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1
>>新常态下跨境电子商务与山东省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山东省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湖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吉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湖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进出口贸易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中国入世十六周年背景下山东省进出口贸易潜力的实证分析广西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进出口贸易的政策研究宏观经济与进出口贸易现状分析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该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吉林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实证分析进出口贸易促进河南省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实证分析基于因子分析的湖南省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探究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流量分析浙江省FDi存量与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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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2
关键词：生存分析；贸易持续时间；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3.018
0引言
传统的实证贸易理论常常关注“谁参加国际贸易，以什么进行贸易，什么时候发生贸易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国际贸易”，但是通常并不关注“国际贸易的持续时间”，当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时，他们的贸易时间将会持续多长。Besedesˇandprusa（2006a），Besedesˇandprusa（2006b），Besedesˇ（2008），nitsch（2009）等人均从产品层面对一国进出口贸易的持续时间进行经验研究，研究发现大部分贸易关系非常动态，频繁地进入或退出市场，导致了大部分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都非常短暂，Besedesˇandprusa（2006a）指出在美国的进口贸易中超过50%的贸易关系仅仅生存一年，而接近80%的贸易关系的生存时间少于5年。进口贸易产品的中位生存时间仅为2至4年。
到底该如何解释出口企业频繁进入与退出国际市场，进而导致贸易关系持续期较短的现象呢？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该现象，但是近年来为了探讨贸易关系的动态性，已有大部分国内国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国家基于产业层面、产品层面甚至企业层面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经验研究，基于经验研究结果，他们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贸易关系持续期较短的现象。
1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内容
1.1进口贸易关系
最早将生存分析法引用至国际贸易领域进行进口贸易持续时间研究的学者是Besedesˇandprusa（2006），他们采用1972-1988年t7分位以及1989-2001年HS10分位高度细分的产品层面数据对美国进口贸易持续时间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发现其中位持续时间非常短，仅为2-4年，并存在负的时间依存性，即如果一国的一种产品或一个企业能持续出口或进口超过几年，那么此后它在出口或进口中失败的风险将会下降，因此很有可能今后将很长一段时间持续出口或进口。Hessandpersson（2011）利用1962-2006年eU-15个国家从140个非eU国家进口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欧盟进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仅为1年，几乎60%的贸易关系在第1年之后就结束了。陈勇兵等（2013）基于HS6分位产品层面中国进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进口持续时间的中位值为1年，均值为2.26年。
1.2出口贸易关系
对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稍晚一些，Besedesˇandprusa（2007）使用Un-ComtRaDe数据库中SitC4位档氖据研究了46个国家出口的持续时间，他们把46个国家划分为5个地区：依次为东亚、加勒比地区、中美、南美和墨西哥，结果发现出口的中位持续时间仅为1-2年，且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生存时间明显要更长，其二，从1975年发展而来的2003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时间比发达国家更短，许多发展中国家新的贸易关系很少能持续两年以上。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延长出口的持续时间，将会极大地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Besedesˇ（2012）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其成员国加拿大、美国以及墨西哥三国出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的影响，经过研究发现，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三个成员国之间互相出口的贸易关系的危险率反而将下降。何树全（2011）采用生存分析模型对1989-2008年中国出口到美国农产品高度细分的HS-10分位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该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很短，平均生存时间为3.9年，中位生存时间仅为2年，同时分析了贸易持续时间和初始贸易量的相关性。陈勇兵等（2012a）开始基于企业层面的高度细分的贸易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法对中国出口持续期进行了深度分析，研究发现持续时间均值不到2年，中位值为3年。
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其持续时间的研究过程中，关于数据的选取以及数据的不同处理方式的选择将会影响持续时间。例如，Besedesˇandprusa（2006a）中既有tS分类、HS分类，还有SitC分类。HS分类为产品分类，SitC分类为产业分类，因此HS相比SitC分类而言更细化，也就是说SitC分类下的数据为加总后的数据，从其贸易持续时间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HS分类的产品层面数据相比SitC分类下的产业层面数据，其持续时间明显更短。几乎所有关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都证明了负的时间依存性的存在。
2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方法
