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跨文化比较民族志叙事
作者李永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邮编650034。
一、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问题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吗？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有何不同？人类学家的灾害调查与其他领域的调查是否相同？人类学家在灾害调查与灾害民族志的撰写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灾害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灾害研究密切相关，所以，在讨论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有必要将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方法进行对比。
在社会科学界，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方法讨论得最早，他们对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可以为人类学家提供借鉴。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分离的技术，它不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而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第二，灾害研究方法虽然不是独特的，但是灾害研究本身是独特的，使灾害研究具有独特性的不是其方法，而是灾害事件的“场景”（context），正是由于灾害事件的场景与其他领域的场景不同，使灾害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区别开来，这就是灾害研究本身的独特之处。第三，灾害研究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学者们认为，没有单一的研究方法被倡导，而倡导多种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个案研究到跨民族研究，从当代研究到历史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等。只有将不同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灾害研究更加深入。第四，提倡比较研究，不仅要重视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还要重视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弄清不同群体对相同或者不同灾害类型的应对方式。第五，强调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研究团队，学科之间相互补充，为灾害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专业背景。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海啸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由政治学家、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灾害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到灾区调查。研究小组共有7人，其中3人是文化人类学家，1人是政治学家，1人是社会学家，2人是灾害研究专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灾害调查中的意义。第六，提倡使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先进技术收集和保存调查资料，为后人查阅原始资料提供便利。上述总结虽然以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为主，但人类学家的观点也在其中。事实上，人类学灾害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灾害研究很难分离，它们总体上共享相似或相同的研究方法。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界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奥立佛-史密斯（oliver-Smith）、霍夫曼（Hoffman）、托瑞（torry）、盖姆布德（Gamburd）、扎曼（Zaman）等人有较大的贡献。奥立佛一史密斯和霍夫曼认为，有关灾害人类学的很多资料虽然可以依据问卷、调查表和事故应急概述来收集，但社区和群体应对危险、威胁、脆弱、灾后影响和恢复重建的真实过程最好通过实地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可以说，有研究人员在场并且在收集地方知识和信息时参与交流，探讨失调和复苏过程将会更为合适。托瑞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了方法问题，认为灾害研究的本质是社区研究，强调灾害的比较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盖姆布德（Gamburd）和木克格尔吾瑞（mcGilvray）强调了人类学在多学科组合中的重要性，他们发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能够提供非常独特的视野，如强调性别和弱势群体等；另外，减灾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总是随着灾害而移动，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人类学家则能够在一个点停留较长的时间，通过关注整体视野的标志性方法看到社会中由灾害而带来的更为宽广的意义。扎曼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民族志的撰写和叙事方式上，通过对孟加拉国洪水灾害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灾害民族志：孟加拉国洪灾和腐蚀意义》一文，为灾害民族志叙事提供了范例。人类学家有关灾害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总结虽然不像其他社会科学家那样丰富，但是，作为灾害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有力促进了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相似，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类学基本方法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唯一性。灾害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其特殊的场景，这种场景决定了灾区田野调查的特殊感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调查的感觉并不一样。非洲、亚洲、南美及太平洋地区是自然灾害的主要发生地区，从2000年至2010年间，非洲、亚洲和美洲因灾死亡人数达到总灾害死亡人数的87%。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主要是通过人类学家来进行的，人类学家的灾害研究能够弥补不发达地区灾害研究的空白。此外，他们还通过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提供详实资料和政策建议，也为人类学理论做出贡献。
二、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
（一）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具有重要意义，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调查都是通过参与观察法完成的。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参与观察在灾害田野调查中占有重要地位。参与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特别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人们知之甚少的现象；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时候；在局外人看来模糊不清的现象；不为公众所知的现象。
人类学参与观察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工作的时间通常是一年，有的学者可能会超过或者不足一年，参与观察就是在这段田野工作中进行的。参与观察需要对灾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处理方式进行观察、访谈和记录。由于当今的社会与马凌诺夫斯基时代的原住民社会不同，加之灾害使人类学家深深地嵌入到当地社会中，参与观察的对象和内容增加了。灾民不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者，人类学家不再仅仅充当“他者”的“发言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灾害的共同抗击者。灾害研究中的观察必须建立在与社区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基础之上，在共同抗灾的同时来观察由灾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灾害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观察能够让人们理解灾害的方式、过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参与观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在田野中的长期生活者，人类学家通过参与观察收集到的资料往往具有原创性，与引用别人的调查资料相比更为可信。
灾害研究中的参与观察需要注意到很多的问题。第一是观察上的局限性。灾害人类学中的参与观察法随灾害种类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灾害可以观察前期、中期和后期整个过程，如旱灾、火灾等，有的灾害只能在发生之后观察，如地震、雪崩等突发性灾害。换言之，突发性灾害的初期观察较为困难，而缓慢发生型灾害的后期观察则较为困难，如观察干旱灾害的恢复过程就较为困难。第二是时间上的局限性。传统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周期为一年，但灾害的参与观察远不止这样一个周期，有的人类学家将观察重点集中在时间长久的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美国灾害人类学家史密斯就对1970年5月发生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地震进行了长达13年的跟踪调查。他的观察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具有厚重性。第三是人类学家认为参与观察和传统访谈方法并不能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灾民不可能够理解影响灾害过程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这就需要人类学家扩大观察范围，思考更复杂的问题。第四是村民可能因为人类学家喋喋不休地打听他们的问题而产生厌烦，造成观察上的困难。第五是参与观察法在很多研究项目中并不适用，一些太大的研究项目并不具备观察条件，而一些较小的灾区社会则是主要的观察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与发展学者提出的参与式评估方法并不一致。参与观察建立在研究者对当地社会的长期观察基础之上，而参与式评估是社区成员参与到项目研究者制定的计划之中。人类学参与观察法在灾害研究中的优势能够明显凸现出来，这种“窄而深”的方法比其他社会学家的“广而浅”的研究方法更能理解和发现灾害研究中被忽视的现象和问题。参与观察虽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作为人类学的主要调查方法，至今仍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与重视。
（二）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和采访是人类学灾害研究中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建立在人类学参与观察基础之上的深度访谈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深度访谈不仅能得到很多局内人的观点，还能获悉救灾者和灾害管理者的意见。访谈有提问、非正式访谈、正式访谈、深度访谈等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在灾害研究中都能起到重要作用。访谈记录方式包括笔记、录音、摄像等，其中最常用的是笔记，虽然这种方式较为古老，但田野笔记（fieldnotes）是人类学家从田野走向民族志的最为有效的方式。除了用笔记录之外，还要用心记录。记录、提问和观察互为补充，构成了深度访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度访谈是定性研究的标志，而定性研究是灾害人类学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深度访谈强调灾害调查者从一般性观察向纵深方向发展，从内部视野中收集资料，而不是用简单的摄像、摄影、录音、填表等方式来记录。
深度访谈应该以研究者为中心还是以被研究者为中心来进行提问？学者们认为，应该提倡一种“自下而上”的访谈方法，即让灾民用自己的话、自己的词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想法，而不是只让他们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这种方法被称为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此种方法能够让学者更加贴近灾民，倾听他们的心声。
在笔者看来，即使在“参与式评估”（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或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methods）那里，很多社区参与者还是被动接受的，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则能体现出调查对象的能动性，充分反映出灾害的人文关怀。
（三）问卷调查
很多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工作者都有使用问卷调查的传统。人类学家也经常使用问卷作为田野参与观察的辅助手段。问卷调查是灾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之一。保尔魁（Bourque）等人认为，问卷调查能够提供有用的、优秀的材料资源，如灾害发生时期和发生之后的人类行为和态度，以及对未来灾害的看法。标准的以人口为基础的问卷式调查的使用，对跨时间、跨地点的比较研究非常有用。保尔魁等人以地震为例设计了6种问卷，内容包括：地震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地震发生之后你立即做了什么；家中有没有人受伤；受到损害和损失了没有；停电范围；通过什么媒介得到信息；地震之后与当局的联系；地震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的地理学资料。
在灾害研究中，不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通过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人类学家也通过问卷的方法收集资料。例如，人类学家欧莫汉德罗（omohundro）在对1976年美国纽约州东部亚历山大海湾石油泄漏进行调查时，就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资料。他发放了4个页码的问卷，共1800份；后来又发放了2个页码的问卷，共2000份。当然，由于人类学家大多不太注重使用严格的抽样调查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所关心的问题多数不易量化，往往难以建立纯粹的定量理论模型，人类学家的问卷调查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说，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即使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也要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
由此可说明，很多学者都是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交错使用的，而很少使用单一方法。例如，在研究2000年埃及空难事件的时候，索里曼（Soliman）就通过查阅文献和记录，进行个人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急援助队员、机场代表、亲戚和评估者等），阅读当地新闻报纸及机构和组织信件，即综合使用各种相关方法进行研究。在中国，不同学科的方法相互借鉴与结合被学者们所倡导，人类学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强调量化调查。应该指出的是，资料收集方法可能因技术上的进步而变化。1960年代，美国还在用卡片进行资料分类，这在当今则很少出现。今天的网络信息使人们很容易在电脑面前就能搜索到很多需要的资料，这种资料共享理念由于技术进步而得以实现。
（四）文献资料收集
在灾害研究中，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重点是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应急的政策文件和计划、当地报纸及网络资料等。灾害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个体、家庭、商人及社区都必须有效处理灾害事件。因此，应该重视收集各种受灾和救灾群体及其他相关人群的资料，包括社区普通人群资料，以及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急救、救济、信息、媒体等相关群体和机构的资料。灾害中的信息提供者，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地方和国家政府、红十字组织、救灾军队、警察和消防、医院、殡仪馆、电力设施服务公司、电台、报社等。不仅要重视向救灾群体收集资料，最为重要的是要向受灾群体收集资料。文献和档案的收集基础在于当时的记录。有的地方没有记录；有的地方记录了，但其可靠性还是被怀疑，或者并不详细。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记录详细，也很难得到资料。救灾人员的记录、日记、感想、工作计划等都是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记录者同意，就要把他们的工作笔记及时收集起来，以避免出现几年之后工作人员因搬家、工作调动等原因，再也找不到原始记录的情况。当然，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还可通过购买、复印、转抄等方式来进行。
（五）其他相关问题
此外，灾害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相关问题。将这些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不仅对学科有利，还能对研究的科学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通常来讲，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往往会碰到如下几个方面的相关问题。
第一，调查时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灾害发生之后研究者必须立即进入田野，但是，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后是很难立即进入灾区的，汶川地震和近期的雅安地震都说明了这一点。首先是灾区非常不安全，余震不断；其次是交通不便，雅安地震之后很多志愿者自驾车进入灾区，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影响了救灾的顺利进行；再次是当地官员和救灾组织不一定让学者立即进入，因为更多人员的进入会增加消费和接待负担，从而造成新的困难。因此，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的。但是，如在灾害发生初期进行观察，可以得到更好的材料，对于防灾减灾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关系协调问题。在灾害调查中，有些问题地方政府和村民会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政府官员会认为学者是专门来挑毛病或者反映问题的，被认为是问题的揭发者，因而人类学家的调查有时会让当地干部有点“检查”和“后院”的感觉，一些地方官员因此有防范心理，产生不少顾虑，不希望学者询问太多的问题。其次，村民会认为研究者是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者和协调者，项目和资金的引进者，救灾物资的分配者或者提供者，贫困户的扶贫者和帮助者，是他们心目中解决各种问题、矛盾和困难的希望。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当地官员要求研究者多做正面的报道和研究是可以理解的。当地官员不仅接待了研究者，为研究者提供了食宿和交通，还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基本信息。当然，对于一些矛盾性问题的调查与揭示往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家的调查，建立在经验主义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由于灾害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和影响具有普遍性，因此一个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地区的政府和人民来说尤为重要。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人类学家也会面临压力，受灾群众往往会把救灾物资、恢复重建、土地分配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告知学者，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研究者身上。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他者”，充当着被调查者的发言人的角色；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会与灾民混为一体，共同抗灾。人类学家并不能直接解决村民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协调好各种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
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远不止这些，如田野调查地点的“生”与“熟”、参与观察中的“入”与“出”问题，材料和文本的真实性与随后的民族志真实性的关系问题等，在灾害研究中也经常出现。田野调查中的问题，有的是利益冲突造成的，有的是交流不善造成的，有的是彼此不信任造成的，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和问题，需要人类学家深入反思。
三、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与民族志叙事
