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1
拜登访华让美债问题越加凸显。专家指出，美债问题其实是个双面问题，如果美国经济能够转危为安，中国经济就会从中受益。但美国经济如果要靠中国增持债务来支付其发展成本的话，就会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面对危机：分担共同责任，采取共同行动
六天访华，美国副总统拜登最迫切希望传达的信息是：对美国经济前景要有信心。
拜登访华重要收获之一，就是中国领导人同样表达了对美国经济在应对挑战过程中取得更好发展的信心。全球两大经济体释放出同样的信号，无疑是对未来远景的重要共识。
近来，世界金融市场震荡，与美国经济当前表现差强人意密切相关。要真正打消市场忧虑，将信心化为现实，行胜于言。
对全球头号经济体而言，真正做到逐步缩赤字、减债务、调结构、促实体经济发展，才能让各方对美元资产的安全性放心，从而对美国经济提振信心、增强信心。尤为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看到，美国政府和相关方面有采取行动解决复杂问题的决心、能力和政治意愿。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推进中美经贸合作。30年岁月流转，美国提供资金和技术，中国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的传统合作模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要在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推进这一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的经贸关系，在于美方能否在中方高度关切的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公平环境等问题上拿出切实行动，在于双方企业能否敏锐把握能源、环保、基础设施、生物医药、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等领域展现的巨大合作机会。
从更高层面讲，信心源于战略互信，源于客观、理性地看待和了解对方，源于对对方发展方式和路径的正确战略判断，源于对对方核心利益的尊重。不猜忌、不怀疑，才能避免战略误判。
拜登副总统访华，适逢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从相互隔绝到利益交融，中美关系当今的发展远非当年所能想象。身为美国资深政治家，拜登本人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新世纪到来、中国开始实施“十二五”规划等重要历史节点访问中国。通过访问，对中国未来发展和中美关系一定会形成新的看法和认识。期望通过访问，拜登行前表达的“将两国关系确定在可以持续几十年的稳定轨道上”决心能进一步增强。
专家们呼吁，中美经贸合作应在以下两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对华高技术转让能否实现突破，让中国可以用美元资产去购买美国高技术产品；二是中国对美投资能否顺利实现，美国是否真心诚意地在法律和政治方面为中方在美投资打开大门，给予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以公平待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说：“如果这两方面能够突破，将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很好的契机。”
作为两个在全球有影响的大国，中美都深知大国之间相处之道从来都是复杂的、多面的，也注定不会是一路坦途。但面临相似挑战，要求中美双方都来分担共同责任、采取共同行动，推动两国成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中美交往，有了信任，有付诸实践的行动，才会让信心得到更实在的支撑。
冷思美国：化解危机的“四种途径”
美国如何化解债务风险，显然有自己熟稔的思路与手段。综合各种手段看，美国向全球转嫁危机、让全球为美债埋单的选择，将是化解美债危机最阴险的“一招”。
路径1：痛改前非，真正削赤。美国要想真正负责任地解决美债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执政思路。当年克林顿政府是二战后唯一连续4年财政开支未欠债的总统。克林顿任期内多次否决了共和党的减税计划，把财政结余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和削减国债。
从目前看，奥巴马政府也面临财政赤字过大、债务不可持续的局面。但对奥巴马来说，切实执行减赤计划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美国政府的开支中，军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三者占据“大头”。在美国强化军事霸权的背景之下，军事实力是美国人的“命根子”，指望美国减少军费开支几乎不可能；养老和医疗开支则是的执政基石，大幅削减任何一项都会令奥巴马连任之路堪忧。
路径2：再提上限，偿还旧债。在无论是增收还是减支都困难重重的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任凭“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从长远看，天量债务能否最终实现偿还，其实已没有多少人关心，核心是美国还能够“举借新债还旧账”，继续维持财政运转。
很显然，美国8月初第79次提高债务上限，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在紧迫或适当的时机，美国还会重演如此“闹剧”。这已经不仅仅是美国两党的“政治秀”表演，也是美国不得不用的手段。由此，美债债权人可能都不得不继续被迫借钱给美国。
路径3：推出Qe3，稀释债务。在背负沉重债务的情况下，流动性是解决债务困境的最好方法。比调债务上限作用更大的，无疑就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坚持零利率政策，不断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借助流动性稀释着自己的巨额债务，必将对新兴经济体再次带来热钱涌入与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再次冲击全球脆弱的金融市场与经济复苏。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指出，面对美债高企的局面，除了推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外，美国政府似乎别无选择。而一旦推出Qe3，必然导致美元大幅度流出美国，全球其他货币被迫升值。对全球货币市场而言，Qe3都是新一轮“绞杀”。
路径4：美元贬值，全球通胀。对美国来说，只要保证国内“温和通胀”，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并无大碍，结果是美国能赢得债务经济带来的一切好处，却较少为此承担代价，这才是美国金融霸权的真正含义。很显然，采用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隐性违约”，早就是美国减债减赤的惯用手法。而对全球投资者来说，最终和最大的风险也正在于此。
“美国说在美投资和美元债务是安全的，这是必要的。但光这么说还远远不够。”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何伟文评价。
他认为美国更需拿出切实行动来保证安全。“归根结底，美国要把自身债务结构和经济搞好，采取增加税收、减少开支、缩小预算赤字，使经济获得持久发展动力等措施，才能提供根本的保证。”
专家同时表示，相较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国债在偿债能力、变现成本上仍具有优势。在美债危机的背景下，中方可在增加对美投资同时，加大对美高技术产品的购买以降低风险。此外还应提升经营管理能力，避免美元资产购买力的下降。
专家认为，中美两个大国领导人宣告出的信心，来自对两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积极期待。中方也相信美国可以走出逆境，完成自身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表达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是在帮助全球，也是在帮助自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说，“只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起信心，这个世界才有希望。”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2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论点是：(1)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2)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福利。但是，真实的经济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无摩擦平面，纯经济学模型显然忽视了国家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因素。以多种形态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未消失。即便是在wto诞生后，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赢的局面也没有出现，相反，国际贸易摩擦却频繁发生。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重塑国际收支平衡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长久稳定的基础，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现实政经问题。2009年后，各国政府对贸易保护的谴责不断加强；对我国汇率机制导致的“贸易保护”形式更成为了争论的核心。事实上，各国在反对贸易保护的同时，却又采取着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国家间在贸易政策上的合作似乎无法形成。