关于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目前采用的计量模型包括Cox比例风险模型、分层的Cox模型、扩展的Cox模型以及离散时间Cox模型四种。在Hessandpersson（2010a）指出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研究存在三大弊端之前，多数文献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经验研究，之后，大部分的文献开始对该模型进行改进，例如分层的Cox模型以及扩展的Cox模型，国内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离散时间Cox模型进行分析。
2.1Cox比例风险模型
Cox模型首先由Cox（1972）提出来，并由Besedesˇandprusa（2006b）最早运用于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其基本形式为：h（t，X，θ）=h0（t）exp（x’θ），在该表达式中，协变量X表示影响贸易持续时间的因素，θ为待估计的系数，h0（t）为基准的危险率，即所有危险因素为0时的基准危险率，它随时间而变化但与协变量无关，且假定它与h（t，X，θ）呈比例。h（t，X，θ）为个体在协变量X的影响下在时刻t的危险率。Cox比例风险模型的有两个特别的优点，其一，对其生存函数分布的特征未做要求，另外，其基准危险率是不确定的，可以为未知。Cox模型通过对危险率的估计验证各因素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程度，若估计出的危险率大于1，则表明该因素的存在将提高危险率，从而缩短贸易持续时间，反之则反之，等于1则表明该因素对贸易持续时间没有影响。鉴于Cox模型的严格假设，在Besedesˇandprusa（2006b）之后，多数的文献开始对其进行改进，形成了分层的Cox模型以及扩展的Cox模型。
2.2分层的Cox模型
Besedesˇ（2008）最早提出采用分层的Cox模型对影响美国进口贸易的因素进行研究，其改进后的表达式为：hs（t，X，θ）=hs0（t）exp（x’θ），其表达式和其基本表达式类似，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待估计的危险率还是基准危险率都有一个s的下标，表示分层的意思。Besedesˇ（2008）中按照地区以及1维SitC产业的不同进行分层，基准危险率不仅随时间变化而且在各因素的不同层上也是不同的。这就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比例危险的严格假设不成立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分层的Cox模型对其影响因素的验证与Cox模型的验证并无二致。在Besedesˇ（2008）之后，nitch（2009），StefanBojnecandimreFerto（2012）也相继采用分层的Cox模型对德国进口贸易持续时间以及欧盟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2.3扩展的Cox模型
Fugazzaandmolina（2011）曾采用Schoenfeld残差法对比例风险假设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拒绝了假设，尤其当随时间变化的协变量包括在模型中时，该假设的有效性更弱。因此Fugazzaandmolina（2011）在Cox模型的使用上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改进，他们采用了Schoenfeld残差法对比例危险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对拒绝该假设的变量引进与时间依存变量的交叉项到估计模型，从而构造了扩展的Cox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估计。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分层的Cox模型还是扩展的Cox模型，对其影响因素的验证与原始Cox模型的验证并无二致。
2.4离散时间Cox模型
Hessandpersson（2010a）提出使用连续时间Cox模型分析贸易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是不恰当的，并分析了其三大原因，第一，该模型在处理许多贸易持续时间的节点问题时，将会导致系数估计的偏误及标准差，第二，其很难恰当地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因此会引起错误的时间依存性和参数估计的偏误；第三，Cox模型在使用时必须满足比例危险的理论假设，使用扩展的Cox模型虽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需要估计大量额外的参数。鉴于此，Hessandpersson（2010a）提出使用离散时间模型来分析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首先，离散r间模型能解决贸易持续时间的节点问题，其次，离散时间模型可用二元因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并能在现今主要的软件中轻松操作，这在计算上也比连续时间模型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模型中已包含众多影响因素，一旦仍有影响因素包含在了误差项中，并导致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关的话，将导致参数估计的偏误，而离散时间模型能容易地拓展来解释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最后，通过使用离散时间模型，我们能较容易地放松比例危险假设。基于以上原因，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的文献均采用离散时间模型来进行经验研究。离散时间模型的提出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取得了突破，为今后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方法，也为各国研究贸易持续增长提供了基础。
3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结论
从2006年以来，各国学者开始从国家特征、市场结构特征、产品特征以及企业特征等角度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尝试进行了经验研究，也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3.1国家特征
3.1.1引力变量
最早将引力变量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他使用地理距离以及经济总量研究分析了其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并得出了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的结论，至此，大多数文献也将其他类似于地理距离以及经济总量的变量定义为引力变量，这来自于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Fugazzaandmolina（2011）也将地理距离，内陆化，共同边界，共同的语言以及殖民地联系这些引力变量引入到原始的Cox模型，扩展的Cox模型以及probit模型中，并得出贸易双方之间的地理距离与贸易的危险率成正比，与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成反比，共同的边界以及共同的语言以及殖民地联系与贸易关系的危险率成反比，与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成正比，内陆化对贸易关系的危险率影响在不同的模型中表现不一致。
3.1.2国家环境
贸易双方之间的国家环境包括汇率变动、贸易成本、关税水平以及国家风险等，Besedesˇ（2008）曾将实际汇率水平、贸易的交通成本引入到Cox模型中，研究了其对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的影响。文中使用各进口国对美国的汇率水平作为指标进行估计，得出进口国对美元贬值，将降低该进口贸易的危险率，延长其进口贸易的持续时间。而贸易的交通成本将提高贸易关系的危险率，缩短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Hessandpersson（2011），陈勇兵（2012b），陈勇兵（2013）引进实际汇率水平变动因素，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针对关税水平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早在Besedesˇandprusa（2006b）中已经被研究过，并得到了关税水平与贸易关系的危险率负相关，与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正相关的结论。
