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的意义篇1
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就诗人的占籍来进行统计，但占籍并非对所有诗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占籍本身就有许多难以确定处，比如依据惯例，“籍”是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于某地居住几代称之为某籍才比较合适呢？是父、祖，还是曾祖、高祖？本文统计虽然以祖居之地为准，但考虑到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所以也兼顾到父辈的情况，比如韩?w(1159-1224)，祖籍开封雍丘，其父韩元吉(1118-?)南渡后已徙居信州上饶，很显然，信州上饶对于出生于南渡三十余年后的韩?w来说，其意义要远比开封雍丘大得多。职是之故，将韩?w划入信州上饶似更合理些。同时，由于统计上的困难，本文暂时只能以今日之省份来统计北宋时代诗人之占籍，而未能恢复到宋时的路、州、军、县的状态，这无形中又给分析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不过从所做的分析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和说明一些问题的。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定量化的分析永远只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一
先从动态化的地理分布说起。
为分析之需要，试将北宋分为四个时间段：第一期：太祖、太宗、真宗时期(960-1022)；第二期：仁宗时期(1023-1063)；第三期：英宗、神宗、哲宗时期(1064-1100)；第四时期：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各期时间大体保持均衡。但诗人的时期归属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很难整齐划一。本文则略依诗人及第之年为界，自及第后或稍晚，为其人所属之时代。这是划分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因具体情况又不得不略有调整，比如各期交替之际可能会有交叉，情形也比较复杂一些；再如北宋开国之初，许多诗人原由五代十国入宋，而北宋末则又有相当大的一批诗人跨入南宋，这都是难以处理的。诗人之分期不易，此处统计仅存其大者，因而表中所列数字亦可有上下浮动之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时期(960-1022)为唐、宋诗过渡时期，诗风和前代相比变化不大，至真宗后期，宋诗始变。试将本时期诗人之地理分布作一统计如下（见表1）：
【说明】表中所列仅为可以考知占籍的诗人，无可考者均未列入，这后一部分人数亦相当可观，四个时期分别为：193人（±）、234人（±）、291人（±）、257人（±），总数约为975人。此外，表中所列“科第”一类范围较宽，除进士外，还包括诸科；除常选之外，还包括制科以及三舍赐及第出身者。
据表1所计，依其数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将此二十个省份分为五组：第一组为河南、福建、浙江，人数约在60-75人之间；第二组为江西、山东、河北、江苏、四川、安徽，人数约在30-40人之间；第三组为陕西、山西、湖南、广东，人数约在15-25人之间；第四组为湖北、甘肃、广西、天津、北京、上海、辽宁，人数约在10人以下。
本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地理分布之范围相当广，共涉及二十个省份，这差不多就是北宋时诗人分布的最大范围（据《全宋诗》统计，整个北宋时期诗人分布共及二十二个省份），而且各地诗人数亦相差无几。尤其是北方几个省份，如西北的甘肃，北方或东北的天津、北京、辽宁，这些地区在此前的中国诗歌史中很少有诗人出现，而今这里却出了诗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意义却不可忽视。造成这一分布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晚唐五代以来动荡不安的时局。自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盛一日，至唐末五代，遂演变成一分裂格局，不仅中原地区不能幸免，即使一些边远之地或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亦被卷入这场争战中，成为此一时期各不同地域之主角。比如北方之五代，其中后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勖）、后汉刘氏（刘知远），均为沙陀人；后晋石敬瑭出身不详，或说为西域石国之后裔。政治上的这种碰撞和“沟通”也同时意味着文化上的碰撞和沟通，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边缘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时参与到“文化主流”中来，比如《全宋诗》中收录的一些边缘地区诗人或少数民族诗人，也说明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如郭从义(909-971)，其先本沙陀部人，后家太原（今属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传；窦仪(914-966)，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后晋天福中进士，《宋史》卷二六三有传；赵文度(914-974)，蓟州渔阳人，《宋史》卷四八二有传；马文斌，敦煌（今属甘肃）人，太祖开宝三年(970)前后为沙州归义军节度押衙知司书手（见《全宋诗》第一册）等。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样，动机和背景也有所不同，但都因为特殊之政局而与中原文化有了接触。这是从边缘文化汇入主流文化来说。另一方面，又有主流文化之分流。由于分裂和争战，往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学之中心也被打破，原本集中于两京（唐代都城长安和洛阳）之士子亦不得不离开曾令其神往、依恋的都城，为生存计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著名诗人韩???淄蚰耆耍??胰朊鐾?劳跎笾?淮薜廊冢?V萑耍?苈依疵觯晃ぷ??锥帕耆耍?胧袷芷赣谕踅ǎ皇??嵝荩?闹堇枷?耍?跸资?庠酵酰?滞毒D铣?i，后入蜀依王建；欧阳彬，衡山人，初投楚王马殷，不遇，复投蜀。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之建宁“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①。又如四川，在五代蜀国时期，“帝（前蜀高祖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②。可见诗人之分流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情况。由政治中心的被打破，进而是文化中心的被打破，遂令唐代三百年来之一统文化逐渐为多元化文化所取代。从晚唐五代文人之处境看，这自然是一种悲剧，但当这些文士远走他乡时，在寂寞孤独的漂泊中，也同时将文学的种子撒在了异域，在经历过多年与“异质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之后，新的文学生命也正在孕育之中。宋代文学承五代之后，也自然承继了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从这一点来看，未必不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之幸。
再看各省之分布状况。在第一方阵中，河南为宋朝立国之基，亦为宋王朝国都之所在，其诗人数处于“三鼎甲”之状元亦在情理之中。但这还是表面现象，从更深层来看，应与此一地域之历史背景有关。在当时人（甚至后世人）心目中，梁、唐、晋、汉、周五代一直是政治、文化正朔之所在（只要看一看史书中大多将此五代帝王列为本纪的事实便可了然），五代至后周时经郭威、柴荣的南征北讨、整顿改革，已初步显示出北方统一之气象，经济逐步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又沾了些“皇都”、“京畿”的地利，文人也就较他省为多，文学也较他省发达。须附带提起的是另外两个诗人数比较靠前的北方省份，一是河北，一是陕西，此二省大概都与后周或者赵宋王朝有些瓜葛：前者为赵宋皇帝著籍之地（赵匡胤为河北涿州人），晚唐五代时虽然一直战事不断，但亦有好文之主，如曾为魏博节度使后为邺王的罗绍威，据史书记载就是“喜文学，好儒士”之人，“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劈笺起草，下笔成文。又癖于七言诗，江东有罗隐，为钱?客，绍威申南阮之敬。（罗）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绍威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③。至于陕西，本为唐王朝京都之所在，自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闰九月收复秦、成、阶、凤四州，陕西亦大部分纳入后周之版图④，其文化也自有难以磨灭的传统在。
福建、浙江紧随河南之后，分列第二、第三位。此二省与四川都是五代十国时较为富庶之地，亦为当时文人荟萃之所。福建，盖古闽越之地，唐末五代初，王潮据闽，“乃创四门义学，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V”⑤。至宋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⑥，其文学之盛，由来已久。又据《福建通志》载：“闽文章为天下传习久矣，四子六经之传注，绍先圣而诏来学，为闽人所撰述者居其五，马、班、韩、欧，卑卑无高论矣，然此不可以文言也。唐相常公衮始以文章诲闽人士，闽号能文者自欧阳四门始，其后陈通方、王鲁复、许稷、盛均、黄滔、翁承赞之徒，各擅才华，驰驱百氏，终唐之世，咸以词赋争鸣。宋兴，名儒辈出，其羽翼经传，表章道学，与夫经济政事?R?R炳炳功垂天壤者，详具人物传矣，其次犹得以雕龙绣虎之技帜树艺林，故观人文于闽，犹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⑦两浙为《禹贡》扬州之域，东南际海，可以通商，土地肥沃，有鱼、盐、布帛、粳稻之利⑧。五代之时属吴越，吴越王钱?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尊奉北朝，与他国修好，因此两浙在五代之时以弱国而独能保境内平安，正如叶适所说：“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⑨由此可见，福建、两浙占天时、地利、人和，其诗人之多、文学之盛亦属必然。
四川也是五代至宋初时文学比较发达的地区，安史之乱时，玄宗避难，已将盛唐文化带往蜀地；前蜀主王建好文喜儒，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入蜀；后蜀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有诗才”⑩，“尝立石经于成都，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木版。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昶好文，有功后学，诚未可以成败论。尝言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词，而其词自工”(11)。说到刻书，还应该提起对五代西蜀和宋初文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毋昭裔刻书，据史书记载：“毋昭裔，字河中，龙门人。博学有才名……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常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后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所著有《尔雅音略》三卷。”(12)宋初时尚有《开宝藏》、《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三部巨著的刊刻。依常理而论，四川本应有更多的诗人或文学家，但宋太祖到真宗三朝，四川诗人数仅列位第八。这首先可能与北宋初蜀中政局的不稳有关。宋平孟蜀后，将其府库之积尽输于京师，又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止商旅私市布帛，岁贡之数又加倍，因而在太祖、太宗之时便接连发生了全师雄、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的大规模起义，以反抗新王朝的暴政(13)。这不能不对四川文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蜀中士风有关，蜀中士子虽好读古文，却以淡泊名利为尚。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此一情形至真宗朝仍然如此：“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14)后得张咏奖掖，两川士子方奋起家荣乡之志，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其余如江西，为南唐属地，是五代时文化较发达之地，但宋初方内附不久，因而名列第四(15)。江苏历来为文人荟萃之区，但在五代与宋初时，淮东、淮西（包括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区）一直处于南北争战之要冲，诗歌无立足之地，因而很难与孔孟之邦的山东较一日之短长。
二
仁宗时期(1023-1063)为北宋诗歌转折之一大关捩，其变化于表2可见：
首先，与表1相对照，总人数已有了变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六十年间，其诗人总数为523人左右，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五代入宋者（以南唐入宋者为多）；而仁宗一朝约四十年，诗人即有767人之多，比上期多出244人（近原来人数二分之一弱），表明仁宗朝右文风气在逐步形成，文学开始走向繁荣。
其二，第一期诗人之地理分布呈均匀状态，涉及二十个省份，除豫、闽、浙三省较突出外，其他各省人数相差无几，说明北宋初期虽已建立起政治中心，但文化之中心尚未完全形成；而在仁宗时期，诗人地理分布却出现越来越集中之趋势：所及省份由原来的二十个减少到十七个，而十七个省份中，闽、浙、苏、豫、赣、川六省诗人数即近600人（598人），约占全部诗人总数（767人，不包括占籍不详者，下同）的77.97%，即四分之三强；而其余各省之数仅为169人，约占总数(767)之22.03%，即四分之一弱！而且这一状况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沿袭下来，尽管其内部略有变化。从文化史和文学史来看，第二期这一地理分布之变化正标志着北宋至仁宗时期文化中心和文学中心的逐渐形成（尽管这中心是多元化的）。
其三，再从各省分布看，一些变化也颇堪注意。其中变化较大者为河南、四川、山东、河北、安徽、山西、湖北等地。河南已从原来三足鼎立的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为第四名（尽管与第三名的江苏相差无几）；四川与山东之变化正好相反：四川由原来之第七跃升为第六，几为山东人数之倍，直逼江西；而山东则由原来之第六降为第七，不仅名次下降，再从数字来看，其变化更大：山东原本与江西、江苏及四川处于伯仲之间，而今不仅与赣、苏相差悬殊，即与四川亦不侔矣！河北由原来的第六降至第九；安徽虽然仍列名第八，但在第一期与第二组之江西、江苏人数相差并不大，而此时却已减少为苏、赣各省人数之三分之一弱！山西由原来之第十二位降至第十四位，湖北则由原来之第十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
再次，从总体趋势上，本期诗人的地理分布是北方诗人数在下降，南方诗人数在上升，其中重要原因可能与仁宗时期对待南方人的态度与政策的改变有关。赵宋开国，以北方为基，后平南方诸国，遂混天下为一。但长时期的南、北隔绝，统一的表象并没有改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据说宋太祖“禁中誓碑”中留下的第一条祖训就是“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邵氏闻见录》卷一）。这一条在赵宋建国之初还不成为大问题，但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加，南方及第人数和入仕人数的增加，平等相待的要求自然也会被提出来，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关乎南、北关系的矛盾冲突。比如宋真宗欲以王钦若（江西新余人）为相，却遇到了时相王旦（河北大名府莘县人）的强烈反对，真宗只好作罢，直到十年后的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才登上相位(16)。又如寇准（陕西渭北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为北方争状元事(17)。北方人与南方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如此突出，较量如此激烈，一方面说明真宗朝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是如何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南方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令北方人明显感到一种威胁和压力。到仁宗时期，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据程民生统计，北宋时实任宰相共71人，其中北方42人（王祥按：据表应为41人），占59%；南方29人，占41%(18)。这是从整个北宋来说，如果按分期来看，南、北方的变化对比可能更为明显，仍引程民生所作统计为证：
北宋各期南北宰相数量分析表(19)：
这一变化是鲜明的。可以想象，在这鲜明变化的背后，南方是如何一步步拥有了庞大的人口和士人群体。虽然在此之后（甚至在其后的几个时代里）都可能会有北方人卑视南方人的事件，但那可能只是南、北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与此时的意义已截然不同。南方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北宋的政治、社会、文化里，不仅在改变着北宋的政治格局，也在改变着北宋的文化和文学格局，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改革和文学改革，可能都与这一地域文化的变化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三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1064-1100)诗人地理分布状况如下（见表3）：从时间跨度与人数比例看，第三期与第二期大体接近（第二期为四十年，第三期为三十六年），而人数反比上期多出50人左右。表明北宋文学已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整体上看，人数在继续保持两极分化之状态下，又有了些新的变化，比如前六省之人数为618人，占总数的73.42%，比上期的77.25%降低了4个百分点；前三省情况则相反，上期中前三省人数为333人，占总数的42.75%，而本期前三省之人数已上升至389人，占到总数的45.79%，上升了3个百分点，说明本期在上期形成文化或文学中心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强化。
再看各省情况：河南继续下滑，已从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至第五，人数不及第一名福建的一半，比第二名浙江亦少50余人；江西则由原来之第五升至第三，替代了河南的位置，超出江苏10人左右，超出河南30人左右；山西由原来的第十四升至第九，是诸省中变化较大的一个；湖南由原来的第十降至第十三，陕西由原来的第十一降至第十四，甘肃则被挤出十六名之外，而代替它的是逐渐兴起的地处南方的上海。
上述种种变化或者是在预料之中，如河南、陕西，看似有所升降，其实并无变化，如山西，虽下降了三名，但从其人数来看，与上期并无太大变化（上期为11人，本期为15人），故不必讨论；而首先应特别予以关注的是福建，在第一方阵中已遥遥领先，超出浙江30人左右，超出江西60人左右，这是前两期中不曾有过的事情。福建何以能异军突起？原因何在？本文在分析第一期诗人地理分布时已经指出，闽、浙两省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何以能保持长久之发展和增长，这就不能不从本期之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人口的增长。吴松第指出：福建本为我国东南开发较晚的地区，曾长期地广人稀。唐天宝元年(742)，全区著籍户口仅90686户，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0.8户。“经过唐后期五代的开发，至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户数约达46.8万户，为唐天宝元年的5倍，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4.2户。”“入宋以后，福建一直保持比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在这方面，路治所所在的福州为此提供了例证。据《淳熙三山志》卷一以及《元丰九域志》的数据，计算出福州的户年平均增长率是：太平兴国五年(980)至景德四年(1007)为7.3%，景德四年至治平二年(1065)为9.4%，治平二年至元丰元年(1078)为5.4%，各时期的增长率都不低。福建在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1078)的户年平均增长率达7.9%，证明当时各府州的人口都有相当的增长。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各区的人口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福建的增长率只居全国第十一位。然而，当元丰以后大部分区域的人口增长显著放慢时，福建的增长速度却不曾下降，元丰至崇宁元年仍保持着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因而增长率在各区域的序次上升至第二位。”(20)人口的持续增长可能是保证文学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蔡襄当时就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21)虽不无夸耀，但大抵也是实情。
四
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诗人地理分布状况如表4：
从各省情况看，浙江与福建仍然高居前列，二省之和为319人，占本期总人数的42%左右（第一期闽浙二省占全部诗人数的24%，第二期占30%，第三期占35%），这似乎都表明浙、闽二省在诗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只是与上期相比，二省位次正好相反，浙居前，闽居后。不过，如果考虑到科第的情况，闽以154人而有95人有功名，比例约为62%；而浙165人却只有86人，约占52%，又比闽少了10个百分点。那么，也可以说二省并未有高下之分。
本期是北宋建国以来诗人增长率最快的时期。从总的数目上看，本期只有765人，似乎比上期减少了近100人，但是不妨来看看四个时期的人、时之比：第一期六十二年，诗人523人，人、时之比为8.4比1（即平均每年有8.4人）；第二期四十年，诗人767人，人、时之比为19比1；第三期三十六年，诗人858人，人、时之比为23.8比1；本期只有二十五年，却有诗人765人，人、时之比为36比1，比第三期增长了12个百分点以上，比第二期增长了近1倍，比第一期增长了约4.4倍。从第一期到第四期是一条明显攀升的增长曲线，正清晰而形象地描绘出北宋诗歌发展的运行轨迹。本期单位时间里人数比例的大幅增长，不排除统计时技术上所造成的误差（在南北宋交替之际，诗人之划分实难把握），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文化发达的结果。此处可以举科举一事为例，据王明清《挥麈前录》记载：“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后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于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后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到八百五人。盖燕、云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后无逾此岁之盛。”(22)从国初的9人中选，到现在的万人赴南宫试和805人正奏名殿试，其间差别已不可以道里计，文学的繁盛亦由此可以想见矣。
五
