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研究篇1
在农业革命以前，人口一直是很少的，人类活动的范围也只占地球表面的极小部分；同时，从总体上讲，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力很小，还只能依赖自然环境，以采集和猎取天然动植物为生。此时，虽然已经出现了环境问题，但并不突出，地球生态系统还有足够的能力自行恢复平衡。农业革命以后，人口急剧增加，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随之增大。随着耕种作业的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环境的力量与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环境问题。由于大面积砍伐森林、开垦草原，加上刀耕火种等落后生产方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大片肥沃的土地逐渐变成了不毛之地。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地中海、中美洲玛雅文明等古文明之所以失去昔日的辉煌或消失在历史的遗迹中，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破坏了生态结构和生态平衡。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里以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为例。历史事实表明，长江流域水患越到近期越为频繁，其根本原因不在天灾，而在于流域生态安全体系的人为破坏。其中区域开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雨量丰沛，上游地区多崇山峻岭，自古以来是我国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隋唐以前，这里森林广布，生态环境绝佳，这在左思的《蜀都赋》中多有描述。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长江流域的一些江河是“左右深植，筠柏交阴”、“连山插汉，秀木千云”。正由于此时期有着优良的生态环境，所以唐代以前长江流域灾害很少。但是，唐代以降，长江流域的开发明显加快。在唐代对山地的开发方式中，有些方式对山林生态破坏较大，如畬田的开垦即如此。畬田是一种刀耕火种的山地林区耕作方式，以烧山为主，唐人诗句“南风吹烈火，焰焰烧楚泽”、“犬声扑扑寒溪烟，人家烧竹种山田”，描述了畬田作业的部分情况。因畬田不改变山地坡度，雨水冲刷力仍强；天然植被焚除后，地面或裸露，或稀疏种植旱地作物，无法保持水土，故其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很大。唐宋之际，尤其到了南宋，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致使长江流域人口急剧增加，熟地渐感不足，人们纷纷在丘陵山区开垦荒地。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骖鸾录》中叙述1173年他从苏州经湖南赴桂林途中所见到的景象：“湘江……皆土山，略无峰峦秀丽之意，但荒凉相属耳。”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畬田耕作方式所造成的，所谓“沅湘间多山”，“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期间”，“盖史谓刀耕火种也”(许观：《东斋记事·刀耕火种》)。环境的容纳量是有限的。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从而使该地区的人地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政府不遗余力地募集流民无休止地毁林垦荒和围湖造田，由此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如荆襄一带湖泊广延千余里，每逢涨水，“必籍余地容纳”，但由于当地百姓“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四周筑堤以成垸”，结果洪水期至，隄塍城郭被冲毁殆尽，数万人被淹死(《清高宗实录》卷1312)。浙江一带的湖泊也因“民间占垦甚多”，“殊妨水利”(《清史稿·潘思榘传》)。总之，人地矛盾已十分尖锐。
综上可见，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和沙漠化、土地日趋贫瘠、自然灾害频发这一系列人们今天为之头痛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都已凸显出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变迁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在史学研究中加强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生态环境史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因此对它的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参与。环境史研究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和利用人口学、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气候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和知识，才能本质地、立体地反映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规律。
生态环境研究篇2
(一)口译研究概述
自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巴黎和会)，口译作为一种职业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而随着频繁的国际交流，口译译员的需求量也在逐步增加，口译的研究和培训也不断发展。西方的口译研究至今已近60年，主要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1950～1960年的“初级研究阶段”;(2)1960～1970年的“实验心理学研究阶段”;(3)1970～1980年的“从业人员研究阶段”;(4)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蓬勃发展阶段”(肖晓燕，2002:720)。口译研究的重点从理论研究———口译的内容、特点、认知过程逐步转移至实证研究，如口译的模式及范式等。可以说，国外口译研究进入了更具科学性和跨学科性的研究阶段，更注重进行跨学科的实证研究。相对而言，我国的口译研究发展较迟，仍处于有待大幅提升的阶段。张威(2009)认为，中国的口译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思考口译及口译教学(1970～1990);(2)描述口译过程(1990至今)。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我国的口译研究开始从静态研究转入动态研究，并且，随着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我国关于口译的研究逐步向实证研究迈进。
(二)口译研究的生态翻译学理据
纵观国际社会对口译的研究，毋庸置疑，学者们不断借助认知学、语用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进行口译研究的考察和分析，同时他们也在不断探寻新的视角。在此环境下，我国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在此之后，我国出现了一些相关口译及口译模式的研究成果如《口译过程中的译员“适应生存”》，《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依托项目的mti口译学习模式研究》等。生态翻译学将口译研究带入了更为宽广的学术研究视角，为口译研究开启了新的探索。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看，翻译活动(包括口译)和自然界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互动和递进，从“翻译”到“自然界”存在着一条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关联序链”。此系统的重点是:翻译(口译)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积淀，而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翻译(口译)和自然生态间存在着一种很有意义的内在联系，即翻译(口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从生态翻译学中“关联序链””的理论视角来看，口译的研究和评析，显然会更为全面，更为系统。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口译生态环境
翻译和生态(自然界)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意味着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生态链”和“生态系统”。与笔译研究相比较，口译的生态环境对译者的要求更大，换言之，口译译员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译员对口译环境的把握以及在口译环境中的作用是口译效果与口译质量的关键。究竟口译处在何种“生态环境”中?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生态环境”又是怎样影响口译?
(一)口译的生态环境定义
“翻译生态环境”一词最早出现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当中。根据胡庚申教授(2006)翻译的生态环境不仅仅是“语境”或“文化语境”，它的概念要比翻译的“语境”更为广泛和全面，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具体而言，它是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源语语篇、译语和翻译群落的集合体，是译员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而国内学者方梦之(2011)则把生态环境定义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广义的，即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而外界环境则包括与翻译相关的大环境，小环境，或是内在环境，外在环境。作为翻译的分支，依据生态翻译学，口译是一种译员与选择不断交替循环的过程。因此，口译的特殊性决定口译有着独特的生态环境。口译的生态环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口译的内在环境和口译外部环境。
(二)口译的生态环境
1．口译内在的精神环境
口译内在的精神环境是指由口译主体之间和主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总和。口译整个过程中，发起人、发言人、译者、听众、组织方等都有不同的职责，他们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互相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和谐共生，平衡发展的内在环境。实现口译目的，口译行为中各主体之间需要相互协商、相互影响，并为实现口译行为而共同维系着这个生态平衡。可以说，口译生态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都是实现口译行为，实现口译目的不可或缺的口译生态要素。例如，我国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时，现场的口译就有着独特的口译内在精神环境。要确保口译内在环境的和谐平衡发展，译员本身对口译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其一，此外，内在环境中其他主体(如我国主席、他国总统、媒体记者、在场其他政客等)的相互配合和影响，也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
2．口译外部的物质环境
