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1
[关键词]邓小平发展思想；唯物史观；底蕴
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形成了邓小平的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科学透视和实践把握，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它所回答的主题也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政策，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而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与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也是统一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唯物史观底蕴。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扎根于中国国情，又扎根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的规律之中，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根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出发点。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那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把中国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去考察，放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去考察。
追根溯源，中国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构想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这个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顶点诞生的，它已经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并且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和俄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局部性质变的世界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最有可能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解体，使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俄国和中国能够利用“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以，只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就要看到它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只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它并不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前提，而是要必须取得这个前提。因为落后国家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能够超越资本主义根本经济、政治制度，但却不能超越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历史规律。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世界历史条件、世界历史机遇、世界历史矛盾，已历史地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前提，必然规定和制约着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面对的历史时代课题、所应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列宁在寻找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实践中，对这种世界历史必然性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作了极可贵的探索。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重点围绕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列宁深刻指出，苏维埃制度的现实出发点，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完全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高于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社会高于社会主义共和国”[2]。而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3]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列宁认为，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最终确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充分发展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说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说不上社会主义了。”[4]三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断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5]因此，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6]。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不失时机地把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提到首位。
邓小平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着眼于现时代的挑战，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在更高的历史积淀上揭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社会主义所内涵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他极其深刻地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因为我们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具备完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们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但是却不能超越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即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而不是泛指未来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也会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从世界历史的根源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历史特征是生产力落后，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工作的重点，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逐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又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总之，只有在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才能找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才能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扎根于中国国情，而且扎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之中，即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根源和历史必然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改革发展思想中既有改革的目标方向性，又有改革的实践操作性的重要内容，但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才能把握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进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性质。邓小平为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他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区分开来，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不是它们各自的本质属性，从而确立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或经济手段的全新理念。同时，他还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一是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二是共同富裕。早在1985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同邓小平会见时曾经说过：“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成功了！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回答它成功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即“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紧密相联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三形态”和“五形态”是由社会生产力最终决定的两条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序列，即不论“三形态”的演化还是“五形态”的演化，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然而，它们与生产力发展的联系却有各种不同的特点。这表现为：“五形态”演变阶段的更替，有的是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有的却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变的最终结果。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就只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即以手工劳动和与之相适合的简单协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变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确立和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形成，却是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而“三形态”各阶段的相继更替则完全是与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的转变相对应的：与以手工工具和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与以大机器和物为媒介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与以高度完善的自动控制系统和社会自觉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产品经济（时间经济）发展阶段。
理论界大多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理论根据来分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但笔者认为仅此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仅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指导分析，还只能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必然采用商品经济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三形态”论，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商品经济阶段相对应的应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特定形式——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商品经济在以往的各个历史时代曾获得过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它仍隶属于自然经济。“要使交换价值在社会表面上表现为简单的出发点，而在简单流通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交换过程表现为简单的，但囊括整个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物质变换，就要有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作为前提。”[7]
所以，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因为只有进一步联系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演进的“五形态”，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中，发现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必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世界历史根据。首先，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获得新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是一个由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再到全局性质变的复杂、艰难而长期的历史过程，抑或说，共产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能以“突变”的形式完成。而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了局部性质变的社会条件，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开始解体，使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而是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却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成熟、发达阶段，不意味着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超越商品经济阶段。它的社会生产力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就其总体性质来说，仍然处于生产力发展的同一历史阶段（尽管它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以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马克思在考察社会主义在国家范围的建设条件时，非但不否定，反而一再强调，要注重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的有计划的利用。[8]而且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虽然可以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相结合，但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在历史上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形式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反之，资本也“只能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形成”[9]。其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属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范畴，而“资本只能是生产关系范畴”。因此，作为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是可以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的。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就是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分离，形成抽象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从而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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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20世纪像中国这样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局部质变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至今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交往、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劣势地位，非但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界经济相脱离，而且还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20世纪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特定联系，也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建立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为中国的发展路线，既坚持了“唯物史观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又体现着国家阶级职能与社会职能辩证关系的时代特点
从国家职能的角度看，应该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突出了国家的社会职能。那这种“突出”的唯物史观根据何在呢？时代根据何在呢？
唯物史观认为，国家具有两种职能：“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的阶级职能，国家政权履行国家的阶级职能时，是直接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服务的。而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社会职能则是维护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它的任务是缓和对立阶级的冲突，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民族自卫和国际合作来保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的社会职能是从属于和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因为统治阶级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为了维护它自己的统治。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国家的社会职能从属于和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同时，也对国家的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从国家权力的来源上看，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0]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它的原始本质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只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公共意志被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意志所侵蚀、所利用、所取代，使公共权力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但即使如此，统治阶级为了谋求统治的合法性，为了尽可能使阶级统治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统治阶级也不得不考虑和照顾到公共利益，在有些情况下让自己的统治权力服从公共意志。所以，虽然恩格斯是限定在“起先”，即政治权力在刚产生时对执行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的依赖（为基础），但并不是说，随着政治权力的独立化，政治权力对执行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的依赖性就消失了。国家权力不论怎样凌架于社会之上，它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以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恩格斯通过对波斯和印度历代政府都要经营和管理河谷灌溉的例子的分析，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1]因此，当在国家的政治统治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社会职能就有一种强化的趋势。
而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都正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抑或说，各国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和巩固。因为，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谋求发展，发达国家再发展的问题也愈来愈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社会政治制度的巩固乃至国家的安全，都越来越取决于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世界，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关系着各国政府的政治统治能否持续和巩固的大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各民族盛衰兴亡的关键问题，成为支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消长关系的核心问题。因此，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上升为当代世界各国的头等任务、最大的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政治。
当代世界国家的阶级职能与社会职能辩证关系的这种时代特点，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得到了鲜明而深刻的体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我们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客观要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但是，如前所分析，由于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各国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和巩固，我们国家的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阶级职能，也只有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实现。
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突出了国家的社会职能，但它的实现过程又不能脱离国家的阶级职能，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赋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正确的价值内涵和价值取向，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调动最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坚持改革开放都将是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基本途径，都将是完善我们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必要形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国家的阶级职能，也需要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来不断完善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改革开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必然要求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和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使改革开放成为一场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的伟大革命。
总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它使我们国家的社会职能和阶级职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辩证统一。
四、邓小平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总体途径和手段，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既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又顺应和把握了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1985年4月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12]而对内、对外的开放之所以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体途径和手段，是因为它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既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之中，又顺应和把握了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即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3]。“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14]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这种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经济方面来看，已经由形成世界市场，到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再到世界经济生活的全面国际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世界经济大潮，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正是在洞察、顺应和把握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深入地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并非仅仅是由于我国现在经济和科技落后，需要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的结果。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各国不开放，不加强国际交流都很难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15]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准确地把握了民族历史日益深入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本质表现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即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和国家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开放的有机大系统。
第二，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他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世界意义的论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对外开放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需要和愿望，只对中国有利，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并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是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我们希望国际工商人士，要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16]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是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的理论。
第三，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现实的把握，而且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未来的把握。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再过五十年中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不能离开开放政策，离开这个政策不行。”“因为未来世纪，随着历史更广更深的转变为世界历史，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改变了。”[17]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着眼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未来的长期性、战略性决策。
第四，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必然要求。因为随着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期曾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8]（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这就是说，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本性，开放的世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正是顺应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对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对内对外开放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
参考文献
[1][1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52，117.