如前所述，诗人占籍及其地理分布的研究自然不可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尽管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还是能说明一部分问题，比如文学史常讲北宋诗歌的发展经历了形成、发展、鼎盛等过程，这一说法自然不错，但给人的感觉未免抽象而空泛。如果从北宋诗人地理时空的分布来看，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见上节）；又比如研究者常说南方文学之盛，亦可由上面所列数字得到更为直接而强烈的印证。不过，诗人地理分布研究之意义也许并不在这些具体的说明上，甚至也不在于能否解决问题上，而是它可能提供的研究线索以及所隐含的某些问题，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东西。上文已就诗人占籍及其地理分布进行了一些分析，但这显然还不是它所提供给我们的全部内容，比如从诗人总数来看，北宋时期占籍可考的福建诗人共507人，占全部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17.42%，比浙江诗人数多出1.27个百分点（浙江为470人，占总数的16.15%），但福建的科第人数却比浙江多出5.12个百分点（福建为339人，占科第总数的20.67%，浙江为255人，占总数的15.55%），而浙江的诗僧数却比福建多出近7个百分点（浙江为82人，占诗僧总数的26.03%，福建为60人，占总数的19.05%），闽、浙两省的诗僧总数为142人，占全部北宋诗僧人数的45.08%。又如苏、豫、鲁，其诗人数分别列于第三、第五、第七，而其诗僧数却分别列于第五、第十、第十二；与此相对的是赣、川、皖、湘，诗人数分列第四、第六、第八、第十，而诗僧数却分列第三、第四、第六、第七。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诸如此类甚多，难以细述，下面试拈出两个问题来略加申说。
1.关于诗人数量、分布与文学繁荣、高潮的问题。
从上面所描述的四个时期的诗歌发展来看，增长曲线直线上升，至北宋末达到最高点，无论是从诗人分布的范围，还是从人、时之比例，都无可争议地证明徽宗、钦宗时（也包括南渡初在内）是北宋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似乎和一般诗歌史或文学史的描述很不同，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北宋末期大诗人少，因而人们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诗人大量存在这一文学事实，二是在对于如何理解“繁荣”的涵义上有所不同。在笔者看来，文学繁荣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学高潮，二者有时可以取不同的步调，这其中有一个“量”和“质”的问题，也有一个诗史意义的问题。比如北宋初，诗人的地理分布非常广，列于《全宋诗》中的人数量也不算少，但此时的诗歌不仅从“量”上与中、后期无法相比（初期诗人作有5首以上者已经很少，至于像后世动辄几十卷上百卷的诗作更是百不一见），从“质”上更不能望后来者之项背，因此宋初诗歌仍处于不发达时期。但宋初诗歌的不可忽视处不在于其量之多寡、其质之高下好坏，而在于它从各不同地域文化中所带来的文化传统，比如巴蜀文化、八闽文化、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等，这些不同的甚至是“异质”的文化与中原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才成为北宋诗歌和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才是宋初诗歌价值之所在。北宋末的情况与宋初又有所不同，诗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诗歌数量又非常多，不能不说是诗歌繁荣之盛世。但与第二、第三期相比，本期明显缺少诗歌“名家”、“大家”，如谢?，有诗七卷；李彭，有诗十卷；汪藻，有诗五卷；王庭?，有诗二十六卷；周紫芝，有诗四十一卷；曾几，有诗九卷；洪皓，有诗三卷，这些人在宋代诗歌史上可以算得上几流作者呢？其实讨论或者品评这些人为几流作者也许意义并不大，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一诗歌现象所能引发出来的思考。文学高潮有文学高潮的意义，文学繁荣有文学繁荣的意义。北宋末年诗歌正在走向普泛化、通俗化和世俗化，诗歌逐渐从内在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转变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可供研习的课程或学问，转变成一种世俗生活中应酬往来的工具，转变为一种高贵、文雅的身份标志，因而与唐代以及唐代之前的文学判然有别，而与南宋文学尤其是与元明清文学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23)。这也许远比单纯地比较高下要有意义得多。
2.关于宋代“文化中心”的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北宋时期文化中心在北方，以汴、洛为中心，至南宋而南移（宋史及经济史亦有此说法）。如果从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状况，再结合宋代文学之演进情形来看，这一说法显然还缺少坚实的基础。首先要注意的是，北方诗歌虽然略输南方一筹，但北方以文名家者并不少，据《全宋文》所录，宋初时北方散文家要比南方为多，即使到后来，文的数量也不逊色于南方。而且北方之文与南方之文也很不同，它不是那种注重艺术性的“纯文学性”的文，而是以实用性为主的质朴无华的文，它不是像南方那样通过文来显示文人的艺术才能，而是通过文来表达思想、政见，传达信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南方成就在诗，而北方成就在文。这是地域环境使然，北方地域的厚实凝重与北方文学的凝重稳健，南方地域的轻灵清秀与南方文学的清秀俊逸，有着地理、文化的一致性，这是在讨论南北文学差异时不能不考虑的事情。其次，从动态的地理分布看，除第一期河南占天时、地利、人和而能排名第一外，在其余时段里，北方一直处于劣势，河南也从第二期开始不断下降；而南方诗人数一直占据压倒性优势，尤其是闽、浙、赣、苏、蜀等地，从最初即与河南分庭抗礼，到后期更是遥遥领先。再从静态的地理分布看，诗人数列第一至第五位的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河南（五省中南方有其四），这五省诗人分别占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17.42%、16.15%、10.96%、10.82%和10.38%；这前五省之和为1913人，占北宋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65.74%，近三分之二！而其他十七个省份才占三分之一强。由此可以断言，在北宋时期，诗歌（以及文学与文化）就存在着多元化的格局。无可否认，由于封建时代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各地不同的政治地位，汴、洛很自然就成了北宋的“文化（文学）中心”，但是诗人数位居第一至第四的闽、浙、苏、赣呢？难道可以否定它们的文学重要性吗？难道可以否定它们在当时的“文化（文学）中心”地位吗？显然不能，因为如果没有相当厚重的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没有相当数量的文学创作，没有相当浓厚的创作热情和风气，要想出现这么多的诗人，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4)！当然，闽、浙、苏、赣与汴、洛毕竟有所不同，虽然同样都是“文化（文学）中心”，但汴、洛显然又是当时的“文化（文学）活动中心”。正是这一多元化格局构成了北宋诗歌的基本架构，这应该成为学界对北宋诗歌评估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其实不仅文学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自唐以来，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每年通过漕运向京师大量输运粮食及其他物品，入宋后，数量更是大得惊人。正如北宋刑部侍郎王觌所说：“自祖宗以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25)富弼说得更为具体，他说：“伏思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锡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九道（指淮南东西二路、江南东西二路、荆湖北路、两浙、福建、广南东西路）。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此九道者，朝廷之所仰给也。”(26)北方的经济仰仗于南方已成为不争之事实，而在如此雄厚经济基础之上的南方文化和文学也完全可以和北方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但是由于南方在北宋时期还不是政治中心，因而对于注重在社会性实践（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古代文人来说，北方（尤其是京都）便很自然地会成为他们聚集、活动之中心。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然后将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带入到北方文化中来，共同促成了北宋文化和文学的繁荣和鼎盛。因而最后的结论便是：北宋时文人之活动中心在北方，南渡之后，随着政治中心之南移，文人活动中心也移至南方，但是宋代始终存在着文学（文化）中心的多元化格局，南宋时如此，北宋也不例外。
（收稿日期：2005年9月23日）
注释：
①《八闽通志》卷三《风俗·建宁府》引《建安志》，［明］黄仲昭修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高祖本纪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九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685页。
③《五代诗话》卷二《罗绍威》，清代王士祯原编，郑方坤删补，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又，罗绍威曾屈尊下拜罗隐，称其为叔，见《五代史补》卷一“罗隐东归”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闰九月。
⑤《十国春秋》卷九《闽·司空世家》，［清］吴任臣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宋史地理志汇释》卷八九《福建路》，郭黎安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康熙《福建通志》卷五一《文苑传》，《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⑧参见《宋史地理志汇释》卷八八《两浙路》。
⑨叶适《民事中》，《水心别集》卷二，《叶适集》，刘公纯、王孝鲁、李哲夫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64页。
⑩《五代诗话》卷一引《野人闲话》，［清］王士祯原编，郑方坤删补，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五代诗话》卷一引《边州见闻录》。
(12)《十国春秋》卷五二《前蜀·毋昭裔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8-769页。《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传》等均有记载。
(13)参见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七《知人荐举·张乖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49页。
(15)按：宋平定荆南、后蜀、南唐、吴越等地，为招徕各地人才，曾出台相应举措，如《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载：太祖乾德末年，“川蜀、荆湖内附，试数道所贡士，县次往还续食”；太宗开宝中，“江南未平，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间道来归，亦赐三传出身”。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天禧元年八月：“庚午，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钦若为左仆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钦若，王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令在枢密院，两府任用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议也。’上遂止。及旦罢，上卒相钦若。钦若尝语人曰：‘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75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赵安仁等上礼部合格人数姓名，“故事，当赐第，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人萧贯与（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上喜谓准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给七驺，出两节传呼，因以为例。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齐，胶水人也。”（第1920页）
(18)北方41人分别为：开封府9人，京西7人，京东6人，河北14人，河东2人，陕西3人；南方29人分别为：淮南4人，两浙6人，江西6人，福建9人，成都路3人，阆州1人。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3页。
(19)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150页。
(20)吴松第《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7-498页。另，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21)蔡襄《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蔡襄集》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2)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三“国初取士极少，无逾宣和之盛”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3)参见拙文《试论柳永词的词史意义》，载于《语言文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需要说明的是：据有关人口史、移民史的研究结果来考察，除了五代十国和靖康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都不在本文统计的范围之内）分别有较大规模的移民外，整个北宋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幅度和数量都不太大，其人口的增长还是以本地的自然增长为主，外来的人口影响较小。比如河南省有一部分人口是由北迁入者，苏、赣则有移出亦有移入，而北宋时期诗人数最多的闽、浙二省，其人口移入者远不如移出者为多。参见吴松第《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第六章、第七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景盛《福建历代人口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林汀水《福建人口迁徙论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2
【关键词】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比较；启示及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47-02
一、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对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贡献
（一）明确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范畴
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充斥着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资产阶级思潮，虽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但仍受到其他各种思潮及马克思修正主义派别的疯狂攻击，由于普通民众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如果笼统地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此时，俄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为了领导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列宁大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狠狠地驳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者和教条主义者，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二）提出了体系完整的意识形态管理基本理论―灌输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冲击，工人阶级的思想出现混乱，而要想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当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领导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思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俄国当时的具体实际，提出了意识形态管理的基本理论――灌输论。纵观历史，俄国无产阶级一直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形成阶级自我意识，也没有统一的思想来领导他们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①列宁的“灌输论”认为只有不断地向无产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才能使他们将这种外部思想真正内化思想武器，最终变为实际行动。
（三）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列宁时期的俄国是刚从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几乎是一片空白，而社会主义文化又不可能凭空创造，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不断继承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列宁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②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了深入思考，在大力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实现精神社会的变革，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并肯定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二、当代中国与列宁时期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比较
（一）经济基础之比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产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列宁发现在生产力水平较低且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俄国社会是很难进入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所以他突破了马克思认为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拥有单一的所有制形式的观念，结合了俄国的具体实际，明确提出俄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应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形式相配合的所有制形式。相比较当代中国，目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这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生产不发达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虽然当代中国与列宁时期的俄国在所有制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列宁的这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的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相一致。
（二）政治制度之比较
列宁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初期，按照他最初的设想是直接民主制，由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实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这是对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教训的继承与发展，是列宁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种纯粹的理想设想。随着俄国内战的爆发，列宁面对俄国战时各方面情况的恶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设想与探索，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反而进一步向集中化转变，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相比较当代中国，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毫不动摇。虽然中国目前处于和平时期，没有列宁时期的俄国需要面对内战的纷扰，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也暴露出很多严重的问题。
（三）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之比较
在列宁之前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即将面临的是管理国家问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落后的科学技术是无法提高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不可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攻击。那么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普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了列宁时期俄国首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点。列宁始终坚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思想，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服务，同时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相比较当代中国，早在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坚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相比较列宁时期的俄国，虽然中国当前的时代背景不同，但对文化建设的地位与发展理念却与当时的俄国不谋而合。
三、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及其新的发展
（一）启示
