理解，范畴应该是“非复合词”（即词），而不应是“复合的”语言表达（即句子）。“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显然并不是词语（罗宗强先生称之为“词语”是不准确的），而是短句（与亚理士多德所说的“人得胜”这一复合语属于同一类表达形式），因此不能称之为古代文论范畴——恰当的说法是“古代文论命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之间关系的误解，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研究中；甚至可以说前者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这部著作。在该书中，张岱年先生对名词、概念、范畴做出了明确区分：“名词、概念、范畴三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表示普遍存在或表示事物类型的名词可称为概念，如物、马等等。而表示一个人或某一物的名词不能叫做概念，如一个人的姓名称号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名称等等都不是概念。在概念之中，有些可以称为范畴，有些不是范畴。简单说来，表示存在的统一性、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的可以称为范畴，而一些常识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等，不能叫做范畴。”[xvi]张岱年先生所理解的三者的关系是一种逐层包含的关系，即名词包含概念，概念又包含范畴。从外延上来看，名词的外延最大，概念的外延次之，范畴的外延最小。但是，张岱年先生的这种区分并没有足够的学理根据：如为什么只能称表示一类事物的名词为概念，而不能称为表示某个特定事物的名词为概念？事实上所有的名词都应该表示概念（亚理士多德甚至把表示“第一实体”——即不可再分的单个事物——的词归为“实体范畴”）。又如：为什么说那些“常识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不能叫做范畴？而在亚理士多德所划分的10类范畴中，就有一类专指“人”、“牛”、“马”、“动物”等概念（词）。亚理士多德把这类范畴称为“实体范畴”，而且是所有10类范畴中的核心范畴。

张岱年先生又根据上述思路对中国古代哲学用语做出了更具体的划分。他认为：“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例如墨子所讲的‘三表’，在墨家思想中是很重要的，但没有被别的学派接受，墨家灭绝之后，‘三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公孙龙所谓‘指’是他一家的一个独创的概念，也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承认的范畴。还有些概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颇为流行，但后来销声匿迹了，例如‘玄冥’、‘独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唐宋以后则无人采用，因而也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又有个别的思想家，喜欢自造生词，如扬雄在《太玄》中仿照《周易》‘元亨利贞’而独创的所谓“冈、直、蒙、酋”，只能算作个人的用语，不能列为范畴。”但他接着又说：“但是，也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概念，虽然没有普遍流行，却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某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所以仍可称为哲学范畴。例如张载所谓‘能’（《正蒙·乾称》：‘屈申动静终始之能’）、方以智所谓‘反因’（《东西均·反因》），似乎都可以列入古代哲学的范畴。”[xvii]前后两段对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根据所谓“普遍性”和“流行性”这一模糊的、经验的标准来确定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所带来的随机性和矛盾性。前面说“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后面又认为有些思想家独创的、没有普遍流行的概念“仍可称为哲学范畴”；前面判断范畴的标准是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后面判断范畴的标准则又变成了“较高的理论价值”。再有，说“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又说“玄冥”、“独化”“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那么这些没有“普遍意义”的范畴究竟是不是范畴？根据一般逻辑，没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当然还是范畴；但根据论者确定范畴的标准，似乎又不能算是真正的范畴。另外，如果因为“玄冥”、“独化”在唐宋以后无人采用便不能算是范畴，那么古代很多哲学用语现在都已经不再被采用，这岂不是说它们都不能算是范畴吗？种种矛盾说明，根据所谓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来确定何者是范畴，实际上是走进了一个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怪圈，只能左支右绌，平添各种混乱。

