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1
1概述
马耳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始于1925年，其主体由一系列法律法规组成。由于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生效与修正是分阶段进行的，且时间相隔甚远，因此立法通常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脱节。有鉴于此，马耳他政府正在审视其城市保护立法，并开始建立起新的立法机制和法律实行框架。2000年马耳他各岛都已向内阁提交各自新的遗产保护法提案。
20世纪的前30年是马耳他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起步阶段。当时，在几年内发掘了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遗址。其中有史前的halsaflienihypogeum.tarxientemples，和两个之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遗址。这些发现增强了公众保护古迹的意识，政府部门进而也感受到了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压力。1903年，lordgrenfell总督下令设立了博物馆部。最初这一部门负责收集各种将成为公共财产的器物。同时该部也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负责对马耳他的古迹和历史建筑的保护。现在的博物馆部仍负有对马耳他的古迹进行监管与展览的职能。
在博物馆部成立后的将近七年中，马耳他政府并未制定任何形式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来明确它的职能。1910年，马耳他的第一部古迹保护法生效。该法案为马耳他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了框架。这部法主要借鉴意大利1909年的历史文化遗产法案。经过1922年和1923年的修正案，古迹保护法最终于1925年生效。同年马耳他政府依法设立了古迹委员会，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并为政府的遗产保护措施提供意见。该委员会于1992年解散。直至今天，马耳他的古迹保护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马耳他通过了两部新的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法案。第一部是1991年的环境保护法。该法案主要应用于环境保护，但也设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但环境保护法在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没有提供一个能够拓展现有遗产管理结构的综合框架，而且也未能对1925年古迹保护法中一系列的重要条款提供更深入的规定。因此古迹保护法仍在延用。
一年之后，即1992年，马耳他的开发规划法得到了生效。该法案建立了现代的全国性的城市规划体系。通过该法案设立了马耳他的中央规划机构作为调控全国缄市开发的半官方机构。该法案还规定了对历史建筑的规划与评级的重要原则，并引入了城市保护区域及保护区的概念。与古迹保护法受意大利的影响不同，该法案所确定的多数规划原则与程序受到英国规划立法与实践的影响。
2保护体制
2.1法律框架
马耳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是建立在现有法规基础上的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与保护制度相关的三项主要法案是古迹保护法(1925年)、环境保护法(1991年)和开发规划法(1992年)。古迹保护法与环境保护法主要针对遗产保护，而开发规划法主要针对开发的促进与调控。这些法案设定了遗产的定义以及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同层次的控制及干预权。
古迹保护法规定了政府在艺术品或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出售或出口、历史建筑的改造、以及历史遗迹的发掘等问题时所负担的责任和权利。该法案还规定成立了国家古迹委员会(由国家博物馆馆长担任其主席)。古迹委员会经立法授权对历史文化遗产问题提供建议。其建议提交至负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部长。虽然古迹保护法与格兰纳达协定或马耳他协定没有冲突，但事实上该法案未能满足这两个协定中的一些条款，也没有全面涵盖国际通用的以及欧盟委员会相关文件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遗产管理的原则。
相比古迹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覆盖了更广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这部法案体现了欧盟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定的综合框架，包括格兰纳达协定与马耳他协定，以及还未生效的欧洲景观协定(这部协议主要关于景观的保护与管理)。环境保护法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古迹保护法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合进了一个新的框架。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该法案将发掘、出口与保护的法规结合在了一起。该法案对国家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的公布作了规定，并且第一次引入了历史中心保护的法律概念。该法案中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在许多方面可看作是对古迹保护法的补充。
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城市开发控制的规划程序以及管理机制。读法案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设定了中央规划机构及中央的开发控制机构与机制，还制定了相关的政策、规划架构及规划程序。此外，该法案还规定了开发项目的申请、决策程序。开发规划法在开发控制的范围内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规定了对设立遗产保护地区进行评定的重要条款。
2.2行政体制
古迹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开发规划法所规定的政府职能分别由教育部、环境部及内务部负责。这些部又设有专职的部门和机构来具体负责。教育部下属的专职机构为博物馆部，内务部下属的专职机构为规划机构。博物馆部是一个政府机构，规划机构则为半官方机构。环境部下属则设有重建部(政府部门)及三个半官方的重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只在valletta，mdina及cottonera这三座城市行使职能)。重建委员会具有设计和执行政策的职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政府部门及机构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主要有土地部(负责国家财产的国家机构)和房产机构(通常对古镇中心具有决策和执行职能的国家机构)。
博物馆部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两个主要作用：监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对遗产资源如博物馆和遗址的经营管理。根据法律，该部有权对涉及遗迹的违法开发行为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一是向规划机构的咨询要求做出回应：二是设定包括遗产保护在内的必要的法律程序。
规划机构的设立及职能由开发规划法规定。该法案还设立了开发控制委员会、规划委员会、规划顾问委员会和规划申请委员会，并保证规划框架的各组成机构的独立性。根据该法案，凡涉及历史文化遗产或对其有影响的开发项目的申请，通过特定的开发控制程序进行。规划委员会必须确保遗产保护事务由环境管理部门与遗产咨询委员会内部处理。这些机构是规划委员会的内部组成部分。
环境部的修复部门全权负责处理与古建筑及古迹的保护和修复相关的特殊项目。但是修复部门没有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权力。环境部下属的在valletta，mdina及cottonera三个城市的三个重建委员会的职能限于特别行动、管理计划及其他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与保护相关的动议。与修复部门一样，重建委员会只有咨询及营运功能，没有监督职能。
尽管涉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部门众多，但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法规政策框架把这些部门联系起来。实际上对于影响到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开发项目，规划机构具有主要的决策和管理权力。它有权力向国家机构及非官方机构组织进行有选择的咨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发控制。
2.3国际协定
马耳他是众多国际性和地区性的遗产保护协定的成员之一。特别是马耳他已通过了欧盟委员会的建筑遗产保护协定(1985年的格兰纳达协定)及欧洲古迹保护协定(修正案)(1992年签署于valetta的马耳他协定)。马耳他列岛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遗产保护协定(1972年)的成员。马耳他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代表了文化现象的五个独立的巨石遗址
(tarxlen，hagarqim，mnajdra，tahagrat与ggantija)、halsaflienihypogeum和valletta的城墙。
3历史文化遗产的鉴定
3.1遗产定义
马耳他的法规体系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直接与间接的定义。古迹保护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历史遗迹及其他具有50年以上历史的在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性的物件。古董和艺术品。所有涉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委员会可以根据该法案公布历史文化遗产清单，把登录的历史文化遗产明确化。
环境保护法中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定义与古迹保护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历史文化遗产扩展作为人类环境的一部分。该法案中的遗产定义为：地球上自然或人造的整体要素，尤其是……(e)乡村或城镇的景观；(f)文化历史要素。环境保护法是马耳他第一部与格兰纳达协定密切相联的法案。和古迹保护法一样，环境保护法规定遗产识别以政府公布的清单为准。
开发规划法对遗产的定义综合了古迹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的定义。该法案对需要保护的遗产的定义不只在单独的遗迹，而是包括地区、建筑、结构、地质、古生物、考古、建筑、历史、古文物或艺术品遗产，及自然风貌、具生态学或科学价值的地区。和环境保护法一样，开发规划法与格兰纳达协定和后来的马耳他协定具有一致的法律框架。就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而言，单体建筑、遗址、遗迹。联体建筑或综合遗址都可作为遗产。同时该法案还规定了保护区的设立。保护区多数适用于城市中心，但原则上还包括有综合遗址的乡村地区和公园。如世界遗产遗址中的hagarqim，mnajdra和ggantija。gozo的cittadella内城作为该城所在的整座山一起列入保护区。保护区的设立使单体建筑和遗迹之外的城市历史风貌和特色地区得到规划机构的法规政策性保护，丰富了城市保护的层次。
规划立法使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虽然原则上被登录的建筑要受到全面的保护，但有些建筑的正立面允许进行适当的改造。规划机构的遗产咨询委员会对历史建筑进行检查并给予建议。这类检查通常也包括建筑附属的开放空间，如场地或花园。大的花园可设为城市保护区。在古镇中心，城市保护区中的开发项目受到限制但并不被完全排除。这意味着在这类地区的开发项目受到更加严格的规划控制和管理。
3.2登录历史建筑与遗址的分级
根据开发规划法，被登录的保护建筑分为三级。分级的标准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主要基于建筑的重要性(如古教堂、大教堂)、历史、建筑特色、审美价值等。虽然建筑的年代也对分级产生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一些20世纪早期的建筑事实上也被登录为保护建筑。被登录的历史建筑的分级标准如下：
第一级；应整体保护的著名建筑或历史名胜。对建筑外部或内部面貌，包括庭园中的任何构筑物的毁坏或改造都是不允许的。可进行的改造必须是科学的修复或重建。内部改造只能在为了使建筑能继续使用的特定情况下方可进行。
第二级：对城市保护区的整体面貌做出贡献的建筑。通常这类建筑不允许被拆除。只有对建筑的特征产生最少损坏的内部改变建议才会被予以考虑。
第三级：不具历史意义的建筑及相对不重要的建筑。若代替的建筑与周围环境一致，则可进行改建。
被登录的历史遗址的分级标准如下：
a级.最优先保护的。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
b级：非常重要的，要不惜代价保护的。采取足够的措施以排除因直接开发带来的任何破坏。
c级：尽一切努力保护的，但可能在适当的调查研究、录入文档及目录后重新掩盖。应为其提供充足的供应。
d级：属于通过无数其他例子而知名的。在重新掩盖或摧毁之前进行记载及登录。
3.3保护区
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虽然城市保护区重点在于保护历史建筑，但它也为建筑组群提供了“地毯式覆盖”的保护措施。
城市以外的被保护区域可以被指定为乡村保护区而受到保护。在这些地方往往有无数的考古学遗址。乡村保护区具有其他保护区同样的法律效力。它与其他保护区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乡村保护区有各自独立的保护建议。
3.4历史文化遗产的识别
古迹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受到保护的历史建筑、遗址和保护区需要创建名录。在20世纪30年代，博物馆部出版了受保护遗迹的清单。该清单个分有限，且从未修正或增补过。根据开发规划法第46条的要求，被登录的历史建筑、遗址和保护区由官方的governmentgazette出版。
未列入名录的历史建筑和遗址可通过紧急保护令受到保护，其法律有效期为6个月。受威胁的历史建筑和遗址除了具有和名录中的历史建筑和遗址相同的地位外，紧急保护令还允许其具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评估以被登录。保护令和紧急保护令在governmentgazette出版后生效。