启示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地位。列宁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初期，列宁面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攻击，不断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宣传工作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地位。当代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而此时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也虎视眈眈，想方设法地通过夺取文化阵地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试图让剧变在我国重演。中国要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久不衰，必须要认真研究吸取列宁对意识形态领导权把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一方面不断与敌对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通过正面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全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且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启示二：加强新时期对人民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灌输。列宁的灌输论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只是在斯大林及其之后的领导人对灌输论进行了偏激的理解与运用，导致了后人对于灌输的理解也偏离了列宁灌输论的初衷。当代中国仍然受到了对灌输论错误认识的影响，一些学者仍然认为灌输就是无视被教育者的主体能动性，单向性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理论说服，是一种强迫性的教育方式。而事实上，列宁对强迫灌输也是表示明确反对的。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并不是指要用外力对工人强行进行理论灌输，而是强调工人只能从外部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他们自身并不会产生无产阶级思想。在当代中国灌输论仍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由于外部环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断加强，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人们自身无法产生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思想，只能通过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引导才能形成。所以在新时期，不仅不能放弃灌输论，更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更加重视运用列宁的灌输论。
启示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他认为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条件。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是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党和国家都十分重视，2011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其中心思想是“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主义强国”。六中全会指出：“物质贫乏与精神空虚都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②当代中国面对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多元并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新的发展
发展一：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新形态需要与时俱进。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新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渗透到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由经济力量的竞争引起的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较量，也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③同时，在全球化视野下，资本主义会利用各种方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侵袭与打压，而在倡导民主政治的今天，排斥外来思想，闭封锁国显然不可能，那么，如何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就显得尤其重要。而再沿用老的意识形态管理理念与方法完全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与时俱进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与时俱进的结果，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理论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发挥巨大的价值。
发展二：充分应对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给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交流变得畅通无阻，人们在接受各种信息的同时，也接收到了大量的思想与文化，这些信息不仅信息量大而且繁杂，使得人们容易被其中的错误思想所蛊惑。更有敌对势力在网上传播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言论，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构成了挑战，更容易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网络的这些特点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充分利用互联网，将其变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传播的阵地，探寻信息网络化境遇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理念与方法，唱响网络社会主义主旋律。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②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参考文献：
[1]钱厚诚.列宁的“灌输”理论：回到历史文本中的解[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3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与时俱进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如此。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观念。我们应当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分析后，发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1.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于1845年―1846年间，该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适应了当时理论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之作，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哲学论证。同时，在新世界观的指导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科学认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分析后，发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当前，以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尤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经受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因此，在新时期，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正视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面临的挑战，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善与实践创新，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不容质疑的。我们应该强调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的重要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世界上的各种思想文化将不断地涌入中国，与本土的思想文化不断地融合，对我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我们在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能够明辩各种是非，抵抗各种消极腐化甚至会危害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牢牢把握住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中国文化，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代表着人类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现代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它的中国形态和中国内容，是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社会面貌，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体现。在民族与人民的生存问题高于一切，而马克思主义又能与传统文化契接整合的情势中，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应运而兴就成为合历史逻辑之事。
2.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以怎样的形态展现
意识形态在当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个极其混乱又极其重大的话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尤甚。对于苏联模式的反思拷问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又不唯我独尊。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拷问着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如何在话语体系转换中不割断历史、不割裂马克思主义，不丢老祖宗？再进一步，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该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化意味着进步还是倒退？经济上的市场化是再生还是毁灭？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任何偏颇都将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失误，因而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理论视野的重大热点。这里首先关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所以，马克思主义需要借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共生，最终形成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自然接受的文化价值取向而发挥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形态应该而且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形态来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今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赖以支撑的价值认同基础，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综合体。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它是面向改革开放的鲜活社会实践的精神映照。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内容的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应对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本身就是文化，是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整合。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代意识形态的冲突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理论势力的冲突。最为尖锐的冲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种冲突关系到对社会发展与历史进程的不同认识和现实道路的选择。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意识形态冲突方式的时代变化、善于在对话中获得并把握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较量主导权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这一理念表明，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尺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是关于当代中国全部意识形态争论的理论源头的基础性研究，意义重大。所以，针对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冲突，“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精神动力。在十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对培养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专业人才，定期到社会各部门、各群体中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人们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这项工作费时、费力，而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因此，要求有一大批具有专业素质和献身精神的工作者，并且要求国家在政策层面和经费层面上都予以保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主流媒体应当始终把国家和公众利益放在首位，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文明办刊、办网，通过树立典型和宣传先进文化，引导社会朝积极上进的方向发展，防止主流媒体过于娱乐化。对歪曲、恶意中伤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进行及时、有力的回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迅速做出反应，消除人们思想上的误区。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弊端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产生了消极影响。
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上，而必须直面人们在理论上的困惑和实践上的难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否则没有意义。基于这一考虑，探索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改革与重建，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因此，适应时代的变化，正视时代的挑战，表达时代的呼声，是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社会的水泥和黏合剂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是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并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Ⅰ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4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的前提下，在充分吸收前人优秀成果和革命与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独创的意识形态理论。它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科学体系，是反映社会生产关系、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盘古开天辟地，为后人留下无穷无尽的宝藏；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对我国整个社会思想体系建设起着统领和支配的作用。正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我国在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中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先进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能反映社会发展规律，明确社会发展方向，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愿望和价值追求，对推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纷涌而入，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
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以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特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文化霸权、“华盛顿共识”以及“意识形态终结论”为主要表现形式。[1]新自由主义思潮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长驱直入”，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广泛传播、蔓延，严重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一些人鼓吹“市场万能论”、大肆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一切由市场调控，反对国家干预，企图全盘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直接作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企图误导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生产力落后，如果被新自由主义思想误导，将对我国改革和社会建设造成严重后果。此外，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对我国民众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和防范新自由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侵袭，切实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
（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有利于我国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但多元化的思想所包含的西方价值观、伦理观、生活观不断冲击着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受到挤压、冲击，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下，西方文化纷涌而入，人们的思想观念空前活跃，文化选择日益多元化，价值取向日益复杂化，利益关系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日益多元、多变、多样，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科技向弱势国家传播其强势文化，这种文化霸权的渗透和浸淫使得我国大众潜移默化地吸收着西方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审美情趣等，不自觉地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产生认同而对我国执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此外，“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多样化的观念和价值追求，社会群体开始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其思维方式也具有自主性、分散性和随意性。一些人的主导信仰发生程度不同的质变和量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削弱。这一切都大大增加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难度、整合难度和引导难度”。[2]（p43）
（三）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两条“支流”汇聚而成意识形态。其中，主流意识形态“为世人确定意义”，[3]（p92）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其目标体系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价值导向。而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注定水火不容，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总是不断地冲击、挤压、侵袭主流意识形态，力图削弱其影响力。[4]自20世纪以来至今，世界上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日益增加，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形色多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滋生暗长，悄无声息而出其不意地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多元论和意识形态威胁论。