（一）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
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包括跨地区、跨民族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发现不同地区的灾害及其应对方式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对各种灾害类型会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回应方式，也有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这些回应方式与地方性知识或者传统知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深层的合理性和多样性。对灾害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而言，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国际学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戴恩斯（Dynes）看来，原因在于：第一，社会科学中进行灾害研究的人本身就少；第二，很多灾害研究具有“机会性”，他们研究灾害是因为灾害在他们身边发生了，灾害过后就不再研究了；第三，继续保持灾害研究兴趣并转向灾害比较研究的人很少；第四，灾害事件的时间选择和预测能力受到限制且与比较研究设计相冲突；第五，大多数灾害研究在美国完成，美国国内的比较研究较多，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较少。这些情况说明，灾害比较研究，特别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在中国，无论是人类学界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界很少能够看到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论文，与西方学界的情况相似。相较其他社会科学而言，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是人类学家的传统和特色研究方法之一，人类学家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灾害比较研究和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比较研究并不一定是跨文化的，而跨文化研究通常具有比较的性质。最初的灾害比较研究在不同的灾害类型之间进行，例如，弗里茨（Fritz）对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阿肯色州六个社区中的空难、火灾、煤矿爆炸、地震、龙卷风等灾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重点放在紧急事件和灾后时期人们的回应方式和出现的问题上，认为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灾害类型研究证明了人类在回应灾害时具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的特点。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注重跨文化比较在灾害研究中的作用。马林歇欧尼（marincioni）对发生在两个工业化国家的水文气象灾害，即1993年夏天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密苏里河流盆地）的洪水灾害与1994年11月5-6日发生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洪水和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在恢复重建时期，美国的灾民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体分担重建费用，而意大利的灾民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分担重建费用；美国人更多地依靠政府贷款、资助和保险获得经济帮助，而意大利人则更多依靠朋友和家庭获得经济帮助；美国人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洪灾的原因是自然，而意大利人则认为自然具有生态和审美价值，洪灾的原因是人类。上述情况说明，尽管两个工业化国家的社区都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点，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状况不同，人们对极端洪水灾害中的准备、急救、恢复、重建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回应模式，也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此外，还有学者对印度尼西亚和秘鲁乡村社区的洪水灾害回应方式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尽管边缘化使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在灾害面前更加脆弱，但原住民比发达国家的人们更能够从灾害中得到恢复，其原因在于原住民社区是一种由社区互助系统、家庭责任、宗教和超自然信仰组成的“治疗的社区”（therapeuticcommunity）。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原住民社区的比较研究说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知识和信仰对于应对灾害的重要性。
在比较研究中，除关注灾害回应方式之外，也应注意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内容。凯特斯（Kates）认为，灾害发生之后，人类会产生相应的调适，并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调适方式，如前工业时期的调适、工业或者技术时期的调适、后工业或者综合性的调适等，不同时期中致灾因子、决策者、个人、群体等都是不同的。
另外，有学者还对跨文化比较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与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相比，人类学家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是有关理论上的讨论出现得比较晚。1979年托瑞（torry）讨论了人类学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意义，认为灾害研究必须从三种视野出发，即整体论的、发展的和比较的视野。在他看来，灾害研究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强调连续性和变化的社区理论，而强调社区比较是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区别之一。
人类学比较研究能够检验或者归纳出命题的一般法则。灾害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把一个地区具有普遍性的救灾防灾经验借鉴推广到其他地区。灾害比较研究不仅能够让人们理解社会系统的紧急适应方式，还能够让人们理解更长时间的社会文化变迁。人类学对于跨文化灾害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发现灾民非常依赖传统的调整战略来处理反复发生的灾害，哈克（Haque）和扎曼（Zaman）有关孟加拉国洪水中的生存战略和调适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比较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研究在不同的学科中越来越普遍和受到重视，灾害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优势也因此凸显出来。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文化应对方式上，还体现在对于灾害共性和差异性方面的比较上；不仅对发展灾害社会科学理论有积极的作用，还对救灾计划和备灾产生重要影响。上述见解在学术界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可以说，灾害的跨地区、跨文化比较应该是今后灾害研究方法中需要特殊强调和倡导的重要研究方法。
（二）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
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有多种方式，有的偏重数据分析，有的偏重事件描述。灾害是事件性的，对事件的描述成了灾害研究中的重要表现手段。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灾害就是事件的过程，以事件为中心在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体现。
2003年，英国地理学家赫曼（Homan）发表了《写灾害：作为灾害研究方法的自传》一文，认为传统意义上灾害研究被典型地分为两半话语，物理的/技术的方法和风险应对的方法。前者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寻求“监控”、“采取措施”，探索“资料”、“科学”和“技术”的意义，目的是寻求灾害事件和社区观察及回应方式的客观性；后者是风险应对方法，与物理方法相比并不强调技术主题，相反，它建议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强调社会研究的方法。写灾害就是在以“人为中心”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灾民在灾区具有核心意义，灾民与普通场景中的被调查者并不一样。灾害发生后，一些灾民死了，一些受伤了，这些活下来的灾民变成了研究中的资源。当灾害导致问题出现时，灾民比外来人更清楚地知道怎样解决社区中的问题。
如前所述，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进行调查的。作为“危机社区”背景中的民族志调查者，不应仅仅集中在灾害的社会政治应对方式上，也要理解民间的或者当地的调整模式，理解灾民世界观与他们所采取的传统的适应模式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灾害民族志的叙事方式和技巧与普通的民族志没有多大区别，尽管灾害民族志中可能需要多考虑一些技术上的或属于具体语境中的问题。如在从田野笔记到民族志叙事的转变过程中，应提倡从田野笔记上升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下转到田野笔记。另外，要注意将灾民目前的困难和意愿如实地撰写出来（可使用匿名的方式），对救灾期间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要做深入分析等。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2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同先前的社会哲学有着迥然之别的学科，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所具备的经验研究的品质。这一品质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利用第一手的经验资料论证假设、建构理论，而不能单凭抽象的思辨活动对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推演。现代社会学这一品质的形成，或者说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并不始于这一学科的初创时期。我们知道，尽管孔德和斯宾塞都提出了用实证手段来研究社会的设想，但他们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孔德的社会学思想直接导源于实证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也是纯理论（含方法论）的探讨，并无经验研究材料的支撑。近代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帕累托的社会学（只有迪尔凯姆例外）也只涉及一般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并没有实地研究。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研究的正式“联姻”是由迪尔凯姆开始的，而经验研究的制度化则更是在社会学从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社会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芝加哥学派对本土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研究，社会学的实地研究开始大量出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二战以后，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方法已由过去传统的方式（如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定性分析）逐渐转变为利用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定量的、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经验研究的定量化、模型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70年代、80年代至今，已经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风气。从著名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开始，相续有霍曼斯、科林斯、西蒙、兰德等人用数理方法进行社会学经验研究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学界，从各级学术刊物、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所有论文、专著到博士、硕士等学位论文，几乎无一不包括量化、模型化分析的内容。有的社会学家甚至提出，不仅在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方面，而且在理论的构造方面，都要实现定量化、模型化。可见，统计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逐渐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问卷法也随之成为社会学的一种主要收集方法。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而英国社会学家莫泽则说“十项社会调查中就有九项是采用问卷进行的”。[2]可见社会学研究者对问卷法评价之高。
现代社会学大多采用发放问卷、收集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和社会学都重经验研究，都以调查为基本手段。但仔细比较，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人类学以定性调查为主，注重“参与观察”；而社会学以定量调查为主，注重“问卷调查”。人类学与社会学调查的对象都是“群体”，人类学的定性方法是通过个体去反映群体。这种调查是面对面的，也就是说人类学调查者必须直面调查对象。人类学的调查由于面对调查对象，因而调查者的切身感受、体验更具体、更生动、更强烈，这是人类学的优势所在。社会学的量化调查，并不是必须面对每一个调查对象。但社会学由于面对的是总体，因而社会学家能从整体对象中选取一部分作为代表进行分析，由此推断出整体的情况。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与社会学家不同，人类学家通常不借助于预先制订好的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只能趋向于发现他们想要发现的东西。相反，人类学家坚持尽可能开放思想，并因而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事。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从不运用问题调查表，有时也用它。一般说来，它们被用作补充方法来说明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3]人类学由于一直注重研究人类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方法上多采用田野方法、跨文化比较法，并把参与观察作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偏向定性分析。而社会学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社会学家们目睹自然科学巨大的威力和能量，从而产生了借用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去认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而又认识不清的社会的雄心。孔德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虽然社会学在孔德的时代并没有奠立量化研究的基础，但他的观点对后世的社会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以统计调查为主，以问卷法为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的特色，偏向定量分析，注重社会的共性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学科的显著特点。
二、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联系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其实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人类学中没有定量研究、没有问卷调查；或者社会学中没有定性研究、没有参与观察。
（一）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
在人类学的早期研究中，就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社会学问卷调查，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为了研究亲属制度，他不仅研究了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对印第安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作了广泛的考察。而且他还精心设计了详细的调查问卷，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传教士等对当地民族进行调查。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掌握了世界民族近200种亲属制度资料，于1865年完成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上，引入定量方法的研究，以默多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最为经典。默多克应用定量方法从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49年出版的《社会结构》一书。该书以全世界250个社会的民族志资料为基础，做了有关亲属制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默多克在这本书中，从250个样本社会中抽出居住形式、继嗣规则和婚姻形态等要素，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这些要素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列出了87个相关关系表。默多克在该书中主要采用了交互分类、Q相关系数和X2检验的统计分析方法。比如，他计算了外婚制母系继嗣与亲属称谓这两个变量和Q相关系数和X2检定值，以此来验证他所提出的与外婚制母系继嗣制度相联系的有关亲属称谓的一个假设。[4]社会学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趋势。明确地说，“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这些人类学最具个性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挑战。笔者认为，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讲经济、讲效益的时代，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经济？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一般要求：田野调查时间越长越好，最好是经历一个年度周期（春夏秋冬四季）；调查内容越细越好、越全面越好，最好全面调查整个社区方方面面的情况，经济、社会组织、宗教、教育……等等，不能有所遗漏；不能带有任何主观设想，必须老老实实地观察和记录；以参与观察、入户访谈为主，采用问卷调查和知识辅助的调查手段等等。在当前讲经济和效率的时代，这一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受到了质疑。经济学家曾这样质疑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在搞农村调查时，有必要挨家挨户一一调查吗？同村各家各户的同质性很强，这种调查太不经济了。”[5]
（2）随着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能继续行之有效？在当前对农村的调查中，人类学传统的田野研究方法遇到了新的问题。李彬在《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龙井农村调查记事》一文中陈述了在调查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如进入方式问题、乡村干部的“后院”禁忌问题、农民的“不欢迎”问题、被调查者对调查的利用问题和同吃同住遇到的新问题等等，这些都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工作构成的某些挑战。[6]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之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地方利益得到突显，农民的个人意识和个人选择得到加强。调查所面对的农村已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调查所面对的农民也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民。研究者的调查已不再被地方和当地农民看成一项硬性的政治任务。他们可能不愿意让调查者到某些地方去看，甚至可能根本不欢迎调查者，这些都是被研究者本身的变化对田野调查提出的挑战。
