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1
关键词：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
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国际经验（一）《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服务贸易总协定》是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多边协议，它大大丰富了国际贸易法的内容，是国际贸易法领域的重大发展。它为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第一次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与保障，对促进全球服务领域的投资和就业的增加、提高成员方服务提供者的竞争效率和增进服务消费者的福利、扩大国际贸易额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等具有重大作用.
服务及服务提供者的原产地决定了该项服务或服务提供者能否享有协定规定的待遇。《服务贸易总协定》尚未制定具体的原产地规则，只是在服务提供者的原产地规则方面大体确定以下原则：一是服务提供者为自然人时，该自然人必须是成员的国民，如该成员没有国民，则必须是拥有该成员永久居留权的人；二是服务提供者为法人时，则该法人必须是由成员的人员所实际拥有（即拥有50%以上的股权）或由成员的人员实际控制（即有权任命大多数董事或在法律上有权指导其行动）。根据内容摘要：原产地规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服务贸易却长期游离于原产地规则之外。然而，服务贸易实践的迅猛发展，加上原产地规则制度体系自身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为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提供了非常强大的需求动力.
关键词：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这一原则，如果非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一成员境内根据该成员法律成立的法人实体不符合上述“实际拥有”或“实际控制”的条件，则该法人不被认为是成员的法人，不能享受协定的待遇.
（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Fta是naFta的前身，Fta的“服务原产地”规则（RulesoforiginforServices）规定，所谓原产地即指提供服务的实际控制者和所有者而不是提供服务的公司。第1402条第7款规定，“过境服务贸易”只适用于对方公民所控制和拥有的企业，而不管该企业在对方领土成立时所根据的章程如何。协定第1406条规定，任何一方，当他能证明一种服务实际上是由第三国国民所提供时，它便可取消赋予此种服务的国民待遇.
naFta的原产地规则在投资方面服务的规定比Fta的宽松，将原产地标准扩大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成员国的任何居民或公司的投资，而不管该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或所有人的国籍。投资方面的原产地规则着重于根据一成员国法律在该国成立的公司这一事实而确定投资服务的原产地，而过境服务贸易方面的原产地规则却注重于服务提供商在naFta成员国有实际的主要商业活动，也就是说一缔约方如认为一服务提供商虽然在另一缔约方成立有公司，但该公司在成立国没有实际的主要商业活动，或者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所有人是非缔约方国民，则该缔约方可否认该服务的原产地为来自缔约成员国领土并拒绝给予naFta规定的优惠.
（三）澳大利亚－新西兰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与贸易协定（CeR）的相关规定CeR的原产地规则是以自然人的国籍或住所地及法人的登记地为基础来认定的.
如果服务提供商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公司法人，则以实际控制该实体的自然人的国籍或实际控制该实体的公司的登记地来认定该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服务的原产地.
至于什么是“实际控制”，协定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协议的基本精神是在原产地规则方面采取较自由的政策.
（四）欧盟的相关规定欧洲联盟是一个超过一般政府间合作的近似联邦国家的组织。原来为建立“欧洲共同体”而签署的“罗马条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实现所谓“四个自由”，即货物的自由流动、服务的自由流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包括开业权）.
1993年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及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正式启动，欧洲联盟基本上实现了成员国间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该条约确定了共同外交的原则，即成员国在对欧盟外的任何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均采用共同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联盟内服务贸易自由化有了保证。共同体成员国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应聘于其它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企业，可以因此而自由迁移，不仅可以因就业而居住于其它成员国，且在就业完毕后仍有权继续居留，也可以在其它成员国从事非工资报酬性质的活动。欧盟的原产地规则规定联盟外国家的服务提供者在联盟内一成员国成立的法人机构，必须同时在该成员国成立总部或主要营业点，该法人机构才能被认为是成员国的法人而享受联盟内的一切待遇.
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供给不足的成因（一）基于服务贸易特点的原因服务贸易的特点主要包括：贸易对象的无形性、交易过程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国际性、贸易保护方式更具刚性和隐蔽性、贸易范围的广泛性、监管的复杂性。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存在以下难点：首先，标的物并不明确。在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中，标的物为一定的商品或者原材料，其实施的标准为“实质性改变”，不论具体采用何种方法来确定“实质性改变”。服务贸易的标的物是“服务”，其贸易形式又存在许多种，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方式来确定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其次，由于服务贸易的领域非常广泛，服务贸易的壁垒相应地有许多形式，国内各个部门都有可能制定有关限制措施，而不是以海关总署为主，其中相关内容就可能是原产地的规定，这样原产地规则的内容和体系就显得难以确定和界定.
（二）基于服务贸易发展格局的原因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又要求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开放国内市场。由于发达国家的优势主导地位，不仅表现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多少，在规范国际服务贸易秩序上也具有强势地位。发达国家由于有先进的技术、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无论在服务贸易发展的硬件和软件上都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深入地研究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领域中运用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必要研究，它可以运用此规则的漏洞继续为其服务。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劣势地位有研究的必要，但是同样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研究水平的限制，缺乏深入地对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进行研究的条件。由于服务贸易是新发展的领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尚未成熟，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领域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要有待于进一步实证的检验和分析.
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需求动力分析（一）来自实践层面的需求动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服务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导致服务业出口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同时，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由于通讯和信息技术与服务贸易的日趋融合，服务贸易正成为当代国际信息流动的主渠道。一方面，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主权安全的关键领域被日益加深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引入了国际市场，服务贸易发展与国家战略利益紧密相连，致使各国都给予本国的服务贸易以高度的关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金融资源获得了更有效地发挥它们功效的传播途径，服务贸易对物质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大的调节作用，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不难看出，随着服务贸易地位的不断上升，有关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必将不断地加
深、拓展。这使得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中的运用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必要研究服务贸易中的原产地规则.
（二）来自结构优化层面的需求动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协同发展。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有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货物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反过来，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起着支撑和促进作用。随着工业化进入到纵深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动产业向精加工化、高技术化与高附加值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接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国外厂商对购买产品的时间要求更高，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些要求；优秀的人力资源、高效的科研和咨询机构是提升货物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有力保障.
在货物贸易中，原产地规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随着货物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更加显现其重要性。同样，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领域也将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包括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原产地规则才是真正完整的规则。随着服务贸易与和货物贸易更加密切的协同发展，服务贸易也需要原产地规则的进一步扩大、完善，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三）来自制度层面的需求动力规范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秩序。随着服务贸易的地位不断提高，世界服务贸易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使得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凸显出来。所谓服务贸易自由化就是进行服务贸易的各国通过谈判，降低和约束关税，取消其它的服务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提高各国的市场准入水平。同时，这一过程也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以及建立和维护服务贸易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的过程。《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出台，表明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已开始就服务业的开放作出实质性承诺。但是，各国仍然有许多关于服务贸易的政策、制度方面的规定限制其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秩序仍然很混乱。发展中国家应对这一趋势，不能总是限制和禁止，而是要加强对策研究，完善发展体制，运用合理的服务贸易保护，培育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结合原产地规则在国际货物贸易中的作用来看，将原产地规则与服务贸易结合起来，不啻为一个可行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途径.
结论加强服务原产地规则理论研究，为出台服务原产地规则提供理论准备。关于原产地规则在中国服务贸易中运用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是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一个是原产地规则的研究。其中，服务贸易研究的内容更为广泛、难度大、时间紧；而原产地规则在国际货物贸易中的成功运用并且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我国在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方面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实践中也在不断完善。加强服务贸易规则、规定的研究，随着中国服务业的渐进开放而显得更为急迫。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运用，首先要进行理论研究，也就说对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中的运用所带来的经济结果和贸易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其次，构建服务原产地规则也是运用的前提，在这方面需要解决许多技术性的问题.
结合我国服务业开放的特点，有效地运用原产地规则。服务业的开放和其它有形商品的开放一样，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增强一国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或者提高国家的总体福利水平。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开放度低有关.