至今，规划机构对所选的城镇及乡村进行系统评估后，已登录了约10000座历史建筑和约300个遗址。而保护区则遍布在马耳他列岛及其各自的城镇。
4保护政策和措施
4.1保护法规
古迹保护法第6(1)条规定涉及历史建筑和古迹的开发需经遗产部长的同意。该法案规定改建需要得到部长的批准。同时该法案规定政府负责出版受保护的历史建筑和古迹的名录。未被列入名录的历史建筑和古迹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具有重要性或重要性不被认可。依照古迹法第7条，教堂不列入该法案。宗教财产的开发是根据教堂指定的委员会继部长同意后决定的。该法案第10条授权政府采取措施以保护私有建筑、遗址或遗迹。
环境保护法在涉及历史建筑和遗迹的开发申请方面不如古迹保护法严格。该法案并未规定对涉及历史建筑和遗迹的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开发规划法规定规划机构对被登录的建筑和遗迹及保护区给予特别关注。尤其是第46(3)条和46(4)条禁止或限制对被登录的建筑和遗迹及保护区的开发，破坏、改建、或类似的行为。第46条规定的补救措施包括保护令或第52条规定的阻止令。保护令可包括政府强制执行的补救及保护措施。这些措施由规划机构提出。该法案第47条还规定了对未被登录的建筑和遗迹可颁布紧急保护令。紧急保护令有效期为6个月。这为被其保护的建筑和遗迹被登录或强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准备了充足的时间。与古迹保护法中的遗产保护条款不同，开发规划法并未针对历史遗产、考古学遗址、遗迹及其他遗址的开发申请规定不同的管理和审批程序。
4.2保护的方针政策
开发规划法及马耳他政府的城市保护政策并不反对对已登录的或保护区内的历史建筑的重新使用。历史建筑的名录和登录建筑的分级制度对历史建筑的改建有着明确和严格的规定。自设立城市保护区后，规划机构明确提出了对保护区开发控制的设计方针和对城市中心保护的改进措施等政策。如明确了历史建筑的重新使用及用途的调整对保持城镇的活力是有益的，而且有时是必须的。只要这种改变能够保持历史的连贯性，就是可行的。
拆建、加建、正立面及内部的改变、加层、非传统材料的使用等都会对房屋产生负面影。向。再者，传统社会空间如城镇及乡村的广场和花园的消失、破坏、街道拓宽及类似的开发，对城镇传统风貌特色的改变和破坏是明显的。这些问题导致了街道及城镇物质环境和景观质量的严重下降。
正因为这些因素，对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址以及保护区的改造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现有法规和政策严禁对第一级的登录建筑任何形式的破坏和改建。如果对第二级的登录建筑内部改建不破坏其原有的特色及建筑的统一性，可予以考虑。但对建筑物的特色部分如楼梯、线脚、桶形穹窿、石刻等的改变则是不允许的。只有对第三级的登录建筑的改建才相对较容易被批准，只要改建与其周围环境相和谐。总之，现行政策和法规反对破坏，力图使城市发展的历史延续性更为稳定。
相比对被登录建筑和遗址的改造的规划管理，对城市保护区的开发控制则强调评估与历史建筑相关的开发项目对保护区整体景观的影响。评估有一系列的标准。改建申请应说明诸如建筑修复状态、结构恶化、卫生情况、照明、外部内部特征及其他重要因素。若批准改建，规划机构有权限制建筑高度、定线、建筑特色等，因为应当优先考虑街道与城镇景观。
此外，与保护区和历史建筑的重新使用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变历史建筑原先的使用性质，如改为商业、住宅、文化与旅游等用途。一些城市中心是政府行政管理、商业及旅游的重点，valletta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某些历史建筑在改变使用性质之后造成了本地区的原有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失衡或消失，并导致这些地方失去了生气。因此现行政策不鼓励历史建筑改为商业及行政用途，而较倾向于保留或改为居住和文化用途。但是这类措施的施行受限于保护区的资源及基础设施的发展。
4.3保护策略
马耳他政府对于城市保护的策略是采用适合本国国情的适当的保护政策。而全面推行城市保护，特别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保护架构并将保护与城市规划管理相结合，则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1992年的开发规划法为标志。在1992年之前，由规划许可委员会(planningareaspermitboard)、审美控制委员会(aestheticsboard)、古迹委员会(antiquitiescommittee)及其他委员会的专家学者提供决策建议。事实上，马耳他的保护措施长久以来与城市开发的管理分离，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策略。
在1992年的开发规划法之后，马耳他政府针对城市保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目的在于使城市保护能够得到长期有效的实行。规划规定了可进行实施的历史建筑、古迹和保护区重建策略。策略的核心，如历史中心的复兴、有价值结构的保护及资助的引入、公众投资及其他财政措施都具有综合保护政策的特点。
马耳他的城市和自然环境在20世纪的最后个几年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一时期马耳他惟一的大学得到了重建。而马耳他国内的科学和学术领域的专业研究水准也因此有了迅速的提高。专业人员的看法和建议对政府在制定城市规划和保护政策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与保护相关的国际协定、宪章及标准的使用变得普遍。政府更意识到建立新的法律机制以进行城市保护的必要性。1991年与1992年的几个月中，马耳他政府生效了新的环境法案，并以开发规划法为蓝图，出版了全国范围的结构规划，这标志着有关遗产保护的马耳他协定的诞生。同时，立法、规划程序及其他几项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操作在综合保护、修复及管理方面与国际接轨。
4.4制裁及强制措施
马耳他立法针对城市保护规定了一系列的制裁及强制措施。国家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干预原则可追溯至1925年的古迹保护法。该法案规定可以对破坏遗产行为处以罚款并判刑。但该法案的权力并不仅限于处以惩罚。依照其条款，侵犯者有义务恢复历史文化遗产受损、被改变或破坏的部分。同时，该法案进一步赋予国家出于保护目的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强制购买，或对被破坏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强制没收。
政府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干预原则在1992年的开发规划法中也得到了体现。如该法案规定了政府针对违法行为所能采取的立即行动。此外，该法案还为政府的保护行为设定了更广的时间范围。长期的保护行为如政府在公布登录建筑和遗迹名录之外还要提供针对这些建筑和遗迹的长期开发考虑的框架。短期保护行为包括保护令和紧急保护令。这些命令包括必要的预防和补救行为。该法案还提供了“强制停止”法令来责令停止未经政府许可的开发项目。
凡是涉及历史保护区及登录建筑和遗迹的开发申请必须附有详细的“方法说明”，即要求提供相关建筑或遗迹的历史、现在的特定状况、调查报告及将进行的工作和详细的实行计划。因此这类申请必须概述涉及技术、结构与材料清理、代替材料的范围、化学处理及服务设施等情况。这些要求必须与开发申请的方法说明一并考虑。这些对被保护建筑和遗迹的详细的控制、保护标准的设置及监控十分重要。
4.5综合保护
1992年开发规划法提出了城市开发过程中的综合保护政策。该政策涉及不同层次的保护的多项政策。虽然该法案包含综合政策的原则，但其主要焦点停留在正确的调控及开发而非综合保护。实际上，在城市保护区内的规划管理并未以整体综合保护政策为基础，而是以单体历史建筑和遗迹的状况为基础。
虽然综合保护政策的统一概念并未在全国采用，但是各地城市规划的发展及城市保护区的管理促使政府进行全盘考虑。而这促进了政府制定对重建城市历史中心所需的方针政策。20世纪90年代把历史建筑改建成民居的趋势日益增强。这多数由房地产开发商支持，出售特色房屋，并引发了公众对城镇中心历史意义的新的体验。这些转变中的社会趋势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关注，地方当局更注重城市环境整治项目及其他改善城市环境的措施。
规划政策指导方针3是马耳他第一项针对城市保护区内规划控制的政府指导性文件。该项政策寻求对历史建筑和街区改建的规划控制以及积极促进对历史建筑和遗迹进行保护性的规划管理。在文件中概述了历史建筑的正立面、阳台及其他要素的改建限制，且强调阻止城市不和谐景观、设计标准的下降及不适当材料的使用。文件中还概述了城市历史中心开发项目的申请前提的“方法说明”原则：用来说明内部改建及作为记载这类变化以最终归入国家档案。文件中还概述了涉及商店正立面、街道设施、信号标志、传统街道路面的改善、城市结构的保护、土地使用限制及交通管理的方针。该文件中所阐述的政策支持的是以改善城市中心的面貌特色及建筑修建与保护为目标的决策过程。
4.6资金来源
至今为止马耳他的城市保护工作最大的经济来源是国家政府的拨款和补助。但是补助的资金仍十分有限而且补助计划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些主要用于传统木质阳台的修复工作。历史建筑的所有者也可通过银行贷款获得间接资助，尤其是通过低利率贷款来支持历史建筑的改建和重建。虽然这些贷款不是为保护工作度身定造，但银行贷款可用于历史建筑的修缮。
国家资助主要用于具有历史特色的公众建筑的保护与维护。这类资助主要是拨到使用公共建筑的政府部门。受到资助的保护举措通常要做特别决定。地方当局越来越关注位于各自行政辖区内的历史建筑及城市景观。街道铺路工程、交通治理计划及公共场所改进等正变得日益重要，并进入地方当局的议事日程。这些显示出政策对城市保护区有利的一面。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私人投资对城市保护项目的支持。
马耳他政府还设立了一些集中在valletta，cottonera地区及mdina的重建项目。这些项目由长期设立的委员会负责，通常采取特殊行动。且这些项目完全由国家资助，主要集中在公共古建筑、公共空间、花园及遗迹。
4.7专业机构和组织
专业机构的在城市保护方面的作用在某些程度上具有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这类机构数量很少。而且这还与其目标有关。机构及专家组织主要分为三类：国家部门、专业机构及ngo(非政府组织)。
与保护有直接关系的主要国家机构是规划机构、博物馆部及工程部的修复组。规划机构是开发的调控机构，修复组主要是在公共历史建筑保护的执行机构。博物馆则具有双重职能。
与保护直接关联的专业机构是建筑师院。该院的主要作用是对建筑及民事工程标准的调控，并与规划机构、其他专业机构及教育机构相协调。
ngo主要包括两大主要的委托机构。它们负责承担保护工作并进行资助，但这通常针对城市保护区以外的建筑。这类ngo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军事设施、古塔及小型遗迹。同时它们的注意力还放在提升公众的城市保护意识、与规划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交流政策情况。
4.8教育和培训
马耳他国内的城市规划和城市保护的专业人员较少，同时也缺乏对专业人员的培养以及对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这种情况直到1987年才有所改变。当时马耳他惟一的一所大学扩充了城市保护和规划领域的专业课程和招生规模。马耳他大学现在开设有结构保护、城市规划及建筑修复专业的课程。此外还有其他重要领域如考古学、人类学和艺术史的课程。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有些进入国外学校继续专业方面的深造。这种情况持续了10多年，对马耳他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产生了正面影响。这一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即出现了更多的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也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其他的重大发展体现在历史建筑和古迹修缮技巧的提高和发展。一些机构，如建筑修复部门和环境工程部的修复组得到了复兴。教育部内设立了修复研究中心，主要旨在进行更高学位的修复研究学习。这两大举措无疑对提高专业人员的专业技巧做出了贡献。
5立法和政策的改革
在1992年开发规划法生效后的10多年内，马耳他的规划政策和城市保护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体制化以及遗产的状况正日益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注。
另一方面，国际宪章及法律被多数国家政府的普遍接受使国际标准正日渐形成。由于马耳他加入了国际和欧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议，这为马耳他带来了新的法律义务。同时，向公众及咨询机构提交群岛的保护计划作为修订马耳他的保护程序的一部分。
对马耳他来说，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为其国家的文化特色做出了贡献，这一意识正越来越受公众的关注。国家有责任确保其文化价值仍具社会意义。尽管马耳他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在现有的遗产保护体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保护领域的实践及政策的应进一步改善，必须成立独立的遗产保护机构来支持地方发展规划。正是基于这一点，2000年马耳他规划机构和博物馆部进行了重要的改组。这些变化将进一步巩固马耳他在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城市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尤其是规划机构在首次结构规划实施的八年后，已开始对列岛的结构规划进行调整。为了更好地评估在城市保护领域的实践，规划机构在调整过程中咨询了与遗产保护相关的各机构和组织。结构规划的修正将包括综合保护政策的新政策及如何实施。
博物馆部和1925年的古迹保护法也将再行评估。已起草的新的遗产法草案设立了决策机构、独立运行机构及保障委员会以负责和调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运行机构将被授权进行博物馆、遗址及其他遗产的日常管理。监督委员会将制定基本规则。
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2
关键词：文化线路；保护；规划
abstract:thethesisanalyzesthe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contentsandvalueof“culturalroute”.onthisbasis,itputsforwardthestandardandconceptabouttheplanningoftheprotectionof“culturalroute”,namely,(i)determinationoftheobjectiveandvalue;(ii)frameworkofthecontentsofplanning；(iii)protectioncontrolmeasuresoftheplanning.