而口译的外部的物质环境则泛指口译活动所触及的自然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语言文化环境。(1)自然经济环境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口译事业也不断蓬勃发展，同时它也受到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例如，“小康”，是目前我国经常使用的词。过去出现过许多不同版本的翻译，比如，comparativelywelloff，或moderatelywell－off。而根据当下我们对“小康”一词的理解，它是指在中国特定环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的生活状态或水平。如此高频率出现的“小康”，在十六大后被定译为“well－off”，前面不加任何副词。据《牛津》词典，well－off的意思是inagoodposition，especiallyfinacially，也就是说，经济状况良好，手里有闲钱的意思，而不表达具体确切的经济水平。这与我们对小康的解读是匹配的。由此，“小康社会”就被译为awell－offsociety，“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为tobuildawell－offsocietyinanall－roundway。可以说，经济环境会制约一些词语的含义，或者说，译文要适应当时口译的经济环境。(2)政治环境我们经常会说，口译主要是为“政商”服务。那么，译员为了适应特定的政治环境，就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意识和敏感度。例如，一直是我们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在谈及“使用和平统一的方式来解决”时，译员对“和平统一”的翻译就应该为peacefulreunifi-cation，而peacefulsettlement或peacefuldialogue就不适合特定的政治环境，前者将用武力解决的焦点扩大，后者则显得稍显解决方式不够积极。再如，“宣传”一词是个非常热门的词汇，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各级党团组织都设有宣传部，那么这些“宣传”究竟该怎样翻译?过去人们常常使用propaganda一词，但因为该词所含的贬义，近年来译员已经设法避免使用。我们从新华网上发现，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将“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为了the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officeoftheCpCCentralCommittee。而在《新时代汉英大辞典》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译成了thepublicityDpepartment，CpC。这些词汇的使用都体现了解放思想的成果。所以，对外宣传口译为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或publicity是较为合适的。(3)语言文化环境翻译涉及文化，口译同样如此。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则依赖语言传播。在口译的环境中，译员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需要帮助不同文化的交际双方克服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例如，中文的谈话和交流中，多使用成语，俗语或古语，有时候直接翻译往往会让外国朋友不知所云。我们在酒桌上经常听到“这个酒好，不上头”的话，如果直接译成“thisliquorwillnotgotoyourhead”，恐怕会造成外宾的困惑，而转译为“thisliquorwillnotbeharmfultoyourhealth”或“Youwillnotgetdrunkeasily”可能会更好。再者，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中会出现一些特殊词汇，如果直译会造成误解。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走出去”经历了goingout到goingglobal的过程，意味着更加融入全球化，因此它的改变反映出译者对“走出去”表达上的创新和完善。总而言之，译者需要非常了解口译环境中的源语文化因素，同时适应于译语文化环境。总之，口译的生态环境由其内在的精神环境和外部的物资环境，而译员最佳适应与选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实施优化选择使影响其生存，生效和发展的口译生态环境保持和谐，统一。口译的成与败，口译质量的优与劣完全取决于口译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三、结语
生态环境研究篇3
关键词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研究
中图分类号x1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0)23-0254-02
1国外研究动态
早期的研究是关于河道枯水流量(low-flow)的研究[1-2],这个时期主要是为了满足河流的航运功能对枯水流量进行研究。随后,由于河流污染问题的出现,开始对最小可接受流量(minimumacceptableflows,mafls)进行研究[3],其最小可接受流量除了满足航运功能外,还要满足排水纳污功能。随着河流受人为因素影响和控制的加强,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生态可接受流量范围(ecologyacceptableflowregime,eafr)的研究逐渐展开[4],其主要是为了恢复河流生态系统功能,为满足不同的环境要求而进行生态可接受流量范围的研究。
目前,国际上对河流的生态环境需水量使用较为广泛、通用的概念是枯水流量。近10年来,为了促进水文水资源研究,国际之间加强了合作,其中包括对河道枯水流量的研究[5],如frend(flowreg-imesfromexperimentalandnetdata)行动计划,第一个行动计划由水文组织(instituteofhydrology(uk))倡导,并为1985—1988年的国际水文计划方案ⅲ(unesointernationalhydrologicalprogramme-ⅲ)做了部分工作[6]。这个组织包括13个欧洲国家,主要是应用国家水流量(水文)数据库及不同的研究方法,预测河流的洪、枯水流量,分析和研究了欧洲西北部1350条河流的的枯水流量状况[7]。研究集中在应用水力学参数研究枯水流量与流域河床组成特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不同频率不同时段年均流量(mean)与最小流量(annualminima)和枯水流量(low-flow)之间的联系等,第1个欧洲frend行动计划采用了西欧国家网络提供的精确的日流量和相应的流域资料数据库。随后,frend行动计划开始向横向(包括东欧国家)和纵向(扩大到大尺度问题、方法问题、枯水流量和洪水流量条件下流域土地利用的变化,水质等问题的研究)的研究方向发展[8-9],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
目前,frend组织很快扩展到欧洲及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和国家,如西非、中非、北非、地中海地区及中亚地区,印度及南亚地区等,最近正在进行的frend行动计划将其研究成果概括在frend报告中[10],最新成果有:北欧地区枯水流量和干旱研究;南非区域水资源和干旱评估方法研究;西非、中非地区雨量减少对枯水流量长期影响研究;枯水流量时间系列与断流分析;地域性生态水文学理论和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论述等。总之,国际上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使得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手段应用到更多的具有水文数据库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流域枯水流量的研究方面,显得更为突出。
国外河流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研究内容概括为:河道流量与鱼类生息环境关系的研究;河道流量、水生生物与do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水生生物指示物与流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水库调度考虑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水量的优化分配的研究;生态环境用水与经济用水关系研究等[11-13]。
国外较为通用的研究方法可分为3类[14]:一是传统的流量计算法(标准流量法);二是基于水力学基础的水力学法;三是基于生物学基础的栖息地法。
(1)标准流量法。一是7q10法[15]。采用90%保证率最枯连续7d的平均水量作为设计值。二是tennant法[16]。是美国目前使用确定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的一种方法,河道流量推荐值以预先确定的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数为基础。该法通常在优先度不高的河段研究中作为河道流量推荐值使用,或作为其他方法的一种检验。
(2)水力学法。一是r2cross法[17]。在计算河道流量推荐值时,由河道几何形态决定的水深、河宽、流速等因素必须加以考虑。有4项指标:湿周率、河流宽度、平均水深以及平均流速,具有2个标准,即枯水月、丰水月。r2cross法以曼宁公式为基础,由于必须对河流的断面进行实地调查,才能确定有关的参数,因此这种方法比标准设定法难以应用。二是湿周法[18]。该法的依据是基于以下假定:即保护好临界区域的水生生物栖息地的湿周,也将对非临界区域的栖息地提供足够的保护。利用湿周(指水面以下河床横断面的线性长度)作为栖息地的质量指标来估算河道内流量值,通过在临界的栖息地区域(通常大部分是浅滩)现场搜集河道的几何尺寸、流量和数据,并以临界的栖息地类型作为河流的其余部分的栖息地指标。河道的形状影响分析结果。该法需要确定湿周与流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从多个河道断面的几何尺寸—流量关系实测数据推求,或从单一河道断面一组几何尺寸—流量数据中计算得出。推荐值依据湿周—流量关系曲线中的变化点的位置来确定。
(3)栖息地法。一是ifim(增加法)[19]。ifim(instreamflowincrementalmethology)法是应用比较广泛的计算环境需水量的方法[20],ifim根据现场数据如水深、河流基质类型等,采用phabsim(physicalhabitatsimulation)模型模拟流速变化和栖息地类型的关系,通过水力学数据和生物学信息的结合,适合于一定流量的主要的水生生物及栖息地。orth等[21]认为由于ifim法所需要的定量化的生物资料的缺乏,使这种方法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king等[22]指出,传统的ifim法将其重点放在一些河流生物物种的保护,而没有考虑诸如河流规划以及包括河流两岸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由此计算出的推荐流量范围值并不符合整个河流的管理要求。二是casimir法[23]。casimir(computeraidedsimulationmodelforinstreamflowrequirementsindivertedstream)法是基于现场数据—流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采用fst[24]建立水力模型、流量变化、被选定的生物类型之间的关系,估算主要水生生物的数量、规模,并可模拟水电站的经济损失。
2国内研究动态
在我国,系统研究生态需水量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对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等没有统一的定义,对其计算方法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完善,基本停留在定性分析和宏观定量分析阶段。其研究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探讨河流最小流量问题。主要集中在河流最小流量确定方法的研究。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的《环境用水初步探讨》是其典型代表。二是20世纪80年代,针对水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防治水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指出:在水资源规划时,要保证改善水质所需的环境用水。主要集中在宏观战略方面的研究,对如何实施、如何管理处于探索阶段。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黄河断流、水污染严重等问题,水利部提出在水资源配置中应考虑生态环境用水。如在全国水功能区划中考虑了生态与环境用水问题。刘昌明[25]提出了我国21世纪水资源供需的“生态水利”问题。与此同时,与生态、环境需水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展开。
