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备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和谐的人，而和谐的人的培育和养成，极大地依赖于教育，特别依赖于和谐发展的教育。教育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久远的火种，因此，教育的和谐发展自然就成为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义务教育的和谐发展又是教育和谐发展的基石。然而，当前影响义务教育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教育差距的存在及其不断拉大的趋势。有研究表明，我国教育差距的严重程度和拉大差距的速度在许多方面比经济差距更大、更明显。所以缩小教育差距不仅具有教育自身的意义，而且具有更加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本文将从全面揭示地区义务教育的现实入手，分析差距产生的原因，并尝试性提出一些有关缩小差距的经费保障机制方面的建议。
一、教育经费的地区差距
1.教育经费的地区差距
一是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的地区差异。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值分别为2075元、851元和987元。如果以东部为1，则中部和西部分别为0.41和0.48。初中生均教育经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值分别为2655元、1165元和1474元。如果以东部为1，则中部和西部分别为0.44和0.56。
二是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地区差异。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值分别为1412元、597元和776元。如果以东部为1，则中部和西部分别为0.42和0.55。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值分别为1617元、719元和1142元。如果以东部为1，则中部和西部分别为0.44和0.71。
三是中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地区差异。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值分别为200元、31元和50元。如果以东部为1，则中部和西部分别为0.16和0.25。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值分别为317元、57元和86元。如果以东部为1，则中部和西部分别为0.18和0.27。
2.师资水平的地区、城乡差距
表12002年小学教师学历城乡、地区情况对比（单位：%）
注：表格中所用数据出自：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96~2003）、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6~2003）、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版）。文中和下表中没有特别予以说明的数据皆来源于此。
表22002年初中教师学历城乡、地区情况对比（单位：%）
国家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是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我国教师水平日益普遍提高的大背景下，地区间、城乡间师资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从表1和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东西部城市、县镇小学教师学历水平总体相差均为近7个百分点，东西部农村小学教师学历水平总体相差近9个百分点；东西部城市初中教师学历水平总体相差10多个百分点，东西部县镇初中教师学历水平总体相差近8个百分点，东西部农村初中教师学历水平总体相差近6个百分点；东西部城乡中小学教师学历水平总体相差30多个百分点左右。
3.中小学入学机会的地区差距
1997年底，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小学入学率分别为99.66%、99.36%和94.65%，西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98.92%第4.27个百分点。仅西部地区每年约有近100万适龄儿童不能正常上学。1997~1998年度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东部、中部、西部分别是，小学是0.73%、0.68%和2.45%，初中是2.72%、3.10%和4.48%。2000年，东部多数省份“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100%，经济发达城市已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但到2002年，中西部地区还有431个县没有“普九”，已经“普九”的农村地区，基础也相当薄弱，不少农村的初三学生辍学率高达50%。
4.省内义务教育差距
据张志勇的研究，山东省东西部教育发展已呈现出较大的差距。东部发达的e县人均教育投入总量为440.74元，西部a西县人均教育投入总量为94.19元，相差4.68倍；从义务教育完成率看，西部最低a县为76%，东部最高的e县为99%，二者相差23个百分点；从教师工资的保障水平看，农村小学教师工资，西部最低的B县教师月平均工资只有482元，而东部最高的e县农村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为1771元，相差3.67倍，农村初中教师工资，东西部相差1171元，达到3.43倍。山东省的教育发展程度在全国居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在山东省省内义务教育发展能存在如此大的地区差距，则全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地区差距便可想而知了。
二、地区义务教育差距的原因分析
1.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教育发展失衡的根本原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从而导致了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地区差异，并进而导致了教育发展的失衡。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东部、中部与西部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极不均衡。再加上中国社会体制中城乡二元结构背景及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市中心倾向，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差异越来越大，东西部地区差异和城乡二元结构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教育发展呈现出严重失衡状态。教育的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以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为最主要，也是最根本原因。
2.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主体重心过低
中国现行的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体制属于低重心的分权型体制，它把行使义务教育公共投资的责任几乎完全交给了市县级及其以下基层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的公共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基层地方财政。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及边远、偏僻的贫困县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不能自给，投资义务教育更是难上加难。在中国现行财政体制中，虽然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能力相对较强，但其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却微乎其微。凡在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承担责任的一级政府，均应具有相应的财政能力，这是其履行责任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现行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体制中，由于投资主体的重心过低，更由于投资主体的责任与其财政能力不相称，导致农村许多地区特别是部级与省级贫困县的义务教育举步维艰，处于缺少足够财力保障的窘况之中。
3.义务教育公共资金分布不平衡，对贫困地区和处境不利群体的特别支持不够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中国地区间、城乡间义务教育投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当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东部农村地区以地方雄厚的财力做保障实现“普九”之时，中西部农村地区以及边远、少数民族等处境不利的贫困地区却因自然资源贫乏、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政府财政困难、吸收民间资金能力弱等原因而使义务教育处于财力、物力、人力全面匮乏的困境，相当数量的学校甚至没有有效完成教学活动所需要的最低程度的师资与设施条件。这些地区更没有财政能力对处境不利群体实行经费支持，从而造成众多儿童少年因家庭贫困而失学或辍学。
4.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的财政保障机制尚未建立
我国当前实行分散型的教师工资管理筹措体制，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全部由市县级及其以下基层政府负担，从而使教师工资完全属地化，完全取决于基层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然而，在一些贫困地区，其自身财政能力严重匮乏，由于现行体制中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基层地方教育财政不具有宏观调控的责任，因此中国至今未能建立起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有效的财政保障机制。
三、缩小差距，均衡发展的经费保障建议
1.调整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上移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主体的重心，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调整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借鉴美国、法国、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做法，加大中央政府和高层地方政府的投资责任，使政府投资责任的重心上移，改变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负担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建议修改有关法律法规，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与其财力相匹配的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改变当前上述两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比例过低、作用过微的状况，确定在两级的本级财政教育事业费中义务教育费的最低比例。建议国家制定义务教育最低财政标准，对低于最低财政标准的县，则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自上而下地通过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给予财政支持，以此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宏观调控能力，使其在义务教育投资中发挥实际作用。
2.落实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单列
教育经费单列目的在于通过提高教育经费预算的级次，实现教育事权与财权的统一，确保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使教育发展与政府拨款相协调，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在落实我国教育经费预算单列的基础上，将义务教育经费作为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单独进行预算。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单列是建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前提，同时在拨款过程中，能一定程度减少其他部门的干预，做到专款专用。
3.缩小中小学教育经费的地区差异
加大对贫困省份和县市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由于我国各地区教育投资和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对于中西部省份和县市没有能力解决的部分的可以通过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和县市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必须密切注意中西部地区教育经费的困境，保证中、西部地区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得到同步迅速提高。
4.将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的责任适度集中
建议除某些发达地区外，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应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发放的责任适度集中，即由乡一级上移至县一级。与此同时，教师工资应与地方公务员工资同步，实行财政统一发放的办法，年初即从县级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到位。对于贫困县，建议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扶持力度，将保障教师工资的力度进一步上移。即部级贫困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建议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省级贫困县教师工资当地负担不了的部分，则由省级财政予以确保；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最薄弱的15%人口地区，建议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全部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负担，以彻底减轻最贫困县的财政压力。
5.拓宽财政支持范围
设立财政专项基金，关注和资助弱势群体，保证教育财政资源公平分配。通过设立财政专项基金，对于城乡贫困家庭学生及来自外地的农民工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子女在学费、补助书本费和优秀学生奖励方面给予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保证教育财政资源公平分配。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2
最早关于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的论述是斯密，他认为教育支出是看做一种可以获取利益、得到回报的投资H]。李斯特指出教育在社会生产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J。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一再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主张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教育是经济生产的四大要素J。20世纪5o年代，舒尔茨把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率得出，各级教育投资平均收益率为1713％，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在劳动收入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33％，可见教育投资具有巨大的投资效益和意义j。Denison则把教育水平提高看做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1／5应归于教育J。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教育有类似出口的性质，即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促进非教育部门的生产，而这是因为教育部门具有外溢作用。Robert(1988)对教育的外溢作用进行模型化估计，指出教育的内部作用是个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产力的作用，而教育的外溢作用稍显复杂。