[2]列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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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1974（2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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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26，523.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2
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著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3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20）摘要：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接踵而至，使得世界经济失衡原因与再平衡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本文回顾了世界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两方面的文献，并通过引入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造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其次，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传导机制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最后，欧债危机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再平衡增添了巨大不确定性，当前再平衡进程受阻的必然结果是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题。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再平衡;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5000308
一、文献综述
2001年随着新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束，美国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均开始出现了节节攀高的赤字，并最终形成“双赤字”的局面；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emes），则出现了经常项目盈余和资本项目盈余并存的“双顺差”局面。由此，学术界界定了世界经济失衡的范畴。由于对该问题认识程度的深浅直接关系着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把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问题作为今后国际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核心。
首先，梳理对世界经济失衡的研究。目前，大部分国外学者比较偏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一是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提出人民币低估导致了中美经常账户失衡，人民币应至少升值40%以上以解决当前的美国贸易赤字困境［1-2］。二是从国内储蓄率的角度指出东亚地区高储蓄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经济失衡负有相当的责任，从而得出东亚国家应当迅速扩大对美进口以消除美国储蓄缺口的政策结论［3-4］。三是从失衡可持续性的角度通过分析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探讨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国别来源，并指出基于国际分工（如：资源出口国、产品出口国、服务出口国和消费国的划分）的世界经济失衡是难以避免的，赤字国和顺差国均应对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义务［5-6-7］。总体来看，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考察世界经济失衡的文献相对较少。
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大体与国外学者相似，但更偏重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判。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8-9］；美国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歧视政策［10］和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内部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11］；再平衡的责任应主要由赤字国承担［12］。国内现有文献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种流派，并且均存在明显不足。第一种流派的绝大多数文献致力于描述中美经常项目的变化情况，并从货物贸易层面和外生冲击（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层面简单地解释失衡原因，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更难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13］。第二种流派多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利用霸权稳定论、中心―等理论解释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14］。尽管相对深刻，但仍然缺乏基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论据与严格的逻辑（如：政策的供给与需求，比较优势动态化理论等）。第三种流派尝试运用国际货币体系视角探讨世界经济失衡，但均缺乏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的证明［15］。其中，王道平和范小云通过建立两个数量模型，提出了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关系的因果逻辑讨论，并且采用计量检验的方法验证了三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6］。但二人并未对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进行说明，并因此导致三者的关系只具有数学上的量化关系而明显缺乏严格的经济学逻辑基础，从而使文章政策建议部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其次，梳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这部分文献大致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1978―2000年的文献大多是讨论国际汇率协调机制的选择及选择的原因［17］。（2）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出现，更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其原因［18］，但大都偏重于经济史范畴的解释，缺乏对国际经济传导机制的考察。（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促进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对扩大SDR的功能、设立超货币或以储备货币多元化来取代美元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地位的讨论［19］。（4）2009年G20峰会之后，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对“特里芬两难”的成因及其必然性张明认为，但凡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均不能克服特里芬两难，因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不能平衡国内稳定政策的需要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讨论尤为众多。
然而以上研究都忽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造成“特里芬两难”的同时，还引起了其他严重后果――世界经济失衡。牙买加体系通过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制度继承下来，从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本文将着重论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是如何分别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国际资本渠道（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各国国内经济平衡的，并进而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从而为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路径提供更深刻的视角，以使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的制定更加严谨、有效。
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研究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涵十分丰富，学术界对其定义莫衷一是。目前，陈彪如、eichengreen和mundell的三种定义基本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陈彪如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与惯例。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目标是：（1）调节各国的国际收支，维持收支平衡与实现外部经济均衡；（2）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稳定增长。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则包括：（1）汇率关系的规定和变动准则；（2）世界货币或储备资产的确定与供应［20］。eichengreen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将各国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其主要作用是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并为遭遇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21］。mundell的定义重点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制度的范畴进行了辨析：国际货币制度相对僵化，而国际货币体系相对灵活［22］。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与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关系，而非外汇市场稳定性或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实行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故采取陈彪如的观点来界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
（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缺陷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又被称作“牙买加体系”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其区别于国际货币史上其他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如金本位制、英镑本位制等的核心特征是以美元为中心，提供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即为国际交易提供计价单位）、国际流通与支付职能（即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职能（即为各国央行提供外汇储备），因此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尽管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因牙买加体系对其继续履行世界货币三大职能的确认而得以延续。
然而，这一制度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自诞生日起便不可避免地罹患了内生性缺陷。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已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特里芬两难”，即国际清偿力与信心两难，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缺陷这枚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却鲜为人知，即“谨慎动机与信心悖论”（简称“谨慎动机悖论”）。这一悖论的逻辑是：开放条件下，各国央行出于本币汇率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谨慎动机而积累一定数量的美元，并且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存量，引起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故美国应扩张其货币供给；而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逆差，特别是经常账户逆差来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但鉴于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将引起美元汇率贬值的预期，故美国为维持其国际货币信心则必须紧缩其货币供给。这就出现了与“特里芬两难”对应的悖论――“谨慎动机悖论”。
乍看，该悖论似乎只是特里芬两难的另一种描述，但究其逻辑基础、传导机制和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首先，比较两个悖论的逻辑基础。特里芬两难是从国际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角度出发，认为将引起美元扩张；而谨慎动机悖论则强调国家层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需求导致了对美元需求的增长，是有组织的行为，而非特里芬两难下市场经济调节的自发行为。其目的在于解决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外部性问题――一国对外部门的产出与就业波动。因此，基于该悖论的政策模拟将更符合实际，特别是当考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等emes（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史时尤为明显。同时，在谨慎动机悖论的另一个逻辑基础中，从世界货币供给国的国家层面来看，美元的国际铸币税特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元的超发，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程度和再平衡的难度。其次，从世界货币职能与货币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特氏悖论描述的是世界货币的流通与支付职能，而谨慎动机悖论刻画的则是世界货币的储备职能。最后，从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特里芬两难并未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如何引起对美元需求增长的，既缺乏传导机制研究，也没有说明这种需求增长将带来什么后果；而谨慎动机悖论不仅提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种传导机制，更证明了世界经济失衡是当期国际货币体系制度设计的逻辑必然，即内生性缺陷。这一点将在下文着重分析。
（二）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两种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前者的逻辑基础是：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而美元以经常账户赤字对国家进行输出的方式又导致了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的国家纷纷走上了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因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国家出口刺激的内在激励机制的特征。后者的逻辑基础是：中心国家凭借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本币的世界货币地位，进行全球风险―收益匹配，即通过压低利率发行各类金融工具，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融资，并以FDi的形式将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分享其经济增长的高收益。投资过程中的巨大利差又为中心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就导致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中心国扩张货币供给的内在冲动的特征。
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美元为世界货币，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国际流通与支付手段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中心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只能以经常从账户逆差或资本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流动性。其中经常账户的逆差是最主要的形式，并导致了失衡在内的一系列世界经济问题。
