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措施篇1
国内外许多城市开始实施限行政策以来，其效果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以天津市为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评价限行政策对机动车车流量的影响。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研究发现，限行强度越大，机动车车流量受到的影响越大；工作日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16％；apeC单双号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27．4％。实施限行政策的工作日，早高峰前路口车流量最大增长了23．7％，这说明限行政策使得人们有采取提早出行的方式来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限行后周末的车流量增加比例为8％～22％，这表明工作日限行政策的实施，使得人们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增加了周末出行的需求和欲望。
关键词
交通管理；限行政策；影响评价；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尾号限行；单双号限行
引言
19世纪70年代，限行政策起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加尔加斯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相似的限行政策，1985～1991年雅典实施限行政策，墨西哥城在1989年开始实施限行政策，圣保罗、麦德林、圣地亚哥为减少机动车使用也引入限行政策。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长春、兰州、杭州、贵阳、成都开始利用限行政策来缓解交通拥堵［1］。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不同，限行政策实施的效果也不尽相同。限行政策作为缓解交通拥堵，减轻空气污染的交通管理措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限行政策的执行成本较低，并且缓解交通拥挤的效果明显。北京市开始实施“每周少开一天车”“一日高峰限行”等政策，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2］。高浩然等［3］通过层次分析法研究发现，小汽车尾号限行的最终结果是减少了机动车的使用，加大了对公共交通的需求。DuHa－ohua［4］通过建立交通流特性模型后发现，限行政策实施后，高峰小时机动车速度提高了，道路通畅的可靠性提高了，并且交通拥堵的还原时间缩短了。wangLanlan等［5］用嵌套逻辑回归模型识别限行政策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出行方式选择。与限行政策对公交使用的影响相比，北京的居民在限行政策实施时会减少开车。Sun等［6］以车牌数字偏好为切入点，研究了机动车限行政策对北京交通流量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限行政策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Zhangwei等［7］指出在工作日的高峰时段有效的限行政策有可能导致居民由私家车向公交车的转换，私家车车流量减少，公交使用率提高。毛保华等［8］指出限行政策对于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起到一定的作用，交通流密度越大，限行政策的影响越大。朱建安等［9］指出限行政策削减机动车出行总量，改善机动车出行环境。尾号限行措施通过总量控制，对削减城市机动车的出行效果显著。自北京市“每周停驶一天”的分号限行措施实施以来，道路行驶车辆大幅度减少，拥堵路段也随之减少，机动车出行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每周一日高峰停驶”限行期间，早晚高峰路网速度均提高15％，快速路达到20％，拥堵时间缩短1h。为了研究限行政策的有效性，苏岳龙等［10］对限行期间交通流变化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比限行前后交通流参数统计规律的变化特点得到如下结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交通需求管理手段，限行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但是采取严格的限行措施，在数据采集点某些特殊时段的交通压力依然接近或超过阻塞密度，因此其他交通需求管理策略需同步配合实施。邵丹娜等［11］指出限行措施对于交通拥堵成本的降低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杭州市城区的交通拥堵成本已有所下降。从北京、杭州和成都的实践案例来看，3座城市在开始采取限行管理措施的短时间内，由于机动车使用总量的控制性削减，城市交通的拥堵状况很快能得到较大缓解，拥堵总量、拥堵道路数量、路网平均运行速度均有所改善，可以说这种策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2］。但是，限行政策在解决交通拥挤的有效性上存在质疑。谢旭轩［13］提出车主为了适应限行政策，会购置第2辆车、选择在非限行时间出行等行为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这些适应行为对限行政策的抵消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长期效果上。作者还指出以往研究中每周限行1d导致上路的机动车减少1／5车流量的假设不正确，限行政策只限制了机动车保有量的1／5，但是对实际上路的车辆限制远小于这个比例。FranciscoGallego等［14］发现墨西哥城的限行政策对于减少交通拥堵和减轻环境污染仅仅是在短期内有效的。eskeland等［15］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增加了墨西哥城总的出行量；二手车使用的增加以及周末出行率提高都造成了限行政策不好的效果。wangRui等［16］指出墨西哥限行政策没有起到很好的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空气污染的原因可能有：人们购买第2辆车；周末私家车驾驶增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其中一些研究证明了限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交通拥堵，减少车流量的作用，但是对于限行尾号数字的个数与缓解交通拥挤的影响程度关系少有研究，以及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是否相同也少有提及。笔者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作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据统计，2006～2012年，天津市机动车保有量由120万辆增加到236万辆，每年增量由7万辆增加到30万辆。天津市于2013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限购政策，成为我国第3个直辖市机动车限购城市。天津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统计显示，2000年道路交通早晚高峰平均只有1h，而到2013年平日的早晚高峰时间已扩大为1．5～2h，交通高峰时段全路网平均行驶车速约20km／h，主要路口平均饱和度为0．8左右，常见交通拥堵点127处，主要分布于中环线以内区域和对接滨海新区的放射性出入口道路。为缓解天津市交通拥挤状况，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2014年3月起，天津市实施了2种限行政策：一是自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1月10日，实施尾号限行措施，即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每个工作日的7时至19时对特定尾号的市内机动车进行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为5组，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每13周轮换1次限行尾号的组合。对于外埠机动车，工作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7时至9时和16时至19时，禁止外埠牌照机动车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通行；二是在apeC会议期间，为了保证apeC期间的空气质量，天津市在2014年11月6日0时至2014年11月11日24时，实施了最高级别的应急减排措施：全市行政区域内道路每日凌晨3时至24时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为了分析这2种限行措施对路网上交通流量的影响，搜集天津市10个重要路口的小时交通流数据，包括尾号限行前后以及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的工作日和周末数据。SCatS系统采集的原始数据是5min车流量。利用编写的程序，结合实际路口大概的通行情况，将合理有效的数据筛选出来。然后将5min车流量数据进行合并，获得每小时车流量，取自然对数后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量。由于交通检测器故障的原因，存在某些路口某些时段数据的缺失现象，通过负值和错误数据的筛选，得到符合要求的数据样本量为79163个，根据不同的时段选取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具体的数据描述见表1。
1．2数据分析方法
基于搜集的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普通限行措施和apeC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为了研究2种限行措施对工作日交通流的影响，需要分析不同路口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限行时段（07：00～19：00时）、早高峰（07：00～08：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交通流量的变化情况。回归模型见式（1）。Yit＝β0＋β1×Limitationt＋β2×apeCt＋εit（1）式中：Yit为考察时段车流量的自然对数；Limitation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尾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尾号限行；apeCt也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单双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单双号限行；εit为回归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β1和β2为尾号限行和apeC单双号限行对私家车流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由于Yit是车流量的自然对数，严格来讲，exp（β1）和exp（β2）才是精确表示由于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引起的车流量的变化比例。除了apeC期间，公休日和节假日是不实施尾号限行的，那么限行措施实施是否也会对周末私家车的出行产生影响？通过以下模型来验证限行措施对周末交通量的影响。Yit＝β0＋β1×postperiodt＋εit（2）式中：postperiod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限行实施后的周末，取值为0表示限行实施前的周末。同样，exp（β1）表示由于限行措施的实施引起的周末车流量的变化比例。
2数据分析
2．1限行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
根据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工作日的车流量数据，对式（1）所示模型进行估计。鉴于1d中不同时段的小时车流量数据差异甚大，一般根据车流量的大小可分为早晚高峰、平峰和低峰等时段，而且普通尾号限行措施的实施时段是07：00～19：00时，限行措施对不同时段车流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笔者分别分析了限行对工作日早高峰时段（07：00～09：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小时车流量的影响，以及限行对工作日的限行期间（07：00～19：00时）车流量加和的影响。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不同路口和不同时段对车流量的影响见表2（红旗长江路口在工作日的数据缺失较多，未选入分析）。由表2可见，在早高峰时段，尾号限行对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2个路口的车流量几乎不产生影响，回归估计得到的系数为正数且不太显著，而在其他路口，由于尾号限行使得车流量均减少，减少幅度最小的是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约为1．8％，减少幅度最大的是白堤湖境路口，约减少30％。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使得所有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减少（白堤湖镜、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3个路口的数据缺失），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最小，约7．2％，而鞍山南丰减少的比例较高，约为37．9％的车流量。全天限行时段的车流量同限行前相同时段的车流量相比，车流量的减少与高峰时段车流量的变化类似，说明限行政策并没有对早高峰产生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尾号限行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基本上是增加的，除了长年和鞍山白堤2个路口，其中长年路口流量显著减少了6．7％，鞍山白堤路口系数不显著，可认为无明显变化，其他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增加或无明显变化，其中显著增加最多的是白堤湖镜路口，增加比例约为23．7％。这说明，随着限行措施的实施，出行者为了避免由于限行而不能驾驶私家车出行而选择在限行时段开始前就完成必需出行，即提早出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均为显著减少，这是因为apeC期间的限行时间从03：00时开始，早高峰前06：00～07：00时属于单双号限行时段内，车辆减少比例较大，如鞍山南丰路口流量减少比例高达64．6％。通过观察工作日的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高峰时段和限行时段对交通流的影响系数发现，尾号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程度小于单双号限行。限行政策的影响力度与限制的机动车尾号数字个数有一定的关系。限制尾号数字越多，理论上可以上路的机动车辆数就越少，恰好用数据也论证了这一点。限行政策对不同路口的车流量影响程度不同。不同路口在尾号限行或者是单双号限行2种政策下的系数是不同的。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路口的交通特性不同，导致政策效果不同。限行政策可以减少道路交通流量。通过观察工作日2种限行政策对路通流量的影响，发现回归系数并没有一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长年、鞍山白堤、南京营口在尾号限行政策下的回归系数是显著负数，也就是尾号限行使得这7个路口的车流量显著减少。根据分析结果，海光寺、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2个路口不同限行措施与交通流量不存在显著相关。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其路口特征有关，上述2个路口为双向主干道，其交通流量大幅超过其他路口。进一步推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限行政策实施后，虽然限行时段可以使总的车流量降低，但由于部分路网的关键节点在出行者出行路线的选择中会被优先考虑，因此其交通流量可能取决于其承载能力而非限行措施。在早高峰前回归方程中，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南门外福安、南京营口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为显著正数，表明在尾号限行时，早高峰前的车流量是增加的。其他限行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选择提前出发满足自己通勤的交通需求。
