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经济发展篇1
l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当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时，它积极促进着经济发展。
1.1货币的运用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交换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即专业化是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专业化程度越高，工人越可能发明更先进的机器或生产方法。而金融的作用在于货币的产生大大降低了物物交换中因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而存在的用于评估商品品质、掌握商品信息的单位交易成本，便利了交换，从而实现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单位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仍会下降。这一作用更为加强。
1.2金融能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推进。而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在50：7o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储蓄率曾达到40％的水平。在促进储蓄率上升的因素中，金融是最重要的一个。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揩蓄增值并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它有条件吸收社会中的闲散资金转化为储蓄，从而为生产提供资金采源。此外，金融的特点又使它成为动员储蓄和投资的最佳途径：一方面，把分散的储蓄者用于投资或存储的资金集中起来需要大量信息和投资渠道，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流动性金融市场能增强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满足持有多样化证券组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动员储蓄牵涉大量筹资企业与拥有剩余资金的诸多投资者，金融中介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最大量地动员储蓄，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1.3金融发展实现了资金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效率首先，金融能降低长期投资的流动性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资金占用，为此储蓄者必须承担因资金长期被占用而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以致不愿长期投资。而资本市场交易、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中介的往来存款业务以及针对外部冲击对流动性投资和非流动性投资进行的动态均衡组合部位金融具有降低和分散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向力图回避流动性风险的储蓄者提供最大眼度的保险。这使更多资金会流向周期较长的项目。正是基于这一作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才能拥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它最终完成。其次。金融的存在能大大节约信息成本。金融中介具有较个体储蓄投资者更强的获取和处理众多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环境方面信息的能力和专业评估技术。这使它为其成员提供投资信息服务的成本比个体储蓄投资者通过个人努力获取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
再者，金融体系能降低监督成本，改进对资金使用者销监督。资金所有者在投资时需要核实项目质量和项目回报，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提高投资成本。同时资金使用者夸大投资收益、掩盖经营问题的内在倾向又会使这种监督成本加大。为此。金融能借助其专业技能和中介地位来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此外，金融业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并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2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金融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重要地垃不仅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冲击也显示出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的稳健发展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2.1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令金融风险客观存在在经济生活中，只要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就存在。金融业是高负债经营的产业，自有资金所占比重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将其对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来实现。但这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储蓄者对金融机构有信心；二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高效FB确。由于不能确定这两个条件能否满足，金融风险就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经济主体对客观认识的有限性，即使银行经营稳健，储户能认识到全体不挤兑更利于集体利益，但在面临“囚徒困境”时仍可能为降低预期风险而参与挤兑；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金融机构管理者趋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策略，以致金融资产质量下降。同时贷款者也可能采用不正当手段，如欺骗、违背合约以及钻制度的空子来不合理占用资金。致使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监督有限。
2.2金融对经济运行的广泛渗透性、扩散性使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首先，金融机构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信用中介组织，它的经营失策必将连锁造成众多储蓄者和投资者蒙受损失。其次，银行创造存款货币扩张信用的功能也令金融风险具有数倍扩散的效应。再者，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银行联在一起，任一银行的支付困难都可能酿成全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最后，信息不对称会使某一金融机构的困难被误认为全金融业的危机，从而引发恐慌。金融的这些特殊性令其风险相对其它行业而言具有快速、面广的特点。使局部性金融困难能快速演变成全局性金融动荡甚至经济危机。
2.3金融资产的高度流动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以及金融危机的突发性令金融风险易于剧变成金融危机并严重危害经济
金融和经济发展篇2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研究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优化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并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早进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应该从银行出现开始，研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金融进行专门研究，只是把金融作为促进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战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影响到部门国家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显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这个阶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别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专著中提出金融发展是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实现资金的顺利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金，从而提高生产资金，提供社会经济增长。帕特里克（1966）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提出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两个金融问题，金融发展可以是被动的和相对滞后的，也可以是主动和相对先行的。奠定金融理论发展理论基础的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采用8个指标来度量金融规模和结构，对35个国家9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可以以麦金农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中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即“麦金农—肖模型”。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落后，金融二元结构存在，金融管制严重，导致信贷资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资金，抑制了经济增长。肖认为健全的金融发展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互相促进作用，使金融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配置。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潮，促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八十年代，从投资数量、质量等方面对金融抑制和深化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由于受到利率和收益影响，导致资金无法顺畅流向投资领域，无法有效配置，所以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后进入了第二阶段，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和作用，规范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解释，得出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内生化的机制作用，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和金融内生增长论，深化了金融发展理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国民产量或潜在实际Gnp的扩展。（萨缪尔森，1992）经济增长既可以是国民收入的总产量，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他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是劳动数量和劳动效率。
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成正向关系，和资本与产出比成反比关系，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但该模型基于储蓄率和资本与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存在缺陷，麦金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储蓄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没有提及。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索洛模型缺陷，经济学家开始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因素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以卢卡斯和多马为代表，卢卡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封闭性，同时认为技术进步至少部分是是内生的，多马提出了以规模报酬在外部性和生产中是递增的，而在新知识创新中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为假设前提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促进交易的工具，对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计量统计中的相关性仅仅是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体现而已。经济学家托宾和熊彼特从货币功能角度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响社会储蓄增加资本，满足了企业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麦金龙则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等行为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也大体相同。当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和部级别的层面，基于省内级别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大家关注的都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而较少关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所以其作用机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分析内在作用机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金融机构可以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帮助金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帮助资金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单位，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统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制度可以以其专业化和严格的审查帮助储户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储蓄，同时帮助投资者提供长期流动性使企业获得资金，高效促进社会资金流向投资领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费用，金融市场会在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上下工夫，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交易工具创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参与，金融制度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督和监管，避免了委托风险和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资本更快积累和长期增长，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统通过上述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储蓄、创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了社会分工，金融便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经济不发达阶段，社会分工水平不高，阻碍了金融的发展。经济增长促使社会分工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财富增加，商品价格下降，增加居民储蓄，同时，专业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商品交易数量、交易种类和交易方式，要求相应的金融服务。经济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要求相对应的金融发展。（作者单位：1.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胡琳，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和经济发展篇3
本文基于浙江省1999-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oLS和固定效应两种方法，深入探讨了县域金融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县域金融水平对县域经济的产生重要的影响，金融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我国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将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到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行业上。
【关键词】
县域金融；县域经济；存贷比；GDp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是指县级行政区划内的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基本单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桥梁纽带．在国民经济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县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稳定，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就是资本的投入。要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县域金融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也越来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近些年来，各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并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斯马克尔（2004）指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则存在一定的争议。赵振全等（2007）基于1991-2005年季度数据，基于门限非线性模型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联，但单纯在总量上探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并没有意义。龙海明、柳沙玲（2008）探讨了中国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现实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马罗尔（2012）使用面板方法证实了拉丁美洲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熊皮特式的促进作用。