Besedesˇ（2012）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出口贸易持续期的研究中引入了经济风险变量，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反，经济风险与贸易关系持续期成正相关，即经济风险越大，其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将会更长。陈勇兵等（2012a）将国家风险变量引入模型，得到了国家风险与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负相关的结论，说明了企业出口到较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双方贸易更容易中断。这与之前的结论并不一致。
3.2市场结构特征变量
市场结构特征变量包括产品进口来源国的数量、市场份额。nitsch（2009）在对德国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进行研究中，将市场结构特征的各种变量对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而发现这些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相关并且显著，这些变量包括进口总额、进口产品市场份额、出口商的数量以及德国出口总额。陈勇兵等（2013）考虑到中国进口市场结构特征的不同将对中国进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也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将每种产品的进口来源国的数量、从1个进口来源国进口1种产品的总额占该产品整个中国进口的市场份额、进口总额以及是否为双边贸易加入到研究当中，结果发现，除了进口来源国数量、市场份额以及双边贸易对中国进口贸易持续时间产生正的影响之外，进口总额对中国进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也为正，这一结论与nitsch（2009）得到的结论相比，更加肯定了市场结构特征变量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
3.3产品特征变量
在大多数文献中，将影响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产品特征归纳为产品初始贸易额的大小、产品单位价值的大小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最早考虑到初始贸易额对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影响的是Besedesˇandprusa（2006），采用初始贸易额对贸易持续时间进行加权处理，得到了经过加权处理后的贸易持续时间更长了，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初始贸易额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Besedesˇ（2008）开始正式引进初始贸易额对其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结果发现，初始贸易额越大的产品，其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就越长。之后，大量的文献在对贸易关系持续期进行经验研究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初始贸易额作为影响变量。
对产品单位价值大小的引进最早的应该是nitch（2009），他除了引进初始贸易额作为产品特征变量之外，还采用了a品的单位价值以及产品的替代弹性两个产品特征变量，得到了产品的单位价值变量与贸易关系持续期成正比的结论，邵军（2011）、陈勇兵等（2012b；2013）等得到的一致的结论。原因解释为产品单位价值越高，意味着产品复杂度越高，产品可替代性弱，因此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较长。
自从Rauch（1999）根据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将产品分为差异产品、参考价格产品以及同质产品之后，大多数的文献都将其作为影响贸易关系持续期的变量进行研究，最早的应属Besedesˇandprusa（2006b），他们通过使用Rauchandwatson（2003）搜索成本模型研究了差异化程度以及初始贸易额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差异化产品应该有较小的初始贸易额，贸易持续期也应该较长，而对于每一种类产品而言，初始贸易额越大，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就越长，原因解释为同质产品与差异化产品在搜寻和投资成本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之后，大多数的文献也添加了产品差异化程度作为影响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变量，有部分文献对其原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3.4企业特征
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的出口国数目及出口产品种类数量、企业规模、企业成立时间、企业生存率、外资参与程度、是否存在双向贸易等。
Robertsandtybout（1997）最早引入动态的probit模型来分析1981-1989年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的进入和退出决策类型，他们的模型中，每个企业在退出出口市场之前必须支付固定成本，在进入之后，企业仅需要承担变动成本，他们引入虚拟变量来控制企业过去的出口现状，显示其出口历史的类型。BenardandJensen（2004）使用了一个线性概率框架来研究美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中沉没成本的大小和作用。这两篇文献都选择了企业的历史特征对企业选择进入和退出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当时并没有提出贸易持续时间的概念，也没有从企业的其他特征探讨对进入和退出决策的影响。
Holmes，HuntandStone（2010）最早对企业按照规模大小进行分类，从而对不同种类企业持续期的决定因素分别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这两种类型企业的贸易持续期受企业特征以及宏观经济变量等的影响并不同，微型企业的初始规模扩大时将对其贸易持续时间产生负的影响，而中小型企业刚好相反。与以前的研究不同的是，发现企业所有制特征并不是影响企业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外资企业之所以具有更长的持续期来自于其成立规模，而并不是由于其所有制。
esteve-pérezetal（2013）采用生存分析法对1997-2006年西班牙企业的贸易持续时间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出口现状高度持久时，企业与目标国之间的匹配却是非常动态的。研究得出，企业的贸易持续时间不仅受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同时还受出口目的国的异质性影响，同时还发现，在低风险的国家，企业生产率以及规模都对企业的生存时间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高风险的国家却做不到。但是，信息的溢出效应以及企业内的交易将对其出口贸易持续期起到促进作用。
陈勇兵等（2013）采用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考察了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该文也对企业进行了分类，分类的依据包括地区以及所有制，在此基础上除了采用esteve-pérezetal（2013）中企业规模、企业成立时间、企业生产率、是否外资参与，是否存在双向贸易等变量之外，还添加了企业出口的初始贸易额、企业的出口目的国的数目及出口产品种类数量以及是否为国有企业等企业特征变量。结果表明，企业层面的特征会对持续时间产生显著影响。
4研究展望