（3）人类学研究范围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都市人类学的形成被喻为文化人类学发展的“第三次革命”，引起人类学者对传统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思考。人类学家有专注边缘群体和异文化的学术传统，而都市研究便是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和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渗透”。在某种意义上，都市村庄的研究、对都市“村民”的关注，似乎只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延伸，因为它显示的仍是对都市社会中社会关系维系模式的关注，与传统的对乡民社会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都市社会毕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因此，都市研究必然会促使我们审视在都市背景下人类学传统方法的效度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从而敦促人类学者为学科的发展寻找新的支点。如何既不失人类学研究的本色，又能在不同的时代里实现人类学对世人的许诺，让这个学科无论是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都有存在的意义，这应该是当代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实践中必须深入思考、做出解释的命题。当年马林诺夫斯基称《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人类学研究更呼唤里程碑式的著作。不过，这种深刻变化不再是从异域转向本土，而是从本土的乡民社会转向都市社会。孙庆忠博士在《人类学都市研究的实践与反思———重访学术名村南景》一文中对自己调查经历的描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学都市研究中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南景村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本名为鹭江村。
50年前，它只是广州近郊一个普通的乡村聚落，但却因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成了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1948年-1951年杨先生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对南景进行了安营扎寨式的研究，极具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精神和特色。1999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孙庆忠博士为了回应前辈半个世纪前的研究，记录名村的又一段历程，对南景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然而他发现，“印念中‘熟识’的南景已经变得非常陌生。在广州市建成区面积的高速扩展中，‘天、园、庐、墓’的自然景观，已变成老人们坐在自家独楼里追忆乡村生活的图景。只有依稀可辨的几间祠堂成了‘遥想当年’的重要参照。在穿街巷、画草图，进行半个月的环境探察后，研究者陷入了困境。都市浸染下的南景，已为传统的研究方法设置了一道屏障。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多，与出租房相关问题的社会问题的丛生，原本守望相助的居住格局已经彻底改变，多道封闭的防盗门为村民创设了安全的家居空间，但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多数村民拒绝来访，入户访问的几率缩小，访谈的效度面临着挑战。”[7]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同质性较强的小规模社会，研究内容多是不易量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就限制了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然而今天，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完全封闭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逐渐变大，研究内容也趋于多样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类学领域中关注定量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并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应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人们只有在认识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握事物的量，才能获得对事物较清楚的认识。人类学已越来越注重定量研究，譬如许多学校的人类学系开设了计算机、统计学、高等数学等课程。不难看到，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自始便存在着互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正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可以预见，今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互动会越来越大，统计方法、问卷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二）定性研究与社会学
在社会学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方法发展十分迅速。比较而言，定性研究方式由于来自与定量研究不同的哲学传统，具有不同的假设，因而所受重视程度远不及定量研究。不过，尽管定量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社会学方法论中却一直存在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不同的取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可以说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方法论取向，也就是说，定性研究在社会学中自有其地位。实证研究者受到自然科学量化研究范式的影响，认为只有客观的、实证的和定量的研究才符合科学的要求，才具有价值。“只有当社会世界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来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8]他们往往希望借助经验研究的帮助，证伪或者暂时证明有限的假设。然而，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比自然科学差得多，因为它不仅研究可观察的现实（客观事件），而且研究主观现实。事实上，由于受到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制约，加上实证研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缺陷，研究者不可能完全依赖定量研究范式来达到对社会的全面理解。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者们开始对这一范式所存在的缺陷进行批判和反思，并逐渐发展出具有浓重人文主义色彩的解释范式。今天，在经验社会学研究出现数理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社会研究过程中可以同时采用的两条途径。它们所能提供的是两种不同的图画。在研究方式上，定量研究强调研究程序的标准化、系统化和操作化；定性研究则更加强调研究程序、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上的灵活性、特殊性。在研究的逻辑过程中，定量研究往往强调客观事实，强调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定量研究则更加注重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现象的变化过程，注重现象和行为对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定性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比如，社会学的问卷调查可以涵盖几千人、几万人，有了这样的调查规模和样本量，我们就可以使用社会统计方法来分析变量之间的规律性。但是，这种调查又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如在时间与经费上存在限制，问卷内容有限，回答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编码比较死板等等，这使得研究者无法了解被访者的许多具体细微的情况。而人类学的深入访谈以及民族志的系统调查在这方面显示出很大的优势。通过对近几十年社会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系统考察，有学者认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衰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调查方法更为多样化、社会学方法论更具综合性。这种综合性表现在：（1）对实证科学的重新理解；（2）对社会规律的重新认识；（3）各种对立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与宏观、客观与主观、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的综合与相互补充。[9]
（三）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和学科的生命力所在。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强调深入、长期地和被观察者住在一起，观察他们的生活，成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意识到要在自己的田野工作基础上撰写民族志、构建相关理论。而想进入人类学界的新手，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后回到学校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学位，取得资格认证。当年m.米德之所以迫切地要去萨摩亚，是因为当时美国的人类学家都有各自的田野（field），要想在学术界立足，就必须有自己的田野。她曾有意去调查那伐鹤（navaho）印第安人，但遭到博厄斯的反对，博厄斯的理由是：那是赖卡德（G.Reichard）和戈达德（p.Goddard）的地盘（mead，1975）！在马林诺夫斯基和R•布朗的带领下，英国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一批弟子e-普里查德（e.pritchard）、弗思（Firth）、鲍德梅克尔（powdermake）r等以自己的实践建立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美国人类学家则在博厄斯的指引下，通过克鲁伯（a.Kreobe）r、萨皮尔（e.Sapi）r、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米德等人的努力将美国的人类学带入现代人类学，并与英国社会人类学会通。英美人类学的现代人类学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改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中国的吴文藻等人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变革，迅速跟进，各有成就。现在，几乎所有人类学家的研究都离不开田野工作。实地研究是社会学的四大研究方式之一，它是一种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主要用观察和访谈来收集资料，包括非正式的、随生活环境和事件自然进行的各种观察、旁听和闲谈，也包括正式的采访、座谈和参观等。[10]在社会学研究史上，曾有许多运用实地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如美国社会学家w.F.怀特的《街角社会》、利博的《塔利的角落》、斯太克的《都是我们的亲戚》、林德夫妇的《中镇》等等。在《街角社会》的研究中，怀特与一个帮伙中的头头结为朋友，他经常同帮伙的青年人聚在一起，玩滚木球、打棒球、玩纸牌，也经常同他们谈论、赛马、性以及其他的事情。他在科纳威里生活了三年多，其中有一年半时间同一个意大利家庭住在一起，并学会了说意大利语。在长期的观察中，怀特收集了丰富生动的资料，得出了关于群体结构与个体表现之间关系的一系列结论。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商业；应用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1.04.032
目前，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都在寻求熟知企业文化的雇员和研究人员。商界的变革、研究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则要求商业领域的教学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如今，诸如人类学之类的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方法，正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和青睐。人类学已在商业实践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尚未有效地广泛渗透到商业教育中。
1何谓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所做出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反应。尽管人类学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象牙塔”式的规则，但是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诸如城市生活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和后现代主义问题。虽然人类学作为一种规则和分析方法最近才被正式应用于商业研究之中，但事实上学者们非正式地将人类学运用于商业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古典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诸如实地研究、观察法、访谈法等），对商业领域研究的适用性也早已经在多方面得到证明。
近几年，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占据突出地位的“自然主义分析法”，显然受益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观察分析法。自然主义分析法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和解释人们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及其与行为发生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等。这种分析法要求研究人员从参观者的角度解释调查对象的行为，而不是依照观察者的感觉或者主观想法得出结论。凭借以观察者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研究人员可以更加有效地感知消费者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他们行为反应的因素。这种定性分析方法使自然主义分析法获得了广泛赞誉，而人类学的实地参与分析法也在为belk，sherry和wallendorf所采用的自然主义分析技术中得以体现。
与此相关的是被hirschman（1986）称为“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与人类学的分析法一样，“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也基于定性分析。因此，目前流行研究营销学和消费行为的人类学，可以被视为该领域中定性与人文要素研究过程的一个组成。在此背景下，实地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以主观方式描述事物发展进程的一种方法，而这种主观意识来自于观察者对被调查者的感性认识。人类学家对于依据此种感受是否可以得到科学性较强的结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不同观点的分歧，导致人文要素研究的倡导者与追求严谨性的科学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人类学同时还为分析特殊文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harrisandmoran（1987）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文化可以激发人们的自我认识，营造人们的归属感，构建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且根据目标的重要性将目标等级化等。根据人类学的理论，文化提供了一套能够矫正和激励人类行为而又可进行传播的知识体系。近些年来，拥有国际经验的学者们出版了众多介绍怎样在外国经营的指南性著作，以便帮助那些跨国企业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促使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为争取利润的最大化而进行更有效的经营实践。
人类学使用文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人类的行为、价值观、选择、偏好、实践、利益和态度等。古典人类学理论认为，文化潜伏于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类社会生活之中。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文化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并使其富有意义。因此，文化概念对于努力探讨和理解消费行为的学者们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文化研究为宗旨的文化人类学家关注企业文化及其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产业和企业设置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形成的人类关系学派，通过系列化的研究，构建了一套显示非正式文化模式、世代群体等如何影响企业组织的人类学理论体系。更多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特殊的价值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人类学分析法对这方面的研究所做出的显著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目前，人类学分析法和人类学定性分析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研究中，而以工商管理研究为方向的人类学家，应用参与式观察法这一传统模式，搜集和整理基层企业文化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例如，施乐公司聘请了人类学家帮助公司设计针对技术服务人员的更为有效的培训项目。人类学家在接受了研究项目之后，要像技术人员一样接受培训，并且亲自接听并答复公司服务电话，以便掌握技术人员面对顾客时所发生的种种可能的情况。人类学家的研究揭示，教会人们如何使用复印机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大量的服务电话并不是来自具有较高机械操作和运用水平的客户。许多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操作机器。此项源于第一手参与式观察的研究结论，促使施乐公司在培训技术员时更为强调与客户的关系。
2近期案例
根据研究，商业人类学分析法大约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正式开始应用，当时应用型人类学家suchman和orr调查分析人们如何与技术要素产生相互影响的问题。从那以后，大量的人类学家开始从事商业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被授予不同的称呼，诸如“知识联络人”、“民族学者”、“评估员”等头衔。近年来，人类学家更多地涉入企业经营的战略性及操作性研究，包括对消费者的研究。人类学家在产品开始大量销售前，对产品性能及其使用者有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评估。
商业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从营销策略到企业文化，从产品设计到商业发展的全部领域。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家victorbarac博士，与当地一家互助保险公司进行合作，以更新该公司的广告策略，他还与加拿大电影公司合作一个项目，即蹲点剧院观察从购买小吃的模式到海报吸引人们注意的整个过程，并且就服务态度和环境体验方面的问题对顾客进行访谈调查。
人类学家baba与batteau和其他学者一起，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成功地将人类学与商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显示，国际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往往在于企业不能理解和适应国外异文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是瞬息万变的，决策者们必须熟知这些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才能有效捕捉商机。而充分发挥人类学家的才能，并且正确使用人类学分析法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于工商领袖人物来说，熟知国内企业的文化背景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国际文化背景。因为国际文化差异的程度远远大于国内企业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国际文化差异性往往会导致不恰当的行为或者错误的决策成倍增加。人类学家在研究国内和国外的社会背景时，擅长于发现和解释影响企业战略和操作的行为模式，事实证明，人类学家的这一特长，完全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改善企业经营的研究。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商业类学校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业人类学地位的上升，使得在商业教育中对其做出更全面的介绍显得尤为必要，而人类学家在关于消费者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哈佛大学的saltman和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sherry教授，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arnould教授，韦斯特伯里－纽约州立大学的olsen教授，犹他州立大学的costa教授等，都是对商业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类学家。另一方面，商业专业的教授，像hill和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他们在商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广泛采纳了人类学实地调查参与分析法，并将其应用于他们的商业研究中。