二、金融发展测度指标及浙江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动态
以往文献只用不同的指标来测度金融发展水平，由于涉及浙江县域数据，其中一些数据不可获取，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受到限制。主要选取的指标是存贷比。银行信贷通常反映了政府特定的政策目标，是中央银行通过信贷资源的配置来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股正规金融中银行信贷中的存贷比反映了中央部门对宏观经济的干涉程度。如果银行的存贷比越高，反映了国投企业负担越重，金融效率越高和金融发展水平较好。存贷比指标的另外一种解释为贷款转化为存款的力度，是银行资产运营的效率。但是，存贷比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将导致银行经营风险上身，因此，存贷比也是银行业务监管的一个重要指标。按传统的经济区将浙江分为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根据上述指标，计算出两地区的金融发展指数。图1-1反映的浙东北和浙西南存贷比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存贷比在2001年之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是在2006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之后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反映了浙江县域商业银行具有扩张信贷的内在驱动。另一方面，浙东北地区的存贷比一直高于浙西南地区，特别是最近几年，浙东北平均存贷比甚至高于0.8的水平，说明银行信贷风险持续走高。
三、区域经济增长度量指标及经济增长动态
经济增长按增长方式可以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租房行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以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从长期看，由于资源环境等因素约束，粗放型经济不可持续性发展；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方式为主，在既定的资源下，优化资源利用率，促进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为反映浙江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及方式变迁，选取人均GDp来反映浙江省经济发展规模及水平。图1-2反映了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增长趋势。无论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西南地区，浙江省GDp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两地区的比较来看，沿海地区各年实际GDp水平都高于浙西南地区，两地产出水平呈现亏大趋势，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浙东北和先拿地区并没有出现经济增长理论所指明的趋同性。
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变量及方法为了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计量模型为：其中，LnGDp为被解释变量，是指人均实际GDp的对数，FDe为存贷比，为金融发展指标，为随机干扰项。在本文的研究中，选取的样本为浙江省16个县（县级市）的经济和金融数据。这一样本包含了浙江省浙东北和浙西南的部分代表县域，且包含了1999年到2013年一共15年的面板数据。样本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实际利率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数据并加以加权处理得到。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通过表1-1可以看出，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有显著差异的。经过对数化处理以后的人均实际GDp的数据的标准差仍然有约0.78，且最大值大约是最小值的1.2倍。而根据对数化处理的性质可知，经过对数化调整之前的数据差异显然比这个数字更大。这也和传统意义上将浙江省的县域经济发展程度分为相对落后的浙西南、相对发达的浙东北这一分类相互吻合。而金融发展水平这一指标的均值为1.36，说明近些年浙江省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水平较高，符合近些年的金融发展趋势。样本不存在异常值，我们认为样本数据是合理的。
（三）实证结果分析表5.1是混合oLS模型的估计结果。从总体上来看，可以看出，F统计量的值为44.42，且F统计量的p值为0，也就是说，模型中选择的变量是联合显著的，这也和一般的经验认识比较吻合，而且存贷比FDe指标在1%的水平下显著，和经济增长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存贷比越高，经济发展越快，即金融发展水平预告，经济发展越快，和大多数学的结论一致，由于存贷比越高，金融储备资金越高，可以给经济发展快速的地区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可以给金融机构带来丰厚的存款，进一步又促进了金融水平的繁荣和发展。但是模型拟合度比较差，只有0.3573，考虑到这是一个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出现这样低的R-squared是不太正常的，这和解释变量的选取有关，由于我们只选取了一个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才导致显著水平较差。
混合oLS估计的结果并没有考虑变量之间的时序性，从结果来看，其低水平的R-squared反映了这一模型的缺陷。虽然混合oLS适合处理某些面板数据，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数据通常而言还是比较无力的，因此它的估计结果是有偏误的。下敏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反映结果。表5.2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从总体上来看，可以看出F统计量的值为152.93，且其p值为0，因此模型中各变量是联合显著的，这一结论和混合oLS的估计结果相同，而模型的总体R-squared达到了0.6068，拟合效果显著性提高。相对于混合oLS估计的低R-squared而言，固定效应估计对模型的解释显然更具有说服力。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估计方法选择对于估计结果具有很显著的影响。FDe变量的t统计量分别12.37，较混合oLS显著提高，在1%的显著水平下和经济水平显著正相关，从系数上来看，存贷比FDe提高1，会使人均GDp显著提高6.51%，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使人均GDp显著提高。这一结果和混合oLS的结果比较，可以发现不仅存在系数大小的变化，而且t值也显著提高，说明模型的效果更好。总体而言，固定效应模型考虑了样本的时序性，给予每一个样本以单独的截距，在本文的研究中是相对比较适合的，因此从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于混合oLS模型而言，固定效应模型得到了更准确且更有解释力的结果。
五、结论
基于浙江省1999-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浙江省县域金融水平和县域经济水平采用了混合oLS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最好的拟合样本数据。这主要是由样本数据的性质决定的，由于样本已经包含了浙江省典型代表县域，再加上浙江省县域经济增长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距，因此不同的县市显然会有不同的截距。而这一点，刚好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基本假设相同。以存贷比衡量金融发展，浙江区域金融的发展对县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发展越快，而存贷比作为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在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方式上，这说明浙江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仍然体现在数量投入型，而且没有转变为效率型。其政策内涵意味着县域银行信贷应该有话行业结构，更应当将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到能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行业上。
【参考文献】
[1]钱水土.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县域金融体系重构:浙江案例[J].金融研究,2006.
[2]钱良信.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中国发展,2010(04):63-67.
[3]周春喜.县域金融发展与产业集聚区经济增长———以浙江为例[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01):71-80.
金融和经济发展篇4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非正规金融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另有学者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还有的从研究范围的大小来给农村非正规金融下定义，把农村非正规金融分为传统互助型的民间借贷和面向个人和企业生产经营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两大类；有的则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划分正规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把正式的、未登记的、未被管制的农村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称为农村非正规金融。世界银行把非正规金融定义为那些没有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在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更多地表现为农村居民个人之间、个人（含私营企业主）与民间金融组织之间的货币型借款融资。活跃在农村中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合会、钱庄、农业合作基金会、民间借贷等。在发展中国家里，作为金融体系主力和政策关注焦点的正规金融往往面临着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约束。
除正规金融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金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贷市场失灵，尤其是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非正规金融却在农村蓬勃发展起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存在的金融现象，但理论界对其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达成一致。基于此，本文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出发，侧重研究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发展的社会经济效应、存在的内在缺陷和引导与规范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对策。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非正规金融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理想途径之一，成为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村经济可以通过非正规金融更好地提高经济效益。首先，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发展天然地具有较强的市场亲和力，它的存在和适度发展有利于弥补农村地区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其次，非正规金融能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多样化竞争格局。再次，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属民间自发性制度创新，这种创新若经过政府的合理引导，对我国金融制度的积极演进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
2．1发展规模
改革开放之初，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从1986年，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开始超过正规金融的规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后，农村非正规金融更加活跃。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表明，2000年农户贷款来源中，有68．4％来自私人借贷。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2．3％。从地区分布看，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比重越高；从融资用途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非正规金融主要用于非生产方面，而东部较发达地区则主要用于生产和经营活动。
2．2趋势特征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1）公开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府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打击措施比较严厉，处于萌芽期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较为隐蔽，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盈利性质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逐渐被人们接受。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开始认识到农村民间借贷对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并逐渐放松对民间借贷的打压措施，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由隐蔽逐步转向一定程度的公开。
（2）组织化。过去，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个人，现在一些村镇集体和企业也参与到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活动中。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主体由传统的个人行为向组织结构发展。
（3）规范化。以往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多以口头信用约定为主，符合人们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现在，随着人们风险意识的加强，出现了以存单、债券、房地产等抵押、质押的情况。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逐步规范化。
3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虽然在弥补正规金融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缺陷的存在，使得它存在诸多问题。
3．1规模和范围上存在劣势
农村非正规金融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这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的劣势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狭小，资金的转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不利于资金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再次，金融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进行分摊。
3．2内部经营管理混乱，经营风险较大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制度不规范，内部经营管理较为混乱，大部分非正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同时，由于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抵御风险，经营风险较大。
3．3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自发、盲目、分散的信贷活动，交易方式相对简单，借款手续不规范，极易引起债权债务纠纷和集资欺诈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引起暴力犯罪。在欠债不还的情况下，不少债权人通过暴力收回借款，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3．4不利于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
农村非正规金融分流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正规金融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金融的宏观调控效果。一些不符合农村经济宏观政策的项目由非正规金融为其融资，结果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4规范发展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对策
4．1赋予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地位
国家应正式承认民间借贷的合理性，让其获得与正规金融同样的发展空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当前，应引导私人钱庄、民间合会等组织走向前台，向规范化、合法化金融转变。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开始正视并肯定民间金融的作用。2005年4月，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能为小企业和小额贷款需求者提供最好服务的还是非正式金融，政府不应该对民间的合法的金融行为进行过度的干预。2005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民间融资的补充作用”，这被普遍看做是央行首次对流行于中国农村的民间借贷的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最高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的肯定态度加快了民间金融的规范化进程，2005年央行选择山西平遥、贵州江口、四川广汉和陕西进行民间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引导民间金融的融资活动走向正轨，并将民间融资纳入金融监管机构的正式监管之下。
