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1
关键词标准农田；管理；措施；问题；建议；浙江衢州
中图分类号S159；F32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6）06-0344-02
根据《浙江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标准农田管理权限下放工作的通知》（浙农专发〔2014〕8号）精神，自标准农田管理工作下放以来，衢州市按照相关要求，在补建标准农田项目质量评价与认定、补划标准农田质量提升方案评审与项目验收、标准农田占补（置换）审批方面，市农业、国土资源2个部门进一步加强了沟通合作，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
1工作方法与措施
1.1补建标准农田认定
1.1.1成立专家库。通过个人申报、单位推荐、择优选择的方法从市农业、国土资源、水利、环境保护、县级农业部门中选出相关专家设立衢州市耕地质量评定专家库，专家库共设专家33名。
1.1.2严格质量评定制度。补建标准农田质量评定由项目县国土资源局、农业局向市农业局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受理后由各项目县土肥站站长担任评定组组长，市、县2级土肥专业人员为评定组员开展项目区的质量评定工作。评定工作按照《浙江省地力调查与分等定级技术规范》要求，开展现场勘查、取样检测、数据分析。为防止样品采集过程中的主观性，所有样点事先在竣工图上布设完成，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根据样点分布图进行采样。样品检测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机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衢州市土肥站根据现场勘查与样品检测报告，将数据录入“浙江省地力调查与分等定级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并导出相应等级。质量评定报告编制完成后由衢州市农业局牵头从耕地质量评定专家库中抽取专家对质量评定结果进行专家会审，市农业局根据专家意见最终对评定报告修改完善[1]。
1.1.3标准农田项目认定。由市国土、农业部门联合对耕地地力等级达到二等以上的标准农田进行综合验收。验收合格后将新建的标准农田纳入标准农田储备库[2]。
1.2标准农田占补、置换审批
在标准农田占补（置换）方面，严格规范审批流程。先由县级农业、国土部门向市级农业、国土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县级相关人员进行实地踏勘，县级农业部门签署“两区一工程”审查表，对于涉及已（在）实施的粮食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的上报农业厅批准，进行相关的核减与补建，在置换方案审批上如涉及已（在）建的千万亩标准农田提升区的，补入地块一律要求一等田占补。申请材料受理后，先由市级农业部门业务人员进行初审后报科室领导审查，最后报分管领导签署审批意见[3]。
1.3标准农田质量提升方案评审
提升方案由项目县人民政府向市农业局提出，主要包括地力提升方案、基础设施提升方案两大内容。衢州市农业局根据方案事先对提升区开展实地勘察，对于立地条件较差不具备提升条件或实地已经种植苗木、水塘或有临时建筑的相关面积予以剔除，并要求方案编制单位提供项目区域最终的矢量数据，以便后期的管理。衢州市农业局组织农业、财政、水利等专家对方案进行评审，项目县根据专家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后由衢州市农业局下达同意提升的批复。
1.4补划标准农田质量提升项目验收
1.4.1出台验收办法。为了进一步加强补划标准农田提升项目的管理，规范补划标准农田质量提升项目验收认定，全面检查、评价质量提升成效，由市保护耕地和造地改田领导小组出台《衢州市补划标准农田质量提升项目验收办法（试行）》。验收办法引合验收制度，由市级农业部门牵头组织同级财政、国土、水利部门专家成立验收组，对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情况、物资采购与发放、管理制度、项目建后管护等进行全方位的验收。
1.4.2引入审计制度。在补划标准农田质量提升项目资金管理方面引入审计制度。根据项目的提升方案开展审计工作，主要检查各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项目资金拨付与使用情况、财务制度执行情况，审计报告作为项目验收的依据[4]。
1.5档案管理与备案
标准农田质量建设与管理方面的所有申请材料、验收资料由专门人员负责管理，项目所涉及的地块备份电子档案、照片等数据。补建标准农田认定与标准农田占补（置换）审批每月由市农业局向农业厅报备1次，补划标准农田质量提升方案评审与验收5个工作日内向农业厅报备。
2主要工作成效
自标准农田管理工作权限下放以来，衢州市共认定新建标准农田项目9个，面积共计93.6568hm2，其中一等田面积4.4053hm2，二等田面积89.2515hm2。评审通过7批次17个标准农田质量提升方案，累计提升面积1132.59hm2，总投资9195.14万元。验收通过2个补划标准农田质量提升项目，验收面积23.7903hm2。审批标准农田占补（置换）项目41个批次，共涉及标准农田237.0996hm2。其中，占补项目9个批次，置换项目32个，占补项目均为省重大水利、交通项目，主要为九景衢铁路与46省道建设项目。所有项目涉及已（在）建的粮食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千万亩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区都按照规定进行补划，确保了耕地数量、质量双平衡。
3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是在补划标准农田质量提升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个别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项目实施未能按方案预期进行，部分补划项目未能按期提交验收申请。下一步，市农业、国土2个部门将对全市所有在实施的补划项目开展一次全方位的督察，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给相关部门，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二是在标准农田占补（置换）审批工作方面，因农业、国土2个部门的数据库未能同步，在标准农田管理的内网平台上新纳入的储备标准农田与新实施或新验收通过的千万亩提升区块等数据不能及时更新，有可能会对市一级的占补（置换）审核带来不便。
4参考文献
[1]程街亮，单英杰，倪治华，等.浙江省标准农田质量建设和管理现状及对策[J].浙江农业科学，2011（6）：1209-1211.
[2]李建，丰黄斌民，梁国新，等.现代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J].热带农业工程，2015（1）：38-42.
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2
【关键词】施工项目管理农田水利工程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a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生产的大国，是世界出名的农业国，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就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项工程主要是为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健康生产，保证农业产量的正常。农田水利工程与其它水利工程相比有不少的特点，例如投资少、规模小、工期短、分布广等等，在对该工程进行施工时，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也会让人忽视，造成管理的不科学，经济的损失、物资的浪费等等。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田改造、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所以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项目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成本管理的安全控制
(1)制定施工项目成本控制计划。
施工项目管理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一个首要应用方面就是成本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施工项目成本的因素有很多，对这些因素要一一的加强管理，并要一对一的采取相对有效措施，在施工中，对发生的各种损耗和费用要按照规定和成本计划严格执行，要做到及时跟踪和反馈，更要严格审查各项费用是否符合标准，计算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之问的差异并进行分析，消除施工中的浪费现象。
（2）在施工实施阶段落实成本控制措施。
上文中我们提到了农田水利工程的特点，其中有一项就是投资较少，所以这种情况下成本的管理控制也就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虽然简单，但是有些关键地方还是要一点一点落实到实处，每一道工序的成本目标责任制都要做到明确责任人，这样才能立竿见影。下面我们就用具体实例来简要说明一下：在一项土地整理工程中，该项目主要是桥涵浆砌块石项目，主要数据为用m7．5水泥砂浆块石作为砌体，ml0水泥砂浆给砌体顶部抹面。在该项工程中，我们经过检查发现水泥用量特别大，水泥作为各项建筑工程的重要施工材料，它的使用过量，就会直接的造成成本的提高。经分析，水泥用量超计划的主要原因：砌筑工序不合理，块石问空隙大；试验显示砂浆强度等级过高，即级配中水泥用量偏大；砂粒径过细造成了水泥用量大。为此采取必要的措施：选用粗粒径砂；调整级配，控制砂浆搅拌过程中的水泥、砂、水的用量；加强施工工人的技术培训，提高工人砌筑块石的技术水平。结果我们在保证砌体符合质量标准的前提下，控制工程成本在计划范围内，减少了损失。
二、在施工进度控制上的管理应用
在施工项目管理中施工进度的管理主要包括决策和实施两个大阶段，要想在农田水利工程中应用自如就要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在这两个方面中业主就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方面。
（1）决策阶段进度控制
农田水利工程中人的作用是关键的，一般这些工程的业主都是地方水务部门或行业水务部门，在项目的前期，主要进行项目调研和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然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和水务主管部门审批，所以在决策方面他们要发挥自身的职能确保进度的正常进行。
在决策阶段进度控制中，要尽量做好两方面法工作，一是地方或者是行业水务部门在应对施工项目时，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如项目的主要内容、规模、目标、经济效益期望等：二是选择信誉好的实力强的工程咨询单位，可以保证及时出具高质量的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可以计算出相对合理的进度安排。
（2）实施阶段进度控制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项目法人成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业主，工程进入实施阶段。工程项目实施阶段包括勘察、设计、建设准备、招投标、施工、验收等环节。
对于投资控制，大家都知道，立项批复的投资估算，控制下一步的投资概算、预算等，而对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进度安排则重视度不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对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工期安排随意更改。可研报告关于进度的安排是粗线条的，在具体的实施中，应进行细化，根据实际条件的变化，进行微观层次的调整，而不是对可研报告的进度肆意颠覆。
（3）进度控制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进度控制的两个具体的方面，在应用上进度目标控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已经计划好的工程工期内，根据既定的施工计划进度安排，按部就班的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要经常的对施工进度进行核查，要与既定的原计划相比较，若有差错出现，要及时的分析原因，找出错误点进行修改，确保做出更为准确的施工计划进度安排，保证工期的顺利进行。例如在一项土地整理工程中，拆除原排灌渠于砌块石护坡和现浇C15混凝土护坡项目，由于该工程在施工时没有做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在施工初始阶段进度迟缓，若未在汛期前完工，灌区水位上涨到正常水位时就难以施工，将影响整个工程的顺利完成。经查明，影响工期的主要原因：投入劳动力不够，施工方法欠妥，工效低。针对这些情况，项目部立即改变施工方案，重新做好施工组织设计，制定进度目标及奖励制度，改进施工方法，在汛期之前完成了施工任务。因此，不能忽视施工项目进度控制，否则就会对工程造成：不良影响。
三、施工过程中的施工质量的控制
(1)确保施工过程中施工质量的控制。
施工项目管理在农田水利工程的应用过程中，质量是时时刻刻都要强调和确保的，主要是从工序、单元、分部、单位、整个工程等方方面面做好质量的保证，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要实施项目质量的系统控制，也是一个由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开始，直到完成工程质量检验为止的全过程控制。无论工程规模的大小，质量均足工程的命脉。发挥农田水利工程投资效益，质量尤为重要。如排灌沟渠、泵站等工程，质量差使工程使用寿命缩短，达不到设计效益。所以我们必须结合项目实际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质量管理体系，抓好施工过程的控制，对施工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及时处理和纠正，把确保施工质量落到实处。
四、在施工项目管理中对施工项目进行安全管理
安全责任重于山是工程中经常提到的重点，施工中各方面都有不安全因素存在，要尽量确保不必要的事故的发生。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重点，所以我们应针对安全管理的重点加强安全组织管理、场地与设施管理、行为控制和安全技术管理。我公司承建的新建县厚田乡土地整理iii标段工程，本来是一个盈利工程，但是在该工程完工后，由于吊运搅拌机时在操作程序不当，一位工作人员的手被搅拌机压伤，结果因医疗费支出使该项工程变成为亏损的工程。所以在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中也不能放松安全警觉，无论工程大小都应时刻把安全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上。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农田水利工程施工项目实施过程中，借助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管理工具，根据工程特点，对施工项目进行切实可行的管理，才能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项目目标的实现，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管理贯穿于项目的整个周期。阶段较多，困难大，做好每一个阶段的进度控制，是总进度计划实现的前提，也是保证投资目标实现的保证。
【参考文献】
[1]邓志华，陈胜印.施工项目管理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江西赣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010(09)
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3
1基本情况
1．1自然条件和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南缘，地理位置介于e77°03'45″～e84°55'35″，n34°11'21″～n39°40'43″，海拔1050～6962m，南以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与和克什米尔为界，北部伸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阿克苏地区相连，东部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接，西部与喀什地区毗邻。和田地区属典型大陆性暖温带干旱荒漠气候。主要气候特点表现为: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四季分明，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及年较差大，无霜期长，降水稀少，蒸发强烈，空气干燥，春夏季浮尘活动频繁，气候带垂直分布也较明显。昆仑地区，海拔平均每升高100m，年平均气温降低0．5～0．7℃。和田地区土壤垦殖指数不高，开发潜力大;土壤质地轻，沙性重，保水保肥能力差，土壤肥力低，改土培肥任务重。耕地土壤主要为以灌淤土为主的5个土类或亚类，包括:灌淤土、潮土、水稻土、灌淤风沙土、灌淤棕漠土。
1．2水利工程现状根据水利统计资料，截止到2010年，和田地区现有大中小型水库44座，总库容达到6．571亿m3，兴利库容2．822亿m3。建设引水渠首46座，水闸320座，建成堤防684．58km。建成干、支、斗、农4级灌溉渠道总长31446．3km，防渗长度为11279．8km，防渗率为54．3%，其中:干渠总长3719．5km，已防渗2649km;支渠总长5365．9km，已防渗3660km;斗渠总长9531．2km，已防渗3807．7km;农渠总长12829．6km，已防渗1163．1km;修建各类渠系建筑物128625座。建成机井2708眼，配套2689眼，其中农用机电井2463眼(配套2444眼)。
1．3灌溉及节水工程现状和田地区现状年总灌溉面积为33．16万hm2，建成节水灌溉面积10．22万hm2，其中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面积为1．07万hm2，高效节水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3．2%。2010年，和田地区灌区斗渠以上三级渠道防渗率为54．3%，渠系水利用系数仅为0．51，地面灌溉面积80．7%实现标准沟畦灌，毛灌溉定额为13815m3/hm2，灌溉水利用系数仅为0．446;水分粮食生产率为0．477kg/m3(粮食单产÷毛灌溉定额)。
1．4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4.1地表水开发潜力分析在p=50%年份，2010年和田地区可利用地表水资源量为38．02亿m3，现状地表水引用水量为35．71亿m3，扣除当地生态用水(和田河流域生态用水根据5a实施方案已在可利用量中扣除)，其中皮山、策勒、于田、民丰4县可供开发的地表水量仅为4．71亿m3。和田地区分县市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情况见（表略）。
1.4.2地下水开采潜力分析根据《和田地区地下水开发利用实施方案》，和田地区地下水平均综合补给量23．89亿m3/a，可开采量11．34亿m3/a，现状已开采地下水资源量为3．8亿m3/a，全地区开采率仅为33．5%。各县市分布情况（表略）。
2节水灌溉发展规划思路及建设模式
2．1规划思路节水灌溉就是通过用各种工程措施、农业措施和行政管理措施来减少地表水、地下水或其他水源的损失，节约灌溉水量。本地区节水灌溉工程规划思路具体如下:1)优先提高输水环节效率，坚持不懈的继续抓好以渠道防渗为主的输水环节节水建设，尽快完成骨干渠道的防渗工作，提高防渗标准。2)进一步加大田间节水建设力度，以土地平整为基本措施，不断改进常规地面灌节水技术;因地制宜、积极推广各种先进的田间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地面灌溉仍将是灌区的主要灌溉方式，重点要放在粮食及牧草作物上。以土地精细平整和强化田间配水控制为基础，积极推行水平畦灌、细流沟灌、膜上灌等改进地面灌溉技术，杜绝大水漫灌、串灌等现象，积极提高田间水利用效率。配合特色农业发展，对特色经济作物加大田间节水工程建设力度，优先发展大田棉花膜下滴灌、设施农业滴灌及微喷灌、园林滴灌等节水增效显著的灌溉模式，适度发展井灌区低压管道灌、软管灌等模式。3)优先发展井灌区、薄土层、沙土地等区域的高效节水工程，加大水资源短缺、经济较发达、大中型灌区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比重。4)深化水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水价与水费征管体制。鼓励灌区建立农民用水者协会等多种用水管理形式，让农民广泛参与农业节水的建设与管理，进行水费交纳的自我管理，提高用水管理的透明度，调动灌区和用水户的节水积极性。尽快完成水价体制改革，推行阶梯式水价制度。加快末级渠系量水设施建设，实行量水和计费到村(协会)或农户，为水价改革提供技术保障。