3结构主义分析法和后结构主义分析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学分析法强调社会结构分析，认为文化是构成人们思维、态度和行为的特殊部分。社会化的过程促成了趋于隐蔽的模式化的思考方式，个体则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此类观点在商业和消费者研究领域中十分普遍。因此，该方法设想出某种通常被理解为“民族特性”的模式，即社会中大部分人以相对无意识的方式形成自身的观点并对事物做出反应。无论何时，当人类学学者们谈论某个方面的问题时，例如，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他们便会应用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性模型进行分析。在微观方面，人类学家们将此类研究方法应用于对各种组织，特别是对构建“企业文化”的研究方面。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结构主义分析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分析范式似乎趋于落伍。walle博士（2002）认为有效的服务促成了现代结构模式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即使它们不如学者们所想象的那般强大或者普遍），即使这种方法没有复兴，但是却已经开始盛行。到了20世纪，哲学现象学分析法成为一种观察分析人类有意识的思考并如何将思想作用于行为、情绪和世界观的主要工具。结构主义分析法研究的是在社会化进程中，那些被固化为隐蔽的和无意识的思维模式。而现象学分析法研究的则是有意识的思维，关注的是个体而非群体。
哲学学派地位的提升导致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它排斥文化团体，用个体取代团体，因此在社会结构主义者中盛行。哲学学派用研究个体的模型来分析特定群体的反应，并把它和主流群体区分开来（假使这个主流群体存在）。研究差异群体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特定的目标市场），使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析法成为在营销研究者中很流行的方法。虽然社会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类研究者的哲学基础存在差异，但是受益于人类学分析法，这些差异不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组织对人类学分析法的采纳与否。这些研究组织要通过科学理论来评估分析并寻找适合于研究人类的分析法。
4消费者行为与人类学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是影响营销和消费的关键力量。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人类学家在文化、历史和全球背景下观察消费者行为”。richins（2000）认为对消费者的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消费与个人的健康和福利相关，对经济行为影响很大；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与消费者行为相关（诸如吸烟、酗酒等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不良影响）。richins（2000）同时指出，消费及其影响无处不在，并且有力地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koprowski（1999）认为，无论是在线聊天室还是舒适的商店，对商业有利的亚文化群无处不在。现代商业人类学家会使用摄像机、录音机和寻呼机等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追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帮助企业决策者改进文化敏感型的营销战略。robinson和他的同伴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观察和定义消费过程，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他们没有向人们询问问题，而是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通过此项调查，他们帮助一家制药企业开发了一种otc新感冒药，帮助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开发了新式站台货车,帮助箱式背包制造商jansport以全新的方式展示其在运动品商店的产品,还帮助frito－lay更好地细分市场。
根据mulroney（2002）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应用最明显的领域是研究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商业人类学家newman（1993）验证了经济规律对人们消费模式、生活模式和家庭关系的影响。anthropologistpacounderhill（2000）在其撰写的《为何我们会购买：购物科学》中探讨了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他剖析了为什么消费者原本是为了购买某件商品而进入商店，但结果却购买了另外的商品，是因为商店的氛围对购物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mccracken（1990）在《文化与消费：分析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特征的新方法》中，说明了消费过程与文化是怎样产生共鸣的。mccracken把消费的定义扩大，认为消费是应该包含消费品和消费的产生、被购买以及被使用的全过程。根据mccracken的观点，文化和消费在历史、理论和实践这3个大背景下神秘地交织在一起。
人类学家bierck（2001）认为，定性分析法和观察式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提高洞察力，而这是定量分析法做不到的。同时，mcfarland（2001）观察到，当消费者对新产品作出反应时，他的同伴会为其作出定性分析，并对消费者的决定产生影响。人类学分析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此类市场研究中，研究影响消费者做出决定的文化趋势、态度和生活模式。
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人类学家试图探求一件产品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适应的整个过程，而非简单地寻求问题的答案。例如，whirlpool最近邀请一位专注于研究内部组织的人类学家做一次关于高档浴缸行业的研究。所采用的战略是人类学家所擅长的研究方式，即分析被调查者的真实感受，而非数据分析。在调查过程中，将定性分析法和开放式采访相结合，观察了消费者实际使用产品的全过程。调查以来自4个不同市场的15个家庭作为样本，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入室采访和拍摄参与者沐浴的过程（沐浴时穿着沐浴服），对参与者询问诸如“何时考虑购买浴缸，对浴缸是什么印象”等开放式问题，并告知他们洗浴的照片将刊登在期刊或者杂志上。照片的主题便是“沐浴在浴缸中的消费者”。“此类倾向──情绪、文化、符号──很有感染力”。他们还更新了whirlpool关于高档浴缸的定义。调查组重点强调了参与者认为很重要的对浴缸的分类和感觉。由于该项调查是在参与者家中进行，因而能够有效地激发参与者的真实反应。
根据mcfarland（2001）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的真实力量体现于产品开发的前期阶段。消费者人类学家的分析方法是归纳而非演绎。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进入消费者家里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如何进行产品分类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牙膏营销往往关注的是牙膏的防蛀和美白效果。但是人类学分析法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牙膏关注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牙龈和舌头──牙刷放入口腔中时的整体感受（他们不再仅仅关注牙膏的防蛀效果）。一些名牌牙膏，例如高露洁，声称“即使刷完牙也能继续发挥效用”，这种口号设计是为了迎合广义的牙齿护理理念。正如lacayo（2001）所称：“消费者人类学分析法花时间去理解消费者为何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该产品。”
定性分析研究者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利用人类学分析法创新分析技法（如belk，sherry，wallendorf1989创造的自然主义分析法），目的是为了研究消费者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他们为何做出购买并消费该产品的决定。营销过程包括为产品设定目标客户并对其进行销售，因此人类学家除了要知道特定群体在关注某类产品和产品使用时的感受外，还有义务找出被购买、被定价和被消费的产品的特殊性。通过细致地观察产品对人们生活的适应性，人类学家得到大量无法在正式采访中取得的有用信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被企业所雇用。
5商业教育的含义
目前人类学分析法正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商业和消费者研究中，营销学教师有必要将有关人类分析法适用性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他们的课堂中，以便将最新的观点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毫无疑问，人类学家正将独特的和无价的方法应用于商业世界，尤其是营销领域。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领域中的快速成长，人类学应该被冠以更高的知名度。以往，商业教育被认为过多地应用了定量分析法，而人类学等定性分析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过去20年里，对消费者的研究主要是倡导应用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顺应了这些倡议，并且特别适合于消费者行为的课程。
就像人类学家们在哈佛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内布拉斯加大学，犹他大学等教授商业课程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这种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复兴。同时，人类学系（如在韦恩州立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也正在教授商业人类学课程。人类学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对商业人类学家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商业教育机构正在寻找有商业经验的人类学教授来帮助培训“实践性的人类学家”。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教育中的发展，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将人类学讨论更充分地融入到他们的课程中。商业人类学课程被建议引进商业学校，更多的人类学内容被引入到具体的课程中，反映了商业世界不断变化的方法。在课堂中介绍人类学分析法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商业教育中的人类学分析法大部分包含了人类学的分析法。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对此进行适时调整。
与此同时，学生需要理解被商业研究者经常采用的简单方式，即使这些方式不会发生在更具有学术性的人类学分析中。这种精简研究方式如果确实可以为决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并具有经济效益的信息，那么是可以被接受的。所有的商业研究都会受到时间和资金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会限制定性分析法的应用，如人类学分析法。
教师在学生被派出去参加参与式观察的项目前要对他们进行人类学分析法的培训，同时还包括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告诉他们需要认真严谨地工作，多为顾客的利益考虑，同时强调他们有道德义务。反之，会使问题变得混乱从而产生冲突。美国人类学协会、人类学应用社团和国家人类学实践协会建立了一套如何避免不合适的行为和怎样以一致的方式行事的准则，教师和学生都会因为遵守道德守则而受益。
多种不同方法的使用为人类学启发式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学分析法被用来检测诸如家庭、亲属关系、性别和友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还用来检测宽泛的文化模式对消费者的影响。学生们也意识到人类学分析法的独特贡献。人类学分析法通过研究消费行为（如消费者怎样看待产品、获取产品和消费产品），为研究象征性消费进程提供参考。
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数据在没有进行合理分析前，不能成为帮助决策的有用信息，并教导学生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对于那些展示定性分析研究成果的学生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总是不能与他们的定量分析一样被高估。学生要形成这样的认识：以经验观察为开端的人类学分析应该进行批评性分析。
目前，人类学在商业研究领域尤其是消费者研究领域有了很高的地位。人类学分析法也正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大学课程中，如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定性分析法——人文的和定性的社会科学技术，也已经在商业教育中讲授，这种向人类学转移的态势将注定给这些分析工具以更高的知名度。同样，这种增长趋势导致进行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的教师们有必要越来越多地开设定性分析的课程，诸如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课程。
6西方工商人类学的发展与崛起
虽然由于学派的不同，人类学家对自己学科结构的划分与分析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都认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为传统的四大分支。人类学因为其研究方法的独特而成为西方20世纪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学科，20世纪末，人类学的发展受到工业和科技文明的较大冲击而放缓了速度，近几年来又有了较大和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在美国许多人类学家将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其实应用人类学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以人类学的方法为手段进行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研究的领域，比如当我们应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就将这类研究统称为教育人类学。同理，当我们将人类学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时，我们就将其称为城市人类学（或都市人类学）。
人类学应用于工商管理领域已有较长一段历史，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坐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westernelectric’shawthorneworks）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eltonmayo和w．llyod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进行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等，无所不及。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burleighgardner和w．llyodwarner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socialresearchincorporated），开创了人类学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
20世纪5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edwardt．hall受雇于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培训项目，教育将被派往北美以外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在其著名的《沉默的语言》一书中，hall博士首次提出了非言语交流的特性及其重要性，并且指出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失误很可能导致一个工程项目或一个和平协议的彻底失败。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的工商企业主管所必须熟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后来，人类学家garyferraro博士等延续了edwardt．hall的研究，并逐步完善和形成了跨文化交流与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模式。
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军事势力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扩张，美国国防部开始计划公开招募人类学家为其在拉丁美洲和越南的军事行动服务。此举无疑引起有正义感的人类学家们的批评和抵制，认为有违人类学家的职业道德底线。1968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在其会刊上登载了美国国防部的广告，招募人类学家在其越南参谋部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越南文化与越南人行为模式，此举当时在全美国的人类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美国人类学学会不得不撤除该则广告以平息持续不断的抗议。到了1970年，有可靠消息来源说，有个别人类学家曾秘密受雇于美国国防部，在泰国从事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秘密研究项目。此消息的确认极大地震动了整个美国人类学界，大家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学家，正面临着一场职业道德危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学会于1971年表决通过了《职业责任守则》。该守则明确规定：人类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签署秘密雇佣协议，任何人类学研究报告都不得仅交给研究委托方而不提供给普通大众。该《职业责任守则》无疑束缚了工商人类学家的手脚，因为工商人类学研究项目一般都涉及委托方的商业机密，而出资委托研究的厂商们，是绝对不情愿将研究报告公之于众的。由此，工商人类学便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冬眠状态，鲜有成果与进展。
时至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保守企业的商业机密。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服务生涯。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
根据工商人类学专家annjordan博士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崛起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伴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美国、欧洲，甚至亚洲的其他国家，都对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于国际经济贸易的需要，学习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文化，成为欧美许多工商企业管理层的首要工作。而人类学家对文化研究的特殊本能正好借此机会得以充分发挥。在此期间，许多以人类学研究为主的工商管理学术著作问世，比较著名的有richardpascale和anthonyanthos所著作的《日本管理之艺术》（theartofjapanesemanagement），terrencedeal和allankennedy所发表的《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等等。
1987年，美国成立了学习研究研究所（theinstituteforresearchonlearning，irl），旨在研究学习的自然过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学习环境。虽然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互动分析。irl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以提高工人的学习能力为手段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家的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高层所认可，成为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许多跨国的大中型工商企业出于公司赢利的需要，正式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电信设备公司摩托罗拉，著名的电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国财团花旗银行，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等都正式雇佣了人类学家，有的甚至雇佣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成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正式从业职员，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而从事人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为学术目的而开始参与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jerryasltman和grant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johnsherry教授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授也开始采用人类学方法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carol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universityofwollongong）商学院的kathyrudlkin博士与hemantdeo博士应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2005－2006年对当地数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并得出结论：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方法，对于银行业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推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或博士，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universityoforegon）、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universityofnorthtexas），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ofcopenhagen）。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universityofcoloradoatboulder）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很受欢迎。而人类学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根据annjordan博士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2003年，annjordan博士发表了她的重要著作《工商人类学》（businessanthropology），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正式确立。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商学院系开设。目前在工商管理领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研究中，对以下一些特定的方向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根据某些学者的超前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公司都将不得不设立一个新的高层管理职位——首席人类学家，正如近年来新出现的首席信息分析师一样，首席人类学家将同公司的其他高级主管一道，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出谋划策，特别是要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尽心竭力，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效率。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4