为此，笔者将通过多阶段博弈决策的分析，解释贸易保护政策将成为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我国在汇率方面最有可能采取的选择。
一、文献述评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产生于国家内生的政治过程。早至20世纪初，schattschneider(1930)便强调了产业利益集团在1930年美国关税法案的修订及引发贸易战的“smoot-haw-ley”法案的诞生中所产生的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经济分析逐步发展完善。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产业利益集团能通过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影响与压力，贸易政策实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结果。grossman和helpman(1995)提出了正式的贸易战模型以研究大国间的贸易争端。该模型通过非合作的关税博弈过程，模拟了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环境如何导致了政府间的贸易争端。但是，基于美国政治体制得出的模型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以利益集团和选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显然不符合我国政策制定的过程。我国学者盛斌针对我国的政经体制，将贸易政策视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以不同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修正了grossman对我国贸易保护研究的结论，建立基于我国民主集中制度的实证模型，奠定了研究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础。综上，现今学术界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是政府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双重博弈的结果。
笔者认为以静态效用最大化模型求解出的博弈均衡不能很好地刻画政府真实的决策过程，原因如：(1)国际与国内层面均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获得先验的有效数据；(2)决策者“有限理性”的选择与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模型产生矛盾；(3)“隐性”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影响难以度量且影响巨大；(4)未考虑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相机选择”的非理性决策。笔者希望通过对贸易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的探讨，以真实地还原贸易保护政策制定的过程，并解释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国际贸易保护发展趋势。
二、决策模型
(一)界定博弈主体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各国对贸易保护的探讨也日渐增多，且矛盾集中于欧美对中国贸易保护的谴责与制裁。g20匹兹堡峰会以宣言的形式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意在给出口大国施压促其贸易调整。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l起特保调查，频度与数量均为历史高值。中国欧盟商会报告称，到2010年下半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针对中国的倾销案将明显增多。
中国、美国、欧盟作为贸易摩擦的核心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紧密的贸易往来关系，且中国对欧美都处于净出口的贸易地位；(2)排除邻国间的地域性贸易关系，三方之间的贸易总量最大；(3)2008年gdp排名，欧、美、中分列第一、二、四位；(4)美元、欧元为世界的结算货币；而人民币估值问题则是此次贸易摩擦的争论核心。
综上，本文选取中国、美国、欧盟作为研究对象；并首先以中美两国作为博弈主体进行分析，继而加入欧盟讨论更为复杂的决策过程。
(二)中美作为决策主体的博弈过程
1.中美对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
美方认为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为：(1)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巨大成本优势；(2)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的大量显性或隐形补贴：包括各种收入税的减免、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低利率贷款、企业债务的减免等，违背了wto原则；(3)核心原因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美方指出人民币币值低估范围介于15％-40％，虽然中国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2.1％，但人民币仍远远低于其应有价值。美方指出美中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关系到美方长期的经济政治安全问题。
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的角逐推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升温，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在格林斯潘时期施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了国际贸易失衡的局面。
虽然中美双方就贸易摩擦的产生解释不同，但所采用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1)“出口策略”：国内低利率贷款，对特定行业补贴，出口退税等贸易保护政策；(2)“进口策略”：反倾销、反补贴与特保等特定调查，对特定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3)“第三方诉求”：向wto提出诉求，希望对出现贸易保护的经济体做出干预；(4)“人民币汇率政策”：我国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此次贸易保护所讨论的核心。以上四点中的前三项为中美双方均可采用并已经采用，可归结为“常规对策”；对于只有中方能够主动施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可归为“非常规对策”，我们对此分别进行博弈分析。
2.“常规对策”下的贸易博弈
以单次博弈模型来解释两国之间形成贸易保护的研究很多，黄晓凤(2006)指出在两国之间不存在激励相容机制的情况下，两国博弈的纳什均衡必然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结果完全一致。中美双方最终选择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政策。
中美双方长期的贸易往来显然不是单次的博弈过程。有研究指出，中美双方都意识到长期合作可以克服谋取短期利益的动机，故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双方在博弈开始都会树立合作的形象。当博弈无限重复进行时，两国中的一国(以中国为例)，可以采取“激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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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机制对博弈进行干预。博弈的结果是，只要中美双方有足够的耐性，{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将是无限次囚徒困境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为帕累托最优解。wto作为这样一种“激励相容”机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美双方向“自由贸易”的选择偏移。
但是，即便中美双方存在长期往来的贸易关系，但是其却不满足“激励相容”机制所要求的长期合作条件。(1)由于双方政府有限任期的限制，且不同内阁所施行的政策有显著差别，政策的一致性与有效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长期的贸易合作被割裂为独立的贸易阶段。此时，我们难以判断合作的始端，继而将无限次的博弈转变成为有限次的博弈，“激励相容”机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2)wto作为凌驾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监管机构，受以下两方面的限制，其所建立的“激励相容”机制的可靠性有限。首先，wto的《保障措施协定》允许其成员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在现实的囤际贸易运行中，某些贸易保护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和可操作性。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漫长，步骤繁多，这既增加了报复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报复行为的主动性，从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也就难以限制主权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