总的来讲，我国服务业的开放整体上晚于制造业，开放程度也远低于制造业。目前，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还要面对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较多的限制。但是，服务市场的开放利弊并存，必须综合考虑、谨慎权衡。遵循循序渐进开放的思路，结合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提升服务业竞争力；充分考虑其开放的成本大小，必要时应该利用世贸组织灰色条款，采取适度的隐性保护措施。服务业发展和自由化程度直接影响到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和竞争力，结合我国服务业开放的特点和原产地规则的现状，将原产地规则运用于服务贸易领域，既不违反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又为发展和完善原产地规则做出了新的尝试.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2
关键词国际服务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区域贸易贸易协定
只要世界贸易没有完全实现自由化，存在歧视性或差别待遇，那么原产地规则就会继续存在，而且随着服务贸易地位的不断提升，原产地规则逐渐被引入服务贸易领域。服务贸易引入原产地规则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识别服务提供者的国籍来判定其是否可以享受市场准入优惠和国民待遇。由于服务贸易范围广泛，情况复杂，需要进行逐步探索和实践才能形成比较完善的规则。
一、国际服务贸易及其原产地规则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国际间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一种贸易方式。国际服务贸易作为建立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基础上的新兴产业，对提升各国产业结构有着巨大作用，它日益成为推动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自由化程度加强，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它的强劲增长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必然结果。服务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服务本质上是一种商品，与货物贸易一样也存在原产地。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是指各国用以确定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产品的原产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法律、法规及行政决定。在wto框架下，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共同构成国际贸易的基石。服务贸易是世贸规则框架规范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原产地规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各国往往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领域没有足够的重视。wto的《原产地规则协议》也仅适用于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并未提及。
在现有的wto框架下，对服务原产地的确定主要依赖于GatS相关条文的理解。
1994年4月15日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英文简称GatS）为服务贸易国际化、自由化及法制化奠定了基础。
GatS对服务原产地的界定是以服务提供者的原产地为基础的，根据GatS第28条的规定：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服务的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这两种模式下服务的原产地问题便转化成如何界定另一成员的自然人和法人问题。“另一成员之自然人”是指居住在该成员或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之该成员自然人，且依该成员之法律系该成员之国民或在该成员有永久居留权者；“另一成员之法人”分两类：第一类是依该成员之法律所设立或组成，且在该成员或其他成员境内从事实质商业行为者；第二类是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者，是指该成员之自然人所拥有或控制者或者由该成员法人所拥有或控制且满足相应的资本控制标准的。
GatS仅仅是框架协议，具体的原产地规则需要由wto成员通过谈判制定。尽管服务发展迅速，但是服务贸易谈判速度却不尽如人意，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统一明确的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
二、我国对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探索和实践
迄今为止，我国也没有制定完整的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只是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实践。
1.我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展。中国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方面起步较晚。步入21世纪，我国开始了研究、谈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积极参与各种形式和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截止2011年，中国已经签订了10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和1个优惠贸易协定《亚太贸易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其贸易额约占中国贸易总额的20%。在我国签订和实施的11个区域贸易协定（RtaS）中，除了亚太贸易协定外都涉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内容。
2.Cepa对服务贸易原产地的规定。Cepa是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分别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其最大的特点是单向优惠，即内地对港澳给予优惠，但不要求港澳给予内地反向优惠。它是目前中国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Cepa没有专门的服务原产地规则，只是在《安排》的附件五《关于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中对“服务提供者”进行了专门的界定和相关程序的规定。
Cepa对服务原产地的判定方法参照了GatS，通过确定服务提供者的国籍来判定服务的来源地。它将服务提供者分为两种形式：自然人与法人，其中对自然人服务提供者的资格限制并不多，除了在某些特殊领域如医疗及牙医服务有特殊要求外（对毕业院校，行医资质和行医年限等有具体要求），仅仅规定须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永久性居民。这样的规定比较GatS对自然人服务提供者要求的“国籍+居住地”的标准要宽松些。
Cepa对法人服务提供者采用“注册地+实质性经营地”标准，并且从业务性质和范围、经营年限、利得税、业务场所、雇用员工五个方面规定了符合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具体标准。在港澳登记的外国公司分公司、办事处、联络处、邮箱公司等，都不属于港澳服务提供者。这些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不是港澳法人的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和专门设立的空壳公司对内地服务市场的冲击。这样的规定比较GatS对法人服务提供者的要求要严格。
总体来说，在考虑了内地是否会受到过度开放冲击而制定的Cepa对服务原产地的规定严于GatS，也严于之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因为中国内地在很多敏感服务贸易领域还处于需要保护的阶段，如果外国公司在港澳设立公司并且进行所谓的“实质性经营”，即可享受到内地单向提供给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包括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服务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和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Cepa对服务提供者的标准会进一步放宽。
3.eCFa对服务贸易原产地的规定。eCFa是大陆与台湾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是为推动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作出的特殊经济合作安排。框架协议确定了未来两岸经济合作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规划，内容涵盖了两岸间的主要经济活动。由于服务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部门，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大陆和台湾也将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纳入框架协议，并通过服务贸易早收计划在一些部门率先实行市场开放，将区域经济合作逐步推向深入。
eCFa体现了“双向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两岸承诺循序渐进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eCFa没有专门的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只是为适应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的需要对服务提供者作了规定，并且该规定只适用于以商业存在模式提供服务的服务提供者。
与GatS一样，eCFa也是通过确定服务提供者的国籍来判定服务的来源地。eCFa将服务提供者分为两种形式：自然人与法人。eCFa对自然人的资格限制并不多，仅仅规定须为持有两岸任一方身份证明文件的自然人；而作为法人的服务提供者，是指根据两岸任一方相关规定在该方设立的实体，包括任何公司、信托、合伙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或协会（商会）。同时，eCFa从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性质和范围、经营年限、缴纳税款、业务场所四个方面规定了符合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具体标准。这些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第三方“搭便车”对两岸服务市场的冲击。
4.其他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原产地的规定。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均无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也没有像Cepa和eCFa那样通过专门附件对服务提供者作专门的界定和相关程序的规定，只是在服务贸易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贸易章节中以定义的形式对服务提供者作解释。具体规定与GatS第28条基本一致，通过确定服务提供者的国籍来判定服务的来源地，服务提供者分为两种形式：自然人与法人，对自然人国别的认定采用“国籍+居住地”和“永久居留权+居住地”两种办法；对法人国别的认定，在一般情况下以“准据法地+实质业务活动地”为依据，对于商业存在模式提供的服务适用资本控制标准。
综上所述，我国对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研究和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具体原产地规则的构建，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中的贸易效应的分析和验证，如何让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领域发挥巨大作用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提高服装贸易的竞争力
1.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当今的国际贸易主要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RtaS）体制两种体制下运行，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成为各国贸易政策的重要选择。
我国在服务贸易发展中审时度势实行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积极加入wto，入世十年来，我国全部履行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并以此为契机颁布实施了一些政策法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另一方面，我国在RtaS框架下的服务贸易开放也不断增多，先后与1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个包含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2010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3624亿美元，其中出口1702亿美元，进口1922亿美元，分别排在第四位和第三位，服务贸易逆差明显减少。2011年11月28日，商务部正式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至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的目标。
尽管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我国的服务贸易仍然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总体水平。
首先从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看，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小，远落后于货物贸易。以2010年为例，服务贸易仅占当年贸易额的10.9%，与世界平均值19%相距甚远。
其次从服务贸易结构看，结构单一，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2010年我国传统服务行业包括旅游和运输服务占比67.9%，仍占主导地位。我国服务贸易仍以传统服务部门为主，资本、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产业发展不足。
综上所述，中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总体水平低，许多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中国服务贸易未来的发展，从外部层面上看，应继续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积极开展多边区域服务领域合作。
2.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发展秩序仍然很混乱。（1）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国际服务贸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表现出较为严重的不平衡性。少数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上具有垄断优势，而发展中国家表现为相对劣势。从服务贸易额看，以2010年为例，世界服务贸易排名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很小；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多集中于附加值高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如数据处理、金融、电信以及各种专业化服务等，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则多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的服务，如工程劳务、旅游等。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他们在服务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中获取的利益不对等。
（2）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保护主义同时并存。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必将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是长期趋势。在服务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也在通过wto和区域性贸易组织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GatS纳入wto规则之后，服务贸易进入了可以预见的、较为公平和透明的发展时期。但GatS仅是一个框架协议，对于市场准入，GatS允许成员国先作出初步承诺，然后再进行减让谈判来循序渐进地推动自由化；对于国民待遇，GatS允许成员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选择承担国民待遇。可见GatS对于服务贸易的约束有很大弹性，这就为各国进行服务贸易保护留有余地。目前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各种壁垒比商品贸易多达2000多种。由于服务贸易保护无法采用关税手段，只能采用国内政策、法令的改变手段，这使得服务贸易壁垒更具隐蔽性。
3.服务原产地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可行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途径。一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完善过程中，服务市场发育还不完善，服务企业竞争力仍比较弱，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难以在世界服务市场上接受全面的自由竞争，只能在适当的贸易保护条件下，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另一方面，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各国的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2001年11月的多哈会议上，服务贸易被纳入一揽子谈判议程，也制定了时间表，但谈判速度不尽如人意。
应对这一趋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总是一味地保护，而是要加强对策研究，完善服务贸易发展体制，逐步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原产地规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在货物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此，将原产地规则与服务贸易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可行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途径。
另外，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很突出，一些服务领域如电影音像、专利权使用和特许、保险、金融、通讯部门等还不成熟（2010年占比仅3.1%），只具有区域竞争优势而无全球竞争优势，将其置于区域市场的保护屏障之下，使其暂时避免参与激烈的全球竞争将有利于我国进行战略调整、迎接日后开放的市场竞争。而对于本国核心或基础服务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运输等部门）的保护也是一国发展战略的需要。
所以，另辟蹊径，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侧重地促进我国服务贸易不失为一良策。服务贸易的优惠安排是区域贸易协定的核心之一，而服务贸易优惠安排的基础就是原产地规则问题，它直接决定一国的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享受优惠待遇的资格。因此原产地规则是决定贸易优惠安排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关键。我国应在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各国对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对原产地规则的利用也十分有限。随着RtaS的迅猛发展，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制定和实施有加强之势。我国虽已通过Cepa的先试先行机制以及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但有关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还应不断加深和拓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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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3
关键词：服务贸易;服务业;对策
一、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分析
过去10年中,我国服务出口年增长速度均保持在9%以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1年相比于全球服务贸易的停滞不前,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仍攀升9%;而2002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更是增长20%,居世界服务贸易各国各地区之首。我国服务贸易的世界排名以及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稳步上升,2003年比重达2.5%,出口排名上升为世界第九位,进口上升至第八位。
虽然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但整体出口规模与我国经济实力相比仍较少,与货物贸易相比也处于劣势。从2002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比例表(见表1)可以看出,2002年服务贸易的出口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只占10.3%,低于世界平均19.8的水平;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占世界出口的5.1%,而服务出口仅占2.4%,不及货物贸易的一半。很明显,从技术角度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处于劣势,服务贸易出口的比较优势不如货物贸易出口。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是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服务贸易逆差逐年增大(见表2)。服务项下逆差呈扩大趋势正说明了我国出口能力相对较弱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服务出口存在限制。www.133229.Com同时也看到目前我国服务贸易还处于相对落后水平,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二、我国在发展服务贸易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合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服务技术的进步,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服务结构朝着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与科技有关的服务业和以高科技为手段的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我国在现代服务贸易领域起步较晚,尚处于较不发达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远洋运输、劳务工程承包和旅游等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越的部门。2004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运输服务出口的比重为19.3%,旅游服务出口比重占41.2%,而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包括金融、保险、计算机、咨询、电信和邮电等现代服务贸易)仅占39.4%。而同期,全球范围的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的贸易占整个服务贸易的一半。