2．2限行对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由于周末全天时段都不限行，基于限行前后的周末全天车流量数据，对式（2）所示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周末各路口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见，总体看来，限行措施实施后的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除了鞍山白堤路口的周末车流量显著减少，减少比例约为8．3％，以及南京营口、长年和红旗长江3个路口的车流量变化不显著，其他路口的周末车流量都显著增加，增加比例从8％～22％左右。这说明由于工作日限行措施的实施，人们把积累的出行需求移到了周末，增加了居民周末出行的欲望和必要。对于周末交通车流量在限行政策影响下的变化，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海光寺、南门外福安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是显著正数，表明限行政策实施以后，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天津市的工作日与周末的出行需求不同，工作日有明显的早晚高峰，周末全天交通量比较平滑。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作日实施限行政策以后，人们可能会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进而实现了缓解工作日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的政策目标。除此之外，部分路口周末的交通流量变化未体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长年路口，南京营口和红旗长江无显著变化，鞍山白堤有小幅降低的趋势。在前文的分析中，长年与鞍山白堤2个路口在工作日高峰前也体现出与其他路口不同的趋势。这2个路口的地理位置较为接近、所在路段均为次支路，因此存在一定共性，但与其他路通流量变化呈现不同趋势的具体影响因素尚待进一步研究。
3结论与讨论
笔者对天津市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估计了限行政策对城市道路交通流的影响，以及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采取的措施。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现对城市道路交通流变化的估计，内生变量是不同时段的道路小时交通流量（实际计算时取自然对数），外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是分类变量，分别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不同路段道路交通流量的影响。笔者研究了2种限行政策对天津市交通流的影响，一种是平时工作日实施的限行政策，每天07：00～19：00时，对2个尾号数字进行限制。另一种限行政策是apeC期间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政策。LouisdeGrange等［17］研究发现限行政策起到了减少交通流的作用，但是实际减少值低于理论研究值，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家庭不止拥有一辆私家车，在限行日会使用不同私家车出行；居民会通过早出晚归或者直接违规出行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人们有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的趋势，LouisdeGrange基于当地的公共交通发展状况，通过研究当地地铁和公交客流量变化，发现人们更多地转向地铁而不是公交，这是由于在圣地亚哥地铁的服务水平远高于公交，地铁出行时间短，可靠性高，安全性好。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限行政策导致车流量减少的实际值少于理论值，同时在限行日早高峰前和晚高峰后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通过研究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发现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这虽然对于环境污染没有太大缓解作用，但是减轻了工作日的交通拥挤，这种限行政策对于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有可能会对人们的出行模式选择形成长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交通流量影响不同，路段的交通特性影响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施限行政策时应谨慎考虑当地的交通环境。朱建安选择了路段流量、路段车速、拥堵报警次数、公交车速等衡量指标对比分析了北京、杭州和成都的限行政策效果。研究发现限行后路段流量减少，车速提高，拥堵报警次数减少，公交车速也提高了，这4个衡量指标的变化说明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最直接的影响力，限行政策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笔者除了发现限行政策在限行时段减少了城市道路车流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的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转移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就会影响到限行政策的接受度。笔者还分析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的车流量影响；限行政策实施以后，早高峰前的道路交通车流量有所增加，人们有通过提早出发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政策制定者要谨慎制定限行政策的实施细则，限行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笔者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于缓解交通拥堵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实际效果低于理论预期值；并且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不能任意限行，在确定限行数字的个数时，不仅仅要根据具体交通需求，还要根据当地具体的交通环境，限行后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其他的交通方式实现出行需求。在实施限行政策的同时，若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缓解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那就会影响民众对限行政策的接受度。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有差异，本文研究结果是限行政策对城市主干路交通流量的影响较小，对次干路交通流量影响较大，可能意味着限行对于缓解主干路的交通拥堵作用有限，因此在主干道还必须辅以其他交通政策，比如公交优先政策，尽量将限行的这部分交通需求引导到公共交通上来。由于限行政策的有效性因具体的交通环境而异，实施时要具体路段具体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工作日的限行，可能会将人们平时的柔性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致使周末的交通流量增加；或者是选择在工作日提早出发来规避限行政策，这种限行政策引起的人们出行行为的变化，可能就会形成长期的影响，必须从行为转化的角度探索人们在政策影响下出行行为的具体变化，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群会由私家车出行转向公交；什么样特质的人会坚持私家车出行。这种对于居民出行行为变化的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①选取的路口数量较少，如果可以采集到更多路段的城市交通流数据，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结论；②采用的线性模型较简单；③限行政策对交通流量的影响是短期的，其长期性效应还需进一步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继续收集更大范围、更长时间尺度的数据，对比限行政策对不同城市交通流的影响；关于限行政策时效性的研究，也需要采集限行政策实施后不同时间段的交通流数据，进行研究分析；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客观上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流的影响，继续探求新的方法研究限行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的出行方式选择。
参考文献
［1］华家丽，杨坤．国内外限行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述评［J］．学术论坛，2013（22）：188－190
双减政策的措施篇2
关键词：“双反”措施；光伏产品；产业效应
一、引言
近几年，随着我国重点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我国光伏产业在全球贸易地位的迅速崛起，美国对我国实施“双反”措施的重点逐步从传统产业转为以光伏行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针对我国光伏行业的“双反”制裁数量逐年攀升。另一方面，我国光伏行业主要处于光伏制造的中间生产环节，上游技术开发、核心原材料以及终端市场始终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控制着。虽然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有所降低，但仍旧高达65%。这就意味着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光伏产业“双反”措施的制裁力度和频率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利用CompaS模型，就美国对我国光伏行业实施“双反”措施后对我国光伏产业出口量、出口价格、出口收入等效应进行模拟分析。并根据美国实施“双反”措施给我国光伏行业带来的影响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二、文献综述
“双反”措施的实施会给双方国家的经济、社会、贸易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影响。目前对“双反”措施的影响效应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包括经济效应、贸易救济效应和社会公共利益。鲍晓华（2007）首次利用计量回归分析模型就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救济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虽然，这些国内外的研究也运用了计量方法考证了“双反”措施的贸易效应，但大多是对实施“双反”措施后，对已产生的贸易效应的衡量和验证，缺乏对相应产业发展影响的分析。
用于对贸易政策进行局部均衡分析的CompaS模型弥补了上述研究的不足，它可以分析并预测“双反”措施对进、出口国家相应产业的产出、价格、就业、福利等深层次的影响。向洪金、赖明勇（2012）以我国白羽鸡的“双反”案件为例，运用CompaS模型分析了“双反”措施的贸易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双反”措施虽然保护了国内白羽鸡产业，但社会总福利受到了损害。宏结、何平（2014）运用CompaS模型对美国取向性电工钢“双反”案件的产业救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对美国取向性硅电钢产品实施“双反”措施，削弱了美国硅电钢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有效保护了我国取向性硅电钢产品在国内的发展，阻断了美国该产品不正当挤占我国市场的步伐。
综上所述，国内外文献对“双反”措施的影响效应研究中以贸易效应研究居多，并大多是对实施“双反”措施后已产生的影响进行衡量和验证，缺乏对遭受“双反”措施的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另一方面，对“双反”措施的贸易效应研究大多针对的是进口国的相关产业，对出口国相关产业的影响研究不足。本文拟利用CompaS模型，探究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后，对作为出口国的中国光伏产业有何影响。
三、相关数据搜集及参数估计
（一）相关数据的搜集
根据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双反”案的进程，本文将2015年作为基期，即模拟分析的基础，取应诉企业“双反”税率的平均值作为美国对华光伏产品“双反”的税率，数据来源为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因此反补贴税率为20.31%，反倾销税率为7.56%。我国光伏产品的对外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美国光伏产品的供给量、供给价格及就业人数等数据可以在comtrade数据库中得到，美国光伏行业设备使用率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光伏协会（Seia）2015年的行业报告。
（二）弹性参数的估计
关于弹性参数的计算，本文借用佟苍松（2006）armington弹性估计的方法估计弹性大小。并根据2005～2015年我国光伏产品对美出口量和出口额以及美国光伏产品供给量和供给额的数据，利用双对数计量模型，对有关参数进行估算。具体数据见表1。
四、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的产业效应
确定了表1中CompaS模型所需要的一系列主要参数后，就可以将数据输入excelSolver中，模拟分析2015年后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对我国以及美国光伏产业的一系列影响。本文CompaS模型的输出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双反”措施对我国光伏企业的影
美国对我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后，我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价格上升了2.08%，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产量减少了23.7%，我国光伏产品出口美国的出口收入下降21.62%。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征收的反补贴税20.31%，这说明，我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企业无法通过提高出口光伏产品价格来将反补贴税完全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另外，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导致我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出口价格上涨0.18%，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产量下降5.89%，出口收入减少5.71%。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双反”措施的实施，迫使我国光伏产业提高产品出口价格来弥补被征收额外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的损失。但是，提高出口价格也使得我国出口光伏产品失去了原有在国家市场中的价格竞争优势，因而导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量的急剧下降。综合考虑我国出口美国光伏产品的出口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幅度，光伏行业整体出口收入是下降的。并且由于反倾销税的税率比反补贴税率低，相比而言对我国光伏行业的影响较小。
（二）“双反”措施对中美两国光伏产业的影响
模拟结果表明，当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条件保持不变时，征收20.31%的反补贴税会导致美国本国光伏产品的价格下降4.92%，美国光伏产品的产量增加30%，美国光伏行业收益增加25.08%，全行业就业人数和设备利用率都增加30.04%；7.56%的反倾销税使美国光伏产品价格下降1.51%，产量增加6.41%，全行业收益增加4.9%，光伏行业就业率和设备利用率增加6.41%。可以说，对美国光伏行业的生产者而言，反补贴税的征收起到了明显的贸易救济效果，也达到了减少我国涉案产品市场占有率的目的。
（三）“双反”措施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模拟结果表明，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会致使美国消费者在光伏产品上的消费支出增加约20.88亿美元，这其中由于我国光伏产品价格上升导致的支出增加约为15.64亿美元，其余增加的5.24亿美元支出为美国本国光伏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另外，美国光伏行业生产者福利月增加15.64亿美元，美国政府由于关税增加提高收入约3.75亿美元。综上，征收反补贴税减少美国社会总福利约1.49亿美元。同样，反倾销税的征收使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增加9.81亿美元，因为生产者福利增加的2.19亿美元和关税的2.7亿美元收入无法弥补消费者的损失，美国社会总福利因反倾销税的征收而降低4.29亿美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反补贴税的实施虽然使美国生产者获益，但从整体市场福利而言，生产者的获利以及关税收入并不能弥补消费者支出增加带来的损失，从长远来看，反补贴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保护本国光伏产业发展的作用。
五、对策建议