Keywords:culturalroute；protection；planning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7-10（4）
作者简介：王景慧国家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一、文化线路的概念
2008年10月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文化线路”的定义最初是在1994年“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被正式提出的，当时将文化线路称为“遗产线路”（heritageroutes）。
1998年，iComoS在西班牙特内里弗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CiiC）。2002年马德里CiiC科学会议明确了文化线路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消除了文化线路与文化景观的概念混淆。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操作指南》的修订稿中加入了文化线路的内容，将其与文化景观、历史城镇、运河遗产共同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特殊类别。2005年在西安召开的iComoS第十五届大会将“文化线路”列为讨论议题。2007年制定了《文化线路国际》的草案。
此前，许多国家正在积极研究独立申报文化线路类遗产的方式和策略，若干跨国的大型文化线路，如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SilkRoad），纵穿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的“印加皇家道路”正在研究。
《文化线路》认为，“文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发展的一个成果，这一新概念显示出对文化遗产认识观念的演变，它将概括文化遗产涉及自然、文化和历史环境几方面的关系。为此，《》指出，将文化线路看成一个新的概念并不与文化遗产现有类型，如历史遗址、城镇、文化景观和工业遗产等相矛盾，它们可能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线路之内。文化线路只是将这些范畴包括在一个联合系统中，提升它们的意义。这样，“文化线路”的概念需要通过新的方法来理解，它是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认为，文化线路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名类，也是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同时，它必然会促进保护规划方法的更新与发展。
“文化线路”的定义也规定：它要反映人们在物资、思想、知识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要在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上都有所体现；它要集中在一个动态的历史、文化系统之中。
从《文化线路》看，“文化线路”有三个特点：
1．通过不同地区、民族间的人和物资的交流，反映了文化的交流。
2．经历了历史上的较长期的演变和积累，反映出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而且形成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3．“文化线路”的遗产资源极其丰富和多样，包括了诸如古迹、考古遗存、历史城镇、地方性建筑、非物质遗产、工业和技术遗产、公共工程、文化和自然景观、运输工具等多种内容，所以它们的研究和管理就需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并且不断丰富历史、文化、技术和艺术知识。
按我的理解，文化线路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
1．自然要素，它产生于自然或文化的背景中，并对其产生影响，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丰富多彩的新的文化因素。
2．物质要素，包括交流线路的本身，还包括与线路功能相关的其他物质遗产。包括海关、要塞、货栈、旅馆、医院、市场、码头、桥梁，交通工具或其他设施，以及与生产贸易有关的诸如城镇中心、文化景观、圣地、礼拜和祈祷场所等。
3．非物质的要素，文化的重大交流不仅通过物质的、有形的东西来体现，还可以通过精神和传统来体现，它们见证了这条线路沿线的民众交流和对话。非物质遗产是理解文化线路遗产价值的基础，物质要素必须要与其他非物质特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文化线路的价值呢？
文化线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它的意义，它的整体价值大于各个部分价值之和。这个特性极大地影响到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各处遗产单独评估，它们的突出普遍价值可能并不显著，若以其线路作为纽带从整体上分析就会发现其价值和意义。
文化线路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它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线路的走向，影响线路的发展，因而文化线路的不同部分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色，这造就了文化线路的丰富和多样。
文化线路的非物质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地段的物质遗存没有得到切实保存，仍可以通过非物质因素来证明它的存在，这些地段也就构成了文化线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对于仍在使用的文化线路，应保持其动态功能，这就需要合理对待加入其中新的元素，对这些维持、延续功能的新元素要用新的观念来判定它的遗产价值。
二、文化线路的保护规划
“文化线路”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因此，保护对象的确认、保护措施的把握、管理制度的制定均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存在差别。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规划标准，对于包含很长距离的文化线路来说，要依据的实际情况，制定全线路（跨地区）的整体保护规划，也可能需要制订分地段的保护规划，还可能需要分专业的专项规划。
“文化线路”的保护不应是孤立地保存每一项遗存，而应重在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在文化体系、历史链条中去认识它的价值，找到相应保护的措施，提出保护、利用、展示的方案。这种类型的保护规划对城市规划来说显然是一种吸引人的挑战，可以调动城市规划体系中各层次的规划技术和特长，创造一种新的综合规划方法。
第一，保护对象的确定和价值认定。
要按“文化线路”的概念重新审视和挖掘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以此来确定保护的对象。如“丝绸之路”正在以“文化线路”的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确定了48个点为申报对象。我想为确保申报成功，首批少而精也是必要的，但作为完整的“丝绸之路”文化线路，需保护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应该包括：起讫点及沿途重要城市的遗产，如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宫殿遗址、河西走廊上的城址（交河、高昌、楼兰）以及各种城乡建筑遗存；沿线的各色陵墓；防卫设施，如长城、烽燧、城堡；交通设施，如道路、驿站、客舍、马房；宗教建筑，如佛教寺庙、伊斯兰教清真寺、石窟寺等；历史性的自然景观，反映丝绸之路文化的历史文学作品的意境环境。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有历史意义的自然景观，有很多是文学作品，至今脍炙人口，它描述的如火焰山、戈壁滩、胡杨林等虽然是自然景观，却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可称是历史性自然景观，它们是文化线路的背景环境，也应在保护之列。
丝绸之路的非物质遗存也十分丰富，它和物质遗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认识物质遗存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显示物质遗存之间的联系。比如沿丝绸之路传播来的音乐、饮食、服装、文字和宗教等文化习俗，证实了其间的文化交流；描绘丝绸之路的文学作品、传说、故事都可以寻找到它们的物质载体。
又如“大运河”，它也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虽完好程度不一，但放在“大运河”的体系之中就显出重要的整体价值，为此，需保护的内容也应有多个方面，按照国家文物局组织制定的《大运河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大运河遗产包括，水利工程：河道、水源、水利工程设施、航运工程设施、运河管理机构；与运河相关文献档案；与运河相关遗存：各类文物古迹运河城镇和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与景观环境。
分析大运河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看出，这类遗产不是横向各个遗产要素的组合，而是纵向各个要素的叠加，“文化线路”是多层次的复合型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即本底的层次，是自然环境，包括山体、河湖水网，是运河形成的环境；第二层次是运河工程，包括人工河道、水坝、船闸、纤道、桥梁、码头，是运河遗产的基础；第三层次是城乡建筑，包括寺庙、衙署、官邸、仓库、集市及城乡居民点，与第二层次一起共同构成运河遗产的本体；第四层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节庆及其文化场所，也应包括运输及造船方面的传统工艺（见右图）。它们叠加升华，提升了各个要素的价值，形成了内涵深邃、丰富多彩的“文化线路”型文化遗产。
第二，保护规划内容框架主要包括：
（1）整体层次的保护措施，制定整体保护的原则和要求；
（2）遗产本体的保护，划定保护区和必要的缓冲区；
（3）展示与可持续利用；
（4）环境保护，污染治理；
（5）生态及其自然景观的保护；
（6）沿途工程设施的规划建议；
（7）区域规划、城乡规划的指导意见；
（8）有关文化线路的整体管理规定。
《文化线路》专门提到“文化线路”历史环境，《》说，自然或城市、乡村的环境，使文化线路具有独特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要素，这对文化线路的理解、保护和利用非常重要。对文化线路的保护和修缮，需要对其周围环境的历史、自然和文化特征有深入的了解。任何必要的干预都必须尊重其特征，不能扭曲传统的自然或文化景观。以此原则划定缓冲区，以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些，也特别需要我们在规划中予以落实。
第三，保护规划的保护控制措施。
保护措施需要有现行法律、法规、规范的依据，对不同类型的遗产要与相应的法规相呼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符合“文物保护单位”条件应按“文物保护单位”的方法予以保护的，按《文物保护法》的要求，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办法》为依据，提出保护要求和措施。
对适合以“历史建筑”的名义进行保护的，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管理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要求，提出指令性的管理措施。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历史文化街区各种建筑分类保护的规定中有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
历史性城镇、历史文化街区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为依据，提出保护要求和措施，这方面的规划方法已比较成熟，可以纳入城市或村镇规划，实施规划管理。
城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方法已有所提及，主要是保护其文化场所。在这些地区的展示规划中，要用城市设计的方法很好地组织历史元素和现代功能，既保护好文化遗产又在城镇的现代生活中发挥作用。
全线范围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涉及文化线路的历史环境，要特别予以关注，要按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方法提出要求，城乡规划区以内的，纳入有关地域的城市或村镇规划，实施规划管理。
全线范围的非文物线段及原有或新建工程设施，按区域规划、城市规划方法提出指导性建议。区域规划的内容本来就包括有城镇布局、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保护等几个方面，城市规划的编制办法也规定要在规划区范围内划出“已经建设区、适宜建设区、有条件地可建区、禁止建设区”。这些都是“文化线路”保护规划可资利用的指导或控制措施。
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3
主题词：梅州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技术路线
abstract:thehistoricalandculturalnametownprotectionplanningasprotectivespecialplanning,withaconventionalurbanplanningofthedifferenttechnicalroute.thehoutownsince2008afterthecompilationandimplementationprotectionplan,historicalandculturalprotectiontostepontoanewstage,in2010,wasnamednationalhistoricalandculturalnametown,weinthetownofhistoricalandculturalnametownhouprotectionplanningprocess,summarizestheplanningofthetechnicalroute.