此外，我们还需看到，外在条件的变化将显著改变博弈双方的选择，从而使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失效。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中美政府倾向于遵守“激励相容”机制，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背景下，更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政策，走向“囚徒困境”。eichengreen，irwin(2009)近期研究表明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便证明了外在条件的改变也将改变博弈的结果。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为恶劣的背景下，当中美双方均只采用“常规对策”进行博弈时，结果倾向双边贸易保护的“囚徒困境”。
3.“非常规政策”下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币值低估是美欧认为中国所施行的最明显且最具影响力的贸易保护政策。krugman(2009)指出以严重低估的价值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欧洲央行也在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报告中针对人民币估值问题进行了讨论。
人民币如何升值的问题又分为两种观点：(1)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升值；(2)对人民币进行缓慢的爬行升值。2005年在国际经济运行良好的大背景下，我国尝试使人民币进入了缓慢升值的通道。但效果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减缓出口的速度，反而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快了“热钱”的流入，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涌人造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泡沫”。
汇率机制在我国仍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变量，可以视为政府博弈选择中的重要一环。笔者选择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5％作为讨论对象，探讨这样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博弈过程。
(1)中国政府的政策预期
短期之内，人民币升值政策将给我国东南沿海以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大量中小企业带来严重打击。升值意味着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很多企业边际利润率已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该政策无疑将导致占我国经济总量6成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同时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次，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自2002年开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有明显增长趋势。2007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5％，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当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同比下降30％的时候，政府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所指定的年均gdp7.5％的增长目标，不得不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弥补在国际外需萎缩背景下的出口减少量，以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再次，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有超过70％为美元资产，人民币的升值将使美元对人民币、美元对国际大宗商品贬值预期增加，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大量缩水，造成损失。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升值政策在短期内也有其有利的方面。我国政府在国际层面所受的舆论压力将大大减弱；中国的消费者因人民币的升值而变得更加富有；国内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企业也将受惠于人民币升值的政策。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政策无疑是重塑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一环。但该政策是否能够建构新的国家间政经合作模型，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中国汇率调整作为新的国际合作的契机是“不可置信”的政策基础。pettis(2009)指出，由于中国、欧洲和美国对全球危机根源的理解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框架，各国首脑面临着不同国内政治困境，全面协调的解决方案无法实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有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给我国中小企业造成的打击，是为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从长期来看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开端。feldstein(2009)认为，中国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把需求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并防止通胀。人民币升值既能够缓解中国国内的失衡情况，也有助于减轻全球失衡。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实施该政策，将在长期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信用风险。中国在国际层面“就范合作”的政治姿态，将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再次出现危机时埋下中国政府“妥协”的伏笔。如果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中国将承担着再次调整汇率的压力。正如我们在2005年选择了人民币爬行升值后盯住美元的策略，现在同样受到来自西方的谴责。如果中国政府在受到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便会施行人民币升值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策略的预期一旦形成，那么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大大削弱；在国内层面，政府也会形成以牺牲本国利益来为他国政府决策的失误买单的形象。
综上，本文通过三个维度来刻画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我国政府的预期。政府的预期包括但不仅限于表中所列的情况。
(2)我国政府的目标函数及政策选择
我国的政治体制可以概括为“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其决定了政府在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特点——政府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和集体目标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并使其服从于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整等国民经济管理的传统思想。
实证研究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
综上，我国以保持经济增长率的政策日标，以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些都限定了政府不可能采取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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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解决政策。决策者在可预见的短期诸多确定风险因素与长期不确定的好处的选择中，显然倾向于保持稳定、保守的汇率政策，以满足政府的既定政治经济目标。同时，政府也甘愿在国际层面承受舆论压力，而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支持。
(三)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主体的博弈过程
以上的分析基本适用于中美欧三方中任意两方的贸易决策博弈过程。当我们将三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时，情况则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只分析在此框架下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影响。