国内关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文献也很多。厉以宁最早提出“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能力工资”等概念J。周天勇实证分析得出，1952-1990年间人力资本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和27％。范先佐提出“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的质量，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增长，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_8J。沈利生和朱运法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J。蔡增正则利用1965-1990年的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是在0．27l__0．422之间¨。崔玉平实证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48％el1]。胡永远和刘智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的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一个多百分点1。王家赠发现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而教育基尼系数的增加阻碍经济增长。王淑芬和王红芹实证分析发现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水平与其发展综合水平呈同向变化_l。综上所述，目前多数文献主要是集中研究教育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少直接考虑到教育投资外溢作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且目前的研究较少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考虑到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的生产力问题，还有就是区域差异所导致的教育部门对经济发展外溢作用。因此，本研究也基于Feder提出的最初用于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型_l，并借助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教育部门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
二、理论分析
教育价值最常用的估计就是收益率方法，但是Haveman和wolfe(1984)的研究结果说明这种方法大约只能捕捉到一半教育价值。因此，本文采用Feder提出的两部门模型引。该模型被推广使用于若干领域。在此，两部门是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这样既可以考察教育外溢作用又可以考察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差异。Feder模型的两部门生产方程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为：e=f(L，K)(1)n=g(L，K，e)(2)Y=e+n(3)K=K。+K(4)L=L。+L(5)e和n分别是教育与非教育部门的产出水平，L和K分别是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下标代表部门，Y是社会总产出。由以上方程可以看出，教育部门产出对非教育部门产出有溢出效应，而社会总产出是教育部门产出与非教育部门产出之和。且Feder模型假设不同部门劳动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为：ft／g1=fk／gk=l+p(6)fl，g。，fk，g分别是方程L，K的边际产出，p是两部门间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从理论而言，是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零的，而p为负则表示教育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由方程(3)、(4)、(5)和(6)可以推导出：G=(i／Y)+i3GL+kGe(e／Y)(7)其中：=p／(1p)+Ge是非教育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品，B是非教育部门产品对劳动力的弹性，入是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全部作用，G，G，G分别为Y，L，e的增长率，e／Y，i／Y分别是教育投资与国内投资分别占社会总产值的比率，入是教育溢出与部f-Ji~-J生产力差异这两种作用之和。为了分离出教育的溢出与相对要素的生产力差异，假设对于非教育部门产品的弹性不变：n=G(Ln，Kn，e)=e(Ln，Kn)(8)‘p是教育部门的外溢作用的参数，且：0n／oe=q~(n／e)(9)由(7)、(8)和(9)可得：GY--Ct(vv)+13GL+[p／(1p)+tp(n／e)]Ge(e／Y)(10)n／Y=1一elY(11)由(10)和(11)得：GY=or(i／Y)+13GL+[o／(1p)-~p]Ge(e／Y)‘pGe(12)若对式(12)进行估计就可以分别得出教育外溢作用和相对边际生产力差异的值。
三、经验分析
1．数据说明
本文结合式(12)设定最终估计模型为：GYit=ot(iit／Yit)+13GLit+[p／(1+p)一‘p]Geit(ei／Yh)+‘pGei+n(13)其中，GG和G鼬分别为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就业人员年增长率和教育投入年增长率，iYi和e；分别为各地区的资本形成额、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采用2001-2009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2001—2009各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各个变量都是比例关系，所以都用当年价数值。教育投入采用通用的教育经费支出来代表。
2．实证结果分析
从模型可以看出，非教育部门的产出水平受到同时期教育部门产出水平的外溢作用，但是教育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是要在一定的年限后才能起作用，即教育的外溢作用具有时滞的。因此，鉴于样本数据时间段，本研究假定教育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是不变的，即该变量的系数是固定不变的，而其它变量的系数是可变。由此，这里决定采用部分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当然，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可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为6．72，概率值为o．15，即在10％显著水平接受原假设，这说明模型更适合随机效应。因此，本研究决定采用部分变系数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教育对经济其它部门的外溢作用由系数‘p来反映，而对经济发展的全部作用则由来体现，由前面分析可知入=p／(1+p)+G，它既包含了教育对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贡献，也包含了两个部门间相对的边际要素生产力的差异，而在方程(13)中可以估计出教育对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贡献。因此，方程(13)进行估计后，利用估计得到的和‘p值，就可以求出p值，也就可以知道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问相对的边际要素生产力的差异。本文对方程(13)估计结果见表l的全国估计结果，此研究主要分析变量系数，因此就不列截距项值。回归方程中变量G的参数估计值‘p是正值，并且达到了0．00的显著水平，因此可以说，当教育产出年增长1％时，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非教育部门产出将增长‘p％。
研究结果‘p=0．23，与蔡增正对国际资料分析得出的qo值在o．27—_0．42的范围内相比而言，我国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与国际上的水平相比是较低的。另外，通过计算可得，p=一0．29，这说明教育部门的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的生产力，而蔡增正通过国际资料分析结果也是与此相类似。而教育部门产出水平低于非教育部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是公共服务的范畴，尤其是义务教育，主要是国家办学，而民间办学所占的比例较小，因此政府有很大的干预权，而政府主要考虑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并不像企业那样投入就是以盈利为目标，以个人福利最大化为主。为了研究教育部门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我们分别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进行回归。与全国回归模型选定步骤相同，分别进行了Hausman检验，东中西部都在10％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这说明东中西三大地区都适合随机效应。因此，本研究决定对三大地区都采用部分变系数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首先，在实现国家教育政策目标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是一3．10，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已经能满足社会对公共教育的基本要求了，而且还出现了反效应。
因此，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支出，所产生的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教育支出对经济的正外溢作用也是有最大限的，政府各部门的投资都有二个合理的比例且相互协调发展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究其原因，这可能是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过多，或是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结果。如2009年，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除天津200多亿元、福建389多亿元以及海南92多亿元外，其余都达到了460亿元以上，其中广东地区已经达到了1166亿元。而我们知道，教育支出是有挤出效应的，教育支出增加就会减少消费、投资等方面的支出，而消费、投资等因素都是拉动经济最主要因素。因此，如果地区出现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的支出结构失衡，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另外，众所周知我国政府都是侧重于高等教育的投入，而对中等和基础教育的投入还不够，我们知道，基础教育的正外部效应是非常大的，而高等教育相对来说主要是个人效应，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投入更是占了很大比例。且东部分布了大量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育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211院校、985院校和其他一般性院校，这些院校是公共性教育资源特别是财政教育投入的分配依据，最终会形成两级分化。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水平的教育是无效率的，而中央政府则应当对小学以上的各级教育增加财力支持。
因此，教育支出内部结构的不平等因素可能是东部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外溢作用出现负值的原因之一。其次，从中部到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从1．01减少到0．27，这说明中部相比西部而言，政策较为灵活化，制度较为完善化，市场化进程也比较快。因此，中部地区领先于西部地区，相比而言已经具备一定的体制框架，这无形中加快了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耦合，为教育外溢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通道，从而表现出比西部地区有较高的外溢系数值。另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邻近效应，即邻近地区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于社会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力。而邻近效应可以体现在经济层面，即相邻地区由于产业链上的聚集而产生经济聚集效应，而这也进一步要求教育资源在配置上与经济聚集相呼应，也就是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产生溢出效应，而中部相比西部来说更加靠近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无形中对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产生了溢出效应。而西部则是主要受到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教育资源产生的溢出效应。还有就是中部地区的教育投入资金比西部要充沛的多，而且又没有东部那么过量的投入。如2009年中部地区：山西是332多亿元，吉林是271多亿元，黑龙江是338多亿元，安徽是438多亿元，江西是333多亿元，河南是656多亿元，湖北是451亿元，湖南是506多亿元；2009年西部地区：重庆是266多亿元，四川是657多亿元，贵州是270多亿元，云南是342多亿元，是49多亿元，陕西是380多亿元，甘肃是231多亿元，青海是60多亿元，宁夏是70多亿元，新疆是250多亿元。可见西部地区教育支出总体来说是明显的小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总体又是明显大大小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对经济的外溢作用是明显的正效应，且中部地区快于西部地区。最后，利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估计结果，并通过计算可得教育部门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生产力水平由东部到西部逐渐递增性，分别由东部的一0．71、一0．71递增到西部的一0．17，这都说明总体来说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教育部门的生产力都低于非教育部门。而呈现这种逐渐递增性，是因为从东部到西部，教育部门的市场化程度是逐渐降低的，即政府干预的力度是逐渐加强的，而经济的发展程度是逐渐降低的，其无形中对教育资源产生的溢出效应是逐渐下降的等因素，最终导致了教育部门低于非教育部门生产力水平的递增性。
四、结论与启示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3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210097）
[摘要]基于1999～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本研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现状进行了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从横向区域看，政府成本分担呈东西高、中部凹的格局，家庭成本分担呈现中部高、西部低的局面，省际间成本分担差异显著；从纵向时间看，政府投入水平明显提升，成本分担结构有所优化。不少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不足，致使家庭分担较大份额的成本，违背了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原则。今后应确定适宜的成本分担比例，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加大对中部地区财政扶植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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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政府分担；家庭分担
一、问题提出
进入新世纪，我国政府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总量逐年增加。有数据表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学前教育总经费的百分比约为60%。然而，“入园难、人园贵”一度成为我国学前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此，从2010年起，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各省开始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增加财政扶持力度，力图实现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公益性。长期以来，我国施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成本分担制度。这就在体制上为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的学前教育政策、制定本地区的学前教育投入目标，提供了充满弹性的自主空间，而我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不平衡，因此描述并分析我国各区域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现状与发展轨迹，对于切实了解我国当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情况，以及制定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与有效的财政投入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二、研究方法