其传导机制如下：战后，国家出于平滑国内经济周期的需要纷纷发展对外部门，参与国际分工，并由此产生了国内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可能性。为规避国际经济风险，特别是外汇收支风险，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未崩溃时，国家便产生了增加外汇储备对冲央行外汇头寸的强烈需求。因而在世界货币美元，可以以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的制度约束下，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走上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外汇储备维持经济稳定。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等为国家对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优势，使原有的贸易平衡被打破。中心国经常账户顺差不断减少，并于1971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逆差。随后，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
图11950―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变化趋势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22292535:82/scorpio/aspx/mainaspx?width=1430&height=840
在此基础上，伴随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大大加快，从而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贸易品部门的几乎全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具有较高劳动―资本替代弹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更是从中心国家转移到了国家，中心国则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空心化并存的局面。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更使部分国具备了原本没有的比较优势，即产生了比较优势动态化效应。该效应又被随之而来的国家产业聚集效应、规模效应等因素不断放大，从而形成了由国际分工直接导致的以“中心国经常账户赤字与国经常账户顺差并存”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局面。该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图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除了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世界经济失衡外，为完成资本国际循环周转的全过程，必存在对偶的另一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具体来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大显著特点是：以美国金融市场为全球金融资产进行风险―收益匹配的核心，执行交易中心和结算清算中心功能。通常，国家的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实现保值目的，而私人部门的美元则通过购买风险和收益均高于国债的各类以美元计价证券及其衍生产品实现资本向美国的回流，使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处于扩张阶段。美国金融机构则通过国际贷款和购买证券资产的方式，将募集到的资本投向收益率较高的实体经济领域或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期分享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其跨期交易的具体操作策略是：（1）掉期交易，即在美国国内存在长期正通胀预期下，采取卖出短期金融工具，获得美元的短期长头寸，并以跨期交易覆盖长期项目中的美元短头寸。（2）货币互换交易，即做头寸匹配，以规避长期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短期资本项目为美元长头寸，外币短头寸；长期资本项目为外币长头寸，美元短头寸。这样就实现了通过跨期压轧对冲风险，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套利交易的目的。
由于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基准利率是所有金融资产进行定价的基本参数，故通过再贴现工具或量化宽松的货币工具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以减少美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中国外汇资产国外收益率（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存放于外国银行）一般只有35%左右。是有助于金融市场扩张的。同时，公共部门的债务成本也将因此得到消减，即产生国际铸币税效应。受益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中心国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支持其私人部门较高的消费水平及公共部门较高的赤字水平。因而私人部门对贸易品的需求也将进一步被放大，造成中心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持续增长以及国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加剧。该传导机制如图2所示。
图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三、世界经济失衡的真正根源――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既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直接原因，那么要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必须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设计，从而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局面。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过程，“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的激烈交锋，充分反映出美英政府各自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都是出于服务各自国内政治目标的。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绝不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量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寻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的内在逻辑的框架。
由于一国经济政策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也可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民主国家的选民通过选票（成本）交换政府的经济政策（收益），而政治家则通过支付政策（成本）获得选票，从而合法执政――实现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收益）。在此交易结构中，选民与政治家的博弈（讨价还价），决定了政策供给曲线与政策需求曲线的交点，即政策市场出清点的位置。
美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带来了“选票至上”的政策供给逻辑。由于提供有利于选举得票的经济政策的成本不需要有政治家个人支付，而收益却可由政治家和选民共享，故此制度具有内生的公共物品供给冲动。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选民倾向于选出有利于自己钱包的政治家，而不管政策的成本（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由谁承担。因此，在各政党的选举博弈中，提供有利于得票的经济政策才是占优策略。具体而言，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人均收入是政府最关注的两个政策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在对内经济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进行权衡。除了遵循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基本逻辑，在国内采取“对内实施增支不增税”的赤字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外，在对外政策方面，建立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美国各政党占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和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为中心国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收益：其一是国际铸币税收益。尽管该体系逐渐衰变为牙买加体系，但仍然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即拥有征收国际铸币税的特权。美国通过一轮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张货币供给，以压低国内利率，但却通过国际资本的外溢效应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了通胀预期，造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从而攫取世界财富，即征收国际铸币税。其二是财富与就业效应。通过压低利率为本国财政赤字降低债务成本，并为本国处于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地位的金融部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利润率，进而以财富效应支撑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并促进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就业。这样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产业高度化的发展趋势，也通过增强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而加快了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造成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正是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两大好处及其造成的选举占优策略，美国政府才不愿、不敢放弃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这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会造成“特里芬两难”和由“谨慎动机悖论”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的后果。因此，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逻辑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而美国当前政治制度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基本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结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四、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再平衡困局与展望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范畴是指，通过各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磋商、协调与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以促进世界经济以一种相对均衡的方式平稳持续增长的过程。
虽然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后，各国已经开始致力于推动当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进程，但再平衡之路却并不平坦。当前制约再平衡的根本难题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缺陷――“选票至上”导致的政治家的短视行为，如贸易保护措施和干预国家汇率调整节奏等等。次贷危机爆发后，特别是2009年以来，美国以对中国轮胎、铜版纸制品、钢管和钢板材施加了贸易制裁；欧盟也对包括钢盘条、无缝钢管、钢缆、葡萄糖酸钠和铝合金轮毂在内的多种中国商品采取了同样措施。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再平衡，更为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增添了额外难度。由此可见，只要中心国家不能改变“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制定逻辑，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难以达成。
在次贷危机影响远未消除的后危机时代，各国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再平衡道路上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更是大为增加。前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因果逻辑的证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过程的框架。
首先，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枯竭使其宏观经济的再平衡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特征。对于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应通过减少公共开支，增加税收来缓解。由于直接增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故极难实行。如果美国增加当期国债的发行量，并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则一方面根据李嘉图等价，将产生中长期增税的预期，进而提高中长期资金面的紧张和经济下滑的预期，引发加息预期，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内部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将直接刺激当期资金需求上升，降低国债价格，抬高即期市场利率，同样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产生基于选票的政治压力。因此，为维持低利率，美联储势必通过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平抑利率的上升势头，从而造成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引发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无法通过财政手段予以再平衡，只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进行跨期稀释，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征收的铸币税进行补偿。另外，由于美国已经处在债务上限的边缘，其财政政策工具实际也已基本枯竭，因此，可以预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美国未来的必然选择。
对于经常账户的再平衡，美国主要寄希望于汇率政策，即通过美元贬值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修复国际收支平衡表。然而，由于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工具联邦基准利率已接近零而枯竭，即汇率的利率评价机制失效，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旨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工具――Quantitativeeasei和ii。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增加贸易品部门的国内投资和生产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进行“再工业化”式的再平衡。故在后危机时代，只要临近2012年总统大选时美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则“Qeiii”恐怕就会呼之欲出。届时，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将冲击国家的资本市场，也会对欧洲金融市场及汇率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进而威胁到再平衡进程。
其次，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为再平衡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真正协调各国修复自身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财政去杠杆化由于缺乏国内独立货币政策的配合而在希腊引发了大规模罢工和抗议游行等政治问题。同时，“欧猪五国”财政负债率过高的问题不仅降低了在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乘数，也影响了欧元汇率的稳定。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欧元区，也为独立性较强的欧洲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上的僵化付出了更大的财政代价，从而降低了未来政策协调的余地与政策工具的弹性。正是在此逻辑下，为了避免美国式的财政工具的枯竭，欧盟通过imF向emes发出了特别融资的救援请求。因此，未来欧盟的再平衡道路必将十分曲折，在缺乏货币工具和财政工具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进一步抬头，并且将在汇率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
