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1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制度中法律监督的重要性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法律监督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管控认罪协商机制的法律风险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非一种全新的制度，认罪协商机制早已经在刑事速裁、刑事和解、简易程序等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在上述几种程序当中，认罪认罚从宽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刑事政策而存在，在运用中已经暴露出诸多法律风险。例如，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因认罪认罚从宽而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怠于收集客观性证据，以至于使得认罪协商失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二是迫于办案压力而强迫、诱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而违背了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上述倾向进而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不具有自愿性和明智性。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部门同样有可能迫于行政压力、办案压力或其他因素强迫被追诉人认罪。各种法律风险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这便需要引人严格有效的法律监督，以便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能够保持其施行的初衷。
2.维护认罪协商机制的核心价值取向
一方面，监督与制约机制是对认罪协商过程中司法公正的弥补。“协商”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中给人一种“讨价还价”和“变通”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民众对审判结果的接受程度。因为“讨价还价”“变通”意味着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实体和程序要求进行案件的裁判或处理，很容易被视为是对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背离。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中，我们一直倡导正义、公平、准确原则，但如果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便很容易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很难尽善尽美，尤其是认罪协商这样一种在西方司法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并颇有争议的制度川，当认罪协商过程中出现与公平正义等基本原则相悖的情况时，有效的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法律监督就是认罪协商过程中弥补正义不足和合法性存疑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认罪协商主体、程序、内容、法律结果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监督，不仅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保障当事人权利，也有利于刑事司法赢得社会民众的信任。
另一方面，法律监督是对认罪协商中的司法效率、社会效益的维护。法律监督保障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正与民主价值，法律监督部门对侦查机关侦查惰性、私下协商、强迫认罪以及其他问题的遏制与纠正，有利于该制度在实务操作中的顺利运行，进而实现制度的经济价值，即令司法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制度实现最大的司法效率和社会良胜效果。法律监督有助于保障认罪协商机制能够实现其本质追求，即推动案件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等。此外，检察机关在认罪协商中本身也应当受到中立第三方的监督。随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倾听社情民意，请人民监督员从社会公众认知和伦理道德角度来对案件的办理提出监督意见，保证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和基本行为准则，与检察机关从法律角度和专业标准对案件的分析判断形成互补，保证案件处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从微观上看，法律监督保障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本目的的实现，进而推动了刑事司法制度在技术层面的完善和操作层面的可行性。从宏观上看，认罪协商中的法律监督可以对防范权力的滥用与异化、司法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立法意旨的充分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内在逻辑上的保障。
3.法律监督角色定位契合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趋势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为目的，而审判中心主义要求实行严格的法庭审理程序，追求的是实质化的程序与实体公正。但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过程中，存在不少程序及实体上的潜在问题，可能影响案件最终的公正审理和阻碍庭审实质化的相关改革。首先，认罪认罚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环节的全程提速，以及在巨大的办案压力之下，使得强迫被追诉人认罪的潜在风险提高。其次，虽然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方案对证据的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实际操作中，证据标准在主观把握下仍有浮动空间。实务中，法官、检察官认为能够反映客观事实的主要证据以及可以相互印证的关键证据存在，即符合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综合全案依然可以进行定罪量刑，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有规定。这种证据采信上以证据三性中关联性为主的标准，可能带来实体认定上的偏差，存在疑案出现的可能。再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办法》当中，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刑事速裁制度当中的一些做法，如省略简化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规定也被吸纳进来。凡此种种，均让司法效率和公正审判二者陷人潜在的冲突境地。
认罪认罚从宽想要实现案件程序简化、繁简分流，审判中心主义想要确保不认罪重大疑难案件的庭审实质化，理论上不管是诉讼权利换诉讼利益还是其他解释并不能解决现实矛盾，必须有合理措施手段来弥合冲突。我国目前司法实务中，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仅有约14%，无辩护则无对抗，缺乏律师有效参与的认罪认罚案件显然将导致控方的一方独大。而且，“检察机关在庭审中不是与辩护主体平等对抗的一方当事人，而是处于与审判机关共同作为国家专门机关追查犯罪并且又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特殊诉讼主体地位，两者显著不平等下，被追诉人除了认罪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如何保障被追诉人在自愿且明智状态下进行“权利换利益”的认罪认罚，如何保证认罪协商内容及程序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除了进一步发挥律师的作用外，监督公权力机关的行为，保障公权力机关的权力运用符合法律规定，使认罪认罚从宽的各阶段在监督下合理高效地进行，是法律监督应发挥作用的核心，也是促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与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相辅相成的重要手段。
(二)检察机关在认罪协商法律监督中的主导作用
1.我国检察机关作为认罪协商机制中的监督主体具有法定性
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我国法律监督体系中的法定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属于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认罪协商过程中，我国检察机关不仅参与协商、主导协商，而且应承担法律监督的职责。在近期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设置改革中，监察机关也被赋予了相关监督职责。但是，监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在于反腐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中规定:“监察委员会监督对象是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询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所有国家公务人员公务活动合法性的监督，应有之义应囊括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及其执法活动。
2.检察机关是刑事程序进程中决定性的“过滤器”
从检察制度的设立的初衷来看，其本身被赋予了控制侦查权滥用和分流案件的职能。“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魔……再者，就法官裁判而言，检察官主导之侦查程序，具有‘筛漏’功能，将不可能为有罪裁判之案件先行过滤筛出，省却审判程序”f870检察职能的上述定位与认罪协商机制的构建目标不谋而合。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高校；法律顾问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8-103-1
自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后，依法治教即成了管理教育事业的基本方针，而依法治校作为依法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此就成为高校管理的必然选择，依法治校要求高校应当按照法律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原则和法律规范，来管理学校事务，确保学校的各项工作依法进行。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生更加追求教育的公平，要求平等受到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大。同时伴随着教育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学校和教职员工、学生及家长、社会之间，已经形成各种复杂的法律关系，学校在实施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面临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地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调整、规范和解决。因此在高校建立相应的法律顾问制度，既是依法治校的客观要求，也是高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谋求稳健发展的内在需要。
一、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概念
高校法律顾问制度，是指高校通过设置法律顾问机构或者配备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对高校涉及的法律事务和有关法律问题进行专门处理的一整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高校依法管理、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
二、高校聘任法律顾问的类型
根据法律顾问工作范围的不同，高校法律顾问分为普通法律顾问和专项法律顾问。普通法律顾问，是指法律顾问为学校所涉及的全部法律事务提供法律帮助，无特定工作范围的限制，不只局限于提供某一特定方面、特定事项所涉及的法律服务。专项法律顾问，是指学校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单就某一类、某一方面的法律事务，或单就某个项目涉及的法律事务聘请法律顾问。
根据顾问律师是否参加诉讼、调解和仲裁活动，法律顾问可以分为参加诉讼、调解和仲裁活动的法律顾问和不参加诉讼、调解和仲裁活动的法律顾问。
根据聘请法律顾问的期限不同，法律顾问分为临时法律顾问和常年法律顾问。专项法律顾问多为临时法律顾问，普通法律顾问多为常年法律顾问。
三、高校法律顾问的功能和作用
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高等学校的具体体现，要实现依法治校的目标，不仅需要提高学校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在内部创造依法管理的条件；还需要具有较高法律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法律顾问为学校领导出谋划策，使学校的行为制度化、科学化、合法化，切实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实现依法治校的最终目标。
1.发挥高校法律顾问的决策性法律服务功能，保证学校的改革发展沿着法制的轨道进行。法律顾问是具有专业法律知识背景的优秀人才，熟悉国家的法律法规，保障高校领导层做出决策的合法性；同时法律顾问还具备一定高校管理的基本知识，进入到高校的决策层，能够集思广益，从法律和高校管理的角度出发，制定出正确的发展策略。
2.发挥法律顾问的督导性法律服务功能，保证学校行为的合法性。法律顾问可以通过帮助学校健全内部规章制度，使学校的“小法”（即高校自己的规章制度）符合地方的“中法”和国家的“大法”，使校规校纪的制定和处分权在国家的基本法律内行使，不侵害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
3.发挥法律顾问的诉讼性法律服务功能，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高校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当发生法律纠纷，法律顾问可以提早介入，从法律角度来分析问题，提出参考意见；在解决法律纠纷时，法律顾问运用调解和仲裁等非诉讼方式，减少双方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维护了高校的声誉和形象，保证高校在新时期的高速稳步发展。
4.发挥高校法律顾问的教育性法律服务功能，提高师生员工法律意识。法律顾问一方面向校园里的普通师生，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指导学校建立内部涉法性事务管理机制，促进管理机制的正常运行。法律顾问结合学校及教职工的实际情况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更有优越性和实效性。
四、完善我国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议
我国高校应当立足于高校自身法律风险的特点，要适应高校自身法律环境的变化，建立起一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总法律顾问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法律顾问制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健全高校法律顾问的组织体系按照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标准。建立一个由总法律顾问领导的，以独立的法律部门为基础，以专业的法律顾问为主干的组织体系。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完善和改造高校的法律事务机构。第一，改变法律事务管理机构的附属性质，使之独立于校长办公室，让总法律顾问进入到高校的决策层，使之享有参与制定高校重大决策的权利，直接向学校法定代表人负责，全面负责高校的法律事务。第二，明确法律顾问机构的职能范围，制定法律顾问的行为规范，更高效的发挥法律顾问机构的作用。第三，建立完善法律顾问机构的责任追究机制，使高校法律顾问的权利义务相统一，更好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
2.建立健全法律风险控制体系。制度体系建设是重点是为依法决策、依法经营提供制度保障。保障依法决策的全局性的规章制度、法律工作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其中法律工作是管理制度是核心，法律工作管理制度要不断的增强法律风险控制的计划性、时效性、主动性、前瞻性，要遵循风险化解、风险评估、风险细分、风险预警等四个流程管理原则，来实现法律工作与学校财务、审计、内控等职能工作的有机结合。
3.优化校内外资源，建立法律风险控制的人才体系。加强法律顾问队伍的建设，将法律人才纳入到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范围，必须提高法律顾问的业务素质。由于高校施行总法律顾问制度的人数不可能很多，为使法律顾问更专注于内部法律风险的预防和控制，可将目前主要由内部法律顾问承担常规的、涉案金额小的诉讼，学生管理纠纷，应诉答辩等，通过外包合同交由外部律师事务所办理。
五、结语
高校法律顾问制度是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该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高校法律顾问制度在推进依法执教，促进教育事业法制建设过程中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鉴于此，一方面我国高校应当继续建立和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依法治校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构建本土化的高校总法律顾问制度，适应高校改革的实际需要。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3
什么是契约精神？按照学者的一般观点，“契约”一词由拉丁语contractus而来，基本意思是指交易。其主要特征为选择缔约方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和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等。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交换的可能，也就会产生契约。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从古罗马法中发扬的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的基石之一。但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范畴不仅具有私法上的涵义，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公法之中；它不仅仅局限于法律范畴，而且被赋予了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商品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品格。”①
对于其深刻丰富的内涵，笔者试着勾勒出以下五个方面特征：
一是独立主体。契约常常被认为是以个人为主体、为前提、为基础的，它强调的不是整体，而是个体［2］。也就是说，契约预设或承认有多数的、平等的主体，而不是把个人作为社会关系结构的部件。独立性应当有以下内涵：一方面是对自身利益的独立，如利益同一，各方当事人就没必要订立契约；另一方面是意志的独立，还有就是下面所言的自我责任。