（一）调整光伏产业扶持方式，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起步阶段得到大量的政策扶持，使得行业进入门槛低，大批企业进入光伏行业，并扎堆光伏产业链中游生产环节，大量同质性产品集中出口，这才使得国外“双反”调查接踵而至。因此我国光伏企业应提高自身技术开发能力，产品创新能力，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摆脱通过打价格战获取市场份额的传统销售方式。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调整扶持政策，对中游生产环节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逐步的削减甚至取消，加大引导光伏企业向下游电站业务发展的力度。
（二）建立健全出口预警机制
众所周知，提起“双反”申诉前，申诉行业会需要一段时间准备申诉材料，在这段时间内国外行业将会表现出一定的预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培养掌握预警知识的专业人才，尽早发现申诉预兆，发现预兆后便可以提前做出提高产品价格、减少出口数量、与准备提起申诉国家进行沟通交流等一系列反应，将“双反”调查遏制在准备期。所以说，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都应该重视建立健全出口预警机制，企业和行业协会可以据此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和产量，政府可以据此加强对贸易摩擦的监控。
（三）光伏企业积极应诉
当然，除了建立对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当“双反”调查结果落实，面对“双反”诉讼时，光伏企业也无需闻风丧胆，埋头逃避。我们应该积极应对“双反”诉讼，并且要争取公平公正的裁决。另外，在应诉的同时，对已经发生的制裁措施，做出相应的弥补，转移“双反”制裁给光伏出口企业带来的影响。例如，到发展中国家开拓新兴市场，进行光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此避开贸易摩擦，提高本光伏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等。
参考文献：
[1]佟苍松.armington弹性的估计与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政策响应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03）.
[2]向洪金，赖明勇.我国“双反”措施的产业救济效果与福利效应――基于可计算局部均衡CompaS模型的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2（02）.
[3]周鹏，胡凯.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结构与出口贡献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2015（09）.
双减政策的措施篇3
关键词：反补贴；对策；《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29-02
一、反补贴定义
根据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补贴是指一成员国政府或者任一公共机构向一个企业、产业或者一组产业或企业提供的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以直接或间接增加从其领土输出某种产品或减少从其领土输入某种产品，或者对其他成员方利益形成损害的政府性措施。根据wto规则，当某种受补贴的产品对进口方产生损害时，进口方的国家机关可提出申请，依法对该受补贴产品进行调查，为抵消补贴带来的影响可对产生的损害的补贴行为采取征收反补贴税等措施。这也就是说，反补贴的目的是抵消受补贴产品所带来的不对等利益，是针对国际贸易中的利益不平衡采取的应对措施。因此，反补贴措施，是一种国际贸易救济措施，旨在消除一国政府采取的阻碍国际贸易中公平竞争的措施。
二、我国的反补贴现状及原因
根据《2012年中国贸易发展报告》，中国遭遇的反补贴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2007-2011年均是反补贴最大目标国。这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进出口，某些企业甚至丧失了整个海外市场。现阶段反补贴案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双反”并用
通常情况下，反倾销是美、欧排挤中国产品的利器，但自从2006年铜版纸案开始，美国在反补贴基础上，对同一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开始，反补贴与反倾销同时使用于同一案件，已经成为美国、欧洲的新的贸易保护手段。从2006年11月铜版纸案开始，到2012年10月美国对中国发起了32起反补贴调查，都采取了反补贴与反倾销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对同一案件同时发起反补贴与反倾销调查。“双反”并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双反”并用，在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同时发起反倾销调查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双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功效。其次，同时发起“双反”调查，历时长，一旦做出肯定性初裁，将暂停所有商品的输入、提货或关税通关，中国企业就可能遭受损失。即使以后做出否定性终裁，中国企业的损失也难以弥补。第三，“双反”提起程序简便，没有什么条件限制。
（二）我国应对不利
面对外国的反补贴调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除了极少数案例外，我国对反补贴调查应对不利。这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策略方面的原因。
1.法律制度层面的原因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对外贸易法》为指导、以《反补贴条例》为核心，包括诸多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反补贴立法体系。我国存在不少不规范的补贴政策，成为外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的理由。现有的补贴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变质”的出口退税政策。本来出口退税不是优惠政策和补贴，是国际上通行的鼓励出口的政策和措施，但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已经“变质”。出口退税中征多退少与征少退多的问题时有发生，退税款拖欠问题严重。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征少退多构成禁止性的补贴。因此，必须对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修改。第二，现有的补贴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的产业政策、出口补贴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以及区域性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都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不符，容易引起外国的反补贴调查。第三，研发补贴、落后地区的补贴、环保补贴制度缺失。《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成员国可以对基础性研究给予资助；根据世贸组织确定的Gnp和失业率标准，对本国落后地区给予补贴，为使已有设施适应新的环境要求政府也可以提供经济援助。根据多哈部长级会议决定，对发展中国家是否可适用不可诉补贴问题，应当进行谈判。因此，在谈判结束之前，中国仍可适当增加不可诉补贴的力度和范围。
2.策略方面的原因
反补贴案件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的密切配合和协调，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反补贴案件应对不利的原因有：第一，反补贴预警机制和联动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商务部已经建立了包括全口径预警监测系统、驻外经商参处信息系统在内的贸易预警机制。但这些预警机制未能及时、迅速、准确的向企业输送外国反补贴讯息。第二，企业应诉不积极。反补贴应诉时间长、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大，有些企业不愿意应诉。已经应诉的企业只是消极应诉，而且填写反补贴调查登记表不认真，没有提出翔实的应诉材料。第三，政府消极防御，很少主动发起反补贴调查。由于反补贴调查关系到出口国的贸易政策，考虑到现阶段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为了给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出于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考量，调查机关不会轻易发起反补贴调查，不会采取反补贴措施。第四，政府、企业、行业协会没有有效的整合资源，有力的配合。反补贴过程中，政府提供信息，没有与行业协会进行信息交流反馈，与企业交流不畅。企业没有尽力收集外国同行业经营者信息，及时向政府或者通过行业协会向政府反映诉求。第五，忽视了驻外商会的作用。目前，我国的驻外商会没有及时的向我国反馈信息，与外国经营者和商会缺乏交流沟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反补贴的对策
（一）法律制度层面
1.修改完善出口退税制度
出口退税可能构成禁止性的补贴。修改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可以缩减退税范围与比例，减少了反补贴案件范围，又符合国家“调结构、转方式”的要求。要做到：第一，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逐步减少退税的范围，只对wto规则允许范围内出口退税。第二，建立稳定透明的退税制度，防止骗税行为，保证及时、足额退税。
2.清理和整合现有的补贴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出口补贴法律制度很多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明确禁止的。现存的补贴主要集中在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特别是为招商引资，在城市开发区、高新区存在与“出口实绩”相挂钩的优惠措施，结构性产业政策，如政策性银行贷款优惠、企业所得税的“两免三减半”政策，应尽快取消。另外，目前我国制定的一些区域开发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中部崛起政策，对这些地区的税收、财政、金融、公共设施、交通运输费用等给予了各种优惠，政府在制定相关法律制度时，要及时清理和整合与反补贴规则不符的措施，避免制定具有明显专项性的补贴政策。
3.建立和完善不可诉补贴的范围
建立和完善不可诉补贴的范围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允许的。增加不可诉补贴的范围可以减少反补贴案件的范围，发生反补贴案件时可作为应诉反补贴案件的理由。同时，可以合法地发挥补贴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我国可以建立并完善科研与开发补贴制度，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适应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需要。我国可以建立环保补贴制度。环境保护是全人类关注的问题。现在，环保要求已经成为新的贸易壁垒―“绿色壁垒”。建立和完善环保补贴可以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的能力，减轻企业负担，实现技术改造，打破“绿色壁垒”，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和完善非专项性的不可诉的补贴。非专项性补贴是向所有企业和产业提供的补贴，不是专门给某一企业或产业的补贴，是不可诉的。建立和完善不可诉的补贴的范围，要通过国内立法明确规定哪些补贴是不可诉的补贴。另外，还可以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安排，使某些行业的补贴合法化。美国、日本通过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互惠条款，使某些出口收益大的行业获得了反补贴的豁免例外。
（二）策略层面
1.完善反补贴预警机制与联动机制
政府在反补贴案件处理中发挥着组织协调作用，反补贴案件调查还需要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政府要完善预警信息网络建设，及时收集和反馈外国相关行业的经营信息和反补贴讯息，当国外相关产品的行情发生变动时，及时提醒企业，告知行业协会，快速提供向行业协会和企业提供最新讯息。重视企业在反补贴预警机制中的作用，形成企业预警信息交流平台。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总结反补贴经验教训，加强对重点行业，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较多的国家的信息采集和检测。企业、行业协会要同政府协调一致，联合行动，真正发挥联动应对机制的功效。
2.积极应诉
反补贴案件发生后，政府要协调行业协会和企业，积极应诉。政府应当向企业、行业协会介绍案情和相关的法律，消除企业的消极应诉心理和侥幸心理。为了解决部分企业反补贴应诉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大的疑虑，政府应当给应诉的企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企业应该积极应诉，要认真填写调查案卷，对争议问题切实调查取证，审查各项数据是否符合事实，不能不做调查研究就采纳调查国提供的数据。对于反补贴国家提出的有疑问的证据，一定要认真调研。提供反补贴应诉要求的信息。聘请有反补贴经验的专职律师。反补贴涉及行业整体利益，不应诉会引起连锁反应，企业反补贴应诉面临的突出困难是我国反补贴专职律师缺乏，聘请外国优秀律师应诉，可以有效应对反补贴案件的需要。联合有利益关系的进口商和反补贴调查国的国内产品的消费者。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反补贴调查国拥有包括进口经营者、批发、零售经营者和消费者在内的广泛的利益群体。中国的产品给调查国的经营者带来了实惠。他们都不希望我国的产品被提起反补贴调查。应对反补贴诉讼，可以联合这些利益共同体。
3.主动发起反补贴调查
我国对外国主动发起的反补贴调查很少。这固然有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考虑，但是，贸易救济措施是维护我国国内产业合法利益，回击美国、欧洲贸易保护政策的有力工具。现在，国际经济正处于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国内外的原因，针对我国的反补贴案件还会增多。一味消极的防御于事无补。我国应该主动出击，运用世贸组织的反补贴措施和我国国内法的规定，针对外国产品可能存在的补贴行为发起反补贴调查。发起反补贴或者反倾销调查时，借鉴美国的做法，可以同时发起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内产业的利益，同时为我国反补贴诉讼积累实践经验。出口企业认为外国可能存在世贸组织禁止的补贴政策时，要主动提出向商务部发出申请，商务部应予鼓励，积极提供服务和帮助。行业协会发现外国政府存在禁止性的补贴政策时，可以建议企业向商务部提起反补贴调查程序。商务部发现外国政府对我国某类产品存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禁止的补贴时，可以建议国内企业启动反补贴调查程序。
4.发挥驻外商会的作用
驻外商会熟悉反补贴调查国的市场情况，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反补贴调查国的补贴调查情况。可以为政府、企业和国内行业协会提供反补贴预警讯息，在反补贴和应诉中同样可以发挥着重要作用。驻外商会可以与外国经营者和协会交流信息，增进相互理解，减少反补贴案件的发生。我国的驻外商会数量少，与外国经营者和商会交流少。涉外商会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大都与商务部或者地方商务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独立性。为了更好地发挥商会的作用，我国要重视国际商会的建设，鼓励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由建立商会，加强涉外商会与进口国政府和外国同行业经营者交流与合作。
5.熟悉游戏规则，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熟悉国际贸易中反补贴的游戏规则是有效应对反补贴调查的前提。反补贴的游戏规则包括《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处理补贴与反补贴争端案例的研究。我国反补贴经验缺乏，更应该研究反补贴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找出这些程序的共性，了解、掌握反补贴机构所做裁决蕴含的法理与法律依据，找出我国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差距，弥补法律漏洞，减少反补贴的风险。对我国经常遭受反补贴的国内立法加以修改完善。对企业在反补贴应诉中经常遇到的法律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为企业应诉反补贴提供指导。