Keywords:meizhouhistoricalculturenametownprotectionplanningtechnicalroute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百侯，旧称“白侯”，位于广东省大埔县东部，距离县城11公里。全镇以一个约7平方公里的盆地为中心，包括周围丘陵山地共有94.2平方公里。
大埔县百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镇，各姓祖先在宋朝末年随客家民系第三次大迁徙，辗转到此，繁衍至今，素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人才之乡”三乡美誉。百侯镇民风淳朴、风景优美。古往今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诗书世家”、“一腹三翰林、一同怀四魁”的典故流传九州。“侯山十二景”令人赏心悦目，留连忘返。“肇庆堂、海源楼、通议大夫第”等风格各异的名人故居、文物古建筑星罗棋布。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一直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更好地建设百侯镇，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百侯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受百侯镇人民政府委托，我们于2008年11月编制了《百侯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
一、百侯古镇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现状
百侯古镇具有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化，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古镇的历史文化保护得到了百侯人民和历届政府的重视。1985年4月，蔡仙人古圳被认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4月通议大夫第和肇庆楼又先后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后，百侯镇政府更加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作了大量的文物普查工作，先后公布了27个镇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申报的工作推动着百侯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进一步落实，同时也推动着百侯文化事业的发展，调动了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古镇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热情。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文保的资金难以落实，同时由于某些地区较为偏远的条件限制，使百侯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
二、研究的技术背景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作为保护性的专项规划，具有与常规城市规划不同的技术路线。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仍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中，如近年新颁布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均提出了新的规划技术路线，需要在实践中根据国家的政策性文件加以科学把握。
三、技术路线和标准化管理措施
本次规划从宏观到微观建立了四个保护层次，并确立了一个保护重点。四个保护层次为：镇域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历史镇区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文物古迹的保护。一个保护重点为：百侯历史镇区的保护。同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展示、旅游开发利用纳入规划体系之中。
为了强化项目质量管理，本规划通过技术标准的制订和实施，规范对象的技术指标，形成技术路线。建立了以下技术标准，以统一的调查表格规范对象的技术指标。
1、文物古迹的分类调查
根据对象的属性，本规划把文物古迹分为以下5类：a遗址、B墓葬、C古建筑、D构筑物与石刻、H历史建筑群。
2、文物古迹评价等级
根据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价值、保存状况、影响力以及现有的法定级别进行评价，把对象分为五个级别。具体的评价依据和等级划分如下表所示。
百侯镇各类型文物古迹汇总表
3、文物古迹以及环境的分级预警
根据对象的保存状况、环境条件对于各文物古迹所面临的有害影响进行评估，提出分级预警（红色预警：在结构、存在环境等方面受到重大威胁，其存在处于濒危状态的文物。黄色预警：在结构、存在环境等方面受到明显威胁，其存在处于警戒状态的文物。），为分类保护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具体的评估依据和等级划分参见下表。
百侯镇文物保护单位预警评级汇总表
四、技术路线与保护规划的动态性、开放性
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技术框架实现保护规划的完整性和开放性，允许内容的逐步补充，一旦发现新的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可以经过价值判断和分类之后迅速补充到保护规划之中，从而实现动态保护，使保护规划具有长期的可延续性。
规划对各级文物古迹进行跟踪评价，并通过预警体系的建立来帮助规划和文化管理部门作出相应的决策。
五、术语定义和说明
1、历史镇区
参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对“历史城区”的定义：“城镇中能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或某一发展时期风貌的地区。涵盖一般通称的古城区和旧城区…特指历史城区中历史范围清楚、格局和风貌保存较为完整的需要保护控制的地区。”本次规划针对百侯的情况提出“历史镇区”的术语。
本次规划中，“历史镇区”指的是百侯古镇历史上的旧城区，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保存文物或历史建筑比较丰富，集中体现着古镇的历史文化价值。根据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和整体的历史格局，规划确立了历史镇区在百侯古镇历史文化保护中的重点地位。
2、历史文化保护区
参照《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5028098）中“历史地段”的定义：“城市中文物古迹比较集中连片，或能完整地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或地段。”
本次规划所称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指由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和其风貌环境所组成的地段，以及为确保该地段的风貌、特色和完整性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其特点是历史文化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集中和完整性，以及规划保护措施的强制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含义也相当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的“历史文化街区”。
3、文物古迹
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4
关键词：古迹保存；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史
abstract:accordingtothehistoricalevolutionprocess,thehistoryrelevanttothepreservationofancientsites,ancientrelicsandthelegalsystembuildingof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andhistoric&culturalancientcityprotectionduringthepast100yearssincethebeginningofthe20thCenturyarefullyreviewedandsortedout.atpresent,China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causehasbecomeanimportantpartintheinternational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activities,andth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conceptandactionaregraduallygearedtointernationalstandards.
Keywords:ancientsitepreservation；culturalrelicsprotection；historic&culturalcity；historyofprotectionsystem
中图分类号：tU981-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3-27（7）
作者简介：张松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古迹保存100年
我们的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城市建筑对人的精神和意识影响重大。2200多年前，刘邦刚建立起汉朝，萧何即开始建设壮丽非凡的宫殿，征战归来的刘邦起初不解，在听到正是因为胜负未定、天下未稳，所以才需堂皇的宫殿来体现帝王显赫的解释后，方才明白宏伟的建筑可以稳定人心的道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历史上每遇改朝换代之时，总会对前朝的宫殿、城池等建筑进行彻底地破坏。项羽火烧秦咸阳，“大火三月不灭”就是典型的例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明目张胆地抢劫与盗窃我国的古董、古物，任意掠夺和破坏中华民族的文物古迹。还有以考古为名，掠夺珍贵文物，以及以非科学的方法对古迹遗址进行调查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迹和遗物再次遭到破坏和掠夺，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面对种种破坏和掠夺行为，文物保护问题开始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也促使我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立法。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设立民政部，拟订《保存古物推广办法》，并通令各省执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章第三节中，将“保存古迹”与“救贫事业、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等作为“城镇乡之善举”，列为城镇乡的“自治事宜”（第五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涉及古物、古迹保存的法律。但是由于清政权飘摇不定、政局纷乱，文物保护并未得到各省督抚的重视。
时至民国五年（1916年）3月，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发了《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同年10月，该部又颁发《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共5条，要求各地对待古物应“一面认真调查，一面切实保管”。
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共11条。同年，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主持的国民政府大学院内设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会共有委员20名，除蔡元培先生外，还有陈寅恪、张静江、林风眠、易培基、胡适、傅斯年、李四光、徐悲鸿等文化、科技和政界著名人士。
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共14条，明确要求将在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有价值的古物作为保护对象。1931年7月3日，颁布《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裁撤原隶属教育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当时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文物调查活动，并就境内盗掘和毁坏文物古迹的案件予以追查并制订保护办法。时任古物保管委员会登记科长、编审科科长的傅雷，用笔名“傅汝霖”编译了《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呼吁“会同内政教育两部发起保管古物运动，举办大规模之宣传工作”。后来古物保管委员会递交了“函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尽量协助，保存古物古迹事项，并设法于教科书内，插入保存古迹古物之材料”的议案。
《古物保存法》和《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吸取并借鉴了西方近代文物立法的成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法律的轨道，是辛亥革命以来宪法精神在文物保护领域的直接体现。这些法令和机构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文物保护法规和国家古迹保护专门机构，是国家实施文物保护与管理的滥觞。
正是由于两个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努力，相继出台《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采掘古物规则》、《古物出国护照规则》及《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古物奖励规则》、《非常时期保管古物办法》等一系列保护、保管文物的法规，中国文物保护的立法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尽管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也没有设置相应的文物管理机构，法规基本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各地大量文物仍处于管理不善的状态。
2文物保护60年
2.11961年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管理不善的状态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国家针对战争造成的大量文物破坏及文物流失现象，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起，通过颁布有关法令、法规，设置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
随着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进行以及法制的不断完善，制定一个文物保护法规的事宜提上日程。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了国家保护的文物范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
（2）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
（3）各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
（5）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还指出一切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管理，都由所在地县、市人民委员会负责。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委员会在制定生产建设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应当将所辖地区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纳入规划，加以保护。”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同时，还公布了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将一批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建筑、石窟寺、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刻等公之于世，置于国家制度的保护之下。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整个法律框架尤其是针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定受这个暂行条例的影响很大。
此后又于1963年颁布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对《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实施方法》进行修改，对《文物保护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做了补充和深化。由此初步建立起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制度。
2.2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制定
始于1966年的“十年”，使国家刚刚建立起的文物保护制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以“破四旧”为代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使文物古迹遭受了广泛的、前所未有的人为破坏，以致形成了一种忽视文化、忽视传统的“破旧立新”的社会倾向，在今后的岁月中产生了长期的不良影响。直到70年代中期，文物保护工作才得以逐步恢复。197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3条第174条中规定了对违反文物保护法者追究刑事责任。1980年5月17日，国务院了《关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认真保护各种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石刻、石窟等历史文物”。
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奠定了国家文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创立。
《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化领域里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从1982年开始实施以来，只在1991年对该法的第30条、第31条做了修改。实践证明，这部法律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文物保护法》，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截至2006年，国务院分6批公布了合计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物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82年版的《文物保护法》的一些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工作提到议事日程。
2.3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全面修订
2002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条款比1982年法有大幅度的增加。1982年法全文只有33条，新法为80条，增加了近一倍半。此次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在内容上是一次全面深入的修改和完善。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新的历史时期文物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修改工作紧紧扣住这一主题，在保留原法一些原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做了大幅度修改，使其更符合文物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更具有可操作性。
把近20年来被实践证明并行之有效的一些原则确定下来，在总则中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第四条），这一方针既符合文物保护的客观规律，又符合我国的国情；既强调了文物保护，又兼顾了文物的合理利用。它进一步规范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保护和抢救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利用是以保护、抢救为前提的，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利用，是有限制的利用。
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增设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要求，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第十四条）。同时还规定，“历史文化名城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由国务院撤销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历史文化城镇、街道、村庄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撤销其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称号；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六十九条）。
新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第二十四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第九条）。
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施行半年后，国务院总理于2003年5月18日签署国务院第377号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条例于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3名城保护30年
3.1名城保护法制建设历程
1978年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改造建设，以城市空间和土地资源利用的再分配形式在城市形态上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然而在这些城市建设之中，许多历史环境，如历史城区、传统街市、地方古镇、名胜古迹等，被成片地加以更新改造，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交流的加强，国外对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观念逐渐被专家学者们所认识接受，进而提出我国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想法。1981年12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报告。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并指出：“保护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对于继承悠久的文化遗产，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批准公布了北京等24个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现在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总数已达110个。近3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工作，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也积累了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经验。
1980年由国家建设委员会制定的《城市规划编制及批准的暂行办法》和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强化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通知》等文件，促使文物保护工作同城市规划走向结合。1986年国务院文件中提出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要求“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核定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993年10月，在襄樊召开了首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和第六次名城研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建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设想，还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正式讨论。
1994年3月，由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聘请各方面专家共同组成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加强对名城保护的执法监督和技术咨询，并把专家咨询建议正式纳入名城保护管理的政府工作范畴，提高政府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同年9月，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保护规划的内容、深度及成果，促使保护规划编制及规划管理向规范化迈进。
1995年国家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历史文化名城中重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维修和整治”。1996年6月召开了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会上经过讨论达成共识，认为“历史街区的保护已成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