4．2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与管理
政府应允许非正规金融组织注册登记，按正规金融的要求进行监督管理。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要求持有一定的资本金数额，但不能强求一致，可按地域做出不同的规定，发达地区适当要求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低一些。规定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资格。对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资历作出限定。限定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不容许其经营风险大的股票交易、黄金交易、外汇交易等金融业务。从上述各方面加以严格监管，健全市场契约制度，使非正规金融组织合法规范运作。除此之外，政府及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测。建立监测系统，掌握资金来源、去向、运行情况、利率水平等等。随时监测风险，随时警报，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非正规金融带来的金融风险。
4．3改革农村正规金融，替代部分农村非正规金融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
首先，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采取有力措施以保证资金能真正用于农业领域。改造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推进信用合作社改制。财政支持商业银行农贷业务，引导商业性金融对农业的投入。改革邮政储蓄业务，防止资金流人城市。其次，鼓励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例如，正规金融机构对农业龙头企业提供贷款，农业龙头企业可对农户采取生产资料赊销，发放农业生产预付款等商业信用的方式使农户得到资金融通。还可通过证券市场，如农村龙头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等融资方式拓宽筹资渠道。
对农村新技术新成果的研发推行也可试行风险资本投资业务。商业银行还可通过创新信托业务为农户提供服务，如委托贷款，为民间借贷双方牵线搭桥。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完善健全非正规金融及相关法律制度国家通过立法制定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行为的法规条例，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务征收、违约责任、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
首先，为合会形式立法，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可在法规中规定合会人数、标金、利率，不允许会套会等，可借鉴日本或中国台湾的经验，给予非正规金融基本的法律规范框架，以防范化解倒会风险。其次，为民间借贷立法，要针对民间借贷特征，制定管理法规。准确界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推动民间借贷的正规化运作。
最后，制定反垄断法和合作金融法，打破金融业的国有垄断局面，创造一个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而我国反垄断法仍然缺位。长期以来合作金融在我国就以不同形式存在，如自发形成的合会、信用合作社等，但由于合作金融法制的缺位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功能异化，未能很好地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对此应尽快制定《合作金融法》，体现合作制的思想原则和法律导向，对现有的合作金融形式加以引导、规范，将一些金融形式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
4．4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利率管制，利率的生成机制不能正确反映资金供求关系。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经营灵活、方便，具有较强竞争力。这得益于其实行的是市场化的利率，根据资金供求及客户借款的风险不同确定利率，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率的要求。因此，为了给非正规金融提供一个良好环境，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要加快存款利率的改革步伐，实行存款浮动利率。同时，以市场利率为导向，通过市场化，在同等条件下让资金在正规金融与民间非正规金融之间合理分布。用市场手段优化资金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的范围。同时应配合贷款浮动利率，增强放贷能力，加大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信用中介管理组织，加强农村征信系统建设建立多种类型的信用中介机构管理公司，如征信公司、贷款信用担保公司等，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个人征信法律咨询和信用担保服务，支持和引导对非正规金融借贷的规范化运作。
金融和经济发展篇5
对于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中间存在着大量纷纭的观点。本文从风险规避、信息获致、公司治理、储蓄动员和促进分工等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同时经验结果尤其是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有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金融风险。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
一．理想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
对于金融体系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问题，经济学家们持有异常纷纭的观点，这些结论迥异的研究成果简直使人迷惑。自熊彼特、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麦金农以来以至于内生金融增长学派，大量经济学肯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关系，但也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反对熊彼特所坚持的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家精神的论断，认为是企业领导而金融追随，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自动和被动地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这就否认了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有些经济学家不相信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说法，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过分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则经常以故意忽视金融来表示他们对于金融体系作用的嘲讽态度。在一本包含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的论文集中，并没有涉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而且在尼古拉斯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综述中，也没有讨论金融体系问题，甚至在列示他所忽略的问题的清单中也未提及金融问题。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更加使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作用产生了疑虑。鉴于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巨大，对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是近几十年来不可否认的经济现实。经验研究证实，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确实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特别指出“运转良好”，是强调金融体系的两面性，即在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金融体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不存在金融抑制、达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而且金融监管非常有效的理想经济中，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在这部分内容中就是试图描述这样一个理想情形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功能；而经验研究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比那些金融抑制严重、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比较滞后、政府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的经济，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少的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可以从至少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分而言之：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风险的交易、风险的规避、风险分散化和各交易主体的风险分担。在所有风险中，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是最为普通的一种金融风险，所谓流动性（liquidity），就是一种资产可以以协议价格被转换为购买力的速度和便利程度，而所谓流动性风险的产生，是源于与将一种资产转换为交易媒介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informationalasymmetrie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都可能影响流动性，加剧流动性风险，这些摩擦产生了一种动力，导致可以提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产生。直觉和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提高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在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经济中的高收益项目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资本承诺，但是储蓄者却不希望长时期放弃对其储蓄的控制权，因而假若金融体系不存在或者金融体系出于非常幼稚的发展阶段，就不能提高长期投资的流动性，因此较高收益率的投资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史学家希克斯通过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认为革命时期英国金融市场的发达使得流动性风险得以减轻，这是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的重要原因。根据希克斯的研究，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所生产的产品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明出来，技术创新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而在18世纪的英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正是资本市场流动性。在存在流动性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储蓄者持有诸如股票和债券等转换便捷的流动性资产，同时，资本市场将这些流动性金融工具转化为非流动性的生产过程中的长期资本投资，假如没有金融市场这种转换，需要大规模长期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产生。除了降低流动性风险之外，金融体系还会降低与个人项目、私人厂商、个别产业和地区有关的金融风险，也就是所谓具有个人特征的风险（idiosyncraticrisk）。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都可以提供风险分散和分担以及风险交易的渠道，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水平，金融体系提供风险分散化的服务可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对于技术创新有推进作用。在金融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获得更多有关投资和资源配置的信息，这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私人的信息获致成本（informationacquisitioncosts）更高，私人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搜集大量的有关企业、管理者以及经济态势的信息，因此，私人信息获致成本的高昂创造了金融中介产生的激励。金融中介机构在获致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信息成本得到节约，因而有利于有关投资机会、投资收益、经营管理状况、宏观经济等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这就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完备的金融工具，是经济中各种投资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些信息引导着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一般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关厂商的各种信息获取和扩散的通道，当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增大的时候，投资者就会获得更多的有关厂商经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态势的信息。而在那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信息获致的成本高昂，这就阻碍了私人资本向长期投资的转变，阻碍了高收益投资的形成，资本配置的效率被严重降低。金融抑制的消极后果之一是使得信息获致成本增大，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的存在，降低了投资者获取有关经营者信息的成本，尤其在股票市场上透明度较高的股票价格，成为一种获致成本极低的公共品，投资者很容易通过股票价格以及股票市场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来判断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使经营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调整企业战略。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从而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投资者从发达的金融体系中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对于经营者的监督，因而，金融体系在这里似乎充当了一个无形的管理者和社会评判者的角色，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依照市场原则对资金的流动进行有效的配置，可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在金融抑制的经济中，信息获致成本较高，人们难以通过金融体系来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的信息，因而投资者就难以对经营者的业绩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监督。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在金融抑制的国家就会特别抑制金融市场（比如股票市场）的作用，而试图以银行等间接金融机构甚至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形成资本配置的主要手段，金融市场对厂商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被削弱，因此就不得不以政府的权威形成另外一种监督与约束的机制，而后者显然是成本高昂的。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动员储蓄(mobilizingsavings)和大规模资金积聚。动员储蓄和促进资本积聚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过加强流动性、提供风险分散化机制、以及降低信息获致成本，金融体系可以有助于经济中的分散资本的快速和大规模积聚，从而为工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资本。动员储蓄是要花费成本的，但是发达的金融体系通过大量的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工具和广阔的金融市场，降低了由不同私人手中收集储蓄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成功地使得储蓄者在放弃其储蓄控制权的时候感到安全可靠，降低了储蓄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美国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中，投资银行在储蓄动员中起到重大作用。许多投资银行利用自身与欧洲市场的联系而从境外筹集了大量资本，还有很多投资银行与美国境内的实业家和银行建立密切联系以利于储蓄动员，还有的投资银行在各州之间巡回宣传以向居民户出售证券，这些资金筹集行为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有关动员储蓄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金融创新的目的都是降低储蓄动员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起到有效的增进作用。而金融抑制的国家进行储蓄动员的方式是通过利率的扭曲、对金融市场的压制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单一化而实现的，这些金融抑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动员储蓄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却抑制了储蓄和投资的形成，增加储蓄动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长期中抑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斯密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允许更大的专业化分工，因为一个专业化分工较细的经济所包含的交易比自给自足经济（autarkiceconomy）所包含的交易要多得多，专业化分工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交易成本要足够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其金融体系的发达，使得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中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更活跃的交易与技术创新，从而也就意味着更强劲的长期经济增长。总之，以上我们综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金融自由化经济和金融抑制经济的绩效逐一作了比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这些积极层面的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设之上，现实中的金融体系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会使得上述功能受到削弱，尤其在金融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时候，比如在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也会伴随出现一些金融脆化和金融动荡的情形，这些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基于经验和国际比较的结论