普遍性可以作为区分普遍范畴和非普遍范畴的标准，流行性可以作为区分流行范畴与非流行范畴的标准，理论价值可以作为区分理论价值较高的范畴和理论价值较低的范畴的标准，但是它们都不能作为区分范畴和非范畴的标准。确定某个理论的范畴的标准只能是概念（词）与有关某个实体的概念系统中的某类概念的关系。具体地说，首先是看这个名词（广义的）是否是对这一理论所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规定。这是确定范畴的最基本的标准，一个词只要是对有关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规定，即使暂时不知道它究竟属于其中的哪个类别的概念，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关于这个研究对象的理论的范畴。其次是看这个词属于有关研究对象的概念中的哪个类型。这一步是为了对这个范畴获得更具体的认识。范畴分类的角度和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分别做出不同的划分。概言之，只要是符合上述条件的词，都可以称为有关某个研究对象（实体）的某类范畴；这与其使用人数的多少无关，与其使用时间的长短无关，也与其理论价值的高低无关。

总之，术语、概念和范畴虽然内涵有别，但就某个特定的学科理论而言，其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是完全相同的。一旦理清了这层关系，我们在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便可以挣脱很多近似于“作茧自缚”的限制和拘束，并克服由此带来的种种方法和视野上的缺陷，使得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最为广泛、最为完整的把握成为可能。理清了这层关系，我们便不必再犹疑、困惑于究竟哪些概念（词）才是古代文论范畴之类的问题，而是把更多的心思用于区分古代文论范畴的类型与层级，辨析各类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各种范畴的基本内涵，探析各种范畴的历史源流等。当然，这已经是下一步的研究任务了。

[i]有关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的主要论文有：彭修银的《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系统化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92年第4期），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和《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蒲震元的《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姜开成的《论“意象”可以成为文艺学的核心范畴》（《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薛富兴的《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李凯的《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再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牛月明的《中国文论话语的元范畴臆探》（《文史哲》2001年第3期）等。研究专著有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詹福瑞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蔡钟翔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先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已出版10余种），汪涌豪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ii]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iii]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iv]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v]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vi]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vii]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viii]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4－570页。

[ix]罗宗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见《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罗宗强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文为该书序言。

[x]参考《工具论·范畴篇》，秦典华译，《亚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引用时略有改动。

[xi]邓晓芒在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时，把德语中的pradikamente一词译为“云谓关系”，表明译者注意到了该词源自的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s的原初用义。见《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著，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xii]从《范畴篇》的具体表述也可明确看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的直接具体所指乃是各类“范畴”中的具体的词。如称：“‘相同’、‘不同’、‘相等’、‘不等’都可以使用‘更多’或‘更少’这样的字眼。这些词都属于关系范畴。”（《工具论·范畴篇》，秦典华译，《亚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亚理士多德是把“相同”、“不同”、“相等”、“不等”这些具体的词称为“关系范畴”的。依此类推，被称为“实体范畴”、“数量范畴”等各种“范畴”的也应该是包涵其中的具体的词。统言之，这些具体的词即一个个“范畴”。

[xiii]扬雄语见《渊鉴类函·文章》引扬雄《法言》逸文。原文为“圣人之文，其?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又言：“幽深之谓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唐顺之语见明万士和《二妙集序》引。以上材料均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汪涌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xiv]薛富兴：《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xv]薛富兴：《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科学研究概论篇10

关键词：体育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科；体育知识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志a：a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1-0001-06

abstract：Byapplyingliteraturedataandthethinkingoftheunificationofhistoryandlogic，theauthorsexaminedthecurrentstatusofresearchesontheconceptofkinesiology，collatedideasforthedevelopmentoftheconceptofkinesiology，andputforwardthefollowingopinions：kinesiologyisadedicated，completescientificknowledgesystemforstudyingbodymovement；theunderstandingoftheconceptofkinesiologyshouldbeinterpretedlevelbylevelfromtheperspectivesofmacroscopic，mesoscopicandmicroscopicconnotations；theconceptvortexcausedbyessentialismshouldbeavoided.