当欧盟加人中美博弈的过程后，将从两个方面改变我国政府制定汇率政策的决策函数：(1)美元兑欧元的贬值预期。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增加本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了对欧元贬值的外汇政策以增大对欧洲地区的出口，缓解本国的高失业率、低出口的困境。这种可预见的美元对欧元的贬值等同于人民币对欧元同时贬值，我国对欧洲的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享受来自美元贬值的正外部性。这也解释了作为中美汇率机制的最大受害者的欧盟，同时谴责中美双方在国际贸易保护中“共谋”的现象。(2)部分转嫁国际舆论压力。我国并非主动采取行动对欧元贬值。且当美元反弹，人民币也会走上对欧元的升值通道。在国际政经合作谈判中，政府有可能将关键决策者的角色转移给美国，把矛盾转嫁给欧美双方，从而减少自身的舆论压力。
综上，当我们将博弈参与主体涵盖中美欧三方或更多时，我国更倾向于采用既有的盯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
四、结 论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3
营改增是指原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只对产品、服务或者劳务等增值部分纳税，避免了重复纳税的环节、简化流程、提高税务部门执行效能、是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营改增政策实施目的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负税，加快技术改革的步伐、尤其是科技型企业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培育新技术、新动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营改增”背景下给软件企业带来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从正面影响角度而言，随着“营改增”政策的全面落实，有效改善了以往重复纳税的问题，增加企业利润，促进企业发展。软件企业的客户群体如果大部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的服务发票所含增值税金可以抵扣，就可进一步节省企业的税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在以往的税务机制的作用下，大多数软件企业受到税制相关标准的影响，需要全额纳税，因为以往没有抵扣环节，使得软件企业税负较高，运营成本随之提升，并会出现重复纳税现象出现，给软件企业今后发展带来制约。然而，随着“营改增”政策落实，能够有效防止上述问题的产生，软件企业可以在享有抵扣优惠的同时，还能实现自身效益的提升，在给客户提供服务过程中，可以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所节约的资金，可以用来投入到技术研发、加强客户服务、提升员工薪资福利等方面，从而给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软件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负面影响
1、经济影响
在“营改增”政策作用下，软件企业需要具备充足的客户，给其今后发展提供支撑。软件企业在和客户合作的过程中，在合同方面没有包含“营改增”有关内容。从理论角度来说，“营改增”可以减少双方运营成本投放，然而假设软件企业在开展某项技术服务交易时，软件企业故意将交易价格进行提升，将会使得客户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现象将会造成双方盲目性，进而给双方今后合作以及发展带来不利影响。2、抵扣影响受到“营改增”政策的影响，软件企业进项税额抵扣的范围稍窄。软件企业支出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约占收入50%-70%左右，只能全额计入成本。软件企业发展主要依靠于新产品以及新技术的研发和营销，但是在进行新产品以及新技术研发过程中，需要具备充足的专业人才来支持。因此，从整体角度来说，软件企业需要投放大量的成本用于人才培育、引进。但是在这些成本中，将不能获取抵扣优惠。软件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这部分成本无法享有抵扣优惠政策，进而给其今后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三、“营改增”背景下软件企业税收筹划对策
S企业为某软件企业，成立于2011年，该企业经营范围包含了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等。随着企业发展逐渐稳定，其研发产品遍布全国，并且和我国多家企业建立良好的业务往来关系，有着完备的技术、销售、研发等产业链接。随着税务体系的全面改革，这给企业税务、管理等方面带来了影响，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必将会制约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该企业通过结合当前税务改革政策，加大了“营改增”政策对其影响的探究力度，结合探究结果，科学设定税收筹划方案，给企业整体税务水平提升提供了条件，具体对策如下：
(一)加强税务风险把控
税收筹划对于软件企业而言，自身含有一定的繁琐性和系统性。在税收政策变化频繁这种背景下，S企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积极与当地税务部门联系、维持良好的关系，密切关注相关政策变动。如获取变动信息，结合新政策，对比变动内容较之前企业税务筹划方案，根据差异，第一时间对税务方案及时调整和优化，及时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务筹划的合理性，以此给企业创造更好的效益。在全面落实“营改增”政策以后，企业在和供应厂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过程中，需要根据相关标准签署对应的合同，获取由供应厂家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中，需要对开据时间、内容加以确定，并且结合发票时间制定对应的标准。为了实现软件企业税收筹划的合理性和规范性，还要做好专用发票管理工作、进项发票认证管理，减少税务风险出现，以此促进软件企业健康发展。此外，为了减少企业整体税负，还要从进项环节、销售环节等环节入手，做好节税工作。例如涉及混合销售，含硬件、软件、技术开发服务、普通售后服务，签署合同按业类别填写服务内容，财务根据不同类别按标准税率开具发票，避免因不能分别核算，按从高计税增加企业税收负担。
(二)完善企业经营体系
在“营改增”背景作用下，S企业可以根据该背景要求，结合自身发展特性，构建规范的内部税收筹划管理体系，让企业税收筹划工作可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以此防止个别环节存在的问题。完善的企业运营体系，需要把企业真实运营状况当作主体，在实施税收筹划工作之前，做好相关人员培训工作，优化培训体系，让企业可以在税收筹划环节中实现充分交流和探讨，营造良好的税收筹划环境，保证企业税收筹划工作顺利开展。通过企业运营体系的影响和规范，才能让企业税收筹划实现科学化和合理化，以此提升软件企业发展水平。
(三)做好税收筹划细节管控工作
S企业在落实税收筹划工作时，需要给予各个环节充分重视，特别是在“营改增”政策全面落实背景下，做到细节取胜。软件企业不仅注重日常核算细节，同时还要做好财务核算细节的把控工作，明确税务处理和会计处理之间的差距，防止把资本性支出转变成运营性支出，同时确定软件企业各项成本支出范畴，在具体操作环节中，不可以把会务成本、差旅成本等内容纳入到业务招待成本中。只有做好税收筹划各个细节的把控工作，才能迎合我国税务改革需求。由于软件企业自身含有一定的知识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因此在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时，更需要加强各个细节把控，以此防止给企业后续工作落实造成影响。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4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5]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5
关键词：低碳供应链；政府干涉；零售商双渠道运输；双渠道同价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15
中图分类号：F252；C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0-0070-05
abstract：Basedonthebeijiangrivercommoditiessupplychainastheresearchbackground，thispapersetsupamanufacturerandadistributoroftwostagesupplychainsystem.Distributorshavewatertransportchannelsandhighwaytransportationchannels，inaunifiedpricesellingproductstothemarket.Distributorsofwaterwaytransportchannelsforpricesubsidies，aswellasthegovernmentforlowcarbongreencargospointofview，thewatertransportationchannelstopurchaseproductsofconsumersubsidiesisstudiedrespectively，undertwokindsofpricesubsidypolicyimpactonbulkcargointhesupplychain.Byanalyzingthegamerelationshipbetweensupplychainmembersandthegovernment，itfindstheirrespectiveoptimaldecision.Resultshowsthatthetwokindsofpricesubsidypolicycanincreasethewatertransportation.inthelongrun，thegovernmenttotheimplementationofthediscretepricesubsidypolicy，andthedistributorpricesubsidypolicyusedinterchangeablytoeffectivelypromotetherealizationofbeijiangrivercommoditiesthegoaloflowcarbontransport.