最后，中国等emes短期难以通过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尚需时日。可以预见，美欧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操纵今后的谈判气候产生更多不利于国家的结果，并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加大、转型成本提高的困境。同时，由于受多种因素作用（如：亚元因历史问题难产，导致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进展缓慢。因此，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变量与格局仍将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继续产生失衡的结果，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纠正。
综上所述，可以展望在后危机时代，当面临各自再平衡困境的时候，美、欧、中在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的交锋将趋于白热化。因为难以找到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各国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支配下只能屈从国内目标，牺牲外部目标。失衡常态化的趋势由此形成。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如下结论：
第一，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可以发现：世界经济失衡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种内生性缺陷（另一种是“特里芬两难”）和逻辑必然，而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又成为诞生该体系的根本原因，因而世界经济失衡根源就在于此。其逻辑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第二，经常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国家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的货币需求（谨慎动机悖论），并因此通过政策扶持大力增强贸易品部门的比较优势。同时，国际间要素（资本）的可流动性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过程，引起了比较优势动态化，并因此通过改变原有国际分工的平衡格局造成了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通过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和产业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中心国得以进一步加强资本密集型产品与服务的比较优势，并在利用其金融部门的高效率获得超额利润，提高金融行业等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产出增长率。由此加深了国内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与消费结构的扭曲，并最终导致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加剧。
第三，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中心国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该市场通过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完成资本的全球风险―收益匹配，获得利润。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融资成本，并维持长期债务的短头寸和短期债务的长头寸有利于分享国家高增长的收益，产生中心国世界货币职能的风险贴水。这一过程的完成依赖于中心国发行金融工具融资和以FDi或国际贷款方式投资的资本循环过程，而由此造成的国际分工变革又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
综上所述，基于对失衡根源的考察结果，我们认为：除非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策供给逻辑发生结构性转变，否则世界经济失衡将作为建立在“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博弈结果而长期存在。无论是以欧洲、美国、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无法从顺差国与逆差国单一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纠正当前的失衡格局。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命题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而已。
在后次贷危机时代，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基础的再平衡之路将不会一帆风顺。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中国在贸易品部门应该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尽快完成去库存化和去落后产能化的调整过程，并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占领高端制造业以减少当前中低端制造业频发的贸易摩擦。在非贸易品部门，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在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的现实条件下，应当通过加速推进人民币互换而非成立亚元区来完成区域货币合作，从而在当前及未来弱势美元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减少国际铸币税损失，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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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4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5
【关键词】新时期；时代特征；时代观
当代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的时代内容，把握时代脉络，发展出符合当下时代特点与中国国情的时代观。
一、准确判断新时期的时代特征
进入新时期以来，世界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格局都有极其快速的发展和大的调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建设也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之后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认清这些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对于建立正确的时代观，确立今后发展道路是必要的。
1、当今世界是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
对于当今世界以及身处其中的中国，认清时代形势对于建立正确的时代观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的时期，变革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国家之间的关系、格局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改变与建立。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主要表现便是一众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兴起，从而新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秩序得以逐渐建立。中国的迅速兴起可以说是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最有力表现，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568845亿元，从而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兴起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并没有完全改变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掌握着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主要话语权，并试图谋取更多的更大的利益，因此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着矛盾。
2、当今世界是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今天的世界发展快速且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政治多元化是世界政治总的发展趋势，民主，不论是以何种形式，都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接受，然而强权政治和霸权政治仍然存在，也造成了一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尽管世界不再被分为两大阵营，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依然存在。其次，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已经不可避免。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世界生产力大大提高，传统产业也逐渐开始依赖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然而，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仍然是科学技术相对先进的发达国家，激烈的竞争使得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些经济发展畸形。因此，面对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再次，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深入，各民族间的文化愈加融合。文化繁荣促进了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其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不同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一些矛盾，面对一些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入侵，如何保护本国文化避免在意识形态上被颠覆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最后，世界局势的发展总体上说是和平稳定的，和平也是各国人民的愿望，但是局部冲突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国家间周边安全以及恐怖主义活动使世界各国和平稳定面临极大的挑战。
所以，当今世界的飞速发展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飞速发展背后的各种隐患，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挑战。只有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历史性变革的脉动，科学判断时展特征和趋势，才能更好的在这个时代中提高发展自身。
二、建立正确的新时期时代观
建立新时期的时代观应建立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所处的时代状况，认清时代特征，把握时代走向，发展出新的时代观。
1、树立“共同发展”的时代观
进入新世纪，在世界发生极快变化，所有国家都在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为自己的国家谋求最大的利益是每个国家的终极目的，然而在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甚至呈现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认识到当今世界需要各国紧密联系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因此建立共同发展观是必要的。
“共同发展论”的主要思想是各国通过“互尊互鉴、合作共赢”来实现共同繁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互相间的合作才能达到共赢的局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利的而不是竞争的。在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尊重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与文化是关键。共同发展不仅在于各国间的融合，也在于相互间的包容，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性，同时也要尊重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
“共同发展”理论揭示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超越了各个国家只为自己谋求利益的狭隘观念，也表明了中国在世界中发展态度，更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回击。同时，“共同发展”论表明了中国不仅寻求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同时也在努力为世界共同发展寻找途径，承担自己的大国责任。
2、树立“共担责任”的时代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愈发高涨，世界高速发展的背后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许多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使得国际安全面临威胁，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危机与公共卫生危机，能源与资源的短缺和气候环境的恶化等等诸多情况都令人堪忧。这些严重的危机危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世界的正常有序的发展。
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今的世界已经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项危机导致的后果已经不仅仅影响一个国家，而是影响着一个区域甚至整个世界上的国家，同时仅凭一个国家的力量也无法解决这些危机。因此，很好的处理这些世界性的难题和威胁是全球各个国家的共同责任。“共担责任”论的提出，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为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