1997年3月30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是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文物、城建规划等有关部门的共同责任。在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建设中，特别是在城市的更新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城建规划部门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抢救和保护一批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同时加强对文物古迹特别是名城标志性建筑及周围环境的保护”。1997年8月建设部发出《转发的通知》，通知指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单体文物、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完整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明确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特征、保护原则与方法，并对保护管理工作给予具体指导。
2005年7月15日、2005年10月1日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为确保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切实的保护，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及其实施管理工作科学、合理、有效地进行而制定的适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技术性规范，为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修订以及名城保护规划的审批工作提供了依据。对确保保护规划的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对各地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和实施措施，具有规范作用和指导意义。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设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切实保护城乡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传承、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08年4月2日国务院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为了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保护条例确立了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行整体保护的原则，强化了政府的保护责任，规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明确了在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的活动，重点加强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保护条例具体作了以下规定：
（1）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2）强化政府的保护责任。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保护规划，控制人口数量，改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环境。
（3）在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4）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开山、采石、开矿等活动；进行其他影响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历史建筑的活动的，应当制定保护方案，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5）明确对核心保护范围的保护要求。对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类保护，并要求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同时，对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明确了审批程序，要求审批机关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3.2地方性保护立法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之前，不少省市为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文物保护法》、《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各地实际，纷纷制定了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如《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9年）、《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1年），对指导本省的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名镇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近年来，北京、苏州、西安、广州、福州、长沙等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名城保护立法方面推进迅速，效果明显。如北京市制定了包括《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05年）、《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在内的名城保护相关法规，作为法律依据在城市规划管理中严格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山西省等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在国内较早的制定了一系列相关保护条例。如：《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4年制定，2005年改为《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5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6年）、《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7年）、《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1998年）等。
从总体上看，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立法在保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形势和实践的需要。如果说名城的破坏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而法规条例的缺乏肯定是其中之一。凡是名城保护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其保护法规条例及相关立法一定比较完善，如苏州、丽江、平遥等历史名城就是实证。在城市化快速推进、大规模旧城改造还在进行的时候，必须对忽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倾向加以控制，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今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立法工作亟待加强和完善。
3.3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的建筑价值有了新的认识，逐步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近代建筑调查，经过多年努力，推荐数处优秀近代建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3月，建设部又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城市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工作，其保护对象包括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推进专项立法的进程，做好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规划，并严格执行规划制定的保护措施。至此，可以说近现代建筑保护已经成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各地城市历史建筑保护的状况看，一些城市的近代建筑遗产保护制度的建设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近现代建筑遗产保存较多的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厦门市开始施行《厦门市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为鼓浪屿的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适合近现代建筑保护客观要求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在历史风貌建筑的认定上，可以有自荐、推荐或实地调查的多种方式，确保历史建筑资源信息来源畅通；对不同类别建筑采用重点保护和一般保护等不同控制措施；对历史建筑周边环境进行明确限定；设立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资金；明确违反规定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些法律条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厦门鼓浪屿的近现代建筑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历史建筑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成为国内该领域较早的探索实践。针对上海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为近代建筑的实际情况，1989年上海市公布了第一批共61处优秀近代建筑，并全部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12月，市政府颁布实施《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1993年公布第二批175处优秀近代建筑，1999年公布第三批162处优秀历史建筑。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通过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03年1月1日起施行），保护管理制度由政府规章上升至地方性法律，并借鉴了国外在历史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它标志着上海城市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较为完善的阶段。2005年按照保护条例所规定的程序，公布了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234处（740幢）。至此，上海的优秀历史建筑总数达到了632处，计2138幢，总建筑面积约400万平方米。
作为对国家制度的补充，地方性的保护制度针对本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情况以及近现代建筑遗产的特点，采取更具灵活性的保护措施。厦门、上海、哈尔滨、武汉等城市的实践探索，对全国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立法和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年7月1日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要求保护“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即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以外的建（构）筑物。在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中明确了历史建筑保护的措施要求。
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确定并公布历史建筑清单，对历史建筑设置保护标志，建立档案。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补助。历史建筑有损毁危险，所有权人不具备维护和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对历史建筑原则上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4结语
今天，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有关遗产保护的国际事务中，并和其他国家或组织一同制订了部分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虽是国际经验与智慧的结晶，也足以表明，我国遗产保护正在更多地接受国际大熔炉的考验。2005年，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山西省建设厅主办的“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山西省碛口古镇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碛口宣言》。2006年“4・18”国际古迹遗址日，iComoS中国委员会、江苏省文物局和无锡市人民政府成功举办“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会议通过了《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的无锡建议》，呼吁“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鼓励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同年10月在西安古城召开的“纪念《西安宣言》发表一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西安宣言》的主旨精神为中心，围绕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世界遗产保护、城市考古和历史名城保护、保护培训和科学研究等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
从关注乡土建筑、产业遗产、文化线路、20世纪遗产等新的保护对象和保护命题这一现象看，说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努力与国际接轨，并按国际组织制定的保护原则精神处理相关热点问题，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思想与具体行动上，与欧美等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参考文献：
[1]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和国内法规选编[Z].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2]张松.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关键词解[n].中国文物报，2005-12-16（8）.
[3]马树华.中华民国政府的文物保护[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0.
[4]江琳.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文物保护[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5]王景慧，阮仪三，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6]李晓东.文物保护法概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7]罗哲文.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5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 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家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里，曾经说过‘在生活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环境里，为人保存与其相称的文化环境，是大自然、先辈遗留的文明见证，这对人的平衡发展十分重要，为此应该使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将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纳入整体规划加以考虑”。历史文化遗产凝结了民族的智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感官上美的享受，她也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发展的百科全书，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窗口，并且她对我们现代城市的硬件和人们文化思想的软件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目前看来，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的矛盾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建设项目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1．勘察不全面，造成建设施工时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破坏。事例有重庆市2004年开工的36条共计2000多km的高等级公路中，发生多起严重毁坏文物点的事件，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永远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重碾之下。
2．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古迹任意改造，致使街区历史格局风貌和标志性建筑面目全非。如1991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舟山，由于改造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文物保护问题，其中的定海古城在2000年就已不复原貌。
3．旅游事业发展过快，服务设施的盲目建设和游客剧增，加之疏于管理，对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的完整性产生干扰。这方面的问题长城景区比较普遍。以金山岭长城为例，其现代化气息已十分明显，兴建了缆车索道、滑索和卡丁车。据当地人反映，在旅游旺季，金山岭长城俨然一座热热闹闹的游乐场。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根本的在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状况。我国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纳入规划始于20世纪20年代，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弱势”局面才得到扭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法令，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在城市规划方面，1951年国家颁布了《关于保护地方文物古迹名胜的管理办法》，1953年了《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关于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法律法令的实施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切实工作使文物保护逐步融入到城市规划的工作范畴中。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借扫“四旧”之名，再次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陷入尴尬的境地，大量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以及民间收藏文物等遭到严重破坏。真正使文物保护工作走向正轨的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至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过了曲折起伏的阶段。所以，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使文物保护的法制体系和管理体系先天不足，发育不良，这个历史原因也是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首要原因。
其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由欠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影响着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决策方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场社会变迁中的存亡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文物保护能否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放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因此，经济问题成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步调不一致的原因。一方面，城市建设能带动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文物违法成本。建设方即使破坏文物，文物部门也很难对其采取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文物保护部门长期以来的专向资金依赖于政府拨款，从文物古迹的修缮到工作人员的劳动所得，全部是由专项资金来支付，因此国家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包袱。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便忽视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建设方的“主动”和文物保护方的“被动”，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难以维护，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历史城区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周边的环境又脏又乱，甚至有些历史性建筑完全毁坏。
再次，我国长期忽视对大众文物保护的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工作，也没有形成比较规范的文物保护民间团体。使文物保护的群众基础力量较为薄弱，不能对城市规划中有损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决策形成舆论压力。也就是说，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淡漠，难以形成有利于保障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软环境。而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则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意识，其外在因素与教育密切相关，并且一些国家(如德国)，把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纳入法律程序，把规划目标、方案向公众公开展示并听取公众意见，这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利的。遗憾的是，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盲区。
二、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的两例成功经验分析
1．日本京都
1991年京都在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中，按“保护、再生、创造”的理念划分为三个区：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作者认为京都的这种规划模式充分利用了历史城镇的两种保存方式：冻结保存(表现在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和复原保存(表现在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同时，为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划分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的做法针对性强，便于该区域迅速地规划建设，没有“担心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的忧虑。京都的区域划分和贯彻三理念的发展模式，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其他新产业的发展，使城市活力焕发。
2．江苏苏州
苏州采取保存古城基本格局，控制古城内建筑高度，疏散一部分古城人口，向城市两侧发展的策略城西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为工业园区。作者认为这种规划模式比较传统，向一侧或两侧发展基本不会使古城区发生大的变动，利于保持古城面貌。虽然东西两个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要穿越古城区，会给古城造成一些影响，但由于苏州在交通规划方面采取了措施(如限制车辆在某些古城街道通行)，又弥补了这种缺陷。总的来说，苏州整体规划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
三、解决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几项措施