(二)服务业发展落后,整体竞争力较差
我国是一个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就gdp产业构成百分比来看,我国的服务业发展远远地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般为60%~80%,中等收入国家平均达到50%左右,而我国仅为gdp的1/3。我国服务业发展不仅表现为规模小,同时表现为档次低,服务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较差。近几年来,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太大的提高,服务贸易从整体上看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呈不断扩大趋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任务是相当迫切的。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低,很大程度上影响服务贸易总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一是商品和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低,服务业的垄断经营现象严重,公共服务、运输邮电、金融保险、房地产等领域政府定价的成分大,缺乏合理的市场竞争,行业发展缺乏活力;二是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不高,服务行业与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之间的专业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形成;三是服务基础设施落后,从业人员素质低,技术落后。
(三)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滞后
目前,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仍有许多缺陷。中央和地方在服务业国际贸易存在政策和规章存在差异性,缺乏统一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协调管理部门。服务贸易发展政策缺乏透明度,各有关职能部门在服务贸易方面上实行多头管理,容易造成责任不明确、交叉和条块分割、经营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垄断。
(四)服务贸易立法不够健全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立法有较大改观,现已颁布了一批涉及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如《海商法》、《保险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广告法》、《建筑法》和《律师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构建真正
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和国际通行规则需要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管理的服务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服务贸易广泛的内涵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仍处于空白状态,已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不符合国际运作惯例,不仅立法层次低,而且缺乏协调,从而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
(五)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缺乏
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属性是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在全世界范围内,服务产业的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过程。产业性质决定贸易性质,新兴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的相对份额不断在扩大。而作为决定国际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人力资本状况,目前在我国并不理想。服务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所需的外向型高级人才更是缺乏。以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的上海为例,1997年上海每万名人口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足600名,其中26.9%为工程技术人员,36.4%是教育、科研和卫生系统人员,12.5%是商业技术人员,金融保险专业技术人员不足10%;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的服务业人才中,涉外人才所占比重偏低。发展服务贸易不仅需要一般的金融、保险、运输、旅游等方面的人才,更需要一批精通国际金融、国际运输、国际商法等业务的人才。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方面的差距。
三、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对策
(一)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服务供给者也以商品存在形式逐步进入世界市场,提供相关的服务。然而与服务贸易的进口和国内服务市场的开放度相比,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仍有较大的差距,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以此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应重点和扶持一下几个行业:一是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如商贸、运输、金融、保险、旅游、房地产等;二是发展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新兴行业,如咨询、信息、中介等各类专业服务;三是发展农村服务业,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专业化服务;四是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行业,如教育事业、公共服务等。
(二)有步骤、分层次地放开国内服务贸易市场
鉴于我国的服务贸易规模还比较小,处于成长阶段,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于整个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增长意义重大,渐进式的开放策略有助于服务贸易的规范健康发展。根据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和gats的规定,统筹规划并协调各行业市场准入政策。稳妥、慎重、有重点、分阶段地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在既考虑国际惯例、又考虑本土国情的基础上来确定服务业的开放度和保留度。一是分行业有选择地进行开放。积极推进旅游、水上运输等领域利用外资试点;扩大国内商业、外贸、会计、法律咨询的开放试点范围;有步骤、有控制地进行开放金融和通讯领域的试点。二是分地区有选择地开放。我国各地服务业发展并不均衡,东南沿海地区尤其上海、深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地区较大,应在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方面先行一步;在后进地区,可通过试点试验,减少开放服务贸易市场的风险。
(三)充分发挥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理优势
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都相对滞后,应充分发挥政府在服务贸易的管理优势以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顺应国内产业调整和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在优势服务项目上充分利用gats的规则,制定服务业出口市场战略和服务业出口部门战略;二是顺应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引入竞争,鼓励创新。三是采取有效的服务贸易政策,确立服务业公平竞争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四是充分利用和改造原有服务企业,发挥其竞争优势,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市场竞争。
(四)加快服务贸易立法,建立完善的服务贸易法规体系
结合我国现行的服务立法缺点,未来服务贸易立法必须进一步明确立法原则,解决立法形式与可操作性之间的矛盾,加快立法速度和执行度。一是维护国家主权原则。服务贸易由于内容复杂、监管难度大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国内市
场稳定和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因此在服务贸易开放和立法上必须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原则,尤其在邮电通讯、新闻出版、交通运输、广播电视服务等敏感行业,在选择开放的范围、程度上要坚持原则,谨慎从事。二是与国际接轨原则。gats确定了当今规范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框架和原则制度。中国加入wto之后,应以gats的原则制度为基础,制定与其相衔接的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在此,我们应加强对多边服务贸易规则研究基础上,借鉴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利法。三是坚持发展中国家原则。在服务贸易开放和立法中我们应坚持此原则,充分利用gats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的优惠,不作超出我国现有开放能力的承诺。
(五)加快服务贸易人才培养
从本质上讲,人力资本与服务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人力资本作为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基础,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其优势可以通过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和人才流动获得。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高素质的服务业涉外人才仍非常紧缺。今后我们在充分发挥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应多渠道、多层次培养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人才,特别是能够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精通国际金融、国际运输、国际商法等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加快发展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产业,使服务业发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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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4
以入世为契机，我国从199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外经贸法律制度的清理。在外经贸部修 订方案的指导下，不少专家和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法》的完善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 议(注：外经贸部的修订初步方案参见崔书锋《完善我国涉外经贸法律体系》，载《国 际商报》2002年6月27日第6版。专家、学者的相关建议可参见：(1)何茂春著《兼论中 国“入世”后外贸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2)张汉林、郭浑 仪《论入世与外贸法的修改与政策建议》，载《国际商报》2001年2月25日和2001年3月 4日；(3)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易法＞的建议》，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4 期)。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工作，应当首先设定修订《对外贸 易法》的整体目标，进而应当明确提出修订我国《对外贸易法》的整体思路。如是，才 能配合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我国现行的外贸法制框架下完成《对外贸易 法》的结构整合与内容调整。
本文拟从立法定位、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三方面提出我国《对外贸易法》修订的九条 思路，并据此对修订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一、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定位
(一)思路1：《对外贸易法》的修订，首先应进一步统一和明确这部法律的调整对象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对外贸易法》的调整对象是纵向的对外贸易管理 关系。因此，对外贸易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对外贸易法》的调整范畴 ，而属于内国涉外民商法的范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这一定位，保持其调 整对象的稳定和统一。
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第12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应 当信守合同，保证商品质量，完善售后服务。”第13条第2款在规定外贸制时指出 ：“接受委托的对外经营者应当向委托方如实提供市场行情、商品价格、客户情况等有 关的经营信息……”有关这些问题的规定都是私法层面的问题，不属于《对外贸易法》 规范的范畴。《对外贸易法》修订时应当将这些问题归还给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合 同法》进行规范。
诚然，私法上义务的违反也会引起主体在纵向法律关系上的责任，如行政责任或刑事 责任。但这并不等于在行政管理法上应具体规定主体私法层面上的义务。否则，既可能 引起法律规定上的重复，也可能引起法律规定上的矛盾。
另外，有学者提出“将外资法纳入外贸法中，使外贸法成为一部综合性的外经贸法”( 注：参见张汉林、郭浑仪《论入世与外贸法的修改与政策建议》，载《国际商报》2001 年3月4日)。笔者认为，尽管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是我国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两者的相互促进关系日趋明显，但用一部法律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统一进行法 律调整殊有不妥。其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侧重于产品、技术或服务的跨境流动，而国际投 资则侧重于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外贸与外资法的调整对象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同时，政府管理外贸和外资的内容与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调整对象问题上，我们还必须明确，《对外贸易法》调整和规范的外贸管理关系是 针对祖国大陆这一“法域(legal territory)”而言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对外贸易 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对单独关税区进行原则性规定(注：参见崔书锋《完善我国涉外 经贸法律体系》，载《国际商报》2002年6月27日第6版。另见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 外贸易法＞的建议》，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4期)。笔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作为独立关税区或作为独立法域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宪法 及宪法性法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管辖的范 畴。除宪法性规范以外的法律规范，其适用的范围均只限于祖国大陆这一法域范围，没 有必要在这一类法律当中另行规定其他法域的法律地位及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思路2：《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 与“国际服务贸易”“三位一体”的定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呈现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三位一体、并驾 齐驱的发展趋势。2001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6.2万亿美元，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 .4万亿美元，而全球的技术贸易量也早已超过了1000亿美元。1994年制定的我国《对外 贸易法》已充分注意了国际贸易“三位一体”这一发展动向。《对外贸易法》第2条明 确指出，“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与此同 时，《对外贸易法》第三章(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和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便是依 照“三位一体”的立法体例而展开。
然而，《对外贸易法》在国际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规定上是失衡的，在 立法的逻辑结构上亦存在一定缺陷：
首先，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中，仅仅对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国际服务 贸易的限制与禁止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许多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制度均未涉及 。因此，建议将相关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尤其应当充分借鉴wto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业已确立、并为各成员方所认可的服务贸易管理措施，形成我国 完整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
其次，从严整的立法体系而言，我国《对外贸易法》第五章(对外贸易秩序)和第六章( 对外贸易促进)所规定的外贸管理制度应当既适用于国际货物贸易，也适用于国际技术 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然而，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规定的许多 制度却全然是针对货物贸易而制定的。例如第29条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第30条关于反 倾销的规定、第31条关于反补贴的规定都是在货物贸易项下而言，未曾涉及服务倾销、 服务补贴和服务保障措施的问题。笔者认为，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应当将类似服务 倾销、服务补贴和服务贸易的紧急保障措施(注：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0条已对 服务的紧急保障措施作了原则性规定。)等促进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和维护我国国际 服务贸易秩序的措施纳入进行规范，使三位一体的立法格局真正得以突现。
应当指出的是，wto现有的《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都是 针对货物贸易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wto的协定》附件1a(货物贸易多边协定)项 下的专项协议。其所针对的范围与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并不完全相同。
二、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内容
(一)思路3：《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体现8年来国际经济及我国外经贸发展对外 贸管理制度的新诉求
《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初衷在于通过促进和保护等方面的措施始终使我国的对外贸易 管理符合经济自由化发展的潮流，使我国的对外贸易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19 94年7月1日《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的外贸背景和外贸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全面体现这8年来国际经济发展和我国的外经贸实践对 国家外贸管理提出的新诉求。
以对外贸易促进体系为例，现行《对外贸易法》第六章已从金融支持、出口信贷、出 口退税、进出口商会、国际贸易促进组织等方面就对外贸易促进措施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随着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将面临更为 激烈的国际竞争。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审时度势，构筑起全方位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笔 者认为，如下四方面的贸易促进措施对于当前的中国外贸而言至关重要：
(1)政府要注重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各种行业中介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和监管，在 政府和企业的沟通中发挥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现行《对外贸易法》中虽然对进出口商 会、国际贸易促进组织等中介组织有所涉及，但是其规定过于笼统，我们认为应该进一 步确立中介组织在促进外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其为企业服务和对行业进行协调和 监管的职能。
(2)政府要支持会展业的发展，并要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参展获取商机。会 展业有巨大的吸金纳智的功能，是一块吸纳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巨大磁石。会展业的 健康发展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口)带来无限的商机。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扶 持会展业发展支持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又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便利于小企业参展 。