由于其他成本分担主体在我国学前教育总投入中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故本研究所言“分担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和家庭。成本分担情况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0-2012)，其他相关数据出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2)。通过搜集整理分地区幼儿园财政性教育经费、教育经费总支出、实际收取的学杂费、在园幼儿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各地区人口数量等数据，然后计算得出政府与家庭的分担比例，其中政府分担比例=幼儿园财政性教育经费／幼儿园经费总支出，家长分担比例：实际收取的学杂费／幼儿园经费总支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统计口径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1999-2009年，其数据统计的范围主要是教育部门办幼儿园以及其他部门办幼儿园；2010-2011年，数据统计的范围扩展到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举办的幼儿园和民办园。由于国家财政性经费基本都流向了教育部门办园和其他部门办园，故可以把1999-2009年政府对它们的财政投入近似看成是政府对所有幼儿园的投入。基于此，年鉴上1999-2011年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生均财政拨款数据，还是可以反映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规模的变化的。
本研究以统计分析、比较研究为主要方法。首先，运用简单描述统计考察不同地区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情况；其次，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量2011年三大区域的生均政府拨款、生均学杂费、政府分担比和家庭分担比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再次，运用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分析政府分担比、家庭分担比及其与经济指数之间的相关性。比较研究法则主要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在空间维度上，运用2011年的横截面数据，对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情况进行横向比较，以呈现地区差异情况；在时间维度上，使用1999-2011年的数据，对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情况进行纵向比较，以揭示时间发展脉络。
为了对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本研究按照年鉴里常用的区域划分标准，将31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其中，东部区域共11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区域共8个省，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区域共12个省（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离开成本分担的绝对量单谈比例，难以客观描述并准确比较地区间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状况。基于此，本研究从成本分担量和分担比来考察东部、中部、西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现状。其中，成本分担量指政府、家庭投入学前教育的经费数量，本研究分别以生均政府财政投入、生均学杂费来描述，以便于区域间与省际间的比较。成本分担比指政府与家庭在学前教育总成本中负担的经费比例。
（一）东部、中部、西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量
1．生均财政拨款。
从全国来看，我国的生均财政拨款两极分化严重，较高的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如图1所示，2011年生均财政拨款在2000元以上的省份有8个，在1000元以下的省份共15个。其中，较高的有上海(10001)、西藏(6888)、北京(5841)、天津(5448)、内蒙古(3115)、新疆(2895)等，较低的有广西(356)、江西(360)、湖南(378)、湖北(538)、广东(574)等。对2011年的生均财政拨款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三个地区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F(2，28)=2.213，sig.=0.128)。
东部财政性经费与生均财政拨款最高，增长速度也最快。从图2可以看出，1999-2011年，东部财政性经费远远高于中西部，其增长速度也显著高于中西部。在2009年和2010年，中部的财政性经费明显低于西部。从图3可以看出，1999-2011年，东部政府生均财政拨款高于中西部。其中，中部地区生均政府投入最低，且增长最慢。2010年和2011年，三个区域的财政性经费和生均财政拨款增长都较为迅速。其中，东部、中部、西部的生均财政拨款，2010年比2009年分别增长了28.22%、36.84%、37.52%；2011年比2010年分别增长了56.17%、59.74%、35.51%。
生均财政拨款的省际差距逐年增大，西部地区两极分化现象较为明显。如表1所示，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全国各省的生均政府拨款标准差，都呈明显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学前教育生均政府拨款的省际差距正在逐年扩大。2011年，东部、中部以及全国各省的生均政府拨款极差率，较上一年明显下降，而西部地区的极差率有所增长。这说明从全国范围看，两极分化的发展速率有所下降，但西部地区两极分化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生均政府拨款标准差较大，省际差异更显著；西部地区的极差率较高，两极分化倾向更明显。
2．生均学杂费。
东部地区的生均学杂费普遍较高，西部相对较低。从图4可以看出，生均学杂费高的省份集中在东部，较低的省份多在西部。生均学杂费在1000元以上的省份，东部、中部、西部分别有10个、6个、4个。对2011年的生均学杂费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三个区域间存在显著性差异(F(2，28)=13.652，sig．=0.000)。其中，东部与西部地区(sig.=0.000)、东部与中部(sig．=0.001)存在显著性差异，中部与西部不存在显著性差异(sig.=0.602)。
从生均学杂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的比值，可以看出家庭承担的成本与其承受力之间的关系。图5和图6是2011年生均学杂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的比值，及其与2010年相比的增长率。2011年，该比值较高的省份多在东部，较低的集中在中西部。从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看，较高的省份有北京(15%)、上海(11%)、辽宁(11%)、天津(11%)、广东(9%)、海南(9%)，较低的省份有贵州(3010)、新疆(3%)、广西(4%)、云南(4010)。从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看，较高的省份有北京(32%)、辽宁(28%)、广东(26%)、海南(26%)、宁夏(26%)、上海(25%)，较低的省份有新疆(10%)、江西(11%)、河北(12%)。由图5和图6还可以发现，全国近2/3省份的生均学杂费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在2011年较上一年有所下降。生均学杂费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缩减幅度更为明显。这说明2011年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家庭学前教育经济负担较上一年减轻。值得注意的是，海南2011年生均学杂费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分别增长了7%、19%。
生均学杂费的省际差距逐年增大．家庭投入两极分化的速率下降。如表1所示，与2007年相比，2009年中部、西部生均学杂费标准差呈明显上升趋势；东部和全国生均学杂费标准差则有所下降。2011年，中部、西部生均学杂费标准差继续上升，就全国标准差来说也在上升。这说明我国学前教育家庭投入水平的省际差距在扩大。2011年，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全国的生均学杂费极差率都降低了。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内，家庭投入两极分化的发展速率在减缓。总体而言，在生均学杂费的标准差和极差率上，东部高于中西部，省际差异更明显。
（二）东部、中部、西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比
1．横向区域比较。
政府分担比较高的省份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家庭分担比较高的多在东部和中部。如表2所示，政府分担比例在60%以上的省份共有8个，分别是西藏(87%)、新疆(80%)、青海(71%)、上海(70%)、内蒙古(65%)、天津(64%)、陕西(60%)、甘肃(60%)。在30%以下的省份有6个，分别为广东(16%)、湖南(17%)、湖北(25%)、江西(26%)、重庆(28%)、辽宁(28%)。
区域间政府分担比、家庭分担比差异显著。对政府分担比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2011年三个区域间存在显著性差异(F(2，28)=4.102，sig.=0.027)。其中，中部与西部地区存在显著性差异(sig．=0.009)，东部与中部(sig.=0.250)、东部与西部(sig.=0.090)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对2011年的家庭分担比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三个区域间存在显著性差异(F(2，28)=5.917，sig.=0.007)。其中，东部与西部(sig.=0.012)、中部与西部(sig.=0.004)存在显著性差异，东部与中部不存在显著性差异(sig．=0.537)。
政府分担比与家庭分担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对31个省份的政府分担比与家庭分担比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2007-2011年，二者呈极其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我国政府和家庭是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两大主体，二者此消彼长。
除政府和家庭以外，其他分担主体在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基于此，本研究根据2011年的政府分担比、家庭分担比以及二者之间的比值，将我国各省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情况进行聚类分析，把31个省市划分为5种类型（见表4）。
2．纵向年代比较。
东部、中部、西部的政府分担比呈增长趋势，家庭分担比呈下降趋势，如图7和图8所示，1999-2009年，三个区域政府分担比都有所增加，家庭分担比也都有所上升。与1999年相比，2009年东部、中部、西部的政府分担比分别增长了13%、13%、10%，家庭分担比分别上升了9%、3%、3%。东部、中部、西部的政府分担比在2011年比上一年，分别上升了7%、6%、8%，家庭分担比分别下降了2%、5%、8%。
全国各省政府分担比普遍上升，多数省份家庭分担比呈下降趋势，如图9所示，除青海和新疆外，各省的政府分担比在2011年较2010年升高。其中，有9个省份增长幅度大于10%，分别为山东(21%)、宁夏(18%%)、陕西(16%)、河南(13%)、安徽(12%)、江西(12%)、浙江(12%)、江苏(11%)、重庆(11%)。2011年，除广东、海南、广西、辽宁、山西、新疆6省外，其他各省的家庭分担比较上一年有所下降。其中，有7个省份降幅超过10%，分别是浙江(11%)、河南(11%)、山东(12%)、青海(12%)、江西(13%)、宁夏(15%)、陕西(24%)。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分担比增长率最高的是海南，增长了19%。
政府分担比、家庭分担比的省际差距呈缩小趋势。如表5所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各省的政府分担比、家庭分担比的标准差和极差率，在2011年较上一年都有所下降。在政府分担比的标准差与极差率上，东部高于中西部，这意味着东部政府分担比的省际差距大于中西部。在家庭分担比的标准差与极差率上，西部高于东部和中部，这意味着西部家庭分担比的省际差距大于东部和中部。
四、讨论
（一）区域差异：东西高、中部凹
我国政府学前教育成本分担形成东西高、中部凹的格局，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区域经济的失衡。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由高向低递减的格局，且区域间的差距有继续扩大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直接规限政府的财力，同时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对学前教育成本的负担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妇女的就业状况，从而影响着家庭对学前教育的需求。相对而言，东部的妇女就业率高，家庭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需求量较大，而东部政府财力也相对充足，因此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较高。
第二，投入体制的缺陷。首先，我国实行地方政府负责的财政投入体制。在分税制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互独立。地方学前教育的发展主要依靠当地政府的财政投入，很少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由此必然默认地区发展差距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制约。其次，“中央奖补”的财政支持原则，在表面上每个地区都有均等的获取机会。实际上，获得中央学前教育奖补资金的主要是东部发达省份与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中部的大多数省份被排除在“中央奖补”之外。
第三，国家政策的倾斜。自从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对西部教育实行各类专项补助，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在这种背景下，西部学前教育经费有了国家的坚强后盾。而我国虽也提出“中原崛起”，但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并无实质性的财政支持，学前教育更是被忽略。尽管2010年来中央政府加大对中部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投入，但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中部塌陷的格局。
第四，义务教育的影响。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的义务教育普及广度和发展质量较低。西部地区有国家财政的鼎力支持，义务教育获得飞速发展。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学龄儿童众多，义务教育发展任务依然繁重，而我国学前教育经费长期未能单独列项，中部省份在国家要求下必然重点发展义务教育，由此难免存在义务教育挤压学前教育经费的情况。
（二）省际差异显著
“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首要责任主体，但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性投入一直以来都缺乏系统的规划和法律约束，这就赋予了地方政府成本分担广阔的弹性空间。在这种分担制度下，政府分担比例，无论是西藏的87%，还是广东的16%，似乎都是合法的。借鉴已有研究，可以从分担能力和分担意愿两个维度来剖析地方政府学前教育成本分担行为。政府分担能力和分担意愿，分别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幼儿园生均预算内经费支出与人均财政支出的比值作为操作性变量。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均财政拨款与政府分担能力指标极其显著正相关（rp：．723**，p=0.000，n=31），与政府分担意愿指标极其显著正相关(rp=．733**，p=o.ooo，n=31)，政府成本分担比例与分担意愿指标极其显著正相关(rp=.712**，p=0.000，n=31)，与政府分担能力指标呈低度正相关(rp=0.157，p=0.400，n=31)。由此说明，政府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情况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分担意愿，与分担能力并不必然相关。
政府分担意愿的差异，实际上是利益选择的差异。学前教育的收益不易观测，且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这种收益特性让政府决策者可能会有一种不确定感、模糊感。根据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特沃斯基（tver-aky，a）的“不确定排斥”理论，政府对这种收益不确定性的排斥，可能会使其对学前教育投入缺乏兴趣。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中，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在权衡利益时，由此有的选择了经济利益，将公办园全部卖掉或者“转企”，不过也有的选择了长远利益，虽然羟济不算发达，但逐渐构建起了以政府和集体办园为主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格局。如广东省政府一向不太重视学前教育，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明显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如表6和表7所示，从2000-2011年，广东省的生均财政拨款都低于河北省，尤其在2007年以后。当前我国各省政府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差异较大，生均政府拨款两极分化严重。这可能会造成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区域悬殊，不利于学前教育公平理想的实现。