意识形态终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想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出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形态，而获得永恒胜利的是资本主义。[5]（p176）实质上，意识形态终结论并不是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已终结，而是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随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观开始在全球传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蔑，各种“污水”迎面而来，国际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势力大肆鼓吹马克思主义破产论、共产主义灭亡论，人们开始怀疑并反思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念，关于“儒家伦理取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呼声此起彼伏[6]，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意识形态多元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对人们思想形成了冲击，多元思维随之产生，除了居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外还存在许多或消极或激进的意识形态，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造成了消极影响。例如：各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如拜金主义、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严重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价值观，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必定需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可以实行多党制，我国政党制度也可以多样化，宣称要打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分割为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即认为不需要重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把它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正统体制。意识形态多元论的要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7]这种思潮实实在在地动摇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严重削弱了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威胁论。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对他们造成了威胁，于是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凭借发达的技术媒体对我国进行歪曲负面报道，以此丑化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试图遏制我国的迅速发展，利用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颠覆，企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达到被“西化”“分化”“边缘化”“淡化”直至被西方价值观“同化”的目的。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斗争，坚决捍卫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挑战的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因素
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全球化使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有了根本改变，全世界正在共同接受着源自世界市场的、范围广泛的多样化的物质形式和文化。“经济全球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是一个伴随意识形态运动的政治过程。”[8]（p179）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自身在经济、文化、信息、科技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化中推行强权政治和文化帝国主义，向弱势国家推广其普世价值，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方式来吸引和腐蚀我国的青年，潜移默化地使民众接受他国意识形态，而淡化对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难以坚持和确定本民族的文化属性，全球化客观地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威胁。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想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强加给我国，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由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经受着各民族多元化思想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现阶段淡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社会结构转型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未能建立起来，市场化浪潮开始泛滥，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很大挑战。首先，市场主体、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利益格局都趋于多元化，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和评价标准多元化，使人们不再信仰和认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是理性地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在个人利益的驱使和开放的市场化影响下，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非诚信、非道德、腐化堕落的消极思想开始侵入人们的生活，诱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逐渐地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道德观背道而驰，这些复杂的思想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难度增加了。[6]其次，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两极分化加剧，在社会转型中，弱势群体逐渐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行为产生了不满甚至对立情绪，逐渐地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感，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自觉地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否定心理，开始反思长期坚持的信念是否值得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强烈的冲击。如果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民生问题不能有效解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将难以获得最广大民众的认同，又何谈抵制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缺陷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中存在的认知上的缺陷是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构成挑战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批判是其秉持的基本批判精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9]（p416）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缺乏批判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等缺乏深刻的理解，模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界限，造成意识形态理解上的混乱。另一方面，仅仅是从形式上简单地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予以全盘否定，而忽视了其具有的“普适性”价值观念。
此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宣传中形式主义问题严重。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只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文本，教条主义地进行理解，形式主义严重，内容空洞，远离人民群众生活，缺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回答实践难点或困惑的能力，这种照本宣科只能使人产生反感和厌倦。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缺乏对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批判和反思，将十分不利于发展并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更谈不上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对策
（一）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0]（p52）意识形态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必定是一元的，以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地位。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要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意识形态的侵蚀，防范被“西化”“分化”的意识形态演变，坚决反对意识形态多元化指导。当前，有些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思想上出现了迷惑或动摇。甚至有人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一元化已然过时了，在这个多样化的时代意识形态自然也该多元化。[11]另一方面，我国执政党要更加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建设，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手段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为，意识形态具有黏合剂的作用，正如葛兰西所说：“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12]（p25）因此，越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下，越应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在纷呈的时代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仰，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初衷，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切实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二）弘扬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意识形态创新
首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的内在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程中，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与继承的原则，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彰显文化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要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我国文化多样化发展，真正打造“百花齐放”的格局。意识形态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文化又是对意识形态的直接体现，因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的时代，在世界多元思想交汇、多元文化相互涤荡、碰撞的新形势下，唯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以“三个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发展全局，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弘扬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对于有效抵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涌入、渗透，防范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侵扰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因而，弘扬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让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并紧紧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
其次，在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中，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理论创新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之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僵死教条，必将使人民群众失去对其信仰”。[13]只有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阵地中的说服力和凝聚力，也只有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让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中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并强化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新思想、新思路的指引下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发展。弘扬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在世界民族文化竞争中，保持了文化独立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而且增强了先进文化所反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意识形态建设奠定经济基础
[Jp+1]毋庸置疑，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力量，而社会阶级或阶级的力量则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方式以及交换的性质、方式。我国加强经济基础，“就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或所维护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根本在于加强他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社会物质财富的贡献，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在精神生产领域中的优势地位”[6]。当前，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更为强大的经济基础。[14]
（四）加强并巩固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
首先，加强并巩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是发挥和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根本保证。任何政党都与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任何一个负有远大抱负的政党，都首先要构建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然后被民众选择、认可、接受才能实现该政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理论，那就会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执政党重视并不断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不仅可以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而且还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和加强又反过来为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因为意识形态具备提供政治行为“合法性”依据的功能。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5
理性与经验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本质，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分类方法，如演绎与归纳、分析与综合、先验或抽象与实证等等，但这种对立却正是西方哲学自身的基本框架，西方哲学是以理念、概念、范畴、逻辑等方法表达哲学的，因此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就是理性意义的，即便是与理性对立的经验仍是用概念、逻辑等方法和形式予以表达的，无论理性或经验都是关于知识或知识形式的理论，而且总是以知识的形式被表达而成为哲学的内容，西方哲学就是关于知识或真理的本质、来源、观点、方法等等的理论，经验与理性的对立实际上仍然基于知识或真理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说理性不仅是哲学的对象，还是它自身表达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西方哲学，因此在西方哲学框架下理性与经验即是对立的，也是相互共存的，它们共存的形式仍然是理性的，所有的经验事物只有在被理性意义的形式化之后才能成为哲学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的本质的是理性的，理性与经验的对立仅仅是在他们达到目的的功能关系上，即哲学的观点、方法上，而不是在它们的哲学本质上。西方哲学传统对终极原因的追求就是对终极理性的追求，理性最终是经验的归宿，它们一起被表达为外在于人的知识形式系统，而且最终的知识被归结为神，因此神学的真正本质也是最终的理性哲学，这就是西方文化的一致性，但这不是理性与经验的内在的一致性，而是超验的同构，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就是超验的理性。
理性与经验之间的这种关系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己开始得到理解，比如威拉德·蒯因(willardV。o。Quine1908-2000)在他的名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认为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是一种教条，从逻辑的观点看，这种教条是没有根据的，他以知识系统代替了先验的知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理性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他的这种努力正好说明了西方哲学中经验与理性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克服它。
理性的哲学是基于事物的知识，因此它首先就是关于事物本身的本质意义的学问，因此理性的真正的原始本质是物性，这也就是西方文化中科学性和客观性的根基，正是在这个根本性的意义上，亚理士多德称他的哲学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因此，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下，哲学是原始地基于物性的理性意义的，因此真正与这种理性哲学的对立不是在它的自身理性的框架下与理性对立的经验，而是与这个理性的框架本身的对立的非理性，在它的根基上就是与物性对立的人性，但他们总是以非理性思潮出现的，而且非理性思潮总是对它当时的西方哲学的现有的框架的突破而表现出一种神秘性或革命性，由于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基于人性自身的框架体系，非理性思潮也无法成为纯粹的专门化哲学，最多被理性化或被理性的哲学所吸收，同时也就失去了非理性的意义。
真正与理性意义的物性本质相对的就是人性，在西方哲学中，没有任何现成的知识和知识形式能够真正正确地定义或演绎人性，它才是真正不在西方哲学的基础框架之内的东西，西方哲学的观点、逻辑不定义它，形式地演绎它，因此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来说，它们总意味意一种突破，一种革命性的神秘，比如文艺复兴就是人性的复兴，它对中世纪的反动就是对神学理性的革命。又比如以人性的观点理解自然，就区别于从物性的观点理解自然，这正是现代非理性思潮的广泛表现，所以与理性对立的人性就是西方文化中一切非理性思潮的本质。但是如果认为非理性思潮就是本质上反理性，那就完全错了，非理性思潮反对的只是形式化了的理性，或者说是形式化的人性躯壳，非理性思潮在最深刻的本质仍然是理性的，只是西方哲学的框架下无法表现这一点而已，只有在大文化的意义上才能充分解析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非理性思潮的进步意义，无法理解西方非理性文化思潮的革命性，同样在这种观点下，我们才能理解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反文化并不是革命，而是反人性。
人的哲学就是指以人性或从人的本质出发理解世界的哲学，不管实际上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它们都是以人性为世界性。从人的观点理解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理解世界，这是因为世界总是由于被理解而具有意义，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使世界人性化了，世界获得人的意义，承认人是世界的部份或者是发展的部份是理性的哲学，而认识到世界因人而具有意义就是人性的哲学。中国哲学就是最精湛的人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人是世界的意义，因此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世界不在人之外，世界也就是人的社会，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互为共存，所以天人合一，因此中国古人无须创世说，儒家文化也不对神异感兴趣，只要有人的存在，世界就当然存在，在这个理解上，我们就能懂得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为什么是西方哲学中的绝响。