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仍然是集约边际的主要推动力，而集约边际又是出口增长最具影响的推动力，因此现今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尤为重要，从21世纪以来大多数的国内外学者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先使用生存分析法对不同国家产品或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估计，得到了产品和企业的贸易持续期短的结论，并发现了负的时间依存性特征，鉴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对于出口稳定增长的意义，大多数的文献开始从国家层面、市场结构层面、产品层面以及企业层面特征对产业、产品、企业的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文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方面对其进行了梳理及评价，得到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及启示。
经验研究的结果为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及警示作用，例如esteve-pérezetal（2013）指出，如果不加选择的对所有类型企业采取出口促进政策，那么很有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因为不同类型企业的贸易持续时间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或者受到同一因素相反的影响。另外，Besedesˇandprusa（2006b）指出，差异化产品的进口贸易持续时间相比同质产品而言更长，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出口商应该专注于出口差异化产品而放弃同质产品呢？这也为出口促进政策提供了警示作用，但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成为贸易持续时间后续研究的内容之一。
大多数的文献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产品或者企业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远未形成一完整的理论框架。现阶段鲜有文献对其各种因素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机制进行系统研究，而只有掌握了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各项贸易政策，促进贸易稳定增长。因此对其影响机制的研究将成为贸易持续时间研究将来工作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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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3
【关键词】研究趋势和现状蔬菜出口贸易贸易引力模型
一、研究背景和目的
中国是蔬菜生产和贸易大国，具有成本低、价格低的优势，从2008年起，中国蔬菜出口贸易量居世界第一位，生产的蔬菜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支持优势农产品扩大出口。加入wto以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动，以及国内蔬菜生产本身的变动，中国蔬菜出口机遇与风险并存，本文认为需要更加清楚地了解近年来的研究现状，为提升蔬菜产业国际竞争力做准备。
二、研究趋势和现状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现状
（1）国外学者研究现状。贸易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物体间的距离成反比。tinbergen（1962）和Linneman（1966）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提到双边贸易流量是两国经济规模以及距离的函数；Soloagaandwintersb（2001）指出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两国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egger（2005）根据对截面引力模型的适用性比较了四种不同的估计方法，并指出Hausman-taylor估计法在许多情况下是值得推荐的。
（2）国内学者研究现状。引力模型在中国贸易领域也有广泛运用，但大多学者注重实证而少有理论研究。金哲松（2000）在书著《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中将一国与其它国家发展水平和增长率差异、世界市场竞争程度、地理邻近程度、政治关系及“距离”作为变量引入最简化的引力模型，探讨不同对一国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的影响；谷克鉴（2001）认为需要多层次扩展贸易引力模型，鉴于中国经济开放、经济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特点，因此一定要考虑将过渡经济对贸易流量规模和流向的影响；骆许蓓（2003）重点讨论了距离因素；阮翔，赵建华（2004）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FDi的区位选择问题；田东文，王方明（2005）运用19个国家2000-2002的数据检验了引力模型，结果与预期一致。
（二）蔬菜出口贸易的研究现状
（1）国外学者研究现状。从90年代开始，国外大量的学者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的小林康平等（1998）在书著《体制转换中的农产品流通体系》选择十几个国家的蔬菜流通体系进行实证比较分析；albertoJumbo（2003）发现，中国出口的众多农产品中，只有、大蒜和蘑菇在安第斯国家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SophiaHuang（2006）研究了中国果蔬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对美国果蔬业的发展影响，并指出中国果蔬的竞争力来自于低成本优势以及不断扩张的加工能力和政策等因素。
（2）国内学者研究现状。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蔬菜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蔬菜贸易现状的分析。张吉国（2006）运用描述统计法分析了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态势与主要特征、在出口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推动中国蔬菜产品出口的对策；顾海英等（2004）、刘李峰等（2006）、祁春节（2007）认为中国蔬菜出口产品规模大、种类多，几乎各类蔬菜产品都有出口；第二，蔬菜贸易的影响因素的分析。陈永福（2005）、汤咏（2006）认为国际市场的蔬菜需求量、国内的蔬菜技术标准、组织体系和营销体系、国际标准及非关税壁垒等因素对中国蔬菜的出口会产生影响；李海鹏等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将中国蔬菜出口贸易变动分为阶段和总体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进口国的需求扩大是蔬菜出口持续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商品结构效应对出口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小；第三，蔬菜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凌振春等（2009）运用国际竞争力分析了中国蔬菜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提出了提高中国蔬菜贸易国家竞争力的建议。
三、小结