对于“共担责任”论的具体内容，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上，主要发达经济体应承担主要责任，积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推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复苏；应对全球重大危机上，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照顾到世界各国之间的整体利益，在合作中要做到统筹兼顾，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平稳健康的发展就是对于维持世界稳定的最大责任，为此，实现自我发展，提高抗风险能力，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应有的责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一员，在近些年的国际事务越来越积极的参与，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时代观应从时代全局出发，在深刻认识当今时代特征的前提下，建立不仅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发展的时代观，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与世界的和谐稳定都要有所推进。认真分析时代现状，把握时代特征，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极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6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特点与趋势1.世界经济、贸易复苏时间延迟、力度减缓，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实现5.0%增长之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随后爆发的金融欺骗丑闻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一度几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消失殆尽。世界经济和贸易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在2000年同时达到高点之后迅速跌入谷底的首要原因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和另两大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即使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在新近发表的秋季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及其他一些场合中纷纷调低了各自对2002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测。例如，联合国将其对2002年和2003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3个百分点，对世界贸易量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6和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02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仍维持了春季2.8%的速度，但对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5个百分点。总体上看，一般预计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明显复苏将会延迟到2003年中左右。因此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数字的主要原因。2.世界贸易将随着经济复苏恢复增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中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排名继续上升2001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从2000年的13%迅速下降为-4%，是多年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从各地区的进出口情况看，除转轨经济国家保持增长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受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度下降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缓的影响，对外需依赖较强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出口下降达13%。2002年全球贸易呈逐步恢复增长态势。美国第二季度的进口重现增长极大促进了其他国家出口的复苏，最新数字显示美国8月份的同比进口增长速度已经上升为7.3%。另一方面，日本出口的恢复增长也对近来日本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当中，除新加坡对外贸易仍然比去年下降之外，其他各国进出口均已恢复增长。总体看来，受上半年国际贸易继续下滑的影响，2002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仍将较低。预计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2003年将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自1996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国际市场非能源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2001年底，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超过20%，而初级产品价格更是下降30%以上。国际市场除石油外的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一是需求不旺和一些产品，如办公及电子通讯器材生产能力过剩；二是美元持续坚挺；三是全球通胀压力减弱。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给出口国带来更大收益，相反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超过制成品，反而使收益向发达国家转移。2002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未来一段时期，伴随着世界贸易增长的复苏，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会终止逐年下滑的势头，但是由于供求关系难于迅速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迅速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美元汇率变化所带来的价格变化和对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与2001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进出口继续呈现较快增长。根据wto的统计，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6大进口和出口国。其中出口超过加拿大，从2000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6位；进口则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上升至第6位，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也分别从2000年的3.4%和3.9%上升为3.8%和4.3%。由于2002年中国外贸继续加速增长，预计将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出口国。3.经济复苏程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的格局出现一些局部性变化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风向标。由于美国决策当局，特别是美联储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2002年2季度以来金融市场丑闻的影响，带动世界经济贸易走向复苏。然而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表现却一直没能达到人们自欧元启动以来的乐观预期。尽管欧元区的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财政状况稳定，通胀也基本保持在控制水平内，但是由于生产停滞不前，信心不强和支出增长乏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使欧元区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美国。与之相反，同时作为3大经济体之一的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目前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2003年实现正增长的预期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世界经济复苏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局部性变化。首先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仍未恢复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较高，逐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后期，但新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崛起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由于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依靠大量外资流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得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信息经济时代继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奇迹仍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转轨经济国家已经走出了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所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经济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经济国家衰退程度逐步减缓。随着私营经济部门的兴旺发展、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加强。1999年转轨经济国家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2000年增长率达到了6.6%。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陷入低谷和内部经济问题依然难于克服，2001年转轨国家经济依然实现了5.0%的增长。作为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分别实现了9.0%和5.0%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老化和技术落后、债务负担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自普京政府上任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收到成效，俄罗斯经济已步入稳定发展阶段。伴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步伐的明显放缓，转轨经济国家由于有着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文化背景相近等的得天独厚条件，一旦渡过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将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产生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1.投资复苏仍不确定，私人消费增长难于乐观2002年以来，全球性投资增长缓慢或收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消费增长难于乐观。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缓慢和就业形势严峻使消费者信心受损；其次，金融市场动荡使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并影响消费和投资增长；第三，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投资者收入预期下降，也使企业的盈利大幅度减少。投资的迅速增长是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投资出现衰退。因此投资能否实现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投资的复苏依然是不确定性的。2002年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的私人投资仍将为负增长，支持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仍是消费需求增长。但是预计消费需求增长仍将是温和的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尽管目前一般的预测都认为2003年投资需求将明显加速增长，并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能否实现这一预期仍需进一步观察。2.全球性金融调整与动荡仍在继续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股市下跌并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调整。股票市场下跌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下降与调整。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大幅下降51%，为735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1240亿美元，也比2000年的3356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也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新增投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字，2002年1月～7月，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市场公司股票的净值仅为387.31亿美元，为2001年同期水平的44.8%。国际金融市场的另一个调整是货币汇率的变化。随着美国经济光环的逐渐退色，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体系正在发生新的调整。美元兑欧元汇率一度跌至2002年7月19日1欧元兑1.0156美元的低位，欧元正在实现其价值的回归；但是美元兑日元一度升至2002年2月8日的1美元兑134.77日元的高位。近期美元兑日元汇率有所下调，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国际货币汇率体系调整的背景是与国际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的调整相一致的，也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欧元区，特别是日本经济目前仍然困难重重，国际资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更安全、投资收益更大的成熟市场，因此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动荡仍将继续。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另一风险来自拉美。这一地区一些主要国家对国外资金的依赖和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拉美地区金融危机不断的根源。拉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外债负担日益沉重。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该地区的外债总额为3800亿美元，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拉美地区债务总额已达到7516亿美元之巨。这意味着拉美地区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接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年外贸收入的30%左右。拉美地区的“债务综合症”并不是一朝一夕感染上的，是其多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使然，因此也决不可能指望能迅速加以解决。3.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弱化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1.75%，达到近40年来的低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运用利率政策工具成功保证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获得了极大声誉。然而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能有多大更值得考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从目前情况看执行结果是成功的。但是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股市的持续下跌对经济发展的风险不容掉以轻心。以往的利率调整都对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和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目前资本流入量大幅下降和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下降。4.美国“双高”赤字问题：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财政赤字美国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2001年经常项目赤字达3934亿美元，外贸逆差更是达到4496亿美元。克林顿政府几经努力于1998年成功消灭财政赤字之后，由于布什上台以来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军费开支，于9月30日结束的2002财政年度再次出现1590亿美元赤字。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在可预见的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尽管一般预计美国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仍将呈扩大之势，但不至于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前提是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然而财政赤字如果持续扩大则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流动，从而也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影响。5.高失业下的复苏与通货紧缩近期国际上在对世界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当中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在高失业下的复苏；另一个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通货紧缩时期。2002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走出了短暂的衰退，但失业率却仍然居高不下。月度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失业率稳定在5.5%～6%范围内，9月份的数字为5.6%。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低通胀时期。1994年～2001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年均为2.1%和15.7%，分别比1984年～1993年期间低2.1个和32.8个百分点。