（三）共同趋势：投入水平提升、分担结构优化
本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大多数省份政府分担比偏低，家庭在学前教育上的经济负担比较重。这一年，全国11个省份政府分担比在30%以下，其中广东省政府分担比仅为11%。全国有10个省份家庭分担比在60%以上，其中河南、湖南家庭分担比高达72%。有14个省份，其生均学杂费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在200/0以上，其中北京、陕西在30%以上。但到了2011年，东、中、西部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与生均政府投入都明显增加，多数省份家庭分担比呈下降趋势。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入园难”“入园贵”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迫使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切实增加学前教育投入。可见，我国当前学前教育投入制度的发展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五、政策建议
（一）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确定适宜的成本分担比例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性投入长期不足，其主要制约因素在于缺乏经费投入的保障与监督机制。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对策建议：第一，尽快制定《学前教育法》，加快完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体系的宏观架构，形成全面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保障与监督制度；第二，加强行政监督，将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增长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党政干部政绩考核重要标准，并建立相关责任追究制度；第三，建立社会舆论监督体系，把学前教育的经费预算与财政投入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政府在学前教育成本筹措中应当发挥主渠道功能。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家长购买力、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应加强相关实证研究，根据各省的综合情况，制定具有区域差异性的政府最低成本分担比。为切实减轻家庭负担、促进社会公平，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积极扶持面向大众且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制度，为家长提供收费合理、有质量保障的学前教育服务；第二，政府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家庭的承受力，以及为幼儿提供的服务质量等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合理干预幼教市场，有效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真正减轻家庭负担。
（二）加大对中部区域的财政扶持力度
我国政府投入目前呈现东西高、中部凹的格局，为此中央政府应建立规范的学前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定合理的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同时通过立法加强对学前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的约束与监督。此外，对于学前教育中央专项资金，在规划布局和实际分配上也要向中部区域倾斜，切实增加中部的学前教育公共资源，这对缩小学前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必不呵少的。
注释：
①极差率是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值，反映某种差异的极端情况。
参考文献：
[1]宋映泉．不同类型幼儿园办学经费中地方政府分担比例及投入差异一基于3省25县的微观数据[J]．教育发展研究，2011，(17)．
[2]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191-193.
[3]严冷，冯晓霞．学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启示[J]，中国教育学刊，2009，(7).
[4]刘占兰等．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49.
[5]王迎兰．当前“入园难”问题的突出表现及其解决——基于主流新闻媒体报道的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0，(11)．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4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省份；区域比较
中图分类号G71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17）15-0045-07
中等职业教育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扶贫开发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1年，《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职成[2011]17号）提出：“加快解决生师比过高、‘双师型’教师和兼职教师比例偏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视，也为各地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幅员辽阔，受自然条件、历史原因的影响，以及传统观念、区域差别和体制C制限制，各省份及不同区域之间不仅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状况也存在一定差异。
一、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测量
近十多年，中央和各级政府不断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资源短缺问题得到较大改善，有关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理论研究日渐丰富[1]。从内容上看，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理论、特征、路径、经济增长、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关于省份及区域师资配置的研究尚不多见。在中小学教师发展方面，杨晓琳等选择每千劳动人口数量、每万人口中教师数量、专任教师比例、代课教师比例、生师比、高一级学历教师比例、中高级职称教师比例、教师年平均工资等对2010年全国31个省份的中小学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2]。本研究在借鉴以往教育发展评价指标、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和相关政策，尝试构建衡量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对2014年各省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进行测算、排序和比较，以期为我国各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及中等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指标选取
本研究在建构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的指标体系时，根据资料的可得性、全面性及客观性等原则，通过专家评判及反复讨论，从教师数量、结构、质量以及待遇4个维度选取了每万人口教师数、每万劳动力教师数、生师比、师员比（专任教师占教职员工比例）、高级职称比例、学历达标率、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比例、中青年教师比例、“双师型”教师比例、高级工及其以上资格证书比例、兼职教师比例、绝对平均工资、相对平均工资、参加国培教师比例等14项指标，依据国家有关标准或全国平均水平将每项指标标准化，经过构权与反复综合比对，构建了2014年全国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指数体系。
（二）模型建构
通过专家咨询法、文献分析法等对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目标的特点、特征、基本要求及相关政策进行分析，选取对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比较有意义的指标组成评估测量框架，并赋予一定权重。经研究确定了数量、结构、质量、待遇4个维度共计14项指标。
二、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比较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及分析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状况进行了测评。①
（一）教师数量
教师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投入人力资源的多少，可以反映不同地区职业教育人力资源投入的水平。吉林、山西、浙江等省份在教师数量方面的综合得分最高，江西、广西、宁夏等省份得分最低。
每万人口教师数和每万劳动力教师数是反映教师数量多少的重要指标。2014年，每万人口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数排名前三位分别为山西、浙江和天津。有17个省份每万人口专任教师数在5人以上。其中，山西省每万人口中有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7.63人，得分1.48，排名第一；湖南、、江西分别是3.79人、3.71人和3.65人，得分较低，排名最后。每万劳动力教师数排名前三位分别是山西、甘肃与河北，其中，山西省每万劳动力中有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9.34人，北京、上海、、江西、湖北等省份万劳动力教师数均不足5人，得分较低，分别排在最后五位。
生师比和师员比（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比例）是反映教育系统内部及一个地区教育人力资源投入情况的重要数据指标。2010年7月，教育部修订《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其中第七条规定：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应该达到20∶1。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平均为21.34，其中吉林省最低为8.55，得分最高为2.34，排名第一；天津排名第二，为13.94，得分1.43；广西壮族自治区生师比最高为38.33，得分最低，为0.52，排名最后。全国仅有15个省份生师比在20以下，得分在1.0以上，即达到了规定标准。根据2007年人事部、教育部联合颁发的《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岗位占学校岗位总量的比例一般不低于85%，其他岗位原则上不超过15%。2014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比例高于85%的只有和浙江两个省份，分别以88.27%、85.88%，得分1.04、1.01，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安徽以82.60%排名第三。海南、上海、北京师员比最低，分别以69.61%、63.14%和62.49%，得分0.82、0.74和0.74，排名最后。
（二）教师结构
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比例、学历达标率、研究生以上教师比例以及中青年教师比例是反映教师结构的重要指标。天津、江苏、辽宁等省份排名靠前，贵州、山西、排名最后。
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拥有高级职称的人数为161354人，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平均为24.3%。其中，天津市最高，为37.93%，得分1.90。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最低，为6.1%，得分0.3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专业课教师应该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2014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89.29%，比2013年的87.95%提高了1.34个百分点。其中，江苏、上海、浙江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都在95%以上，排名前三位；四川、江西和青海学历达标率最低，以83.63%、82.82%和77.27%排名最后三位。
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方面，上海、江苏、北京最高，以16.45%、13.38%、12.71%分别得分1.65、1.34、1.27排名前三位；黑龙江、海南、青海比例最低，分别为3.00%、2.91%、2.61%。
中青年教师（45岁以下）是学校的未来与希望，是教育教学的生力军与主力军，也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对象。、浙江、贵州中青年教师比例最高，以93.96%、80.01%、79.38%分别得分1.29、1.10、1.09；上海、天津、吉林比例最低，分别为64.09%、63.81%、62.91%。
（三）教师质量
当前，我国中职教师普遍缺乏企业实践经历，专业实践能力不强，由此构建专兼结合、理论和实践一体的教师队伍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双师型”教师比例、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教师比例及兼职教师比例是反映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综合来看，青海、浙江、新疆因高级工比例或兼职教师比例高而排名靠前，内蒙古、甘肃、等排名靠后。
“双师型”教师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安徽、浙江、广东“双师型”教师比例最高，以43.03%、39.31%、37.02%分别得分1.43、1.31、1.23；甘肃、、山西“双师型”教师比例最低，分e为17.79%、16.82%、13.82%。
具有与从事教学相关专业的非教师系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高级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是确保兼职教师以及实习指导教师质量的重要保障。浙江、北京、陕西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中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资格证书比例最高，以85.07%、81.25%、80.00%分别得分1.24、1.19、1.17排在前三位；湖北、贵州分别以45.45%、40.79%排名最后；没有该数据。
聘请校外兼职教师是完善教师队伍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特色的重要方面。青海、贵州、新疆兼职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最高，以56.8%、39.2%、34.1%分别得分1.89、1.31、1.14排名前三位；河北、甘肃、吉林以7.3%、6.3%、4.8%排名最后。
（四）教师待遇
教师待遇关系到教师的积极性以及能否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教学事业。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参加国培教师比例是反映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待遇水平的重要指标。浙江、广东、上海排名前列，湖北、吉林、安徽排名居后。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上海、北京、浙江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最高，以年平均工资14.59万元、13.58万元、10.83万元分别得分2.19、2.04、1.63，排名前三位；贵州、安徽、吉林以年平均工资4.43万元、4.38万元、4.31万元排名后三位。
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物价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不仅将各省份教师平均工资水平进行了指数化，并且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进行了比较。除贵州、安徽以外，其他各省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均高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其中，浙江、广东、海南以1.91倍、1.91倍、1.73倍分别得分1.91、1.91、1.73，排在前三位；吉林、贵州、安徽以1.01倍、0.93倍、0.92倍排在后三位。