主要的研究成果为:一是对非汛期最小流量、水土保持、冲沙水量等的河流系统的生态环境需水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赵业安、钱意颖总结了黄河三门峡水库运行对下游河道的影响规律,同时开展黄河上游大型水电工程对下游冲积河流影响的研究,采用实测资料分析的方法研究大型水库对径流泥沙的影响,对每年水库蓄水与中游高含沙洪水遭遇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水库调蓄与下游河道冲淤的相关关系[26-27]。二是对恢复湿地、城市河湖用水及地下水回补等生态和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研究[28]。三是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需水量及河道环境的讨论与宏观定量研究[29-30]。四是刘昌明根据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用水量的关系,提出了“四大平衡”的原理[25],即水分能量平衡、水盐平衡、水沙平衡与水量平衡(含水资源平衡),从而丰富了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内涵。五是钱正英等[31]从保护和恢复内陆河下游的天然植被及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和水保范围之外的林草植被建设、维持河流水沙平衡及湿地水域等生态环境的基础流量、回补黄淮海平原及其他地方的超采地下水等方面,分析并估算了全国的生态用水。
截至目前,国内生态环境需水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陆地和河流2个方面,而陆地生态需水主要指“保护和恢复内陆河流下游的天然植被及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及水保范围之外的林草植被建设[31]所需水量。其研究方法主要针对西北干旱地区进行,综合分析这些研究,不论是天然系统还是人工系统,不论是林地还是草地,计算方法大多为“面积定额法”或“植株定额法”[32],计算方法为传统的水平衡计算理论,因此计算方法比较成熟,一般不存在争议。从大的方面看,河流生态环境需水量主要包括3个方面:河道基本生态、环境需水、输沙需水量和入海量。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第1个研究方面,如:为达到水环境保护目标,满足河流纳污功能的环境功能设定法;为满足河流基本生态功能,保证不断流的河流基本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法、最枯月平均流量法及假设法;为满足河流水量蒸发和渗漏要求的水量补充法等。输沙需水量的计算方法虽然较多,但主要是针对黄河,且大多是从水力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不便于操作和应用。实现水沙平衡需用的水量究竟如何计算,至今尚未见到令人满意的计算方法或计算结果。入海水量的计算方法基本上是宏观估算,没有定量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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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研究篇4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农药使用国，在不到世界1/10的耕地上，投入的化肥施用量约占世界的30%。化肥和农药过量施用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中国水环境污染的“元凶”。例如，太湖水体富营养化的总氮和总磷贡献率中农业面源污染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9%、30%[1]；在进入滇池的总氮和总磷负荷中，农业面源污染物分别占53%、42%[2]。由于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使得用于点源污染控制的末端治理技术，对面源污染治理不适用。目前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制订和执行限定性的农业生产技术标准，对农业面源污染实施源头控制。国外在面源污染控制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提供借鉴。安全农产品生产是中国政府从源头治理农业污染的政策举措，旨在引导和鼓励农户执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采用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减少氮素、磷素等营养物以及农药等污染物的排放。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取决于执行主体的行为，是主体行为的客观结果。同样，安全农产品生产的环境保护效应如何，需要考察农户在安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行为。农户的环境意识支配着他们的环境行为，影响着农业生态环境状况[3]。因而，要从根源上探讨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关键在于了解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环境意识状况。环境意识可以分为生活环境意识和生态环境意识。对日常生活中的人与环境间关系的认识，称之为生活环境意识；对生产过程中的人与环境间关系的认识，则是生态环境意识。生态环境意识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行为密切相关，对其有解释和预测作用，因此本文只对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生态环境意识进行调查和分析。江苏省是发展安全农产品生产的典型省份，其安全农产品种植面积占比达62.7%，远高于全国46%的平均水平。因此，本文选择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通过对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实地调查，了解安全农产品生产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现状，对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进行测评，分析安全农产品户的个体社会经济统计特征对生态环境意识的影响，以为制定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政策提供思想和心理依据。
2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2.1问卷设计
环境意识是人类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主观反映。洪大用和李强将生态环境意识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1）对一般环境知识的认识；（2）对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认识；（3）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这三个层次构成了环境意识金字塔，其底层是对“一般环境知识”的认识，顶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本文以洪大用和李强对环境意识的理论界定为基础，结合安全农产品生产的实际情况，设计了本文的“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生态环境意识”调查问卷。
2.2调研过程
安全农产品是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的统称，从安全农产品的构成来看，无公害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占到安全农产品产地面积的76.1%，因此本文以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户为样本来研究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农业生态环境意识。为了控制不同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成本投入差异、不同无公害农产品经济回报差异等因素对农户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影响，同时又要保证在苏南、苏中、苏北都能够取得足够的样本，所以本次调查选择了无公害韭菜种植基地的农户进行入户调研。本次调研从2010年8月上旬开始到2010年10月中旬结束。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试调研阶段，在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友联村无公害韭菜生产基地进行试调研，继而修改、完善调查问卷；第二阶段为正式调研阶段，共调查了苏南、苏中、苏北3地，12个无公害韭菜种植基地，321户无公害韭菜种植户。
2.3样本描述
在321个调查样本中，从性别看，男性179人占55.8%，女性142人占44.2%；从年龄看，无公害韭菜种植者以老年人为主，其中55岁以上的为142人占44.2%，而45岁以下的年轻人只占全部样本的26.2%；从文化程度看，文化程度较低，57.6%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水平，而高中级以上水平的仅占全部样本的9.3%。
3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测评
3.1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生态环境意识现状
3.1.1一般环境知识层面的环境意识现状由表1可见，安全农产品生产户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般环境的认知水平不高。对三个问项而言，平均回答正确的只有84个人，占总样本的26.1%，相反，回答错误的人数多于回答正确的人数，达125人，占总样本的39%。在这三个问项中，农户能够的农业生产固体废弃物的环境负效应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回答正确率达52.7%，共有169人回答正确，回答错误率较低，仅有66人回答错误，占总样本的20.7%。
3.1.2环境保护措施法规层面的生态环境意识现状根据表2的数据，不难发现，安全农产品生产户对环境保护措施与法规的认知水平相对较高。就四个问项的整体回答情况而言，平均正确率为37.23%，平均错误率为18.98%，其回答正确率高于错误率。在四个问项中，除了“我国已经出台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法规吗？”这个问项的答对率偏低，仅有9.4%外，其他问项的答对率均在42%以上，都远远高于其答错率。
3.1.3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生态环境意识现状表3的数据显示，安全农产品生产户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认知水平相当低。所有测量项目的答对率都远不及答错率。四个问项的平均答对率不足10%，只有9.18%。也就是说，在321个被访者中，仅有29个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答错率高达40.28%，共有129人答错。在四个问项中，“我们人类应当统治所有动物、植物和资源吗？”这一问项的答错率尤其高，共有181人答错，占总样本的56.4%。结合表1、表2和表3，发现在环境意识的三个层面的测量项目上，答对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对环保措施法规层面的认知能力>一般环境知识的认识水平>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情况；答错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一般环境知识的认识水平>对环保措施法规层面的认知能力。
3.2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生态环境意识评价
3.2.1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生态环境意识整体水平评价安全农产品生产户对上述生态环境意识量表中各个测量问题的回答结果有三种情形：“错误”，“正确”和“不清楚”。为了对环境意识水平进行定量测量，分别给这三种情形赋值为“0分”、“50分”和“100分”，然后计算各测量项目的平均值。具体得分情况见表5。借鉴已有的环境意识水平的评定标准，确定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的评价等级，若得分为85～100分，75～84.99分，65～74.99分，55～64.99分和55分以下，则分别给予“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的评价等级。从表4可以看出，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整体生态环境意识水平较低，得分均值为45.17，没有达到及格标准，距及格水平55分还有10分的差距；不同层次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环保措施法规层面的生态环境意识得分最高，为57.09分，而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生态环境意识得分最低，仅有34.46分，两者之间分值差达23分，认知差距表明，安全农产品生产户通过“干中学”的方式，在具体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提升了环保措施层面的生态意识水平，然而，对于抽象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则较为浅表，具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3.2.2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生态环境意识水平的年龄差异分析由表5可知，不同年龄受访者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被访者的年龄越大，他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得分越低。45岁以下群体的环境意识水平得分为48.95分，而55岁以上劳动者的环境意识水平得分只有42.4分。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较大的农民，在思想观念方面比较落后，对新生事物不敏感，在环境知识、信息获取能力和获取机会方面较年轻人更为逊色，因而其环境意识水平更低。