2．2建设模式1)高效输水技术。目前和田地区的渠系水的利用率仅为51%，渠系节水的潜力较大。因此，节水的重点应首先放在减少渠道输水损失上，坚持不懈地继续抓好以渠道防渗、建筑物配套为主的输水环节建设，在适宜地区推广管道输水技术，提高渠系水的利用率。2)田间灌水技术。田间灌水技术选择应突出节水与增效并重的原则，实施以改进地面灌、膜下滴灌、园艺滴灌为主导模式，以自压喷灌、加压滴灌、低压管道灌为辅助模式，优先改进发展地面灌、膜下滴灌技术;积极发展园艺滴灌、自压管灌;适度发展地表水和地下水混合加压滴灌和加压管灌技术;逐步过渡，滚动发展软管灌、管灌技术的战略逐步有序发展的模式，在粮食、牧草作物上重点发展改进地面灌溉技术，在园艺、棉花等经济作物上大力发展微灌等高效节水技术。3)农业用水优化配置技术。加快发展灌区量测水技术，建立农业用水计量体系。积极发展渠系动态配水技术，发展和应用实时灌溉预报技术，提倡动态计划用水管理，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灌水，按方收费，超用加价。4)生物节水与农艺节水技术。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推广抗旱品种，采用深耕深翻、地膜覆盖、化学保墒等措施合理保持和利用土壤水，配合水肥耦合、合理密植等配套栽培技术，促进农业高效用水。
3节水灌溉工程发展规划
3．12015年节水灌溉工程发展规划
3.1.1常规节水灌溉工程今年是十二五计划开局之年，根据《和田地区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报告》，结合当前分县市计划内所列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通过调查了解，对“十二五”水利规划项目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重点考虑近期有望实施的项目和大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以及计划列入以工代赈、扶贫、农发项目。规划到2015年，和田地区干、支、斗三级渠道防渗改造4318．57km(其中“富民兴牧”水利配套渠道96km)，防渗率达到77%。根据《和田地区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报告》，规划到2015年，在现有沟畦灌26．78万hm2基础上，完成配套改造2．08万hm2，累计完成28．86万hm2，占总灌溉面积的80．7%。3.1.2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根据《和田地区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报告》所确定的发展指标及规模，本次规划2015年和田地区高效节水改造面积达到6．29万hm2，较现状新增5．12万hm2，其中涌泉灌0．41万hm2;大田膜下滴灌1．95万hm2;园艺滴灌1．73万hm2;设施农业滴灌0．47万hm2;管灌0．56万hm2。3．22020年分区农业节水工程发展规划3.2.1常规节水灌溉工程规划到2020年，和田地区干、支、斗三级渠道防渗改造3728．14km，防渗率达到100%。规划2015～2020年，完成标准沟畦灌配套改造3．13万hm2，累计完成31．99万hm2，占总灌溉面积的86．4%。
3.2.2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本次规划2020年和田地区高效节水改造面积达到11．83万hm2，较2015年新增5．54万hm2，其中涌泉灌0．39万hm2;大田膜下滴灌2．70万hm2;园艺滴灌1．32万hm2;设施农业滴灌0．53万hm2;管灌0．60万hm2。
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4
评估报告的结构，由标题、正文和落款三个部分组成。
标题。有两种方法，一是公文标题法，或由被评估单位名称、适用年度、评估内容和文种组成；或由被评估单位名称、评估内容和文种组成；或由评估内容和文种组成。二是普通文章标题法。
正文。正文由前言、主体和结语组成。
前言写进行评估的起因、目的、人员组成、时间安排、工作步骤，评估目标、标准和方法等，并用“现作评估如下”承上启下。
主体。是评估报告的核心部分。一般写被评估项目的基本情况；分项评估意见；总体评估结论；今后工作意见等。结语可写“以上报告请批示”等习惯用语。有的无结束语。
落款。写评估人的姓名、或评估组织、注明评估报告完成的时间。
撰写评估报告，要明确评估的目标和标准，使评估有的放矢；对评估对象的各种信息搜集要齐全，分析要科学；撰写者要实地参与评估的各项活动，把握评估的整体情况。
范例
对农田基本建设“大禹杯”竞赛的评估报告从19××年×月到19××年9月的两年中，全省农村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建设。连续两届农田基本建设“大禹杯”竞赛，是在一家一户生产条件下，全省××××农民的一次社会主义集体力量显示。
严峻的现实果断的决策
改革，使全省的农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农业发展也存在着不容回避的问题。一家一户的作业方式，使农田基本建设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农田工程旧的年久失修，新的无力上马，每年平均递减80万亩地的灌溉能力。洪涝干旱，水土流失，以及水资源匮乏、污染，使徘徊的辽宁农业呈现滑坡、萎缩趋势。1985年和1986年两年间的小水大灾，曾使我省40％的水利工程毁于一旦，65亿公斤的粮食付之东流，全省经济损失达60亿元。
如何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全省上上下下都在考虑这个问题。19××年末，省委、省政府在总结两年洪水灾害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并以此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正在这时，出现了“××经验”。这个县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最先开展起“大禹杯”赛。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总结推广凤城满族自治县的经验。19××年10月，省政府在凤城召开了由省、市、县（区）政府“一把手”参加的“三长”会议，并拉练到××等地学习。在这次会议上，省长×××把××的经验高度概括为“政治动员、群众路线、以奖代补、行政干预”16个字，特别强调要把自力更生、艰苦奋头作为这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全省农田建设“大禹杯”竞赛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随后，省里成立了以省长×××任组长的杯赛领导小组，××个市、××个县（区）及××××多个乡（镇）相继成立了由党委或政府“一把手”担任总指挥的农建指挥部。一个拥有近千万人参加的农建竞赛活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在××省的山川平原上展开。
尊重科学勇于实践
19××年秋，××大地沸腾了。
防洪治涝，水土保持，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这一农建总体目标一经确立，各地因地制宜，立即打响了农田基本建设这一仗。××等中部城市对××、××、×××展开了大规模防洪抗旱工程整治；××、××、××对中小河流域展开了区域化综合治理；××、××治山治水同步进行。两年来，全省共投工3.14亿个工日，每个农村劳力平均投工18.1个，任务重的地区每人投工达50来个，两年共集资4.7亿元，其中乡村投入1.6亿元，群众集资2.36亿元。完成土方量8亿立方米，相当“六五”期间5年完成工程量的2倍多。规模之大、措施之好，前所未有。
——竞争机制第一次行之有效地运用到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之中。责任制、责任状层层落实到每个领导干部的头上，一改过去“领导抠人、群众抠泥”的瞎指挥的状况。各级干部敢担风险，与群众同甘共苦干农建。
——第一次靠政策引导，配合以政治工作，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挖掘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强大潜力。实行严格的积累工制度和“谁投入谁受益”的集资办法，以及改水利“大锅饭”为以奖代补的投入办法，使广大群众迸发出极大的农建热忱。
——第一次真正做到了重科学、讲实效。在杯赛中，真正抓住农民普遍关心，生产急需解决的矛盾，以骨干工程为突破口，统一规划，综合治理，以达到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沟渠清淤与建筑物配套，治山与治水的完美结合。
宝贵的财富合格的答卷
两届杯赛，使困惑的××省农业再现生机。全省改善易涝面积938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40万亩，新增加改善水土保持面积490万亩，河道堤防保护面积800万亩，治理河道4000多条段，总长6000多公里，治理大小灌溉排水渠道40多万条，新建桥、涵、闸配套建筑物1.9万座，新打机井1.4万眼，修土井方塘2.7万个。
这一宏伟工程发挥了巨大的整体效益。今春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特大干旱，无水可灌的200多万亩水田即适时插上秧，干旱的1000多万亩大田及时播上了种。1985年8月，辽河铁岭站洪峰流量仅1710秒立方米，结果下游险象环生，八方告急。今年这里洪峰流量达1890秒立方米，下游安然无事。1985年7月营口市“大旱河”一带3天降雨150毫米，结果10万亩地被淹绝收，长大铁路中断5个多小时。今年7月18日，这里一个半小时连降暴雨161毫米，仅有少量土地过水，无任何灾害。
两届杯赛，全省广大农民群众是真正的主力军，他们以极大的承受力，做出无私的奉献。两届杯赛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上同样取得巨大成就。这里，不能不把我省各级党员干部们的先锋模范作用大书一笔，尤其是那些常年累月、风来雨去奔波在农建第一线的基层干部，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行动，向人民递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大连市金州区的1.5万名党员，有80％常年奋战在农建第一线。这个区的杏树屯镇在治理桃园河时，劳力紧张，镇里组织千名党员大会战，仅7天就拿下了工程。
岫岩满族自治县财政紧张，县委书记和县长率先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作为农建基金，带动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投入资金30多万元，本溪市南芬区整治河堤钱不够，区政府把盖家属楼的30多万元全部投了上去……正是靠榜样的力量，使农建热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涨。
前两届杯赛以及正在进行的第三届杯赛，所兴建的宏伟工程，标志着我省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这一工程的完善，我们将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巨大功能和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效益。
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5
一、开展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的重要性
灌溉水利用系数是指灌入田间供给作物需水的水量与渠首引进总水量的比值。它是衡量灌区从水源引水到田间作用吸收利用水的过程中水利用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集中反映灌溉工程质量、灌溉技术水平和灌溉用水管理的一项综合指标。国家高度重视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工作，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了对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发展观考核的重要内容。省委组织部也将系数年度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各市、县（区）科学发展观综合考核。各县（区）水利局、各有关单位，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精心组织，科学安排，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二、工作任务
为满足全市灌溉水利用系数测定技术要求，根据市农田灌溉实际，确定以下样点灌区、样点片区和典型田块。
1.大型灌区。大型灌区全部列为样点灌区，每个大型灌区分上、中、下游3个样点片区，每个样点片区按不同作物种类又分6个典型田块。我市簸箕李、韩墩、小开河、白龙湾、打渔张、胡楼6个大型引黄灌区共计108个典型田块。
2.中型灌区。推荐市属和县大崔2个中型引黄灌区为我市中型引黄灌区的样点灌区，每个中型引黄灌区分上、下游2个样点片区，每个样点片区按不同作物种类又分6个典型田块，2个中型灌区共计24个典型田块。
3.灌区。市安排4个灌区。滨城区、阳信县、无棣县、沾化县各推荐一个灌区。每个灌区按不同作物种类又分4个典型田块，4个灌区共计16个典型田块。
4.灌区。井灌区分土质渠道地面灌、防渗渠道地面灌、管道输水地面灌、喷灌、微灌5种形式，根据我市实际，选择管道输水地面灌类型。推荐邹平、博兴两县各2个典型田块（2眼井），共计4个典型田块。
市灌溉水利用系数测定分析工作任务：一是观测分析12（6个大型灌区，2个中型灌区，4个灌区）个灌区的渠系水利用系数；二是观测我市4类灌区共计152个典型田块的田间灌溉水利用系数；三是根据实测数据资料，科学分析全市灌溉水利用系数。2011年底灌溉水利用系数为0.6000，2015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目标为0.6360。
三、责任分工
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以合理选择样点灌区为基础，涉及大量气象、水文、观测、试验、灌区用水管理、调查统计及计算等数据资料，专业技术性强，工作面广、量大、难度高，须充分调动全市水利系统的技术力量，分工负责，相互配合，才能保障工作顺利实施和完成。
1.市水利局：对全市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负总责。负责协调、指导各县区、各有关单位开展工作；负责定期组织举办培训、会议，研究、安排有关工作；负责定期巡查、督促各县区、各有关单位责任落实情况，观测工作进度、质量情况；负责落实市级观测经费；负责向省水利厅上报观测数据。
2.市水文局：作为市灌溉水利用系数观测分析的技术依托单位，负责制定《市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技术方案》；负责设计、印制观测手册；负责对灌区、县区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工作进行技术指导；负责提出典型田块的变更意见，并最终确定典型田块；承担典型田块灌水前后的土样分析工作；负责田间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指导灌区、县区做好渠系水利用系数测算工作；负责汇总县区、灌区每年度的实测资料；根据灌区、县区提供的基础观测数据，负责测算全市灌溉水利用系数；负责向市水利局提供全部观测资料和全市灌溉水利用系数分析结果。
3.簸箕李、韩墩、小开河、引黄灌溉管理局：按照《市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技术方案》要求，完成渠系水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负责观测并提供渠系水观测数据资料；负责协助有关县区拟选样点片区及典型田块；负责及时向市水文局提供实测资料。
4.各县区水务局：按照《市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技术方案》要求，完成中、灌区、井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负责开展县级灌溉水利用系数测定分析工作的业务技术培训；负责选配落实全县范围内每个典型田块灌溉水利用系数观测员，并指导观测员完成灌水记录和土样选取工作；负责中、灌区渠系水利用系数观测工作，并及时向市水文局提供实测资料；负责县域范围内每个典型田块每次灌水前后的土样送检工作；负责落实县级观测经费。
四、技术保障
按照《市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技术方案》，各县区、各灌区要在市水文局的指导下，选配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专门技术人员2—3人，具体负责该项工作；要购置足够的观测仪器、设备，如土壤墒情检测仪器等；要定期开展观测员培训教育工作。各县区、各灌区要充分利用近年来灌区和小农水重点县建设中应用的先进技术采集观测数据，尽可能减少观测工作量，最大限度地降低观测成本。
五、经费保障
为确保全市灌溉水利用系数工作的顺利开展，市水利局列市级灌溉水利用系数测定专项工作经费。市水文局根据工作费用支出情况，每年底向市水利局提报申请经费报告，市水利局视情拨付经费。各县区列县级灌溉水利用系数测定专项工作经费。各县区水务局、各灌溉局要落实观测员观测经费，落实仪器、设备购置经费，落实会议、培训经费、交通工具和必要的工作经费。
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6
为顺利完成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下达的2021年水稻生态区域动态监测项目，确保实施工作、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实现如期目标任务，为我市准确研判生产形势、科学决策指导，推动全市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特制定本试验方案。
一、监测点基本情况
钦州市水稻生态区域动态监测项目，面积20亩，实施地点位于钦州市钦北区那蒙镇平福村委那桩村，该村地处钦州市西部，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22℃，雨量充足，常年平均降雨量2080mm，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1801小时，太阳辐射强，日光充足。监测点土壤为花岗岩发育而成的潴育性水稻土，土壤肥力上等，地势开阔向阳，田块大小1～3亩/块，排灌方便，是栽培水稻的高产区域。
二、试验内容
（一）新品种试验。选用我市主推超级稻、优质杂交稻、优质常规稻品种各一个进行试验，早稻品种为：特优7571、野香优莉丝、广粮香2号；晚稻品种拟为：中浙优9号、野香优莉丝、广粮香2号。移植时采用机插栽培方式，水肥管理一致，试验采用简比法，每个品种为一处理小区，小区间留工作沟，每亩用种量2.0kg。
（二）水稻不同种植方式技术对比试验。早、晚造均选择野香优莉丝进行观测，试验设抛秧、机插秧、手插秧三种移植方式，水肥管理一致。试验采用简比法，田块面积约3亩，每个处理为一小区，小区间留工作沟，亩用种量2.0kg。
三、技术措施
（一）培育壮秧
试验育秧采用集中育秧方式，经浸种催芽后，将种子播于机插秧盘中，每亩用秧盘22个，选用优质育秧基质，播种后适时喷水，保持基质湿润，保证秧苗生长水分。根据秧苗生长情况，可适当喷施水液肥，促进壮苗。移植前3-5天喷送嫁药，看情况施送嫁肥。
（二）大田栽培管理
1.提高办田质量，施足基肥。移栽前1天，结合犁耙田每亩施用基肥：商品有机肥250kg、复合肥25公斤（氮磷钾含量15-15-15%）、钙镁磷肥25公斤。犁耙田时要开好四周田边沟以及十字沟（工作沟），整平田面，田面保持泥皮水为宜，水层过深或缺水都不利于禾苗生长。
2.合理密植，确保基本苗数。亩移栽密度：手插秧规格为20cm×16.7cm，抛秧规格为每亩22个秧盘秧苗，机插秧按30cm×12cm，亩基本苗数控制在6～8万苗。
3.水肥管理。追肥：移栽后5-7天秧苗返青时，追分蘖肥，亩施尿素15kg、氯化钾8kg。穗肥在晒田复水后，大约在5月上旬（倒2叶长出时），亩施尿素5kg、氯化钾8kg。齐穗期后依植株长势情况决定是否喷施叶面肥，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g加尿素250g兑水50kg喷施。水分管理：按水气平衡原则进行管理，插后至分蘖期够苗前保持浅水层，在亩苗数16万时排水晒田，晒田以晒至田面开裂，叶色转淡黄，茎叶硬直为止。抽穗扬花期保持浅水层，齐穗后干湿交替，收割前1周，排干田中水。
4.病虫害防治。病虫害防治按常规方法进行，全面推行“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坚持以农业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适时做好稻瘟病、纹枯病、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及福寿螺、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稻瘿蚊等病虫害的综合防治，虫害防治推广应用频振式诱虫灯进行物理防治。并注意鼠害、草害防治。
5.适时收获。采用机械收割方式进行收割，机械粉碎稻桩回田。
四、组织措施
（一）加强领导，职责到人