袁从万（1988-），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在体育学中的学科位置、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几个方面阐述了体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并对体育人类学学术研究进展进行一定综述。只有从人类持续发展角度把握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体育与人类才能更好的互补发展，从而中国体育的发展也需要体育人类学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和科学理论支撑。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学术进展，综述
体育人类学是在体育领域研究人类发展的一门学科，它揭示体育过程的内在结构，在不同形式的体育过程和与之相似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共同的规律。因此，体育人类学是涉及体育与人类的各个方面，从人类起源、生存、发展的宏观意义上去认识体育，在探索体育的起源和发展方面，在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方面，在研究人种差异与高水平竞技方面，在探索人类体质状态连续进化方面，从而进一步准确地把握体育的本质，以便使体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体育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将成为各国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产业。[1]
1.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体育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探讨人类进化过程中身体结构和运动方式的变化，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来判断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体育状况，居于更高层次，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立足于体育对人类学的整体需要，体育人类学涉及到游戏、竞赛、锻炼、舞蹈以及人类身体运动的许多方面。[2]
体育人类学对体育原理的研究，为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民族体育，对民族体育进行科学的挖掘、整理和改良，筛选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不仅保护了民族文化，也为增强全民族的体质健康提供最充分的理论依据；竞技文化的研究，使人类从单纯追求人体极限的误区中解脱出来，强调种族平等，竞技场上的成绩高低，不应该用以概括种族的优劣；人类的发展，为体育的未来制订了坐标，把握体育的未来发展轨迹，考虑到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探讨社会的异化导致的体育特殊需求，揭示体育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2.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然要借鉴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根据体育领域的实际需要加以调整，主要有以下几种：
2.1野外考察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野外考察的准备、野外资料收集技术、野外适应、野外资料分析。田野工作—特别是参与观察方法，重视人的行为，是人类学最基本的途径，也是体育人类学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2人体测量
体育与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都有密切关系，无论是检验人体发育或健康水平，还是衡量运动锻炼或训练效果，为开展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提供量化依据，都离不开人体测量方法。但应该清楚体育人类学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体标准类型的测量法，也不主张静止地去研究人体常态。
2.3其他
人类学家必须保持一个视野的宽度，也就是说养成在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范围内来观察事物的习惯，因为他们要遵守人类学研究的两大原则一一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不仅如此，研究体育和竞技活动的历史需要考古学，在对民族体育的比较和评价中，经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学的成果。
3.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一般而言，人类学着眼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但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未来。基于现实：生存空间的异化、适应的极限、脑体背离。体育人类学特别关注文明进步给人类体质带来的负面后果，促进人类的体质健康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未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应该是绿色的、生态的。
健康，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基本关怀；体育，是体现这种基本关怀的最佳执行者。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最积极的休闲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娱乐方式。体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绚丽多彩的身体运动方式来源源不断生产健康，未来的体育将是最积极、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径[3]。
4.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学术进展
4.1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1999年，我国第一本“体育人类学”专著出版（胡小明，广东人民出版社），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此后，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席焕久等，2001）和云南大学出版社（饶远、陈斌，2005）先后出版了“体育人类学”专著。
人类学研究更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及差异性，以及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其发展演变。因此，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也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杨世如对2009年由华南师范大学与贵州民族学院19位专家学者组成两校联合调查组以苗族独木龙舟竞渡为调查对象的实践活动进行阐述，从研究方法上释义体育人类学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空间[4]。杨海晨等在《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一文中为田野调查法资料的客观性提出一些建议[5]。
4.2民族体育的人类学视角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有关民族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武术研究；2、通过田野工作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考察；3、民族传统体育多元文化研究；4、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6]
胡小明、李吉远、钟海明、万义、胡建文、杨世如等学者对民族体育的研究，有力的推进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许多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就是体育的原生态，反映了体育的根，反映了体育最本质的东西。斗牛、龙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等在起源时都与自然力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着对自然的关怀、对生态的尊重；堆沙、打陀螺、跳竹杆、独竹漂等则是粘着土、连着泥，沐浴在自然和风里的。民族体育的发展趋势主要与体育比赛、旅游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相结合，才能有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结语
体育人类学是新时期我国体育意识重新构建的关键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新兴学科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研究新的对象，开拓新的领域，发现新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体育提供新知识，为人类发展体育提供新的认识工具。当然，新兴学科又大多是正在形成中的学科，这决定了它的不成熟性。因此，从学科的成长期来看，体育人类学仍然处于童年，从人类发展的需要来看，体育人类学前景广阔。（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洪.体育运动与人类发展的渊源[J].湖北体育科技，1999（4）：45-47.
[2]卢元镇主编.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5-151.
[3]胡小明.体育人类学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3）：289-293.
[4]杨世如，韦佳.原始礼仪竞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0，31（5）：64-68.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5
教学研究方法论关照的是教学研究，旨在为教学研究寻找目的，并且通过具体的教学研究方法决定教学研究的状态和走向，开启了经验的、理性的和直觉的教学研究。教学研究方法论以原创性教学研究为主要对象，并为它提供重新审视教学活动的境界和超越动力。
关键词
教学研究方法论基本路径
方法论与方法的区分，如同认识论与认识的区分，方法论就是对方法的看法，但这个看法是哲学层次的。方法论是对方法基本问题的根本性看法，决定着众多方法背后的逻辑脉络，每一种具体的方法都内隐着某种哲学主张和路线，因此方法的高明说到底是哲学思想的高明。方法论在指导方法的同时，必然会制约方法的提出和施行，因此方法论需要不断拓展自身的基本路径，为新方法的诞生和旧方法的重生提供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坚实的支撑。同理，教学研究方法论基本路径问题决定着教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因此教学研究方法论基本路径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一、教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教学研究的目的、状态和走向
世界观是方法论，方法论更是世界观。我们如何对待世界，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如果没有某种新的哲学方法论就不会有新的哲学思想，有了新的哲学方法论必然会产生新的哲学思想。”[1]毕竟人类的许多智识都产生于行动或行为之后。因此，我们如何对待教学研究，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教学研究。如何对待教学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教学研究中的事实情况，一个是教学研究中的价值情况。在教学研究中，是否严格遵循了科学研究的程序、执行了科学研究的规范，由此而形成的教学研究事实，会成为人们判断教学研究必要性的根本依据。在教学研究中，是否确立了正确的科学研究价值判断、维护了科学研究的学术尊严，由此而形成的教学研究价值，会成为人们判断教学研究重要性的根本依据。简言之，教学研究事实和教学研究价值决定了教学研究的存在意义，前者显然是后者产生的来源。实际中，教学研究方法论出现只在意如何对待教学研究，忽视如何看待教学研究的状况，致使教学研究方法论的哲学指导意义完全丧失。对教学研究方法论的不同断句，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事实，比如把教学研究方法论理解为教学研究方法――论，认为教学研究方法论是以教学研究方法为关照对象的，这种理解显然取消了方法论的哲学指导意义，而且误解了教学研究方法论的关照对象。
教学研究方法论的关照对象只能是教学研究，因为方法论是一个不可拆分的范畴，拆分了就失去了方法论与世界观的对等地位和密切联系。方法给予教学研究的是具体的操作途径，方法论给予教学研究的是抽象的哲学指导，但无论教学研究方法还是教学研究方法论，它们关照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教学研究本身。显然，方法论不仅属于认识领域，而且也属于实践领域。教学研究即使是为了认识的目的，就其自身来说，是属于实践活动的。教学研究方法旨在教学研究实现其目的，是一种手段性存在，“方法的最优是手段性最优，不是目的性最优”[2]；而教学研究方法论旨在为教学研究寻找目的，是一种目的性存在，方法论的最优是目的性最优，不是手段性最优。方法论正是通过各种具体的方法构建了世界观，如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方法论显然不是手段，“如何怎么都行”方法才是手段，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如何怎么都行”方法构建了“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世界观。同样，教学研究方法论通过教学研究方法构建了教学研究世界观，因此决定教学研究面目的是教学研究方法论，有什么样的教学研究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教学研究，教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路径决定了教学研究的走向。
二、教学研究方法论开启了经验的、理性的和直觉的教学研究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6
文献分类学，又名图书分类学，是研究文献分类理论、方法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中国文献分类学从孕育、萌芽、成长到成熟，大致经过了2600多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据统计，我国自古以来，出版了文献分类学专著100多种，编辑了文献分类法200多部，发表了文献分类学论文7000多篇；特别是20世纪以来发展更快，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突破了十个方面的理论，编制了十部著名的文献分类法，出版了十部有影响的文献分类学专著，研究了十部国外著名的文献分类法，翻译了十部国外文献分类学名著，涌现了十位文献分类学的学术带动人，总结了取得成就的十条经验。但从世界角度看，中国文献分类学理论面貌并未根本改变；从科学技术整体发展角度看，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出现后，世界图书馆进入了网络化、数字化的新阶段，中国文献分类法还需要认真改造；从未来看，中国文献分类检索语言如何适应信息时代的网络化、社会化、国际化、标准化、计算机化、兼容化的需求，还有待探索；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文献分类技术，如分面组配化、分类主题一体化、自动化等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文献分类学者应进一步加强研究文献分类学六个方面的问题，以便推动文献分类学的发展，开创文献分类学的新局面。
1 文献分类学学科理论的研究
文献分类学学科理论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指导思想、基本任务、研究方法以及与各门学科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讨论过，但一直未能取得统一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涉及到文献分类学的命运和前途，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其研究重点首先是文献分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因为文献分类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着文献分类学的研究内容、学科体系、研究任务与发展方向；其次是学科的性质，因为文献分类学是属社会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科学、还是属综合性科学，大家众说纷纭，必然影响文献分类学的深入发展；再次是与各门学科的关系，例如文献分类学与目录学、文献编目学、情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搞清楚；最后是研究方法问题，因为文献分类学应用很广泛，实践性很强，到底用历史方法、逻辑方法，还是系统方法、比较方法、数学方法等，亦需认真探讨。
2 文献分类基本理论的研究
文献分类理论，有人将其分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也有人将其分为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前一种是根据文献分类系统的运动状态参数和时间的关系来划分的，后一种是根据构造领域来划分的。对于静态理论与宏观理论，国外曾有不少专家进行研究，国内也有学者涉及；而动态理论与微观理论的研究则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应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动态理论，主要是指引起文献分类发生变化的理论，例如文献分类的影响因素(科学发展、文献变化、时代变革、地域特点等)、文献分类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文献分类工作的策略等。所谓微观理论是指文献分类的各个具体组成部分的理论，例如类目的组成、类目划分的标准、类目的体系、类目的辨识以及注释的方法、注释用语、注释的种类等。当然宏观理论也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其中包括以下问题：①社会演化与文献分类的关系；②信息时代对文献分类的挑战；③网络时代对文献分类的影响；④电子出版物对文献分类的影响；⑤网络资源对文献分类的影响；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文献分类法的革新；⑦在文献分类学研究中，如何引进系统化、信息化、控制论和耗散理论等一些新理论与新方法，
至于传统的静态理论的一些问题，由于时代变了，仍需重新认识和探讨，例如文献分类的基本原则，有人提出“三性”原则，即思想性、学科性、实践性(实用性)；有人提出“五性”原则，即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目的性和检索性；有人提出“以科学分类为基础”；有人提出以“概念、词语、标记三个平面”作为文献分类的基础；还有人提出其他一些原则，这些都需要加以认真地研究。又如文献分类的基本规律，有人认为是对应规律、同一规律和排他规律，有人则认为这样概括不妥。到底文献分类有无规律可循，需要仔细探讨。再如文献分类与科学分类、知识分类、事物分类、知识组织、信息组织都是什么关系，亦需要认真比较，仔细分析。还有文献分类的标准，以学科为主要标准，以主题(对象)为主要标准，还是以形式为主要标准?文献分类的基本大类是“五分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还是“四分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亦需要再展开辩论。
3 文献分类法的研究
包括文献分类法的编制理论与编制技术的研究，主要有6个问题：①传统文献分类法与网络信息分类法有什么不同?②体系分类法(等级列举式分类法)与组配分类法(分面组配式分类法)有什么不同?③文献分类法与文献主题法有什么不同?④文献分类法、文献主题法与自然语言三者能不能兼容?⑤文献分类法的比较研究，应该把中国文献分类法与外国文献分类法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分类法》与《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布里斯书目分类法》进行比较研究；⑥过去曾提出的当代分类法的发展呈现出分面组配化、分类主题一体化、分类自动化和分类标准化的趋势，是否正确?如何实现?