二是意思自治。缔结契约是各独立主体自愿的行为，是主体在充分自愿、充分信息、充分利益考量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因此，要达成一个对参与主体有真正约束力的契约，必须确保各主体意思表达的自愿、真实，确保各主体意思是在不被代表、不被欺诈、不被蒙蔽、不被强迫等情况下作出的。
三是平等地位。契约本身内含着订约者在权力、能力上的形式平等地位，无论是强者和弱者，在契约面前都是平等的。如果契约各方不平等，一方将原有的社会身份带入契约，就可能出现一方支配、掠夺另一方，契约就难以达成。契约还意味着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它是双方权利让渡的记载，某人之所以让渡权利，“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3］即使是握有强权的行政主体，也必须在契约缔结和执行过程中“平等对待不平等的人”。［4］所以，没有平等就没有合作，就没有订约的可能。
四是互惠合作。从契约的目的和动因来看，社会生活中主体利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普遍存在，但也有互惠合作的可能。这种可能的途径，可能是强制，但更多是契约。因为只有契约，才表明双方有交换、合作的愿望，并且有坦诚的协商，更有合作的实质。从契约的结果看，合作、互惠使社会关系长久与可持续。
五是自我责任。契约的达成，意味着主体基于自愿将自身处于履行义务的束缚当中。契约实现的过程，就是主体自觉履行义务的过程。这既是一种主体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对自我的责任。有了这种责任意识和责任行为，契约的成效得以彰显，自律、自治的法人人格得以树立。
正因为契约所具有的这些丰富内涵和良好品质，我们才说，“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5］通过法律的判断、筛选和承认，由法律主体根据自己需要通过自主法律行为设定的契约获得了国家法律构架内的效力。由此，契约这种装置便被用来进行法律制度设计①，推动法律制度的创新。
二以契约精神来关照当下我们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建设，应当说，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每一次创新，每一个进步，都体现着契约精神；而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创新若还有种种不足，则主要的问题仍是契约精神的缺位、错位或虚位。
一是主体虚位。在契约精神之中，法律制度的创新既需要独立、自主的主体积极、自觉的参与，更要求法律制度创新的内容尊重主体的意愿，合乎主体的需要，而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提供。在我国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创新过程当中，过于注重和依赖政府的法律制度供给，这当然比较好，但过于依赖政府的创制权威，忽视教师、学生、工商企业界、教育中介组织等社会群体的能动作用，甚至制度的内容有不合乎高校、教师、学生、社会等主体需求的地方，显然不利于主体独立能力的形成，也不利于创新的推动。
二是创新动力不足。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观点［6］，高教法律制度创新中也应有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动力机制，其实更重要的是自生性，即重视法律制度的自我生成、自我落实、自我检验，从而形成自洽的体系。但是，当下的情况却是强制性为主，诱致性不多，强调自生性的就更少了，法律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比如，大学依照学校章程构建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法律制度体系，但当前制定章程的高校并不多，而且章程制定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政府的推动，这显然与章程自身的自治逻辑相矛盾。针对创新动力不足的现状，有学者提出，“基于当前大学发展的现实背景以及大学主体性地位的日渐突显，我国大学内部制度创新必须从强制性制度变革为主转向自主性制度变革为主的阶段。”［7］
三是权利义务责任不平衡。契约的互惠合作，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应当是各方主体在其中的权利义务责任处于平衡状态。比如，法律规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总要求，各地各校都在寻求二者的平衡，但仍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在今后，我们仍然要探寻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如何进一步均衡协调，治理结构方面的法律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等。还比如，一些高校有关教师激励分配的法律制度在确立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不顾现实情况的长官意志，教师义务过重，而权利过少。
四是创新目标上的偏移。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创新的目标和旨归，应当是以学术为中心，培养出高层次、有质量的人才，这与组织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是相一致的。而在我国，高校法律制度的创新，偏离以学术为中心、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轨道太远，即资源配置规则的不民主、管理制度的机械不灵活、学术评价的行政化主导等等。按照学术的标准和人才培养的要求重新塑造高校内部法律制度，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五是创新方法论上机械法治主义［8］。一方面认为国家立法“包办”一切，能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所有问题，这肯定不符合人的有限理性及法治的动态生成现实；另一方面，对所有的规则都僵硬寻求上位法的法源或依据。高校作为学术性社会组织，其学术追求的特性，应当是“法无明文规定即允许”，从而赋予更多的法律制度创建自由。#p#分页标题#e#
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寻求到一种方法，既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创新有序有效进行，又能保证创新后的法律制度的可持续性。当然，其中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教育法律制度具有分配与确认权利、指导与评价行为、规范和维护秩序的基本功能①，每一创新，都将涉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意味着调整甚至剥夺相关者的利益，这就需要在法律制度的创新中，充分重视“正当程序原则”，尊重各方意见，获得各方同意，从而为法律制度的创新成功提供可能。引入法治中的契约精神，既基于克服上述问题而提出的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法治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三由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革已使大学发展进入到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任何强制推行的统一法律制度创新都可能因为难以符合各校发展的实际而大打折扣。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使得契约精神在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创新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
其一，契约精神所要求的主体独立性，有利于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重构，减少行政化的过度影响。在当下，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高等教育机构的独立性难以保障；高校与师生之间，师生的主体性难以体现；高校与社会之间，却很少互以对方为主体。这些都是社会对高等教育法律制度提出的质疑。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创新，首要的就是要在契约精神的导向下，对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参与的主体，尤其是对高校、教师、学生、其他高等教育社会机构等作出法律地位、人格、权能、形态等方面的统一界定，为法律关系的和谐有序提供前提。
其二，契约精神所内含的意思自治，有利于扩大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供给，增强法律制度的灵活性。契约的达成需要各方同意，即“各方都能接受”，强调并尊重个人意志的独立与平等表达。由于是通过各方同意而达成的合作，个人的利益便能够被考虑到，不至于忽略和抹煞。各方主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基于自愿意志，去寻求、创新与自己有利、与时代呼应的法律制度，才能避免当下部分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冷漠与僵化。虽然达到合意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物力，但制度的形成是基于自愿的选择，法律制度虚置、供给短缺等不足或有解决新途。
其三，契约精神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平等，有利于锤炼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品质，较好地实现良法之治。“最好的法律说到底不过是对这种社会群体长期反复博弈中产生的规范之承认和演化（继续的博弈）。”①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创新，在契约精神平等性的指引下，参与各方以平等的地位，经过反复博弈，达到权利义务对等，自然会增强法律制度的正义品质。富有平等、正义品质的法律制度，才可谓良法，从而较好地起到利益协调的作用。
其四，契约精神所体现的互惠合作，有利于丰富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内涵，完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创新，需要不断寻找各方主体利益的最佳结合点，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契约中的互惠合作特性，使各方主体都有动力去雕琢和完善法律制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实施中各方形成诚信、良性的互动，能较好地化解矛盾纠纷，自动修正法律制度的歧义、缺陷或漏洞，不断使法律制度精细化和体系化。
其五，契约精神所体现的自我责任，有利于法律制度的自我实施，提高执行效率。当下的许多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地实施，与义务更多属于外在的强制不无关系。而且更多情况下，法律制度的实施中也不相信对方，这更增强了执行成本，影响了执行效率。契约精神关照下的法律制度，义务内容自我设定，义务履行也能得到更好地自觉履行，从而提高创新后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
法律制度就像一双鞋子，只有穿在自己脚上才知道是否合脚。高校、师生和社会等各方利益人主体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显然有着比政府更加直接的利益关切，有更加强烈的创制动力。赋予他们更多自利，更加相信他们自我创制的能力，能够实现尊重高校、师生和社会等各方利益人的主体地位与维护政府权威的有机统一，实现公益目标与保护权利的有机统一，实现便捷灵活与法制刚性的有机统一，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从而促进高等教育自生秩序的形成。
四以契约精神为新导向，推动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创新，既要求我们在宏观上把握法律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目标方向，更需要在主体型塑、制度生成、效力承认、监督执行等微观方面细细地加以研究。
在主体构建方面，按照契约精神所要求的独立性，对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中的主体形态进行重新塑造和构建。一是要打造既受限制又负责任的政府。对政府机关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通过法律、法规、政校协议等方式，明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法律授权应当是明确的、清晰的，不应采取兜底条款或者白地委任条款。
同时，通过法律确定国家教育部门与省级教育部门各自的管理职责，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部门之间可在法律的框架内达成委托或者合作协议，从而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能，增强灵活性。二是要打造信守契约、自律自治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高校、服务高教的社会中介组织等。既要培育中介组织，又要放权高校。高校虽是学术人员自治的共同体，是履行高等教育社会职责的组织，具有公共性，但与政府机关的公共性应当在法律上得到不同的关照，即应当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对外，高校只遵从法律、法规以及政校协议；对内，高校依照章程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在人格上，无论是民事关系、行政关系，还是权利能力、行为能力，高校都是独立的、自主的。在自上，对人、财、物均有充分的权限，特别是在当下，高校对领导干部选任、教授聘任要有足够的决定权，对组织形态、治理结构等有充分的自我选择权。在契约精神的关照中，“高校不再是政府的下属机关，而是相对平等的伙伴关系”。三是要打造自由独立、诚实守信的个体。高校是师生自由追求知识的殿堂。在法律制度的视野里，教师学术研究自由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法律和一切相关协议只能提供支持与保障，不能加以限制与剥夺，真正让教师自己决定谁来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让教师共同体决定违反学术规则、违背学术忠诚行为的处罚，成为学术法律制度中的独立主体。当然，法律制度的创新还应当尊重学生的学习、言论、结社等自由权利。从这一角度来说，在高校与师生间的法律关系中高校的权力边界只能在法律、章程中明确，剩余的权力归师生，最终是归学生，学生的成长是高校的最终目标。#p#分页标题#e#
在制度生成方面，依契约精神，法律制度生成是各方合意的达成。要达成合意，要进行健全完善。在效力承认方面，在宪法审查，尤其是相关当事人提请审查的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各方主体通过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等，需要有相关的效力判断、承认、评价等制度设计。一是可区分制度效力为三种，无效、可撤销（含部分撤销）、可变更，在教育基本法或高等教育法中作出具体规定情形。对无效，应主要局限于违反宪法，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违反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三种情形；对可撤销（含部分撤销），主要是违反程序性规定，违反信息公开，违反意思自愿或真实表达（如强迫、欺诈、隐瞒重要信息等）的情形；对可变更，主要是显失公平，或者一些技术性的部分等情形。二是效力评价主体是法院或者上级行政机关。三是效力的评价提起方式主要是相关主体的诉讼或者申诉（申请）。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4
【论文关键词】会计法律制度；立法环境；立法缺陷；立法形式
会计法律制度是维护和保障财产所有者最具体、最具针对性的控制层面的法律制度（郭道扬，2004），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因此，会计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对整个经济法律制度乃至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效运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会计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必须从源头开始，也即是从会计法律制度的立法开始。本文拟从会计法律制度的立法环境、现有立法缺陷以及立法形式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探讨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的立法问题，以期引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法律体系与资本市场：会计立法的矛盾环境
会计法律制度的建立是会计环境影响的结果。从国内外会计法律制度发展过程来看，影响会计法律制度立法的基本环境主要有法律体系与资本市场两个方面。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的建立立足于我国英美模式的资本市场和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两大基本立法环境。
（一）英美模式的资本市场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开始出现。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资本市场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功能并具有一定的规模。www.133229.Com
我国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总体态度，是采取不直接干预方式，让上市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及时筹集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实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①。通过建立市场导向而非银行主导的资本市场，从而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企业发展资金的供给也由财政与银行向资本市场转移，上市公司与银行之间并不存在投资控股而形成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我国资本市场主要是借鉴普通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模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的市场导向十分明确。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将在股票市场发行上市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解困的重要途径，形成了上市公司国有股占绝大多数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不利，因此政府采取国有股减持的方式减少国有股比重，从而优化资本市场结构。2005年5月，启动了自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最重大也是最复杂的制度变革——股权分置改革。这次制度变革的核心是通过调整存量资产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形成投资者共同的利益取向，构建具有共同取向的利益关系，形成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资本市场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企业筹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更多是希望通过借助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具有英美资本市场特征。
（二）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