(3)政府要支持企业开发并出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入 世一年来，以DVD专利纠纷和关于温州打火机的CR法案为典型，我国企业遭遇来自日本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的专利侵权案件急剧增加。事实已向我们表明，没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产品，中国就无法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就无法成为真正的 世界制造中心。因此，政府可以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 发、研制和出口给予一定的支持。
(4)政府应当建立企业出口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政府应当通过大使馆、领事馆等各种 途径，为外贸企业提供有关出口市场状况、相关法律法规、商贸制度等信息。与此同时 ，这些机构还可以为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提供具体咨询和服务。在 美国，中小企业数量占所有从事出口的企业数量的97%，其出口总额也已占据整个国家 出口总额的1/3左右，这与其为企业提供的较为完备的对外贸易信息服务和支持体系是 密不可分的。
建议在《对外贸易法》修订的过程中，应当将上述四项外贸促进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加 以确认，将外贸实践中产生的重要的管理制度在外贸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使外贸立法与 时展的需求相吻合。
(二)思路4：《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体现我国经济管理理念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 中，政府、企业与社会三者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政府正由无所不为的无限 政府转变为仅在有限领域承担管理和调控职能的有限政府。不仅如此，随着对市场经济 认识的深入，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即便是对于应当由政府进行管理的事项，政府在行使 其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也应更加关注市场功能的再发现。
《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也应当体现这些经济管理理念的新变化。反映在外贸经营权的 管理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转变，另一方面要大胆引入告 知承诺的新方式。
现行《对外贸易法》第9条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必 须具备一定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根据这一对外贸易经营者的 许可制度，企业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然而，在我国的外贸实践 中，这种设置高准入门槛的作法根本无法实现规范外贸经营者的资质、维护外贸秩序的 目标。事与愿违，严格的外贸经营资格审批制度在实践中却造成了如下尴尬的局面：一 方面，一些具有外贸经营资格的企业虽然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但却由于重重的行 政保护而仍然“重权在握”；另一方面，众多有条件经营外贸业务的优秀企业却由于种 种所谓的“条件”和“审批”而被审批机关拒之门外。同时，审批制度带来的“寻租” 现象又直接导致了行政管理成本高昂，办事效率低下。
2001年7月10日，外经贸部制定并了《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明 确了进出口经营资格将实行登记和核准制。这一《规定》明确了进出口经营资格的授予 将按照统一的标准和管理办法，成为了加快我国进出口经营资格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 的重要步骤。但是，此项规定对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所规定的标准依然十分严格( 注：例如在《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对申请外贸流通经营权的企业 ，要求其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中西部地区不低于300万人民币)；对生产 企业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其注册资本(金)不低于300万元(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不低于200万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生产企业不低于100万元)。)。这 种较高的资金要求实际上限制了广大中小企业经营外贸业务。
建议《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中应当从立法上取消外贸许可制，明确外贸经营权登记制 的法律地位，逐步降低申请外贸经营权的资质要求，实现政府的管理理念由“管制”向 “服务”发生转变。
在外贸经营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胆引入“告知承诺制”这一行政许可的新方 式。告知承诺制的主要做法在于：申请人只要对行政机关所提出的相关资质条件、经营 要求及法律责任做出承诺即可实现登记注册，而行政机关则是在其开业后的一段时间内 加强对其承诺内容的监管。这种制度用双方合意的契约形式代替了以往的单纯以行政机 关为主导的单方权利行为，突出了市场主体的能动作用，强化了申请人承诺、自律和行 政机关的事后监督，是对传统行政许可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值得我们在对外贸易管理 改革中予以借鉴。
(三)思路5：《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全面体现《加入议定书》中我国在对外贸易管 理制度方面的国际承诺
作为入世法律文件的核心部分，《中国加入议定书》记载了我国在外经贸管理制度方 面的承诺，对wto规则如何在中国得以实施做出了具体规范。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 应当将这些国际义务在国内法上予以确认，使我国的国内法与国际承诺协调一致。
具体而言，《加入议定书》第2条“贸易制度的实施”、第3条“非歧视”、第4条“贸 易特殊安排”——这些条款是针对我国外贸宏观管理制度的承诺。尤其是第2条，它就 贸易制度的统一、透明实施以及司法审查制度都做了详尽的规定。这些外贸宏观管理体 制的原则性承诺应当在《对外贸易法》第一章(总则)中得以全面、准确的体现，成为我 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指导思想。
《加入议定书》正文中还就贸易权、国营贸易、关税、非关税措施、进口许可程序、 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检疫等一些重要的外贸措施的施行做出了具体承诺。修订《对 外贸易法》时，应当根据《加入议定书》的规定将我国对这些重要外贸制度的承诺在外 贸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例如，《加入议定书》第5条规定，中国承诺在加入后3年内使所 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进出口贸易。从这一角 度而言，将外贸经营权的管理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同时又是履行入世承诺，使国内立法 符合国际义务的现实要求。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加入议定书》中涉及的这些重要的外贸管理制度，有的我国已 通过具体法律、国务院法规或部门规章加以具体规范，但尚未在外贸基本法中得到原则 性的体现，例如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或动植物检疫措施的规定。建议《对外贸易法》修 订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其作为贸易基本法的法律地位，使外贸管理中最为核心的措施和规 则都能在《对外贸易法》中得到体现。
还必须指出，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制要与wto规则相融合——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外贸法中 不能存在任何与wto规则相背的内容。事实上，存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别并不要紧，关键 的是要有一种适用上的制度安排使这种差别规定不至于引起我国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义 务。美国的301条款已多次被争端解决机构裁判为违反wto规则，但美国以其仅留以适用 于非wto成员为由，仍然在其对外贸易法中予以保留。可见，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 回事。入世后，我国外贸法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存在与wto规则相区别的规定，只要我们 同时规定这些内容在与国际义务相冲突时，以我国的国际义务为准。
(四)思路6：《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充分借鉴，博采众长，进一步体现与国际规 则的接轨，并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所留下的空间和余地
在对外贸易管理方面，欧、美、日等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一些通行的作法。 这些通行的、成熟的外贸管制规则有的体现在西方各国国内的外贸管理法中，有的体现 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一些区域性条约或国际性公约上。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在修订过程 中不仅应当广泛借鉴这些国际通行的外贸管制规则，还应当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为我们留 下的空间和余地。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近年来，各种非关税壁垒在各国对外贸易管理活动中的运用日 益频繁、愈演愈烈。资料表明，我国已成为受外国贸易壁垒损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以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8月至2001年12月11日，已有3 0多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463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150亿美元之多 。为了消除国外贸易壁垒，维护本国相关企业和行业的利益，我国应当制定贸易壁垒调 查制度。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欧盟已分别制定了以301条款和《贸易壁垒规则》为标 志的外贸壁垒调查制度，对外国贸易壁垒的审查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们应当充 分借鉴欧、美等国在这一制度上的成熟经验，全力保障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2002年11 月1日，外经贸部颁布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规定由外经贸部负责对国外 贸易壁垒的调查工作，并指定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具体实施，并对贸易壁垒的调查申 请、审查和立案、调查和认定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们认 为，在《对外贸易法》修订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对国外贸易壁垒的调查做出原则性规定， 从而在外贸基本法中确立这一制度的地位。
再如在例外制度问题上，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例外规则的规定。除了关于反倾销、反 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规定外，还有Gatt1994第20条/GatS第14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 、Gatt1994第21条/GatS第14条副则关于“安全例外”的规定，Gatt1994第18条关于“ 幼稚产业保护”的规定以及Gatt1994第12条/GatS第12条关于“保障国民收支的限制” 的规定。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新规则；博弈；标准
中图分类号：F011；F75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一、tpp与亚投行构建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巩固国际经济领导者地位，正加速边缘化wto，试图构建以美欧范式为特征的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美国凭借三大谈判进行贸易战略部署，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与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试图重新敲定全球竞争新范式，迫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第二次入世”。其中，由美国主导的tpp协议已于2016年2月4日正式在新西兰签署，意图构建一个“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的平台”。一旦新规则主导全球投资与贸易领域，将重新切割全球产业与金融版图，彻底改写既有贸易体系。
tpp等试图建立的新规则和标准有很多中国近期内较难达到，中国有可能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而中国近来来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的上升，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同样需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甚至建立属于自己国际贸易新规则。因此，为了应对tpp、ttip等对中国形成的战略挤压，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上，早在2015年即首倡提出并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中国希望藉此推出多边合作平台，积极进行自贸区建设，加快自身经济的结构化改革，加快现代工业化的建设进程，以期在未来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变革过程中，成为主导力量，让中国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能够具有较大的话语权。继而在不远未来的全球新一轮竞争与产业变迁中握有更大的主动权。
二、tpp时代的国际贸易新环境及应对
由以上分析可知，tpp与亚投行实际上是两种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较量，并且会对全球经济贸易的格局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及连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国的国际贸易都将在亚投行与tpp分别试图构建的不同国际贸易新规则互相博弈的大背景下发展，因此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环境。主要将呈现以下特点：
1.服务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新核心。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趋势。tpp在服务贸易方面新增了包括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服务业专门条款。过去的自贸协定往往不会把金融、娱乐、医疗、会计等高端服务行业列为开放部门，而tpp、ttip和tiSa则重点打开这些行业的市场准入，并设置条款以消除跨境服务贸易壁垒。这对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很多新规则符合中国改革的方向，有利于促进甚至倒逼中国国内改革。因此为了适应三大谈判尤其是tiSa的对于服务贸易的高标准，我国将更有动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我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服务贸易仍是短板，在某些服务贸易领域甚至差距甚大。我国应顺应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要求，加大服务贸易开放，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升级。但同时也要注意国内薄弱服务贸易领域的保护。
2.国际贸易涉及的领域将越来越宽泛。当前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贸易操作的形式也随之发生的较大变化。随着这种国际贸易新的操作环境的产生，国际贸易谈判中产生了许多新的未出现过的诸如监管一致、国有企业、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等交叉议题。这些议题的显著特点是从单纯的国际贸易边境开始延伸到世界各贸易国的内部。并开始反向促使成员国国内经济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很多国家都已经或即将在包括竞争中立、贸易便利化、数据自由流动、非歧视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技术发展、政府透明度等方面建立新的制度。特别是在政府采购方面，不管是tpp还是亚投行都对各贸易国的国内市场提出了很高要求。以上这些新的方面都已经突破了原有传统的国际贸易所定义和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在除经济领域外还涉及到非经济领域，甚至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造成深远影响。因此，中国国内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加快各方面的硬件建设的同时，更应重视所涉及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法制建设。
3.国际贸易标准将发生变化。中国试图以亚投行为载体，在带动基础设施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共识，将我国的各项工业标准在亚投行各国加以普及，以待日后中国标准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而美国利用tpp确立的新的贸易与投资标准比wto与apeC现行规则更高，有些标准更是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和水平和日后能达到的预期标准。因此，未来不管哪种标准占据上风，国际贸易在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标准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4.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将加快。中国在亚投行正式运行以后，必然以出口信贷作为基础，在亚投行各成员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各种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人民币必将在短期内加快国际化的步伐。并且随着人民币成功的成功的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篮子货币之一，人民币走出去的速度和幅度都会加大。长期来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稳步上升，而人民币的国际化无论从进程上还是结果上都会对我国的国际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亚投行的成员国甚至tpp的各成员国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带来深远的变化
5.跨国公司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根据的tpp协议的精神，跨国公司在某些经济领域的地位甚至会超过国家，这也是美国与欧洲的主要分歧之一。但笔者认为，在此方面，欧盟将妥协，美国将会与欧盟就ttip达成一致。在此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将无限放大。所以，我国必须致力于打造自己的经济航母，以期在未来代表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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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春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挑战与应对[J].国际贸易研究，2014（12）.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6