除要熟悉反补贴的程序规则，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应当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本国企业的合法利益。根据wto协议的规定，一成员国可将其他成员国实施的与wto协定不符的行为诉诸争端解决机构。如果国外调查机关的裁决存在程序上或者法律上的错误、瑕疵，或者对其他成员国有不公平的做法，违反了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或者成员方同意的其他协定的，该成员方可诉诸争端解决机构。我国作为wto成员方可以援用上述权利。
6.加强律师事务所的参与，培养优秀反补贴律师队伍
律师事务所作为中介机构，熟悉法律和反补贴实践情况，积累了一定的反补贴经验，在反补贴预警机制中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反补贴案件涉及面广，法律专业性强。出口企业对反补贴规则不了解，难以独立进行诉讼。于是，聘请有专业经验的律师参与诉讼。我国反补贴经验缺乏，国内熟悉反补贴游戏规则的律师甚少，难以满足反补贴案件增多的需求。从长远来看，我国必须着力培养一大批熟悉世界贸易规则的、具有反补贴专业素养的律师队伍，适应反补贴申诉和应诉案件不断增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王永杰.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争端解决机制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2]甘瑛.wto补贴与反补贴法律与实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双减政策的措施篇4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双轨制；统1；税收优惠措施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即是1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的内资企业适用的是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外资企业适用的却是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核心是给予外资企业以诸多税收优惠。如职工工资和福利费、交际应酬费、公益救济性捐赠、坏帐损失等方面的扣除标准，内外资企业不1，造成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因扣除较多而税基缩小，税负减轻的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8%，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28%，2者之间差别高达20%.[1]
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也成了大势所趋。我们认为，应当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1、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之正当性分析
（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该统1
1.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公平竞争。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目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上所得税科率都保持在33%（其中外资企业含地方所得税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重于外资企业，经济运行成本加大，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1起跑线上，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诸多内资企业严重亏损，国内许多产业被外资企业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应该说是与这种税收优惠有联系的。
2.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国民待遇，是wto的1项基本要求，是指缔约国1方在缔约国另1方享有与其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因此，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不同缔约国的企业在税收和法律方面要享有无差别待遇。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其最原始的功能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税收，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税率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1切经济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1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法在保障聚集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应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影响资源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合理配置。[2]按照这个原则，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扩张性的和不合适的。对外国投资者应既不歧视也不特别优待。
3.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层次过多，优惠方法单1，对国家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法，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1度被滥用，致使1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这种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外资企业的特别优惠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它对纳税人的创业和经营过程重视不够。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生产制造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这种单1的税收优惠方法对1些从事高新技术的企业并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度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1些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含量低的行业。
（2）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1种较为普遍的担心是：虽然理论上所得税法应该统1，但若实际执行后，外商会大量减少和撤回对我国的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大幅震荡，因而企业所得税法目前还不能统1。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实现统1。
就1般而言，税轻利厚，税重利薄，税负是影响投资者利率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尽管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优惠的税收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税负的轻重并不是投资者投资决策中的唯1因素。
1般而言，外国投资者看好1国的投资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面考虑。1个典型的例证是韩国的成功经验。有资料显示：韩国的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约为54%，高于我国33%的名义税率，是中国经济特区15%税率的3.6倍，但韩国仍然成功引进大量外资。[3]可见，关键因素不是税负轻重，而是看1国投资市场是否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绝大部分外资不会因为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造成的税负加重而大量撤出中国。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政局稳定。与绝大多数发展水平相当于甚至超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稳定局势的能力是被肯定的，这就解除了外商对投资安全性的担忧。政策合理而稳定。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国策，我国政府实行了对引进外资有利的1系列政策，并且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是相当稳定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加合理。此外，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并在不断加以完善；经过几10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能够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劳动力和管理科技人才。市场潜力巨大。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度增长，无论是日用消费品还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大，中国在外国投资者眼中已不再是仅仅可以观望的潜在的未来市场，而是1个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这是对境外投资者最具有吸引力的1个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统1企业所得税法，不会引起外资的大量回撤，也不会引起经济大幅震荡，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2、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澄清的1个基本问题
统1企业所得税法，即要求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而平等的纳税主体，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的税率，但有1个看似矛盾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需要澄清：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功能已从单纯的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1。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在统1税制的基础上，实施特定的差异性税收政策。税收差异性政策具有因地、因事、因时制宜的特点，有利于协调税收制度的规范性、1般性同额外负担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特殊性之间的矛盾。税收差异性政策，不仅是对统1税制的补充，而且是税收调控经济的重要形式。除此之外，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这1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要通过特定税收差异性政策的实施，来吸引资金，发展经济。因此，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但这种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同原来“双轨制”企业所得税法下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根本不同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1种选择性优惠，而不是原来的普遍性优惠。在如何对外资进行选择性优惠的确定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
1.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
在正确、科学的产业政策确定后，税收优惠措施的合理运用可以起到引导作用，促进1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目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在于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优先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应选择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予以税收减免等优惠。
2.体现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原则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收优惠体系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形成了沿海和内地不同的经济格局。目前完全取消这种地区性优惠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我国对外资企业地区性税收优惠倾斜的重点应放在待开发的边远贫困地区，区分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优惠措施，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合理布局。
3.体现鼓励科技开发，促进环境保护原则
在确定对外资企业施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应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将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实施税收优惠的方向之1，对从事科研开发、技术改造以及采用高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应规定1定的优惠措施，促进外资企业利用节能设施，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可以给环保型企业1定的税收优惠，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等，以税收优惠的形式鼓励企业保护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艺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和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财政与税务，1999，（6）。
双减政策的措施篇5
关键词：低碳供应链；政府干涉；零售商双渠道运输；双渠道同价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15
中图分类号：F252；C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0-0070-05
abstract：Basedonthebeijiangrivercommoditiessupplychainastheresearchbackground，thispapersetsupamanufacturerandadistributoroftwostagesupplychainsystem.Distributorshavewatertransportchannelsandhighwaytransportationchannels，inaunifiedpricesellingproductstothemarket.Distributorsofwaterwaytransportchannelsforpricesubsidies，aswellasthegovernmentforlowcarbongreencargospointofview，thewatertransportationchannelstopurchaseproductsofconsumersubsidiesisstudiedrespectively，undertwokindsofpricesubsidypolicyimpactonbulkcargointhesupplychain.Byanalyzingthegamerelationshipbetweensupplychainmembersandthegovernment，itfindstheirrespectiveoptimaldecision.Resultshowsthatthetwokindsofpricesubsidypolicycanincreasethewatertransportation.inthelongrun，thegovernmenttotheimplementationofthediscretepricesubsidypolicy，andthedistributorpricesubsidypolicyusedinterchangeablytoeffectivelypromotetherealizationofbeijiangrivercommoditiesthegoaloflowcarbontransport.