在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我国法律与大陆法系更为相似。首先，在立法上我国立法机构具有法律上的绝对权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拥有“制定、修改和补充宪法和法律并解释和监督其实施的权力”，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国务院及其各部委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一定的立法权。法律渊源表现形式是制定法，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制定法为主干的不同法律效力的成文法体系（葛洪义，2003）。
其次，在法律执法和司法上我国只能以成文法律为根据，没有“遵循先例”原则。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历史不长，法律规范零散且不系统，法典式的法律规范更是缺乏，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仍然成为我国法律执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排除了司法过程中以判例和政策以及“公平、正义”原则作为执法和司法活动的依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其他行政机关也必须在成文法律规定的范围进行执法活动。
最后，在法律的解释上我国严格限制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活动。法律并不针对具体事物、人物和场合，具有概括抽象的特征，具体案件的审判却是法律在具体事物、人物和场合中的应用，因此司法过程中不可能省去“解释说明”法律文字具体意思的过程。但是，这种法律解释说明的效力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我国受到严格的限制。司法机构在理论上必须尊重立法机构，围绕法律文字立足于法律概念进行“解释说明”，直至最后判决，不得运用“情理、公平、法理”之类的依据进行。从成文法编纂的思想以及对待成文法的态度上，我国具有明显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特征。
（三）两大环境的内在矛盾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筹资的方式、交易的种类以及资本市场总体规模等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单就股票市场而言，截止2007年底，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550多家，总市值达到32.71万亿，位于全球第三，相当于gdp的140%。2007年日均成交量也达到1903亿元，成为全球最活跃的资本市场之一。虽然2008年和2009年股市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总市值一度处于下降状态，但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总数和开户数，总体上讲仍然处于不断增加状态。
虽然上市公司国有股导致股份过于集中，但个人持股高度分散，并且随着国有股减持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可以预见股权分散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运用会计法律制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市场主导性资本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客观要求，是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陆法系力图建立“系统、清晰、逻辑严密”的法典，铸建概念化的法学架构，并使这种架构能够体现法律对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各种社会现象的涵盖力，从而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虽然这一理念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并且大陆法系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普通法系的优点，但它仍然是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占据主导地地位的观点。这一理念表现在法律规范上，形成了法律结构的系统化、条文抽象化、方法的科学化以及概念主义等特征。但是，由于我国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历史较短、立法技术不够成熟，同时也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会计法律制度仍然较为零散甚至存在一定的冲突之处，无法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发挥作用。
英美模式的资本市场对会计法律制度保护产权的要求与我国并不成熟的大陆法系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的矛盾。两大矛盾的冲突正是我国会计法律立法的现实环境。
二、重刑轻民：会计立法的内在缺陷
在会计法律责任形式中，行政法律规范对一般性质的会计违法活动具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但当违法活动性质达到一定程度后，其法律责任的经济效率明显不如民事赔偿的法律责任形式。刑事法律制度对较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但它也是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应有的作用，当会计违法犯罪活动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后，其法律责任形式的经济效率也不如民事赔偿法律责任形式（张华林，2007）。因此，我国会计法律制度应该建立“以民事赔偿优先、三种形式互补”的会计法律责任形式。
然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建立时间不长、英美型资本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与大陆法系法律制度基础的矛盾等因素的影响，理想的会计法律制度至今没有建立，会计法律制度在立法形式上存在明显而严重的缺陷。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会计法律制度重刑事处罚、轻民事赔偿的现象较为严重，致使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缺乏对会计信息造假现象的威慑力量；二是我国关于会计法律制度的民事赔偿规范较少且零散，存在会计法律民事赔偿中无法可依的现象；三是由于我国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特征，《立法法》对法律解释有着严格的限制，致使有关民事赔偿的会计法律制度难以真正实施。由于会计职业专业性，会计法律制度的民事赔偿更多的是会计职业规范和会计法律的解释运用问题。在会计民事赔偿的执法过程中，法律解释的欠缺也限制了民事赔偿在会计法律制度中发挥作用。
会计法律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成为现阶段会计法律司法乏力的重要原因，因此，会计法律制度的建设必须要从立法方面进行系统思考，在立法形式上进行突破。
三、诸法合一：我国会计立法的现实选择
虽然我国会计法律制度没有严格遵守“行政、刑事和民事法律制度分设”的规范，《立法法》中也没有对这种立法方式的明确规范，但实际上我国会计法律制度基本遵循这一原则。这一立法模式更加适合我国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环境下，对立法法典化要求，是今后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立法的理想模式，但却不适应我国现有经济条件和法制环境下对会计法律制度的现实需要。
现阶段的会计法律制度应采取“诸法合一”的立法模式，作为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立法的过渡性措施。具体而言，应设立专门组织机构和人员制定我国会计法律制度，这一会计法律制度应包括可操作性的行政、刑事和民事法律责任形式条款。“诸法合一”的会计法律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一）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对会计法律制度的需求
会计法律制度处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基础层面，市场经济规则的几乎所有经济制度的实现最终都会在会计法律制度这一经济制度的基础层面得到落实，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也建立在良好的会计秩序之上。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必须要以完善的会计职业规范和会计法律制度为前提条件。虽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成就，但会计法律制度严重落后于其他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障碍因素。因此，建立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诸法合一”会计法律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协调了英美型资本市场经济制度与大陆法系法律制度基础的矛盾
英美型资本市场以“股票高度分散、市场调节”为基础特征，要求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对投资者进行保护。英美国家以“判例为基础、以衡平原则为补充”的法律制度适应了这一资本市场的要求，“法官造法”又在司法过程中让会计执业准则在会计界和法律界之间得到沟通。但我国会计法律制度薄弱的现实以及大陆法系在司法过程中严格遵循法律规范的要求，限制了会计法律制度实施。因此，为作一个过渡性的措施，在建立法典化法律制度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建立“诸法合一”的、较为详细、完善的法律制度应是我国会计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个现实选择。
（三）增强了会计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在现有法制环境下，会计法律制度的部门立法是我国会计立法的现实情况，会计法律制度的边缘化又使会计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不可避免存在部门保护和法律条文之间相互矛盾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集中力量建立“诸法合一”的会计法律制度可以协调各部门立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使会计法律制度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5
一、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文明是标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社会文明是人类发展的产物，所以文明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似应是比“文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比较高一级阶段，即告别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界而进入文明时代才开始呈现的进步程度和状态；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旧石器时期最粗陋的遗物遗迹，也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一般都不把它们称为“文明”。可见文明及文明史是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中更高层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任何发展成果和发展阶段的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生产工具改进（出现了金属工具）从而使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导致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即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行为趋于复杂化，而需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才能使社会保持有序）。可见国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虽然同时也就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行为方式趋于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2]；比利时法学家班达认为，法是文明社会通向公共的强制，是为在人们之间实现一种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的总和”[3]；美国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断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4]；英国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确定性、具体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引入人类相互行为中，使法律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从而使“法律调整它自己的创造”[5]；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的概念应基于普遍性，从最广泛的意义强调法应当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6]。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从与自由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思想家或是马克思，都肯定了法与“自由”这一标识人类进步程度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9]。黑格尔以自由是对必然性即性的认识的辩证观点出发，进一步把自由视为法的本质。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11]。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规律的一种，是社会的法则，是人的规律，这种规律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为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实现或体现，或者说“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实现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们实现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3]再从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法律虽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规范职能（评价、指引、预测、、保护、制裁）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表明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是人们正当行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轨行为的矫正器，是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各项事业的经验和概括，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内涵和意义。
法律的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主权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是人们对社会规律以及一些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四，法治具有实效性。它不仅要求体系的完善，而且注重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现。特别是主义法治把法律权威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遵纪守法结合起来，使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紧密衔接，使法律调整的目的同社会实际状况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相符合，并通过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程，以寻求法律实施的良好社会效果--努力达到法律的真正实现。
其五，法治还要求法律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法律组织及机构的功能和作用，法律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得以不断改善、提高和优化，以适应社会法治化的需要。
三、法治文明的社会定位
法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和显著标志，是人类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对人类整个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功能和作用。
人类社会的文明结构，完整地说来，应包括三大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以器物（主要是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为主体构成物质文明；以制度及其规则的发展为主体构成制度文明；以智力及观念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精神文明。众所周知，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和客观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的发展；精神文明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创造精神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表现为、、文化的发达和人们道德水准，思想面貌的提高和改善。至于制度文明，笔者将它界定为是人类改造社会，创造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各种制度和体制（各项具体制度的系统组合）的成果，即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及其规则的发展和改进，表现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事业上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建设的成就和进步。