Keywords：lowcarbonsupplychain；governmentinterference；retailersdoublechanneltransport；samepriceofdoublechannel
引言
“十二五”期间，清远地区按照广东省实施的“双转移”战略，原珠三角大批传统加工制造业等企业迁往沿北江布局生产基地，带来了北江流域地区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年货运量达11亿吨。目前这些大宗货物主要通过公路运输至珠三角地区，导致公路拥堵和汽车超载的情况逐渐加重，道路安全隐患形势严峻。同时，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使得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等问题日益加重。与北江流域公路运输紧张的状况相比，北江承担大宗货物运输的比例不到10%，良好的水运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为了有效缓解北江流域交通运输压力，完善珠江流域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实施了“大宗货物绿色运输北江示范项目”工程。通过补贴、改善水路基础设施等多种激励方式，在满足运输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大宗货物运输由陆路向水路转移，实现大宗货物低碳运输的协调，达到社会总成本最低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双赢目标。
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大部分大宗货物都选择公路运输，从而严重破坏公路运输环境。政府干涉是目前广泛采用的协调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达到陆水运输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优。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定性的角度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1，2]，从供应链角度进行定量研究的较少。通过表1的对比分析，大宗货物陆水并行低碳运输的问题与双渠道供应链问题类似。由此，本文参考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运作策略和机制等方法理论来研究大宗货物供应链协调的问题。
双渠道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Huang等研究了零售商双渠道模型的4种常见定价策略，得出局部最优策略与整体最优策略的利润差值绝大多数情况下小于4%[3]。季磊磊等研究了零售商负责废旧产品回收的闭环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的收益共享―回收成本共担契约使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达到协调[4]。（2）低碳供应链：李友东等研究了低碳研发成本分摊系数和政府低碳补贴等方面对供应链低碳化研发投入的影响，得出不同博弈形式下的企业低碳研发合作和政府补贴策略[5]。徐丽群考虑分摊碳减排成本的供应商销售收入模型，分析了碳减排成本分摊比例和采购价格对供应商销售损失的影响[6]。（3）双渠道采用线上线下同价机制：郑文等研究了在强势零售商推行线上线下同价政策背景下，对比分析了双渠道和三渠道的竞争模型，得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途径[7]。苑春等研究了3种不同情况下的双渠道定价博弈及其均衡问题，得出在任何情况下均为最优的均衡解是不存在的[8]。（4）政府干涉对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wei-minma等构建了基于政府补贴下的双渠道闭环供应链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政府补贴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收益[9]。邱国斌在考虑政府补贴权重的情况下，分析了不同权重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及其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是有利的，政府和企业更倾向于对制造商补贴[10]。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双渠道销售供应链方面，对于政府干涉的分销商双渠道低碳供应链运输协调方面的研究也较少。为此，本文以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为研究背景，以占北江大宗货物运输比例最大的水泥为例，基于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研究理论，分析如何通过价格补贴策略和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来协调水路和公路的平衡运输，同时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目标，以分析供应链各成员以及政府间的博弈关系，找出各自的最优决策量。
1模型描述与假设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的两级供应链系统。水泥分销商同时拥有水路运输渠道和公路运输渠道，以统一的价格向市场销售产品。大宗货物供应链的制造商在供应链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它根据分销商做出的决策而决策。在产品单周期内，制造商首先将产品以w价格批发给零售商，然后分销商再以统一的价格p进行销售。而政府出于低碳绿色货运考虑，对水路运输渠道实施激励策略，积极引导大宗货物通过水路运输，以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调整。
3案例分析
为探讨政府实施政策的有效性，以整个北江英德地区的水泥厂生产销售的水泥为例。目前，水泥市场每天潜在总需求约为7万吨/天，水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24万吨/天，而公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46万吨/天，即可取a=80000，μ=033。水泥厂制造水泥的成本为250元/吨，即c=250。从英德水泥厂码头和东莞虎门码头的航道全长约为240千米，公路约为210千米。由于北江航道硬件设施和水位限制，载重为1600吨的标准船舶往返一趟需要十多天，即取t1=13。而标准载重40吨的汽车完成一趟往返的运输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天，即取t2=2。选取水路承运人和公路承运人在其中任意几天的运输数据，如表2所示。
增长（下降）率=[政府实施策略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100%（39）
（1）当政府对水路进行补贴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水泥分销商不仅增加5347%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45%的公路货运量，还增加859%的利润。同时，制造商的利润增加了249%。因为在该策略下，市场的总需求量增加484%，销售价格增加10%，同时运输成本降低516%，批发价格降低288%。政府采用价格补贴策略能有效促进大宗货物运输转移到水路运输，公路运输的日交通车次减少，不仅水路运输的装载得到了充分利用，还能有效地降低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量。这说明政府的补贴策略是有效的。不仅对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的转移有较明显的效果，也使得货物运输更绿色低碳。
（2）当政府实施改善水路运输设施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不仅增加662%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614%公路货运量，还能使分销商利润增加241%。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改善后，水路运输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吸引更多的大宗货物转移到水路运输上来，总运输量增加73%，产品的边际利润增加172%，同时降低分销商78%的运输成本。制造商的利润增加289%，因为虽然批发价减少065%，但在该策略下总需求量增加73%。因此，实施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不仅缓解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之间的不平衡，还增加供应链成员的利润。
（3）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的情形相比，碳排放量减少953%。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碳排放量最少，比无政府干涉情形减少394%。这是因为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大宗货物运输有效地从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转移，减少碳排放量。