从近期看，2002年美国Cpi月同比增长最高仅为1.7%，增速大幅放缓。欧元区通胀率始终稳定在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低于整个欧元区的数字。而日本则在近10年的经济不景气中进入通货紧缩。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在数年的高通胀之后，也进入了一个物价低增长时期。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就业增长缓慢是经济增长乏力所决定的。一种对美国高失业的解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上升了。但是目前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显然低于其潜在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明显高于GDp迅速增长的1997年～2000年。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经济实现稳定复苏仍然是困难的。全球性低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是全球性部份产品，特别是半导体器材、电子通讯产品等生产能力过剩；二是部分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旺；三是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四是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仍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谷底徘徊。美国的高失业和全球性通胀低位运行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必然结果。根据imF的预测，2002年～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将继续有所上升，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通货膨胀仍然将低位运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尽管将有所上升，但仍然为近年来的较低水平。6.带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在美国政府的大力促进之下，20世纪90年代以电子、通讯、生命、航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崛起有力促进了战后美国最长经济景气周期的形成，并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贸易增长。随着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经济增长水平已迅速下降，全球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和经济结构正在开始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带动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的热点和动力还未出现。世界经济GDp增长预测20022003世界1.72.9发达国家1.32.3美国2.33.2日本-0.70.9欧元区1.02.2德国0.31.5法国1.63.0英国1.52.5发展中国家3.34.7拉丁美洲-0.92.8阿根廷-12.01.0巴西1.42.5墨西哥1.94.8非洲2.74.1东南亚4.45.0中国香港0.72.0印度4.75.5印尼4.05.2韩国6.06.1中国台湾3.33.5泰国4.14.2西亚1.94.4俄罗斯4.04.0（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机构对世界贸易量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增长速度预测(%)世界国际市场国际市场贸易量产品价格原油价格1200220032004200220032004200220032004imF2.26.2-0.72.5-37.547.5-13.3联合国1.65.76.2-2.31.93.425.026.026.7欧盟0.13.27.0------（注：1：单位：桶／美元）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7
一
我们知道，对所处时代的科学判断和所处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制定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基本发展战略的基础。越南共产党也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首先是每个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党都必须懂得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基本矛盾，其发展方向如何，以便选择一个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进方向。因为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在对时代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第145页，第143页。)人们对于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的理解和判定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他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的判断不合时宜甚至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实践活动也必然会陷入谬误之中。不仅如此，任何对时代的不正确的认识都必将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给各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造成损失。可见越南共产党非常重视时代问题。那么，越南共产党又是怎样判断所处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的呢?
越南共产党认为，时代这个概念有时被阶段、时期、纪元或文明等概念所代替，但一般地说，时代这个概念被认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志确定社会历史的分期、确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基础和视角出发来划分时代，对人类历史时代的划分也就有不同的内涵。例如，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东方时期、古代时期、日耳曼时期。摩尔根把社会史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还有人把时代划分为三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也有人以技术发展的水平为依据来划分各个时代。这些划分方法虽然从时代的某一点、某一方面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突出了时代的某些方面、这样或那样的重要特征，但是不可能说明社会的性质和时代的发展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找到了时代划分的客观基础，并在他们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中加以阐明。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7页。)
在越南共产党看来，确定时代性质的惟一的科学基础是客观的物质条件，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是某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并以有相应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生产关系为特征的、处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而时代则是指某种社会经济形态形成、发展和处于支配地位的历史时期。”(注：[越]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科全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第90—91页。)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分析时代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包括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技术等构成整个时代面貌的全部要素。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出发，可以清楚地说明时代的各个方面。
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还明确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是哪一个阶级处于时代的中心，成为支配时代运动的主要动力，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资本主义时代为资产阶级时代，因为资产阶级是当时的主要阶级，“处于上升的阶级，惟有它能以压倒的力量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第145页，第143页。)而工人阶级作为大工业生产的产儿，能够把劳动群众和被压迫阶级集合起来，团结斗争，资本主义制度，把人类引向一个新的时代，使劳动群众、各民族、社会以及整个人类获得完全彻底的解放。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在各种基本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着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过渡的历史时代。在过渡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开始被打破，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诞生并逐步发展。新的制度战胜旧的制度一开始只是零星的现象，然后逐渐扩大成为普遍现象。在历史进程中从未出现过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对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替换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各大洲同时地、迅速地一次完成的现象。同样，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也不会是一种模式和直线前进的，正如列宁所说：“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第145页，第143页。)
这里所说的是大的历史时代。一个历史时代又可以分为若干个不同的时期或阶段。列宁就常常把“时代”作为“阶段”的同义词来使用，或者用“时代”来指称某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时代，认为每个大的历史时代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可看成是其中不同的小时代，而阶段之长短、时代之大小，又都是相对的。
关于当今时代的性质问题，越南共产党认为，“后工业社会”时代、“信息社会”时代、“智慧文明”时代等提法突出了时代的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但回答不了当今时代的社会经济本质是什么和哪个阶级处于时代的中心的根本问题。应当“从社会基础及社会整体性上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时代性”。(注：阮德平《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若干思考》，载于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第34页。)因此，越南共产党坚持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俄国十月革命“为民族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开辟了道路，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时代——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注：《胡志明全集》河内真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卷第594页，转引自《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页。)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几年中，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复杂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使得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潮，但时代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人类仍然处于以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之中。”(注：[越]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科全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第90—91页。)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代。
为了使人们对这个“过渡时代”有个正确认识，不至于因为某个时期的潮涨潮落而对整个漫长的世界历史的时代产生错误的估计，越南共产党把“过渡时代”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1917年至1945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突破性胜利，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阶段。第二个阶段(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扩大、发展，并形成社会主义体系的阶段，是世界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阶段，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数以百计的国家赢得独立、冲破旧殖民主义的殖民体系的阶段。它是世界和平、独立、民主、社会进步运动迅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分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增长缓慢，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经济水平日益下降，出现经济危机和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一些敌对势力和反对势力乘虚而入，内外勾结发动进攻并搞垮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当前阶段)是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现代资本主义企图确立对世界的绝对统治地位的阶段。社会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考验，世界历史正在经历着一个曲折的发展阶段。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矛盾是：(1)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时代。贯穿在整个过渡时代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认识已经为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今天的历史实践所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主要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2)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仍然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之一。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作出一定的调整，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部分矛盾，避免发生直接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激烈行动；同时，由于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采取改进管理方法、改变生产结构、调整所有制形式等各种措施，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继续发展经济、缓和社会冲突的潜力，但这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矛盾。(3)殖民地、附属国各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二战后，殖民地、附属国赢得了民族独立，使旧殖民主义的殖民体系陷于崩溃。但政治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经济上可以立刻繁荣昌盛起来。由于原有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异常薄弱和落后，各民族独立国家仍然必须依附于一些发达国家，而帝国主义也迅速改变了它们压迫、剥削落后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形式。今天，殖民地各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转化为不发达的附属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依然是时代所要求解决的基本矛盾。(4)在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斗争中，各资本主义国家是互相配合、步调一致的。它们希望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国家都搞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三个政治经济中心(美国、日本和西欧)之间的矛盾，各跨国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常常是很尖锐的。这些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加深和发展，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越南共产党呼吁，为了实现时代的目标，在当前这个阶段中，各国人民必须共同斗争，以反对敌视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势力。“在帝国主义强权势力即使为最多利润而互相激烈竞争但仍紧密勾结图谋统治世界之时，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发展中的、后进的、力量薄弱的各个民族，民主、进步和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各国怎么能不为共同的利益而加强团结呢?”(注：阮德平《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若干思考》，载于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第34页。)