学家们已经在和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这些经验涉及公司层面的研究、产业层面的研究、特定国家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出在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的关系。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很难使我们下结论说，金融体系仅仅是自动地对经济行为和化作出反应，或者说金融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附加产品。有关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他使用了1860-1963这一个世纪中间35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得到结论说：“假如考虑几十年这样的长时期，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国家，甚至出现这样的，即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平均速度的快速增加。”但是戈德史密斯的经验研究存在着若干缺陷：一是其经验数据仅限于35个国家；二是未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控制；三是没有考察金融发展是否与生产率提高以及资本积聚有关联；四是金融中介的规模未必能够准确衡量金融体系的作用；五是金融体系之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未揭示其因果关系，这些缺陷，戈德史密斯自己也有所察觉，而这些开创性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在方法论上弥补戈德史密斯的缺陷，对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密的考察。King&Levine考察了1960-1989年这30年间80个国家的数据，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进行系统性控制，研究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渠道，建立了衡量金融发展的其他方法，并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用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聚和生产率的增长。
King&Levine使用四种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水平，试图以此更准确地评价金融体系的作用。表1概括了1985年四种指标值相对于人均实际GDp的比率。第一个指标DeptH，表示金融中介规模或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结果显示，最富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属于前25%的人）的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以正式金融中介中的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而最穷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最低的25%的人）仅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以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可见，在实际人均GDp和DeptH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的第二个指标BanK，表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在配置信贷方面所占据的地位，它等于银行信贷与银行信贷加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设置这个指标的目的，是要说明，在一个国家中，银行一般比中央银行更有可能实现金融体系的信贷功能以及其他功能。虽然设置这个指标有着内在缺陷，比如银行并不是提供有价值的金融功能的唯一金融中介，另外银行也有可能只为政府所有的或者公共企业提供信贷，但是这个指标大体可以反映金融中介在一个国家信贷行为中的重要性。在最富国家中，BanK这个指标达到90%，相反，在最穷的国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几乎与中央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处于同等水平。第三个指标pRiVate，等于提供给私人部门的信贷数量在总信贷数量（不包含对银行的信贷）中的比重，而第四个指标pRiVY，等于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背后的假设是，那些为私人部门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比那些仅仅为国有部门和政府企业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更有动力投身于加强对于企业的研究，更有动力进行公司控制，也更有动力去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动员储蓄和提高交易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实际GDp和流向私人部门的贷款数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King&Levine接下来继续探讨1960-1989年间标志着金融发展水平的这四个指标（F）与同时期三个经济增长指标（G）之间的经验关系的紧密程度。三个经济增长指标是人均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总生产率增长率，所谓总生产率增长率，即“索洛余值”（Solowresidual），是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减去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的0.3倍。如果用F（i）表示1960-1989年间代表金融发展（DeptH，BanK，pRiVY，pRiVate）的第i个指标的值，用G（j）表示同时期代表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的第j个指标，用X表示控制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要素（如人均收入、、稳定性、汇率、贸易、财政有货币政策等）的条件信息矩阵，那么在77国中进行12次回归分析的公式就是：
G（j）=α+βF（i）+γX+ε
金融和经济发展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功能；金融结构
中图分类号：F260文献标识码：a
理论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问题上争论激烈。在二者关系问题上，“供给领先”论和“需求跟随”论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后者坚持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还有观点认为二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不同的阶段和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不同。在作用机制问题上，假定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功能观坚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通过发挥特有的功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观则认为金融结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金融发展是一国（或地区）金融深化的过程与达到的水平(周立、王子明，2002)，它包括金融结构和金融增长。金融结构是金融发展的质；而金融增长是金融发展的量，主要是金融功能的提升。二者与经济的因果关系随条件变化而变化。本文基于比较功能观和结构观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文献简要回顾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Bagehot(1873)和Schumpeter(1912)。Hicks(1969)认为金融系统在工业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Schumpeter(1912)主张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mackinnon（1973)继承了Schumpeter的观点，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理论：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金融抑制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并且批评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政策，认为应该由市场形成较高的实际利率以消除金融抑制的作用。肖（1993）进一步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完善金融市场机制以提高货币化程度，利用金融市场和银行的资源配置作用拉动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突破了mackinnon和肖的框架，将金融因素看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研究金融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谈儒勇，1999）。patrick(1966)最早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包括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供给主导(supply―leading)和需求跟随(demand―following)。但开创性研究始于Goldsmith（1969），他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运用35个国家103年(1860-1963)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正相关的假定下，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超过平均速度)发展。Gupta和Levine等人(Gupta，1984；Levine，1992；King&Levine，1993；Levine，1997)的研究表明，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快、资本积累速度高、经济效率提高也快，而且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指标；反之，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金融系统通常也比较发达。他们的研究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其后出现的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金融系统作用的认识。
二、金融功能与经济增长
merton和Bodie首先提出金融功能观。金融体系具有便利清算和支付、聚集和分配资源以及分散风险三大核心功能，并且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加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金融功能高于组织机构，比金融组织机构更加重要，只有机构不断创新和竞争才能最终使金融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从金融功能来看，金融发展至少可能带来三种收益：其一，金融市场供需双方参与者增加或交易机会增加，相互竞争导致银行的存贷利差下降和证券经纪人或交易商的佣金、手续费的降低，被金融体系耗散的资源减少，转化成本的下降导致储蓄者或投资者的收益增加和生产商的融资成本下降，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拉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其二，金融发展意味金融体系发挥功能效率提高，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准确地评估投资项目和引导资金投入高效率的生产部门，更加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激励更多的投资流向高风险、高生产率、高投入的高科技项目，由于风险投资组合技术的完善，投资者能够在较低的组合风险下通过风险投资促进创新活动，所有这些都能够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其三，伴随金融发展产生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降低了投资风险并提高资产流动性和收益率，极大满足投资者流动性需求，可以刺激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pagano,1993）。
（一）增强流动性与降低风险
流动性是指经济人能够按照满意的价格将资产转化为购买力的难易程度和转换速度。18世纪英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由于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如果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转变，工业技术创新就不可能实现，工业革命也不可能爆发（Hicks，1969）。对储蓄者而言，金融机构改变经济人的储蓄结构，提高低流动性、高效率资产的比重。对生产者而言，生产周期中的不确定性可能要求其保持较高的流动资金比例，而金融机构却可以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从而降低流动资金占用、提高资金生产能力（Bencivenga&Smith，1991）。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储蓄工具和消费信贷，拓宽了消费者在未来和现在商品的选择集，提高社会福利（Dutta&Kapur，1997）。股票市场通过促进交易减少了流动性风险(Levine，1997)，金融中介机构也可以增加流动性（Bencivenga&Smith，1991）。较高流动性会增加投资回报和减少不确定性。但当流动性增加时，储蓄率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Jappeli&pagano，1994)。
（二）降低投融资成本
金融体系除了通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以便投资者发现最佳的投资机会以外，还能够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发现最有前景的公司和经理，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较快增长。
投资者对公司、经理和市场条件进行评价是非常困难和耗费时间的。个人储蓄者一般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能力或手段来收集、处理关于企业、经理和经济状态的大量信息，也不愿意依靠少量的或不可靠的信息来进行投资活动（Carosso，1970）。从个人投资者、银行和企业家之间构成双重委托关系的角度，银行从个人投资者获得资金再投资于企业家所选的项目。银行对投资者提供的是“监督”服务，即由银行挑选借款人、监控借款人的活动、执行贷款契约。银行对投资者提供的服务比投资者自己进行投资的成本低，信息获取与处理成本的节约可以使投资者廉价地获取更多的关于投资机会的信息，并因此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动员许多分散的个人储蓄，再由它们把这些集中起来的资源借给项目所有者。金融机构因此成为“监督者代表”（代表分散的债权人），这有利于节省重复的监督成本（Diamond，1984）。Levine（1997）认为由于交易成本产生了市场摩擦，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于消除这些摩擦，起到融通储蓄优化资本配置等作用。金融发展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比率及投资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风险管理、储蓄聚集、资本配置、公司治理与监督以及商品和服务交易等方面，而最终都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的。在有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的经济体系中，金融体系所起到的作用不断得到增强。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畅通无阻的传导机制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推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三）监督经理与实行公司治理
公司经理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公司所有者能够以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制定制度以期约束经理行为。因而股票市场越完善，就越能够有助于改进公司治理（Stein，1988）。而那些不能每天都对公司进行监管的“外部”信用提供者（银行、股票和债券持有者）也追求利益最大化，借助金融体系制定同样能够制定契约约束公司内部人员（所有者和经理）。在金融中介机构与公司建立起长期关系之后，还会进一步降低监督成本。信息不对称性的减少反过来可以部分消除投资机会发现障碍，更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那些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会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来促进资本加速积累和经济增长(Bencivenga&Smith，1991)。但如果缺乏强化外部公司治理的金融契约，这将增大“外部人”的投资风险，阻碍从分散储户手中吸纳资金的动员机制正常运行，因此也会阻碍资金流向高收益项目（Stiglitz&weiss，1981和1983）。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对公司的外部监管，促使所有权得到有效的分散。金融中介具有外部融资监管的比较优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Diamond，1984)。