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制度文明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认识不够，习惯于把人类文明仅限于（或主要归结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大层次和领域，从而不承认制度文明之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把制度发展及其成就归入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之中，这显然是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的。事实上，制度之为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就之有必要纳入社会文明的领域，这已为整个人类发展史和我们当前的改革实践所证实。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生产力发展及要求的基础上形成了本质上不同于以往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严密的经济、政治制度（包括国家和法律）及文化制度；而且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革命和改革的进行，都是以社会制度和体制的更新、进步为纽带和杠杆；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的解放和发展，都要靠制度建设来予以保障和维护；当前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化建设，都无不关系到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我们的各项事业也都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上才能收到实效并巩固其成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廉政建设、党风建设，（更不消说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各项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重要事业，都必须要靠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使其卓有成效。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7]。这些都充分表明制度建设的进步和成就（即制度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制度文明对整个社会文明系统都起着组织、协调和整合的作用，不仅维护、保障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且是联结这两大文明的中间环节，所以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中的关键部位和领域，它既根源并服务于物质文明，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反作用；又直接地制约和作用于精神文明，积极地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深刻地规定和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经由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才能合乎地反映、体现到精神文明的发展成就上来。本文第四部分将会具体阐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总之，制度文明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制度文明的构成主要是指制度以及和制度的成就；同时也包括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制度建设成就。也就是说，制度文明主要由经济制度所体现的文明、政治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文明（即政治文明以及法治文明）所构成。而其中，法治文明乃是整个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因为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而任何制度要得以巩固和普遍得力的实行，也必须靠法律的效力和作用。固然法治不仅仅归结为法律制度，但制度性构成和规则体系毕竟是法治的基本条件和要素。如果我们把制度界定为关于人们人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稳定形式及其相应规则，那么它至少具有这样两大特性：第一，它不是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而是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性和有序化的，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反复持续地起作用，因此通过制度可以评价人的社会行为并预见其后果；第二，它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而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有效，即提供了一种通行的准则和模式，因此制度往往都包含有一定的规则，伴随有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和效果，以起到实行社会控制和调整的作用。这些都与法律的属性和特征相符合。而且法律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规制手段，是普遍有效的、稳定一贯的、明确不疑的规则和规范，它给予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以一定的标准、模式、范围、界限，使人们的活动和社会组织向有序化方向进行和发展。这些均充分表明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和必然的联系，法律就意味着制度，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任何制度要普遍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必须要通过法律化，即用法律手段武装起来，才具有全社会效力并得以巩固。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任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制度要得到稳固地确立、顺利地运作和健康地发展都必须要法律化、法治化。足见法治文明在制度文明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和构造，它对整个制度文明都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例如作为人类经济制度文明重要体现的商品经济关系，尤其是它的充分发展（在近社会）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成为近现代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必经途经和必要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制度或体制包含着人类经济制度文明的丰富内涵，体现着人类经济制度和体制建设与发展的若干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智慧和经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手段的规制和调节作用--以价值为基础，以市场为中心来调配社会资源，就使经济主体有更多的自主性、自由度并承担更大的竞争风险，从而使动力和压力并存，就必然要求严格、的经营管理形式和制度，要求稳定的、严密的普遍有效的市场规则和规范，以使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创造出可观的效率和效益。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去探寻、创设、试验、修正和完善各种有关生产、经营、流通、交换和分配的制度、管理办法和规则，不仅各种经济学说和管说应运而生，而且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其实施运行机制也愈来愈周密、完善。所以伴随市场经济而出现和不断完善的诸如公司制度、合同制度、法人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产品质量制度、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等，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和健全的现代制度，都是人类制度建设的共同经验和智慧的成果。它们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法律制度；既是人类经济制度文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结晶和硕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深刻道理。
法治文明更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和核心内容之一。政治文明之两大核心内容就是民主和法治，然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总是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不可剥离的，二者共同组构出政治文明的丰富内容。如前所述，不仅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而且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须上升为法治，即要靠厉行法治来体现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及其向高层次发展，法治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形式。所以民主政治也就是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趋向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如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依法治国原则，不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均要由法治即要靠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因为法治的中心就是要确定国家权力的合理位置以及人民权利的重要地位。政治民主所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如体现人民主权和便于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的民意体现制度，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制度等，也不仅都是现代法治所应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并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所以宪法和行政法作为现代法治的产物，正表明了法治对民主的体现、保障和维护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宪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具体化，它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都是合理规范和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有的学者很好地概括了现代法治与民主的这种内在必然联系：“（－）法治的根蒂，在于人民掌握主权，通过自由表决和选举组成代议制立宪政府；（二）法治的效能，在于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能够保障和限定公民自由权利，促进大众政治参与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三）法治的活力，在于人民对于所委托的少数管理者及由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通过人人必行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保证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和合理运行；（四）法治的形态，在于确立严格的依法治理的操作运行程序，这种程序必须符合民主的最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为人民负责，越权无效等原则。”[18]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成果和成就。虽然不同阶级基础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程度和具体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这些基本原则和共同要求。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和结构，则是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补充，更需要靠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来保障、维护和予以巩固，所以也是中国当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
法治文明的特殊重要地位还在于，它不仅对整个制度文明，而且对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法治化（即制度化、化），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健康地。所以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就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建设，法制建设必须贯穿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已受到重视并正在积极推行，虽然还有待作更大的努力；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却存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任务更艰巨。其中原因很多，首先包括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也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有无必要和可能实行法治化以及怎样实行法治化这个问题上。因为精神文明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总体上由智力、文化方面和思想道德方面这两大系列所组成。智力、文化方面即社会在、技术、文学、卫生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它们是社会发展及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精神文明既同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其中一些成分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又受经济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的深刻和制约。因此，这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也比较容易引起重视并正在逐步推行。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建设方面，法律不仅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且直接起着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如教育法、教师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一些有关文化教育和方面的立法，以及国家颁布的有关对科学、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等各项奖励条例，还有近来国家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及文化艺术市场的管理等，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可谓抓得对、抓得及时，务必坚持下去。
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进步程度和状况。它们是精神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部分，集中地体现着精神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强烈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社会、地方或单位精神文明的状况，主要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方面的水平和程度。它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更为复杂、困难的领域。然而，理论和实践、和现实均表明，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也必须实行法治化，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才能摆脱其软弱无力状态而成为过硬的一手。
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来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目标和效果，就是要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物质文明虽然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它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古人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还会出现精神文明滑坡、道德水准下降等令人忧心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逆向畸型发展状态。所以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即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刺激人的贪欲和淫逸，致道德和精神文明倒退）；而且物质文明既不能直接决定整个精神文明（尤其不能直接决定其中的思想道德方面），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引起精神文明的变化发展，而往往有赖于某种中间环节和经由一定的过程；精神文明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组合体系对于属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文明也既有须相适应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所以两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受到制度文明即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性状和发展程度的影响制约。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特别是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它并不直接同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联系，而须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换言之，物质文明对思想道德的作用只有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折光才能表现出来。所以，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发展乃直接决定着思想道德以及整个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因此，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作到制度化化。因为只能制度化才能经常化、稳定化，也才能规范化；制度化的更高要求就是法律化（制度化当然也包括完善各单位的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建设只是制度化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重大国策的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必须上升到法律化、法治化、才更有效力和权威。）作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章可循、奖惩分明；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偿罚严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一个中心意义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享受正当权利和权益，又必须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享受权利以鼓励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履行义务以确定和强调其应尽的职责和本分，否则就要负相应法律责任，受到追究和惩处。换言之，制度化、法律化的要义就是使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相统一，使其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这是搞好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而实行制度化、法律化的关键就是要严格、斗硬、不讲情面、不徇私情，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情况和特殊公民。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摆脱软弱无力状态，使之真正硬起来，就必须在制度上斗硬，在法律上斗硬，不能老是挂在嘴上、议在会上、写在纸上重要，实行起来就被挤掉、忘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效力和依据，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硬任务，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掉以轻心。并且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个体制建设，也需要进行相应改革，不能再象以往那样似乎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关，但由于没有在制度和组织上落实，更谈不上法律保障和依据，结果又与每个单位、每个人的责任无关。而且不能落实权利，也无从履行义务，条条块块都无法管辖和监督，就流于形式、成为软任务。岂不可惜，可叹！