项目由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承担实施，项目负责人是米世光，实施负责人是梁玉祥，联系电话0777-2835441，监测点负责人是胡成武，联系电话13977793085。钦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其他成员配合开展相关工作，钦北区农业技术推广站、钦北区那蒙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参与实施。各相关单位必须加强沟通和密切配合，认真领会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做好分工协作，责任到人，各司其职，早计划，早行动，早实施，将各项任务及时落实到位，确保项目圆满完成。
（二）明确任务，按时完成
1.定时观测上报。从播种至收获，对上述试验处理的水稻主要生育时期和个体及群体性状进行定点观察记载，做到每5天观测调查一次，并在当天或者次日上报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2.及时分析报告。根据不同生长时期的调查数据，结合气象、农情、病虫害和面上调查数据，与上年、常年同期比较分析，得出当地观测农作物生长发育特点和面上生产发展动态，找出存在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和生产建议，形成钦州本区域农作物监测报告上报钦州市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市政府分管领导、上级主管部门，同时在钦州市农业农村局网站等相关媒体苗情简报。
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7
县委学科办：
**县农业局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按照“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要求，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学习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坚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8月13日，组织了群众满意度测评会，有51人参会，发出《**县农业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群众满意度测评表》51份，收回51份，经统计，综合评价满意率达98%。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学习实践活动扎实开展
局党委高度重视，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贯彻中央、省、州和县委的要求部署与单位工作实际有机结合，强化领导，广泛动员，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力求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创新。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学习实践活动紧锣密鼓逐步推向深入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从3月中旬以来，县农业局认真传达县委的决定精神，及时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认真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精心制定了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为把方案落到实处，又细化制定了12个具体配套方案。规定每阶段都有具体的要求、阶段安排和阶段成果，每一个关键环节、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局党委都召开由全体党员干部参加的转段大会，制定了做好阶段工作的通知，对上一阶段的活动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前后衔接，环环相扣，便于落实、督促和检查，把各项工作部署安排落到实处，保证了学习实践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是明确学习实践活动的主题和载体。结合农业部门特点，紧密联系我县农业实际，经反复讨论，征求意见，提出了以“科学发展，强农富民”为活动主题；使学习实践活动更贴近“三农”实际，更体现农业特色，更符合部门工作要求。3月27日召开了动员大会，让大家对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和工作步骤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为开展好学习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强化学习，深入调研，不断提高运用科学发展理论武装头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一是坚持把学习贯穿始终，切实提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党委坚持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把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把学习看成是一种觉悟、一种责任、一种政治要求和政治行为。同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形势，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以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是以“科学发展、强农富民”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扎实深入开展调研。党委重点突出面向“三农”的实践特色，积极开展“科学发展、强农富民”主题实践活动，围绕加强现代农业建设，以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探索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农业发展难题。局属各党支部把主题实践活动贯穿学习调研阶段全过程，开展了扎实深入的学习调研和座谈活动。同时还组织召开了20xx年全县农业农村工作会议。
（三）发扬民主，集中民智，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检查报告
一是听取群众意见，找准突出问题。农业局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了“我为**农业科学发展建言献策”的主题活动，借零距离接触群众，推广农业适用科学技术之机，真心实意与老百性交朋友、认亲戚，在全县范围内向广大农民朋友了解生产过程中到底缺什么、盼什么？走访了210名农民朋友，收到意见和建议共计179条（次），通过认真梳理、分析、归纳、汇总后发现广大农民群众有盼买上廉价的放心农用物资、盼科技服务到位、盼科技干部作风转变、盼农机“保姆”下乡、盼吃上放心安全的食品五个方面的盼望。同时，通过设置意见箱、召开座谈会、开通热线电话、发放征求意见表、农业信息网开设专栏等多种形式，开门纳谏，广泛征集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发放250份征求意见表，收集整理意见38条。目前，已整改并落实。
二是分析总结。学习实践活动一开始，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就把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检查报告作为重要环节来抓，主要负责人全程主持报告的撰写工作。首先，深入细致、撰写分析检查报告。充分运用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和学习调研阶段的成果，紧密联系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对制约我县农业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剖析，撰写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其次，积极组织群众评议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6月16日，县农业局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评议会。公布了我局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的内容，接受党员、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评议和监督，与会全体人员对农业局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进行了现场评议，通过评议，县委第十指导检查组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农业局推动农业发展认识到位、决心大、后劲足，同意报告。
三是注重民主团结，认真开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5月27日上午，县农业局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民主生活会顺利召开。会上，局领导班子成员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检查，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到了差距，正视了问题，明确了思路，形成了共识，初步提出了整改思路和措施。
（四）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带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我局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9名领导干部建立9个基层联系点，分别多次深入联系点指导学实践活动。在引导学习、总结规律、解决难题、鼓舞士气等方面取得明显实效。一是领导干部带头作学习科学发展观专题报告，与基层党员干部现场互动交流，有效帮助党员干部提高认识水平。二是领导干部带头总结制约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积极推动“三农”工作创新发展。三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帮助解决实际难题，为基层单位科学发展提供有力指导。四是领导干部带头关心党员干部学习工作生活，鼓舞基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战斗力。在分析检查阶段，局党委委员分别指导参加联系点的专题民主生活会，重点审阅各单位班子分析检查报告，避免写成工作总结。深入民主生活会现场，增强指导检查的实效性。在整改落实阶段，督促联系单位将整改落实方案进行细化，并以表格形式逐一责任到人，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各环节不走过场，真正落到实处。
（五）亲切关怀，科学指导，增强指导学习实践活动的责任感
县委第十指导检查组高度重视对我局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和检查，明确要求我局把握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契机，为全县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做出好的示范。组长王德生同志出席了动员大会，强调学习实践活动要坚持“重实效，防止走过场”，“重实践、防止空对空”，对我局整改落实方案进行了审核。第十组指导组对我局提高专题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指导。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提出了很多好的指导性意见。
二、学习实践活动的主要成果
为了大地的丰收，大力发扬“埋头苦干、创新实干、率先垂范”的**精神。学习实践取得以下成果：
（一）学习实践活动的思想成果：党员干部受教育
一是通过学习，开阔了思路，提高了认识。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及有关学习资料，通过学习，对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有了新认识，增强了我局党员干部从事“三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撰写心得体会97篇。
二是通过调研，主动查找差距。分析了我县农业农村工作与先进地区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增强了我局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撰写调研报告9篇，各支部也结合实际分别撰写调研报告。
三是加强宣传，营造浓厚的学习实践活动氛围。通过内部简报及时反映学习实践活动最新进展情况，向上级推荐典型经验。目前，局学科办简报发出29期81条信息。上中国农业信息网的有1条、上中央农广校网的有3条、上云南农业信息网的有17条、上省农广校14条、上红河日报3条、上县委学科办简报的有2条、上**之窗的有7条。通过局学科办的简报，使局系统各单位学有榜样、做有照样。同时，广大党员干部对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更加全面，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具体内容更加明确。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把科学发展观理论转化为促进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二）学习实践活动的实践成果：科学发展上水平
一是多渠道、多层次进行农业科技培训。为了提高我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县农业局开展了“科学发展在身边”主题学习实践活动。首先，邀请省内外专家到我县传授农业科技知识培训会。分别邀请了中国果园梨资源研究与品种改良中心院副主任李秀根、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委员会副主任顾德平和云南农业大学等专家到**授课。使广大农业科技干部人员深受启发，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通过传经送宝，分析国内国际宏观农业产业形势，共商**农业产业发展，为**农业产业发展，正确决策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其次，局机关及局属各单位采取多种方式举办培训班。目前，举办农业适用科技培训及劳动力转移培训，共计637期，受训人民群众33767人次，发放各种宣传材料35950份。第三，召开“田头培训会”。农民群众聚集在田里，边听农技员讲解，边看他作示范，广大群众普遍感到，开“田头会”好，现场一看、当场一听，就什么都明白了。
二是当好服务员，科技服务上水平。农业局为了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专门派技术人员下驻到各乡镇，进村入户当好“服务员”。一是围绕“强服务、促发展、保平安”工作目标。带领群众立足当地资源，做活产业结构调整文章，形成“一村一品”的可喜局面，为农业农村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贡献；二是向外界公布科技干部工作承诺书。为帮助农民开拓致富之路，农业系统的领导干部职工建立干部技能服务窗口，向外界公布了干部工作承诺书，将干部姓名、岗位职责、服务技能、联系电话等制作成“干部技能服务指南”发放到村户，农民群众有事可直接与科技干部联系，事后反馈结果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三是本着“农民群众缺什么，帮助其学什么”的原则。组织科技干部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送信息“四送”到农家，整个农业系统形成了“有事你找我，有问题我跑腿”的工作局面，从单纯的农业实用技术，逐步扩展到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科技干部服务好不好，问问群众就知了”。现在，农业系统的科技干部成了群众最欢迎的人，成了能为群众提供各种技能帮助的“服务员”。
三是广泛推广良种良法。把田间地头当作大课堂，积极传授新技术，推广优良新品种，在田间地块看得见科技人员的身影，听得到科技人员的声音，着力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传授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促进农业科技快速转化。一是全面推广粮食作物间套种技术。全县完成粮食作物间套种28.15万亩，其中，玉米间种豆类15万亩；果园套粮食2万亩；水稻品种多样性间栽5万亩；马铃薯套种地膜玉米3万亩，预计实现粮食增产956.5万公斤。二是实施好国家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目前，全县采集土样2千个，每个土样化验6项，共1.2万多项次。发放施肥建议卡5万份，宣传单6万份。三是全力打造优质米品牌。农业局在优质米样板基地建设完成大田移栽面积20xx亩，进一步培植和开发我县的优质米工程，打造**优质米品牌。20xx年结合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我县在中枢镇立岗村委会建设优质米样板基地20xx亩。样板建设做到了“五统一”即统一品种、统一移栽时间、统一栽培规格、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病虫防治，服务做到“三到位”，即宣传到位、培训到位、技术指导到位。在移栽质量上，要求规范化双条栽，实行稀植、浅插。使样板区实现了“一个座落一个样，一个平面一个向”，切实提高了水稻移栽的科技含量，为夺取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是蔬菜产业正在发展壮大。首先，百亩蔬菜产业正在扩大发展。**中低产田的改造正逐步解决农田的规划及灌溉问题，为蔬菜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中枢镇黄草洲、新寨子、陆良寨的百亩蔬菜基地的逐步建立，大棚蔬菜与田间种植交相辉映。县今年计划完成8500亩蔬菜基地建设任务，比去年增加2500亩，其中，计划种植浅水藕5000亩，比去年增加900亩。在黄草洲和陆良寨新建商品基地1000亩，黄草洲480亩、陆良寨520亩。其次，大棚蔬菜优势冲击传统田间栽种。龙甸村的种植户赵小云说，大棚蔬菜不但成熟期提前，每亩产量高出田间种植1.5吨左右，价格也高出0.5元/公斤。同样从蔬菜站拿来的番茄苗，田间番茄还未成熟，他已经开始向客商提供蔬菜了。第三，蔬菜产业链向深处发展。“天地合”公司自20xx年栽种小番茄以来，效益不断提升。除供应市场外，公司建成果脯加工基地，与农户签订了长期的收购合同。据公司老板田海民介绍，小番茄的产量每亩在6吨左右，他以1元/公斤的价格向农户收购。他加工的小番茄果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已经供不应求。第四，蔬菜育苗向工厂化方向发展。整个中枢坝区、龙甸、黄草洲、陆良寨的番茄苗都是由县蔬菜站育苗基地提供的。今年，蔬菜站已向农户无偿提供40多万株的番茄苗，蔬菜站还将扩大规模，向农户提供多品种的蔬菜苗。第五，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我县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客商加入蔬菜产业开发，引导农户走“公司+基地+农户”的路子，扶持发展了一批“有实力、留得住、带动强”的蔬菜产业龙头企业。其中，维扬公司正在黄草洲建水上养菜、水下养鱼的蔬菜基地。
（三）学习实践活动的惠民成果：人民群众得实惠
一是情系灾区，破解灾民所需难题。6月14日，我县中枢、金马、午街等乡镇遭受到强烈冰雹灾害，灾情较为严重，造成21252亩农作物被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629万元。灾情发生后，农业局积极行动起来，情系灾区，采取措施帮助农户生产自救。一是向灾区紧急调动种子：杂交玉米种子20吨，甜脆包谷1000包，绍菜种子3000包，白菜种子1400包，油菜种子50公斤。二是多方联系菜商，寻找蔬菜订单。针对灾情较为严重的地区，通过邀请菜商实地查看，并努力争取订单。三是组织技术人员全力以赴做好灾后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四是组织系统内全部干部职工向灾区捐款10000余元。
二是开展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破解食品安全的难题。为让我县广大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蔬菜瓜果。农环站认真履职，积极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监测、评价及三品认证工作。为做好无公害蔬菜水果农药残留例行监测与监督抽查工作，今年已完成了2期10批次的抽样任务，参加了3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县现有通过认证，取得无公害认证证书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4.1万亩；通过产地环境评价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4.56万亩，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2万亩。植保技术人员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来，对我县粮贸市场、农贸市场的蔬菜和水果进行了5期的抽样检测，抽取青菜、空心菜、黄瓜、芥兰等80个蔬菜品种，抽取桔子、油桃、西瓜、香蕉等20个水果品种。合格率都在97%以上。