Keywords：lowcarbonsupplychain；governmentinterference；retailersdoublechanneltransport；samepriceofdoublechannel
引言
“十二五”期间，清远地区按照广东省实施的“双转移”战略，原珠三角大批传统加工制造业等企业迁往沿北江布局生产基地，带来了北江流域地区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年货运量达11亿吨。目前这些大宗货物主要通过公路运输至珠三角地区，导致公路拥堵和汽车超载的情况逐渐加重，道路安全隐患形势严峻。同时，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使得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等问题日益加重。与北江流域公路运输紧张的状况相比，北江承担大宗货物运输的比例不到10%，良好的水运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为了有效缓解北江流域交通运输压力，完善珠江流域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实施了“大宗货物绿色运输北江示范项目”工程。通过补贴、改善水路基础设施等多种激励方式，在满足运输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大宗货物运输由陆路向水路转移，实现大宗货物低碳运输的协调，达到社会总成本最低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双赢目标。
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大部分大宗货物都选择公路运输，从而严重破坏公路运输环境。政府干涉是目前广泛采用的协调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达到陆水运输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优。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定性的角度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1，2]，从供应链角度进行定量研究的较少。通过表1的对比分析，大宗货物陆水并行低碳运输的问题与双渠道供应链问题类似。由此，本文参考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运作策略和机制等方法理论来研究大宗货物供应链协调的问题。
双渠道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Huang等研究了零售商双渠道模型的4种常见定价策略，得出局部最优策略与整体最优策略的利润差值绝大多数情况下小于4%[3]。季磊磊等研究了零售商负责废旧产品回收的闭环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的收益共享―回收成本共担契约使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达到协调[4]。（2）低碳供应链：李友东等研究了低碳研发成本分摊系数和政府低碳补贴等方面对供应链低碳化研发投入的影响，得出不同博弈形式下的企业低碳研发合作和政府补贴策略[5]。徐丽群考虑分摊碳减排成本的供应商销售收入模型，分析了碳减排成本分摊比例和采购价格对供应商销售损失的影响[6]。（3）双渠道采用线上线下同价机制：郑文等研究了在强势零售商推行线上线下同价政策背景下，对比分析了双渠道和三渠道的竞争模型，得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途径[7]。苑春等研究了3种不同情况下的双渠道定价博弈及其均衡问题，得出在任何情况下均为最优的均衡解是不存在的[8]。（4）政府干涉对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wei-minma等构建了基于政府补贴下的双渠道闭环供应链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政府补贴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收益[9]。邱国斌在考虑政府补贴权重的情况下，分析了不同权重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及其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是有利的，政府和企业更倾向于对制造商补贴[10]。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双渠道销售供应链方面，对于政府干涉的分销商双渠道低碳供应链运输协调方面的研究也较少。为此，本文以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为研究背景，以占北江大宗货物运输比例最大的水泥为例，基于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研究理论，分析如何通过价格补贴策略和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来协调水路和公路的平衡运输，同时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目标，以分析供应链各成员以及政府间的博弈关系，找出各自的最优决策量。
1模型描述与假设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的两级供应链系统。水泥分销商同时拥有水路运输渠道和公路运输渠道，以统一的价格向市场销售产品。大宗货物供应链的制造商在供应链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它根据分销商做出的决策而决策。在产品单周期内，制造商首先将产品以w价格批发给零售商，然后分销商再以统一的价格p进行销售。而政府出于低碳绿色货运考虑，对水路运输渠道实施激励策略，积极引导大宗货物通过水路运输，以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调整。
3案例分析
为探讨政府实施政策的有效性，以整个北江英德地区的水泥厂生产销售的水泥为例。目前，水泥市场每天潜在总需求约为7万吨/天，水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24万吨/天，而公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46万吨/天，即可取a=80000，μ=033。水泥厂制造水泥的成本为250元/吨，即c=250。从英德水泥厂码头和东莞虎门码头的航道全长约为240千米，公路约为210千米。由于北江航道硬件设施和水位限制，载重为1600吨的标准船舶往返一趟需要十多天，即取t1=13。而标准载重40吨的汽车完成一趟往返的运输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天，即取t2=2。选取水路承运人和公路承运人在其中任意几天的运输数据，如表2所示。
增长（下降）率=[政府实施策略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100%（39）
（1）当政府对水路进行补贴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水泥分销商不仅增加5347%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45%的公路货运量，还增加859%的利润。同时，制造商的利润增加了249%。因为在该策略下，市场的总需求量增加484%，销售价格增加10%，同时运输成本降低516%，批发价格降低288%。政府采用价格补贴策略能有效促进大宗货物运输转移到水路运输，公路运输的日交通车次减少，不仅水路运输的装载得到了充分利用，还能有效地降低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量。这说明政府的补贴策略是有效的。不仅对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的转移有较明显的效果，也使得货物运输更绿色低碳。
（2）当政府实施改善水路运输设施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不仅增加662%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614%公路货运量，还能使分销商利润增加241%。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改善后，水路运输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吸引更多的大宗货物转移到水路运输上来，总运输量增加73%，产品的边际利润增加172%，同时降低分销商78%的运输成本。制造商的利润增加289%，因为虽然批发价减少065%，但在该策略下总需求量增加73%。因此，实施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不仅缓解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之间的不平衡，还增加供应链成员的利润。
（3）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的情形相比，碳排放量减少953%。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碳排放量最少，比无政府干涉情形减少394%。这是因为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大宗货物运输有效地从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转移，减少碳排放量。
（4）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194%，因为政府的价格补贴增加市场总需求量以及水泥产品的销售价格。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241%。政府实施的两种策略都能调节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货运分担比例的作用，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供应链的整体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设施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203%由分销商占有；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15%由分销商占有。可得管理启示：若要有效地协调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运输，则要合理地协调制造商和分销商的利润，从短期的效果来看，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对平衡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分担量的效果更为直接和明显。从长远来看，政府要实施不断地改善水路运输服务基础设施，才能有效地实现北江大宗货物低碳绿色运输的目标。
（5）在政府补贴的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且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的运量转移效果比政府补贴的效果更好。
（6）当采用两种策略后，水路运输渠道份额慢慢增加。在政府价格补贴情形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则小于无政府干涉下分销商的利润；同理，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的情形下，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的分销商的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分销商的利润。
双减政策的措施篇6
2012年11月5日，日本政府要求欧盟同意与日本发起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11月29日，欧盟外长会决议，授权欧盟委员会与日本政府开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此，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成为双边经贸关系的议题。日本与欧盟酝酿自由贸易协定是日本欧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下、在各自实施对外贸易战略指引下、各自发展自身经济需要的产物。
1.多哈议程陷入困境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
2011年wto启动的多哈议程至今没有看到成功的希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进程也陷入困境。贸易自由化既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又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所证明。贸易自由化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wto成员方通过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协定成为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法律文件，从而使wto成员方在法律约束的条件下实施贸易自由化。所以，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的平台。由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则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另一个平台，是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发展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都参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为自由贸易协定（Fta）。wto把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同盟都视为“地区贸易协定”.按照2012年1月wto的统计，全球正在实施的地区贸易协定为319个。按照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亚洲国家正在谈判的、已经签署但并未实施的、已经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总共达到250个，其中涉及与印度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33个、与韩国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31个、与中国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26个、与日本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23个。①。
2.日本和欧盟各自实施自己的自由贸易协定战略。
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日本的Fta战略》的报告，该报告规划了日本实施Fta战略背景和设想。②2002年之前，日本对外没有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但目前日本正在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达到了10个。日本分别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瑞士、越南等10国签署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此外，日本与东盟10国签署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12月1日“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正式实施，该协定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动植物卫生检疫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经济合作等内容。但该协定排除了酒类、饮料、钢铁产品的自由化。
2010年，日本对自由贸易协定一般应用的平均关税税率在2.9%~3.4%之间，而日本的最惠国平均关税税率为5.8%.日本对自由贸易协定使用的优惠关税产品占税则号列的86.3%~90.3%之间，而最惠国关税产品只适用81.2%~82.3%的税则号列。可见，日本在自由贸易协定下实施的关税优惠幅度和范围都超过最惠国待遇。③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比如，日本对来自东盟国家的产品实施优惠关税，东盟国家对来自日本93%的产品取消关税，从而有利于日本企业在东盟国家布局汽车或电子产品的生产线和发展日本与东盟的经贸关系。
在服务贸易领域，日本在自由贸易协定下作出的开放承诺超过wto下的减让表，比如，日本承诺在电信、石油和石油产品、分销方面放松外国资本的股权限制，日本采用否定式列表方式开放服务业，而wto采用的是肯定式列表方式。在投资领域，日本在自由贸易协定下作出的承诺超过了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范围，比如，在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禁止在货物或服务领域的投资业绩要求，禁止技术转移和研发的要求。通过促进日本国内外商务活动确保日本长期繁荣和增长，是日本贸易政策的总目标。在该目标下，日本政府还在继续与一些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海湾合作委员会、韩国、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已经表示愿意参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谈判。