如果说儒家的学说是作为人性在人自身上的哲学，那么老子的学说就是人的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在世界最深邃的意义上，老子的学说把世界彻底地人性化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这不是对仁的否定，不是对仁的反动，而是仁的自身在世界意义上的意义上的超越，它也就是本义的道。天地不仁就是天地不异于仁，不为仁，甚至不是作为仁，天地就是仁自身的超越，所以天地也就是仁的自身，天地不在道外，道也不在天地之上或之中，万物就是道的生化流转的形式；圣人即人道，他不是为仁而仁，而是以百姓为化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得到了最真义的表现：道就是无为，无所为而天下为，所以无不为。作为人的哲学，道自为人，人自为道，道不为道，所以“道可道，非道”；人不为道、道不为人，德为人道，所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第三十八章）德是现实之道，为德不德，为道不道，而道德并称就是道德互为的超越，道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成为人道意义的普世之道，只有在全人类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是哲学中的哲学。
儒学作为人性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把人的社会等同于全部世界，把社会的本质人性化了，道德化，人伦化了，正是在这个原点上，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本质不是关于或对于世界的学说，而是它自身就是作为人的本质的世界的本质，这是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西方哲学总是关于世界和对于世界的，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和人本主义也总是关于人的和对于人的，而不是作为人的，这是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一个最本质的观点，也是理解中西文化相区别的基准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是自身人性的，所以它就不会以形式化的理性表现自己，而是世界以人性化的本质的存在，这种同一是西方哲学所无法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从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总蒙着一层神秘的外纱的原因。西方哲学的现有框架无法容纳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国哲学没有也不会成为西方哲学的殖民地，也无法从本质上西方哲学化，而从另一方而看，西方哲学却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形式，这正是中国哲学的先天不足，而中国哲学的自身的元哲学精神将为西方哲学的几千年所追求的世界终极原因提供启示。在人类的文化存在意义上，哲学就是人的存在的自觉，哲学与人性的理性化是一致的，西方哲学中的理性化人性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性理性化是一致的，人性、理性和文化性的一致性在中西哲学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大文化意义的，中国哲学在文化性意义上互补的统一，中西哲学在人性意义上的一致性是世界哲学意义的。
2.唯物与唯心的困惑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企图直接地把中国哲学纳入西方哲学的现成框架的努力总归无法成功，既曲解了西方哲学，也损害了中国哲学。比如人们广泛地以唯心与唯物的方法划分所有哲学，企图在西方哲学的理性与经验对立的基本框架之上建立一种所有哲学之上的划分哲学的方法，虽然唯心与唯物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概念，但却并不是西方哲学中的某一个具体哲学，也不是主流意义的哲学的分类方法，西方哲学中没有在“心”与“物”对立意义上的“哲学”思想或专门化的哲学理论，唯心与唯物也不是具体的哲学理论方法，唯心与唯物仅仅是对己有的哲学理论、观点的评价方法而不是自身成为一种具体的哲学观点方法，在西方哲学中甚至没有对“心”和“物”的一致性定义的或可以接受的关于心或物的理论，唯物一词只是在理性意义的物质性的意义上被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唯心一词只在把心灵的或精神的作为世界本质性存在的意义上被使用为对某些哲学的评价，而实际上由于对心或精神不能正确地进行哲学定义而使唯心一词的使用只能由具体的论述(话语权)而决定，而不能由一种可以作为论据的哲学观点，方法现成的引用，因为没有一种是真正自身成为了唯心的哲学理论，就是说只有对现有的哲学的评价观点而没有一种真正的西方哲学意义的唯心的哲学，而且正是由于企图将这种对哲学的一种评价观点在绝对化的情况下当作一种实用的哲学，而因此造成了一种高于所有哲学的哲学幻影，而这种幻影哲学又被绝对化地当作评价所有的哲学理论的实用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仅仅只能在与唯物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唯心这一词，而这种对立性却不是真正哲学学意义的，其实唯心和唯物只是两个文化意义的概念，这是首先是因为“心”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什么样的理论是唯心的，实际上只是由这个理论自己的申明或由对它的评价而定，而不能由这个理论自身决定，因为没有唯心的自身哲学学意义的哲学（参见中国思想与元哲学），因此人们只是大量地使用唯心论、唯物论、唯心
主义、唯物主义，而不大直接使用唯心哲学和唯物哲学这样的词，这至少表明人们还是能在它们的使用环境中区分对哲学理论的评价与哲学学两种不同的性质。比如黑格尔的哲学是公认的唯心论，因为是黑格尔自己认定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但这不是也不能由他的理论自身证明，他的全部理论都是由理性框架构成的，他的理论的分析和演绎是确定性和逻辑性的，他的理论结构确实是唯理的，我们甚至还不能说他的理论内容是唯心的，因为所谓哲学理论正是以它的结构为自己的内容，或者说哲学理论的结构与内容是同一的，他的唯心主义只是他的理论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唯心对立性的唯物也是在文化性的意义上被使用，比如人们说亚理士多德的学说是唯物的，不是因为他的理论的唯理性，而是因为他承认客观世界的确定性。这样，当人们说神学是唯心的，实际意义上只是说神学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唯心论的哲学，事实上神学也只是在唯理的意义上才成为一种哲学。这样一切被称为唯心的东西，只不过说它们是文化性的，不是具有真正的自身意义的哲学。但遗憾的是人们并不是在这种真正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唯心这一词汇，它被社会化了而成为了一种在对立意义上的文化工具或武器，这正是为什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论争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原因。
与唯物唯心概念相关的是形而上学这一词，它的使用也反映了上述这种情况，一方面形而上学就是metaphysics，这正是西方哲学用法中的本义，西方哲学传统中，终极原因总是理性意义的，无论你认为它是物理性或精神性的、先验的或经验的都要是这样；另一方面，形而上学一词又被作思辨或精神哲学的代名词，“形而上者谓之学”，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玄学一词意义基本相同，在近现代它进一步与心学这一类概念相关，但是由于中国哲学本身是基于人性的，而且在中国哲学中确实有关于心性问题的大量研究，因此形而上学一词就具有跨文化的不同用法，因此不在上下文环境中，你就无法确定它的真正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形而上学还被完全被意识形态化而与唯心论同义的，还被用作为与辩证法的对立面，这实际上已成了政治标签，离学术研究就非常远了。
唯心论和唯物论在哲学中的生搬硬套，首先对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就是一种错误的肢解，其次，把中西哲学也一起纳入这种形式化了的哲学系统中，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不仅是用预定性的文化具取代了所有的哲学观点和分析方法，即实际上取消了哲学，而且也否定了文化本身。比如把神学和所有具有神秘意义、非理性意义的哲学归结为唯心论而予以拒绝，就不仅是简单地取消了这些哲学，而实际上是否定了真正的人的哲学，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性。
3.哲学中的人生
以人为本的哲学也是现实中实现的人生哲学，一切有成熟的思想的人，他们对人，人生和世界理解就表现为人生的智慧，而哲人则以哲学为生命，在自己的人生上实践哲学精神，作为哲学家的人生，哲在他们的身上表现为自觉的人性，哲学与人生的统一就是哲人的人生真率，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成为人的最真率的自性，能以个人的自性表现哲学精神才是伟大的哲学家，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人可以举出两个，那就是孔子(551-479BC.)和苏格拉底(469-399BC.)。
苏格拉底洞彻哲学作为真理不等于知识或智慧，它只存在于人们对它的无尽追求之中，所以他以论辩为生，他以对那些以有知识而自大的人的揭露为事业，以问答批驳的方式分析知识而走向真理，这就是本义的辩证法，苏格拉底说他一辈子除了考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并且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以外，任何别的事都没有做，他的论辩几乎使当时一切认为是正确的人和事都变成尴尬，雅典人对他的指控主要目的是要他沉默，他也本可以逃脱对他的判决，但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他永远不会放弃他作为论辩的哲学家的人生的职守，因此自觉地以生命的献祭悍卫了他的哲学人生，他是哲学的殉道者，他甚至认为他年老智力衰退将成为人生中的累赘，对他来说不能进行哲学思维和论辨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死刑也就可以使他避免老年的痛苦，(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这种纯粹的哲学人生的感情和对人生意义的洞彻令人感到震撼。
哲学不仅是苏格拉底的人生，而且是他的肉身，这几乎与宗教的起源人的灵肉同一无异，但他是作为常人的哲学家，在常人的视野里他古怪但不失为常人，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真率，他和常人一样生活，但却常常在哲学思考中忘我出神，有一次人们发现他发呆地站立着从清晨到中午，而就有好奇人晚上抱着睡席守着看到他一直站到第二天日出。（柏拉图：会饮篇）饥饿、寒冷、贫穷甚至死亡和其它的生活元素对他来说都似乎是视而不见的，他对肉体的忍受能力可能是一种天赋，但他对真理的追求的哲学精神结合在这种天赋之中，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的融合成就了他不朽的哲学人生。
孔子却是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常人，他具有哲人的高尚但不失常人的本性，他对历史与对常人具有同样丰富的感情，对国家与对生活的热爱，对政治与对艺术的爱好浑然一体，他自己的好学求知与对普遍人的教诲都是他的人生责任，而这一切都在他的人生中融为一体，没有做作，没有虚伪，有时不免迂腐但却不失真率，他是一个人性哲学本色的哲人，他的哲理融化在他一生的现实的生活中而不是超然于尘世外。
子曰：二三子以为我隐乎？吾无隐乎也，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
这是他自白的坦率。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于郭东门，郑人可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比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这是他的天真。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得，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论语：述而)
这是他出入社会政治的人生的自由，人生、学问，抱负相为而不相违，进退有地，柔轫从容，他为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士大夫的社会生存方式提供了榜样，而他的一生坎坷造就了他的人生与人性哲学的统一。
毫无疑问，孔子具有一种人性的魅力，仅有他的博学和对历史、国家、人民的责任不足以使他成为圣人，正是他将自己的人生真率地哲学化了，真正地人性哲学化了，实现了人性，人生和哲学的同一，他才是人中之圣，他不仅仅是学问的导师，而且是人性的导师，因学他的学问而成功为官者只是少数，但他以第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被尊为集成和传承中国人性文化的素王，他的人性、思想、学问普及天下。
孔子对人生与历史同样具有一种自性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儒家文化超越地同一于历史。孔子和苏格拉底不同，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人生乃至生命对哲学的奉献而表现了哲学，孔子却是以哲学与人生在真率中的统一而保存、延续了哲学的种子和生命，而这两者正如自然界生命的存在的两种方式一样，都是生命的必要方式，在他们的身上，实现了人生、哲学、社会的一致性统一，而且对于他们这都是真率的和清醒自觉的。
令天的我们发现阅读一些其它哲学家的传记而常常为他们作为常人的生活与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理论并不一致而感到失望时，或者为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无法避免的虚伪而烦恼时，不得不对孔子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伟大人生真率表示由衷的敬意。
4.人生中的哲学
远非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哲学家的幸运或者是不幸，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哲学家，当一个人真正开始成熟而自觉时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深刻的人性，常人与哲学家的区别只是职业的区别而不是人性的区别，哲学家是以哲学为职业的常人，而常人也总可以成为自己的哲学家。这里面不存在要不要哲学，或者哲学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自觉到这一点，而且你能在何种程度上自觉，作为一个常人，大多数人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执迷难决，但或许你也有幸能得到两者的自觉，这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出世与入世思想中得到最特殊的表现，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奇丽的人性与人生的浪漫性。
中国思想的超越性是自性的超越性，因而它也可以超越于现实的人生，而在个性意义上对具体社会现实的超越就是出世文化。儒家文化是由文人即以中国文化的继承、教化为生或为业的人而被具体化、现实化化的，他们就是作为士或士大夫的精神贵族，和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在文化意义上相似但不相同，后者以物质享乐为基础，而前者以精神生活为寄托，但它都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社会阶层，准备和参与政治，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遣文化。中国的文人入世就是官僚化，它的另一面就是出世，以退隐的方式进行政治准备或对政治、人生进行观察和反省，这两者总是同时存在士大夫的身上，更替着互为表里，即使位极人臣，也总是在思想深处潜藏着超越自身的出世思想，在文人文化生活中，表现为一种具有浪漫性的文人文化，如返古思想，田园文化，仙佛情操，甚至直接表现为政治性的隐逸行为。隐士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文化观念，而且始终被视为一种崇高的情操，因为它原初地在个性的人生身上表现了中国文化对现实的超越性。让贤不是政治民主，而只是人性的平等，是超越个性的普世关怀，尧帝许由之让，伯夷、叔齐避世之节己为圣人之先，而孔子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贤者避世，其次避地。”“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之类的冷静，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的无奈，恰恰显露了孔子个性中潜藏着的这种文化性本质，但他永远保持着一种对政治的渴望和对文化的看守的责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中庸文化。在老子那里，这种文化本质则是以绝对的方式表现的，它直接表达为对文化的反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但这只是以原初的理性反对形式化的理性，因此我们总能以超越的解读方式理解这些名言的真正意义，甚在今天我们也能在新的社会现象中叹服他的明智，比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似乎在今天这个以地球为村的高度物质文明时代完全不合时宜了，但是今天的你又认识几个近在咫尺的邻居呢？
最能表现这种浪漫的个性文化的人是中国的庄子(369-286BC.)，他的出世不仅是对政治，而且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特别是以文化生活即文人的人生的超脱，他把人性对物性的超脱寄寓在流丽奇瑰的文字中，塑造了一个不羁于形骸的文人精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道在他那里得到了的人性化形象，实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道的精神同一，这就是他的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他把道化为了文人的精灵，他成为了在世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他把文人生活情操，人性的自由与文人的武器——文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中国文化中人性的浪漫，他真接传达了和真实地再现了老子学说中潜在的个性文化精神，给中国文人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庄子还以自己的人生超脱的浪漫性实践了他的文化创造，他为妻子之死鼓盆而歌和庄周梦蝶的故事把残酷的现实与美丽的梦想揉合一起，成为了文人与文学中的奇芭。他的诗一样的文字和神话式的自由想象表达了那种令人神往的超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他以文字表达的流丽和恢宏气势实现了道在文化个性上超越，表达了脆弱的中国文人与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政治雄心同样令人倾倒，但前者具有超越的空灵与自由，成为了中国文人文化的精神象征。
5.人的哲学与西方非理性思潮
人生的哲学在中国文化就是个性向理性的超越，因此它是人性的理性化，而不是反理性的，也不是的，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反理性思潮完全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理性化的社会和理性化的人虽然可以高于人，但这毕竟是理性化和形式化意义上的人，因此它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人自己，而且在它僵死的形式上它甚至成为反人性的，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且下成为人类精神和知识进步的枷锁，在这一点上，这种性质与中国思想的命运相同，中国思想的形式化即是它的表现，也是它的梏桎（参见论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和西方理性的在自己的最深刻的本质上互补地相同，体现了中西文化在人类文化意义上的同一性。理性是人的一个本质。但不是全部，西方文化的主体框架是理性意义的，所以西方文化中总有它所遗忘的非理性思潮的抗争，而且总是以反理性的形态出现的，即表现了它的革命性的进步意义。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绝对的超越验人性，既使是圣人，也是普通人，圣人非神圣，而是在内圣外王的教化中走向完全的人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没有产生制度化的民主，但是却有基于人的原初性的平等：“王使人（察）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但这种人性的平等由于没有社会化的制度保证而只能停留在精神文化中，因此它始终无法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中国文化早熟的产物，中国思想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赋予了它，使它强大得足以将中国思想自己囚禁了二千多年而不得自由，是西方的入侵引发了了中国封建的崩溃，中国思想同时失去了自己寄托与枷锁，成为了百年的精神幽灵。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6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现实解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被不断理解和解读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史、解读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不同的解读，因此也表现出多种理论形式，诸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不同理解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深化了对当时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指导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样，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解读、被理解、被运用。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考证版本的出现和一系列以前未公开的论著的出版，我们必须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文本，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更为系统的把握，这是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必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和明朗化。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我们必须站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眼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指导。此外，当前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中，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方法，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了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的提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生活中来”，有的还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我们认为，在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行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关系进行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进行解读，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经典作家，通过原著的精读和深研，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方面，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西方解释学发展中触及一下文本解读的根本问题，以此导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方法的探讨。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解释学可以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和主观主义解释学或