4 文献分类标引的研究
文献分类标引是对文献的内容性质、形式体裁、读者用途和其他有关检索意义的特征进行分析、描述，采用分类号码进行标记，作为存贮排列和检索依据的文献处理过程。过去，由于各馆独自进行分类标引，分别编制文献分类目录和分类排架，单独进行分类统计，所以分类标引规则不统一，是不足为奇的。但在网络环境下，大家要求编制全国机读书目数据库和实行全国在版编目，文献分类标引的统一问题就突出了。需要研究的问题有：①文献分类标引的原则；②文献分类标引规范的制订与实行；③各学科文献分类的标引规则；④各类型文献分类的标引规则；⑤网络资源的分类标引规则；⑥在版编目过程中的集中分类问题；⑦全国机读书目库文献分类标引的一致性问题；⑧全国规范化的分类法机读格式；⑨全国机读数据的分类标引规则。
5 文献分类应用的研究
在网络环境下，分类法类目组织、标引、检索、修
订、浏览查寻、统计分析、显示控制、类表维护、编辑等多种功能都要集中于一体，这就要求建立分类法管理系统、自动分类标引系统和联机检索系统。为了建立这些系统必须研究下列问题：
4.1 分类法管理系统的问题
分类法管理应具有哪些功能?需要输入哪些数据?自动生成哪些类目?排序；自动检验；纠错及替换；输出；统计分析；自动检索等。
4.2
自动分类标引系统的问题
如何标准化分类主题规范文档(分类知识库)?研制实用性分词、词频统计和自动赋号系统。
4.3联机检索系统的问题
输入类目(主题词)，利用主题文档检索；输入分类号，利用文档检索；通过不同文档间的转换，利用叙词环境或分类文档进行扩检、缩检；还可以实现用语词表达式进行检索，增加检索能力，构成新的检索策略，满足各种形式的检索要求，优化检索系统，促进检索系统之间的兼容和互换；提高检索能力，增加检准率、检全率，促进文献分类法在数据库中的作用，尽量满足用户的检索需求。
6 文献分类历史的研究
文献分类历史是研究文献分类发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研究它，不但可以了解前人的文献分类观点、学术思想以及在文献分类实践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而且能够吸取教训，不断地提高文献分类学的研究水平。过去关于文献分类历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也不多。今后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并注意研究下列问题：①中国文献分类的起源；②中国文献分类思想史，最好是从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献分类学者的思想研究起，然后再进行分析、归纳、集中；③中国文献分类学史，它是中国图书馆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文献分类学发生、发展的规律；④中国文献分类法的产生、发展、沿革及其特点；⑤中国文献分类学家的生平活动及其主要贡献；⑥世界分类思想史；⑦世界文献分类学史；⑧世界文献分类法史；⑨中外文献分类思想的比较研究；①国外文献分类家的生平及其主要贡献。
以上意见，旨在引起大家对中国文献分类学的重视和思考，以便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把中国文献学推向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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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7
一、社科论文常用的研究方法
（一）论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论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以说理的方式，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对研究问题进行层层梳理，提出明确的论点，并逐一予以阐释、论证的研究方式。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属于论证型论文。论证型论文通常由论点、论据、论证三个部分组成。常见的论证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因果法、反证法、引申法等。
（二）评述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评述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其研究领域的某一成果或具体观点进行褒贬不一的综合性评述的研究方法。根据评述对象的不同，评述通常分为文献评述和会议评述两种不同类别。运用评述研究方法所撰写的。论文通常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并钚--味对已有观点或成果进行正面论证或反面驳斥，而是综合各方面观点以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评述。评述型论文通常包括前言、主题和总结三个部分，与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论证型论文相比有明显区别。在评述型论文的撰写中应特别注意对评述对象资料的搜集要尽完整，使用的文献资源也应忠于事实，最大程度保证评述的客观性。
（三）调研方法
调研方法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特别是社会科学类论文研究方法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运用调研方法撰写的论文就是通常所说的"调研报告".根据调研报告撰写的论文就是"调研型论文".调研方法是基于真实的社会实践调研，对搜集的信息进行综合整理后，再开展客观分析的一种综合性学术研究方法。调研方法最常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也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性方法。调研型论文通常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阶段，通过调查去研究某些社会现象，得出有关数据，归纳相关规律，为解决某些存在的问题提供依据或参考。
（四）考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考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学科领域或社会实践中的某--问题,以直接或间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辨明是非的研究方法。通常意义上的"考证"多指对古籍、古证的考察或修订。现在的考证含义已有所延伸，不再仅局限于对古籍的考察，而是指对事实的考核和例证。
考证方法常用于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考证型论文-般包括引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与其他研究方式不同的是，考证型论文的研究方式需提出新的考证观点，否则只是延续前人的考证结论，考证的意义就大大削弱了。
二、适用社科论文的研究方法介绍
1、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实验法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3、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4、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定性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5、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6、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
（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
（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
（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7、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数量研究法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8、模拟法（模型方法）
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
9、探索性研究法
探索性研究法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用已知的信息，探索、创造新知识，产生出新颖而独特的成果或产品。
10、信息研究方法信息研究方法是利用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美国数学、通讯工程师、生理学家维纳认为，客观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联系，即信息联系。当前，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信息方法就是根据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通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以实现新的目标。信息方法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它以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揭示事物的更深一层次的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和掌握运用规律的能力。
11、经验总结法经验总结法是通过对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上升为经验的一种方法。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运用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之一。
12、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13、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
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模糊数学分析方法。
14、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5、系统科学方法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8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人类学研究在我国获得长足发展。为使外来的原型理论与本土的教育事实相调适,国内学者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观照中国教育问题与实际,尝试从研究内容与研究主题的本土取向上,构建本土的学科体系和理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教育现实出发,从跨文化视角,对不同族群、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关注,强调关注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主张从人类学视角探究汉族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提倡多元文化教育。主张对社会转型时期学校文化生态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做深入研究,强调以田野工作方式考察并思考教育,关注教育的民族气质与文化性格,试图以此实现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二是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创立。教育人类学的本土化,其研究的顺利进行,以及学科建设和发展,须通过并着重依赖学校和从事相关工作的研究人员。一些大学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为学科发展培养了一定的师资与研究人员,奠定了组织基础,壮大了学术科研队伍,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学科发展。三是教材建设和相关学术刊物的创办,为研究者话语体系的构建、观点发表等提供了交流平台,推动了学者在该领域的上下求索。相关学术刊物以信息量相对集中的学术专栏对相关成果的集中发表,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与拓展了研究主题。以学术会议为媒介开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增进了国际与国内研究的交流与对话。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在教育科学知识分类中仍属年轻学科,我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
(一)学科存在价值模糊“虽然人类学力图在大学里寻求社会学科的定位,但是它的学科性质十分含混,它是在所有学科中最为跨学科的,因而其学科建设可谓喜忧参半。”[1]贝克尔(ernestBecker)对人类学命运的感叹与担忧,似也适用于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当下境况。在面对多元文化挑战和追求和谐的当代中国,以人、文化和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探求人的应然教育生态为旨归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不仅应是教育理论与实践进步的支点,也应是谋求社会发展的逻辑分析基础。[2]由此观之,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队伍虽不断壮大、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但在理念、方法、应用等方面尚存在意义不清、主题不明以及不甚强调从人、文化和教育三者关系的角度考察教育应用范畴,不能以教育人类学学科身份为教育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诊断与决策参考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学科存在价值模糊,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为学术价值。如对教育人类学理论深层结构的系统分析较少,较少对教育学理论的逻辑分析和系统反思提供学养借鉴和观点支撑。一为社会现实价值。如较少以学科身份为教育现实问题的解决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尚未在国内外教育交流中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意味着,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教育人类学没有起到“既能在维护共同体的科学信仰的基础上确定科学共同体的最终研究目标,也能赋予科学工作者通向微观研究领域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共同体和科学家的日常观察、研究和决策等具体行为,不断推进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和科研成果向细微化、专业化演进”[3]的重要作用。
(二)学科意义上的专业共同体缺失就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看,研究者已引入了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基本内涵、研究范畴和理论构架,为学科本土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同时存在研究缺乏价值共识,难以形成学科共同体的问题。当下,国内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虽已建立相关教学科研机构,开设相关课程,将教育人类学作为培养教育研究者的必修课,主张从考古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角度关注教育,以求拓宽学术视野,但课程设置不系统。许多教育人类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兴趣多是从教育学和民族学研究中培养起来的,他们缺乏扎实的专业基础,因此,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者专业归属感缺失,研究主体力量薄弱都体现出学科共同体的有待形成,人才培养体系的有待完善和学科凝聚力有待强化的发展诉求。
(三)研究主题模糊,研究范畴狭窄研究主题模糊,主要表现在与民族教育学研究内容的明确区分上。“舶来”的教育人类学,无论其萌芽还是发展,都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密切相关。尽管两者“在研究对象上,都侧重于探讨人、文化和教育三者的关系,尤其是对跨文化教育问题,是两类学科共同的兴趣点。在研究方法上,都注重田野调查法,并进行大量的民族志撰写工作。”[4]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类似,导致人们很难将教育人类学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进行明确区分,尽管教育人类学与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区别客观存在。前者主要从人类学视角,用人类学方法考察教育,后者主要从教育领域切入来思考民族问题。此外,二者的研究范围也存差异。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局限于某一民族,或教育与某一时空关系下经济生产方式和文化机制的关系揭示。但教育人类学研究,主张突破国家和民族等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强调思考人、自然与文化的整体关系,追问教育在人性形成和文化变迁中的价值及实现路径。关注少数族群教育,是我国教育人类学迅速兴起与发展的要因,也是学科研究范畴囿于此的原因所在。当下的教育人类学,未充分将社会转型期中的教育问题纳入研究范畴,而社会转型带来的系列教育问题,如城乡教育的二元分化,流动人口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同一的教育体制与社会文化多元性的关系,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都要求关注教育的地域性、阶层性与族群性。问题显示,当下的教育人类学,仍处于常规科学的认识过程中。