（四）动员储蓄
金融体系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动员储蓄，把资本从分散的储蓄者手中集中起来进行投资。在动员储蓄的过程中，金融体系必然要创造出小额投资工具，这为分散化的资产组合投向有规模效应的企业提供了机会，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个人或单个家庭的资产不足以建立大型现代企业，但通过储蓄的形式，金融机构可以吸纳与集中分散在各个家庭的金融资产，形成充足的资金以资助大型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通过使风险分散化、增强流动性和使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动员储蓄可以改进资源配置的规模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Sirr&tufano，1995）。然而，吸纳与动员极度分散在储蓄者手中的资金是耗费成本的。为解决从大量的个人手中动员储蓄资金的交易与信息成本问题，金融机构创造出许多金融制度安排来缓和这些摩擦，促进资金的集中。金融体系除了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用于资本积累的储蓄资金以外，还可以改善资源的配置状况，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最有效率的项目投资，金融中介机构在推动企业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agehot，1873)。
三、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是指市场主导型融资与银行主导型融资的比例关系和作用机制构成。主流的观点认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风险交易工具和增强流动性；而金融中介的功能主要是消除信息成本和增强公司治理。正因为存在金融功能的差异，金融结构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各自发挥不同的优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各有侧重，从而一般性地寻求哪一种金融结构更适合经济增长变得没有意义。韩廷春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分为两派，即金融结构论（FinancialStructuralism）与金融压抑论（FinancialRepressionism）；其金融结构论的核心观点是，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韩廷春，2001，2002)。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共同解释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情条件下，才可能存在较为适合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张晓晶，2001）。林毅夫等人进一步指出，只有当金融结构与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融资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林毅夫等，2003）。
金融结构只有适应市场需求，才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同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功能方面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金融体系是否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效率（孙伍琴，2004）。在经济快速增长初期，大量资本需求与私人储蓄转化有限性的矛盾必须由银行通过货币创造（货币乘数原理）来解决，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厌恶风险的居民将银行储蓄作为保值增值的金融工具，而且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导致市场参与各方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很高，因此，该阶段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然而，银行与企业长期业务往来却使其具有发挥储蓄向投资转换的信息优势，所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适应并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各类金融市场逐渐成熟，经济也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资金供给充沛，投资者厌恶风险的程度降低、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有向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需求；单个银行无法满足大型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巨额资金需求以及信息处理能力要求，而银团贷款程序繁杂、时间长、成本高，企业必须借助大容量、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灵活安排筹融资；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规避金融管制、组合资产化解风险亦需要金融市场，单一的融资结构无法满足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需要，日本开放和发展本国金融市场的目的正在于拉动经济发展，而美国80%的融资方式仍为间接融资，两种金融结构各有利弊，充分发挥二者的相对优势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四、结论及启示
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上存在两类不同的观点。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功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金融体系通过增强流动性、降低风险、监督经理与实行公司治理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和资源向“好项目”集中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体系功能发挥的程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功能观无法解释为何金融体系功能相似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也不能说明为何功能相同的金融市场在不同的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
金融结构观指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金融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共同解释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但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功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金融体系是否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效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条件下，只有适合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关于适应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究竟是什么，金融结构观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与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孰优孰劣，哪种金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至今仍然存在争论。
金融功能观与结构观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其研究成果对中国金融改革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目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资本市场对经济的贡献有限，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在推进银行体系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动态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适应力，充分发挥金融体系中各类市场功能的相对优势，提高投融资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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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theComparisonofFinancial
FunctionparadigmandStructureparadigm
CaoYong-qin
（instituteofnationaleconomy，ShanghaiacademyofSocialSciences，
Shanghai200020,China）
金融和经济发展篇7
（一）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一是增强社会诚信意识。以宁乡县为例，该县组织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在校学生信用知识讲座和专业岗位培训，积极开展诚实守信和职业道德教育、信用知识普及，增强社会各界信用意识；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定期公布失信行为的“黑名单”，将诚信教育纳入到人大的监督范围，形成人人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二是建立诚信控制平台。全县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抓紧清理、整理、归集和报送信用信息；制订公共征信管理办法，加强对个人和企业征信活动的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平台，提供信用信息技术支撑。三是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县政府把政府公共信用建设纳入政府工作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对诚实守信的公务员，优先评优评奖和提拔任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投放各项基金、科技经费、财政贴息、税收减免，落实电价优惠，开展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信贷投放等工作时，对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个人优先扶持，对有失信行为的不予支持。四是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依法制止和打击各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全力清收和化解不良贷款。全县开展清收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欠银信部门逾期贷款的相关工作，维护金融债权，完成信用乡镇、村、户的评比验收挂牌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重信用、讲诚信的良好风气，力争2009年创建省级金融安全区。
（二）继续深化金融服务创新试点，改善金融服务环境。一是扩大金融服务创新试点业务范围，加强金融服务创新，强化会计国库、货币发行、调查统计等基础工作。二是加大科技和人才资源投入，建立安全高效的资金清体系，加强支付结算管理，进一步推广个人支票、全国支票的交换通用等结算工具，提高社会资金的安性和运行效率，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三是加强征信业的建设和管理，进一步完善信贷登记咨询信息系统的功能，做好信贷信息的录入和变更，完善中小企业征信系统、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为银行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四是进一步提高国库管理水平，落实好国库集中支付，完善财、税、库、银横向信息联网系统，提高服务效率。五是切实加强人民币管理，认真做好反假、防假工作，保持流通中人民币的清洁度。
（三）采取措施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县域金融稳定环境。一是县级央行要站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高度，把加强金融监管和打击金融犯罪结合起来，确保金融安全。二是要树立“大金融”观念，提高金融稳定工作质量。建立一套科学、严密的金融风险监测体系，研究分析辖内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加大金融稳定监测。三是认真贯彻《反洗钱法》，建立和完善人行反洗钱联动机制。四是在县政府金融稳定领导小组内成立保险业合作协会，以领导小组和保险业合作协会的名义规范保险业务行为，以优质服务公平竞争，规范保险经营秩序，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五是充分发挥人行金融稳定联席会议作用，加强人行的金融监管和执法检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六是设置金融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备无患，确保辖内金融安全无事故。七是对存款人、投保人、股民、基民等投资者进行风险知识教育，树立投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投资者心理素质和风险承受能力，维护各类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县级央行加强窗口指导，督促金融机构加强信贷服务，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行货币信贷政策意图，引导地方经济金融科学发展。一是在全面建设“两型”社会先导区的过程中，要配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好金融在市场配置中的中心作用。二是强化窗口指导，按照央行金融调控和信贷政策，结合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找准经济与金融的结点，引导和推动银信机构积极增加有效信贷投入，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优质信贷方式，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信贷投入。三是要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增强县级央行资金支持能力，积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具备充足的流动性，引导加大信贷投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四是充分利用人行设立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争取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和公司债券、股票并成功上市，拓宽企业在债券和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促进企业发展壮大。
（二）加强货币信贷指导的针对性，督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持力度。一是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扩大信贷总量上的大突破。二是县级央行搞好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协调政府、银行、企业的关系。三是加强货币信贷政策实施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力度，引导金融机构继续转变观念。四是建立银、企、政联席会议机制。
（三）督促指导各类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和谐快速发展。
1.充分发挥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功能，拓宽农村金融服务领域。一是拓宽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服务领域。在国家开发银行向商业化转轨过程中，拓宽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服务领域更具现实意义。国家开发银行开拓和加强对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放，能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同时要加强对县域经济的重点项目、工业化、农村集镇城镇化等新兴项目给予政策性支持，加大国家开发银行对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二是继续扩大农业发展银行的金融服务领域。近年来，已相继扩大了农发行服务农村经济的功能，但还要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继续扩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开发性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农业支柱产业建设、农民扶贫贷款、农村公益性项目等服务范围，给予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大对县域“三农”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
2.强化县域商业银行、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金融服务意识，创新金融新产品，提供优质快捷金融服务。一是适度增加贷款授权，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营造良好的信贷投放环境。一要改革现行的上级行对县支行的授权授信模式，适当给予或扩大县级支行的信贷权限、财务权限，在
建立严格贷款责任制的同时，改变贷款增长“零风险”的欠科学规定，给县级支行一定的经营自，以便其争取优质客户，扩大贷款市场份额。二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研究制定中小企业贷款管理办法，废除对县域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政策。三要树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念，建立科学的信贷考核机制，既有利于加强贷款风险管理，又能调动信贷人员贷款营销的积极性。