3.2.3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生态环境意识水平的教育差异分析如表6所示，教育水平是影响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生态环境意识的积极因素。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其环境生态环境意识水平也越高。例如，在环保措施认知层面，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受访者的得分达62.08分，而只接受了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受访者的生态环境意识得分仅为54.80分。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高的农民所接触的环境问题相关的信息更丰富，接触渠道更广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水平也更高，所以能够更好地掌握环境知识，表现出更高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
3.2.4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生态环境意识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表7的结果表明，苏中、苏南和苏北三地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有明显差异，苏南、苏北地区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生态环境意识明显高于苏中地区。可能的解释是，与苏中地区相比，苏南地区的经济更发达，安全农产品生产户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更高，因而苏南地区安全农产品生产户会具有更高的环境意识水平；与苏中地区相比，苏北地区对第一产业的依存度更高，其农业生产的集约度更高，单位耕地面积的化学投入要素更多，由此带来更为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所以苏北地区的安全农产品生产户具有更高的环境意识水平。
4结论与启示
生态环境研究篇5
[关键词]品牌；环境；研究构架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8)06-0030-03
[作者简介]蒋小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品牌学。(江西南昌330077)
一、品牌生态环境的概念
1.品牌生态环境的定义(内涵)
虽然，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品牌生态环境定义为：品牌生存的时空内，一切对品牌的生长、发育、行为和分布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要素与各种条件的总和。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定义未免太过于宽泛、流于空洞、意义不大。还有没有更加精准的、更加实际的、更加让读者一目了然的“品牌生态环境”的定义?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上一句类似于“我们把光照、温度、土壤、大气、水分、食物和其他相关生物等生物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环境要素称为生态因子”的话。进一步，我们要问，对于品牌来说，光照是什么?温度是什么?土壤是什么?大气是什么?水分是什么?食物是什么?相关生物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而细致地进行考量。我们不能仅仅套用一般性的“环境”定义，那样做，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2.品牌生态环境的种类(外延)
(1)品牌生态环境的命名。对于品牌生态环境因子，采用相关学科的已有名称进行命名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品牌来源于现实，而现实中的许多事物的称谓是一个约定成俗的问题，不是一下子改得过来的，改成别的也没有实际意义，没有这个必要。在命名问题上，重要的问题是，在对纷繁复杂的具体因子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属性、功能、来源、成分等进行划分、归纳和整理为一个体系，命名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所以，我们说，品牌生态环境命名的问题，本质上是分类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归纳整理的问题。
(2)品牌生态环境的类型。在没有科学的品牌生态环境分类学研究之前，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从品牌产品生产的角度，把品牌生态环境分为品牌内生态环境和品牌外生态环境两大类。品牌内生态环境是指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的环境，而品牌外生态环境是指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以外的环境。
关于品牌内生态环境。王东民(2004)认为，单从企业内部视角来看，发展品牌至少有36个关键因素：市场定位、品牌辐延、驰名商标、工业设计、专利发明、新品开发、技术进步、信息网络、市场调查、公关策略、广告创作、Ci策略、新闻宣传、企业外脑、价格策略、销售观念、营销改革、战略联盟以及国际市场，等等。这实际上是指品牌生态的内环境。对于内环境的研究，正如以上所说，首先是将上面这36个关键因素分类。
关于品牌外生态环境。同品牌内生态环境研究一样，至今还没有品牌生态学研究者对此有系统研究。从品牌环境的角度，多数品牌研究者(而不是品牌生态学研究者)将品牌环境描述为：资源环境、产业环境、技术环境、人口环境、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祖月、郝松林2006)。
实际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对于品牌的成长特别有影响的外部环境是市场格局，特别是市场中竞争品牌的影响。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个因素类比为“生物环境”中的“种间关系”环境。当然，我们也可学习现代生态学的构架，将“生物环境”放在“种群”和“群落”中去讨论。所以，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品牌生态环境是指品牌的“非生物因子”环境。
现在的问题是，在品牌环境生态学中，我们如何将其梳理成为一个有序的环境体系，并且，根据这个体系，如何简洁明了地进行分类和命名。
二、品牌生态环境的组织与结构
1.品牌生态环境的组成成分。在本文中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式的探索，我们比照生态学中对于非生物因子生态环境构成的分类，把品牌的“非生物因子”生态环境分为品牌气候因子、品牌土壤因子、品牌地形因子。并且，与相应的品牌环境因子对应起来。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有无此“套用”的必要性。
(1)品牌气候因子。在生态学中，气候因子也称地理因子，包括光照、温度、水分、空气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相应地将市场(需求)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文化环境与光照、温度、水分、空气产生以下的对应关系：光照――市场(需求)环境、温度――经济环境、水分――政策法律环境、空气――文化环境。
(2)品牌土壤因子。土壤泛指自然生态环境中以土壤为主体的固体成分，其中土壤是植物生长的最重要基质，也是众多微生物和小动物的栖息场所。土壤因子对生物产生影响的方面包括土壤矿物质、土壤有机质、土壤结构性状三个方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资源环境、人口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与土壤矿物质、土壤有机质、土壤结构性状作如下的对应关系：土壤矿物质――资源环境、土壤有机质――人口环境、土壤结构性状――基础设施环境。
(3)品牌地形因子。在生态学中，地形因子主要是指地面的起伏、坡度、坡向(向阳和向阴)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起伏、坡度、坡向与产业环境、技术环境、媒体通路环境做如下相应的对应：起伏――产业环境、坡度――技术环境、坡向――媒体通路。
笔者认为，怎样的对应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起码有一个能引起讨论的品牌生态环境(严格意义上说是品牌“外环境”中的“非品牌种群”环境，类似于生态学中的“自然环境”中的“非生物因子”环境)的结构。
2.品牌生态环境因子的关联。类似于大自然的光照(热能)给地球送来了温暖，使地球表面土壤、水体变热，引起空气和水的流动，生态环境因子通过相互作用而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生态环境的整体，通过生态系统的能量循环和物质循环将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生态因子进行关联。在品牌生态学中，我们十分有必要研究各品牌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互动的复杂关系。
三、品牌生态环境的运动与变化
1.品牌生态环境的自然变化
正如在生态环境中，光照是引起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自变量”。我们认为，市场需求――市场中人的需求是品牌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所以，我们也很有必要研究在品牌生态环境中，自变量是什么?因变量是什么?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研究势必对我们调查和预测环境变化有重要的作用。
2.品牌生态环境对品牌的作用规律
(1)限制性规律(李比希最小因子定律)。生态学研究告诉我们，生物在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往往需要不同的生态因子或生态因子的不同强度。例如，低温对冬小麦的春化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其后的生长阶段则是有害的。那些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数量和分布起限制作用的关键性因子叫限制因子。这一规律是1840年农业化学家J.Liebig在研究营养元素与植物生长的关系时发现的，后人称之为Liebig最小因子定律(Liebig＇slawofminimum)：植物生长并非经常受到大量需要的自然界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如水和Co2的限制，而是受到一些需要量小的微量元素如硼的影响。
那么，这个定律是否也提示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品牌运作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找到对于你的品牌来说的“最小因子”，并且，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找到这个对于品牌成长限制最大的环境因子?实际上，有许多研究者对此早已有密切的关注，如黄知常和邓阳(2007)。
(2)非等价规律。对生物起作用的诸多因子是非等价的，其中有1-2个是起主要作用的主导因子。主导因子的改变常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发生明显变化或使生物的生长发育发生明显变化，如光周期现象中的日照时间和植物春化阶段的低温因子就是主导因子。在品牌生态学中，各品牌生态环境因子的作用是否也是等价的?如果不是等价的，那么，我们是否要研究其主导因子是什么?另外，主导因子与限制因子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研究方法进行主导因子研究呢?这一方面的研究是鲜见的。