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是科学认识过程的两种类型。常规科学解决的是量的渐进,范式更替才是实现科学认识质的飞跃的要件,二者的统一构成了科学的发展形式。[5]教育人类学若不能完成范畴拓展,则很难实现质的飞跃。(四)研究方法缺乏专业性以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手段的田野工作,成为教育人类学者秉承并坚持的主要方法。但从对实地调查法的具体运用来看,尚存在专业性欠缺(如没有人类学学科背景和未接受过人类学专门的田野调查训练)、时间短、功利性强、为调查而调查等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所谓教育的“田野工作”,就是把人类学的看家本领用到教育领域。“但并非下到村寨就是做田野工作,就是人类学了。我们讲到田野工作,讲到参与观察,你要在那个地方至少住上一年(一个农业周期或一个牧业周期)……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去做田野工作的‘人类学’是很离谱的。就是说,从一个生物的人到一个文化的人,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人类学家首先定位于人类学,同时也应是人文社会的一个杂家,专家和杂家的结合,才能够有助于研究人、社会,还有文化所在的族群。”[6]这提醒教育研究者,除有长期扎根田野的勇气与决心外,也要有对人类学知识的系统了解与研习,还应具备兼容并蓄的学科知识结构。从专业知识习得上,实现研究从自在到自觉状态的转化。
二、源于范式理论的学科发展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一词至今,“范式理论”既成为引导研究者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也成为代表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以及判断一门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标准。这里以范式理论为基础,从明确学科价值、完善专业共同体、拓展研究范畴、创新研究方法论这四个维度,考量我国教育人类学发展路径问题。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被引频次；学术影响力；CSSCi引文数据
引言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数据对于文献的价值判断有着重要意义，能为分析某一学科研究热点、研究趋势提供参考。本文借助CSSCi引文数据，对2008～2015年间出版的音乐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讨论此段时间内有影响力的图书及其主题，剖析音乐学主要研究热点，探讨未来研究趋势，以期为研究者寻求研究方向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我国音乐学研究发展。
在CSSCi引文数据库内，将“音乐”作为“被引文献细节”检索关键词，得到初检结果后，再通过“精炼检索”将引文类型限定为“图书”进行二次检索，即可获取音乐类学术图书每年的被引情况，含“被引作者”“被引文献篇名”“被引文献出处”及“被引次数”信息。所有图书被引用频次的统计时间均自2008年起至2015年止，可以较准确地反映音乐学图书学术影响力的最新状况。
为了更客观地反映音乐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降低出版时间对被引用频次带来的影响，本文选择两个排序：一是总被引频次的排序，二是年均被引频次的排序。年均被引频次是用总被引频次除以自发表年至2015年的年数，取小数点后一位，例如某本于2012年出版、总被引频次为21次的图书，其平均被引频次为5.2次。两种排序方式结合，虽不能说完全科学，但基本能够分析出音乐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
一、有影响力的音乐学图书
根据CSSCi引文数据，共检索到101种国内出版的音乐学图书至少被引用1次，总被引频次为603次，平均每册图书的被引频次为6次，因此在这101种图书中，总被引频次大于等于6次的34种，可被视为较有影响力的音乐学图书（见表1）。
总被引频次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些图书的学术影响力，但通常来说，出版时间越长，被引用的频次一般会越多。因此，要更准确地反映音乐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本文还进行了年均被引频次的统计。根据CSSCi引文数据，采用前述年均被用频次的计算方法，发现101种音乐学图书的总年平均被引频次为104次，每册图书的年均被引频次约1次。因此，可将年均被引频次大于等于1次的图书视为较有影响力的音乐
将2008～2015年分成年数相同的两段，即2008～2011和2012～2015。由表1分析，34种图书中大部分为2008～2011年间出版，共32种，占比为94%，仅有2种为2012～2015年间出版，占比仅为6%。由表2分析，39种图书中2008～2011年间出版的共26种，占比为67%，有13种为2012～2015年间出版，占比为33%。可见，出版时间长短对于图书被引频次有极大的影响，而年均被引频次则能够在较高程度上稀释出版时间的权重，将出版r间较短图书的影响力真实反映出来。表2中，不仅2012～2015年间出版的图书占比增加近30%，甚至有2015年出版的《钱仁康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排在了第12位，显示其对音乐学研究的影响力。
总被引用频次12次及以上的图书有13种，年均被引用频次2次及以上的图书有12种，同时进入总被引频次前13和年均被引频次前12的图书共11种。这是总被引频次和年均被引频次的结合排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图书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影响力，可被认为是2008～2015年间出版的音乐学图书中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图书，依照年均被引频次的排序如下（表3）：
《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这3种图书在两个排序中均居前3位，并且是仅有的3种总被引频次超过30次，年均被引频次超过4次的图书，无疑是2008年以来对音乐学研究与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著作，并且其对于未来音乐学研究的影响也将会不断持续。
《钱仁康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因出版时间短、总被引频次过少未能进入表3，《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则因年均被引频次不足2次未进入表3；《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4种图书因年均被引频次高而在表3中提高了排序。
二、有影响力音乐学图书的主题分析
对图书的研究主题进行被引频次分析，可以了解一段时间音乐学研究的热点主题，同时也能对未来音乐学的研究热点进行预测，以方便研究人员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重点。
本文以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编写的《中国当代音乐学》对中国音乐学学科的分类为基础，将年均被引频次大于等于0.8次的50种音乐学图书依据所属主题分类统计，列出各主题年均被引频次、总被引频次、图书种数，以年均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列如下（表4）。其中部分图书涉及多个主题，归入综合研究。
选用年均被引频次为排序指标，是为了更好地反映近年来出版图书的影响力情况。将被引频次降低到0.8、图书种数增加到50种其原因同样如是，唯有如此，才能更准确地为分析音乐学当前研究现状、未来研究趋势提供参考。选定的50种图书占所有图书的49.5%；总被引频次489次，占所有图书总被引频次的81%；年均总被引频次79次，占所有图书年均总被引频次的76%，可见此种分类统计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能够很好地反映音乐学图书整体影响力状况。
由表4及前述统计，可对2008～2015年间音乐学研究主题的状况进行分析。
1.音乐人类学研究成为最热主题
从表4可见，无论是年均被引频次还是总被引频次，音乐人类学均超过排第2的音乐史学一倍多，在综合研究图书中，尚有与音乐人类学相关的图书4种，若再加上这些图书的被引频次，音乐人类学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受重视程度更加凸显。自1980年起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在国内音乐学研究中出现，至1997年开始成为音乐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到2008年进入研究高峰并延续至今，热度不减。
这期间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论著有：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汤亚汀《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曹本冶《思想一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洛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陈铭道《书写民族音乐文化》、曹本冶《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博特乐图《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管建华《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均为著名音乐学家作品，极大地影响着音乐人类学研究的进程。其中，《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6本著作，主要研究音乐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国内音乐人类学范式研究、本体研究、学科体系构建等，树立了标杆、指引了方向，对音乐人类学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2.音乐史学、传统音乐学、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持续保持热度
音乐史学、传统音乐学、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紧密联系的3个研究主题，这3个研究主题一直以来都为音乐学研究的重点。如表4所列，2008～2015年间，音乐史学、传统音乐学、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分列排名第2、第4、和第5位，其年均被引频次合计19.6次，总被引频次合计119次，图书种数合计14种，分别占总数比25%、24%和28%。在综合研究图书中，同样尚有多达8种图书与此3个主题有关。
除了探讨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外，研究者更多的是针对具体时段、某一民族等进行研究。比如在年均被引频次靠前的图书中，就有如下有影响力的相关论著：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居其宏《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居其宏《共和国音乐史（1949-2008）》、伍国栋《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修订版）》、觉嘎《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
3.音乐形态学进入研究高峰
音乐形态学的一种描述是：音乐形态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从作曲技术理论的和声、复调、配器、曲式，已逐渐发展到旋律学、节奏学、音响学、织体学、新音乐体系、音乐观念、音乐风格、综合音乐形态等多个方面。
从表4中可见，以音乐形态学为研究主题的论著年均被引频次和总被引频次均排第3，超越传统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等学科主题，成为2008～2015年间音乐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进入学科研究的高峰期。
关于音乐形态学的主要论著有：贾达群《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叶松荣《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杨立青《管弦乐配器教程》、张巍《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节奏结构力与动力若干问题研究》。其中《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一书区别于以往传统的作品分析，采用结构分析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对音乐文本分析对象进行了研究。该书在全部图书中以年均被引频次3.3次，排在第4，显示出该部论著的卓越学术影响力及音乐形态学研究的受重视程度。另外，在综合研究图书中，尚有6种图书对音乐形态学有所涉猎，包括著名音乐学家于润洋的《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此书是于润洋先生采用综合性音乐学研究方法对肖邦24首作品进行研究的力作，在关注音乐创作技法分析的基础上，将其置于音乐本身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来进行阐释和考量。
结语
通过前述分析可见，利用学术成果中的引文分析法，可以充分且真实地揭示音乐学图书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影响。同时，利用引文分析法还可对音乐学研究的未来趋势做出预测，从而为研究者选择研究方向、进行研究选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预测趋势一：音乐形态学可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2008～2015年间高引用频次的前50种图书中以音乐形态学为主题的论著有4种，再加上综合研究中的6种，总年均被引用频次超过16次，显示出近年的研究受关注度。更重要的是，这10种图书中，出版于2011年及以后的有4种，即《魏氏乐谱解析》（2011）、《管弦乐配器教程》（2012）、《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2012）、《钱仁康音乐文选》（2013），总年均被引频次达到4.3次，其受到研究者关注的轨迹十分明显。近年恚音乐形态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研究对象采取传统的作曲技术理论探讨与研究，而是逐渐发展为“既有具体作曲技术又有音乐观念的立体构架”的综合音乐形态研究，并且运用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从新观念、新视角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也在逐年增加，清晰地显示出其在未来将成为研究热点的发展趋势。
预测趋势二：音乐人类学理论研究将可能不再是最热门研究。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篇10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日常生活史；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17-06
收稿日期：2013-09-10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男，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社会史研究。
Historicalanthropologyshouldbefromalltagsgeschichte
CHanGJian-hua
abstract：anthropologystudieshistoricalchangesoffolkcustomstoshowsocialcultureembodiedbyhumanbehaviorsduringexacthistoricalperiods.thesocialculturerootsindailylife，soalltagsgeschichteistheimportantpointfromwhichanthropologydevelops，becauseitisnotanuniqueresearchingobjectbutakindofresearchingviewandmethod.manyeuropeanmajorschoolsstressedtheresearchingofhistoricalanthropologyonthebasicofdailylifetosomeextend.anthropologyresearchingofchina，especiallyinmingandQingDynasty，wasonthebaseofregionandfieldpractice，hadinvolvedindealingwiththerelationbetweendailylifeandanthropology.asthereisscarcelynostudyspecializedinanthropologyfromtheapproachofdailylife，itisnecessarytostressthattheresearchshouldbestartedfromthedailylife.