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是目前欧盟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2006年10月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题为《全球的欧洲：在世界中的竞争》报告。该报告阐述了欧盟全球贸易新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是把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一个战略平台。④事实上，欧盟本身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同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对外实施贸易政策。目前，欧盟正在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总共为29个，其中包括：
2000年10月，欧盟与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双边的货物贸易额从2000年的217亿欧元上升至2011年的401亿欧元；2000年1月，欧盟与南非签署的《贸易、发展与合作协定》生效，该协定是事实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到2011年双边的货物贸易增加了120%,2011年双边的货物贸易额为434亿欧元；2003年2月，欧盟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双边的货物贸易额从2003年的77亿欧元上升至2011年的186亿欧元。智利已成为欧盟从美洲地区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地国家；2011年7月1日，欧盟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入实施阶段。目前涉及欧盟签署但没有生效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有：新加坡、秘鲁、哥伦比亚、中美洲五国、乌克兰。
当前涉及欧盟正在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有：加拿大、马来西亚、越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印度、南方共同市场、海湾合作委员会。⑤根据2012年11月欧盟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解释，如果欧盟完成目前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欧盟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发展将拉动欧盟GDp增长2.2%,即产生2750亿欧元的GDp,增加220万个就业机会。⑥3.日本欧盟自贸协定是双方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交汇点。日本与欧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下各自寻求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必然的选择就是双方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加深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日本欧盟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交汇点。
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双方同意发起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是彼此都面临着内部经济增长的困境。2010年以来欧盟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困境，2012年欧盟经济增长率为负0.3%,其中欧元区为负0.5%.2012年11月份欧元区17国的失业率上升至11.8%.201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负0.7%,2012年上升至1.5%,但仍处于缓慢增长的水平。当前的安倍政府施压日本央行放水，实施竞争性汇率贬值，也是为扩大日本的出口创造条件。现日本和欧盟在解决内部经济的同时为对外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只能选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一步打开对方市场，拓展贸易和投资。对日本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日本与欧盟发起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一步提高了日本在参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地位。
二、日本欧盟经贸关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日本和欧盟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欧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占据世界GDp的25%以上和全球贸易的17%.仅从单一国家看，日本的经济规模为世界第三，占据世界GDp的8%以上和全球贸易的6%.日本和欧盟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2011年，欧盟为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1%.日本是欧盟的第七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额占欧盟对外贸易总额的3.6%.按照欧盟的统计，2011年欧盟从日本的货物进口额为674.45亿欧元，欧盟对日本的货物出口为489.70亿欧元，欧盟为逆差。
2.日本与欧盟双边贸易近几年处于下降态势。
在货物贸易领域，2006~2010年，欧盟对日本的出口每年下降0.6%,而欧盟的全部出口每年增长3.8%.同期，日本对欧盟的出口每年下降3.2%,而日本的全部出口每年增长3.1%.日本占欧盟的进口地位也处于下降态势，2000~2008年从日本进口占欧盟的进口份额从9.3%下降至4.8%.同期，欧盟对日本的出口占全部出口的份额由5.4%下降至3.2%.在服务贸易领域，2010年欧盟对日本的出口为183亿欧元，日本对欧盟的出口为145亿欧元。但是，对日本服务贸易的出口占欧盟全部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在下降，2008年对日本出口占欧盟的比重为3.8%,2009年为3.7%,2010年为3.5%.
在投资领域，2007~2010年日本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以每年1273亿欧元的规模增加，日本对欧盟直接投资占欧盟每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为4.8%,而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25.5%.欧盟对日本直接投资以每年增加5.5%的速度在增长，2010年欧盟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为936亿欧元，占日本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为61.7%.显然，日本吸收的欧盟直接投资比欧盟吸收的日本直接投资要少，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中对外国直接投资限制较多的国家。根据201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对外直接投资限制指数”的排名，日本名列第六。
3.日本与欧盟贸易关系下降的原因。
第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加深了与日本和欧盟的经贸关系，论文格式从而削弱了日本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国、印度、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产出、竞争力、出口的增加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这些国家在提高各自占全球贸易份额的同时也降低了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比如，日本对外出口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步，而且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超过了对欧盟的出口增长，这势必降低了日本对欧盟的出口。同样，中国已经成为欧盟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也势必降低了日本在欧盟出口市场中的地位。
第二，欧洲和亚洲区域经济的发展淡化了日本与欧盟的经贸联系。在欧洲，欧盟成员已经扩大到27个，同时，欧盟与俄罗斯、土耳其等近邻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使这些国家在欧盟对外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欧洲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与欧洲以外国家的经贸联系。同样，在亚洲，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越来越重要，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日本与欧盟的经贸关系。
4.日本与欧盟经贸关系的障碍。
日本与欧盟经贸关系下降的原因并不能证明日本与欧盟经贸关系不能再得到发展，相反，日本与欧盟都知道进一步发展双边经贸关系还存在着若干障碍。关税壁垒：日本和欧盟征收的进口关税都比较低，欧盟适用的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的税率为6.4%%,日本为5.8%.但是，按贸易加权关税计算，日本对欧盟产品使用的税率为1.7%,而欧盟对日本产品使用的税率为3.4%.表面上看，欧盟的保护程度高。但是，在农产品领域，日本相对欧盟征收比较高的关税。日本对农产品、加工食品和饮料征收了比较高的关税，按贸易加权关税计算日本对来自欧盟的食品和饮料征收的关税平均税率为34.7%,若干产品的关税高峰高达500%.
上述产品恰恰是欧盟出口的主要产品。欧盟对来自日本的上述产品适用的关税税率平均为12.4%.在日本主要出口产品中，欧盟对日本征收比较高的关税，比如，欧盟对来自日本的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平均为8.66%.非关税壁垒：欧盟的调查发现，日本在非关税措施方面阻碍欧盟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表现有：不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法规，缺乏与国际标准的协调，受影响的是欧盟的汽车产品；复杂繁琐的认证程序，尤其是在合格评定程序方面，受影响的是欧盟的医药产品；政府采购领域缺乏透明度；难以应对的程序要求使欧盟医疗器械的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成本高昂；日本在食品标准和技术要求与欧盟有差异，使欧盟加工食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成本过高。服务贸易领域中日本当地政府任意解释政府的法律法规，致使欧盟服务提供者得到了歧视性待遇，尤其在金融、电信等敏感部门日本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存在诸多的限制；反过来，日本企业也抱怨由于欧盟的技术性法规或标准使日本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面临的障碍。日本政府维持的非关税壁垒也形成了欧盟对日本直接投资的障碍，尤其是在服务领域。
5.解决双边经贸关系问题的出路在于政府的政策干预。
政府的政策干预将为双边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政策干预的具体表现就是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2011年5月28日举行的日本与欧盟峰上，双方都表达了通过谈判缔结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设想。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削减关税，更重要的是减少非关税措施。贸易自由化的范围还将包括服务贸易和投资。此外，还将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竞争政策等内容。
虽然双方的总目标是扩大贸易和投资，但各自的具体目标各不相同。从欧盟方面看，欧盟的目标如下：在货物贸易方面，要求日本降低农产品、食品和汽车的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在服务贸易领域，要求日本向欧盟服务提供者开放市场，实质性地获得国民待遇等非歧视待遇。在投资领域，要求日本减少法律或事实上对欧盟投资者的各种限制，具体包括要求得到设立企业后的非歧视待遇、取消对欧盟投资的数量限制、取消出于国家利益的投资控制权的要求、要求日本修改涉及企业并购活动的法律。欧盟还要求日本加强竞争立法，增加欧盟企业参与日本政府采购活动的机会。
从日本方面看，日本的目标如下：在货物贸易方面，要求欧盟削减汽车、机电类产品等制成品的关税；采用更符合当今世界制造业潮流的原产地规则；建立一个双边委员会使日本能参与欧盟制定标准或规范体系的过程，确立双方都能接受的汽车产业的标准；要求欧盟进一步简化货物通关的程序；要求在欧盟建立统一的医药产品分销体系、医疗器械注册体系；在服务贸易领域，要求得到超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要求与欧盟建立双边专业认证体系，尤其在会计、税收顾问、专利人等领域要求欧盟有统一的做法；要求成立一个欧盟专利法院，促进双边专利合作；加深与欧盟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合作，尤其是确立电动汽车和锂电池标准方面的合作。
三、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各种影响的分析
1.自由贸易协定可能达到的自由化程度。目前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刚开始，何时完成还不能确定，协定达到什么何种水平也无法肯定。欧盟委员会根据自由化的程度可以把将要达成的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分为保守型和激进型两类。保守型的自由化程度达成如下的结果：
（1）非对称方法。双方取消所有的关税，日本在货物和服务领域措施的非关税措施削减20%,欧盟货物产品非关税措施削减6%,欧盟在服务领域的非关税措施削减20%.（2）对称方法。双方取消所有的关税，双方在货物和服务领域的非关税措施削减20%.激进型保守型的自由化程度达成如下的结果：（1）非对称方法。双方取消所有的关税，日本在货物和服务领域措施的非关税措施削减50%,欧盟货物产品非关税措施削减16.5%%,欧盟在服务领域的非关税措施削减50%.（2）对称方法。双方取消所有的关税，双方在货物和服务领域的非关税措施削减50%.这两类的协定的区别在于非关税措施的削减程度。按照欧盟的看法，日本的非关税措施比欧盟要严重，所以日本应该削减的程度比欧盟高。[LunwenData.Com]
2.自由贸易协定对日本和欧盟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两类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对各自的经济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文件，取消关税和削减非关税壁垒对双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只占10%,对双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90%来自削减非关税壁垒的“溢出效应”.⑦日本和欧盟在保守型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下，在非对称的方法下欧盟的GDp可增加0.34%,在对称方法下欧盟的GDp可增加0.75%.无论是对称还是不对称方法，日本的GDp可增加0.27%.因为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欧盟在非对称方法下获得420亿欧元的收益，在对称方法下获得928亿欧元的收益。同样，无论是对称还是不对称方法，日本将获得51亿欧元的收益。
但双方获得的收益都主要来自非关税措施削减的“溢出效应”.按照保守型的非对称方法计算，欧盟对日本的出口可增加22.6%,日本对欧盟的17.1%.日本和欧盟在激进型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下，在非对称的方法下欧盟的GDp可增加0.8%,在对称方法下欧盟的GDp可增加1.9%.无论是对称还是不对称方法，日本的GDp可增加0.7%.因为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欧盟在非对称方法下获得998亿欧元的收益，在对称方法下获得3193亿欧元的收益。同样，无论是对称还是不对称方法，日本将获得132亿欧元的收益。但双方获得的收益都主要来自非关税措施削减的“溢出效应”.这里的“溢出效应”是指因贸易增加而增加劳动需求而产生的收入。按照激进型的非对称方法计算，欧盟对日本的出口可增加32.7%,日本对欧盟的23.5%.