三是狠抓打假护农，破解盼买上放心农用物资的难题。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了“打假护优护农保春耕”专项行动，组织212人次，检查各农资经营网点368个次，查处假劣农资2批次，销毁劣质种子750公斤。对农资网点和农产品供应市场进行了拉网式检查，严厉查处假劣种子、农药、农机配件等农用物资，杜绝了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维护了农民利益。
四是开展“送维修”主题实践活动，破解盼农机“保姆”下乡的难题。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和购买农机补贴政策的落实，不少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买拖拉机、旋耕机等各类农机具械的越来越多了。春耕生产时节，各种农业机械需要维修，但由于大多数农民缺乏专业农机维修知识，加上农村的农机维修服务站少，使用过程中农机发生故障难找到人修理，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农业局组织农机技术人员组成“农机维修小分队”，下乡为农民提供农机使用技术和保养知识，提高农机的使用寿命，及时帮助农民解决农机维修的困难。
五是抓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破解防治并举难题。农业技术人员高度重视田间管理和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切实强化监测预警，选准对口农药，分类指导防治，切实提高病虫害防控的效率和效果。现在**大地稻花飘香，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六是油菜高产创建项目通过验收，破解油菜增产难题。今年，**县被列为农业部、农业厅油菜高产创建示范县，分别在中枢镇、午街铺镇建设了两片百亩核心高产示范样板和两片千亩优质油菜示范样板。在学习实践活动期间，由省农业厅、农科院、推广总站及州农业局、种子管理站组成的专家组，对油菜高产创建示范项目进行复测，最后一致同意通过验收。经专家们的复测百亩核心样板区比非样板区亩增产103.3公斤，增长41.09%。千亩示范区比非样板区亩增产76.5公斤，增长34.06%。万亩示范区比非样板区亩增产35.4公斤，增长19.29%。
三、存在问题及后续工作的安排
县农业局在充分肯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相对于县委的要求以及群众的期望而言，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整改落实阶段时间紧、任务重，一些整改成效还没有充分显现；二是经验性的总结还不够，一些好的典型经验尚待进一步挖掘。下一步工作中必须注意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不断巩固和扩大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果：
（一）是继续深化理论学习，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局将继续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促进本系统科学发展。
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8
*县农业局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按照“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要求，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学习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坚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8月13日，组织了群众满意度测评会，有51人参会，发出《*县农业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群众满意度测评表》51份，收回51份，经统计，综合评价满意率达98%。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学习实践活动扎实开展
局党委高度重视，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贯彻中央、省、州和县委的要求部署与单位工作实际有机结合，强化领导，广泛动员，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力求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创新。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学习实践活动紧锣密鼓逐步推向深入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从3月中旬以来，县农业局认真传达县委的决定精神，及时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认真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精心制定了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为把方案落到实处，又细化制定了12个具体配套方案。规定每阶段都有具体的要求、阶段安排和阶段成果，每一个关键环节、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局党委都召开由全体党员干部参加的转段大会，制定了做好阶段工作的通知，对上一阶段的活动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前后衔接，环环相扣，便于落实、督促和检查，把各项工作部署安排落到实处，保证了学习实践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是明确学习实践活动的主题和载体。结合农业部门特点，紧密联系我县农业实际，经反复讨论，征求意见，提出了以“科学发展，强农富民”为活动主题;使学习实践活动更贴近“三农”实际，更体现农业特色，更符合部门工作要求。3月27日召开了动员大会，让大家对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和工作步骤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为开展好学习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强化学习，深入调研，不断提高运用科学发展理论武装头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一是坚持把学习贯穿始终，切实提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党委坚持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把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把学习看成是一种觉悟、一种责任、一种政治要求和政治行为。同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形势，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以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是以“科学发展、强农富民”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扎实深入开展调研。党委重点突出面向“三农”的实践特色，积极开展“科学发展、强农富民”主题实践活动，围绕加强现代农业建设，以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探索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农业发展难题。局属各党支部把主题实践活动贯穿学习调研阶段全过程，开展了扎实深入的学习调研和座谈活动。同时还组织召开了2009年全县农业农村工作会议。
(三)发扬民主，集中民智，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检查报告
一是听取群众意见，找准突出问题。农业局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了“我为*农业科学发展建言献策”的主题活动，借零距离接触群众，推广农业适用科学技术之机，真心实意与老百朋友、认亲戚，在全县范围内向广大农民朋友了解生产过程中到底缺什么、盼什么?走访了210名农民朋友，收到意见和建议共计179条(次)，通过认真梳理、分析、归纳、汇总后发现广大农民群众有盼买上廉价的放心农用物资、盼科技服务到位、盼科技干部作风转变、盼农机“保姆”下乡、盼吃上放心安全的食品五个方面的盼望。同时，通过设置意见箱、召开座谈会、开通热线电话、发放征求意见表、农业信息网开设专栏等多种形式，开门纳谏，广泛征集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发放250份征求意见表，收集整理意见38条。目前，已整改并落实。
二是分析总结。学习实践活动一开始，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就把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检查报告作为重要环节来抓，主要负责人全程主持报告的撰写工作。首先，深入细致、撰写分析检查报告。充分运用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和学习调研阶段的成果，紧密联系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对制约我县农业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剖析，撰写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其次，积极组织群众评议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6月16日，县农业局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评议会。公布了我局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的内容，接受党员、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评议和监督，与会全体人员对农业局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进行了现场评议，通过评议，县委第十指导检查组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农业局推动农业发展认识到位、决心大、后劲足，同意报告。
三是注重民主团结，认真开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5月27日上午，县农业局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民主生活会顺利召开。会上，局领导班子成员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检查，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到了差距，正视了问题，明确了思路，形成了共识，初步提出了整改思路和措施。
(四)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带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我局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9名领导干部建立9个基层联系点，分别多次深系点指导学实践活动。在引导学习、总结规律、解决难题、鼓舞士气等方面取得明显实效。一是领导干部带头作学习科学发展观专题报告，与基层党员干部现场互动交流，有效帮助党员干部提高认识水平。二是领导干部带头总结制约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积极推动“三农”工作创新发展。三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帮助解决实际难题，为基层单位科学发展提供有力指导。四是领导干部带头关心党员干部学习工作生活，鼓舞基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战斗力。在分析检查阶段，局党委委员分别指导参加联系点的专题民主生活会，重点审阅各单位班子分析检查报告，避免写成工作总结。深入民主生活会现场，增强指导检查的实效性。在整改落实阶段，督促联系单位将整改落实方案进行细化，并以表格形式逐一责任到人，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各环节不走过场，真正落到实处。
(五)亲切关怀，科学指导，增强指导学习实践活动的责任感
县委第十指导检查组高度重视对我局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和检查，明确要求我局把握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契机，为全县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做出好的示范。组长王德生同志出席了动员大会，强调学习实践活动要坚持“重实效，防止走过场”，“重实践、防止空对空”，对我局整改落实方案进行了审核。第十组指导组对我局提高专题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指导。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提出了很多好的指导性意见。
二、学习实践活动的主要成果
为了大地的丰收，大力发扬“埋头苦干、创新实干、率先垂范”的*精神。学习实践取得以下成果：
(一)学习实践活动的思想成果：党员干部受教育
一是通过学习，开阔了思路，提高了认识。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邓小平、论科学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及有关学习资料，通过学习，对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有了新认识，增强了我局党员干部从事“三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撰写心得体会97篇。
二是通过调研，主动查找差距。分析了我县农业农村工作与先进地区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增强了我局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撰写调研报告9篇，各支部也结合实际分别撰写调研报告。
三是加强宣传，营造浓厚的学习实践活动氛围。通过内部简报及时反映学习实践活动最新进展情况，向上级推荐典型经验。目前，局学科办简报发出29期81条信息。上中国农业信息网的有1条、上中央农广校网的有3条、上云南农业信息网的有17条、上省农广校14条、上红河日报3条、上县委学科办简报的有2条、上*之窗的有7条。通过局学科办的简报，使局系统各单位学有榜样、做有照样。同时，广大党员干部对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更加全面，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具体内容更加明确。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把科学发展观理论转化为促进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二)学习实践活动的实践成果：科学发展上水平
一是多渠道、多层次进行农业科技培训。为了提高我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县农业局开展了“科学发展在身边”主题学习实践活动。首先，邀请省内外专家到我县传授农业科技知识培训会。分别邀请了中国果园梨资源研究与品种改良中心院副主任李秀根、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委员会副主任顾德平和云南农业大学等专家到*授课。使广大农业科技干部人员深受启发，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通过传经送宝，分析国内国际宏观农业产业形势，共商*农业产业发展，为*农业产业发展，正确决策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其次，局机关及局属各单位采取多种方式举办培训班。目前，举办农业适用科技培训及劳动力转移培训，共计637期，受训人民群众33767人次，发放各种宣传材料35950份。第三，召开“田头培训会”。农民群众聚集在田里，边听农技员讲解，边看他作示范，广大群众普遍感到，开“田头会”好，现场一看、当场一听，就什么都明白了。
二是当好服务员，科技服务上水平。农业局为了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专门派技术人员下驻到各乡镇，进村入户当好“服务员”。一是围绕“强服务、促发展、保平安”工作目标。带领群众立足当地资源，做活产业结构调整文章，形成“一村一品”的可喜局面，为农业农村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贡献;二是向外界公布科技干部工作承诺书。为帮助农民开拓致富之路，农业系统的领导干部职工建立干部技能服务窗口，向外界公布了干部工作承诺书，将干部姓名、岗位职责、服务技能、联系电话等制作成“干部技能服务指南”发放到村户，农民群众有事可直接与科技干部联系，事后反馈结果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三是本着“农民群众缺什么，帮助其学什么”的原则。组织科技干部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送信息“四送”到农家，整个农业系统形成了“有事你找我，有问题我跑腿”的工作局面，从单纯的农业实用技术，逐步扩展到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科技干部服务好不好，问问群众就知了”。现在，农业系统的科技干部成了群众最欢迎的人，成了能为群众提供各种技能帮助的“服务员”。
三是广泛推广良种良法。把田间地头当作大课堂，积极传授新技术，推广优良新品种，在田间地块看得见科技人员的身影，听得到科技人员的声音，着力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传授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促进农业科技快速转化。一是全面推广粮食作物间套种技术。全县完成粮食作物间套种28.15万亩，其中，玉米间种豆类15万亩;果园套粮食2万亩;水稻品种多样性间栽5万亩;马铃薯套种地膜玉米3万亩，预计实现粮食增产956.5万公斤。二是实施好国家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目前，全县采集土样2千个，每个土样化验6项，共1.2万多项次。发放施肥建议卡5万份，宣传单6万份。三是全力打造优质米品牌。农业局在优质米样板基地建设完成大田移栽面积2000亩，进一步培植和开发我县的优质米工程，打造*优质米品牌。2009年结合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我县在*镇立岗村委会建设优质米样板基地2000亩。样板建设做到了“五统一”即统一品种、统一移栽时间、统一栽培规格、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病虫防治，服务做到“三到位”，即宣传到位、培训到位、技术指导到位。在移栽质量上，要求规范化双条栽，实行稀植、浅插。使样板区实现了“一个座落一个样，一个平面一个向”，切实提高了水稻移栽的科技含量，为夺取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是蔬菜产业正在发展壮大。首先，百亩蔬菜产业正在扩大发展。*中低产田的改造正逐步解决农田的规划及灌溉问题，为蔬菜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镇黄草洲、新寨子、陆良寨的百亩蔬菜基地的逐步建立，大棚蔬菜与田间种植交相辉映。县今年计划完成8500亩蔬菜基地建设任务，比去年增加2500亩，其中，计划种植浅水藕5000亩，比去年增加900亩。在黄草洲和陆良寨新建商品基地1000亩，黄草洲480亩、陆良寨520亩。其次，大棚蔬菜优势冲击传统田间栽种。龙甸村的种植户赵小云说，大棚蔬菜不但成熟期提前，每亩产量高出田间种植1.5吨左右，价格也高出0.5元/公斤。同样从蔬菜站拿来的番茄苗，田间番茄还未成熟，他已经开始向客商提供蔬菜了。第三，蔬菜产业链向深处发展。“天地合”公司自2007年栽种小番茄以来，效益不断提升。除供应市场外，公司建成果脯加工基地，与农户签订了长期的收购合同。据公司老板田海民介绍，小番茄的产量每亩在6吨左右，他以1元/公斤的价格向农户收购。他加工的小番茄果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已经供不应求。第四，蔬菜育苗向工厂化方向发展。整个*坝区、龙甸、黄草洲、陆良寨的番茄苗都是由县蔬菜站育苗基地提供的。今年，蔬菜站已向农户无偿提供40多万株的番茄苗，蔬菜站还将扩大规模，向农户提供多品种的蔬菜苗。第五，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我县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客商加入蔬菜产业开发，引导农户走“公司+基地+农户”的路子，扶持发展了一批“有实力、留得住、带动强”的蔬菜产业龙头企业。其中，维扬公司正在黄草洲建水上养菜、水下养鱼的蔬菜基地。