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主张人们能够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知觉、移情或想象纯粹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后者则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纯客观地理解文本，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会受到理解者和解释者个人原有思想的制约，因而理解会因人而异，人们始终不能达到对作者原本思想的理解，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
从对解释学发展的简单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正如认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体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当解释符合客观文本和实际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中应遵循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辩证地处理好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即要坚持以客观性为主，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忠实于原著，尊重作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力求反映作者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主观状态(包括思想、心理、情感等)为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提供方法、服务。这一解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它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意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一旦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特定的，它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文本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可知论，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要坚持可知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我们才有可能去走进马克思主义。如果只认为文本有原意，但不认为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所理解，那么，同样不可能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第三，肯定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是对文本解读的标准的客观性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文本的理解者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立场、条件和运用的解读方法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理解者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理解者的不同认知阶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其正确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原意，它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的基本原则后，那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如何贯彻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为我们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回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离开了对产生它的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是密切相联的，我们必须把二者相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其次，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其立场就是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立场。所以，它的观点和方法都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而不能违背。例如，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时，首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站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基础上，进而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方法。
再次，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理解它就必须系统完整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然而，整体又是由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整体就必须以对部分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作基础。同时，要正确地理解部分，同样也要依赖于对整个体系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应该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要看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
最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又被其后继者不断地理解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时代形态。从这种意义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原初文本，而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则是衍生文本。我们应该明确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马克思主义著作者思想的相对差异性，但把这种差异性看作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同一性和继承性，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看成原初文本，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看作是对原初文本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统一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要坚持文本理解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可能导致文本中心主义，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依靠文本，把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当代现实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的解读，让马克思主义回归于现实，这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与实践而又归于现实与实践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出发点和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从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实践作为其理论的生长点。正如他们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脱离了时展，脱离了社会实践，真正理论的建立是毫无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社会现实和实践为其目的和归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等旧哲学“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它要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现实结合，并进行现实的解读。这一解读同样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立足于客观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实解读的过程中，要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时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具体而言，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固定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了其理论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找到了依据，提出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发展成为现实。只要是存在人类、人类社会的地方，就存在有实践，就会存在以实践为基点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正是其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第二，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其后继者理论的最初阶段，而其他后继者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运用、补充、发展和完善。
第三，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必须看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不能用同一实践标准来衡量，而要用当时的社会实践来衡量。例如，马克思在晚年论述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着重论述了其可能性。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不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价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恩格斯。因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相对标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明确了在现实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实践条件下解读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呢?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的具有时代性，有的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理而言，我们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实践来理解它。
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仅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在当代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观批判的结果。而对于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把它与我们当代社会实践结合，充分正视当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频繁性，当今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并结合人的发展环境的这些变化，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其次，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的产生过程，既是其基本原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有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限制性，但是，马克思在创立、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则对我们大有启示，它可以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实践问题时提供指导。因此，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从这种意义而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它的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解。
再次，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关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源于实践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它都会有着相对的理论体系。这表现为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每一时代都是对上一时论的坚持、发展、补充和完善。例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而毛泽东、邓小平则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提出了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如，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要理解新时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新的实践。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发展对经济模式的要求。同样，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联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就无法正确把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只从实践而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和基本原理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唯现实主义”，它只是片面地、相对地在实践中“发展、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而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所在，实质上是一种文本虚无主义。所以，正确处理好解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文本解读与现实解读的关系是异常重要的。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改革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而事实上，在当前，既有人希望走过去的老路，也有人希望走邪路。这两种主张，实质上一种是封闭僵化的思潮，一种全盘西化的思潮。“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面临这两种思潮的挑战。过去有这两种思潮，现在也有，今后恐怕也还会存在。所以，怎么能够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巩固，而不受这两种思潮的影响，就是今天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当务之急。”②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③。这一论断凸显了我们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的提升，表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开始成为我党的根本建设和战略性工程。重新研读“8・19”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其思想真谛，对于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至关重要。
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特征
意识形态又叫观念形态，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往往通过哲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道德等表现出来，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形势是好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各样色彩、各种性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西方民主、种族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存，很多社会思潮内部又有不同主张的流派，这就形成了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
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就是互相渗透，扩大影响，争取人心。事实上，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向我国的渗透从未停止过的，加之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封建遗毒的沉渣泛起，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不少杂音和不和谐的声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的、西方外来文化的各种思潮广泛存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表现出新的特征：
复杂性。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一些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增多，人民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着明显变化，各种社会群体竞相发声;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多样化的现象更加突出，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主流和非主流的思想观念并存，既有正确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思潮，也有错误的、消极的、落后的社会思潮。一些错误的理论文章，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则是立场问题。
非对抗性。当前，我国处于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也处于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存在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很多是由于认识不足所导致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会导致矛盾和纷争的出现，但是这些矛盾大多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可以通过说服教育等途径得到解决。
深层次性。鉴于目前改革中存在的社会公平正义兼顾不够，有人讲过去没有这么多问题，想走回老路，否定改革;还有一种主张认为西方国家没有我们问题这么严重，主张走新路，提倡民主。这两种主张，前一种代表的是封闭僵化的社会思潮，后一种代表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这两种社会思潮，究其本质，都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试图左右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国际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文化交流愈加频繁，西方国家借机推销其思想、文化，包括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频频指责。在当今中国社会，社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扩大的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西方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新制度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迭起，借助全部意识形态工具，铺天盖地地扩大宣传，一以贯之地推销其制度、价值观念。应当承认，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迭起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薄弱的青年学生当中，已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对此却改变乏力。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理论宣传缺乏说服力，不能有效地排除意识形态上的干扰。怎样才能摆脱意识形态工作中这种被动局面呢？这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其中一个根本性原则，就是继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迫切要求，也是对理论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地位