组织教师参与培训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培训管理办公室统计资料，参加部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比例最高的是青海、新疆和贵州，分别以2.90%、2.63%、2.18%得分2.87、2.60、2.16，排名前三位；广东、上海、湖北以0.47%、0.30%、0.21%排名后三位。
（五）综合排名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需要综合考虑数量、结构、质量、待遇等多个维度，经过多方研究比对，对全国各省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综合排名。综合来看，有10个省份得分在110分以上，位于第一梯队；有10个省份得分在100至110分之间，位于第二梯队；还有11个省份得分在100分以下，位于第三梯队，见图1。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对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教师配置状况进行年度排名，随着各个省份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重视程度、财政投入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影响，每年各省的排名也会发生一定变化。我们推出这个排名只能近似呈现各省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状况，受研究能力及信息资料限制，在指标体系设计上难免还有疏漏之处，希望各界能够客观、理性、辩证地看待这个排名，促使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深入研究我国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发展的基本状况及地区差异，以便各地相互比较、准确定位与彼此借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三、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的区域特征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同样如此。根据经济、地理、文化及以往相关研究，将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份。从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水平来看，三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一）综合来看，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
根据综合指数排名，东部地区平均分值为106，西部地区为94，中部地区为93。东部地区地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无论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对外开放程度还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要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在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方面亦是如此。受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影响，与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紧密相连的中等职业教育在西部地区得到较快发展，在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方面，无论教师待遇水平、兼职教师比例还是中青年教师比例都有显著改善，并明显优于中部地区。
（二）东部地区优势明显，但兼职教师比例及师员比不高
在所有14项指标中，东部地区平均水平最高的有8项，分别是每万人口教师数、高级职称比例、学历达标率、研究生及以上教师比例、高级工及以上资格证书比例、“双师型”教师比例、绝对工资指数和相对工资指数。在12个学历达标率超过90%的省份中，东部地区占了9个，其余2个也接近90%。高学历教师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图2。江苏省以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研究生以上比例都在10%以上，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最高比例不超过8%。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不仅工作条件相对优越，工资待遇也是最高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超过10万的4个省份都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除外，年平均工资都不超过8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一定数量且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东部地区的兼职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明显低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河北省兼职教师比例仅为7.3%，最高的福建省也仅为20.2%，而西部地区的青海、贵州、新疆等兼职教师比例都在30%以上。2014年，全国专任教师占教职工平均比例为77.38%，东部地区最低，排名最后三位的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地区。
（三）中部地区教师待遇最低，难以吸引优秀教师
在所有14项指标中，中部地区排名最后的占了6项，包括绝对工资、相对工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中青年教师比例、“双师型”教师比例和参加国培教师比例。尤其是工资待遇和参加国培教师比例方面，中部地区明显处于劣势。
就平均工资来说，东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绝大多数省份都在年薪6万元以上，西部地区也有7个省份超过6万元，而中部地区一个也没有。
就相对工资来说，全国共有11个省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是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5倍以上，其中东部地区有7个，西部地区有4个，中部地区一个也没有。最高的河南省也仅仅1.28倍，全国排名16位。安徽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平均工资仅仅为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0.92倍，全国排名最后。
（四）西部地区兼职教师比例最高，但专任教师数量不足
在所有14项指标中，西部地区有6项排名最后，包括生师比、每万人口教师数、每万劳动力教师数、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学历达标率和高级工及以上资格证书比例。不过，西部地区的中青年教师比例、兼职教师比例和参与国培教师比例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兼职教师比例最高的5个省份全部位于西部地区，且比例都在25%以上。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兼职教师比例最高为20%。
西部地区参加国培的教师比例也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全国参与国培教师比例超过1%的省份共有17个，其中东部地区5个，中部地区3个，西部地区9个，西部地区多于东、中部地^省份的总和。
尽管存在一定优势，西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劣势也很明显，如生师比是最高的。2014年，全国共有15个省份生师比降到了20以下，在所有高于20的16个省份中，东部地区有3个，中部地区有4个，西部地区有9个，其中青海、宁夏、贵州、广西4个省份生师比都在30以上。
通过对各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中职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的比较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中职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其一，由于经济发展、历史文化、教育投入、供需失衡等原因[3]，各省份及不同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配置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其二，生师比、教师平均工资水平等指标省际及区域差异显著。其三，兼职教师西部地区比例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兼职教师仍然是专任教师的补充力量。其四，中部地区中职教师队伍建设存在“塌陷”现象。为此建议下：一是加大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中职教师平均工资水平，逐步缩小区域和省际差异；二是东部地区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优化教师队伍素质结构；三是中部地区需加强教师培训，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队伍总体素质；四是西部地区需加强新教师的引进和培养，改善生师比，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李玲，黄宸，邹联克.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基于a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5（6）：54-60.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5
（一）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去年总书记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这给西部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各省市都在尽一切力量，研究和规划作好西部大开发的各项准备工作。各省市都把教育的发展作为大开发的重要思路。特别是从去年高校扩招开始，全国高校扩招48万人，其中陕西高校扩招1.2万人。高校扩招数额如此之大，给西部各省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也给高校带来了压力。正是这压力，使我们商讨尽快落实扩招工作的具体措施，如充分挖掘高校现有潜力，改革学校后勤工作；根据各校实际情况积极推出了“走读”制度；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审查、审批一批职业技术学院，具有发放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和联合筹办一批高等师范学院。所有这些充分调动了高等教育战线上广大教职工的改革热情，给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生机。
（二）西部大开发高等师范教育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劳动力素质的差距，人才的差距。据统计，“西部地区199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比全国低1.53个百分点。全国接受高等教育比率不到4％的省区有5个（广西3.75％，贵州2.86％，云南3.36％，2.06％，青海3.55％）其中4个在西部，占80％”。北京、天津、上海三直辖市，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更高一些，西部大多数省（市）仍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仅以陕西为例，有科教优势，但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影响，科教优势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陕西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为25.12％，高出全国15.88％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于陕西及其西部各省科技经济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外流的势头，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伴随着21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对我们经济的影响和对全民素质提出的要求。特别是西部各省是身跨农业社会、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三个阶段，具有相对落后，基础薄弱，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事业带有过渡性，不确定性和探索性特征。因此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比别的省份承担着更加重要的任务，为西部大开发培养大批的合格师资和高素质的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高等师范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研究和制订西部大开发，必须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
二、西部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情况分析
（一）中国西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分布情况（1995年）
从上表统计结果看，截止1995年西部有高校214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理工院校50所，农牧院校15所，林业院校2所，医疗院校25所，师范院校62所，语言院校2所，财经院校13所，政法院校5所，体育院校2所，艺术院校7所，民族院校7所。改革开放20年来，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占总数30％）以其低重心，宽覆盖面，紧密结合西部地方经济和基础教育需要发展为目标，完善了西部的高等师范教育体系，坚持为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输送合格人才的办学宗旨，基本上形成了三级层次布整体完善的态势。
（二）西部地区高等师范教育布局、结构存在的问题
按照高等学校统计分类相比较，西部地区普通高校类别齐全，学科也比较完善。但由于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及其专业布局都受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和管理体制，条块分割且条条制约过强，导致院校科类、专业等层次的结构不协调，缺少区域的平衡性，如青海、宁夏、高校少，无法合理配套。目前西部地区办学层次和院校科类结构不合理，出现比例失调，如四川现有42所高校中有一半即21所是专科，而专科中又一半，10所是师范专科。可见调整专科比例，尤其师专升本科的比例更显突出。
（三）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大发展迫切要求提高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水平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6
关键词西部高等教育任务挑战
abstractthepaperdiscussesthedevelopmentofhigereducationofwesternofChinainnewtimes.thepaperpointsoutthat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ofwesternhasnewtasksandchallengesinthenewepoch.andsomesuggestionsto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ofthewesterneither.
Keywordsnewtasksandchallenges
Highereducationwestern，harmonioussociety
一、前言