一、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对多边规则之影响区域性规则对多边体制之影响，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双面性，具体体现为：1、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对多边贸易体制具有积极影响。它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同样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一定程度上对多边贸易体制起补充作用。服务贸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区域经济集团内部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所谓“贸易创造”，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服务为其他成员国成本低的服务所代替，原来由本国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现在从区域内其他成员国进口，新的贸易得到“创造”。由于从其他成员国进口成本低的服务代替原来成本高的服务，该国就可以把原来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服务，从而获得收益。自由贸易可以使全世界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少在区域成员国之间取消彼此间的贸易限制，虽然对外实行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失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次优”选择。（2）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可以实现将已取得的区域内服务贸易自由安排制度化，抵制区域内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及其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加强，更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各国的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否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服务业不具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大多举棋不定。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大量存在于各国国内法层面，对国际服务贸易提供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产生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国内立法者贸易政策取向较易受相关利益集团之影响，其摇摆不定阻碍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通过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各成员国间已采取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锁定，藉国际条约之力量抵制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各国立场的倒退，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3）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制定及实施，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起到“实验田”的作用。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同时，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服务贸易理事会十分重视区域性协定项下相关规则的研究以资借鉴。例如，服务贸易理事会下设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工作小组就曾应世贸组织秘书长之要求，就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项下有关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进行考查，分别就其程序性规则和实体规则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以作为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相关规则之参考。2、区域主义为实现本地区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对区域外成员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1）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次优选择，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于对非成员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被“贸易转移”效应所抵消。所谓“贸易转移”是指由于区域性集团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使原来从区域外国家进口的服务转由区域内成员国进口，产生了贸易转移。这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给世界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块状”的区域性市场及相应的一体化规则人为地将无边界的技术区域化，对全球及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消极影响。当今世界，电信服务、金融服务和电子商务等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在统一的全球大市场内进行，地理上的距离已不足为障。在这一无边界的信息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已不足以促进甚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2）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服务原产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解决第三国“搭便车”乘机享受区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之便利，皆有严格之原产地规则规定。原产地规则除了产生贸易限制作用外，其管理也徒增行政负担及带给厂商额外的取证及举证成本，《欧共体罗马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澳新服务贸易议定书》以原产地规则来判定服务提供者之“原产地”（国籍），用以决定是否可以享受区域安排之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在欧美等国平均实际有效税率已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其贸易限制效果，相对已较轻微。服务贸易的歧视待遇，不仅出现在市场进入方面，而且存在于产品进入后之国民待遇中，而使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实施歧视性待遇之意义远大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之贸易限制较货物贸易为大。因而，服务原产地规则容易被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利用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工具，背离了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另外，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将与世贸组织的管辖权发生冲突。（3）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的差距。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议数量剧增的原因除提高地区经济效益与加强合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上发挥地区优势保证地区利益。经过多边贸易体制下多个回合的谈判，全球关税税率已大为降低，然而，各区域间各不相同的规则、标准及原产地规则构成了新的区域间壁垒。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及欧盟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的经济力量，正是这种争夺世界市场竞争的始作俑者，二者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加强对世界市场争夺的重要工具，相互较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从现今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来看，呈现出以美欧为轴心不断向外辐射扩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美欧处于这一格局的中心，操纵着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处于，最不发达国家往往被排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在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更不能同日而语，就服务贸易达成区域性安排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目前已达成的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进一步增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更处于劣势地位。欧美皆已是成熟服务经济，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尤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之金融服务及电讯服务方面，其共识使《服务贸易总协定》及相关附件得以顺利通过，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之劳动、雇佣服务自由化却又强制给予封杀。综合以上分析，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可谓利弊兼具。从国际社会的现实来看，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世界经济中的集团化和全球化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趋势，而是两种趋势并存，共同发展。基于国际社会的现实，在区域贸易协议与多边贸易体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系上，世界贸易组织确认了区域性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同时确立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首要的和主导的地位，将区域贸易协议的发展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之中。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作为国际服务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但不能取代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途径是：区域全球化而非全球区域化。如何约束区域服务贸易一体化，消除其负面效应，使其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是世贸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二、《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经济一体化”规定之评析乌拉圭回合谈判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将合作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签订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于区域一体化的存在及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是不可能回避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是仿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规则制定的。尽管在服务贸易领域，因为没有货物贸易中关税那样的对应措施，不存在如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那样的区分。《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明确规定：“本协议的规定不应防止其任何缔约方成为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的成员或进入该类协议”。同时，为了防止上述权利被滥用，协定也规定了一体化协议必须满足的条件和协定审查机制。（一）经济一体化协议必须符合的条件第5条第1款要求此类协定须（1）涵盖众多服务部门，即该协议在所涉部门数量、交易量和服务提供方面具有“实质性的部门范围”，为满足此条件，协定不应规定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2）各缔约方应在该协定生效或在合理时限内，通过1）在缔约方之间消除现有的歧视性措施和／或2）禁止新的或更多的歧视性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1条、第12条、第14条以及第14条之二下允许的措施除外），来在该协定涵盖的部门范围内不实行或取消第17条“国民待遇”意义上的“实质上所有的歧视”。第5条第2款规定在评估上述条件是否达到时，还可以将这种协定与有关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考虑。第5条第3款规定如果发展中国家为此类协定的参加方，则应依照有关国家总体和各服务部门及分部门的发展水平，在第1款所列条件方面，特别是其中（2）项所列条件方面给予灵活性。第5条第4款规定，对该协定外的任何成员，不得提高相应服务部门或分部门内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此外，第5条还就第三方利益的享有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全一体化加以规定。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相比，《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涵盖众多服务部门”的要求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中“实质上所有的贸易”的标准。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关于自由化程度的标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要求实质上所有区内贸易的“关税及其他商业限制”，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不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禁止新的措施，而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或禁止新的措施。正如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那样，对来自其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服务贸易的壁垒总水平，不应因经济一体化协定而提高。然而，区别就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壁垒不应在有关部门或分部门，也就是那些作出了具体承诺的部门提高。这种部门的具体性意味着，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情况相反，成员不能辩解说保护的平均水平或“总体影响”没有改变，而不管在单个产品（或分部门）水平上可能已发生变化。《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所仿照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4条，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缺陷，最大的问题是关键词语之表述模棱两可，不具有可操作性，给审查一体化协议和监督一体化组织的运行带来许多困难。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缔约各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就第24条个性问题达成了《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4条解释的协议》，完善了货物贸易领域世贸组织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也存在语焉不详之不足。任何一项区域性协议要成为《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认的经济一体化协议须符合严格的条件：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实质性的贸易自由化及对非成员不得提高其贸易壁垒。然而，由于许多关键性条款含义模糊，给审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例如，第5条第1款（1）项中“涵盖众多服务部门”（Substantialsectoralcoverage）之含义。其注释表明这一条件须根据服务部门的数量、受影响的贸易量和服务提供方式进行评估。此外，还特别指出不得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但就服务部门的数量和受影响的贸易量并无此要求。这隐含着二者可预先进行部分排除，但对于这两个要素，鉴于服务贸易领域统计资料的缺乏，难有客观数据来确定“涵盖”之标准。此外，“实质上所有（standstill）”、“在协议生效之日或合理的一段时限内取歧视性措施”之“合理的时限”、“更广泛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何确切解释，可否借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项下第24条相应词语的含义等均有待明确。（二）审查机制服务贸易一体化协定的审查机构是服务贸易理事会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第5条第7款规定，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应迅速将任何此类协定及其任何扩大或重大修改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它们还应使理事会可获得其所要求的有关信息。理事会可设立工作组，以审查此类协定及其扩大或修改，并就其与本条规定的一致性问题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在一定时限基础上实施的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还应就协定的实施情况定期向理事会报告。第5条第5款规定，如果在一体化的缔结、扩大或重大修正过程中，某成员打算退出或变更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具体承诺，且与该国的服务贸易表中规定的条件不符，该国至少应提前90天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并应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1条（减让表的修改）中所规定的程序。理事会下设的工作组审查试图组成加入或修改互惠协定的国家提供的有关信息，以确定协定是否与多边规则一致。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由工作组提出关于某一协定一致性的报告之后，理事会将提出“认为合适的建议”。然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挪务贸易总协定》的不同之处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4条在实施建议的时限“条件”上比《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有着更强硬的措辞。第24条要求，如果工作组认为一个临时协议中的计划或进程表不可能导致建立一个符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则的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那么该协议的签约国“不应维持……协定或使其生效，如果他们不准备按……建议修改协定的话”，此种条款在第5条中并不存在，这表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采取更为宽容的立场。从世贸组织对有关服务贸易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审查实践上来看，服务贸易理事会对已通知的12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目前仅有6个已提交给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就区域组织成员国所提交的报告进行磋商，是否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之要求尚无定论，另外16个协定尚未提交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况且，不少现行有效的涉及服务贸易的区域性协定还未通知世贸组织，这影响了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性贸易协定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和规制。事实上，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审查乏力早见诸于货物贸易领域，对货物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之审查皆流于形式，大多数有关区域安排之审查结果未最终形成一致意见，许多一体化组织的协定没有达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规定的标准，可是他们却照样实施自己的计划，尽管引起作为非成员国的第三国的强烈不满，但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仍采取宽容区域组织成立及运行之倾向，并蔓延至服务贸易领域。世贸组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约束乏力之事实与欧美等主要参与经济一体化国家之强硬立场密切相关。欧美区域整合程度走在其他国家及地区之前，其采取宽容立场以规避多边贸易体制之约束在所难免。综上所述，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对区域性协定加以规制，以保证其促进贸易发展，并不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负面影响。然而无论在条约规范之实体性约束还是在审查机制之运作上仍大大落后于服务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之现状，因而对区域安排在很多方面已不能提供必要之建议与规范，仍须进一步改革：首先，对法律规定争议性较大之重要概念，参照《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4条解释的协定》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加以补充规定；其次，强化审查小组功能及提高审查工作效率，按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对多边规则之影响程度，选择性集中资源对欧共体及北美自由贸易区有关服务贸易之安排定期审查，以发挥示范作用。世贸组织如果能有效规范欧共体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则对其他区域组织之问题，皆能迎刃而解。第三，世贸组织应提高审查报告法律强制效力。《服务贸易总协定》仅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可以就区域一体化进行审查和建议，但并未对有关审查意见和报告的约束性做出说明。因而有必要强化审查报告的约束力。当然，区域组织，尤其欧共体及北美自由贸易区之诚信遵守世贸组织规定及支持世贸组织之改革，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问题之最佳解决之道。据此，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更加发挥其正面功能，尤其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并提供世贸组织“先行经验”，藉由区域自由化、阶段自由化达成多边自由化之目标。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贸组织之互动关系，仍将呈现一种相互竞争又相辅相成之共生现象。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深化，世贸组织规范区域贸易协定之改革，仍须进一步努力，以建立一规则导向之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7
[关键词]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更是得到了迅猛扩展。然而,国内外学者们对国际贸易法的确切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歧异颇多。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
一、国际贸易法调整的
“国际贸易关系”的内涵和外延
(一)“贸易关系”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贸易关系是因国际贸易法的主体即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公司或个人之间进行管理、协调或从事货物、技术和服务的交换活动中产生的。一般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公司、企业或个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国家在其管理对外贸易活动过程中同企业、公司或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贸易”一词,从本质上讲就是“买卖”,其内容从狭义讲,指货物买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支付。从广义讲,“贸易”则包括货物买卖、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传统上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仅限于狭义的货物贸易,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断扩大深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技术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交易主体进入市场,技术贸易由此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劳务合作向纵深发展,服务贸易一词开始引入,并先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性贸易协定,后在wto一揽子协议中得以正式确立。[1]p4目前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涵盖了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我国多数学者也持这样的主张。众所周知,任何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外乎三大类,即物、行为(结果)、智力成果(非物质财富)。将国际贸易法的调整对象囊括所有的客体,包括货物(物)、行为(服务)与智力成果(技术),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法发展的必然归宿。当然,对“贸易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西方有些学者对物、技术等交易,也调整外国投资、国际金融等经济关系。[2]我们认为尽管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和国际贸易法都是国际经济法的分支,而且投资、金融与国际贸易也有紧密的联系,有些经济交往常常是三者的结合,如法国某公司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工厂,成套设备安装成为合同的标的,还要涉及到投资金融等问题,但不能就此认为这些都在国际贸易法的调整范围内。其实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有质的区别,“贸易”的含义就是“买卖”,“买卖”(sale)是指通过当事人的合意一致而将某物所有权或某土地权益或某无形财产权益从一方当事人转移至另一方当事人,以取得金钱价值。[3]p794“投资”(investment)是指为获得能够保值或增值或产生收益的物品或权益而做出的货币支出。商业和工业投资主要是通过获得新型建筑、机器和设备而进行的。[3]p465“金融”(finance)是指通过支付现金、发行股票、债券、设定抵押等方式提供资金。[4]p553尽管在国际贸易中也会涉及价款的支付等,但那只是对国际贸易关系顺利进行的辅助,并不是国际贸易关系的主要方面。