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无可行性？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在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
本来，道德和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就是姊妹关系，在任何社会中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两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法律正义的基础就根植于社会的道义；有些法律本身就是这方面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和确认，例如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许多法律规范中也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和要求，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等；特别是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认可等，本身就体现了市场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所以社会主义法在以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意识人民，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行为方式，培养“四有”新人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也有所区别、不可混同。前者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据以保证实施，违法犯罪者要受到应得的惩罚；后者主要靠人的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不道德行为是由人的良心、信念和公众舆论来裁处（即所谓“道德法庭”），对之一般是说服教育和批评，即遭到道义上的谴责。前者要求权利和义务的严格对应和统一；后者履行道德义务（即善行）则不以报偿为前提。法律规范允许或禁止人们作什么是对他的行为起码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因而也是最严格的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作什么则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法律规范是控制人的越轨行为之最后屏障，突破这个屏障，就为社会和统治秩序所不容；道德规范则是抑制人的不良行为的内心防线和民间防区，它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治，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法律对人的行力的规范作用主要是“他律”，道德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规范重在“自律”。所以道德修养讲究“自审”和“慎独”，着眼于启发和挖掘人的内在善、自觉性和自我调控功能。难怪黑格尔把道德观为人们“内心的法”。
可见道德和各有其优劣短长，所以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以紧密配合和支持，才便于形成规范系统及其调控手段的严整体系和综合功能，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所以一方面，法制建设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使人们在行为的选择及矫治上有更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制教育有道德教育的支持和配合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更易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法制观念的增强植根于群众道德意识，道德觉悟的提高上，也会更加牢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法治化的推行及其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卓有成效；而且作为法制建设重要环节的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如培养人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提高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以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强调法律至上并不等于主张法律万能，依法治国不仅丝毫不排斥而且必须凭靠道德力量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和对人的思想的强烈净化作用。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宗旨和目标。
然而，另一方，道德建设也需要法制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增强力度和强度。因为自觉性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具有，说服教育也并非万能，不义之徒，寡廉鲜耻之流，何谈良心，更无惧众怒。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涉及面广的，必须强制推行才能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以国家权威保证实施，这看来已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少法律规范就是由社会的道德规范、原则和要求升华转化来的，或者说，社会的道德要求采取法律的形式得以集中化和更强烈的表现。例如《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某些社会公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维护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包括商业道德在内的经济职业道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再如《法官法》、《律师法》等更是直接体现了司法职业道德原则和要求。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还可以从上和国际上找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先例以作。例如我国历史上儒家所主张的伦理法，讲礼法结合，失礼入刑，把“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也予以法律化，虽然以其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消极意义为主，但也有其强调道德和法必须紧密结合，以发挥其社会控制之综合功能的合理成份可资批判性利用。新加坡把许多包括讲文明礼貌、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建设领域都纳入了严密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一旦违反无论何人概予以严惩。而且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协调的良性状态。其中一些具体作法虽然可能有过于严苛之虞，但这种高度重视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必须给道德建设、廉政建设以及其他各项重要事业以严密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战略原则和策略思想，却很值得我们认真和借鉴。连美国也制定有《1978年政府行为道德法》，对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供职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活动（包括经济生活中严格的财产申报）和职业道德要求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以旨在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这对我们也不无启迪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制度化、法律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只要我们注意方式，具体问题具体，掌握好分寸，并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是会收到应有效果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分个轻重缓急，要有重点地推行。譬如，当前就应当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提到首要的地位。因为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石和标志之一，是公众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风貌的直接体现，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效果的重要表现。它对人们的道德要求虽然是最基本、最初步的，但其范围和作用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因而又是最不可忽视的。职业道德则是社会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深入于每个人的职业活动的具体化，是各行各业中人们行力是善或是恶，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具体道德要求。它深入、持久、细致、密切地渗透到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关系着人们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服务质量和对社会的责任，在各项工作和各个业务领域支撑着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因此切不可等闲视之。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价值沦落、社会风气不良等令人堪忧的现象，首先就表现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滑坡，并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愤慨和深切痛恶。紧紧抓住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律化这个枢纽，其他措施和办法大力配合，才有希望尽快扭转和改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状况，从而进一步改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状况。
第三，应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化，着重探讨青少年道德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经验和，以增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深度，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和道德失落。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机构。实施体制、决策和运行机制以及队伍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应通过这种法治化，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其物质保障和信息情报系统，深化其。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求实态度和勇敢开拓精神去不断探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2页。
[2]《董必武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页，
[3]引自莫里斯：《伟大的法家--法读本》，宾夕法尼亚大学1959年版第467页，转引自谢邦宇《行为法学研究中的几个》一文。
[4]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耶鲁大学1977年版第106页，转引自沈宗灵《西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5]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91页。
[6]凯尔森：《法律和国家概念》，哈佛大学1945年版第3、5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1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0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38－539页。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6页。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0页。
[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22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4]参见康德：《公正的哲学原理》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二部分，转引自黄稻主编《主义法治意识》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人民日报》1996年2月9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6
一、法律文化的基本涵义
法律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而我国法学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对法律文化的研究。一直以来，基于对文化和对法律现象的不同理解，学者们对法律文化的概念和范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体上是从两个角度来认识的，即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法律文化和作为对象化意义的法律文化。持前者观点的认为，法律文化是对法律的文化解释，是一种立场和方法；而持后者观点的则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有实体的对象化存在，这种观点又将法律文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法律文化包括制度性法律文化（或称物质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或称精神性法律文化），前者如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等，后者则包括法律学说、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习惯等。与此相对，狭义的法律文化则仅指精神性的法律文化。显然，上述两种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其范围的界定，即是否应将制度性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内容。对此，笔者倾向于广义的法律文化观，本文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法律文化包括几方面特征：一是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法律文化总是在具体的民族中产生，并在批判地继承旧的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法律文化的。二是互融性。法律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不同法律文化在互相吸收、渗透中不断得到繁荣和发展。三是一定的法律文化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文化。同时法律文化又是一种用来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性文化，承担着特定的政治使命和目的[1].
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构成内容。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现状，主要表现为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并存，即以适应现代化社会潮流的较为先进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和以传统社会为根基的较为落后的观念性法律文化并存，并且两者相互冲突。这一冲突贯穿在法制产生、形成、运转、实现的全过程。因此，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实现法律文化整体结构、体系、内容的现代化，即，一方面要实现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等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还要实现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价值观念的现代化[1].