西部高等教育几乎是在零起点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前，西部高等教育几乎为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50余年的较快发展，从小到大，有些省区从无到有，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高等教育。[1]西部高等教育事业为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部地区面积辽阔，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中国陆地边界线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全国的少数民族也主要居住在这里，整个西部地区集中了53个少数民族和80％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这里土地面积辽阔，农林牧业、旅游资源、能源与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人口相对稀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加速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对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推动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同时对于缩小东西部差距，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与国内外相比，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滞后的，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突出表现为：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以后，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满足高等教育扩展的发展要求，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需求，更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迅猛发展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西部高等教育总体状况薄弱、发展失衡、专业设置不合理、教育资源利用不当等。[3]
二、21世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满足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但同时必须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新时期的中国西部高等教育面临着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培养人才和服务地方发展的三重任务。
任务1：西部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由于历史、经济、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造成了西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迟缓、滞后且不平衡。但随着时代的要求，特别是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要求，西部高等教育要解决自身的问题，比如说学科设置、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定位、发展等。
任务2：培养人才。随着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我们清醒地看到，西部人均受教育水平仍然不高，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杰出人才缺乏。因此，西部高等教育的任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为西部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培养人才，而是在培养人才基础上，考虑培养创新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问题。
任务3：服务地方发展。主要要解决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与西部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也就是说，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要促进西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的改革与发展，其中突出问题是学科门类结构与西部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不适应。
简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西部高等教育面临着新旧双重任务。西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会影响人才的培养与创新，而西部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又反过来会影响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此形成一种循环关系。
三、21世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挑战
由于受历史的和其它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缓慢、整体水平还较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内小背景给西部高等教育当前的发展即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那么如何在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下处理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缩小区域教育间的差距，实现西部教育跨越式发展、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最终达到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国外的挑战：高等教育全球化。全球化已使我们卷入了一场宏大的教育游戏，这场游戏由我们自己来进行，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控制。同时，在这场游戏中，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处于中心和霸权地位，致使世界范围及地区范围内的教育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性和不对称性，是一种前者支配和压迫后者，中心对实施霸权与后殖民的权力关系。[4]
面对全球化，显然西部高等教育对此并没有作好充分准备。首先，西部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还比较封闭，如工厂化的培养模式、科层化的管理体制、“工具式”的育人方式等比比皆是。虽然我们正在努力改变，然而由于传统的教育价值观的束缚，我们还没有从封闭的教育模式中完全走出来。其次，教育管理方式尚缺乏足够的灵活性。目前政府的教育管理方式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尽管进行了很多改革，但到目前为止，管理观念、方式、效率仍难以适应加入wto后的节奏。再次，不断强化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基础上更加向效率方向倾斜。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与国际化，可能从某些方面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促进，但向上述情况的这种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只能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最终导致教育分层、分化的加剧。对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这也是在国外强有力的教育竞争下中国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国内的挑战：高等教育大众化。凡事均具有两面性，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不例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给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更带来了挑战。知识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下面试以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西部人力资源建设问题为例进行阐释。
（1）西部人力教育资源建设成本负担加重。高等教育大众化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高等教育收费化。高等教育收费，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家和政府教育投资上的不足，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但由于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支持力度有限，再加国家政策和扶持导向存在偏差，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得西部高等教育成本负担加重。2005年我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为2936元，以此计算，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西部贫困地区3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10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5]
（2）西部人力资源结构呈现两极化。因西部经济条件有限，高校教育收费又过高，导致西部报考国家部委重点高校的学生呈逐年减少的趋势；[6]同时，考到外地的西部籍大学生很少回西部就业。2003-2005年地区接收毕业生的总数看，上海、北京（不含国务院系统单位）、天津、宁波、深圳、广州接收毕业生数量之和占28个省市接收毕业生总数的35.2%；甘肃、宁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海南接收毕业生数之和仅占接收毕业生总数的2.9%。目前，西部地区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才与人口的比率是1∶92，只有东部地区的1／10。西部十省区市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全国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9．79％。[7]这样则导致西部地区外来高级人才得不到有效补充，本土化人才得不到有效培养，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社会劳动力素质结构的两极分化，弱化了西部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建设的动力机制，影响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
（3）西部人力资源建设中人才培养比例失衡。高等教育大众化，给西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大学生占主要部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为西部发展提供了人力和智力支持，为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西部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为全国总量的15．5％，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全国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9．79％。西部目前急需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企事业行政管理与决策人才，掌握现代化企业理论的企业经营与管理、工商管理人才，高素质的中小学与大学教师，畜牧业与农业技术管理和科技人才，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管理与科技人才，医药卫生与生物工程技术管理与科技人才，交通运输与通讯技术管理与科技人才，环境工程科技人才，法律高层次人才奇缺而有些专业人才。[8]
（4）西部高等教育存在浪费情况。高等教育大众化给西部大开发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却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情况。主要表现为有四：一是“大才不用”，好不容易引进和培养的高级人才，却放在那里当摆设，冲门面；二是“大材小用”，如有些部门单位的端茶倒水、学校的辅导员等之类简单的工作也要招研究生；三是“小才大用”，引进和培养的高级人才放置不用，却用些“小才”做高级人才的工作；四是“小才不用”，不注重能力，唯学历是举。
（5）加速了西部人才流失。西部人才流失其实并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从高等教育扩招后东、西部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更趋激烈。2005年甘肃省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情况调研显示，其中133家科研单位近5年共调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986人，调入3054人，33户国有企业近5年共外流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2120人，其中不乏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和高层次经营管理人员，这些外流的人才，大多数流向了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兰州大学为例，近5年年来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另据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王跟顺教授的调查，目前兰州大学在任的50％以上的青年教师有流向东部的意向。[9]随着东西部差距的拉大，人才流失的速度将加快，特别是具有高学历、高职称、高技能的人才流失将更严重。
四、对策与建议
1、宏观：优惠政策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数年的发展史，以及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所采取的一切政治的行政的措施都证明了政府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绝对主导作用。由于东西部高校目前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国家应在诸如教材建设、学位点审批、重点学科及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根据西部大开发和全国合理布局的需要向西部高校适当倾斜。同时，我们建议，国家和教育部出台的对西部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政策，必须以立项的形式，以法律作保障，进行大幅度调整，实行“西部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制定西部大开发中有关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
2、中观：东、中部加强对西部高等教育支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推进，东西部高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在日益深入，初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教育部2001年6月启动的“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去年年底，支援学校派到受援学校任教教师460多人次；支援学校援助500多万元资金、价值1200多万元的仪器设备2500余台、市场价值1亿多元的软件以及13.7万册的图书；支援学校与受援学校共同承担了一批省级、部级科研项目。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目前很需要再加强和加大东西高校之间的合作和支援力度，利用东部高校在学科、资金、资源等的优势支援和扶持西部高校的发展，这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乃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很好的推动。
3、微观：西部高等教育应走特色发展之路。走特色发展道路，是指西部高等学校在办学理念上要紧密结合本地区的自然、社会、工农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创办新兴学科、设置高精专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在学科上不必追求齐全，在规模上不要追求庞大。
五、结语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西部高等教育在多方面存在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有些问题不能—一例举或深入剖析。有些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加强投资力度，可以逐渐得以缓解，有些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以及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和差距，这是要经过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努力才能解决的。所以，用急功近利的办法是解决不了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近期的核心问题，就是尽量缩小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高等教育在数量（包括学生数）方面的差距，尽可能培养西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所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西部高等教育办学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高层次人才的足够数量培养，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参考文献
1．王根顺，李静.发展西部高等教育的战略思考[J].教育研究，2001，(9).