(三)学习实践活动的惠民成果：人民群众得实惠
一是情系灾区，破解灾民所需难题。6月14日，我县*、*、*等乡镇遭受到强烈冰雹灾害，灾情较为严重，造成21252亩农作物被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629万元。灾情发生后，农业局积极行动起来，情系灾区，采取措施帮助农户生产自救。一是向灾区紧急调动种子：杂交玉米种子20吨，甜脆包谷1000包，绍菜种子3000包，白菜种子1400包，油菜种子50公斤。二是多方联系菜商，寻找蔬菜订单。针对灾情较为严重的地区，通过邀请菜商实地查看，并努力争取订单。三是组织技术人员全力以赴做好灾后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四是组织系统内全部干部职工向灾区捐款10000余元。
二是开展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破解食品安全的难题。为让我县广大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蔬菜瓜果。农环站认真履职，积极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监测、评价及三品认证工作。为做好无公害蔬菜水果农药残留例行监测与监督抽查工作，今年已完成了2期10批次的抽样任务，参加了3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县现有通过认证，取得无公害认证证书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4.1万亩;通过产地环境评价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4.56万亩，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2万亩。植保技术人员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来，对我县粮贸市场、农贸市场的蔬菜和水果进行了5期的抽样检测，抽取青菜、空心菜、黄瓜、芥兰等80个蔬菜品种，抽取桔子、油桃、西瓜、香蕉等20个水果品种。合格率都在97%以上。
三是狠抓打假护农，破解盼买上放心农用物资的难题。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了“打假护优护农保春耕”专项行动，组织212人次，检查各农资经营网点368个次，查处假劣农资2批次，销毁劣质种子750公斤。对农资网点和农产品供应市场进行了拉网式检查，严厉查处假劣种子、农药、农机配件等农用物资，杜绝了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维护了农民利益。
四是开展“送维修”主题实践活动，破解盼农机“保姆”下乡的难题。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和购买农机补贴政策的落实，不少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买拖拉机、旋耕机等各类农机具械的越来越多了。春耕生产时节，各种农业机械需要维修，但由于大多数农民缺乏专业农机维修知识，加上农村的农机维修服务站少，使用过程中农机发生故障难找到人修理，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农业局组织农机技术人员组成“农机维修小分队”，下乡为农民提供农机使用技术和保养知识，提高农机的使用寿命，及时帮助农民解决农机维修的困难。
五是抓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破解防治并举难题。农业技术人员高度重视田间管理和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切实强化监测预警，选准对口农药，分类指导防治，切实提高病虫害防控的效率和效果。现在*大地稻花飘香，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六是油菜高产创建项目通过验收，破解油菜增产难题。今年，*县被列为农业部、农业厅油菜高产创建示范县，分别在*镇、*铺镇建设了两片百亩核心高产示范样板和两片千亩优质油菜示范样板。在学习实践活动期间，由省农业厅、农科院、推广总站及州农业局、种子管理站组成的专家组，对油菜高产创建示范项目进行复测，最后一致同意通过验收。经专家们的复测百亩核心样板区比非样板区亩增产103.3公斤，增长41.09%。千亩示范区比非样板区亩增产76.5公斤，增长34.06%。万亩示范区比非样板区亩增产35.4公斤，增长19.29%。
三、存在问题及后续工作的安排
县农业局在充分肯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相对于县委的要求以及群众的期望而言，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整改落实阶段时间紧、任务重，一些整改成效还没有充分显现;二是经验性的总结还不够，一些好的典型经验尚待进一步挖掘。下一步工作中必须注意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不断巩固和扩大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果：
(一)是继续深化理论学习，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局将继续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促进本系统科学发展。
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9
一、导 言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研究，学者们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一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等只占有20％—30％的土地的权威结论；二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近代中国地权越来越集中的观点。①近代以来，随着市场逐渐扩大，工商业初步发展，而工商业利润大大高于农业利务水平而引起地主和富有资财者改变投资方向，财富分流，往往不再把土地作为最重要的或者惟一的投资对象；近代中国人口虽然没有显着增多，但是人多地的矛盾始终突出，诸子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对分散土地作用的力度有所加大；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对小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其经济地位更加不稳定，但同时也增加了其改变命运的机会，抵抗土地兼并的能力有所加强；近代中国社会激烈动荡，依武力或强权，获取土地速度快，但是政局一变，财产消失得也很快。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总的来说，近代中国大土地所有制越来越弱，地主占有土地的最低额下降，中小地主增多，土地兼并越来越缓和，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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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② 参见叶茂《中国历史上的要素市场与土地买卖——“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研讨会第四次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l期；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近代中国地权变化虽然总体趋向分散，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域，情况则不一样，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某地集中，某地分散。虽然大多数学者对“近代中国地权总体趋向分散”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不同历史阶段地权变化的认识却又往往存在分歧。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有学者大致三种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地权变化处于集中状态，甚至出现了恶性集中，我们称之为“集中说”。例如刘克祥先生认为1927—1937年，尤其是1932—1934年农业恐慌期间，“集中是地权分配的一般形态，其基本趋势和特征是，自耕农加速破产和无地化，中小地主没落，大地主膨胀，地权恶性集中”①。第二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30年代前期地权分配继续呈现分散态势，我们称之为“分散说”。例如郭德宏先生认为解放前几十年间，各地区地权变化的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地权是越来越分散，而非越来越集中。尽管郭德宏先生没有用文字明确指出抗战前地权变化情况，但是，从“旧中国几十年间各阶级土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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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1927—1937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l期)的相关论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类似观点。例如，金德群认为“******统治初期(1927—1936)农村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土地使用越来越零碎分散”、“农村土地关系急剧恶化与紧张”(《试论******统治初期农村土地关系的恶化》，氏着《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曹幸穗通过比较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农业利润，探讨苏南权变化状况，认为近代以来苏南地权总体趋向分散，但是19、20世纪之交的前后30年间，地权日趋集中，抗战前仍然保持集中态势，尽管速度较为缓慢(《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鸣认为“从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自耕农的比例开始大幅度减少；随着政恶化的加剧，其减少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农村中赋税最主要的承担者自耕农阶层已经基本瓦解”(《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兼论代激进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唐文起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土地集中现象日趋严重，并以江苏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状况发展趋势图”中可以看出，他认为30年代前期地权是趋向分散的。①第三种观点认为1912—1937年，“华北各省，除河南外，都是自耕农有较大增长，表现地权集中，但佃农比重是下降的。华中方面，江浙两省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其余安徽、江西和两湖则佃农比重是下降的，除湖北外，半自耕农比重增长，类似中农化趋势。东南3省无大变化。惟西南3省则是自耕农大量减少，佃农比重增加，尤其云贵两省，有明显的佃农化、无地化趋势。西北地区，这种趋势不很明显。”②总之，抗战前有的地区地权集中，有的地区分散，有的地区变化不大，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现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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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区域研究，认为抗战前地权趋于分散。例如，史建云认为“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华北自耕农比重逐渐提高，佃农比重则逐渐下降，自耕土地比重的上升更为明显。有人认为，30年代华北平原出现了自耕农佃农化的趋势，这种观点依据的多是个人和社会团体进行的农村调查”，言外之意，该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l期)。朱玉湘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地权有的时候有的地区集中，而不是每时每地都处在集中状态，并且地权总体上是趋向分散的(《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3页)。史志宏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清苑县4个村地权变化的研究，认为地主富农占地比重明显下降，中农占地有所上升，土地分配呈分散或“平均化”的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说”以刘克祥先生的论述最为详尽，他从大量的中小自耕农失地破产、部分中小地主日趋没落、农户占田面积和阶层变化、大地主急剧膨胀等方面，论证30年代前期地权出现了恶性集中。但是文章也有论证不周之处，例如他没有很好地解释土地买卖清淡与地权恶性集中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对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趋势进行充分的动态论证。“分散说”虽然在某些区域和微观层面有非常坚实的史料支撑，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例如它宏观论证不够充分，往往仅仅利用有关二三十年代地权分配调查或估计数字与土改之前的调查数字进行对比，然后就得出结论，认为地权始终处于分散状态，对其间的曲折变化缺乏分析，说服力不足；又如它很难解释30年代前期农户大量负债失地破产的史实与地权持续分散结论之间的矛盾。“现状说”分地域、分寸段论述，非常符合中国地权变化的特征。但是，一则它同样难以解释抗战前农户失地破产和“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论断的关系；二则它的主要根据是《农情报告》中的农户阶层变动，由于农产阶层划分存在缺陷，所以仅凭《农情报告》，对地权变化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进而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和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生计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有助于近代中国地权变化的宏观研究。
二、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极高。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3年和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年调查，本文讨论范围内，农户借贷状况如表1：
表1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借贷户数比重(％)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4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表1反映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的一般状况，实际上，局部调查资料显示，30年代前期农户负债比例远远高出此数。①通常债主对农产期短额小的借贷不索要抵押品，但是对期长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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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7—579、749—768页。
的借贷，由于债权人怀疑借债农家的偿还能力，所以往往不仅要有中人、借据，而且一般还要求土地抵押或典当。随着3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衰退，农户负债比例增加，偿债能力减弱，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成数也有所增加。表2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的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况。
表2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形
资料来源及说明：(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538—540页，由于“抵押信用”包括了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所以土地抵押借贷的百分比实际要小一些。(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7)，第42页。(3)《近两年来农村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表2中抵押信用占农户借贷信用方式百分比和典押田地农产占总农户的百分比来自《农情报告》，相比较而言，可靠性较低；田地抵押借贷户数占农户百分比来自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准确性较高。①依据土地委员会调查，长江中下游地区六省农户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可分为两种情况：江苏、浙江、湖南田地抵押借贷成数较高，平均为47．5％，比全国14省平均数高0．99％。安徽、江西、湖北平均为29．9％，比全国14省和江苏、浙江、湖南三省平均数分别低16．71％和17．6％。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并非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农村经济状况较好，或者借贷条件不如江苏、浙江、湖南三省苛刻，而是因为该地区为国共双方发生激烈军事冲突的主战场，农户借贷更加困难，债主对拥有土地的安全性产生怀疑，所以大多不愿接受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也就是调查者所谓“殆以‘共匪’骚扰之故”②。
上文农户土地典押借贷为宏观调查，下面我们看微观调查。据30年代对浙江平湖县六个区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占借款总数19．3％。③江苏吴江农户田单抵押借贷占60％。④李范对武进30户负债农家调查表明，以不动产为担保借款者，占借款总数40．7％，“私人借贷几全为不动产担保”⑤。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市郊140户农家调查发现，自耕农、半自耕农用田地契约抵押借贷者分别占借贷总户数85．2％和78．4％。⑥据对湖北大冶160家农户调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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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情报告》报告员来自全国各地2000余个志愿者，包括小学教员、地方士绅、基层官吏等，平均每县仅报告l—4次，以此代表全县乃至全国一般状况，可能有失偏颇。而土地委员会调查范围十分广泛，调查队伍数量极为庞大，调查者素质也高于《农情报告》报告员，所以，其调查结果应该更接近事实。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第4l页。