Keywords：kinesiology；sportsscience；sportsdiscipline；sportsknowledge

诚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所说：“真正的科学运动是从修正其最基本的概念开始的。”但对于中国体育学界来说，“体育学”概念的修正过程过于漫长且没有明确的修正方向，特别是随着体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体育实践的快速发展，各种冠以“体育学”之名的论文、著作、教材陆续出现。虽然，理论探索有助于学术的进步和繁荣，并推动体育学自身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但另一方面却对“什么是体育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人云亦云，对“体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见仁见智，通常出现“此体育学非彼体育学”的尴尬。由于在“体育学”概念对话中的失衡，继而引发学界对体育学与体育学科、体育科学、体育知识体系，甚至民族传统体育等相关概念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辩与反复商榷。就中国30余年体育概念发展史来看，无休止的纷争从未得出过某种较为统一的概念认识，而这种乱象反映在体育实践中，使得体育学科专业的划分与命名，以及体育学术组织的名称均出现极大随意性。

1体育学概念研究的现状

对于“体育学”概念的阐述，可以从体育类的著作中找到各种的答案。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认为：“体育学是研究体育科学体系及其发展方向的一门学科。其主要内容研究体育科学体系结构、层次及其演变；应设置的学科；学科之间及相关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与综合发展的关系”[2]；熊斗寅[3]认为：“体育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主要是通过身体练习充分提高身体的运动能力，以推动人类健康水平的提升。并且，广义的体育学是体育科学的总称，狭义的体育学是体育科学下的一门学科。”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学》指出：“体育学是形成中的新学科，是研究人的身体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科；体育学是从宏观上研究体育的一门学问，它从整体上认识体育过程的一般规律，抽象地反映出体育的主要特征，准确揭示其本质。”[4]王续琨[5]则认为：“体育学只是体育科学的一门核心基础学科，用来分析体育运动中出现的种种理论问题”；张岩[6]却指出：“体育学是体育运动本质和规律研究成果的系统化。”鲁长芬[7]在辨析“体育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科”概念之后得出：“体育学是体育学科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基础性学科，也是一门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学科，又指导着各分支体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凡此种种，对“体育学”概念的认识虽有分歧，但亦有共识――体育学是以研究体育现象、发现体育规律、探寻体育本质为己任，但这种仅有的共识也无法遮蔽不断分化的概念分歧，而其中最大的分歧则在于对“体育学”与“体育科学”关系的理解上，也就是聚焦于“体育学”是否科学？从某一方面讲，这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对于“科学”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种组织化的知识体系；一种社会建制、教育主题、文化源泉等”[8]，体育学当然也是科学的一种。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把体育学认为是一种综合科学，既有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也有体育文化发展、运动竞赛组织等社会科学。但这是否就可以把“体育学”与“体育科学”等同，学界还是存在极大的争议。如果按照鲁长芬[7]在《体育学、体育科学与体育学科辨析》一文中的结论“体育学是体育学科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基础性学科”来看，“体育学”与“体育科学”完全是两码事，且出现了层次分明的等级差距，也就是体育科学是体育学的上位概念，而体育学仅是体育科学的组成之一，即呈现出“科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的逻辑关系。诚然，这种理解并非没有根据，可能受到《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阐述的“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9]的影响，将这种认识移植到体育学科中来。但“不可能存在一个教育学之外的教育科学，或者教育科学之外的教育学”[10]的分歧，这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物理学即是物理科学或经济学即是经济科学一样。研究认为体育界有必要将“体育学”与“体育科学”关系问题搁置，因为百家之言莫衷一是，谁也无法拿出令所有体育学界都能信服的理由。无论是为体育学冠以“科学”之名，还是继续力挺体育学是正宗，由于研究者的认识和立场不同，即哲学解释学中常提到的“前见”，对学科划分、知识结构、项目设置等问题上都失之偏颇，并不能使真理越辩越明，只能让学界徒增烦恼。