第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现代文明的活的灵魂。列宁曾经对青年们说：“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实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它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但是，这种对基本原理的坚持，也不能搞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作用是一种方向性、原则性的指导，而不能代替我们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这就要求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尽管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各种思潮、主义层出不穷，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还占据着世界思想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第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性质所决定的。在我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也必须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必须深化对国家意识形态职能的认识。首先，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凝聚力，调动起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的积极性和热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改革的实践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层次反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⑤。其次，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定则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再次，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条件。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意识形态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引导社会舆论，提供解决社会矛盾的突破口，为解决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舆论导向。最后，意识形态有助于解决多元文化的内在矛盾。当前我国文化处于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型过程中，比较突出的矛盾表现在：其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注重个人利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的主旋律是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等;其二，封建落后的保守的意识与现代的开放的竞争的意识之间的矛盾;其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与西化和自由化思潮之间的矛盾等等。马克思主义是解决多元文化内在矛盾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三，这是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似乎成为一种趋势，为了实现互利共赢，实现对经济利益的角逐，在文化交流中，不同质的文化也会走向趋同，更不必说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为防止民族精神消融，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元。
当前，中国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文化矛盾主要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科学文化强调真实理性，人文文化强调人的道德、情感和人本主义，自然科学专业分工越细致，越容易导致其整体性的欠缺和忽视人的情感等痼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导致文化理念上的根本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矛盾，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必然伴随着文化内涵的变迁。像中国这种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征途上的国家，其主要任务：一是找到适合自己国家高速、健康发展的道路模式;二是坚定自信，在文化建设上，特别要强调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
要充分认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把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它包括舆论宣传、理论研究、新闻工作、干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等几方面。新形势下，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做好如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建设一定不能离开经济工作和改革，而是要为改革的健康发展服务。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出发，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科学、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把握其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或者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解读，还可以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在具体经济实践之前，先进行理论论证，辅之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避免盲目性。二是研究现实重大问题。当前，我们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战略构想的实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要进行研究。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和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十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主题，为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对干部群众，坚持做好理论武装工作。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理论学习、宣传和教育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十以来系列讲话精神成为干部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可以借助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充分树立和培育典型，用事实说话。在理论宣传工作中，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要借助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多渠道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用正确的思想、进步的观念、先进的文化逐步消解错误思潮的影响，铸造人民的精神支柱，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要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毫不含糊”。一是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地坚持理论创新。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讲新话。现在的问题是实践跑前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跟不上，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要发挥理论内涵的前瞻性、指导性作用。
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意识形态属于人的思想领域的问题，对思想理论问题，要通过说服、教育、引导来逐步解决。意识形态应该具有鲜明的党性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我们既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不能脱离现实，要求意识形态纯而又纯，既不能对错误思潮放弃必要的斗争，又不能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对于敌对意识形态的进攻，应当进行必要的、有分寸的思想斗争。但是，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须遵循规律，尊重法律，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善于把不同意识形态的力量联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要抓好意识形态部门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⑥意识形态部门领导班子要主动担负工作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领导干部要增强工作主动性，自觉加强学习，亲身参加实践，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精心谋划，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极高的理论修养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这支队伍才能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才能有效履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行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①《十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谢春涛：“意识形态事关前途命运”，《望》，2013年8月26日。
③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④《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367页。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8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性；阅读
中图分类号：G6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75-03
一、引言
阅读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文化活动。自从有了文字，人类的阅读活动就开始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阅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阅读能够传承人类的历史文化，使人类的历史文化活动得以延续；阅读能够开启人的智力，使人类在才智方面不断地进步成长等等。正因为阅读的重要作用，培养人的阅读能力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和目标。母语教育如此，二语及外语教学中也不例外。特别是在二语或外语教学中，阅读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的历史上所颁发的各级教学大纲中，对阅读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位置都有明确的规定，从“着重培养学生以阅读为主”到“培养学生具有较熟练的阅读能力”，都反映了阅读的重要性和阅读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1]。二语教学中的阅读不仅仅是语言学习的手段，同时也是获取信息的手段，更是文化习得和交流的手段方式，是对他语言和文化中共性和个性了解和融合的过程。在我国绝大部分的英语教学中，由于环境的限制，没有足够的可供利用的资源和直接接触英语的机会，通过课本和读物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就成为英语教学的首要任务。阅读能力的提高为学生的听说读写等综合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是通向综合能力的一条必经之路。传统的阅读教学和阅读方法过于注重文本的固定意义和作者的原有意图、注重作品的共性，限制了学生、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为了克服传统阅读方法的不足和弊端，本文提出“创造叛逆”性阅读。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9
[关键词]习语翻译 文化差异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词又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是语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所谓语词就是指词和词组，词组的范围包括各种固定说法、习惯用语和习俗语，语词都有音义的理由和来源，语词的产生、变异和发展都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信息，如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等，其中最能体现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体现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使不同民族的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性。语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在广泛地、准确地了解他国文化中的观念、信仰、习俗、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同时，忠实传达本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才能真正做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1、习语翻译中对文化的把握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本文所要讨论的习语是广义的、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等。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大量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由于地理、历史、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英汉习语承载着不民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习语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的难点。本文试图借助语用学的理论，对英汉习语的翻译作一些探索。美国哲学教授H.p.Grice在他的meaning一书中把话语的意义分为自然意义(natural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meaning)两种。话语的非自然意义指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即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交际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这就是Grice的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理论的基础。那么，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同样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的话语文章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隐含意义。隐含意义才是说话人或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根据观察，英汉习语之间的多方面差异可归为两类:一是形象意义的差异，一是隐含意义(包括褒贬义)的差异，而它们都是字面以外的意义，是文化差异的体现。因此，习语翻译必须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它要求译语要从文化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所要传达的意义、方式及风格。换言之，就是把原语的“形”、“神”在译语中原汁原味地体现出来。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10
一、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国家理论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冲破了第二国际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即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经济决定论，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它还在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以文化和意识形态为特征的“阵地战”，这一新型的社会革命和变革道路，同时也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顽强生命力和普遍的适用性。
(一)冲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强调实践哲学，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开创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和争议就层出不穷。20世纪20-30年代，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不良倾向盛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庸俗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将革命的成功完全归因于经济因素，这一做法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遵循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而不是封闭的僵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葛兰西没有盲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没有单纯地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对第二国际那些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进行了深刻批判，根据意大利的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陈学明教授指出，“实践哲学以历史的方法考察以往的一切，同样也考察自己，决不把自己当作不可改变的教条……它并不是空谈真理的经院哲学，不是某些狭义阶层(例如整个知识界)的常识，它是同实际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哲学，是能够在群众中普及的哲学。”葛兰西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在不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葛兰西作为政治活动家，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主观能动性的方面，给予实践范畴以应有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等问题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对人主体性的强调，以及葛兰西的人本主义的理念，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但与俄国的命运不同，欧洲爆发的大规模革命却以失败告终，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纷纷陷入低潮。暴力革命能够在东方的俄国取得胜利，而在西方却以失败告终?这一问题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面临的问题。葛兰西注意到:在西方，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国家的思想文化职能逐渐增强;在东方，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状态，国家即是一切，市民社会尚未发展到能够发挥自身作用的程度。葛兰西主张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依靠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采取“阵地战”的革命策略，进行文化变革或意识形态变革，摧毁资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最终获得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以文化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为特征的新型革命形式，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作用，而是说明了要根据不同的革命形势和具体实际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因此，葛兰西的这一崭新的革命道路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补充，更是一种创新。甚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受葛兰西的影响，开始重视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得葛兰西的革命理论获得了发展。
葛兰西对新型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方面，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多样化的统治方式，即不仅包括政治统治，还包括更加隐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而且后者更加有效，因此夺取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说明了要时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来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打破了教条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发展的束缚，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不断向前发展。