③ 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与平湖县政府编印：《平湖之土地经济》，1937年，第190页。
④ 倪松年：《吴江农民借贷概况》，《苏农》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31日。
⑤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国)中美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868页。
⑥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305页。
押、典卖田地户数分别占调查总户数的9．38％和3．75％。①金陵大学农经系对豫、皖、鄂、赣四省53县3066人(系农户户主)调查表明，负债者占总人数93％，其中，土地典质借贷者分别占28％、15％、3％和14％，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平均约占10．7％。②
关于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农户隐瞒实情。由于担心告知调查者抵押、典当土地，要向政府交纳契税，于是有的农户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情况。例如浙江农户土地抵押，要交纳抵价6％的税款，否则土地因抵押发生的地权转移，在法律上视为无效。③又如湖北黄冈每年土地买卖价额达数十万元，然而有关记载中典押件数极少，但是据潘沺观察，田地典押“其数当在买卖之上”④，因为农户为了避税隐瞒，以致无从查考。田地抵押契税负担情形，各地不一，大体而言，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承担，有时债权人基于债务人需款孔急，强迫债务人承担主要乃至全部税款，所以有可能是典押人隐瞒了土地典押数目，从而降低了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产土地两次乃至多次抵押，为了避免引起债权人的不满，也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如果把上述各地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农户数占总农产数百分比和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借款数占总借款数百分比分别简单平均，则发现农产田地典押借款户数占借款总户数比重仍达37．48％，农户田地典押借款数占借款总数40％。由此可见，土地委员会调查的田地典押借贷农户占农户数百分比基本接近事实，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大约有40％左右的农户典押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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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② 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
③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④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60辑，第31119页。
上文反映的是静态状况，下面我们看各地农户田地典押借贷动态情形。从表2看，1934年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西六省典押土地农户分别为占农户数的38％、47％、38％、42％、44％、42％，而1935年则分别上升到41％、60％、47％、50％、50％、50％，尽管上文说《农情报告》数据不太可靠，但是结合其他材料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典押土地农户比例上升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量局部调查资料支持同样的结论。例如，1930年江西寻乌、兴国，农民借钱一律需要抵押。①1934年湖北京山、随县等地，抵押借贷极为盛行。据1934年对湖北蕲春调查，以前该县民间借贷“泰半系信用借贷性质，但近年以来，抵押借贷亦极盛行”②。从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浙两省农村调查自耕农减少、贫雇农增加看，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典押土地比例毫无疑问地在增加，调查人员在浙江崇德县调查时感叹道：“全县农户负债者，竟在百分之八强，但调查时，农民大多不愿意告诉人家，所以实际因借贷抵押的田亩数无从知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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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201页。
② 参见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3页。
三、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土地抵押借贷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虽然它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实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一般而言，土地抵押借贷需要债务人和债权人签订契约，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向其借贷，债务人借得现款或实物后，抵押土地权属仍归债务人所有。
据30年代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大体分为“定期回赎”和“不定期回赎”两大类9种形式。“定期回赎”按交付利息的手续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指定回赎日期一并交付本利，该种形式又分为4种情况，即立借票，另附卖活契作抵；以卖绝契作抵，契尾注明抵借；以卖活契作抵；以戤田契作抵；二是在赎田之前分期零付利息，此种形式又分为以借票作抵和以抵契作抵两种情况。“不定期回赎”的抵田方法分三种，一是按月计利，每年分两次付利，如三期无利，即由债主收产管业；二是按年付利，如利不清，也由债主执契管业；三是如利不清，以田中出产抵偿利息。总的看来，定期取赎的条件稍微宽松，不定期回赎的条件在有的地方则极为苛严。例如吴兴县汤村按月计算利息，每年分两次付息，债务人如果拖欠3期，就丧失了取赎权。新登县按年计算利息，每年均须支付利息，一次也不能拖欠，否则抵押的田地就永远归债权人所有，债务人永远不能回赎。①
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和偿还方式，各地不一。据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一般是年利2分。②江苏无锡借钱100元，需田1．5亩做抵押，年利2分者每5年一计，年利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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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
②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又，浙江各地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不齐，“但(年利)通常亦在二分以上，至于普通借贷，利息三分乃是平常的事”(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例如义乌借钱100元，用半石田做抵押，最轻的年利是2分(《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58页)。
者须年年支付，届期不还本金或欠息，债主即可没收土地而使债务人成为永租佃。①湖南田地抵押借贷称为抵契，抵契逾期不赎，或者执契管业，或者发售偿款。麻阳抵田，3年不付息，则要“管业耕田”②。江西都昌、南昌以田地抵押借贷，契约正文与卖契无异，仅在年月以外另加附约，说明押钱若干，债户一旦拖欠本息，债主就可裁去附约，执契管业。③安徽“太和以麦、豆履行钱债者，以地为抵押品，书立借券，谓之钱稞。其偿还期，多在阴历五、九两月之内，逾期不能履行，即由债权人收地管业，俟利偿清后，则仍返其原产。”④
农户因土地抵押借贷是否会丧失地权，与利息的高低和期限的长短关系密切。从上文所述各地农户土地抵押借贷情况看，尽管利息已经不低，但是较之30年代前期非土地典押借贷还是略有逊色。从土地抵押期限看，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例如江苏松江、昆山、吴县、武进、宜兴、镇江、江都、淮阴、萧县、灌云、东台、靖江等地，土地抵押借贷年限分别为1．86、2．67、3．65、4．57、3．25、3．5、3、2．83、1．8、1．2、3和1．8年，平均为2．7年。⑤有的地方，债务人在保证付清利息的前提下，可以延长抵押期限，但在绝大多数地方则不行。于是，债务人用作抵押借贷的土地，在抵押期满后有两种去向：一是债务人按契约规定，清偿债权人本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借贷关系解除，债权人对债务人曾经抵押的土地再无任何权力，债务人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二是债务人没有能够履行契约规定，例如拖欠利息、没有偿还或者部分偿还本金，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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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77页。
② 陆国香：《湖南农村借贷之研究》，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4—5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1页。
⑤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22页。
人或者没收债务人抵押的土地，直接执契管业，或者要求债务人将土地作价绝卖，或者将抵押土地加价改为典当。30年代前期大量调查表明，农户一般是先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偿清本息，再请人作中，向债权人请求将抵押土地改为典当，所以“抵押土地者恒较多于典当土地者，而典当者又有十之八九先由抵押而来”①。例如，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江苏邳县田地典当非常流行，农民卖去土地通常要经过抵押、典当等步骤，一般约占七八成。②
土地典当也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出典人就是债务人，承典人就是债权人，在出典人未清偿本息，即承典人暂时拥有出典人出典土地权属时，对承典土地，承典人或自己经营，或出租与他人，从承典田地获取之收益即为出典人借贷利息。土地典当期满，只要出典人根据典契偿清本息，即可撤消典契，重新获得出典土地的法属物权。但是到期如还不能清偿债权人本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将债务人借款本息合计，如出典土地借款已达到该土地所值一般市场价格，典地就被承典人没收。如果土地典价本息总数离该典地市价尚有差距，则承典人添价绝买承典土地，从而实现典当土地物权的最终转移。对承典人而言，他获得了承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对出典人而言，他最终丧失了出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
土地典当借贷系以土地收获物作为利息，如果以对承典土地出租后所入租额计算，一般而言，债权人因承典土地所获利息极高。例如，据对江西4县24区调查，永修县租额占典价46．7％，清江县占20％，各县平均，租额占典价28．49％。③由于土地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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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10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6—40页。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8页。
期间农户失去了部分乃至全部土地收益权，所以经济实力必然更加下降，还款更加困难。由此看来，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是否会导致丧失地权，土地抵押期内能否回赎至关重要，因为在此期间，借贷数目较小，利息稍低，如果在此阶段未能取赎，而转入典当阶段，农户在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后，回赎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据调查，土地典当期限较之抵押期限稍长，例如据对江苏12县土地典当期限调查，平均为4年①；江西典期大约在3—5年，平均3．68年②；湖北大冶平均3—5年。③也就是说在3—5年内出典人备足典当仍可回赎，在社会承平、经济状况较好的年头，能够回赎者不乏其人，甚至占很高的比例，但在30年代前期能够回赎者已经是少而又少了。所以，土地典当契约往往是绝卖的先声，正如孙晓村所说：“农民将土地典押之后，在这种越来越重的剥削关系之下，万难更生，所以结果总是不但负担了高利息，而且还以最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让渡与地主。”④
近代以来，中国小农负债率一直就比较高，并且土地典押借贷也同样占有很高的比例，农户因此失地者经常见诸史乘，但是地权分配却总体趋向分散。本文从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人手，分析农户失地状况，并进而分析地权异动，这种论证方式是否能够成立呢?当然，农户土地典押借贷同丧失地权不是线性关系，从土地抵押到土地典当，再到丧失地权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关键是看借债农产是否能够按期还本付息，所以，这里有必要考察30年代以前农户的负债比例和还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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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30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7页。
③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④ 孙晓村：《现代中国之农业金融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10月冬季号。
总体看来，20年代农户负债程度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水平。①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产负债比例剧增，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的巨大影响、自然灾害频仍而猛烈和苛捐杂税增加等原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20世纪上半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虽然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但是从来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严重程度。②相比较而言，20年代及其以前农村借贷利息总体上低于30年代前期③，农产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低于30年代前期，但是还债水平却高于30年代前期，所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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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71—489页；第3辑，第388—496、749—780页。
② 参见徐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又，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在1928—1933年间，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但产生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清楚的，那就是市场动荡冲击了整个农村”(〔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③ 例如，据调查，20年代中期以前，浙西、浙东，江苏江阴，湖北谷城、广济、通山、京山、巴东、麻城、郧县，赣南等地农村借贷利息，一般都在2分，重者也就3分为止(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40—545页)。又据金陵大学调查，1935年安徽、江西、湖北私人旧债月利分别为2．9分、1．7分、2．6分，而新债则分别为3．9分、1．6分、2．9分(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1931年长江大水后，农村借贷利息更是飞涨。对此，卜凯评论道：“利息如此之高，多数农人，决无法清偿，势非尽丧土地不止，则结果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矣”(转引自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应的农户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比例也应该低于30年代前期。①大量史实表明30年代前期农户很难按期偿还借款，据《农情报告》报道，1934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六省未能还清债款的农户分别占负债总农户57％、54％、52％、55％、56％、49％，1935年分别为63％、63％、60％、67％、62％、59％。②又据江西省政府统计室农村金融调查，1936年江西56县中，农户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之比例，全县2～3成者24县，5成者11县，1成、6成者各1县，4成、7成者各四县，8成者2县，9成者1县，总计半数农户到期不能还债。③不仅宏观调查如此，微观调查亦然。例如江苏铜山县八里屯“全村农民已经破产的约在半数以上，耕地愈当愈少，债台越筑越高；因此支付能力格外薄弱，无力纳税，无力付息。这使地主和债主也惊慌起来。”④宜兴债户“对于所负之债务非特不能按期偿清，且有抵赖本金之企图”⑤。既然农户不能按期偿还债务，那么，从土地低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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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据20年代末期对湖北阳新、武昌、鄂城等县农村调查，无沦是典田农户占总农户百分比，还是农户典田数量占其所有田地数量百分比都比较低，而且回赎率一般都很高(参见赵学诗、叶雅各《阳新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1929年3月20日；《武昌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7期，1929年1月20日；《鄂城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2卷第1期，1929年7月20日)。
② 《近两年来农家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278页。
④ 铜山民众教育馆《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
⑤ 徐洪奎：《宜兴农村信用之概况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382页。
土地典当，进而由土地典当发展到丧失地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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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上文所述可知，土地抵押、典当期限合计，一般在5—8年之间，土地典押借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本文讨论的时限，也就是说在本文讨论的时段范围内，不能完全观察到30年代前期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的特点时加以解释。