过往的种种概念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体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对体育学概念外延的一种限定，也是对体育学范畴的一种规约。回答这个问题切忌用各种体育运动现象进行无限列举，籍此以说明体育学研究对象“是什么”。但这种“是什么”只是表明这种运动形式或规律当下的存在状态，并没有回答它是体育学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在逻辑上没有与体育学建立严格的联系。这也是多数学者通常想当然地为体育学下定义所出现的纰漏根源。此外，体育学研究对象范围的大小直接Q定体育学概念外延的大小：如果把与人相关的所有运动现象和体育问题都称之为体育学，那么这里的体育学就成为非常宏大的绝对上位概念，它将成为所有体育学科体系总和的代名词；如果只是将体育学看做是体育科学的一个下位基础学科，那么此时的体育学将仅仅是一门体育理论学科，通常被称之为“体育理论”，这种狭义的体育学概念是无法表述当前应有的体育现象和问题的。另一方面，体育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这是关乎体育学内涵本质的追问，也是体育学如何“定性”的问题。学界有“自然科学论”、“教育科学论”、“人体科学论”、“人的科学论”、“综合科学论”、“技术科学论”、“人文与社会科学论”等不同见解[11]：有的将教育学上升到“人学”[12]的高度论说体育学的知识架构，有的就把体育学只当做单一的基础学科，甚至有将体育学仅仅作为高等体育院校的一门课程，呈现出三级分化的样态。

从当前体育学概念的研究方法上来看，多拘泥于抽象的逻辑分析，不断讨论谁是上位概念，谁是下位概念。这种对体育学概念的逻辑探究通常会使理论沦为一个没有现实内容的概念群，不仅非常空洞且不易理解，更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因此，正确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体育学概念是当前应当采取的研究方法，逻辑分析必须以逻辑发展为基础，而历史的描述必须以逻辑为依据，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从体育学概念产生的历史起点开始，审视体育学及相关概念产生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强调对概念语境的分析。另一方面，在描述体育学概念历史过程中需要用逻辑分清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对体育学概念演变脉络的梳理并不是简单历史自然进程的白描，而是为揭示概念的发展规律。只有将体育学的概念放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野中，辩证审视体育学概念发展的语境及其规律，才能够真正还原“体育学”的本来面目。

也有学者对体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过梳理，如鲁长芬[7]、孙晋海[13]等。但是，就当前对体育学概念的历史分析来看，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将“体育学”概念史研究等同于“体育学”的研究，通过“体育学”对古今文献进行检索。比如，将中国“体育学”最早的研究著作聚焦在由中华书局于1924年10月出版的罗一东先生的《体育学》一书；将西方的“体育学”等同于对“kinesiology”的研究。这种中规中矩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过于狭隘，就如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仅将视野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历史一样。其二，对“体育学”的历史分析中带有明显的“学科前见”，在论述过程中常出现“在‘体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之类的述说，所反映的则是作者对“体育学”概念的压缩，仅把“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梳理，使所谓的体育学发展历程简化为一门学科发展史，而没有真正去考证什么是真正的“体育学”，因而失去体育学的“学”之本义。

体育学之所以称之为“学”，并非仅指一种结构化的“学科”，而指的是体育学问或知识。因此，基于知识视角下的体育学，就是一种体育知识按照某种内在联系整合在一起的知识体系。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和表述；后现代主义者从知识的价值意义出发，知识被看做是在进行某种解释活动，要把握的是对象意义。但是，并不是任何知识都是科学知识。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给科学做出一个较为宽泛的解释：“每一种学问，只要其是按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知识体系的话，皆可被称作科学。”[14]基于康德这一标准，那些经验性的、默会的、零散的知识则不属于科学知识，那些仅对事物的外部特征进行主观描述的知识也不称为科学知识。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在特定的知识领域中，经过长期的观察、实验、实践、反思而生成的可经实践检验的客观存在；是专门知识的总汇，是专门知识条理化、规范化的表现形态。这种反映客观实在的知识不以人、时、地为转移，具有客观性、体系性、专业性等特征。所以，对体育学概念演变脉络的考究应当以“体育科学知识”的发展为主线，而非拘泥于“体育学”的史料整理。

2体育学概念的演变

传统哲学似乎已经将这一问题解答：“一个概念反映的就是一类事物的共同性质、特点，它是通过人们对个性中的共性的分析、抽象、概括、综合等思维过程而形成的。”[15]但是，微观物理学的研究有了这样的新发现：同属一个类别的任何两个粒子中都找不到共同的东西[15]。也就是说，在传统哲学的概念对象所说的共相或共性根本没有其本体论的存在，只是表现出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家族成员的某些相似性的性质。也正因这种家族相似的模糊性，使得概念的起源研究变得扑朔迷离，反映在体育领域则是体育的“劳动起源说”、“游戏起源说”、“战争起源说”等诸多观点，继而干扰了追问“体育是什么”的体育本体论的研究方向。同样，对于体育学的概念而言，应当规避体育本质研究的漩涡，把体育学视为身体活动（physicalactivity）的知识体系，是人们所积累的有关体育现象的知识达到了体系化、专业化程度的产物。