(二)“国际”二字的理解
如前所述,国际贸易法调整的国际贸易关系,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货物贸易,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因其交易对象的不同,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人们对国际贸易关系中“国际”二字,也因其不同的交易对象有不同的理解。
1.货物贸易。 国际货物贸易通常是指跨越国境的货物买卖。常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分处在不同的国家为标准来界定“国际”二字。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人主要或绝大部分是公司企业,或是经过商业登记的个人,他们通常在其营业所进行经营活动。当事人的营业所客观而实在,便于国家对当事人的监督和管理。因此,以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的国家作为国际货物买卖的判断标准,比较合理。以当事人的“国籍”作为合同国际性的判断标准也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也是人们常识上易于接受的。“国籍”可以使合同当事人隶属于一定国家的支配和保护。但像前面所说的,国际合同的当事人绝大多数由法人来充当,法人的“国籍”各国有不同的确定标准,再加上跨国公司的存在,使法人的“国籍”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跨国公司在奉行不同的确定法人国籍标准的不同国家便有不同的国籍,这往往就掩盖了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国际交易同有关国家的真正联系。鉴于此,在一些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中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明确规定,以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的国家为“国际性“的判断标准。[5]p3
2.技术贸易。 技术贸易的国际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些学者认为“国际”至少有三层含义:(1)跨越一国国境的技术贸易;(2)受方和供方不居于同一国之中的技术贸易活动;(3)受方与供方虽居于同一国中,但其中有一方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受到外国公司其他方式的控制。[6]p10其中第2种情况下,如果受方取得技术的目的,仅仅在于把它交给自己设在供方所在地的分公司使用,则技术本身并未跨越国境。在第3种情况下,技术仅在一国境内转移,完全没有跨越国境。在联合国贸发会议起草《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时,发达国家组成的b组国家与由77国集团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组成的d组国家对此问题,一直争执不下,只在《草案》附录中列举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作为技术贸易主要供方的b组国家,希望尽量缩小技术贸易的范围,坚持“跨越国境”的定义,即国家技术交易就是跨越国境的技术交易。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的技术转让没有跨越国境,不属于技术贸易,以此来回避有关国家的控制和管束。而77国集团和d组国家,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技术贸易的受方,则希望尽量将技术贸易的范围扩大,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进行的技术交易,也应属于国际技术贸易,以便更广泛地将各种涉外技术交易纳入本国的法律管辖和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太大,以至于在技术贸易中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技术供方常常滥用其优势地位,因此受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受方的合法权益,对技术贸易的干预常常强于对货物贸易的干预,而技术供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的权利,也会对交易进行干预。各国往往对国内技术交易和国际技术交易制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对于国际技术交易的干预更强一些。如我国,对于国内技术交易起初由1985年制定的《技术转让条例》来调整,后来1999年《合同法》生效后,《技术转让条例》失效,由《合同法》调整。而国际技术交易则由2001年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调整。根据该《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对“技术贸易”国际性的理解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7]p279由此看来,我国立法采用了狭义的“跨越国境”的解释,目的是促进先进技术的引进。
3.服务贸易。 由于服务本身的特点,其“国际性”并不像国际货物贸易那样明确,货物的国际贸易涉及货物从一国
到另一国的物理流动,而国际服务贸易并不一定越过不同国家的实际边境。[8]p147在许多情况下服务不需要流动也完全可在进口国内提供。比如,专业咨询服务,服务出口国的专业人员可在进口国现场提供。有时,在进口国建立了分支机构、附属公司等,则提供服务在当地进行,服务不需要跨国界。为此,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就如何界定服务贸易的—68—
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法学研究“国际性”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坚持对“国际性”的广泛解释,“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都属于“国际性”,而且两者不必同时符合,只要符合一项就是“国际”的服务贸易。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把服务贸易项目纳入国际谈判。而以印度和巴西为首的10个发展中国家则坚守对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的狭义定义,即居民与非居民所进行的跨越国境的服务购售活动。强调必须同时符合“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项条件。这样就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优势项目,如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事务等不必跨越国境的交易排除在外,而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优项目,如劳动密集型的建筑工程承包等。[1]p781-782经过艰苦的谈判,在最后由128个国家和领土签署生效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ftradeinserv-ices)中把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以下范围:(1)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的服务;(2)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服务消费者提供的服务;(3)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4)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存在提供的服务。从这一规定看,国际服务贸易似乎采用了“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个标准来判断“国际性”。
二、国际贸易法是调整
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从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不仅包括横向的交易性规范,还包含大量的纵向的管理性规范对此问题,国外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有“国际贸易法之父”之称的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m.schmitthoff)认为:国际贸易法调整国际商事关系不是在公法方面,而是在私法方面,如国际货物买卖,陆上、海上和航空运输、保险等方面,实现对国际商事关系的调整。[9]p32在美国的法学教育和国际商法。[10]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只包括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加拿大的学者也是这样的主张。[11]我国大部分学者却认为:所谓贸易法是指传统的商法加上国家干预商业贸易活动的全部法律的总称。[12]p3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既包括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性质的商事规范,也包括一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管理贸易关系的公法性质的管理规范。施米托夫的主张坚守贸易的本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却忽略了国际贸易法不断发展的事实,也混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的主张,虽划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却同样忽略了国际经济贸易交往的事实。不能否认国际贸易法是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法与国际商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国际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是指那些往返于商业交易所在的文明世界的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国际商业界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9]p4当时国际商法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国际性,它是各国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具有职业性,它是专供商人在商业交易中适用的法律,因而被称为商人习惯法;三是具有自发性,它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杂乱无章的情况下,从习惯性做法中自发形成为普遍接受的惯例。随着国家观念被普遍接受,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将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范畴,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但商法的国际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商法完全并入国内法。正如曼斯菲尔德在审理皮里诉皇家外汇保险公司(pellyv.royalexchangeassurance)一案时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法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因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从推理和正义所得出的结论也应是普遍相同的。[9]p11而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一样,起源和发展也是建立在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基础之上。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了各种管制经济贸易的政策措施,使一系列有关管制商业和贸易的法律在传统的商法范围之外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类的法律数量日渐增多,其中主要包括反垄断法、税法、外汇管制法、反倾销法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等。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一门新的法律学科就出现了。196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由国际法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就国际贸易法问题进行了讨论,为国际贸易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奠定了理论基础。[13]p4后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国际贸易的统一法,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公约》等。目前国际贸易法已趋成熟,并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及世界贸易组织一揽子协议的达成就是国际贸易法不断成熟和发展的一个很好例证。应该说,国际贸易的三大领域的国际贸易法律规范,都应包括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两大部分。但因为三大领域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发展的历史不一,所以国际货物贸易法发展得最为充分,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都相当发达。而在国际技术贸易,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中表现得不那么充分。一方面,货物贸易中的合同制度可以同样适用于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任何贸易的开展都需要交易双方在合同基础上履行义务、享有权利;另一方面,无论是技术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一般都与货物贸易相关,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贸易规范(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就规定在货物贸易规范当中,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定也仅限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在服务贸易中,由于服务贸易的范围较广,原属于货物贸易法领域中的部分内容,按服务贸易的定义,应属于服务贸易领域,如货物运输、货物保险和货款支付,但从贸易程序和结构上来看,以统一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为好。这些情况就造成了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中主要是管理规范的现状。[8]p7
(二)从法律规范的形式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既包括国际公约、国内立法,还包括国际贸易惯例。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法就是“贸易的国际法”,所以其表现形式只限于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两种。[9]p249我们认为,这种主张过于拘于国际贸易法的字面含义,和国际贸易法发展的现实不符。诚然,国际贸易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性。但随着国家概念的普遍接受,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把商人习惯法并入了国内法的范畴,成为了国内法的一部分。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于1673年编篡了《商事敕令》,1681年编篡了《海商敕令》,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1861年德国颁布了《统一票据法》,1897年通过了《商法典》。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专门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统一法。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间通过外交会议缔结了许多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条约。与此同时,某些国际组织或商业团体把国际贸易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或先例编篡成册,或加以解释,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国际贸易统一惯例。国际统一贸易法出现后,即使是发展得相当完善的现在,由于国际贸易的某些领域尚未制定出统一的规则,或者现有的统一法规则未能被所有国家或所有国际贸易当事人所接受,还有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关系或国际贸易纠纷,仍需依照有关国家的相关的国内立法来处理。[14]p7
1.国际条约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条约可以是双边的或多边的,也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在
性质上可以是商事规则,也可以是管理规则。作为国际贸易法表现形式的国际条约可以是专门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也可以是部分内容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各类:金协定》、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中的相关协定。
(2)在国际货物买卖领域,主要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74年《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及其1980年《修订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1985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
(3)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主要有1924年《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1968年《关于修订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维斯比规则)、
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公约)、1955年《修改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海牙议定书)、1961年《统一非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约》(瓜达拉哈拉公约)、1951年《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协定》(国际货协)、1961年《关于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国际货约)、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
(4)在国际贸易支付方面,主要有1930年《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支票统一法公约》、1988年《联合国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
(5)在技术贸易领域,主要是一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公约,包括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79年第7
次修订)、1891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79年第7次修订)、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
第7次修订)、wto体制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
(6)在服务贸易领域,主要有wto体制下《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后通过的各项具体协议等。
(7)在解决国际贸易争议方面,有wto体制下《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仲裁规则》等。上述各项国际贸易的条约或协定要得到适用,各国一般根据公约本身的性质或是公约的要求,采用两种方式。对于一些具有私法性质,直接规定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公约,一经缔约国批准,直接并入各国的国内法体系,在缔约国有直接的效力。对于那些具有公法性质,管理协调国家之间贸易政策的公约,一般都要经过缔约国转化,通过一个国内立法将公约转化成国内法,才能适用。
2.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为国际贸易交易当事人承认并遵守的原则和规则。[15]p6国际贸易惯例原本是不成文的,尤其是在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与支付等领域均有大量的不成文惯例,但由于这些惯例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增强已为人们所认识,一些民间组织将一些重要的国际贸易惯例加以整理编篡成文,以便人们理解、掌握或选择适用。目前已被编篡成文的重要惯例有: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的2000年版)、
1933年《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1994年版)等。国际贸易惯例的最大特征就是,在性质上它不是国际条约或国家立法,一经当事人选用才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在表现形式上,除上述成文或不成文的有关国际贸易活动的规定外,还包括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贸易协会等制定的示范法、统一惯例、统一规则、标准合同等。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统一国际私法协会制定的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方式不外乎有三种:当事人选择适用;强制适用,就是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商业合同关系直接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法学研究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如西班牙和伊拉克的法律都规定,一切进出口贸易都必须受《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约束;[16]p323补充适用,就是在相关国内法或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由国际贸易惯例补充,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在我国法律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贸易惯例。