(三)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学说、领导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崭新内容，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葛兰西提出了“完整的”国家观，他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有机统一整体，并突出强调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葛兰西强调，在本质上，不能仅仅将国家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拓宽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内涵和外延。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属于经济基础范畴，而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成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葛兰西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更加突出了作为上层建筑有机组成部分的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葛兰西的市民
社会理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的补充和创新，同时它有助于人们以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葛兰西将“完整的”国家学说作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虽然“领导权”概念并非葛兰西所首创，但葛兰西不仅赋予其全新的内容，也拓宽了领导权的适用范围。在列宁那里，领导权主要侧重于政治领导权，而与列宁不同，葛兰西强调要在获得政治领导权之前就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并且在夺取政权之后依然要巩固和维持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获得政治领导权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获得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保持好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与此同时，葛兰西还拓宽了领导权的适用范围，即从阶级内部拓展到阶级之间甚至是国家之间，由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策略提升为运动的一般性原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领导权限定在阶级内部，即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和广大无产者的领导不同，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也要争取其他利益集团的支持。甚至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具有不确定性，它的适用范围还可以拓展到资产阶级在内的阶级联盟之中。
同时，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葛兰西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作为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时使用了这一概念，它具有两种基本的含义:错误的意识和空想或幻想。第二种，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中立性的，包括正确的意识和错误的意识。第三种，作为掩盖物质利益和真实动机的思想观念。它具有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合法性辩护的功能。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的时候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并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与马克思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不同，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态度是肯定的和积极的。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并不是作为意识形态家们主观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概念集合，而是被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位置，被用于人们理解他们所在世界的方式，被更多地视为一个斗争的场所。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不是消极的、机械的，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意识”或错误的意识，它是一种人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社会水泥”的作用，整合人民的思想和价值观。因此，葛兰西始终强调在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前就要先夺取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没有盲目遵从马克思对“虚假的意识”的否定批判，而是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分析，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不仅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对后人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开启和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同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以及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1976年，托尼·本内特在《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一文中，提出了“葛兰西转向”这一概念，并对“葛兰西转向”对文化研究的影响进行了系统阐述:一是反文化的阶级本质主义，这使文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认识与理解;二是深化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三是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历史性;四是将差异和矛盾看作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的基本方式。“葛兰西转向”最先是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为摆脱自身的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而寻找到的一条出路。英国文化主义研究的兴起主要是由于英国社会危机、马克思主义危机、知识分子自身危机。二战之后，英国开始进行全面调整，福利国家出现，但却引发了一些混乱和失衡，由于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导致英国本土文化受动冲击，而利维斯主义的传统却不能解释这一现象。而且，由于福利国家的发展，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逐渐消退，进而英国工人运动也停滞不前，社会主义革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当时英国面临着葛兰西所提出的问题:“既然向来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消费者，为什么社会主义尚未实现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左派开始寻求新的理论，他们将文化和政治结合起来，试图超越利维斯主义来对英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反思。英国文化主义希望从葛兰西的理论中吸取养分，因此英国的文化研究试图通过“转向葛兰西”来摆脱英国文化主义的理论困境，找到新的理论出路。
(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带有结构主义特色的意识形态思想，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理论。阿尔都塞自称，“据我所知，我现在走的路以前只有葛兰西一个人有所涉足。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念，认为国家不能被归为(镇压性)国家机器，按他的说法，还应包括若干由 ‘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可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在国家结构方面，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是由(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两部分组成的，这与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即“国家二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国家职能方面，阿尔都塞认为国家不仅运用暴力，同时也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运用镇压，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葛兰西强调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胃的领导权”，具有暴力镇压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显然，阿尔都塞对国家职能的论述也受到葛兰西“完整的”国家学说的影响。总之，不论是国家结构还是国家职能，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都来源于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学说。
(三)拉克劳、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
拉克劳和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新领导权”理论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影响，因此又称为“新葛兰西主义”。拉克劳和墨菲是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上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重新解读，而形成的一种“新领导权”理论，也可以称为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对“新领导权”的概念、领导权理论形成的条件、领导权的主体等方面都进行了重新阐释，扩展和创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虽然十分强调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但并没有完全摆脱经济决定论与阶级论这种本质主义的色彩，所以他们将领导权概念建立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世界是由话语构成的，话语还链接着实践活动，社会也是由话语所构建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出话语领导权，并将其作为后马克主义的激进民主策略理论的主题。
根据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他们认为领导权是一种接合实践。他们认为，“领导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连接实践的领域，即‘要素’具体化为‘因素’的地方。”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的形成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的开放性与不完整性，即“社会的不可能性”;二是存在对抗力量。社会的开放性是领导权实践的前提，同时“正是每一个对抗的这种多义性特征使它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领导权连接才能完成”。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领导权的形成条件可以在葛兰西那里找到源头，因为葛兰西也认为领导权的获得是一个在社会矛盾、斗争和对立中不断寻求“运动中的平衡”的过程，而并不是预先设定的。对于领导权的主体，拉克劳、墨菲摆脱了阶级的观念，他们认为在话语领域，对话语的认同形成身份。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而这一主体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并且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的主体并不必然是阶级主体，他们强调在话语连接的领导权实践中主体身份才得以构建，对话语的认同形成身份认同。但是主体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话语连接的变化而改变。总之，拉克劳和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受惠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与超越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
(四)萨义德的“东方学”
后殖民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具有很强政治倾向的社会思潮，它主要关注的是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对抗的关系。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文化霸权，并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表现最为突出。而萨义德“东方学”的形成离不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萨义德的“东方学”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知识、话语与表达等方面关系上一个新方向上的拓展。萨义德强调“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而且，萨义德扩大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适用范围，即从表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领导权关系扩大到不同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霸权的关系上。萨义德借助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进行了改造和扩展，建构后殖民主义体系中的“文化霸权”。萨义德的“东方学”主要指的就是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和控制，并主要通过东西方的文化和文明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文化霸权，但他并不赞同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而是主张两者的多元共生、相互促进和相互包容。
三、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20世纪7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思想流派，叫做欧洲共产主义，它主要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欧洲共产主义者将葛兰西看作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葛兰西非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直接推动了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流派的形成，而且葛兰西对西欧革命道路的探索，也直接影响着欧洲共产主义的革命策略。葛兰西在对东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完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采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够的，还要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首先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在西方不能像俄国那样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应该采取“分子式入侵”的“阵地战”。葛兰西的这一革命观对欧洲共产主义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共产主义否定暴力革命的普遍性，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各国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和群众运动等民主方式走向社会主义。西共卡里略就曾指出:“在一个根据宪法走以民主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民主制度中，暴力不仅不是合理的，而且正如全部实践所表明的那样，也不是现实的道路。”因此必须放弃“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原则”。此外，葛兰西的工人自治思想、群众性政党的观念、广泛的联盟思想等都对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总之，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四、中国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分析工具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反映了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何种革命方式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同时，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治领导权之前就要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而且在夺取政治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依然要继续保持和巩固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同样契合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政权的保持与巩固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当今时代己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尤其是对于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葛兰西就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我们看到，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时期，文化领导权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时期，仍然面临着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和巩固问题，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和重要参考，并且葛兰西思想中的基本精神，也对新时期中国文化领导权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存在和重要性的阐述启示我们要将文化领导权建设问题提高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时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控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得到持续的巩固，那么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就会被削弱、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就会受到威肋、，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列宁曾经指出，“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矿石，炼成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的社会思潮不断涌入，不同的“声音”和“思想观念”相互激荡。目前，我国面临着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西方文化渗透和“颜色革命”的威肋、，多元文化碰撞的危险，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多元化和差异性不断增加的危险，因此，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和巩固仍然是一场硬仗，我们必须加以重视。保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控我国公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权稳固的坚实基础。因此，我们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掌控文化领导权提高到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
(二)增强广大群众对主流意识的自觉“同意”和“认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
葛兰西指出，国家具有镇压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但他更加重视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职能。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现代国家统治方式逐渐由“统治”向“治理”转变，从主要依靠暴力机关的镇压转变为主要依靠民主方式获得广大人民对主流意识的自愿地、积极地“同意”和“认可”。葛兰西将“同意”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甘情愿地“同意”，一种是选举创造出来的“同意”。葛兰西重视的是人民群众自愿地“同意”，因为只有这种具有持续性的“同意”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合法性提供更深层次的道德支撑。而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同意”和“认同”就要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脱离实际的领域，而是真实的存在于人们生活之中的，所以要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大众生活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内化为人们的思想。同时，我们党要始终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确立和巩固其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增强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认同、接受和践行，并最终达到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有效性的目的。
(三)加强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