二、晚清法制变革在法律文化方面的得失分析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相继侵入中国，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治外法权不但使中国主权不再完整，而且使中国几千年来法制一统的局面遭受沉重打击，中西两大文明在物质、制度、价值领域的冲突不断强化。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中国彻底沦落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开始了中国民众的法治之梦。1898年，光绪接受变法主张，颁“定国是”诏，重用变法维新人士，颁发了数十道维新法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仅有百日，而且是操切上马，但其中确实蕴含了当政者谋求法治的朦胧意识。1901年，清政府了“变法自强”上谕，开始实行“新政”，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又颁行《宪法十九信条》。二是本着三权分立原则改革行政官制，设置咨议局、资政院；基于司法独立原则改革审判制度。三是改革法制。1902年3月清廷颁布“修律”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①同年5月命沈家本、伍廷芳担任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律工作。1904年，修订法律馆奉旨建立。根据清廷的“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沈家本确定了以“古今，博稽中外”、“汇通中西”、“专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为宗旨”为修律指导思想[2].修律期间，清廷先后拟制了宪法性文件、民律草案、商律草案、新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以及关于警务、新闻、、、税制，甚至商标、国籍等方面的法规，在中国法治化的漫漫征程上迈开了第一步。但这一变革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力所致，当时的中国因此也并没有走上强国富民的法治之路。
晚清法制变革是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多次沉重打击及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为维护自身封建统治而被迫进行的，本身带有被动性和不彻底性。但是，清王朝的最终覆灭，并不意味着修律的失败。清末修律在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上作了大胆的探索，对中国法律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也终于未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法治。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探究其中的得失成败，可以给今天的法制建设带来一些启迪。
（一）变革的积极意义
从制度层面看，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法制体系的形成，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格局，形成了新的法律架构，为清以后中国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结构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在这样的法律架构中，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全融合，刑事法律规范异常发达，民事法律规范则处于从属地位，形成了“重刑轻民”的规范格局。晚清修律以后，这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晚清政府新制定的法律，均参照了西方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结构模式，从而彻底改造了传统中华法系的法律结构。如在修律中产生了中国首部宪法性文件，规定了中国法律史上从未有过的国会权力、权利义务等概念和内容。从1902年到1911年，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初步形成了以公法与私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架构，迈出了与世界法律接轨的第一步，为我国最终融入传统大陆法系奠定了形式和思想基础。
从观念层面看，晚清法制变革对近代法律观念的形成和民众法律意识的培养有着重大。修律的过程，本身就是先进的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激烈斗争、交锋的过程，并最终从形式上实现了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的转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间研究法律的风气也日益形成，各地纷纷设立法律学堂和各类法律研究机构，到国外留学法律的人数也急剧增多，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高潮[2].同时，沈家本组织了大规模的系统的西方法律翻译工作，也使现代先进的法制原则、法律概念、法律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唤起了中国人法律意识的逐渐觉醒。从恪守祖宗成法，到转向批判成法；从“师夷变法”的新观念的产生，到大量翻译、模仿西法，所有这些转变，都是促进晚清政治法律制度真正变革的积极力量，是思想上对时代挑战作出的切实回应。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实际上，它是一场文化冲突的产物，其历史的和文化的蕴含远远超出了它的政治意义。”“中国法的性质却已无挽回地改变了，它已由‘中国在亚洲’的阶段进入到‘中国在世界’的阶段”。“自此之后，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技术、经营管理之外，又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律，学习西方的治国之道。”[3]
（二）变革中未能解决的几个问题
1、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和交融。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和法学，在列强的炮火和商品倾销中一起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两种法律文化的基本模式、价值取向截然不同。“西方法律文化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则建构于经济基础之上。两种不同的经济文明体系必然造就两类不同的法权体系，从而导致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剧烈撞击与冲突。从已经凝固的法律文化意识、情感、观念出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西方法律文化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冲突难以避免”。②与此同时，近代中西法律文化的相互交融也日益密切。一些有识之士和官僚士大夫开始重新考察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并逐渐了解西方法律文化。如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一方面宣传“变法图强”，另一方面又认为封建主流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不能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法律上主张采撷西法，改革刑律，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法学观；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则“变器不变道”，“略食西洋之法”，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作为基本上贯穿始终的修律大臣，沈家本一方面力主采纳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原则，但同时又认为：“吾国旧律，自成体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以包涵之内，乌可弁髦等视，不复研求？……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所贵融会而贯通之。保守经常，革除弊俗，旧不俱废，新亦当参”，③主张“旧律”与“新学”“相互发明”。[2]在变法修律过程中，一方面，大量新律体现了中西法律文化的融合。如《法院编制法》，模范西方列强，立足审判独立；《大清新刑律草案》则完全采用西方刑法的体例，分总则、分则，总则为纲领，分则为具体事例，并在内容上也作了重大变革。但另一方面，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固守与眷恋，又使修律过程及新律的内容处处留有传统的痕迹。晚清修律在规定“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专以模范列强为宗旨”的具体方针的同时，又规定“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也即所谓“中体西用。”这种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晚清法制变革的不彻底性。如修律过程中长达10年左右（1902—1911）的“礼法之争”，实质上就是两大文化的直接交锋。在这场交锋中，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是继续以法典化了的“纲常名教”等礼教原则还是以西方法原则作为修律的指导思想，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展开了激烈争执。结果是清廷袒护了礼教派的意见，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④对此，沈家本只好退让，同意在新刑律正文后加《附则》五条，规定“凡中国人犯以上各罪，仍按旧律惩处”。
可见，近代以来，传统的法律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但与此同时，礼教派顽固势力的强大，沈家本等变法派人物背负固有法文化的累累包袱也使他们难以起步。在西法的冲击面前，修律者一方面致力于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法律原则、法律术语等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难以舍弃传统的法文化，试图从固有法文化中寻找足以与文明和法治文明相抗衡的东西。对西方法律文化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这种既革新又恋旧的矛盾心理，使其终未能完成扬弃固有法文化，建设真正法治文化的任务。
2、观念性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分离与脱节。法律文化既以深层的传统积累潜移默化地人的法律生活，也以表层的规范、设施等形式为人所感知。晚清修律以后，传统法律文化结构发生了性的变化，形成了以公法与私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架构，中国法律制度的外部形式已经初步完成了向西制的转型。但与此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却没有得到意义的顺利转换，反而处处体现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妥协。如《大清民律草案》一方面广泛吸收了大陆法系民法的主要精神，另一方面却又把中国传统的礼教民俗作为厘定亲属法编的主要依据，明确规定“家族统摄于家长”、“家属尊卑之分以亲等及其长幼为序”，从而强化了封建家长制；在程序法方面，清政府唯一正式公布并要求实施的具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将审判、陪审、律师辩护与、控告申诉等一套西方诉讼制度融合到中国诉讼的传统制度之中，形成中西合璧的格局。然而，由于未注意法律价值的同步建构，这种格局实际上貌合神离，各地官府依然我行我素，并未遵照章程行事[2].传统的影响是顽强而坚韧的，西方法制输入以后，往往扭曲、变形，法律的形式与精神之间呈现出分裂、背离的状态，这是中国前期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晚清法制变革侧重了法律规范的移植（当然也有较多不足），而对隐藏在法律背后的价值观念明显重视不够，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经常呈现分离和脱节状态，使清末引进的西方法律制度，始终无法和中国真正水乳交融，法律和社会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切合点，纸面上的法律与社会生活中的“法”严重割裂，最终导致法制的畸形与缓慢。
3、与外部条件的关系——环境与环境的缺失。法律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同时，它与政治等其他上层建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古代中国，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统治者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与此相适应，与商品经济密切联系、张扬个体权利的私法文化很不发达，而以权力为中心的公法文化相对发达。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广泛深入中国市场，使民族经济遭到了新的巨大的压力，日益动摇着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传统法律文化存在着一个自身如何适应新的经济条件的。“在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即：中国法制的变革，必须建筑在商品经济的浑厚基础之上。这是中国法制变革的最为持久、强大的力量”[4].而从政治上看，变革一方面是因为列强为实现其进一步经济掠夺的需要，把改良法治作为其放弃治外法权的前提；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推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蓬勃兴起，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极力敦促，八国联军的入侵北京，迫使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企图以君主立宪缓解各种日益激化的矛盾。由此而制定颁行的一系法律制度，即是采取的重要方法之一。纵观清末法制的演变，不难看出，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是导致这一演变的重要因素。
因此，真正法治的建立，应该是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顺理成章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强制所能达成的。商品经济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又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晚清时期，中国从西方移植的法律、法规规模巨大，但这些法律法规到了中国就会变样走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当时的中国缺乏生长这种法律、法规的经济和政治根基。
三、晚清法制变革对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几点启示
（一）正确对待中西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具有开放性、继承性和互融性。晚清法制变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现代法制建设，必须首先解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基本态度问题。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法律观念、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诸层面的现代转型。
1、以开放意识和批判意识面对西方法律文化。一方面要注重法律文化的开放性，注重在与外族法律文化的交流中，吸取营养，充实自身，并由此得到发展。我国是一个法治后进型国家，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久远的中华法系，远远不足以构成支持现代法治运作的资源。而西方国家在上百年的法治实践中积累了关于法治的比较完整的知识和体系。同时，我们所要制定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本质上是现代市场交易的规则，在这些规则背后起作用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共同的客观。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必须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更应以一种开放、平等的态度，大胆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使我国的法律文化建设符合世界法律文化发展的潮流和特征。另一方面，还应以批判意识对待西方法律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文化从总体上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但它同时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现实需要引进西方法律文化，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
2、以“扬弃”的态度面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律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延续性。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应该坚持历史的、冷静的，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尽管我们从感情上不愿意否定传统，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很难创造出现代民主与法治。因此，我们不能让传统法律文化的糟粕成为现代法制建设的桎梏。但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整合到中国社会的新文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新和转化的一个过程。
（二）注重制度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协调发展
分析晚清法制变革的过程可以看出，制度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分离和脱节，会对一个社法律制度的实现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当前的法律文化建设，一方面仍应继续重视制度性法律文化的设，要重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建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体现立法公，实现法律制度的创新；要加大司法改革力度，完善执法制度，保证执法严格公正；要完善各类监督制，实现监督有效；要完善法律设施，规范司法机构的职能，促进制度性法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更应高度重视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建设，要通过开展全民性的法律知识和法治宣传，普及法律知，通过大力弘扬和传播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制观念，强化法律意识。同时，法律的制订更加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使制度更关心人、贴近人，实现制度与观念的协调发展。