（4）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194%，因为政府的价格补贴增加市场总需求量以及水泥产品的销售价格。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241%。政府实施的两种策略都能调节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货运分担比例的作用，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供应链的整体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设施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203%由分销商占有；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15%由分销商占有。可得管理启示：若要有效地协调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运输，则要合理地协调制造商和分销商的利润，从短期的效果来看，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对平衡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分担量的效果更为直接和明显。从长远来看，政府要实施不断地改善水路运输服务基础设施，才能有效地实现北江大宗货物低碳绿色运输的目标。
（5）在政府补贴的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且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的运量转移效果比政府补贴的效果更好。
（6）当采用两种策略后，水路运输渠道份额慢慢增加。在政府价格补贴情形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则小于无政府干涉下分销商的利润；同理，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的情形下，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的分销商的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分销商的利润。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6
然而，俄美关系真的不会发生变化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相互敌视的紧张关系几乎进入了即将打一场人战争的状态。美俄军事实力名列全球前两名，若发生军事对抗，不仅会两败俱伤，而且对全球整体局势也会构成严重挑战。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不至于走向军事对抗的深渊。
俄美关系继续恶化不是选项，这个道理相信两国领导人都明白。客观而言，特朗普改变对俄关系的想法和政策，从根本上说是为美国利益服务，而普京出于寻求俄罗斯国家长远利益的政治需求，自然也对俄美关系回暖充满期待。
变化与调整是俄美关系走势的必然。但实际上，对普京和特朗普而言，要完成促进双边关系改善的任务，却异常艰难。俄美全面恢复关系之所以“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就是因为，两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目标并未也不大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俄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分歧是双方关系保持“不变本色”的基点，即使特朗普心怀改善对俄政策的强烈意愿，他也无法让俄美关系完成某种逆转或翻盘。经过两国媒体和社会舆论的长期精心打造，俄美关系的“不变基础”已经难以。俄美关系回暖的政治基础，是两国各自国家战略利益能够呈现出一致的状态。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固然重要，但在两国结构性矛盾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的条件下，莫斯科与华盛顿不大可能成为携手而行的战略伙伴。
然而，俄美关系前景也未必就注定悲观。美俄双方都有改变其对外战略方针的需要和空间。作为一个具有务实商人背景的总统，特朗普其实已表现出对“美国领导世界”状态的疑虑。如果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担负“统领世界政治和军事的使命”，那么对于以干涉他国事务为特点的对外政策，美国是不是该进行某种务实的修改？美国对俄实施战略遏制的长期国策是不是该进行调整？美国视俄为天然对手的思维模式是不是该发生改变？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7
关键词：信贷；井喷；潜在风险
数据显示在有效工作f1仅17天的1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了1.62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全年新增贷款量的1／3，与上年同期相比多增了8141亿元，再创单月放贷历史新高。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际市场信贷普遍紧缩。国内经济也不景气的背景下，1月份信贷“井喷”的现象的确耐人寻味。
1 1月份量信贷“井喷”的原因
表面上看1月份的信贷“井喷”好像是一个偶然的反常现象，但是如果我们结合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偶然现象背后的必然性。
(1)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效应。由于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平稳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有关部门对银行的信贷规模也一直实施着总量约束的政策。特别是在2008年初国家提出了“双防”的宏观经济目标后，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甚至对部分银行的信贷规模实施了窗口指导。从紧的货币政策遏制了部分企业对信贷的强烈需求，减缓了信贷增速。但是，在2008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逆转，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经济增速连续数月走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11月份我国转而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消了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以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以前被压制的贷款需求在短期内得到了集中释放。形成了1月份的天量信贷规模。
(2)对未来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央政府是为了“保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才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消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央行不断释放的流动性使得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出现了“流动性泛滥”的迹象，一旦全球金融危机见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减小，政府又可能重拾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对冲潜在的通胀风险。因此，短期内货币政策还可能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正是出于对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的担忧，使得商业银行产生了政策博弈心态，进而有了1月份商业银行“跑马圈地”，先把贷款规模做大，尽快争取市场份额、获取利润的冲动。
(3)竞争的压力和“早放款、早受益”的习惯使然。一方面，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压力提高了其放贷积极性。首先。在国际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相对来说政府投资的项目风险较小，各商业银行希望能够多抢占政府项目的优质资源，因此商业银行之间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虽然政府有4万亿的投资项目，但毕竟并不一定都是优质项目，所以在“先行者得益”思想的驱使下，出于竞争的压力商业银行势必会抢先给优质项目提供贷款。其次，随着央行多次降息，商业银行主要依靠息差的盈利模式不断受到冲击，利润空间不断收窄，这也迫使商业银行不得不依靠积极放贷，不断扩大新贷规模来保利润。另一方面，“早放款、早受益”一直以来都是商业银行经营中的一条黄金定律。各商业银行信贷往往会集中在年初投放，以争取尽早取得利息收益。商业银行这种放贷模式的惯性也是造成今年1月份信贷规模激增的部分原因。
(4)地方政府潜在的压力。虽然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我国特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之间的特殊的利益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信贷资源，而这些资源恰恰又是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绝对的客户群体，迫于地方政府“潜移默化”的压力。银行必须对地方经济支持的企业和项目加大信贷投放。特别是去年底，在中央政府公布了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之后，地方政府纷纷抛出了各地配套的投资方案，有统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公布的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18万亿。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已出现趋势性下降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自然而然的成了18万亿的地方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年初往往是政府项目集中上马的黄金时期，1月份的信贷激增与政府项目的开工和上马不无关系。因此，地方政府的政策主导是1月份天量信贷的“催化剂”。