1．强化政府职能，将监督落到实处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文物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实施时，一些行政部门带有经济利益主体的性质，把考察和审批作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程式，落脚点却放在了收费上。这种工作性质的改变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很不利，所以强化政府职能十分必要。尤其在历史文化遗产存在区域内，政府在建设单位递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应严格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对可能产生文物危害的项目，令其合理修改方案，做到文物保护的万无一失。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才有成效，同时，也能更好树立政府形象，取信于民。
2．不照搬照抄，借鉴成功经验要合理
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城市，规划部门在规划过程中，采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办法，但是规划中没有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反而取得“东施效颦”的效果，造成了许多问题，如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原有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弄得不伦不类。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古城和新兴城市之间的借鉴更需要谨慎，针对城市自身特点合理制定方案，做好预测工作，做到各方面兼顾，才会取得成效。
3．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普及教育
我国目前确认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0余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众多的文物需要保护，单凭政府的力量和职能部门有限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还在于广大公众。而作者在所在大学做了一项关于文化遗产的随机抽查，其中竞有90％以上的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部分人的认识仅限于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建筑。由此推测，公众对此方面的了解整体上看不容乐观。
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6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
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7
现如今，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建设也越来越快，大量土地被用作商业用途，城市正进入产业重构和转型发展时期，大片的传统制造业基地和地段“退二进三”成为许多城市，尤其是工业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的主题。同时，很多古建筑群和遗址被圈入重新规划的区域中。由于新的规划具有很大的利益空间，所以导致在开发中人们过多看到的是金钱，看到的是个人的短期利益，看到的是遗产的经济价值。从目前的情形看，破坏大于保护已是不争的事实。
遗产对于当今的人类以及后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今，保护遗产已经成为国民的一种责任，成为一个国家对世界的承诺。所以，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无论我们怎样发展，都应当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对遗产的保护面临着开发的威胁，其中包括市政建设、旅游开发等。但从理念上讲，开发并非必然导致破坏，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保护意识，有没有保护措施，是不是唯利是图，是不是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对于遗产的规划必须明确的是要将保护作为规划中的第一位目标，在对规划范围内设定最基本的不可改变的保护对象与保护内容之后才涉及讨论更新改造的布标。
有一些遗产如历史地段遗产它虽然富含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独特的建筑布局、城市肌理和古朴优美的历史建筑，但它们的这些不同寻常之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现代城市规划的要求。例如历史地段的街巷、房屋状况大多数不符合现行市政规范要求，但是里面的建筑不是可以随意拆除、调整的，所以在规划中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这种平衡既要满足设定的历史地段的保护目标，又能在现行各专业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因为需要采取不同于一般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方法、过程。
文物古迹地段包括古建筑、古遗址、风景园林等，它们都是过去的历史文化的遗留，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被创造的、在时间的长河中保存下来的，具有历史、科学研究价值的物质存留。作为文化遗产，它们有着更丰富和复杂的内涵，反映了人类早期的创造，相对其他类型的文物，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人类早期的生活场景和环境。由于该类历史文化遗产并不作为城市基本生活功能的组成部分，对其可以采取保存型的方式进行保护。所以对其规划的重点应该放在对文物古迹本体提出具体的保护措施和适合的展示规划的工作上，对其周边环境制定保护措施，并对地块内的功能进行调整，使之能够与文物古迹的历史环境相协调，引导并控制地块内及周边以文物古迹为中心进行城市景观建设，使该地段成为既有文化特色又有活力的社会文化生活场所，以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永续保存和利用。
园林风景遗产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古迹地段，一般的文物古迹地段是无生命的个体，保护的目的是不让它变形、变色、变质和毁坏。而园林风景遗产却是一个完整地生态系统，除了房屋类建筑物外，树木花草和鸟兽鱼虫都是生物，都有它们的生命周期。所以在规划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它的特殊性。
目前，人们在规划中虽然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发展的弊端以及研究的深入性不充分等问题，对很多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首先是保护意识不够
在规划中主要表现在政府和开发商。在城市的规划中，有些政府官员为追求政绩工程，受经济利益驱使，人为陈旧的历史地段和历史建筑有损于当代的城市形象，所以对它们进行拆除，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有些政府官员把保护与开发的希望完全寄予开发商的身上，对开发商控制不严格，或对他们做出很大的妥协和让步，导致保护变成空谈；有些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是听不进专业人员意见，导致对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开发不能落实等。
对遗产的新规划，不仅要充分保护该历史地段整体风格、周边环境、文化内涵、传统习俗以及吸纳有的社会结构，而且还需要激活并利用尚待开发的潜力，在保护性修建性详细规划所设定的最基本的不可改变的保护原则下，为历史地段的未来发展寻找最适合的发展方向，在这一发展方向下进行规划，使之能够跟得上社会的发展，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
工业遗产保护是世界性新课题。
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受全球化的影响，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大量工业用地和工业建筑被闲置。
在我国，从20世界80年代开始，一些大城市中心地区开始产业结构调整，大量传统的工业企业外迁。但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城市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城市中心工业的退出并没有引起土地的闲置，反而成为城市开发的保底，在我国普遍采取“推倒重来”的开发模式下，大量有价值的工业遗产被拆掉，几代产业工人的记忆和情感被抹杀，城市曾经的工业建设辉煌被摧毁，这与西方国家珍视工业遗产的做法大相径庭。
在今日，面对国际竞争中城市转变的压力，为谋求城市品牌效应而产生其强大的城市更新压力，而城市传统特色的延续又是城市规划信念中不可逾越的一条底线。那么，在发达国家，大规模新城建设逐渐停止、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发展与在开发主体的时候，本身处于城市更新内容之一的，代表着城市现状的城市遗产，就必须要转变其以往单纯“受保护”的形象，在承担起历史传承天职的同时，担负起新的城市责任，否则，其以往单纯的消极地位必将使遗产最终在城市边缘化。这种新的城市责任要求以一种新的积极地、主动的地位参与城市建设，而这种新的遗产定位并不应单一导向的指向目前已经畸形开发的旅游业。
历史地段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保护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欧美等发达国家较早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保护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定层次包含单个，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除了上述被法定保护的内容外，还包括有一定数量目前虽违背确定但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将来可能有条件被确定为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的建筑、街区或城市。它们也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应该被给予一定保护。
今天，保护规划在我国整个保护体系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协调保护与建设发展为目的，以确定保护的原则、内容，划定保护范围，提出保护措施为主要内容，它的制定影响着体系中起塔许多工作的展开。
在对遗产的规划工作中，我们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在对历史遗产进行新的规划编制过程中，要自觉遵守目前已经出台的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使得历史地段内的遗产得到真正的有效保护。
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8
第一条为加强对*市历史文化名城（以下简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及其管理、利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要突出楚汉名城、革命胜地、湖湘文化、山水洲城的人文和自然特色，保护的主要内容：
（一）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
（二）文物和历史建筑、重要历史遗址（迹）及其周围相协调的环境；
（三）风景名胜、古井名泉、古树名木；
（四）传统文化艺术、传统工艺、老字号、百年名校和历史地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保护内容。
第四条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坚持统筹规划、有效保护、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原则，正确处理保护与建设的关系。
第五条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
第六条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建设、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市国土、房产、旅游、环保、园林、宗教、商贸、民政、工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教育、城市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宣传工作。
区、县（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做好本辖区内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投资、捐赠等方式依法参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义务，并有权检举、控告和制止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第八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经批准后公布实施。
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建设、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九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应当注重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格局和环境，并为合理利用创造条件；应当确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总体目标、保护原则和保护内容，划定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其他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文物埋藏区，提出控制要求和保护措施。
第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变更或者拒不执行已经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及其控制性、修建性详细规划。已公布的规划如需调整或者变更，应当按照原批准程序报批。
编制、修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及其控制性、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组织专家论证。
第十一条规划、建设、文化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实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加强对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关的建设项目的审查、监督和对违法建设的查处。
不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及其控制性、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筑和设施，应当按照规划的要求逐步改造或者拆除。
第三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保护
第十二条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是指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历史遗存相对集中，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历史文化风貌的城市区域。
第十三条岳麓山、小西门、天心阁、潮宗街、开福寺等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内容由市人民政府依据已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公布。
第十四条在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尽量保持原有自然环境、风貌特色，保护反映历史文化风貌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街巷格局。
新建或者改建的建筑物的高度、体量、形式、色彩、用途等，应当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及其控制性、修建性详细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十五条在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内设置户外广告等设施，应当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环境、景观相协调。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标志性景观上禁止设置户外广告。
第十六条本行政区域内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其申报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
第十七条以太平街为中心，东至太平里、江宁里及其北端延长线，南至解放西路，西至卫国街，北至马家巷和太平街以东地段的五一大道南侧，应当保留明清至建国前为重点的历史建筑、街巷格局和整体风貌。
第十八条历史文化街区经依法批准后由市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完善街区内的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第十九条历史文化街区应当保留传统街巷格局和路面特色，保留历史地名；保护好街区内的历史建筑；恢复街区内的历史人文景观。
第二十条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新建、改建、修缮等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历史文化街区控制性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要求；对其设计方案，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建设、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2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审核合格的，方可办理建设手续。
街区内的文化旅游设施和公用设施等应当与街区的传统风格相协调。
街区内禁止违反规划的拆除、开发活动；禁止修建、设置破坏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格的建筑和其他设施。
第二十一条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龙伏镇新开村、榔梨镇、铜官镇、文家市镇等著名村镇的历史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符合历史文化村镇条件的，应当依法申报。
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按照本条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文物、历史建筑和历史遗址（迹）的保护
第二十二条各类文物按照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第二十三条使用不可移动文物的，应当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保护责任书，负责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安全、保养和维修，接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对集中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铜官窑遗址、岳麓书院、谭嗣同故居、黄兴故居、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马王堆汉墓、贾谊故居、曾国藩墓、湖南第一师范、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白沙古井、浏城桥楚墓等不可移动文物应当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第二十四条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制定保护措施并公布；对其进行修缮，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五条文物保护单位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文物的完整与安全。
第二十六条在公布的文物埋藏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或者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
在考古调查、勘探或者建设施工中发现文物的，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依法予以保护。
第二十七条具有一定历史意义、艺术特色或者科学研究价值的近现代保护建筑、传统民居、商铺及构筑物，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调查、认定并公布为历史建筑，设置保护标志。
第二十八条历史建筑应当原址原貌保护，不得擅自拆除。确需迁移的，迁移方案由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建设、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论证并提出书面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上述工作应当在30日内完成。
第二十九条历史建筑分为重点保护建筑和一般保护建筑。重点保护建筑不得改变原有的外形、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室内装修；一般保护建筑不得改变原有外形、结构体系。
禁止损坏或者以危及安全的方式使用历史建筑。
第三十条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历史建筑的安全使用等级进行鉴定，有关部门应当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
产权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负责历史建筑的安全、保养和修缮，确无修缮和维护能力的，市人民政府可视情况予以资助，或者依法置换历史建筑的产权。
第三十一条市人民政府应当对下列重要历史遗址（迹）设置纪念标志，对其中具有特别重大历史价值的，可以创造条件予以恢复：
（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名人故居或者其他重要活动场所；
（二）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行政、军事、文化教育机构或者其他团体的重要场所；
（三）历史上中外重要交往的场所和外国重要机构在长驻地；
（四）代表一定历史时期最高水平的建筑、桥梁和有影响的园林建筑的场所；
（五）重大考古发掘或者发现的场所；
（六）已消失的著名老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占有重要历史遗址（迹）标志设施。
第五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三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下列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收集、整理工作：
（一）湘剧、花鼓戏、*弹词、*评书、*渔鼓、*山歌、木偶戏、皮影戏、民间故事等地方文学艺术；
（二）湘绣、湘菜、石雕、陶艺、剪纸等传统工艺；
（三）老字号、百年名校等；
（四）民俗风情等。
第三十三条文化、商贸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传统艺术、工艺的特点，建立传承人制度，兴建专题博物馆，提高传统艺术、工艺的水平。
对濒临失传的传统艺术、工艺应当采取抢救措施，对湘菜、湘绣等特色品牌应当制定扶持措施，促进发展。
第三十四条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对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挖掘、整理，开设博物馆、陈列馆，举办各类展示和演艺活动；支持教育、研究机构培养专业人才以及名老艺人传徒授艺。
第三十五条体现*历史文化内涵的历史地名应当予以保留；确需更改或者取消的，地名管理机构应当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国家工作人员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所在单位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一）违法调整历史文化名城各类保护规划的；
（二）违法批准新建、改建建筑或者拆除历史建筑的；
（三）其他不按照本条例的要求违法审批的。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可要求的，由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违法拆除或者严重损坏历史建筑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移动、拆除、损毁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历史建筑保护标志和历史遗址（迹）纪念标志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七章附则
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9
关键词：地名、遗产、沈阳、总体规划
overallplanningandCountermeasurestonamesofheritageprotectionandutilizationinShenyang
Summary:theplacenameheritage,asthecontinuationofthehistoricalveinsandtheimportantpartofheritageconservation,hasattractedextensiveattentionforalongtime.ontheBasisofthesummaryoftypeandvalueoftheplacenamesheritageinShenyang,thispaperanalys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lacenamesheritageandtheurbanculture,urbanspatialdevelopment.onthecombinationofthecomprehensiveplanningoftheplacenamesinShenyang,thestrategiesinconservationplanningoftheplacenamesofclosecombinationofspatialdevelopmentwereprovided,fromfurtherresearchestopreserveandinheritancethentotrans-utilization.