(3)替代性规律。生态因子虽非等价，但都不可缺少，一个因子的缺失不能由另一个因子来代替，这就是生态因子的构成不可替代性。但某一因子的数量不足，有时可以由其他因子来补偿，例如光照不足所引起的光合作用的下降可由Co2浓度的增加得到补偿，这就是生态因子的数量可替代性。受此规律的启发，我们在品牌生态学中，是否要研究各种因子间的替代性呢?笔者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有许多条件多数时候是难以满足的，有许多时间是需要寻找替代性因子的。
四、品牌生态环境的功能与作用
正如生物有机体在不断地同其周围生态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一样，品牌与其环境也是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品牌生态环境对品牌的直接影响
(1)品牌气候因子。前面我们已经假设，市场(需求)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文化环境是品牌气候因子。毫无疑问，这些因子，对于品牌的成长是有直接影响的。
任何品牌的运营与发展都脱离不开政治法律体制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政治经济体制为微观品牌的运营与发展提供了体制基础，它们就如同品牌经营的地理气候因素，它们的改变同样会对品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政治经济环境作为重要的品牌运营外部环境发挥作用。一国政局的稳定与动荡、宏观经济的景气循环、金融体制的现状与变动趋势、法制环境的健全程度、国家对经济的干涉程度等等无不对品牌资产运营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我国彩电行业虽然具有市场竞争激烈的特点，但并没有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全行业陷入价格战的泥潭不能自拔。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国有彩电企业背后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地方政府目标(税收、GDp)与企业目标(利润、发展)往往不一致，导致彩电行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全行业盈利能力低下，对彩电品牌的技术积累及品牌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经环境通过对企业产权制度发生影响，进而对品牌运营环境产生作用。郎咸平2004年挑起的对海尔、tCL、科龙改制的质疑，掀起了一场国有资产改革大辩论，这场辩论的阶段性结果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必将对相关的国内品牌运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国内的著名品牌如海尔、娃哈哈、海信、长虹等都遇到了产权制度改革这道坎，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这些著名品牌的未来演进和走向。
(2)品牌地形因子。我们假设的品牌地形因子是产业环境、技术环境、媒体通路。显然，这些对于品牌来说，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媒体通路。中国有句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说在好的环境中，一个人会跟着学好，而在一个坏的环境中，这个人则可能变坏。所以，孟母择邻而居有三迁之举，就是希望孟子在优良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品牌形象的传播需要传播的方法和路径，也就是品牌传播的通路。品牌传播就像“买房子，选邻居”，在哪种媒体、哪个时段、哪个地方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必须要有严格的分析和思考，这样才能使品牌走对地方，传播也才有效。
技术环境也是品牌经营所面临的最具变革性的环境因素之一。一方面，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品牌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任何品牌的发展都不能仅仅将信息技术当作简单的工具，而是必须在战略上与根本商业模式上对这一环境的变化做出反映；另一方面，产业内技术环境的突变同样对品牌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
(3)品牌土壤因子。资源环境、人口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三项是我们假设的品牌土壤因子。这三个因子对于品牌的影响应该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显然，人口环境是从三个方面的变化对品牌经营产生影响：一是人口统计因素的变化；二是人们的观念与理念、风俗文化的变化；三是消费时尚与潮流的变化。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矿藏储量、民族风俗要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企业要根据资源打造品牌，谋求发展。特别是在集团性品牌组合中，需要我们研究各个品牌资源的不同配置，需要对不同品牌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深入的研究。
2.品牌对品牌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变化
(1)趋同策略。趋同适应是指不同种类的生物，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环境条件下，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在形态、生理、发育以及适应方式和途径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的现象。蝙蝠与鸟类，鲸与鱼类等是动物趋同适应的典型例子。蝙蝠和鲸同属哺乳动物，但是，蝙蝠的前肢不同于一般的兽类，而形同于鸟类的翅膀，适应行活动；鲸由于长期生活在水生态环境中，体形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也发育成类似鱼类的胸鳍。
类似的在品牌竞争中，为了适应环境，我们是否需要采取趋同策略呢?这和差异化策略是否是矛盾的呢?矛盾在哪里?不矛盾又是因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是否可以从品牌的本地化来理解品牌对环境的生态适应――趋同策略。
(2)趋异策略。趋异适应是指亲缘关系相近的同种生物，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适应方式和途径等。趋异适应的结果是使同一类群的生物产生多样化，以占据和适应不同的空间，减少竞争，充分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如，根据引起生态型分化的主导因素，可把生态型划分为气候生态型、土壤生态型和品牌生态型等。
参考文献：
[1]蒋小钰.品牌种群生态学研究构架初探[J].企业经济，2008，(3).
[2]王东民.品牌生命的复杂性和复杂的品牌生理生态学[J].商业研究，2004，(6).
生态环境研究篇6
【关键词】生态环境质量；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
0引言
黄山市是一座美丽的旅游城市，属于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一般温和多雨，四季分明，环境适宜。近年来，环境破坏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逐渐加大，也取得突出成绩。叶亚平等[1]对中国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省域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由环境质量背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适宜度需求组成，并分别提出相应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孙东琪等[2]利用层次分析法对中国及其31个省市区、三大经济带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了其生态环境的变化态势。目前大多数都是针对我国以及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研究，而针对于地方市级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研究甚少。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黄山市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有效地构建了黄山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环境治理与改善给出合理建议。
1理论基础
假设n个评价对象有n个p维向量，构成n×p阶的数据矩阵X：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3]可以得到的新变量为n1，n2，…，nm（m≤p），该线性组合表示为：
2黄山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2.1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分别选取自然环境指标：人均可用水资源量（X1）、人均耕地面积（X2）、C02排放强度（X3）、So2排放强度（X4）、生活污水处理率（X5）、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X6）、工业废物利用率（X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X8）、居住绿化的覆盖率（X9）。同时，选取黄山市2006年到2016年指标数据进行研究，同时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2实证分析
2.2.1适应性检验
对于多层次、多指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进行主成分分析，首先进行适应性检验，如：巴特莱特球形检验、Kmo检验[4]。结果如下表1所示：
由表1可知，Kmo值为0.873，说明该指标数据可以做主成分分析。Bartlett球形测试结果伴随着概率为0.000，小于0.05，因此拒绝Bartlett球形测试，这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主成分分析。
2.2.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
初步判定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结果见表2：
（3）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λi、方差贡献率、累计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
由表3可知，主成分n1、n2、n3的累计贡献率为88.5%，说明这三个主成分足够反映生态环境系统体系绝大部分信息。因此利用n1、n2、n3对黄山市自然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4）计算所选择的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写出主成分表达式。
（5）计算生态环境指数。
计算生态环境指数过程中，赋予每一个主成分不同的权值，则令指数计算模型为：i=w1×n1+w2×n2+w3×n3，运用熵权法对各主成分赋权，w1，w2，w3分别为n1、n2、n3的权重。结果如表4。
表4计算得到的生态环境指数存在正、负的情况。这仅代表生态环境某一年生态环境质量所处的相对位置既某一年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与近几年来的平均水平的位置关系，以平均水平作为零点，零点以上越远，则相对应的生态环境质量越好；零点以下越远，则相应的生态环境质量越差。
3结论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从多个指标建立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由以上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黄山市的生态环境从2006年到2015年总体评价正处于良性发展趋势，处于生态市建设的发展阶段，各个指数值保持缓慢增长，这说明黄山市生态环境质量已经处于较好的水平发展状况良好。
【参考文献】
[1]叶亚平，刘鲁君.中国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2000（3）：33-36.