3.国内立法 国内立法也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前所述,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的国际立法,但这种国际法律规则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国际贸易关系,更未能约束所有的国家。另外,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效力皆来自国内法的规定。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国内法仍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国际贸易的国内立法可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指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经贸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如进出口许可制、关税、商检及货物的监管等法律规则。私法规范调整平等主体间因签订对外货物买卖合同、对外货物运输合同、对外运输保险合同、对外技术转让合同、对外服务贸易合同等而产生的关系,它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等价有偿的合作关系。关于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的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在国内法和条约的相互地位关系上,有的国家认为国内法的地位优于条约,如阿根廷1843年《第48号法律》第21条规定:阿根廷法院和法官执行职务时,应依本条所规定的优先顺序,适用宪法作为本条的最高法律,然后适用国会已通过或可能通过的法律、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各省的个别法律、本国过去适用的一般法律和国际法原则。有的规定国内法与条约地位相等,如美国,根据美国法院解释和适用《美国宪法》第6条第2项的判例法,条约和国会制定法都是美国法律,但和宪法相抵触的条约,和与宪法相抵触的制定法一样,在美国法上都无效。有的认为条约的地位优于国内法,如法国1958年《法国宪法》第55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威,但以缔约它方实施该条约或协定为条件。有的甚至认为条约不但优于一般的国内法,而且也优于国家宪法,如荷兰1953年的《荷兰宪法》规定,条约的地位不仅优越于一般国内法,而且也优越于宪法。[17]p330至于国际贸易惯例,多与当事人的选择有关,它不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如果当事人选择了国际贸易惯例,它就具有优于国内立法的效力,当然这种选择应在一个国家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在其他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替补的效力,也就是说,在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都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但也有少数国家给予了国际贸易惯例强制性效力,如西班牙和伊拉克。作为国际贸易法的三种表现形式,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国际条约如果被缔约国纳入其国内法体系,可以消除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冲突;国际贸易惯例不仅是解决各国法律分歧的一种补充方法,而且也是使本国的国际贸易业务不受外国法律管辖的一种办法。[12]p6而国内法是真正反映国家经济利益的法律,其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的需要。这三种表现形式均有其作用。综上所述,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国际贸易法作为规范国际贸易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涵盖了国际货物、技术与服务三大领域,而且既包括国际法规则,又包括国内法;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法规范;既有实证性规范,又有国际贸易惯例这样的“软法”。可以说,它是一个内容庞大、发展较成熟完善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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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8
论文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新趋势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贸易竞争的重点正在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如果一个国家在服务贸易上赢得先机和主动，它就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取得了优势。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激烈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中，国际服务贸易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和把握这种趋势，对于积极推动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
(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加速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各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国际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世界贸易组织《2006国际贸易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期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均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7.8%，大体持平。但是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平均增速开始高于货物贸易，20世纪80年代后期年均增幅更是高于10%。到了20世纪90年代，服务贸易平均增速呈波动下降趋势，约为6%，恢复到与货物贸易基本持平的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服务贸易出口进入稳定增长期，增幅开始逐渐回升。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但快，而且还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约为20%，在20世纪90年代上升到25%左右，21世纪初则上升到33%。从各国国内的情况来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就一直在60%以上。
未来几年，在各种推动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首先，wto预计21世纪前10年，服务贸易将会继续快速发展;其次，随着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与规模也将继续扩大，转移重心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其中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服务业和信息、电子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是产业国际转移的重点领域。预计到2010年，服务业将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世界产业结构升级将必然驱动服务贸易更为迅速的发展;再次，货物贸易保持增长趋势，wto预计未来十年，年均增长率可达6%左右，将会直接拉动与其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等服务贸易部门贸易量的快速发展。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务业，国际投资倾向于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服务外包等新的贸易方式的兴起、全球及区域服务贸易壁垒的逐渐削减也为世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高科技化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服务贸易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高科技化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服务贸易主体逐渐向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倾斜。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6国际贸易数据》，1990年至2005年，运输服务占国际服务贸易的比重从28.6%下降到23.3%，旅游服务占比从33.9%下降到28.9%，而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为代表的其他服务类型占比则从37.5%逐步增长到47.8%。
目前，国际高科技领域发展最快的是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以新兴服务贸易部门为主的其他服务蓬勃发展，充分反映了信息技术革命对新兴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和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一系列新兴服务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增强了服务活动及其过程的可贸易性，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会计、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扩张。
由于世界服务贸易以高新技术为载体，所以服务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世界服务贸易将逐渐由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传统服务贸易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这一趋势是因为知识型服务产品具有极强的可流通性。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存在形式的数字化、编码化，知识活动方式的计算机化和网络化，刷新了知识与产业及经济的关系。现在，低成本、高宽带的通信设备，数字化网络与先进的集成软件系统等，正在使原来难以或不能进行的服务成为可交换的对象。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认为：在不久的未来，美国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将属于用知识来服务的工作。
(三)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本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商品结构方面，发展中国家在普通劳动力输出、建筑工程承包、部分旅游服务业等领域占有较大的优势。与此同时，一些技术、经济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发展技术层次较高的服务贸易，在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也在加大投入，发掘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其中中国、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等国已经逐步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服务外包中心。相应于此，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正在增强。尽管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地位趋于上升，但是发达国家
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更能体现服务贸易国际地位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量来看，自1980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一直居服务贸易出口前5名。2005年，这五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合计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7.2%，服务贸易出口前十位国家中仅有中国、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即使从服务贸易进口总量来看，发达国家也占据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仅有中国入围前十强。
存在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规模仍较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业起步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主要是旅游、运输等传统的服务业，发达国家则主要转向“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业中的最大差距所在。这种格局明显地体现在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中：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服务贸易逆差国，而发达国家则长期保持着服务贸易顺差。这一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有显著的改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化、服务贸易结构的技术知识密集化、竞争的信息比较优势化及贸易政策的进一步自由化等趋势的日益明朗，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不但不会改变，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强化。
(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自由化
服务贸易占各国经济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服务贸易发展整体趋于活跃。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必然要求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这就要求各国进一步开放其市场。为了能够在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世界各国纷纷鼓励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经济结构已基本实现服务化，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以及服务业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均己超过65%，其服务贸易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70%以上。发达国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性贸易组织，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
wto多哈回合谈判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谈判中服务贸易都成为主要议题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是大势所趋。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及趋利弊害也推动着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和本国经济的发展。如何在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增强本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将成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关注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中最大限度地获得本国国家收益，各国政府一方面出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不断削减本国服务贸易壁垒，履行在服务贸易方面所做出的承诺，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服务业的发展，抵御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本国可能产生的冲击，各国纷纷采取了直接或间接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这些保护措施在形式上和方式上都比以往更隐蔽、更具有欺骗性。服务贸易领域的保护程度实际上也在变相提高，由此形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保护并行不悖的局面，世界服务贸易领域的利益格局也就在各方博弈中重新形成。我国应对国际服务贸易新趋势的策略
(一)坚持开放与适度保护的辩证统一
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可以吸收大量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培育新的服务业，提高国内服务业水平，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还可以扩大我国的服务出口，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但中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总体水平低，许多行业还处在幼稚时期。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构建当中，服务市场发育还不完善，服务企业竞争力弱，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内还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服务业进行自由竞争。所以只能在适当的贸易保护条件下，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由于服务贸易本身的特殊性，各国多数未完全将其服务贸易政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协调、统一各国的有关服务贸易政策不容易，达成国际服务贸易统一法更难。相对而言，双边或多边谈判往往更易达成协议。我国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起草者和创始方。我国已与其他各方谈判了服务贸易减让，在服务贸易的政策立法上，也已考虑好总协定的原则和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继续在互惠原则基础上进行服务贸易谈判，就越发显得重要。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多边谈判，在承诺市场准入的同时，力争对自己发展有利的条件。
市场准入是经过谈判后根据所做出的具体承诺而生效的，不是普遍的义务，因而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在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我国可以提出合理要价，即对要求我国开放服务市场的国家，我国亦应以开放对等的条件向其提出较多的市场准入要价，做到攻守平衡。这一策略可为我国需保护的服务部门提供制定具体措施的基础。在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具体行业的选择中，有选择的、适度的开放国内服务市场本身就是对未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客观上形成保护。首先是在行业上要有所区分：根据各国的经验，宜先开放旅游、劳务承包、商贸等行业，而后开放金融、电信等行业。其次在提供方式和具体内容上要所有区分。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发生方式也有“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对于金融服务，其以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方式发生的辅助性服务应先于核心服务进行开放;对于电信服务，先开放增值电信服务，特别是卫星通信、数据信息交换、视频通讯服务等;商业存在可先以合资或参股形式进行;对于专业服务，以商业存在方式发生的，应做好业务范围和地区范围两方面的开放试点，然后逐步推开。再次要分地区有选择的开放。我国是个大国，其对外开放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可以先在局部地区搞好试点，然后再决定是否推广，以此降低风险。
(二)健全服务贸易相关法律体系
我国服务贸易的大部分领域只有行政和部门法规加以规范，存在多头立法、相互冲突、缺乏透明度等弊端;立法尚未成体系，不少领域还是空白，主要的服务行业(如旅游业)却尚无立法部门;即使已颁布的一些有关法律法规，也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对在华服务贸易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规定较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定;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规范文件，不仅立法层次低而且影响到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一些规定和国际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应尽快完善服务贸易法律规章，建立不同层次、内容齐备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为我国服务贸易的迅速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加快各服务部门的立法进度，并强化相关司法工作，尤其是至今立法仍然较薄弱的部门，如旅游、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等部门;同时应规范已有的部门规章，减少相互冲突之处及其中漏洞;完善立法过程中，还应从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出发，注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原则制度相接轨，减少我国现行立法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差距。
(三)在重视发展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我国有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扶持我国已初步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对一些目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服务部门，也可发挥比较优势，在亚洲邻国和非洲、拉美较落后的国家寻找机会，争取一定的市场份额。比如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发展国际旅游等。同时，我国的服务企业，还应正确处理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主要是服务态度与服务理念的转变，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有效利用外资与外国先进技术，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增强大企业实力，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