Keyword：placename、Heritage、Shenyang、overallplanning
中图分类号：k992.7文献标识码：a
地名，作为人类对地域空间表述的载体、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交往的工具、文化发展的智慧结晶，具有空间和文化双重属性。其中的地名遗产因为使用年代比较久远、文化底蕴深厚，而被人们所熟知，并且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地名遗产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历经人们世代相传，属于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同时又具有与物质空间紧密结合的属性，在保护过程中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址原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保护继承均有相通和不同之处。单一的原址保护或活化继承只能使其陷入固化发展或泛文化发展，只有将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方法结合到一起才能对地名遗产更好的保护、有效的发挥其多重属性特征和文化内涵，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1.沈阳地名遗产
沈阳作为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7200多年的人类生活史和2300多年的建城史，在由最初的边塞城堡逐步发展成为清前都城、奉系首府和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清前文化、民国文化、工业文化为主体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地名遗产。
从战国时期产生最早的行政区划名称——辽东郡、汉代产生最早的城池名称——候城开始，在清代以前以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行政区划名称、居民地名称、文物古迹名称为主，近代开始出现大量道路名称、并呈现出板块式布局的特征，解放后历经两次地名整顿（分别于1957年、1989年完成）取消和新命名了大量街路名称至今，沈阳现存的地名遗产在使用上主要包括以下七种类型：（1）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如“浑河、蒲河、棋盘山、辉山、陨石山”等；（2）各行政区域名称，如“沈阳市、新民市、皇姑区、公主屯镇、西塔街道、二台子街道”等；（3）各居民地名称，如“上伯官村、大志村、龙头村、土台子村、大挨金村”等；（4）各文物古迹名称，如“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太清宫、长安寺、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等；（5）延续历史名称、或借用文物古迹名称命名、或利用体现特定时期城市发展文化内涵的词命名的街路名称，如“大什字街、万寿寺街、小西路、民主路、文化路、建设东路”等；（6）利用体现特定时期城市发展文化内涵的词命名的广场名称，如“中山广场、和平广场、民主广场、惠工广场”等；（7）延续历史名称、或借用文物古迹名称命名、或利用体现特定时期城市发展文化内涵的词命名的公园名称，如“万泉公园、南湖公园、建设公园、百鸟公园、中山公园”等。
这些地名遗产的保护价值不仅在于体现了沈阳悠久的人类与城市发展历史，还体现出了不同时期的地域文化特征，共同展现着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文化内涵。其中体现沈阳悠久的人类与城市发展历史的地名遗产有产生于辽代的“沈州”、元代的“沈阳”、清代的“盛京”、民国时期的“帅府”等等，体现不同时期地域文化特征的地名遗产有体现边塞文化的“二台子”、体现清前文化的“堂子”、体现民国文化的“中共满洲省委”和“柳条湖”、体现工业文化的“建设、兴工”等等。
2.沈阳地名遗产的文化属性与空间布局特征
2.1体现边塞文化、市域分散布局的地名遗产
沈阳在清代以前产生的地名遗产在命名上以简洁实用为主。有直接借用其他地区名称的如“沈州、广州”等；借助周边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如“沈阳”取义为“沈水（浑河古称）之阳”，“浑河堡”位于浑河附近；借助使用功能的“教场、龙王庙”，借助姓氏的“姚千户、李千户、刘千户”的等。在体现历史文化发展的暂时性、军事性以及文化生长的根本——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交界地带，在各民族政权争夺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军事职能的传统聚落、城镇为主，契丹、汗、女真、蒙古等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地方边塞文化特征。受到战争的影响，在清代以前产生的这些地名遗产大多是聚落名称，即便有一些文物古迹名称也是以遗址、城址为主，在市域范围内布局相对分散。
2.2体现沈阳历史文化名城主体文化、城市内部板块布局的地名遗产
2.2.1以清前文化为核心的盛京城地名遗产
清代延续至今的沈阳地名遗产在命名上以利用统治者主观意识、都城功能、姓氏及社会地位的词命名为主。包括延续使用至今的“大政殿、昭陵、福陵、太清宫、慈恩寺、北塔”等文物古迹名称，“大什字街、小什字街”等历史街路名称，“大南、小南、小河沿、回回营”等历史地区；以及已经消失的“肃亲王府、礼亲王府、督察院、理藩院、吏部、户部”等王府衙门名称，“德胜（大南）门、天佑（小南）门、钟楼、鼓楼、大南边门、小南边门、城墙、关墙”等城门及标志性构筑物名称，以及“德胜门内大街、大什字街、十王府胡同、长安寺胡同”等道路名称；利用已经消失的文物古迹名称等命名的街路名称，如“盛京路、奉天街、先农坛路、魁星楼路、万寿寺街”等。这些地名遗产体现了沈阳作为前清都城、清朝陪都发展的重要地位，以及以满族为主融合汉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沈阳清前文化。受到都城建设的影响，清代产生的地名遗产以文物古迹名称、街路名称为主，在空间布局上主要分布在以“城方廓园”为主要空间形态特征的清时期形成的盛京城城市空间板块内。
2.2.2以民国文化为核心的满鉄附属地、商埠地地名遗产
民国时期的地名遗产在命名上以体现建筑或城市功能、反帝分封建特色的词为主。包括延续至今的北市场、惠工、奉天驿、大和旅馆、德国领事馆、英国汇丰银行、奉天军械厂、汤玉麟公馆等历史地区及标志性构筑物名称，“一经路、二经路、一纬路、二纬路”等以“经、纬”命名的街路名称；已经消失的商埠地、迫击炮厂、美国领事馆等行政区域、标志性构筑物名称；延续这一时期以城市名称、方向词+序数词命名的道路名称，如：“南京街、太原街、天津街”原为“春日町、青叶町、加茂町、江岛町”，“南一马路、北三马路”原为“北一条通、北二条通、南二条通”等。这些地名遗产中的领事馆、银行、公馆、革命遗址、交通设施、工厂等文物古迹类型十分丰富，以及批量的道路名称，体现了沈阳作为奉系首府、日本殖民侵略的重要城市，反殖民统治、国际化发展的民国文化特征。期间在城市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以文物古迹名称、街路名称为主的各地名遗产主要分布在这一时期重点建设的满铁附属地、商埠地两个城市空间板块内，同时在盛京城、大东、铁西等地区也有零星分布。
2.2.3以现代工业文化为核心的大东、铁西等地区地名遗产
解放后的地名遗产在命名上以利用体现城市功能、时代特色、美好愿望的词或借用植物、其他城市名称、天体名称命名为主。包括利用“五爱、三好、民主、中山、善邻、和睦、保工、卫工、建设、文化、文体”等词命名的道路名称，利用“山（河、江）、湖（海）、花（树）、天体名称（带州的城市名称）”命名的道路名称；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鼓风机厂、高压开关厂、重型机械厂、冶炼厂、鲁迅美术学院、东北大学、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等厂”区名称及大学等。这些地名遗产体现了沈阳作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时展特色和具有工业标准化发展特色的工业文化特色。期间在工业化大发展的过程中，道路名称成为这一时期地名遗产的主要类型，在空间布局上主要分布在铁西、大东、南湖、皇姑等城市板块空间内。
图1：现状沈阳城市建设区域地名遗产布局图
3.沈阳地名遗产的价值评估
就其产生方式与年代而言，在沈阳的各类地名遗产中，文物古迹名称、居民地名称、行政区域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大多为延续了建国以前的名称，可以称之为初始地名遗产。因为没有受到统一命名管理的影响，这些地名产生的随机性突出，反映了原始的地名文化发展状态，具有历史悠久、文化特色突出、创造性强等特征，保护价值最高。街路名称、广场名称、公园名称的地名遗产或是产生年代较晚，或是利用以上四类地名派生，保护价值次之，其中包括：（1）解放后利用体现城市特定时期发展特征的词命名的，如“五爱街、民主路、中华路、建设中路、兴工街、文化路”等，这些地名遗产是二十世纪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产生和使用年代相对较晚，但是在地名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了特定时期的城市文化，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应当给予充分的保护和重视；（2）借用文物古迹名称、居民地名称、行政区域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的，如“万寿寺街、广宜街、津桥路”等，这些地名遗产可以称之为派生地名遗产，虽然地名初始的使用类型已经发生的转化，但是初始地名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对历史起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的作用，在经历年代的洗礼后，保护价值依然较高；（3）延续建国以前形成命名方式的道路名称，如“太原街”在建国前为“春日町”、“南京街”在建国前为“富士町”均是以城市名称命名，这类地名遗产也可以称之为次生地名遗产，它的产生实际上是对历史上沈阳畸形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文化较正，但是并没有完全抹杀历史、在某种层面上进行了延续和发扬的作用，虽然产生年代较晚，仍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4.沈阳地名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总体规划对策
4.1以延续地名文脉为基础，制定宏观命名引导
以强化地名的规范化命名、宏观层次设计和整体布局为目标的地名命名规则和区块命名导则是地名总体规划中两项最重要的内容。其中的命名规则即是确定各类地名的通名及专名使用要求，通名以强化地名类型为重点，通常是地方地名管理办法的核心内容、规范性突出；专名以区分个体属性为重点，特色突出，也是地名宏观层次设计的突破口。地名遗产作为专名采词的重要资源，按照知名度和使用频率，沈阳市地名遗产可以分为主要地名遗产资源和次要地名遗产资源两种类型。主要地名遗产资源包括“沈阳、浑河、故宫、万泉公园、青年大街、中山广场”等行政区域名称、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名称、重要文物古迹名称、市级历史公园、道路及广场名称；次要地名遗产资源包括“南运河、包道屯、太清宫”等一般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聚落名称、一般文物古迹名称等其他地名遗产。按照分类、分层、就近转化的原则，在新增地名专名采词过程中，城市主干路、市级公园、广场、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长途汽车站可以优先利用附近的主要地名遗产资源进行命名，城市次干路、游园、绿地、公共汽车站、地铁站、立交桥、大型建筑物及建筑群体等其它类型的地名以优先利用附近的次要地名遗产资源命名为主。其中在城市道路与所处区位条件相符合的情况下方可以使用市级以下行政区划名称，公园、广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可以使用所在地县（市）、区以下行政区划名称，严格限制大型建筑物及建筑群体、其他类型地名使用行政区划名称。
区块命名导则在对特定区域内地名群体采词做出引导的同时，强化地名的群体方位特征，达到好找的目的。就沈阳而言，历史上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明确的地名区块。为此，从延续历史文脉出发，在突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地名遗产的区块布局特征的同时，梳理、整合各地区地名遗产资源，在地名遗产分布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区范围内可以形成和平、沈河、大东、铁西、皇姑、于洪、苏家屯、浑南、白塔、道义、虎石台、辉山、大青、沙岭14个地名区块。其中和平、沈河、大东、铁西4个地名遗产类型丰富并且集中布局的区块，应以延续历史上道路命名方式、保护利用文物古迹名称等各类地名遗产的命名为主；皇姑、于洪、苏家屯3个道路名称地名遗产集中布局的区块，以延续历史上道路命名方式的命名为主；浑南、白塔、道义、虎石台、辉山、大青、沙岭7个以居民地名称、行政区域名称地名遗产为主的区块，以转化利用的命名为主。
图2：沈阳中心城区地名分区及命名导则规划图
4.2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为依托，明确保护重点与内容
地名遗产保护规划作为地名总体规划中的一部分，也是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内容的重要补充。其中以确定地名遗产保护重点与内容为目标，从强化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清前文化、民国文化与工业文化三大文化内涵出发，依托沈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的历史城区，分别确定了盛京城、满鉄附属地、商埠地、大东工业区、铁西工业区等地域文化特色突出、价值较高、集中分布区域内文物古迹、道路、公园、广场等类型地名遗产的保护重点与内容。
在盛京城范围内重点展现沈阳清文化，保护清时期形成并利用至今的地名。具体包括“沈阳故宫、长安寺、钟楼、大南街、惠工广场、万泉公园、小河沿”等34处文物名称、20处重要古迹名称、62条道路名称、1个广场名称、2个公园名称、2处历史地区名称。
满铁附属地范围内重点展现沈阳民国文化，保护民国时期开始形成并利用至今的地名。具体包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旧址、中华路、民主广场、中山公园”等17处文物名称、31条道路名称、3个广场名称、2个公园名称。
商埠地范围内重点展现地方民族特色及沈阳民国文化，保护民国时期开始形成并利用至今的地名。具体包括“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十一纬路、云集广场、八一公园、北市场”等36处文物名称、47条道路名称、4个广场名称、4个公园名称、3处历史地区名称。
大东、铁西工业区范围内重点展现沈阳工业文化，保护建国初期形成并利用至今的地名。包括“沈阳铸造厂翻砂车间、大亨铁工厂旧址、兴华街、大东公园、黎明广场”等8处文物名称、79条道路名称、4个公园名称、1个广场名称。
图3：沈阳重要地名遗产保护分布图
4.3以日常研究与管理为保障，制定具体实施措施