2 1月份信贷“井喷”意义
在近期经济方面接连不断的坏消息之后，1月份银行信贷的急速增长可能是经济数据方面惟一的亮点，会对宏观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信号作用，至少可以表明
而在总量中排在首位的是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票据融资，其总量高达6239亿元，占总额的38％。当前这种“疑似”企业套利行为引起的票据融资爆发式的增长，实质上只是资金在银行系统内部的资金流动，几乎对实体经济起不到任何作用。
另外，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8
论文摘要:本文对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当前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对中小企业减税，来进一步扩大内需。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减税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2）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务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5期。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光伏产业；发展
一、引言
按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来看，针对经济转型期出现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发展低碳经济已经迫在眉睫。低碳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符合我国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而走低碳经济之路的有效方法，是发展新能源。光伏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简称，太阳能作为最清洁、安全可靠的新能源，它的开发利用影响着能源革命的进行，光伏产业因此也备受关注。
二、我国低碳经济背景下能源转换
低碳经济实际上是以开发清洁能源并高效利用为基础，顺应可持续发展理念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一种新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它的主要经济特点是低能耗、低排放。其实，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它已经逐渐成为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主要特征，也将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主流模式。
我国在峰会上做出的节能减排承诺，体现了我国的国际责任。然而作为一个生产和能源消耗的大国，要做到这点必须走上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而走低碳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改变目前的能源结构，在此背景下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是我们优化能源结构的关键。
三、低碳经济下光伏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光伏企业发展还处在一个上升期。遇到的主要瓶颈还是技术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若是国家可以加强政策引导，可以拉近我国光伏企业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比如说，建立专项扶持资金补贴光伏产业或者在发达地区建设公共设施时硬性要求使用太阳能政策等。
1.光伏产业优势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主要优势有以下三点：
第一，资源丰富，永不枯竭，真正的可再生清洁能源。我们都知道光伏发电的过程既不产生污染也不耗水，因此建造光伏电站时不像水力发电一样必须要求建在大江大河边上。它甚至可以在沙漠建设，大大节约了水资源，利用了空闲土地资源。
第二，光伏电池的安装简单，运行管理方便。它的安装不会占用太多的土地资源耗费大量安装费用，甚至可以安装在建筑物上，基本不需维护运行，所以它的发展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第三，时间效应。众所周知，用户用电的时间是不均匀的，像中午这样的用电高峰期，正逢太阳光照最强的时刻，对电力系统的压力较小，可以实现节能减排。
2.光伏产业发展趋势
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在近年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未来几年的光伏行业将会步入“寡头”时代，霸占市场80%以上的份额。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掌握了光伏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的关键技术，而且对这些技术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发展。例如多晶硅制造技术与电池技术等，我国各大国际化公司普遍拥有专有技术，电池的转换效率也已经达到世界上游的水平。一瓦太阳能电池所需要的高纯硅材料是6g，而国际水平在9g左右。这样大大节约了制造成本，也加强了我国光伏组件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光伏产业目前有个产能过剩的问题。目前我国有多家多晶硅企业处于满产状态，市场的供需平衡还比较脆弱，因此多晶硅企业不能实行盲目扩张，否则会出现产能过剩、供需失衡的问题。不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对能源的需求非常大。这些新能源目前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比未达最高，因此产能过剩问题其实也是相对的。
另一个影响光伏企业发展的重点问题是国家政策。虽然国家政策正在不断地引导企业降低光伏成本，同时也出台了补贴、土地利用、税收、走出去、光伏扶贫等方面的新政。但是，光伏产业的发展，还是可能会因为补贴不到位或是税收和土地利用问题受到阻碍。我国因为政府政策的鼓励使得光伏企业等可持续发展企业有了很好的发展，但同时由于太依赖政府拨款，一旦拨款不及时到位，就容易出现缺口而难以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要将光伏发电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鼓励人民节能环保，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达到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同时，在这项新兴产业面前，更要注重人才的培养。我们都知道，要发展一个新产业，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生产结构，不但可以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还能减轻就业压力。
四、结语
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更有利于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低碳经济还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民生幸福指数。我国的经济实力近年来得到了高速的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增强，同时背负的使命也越来越重。在如今的低碳经济时代，我国要承担起大国责任，就要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努力。光伏产业凭借着永不枯竭、成本低污染小和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在低碳产业发展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秦扬，曹丽娟.论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34-37+9.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10
关键词：营改增；企业财务管理；应对；策略
为适应国内经济的发展需求，改革现有的税务制度，实施营改增的税务改革措施，全面促进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在营改增的背景下，征管链条中的买卖双方会形成销项和进项的稽征关系，减少逃税、漏税的现象发生。加强征管，有利于构建公平和谐的纳税环境，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升。全面实行营改增也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形式，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税制统一，简化税制。但是，营改增的税务改革措施也将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例如，报表披露、税额缴纳和抵扣的难度加大造成会计流程中的风险；企业的入账方法和原则发生改变体现了营改增对财务信息的影响。本文概述了营改增的概念和背景，分析出了营改增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应对策略。