[2]孙东琪等.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态势及空间分异分析[J].地理学报，2012（12）：1599-1610.
生态环境研究篇7
>>地方政府要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职能研究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自治权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应坚持以地方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角色定位：陵县案例地方政府在跨区域生态治理中的创新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力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地方政府生态治理之路径探讨跨区域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地方政府实施环境治理的主要对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及其治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政府行为治理研究地方政府介入集群治理模式研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公共治理变革研究ppp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研究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治理问题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及治理研究提升地方政府管理竞争力研究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CHenerhou，DonGJun，wanGYu，etal.XiJinpingspokeaboutecologicalcivilizationover60times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eB/oL].（2015-03-10）[2016-09-08].http：//.cn/2015lianghui/2015-03/10/content_35006072_5.htm.]
[3]张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政绩观转变[J].中州学刊，2014（7）：25.[ZHanGJi.transforma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modeandtransformationofpoliticalachievements[J].academicjournalofZhongzhou，2014（7）：25.]
[4]张海柱.中国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注意力及其变化――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5）的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5（11）：2.[ZHanGHaizhu.ananalysisofgovernment’sattentiontowardmarineaffairsanditschangesinChinabasedonthegovernmentworkreportsoftheStateCouncil（1954-2015）[J].pacificJournal，2015（11）：2.]
生态环境研究篇8
关键词：西安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1）07-0006-02
1西安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简要评述
1.1关于西安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简评
国内学者对西安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规范研究。杨松茂在《西安建设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探析》一文中提出要着力构建绿色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体系，构建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绿色第三产业体系，构筑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城市生态保障体系四个核心系统。二是实证研究。胡颜霞在《西安生态城市的格局、评价及发展对策》一文中通过模糊数学与层次分析法分析得出西安正处于弱生态化阶段的结论，提出加强区域协调、建设遗址保护绿地、发展环保产业为基础的绿色经济、进行科学的环保规划等发展建议。这些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角度单一，在发展思路的探索方面不够全面；二是所用数据陈旧，大都是几年前的数据，已经不能说明西安市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本文着重现状分析，通过对大量最新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阐明了西安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综合运用了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对发展思路进行了有益探索。
1.2西安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1.2.1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生态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类型，具有开放性、依赖性、脆弱性、复合性等特点，极易受到人为的和自然环境条件变动的干扰。伴随着西安市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数量渐多的人口和日益增加的活动能力。西安市在生态环境保护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生态环境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1.2.2生态环境保护是开发西安市旅游资源的基础。旅游资源是古城西安的一项重要资源优势。而从旅游资源的性质来看，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不仅是旅游资源具有开发潜力的必备条件，而且是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2西安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2.1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协调
西安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推进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进程，总体上全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近年来，西安市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对生态环境保护还存在着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中大面积的天然植被和农业用地被占用，造成全市范围内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另一方面，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有效监管，一些生产建设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致使生态景观破坏较为严重。
2.2土地利用供需矛盾突出、结构不合理、污染浪费严重
近年来西安森林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全市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950年的0.173公顷减少到2010年的0.04公顷。[2]现在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顷，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已达临界线。但是各项建设事业还要大力发展，耕地的占用和人口增长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如果不对耕地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人地矛盾将会更加尖锐。
西安市工业生产的三废排放量很大，直接影响着郊区土地的质量，城乡结合部许多农民弃农经商、弃农务工导致近郊优质良田荒芜现象严重，乡镇企业用地缺乏统一规划也导致浪费严重。
2.3空气环境质量亟待改善
西安市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2010年度全市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为0.126毫克/标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26.00%，日均值浓度范围为(0.010-0.905)毫克/标立方米，最大超标倍数5.03。①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2010年日均值均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2010年度全市二氧化硫年日均值为0.043毫克/标立方米，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28.33%；2010年度全市二氧化氮年日均值为0.045毫克/标立方米，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43.75%。
2.4水环境质量总体状况良好，尚需综合治理
2010年西安市11条河流中，3条河流水质好转，其余8条河流水质污染状况均有不同程度地加重，其中河和沣河水质污染加重较为明显，其余6条河流的综合污染指数较上年同期依次上升，河流整体水质污染有所加重；主要污染物为氨氮、石油类、挥发酚、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属有机型污染。
4个饮用水源地所有监测项目全部达标。河流源头的19个监测断面中，有13个断面达到其功能区水质划分类别。与上年同期相比，除高冠峪和沣峪断面水质污染有所减轻外，其余17个断面的水质污染状况均有不同程度地加重。
2.5嗓声污染整体上趋于稳定，夜间噪声超标严重
2010年功能区噪声与2009年相比，噪声污染整体基本持平，与国标相比，昼间噪声除混合区达标外，其余均超标；夜间噪声全都超标，夜间噪声污染管理和治理工作已成为噪声污染防治的重点和难点。
2010度全市区域环境噪声网格布点200个，实测200个，平均等效声级为55.2分贝，高于2009年的0.1分贝，按照城市区域环境质量等级划分属于轻度污染，变化趋势为污染程度稳定。
3西安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3.1对城市政府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中扮演角色的科学定位
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的主要管理者，在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应抓好城市环境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市民提供优美的生活环境，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具体来讲，西安市政府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中扮演了以下两种角色：
3.1.1是西安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决策者。城市政府在城市建设中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关系到投资环境、生产生活环境改善、污水与垃圾处理等需要坚持不懈、长远见效的环境工程与生态建设工程要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视。早日实现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3.1.2是城市发展的经营者②。西安市政府要提高城市建设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对于土地资源要综合运用，善于经营，争取实现经济效益的快速增长和环境效益的长期改善。不能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短期政绩而损害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在西安城市建设中，必须统筹规划各功能区之间的相互联系，统筹郊区和中心区的环境保护工程之间的密切联系。西安市政府还要促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与古都风貌的完美结合。在改造旧城区建设中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新开发的住宅小区和商业楼宇也不要全盘模仿古式建筑，要体现现代生活气息。要建设环境优美、古今兼容、生态良好的现代都市，创造最佳的人居条件，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
3.2通过制度创新使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最大限度地内部化
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西安在城市建设中不仅要注意经济活动本身的效率问题，而且要注意由经济活动外部性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总的思路是通过制度创新使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最大限度地内部化。政府可以根据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征收环境税，按开发、利用、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环境费，同时对有利于环境改善的行为给予补贴。[3]这样可以使经济活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同社会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趋于一致，从而使政府通过市场干预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但应该注意的是，政府直接管理也可能出现市场效率损失、政策实施的时滞效应和寻租活动盛行等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干预的失效。因此，面对经济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片面地强调市场机制或政府直接干预都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发挥各种制度安排间的互补性以形成一个能使外部性最大限度内部化的制度结构，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正确途径。
3.3加强科技创新，提高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能力
西安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只有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才能抵御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才能逐步改善和提高西安的市容市貌。西安的科技创新需从三方面着手：（1）是发挥专家智囊团的重要作用。可以将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著名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共同组成西安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委员会。通过专家决策咨询可以有效地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和短期效应。（2）是建立综合的生态环境技术研发部门。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只有综合考虑各因素的作用效果才能形成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技术研发部门就有必要针对某一环境问题或环保项目进行综合技术攻关。也可以鼓励大中型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3）是加强国内外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可以通过环保科研项目的合作开发学习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通过举办生态环境发展论坛融汇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借鉴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少走弯路。在引进成套的技术和生产时要注意与西安的生态环境现状相结合，注重技术引进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3.4发挥社区的重要作用，充分调动广大市民的积极性
社区是广大市民参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活动的一个重要载体，社区在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设绿色社区、做绿色公民，进行社区绿色培训、绿色宣传等，都能够使广大市民通过社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机制行使自己的保护环境的权利和责任。绿色社区通过引导居民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如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等把环保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区文化，从而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社区环保工作中，应创新各种行之有效的活动方式，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保证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同时，要保障广大市民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舆论监督权，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和舆论工具的监督作用。重大建设项目特别是有可能损害生态环境的项目，应采取听证会等形式，让市民了解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确实具有可行性的项目才能进行建设。
注释：
①以下文中数据如不做出特别说明，均来自《西安市环境质量与环境监测2010年年报》。
②所谓经营城市，是指城市政府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城市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人文资源等进行优化整合和市场化营运，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
参考文献：
[1]西安市环境保护局.2010度环境质量监测分析.