总的来说，国外学者对于贸易引力模型和蔬菜出口贸易方面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有了较为成熟和系统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大多数为实证方面的分析，缺乏核心理论的形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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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4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www.133229.Com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5
【关键词】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有关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后，掀起了对该领域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本文对此进行了综述。
一、关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
王国平等（2007）针对“早期收获”计划，具体分析了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他们从研究“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产品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业造成的影响，进而研究云南农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标、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陈俊伟（2006）主要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进行了研究并着重讨论了广西的应对策略。他指出：“东盟是热带农业、林业资源丰富的地方，橡胶、棕榈油、椰子等都可成为各种工业原料。中南半岛几条大河：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质肥沃的三角洲，是东南亚的“粮仓”。在进行农业合作与农产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机。泰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国。在木薯生产上泰国与中国广西开展技术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国可以对泰国开展技术输出型合作。缅甸的各种林产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经济林产品有松脂、桂皮、八角，这些与我国广西的林产品恰好雷同。对此可进行技术交流合作。”郑一省(2002)提出：“农业方面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相互之间互补性明显，合作潜力很大”，但是没有做更加具体的分析研究。孙林(2003)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在一部分农产品上和东盟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两者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为主。朱允卫（2005）对中泰两国1996—2003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表明，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构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二、关于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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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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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俊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研究——兼论广西的应对策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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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林，李岳云.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关系分折.世界经济研究，2003，（8）.
[5]朱允卫.中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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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笑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出口结构比较研究.当代财经，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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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卢肖平.中国——东盟农业合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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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仁伍.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6
>>浙江省FDi存量与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浙江省机电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进出口贸易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湖南省装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对就业的影响研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建筑业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变参数下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密度、距离、分割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韩国对华oFDi对母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城市经济集聚对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欧债危机对湖北省进出口贸易影响分析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该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日本大地震对黑龙江省与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欧美债务危机对河北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辽宁省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试论当前贸易形势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探究当前贸易形势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浅谈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2]张亚萍.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探析[D].陕西师范大学，2006.