3.自由贸易协定对产业部门的影响。在自由贸易协定下，日本与欧盟之间由于贸易壁垒的减少加强了企业或产业之间的竞争，但自由贸易协定对日本和欧盟各自产业部门的影响有所差异。总体而言，日本的汽车、机电产品、运输设备等日本具有竞争优势产品的出口将增加，欧盟的加工食品、机电产品、商务服务等欧盟具有竞争优势产品的出口将增加。欧盟委员会的文件认为，在保守型自由贸易协定下，欧盟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是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占欧盟对日本出口的17%,自由贸易协定将使欧盟的加工食品对日本出口增加180%.此外，欧盟的化工和运输设备对日本的出口也将增加20%.在激进型自由贸易协定下，欧洲对日本出口增加最大的部门还是食品加工，出口的增长率可达到200%.此外，欧盟的化工和运输设备对日本的出口也将增加50%.汽车产业受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的大，日本汽车对欧盟的出口将会增加，但同时欧盟汽车对日本的出口也会增加。自由贸易协定将使日本汽车产业的产值规模增加2.5%~3.4%.在保守型自由贸易协定下，欧盟的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分别对日本出口可增加0.9%和2.3%.日本的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对欧盟出口分别可增加2.6%和1.8%.在激进型自由贸易协定下，欧盟的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对日本出口分别可增加1.3%和4.7%,日本的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对欧盟出口分别可增加7.7%和5.7%.
4.自由贸易协定对福利的影响。自由贸易协定下日本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增加将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导致双方的福利增加，日本与欧盟内部的高技术岗位和低技术岗位的工资都会上升。日本国内工资上升幅度在0.4%~0.8%之间，欧盟内部工资上升幅度在0.3%~1.8%之间。日本机械部门就业岗位将增加4.5%,化工部门将增加3%.欧盟3%就业机会增加的幅度将在3%~7%之间。
5.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提高了日本实施Fta战略的地位。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前三位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连接，它们各自在打造自己的自由贸易协定网，但是它们之间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协定。小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与许多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约旦、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摩洛哥、巴林、多米尼加及中美洲、阿曼、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国会完成了与哥伦比亚巴、拿马、韩国等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2009年11月奥巴马政府在前任政府的基础上宣布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谈判。
双减政策的措施篇7
关键词:税收优惠税式支出双刃剑效应
税收优惠是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法定基准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免除或减少一部分税收。而一般认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对基准税制的背离,给予纳税人的某种优惠安排。税式支出的主要形式主要有:税收豁免、税额减免、纳税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盈亏相抵、优惠退税、税收饶让、加速折旧等。从严格定义来讲,税收优惠的范围广于税式支出,但从实践来看,应使税收优惠尽量多的纳入税式支出体系,以便于对范围和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增加对税收优惠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税收政策。
一、税收优惠与税式支出
所谓税收优惠,实际就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以减轻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政策的需要,以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税式支出与税收优惠间也存在差别。首先,税收优惠可以是不确定的量,而税收支出要纳入国家预算体系,因而是可以计量的;其次,由于各国税法的规定不同,税收优惠可以包含在基准税制中,也可以在之外,而税式支出是基准税制之外的部分,一国的税收优惠有可能是另一国的税式支出。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1.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吸引了一批外资来华投资建场,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
2.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我国税收政策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地区,对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3.扶持补贴的迅速及时,增强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形式的税式支出,是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同时实现的,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征收、入库等过程,直接形成了财政的补贴,因此,较直接财政支出更为及时,减少了政策的时滞,增加了政策的时效性。
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
需求、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国家外汇储备。
5.对企业招收下岗工人的优惠政策,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
税收优惠中,鼓励企业积极录用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增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三、税收优惠的消极作用
1.财政收入的减少
税收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占我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税收优惠作为我国各级政府主要采用的吸引外资的税式支出形式,该政策的实施必然会直接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据有关数据测算,一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会导致我国在外资企业方面每年大约2000亿元的税收收入的减少。加上我国每年对出口商品的退税,估计至少有3000亿的税源让利给了外资企业和外部消费者。这种区别于直接财政支出的直接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实现了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因此相当于会计上的“坐支”,具有隐蔽性
和不可控性。
2.政策效果的削弱
实行税收优惠的目的有三:(1)不同地区之间的优惠措施;(2)出于产业政策、扶持国家重点及鼓励类行业的优惠措施;(3)保护弱势纳税人的保护性税收优惠措施。而我国税收优惠遍及各个税种和各行各业、项目繁多,导致支出规模越来越大,统计和衡量控制上面非常困难,这种“普惠制”税收优惠政策改变了税收优惠属于个别照顾的本来面目,使实际规则紊乱,国家政策的调控措施得不到有效发挥,效果被削弱。
3.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无序,政策作用相互抵消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较多,缺乏统一协调。任何一项税收优惠政策在对享受政策纳税人发挥既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对不享受政策纳税人产生逆向作用,导致社会效率损失。而任何一项新政策的出台,又会对已有的政策产生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影响。
4.加剧了地区间税收优惠政策的竞争
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吸引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资源流入该地区,使经济活力增强。而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靠减免税这种初级政策竞争,这使得无论中央、省、市、区、县,甚至镇、村、乡级级都设开发区,级级都实行税收减免政策,造成了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降低了引资的效果,给国家造成了损失。
5.有悖于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我们:税收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征税;纳税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而我国税收优惠过多,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差距很大,在《福布斯》2005年度全球雇主与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是继英国之后税收负担第二重的国家。我国法定税率重而实际税率轻,过多过繁的税收优惠使得我国负担着重税负国家之名却只征收微薄的税款。
四、运用税式支出理论和方法管理和控制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实施成本。它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消极作用,是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又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有力的工具。在实际制定与操作中,应尽量发挥优势,控制劣势,在此方面,各国都普遍采用税式支出理论,将税收优惠纳入国家预算,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以便深刻揭示其实质。oecd国家计算税式支出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收入放弃法、收入获得法和等额支出法。目前,各国对于税式支出的理论和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全面完善,对于我国而言,应效仿国外的先进经验与管理方法,结合我国的国情,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体系,管理和控制税收优惠,扬长避短,发挥更大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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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韬.税式支出问题探讨.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
双减政策的措施篇8
2001年，日本对中国的部分农产品鲜香菇、灯芯草等实行200天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并且如果增加进口配额则进行高额的关税惩罚。中国政府紧接着对其采取了反击措施，即对日本的原产汽车、无线电话等产品加征100%特别关税，于是国内厂家纷纷取消了日本这些产品的订单。接下来的一个月，日本进口和国内销售的日本原产汽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并波及到汽车的周边产品，比如车载设备以及维修费用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于是中日两国就此事件展开高层工作会谈，通过协商会话解决分歧。当中国加入wto以后，中日两国又进行了副总长级的谈判会议，最终达成协议。由该案例可以看出，国际贸易中假如双方出现贸易争端，所采取的是激烈对抗的手段而非协商解决的方法，那么整个贸易领域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样贸易双方均为输家没有赢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均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财力、时间，但最终仍要恢复以前的均衡。因为我国所面对的贸易技术壁垒多是发达国家发起的，在技术壁垒方面我国与其直接抗衡的能力也相对较弱。但是针对上述类似的案例，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对付对方所实施的技术壁垒措施，尽管“自损三千”也要“伤其一万”，因此国际贸易中的博弈由此产生。
二、传统的贸易壁垒