[2]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查询与辅助决策系统.
[3]郭培章主编.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m].2004.
[4]邓洪.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研究[D].2002.
[5]季松.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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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季松.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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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邬俏钧.深圳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D].2003.
[10]王祥荣著.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m].2000.
[11]杜秋根主编.辽宁省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战略研究[m].2004.
[12]西安市环境质量与环境监测2010年年报.
[13]西安市政府网站.
生态环境研究篇9
1.三部分各自的功能定位
环境是整个环境艺术设计活动中的一个限定、范围。环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部分是现今形态下已经遭受到或深或轻层次的破坏的环境；另一部分是那些迄今为止还没有为人们的行为所涉及的，还完完全全保持原貌的环境。当然，环境艺术设计活动主体并不能对环境进行自主的选择，所以要做好面临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心理准备。艺术性是环境艺术设计活动的目标，在新时代下，艺术性应该是具有生态理念的艺术性，值得注意的是，艺术性一直是环境设计人员的目标，但是真正达到这一目标的设计人员并不是十分丰富，所以设计人员在这一征程中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设计活动是环境达到艺术性这一目标的重要桥梁，设计活动是一种整体规划，是对环境这一主体的规划，其直接与根本目标是艺术性。
2.三者之间的联系
环境是整个环境艺术设计活动中的一个限定、范围，艺术性是环境艺术设计活动的目标，设计活动是环境达到艺术性这一目标的重要桥梁，这三者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是整个环境艺术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核心环节。
二、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在得到高水平的生活水准的同时环境也渐渐的承受其恶果，环境的质量变得越来越差，特别是一些工厂及其附近地区。在此背景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现今的发展模式中也应该将生态环境这一目标加入其中。生态环境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直接与环境所接触的，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人们高质量生活的必需品；其次，生态环境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宝之一，经济发展是大部分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家与社会获得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和后盾。最后，生态环境是个人和国家获得长远性发展的前提，个人和国家都是环境中的社会人与‘环境内国家’，人们和国家紧紧依附环境而存在。
三、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1.环境艺术设计人员对生态理念的掌握与应用度不够
环境艺术设计人员是生态理念是否能够得到实践的关键与主导，也是生态理念能否得到长远性发展的前提与保障，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在设计人员这一方面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为设计人员对生态理念的掌握度不够合适，要么太过于重视生态理念的融入而忽视其本身的一些特性，要么就在设计过程中由于以前的一些惯性思维而对生态理念的融入有些忽视。
2.重视度不够
虽然现今的环境实际上已经受到了深重的破坏，但是一些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中生活的人并没有机会亲眼见证到这些真实情况，导致一些环境建设人员和一部分都市人员在生活中轻视了生态理念的重要性，此外，生态理念建设不应该仅仅是环境艺术设计人员的职责，更应该是每一个生活在环境中的普通人的义务，但是不管在宣传上还是在实际的行动中对生态理念的重视度都是不够的。
3.生态理念自身发展不足
生态理念是新时代下的一个产物，它的发展时间还不是很长，它自身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此外，俗话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尽管有些事物表面上看起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但是有心人总能从其中找出一些弊端。生态理念也不例外，况且加上本身发展的时间就不长，所以其本身还有一些自带性问题。
四、对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的一些建议
1.加强对设计人员的培训力度和对广大群众的生态理念意识的宣传
一个人的行为与行动很大部分是由他的思想意识决定的，这一点用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人员身上是很合适的，若一个设计人员真正是生态理念在他的思维意识中扎根发芽了，那么设计出来的作品一定是离不开生态理念的，但是若一个设计人员只是将生态理念作为一个可供参考的存在，那么设计出来的作品就具有不确定性了。针对这种现状，政府或者是相关企业首先要加强设计人员的思想意识建设，使设计人员将生态理念贯彻落实具体的环境艺术性规划中。此外，还需要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态理念，我国的人口众多在很多时候也是一个优势，只要每个人为生态环境建设出一份力，大部分人树立生态理念意识，那么生态环境建设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2.加强深入研究与创新
针对不完善生态理念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的完善，而完善生态理念是离不开创新的，创新是现今时代与潮流下事物发展的关键命脉与根本动力，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也不例外，研究人员应该积极培养并强化这方面的思维意识，并要将这种思想意识随时应用到研究的实践中。此外，还有加大对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的研究力度，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的深度研究是该理念获得革命性的进步发展的前提与关键。最理想的效果是将创新与研究二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达到进一步提升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的深度、广度与高度的效果。
五、结语
生态环境研究篇10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南京市地处长江中下游东部苏、皖两省的交界处，江苏省西南部，地理位置在31°14''''～32°37''''n，118°22''''～119°14''''e，是江苏省省会，长江三角洲的副主城市，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南京市下辖11区2县，全市总面积6582.13km2，2008年末，全市户籍人口为624.46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3814.62亿元。南京市农村地区是指南京市域范围内、城区以外的农村地区，2008年农村户籍总人口为315.86万，占全市总人口的50.58%;农村地区土地面积5811.56km2，占全市总面积的88.29%;农村地区生产总值对全市的贡献率为33.67%。
1.2研究方法
1.2.1评价单元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单元主要有点状的栅格评价单元和基于面状的矢量评价单元二类。面状评价单元包括行政单元、小流域和景观单元等类型。具体评价单元的确定，主要根据工作所需达到的目标来确定。为了便于获取评价统计数据以及农村环境管理，该研究以行政单元区为评价单元，选择2007年南京民政局最新行政区划方案，并结合城镇用地占镇域面积比例，确定研究范围涉及39个乡镇和10个涉农街道。
1.2.2分区方法
以农民人居环境改善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为根本目的，以乡镇(街道)为评价单元，基于两大类、三级农村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在GiS空间分析功能支撑下，对农村地区进行生态环境分区，并确定重点环境整治地区。技术路线为，首先，对单要素表征因子进行分级，并分析其空间差异;然后，对单要素表征指标进行标准化统计处理后，根据熵权法对各指标赋以相应的权重，并通过专家评分法对权重进行修正，加权求和，计算环境压力和状态综合值;最后，对每个乡镇(街道)单元采用矩阵聚类方法，结合评价单元的实际进行修正，把各乡镇(街道)分为综合环境优良区、较好区、一般区3级。