一、营改增的概述
（一）营改增的概念。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增值税，在国内企业中，对原有的缴纳应税项目改征增值税。传统的某些行业税务措施对企业收入进行营业税增收，会出现重复缴税的现象，给我国的企业造成了经济压力，不利于企业的财务管理和经济发展。在营改增的背景下，避免了不断缴税和重复纳税的现象发生，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有利于我国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营改增对我国企业的发展是一次机遇也是挑战，财务管理模式改变，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要增强。营改增的税务改革制度的实施，科学合理的实现了社会分工，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利于企业之间的有效融合。
（二）营改增的背景。我国从2016年5月1日起实行营改增的税务改革措施，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涉及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服务业等领域，将企业中的不动产含有的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房地产和建筑业的税率为11%，金融业及服务业的税率为6%；二是扩大水利等建设类基金的免征范围、停征部分政府性基金、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三是将行政事业类的收费范围从微小企业扩大到个人及所有企业。通过营改增的税务改革内容的具体实施，有效的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二、营改增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应对策略
（一）强化营改增的分析及核算能力。为充分发挥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管理的作用，降低全面营改增对企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财务管理工作中需要强化营改增的分析及核算能力。在进行分析和核算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财务情况，从分析企业的盈利、税负等方面入手，保障财务分析及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时，选择科学的分析与核算方法，得出结果后，也需要分析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将面临的风险，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应对，规避营改增对企业造成的不良影响。在营改增背景下，通过不断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积极的应对税务改革面临的挑战。由于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计算方法不同，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在进行核算时，需要准确的计算出企业应缴纳的税额，避免出现计算错误造成的企业财务风险。在税制改革的过程中，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需要充分掌握增值税的各项内容，灵活的运用政策，保证分析与核算企业缴纳税额的正确性，科学的利用税收政策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例如，根据营改增的税务改革措施规定可知，国家对小规模纳税人征收3%的增值税，企业在提供服务和采购原材料时，要考虑到小规模纳税企业是否愿意到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等问题。在营改增背景下，为加强企业的适应能力，需要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有效分析，结合自身发展的特点，充分了解本企业在税制政策中的优势，并进行科学合理的降低税率，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二）完善企业的财务报表编制工作。随着企业进行全面营改增税务制度的实施，企业的财务报表将发生改变，财务报表的内容也日趋复杂。因此，需要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不断提高财务核算的水平，完善企业的财务报表披露和编制工作，促进企业财务报表编制的真实可靠性，也促进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财务情况和经营状况有更加准确的认识，有利于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在营改增的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会计换算项目和业务处理步骤都将发生一系列的改变，为促使企业财务报表更加科学化，需要完善企业财务报表的列报。随着营改增税务改革措施的实施，财务管理人员不能根据原有的报表编制计划进行编制，为提高企业财务信息质量，需要全面提升自身的财务管理能力。为适应国家的税制改革，在企业财务报表的列报编制流程上，需要采取相应的编制措施，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质量，促使企业管理人员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
（三）提升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为促进营改增的税务改革措施在各大企业内的有效开展，需要加强对税制改革的宣传工作，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税务意识，促使每位员工充分了解营改增政策的内容和改革的重要性，全面提升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由于营业税和增值税存在较大的区别，在政策实施前期，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存在不适应的现象。而企业中的财务管理人员是企业管理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通过科学的培训及指导工作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财务管理能力。为全面提升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其财务管理能力，例如，聘请专业的税务专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进行知识培训，营造良好的税务学习氛围，促进财务管理人员对营改增政策内容的掌握，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税务制度。为检测财务管理人员的学习成果，建立合理的税务知识考核制度，通过奖惩制度，对表现优异的管理人员进行鼓励，反之，淘汰无法胜任工作的财务管理人员，以此优化企业的财务内部人员结构，保障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稳定进行。在营改增的背景下，企业还需要做好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规避财务风险，做好财务审计工作，审查企业内的新业务，保证其操作内容符合国家的规定，降低企业发生偷税漏税的行为，降低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
（四）树立良好的纳税筹划意识。通过对营改增税务制度的分析研究，从中可发现利于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和减免政策。因此，企业需要树立良好的纳税筹划意识，根据营改增的政策规定，在合法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的税负。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由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人员制定相关的税务管理制度，充分利用营改增政策中的优惠及减免政策，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在营改增的背景下，需要加强对增值发票的管理。因为合法的使用增值发票不仅关系到企业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利益。管理增值发票也对企业的税负水平具有一定影响。因此，企业需要派遣专业的财务人员管理增值发票，并且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加强对企业增值发票的开设监督，严格管理其流程，对增值发票在使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时有效的解决。避免出现财务管理人员虚开或漏开增值发票的现象，降低企业的税负风险和经济损失。
三、结语
为适应营改增税务制度的实施，企业需要强化营改增的分析及核算能力、完善企业的财务报表编制工作、提升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树立良好的纳税筹划意识，在营改增背景下，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能力，促进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