2.1体育学萌芽期

在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各种“类体育”的活动就已经以劳动、战争、宗教、乐舞、保健等形式出现。但是，人们对这种体育样态活动的认识大多是针对某一具体的身体活动形式进行描述，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完整的体育知识体系。古希腊时期关于体育的知识比较丰富，但是并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学。比如，荷马史诗中描述的葬礼竞技项目有：战车赛、拳击、摔跤、赛跑、格斗铁饼、射箭、标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音乐和体操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理念，强调用跑、跳、标枪、铁饼、拳击、摔跤与角力、驾车和骑马比赛、五项运动等活动，使青年人练就健美的身体、坚韧的意志、高超的技艺和优秀的品德以适应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活。此外，作为古希腊青年和哲人们训练与辩论的Gymnasium是一大块方形的场地，四周陈列着许多神像和优胜运动员的雕像，青年们在这里从事各种竞技运动和修辞学的训练[16]。这时人们对各种身体活动的认识还尚未有总的概念表示体育，也并没有形成对体育的科学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到古希腊、古罗马后期，伴随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帕西安运动会、依斯米安运动会、内米安运动会等四大祭神运动会的日趋兴盛[17]，运动训练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已经发明了水中跑步的训练方法，借助水的阻力提高运动员的腿部力量。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对身体活动认识水平最高的学者当属盖伦（Galen，aD130-200），他不仅对当时身体活动的动力学进行经验总结，还著有《论小球锻炼》（onexercisewithsmallball）[18]。这一时期的体育研究者对身体活动的认知多停留在经验的总结，还上升不到专门、系统的科学知识水平，更没有对体育现象及运动规律进行抽象概括的形而上学。

2.2体育学成长期

15―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全面的突破，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才开始形成。体育科学知识首先在教育领域得到有限的表达。1733年杜博斯所著的法文原版《诗画论》成为较早探究体育教育知识的文字载体，并开创性地使用“educationphysique”表示一类可与智力教育、艺术教育相提并论的体育教育[19]。从表面上看，体育知识已有专属的类概念，体育学的种子在教育的沃土中不断发展壮大，近代体育从此开始。之后，1762年卢梭在《爱弥儿》中用虚构的人物情节表达自然体育思想；1859年斯宾塞[20]曾在《智育・德育・体育》一书中阐明快乐体育思想，“体育”逐渐成为教育家们或哲学家们的常用语之一。另外，竞技体育在西方近代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的户外运动”被称之为现代体育的三块基石。1890年，瑞典学者波西（Baronnilsposse）出版《瑞典的教育性体操》（theSwedishsystemofeducationalgymnastics）是一本非常有代表性的体育学著作，并在1901年第3次出版的时候更名为《教育性体操的专门动力学》（thespecialkinesiologyofeducationalgymnastics）[18]。书中用力学和解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体操动作，并提出按照解剖学原则、力学原则、生理学原则和心理学原则科学指导练习。将这本书与古希腊学者盖伦所著的《论小球锻炼》相比，体育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及操作性都有极大的提高。由于当时人们对身体活动的科学认识大多通过肌肉骨骼的力学原理，这也是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kinesiology理解为“动力学”或“运动技能学”的缘故。从科学知识发展的角度看，这也反映当时人们对体育科学知识的认识水平。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很快从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体育活动形式变得多种多样，体育科学知识分类研究也更加精细。体育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性科学知识的出现，使体育科学知识综合性和整体性趋势更加突出。学校范围内以培养体育教师为职业定向的传统体育概念physicaleducation已经无法涵盖现代体育学的全部，体育表演、健身指导、休闲体育等多种非教育类型的身体活动表现形式日趋成为现代体育的主流。