[3]毛日升.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及其决定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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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7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andstevens,1974;gopinath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and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andklein(1998)、eatonand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and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and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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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8
关键词：Fta；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63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国内研究
盛斌（2001）从现实中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与自由贸易理论解释的缺位入手，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在形成过程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切入对国外研究进行综述。严建苗（2002）认为：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的假定，拓展了原来的纯贸易福利效应理论，使得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突破经济福利效益的分析，将政治因素作为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解释变量，并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总结。盛斌（2002）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国家战略”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型，对跨时期跨部门的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保护情况进行研究，以此实证相关理论结论的有效性。盛斌（2006）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多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
二、国内对Fta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由于对政治经济分析的狭隘理解及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发展的追踪的缓滞，直到最近几年国内对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蔡宏波，黄建忠（2008）基于Fta的政治影响因素、福利效应、未来发展等不同领域里的研究对国外Fta理论进展进行了简单概括，从贸易的福利效应分析、Fta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其对国内生产率的意义等维度对Fta的实证研究进展做了总结。但事实上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Fta战略的积极推进潮流，国外Fta理论及实践研究的进展已远远超过国内研究所能触及的深度。
从Fta的战略层面的研究看，杨红强和武亮（2006），李富有和何娟（2007）等都对美国的Fta全球战略进行了研究，研究视角基本围绕在美国Fta的制度分析、实施进展、战略意义及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孙玉红（2008）对跨区域Fta的决策动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指出单纯追逐经济福利的目标一国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地域性临近优势的国家缔结Fta，从全球战略目标、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外交政策目标、Fta长远发展的示范效应四个方面对当前跨区域Fta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的动机进行了总结。这里不得不重申的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缺少理论依据的支持，也缺少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所谓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是较为狭隘的对于政治性、经济性影响因素的罗列，这是我们之后在贸易政策尤其是Fta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领域里研究模式、研究工具上应积极改善的地方。朱颖（2009a）认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Fta是当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的重要工具，是美国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借助本国的国际实力实现国家利益推进全球Fta战略的重要载体。他认为研究美国Fta战略是紧迫且必要的，对中国Fta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朱颖（2009b）具体分析了美国中东Fta战略，其战略进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美国-以色列Fta的缔结；美国-约旦Fta的实施；中东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提出。美国逐步推进战略实施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加快中东地区国家的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促进其经济增长，为美国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奠定基调，从而更好地实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性目标。
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9
国际贸易融资是银行对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结算相关的放款。
一方面，它收益率高，利润丰厚，具有综合性效益，是现代银行有效运用资金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它有效地解决了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增强了进出口商在谈判中的优势，使之有可能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上发展国际贸易；同时，它也是国家贸易政策的组成部分，是鼓励出口的积极手段之一，不仅可以调节进出口结构，而且对一国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可以起到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及成为wto的成员国，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在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银行的贸易融资业务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达到了6208亿美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30倍。进出口额的增长、贸易方式及进出口结构的变化，使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已不能与之相适应，迫切需要更多、更新的融资方式为之服务。
随外资银行的纷纷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由于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存在许多差距，如果不能在金融创新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无可避免地处于劣势，只有进行融资品种的创新，只有金融与贸易相互配合，经济、贸易和金融才会有更快的发展。近年来，国内许多银行在尝试和探索如何有效地开展贸易融资业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的看，该业务发展较慢，国际贸易融资额仅占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3％，收入在银行的总收入中微乎其微；而国外的一些银行该项业务已占到收入的四至八成。是什么制约着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只有从理论、法律和实务上对贸易融资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才能提出科学的、便捷的和可操作的贸易融资管理体制及办法，从而卓有成效地创新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以更好地支持我国的进出口，同时也有助于国内商业银行向国际性商业银行的转变。“国际结算”是本人教授的一门专业课，结合教学，我经常到业务部门了解情况，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总有对此业务介入不深之感，在论文选题之初，就2绪论有意在这个领域作点文章，“来解决点实际问题，二来有助于教学。通过这一时期的研究，我发现关于进出口贸易融资的书籍和论文不多，从银行的视角对它进行研究的更是寥寥。因此，我决定立足银行，从金融、管理及法律等方面对进出口贸易融资进行理论结合实务的研究，但愿在实务上和学术上都能算做有意义的工作。