2．万明钢.“积极差别待遇”与“教育优先区”的理论构想──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发展途径探索[J].教育研究，2002，(5)，p21–25.
3．王根顺./edu.cn/20010823/207963.shtml
4．邬志辉.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王德清.从教育需求看西部高等教育的改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5).
6．刘尧.西部教育发展现状与发展模式探析.edu.cn/20020121/3018157.shtml
7．王向红.借鉴美国经验推进我国西部教育发展.教书育人，2001;(3)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7
主成分综合评价：教育投入水平京沪藏位列前三甲
本着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共设置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比重、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普通初中学生均教育经费、普通高中学生均教育经费和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9个指标进行测评。指标所选数据均摘录或根据最新的《2011年国家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0》计算。
为消除主观因素影响，利用主成分综合评价全国2009年31个省区市的教育投入水平。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选取前三个主成分（解释了全部方差的88.72%）。根据各主成分的线性组合中权数较大的几个指标的综合意义，前三个主成分分别刻画了各地区的教育投入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水平、生均投入水平和政府财政支付水平。经计算各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我们得出31个省区市的教育投入总水平的名次。需要说明的是，有很多地区的得分是负数，但并不表明该地区的投入水平就为负。这里的正负仅表示该地区的投入水平与平均水平的位置关系，地区的投入水平的平均值算作零点，这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将数据标准化的结果。
测评结果显示，教育投入综合水平前十名中，北京和上海的教育投入综合水平遥遥领先，排名前两位，分别高于平均值7.696和7.689分，排名第三，高于平均值3.975分；天津、青海、辽宁、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和浙江分别排名第四至第十位；教育投入综合水平排名后十位中，只有广东为东部省份，排名第二十五，其他都为中西部地区，其中江西、广西、河北、山东、河南排名最后五位，分别低于平均值-1.965、-2.095、-2.156、-2.229和-2.767分。
在生均投入水平方面，地区间的得分差距最大。排名第一的上海和排名第二的北京的得分大幅领先于其他地区，分别高于平均值15.117和15.084分。天津、、浙江、辽宁、内蒙古、江苏、青海和黑龙江分别排名第三至第十名；在生均投入水平后十名中，除山东和河北外，其他全为中西部省区。其中，广西、贵州、河南排名最后，低于平均分-4.049、-4.429、-4.458分。
在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投入水平方面，西部省区领先。、青海和甘肃排名前三位，分别高于平均值7.582、4.773和2.566分。前十位中除海南和吉林外，其他全部为西部省区；相对投入水平排名的后十位中，全余为中东部省区。其中，经济大省广东、江苏、浙江排名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位，分别低于平均值-4.029、-4.071和-4.553分，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比例最低。
在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方面，各地得分差距较小。其中，贵州、北京、新疆、、浙江分别排名第一至第五位，得分分别高于平均值1.243、1.158、1.1、1.0、0.919分；而四川、重庆、湖北、内蒙古和辽宁排名最后五位，分别低于平均分-0.861、-0.933、-1.094、-1.114、-1.195分。
“追4”：11省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
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大量财力的集中投入，但教育投资的效益具有间接、迟效、流动和外溢等特点，因此并非私人资本所愿意和承担，政府是教育的主要投资者，公共财政的投入是保证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是衡量此方面的重要指标。
为完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的目标，自2011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是提高预算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二是增收特殊税费专项用于教育，三是新开财政性教育经费筹集渠道。2011年6月2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决定从2011年1月1日起，按土地出让收益的10%计提教育资金。2011年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投入和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从落实教育法定增长、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合理安排使用经费、加强经费管理等方面，对确保实现4%的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2011年8月2日，财政部消息称，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进行明确，并强调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重点用于农村（含县镇）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阶段学校的校舍建设和维修改造、教学设备购置等项目支出，具体包括前期工作费、工程施工费、设备购置费、竣工验收费、项目管理费和不可预见的费用等。
据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2012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计划3781亿元，地方预算教育支出17800亿元，总支出将超过2万亿元。3月5日，国务院总理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告今年的工作安排时明确指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一）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粤苏鲁排名前三
从2009年各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看，广东、江苏、山东、四川、浙江排名前五位，分别达到907.1亿、740.2亿、636.5亿、610.5亿和594.7亿元，河南、河北、北京、辽宁、湖南分别排名第六至第十位。但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排名中，这十个省份除了四川的该指标值排名第九比较靠前外，其他省份均排名靠后。
（二）十一省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8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1995的70.06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1995到2000年增长了7.98，2000到2004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1995到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1995到2000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1995和2000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1995、2000、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2000、2004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1995、2000、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04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政府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04年这五年间，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中共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政治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04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02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比2003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北京，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北京、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新疆、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中国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目前处于中等发展程度。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全国的数值为67.01，各个地区的该指数水平也都大于60.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从3个一级综合指标的数值看，家庭资源分配指数、婚姻关系指数与家庭责任分担指数的数值分别为84.0、74.39和53.53.这表明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性别关系相比，男女两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与婚姻关系上更为平等一些；换言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说明家庭责任中的性别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制约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地区比较
比较不同地区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发现：
各地区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31个省区市的家庭性别平等指数的数值范围从60.17到76.31，相差16.14.