2.3体育学独立期

1964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富兰克林・亨利[21]在全美大学体育协会年度学术会议上发表“体育教育：一个学术性学科”中指出：“以前的体育教育主要考虑可以为人们做什么，而现在应考虑拓宽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以前完全从职业考虑的体育教育（physicaleducation）开始向学术性、理论性知识体系建构转向。”亨利的观点在美国体育界引发巨大的反响，进而掀起一雒拦体育的“学科革命”。从此，体育管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动作学习与控制等一大批与身体活动有关的专门知识迅速聚集起来，形成较为完备的有关体育活动和体育现象的科学知识群，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学”概念应时而生。

美国学者现在通常使用kinesiology一词来表达“体育学”的含义，认为它已经超越最初“人体运动学”[22]局限，而可以更有效表示当下比教育更多内涵：它是一种包括锻炼科学、竞技管理、运动训练、运动医学、竞技运动的社会文化研究、竞技和锻炼心理、体能训练组织、体育教育-教师教育和有关身体理疗、职业治疗、用药和其他与健康有关领域的职前培养及其它相关领域的学术性学科[23]。kinesiology一词是随着人们对身体活动和体育现象认识不断深入发展到科学化程度而产生的，是对各门体育科学知识的综合表达，是体育学知识积累到具备内容的专门性、对象具有成熟性、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反映，尤其是在大学教育和研究语境中，表示知识分科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时使用。

3体育学概念的反思

美国体育学术界在“学科革命”之后逐渐认同kinesiology这一概念指代体育学，这也代表体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体育而言，鉴于中国特殊的体育学术环境，暂时还不具备进行中国体育学科革命的条件，如若此时贸然套用美国式的“体育学”概念，其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所以，我们的体育学研究应当站在世界体育学历史发展的高度，兼顾中国体育学的研究现状，对当前中国的体育学概念进行反思，也为体育学概念赋予更适宜的名称和定义。

首先，在宏观上谈体育学，就是指整个体育学体系的总称，也只有在这一维度上才是真正的“体育学”。因为体育学本就应当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所有体育现象、规律及本质的科学知识体系，也必然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从而共同形成“体育学”家族。这种“学科群（簇）”是社会发展和学科演进的必然结果，赋予体育学应有的时代意义。至于当前研究者提出的“体育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科体系”等概念，表达的实质都是宏观意义上的体育学，是同一回事。诚如张岩[6]所说：“拘泥与纠缠于‘体育学’与‘体育科学’的字面差别，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能把问题弄明白，反而会适得其反。”存在但是具体来看，则极大分歧：熊斗寅[3]认为体育学（体育科学）应当包括“体育自然科学类、体育社会科学类（含人文科学和行为科学）、体育管理科学类”；周西宽将体育学划分为3个等级层次，高层次学科指导低层次学科，而具有统筹指导的一级学科包括“体育哲学、体育学、比较体育学、体育未来学、体育史”5大类[24]；1997年国家专业目录调整后，体育学成为教育学科门类下1级学科，并在研究生专业中设“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2级学科：邵伟德等[25]按照实用、可行、方便的原则提出“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管理科学和运动技术科学”4大类；鲁长芬[26]则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学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支撑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两大学科则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并建议将“身体教育学”、“运动竞技学”、“健身休闲学”作为体育学的主体部分；刘一民等[27]基于体育行为的视角，将体育学分成“竞技运动学、身体教育学和健身休闲学”3个2级学科。中国的体育学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关于体育学科分类的分歧始终存在，但是无论怎样划分，学者们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人类体育活动中存在的理论或实践问题，都在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思索“体育是什么”、“体育应当是什么”以及“体育应当做什么”等问题。尽管不同的学者观点存在差异，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看似彼此独立、自成体系，却又殊途同归，共同组成一个大“体育学”。