（三）实现法律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良性互动
首先，市场经济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转型的根本途径。历史已经证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法律文化，要建设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就要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对于推动法律文化现代转型的根本点，就在于它创造了现代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其次，民主政治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保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在当前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立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为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准备了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而“依法行政”思想的落实，也为形成现代化的法治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将有利于唤起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法律意识。总之，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是中国走向法治的一条最直接、最具体的必由之路。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晚清法制变革至今，历史的车轮又驶过了一个世纪。与当时相比，今日中国的法制建设的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晚清法制变革留给我们的以上几点启示，对解决中国法律文化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都具有现实意义。但愿我们在“摸着石子过河”的时候，晚清法制变革的经验教训能成为一个有益的参照。
注释：
[1]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①朱寿彭：《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4864页。
②王申，《法律文化层次论》，《与探索》，2004年第5期。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7
《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被忽视；任课教师应当在《经济法》课程第一堂课上对学生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有清晰的认识。《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会计各类资格考试的内容为基础，并与其他的课程如《税法》、《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等相衔接。
关键词：
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
一、《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性被忽视
《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各类考试的必考课程之一。从学生选择会计专业开始，就注定了与《经济法》课程一生相伴；《经济法》课程贯穿会计专业学生会计职业生涯的始终，《经济法》课程能决定会计专业学生会计职业生涯的高度。会计专业的资格考试，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高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这五个层次中，目前有四个层次需要考试《经济法》课程，即：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经济法》课程是必考科目，只是在不同层次的考试中，名称不一样而已。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中，名称为《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在初级会计师考试中，名称为《经济法基础》；在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名称为《经济法》。由此可见，《经济法》课程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经济法》课程能决定会计职业人员的执业质量。会计职业的特点决定了会计职业是“在刀尖上跳舞”的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会计岗位是社会上所有单位不可或缺的工作岗位，会计人员每天在与数字、金钱打交道。很多单位存在的违法乱纪现象，均需要通过会计岗位进行账面上的“合法化处理”。众多会计从业人员，或者迫于单位领导的压力、或者出于法律观念淡薄，或提供虚假的会计证明、或疏于履行该有的监督之责，使得违法乱纪行为屡屡得逞。因此，会计岗位的特殊性要求会计专业的学生不仅具有娴熟的会计专业知识，还要有较强的法律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法律知识能决定会计职业人员的执业质量和职业生涯。与《经济法》课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是：《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却被实实在在地忽视了。《经济法》课程重要性被忽视的体现就是课时的缩减。笔者曾在多个三本院校做过调研，《经济法》课程的课时被缩减是众多三本院校会计专业共存的现象。
二、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法需要改进
（一）任课教师须在《经济法》课程的第一堂课上对学生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虽然每所三本院校均会在新生入学后对新生进行专业教育，但是入学专业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众多三本院校将《经济法》课程开设在第三学期或者第四学期。经过一年多的大学生活，学生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专业出路、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很多学生也已经参加了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甚至有的学生已经开始筹划初级会计师以及中级会计师的备考事宜。此时再对学生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相信学生会有切身的体会。更有甚者，不用任课教师强调，学生自己也会明白哪些课程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笔者从事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5年有余。在笔者的《经济法》课堂上经常有学生带着初级会计师考试的复习资料，并在课间休息时间向任课教师咨询不懂的题目或者知识点。因此，任课教师在第一堂课上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要比在入学专业教育时强调《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其效果更加明显。
（二）任课教师须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课程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该课程没有兴趣，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笔者曾经在武昌工学院和武汉工商学院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看法惊人的一致：《经济法》课程理论高深、内容枯燥，没有学习的兴趣。学生对《经济法》课程产生如此误解，责任在于任课教师。任课教师讲授的内容空洞，如何让学生产生兴趣？任课教师单一的教学方法，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有的任课教师自己没有理解知识，又如何让学生理解知识？又如何向学生传授法律条文如何应用？有的任课教师上课就是念ppt，以至于学生戏言：《经济法》老师就是念经，《经济法》课程就是催眠。其实不然，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经济法亦然。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经济法也应该很精彩才对。因此，作为《经济法》课程的任课教师，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专业技能是第一要务；运用自己的知识魅力、人格魅力吸引学生，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产生兴趣则是《经济法》课程任课教师的迫切现实。
三、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需要厘清
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级会计师考试、中级会计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中，《经济法》课程的考试内容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会计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财政法规制度等。在初级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基础》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劳动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等。在中级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课程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公司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保险法律制度；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担保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其他法律制度，如专利法律制度、商标法律制度等。在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经济法》课程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经济法概述；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票据与支付法律制度；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等。三本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会计资格考试的内容为基础，与其保持一定的衔接。鉴于会计专业已经专门开设有《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税法》等课程，《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内容就无需再涉及财经法规、税法的内容；《经济法》课程应以经济法概述、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等为主要内容，适当兼顾初级会计师考试《经济法基础》以及中级会计师考试《经济法》的内容，以培养初级会计师为主要目标。
参考文献：
[1]陆中宝.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教学研究———以南京工程学院会计专业为例.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8
目前，对于诚信与信用，存在概念使用的含混现象。尽管二者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但不能混用，尤其不能把诚信直接等同于信用。诚信与信用至少有三方面的区别：在概念的外延上，虽然诚信与信用都是指承诺与践约的伦理关系、规范要求和行为品德，但诚信泛指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由承诺形成的伦理关系，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研究、公共生活等领域中与承诺和践约相关的一切伦理关系，同时也包括人们对社会理性凝结出的制度的遵守而形成的特定伦理关系。信用主要是指经济活动领域中，出于对承诺的信任而以一定的利益让渡和偿还为条件而形成的经济伦理关系。在强调的侧重点上，诚信不仅看重人们对承诺、合同遵守和践履的结果，而且也强调对诚信道德规则本身的认同和自觉服膺，具有德性伦理的特质。信用更看重行为结果的合规则性，即是否实际履行了承诺或合同，而不追问人们履约动机是出于道德责任还是出于免除惩罚的利益考虑，具有功利主义的后果论特征。从文化传统来看，诚信延续了中国传统道德德目，强调“诚”是“信”的道德基础，行为主体具有“诚”的内在品质和信念，才会有“信”的价值取向和外在行为方式，即诚于内，信于外。信用更具西方德日的传统，偏重守约行为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更注重外在制度的规约与惩罚。显然，把诚信等同于信用，是对诚信的窄化，不利于我国的社会诚信建设。
不能单纯移植西方社会信用制度
目前，虽然政府和学界都在研究我国社会诚信建设问题，但总体来看，基本处于探索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西方信用制度的片面“移植”倾向。一些学者在对我国传统诚信德性伦理局限性分析的基础上，陷入诚信契约性质的西方化话语体系。把社会诚信制度直接等同于社会信用制度，一味推崇法律制度的外治作用而忽视诚信德性的内在规约性和心灵的精神特质。
西方主要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市场体系完善过程中，基本上建立了规范政府、企业、个人不同主体的信用制度。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建设经验表明，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是市场体系完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较为完备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自然可以为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诚信建设所借鉴。但借鉴不等于照搬或移植，从发达国家借鉴良好的法律法规，若要它们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还需在借鉴过程中进行批判的吸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还有，诚信与信用的区别表明，社会诚信制度是比信用制度更具广泛社会意义的概念，可以把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作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能完全用西方的“信用制度”取代“社会诚信制度”。
要注意社会信用法制建设的渐进性
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包括两大部分，即信用管理的核心法律法规和影响信用管理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建设处于起步期，迄今为止尚无专门的全国层面的信用法律被制定和颁布，只有部门或地方性的法规，同时还需要对信用管理的法规进行修订。显然，加快信用立法，改变信用法律的缺位状态确实是当务之急。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能急躁冒进。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二战之前，市场经济就有了相当的发展，且存在着一定范围的赊销交易和地方性的少数信用管理公司，但其信用方面的法律则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制定颁布的。到目前为止，美国信用和征信相关的基础法律、信用管理相关法律和信用投放相关法律共20部。由此可见，信用的法制化，不是一个法规问题，而是一个法律体系。因而，可以预测，我国的信用法律体系的建立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但在正式的法规颁布之前，可先用行政性法规或指导性意见等过渡性条文给予规定和指导，以解决信用法律的现实迫切需要问题。
不要弱化社会诚信的思想道德教育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刑事法律风险；风险防控体系
一、企业法律风险概述
在我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防范指引》中将企业风险定义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
而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或者逃避法律监管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制度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和主观上不知道采取法律手段对自己的权利或者将要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
法律风险的内容一方面包括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逃避法制监管等原因而做出的违法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即承担法律责任或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另一个方面是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等原因，从主观上不知道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对自己已经或将要遭受的损失未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即不利后果导致的后续法律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防范刑事法律风险首先应当了解刑事法律风险。1997年10月1日，我国重新修订后的《刑法》正式施行，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颁布了多个刑事法律方面的决定，并对刑法典进行了四次修正。根据上述刑事法律的规定，主要涉及企业家的经济刑事犯罪风险有近80种，按照犯罪客体的不同，可以归纳为类：
1.走私犯罪的法律风险。
走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和边防检查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犯罪行为。
2.妨害企业管理秩序犯罪的法律风险
妨害企业管理秩序犯罪的法律风险就是企业家涉嫌构成妨害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刑事风险。
3.金融经济犯罪的法律风险
企业家在金融经济方面的犯罪风险，就是指企业家有可能因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构成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风险。
4.税收征管犯罪的法律风险
企业家在税收征管方面的经济犯罪风险，就是涉嫌违反国家税收管理和税收征收的法律、法规，偷税、逃税甚至抗税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5.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风险。
企业家在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风险就是涉嫌构成侵犯他人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科技成果权犯罪的风险。