家庭性别指数处于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南、重庆、四川、广西、天津、辽宁、河北与上海，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山西、甘肃、云南、海南、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和青海。影响这些地区综合的排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婚姻关系状况对家庭性别平等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山东在2002年已经没有早婚情况；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的进步，其晚婚率为96.60％，远远高于全国的同期指标值（57.29％）。因此，山东的婚姻关系指数排在全国第一位（87.98），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宁夏、青海、云南、江西等地区早婚率比较高，而晚婚率又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综合排序靠后。
其次，家庭责任分担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决定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北京、重庆、四川、山东、天津、上海、广西等地区的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劳动以及照看0—6岁的子女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家庭性别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而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青海等地区的家庭责任指数都在50以下，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各个地区家庭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排序与人均GDp排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2004年，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与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处于全国的第四、六、五、七、十位，但是家庭性别平等指数排序却位于全国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与二十九位；而重庆、河南、广西和四川的人均GDp分别排在第十六、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三位，但是其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却都排在全国的前10位。
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内蒙古和新疆的早婚情况比较少，同时，由于教育程度比较高，其女性的晚婚情况又比较普遍，因此综合指数的排序比较靠前；而云南、青海和宁夏这两个指标值在全国的位次都在后面，影响了其综合指数排位。
六、环境领域
环境是妇女发展的外部条件。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仅可以反映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结果、背景和条件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为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环境、促进环境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依据。
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主要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4个方面进行评估。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3.40，比2000年高5.45，（见表8）说明近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整体上有了一定改善，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妇女发展获得了一定空间。但是，目前综合指数尚未达到70，相对偏低，距离理想值10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多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关：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
2004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8和8.26个百分点，这不仅使农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政府加大了对妇幼卫生经费的投入，2004年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比2000年增加了0.37元，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18.9％增加到2004年的20.1％，女性对司法环境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仍然较小；2004年，记者中的女性比例为37.4％，女性对舆论环境的参与程度也不及男性高，不仅如此，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占的比例与高级职称、领导职位的比例并不协调。一项由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新闻界副总编以上领导职位中，女性仅占4.7％，在中央主要媒体的决策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2.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比较
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最好的北京综合指数达到了75.76分，与排位第二的上海相差3.63分，与排位第三的天津相差10.43分，比排位最低的地区高30.8分，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青海、广东、黑龙江、山西、云南和江苏。
从2004年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见表11、表12）中可以看到，约有2／3的省、区、市在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的两者排序基本一致，其排序差小于3位，说明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注重创造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那么男女两性就难以平等分享环境资源，妇女发展往往受到制约；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可以在环境领域达到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从表12可以看到，福建、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而山西、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排名则明显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
七、中国及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
从各个领域的综合情况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2004年，全国综合指数达到68.23分，比2000年提高了2.12分。就各个领域而言，虽然状况逐年改善，但各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见表9）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指数分别达到了82.32分和80.13分，遥遥领先于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指数也达到了60分以上，而在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我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还亟待改善。
2000年与2004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总体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可在图1、图2中得到反映。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各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环境领域和教育领域，分别增加了5.45分和4.28分；而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的进步幅度最小，仅提高了0.58分。
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04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值达到了77.95分，位居各省区市之首，上海、天津紧随其后，分值也在70分以上。此外，位于北方的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和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其综合指数也相对较高，居于前10位之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以及位处西部的广西、宁夏、四川等得分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和西部的陕西、重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及南部的海南等省区市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处于后10名之列。
与2000年相比，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6.22）、贵州（3.59），青海、宁夏、广东、新疆、安徽、河南、吉林、湖南、广西、山西、甘肃、湖北等12个省区市的增幅也在两分以上。福建、山东、辽宁、天津、云南以及重庆6个省区市的增幅相对较小，在1分以内。由于各省区市增幅的不等，也导致其在全国排序中位次的波动。（见表10）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省区市综合指数排名的波动。宁夏排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在健康领域指数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其在教育和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弥补了其在经济领域得分的下降；广东是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增幅显著。重庆除了在教育领域有所改善，在健康、经济和政治与决策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下滑，从而导致了其排名的大幅度下跌；而浙江尽管各个领域的得分均有小幅度提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省份的增幅太小，从而使其排名下滑；福建在健康领域有相对显著的下降影响了其排名的下滑，山东和云南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的下降所致。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人均GDp较低的10个省区市，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也大体处于全国的后10位；但是人均GDp达到16000元以上的9个省区市中，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区，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却在10名以后；而河北、内蒙、新疆以及吉林等省区虽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却居于全国前列。（见表11、表12）一般而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6个分领域中，健康、教育、环境的部分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弱，而与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关系密切。
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改善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并不必然改善和提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2003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与2004年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序之间的错位也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数排序的错位说明，必须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和改善国家和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整体水平，造福于子孙后代。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9
1．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对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大幅改善。但西部地区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社会现状并没有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比较落后，这就严重制约了本地区高校继续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制约。在西部地区，农业仍是GDp的重要支持，工业化发展模式粗放低效，第三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产业结构层次仍然较低，人均经济水平较为低下。因此，这就造成了西部地区对高校继续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使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严重制约了高校继续教育规模的扩大与水平的提高。
二、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结
1．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对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制约
构对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制约。在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这一情况反应在高校继续教育领域主要呈现为高校继续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那些偏远山区继续教育资源稀缺、人们享受不到应有的参与学习的权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现象。三、封闭的文化地理因素对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制约。西部地区由于高山大河的阻隔使得其与外界沟通不便，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造就了人们相对落后、保守的生活观念。这反应在继续教育领域主要表现为人们对高校继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积极性不高，这成为制约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2．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
在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受本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又促进当地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人才。长期以来高校继续教育为西部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民族干部、技术工人、中小学教师等大量的实用人才，这些人才在各自的行业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建设西部的重要人才支撑。其二，有助于西部地区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使得原来一些没有机会参加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扩大了教育的服务范围，是建设学习型西部的重要途径。其三，有助于促进人们思想观念走向开放。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在为地区发展培养人才、扩大教育服务范围的同时，将先进的思想、开放的文化带到了西部地区，这有助于促进人们转变思想观念，更好地参与学习、参与到西部建设中去。
三、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特色化发展的内涵
1．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高校继续教育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办学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上看西部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对高校继续教育的需求，这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缺乏特色造成的。缺乏特色的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办学指导思想缺乏特色。在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历程中，高校继续教育过分注重眼前利益、重视规模扩张与自身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教育质量的提升与教育的社会效益重视不够，这就造成高校继续教育开设专业雷同、办学普教化，并没有从地区社会发展需求与继续教育办学规律出发来发展高校继续教育，这严重制约了高校继续教育社会功能的发挥。第二，发展模式缺乏特色。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教育发展并不发达，高校继续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人口主要分布在广大的山区、丘陵之中，这就使得众多中小城市、区镇、农村人员接受继续教育非常困难，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人才建设力度。第三，专业设置缺乏特色。当前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的专业设置是全国统一的，既没有继续教育特色，更没有西部特色，这种专业设置缺乏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服务的实用特色，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的质量。
2．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特色化发展的内涵
高校继续教育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凭借其个性化的继续教育实践活动来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为特定的社会群体提供出色的教育服务。要实现高校继续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就必须依据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现有特色进行科学定位，以独特的办学取向对所办教学项目不断进行调适和优化，进而实现学校继续教育工作的某一方面特别优于其他方面，同时拥有一门或几门特别优于其他继续教育机构的学科。因此，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就是指从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实际水平出发，确立“以西部为中心”的办学指导思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地区人力资源，全面提高地区人文素质与科技素质;从地区继续教育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创新继续教育发展模式，合理分配高校继续教育资源，满足地区弱势群体(诸如农民工、农民、事失业待业人员、妇女、老人等)的学习需求，为建设学习型区域而努力;从学员实际需求出发，依托特有的地域文化与高校优势学科进行高校继续教育特色学科与专业建设，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学科体系。
四、依托地域文化，实现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特色化发展
1．大力发展农村继续教育
在西部地区，第一产业仍是当地GDp的重要支撑，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主体的“三农”问题仍是制约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这就决定了西部地区在发展教育时应重点关注农村教育，特别是对于与人们的职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校继续教育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现阶段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当务之急，而农村劳动力表现出来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与劳动技能低下等特点给农村继续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在发展进程中应突出农村继续教育的地位，调适继续教育内容，引导农民参加继续教育，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出发，加强农业技术人才与农村干部队伍的培养，全面实施农村人才建设工程，促进农村人口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进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西部地区的和谐发展。
2．加强教师继续教育
长期以来，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较低成为制约西部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障碍，开展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成为发展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重视对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的开发。现阶段，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内容陈旧、培训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培训模式、教学方法单一，因此高校继续教育在开展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时应转变观念，从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实际水平出发，规划部署继续教育工作。如:应加强与中小学的实际联系，丰富教师培训模式。在西部地区，由于师资匮乏，一线教师的工作强度较大，因此他们参与继续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小。所以，高校继续教育在开展教师培训工作时可以外派培训师资，减少一线老师的培训成本，切实地为本地区中小学师资水平的提高而努力。
3．重视职业技术培训
现阶段，西部地区正处于产业结构的转型时期，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应用型技术人才，这就要求高校继续教育重视职业教育，切实地为地区发展培养所需人才。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教育在发展进程中应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共同发展”的原则，重视非学历教育项目的开发。高校继续教育应从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出发，优化整合自身教育资源，开展特色职业教育。如:在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以云南为代表的很多省份旅游产业是其支柱产业，因此高校继续教育可以开发诸如导游培训、旅游管理培训等一系列的旅游培训项目，从而更好地促进本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4．借鉴mooC模式，加快信息化进程
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篇10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7）
03―0024―01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职业教育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以2014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为标志，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热潮。我国西部不少民族地区更是把职业教育作为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劳动力优势的主要途径，对此给予很高的期望，并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大力扶持。但由于受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的影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对民族地区来说如何立足自身实际，抓住当前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历史机遇，实现职业教育发展的弯道超车，发展路径的选择显得至关重要。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路径选择，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至关重要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而言是正相关的，即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一个地区经济开发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发展科技教育，培养和用好各类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另一方面，任何地方的教育发展又受制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教育l展水平越高，反之亦然。对职业教育来说，尤为如此。由于受投资、设备、师资和办学理念等各个方面的制约，西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自然相对滞后。但在当今开放性社会中，不同地区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最终都要一起走向市场，同时接受全国统一大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选择。市场竞争从来都是优胜劣汰，不存在给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进行照顾一说。显然，西部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如果按常规路径，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学生就业等各个方面紧跟在发达地区的背后，亦步亦趋，在教育质量方面永远无法超越，学生就业总体上始终处于劣势。
二、比较优势理论对西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比较优势理论也叫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主要应用在国际贸易中，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如何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获得收益提供了理论支持路径选择，即通过生产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贸易，也能从国家贸易中获益。
这一理论同样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正如古人所言：“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西部民族地区虽然总体发展滞后，但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果我们换个思路，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发达地区的背后，而是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同样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独树一帜，办出特色，甚至会迎头赶上。
三、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走特色之路是西部民族职业教育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