其次，中观维度上的体育学概念，是指作为单一学科的“体育学”，通常被称之为“体育原理”、“体育哲理”或“体育基础理论”，其中“体育原理”的使用更为普遍。体育原理作为单一学科的体育学，其价值在于从整个体育学体系的宏观视野中，探寻不同理论视域下的体育现象和体育问题之间的关系，并寻找体育学体系中最具普遍性、共性的问题及存在的意义，还肩负着维系体育学各分支学科内在联系的作用。如同教育体系中的“普通教育学”一样，“体育原理”探究的就是体育领域中最一般原理、方法和规律，还需要明确体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厘定最基本的体育术语和体育概念，是体育学体系中最基础的一门学科。“体育原理”与“体育学体系”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与其它分支学科之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体育原理”在体育学体系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由于体育学是研究人类体育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又势必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解决，使得体育学体系中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发展越来越快。体育分支学科愈发膨胀，使得人们更希望探究所有体育学科体系中的共性，以及最基础意义上的“体育原理、规律和一般方法”，它不仅要回答“体育是什么？”问题，还要回答某些体育新学科“是不是体育”的问题。体育原理一般不会直接指导具体的体育实践，只是告诉最普遍对待体育的态度和方法。另外，根据学者们对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的考证看，“体育原理”是中国体育学发展的雏形，宋君复、方万邦、吴蕴瑞、江良规均出版书名为《体育原理》的基础著作，有机建立起体育与哲学、教育学、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之间的联系，为体育学科的分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最后，微观维度上的体育学概念，主要是指在体育类院系所开设的入门级课程的“体育学”，通常称之为“体育概论”、“体育学导论”或其它名称，其中“体育概论”课程通常面向大学体育专业学生，而“体育学导论”课程大多面向体育专业的研究生。如果说中观维度的“体育原理”尚且在学科层面提炼体育学体系的共性问题，而微观维度的体育学概念则将目光聚焦到课程层面，直接应用在体育的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们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形成对体育学的基本认识：了解体育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一般规律，掌握体育学体系中各学科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的研究动向，以及体育专业未来的就业前景和学生可操作的职前准备。“体育概论”或“体育学导论”是“体育原理”学科的课程化展现形式，一方面是体育基础知识的理论教学，侧重体育规范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体育职业能力的实践指导，侧重体育实践技能的提高。@门课程主要是为告诉学生“体育学应当做什么”以及“体育学在实践中具体怎么做”等问题，并藉此为体育专业的学生们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发展方向。

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由于不同的体育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名称和所选教材的差异性，使得“体育学”、“体育概念”、“体育原理”、“体育基本理论”、“体育学导论”等课程名称同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界对体育学在中观维度与微观维度意义上的混乱。这种意义的混乱使得体育学课程的内容成了“体育原理”的压缩版，很可能在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有中观而没有微观”、“重视理论传授却忽视实践引领”，缺少体育学自身最不可缺少的操作性和能动性。这种观念性的错误反映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不仅可能会让体育专业的学生失去学习体育理论的基本兴趣，还由于缺乏体育实践能力的锻炼而丧失其赖以生存的专业竞争力，以至于最终不被社会所认可和接纳。

从科学史角度看，任何概念都有意义不断演变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表现可能是概念内涵深度的增加，积累概念理论的厚度；也可能表现出概念外延广度的拓宽，吸收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赋予概念的意义，更新人们对概念的认识。但无论是概念的深化还是更新，都能够找到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而对概念所有曾经的历史意义的尊重是进行学术研究最起码的科学态度。就体育学而言，以一个学科名词形式出现的时间尚且短暂，但以体育科学知识体系的形式出现已然久远，并且一些旧的概念意义现在依然适用。在当下的认识中，根据不同的语境，体育学概念还可以呈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不同维度的意义。总而言之，体育学作为以体育现象和体育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历史上任何体育科学知识的纵向传承，还涵盖了当下不同地域间的横向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在探究体育学及相关概念的时候，一定要真正厘清这个概念所处的具体语境和意义维度，并尽量在同一体育学概念维度内展开有效对话，尽可能地搁置自己的“前见”，采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寻求不同理解方式之间的共同点，才有可能使体育学概念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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