二、研究重点
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从理论上阐述国际贸易融资的特点的作用，解决一些阻碍银行开展贸易融资创新的难题，提供适合我国国情的贸易融资管理制度。本文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新形势下，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强调创新对银行、进出口企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
2、分析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与银行其它业务的区别，创新业务与传统业务的区别，以突出该业务对银行资产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改善和对银行利润增长的贡献。
3、通过国际比较，探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的趋势，解释结构性贸易融资的优势。
4、研究银行开展国际贸易融资时面对的各种风险及控制风险的手段。
5、研究银行与进出口商之间的法律关系，尤其是银行在从事国际贸易融资时对第三者的法律地位;银行作为权益凭证持有人或票据持有人的法律地位，以及在涉外纠纷发生时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并对一些单项贸易融资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6、研究我国目前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国际贸易融资创新—商业银行面临的新课题。分析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和意义，指出新形势下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第二章，国际贸易融资创新及比较。对传统融资方式和创新融资方式进行了比较，指出结构性贸易融资已成为创新的代表;对发达国家的贸易融资进行了比较，归纳了这些国家贸易融资的特点，阐述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趋势。
第三章，决定和影响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因素分析。从金融市场、融资主绪论3体、社会环境和融资成本几个方面，研究了决定和影响国际贸易融资及创新主要因素。
第四章，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风险及风险控制。对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的特征加以分析，并对一些具体业务中涉及风险的模糊观点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澄清和说明。在此基础上，指出选择诚信客户、落实担保、收取保证金、实施授信及业务电脑化和成立押汇中心是控制风险的主要手段。还通过一些银行的具体做法，阐述了风险管理的原则和建立科学内控机制的必要性。
进出口贸易研究分析篇10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将生产要素的种类进行了拓展。这种拓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Heckscher提出要素禀赋的观点，1930年由ohlin进行补充论证后形成完整的H-o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当国家间存在要素充裕度差异并且在产品间存在使用要素密集度差异才能给形成贸易。第二阶段是H-o理论的拓展阶段。Samuelson在H-o模型框架下指出国际贸易通过对贸易各国收入的影响从而使得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强调国际贸易可以使资源在各国间进行有效配置，即H-o-S定理；Viner将理论扩展为三种生产要素和两种产品，并且其中一种生产要素为“特定要素”，在行业间不能自由流动，即H-o-V理论，拓展了H-o理论的短期应用。tobey（1990）基于H-o-V模型，利用三位SitC的污染行业贸易数据以及两种量化环境规制的方法对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世纪60—70年代间环境规制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没有影响。Xu（2000）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环境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并非新的贸易壁垒。Beers和Bergh（2000）结合tobey（1990,1993）与Beers和Bergh（1997）的研究指出该研究领域结论不明确的原因是：环境规制量化手段、所用数据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结合众多研究，作者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发现：国家会出台补贴政策以偿付企业增加的成本，是造成贸易总量随环境规制升高而增加这一有悖于常理判断的原因。Harris，Konya和matyas（2002）、Lahiri（2007）、mcLaughlin（2008）、Kehoe（2009）、Cole，elliott和okubo（2010）、陆旸（2009）、Feix和miranda（2010）等人都通过改进环境规制量化手段研究不同国家环境规制对某一或多个行业的贸易效应，结论尽管由于数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本质上都得到了环境规制能够对贸易产生效应的结果。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强调生产要素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以上所列研究无一例外地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新的要素禀赋或能够影响一国要素禀赋的关键变量进行相关研究，其中涉及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效应时，主要是从要素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从根本上讲是直接作用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生产要素，进而通过部门间产能的变化而产生贸易效应的。
新国际贸易理论
继新古典贸易理论后，里昂惕夫（Leontief）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悖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严峻挑战，也为新国际贸易理论诞生提供了契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应运而生。它主要包括：新生产要素理论（Vanek和Jaroslav（1963）的自然资源理论；Keesing（1966）的人力资本论；研究与开发学说；信息要素学说）、偏好相似理论（Linder，1961）、动态贸易理论（posner和michael（1961）的技术差距论；Vernon（1966）产品生命周期理论；arrow和Kenneth（1962）的技术溢出理论/干中学；林毅夫等人（1999）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Krugman（1979）的新张伯伦模型；Lancaster（1980）的兰卡斯特模型；Falvey（1981）的新H-o模型；Brander和Krugman（1983）相互倾销模型；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和porte（r1990）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等。Larson（2000）从环境政策及环境规制制定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微观经济模型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变化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具体影响，指出在短期内，被规制使用的投入品成本所占比重、产出品的供给弹性和投入品需求弹性决定了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大小；而长期内，除了上述三种因素外，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大小还取决于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前者为环境规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经济分析框架，为他们估计政策实施的经济效果提供一个参考标准；后者则将利益相关者———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大的生产厂商的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使得政策制定者估计长期效应成为可能。