二是把握信贷支持方向，实现调整信贷结构上的突破。一要支持农业产业化；二要支持新型工业化；三要支持县域经济民营化。通过信贷支持、资金融通、人才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服务，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民营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三是推行金融服务营销策略，实现信贷支持重点上的突破。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强信贷营销，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农户贷款难问题。县级行社要增强服务意识，深入市场和企业调查研究，针对县域经济的特点，制定适合县域经济特点的信贷营销策略，做好对县域中小企业的贷款营销工作，及时发现、积极培育优秀客户和贷款项目，为增加信贷投入创造条件。针对中小企业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灵活的营销方式，挑选优秀人才担任客户经理，根据企业生产周期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对效益好、信用好的企业的大额流动资金贷款可试行授信额度管理，适当放宽贷款抵押品范围；对市场前景好的企业开展综合授信业务，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结算、咨询等一揽子的金融服务。
三、县级央行协助地方政府引进新型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组织和产品，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协助地方政府积极引进新型金融机构促进地方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要固守在大中城市，跟国有商业银行争客户，而应把触角伸到县域经济这个层面上来，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空间、大舞台，一定能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大有作为，并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进入县域发展取得的成功就是实例。
2.协助地方政府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组织和产品，激活农村金融市场。一是认真贯彻落实总行和银监会关于开展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组织和产品试点的联合文件精神，协助地方政府开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试点和推广，积极参与上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组建和运行监督，引导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为中小企业和农民提供金融支持，为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二是协助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发行集合委托贷款，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直接融资。如今年11月宁乡县政府通过与长沙市商业银行合作在其宁乡支行发行的5年期8000万元金洲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集合委托贷款，不到半天就被抢购一空，说明集合委贷深受民间资本的“青睐”，我支行将继续协助政府和有关企业做好集合委贷的发行工作，激活民间资本，为经济建设直接“输血”。
金融和经济发展篇8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经济战略性转型
一、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标志着中国经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的开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成直接冲击。国内股市和房市迅速降温引发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通过房地产关联部门，影响到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化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深度，使我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层原因是主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
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如果说危机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经济繁荣和市场扩张，还可以使我们依靠扩大出口来平衡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市场收缩，已经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相对不大的情况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供需平衡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将持续减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将不断加剧。因此，继续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小，路子将越走越窄。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不仅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引发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将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及其主要特征
1、经济全球化将在曲折中发展。进入本世纪以来，以全球市场整合和扩大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东业、拉美和东欧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全球化红利”。这次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由高潮期转向低潮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多哈回合”进程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加大，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更加谨慎，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会放慢脚步，但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大趋势，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重构全球金融体系，仍将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但发展进程将更加曲折复杂。
2、催生新科技革命因素增多。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缺乏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新科技革命不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便难以重现上世纪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熊彼特增长”。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增长模式，是摆脱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把发展绿色能源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很可能成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动力。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各国在绿色能源科技领域竞争更加激烈。
3、全球失衡进人再平衡调整期。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接近极限而出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势必推动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rebalance)调整过程。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而发展中国家将因外部市场收缩而被迫扩大内部需求。对东亚出口导向型国家而言，发达国家进口市场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而短期内很难找到转移出口的新增长点；对石油输出国而言，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对石油需求下降，经常项目顺差和进口需求将大幅减少。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不仅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负债消费型增长模式的调整，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也将面临再调整过程。
5、全球治理问题更加凸显。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以G20伦敦峰会为标志，加快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拉开序幕，在强化金融监管、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等方面将展开一系列调整。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国际金融体系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既为增加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战略性机遇，也将面临发达国家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制约我国发展的更大压力。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影响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二是绿色能源革命使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也增大了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市场空间。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走“绿色复苏”之路，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色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条件相对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大，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将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同时，我国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今非昔比，如果应对得当，抓住机遇，实现技术突破，就可以在绿色能源市场领域争取到新的更大空间。
三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回归实业将挤压我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增大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部门。我国既要增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间，就必须改变依靠要素投入的产业发展模式，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我国国际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随着我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手快、出拳重，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试行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呼声增大。在实现反恐、防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疫病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领域，也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
综上所述，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动权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大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挑战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过去30年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因素，有的已经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3、体制改革进入战略突破期。在充分肯定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要看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支撑这一体制的重要支柱，包括现代产权制度、收人分配制度、市场信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比较薄弱，有些深层次问题，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职能转变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涉及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领域的改革进展还比较缓慢。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由过去渐进的、先易后难的、局部的或增量的改革转向战略性突破阶段，重点突破制约经济战略性转型的关键环节。改革还将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拓展，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地有力推进，还需要社会主体广泛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体制改革将进入战略性突破阶段。
4、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明显增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将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震中”，摆脱危机需要较长的时间。我国经济总体态势较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步确立我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次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国际社会要求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提高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推进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提供了战略机遇。我国立足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未来将继续向内需和外需更加平衡的方向转型，在继续鼓励出口的同时将更加重视扩大进口，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将更加重视“走出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明显增大，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
(二)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保持过去30年持续较快发展后，我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难度在增加，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加紧迫，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制约因素在积聚，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复杂。
1、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减速和外部需求萎缩，将使出口增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国内市场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出口的空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原先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我国劳动力供需总量平衡和年龄结构正在和将要发生明显变化，人均占有资源量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我们仍然停留于传统比较优势，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换取微薄利润，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将难以为继。
2、经济结构调整难度明显增大。近年来，在市场需求驱动和政府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产业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供给能力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新增产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扩大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进行释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表明，外部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需求结构调整的压力明显增大。需求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关系调整，还涉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体制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系统性、综合性要求更高，不仅调整的阻力比以往要明显加大，调整的难度也远远大于供给结构调整。
3、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更趋强化。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加快发展，近年来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较快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即使采取节能措施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今后一个时期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量也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由此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更趋强化。