四、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下面我们看各地农产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1933年江苏盐城富农、中农、贫农出卖的土地分别相当于1928年土地数的10．8％、0．4％和10．2％。启东除地主买进土地以外，其余各类农户都在买卖中丧失土地，8个村中农和贫农分别卖出44亩和5亩，占1928年总土地数的8．84％和6．64％，富农、中农、贫农典出土地数分别占1928年总数的o．8％、1．66％和3．3％，回赎率均为零。②武进县1930年以后土地买卖减少，“一般小农，因所入不敷所出，渴望经济上之救援，因对于其土地不肯贸然出售，不得已而投入高利贷之门，任人宰割，及后，农人因经济不堪压迫”，只有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归还本息，进而转为土地典当，所以“一反十几年前之现金购地，变成高利贷之兼并”。③震泽“租田者无不放债，放债者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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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6—40页。又，按农村复兴委员会规定，“自种自田，或租种多数租田，不雇工耕种，亦不被雇于人，仅足保持简单再生产者为中农；耕种少量自田或租田，即靠其他收入亦难维持生活，其再生产趋向缩小者为贫农；自己完全不耕种或仅耕种极少数农田，其大部或全部时间被雇佣为农业劳动者为雇农”(参见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凡例”；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凡例”)。由此可见，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中，中农大体相当于《农情报告》和土地委员会调查中的自耕农，贫农大体相当于佃农。
③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939—46940页。
有租田，农民既一借债，终必为佃户，更不得不借债，二三年间而片瓦无存者比比皆是”①。吴县“农村因生产力锐减，经济濒于破产，以至自耕农不得不将土地求售于大地主，以调剂播种用，年复一年，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矣”②。据秦翊对江宁县lo个村庄287家农户调查，30年代前期丧失部分地权者达113家，平均每家典出1．84亩，卖出5．8亩，其中因为借高利贷丧失的土地占78．4％。③铜山县的状况在苏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多小农户因天灾****负债，“一时无法偿还，只能将已有的田地，暂时押当，得值还债，以资周转”，但一旦负债，很难短时期内还清，所以“农村中占主要成分的自耕农普遍的呈着破产的现象，负债的结果，他们的土地渐渐地缩小，大部分流到了地主的手里，小部分散到克勤克俭的佃农手中去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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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e179页。
② 朱梦梅：《吴县农村之经济危机》，《农村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11月1日。
③ 秦翊：《农村信用与地权异动关系的研究》，《地政月刊》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原文计算有误，已更正。
④ 刘承章：《铜山县乡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0辑，第47579—47580页。
着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1934年对浙江农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认为，自耕农因负债丧失土地是普遍的事实。“特别在浙东一带，原来之小自耕农，因受苛捐杂税之压迫，与大利债主之剥削，已多卖其田而成佃农焉。结果此处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且此少数人非土着。吾人应注意一种田地抵押制度，盛行于浙省，有使承抵押者与抵押者之关系等同于地主与佃农关系之趋势。在此制度之下，抵押田地之主权，归抵押者，抵押者耕种承抵押人田地，并给农产一部分与承抵押者，作为抵押利息，自表面上观之，抵押者是一自耕业主，但在实际上，已成为佃农。”“浙江农场租佃之增加，与农场缩小之情形，同时发生，各处皆然。”①对于何廉、方显廷这段话，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原有自耕农丧失土地，土地趋向集中；第二，抵押土地的自耕农实际上成为佃农，笔者称之为“虚名自耕农”；第三，土地流向不在地主手中。
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借贷关系实处于掮客地位。因为农村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其最重要的杠杆首推高利贷。”②地权转移的方式主要是典当和买卖，“至于典当之后能备价赎回者，在过去的时期，约占典出亩数百分之六十，到了近年以来，则典者既少，能赎回者，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③。东阳县因为宗法关系，地权转移较小，但也不乏因为借贷而典地者，虽然这种借贷方式不至于一下子完全丧失土地，但“现在农村经济是走入了没落的险途，贫苦的农民哪里有钱来回赎呢?所以这种希望也只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了。”④崇德农村土地买卖，有“四分之三是经过典当这一手续的”，而且“典出的田亩，大部分是没有力量去回赎，只有找价绝卖以救目前急需罢了”。⑤崇德8村1928年有118户中农，除去分家关系，1933年共有21户沦为贫农⑥，地权变动主要是因为农民田地抵押借贷，进而典当田地，最后绝卖。农户“出典的田产能回赎者甚少，在崇德各村不到十分之二，吴兴亦绝少。出典田多的，大多是贫困的农民。”崇德8个村从1928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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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7页。
④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0页。
⑤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1页。
⑥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1933年中农和贫农共典出59．4亩，但“赎回的未见一亩”①。海宁、杭县、吴兴农村农户卖地，经过先典后卖程序者占6—8成，崇德少者5成，多者9成，普通7成。②永嘉农民出卖土地前普遍经过抵押、典当，一般占8成，“至于已经典出的田地而能赎回者，那是很少很少的事”③。
安徽“年来水灾频繁，富绅趁小农求生不得之际，以低价广事收买田产”，故“水灾一过，富绅之田产，必随以大增，而自耕之小农咸一变而为佃农”。④据对滁县张八岭70户佃农由来调查，“有一年而典当土地全部以尽者，有五年中连续典当全部家产以尽者”⑤。据郭汉鸣、洪瑞坚调查，阜阳自耕农或大率负债，或既已典当土地而降为佃农。第四区刘寨、马寨1930年原有自耕农及地主兼自耕农32户，但到1935年调查时，地主兼自耕农和自耕农典当土地户数分别为2户和5户。地主兼自耕农当去土地的2户中，1户降为自耕农，当去土地的5户自耕农中，2户降为自耕农兼佃农，1户成为佃农。现存5户自耕农全部以土地作抵押向地主刘某借债，换言之，该5户自耕农已经成为前文所说的“虚名自耕农”，调查者称“皖北其它各县农村中情形大率类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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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5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⑤ 郑槐：《滁县张八岭农佃制度调查》，《农林新报》第370号，1934年12月1日。
⑥ 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46—47页。
江西经过连年战乱和灾荒打击，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到中国后，农户入不敷出，负债连连。据土地委员会对永修、南城、清江、莲花28区农户土地典当原因调查，家用不敷者17区，约占61％。①并且因为负债，农户土地典押借贷者所在多有。据土地委员会对南昌1745家农户调查，转移地权面积达6763．67亩，平均每户转移3．87亩。又据对1936年1—6月南昌县土地转移登记统计，总共1107次，平均每月184．5次。就全省范围看，地权变化也是逐年增大。土地买卖契税的增减能够说明地权变化状况，因为契税即政府按买价向土地购买者征收的税款。契税多，说明土地买卖频繁；契税少，说明土地买卖清淡。1932—1935年江西土地买卖契税收入总数分别为16．2万元、19．8224万元、24．477万元、39．2149万元②，说明30年代前期江西地权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动，农户丧失了部分土地。
湖北黄梅农户“俗尚守成，不轻卖产”，但是30年代前期“接连荒歉，用度不敷，卖田之风，日渐盛行”③。据程理锠研究，30年代前期湖北“自耕农户之大量减少即足以证明地权异动之激烈”，“农民放弃其土地所有权者，日渐增多”。④
总之，由于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衰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上升，还债能力下降，所以尽管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各地农户均因土地典押借贷而丧失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造成了地权趋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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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91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408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④ 程理锠：《湖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695—45696页。
五、中微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考察了农户土地典押借贷百分比、借贷利息和期限、从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各地农户因为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下面再通过局部和区域等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迁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现象。
通过农户阶层变化论证地权趋于集中，主要是从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和佃农增多来说明。当然，这种论证方式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30年代前期关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划分，没有考虑田产多寡，“自耕农”不但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而且包括经营地主，半自耕农和佃农可能是贫农和中农，也可能是富农。又如，这种划分方式没有涉及已经完全失去土地和失去部分土地从而成为雇农以及失去土地而离村的农户。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农业经营的统治形式是小农经营，佃农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而且，地权的集中、农民的失地和无地化趋势在农户结构方面，通常总是表现为自耕农的减少和半自耕农、佃农的增多，因此可以作为地权集中的标志，虽然这种标志是不完全的。①
据******江苏省高邮县党部宣传所调查，1930、1931、1932年高邮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58％、42％、40％，21％、15％、15％，21％、43％、45％②，也就是说3年期间自耕农下降了18％，半自耕农下降了6％，而佃农上升了24％。丹阳县自太平天国之后，地权一直比较分散，自耕农数量较多。例如该县第三区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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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o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② 吉：《高邮农民惨痛生活一般》，《农村经济》第l卷第6期，1934年4月1日。
年以前，自耕农几乎占半数，半自耕农次之，佃农比重甚微。但是其后因受经济窘迫影响，自耕农典地者增多，故数量急减，佃农数量剧增。1931年和1936年丹阳第三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比例分别为：45％、30％；40％、35％；15％、35％。①即自耕农、半自耕农各下降了15％和5％，而佃农上升了20％。30年代前期吴江县自耕农明显衰落，佃农在各类农户中所占比重，有的地方高达95％，最低也占40％。②据1933年秋天调查，如皋县自耕农占16．9％，半自耕农占7．7％，佃农占75．4％，盐城县佃农占十分之七八。③据1934年调查，铜山县自耕农占15％，佃农占50％，其余为半自耕农。④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盐城、启东、常熟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3。
表3 江苏3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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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3页。
② 潘沺：《江苏省地政局实习调查报告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18辑，第62758页。
③ 张惠群：《江苏省土地局南通盐垦公司实习总报告》，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8辑，第57393．57403页。
④ 李惠风：《江苏铜山县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
从表3可以看出，1928—1933年，除盐城外，启东、常熟几个村无一例外的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总体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至于富农比例略有下降，地主阶层变化不大，主要是因为土地流向城居地主。①
据对浙江平阳县古祝乡调查，1929—1932年佃农指数由100递增为110、120和125。②吴兴原本是浙西大地主的王国，30年代前期自耕小农的田产纷纷为大地主兼并，结果大地主田产进一步增加。③嘉兴县“因受农村经济崩溃之影响，(自耕农)多数系不能维持其生计，变卖田产者有之，典卖田产者有之”，“于是自耕农日渐衰落三分之一，而佃农逐渐增加”。1930、1935年嘉兴县自耕农分别占27．6％和18．2％，半自耕农兼佃农分别占36．3％和34．5％，佃农分别占34．5％和45．4％④，5年间自耕农下降了9．4％，半自耕农兼佃农下降1．8％，而佃农则增加了10．9％。1928—1933年崇德许多中农沦为贫农，贫农急剧地增加⑤。龙游县1928—1933年“田产转移中最可注意的，便是贫农及雇农阶层中所卖出的田，占了他原有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中农递降为贫农者，有四分之一之多”，同时地主明显增多。⑥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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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徐畅《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主城居述析》，《文史哲》2002年第4期。
②郑洪范：《浙江平阳县古郑乡的真况》，《申报月刊》第4卷第7期，1935年7月5日。
③吴晓晨：《蚕桑衰落中的吴兴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8号，1935年4月。
④钱承泽：《嘉兴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9辑，第30253—30255页。
⑤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⑥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4—25页
从表4可以看出，如同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农村的调查，1928—1933年，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也基本上是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地主、富农阶层变化不大，主要因为土地流向何廉、方显廷所说的“非土着”地主手中。
表4 浙江4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据对安徽合肥南乡和北乡180家农户调查，1930年和1935年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地主兼自耕农、地主兼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25．57％、22．77％，2．27％、2．22％，70．45％、73．33％，o．57％、0．56％，1．14％、1．11％①，由此可见，农户变迁中较为激烈的是自耕农比例下降和佃农比例上升，而地主变化则较小。有人对安徽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农户阶层变化做了调查，结果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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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世昌：《合肥租佃调查》，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8辑，第29826页。
分析表5可见，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自耕农所占比例普遍下降，而自耕农兼佃农和纯粹佃农所占比例都上升了。
相比较而言，湖北在南方属于地权比较分散的省份，农产以自耕农为主。但是30年代以来，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现象增多，佃农增加，土地趋向集中。据调查，1931—1933年湖北宜城、枣阳、钟祥、广济、蕲水等县都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例如，宜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55％、65％、65％，自耕农分别占35％、20％、20％，半自耕农分别占10％、10％、15％。①据1927年对黄冈农村调查，佃农所占比例不高，一般为十分之三四，自耕农、半自耕农超过半数，占十分之六七，雇农寥寥无几。但30年代以来，“因农产物价低落，农村破产，自耕农、半自耕农被迫变卖田产，以救目前之急，大半变为佃农，佃农则变为雇农，结果自耕农、半自耕农逐渐减少，佃农数量增加”②。
表5 安徽3县12村中农自耕与佃耕成分增减表(户数％)