managi等人（2002）利用墨西哥湾外大陆架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于近海石油天然气生产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章除了在方法方面有所创新，也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内各种不同组合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Cole和elliott（2003）基于H-o-V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净出口的影响以及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作者首先在tobey（1990）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考虑了数据、替代变量、行业特征以及内生性四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将环境规制异质性引入模型，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拓展性研究。结果表明，新贸易模型证明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并指出之所以H-o-V模型没有得出环境规制与一国净出口之间的明确关系②，是因为它没有研究双边贸易数据，也没能控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Yang（2006）首先构建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两个模型分析生态标签制度对于两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然后以美国一项关于木材造纸业的环境政策作为案例，研究该政策颁布对于整个行业生产率与贸易的影响。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较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在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聚焦于技术这一要素，其中新要素理论中的人力资本论和研究与开发学说都强调了技术进步这一重要环节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动态贸易理论中的技术差距论则从贸易双方的初始静态技术存量的差异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讨论比较优势，而新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但总体而言是以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伴随着贸易的发展，更为微观的企业层面进入学术界的实现，企业的异质性与产品进出口存在着一定的关系（Bernard和Jensen，1995）。鉴于此，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它主要以melitz（2003）为代表，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纳入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形成了微观层面的贸易理论。Larson（2002）在Lasron（2000）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后分析欧盟的环境政策对于美国农产品进口产生的影响。作者明确指出以下三个要素的重要性：环境规制的种类、严格程度以及市场结构，随后作者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指向产品生产过程（processregulation）和产品特定属性（productregulation）两类，将产品的异质性引入分析框架，分别研究同质产品及异质产品市场中，这两种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Jug和mirza（2004）认为之前的学者利用引力模型对环境规制和贸易流量的研究没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是由于方程形式不够准确。作者依然利用引力模型，得出环境规制对贸易有负效应的结论，并指出如果对产品的异质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加以考虑，则会得到更大、更显著的负效应。Levinson和taylor（2008）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作者首先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阐述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内生性和聚合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然后利用1977—1986年间美、加、墨的130个制造业数据进行验证，说明那些环境治理成本越高的行业，净进口量越多。新新贸易理论从更微观的角度对贸易进行研究，尽管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使大多数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无法深入，但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显而易见的：异质性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和产品，还能够表现在环境规制的类型上。正如Larson（2002）所体现的那样，环境规制可以依据其影响范围和作用对象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从更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环境规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环境规制对贸易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
1.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相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通常把相关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国家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地理条件等相关因素对贸易产生的影响。在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中，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量化指标也出现在引力模型中，作为一种解释变量对贸易效应进行测度。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计量方法更加多样化。引力模型的应用也随之丰富起来，由最初的截面和时间序列引力模型的普遍应用，发展到现在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的引力模型，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深入。VanBeersandvandenBergh（1997）利用引力模型，对tobey（1990，1993）所用数据———1975年的贸易数据进行了截面分析并与tobey所得结果进行对比。Xu（2000）采用1990年20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环境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Qi，Zheng和Zhao（2007）利用1985—2005年中国贸易的时序数据，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了环境规制是一国的比较优势。mojtahed（2007）利用引力模型和面板分析方法，对美国与oeCD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Harris等人（2002）也从方法应用方面提出一些改进性的建议，并指出：出口国、进口国以及时间这三方面的效应对于环境规制与贸易的问题的研究都十分重要，简单的回归是不恰当的。2.元分析法。mulat等人（2001）从国际贸易方面进行分析，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进行研究。“元分析”方法通常基于最小二乘法，将一系列已知效应变量作为因变量，将特殊原因（例如模型设计、时间、地域等方面的差别）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作者分别从以下三种思路进行梳理研究：第一种是研究主要针对污染密集型产业是否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作者指出其暗含假设是将环境规制的影响二元化———严格和宽松；第二种是遵循里昂惕夫悖论来研究一国的出口相对于进口是劳动密集还是资本密集的，即基于比较优势进行研究；第三种方法是沿袭传统经济学理论———H-o模型或引力模型进行研究。经过“元分析”方法的验证，表明环境规制会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至少是有影响的。3.数据包络分析法。managi等人（2002）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研究原油生产企业对于环境规制提高所做出的反应。Dea起源于运筹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以相对效率作为评价基础。后经发展成为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作者给出的结果证实了波特理论，即环境规制的提高会促使企业改进技术，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和福利的提升。4.投入产出法。walte（r1973）利用投入产出法对1966年美国的83个行业进行贸易产品的污染含量研究，指出美国的进口与出口中所含污染量基本上是相等的，最坏的情况是出口所含污染量更多一些。Robison（1988）沿用1973、1977和1982年的投入产出表对美国治污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的污染控制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比较优势，对贸易平衡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