1.2.3指标选取
生态环境分区的实质是以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研究区域生态环境的差异［6，7］。市域尺度的生态环境分区，因区域空间差异较小，应选择对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最为胁迫、最便于度量、最具代表性的指标。该研究结合南京市农村环保实际，选取污染源分布与强度(含工业集中区面积、耕地面积)、城镇发展水平(含人口密度、建设用地比例、路网密度)作为压力指标，选取农村河道水质(水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大气环境质量(含So2浓度、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土壤污染综合指数作为状态指标。压力指标评价农村环境系统受到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状态指标评价农村现状环境系统质量状况。
2结果与分析
2.1南京市农村生态环境评价
污染源分布与强度由工业开发区面积、耕地面积(反映农田面源污染)分指标组成。鉴于南京市乡镇工业发展产业趋同度较高，工业集中区面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评价单元工业污染的强度，南京市农村地区工业开发区面积相对较大的地区为永阳镇、汤山街道、禄口街道、古柏镇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镇街;南京市受农田面源污染约束性最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六合区北部以及高淳、溧水县的绝大部分地区。城镇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引起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LUCC)，将对局地气候、流域水文过程及环境污染带来影响［8］。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表明，2007年，南京市农村地区人口密度为543.5人/km2，其中六合区农村人口密度最大，溧水县农村人口密度最小;建设用地比例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区域城镇化水平，位于江宁区的秣陵街道和江宁街道以及六合区的横梁镇建设用地比例较高;路网密度是指城市中所有的道路总长度与城市总面积之比，城市近郊区以及高速公路穿越的乡镇(街道)路网密度较高，位于江宁区的多数镇街以及104国道穿越的浦口区永宁镇和宁连高速穿越的六合区少数乡镇(街道)路网密度较高。图2南京农村生态环境分区方案农村生态环境的状态分析表明，南京农村区域地表水水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离主城区越近，水质污染越严重;重化工业较为聚集的六合区农村地区So2浓度较高，而溧水县农村地区和路网密度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江宁区农村地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较高;南京市农村地区土壤污染超标点位置主要在周岗、雄州、八卦洲、傅家边、长芦、东屏及玉带等地。南京市局部地区土壤已被检出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特别是矿区、工业区周边、高速公路两侧等地区污染检出频率较高，部分区域土壤已不适合农作物种植［9，10］。
2.2南京市农村生态环境分区
综合上述单项因子的分析，考虑各因子正负关系，在加权求和的基础上计算环境压力和状态综合数值，选择采用Q型样本(乡镇、街道单元)聚类并结合矩阵聚类方法，把各镇、街道分为综合环境优良区、较好区、一般区三级(图2)。
2.2.1农村环境优良区
这些地区主要特征:污染源及强度小，来自城镇发展的环境压力弱，同时现状环境质量良好。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浦口区西南部和六合区的西北部，秦淮河上游的溧水县以及高淳县的固城湖附近地区。上述地区主要采取保护与防御兼备的环境战略:首先是在划定生态功能保护区基础上，严格按照保护区条例和管制措施维护生态环境质量和原生自然地理条件，根据不同生态功能空间类型，因地制宜实施分类保护措施;其次预防来自周边地区带来的环境压力，在地理交接地段设置与建设生态缓冲带，通过合理规划建设用地与交通网络既能满足周边地区发展的需要，又能实现这些地区环境保护的要求。
2.2.2农村环境较好区
这些地区主要特征:各项指标均较好，但相对环境优良区而言相对较差，即污染源及强度较小，来自城镇发展的环境压力较弱，现状环境质量较好。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在环境优良区的，包括六合区的东北部、浦口区的西南部、溧水县和高淳县的大部分地区，但某些乡镇在部分指标上有所差异:六合区的新簧镇、横梁镇、东沟镇、龙袍镇及靖安街道以及溧水县的晶桥镇、高淳县的漆桥镇和古柏镇环境质量相对较差，其他指标较好;而其他地区在污染源和环境压力上又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些地区主要采取保护与整治为主的环境战略:对这些地区的生态空间实施严格保护，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体系;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实施分类整治措施，对污染压力较大地区进行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城镇发展布局，对环境质量较差地区加强环境整治投入，提高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2.2.3农村环境一般区
这些地区主要特征:各项指标相对上述两类地区较为一般。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在各县区的行政中心所在镇或街道，大体为城市地区的外延地段，但在某些指标上有所差异:六合区的程桥镇、马鞍镇、新集镇及江宁区的谷里街道、湖熟镇等地区的污染源与强度相对较弱，但来自城镇发展和交通的环境压力大，现状环境质量也差;其他地区污染源强度较高、城镇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较大且现状环境质量差。这些地区主要采取整治与生态建设为主的环境战略:对这些地区污染源分布较多的地区实施优化改造措施;现状污染较重的地区采取整治措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环境质量;加强绿地系统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对重要的生态空间实施保护和管制措施，限制大规模城镇与产业的发展，大力提倡生态产业建设。
2.2.4重点整治和保护地区
(1)重点整治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环境较差区中各项指标得分最低的乡镇、街道，主要分布在主城(图3)。对重点环境整治区分布特征及主要环境问题，明确环境整治的主要方向与途径:对于主城周边农村地区，包括汤山、龙潭、秣陵等街道，处于都市发展区范围，是城市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城镇发展和交通压力大，工业污染源强度大，因此，需要对主城扩展及城镇布局进行生态引导以及对乡村发展实施生态调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途径与措施;对于县城地区，包括淳溪镇、雄州镇及江浦街道，城镇发展压力和工业污染强度大，是城镇化重点优化地区，因此，需要促进产业生态转型，合理调控城镇发展规模、方向和布局，在实现城市功能扩散的同时维护周边生态敏感空间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将自然引入城市，构建环境优美乡镇;对于其他乡镇街道，包括盘城、江宁等街道工业污染强度大，城镇发展压力也大，同时处于生态敏感地带，因此，需要从生态基础设施网架搭建的需要来重新衡量城镇布局，合并、集中过于分散的小村落，可以视其所处区域生态敏感性高低，确定由弱而强的生态引导模式，同时依据乡村的分区特征，确定各自的发展道路，重点解决农村饮用水源及抗旱灌溉用水的保障问题，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2)重点环境保护区。主要集中在老山地区和六合北部，以及秦淮河上游江宁段和石臼湖－固城湖流域地区。该类区域为主要水系源头和分水岭，有保护完好的核心区，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组分比例高，是区域性自然生境和乡土物种保留地，对生态系统的稳定起到控制性和生态源的作用，具备区域生态流通的源功能。这些地区的主要整治措施:限制开山采石，积极开展采矿破坏地的生态修复，严格保护和积极营造山区水源涵养林，积极保护和改良丘陵、草地资源，防止水土流失，加强饮用水源地的保护;有效保护沿江各个区域供水水源地;控制高密度房地产开发及乡镇工业园区建设，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保持原生态状况，着力提升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保护基本农田为主线，大力发展都市型生态农业及生态观光旅游产业。
3结论与讨论
(1)以乡镇(街道)为评价单元，选取压力和状态两大类、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和矩阵聚类分析方法，将南京市农村地区分为环境质量优良区、环境质量较好区和环境质量一般区。分区结果显示，农村环境质量优劣与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程度有一定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