Keywords：Historicalanthropology；alltagsgeschichte；SocialCulture
历史人类学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广为传播，不乏论述者。然而专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论述似乎罕见，笔者试为之，以就教于时贤。
一、历史人类学主张以日常生活史为基础
社会—文化人类学将社群及其生活置于主要研究对象，如果要区分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话，一般而言，文化人类学径直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而宣称研究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人类学，是将社会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举例来说，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经典《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其主题是政治制度，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将研究目标设定为：“描述努尔人的生活并揭示他们的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1]难能可贵的是，1961年埃文斯-普里查德：“要求人类学家以历史学家为师，原因是历史学家在分析研究历史文献方面较有经验，能把握时间和变化。”[2]如此将人类学田野调查同分析历史文献相结合，把握所探讨问题的时间和变化，就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何谓历史人类学？1978年法国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一文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为了让过去称作‘道德习俗史’的这一领域重新焕发青春，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人类学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用一句眼下时兴的术语来说，这些现象无关宏旨，而是被社会所说明，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来理解和心领神会的。”“人类学在这里也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史学，这些底层也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表达：如群众信仰、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联结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少数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简言之即民俗”[3]。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
1979年问世的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乔森那·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作者在《绪论》中揭示出当时欧洲对于日常生活史的重视，也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特色：“不管它们叫心态史、文明进程研究、文化社会学，还是历史人类学，这些研究方法都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用历史的方法挑战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4]即历史人类学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在其《新史学》中倡导历史人类学研究。1993年他来到中国，倡议建立历史人类学。他说人类学“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5]勒高夫把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作为历史人类学的重要追求。1993年创刊的专业杂志《历史人类学：文化-社会-日常生活》，反映的就是这种对于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
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也指出历史人类学在于揭示生活的意义：“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对‘生活的意义’这样伟大哲学命题，要想找到它的终极答案是徒劳的。但我们不妨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6]
较新的表述是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7]
行文至此，也有必要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史”的理解。德国学者阿尔斯·吕特克撰写的《日常生活史》词条，指出：“‘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常见的说法是“小人物的历史”与“下层历史”，而他则认为：对于日常生活史性的强调应被理解为对于批评的批评，日常生活史是一种以行为为导向的视角，日常生活史已经成为大量研究项目与描述作品的一种维度，发现‘横亘’在社会与统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8]
尽管最新的历史人类学作为人学涉及多学科，研究范围很广，瑞士学者雅各布·坦纳还是归纳其基本问题则是三个：一是涉及人类图像的演变，涉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讨论和传媒条件的演变；二是关乎人们用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社会共生的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三是问及人类本性的历史性。雅各布·坦纳并且指出：“不论从何种视角出发进行阐释或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都把日常史、习惯史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再生史和变化史当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9]日常生活史在历史人类学当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注意到，阿尔斯·吕特克的日常生活史与前述安德烈·比尔吉埃尔的历史人类学，均强调二者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
二、西方具有日常生活史特色的
历史人类学研究
法国具有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还指出：勒格朗·多西著有《法国私人生活史》（1782年），并准备研究一种法国人道德习俗的社会史。因此“实际上，我们自年鉴派形成以来所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人类学的问世而是他的复兴”[10]。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1949年发表《历史学与人类学》一文，揭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作者认为：“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主题、目的或方法的不同。它们具有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生活；同一个目的，即更好地了解人，以及，事实上，同一种方法，其中不同的仅仅是各种研究技术所占的比重而已。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对两种互为补充的观察方法的选择不同：历史学是从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它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虽然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无意识成份，但如果以为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学家毫无疑问首先是希望从那些使社会现象具体化的事件以及个人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和经历它们的方式上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在掌握和解释那些在人们看来似乎是他们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或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的东西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很明白，并且越来越明白，他们必须求助于无意识的详尽说明的全副手段。我们不再满足于以再度合理性说明和再解释为线索编排历代王朝与战争的政治史了。”[11]明确指出，历史学家研究社会生活需要借助于人类学。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主题，以对人类的深刻了解为共同目标，可以交叉渗透构成历史人类学。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物质生活和资本主义》研究的主题是前工业社会中世界的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布罗代尔并不满足于只列举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主要指出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怎样塑造和改变着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食品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12]。
雅克·勒高夫等第三代学者倡导打破学科界限的新史学，光大了历史人类学。1971年勒高夫出版《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声称要“对西方世界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构成作出贡献。”1980年法国史学评论家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13]。
在英国，e·p·汤普森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扬名。1976年他在印度历史大会演讲《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指出历史学需要借鉴人类学，但不是盲目和丧失历史学特点的。他说自己过去十年在研究18世纪英国社会史时，碰到过寻找和了解通俗文化及仪式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普遍被认为更接近社会人类学，而不是经济史。他指出70年代历史学家对于研究仪式的兴趣：“仪式不仅渗透到家庭生活，而且还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近几年，历史学家一直用新的方法考察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相象的生活各个方面：乡村和城市仪式与节日表；社交生活中的娱乐场所；工业革命前后劳动与闲暇节奏的变化；社团中青少年地位的改变；很少被看作经济纽带而是被看作社会纽带的消息、聊天、谣言聚集中心的市场和集市；群众反抗形式的象征意义等。”[14]可见历史人类学需要处理大量仪式生活。
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显示出历史人类学的特点。其代表人物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进入生活世界。
前引瑞典学者《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透过丰富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通大众，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过去10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类学认识方法，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问题的国际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很大。阿尔夫·吕德克是日常生活史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日常生活史意味着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提出有关社会进程与结构的重大问题；日常生活史并非忽视政治问题，而是更彻底地提出公开的与私下的、人身的与政治的问题。”[15]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影响到历史研究。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文化解释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现象所代表的深层文化象征的途径。萨林斯认为，人类学家称为结构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客体[16]。20世纪70～80年代由格尔兹和“以一种更强烈的历史成分而由马歇尔·萨林斯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越来越成为新的日常生活史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样板”[17]。
总之，西方史学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转向微观史，与他们受到人类学家的影响有关。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格斯尔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但现在其社会科学基础是放在诸如人类学和符号学这类探索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并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学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这些对人类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学之上”[18]。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一般说来，微观史家志存高远，虽不敢称从一粒尘埃看整个世界，但也必声称从局部数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对金兹伯格而言，梅诺其奥这个磨坊主就是一个传统的、口传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勒鲁瓦一拉杜里则通过他所谓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即有关蒙塔尤的专题研究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全貌。……有理由表明使用社会显微镜是可取的。单个样本可以微缩地代表一种状态，即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根据其他理由）业已知晓的某种流行状态，这一事实促使他们选取这些典型并加以研究。在有些案例中，微观史研究使用计量方法；历史人口学家时常对单个家庭进行个案研究，或利用电脑模拟某种家庭体制中某个人的生活。”[19]拉杜里的《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审问异端村民的记录，试图揭示“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即“社区的生活本身”[20]。
三、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中的日常生活史
中国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日常生活居于重要位置。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开创者之一的林耀华先生，持有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和功能平衡的观点，也认为国学当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古今持续性研究，为中国新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积累了珍贵的文献遗产。林耀华早期的研究，既有依据文献的拜祖讨论，更有进行田野调查的福建宗族探索。林先生回忆创作《金翼》时说到：“我在田野工作程序中运用了很多人类学理论，仔细剖析了芬洲和东林两家的日常活动，他们的人际关系程序，试图告诉读者地方人民生活的图景。”[21]他还总结研究实际生活的方法，先考察每人每日的常规，“这些材料才算是社会结构里的真正内容，详细记载了个人日常生活之后又应渐渐推张个人生活和家庭、家族、氏族或整个社会的关系，再而找出团体与团体的生活关系。”[22]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林耀华的汉人社会研究，是以日常生活出发的。
中国社会史的探讨，具有历史人类学特色的是华南研究。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闽粤区域史研究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历史学者研究社会经济史，结合田野调查，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目前这种研究风格在扩散，如徽州与江南、华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就显露出来。
郑振满与海外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他认为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是从民俗研究历史。民俗说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规矩。民俗存在于日程生活中、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民俗是有继承性的，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通过研究民俗有可能了解民众的历史。通过民俗研究更深层次的历史，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解读历代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这些典籍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回到日常生活才明白。看它们对当时的百姓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影响到百姓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政治生活和各种各样仪式行为。历史人类学就是要尽可能把历史学关注的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与民俗（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的规则）联系起来，透过这种联系去解读它的意义。①郑振满走向民间与田野，经常看仪式、访谈、采风，通过对分家、祭祖、婚姻与收养、民间信仰与社区组织的研究，从民间日常生活习俗入手，揭示了民俗背后社会机制与社会历史的变迁②。他又说：“由于学术旨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应该是‘从民俗研究历史’。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从民俗入手，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然后把各种民俗现象和宏观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揭示民俗所具有的历史意义。”[23]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一书，深入宗族的日常生活史，祖先崇拜下的祭祀信仰、家庭的再生产成为宗族研究的基础，成功地揭示了宗族文化建构的历史过程与结构性特征。这种历史人类学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结构的研究手法，也反映在刘志伟身上，他强调人类学家注意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历史学家就不得不重新反省对“过程”的结构作历史阐释的角度和方法[24]。
中国风俗史特别是明清社会风气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从风俗论走向社会史[25]。然而，还有一个有待加强的研究取向，即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看待风俗，将风俗史研究转化为日常生活史的探讨，可以为风俗史、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历史人类学研究离不开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26]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程美宝、蔡志祥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著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界定和解读。……许多历史学家往往只重视甚至迷信文字资料，而无视资料产生的过程，更忽视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如婚帖、讣告、帐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很多是暂时的，很快被销毁；或是束之高阁，只作为家庭、乡党、伙友缅怀过去或计算将来的参考。与此同时，地方社会的历史，不少是口耳相传，或在乡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中产生或呈现的。因此，单靠帝皇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如何进入民间，乡民如何理解国家。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27]
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28]。
在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当中，赵世瑜承担的课题《10世纪以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副标题为“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29]。这项历史人类学研究，从民众生活进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主旨鲜明。
长期利用民间文书研究徽州的学者王振忠，近来注意排日帐资料。他认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需要发掘新的文献史料，而排日账（工夫账）以其翔实的记录，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来源。排日账的记录者并非局限于下层民众，除了以往所知的农民之外，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私塾先生，同样也有撰写排日账的习惯。徽州当地日常生活中银钱的借贷往来，土地买卖中田地税赋之推收过割，以及婚丧礼俗等活动中的诸多社交应酬等，都促使彼此之间的银钱结算显得极为频繁，这应是现存排日账在徽州所见独多的原因所在。如何以文本为基本线索展开实地调查，借助田野考察所获的感性认识，加深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理解，进一步认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可能是今后需要着力开展的一项研究。[30]这实际上也是从日常生活史出发，利用民间文献探讨历史人类学问题。
四、结语
历史人类学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强调的是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应当扩展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理解，虽然历史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但绝不限制于此。如诸多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就体现出历史人类学的特色，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柯律格研究明代书画家文徵明，在送礼活动中寻找文徵明作品的根源，指出：“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着一套言语与姿态的陈规，以界定种种收受的时机与场合。”[31]他将文本作为物品，注意其在流传中的物质性残留，如题跋或藏印等。特别是借鉴人类学家莫斯等的早期礼物研究，也关注1990年代杨美惠、阎云翔、任柯安讨论中国礼物的研究成果，思考的问题是“文徵明、与他有关的人以及在他们之间流转的物品如何一同在一连串特定的社会脉络中运作其能动性。”[32]研究了各种场域下的社会关系，进入文徵明及其作品创作、流传的生活状态。重视艺术实践与日常生活中交往与应酬的关系，也体现在艺术史家白谦慎对傅山的研究当中。③物质文化的研究与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探讨不可分割。
在西方学术界，无论是法国的年鉴学派，还是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从英国马克思学派的社会史，到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乃至美国人类学、文化史的历史人类学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或有人担心日常生活史容易使历史研究导向琐碎化，失去与国家以及大历史的紧密联系性。其实生活史是构筑总体史不可少的，或许某种意义上来说失去国家而获得了世界，这正是当下全球史所追求的。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指出：“对于‘总体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日常生活史——的追求。……把目光转向各种社会史主题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些主题的研究中，国家的概念用途不大。……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许更不容易衡量，但是它们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内容，这要归功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同样也归功于诺伯特·埃利亚斯和米歇尔·福柯的影响。……早在大众消费市场——更不必说全球传播媒介了——形成前，那些惯常认为地方气息很浓的私人生活史，都有着重要的世界史维度。”[33]日常生活史对于总体史、全球史有如此的重要性，历史人类学以日常生活史为出发点，不会偏离历史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日常生活史也是近来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重视的，“许多研究描绘了日常生活的构成和变迁，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到与动物的关系，从食物习俗到娱乐、节庆和宴饮方式”[34]。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由于近世历史资料丰富、历史遗存众多、便于田野调查，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表现出明清时期较热的特点。明清时期则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历史人类学，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然而有意识地进一步强调日常生活对于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性，或者说历史人类学研究应以日常生活史为出发点，似乎仍有必要。
注释：
①郑振满：《从民俗研究历史——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原刊《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收入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附录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9-279页。
②请参考郑振满以下论文：《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闽台道教与民间诸神崇拜》（与丁荷生合作），《民族学研究集刊》，第73期，1992年；《吴真人信仰的历史考察》，《吴真人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其中后面的四篇论文，收入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卷三“民间信仰与仪式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73-253页。
③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白谦慎：《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胡晓真、王鸿泰主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19～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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