6.市场秩序犯罪的法律风险。
企业家在市场秩序方面的经济犯罪风险就是涉嫌扰乱市场秩序罪的刑事风险。
7.财产犯罪的法律风险。
企业家在财产管理方面的刑事犯罪风险，就是企业家涉嫌故意占有挪用、毁坏公私财产犯罪的风险。
8.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风险。
企业家在贪污贿赂方面的经济犯罪风险，就是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务犯罪风险。
以上八类犯罪涵盖了公安机关经济侦查部门分管的全部经济犯罪案件，其中，大多数罪名涉及单位犯罪涉及到企业的设立、日常的经营、品牌的创建、市场的推广乃至企业的变更和终止等方方面面。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产生原因
（一）企业内部法律风险的成因
1.企业内部规章制度不完善
企业章程、员工守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是适用于企业内部的“法律”。制度的缺失是产生企业内部法律风险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一些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极度不完善，没有制定相关的应急预案，当出现法律纠纷时，企业内部人员会由于制度的缺失手足无措，也会因为不懂法律而导致其他不必要的损失。
2.企业管理者执行内部规章制度不到位
尽管企业制定了管理制度，用以指引、规范、约束企业各部门、各员工的行为，但是有些管理者特别是中层以上的中高级管理者，在执行内部规章制度时，没有严格把关，其结果也会导致企业产生法律风险。
3.企业员工违反法律法规
企业是法律上拟制的人，企业的经营行为仍然要靠员工来执行。由于一些员工不懂法或者法律意识淡薄，在企业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惜牺牲企业的利益。
（二）企业外部法律风险的成因
1.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修订
我国的法律体系正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各种法律法规也在与时俱进，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也必然经常变化、完善当中。由于企业的经营行为存在一定的惯性，面对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与修订，有的企业处于不知道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的原因，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造成企业原来合法的行为，有可能违反了新的法律法规，从而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
2.商业竞争对手的行为与其他不可抗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力地位，企业之间都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利用竞争对手对法律法规的无知或者法律意识的淡薄来打压竞争对手。
另外，也会存在企业意志之外的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也会增加企业的法律风险，但大部分都是民事上的法律风险。
三、健全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制度的对策
由于2006年6月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明确了法律风险作为中央企业风险的一种，并纳入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故《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中规定的信息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内控制度、风险管理监督制度均可适用于企业法律风险管理。
于是，以此为基础并借鉴前述国内外企业风险管理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同时考虑刑事法律风险建构性、可控性和规范性特征，可以构建和健全科学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制度体系。
（一）健全企业内部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1.企业要树立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
应对刑事法律风险首先要从观念上着手，尊重法律，拥有正确的法制观念。首先，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尤其要提高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重视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许多的诉讼、纠纷、损害等风险完全可以通过事前防范，使法律风险的产生防患于未然的。而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由于缺少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够重视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才使得事情变得难以掌握、诉讼在所难免、损失难以挽回。其次，企业要增加法律风险方面的投入。
2.建立刑事法律风险评估制度
根据行业和企业性质、特点，确定刑事风险的范围，从而建立相应的法律评估系统。企业应当对自己现有的经营业务、企业投资、合并、分立等行为、管理事务、债权、债务行为等要进行综合的、定期的风险评估。法律风险评估制度要由企业总法律顾问负责，并且企业法律风险的评估要定期化和制度化。如从事高科技成果开发、新产品、新材料研制的企业，应特别防范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犯罪的风险有对外贸易的企业，应重点防范走私犯罪、违反外汇管理法规的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犯罪风险。
3.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预警制度
企业法律风险评估的结果要定期的向企业董事会、经理等决策机构报告，指明某些法律风险防范、采取法律措施的紧急性和急迫性；指明不采取法律措施进行防范的后果等。企业法律风险的评估与预警属于事前与事后救济结合运用。
4.健全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
健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是有效预防企业内部发生刑事犯罪的重要举措之一。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主要有如下内容：首先，企业要建立工作计划、年度计划。其次，企业要建立合同管理制度。再次，要建立企业的证据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三个具体管理制度与风险评估制度、风险预警制度相结合，能够未雨绸缪，将刑事犯罪的萌芽扼杀在摇篮里，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二）健全企业外部的风险防控机制
1.对企业法律行为进行合法性审计
对企业法律行为进行合法性审计主要是指对企业的金融、税收方面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防控金融经济犯罪与税收征管犯罪。由于企业法律行为合法性对于企业法律风险而言，关系重大，因此，对企业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审计是贯穿于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始终的一项制度，由于企业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审计事务专业性太强，单独的企业审计部门无法完成，因此，企业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审计应由企业审计部门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共同完成。
2.建立信息管理系统
法律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法律的修订是不可避免的，而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关注和搜集最新法律法规的出台，可以使企业走在信息的前沿，不仅可以使企业最快最好的应对新法律，防控法律风险，也能有效避免因新出台法律所导致的经济损失。
3.企业应妥善处理外部沟通
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和司法环境。国家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法机关掌握国家法律法规修订权和法律解释权，是企业外部法律环境风险因素信息的主要来源。同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还是企业法律行为合法性的界定者，企业无论在作出法律行为之前还是行为过程中加强与其沟通对于法律风险防控颇有意义。行为之前的沟通可为行为的可行性论证获取大量及时、准确的信息。行为过程中的沟通可及时为企业找出法律行为偏差加以纠正，避免法律风险的发生。
结语
事后管理不如事中管理，事中管理不如事前管理，可惜大多数人，大多数企业都很难体认到这一点，总是等到法律风险发生了才寻求解决办法，等到错误决策造成了重大损失才寻求弥补之道，一切都为时晚矣，以致悔恨终生。刑事法律风险更为严厉和苛刻，所以更应注意事前管理。健全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体系，要结合企业行业的性质、特征，抓住企业风险范围，深入了解风险的内外因素，从而完成企业内部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与外部风险预防的任务，使企业所面临的未然的法律风险率降到最低，以保证企业良好的运行和发展。（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文筠.企业须重视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n].上海法治报，2012，09，17，（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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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伯特・席斯.危机管理[m].王成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6.
[6]蒋云贵：《我国社会转型期企业法律风险预警机制及对策研究》[D]，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7]陈丽洁主编：《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创新与实践――用管理的方法解决法律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7.
[8]李小海：《企业法律风险控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7.
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现代企业制度；法律顾问；体制建设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指企业内部通过设置法律顾问机构或者配备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处理本企业法律事务的一整套制度。
一、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大中型企业普遍采取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80年展形成完善体系。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直到1997年3月，人事部、原国家经贸委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第一次规定企业法律顾问实行执业资格准入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统一规划范围。此后，国家先后制定颁布了《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企业法律顾问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为中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作用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是国有企业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的重要探索。因此，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规避风险、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企业法律顾问的首要职责是企业向管理层和董事会提供法律意见，为公司的重大决策把好关。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中，如微软、荷兰菲利普公司、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都根据企业经营特点和要求设置了总法律顾问。全面领导和处理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保证企业决策的合法性。
2.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企业法律顾问是通过全国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考试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接受过法律专业训练，有客观、公正、逻辑严密的处理问题能力和较高的政策理论修养和语言文字水平，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属于复合型人才。针对企业的经营范围，管理模式等各项规章制度能给予法律方面的指导。
3.专业性的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企业会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发生运营模式的变化，这就需要企业法律顾问从企业的注册、合并、分立、兼并、解散及清算、注销等方面做系统的规划和安排，审查相关的法律文件，全面负责合同的起草、审查、修改和签署，参与重大项目的谈判，最大限度地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4.为企业节省费用，减少开支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经济纠纷、劳动争议、仲裁等诉讼和非讼案件，如果企业里没有法律顾问，还要聘请社会律师来处理各项法律事务，这样一来就会产生高额的费用。
三、我国现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局限性
1.多部门兼管，主管部门不明确
根据《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司法部按照《暂行规定》中规定的职责范围负责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的有关工作，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主要由原国家经贸委主管。但是随着国家机构改革，原国家经贸委已经不复存在。
2.职能权属不清
作为企业职能部门中重要的一环，企业法律顾问面临着职能部门权属不清的尴尬处境。根据《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我国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划分为企业法律顾问和企业总法律顾问两类，前者由企业自行决定是否聘任，后者属于大企业必须设立的职能部门。
3.部分企业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有些企业领导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对企业法制工作重视不够，把企业法律工作只看作被动应诉或一般合同管理，法律部门参与企业重要经营管理活动的程度不够，还停留在事后补救上，因而导致企业法制工作机构设置不健全，法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4.缺乏行业组织规范
行业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在市场领域细化的必然产物，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完善与否是市场体系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内现在的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多数处于地方性团体的性质，缺乏一个统一的行业协会组织和领导机构。
四、进一步加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我国现有的法律顾问制度还处于发展阶段，各项内容还有待完善，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
1.应当明确主管部门。由于我国的企业形式涉及不同行业、产业及不同所有制形式，因而可以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共同搞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工作。
2.明晰企业法律顾问的权责和职能。对于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责，可以通过部门规章或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制度示范文本等文件的具体方式，来对企业法律顾问行使职权的方式、内容、程序加以规范，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职能，使其设有所用。
3.实行企业法律顾问强制准入制度。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必须是通过全国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考试，并且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按期进行再教育、培训并且注册，在主管部门备案过的人员，其余没有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人员一律不准就职于法律顾问岗位。
4.应增强企业负责人对企业法律顾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企业法律顾问不仅要成为企业的高管，而且还要成为企业资质注册、升级的必备条件。企业领导不光是要提高自身的业绩，而且还要提高依法经营管理的能力，从而使企业法律顾问真正成为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
我国目前正处在大型国有企业转型阶段，企业需要处理的法律事务将急剧增多。一个好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会使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近年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因此，不断完善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第6号《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2004.
[2]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实施手册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3]乔路企业法律顾问实务全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