综上所述，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挑战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攻坚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更趋突出。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经济调整和转型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正确判断和把握矛盾，充分利用经济调整和转型所形成的增长空间，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种矛盾和不利因素，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风险，就能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势头，为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四、推进中国经济新一轮战略性调整和转型的主要任务
中国经济逐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走向全面复苏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必须推进新一轮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如果说，过去30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么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是以全球经济减速、外部需求收缩，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背景的，这些变化赋予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不同于以往的更高要求。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一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转变，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比重，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三是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围绕增长方式战略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深层矛盾和关键环节，为经济战略性转型提供动力和体制保障。
(一)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转变
1、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
投资率过高的关键是储蓄率过高，过高的储蓄率又是与经济周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体制条件分不开的。从历史经验看，在经济上升期，居民部门在消费刚性作用下，储蓄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企业部门则随景气上升、盈余增加而扩大投资规模，从而导致全社会储蓄率上升。而在经济下行时期，情况则相反，全社会储蓄率将会向下调整。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减速有利于降低储蓄率。但是，过高储蓄率主要还是受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体制条件的制约。一是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近年来，企业收入上升较快(表2)，导致企业储蓄超过家庭储蓄，成为总储蓄的最主要来源；政府储蓄倾向提高，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教育、医疗负担大量转嫁到了居民部门，而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居民财产性收入减少。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在新的社会保障体制下，原来由国家全额承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转而要由劳动者部分负担，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和储蓄行为。因此，必须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深化改革入手，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件。
第一，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最重要的是调整国家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要对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政策进行研究，推进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的新体制转换，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类扣除制度，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完善财产性收入税收制度，减轻普通群众持有财产的税收负担。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降低个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分担比例。通过各种措施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15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相应提高。同时，逐步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规定。
第二，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战略重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稳定居民收入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居民消费具有重要作用。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统一化进程，逐步将目前游离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职工、城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等逐步纳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提高社会居民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参与度和强制性。通过加大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力度、将国有资产变现纳入社保资金筹集渠道等方式，降低社保基金针对个人筹集的比例和水平，扩大来自于社会统筹的社保基金总量。同时，还可研究实施社保基金个人缴存部分与个人所得税扣减挂钩的税收政策。
2、理顺资源价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资源价格偏低和资源价格改革滞后，负外部性成本没有内部化为企业成本，扩大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也激励了企业储蓄，从而减少可支配收入向居民部门的转移。未来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其能够真实反映资源产品价值和市场供求状况；完善资源的产权制度，一级市场上，将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落到实处；二级市场上，建立完善的产权交易制度，实现产权按照市场规则交易流转；加快资源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打破市场垄断，逐步放宽准入限制，加大对社会资本开放力度。
3、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科技进步和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从来都至关重要和紧迫，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要在新一轮生物技术(Bt)、纳米材料(nt)和绿色能源技术(et)竞争中占据主动，必须强化创新能力建设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培育以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围绕大幅度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增强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园区、创新型城市的示范带动效应，以点带而带动全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与此相适应，必须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战略优先地位，把教育创新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厚植人力资本，增强人力资本对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支撑作用。
(二)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仅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还要推动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通过促进农民工本地化和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仅要调整产业间比例关系，还要把重点转向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
1、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上一轮经济繁荣期持续时间较长，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当需求形势发生变化，不少行业积累的产能过剩矛盾就凸显出来。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淘汰钢铁、煤炭、电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过剩落后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推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要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加快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供应链管理和专门化分工等关键环节，促进农业产业化、制造服务化、服务知识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综合运输、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市场化进程，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2、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推进城乡结构调整
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据初步测算，在全国城镇居留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大约为1.6亿人。虽然这部分人口在统计上已被计入城镇人口，但由于无法在住房、教育、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有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事实上还未完全城镇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改变农民工生活方式，促进农民工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对扩大消费需求、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要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和因城市建设征地失去承包地的农民转变为城镇人口作为重点，通过“宅基地换廉租房”、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
3、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调整区域结构
适应我国经济活动区域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趋势，未来一个时期，区域结构调整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按照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统筹安排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目标和建设重点，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建设中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围绕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欠发达地区能够充分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加强东部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
(三)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
未来一个时期，推进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必须清除束缚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各种障碍，实现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
1、围绕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推进改革
一是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和国有股权转让收入上缴和上缴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的制度。建立最低工资标准随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大力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和完善规范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如收入申报制度、财产登记制度、储蓄实名制等。二是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三是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增加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
2、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改革
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服务企业改革，明确行政性垄断企业的经营范围。二是继续推进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制度。三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金融和经济发展篇9
(一)政府长期松动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者的过度透支。美国的货币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松动状态，低利率既刺激了美国民众的消费欲望又导致了储蓄下降和股价上涨。股市的财富效应反过来再度刺激消费，导致楼市的上涨。而持续走高的房价刺激了贷款公司放货的欲望和各类投资者欲分享房产增值收益的冲动。于是，一个以股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的泡沫逐渐蔓延和扩大，并形成了一大批以房产和股票为资产的中产阶层。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又直接导致了更多美国民众以透支的方式消费。于是，美国民众从金融机构借钱，金融机构从金融市场借钱，整个美国从全世界借钱。美国逐渐进入一个债务的泡沫之中，主要的责任还在于那些被世界“过剩的流动性”养坏了的华尔街精英们，因为他们掩盖了风险的事实真相，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的能力，吸纳任何来自世界各地的流动性，来完成他们高收入的目标，造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及目前的大灾难。
(二)过度的金融创新和监管失控使风险集聚。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金融市场大量的流动性需要寻找投资回报，美国的金融机构因而设计出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但推出速度太快，超过了政府监管的能力和范围。有的甚至是在衍生产品基础上再衍生出来的，呈现无序和越发复杂化的状态，以致有些衍生工具甚至连金融机构高管都未必理解，进行风险控制就相当困难了。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态度又一向是认为市场有其纠错机制。尤其是在市场处于“上升”时期，更是本着顺其自然的放纵态度，对股市泡沫不管：对楼市泡沫不管；金融衍生品推波助澜，为资产泡沫提供源源不绝的金融杠杆。直至泡沫大到无法再吹时，政府才出面。实际上许多金融机构的“创新产品”都超出了他们的核心业务。在没有经验和风险失控的情况下，极易酿成风险。
(三)经济过度虚拟使泡沫破裂时风险放大。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to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度迅速转化为nasdaq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网络概念股均被爆炒至上百甚至数百美元的离奇价格。2002年nasdaq网络泡沫破灭，正式宣告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美国原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但由于美国本土缺少实体制造经济，所以信息科学技术并没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而成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
(四)信用评级失职导致信息失准和投资者逆向选择。金融创新使金融交易的链条越来越长，金融交易信息扭曲的程度也越来越大。信息的不对称使投资者或债权人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此时唯有依靠权威的评级公司提供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因此，信用评级机构是否履行了公正的评级职责，直接影响了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乃至整个信用体系的安全。美国安然、世通公司的丑闻恰恰暴露了包括标准普尔及穆迪公司在内的权威评级公司的漏洞，造成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必须指出，美国监管部门和美国决策部门为了追求经济向上的政绩，或满足于标准化的监管模式(比如，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默认或忽视华尔街不惜代价地透支美国经济基本面所能支撑的市场规模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了华尔街的创新业务越来越在滋长“道德风险”的毒瘤。