以往传统的贸易壁垒多是将障碍设置在商品的价格、数量等方面，造成出口国的商品出口数量减小，或者价格上涨，其中的代表为关税壁垒，本文进行博弈分析就以关税壁垒为例。上述的中国与日本在进行国际贸易时，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实施关税，则中国会相应的进行报复，而且两国在这场博弈中信息是对称的。设日本在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前的收益为m，中国的为n；当其中一方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时，对方会受到β比例的收益损失，此时日本在采取保护措施时的收益为m-βm；中国则为n-βn。如果日本对中国采取保护措施中国未做出回应，此时贸易双方的利益分配如下：日本进行贸易保护，中国未有任何回应，则中国的收益就是n-βn，而日本在收益方面，因为其对中国的进口产品有所限制，所以就增加了国内的产业收益，假设该部分占收益的γ比例为，其国内的消费大众因为消费了价格更高、质量较差的产品也会受到相应的损失，这部分损失设为收益的δ比例；相应的中国收益中，也会出现增加生产商利益以及减少消费者利益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m-βm＜m+γm-δn、n-βn＜n+γn-δn，则其博弈的收益矩阵就：
由上述博弈矩阵可以看出，在理论上稳这的均衡解为（m，n），这种条件下贸易双方的利益是最做优的。但是上述案例中现实的均衡解则为（m-βm，n-βn），这种情况下双方均有最大的利益损失。在非合作关系博弈时，双方均制定相应的关税政策对本国的产业加以保护，但是最终的结果造成两国利益均受最大损失。关税政策制定成功时，两国的生产商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消费者则受到一定的损失。因为相对而言发达国家有更强的消费力，更加依赖国外的廉价商品，因此在制定关税方面，相对而言反而是不发达国家的积极性更大。现在发达国家开始慢慢采取另外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即技术性贸易壁垒。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博弈分析
（一）动机分析
通常贸易双方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时，主要出于以下几个目的：
第一，解决市场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同样，国际贸易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消费者所接收到的信息不全面，所以对进口产品的质量无法做出准确的了解。政府相应的会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比如制定各种技术法规、技术标准，明确规定出进口商品的质量、性能、卫生、安全等指标以及相关的生产过程与生产方法，通过合格评定程序、卫生检疫等各种措施进行产品的测试、检疫、认证等，一些与相关技术法规、标准要求不符的进口商品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第二，减少国际贸易相关的负外部效应。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可能会有附带的外部负效应，比如进口商品可以带有病虫害，从而会对国内产品的生产、销售产生消极影响。政府制定相应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将国际贸易相关的负外部效应予以纠正，提高效率。
第三，政府干预的原因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造成的。因为政府的贸易政策会影响到国内资源配置，从而影响到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于是利益集团会以贸易政策需求者的身份，通过利益诱惑、压力或者游说等手段影响政策。某种情况下，利益集团很可能左右政府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或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保护国内的某些产业等，从而与公共利益目标相偏离，使得净国民福利受到损失。由此可见，技术性贸易壁垒是经济力量、进口国内部政治等各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其所反应的是利益集团之间与政府自身偏好的相互作用。
（二）博弈模型
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博弈模型，对形成国际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进行分析。仍以中国与日本两个互相出口商品的国家为例，二者均分别制定设置与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等策略。
由上表可以建立博弈模型，参照国际贸易理论，二者按照双方的比较优势确定出贸易模式，并互相由贸易过程获取相应的收益。所以假设该模型中，日本、中国均不设技术性贸易壁垒时所获取的收益分别用π1、π2表示。如果日本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国设置，则中国会获取相应的收益，而日本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收益就会减少，减少的收益部分分别设为a、b，因此可以设支付函数分别为（π1-a，π2+b）；反之中国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日本反而设置，其所对应的支付函数则为（π1+c，π2-d）。贸易双方均设置贸易壁垒，则日本本国所获取的收益设为c，不过需要将对方设置贸易壁垒给自身带来的损失e考虑进去，所以日本的支付函数为（π1+c-e）；中国同样要将日本设置贸易壁垒为自己带来的损失f考虑进去，其支付函数则为（π2+b-f）；这其中a、b、c、d、e、f均大于0。因为e与f均是在贸易双方本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时，引起对方报复性设置所导致的损失，所以与本国不设置、对方设置贸易壁垒时所带来的损失相比，它的损失要更大，因此e＞a，f＞d。则可以分析该模型：假设中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率是θ，日本不设置壁垒的情况下，期望收益R1如下式所示：
R1=（1-θ）π1+θ（π1-a）＝π1-θα
其设置壁垒的情况下期望收益则表示为下式：
R2=（1-θ）（π1+c）+θ（π1+c-e）=π1-θe+c
设R1=R2，则可得出θ*=ce-a；如果θ＞θ*时，日本不设置壁垒措施，反之则设置。接下来假设日本设置壁垒的概率为r，中国在不设置策略时期望收益如下式所示：
R1=（1-θ）π2+θ（π2-d）＝π2-θd
设置贸易壁垒的情况下，期望收益则表达如下式：
R2=（1-θ）（π2+b）+θ（π2+b-f）＝π2-θf+b
设R1=R2，则可得出r*=bf-d，如果r>r*，中国则不设置壁垒措施，反之则设置。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该博弈的混和战略纳什均衡为（θ*，r*）＝（ce-a，bf-d），即日本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率为ce-a；中国则为bf-d。由于a、b、c、d、e、f均大于0，e>a、f>d，所以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对于日本来说，当自身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中国未设置时，其c较大，则ce-a相应的就比较大，则日本就可以提高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率；对于中国来说，同样的d值比较大时，可以提高设置壁垒政策的概率。
第二，对于日本来说，在中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自身未设置时，自身的利益损失就会相应的增大，即a值越大，其ce-a值也就相应的越大，此时日本设置壁垒措施的概率就会增加。对于中国而言同样如此。
第三，如果e与f增加，则ce-a与bf-d就会相应的减小，这是由于在设置了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时，会导致对方采取更为严重的报复措施，则本国采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机率就越小。
双减政策的措施篇9
[提要]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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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0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toddD．Stem)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无差别的，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于其破坏性影响之外。这种新的现实需要全球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的合作应对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基于双方政策立场的不断协调，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为达成全面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全球气候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障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中，两国需从战略高度出发，排除内外干扰，进一步创新政策思维，深入发掘合作议题，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从而切实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全球气候良治。
双减政策的措施篇10
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配套措施亟待加强
本刊讯为进一步加强渔船管理，控制海洋捕捞强度，经国务院同意，2003年农业部印发了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并提出了到2010年“双控”总体工作目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管理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八年共压减渔船27346艘、152万千瓦，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渔船管理和捕捞强度控制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地区间“双控”制度执行存在不平衡；渔民转产渠道狭窄，进一步压减海洋捕捞强度难度加大；一些地区非法造船屡禁不止、“三无”渔船难以消除；捕捞强度过大，渔具管理等资源保护措施有待加强。为进一步加强海洋捕捞强度控制，应继续实施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和功率总量控制制度，同时采取其他配套措施，努力降低捕捞强度。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规范渔船建造、更新改造、购置和登记管理，加快推进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建设，提高渔船管理和安全生产现代化、信息化水平；积极推进渔船标准化建设，加强渔船修造企业监管，加大对“三无”渔船、违规建造渔船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渔具渔法规范管理，配套采取资源养护措施；争取政策支持，努力促进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加大转业渔民的社会保障；严格落实管理责任，督促地方切实加强对渔船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控制海洋捕捞强度、养护海洋生物资源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将渔船控制目标纳入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目标责任。
农业部进一步部署抗旱减灾和农业生产工作
本刊讯日前，农业部召开了小麦旱情和抗旱措施专题分析调度会，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农业部制定了冬小麦分区域抗旱田管工作预案，明确了“抗旱保墒、浇水保苗，分类管理、促弱控旺，镇压划锄、促根壮蘖”的技术路线。下一步，将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立足抗大旱和长期抗旱，及早动员部署，适时启动应急响应，狠抓措施落实，全力抓好华北、黄淮等冬小麦主产区抗旱工作。重点抓好以下六项工作：
一是及早部署抗旱春管工作。近期召开全国春季麦田管理视频会议，全面动员部署冬小麦抗旱春管保夏收工作。二是狠抓政策落实。在抓好已有政策落实的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有关小麦抗旱浇麦补助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强化责任，层层抓好落实，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政策兑现到位，充分调动基层和农民抗旱保苗的积极性。三是大力推进科学抗旱。针对今年冬小麦苗情复杂的实际，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加强分类指导，帮助农民落实抗旱田管措施。四是强化督导落实。近期派出26个工作组，赴各地开展“百乡万户调查”活动，在小麦主产区将重点调查小麦苗情、土壤墒情、病虫情，推动春季田管措施落实。五是统筹推进抗旱春管和春耕备耕。在抓好小麦抗旱春管的同时，指导各地抓紧做好春耕备播各项准备工作，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全年粮食面积稳定在16亿亩以上。六是加大科学抗旱宣传工作力度。以“抗大旱、促春管、保丰收”为主题，加大科学抗旱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投入抗旱田管的积极性，努力营造科学抗旱的良好氛围，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