促进企业联合重组，实行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多式联运等新型业态。还应放手发展中小企业，鼓励经营方式灵活、服务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发展，满足多层次的服务需求。与此同时，我国应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把服务业发展重点逐渐转移到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结构，立足于未来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信息、咨询、法律服务、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行业，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要重视改造传统产业，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实行分类指导，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着重改造旅游、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餐饮、农业服务等行业，提高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
1.邓力平，陈贺菁.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9
在现有的wto框架下，对服务原产地的确定主要依赖于GatS相关条文的理解。1994年4月15日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英文简称GatS）为服务贸易国际化、自由化及法制化奠定了基础。GatS对服务原产地的界定是以服务提供者的原产地为基础的，根据GatS第28条(g)(j)(k)(l)(m)(n)的规定：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服务的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这两种模式下服务的原产地问题便转化成如何界定另一成员的自然人和法人问题。“另一成员之自然人”是指居住在该成员或任何其它成员境内之该成员自然人，且依该成员之法律系该成员之国民或在该成员有永久居留权者；“另一成员之法人”分两类：第一类是依该成员之法律所设立或组成，且在该成员或其它成员境内从事实质商业行为者；第二类是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者，是指该成员之自然人所拥有或控制者或者由该成员法人所拥有或控制且满足相应的资本控制标准的。GatS仅仅是框架协议，具体的原产地规则需要由wto成员通过谈判制定。尽管服务发展迅速，但是服务贸易谈判速度却不尽如人意，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统一明确的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
我国对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探索和实践
迄今为止，我国也没有制定完整的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只是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实践。
中国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方面起步较晚。步入21世纪，我国开始了研究、谈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积极参与各种形式和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截止2011年，中国已经签订了10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和1个优惠贸易协定《亚太贸易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其贸易额约占中国贸易总额的20%。在我国签订和实施的11个区域贸易协定(RtaS)中，除了亚太贸易协定外都涉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内容（见表2）。
Cepa是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分别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其最大的特点是单向优惠，即内地对港澳给予优惠，但不要求港澳给予内地反向优惠。它是目前中国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Cepa没有专门的服务原产地规则，只是在《安排》的附件五《关于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中对“服务提供者”进行了专门的界定和相关程序的规定。Cepa对服务原产地的判定方法参照了GatS，通过确定服务提供者的国籍来判定服务的来源地。它将服务提供者分为两种形式：自然人与法人，其中对自然人服务提供者的资格限制并不多，除了在某些特殊领域如医疗及牙医服务有特殊要求外（对毕业院校，行医资质和行医年限等有具体要求），仅仅规定须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永久性居民。这样的规定比较GatS对自然人服务提供者要求的“国籍+居住地”的标准要宽松些。Cepa对法人服务提供者采用“注册地+实质性经营地”标准，并且从业务性质和范围、经营年限、利得税、业务场所、雇用员工五个方面规定了符合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具体标准。在港澳登记的外国公司分公司、办事处、联络处、邮箱公司等，都不属于港澳服务提供者。这些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不是港澳法人的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和专门设立的空壳公司对内地服务市场的冲击。这样的规定比较GatS对法人服务提供者的要求要严格。总体来说，在考虑了内地是否会受到过度开放冲击而制定的Cepa对服务原产地的规定严于GatS，也严于之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因为中国内地在很多敏感服务贸易领域还处于需要保护的阶段，如果外国公司在港澳设立公司并且进行所谓的“实质性经营”，即可享受到内地单向提供给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包括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服务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和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Cepa对服务提供者的标准会进一步放宽。
eCFa是大陆与台湾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是为推动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作出的特殊经济合作安排。框架协议确定了未来两岸经济合作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规划，内容涵盖了两岸间的主要经济活动。由于服务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部门，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大陆和台湾也将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纳入框架协议，并通过服务贸易早收计划在一些部门率先实行市场开放，将区域经济合作逐步推向深入。eCFa体现了“双向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两岸承诺循序渐进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eCFa没有专门的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只是为适应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的需要对服务提供者作了规定，并且该规定只适用于以商业存在模式提供服务的服务提供者。与GatS一样，eCFa也是通过确定服务提供者的国籍来判定服务的来源地。eCFa将服务提供者分为两种形式：自然人与法人。eCFa对自然人的资格限制并不多，仅仅规定须为持有两岸任一方身份证明文件的自然人；而作为法人的服务提供者，是指根据两岸任一方相关规定在该方设立的实体，包括任何公司、信托、合伙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或协会（商会）。同时，eCFa从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性质和范围、经营年限、缴纳税款、业务场所四个方面规定了符合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具体标准。这些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第三方“搭便车”对两岸服务市场的冲击。
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均无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也没有像Cepa和eCFa那样通过专门附件对服务提供者作专门的界定和相关程序的规定，只是在服务贸易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贸易章节中以定义的形式对服务提供者作解释。具体规定与GatS第28条基本一致，通过确定服务提供者的国籍来判定服务的来源地，服务提供者分为两种形式：自然人与法人，对自然人国别的认定采用“国籍+居住地”和“永久居留权+居住地”两种办法；对法人国别的认定，在一般情况下以“准据法地+实质业务活动地”为依据，对于商业存在模式提供的服务适用资本控制标准。综上所述，我国对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研究和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具体原产地规则的构建，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中的贸易效应的分析和验证，如何让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领域发挥巨大作用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国应在原产地规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当今的国际贸易主要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RtaS)体制两种体制下运行，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成为各国贸易政策的重要选择。我国在服务贸易发展中审时度势实行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积极加入wto，入世十年来，我国全部履行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并以此为契机颁布实施了一些政策法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另一方面，我国在RtaS框架下的服务贸易开放也不断增多，先后与1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个包含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见表3），2010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3624亿美元，其中出口1702亿美元，进口1922亿美元，分别排在第四位和第三位，服务贸易逆差明显减少。2011年11月28日，商务部正式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至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的目标。
尽管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我国的服务贸易仍然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总体水平。首先从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看，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小，远落后于货物贸易。以2010年为例，服务贸易仅占当年贸易额的10.9%，与世界平均值19%相距甚远（见表4）。其次从服务贸易结构看，结构单一，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2010年我国传统服务行业包括旅游和运输服务占比67.9%，仍占主导地位。我国服务贸易仍以传统服务部门为主，资本、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产业发展不足（见表5）。综上所述，中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总体水平低，许多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中国服务贸易未来的发展，从外部层面上看，应继续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积极开展多边区域服务领域合作。
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发展秩序仍然很混乱。国际服务贸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表现出较为严重的不平衡性。少数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上具有垄断优势，而发展中国家表现为相对劣势。从服务贸易额看，以2010年为例，世界服务贸易排名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很小（见表4）；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多集中于附加值高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如数据处理、金融、电信以及各种专业化服务等，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则多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的服务，如工程劳务、旅游等。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他们在服务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中获取的利益不对等。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必将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是长期趋势。在服务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也在通过wto和区域性贸易组织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GatS纳入wto规则之后，服务贸易进入了可以预见的、较为公平和透明的发展时期。但GatS仅是一个框架协议，对于市场准入，GatS允许成员国先作出初步承诺，然后再进行减让谈判来循序渐进地推动自由化；对于国民待遇，GatS允许成员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选择承担国民待遇。可见GatS对于服务贸易的约束有很大弹性，这就为各国进行服务贸易保护留有余地。目前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各种壁垒比商品贸易多达2000多种。由于服务贸易保护无法采用关税手段，只能采用国内政策、法令的改变手段，这使得服务贸易壁垒更具隐蔽性。
服务原产地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可行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途径。一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完善过程中，服务市场发育还不完善，服务企业竞争力仍比较弱，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难以在世界服务市场上接受全面的自由竞争，只能在适当的贸易保护条件下，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另一方面，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各国的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2001年11月的多哈会议上，服务贸易被纳入一揽子谈判议程，也制定了时间表，但谈判速度不尽人意。应对这一趋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总是一味地保护，而是要加强对策研究，完善服务贸易发展体制，逐步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原产地规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在货物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此，将原产地规则与服务贸易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可行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途径。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篇10
关键词：服务贸易市场拓展对策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服务贸易在一国经济活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拓国际服务市场，不仅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的要求。
一、发展服务贸易是保持我国外贸优势的迫切任务
我国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额每年以30％的速度高速增长，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入世三年来，我们正逐步履行入世前开放我国服务业的承诺。无论是从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来说，还是从适应国际竞争来看，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扩大服务贸易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充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扩大差异产品，积极发展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更具有改善当前我国贸易结构的现实意义。总之，发展服务贸易既关系到未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了以金融、零售业、旅游、民用航空运输、房地产、租赁、专家服务和咨询、基础电讯为主的进口服务行业，和以国际旅游、国际金融与保险、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国际运输为主的出口服务行业。在服务质量体系基本形成的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各业的运行机制也在不断改变，为我国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总的来说，我国服务贸易市场和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进程及发展速度都是比较快的，也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绩。但是，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存在一些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服务技术的进步，国际服务贸易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服务结构朝着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与科技有关的服务业和以高科技术为手段的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我国在现代服务贸易领域起步较晚，尚处于较不发达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远洋运输、劳务工程承包和旅游等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越的部门。
2.2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服务贸易立法步伐，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民用航空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一批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对构筑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通行规则需要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管理的服务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服务贸易的立法未成体系，不少领域还是空白，即使已颁布的一些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也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对在华外国服务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规定较少或没有规定；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容规范文件，不仅立法层次低，而且影响到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有一些规定与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2.3服务贸易专业人才匮乏
现代服务业已逐渐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需要大批专业扎实、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员。但由于中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服务提供者只需具备一般的文化素质或经过简单培训后就可以上岗；加之对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够重视，导致目前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这种人才供给状况不能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削弱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三、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市场的策略
3.1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服务业改革和创新
要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相应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契机，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引进新的经营方式、新的服务理念和新的服务产品，促进服务业经营方式的现代化。要继续深化服务企业的改革，优化企业组织结构，积极促进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的形成，鼓励经营方式灵活、服务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
3.2大力调整服务业结构，提升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深化服务业各领域的产业划分，引导服务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积极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需求潜力大的行业，形成新的增长点。优先发展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支持国民经济高效运行的生产行业。
3.3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服务业的技术创新
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后，资金与技术缺乏是主要的障碍因素，现代服务业的很多部门越来越成为资金与技术密集型的部门，如金融、电信、航空运输、海洋运输等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要用到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各种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