据调查，1931—1933年湖南汉寿、桃源、永顺、益阳、长沙、邵阳、晃县、衡阳、永兴、阳明等县农户阶层变化均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例如，桃源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75％、80％、8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③又如阳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40％、50％、5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半白耕农分别占40％、35％、35％。④30年代前期临武不但佃农无法谋生，即使中农和较富裕的农民亦大呼困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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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G24—25页。
②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辑，第31107—31108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0—31页。
④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页。
小农破产，地权趋向集中。①湘西溆浦土地主要为中小地主所有，其次为大地主和小农所有，但是“近年来农产歉收，一方面使农民粮食缺乏，他方面则促成物价高涨。从此一般小自耕农和佃农，逐渐不能维持生计。”②
据调查，1931—1933年江西临川、都昌、余江、南城、新淦、清江、安福、吉水、永丰等县农户阶层，或者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或者自耕农、半自耕农变化不大，但是佃农大幅增加，总体看来，地权趋向集中。例如永丰193l—1933年佃农分别占40％、40％、45％，自耕农分别占20％、20％、15％。③即使是非国共战争地区，1920年代末期以来，因为“各种农工，人不敷出，负担日重，累赔之多，不得不出于典卖田产之一途，故有大多数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农者”④。
总之，尽管各地农户阶层变化存在差异，而且一些地区地权即使在30年代前期仍然保持分散趋势⑤，但是，从总体上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的变动以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佃农增加占主导地位，诚如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报告所说，“租佃制度有与年俱增的趋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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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秀：《湖南临武农村经济一瞥》，《新中华》第2卷第16期，1934年8月。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0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3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5页。
⑤ 参见《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1—44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⑥ 全国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经济委员会1937年版，第12页。
六、宏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通过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化，论证了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的集中趋势，下面再以省为单位，对农户阶层变化进行宏观考察。关于省级农户阶层变化，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是《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制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的有关数据。现在依据这两个材料，把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情况制为表6。
表6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
资料来源：(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8—730页；(2)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
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6—7页。
由表6可见，按照《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佃农阶层1931—1936年平均减少1．67％，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o．83％和1．28％。按照《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根据《农情报告》第6卷第6期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和金陵大学调查数据加权平均编制)，佃农和半自耕农1931—1936年分别增加o．33％和o．5％，自耕农减少1．83％；1931—1937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o．67％和1．67％，佃农减少2．33％。从表6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湖南和江苏分别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表现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符合地权集中的结论。而其他各省无论根据那种材料，农产阶层变化都显得非常混乱，而且基本上是佃农阶层减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阶层增加，据此似乎应该得出地权分散而不是地权集中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假象。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隐蔽性，即地权转移的幅度和转移的过程都不是十分清晰，必需经过认真辨析，才能看清其面目。
首先，自耕农占有田地数量变化与地权异动。表6只是反映了农户阶层变迁状况，而没有反映各阶层农户土地占有数量变化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农户阶层变化——比如自耕农比例有所增加，就遽然得出地权分散的结论，30年代前期一部分自耕农“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却减少了，即成为笔者所谓的“虚名自耕农”。例如，据调查，1928—1933年常熟7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1．105亩，崇德8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o．17亩。①无锡自耕农占田面积30年代前期急剧缩小，全县10亩以下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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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1页。详细情况参阅《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又，我们不能轻视小农丧失少量的土地的意义，对于占地本来就不多的小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
1922、1927、1932年分别为38．35％、41．5％和50．3％。①据1937年7月调查，常熟全县80％的土地为地主所有，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土地不及20％，每户农家所占耕地平均约为3—5亩，有的往往只有数分而已。②所以即使在有的地区，自耕农数量确实较多，但由于大多数自耕农占有土地面积缩小，地权仍然趋于集中③，此其一。如前所述，有的地区农户田地抵押借货后，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自耕农，实际上已经成为佃农，但是在农户阶层统计上，这种变化还没有能够反映出来，此其二。凡此都说明从某一个角度上说，自耕农阶层些微增多，并不一定就说明地权趋于分散。此外，表6还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还是依据《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绝大多数省份半自耕农阶层比例上升，应该主要视为自耕农失地所致，因为30年代前期由雇农和佃农阶层上升为半自耕农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通过农产阶层变化分析地权异动，必须考虑30年代前期农民大量离村因素。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近数年来水旱频仍，无地农民无以聊生，弃耕而流亡者为数甚多，佃农减少，自耕农之比例即相形而似有所扩大，实则并无增加”④，章有义先生也有类似提醒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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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文起：《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② 李若虚：《常熟县地政局实习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9辑，第52166页。
③ 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49—46150页。
⑤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0页。
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家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8％、10．2％、6．7％、7％、4．3％和2．7％，据1935年调查，上述六省占地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53．3％、50％、44．6％、30．1％、52．1％和62．8％，占地5—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23．3％、33．3％、25％、35．4％、36．5％和28．2％，两者合计，占地10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离村农户总数76．6％、83．3％、69．6％、65．5％、88．6％和91％。①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4．26％、5．1％、2．91％、2．1％、2．24％和1．69％，5亩至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1．86％、3．39％、1．67％、2．47％、1．56％和o．76％，10亩以下农户全家离村者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6．12％、8．49％、4．58％、4．57％、3．8％和2．45％。由此可见，所谓“全家离村农户”基本上为占地10亩以下农户，如果把这个数字加入各省佃农或者半自耕农占总农户百分比，则可以看出佃农和半自耕农阶层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说明地权趋向集中。
又次，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劳动力总量和各阶层劳动力数量分配应该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各阶层劳动力变化也可以侧面反映地权变化状况。据陈正谟调查，30年代前期浙江浦江“年来农村经济破产，农人生产不易，因之，农工特增。最近，减低工资亦无雇主。”②嘉兴雇农各处都有增加，原因之一是“本地农村经济衰落，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复沦为佃农，一部分沦为雇农，无形中增多雇农之数量”③。江苏武进因为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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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86—887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4页。
③ 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浙江大学1936年版，第100页。
过剩，造成工资低落。①安徽泗阳“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1931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一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②湖南沅江县农工“近三年(1931年以来)来总是呈现太多。其原因由于农村经济拮据，捐税繁多，致使失业者众，小农户亦变为雇农了。”③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雇农分别占各该省农村人口11．09％、6．04％、10．87％、8．24％、8．78％和9．27％④，这个比例明显高于从前⑤。总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雇农普遍增多，主要由小农失地破产而来。
最后，表6中的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表6没有一一列出农产阶层历年变迁状况，如果分析其历年变动情形，真可谓漏洞百出，我们以《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农户阶层变迁略作评论。⑥先看佃农阶层变化情况。江苏佃农1932—1933年上涨14％，1933—1934年又下降5％；江西1933—1934年减少16％，1934—1935年增加5％；湖南1935—1936年增加3％，1936—1937年又减少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年之内佃农阶层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实在令人费解。自耕农阶层变动状况也是如此。江苏1932一1933年自耕农减少19％，1936—1937年减少6％；江西1933—1934年增加11％；湖南和湖北1936—1937年分别增加5％和6％；江苏1936—1937年减少6％；浙江和安徽均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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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第24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70页。
⑤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9—463页。
⑥ 参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6—7页。
一年之间，自耕农阶层如此大起大落，恐怕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1933—1934年湖南半自耕农增加5％，江西增加5％；湖北1935—1936年减少5％；安徽1933—1934年增加8％，1934—1935年减少5％，同样很难做出有力的解释。此外，《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两个材料关于同一省份某一阶层农产同时期内的变化，相互之间出入太大。例如，依据上述两种材料，1931—1936年江苏佃农分别减少4％和增加8％，自耕农分别增加5％和减少11％，半自耕农分别减少1％和增加3％，凡此，都不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说有关30年代前期农户阶层变迁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只有结合其他材料综合运用，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农田水利分析报告篇10
关键词：气象、农业、服务
一、不同季节时段的决策预报产品
1、一月上旬长期“3-10月年度预报与年景分析”，预测分析全年的气候趋势，重点突出作物生长期≥10℃积温预测，初终霜日，全年无霜期日数，全年降水量，降水分布，旱涝情况，是否有阶段性低温冷害，江河汛情，一年中的水、光、热对三大作物的产量影响预测评估。让广大农民对一年的气候趋势有所了解，知道“种啥得啥”，根据气象条件选好“种子”，搞好春耕备耕生产的准备工作。为政府提供指导农业生产的决策依据。
2、春季（3-5月）长期预报：春季气温降水、旱涝分析、春季低温“倒春寒”分析、春季大风预测，2月28日开始土壤墒情报（每月的8、18、28日测墒，一直到11月8日），使政府和农民掌握土壤墒情和旱涝情况，合理利用水资源适时灌溉，3月10日春季森林火险预报，3月20日清积雪扣苗床预热抢积温中期天气形势预报分析，4月1日水稻育苗期最佳中期天气预报，4月20日土壤融化40余厘米时城市绿化信息，山区植树造林中期天气预报，短期、临近高温通风预防水稻烧苗预报，低温、阴雨、高湿预防水稻幼苗发生青枯病立枯病。4月24日-27日大田最佳期播种天气预报。5月3-7日终霜期、水稻最佳插秧期、蔬菜秧苗移栽最佳中期天气预报，5月15日第一场透雨中期天气预报。5月20-31日短时临近强对流（包括雷达监测）天气预警预报，为人工影响天气防雹增雨服务。
3、夏季（6-8月）长期天气预报：预测夏季的降水对江河汛情分析，为政府防汛提前调配人力、物资、资金等做好决策准备工作，为农田短时内涝的防护制定相应措施。6月长期预报（5月28日发出），6月预报主要是温度，6月温度决定大田长势，水田分蘖。遇到低温时提前预报，提醒农民合理施肥、控制灌溉用水提高地表温度。高温干旱年玉米易发生虫害，及时预报、农业气象情报，政府制定决策措施，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指导防护。同时暴雨预报。6月短时临近灾害预报主要是人工防雹增雨服务，6月份是我省冰雹多发期，春末夏初过渡季节，强对流天气、冷涡旋天气、锋面过境天频繁出现，通过雷达卫星监测和预报分析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7月份暴雨预报（局地暴雨和南来系统暴雨，特别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台风北上所形成的大暴雨）为政府防汛和农田防内涝决策提供服务。阶段性低温连阴雨诱发稻瘟病预报，为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农民提前防护喷洒农药服务。8月份温度决定产量，及时阶段性低温预报，合理施肥、撤水增加地表温度，减少低温引起的空秕粒。8月也是防雹的关键期预报服务。
4、秋季预报（9-10月），主要是初霜冻、大风预报，对蔬菜水果大棚等进行防护，秋季森林火险预报，为确保秋收、秋翻地的顺利进行，跟踪服务，及时一周或10-15天的天气展望，遇强冷空气诱发的雨雪天气过程，提前3-5天中期预报，避免粮食被雨雪掩埋霉烂，及时抢收力争颗粒归仓。
二、农业气象决策服务存在的问题
1、的综合预报信息产品不够准确，县站短期、临近预报主要以数值分析预报为基础，中长期预报以数值预报、数值形势预报、气候概率预报相结合，最后由气象专家预报员订正综合预报结论。特别是数值预报人机交互，由气象专用软件计算模拟大气运动规律天气过程，与实际大气运行有一定偏差，人为订正也有主观意识偏差。
2、缺少复合型综合性专业人才，农业气象服务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农、林、水、畜、生态环境等。目前县站只有2名气象专业知识预报准确率很高的老预报员担任对外服务，缺乏农业范畴的专业知识，在开展专业服务、拟写材料、接受电台采访、指导生产、提出建议措施很吃力。知识不连贯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