地名命名是长期、持续的工作，其中包括理论研究、档案建立、宣传普及、标示设立、新生地名命名、已有地名调整优化等多项内容。为了保障地名遗产保护与利用能够贯穿于日常地名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建立了调整与优化措施、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双重保障机制。其中调整与优化措施以重名、缺少文化内涵的地名调整为切入点，以地名命名规则、区块命名导则为基础，提出尊重历史、延续文化的地名遗产转化利用或文化内涵延续的方法。具体命名方式包括保留原有地名、以原有地名为基础派生新地名、利用与所在地名区块文化内涵相同词命名等方式。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首先是创立理论研究学术氛围，包括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及专家论证会等，建立相关领域学术人才培养机制，积极开展、推进相关理论及学术研究深入解读地名遗产的文化内涵；其次是强化对沈阳市地名文化内涵的研究，加强地名遗产档案的收集与整理，尤其是地名遗产的产生年代、相关文化内涵、使用类型、空间地理位置等内容；再次是拓展宣传方式与渠道，包括设置查询屏、建立主题网站、出版相关书籍和影视作品、举办讲坛等方式，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纸等渠道广泛宣传地名遗产的文化内涵、保护内容、保护意义、防护方法；再次是设立地名遗产保护标牌，标识初始地名遗产的地理位置、产生时间、相关文化内涵等内容；最后是通过专家研讨等形式，以转化利用地名遗产为目标，分类、分区块、分批逐步建立地名专名采词词库，为新生地名命名建立根本保障。
结语：地名遗产作为城市文化特色的具体体现和新增地名命名的重要资源，地名总体规划作为特定地区地名命名与发展的宏观纲领性文件，只有将地名遗产保护作为整个规划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将地名遗产保护思想贯穿于整个规划当中才能达到更加有效、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保护和继承地名遗产的目标。为此，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在充分研究当地地名命名及空间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清晰地名遗产的价值、类型与具体内容，进而从怎样整合地名遗产资源、如何转化利用已经消失的地名遗产、如何更充分展示沈阳丰富的地名文化出发，以强化延续地名遗产的空间属性和文化属性为前提，从宏观命名引导、到微观具体地名保护、再到具体的发掘与展示等方面提出保护与继承的多维度、全方面的对策。
参考文献：
[1]关于开展城市地名规划工作的通知[Z]．2005年
[2]单霁翔．20世纪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J]．城市规划．2008，6：11-32
[3]齐守成，齐心．盛京老街巷[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
[4]刘保全．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势在必行[J]．中国地名．2006，4：20-21
保护历史遗迹的措施篇10
作为非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典型代表——丹阳市，地处南京和苏锡常两大都市圈交汇地带，具有广阔而美好的发展前景。因境内历史文化遗存众多，素有“江南文物之邦”的美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丹阳市历史文化保护所面临的挑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本文通过分析丹阳历史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典型问题，探讨保护策略，以期对同类城市有所启迪。
1.概况
1.1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丹阳是一座拥有6000多年文明史和3000多年建城史的江南文化古城，在历史上曾是春秋吴国季子封疆和南朝齐梁帝王故里，古时名胜古迹众多，境内历代名人辈出，城市文化积淀十分丰厚。
南朝帝王陵墓及其石刻公认为全国文物之瑰宝，孔子所书的延陵季子墓碑和唐中和铜钟则为江苏乃至全国所罕见。至于古之丹阳八景、练湖二十四景、七峰山房等则可与其他江南名胜相媲美，众多的古建筑、古墓葬又代表着丹阳历史文化之丰富。丹阳境内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6处，文物控制单位23处，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300余处。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4项，镇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3项。
1.2保护工作概况
丹阳市政府十分重视文物古迹保护，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1）出台了《丹阳市文物保护办法》、《丹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职能》、《城市建设规划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意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2）加强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重视地下考古挖掘工作。
对文物进行普查并分批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修复一批重点文物，文物保护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划定了文物保护单位及文物点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成功发掘一批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址等。
（3）对历史地段进行控制，划定了西门大街历史文化街区。
（4）重视重点文物的规划控制，完成了《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
（5）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宣传和研究。
2.存在问题
2.1保护框架不完善，难以有效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关注度、认识和要求在不断提高。历史文化保护的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格局、城市环境风貌、大量非文保单位历史文化资源点以及非物质文化遗存的保护已成为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内容。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也不局限于单纯的保护，而且更注重突出文化主题，促进历史文化活力的再现。
然而，非历史文化名城由于保护框架还很不完善，屡屡出现“漏保”、“欠保”的现象。以丹阳为例，在本次规划以前，丹阳没有编制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仅编制了《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九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等。由于缺乏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的系统指导，丹阳历史文化的保护内容主要停留在对文物古迹、历史地段等实行保护措施，而对城市格局、传统风貌等缺乏保护意识，对区内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缺乏有力措施。
2.2保护理念与机制相对落后，无法有效引导城市建设
由于缺乏科学的理念指导，丹阳历史文化保护出现了城市建设对城市传统风貌特色保护不够、历史街区保护与周边发展协调不够、文物古迹保护与周围城市环境融合不够的“三不够”的问题。目前，由于大规模旧城改造强烈的冲击，老城区的特色正在逐渐消失；由于对西门大街历史街区的保护采取的是简单化保存的措施，造成历史街区与城市发展进程极不协调；除了南朝陵墓石刻，对其他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主要停留在对文物个体实施保护阶段，文物保护缺乏与周边环境的协调。
同时，在现阶段，由于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尚未建立，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与城市建设未能有机结合，作为城市重要资源的历史文化遗产未能发挥充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2.3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影响城市总体和谐发展
长期以来，历史地段一直存在“保护”与“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两者在同一空间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延续城市文脉需要对历史地段进行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城市发展需要对旧城进行改造，导致历史地段不断遭到“建设性破坏”。
从丹阳的实际情况来看，老城区保护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丹阳老城风貌已不复存在；政府虽然划定了西门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但保护效果却并不明显。西门大街虽然仍保存着古运河码头、胡家住宅、林家大院、正义坊、城隍庙遗址、警钟楼、三思桥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建筑，但由于没有对历史街区进行系统的保护，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得不到有效监控和保护，居住在古建筑内的部分居民乱搭乱建、出租房屋，破坏了古建筑的原有风格。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中，西门大街历史街区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同时也累积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和弊端，社会结构也趋向于老龄化、贫困化，与城市发展进程极不协调，与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3.思路与对策
3.1科学架构保护框架，全面展现历史文化内涵
科学构架保护框架的意义在于将城市历史传统空间中那些真正具有稳定性、积极意义的东西组织连接起来，并将历史要素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结合进来，形成一个以保护传统文化、展现传统特色文化内涵为目标的城市空间框架。
3.1.1保护框架的构成要素
保护框架由自然环境要素、人工环境要素、人文环境要素三部分构成。
(1）自然环境要素
指有特征的地貌和自然景观，包括地理条件和气候，物候条件。
(2）人工环境要素
指人们建设活动所产生的物质环境。指对丹阳以内城河、护城河为骨架的传统空间格局和传统民居、特色街市以及各类文物点所反映的人工环境特征的保护。
(3）人文环境要素
人们生活风貌的环境体现，指对居民的社会生活、生活习俗、生活情趣、文化艺术等方面所反映的人文环境特征的保护。包括历史人物、、岁时节庆、传统文化等。
3.1.2保护框架的构成结构
保护框架的结构包括节点、轴线、区域三部分以及它们相互关系所共同构成的城市景观特色。
节点――人们感觉和识别城市空间的重要参照物，指对山水、寺观、民居、楼阁、古塔、古墓葬、古井、古木、牌坊等的保护。
轴线――人们组织生活，体验历史的主要通道。主要指历史街道。
区域――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地段或各街区，人们在其中活动能得到特殊的感受。主要指西门大街历史街区。
3.1.3保护框架主题
在概括提炼丹阳历史文化风貌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城市整体历史文化环境、重点历史地段和单个文物保护点的保护，整体地保护丹阳历史文化名城传统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内涵。为突出保护丹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确定出保护框架的主题有：
主题一：“江南文物之邦”——突出丹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景观风貌的保护。
主题二：“吴文化发祥之城”——突出丹阳作为吴文化发祥地之一，展现吴国早期古城址——葛城遗址、春秋吴国季子封疆的魅力和内涵。
主题三：“齐梁文脉体验之城”——突出保护齐梁石刻及古墓葬等，展现丹阳齐梁文化。
主题四：“红色革命战斗之城”——突出保护丹阳的革命遗迹，展现丹阳红色文化。
主题五：“文人雅士寄寓之城”——突出保护名人故居、故里等，展现丹阳名人文化。
3.2创新保护理念，探索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之路。
一是确立历史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理念，为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领导责任制，在服务发展中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工作的地位和水平。
二是树立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的理念，促进文物管理方式的转变。按照文物保护工作“保护—利用—再保护”原则，以文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为载体，大力发展文物旅游业，促进文物再保护，以此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探索文物保护工作新机制。通过领导重视、部门配合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历史文化大保护的新格局。
3.3采取整体保护、有机更新的策略，促进城市历史与现代共生。
坚持科学发展观，从继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和保护真实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其环境出发，采取整体保护、有机更新的策略，妥善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使传统风貌保护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相互协调，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促进城市历史与现代共生。
整体保护有利于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整体提升地区的价值和魅力。但同时历史地段不仅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人们生活的物质载体。因此，一方面，我们应积极保护历史地段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采取有机更新方式，解决人民生活需求同历史环境中生活设施匮乏、人口密度过大等不利的客观问题。保护和更新的意义都在于其能否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能否发展成为既富有历史文化特色、又具有现代城市生活功能的城市环境。
因此，无论从丹阳城市总体发展的要求还是从旧城改造的难度来看，采取“整体保护、有机更新”的策略，有利于解决历史地段保护与发展的难题,促进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