二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越南共产党在分析和界定时代问题(包括时代的性质和特征)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依据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概念不仅具有生产力发展的内涵，而且具有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总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中去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进程，“因而他们所说的时代总是对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制度、社会阶级关系的界定，绝非单纯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历程。”(注：王金存《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性质》，载于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时代概念的鲜明的社会和阶段内涵正是它与其他各种时代概念最显著的区别所在。
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越南共产党认为，越南在20世纪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今天推进革新事业，都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属于时代的主流范畴。
越南共产党在分析和判断时代问题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强调所处的时代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同时，也对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和越南社会主义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状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其新观点和新看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进一步发展。这一趋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同时也受到一些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跨国经济集团越来越粗暴的支配，因此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经济全球化对越南社会主义将产生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影响。面对全球化进程，越南的原则是：“融入”和“开放”，其目的在于争取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因素，限制和克服全球化的消极因素，促进越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在融入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主动，立足于自己的实力，不能放松警惕，忘记斗争，必须牢记“融入”而不“融化”。
第二，认为和平、合作和发展是大趋势，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尽管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军备竞赛、恐怖活动等在许多地方发生并且日益复杂，但今后几十年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世界正面临着许多如果没有多方合作，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解决的全球问题，如环保、限制人口增长、制止危险病疫、打击国际犯罪等。发展经济成为各国的优先任务。“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民生、进步和社会公平的斗争，将出现新的发展步骤。”(注：《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2页，第23页。)从全球范围看，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斗争。斗争中有合作，斗争不影响合作。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是时展的必然，也赋予了世界社会主义以新的使命，要求社会主义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势力、维护世界和平，为建立民主和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第三，承认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虽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还存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但各国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增强。独立国家为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加强斗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中既合作又斗争。此外，“大国也需要保持稳定的框架。其他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努力加强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为反对建立‘单极世界秩序’、争取实现‘多极世界秩序’而相互角逐。”(注：LeKhaphieu,theCommunistpartyofVietnamisForeverForthepeople,Forthe
Country,andLoyaltoFriends,speechattheceremonyincelebrationofthe70thanniversaryofthefoundingoftheCommunistpartyofVietnam,
.)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多样化趋势既为越南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也为之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强调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在发展生产力中日益发挥重大作用。科技革命促进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社会生活的国际化进程。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和消费需求产生了重大影响。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世界和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给发展缓慢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大压力，也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新的挑战。越南应当利用世界科技的发展加快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率，同时努力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第五，肯定资本主义表现出了很强的扩展能力。资本主义依靠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统治策略，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且不断发展着，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
第六，明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复兴需要较长的时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21世纪的社会主义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根据时代特征和客观形势的新变化，越南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战略。
第一，从依附大国的发展战略转到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过去，越南背靠苏联和中国，内外政策有明显的依赖和效仿痕迹，在革新之前，甚至到了迷失自我的程度，以致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革新之后，尤其是剧变后，失去了靠山，痛定思痛，终于挺起腰杆，走上了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现在，越南党和政府坚持从本国特点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国内一切事务，以独立自主的形象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第二，从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转到建设符合越南条件和特点的社会主义。过去，越南的社会主义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影响。机械照搬苏联模式，按照苏联的榜样建设越南的社会主义，结果犯了唯意志论、主观冒进等错误，弊端百出，欲速不达。经过反思，越南共产党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努力开辟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使社会主义符合本国国情，能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确保越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幸福未来。其目标就是越共九大进一步重申的把越南建设成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注：《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2页，第23页。)的国家。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8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对当代世界新变化、新特.汽的高度概括，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符合当今社会演进的逻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间题或者说发展间题。”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的特征，改变了中国长期奉守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表现出了伟大战略家的理论勇气与世界胸怀。可谓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所谓世界主题，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段内，反映世界基本趋势，并对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本质特征。辨析与认识世界主题，不但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前提，同时也是制定国内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政治运作与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据。
回望上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战争与革命一直是主导世界形势的两大基本特征。19世纪末以来，自由资本主义进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冲突进人总的暴发阶段，于是战争频仍，兵炙不断。尤其是，1914年一1919年和1939年一1945年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劫难，战争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主题。此外，在全球尺度上革命的浪潮也风起云涌。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继而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共产党在巧个国家掌握了政权，亚非拉”130多个国家先后取得政治独立。革命无疑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主题。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出现重大转变:一方面，虽然发生了美苏间的对峙和华约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虽然区域性的小规模的战争此起彼伏、但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却不断增长，没有爆发全球性战争。另一方面，革命的势头出现了高潮突降，除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外，再无新的进访履;东欧的共产党阵营也分崩离析，风流云散。在此种情况下，战争与革命显然不能真实反映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相反，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深刻反思战争的起源与恶果，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迅速成长。阻遏新的大战爆发，阻遏核武器的扩散，成了世界性的话语。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国民康乐则成了主要追求目标。一句话，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流。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一方面，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大大削弱了霸权主义控制世界的能力，成为一支强大的制衡力量。另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13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均希望休养生息，图谋发展，而不希望发生战争。再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广大民众在摧患了战争的痛苦与磨难后，和平的意愿空前强烈，因而积极推展和平运动、驱策当局铸剑为犁、堰武修文。