(五)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机构向全球扩散。美国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内投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二是由于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国均有其相关业务网络，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致使这些投行的不良资产通过各种方式早已变成了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凡是购买美国各类金融资产的个人或机构投资者，都会因购入资产的价值缩水甚至归零而损失惨重。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危机，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设置适当的“防火墙”，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六)金融危机通过现行货币体系向全球渗透。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就以降息、注资、收购和退税等方式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这次为了拯救金融体系，又先后向金融机构注入了近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这其中既有为使alG国有化而注资的850亿美元，也有为接管“二房”而投入的2000亿美元，2008年9月20日美国政府又宣布计划用7000亿美元购买坏账，并将其国债上限从目前的10.6万亿美元上升到11.3万亿美元。这些由美国政府投入的资金表面上看来自于美国纳税人的口袋，但由于大量美元进入流通领域造成的美元贬值，不仅降低了美国人手中美元的购买力，也同时使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缩水严重。据统计，美元自2000年以来已贬值40％。而截止2008年末，全球各央行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仍高达约60％。美国用纸币向全世界购买大量的真实资产和投资后，又用滥发美元并稀释其币值的方式转嫁了极度消费形成的债务负担，主要是依仗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集储备货币、结算货币和干预货币三个功能于一身的霸权，这也是美国转嫁其损失的最重要的渠道。
(七)金融危机的产生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的产生。为什么一场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会有这样猛烈的效果，让全球金融体系乃至经济增长摇摇欲坠7对此，一种观点是，过度依赖美国金融市场的海外资金，一旦出现恐慌性的大逃亡，那么，美国负债的经济结构就一定会解体，会给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另一种观点是，外国资金的撤离一定会促发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建进程，这有利于约束美国透支消费文化的恶性发展，有利于其他地区扩大内需政策的强化，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从而从根本上防范今后全球性“金融大海啸”悲剧的重演。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它合理的根据，这就是目前各国迷茫无措、陷入两难选择的根本原因1应该看到：在华尔街的“安排”下，大众的资金参与规模和
群体范围变得越来越大，直接威胁到整个社会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事实上，华尔街绑架了监管部门，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华尔街也绑架了各国央行!全球救市就是这一“道德风险”行为的最好佐证。
二、我国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战略
(一)适度调整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为了应对当前严峻、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应根据需要作适度调整。中国必须采取措施降低已有美元资产的损失。为避免持有美国国债贬值的可能，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国债的主要投资者和债权国需要采取联合行动，在确保投资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分享被救援企业的成长性。这并不是倡导所谓反向操作，通过基金入主华尔街的机会主义行为，基金的投资效率是很令人担忧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可能是同时拥有“两个世界中最坏的东西”，一方面是华尔街没有储蓄支持的信用衍生工具，一方面是没有制约和监督的中国国民储蓄，结果只能是更加深陷次贷危机。中国应当利用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债权人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地位，积极督促美国采取更负责和面向更长期的经济政策，并形成新的稳定的国际金融格局。中国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希望，不在于其能否舍身解救疲弱的美国金融体系，根本原因是中国不应也没有能力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而在于其国内政策能否平衡国际收支，缓冲外需下降，稳定货币政策和提高国内经济增长效率和内需。
(二)努力保持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应当先短期内解决进口限制问题，加速放开商品进口管制，以恢复进出口贸易的平衡。相对出口，中国进口一直增长缓慢(2008年有所加快)。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如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为保护国内某些行业的政府进口设限。在限制进口增长的情况下，保持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即商品和劳务的净输出，将停留在中央银行的国外美元资产账户上而并未真正流入国内，只是增加了国内的货币供给量而已，最终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这些政策不改变，中国将永远不能容纳真实资本的输入。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很低，应当利用外汇盈余去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技术和产品。为此，应当尽快实行商品自由进口，这样外汇资金的流入才能即刻化为真实商品的输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也加速有效的资本形成。如果中国下一步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向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如果开放进口之后，顺差仍然太大，那么再考虑升值，进一步来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解决进口限制问题之前。应放缓人民币升值。
(三)实现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和弹性的汇率政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和经济危机的显现，我国的货币政策已开始从宏观调控下的“从紧”步入全方位的“宽松”时代，具体的政策举措包括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全面解除我国原有的信贷规模管制等。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全社会经营成本，对冲因行业利润下滑带来的企业再投资持续低水平风险。其中，不对称利率调整仍是主要调节方向，贷款利率将步入下行通过，而存款准备金率继续下调或是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均不大；最近一段时间，监管部门高频率召集银行相关管理人召开会议，继续从行政层面推动银行扩大对企业贷款力度，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放松信贷几乎成为政治政务，汇率方面，考虑到外部金融环境动荡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未来仍以稳定为主，没有必要继续通过快速升值换取进口方面的好处，而汇率稳定也有利于对冲客观环境恶化带来的出口增长被动大幅回落的风险。因此，认清我国的货币政策形势和如何抉择成为当前的紧迫问题。货币理论和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稳定目标或“名义锚”有如下几种可能选择：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汇率、黄金价格或工资率。换一种说法，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商品本位制、货币本位制、外汇本位制、金本位制或工资本位制。我国经济的“名义锚”实际上是汇率。关于汇率制度问题曾经有过很多的讨论，这些争论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表明：坚持汇率不动，以工资调整的办法达到升值的效果。但是从我国实践来看，坚持汇率不动的效果并不好。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所指工资水平上升应当是相对于贸易对手上升，即对进口商品有较强的购买力，是物价调整并非通货膨胀。但如前面所说，我国进口增长一直受阻。进口不增长，以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即商品输往国外，最后国内可购商品反倒越来越少，工资水平上升并不明显。结果只能以通货膨胀消除其购买力，同时也消除贸易顺差使之下降或转变为逆差为止。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即来自没有转化成对外购买力的外汇占款。所以，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会存在，但很可能被抵消了。
金融和经济发展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房地产经济系统动力学
一、前言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情况一方面关系着国内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情况和人民群众的住房情况，另一方面，对包括房地产产业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面对金融危机的各种威胁和风险，如何准确把握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建立房地产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来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已成为房地产领域亟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
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逻辑顺序进行分析可知，其首先对我国的出口企业产生影响，而后对其他企业的发展情况产生影响，且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要比内地的影响严重；先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后对国内金融系统产生影响。对我国而言，金融危机带来的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很有可能比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还还要高出许多，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的贷款人信用仍然是存在着等级之分的，但我国住房贷款中的按揭贷款者几乎不存在信用等级。虽然，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时，较高的房价可以将因信用缺乏的住房贷款的潜在风险进行掩盖，可一旦国内房价价格出现下跌或发生较大波动，潜在的风险必然会暴露出来[1]。因此，将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作为房地产产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并通过建立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来分析影响其和谐发展的因素，对于促进房地产产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金融危机下房地产经济不和谐的原因
对金融危机下，房地产经济不和谐的原因进行如下分析：
首先，是房地产地位的重要性不和谐，据国家相关部门统计，2008年，市场中的房地产资本仅占到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24.8%，但投资对GDp的贡献却高达40.1%，说明了在不计入相关产业前提下，仅房地产产业便占据了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10.2%，而房地产对就业的贡献率也达到10.0%左右，即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领域的社会就业问题必将更为突出。
其次，是房地产经济所受政策影响特性的不和谐。受到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央行在2008～2009年度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居民、企业贷款利率，虽然，利率的下调并不针对房地产产业，但利率的下调无疑会增加市场中的货币投放量，同时，帮助房地产开发商缓解货币资金压力，从而降低其贷款成本。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客观上也会为我国房地产行业提供一个适当的喘息时间，简单来说就是，若未发生金融危机，则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并不会做出迅速且及时地调整。
最后，资金运作机制的不和谐也是房地产经济不和谐发展的另一影响因素。由于对于房地产而言，诸多项目得以通过和运行的背后，大都会存在地方政府在利益方面的驱动，而此种非市场化的投资方式，使得国家和中央政府只能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制止，可实际出现的情况大都是“一管即死，一放即乱”，可见，投资资金运作机制的不科学，是导致房地产经济波动较差的根本原因。
在对房地产经济不和谐的原因进行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下文则通过建立房地产经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方式，为促使房地产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四、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动力学模型
（一）系统动力学分析
房地产经济和谐的发展的系统动力学体系主要是由房地产经济、房地产产业和社会系统共同构成的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系统，其通常具有多个层次，且每个从此具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则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过程中。首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房地产产业的价格波动较小，此时，政策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关于利益的博弈并不明显。因此，房地产开发的价值链较短，房地产经济大都能够以和谐的态势发展，而房地产市场体系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即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反馈效应。其次，房地产经济的和谐发展又要求房地产产业不仅要克服房地产要素市场，如能源市场、材料市场等制约因素，还要克服房地产体系完善程度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即系统动力学模型的负反馈效应[2]。
（二）模型建立的意义
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具备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分别为：房地产价格波动、政策环境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关于房地产经济所带来利益的博弈以及影响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其他问题；上述各方面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影响的权重问题；不同的组织状态，如房地产市场供应链的运作形式等，对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相关作用及影响；不同的技术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整体环境对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相关作用和影响[3]。从上述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的意义角度出发，可进一步将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描述成如图1所示的形式。
图1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网状动力学模型
图1中，a和B分别表示材料的供应商与建筑上，C和D分别表示投资商与开发商，e表示客户，而F则表示房屋住户。由图1可知，不同级别和同一级别的材料供应商与建筑上和投资商、开发商、客户之间均存在着关于房地产的业务往来，通过科学地选择供应链中的不同企业，则能够达到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不同效果。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在对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正反馈效应与负反馈效应做出探析和说明的基础上，对模型建立的意义展开了说明，并给出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网状动力学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可知，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是由供应链中的各个单元以及外部社会环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和房地产价格波动等诸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未来有必要也必须通过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设和分析力度，从而促进房地产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