其次，引发世界大战的因素显著减少。(1)随着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关系逐渐加强，经济活动国际化，跨国公司成为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重要载体，因而毋需通过武力占领国外领土，争夺势力范围。(2)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一直是战争策源地，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强了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性，他们之间的战争因素已基本排除。(3)核武器在对全球造成威胁的同时，也使拥有核能力的国家彼此间谨慎从事，不敢贸然动手。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提升为全球问题。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像债务、人口、能源、环境这样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整个世界资源合理分配及合理使用的间题。8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悬殊拉大，这一矛盾若不解决，势必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从政治对立、军事对抗走向政治对话、竞争共存。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调整，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也都承认存在可以相互借鉴的经验。虽然意识形态、制度不同，但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并不影响国家间的正常交往。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将当代世界主题判断为和平与发展，是对当代世界新变化、新特点的高度概括，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符合当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对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和理顺国内政策有重大意义。自上世纪刃年代中期始，国际上就对世界局势新动向提出了种种看法。但中国共产党长期认为世界性的战争如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实际决策上，搞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和“山、散、洞”方针，违反了生产力配置和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最优化的基本规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在对外援助上过于强调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脱离了国家经济建设实际。中国长期反帝又反修，两条战线作战，反使自己受夹击之势。政策上的失误不仅分散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最主要的是贻误了发展的时机，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确立以后，理顺了中国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使我们将精力和关注点投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上，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在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的时候，还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到，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要在我国深人人心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因为，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在行为与语言中仍时不时地流露出战争意识与革命思维。革命、战争似乎仍是一种主流话语。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接受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这种信念产生怀疑和动摇。我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键时候保持清醒头脑，顶住压力，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主导世界潮流的两主题，使我们没有陷人军事冲突和沉重的军备泥潭中，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9
一、深化经济学教育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学在学科建设、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诸方面取得了以下进步：第一，建设了一批水平较高、内容丰富的重点学科，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理论学科不断改革创新，应用学科有了长足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第二，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取得重大成果。坚持“三个面向”，加强全面素质教育，已经提出并付诸实践；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育教学方法有了重大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第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科学研究成果丰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必须看到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最主要的是：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需求相比，经济学教育发展、科学研究还显滞后，教育理念需要进一步转变，学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需要深化，人才培养和科研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学的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功能需要进一步发挥。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深化经济学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诸方面的改革和创新面临新的形势。一是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将对经济学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同时，产生了许多新问题。进入新世纪后，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然后是严重的欧美债务危机，受这些危机影响而急剧变动的世界经济，必将对经济学教育提出新的强烈需求。世界范围内经济学教育向何处去，我国经济学教育由此要借鉴和吸取哪些教训，我们如何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挑战，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发展，是摆在经济学教育面前的重大课题。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对经济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2010年我国GDp达到58791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但200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25位。我国人均谷物产量相当于美国的26．5％，俄罗斯的54．0％。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主要金属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2008年，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为5855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5．9％，日本的7．7％，俄罗斯的24．8％…。这说明，经济总量的跃升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没有改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面对这样的现实，从经济学角度说，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转型和改革战略，这是亟需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中国特色经济学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要植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肥沃土壤，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为解决这些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的前进，必须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对经济学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历史表明，人类已经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有自然科学家已经预言，“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革命性变革的前夜……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既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依靠科技创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手段；从长远看，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变革、大事件，能否抓住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新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绿色、智能、普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自然科学家提出的这一重大问题应该成为经济学密切关注的课题，如果我国的经济学界能够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并以此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教学必将走向新的辉煌。
二、经济学教育改革创新的主要任务和着力要做的工作
面对急剧变动的世界和丰富多彩的实践，经济学改革创新任重而道远。如果我们既不盲目自满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地估计我国经济学现状，虽然还存在很多不足，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个架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道路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科学的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教育是由实践做后盾的。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尚不够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教育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从发展的趋势看，只要我们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经济发达程度居于世界最前列，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我国实践的总结和创新，进一步吸取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把我国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该为建设世界先进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体系而努力奋斗，为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培养更多更高素质和能力的人才而奋斗。为此，需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优秀拔尖人才和专门人才。经济学教育教学要密切关注并努力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对人才的需要，确定与时代和实践发展需求相符合并能引领社会前进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要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学校与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模式，探索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质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坚持因材施教，倡导自主学习，促进个性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培养更多的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是瞄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求，提供更多、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既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又是科研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经济学要抓住全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机遇，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国家急需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在当前，特别要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潮流，研究和揭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规律和趋势。适应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的新要求，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职能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要积极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应用对策研究，促进交叉研究，推进协同创新，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突破口，建设开放、集成、高效的创新机制，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
三是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瞄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求，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经济学的本意和宗旨。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自觉参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学研紧密融合；要自觉参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开辟自身发展新空间；要自觉参与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适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时代需要，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广泛开展科学普及，为社会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作出积极贡献J。四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瞄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求，继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按照品格优秀、业务精良、职业道德高尚的要求，造就一支忠诚于教育事业、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教师队伍，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教学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教师骨干。关键措施是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和教师在高校的中心地位，建立能够使优秀教师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三、需要坚持的几项原则深化经济学改革创新必须坚持如下一些原则：
1．坚持经济学教育的科学发展、内涵式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实际看，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教育发展将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走内涵发展、科学发展的路子。稳定规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高等教育规模增量主要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优化结构，使各层次、各类型人才更好满足社会多样性需求，促进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强化特色，使各类学校各定其位、各展所长，在各领域办出特色；注重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高校大胆探索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经济学要按照科学发展、内涵发展的要求妥善处理规模、结构、质量的关系。
2．坚持指导理论的一元化和知识来源的多元化。坚持指导理论的一元化，就是在经济学的建设和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中要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知识来源的多元化，就是在经济学的建设与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中要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了经济学教育教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期间虽然也发生过曲折和失误，但同样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纠正错误和失误，使经济学教育教学恢复到正确的轨道并取得新的重大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坚持经济学知识来源的多元化，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为我所用，从而使我国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教学不断丰富和发展。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必要的，有益的。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篇10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