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1
一、wto竞争政策的现状
wto的竞争政策主要体现在wto的基本原则中。包括非歧视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
除了上述基本原则，wto的许多具体协定也含有竞争政策的一些内容。在知识产权方面、反倾销方面、国家垄断方面、贸易救济措施方面中都有涉及。
wto体制中尚未确立起竞争法体系，尤其是缺少处理私人限制竞争的机制。
二、wto拟将竞争政策纳入统一框架所作的努力
一些国家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竞争政策的现状并不满意。它们认为Gatt/wto框架下贸易自由化所取得的成果正在被私人的限制竞争行为所侵蚀，所以，力图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竞争规则的完善。
令人可喜的是，1996年12月新加坡召开的wto第一届部长会议已经注意到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并授权成立了一个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专门研究不公平的竞争政策阻碍国际贸易的问题，评析成员方的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研究wto今后应当采取的措施。
2001年11月在多哈举行的wto第四届部长会议所通过的《多哈宣言》明确指出，多边竞争政策框架应使竞争政策更能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在就谈判的模式达成明确共识、作出决议的基础上，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后将就此进行谈判。《多哈宣言》进一步指明由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来解释以下法律规范：透明、非歧视、程序公平的核心原则、核心卡特尔的条款、自愿合作模式及通过能力建设逐渐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制度等。《多哈宣言》还明确要求在该领域“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参与者的需要，并为其提供适当的灵活性”，为达此目的，wto将与包括联合国贸发会在内的其他相关政府间组织合作，并通过区域和双边的渠道，大量提供多种充分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来满足这种需要。这些论述表明，部长们认识到多边竞争政策框架更能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希望wto在今后几年，将通过谈判来完善竞争政策，将其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下。
目前，根据wto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的材料，关于竞争政策是否应当引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以及应采取何种模式等问题，在wto成员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wto贸易与竞争政策工作组就这些观点已经召开了多次讨论会。总体来说，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受到wto许多成员方的支持，包括日本、韩国、印尼等一些亚洲国家。事实上，欧盟的主张已经成为wto竞争政策多边框架协议的基础。欧盟认为，wto关于竞争政策的谈判应集中在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第一，wto竞争政策的核心原则;第二，成员方之间的合作模式;第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在竞争政策领域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
然而，尽管《新加坡部长宣言》和《多哈部长宣言》均表明了在竞争政策的谈判上应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的观点，建立竞争政策多边框架的赞成者们也认为这一框架的制订将有益于发展中国家，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启动竞争政策的谈判仍持反对立场，不愿意推动竞争政策多边框架的建立。它们认为国内竞争政策和法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可能是有限考虑的问题，因为有更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它们担心多边框架的议题会削减其为实现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政策保留空间；担心由于国家间和企业间发展水平、竞争能力的差距，以及制订和实施竞争法的经验和能力的差距而为其带来的困难。
总之，由于各成员方对各自根本利益的维护，坎昆会议未能就竞争法等新议题启动谈判，然而应当通过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竞争政策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努力仍在继续。
三、把竞争政策纳入wto多边框架的积极意义
（一）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会增强成员方国内竞争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为各成员方的竞争政策确立一套清晰而连贯的原则，这将会增强成员方国内竞争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增强各成员方规制反竞争行为的能力。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其自身的利益，需要制订和实施竞争法律或政策，因为，欠缺必要的立法或实施能力的国家更易受到反竞争行为，特别是国际卡特尔的侵害。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制度能力的建立，会使发展中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与其发展目标相一致的竞争法律和法律实施机构。
（二）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是排除私人限制竞争行为的有效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成员方之间的有效合作在跨国反竞争行为日益盛行的今天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人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如果相关国家不能对跨国限制竞争活动采取协调性的措施，将会导致国际贸易纠纷，引起国家间的法律冲突和利益冲突，并由此减少可以从贸易自由化获取的收益和社会福利。所以，一些国家在竞争法领域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和协调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67年提出的《成员国间就影响国际贸易的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合作的推荐意见》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国家间在竞争政策领域的双边合作。然而，反垄断法双边合作协定是建立在缔约方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此外，从目前的双边协定看，参与订立这种协定的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经济实力，发达国家对之没有兴趣进行这方面的谈判；或者因为没有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发达国家认为与之进行谈判有较大的难度。总之，目前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领域参与订立了双边协定。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参与双边协定的订立，而具有国际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对这些国家同样有害，我们就远不能说，双边协定可以实现竞争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人们期待着在这个领域能够有多边的和更深层次的合作。
在竞争政策领域进行多边合作也并非是今日才提出的主张。早在1947年和1948年间在哈瓦那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上通过的《哈瓦那》第五章就对限制竞争性商业行为作出了规定。它指出，“缔约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并与本组织合作，管制国际贸易中限制竞争的商业惯例，如分割市场或扩大垄断势力，而不管它们是由私人企业还是由国营企业所为”。1980年12月，联合国还通过了《关于管制限制性商业行为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原则和规则》，要求各国按照这个《原则和规则》来制定和适用本国的法律，在法律适用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并要求跨国公司重视东道国的竞争法。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集团的利益冲突，上述两个文件最终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与国际社会在这个领域已经采取的双边措施和多边措施相比较，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会更有利于推动成员方竞争主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信息交流，合理解决该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和法律冲突问题，包括协调它们在这方面的程序法，从而更好地解决人们共同关心的私人限制竞争问题。因为，第一，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上以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最大多边机构。第二，wto协定的制定者已经认识到，wto成员方通过关税减让和减少虽然对国际贸易自由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要在wto内真正实现贸易自由化，确保国际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至少还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成员方政府不得采取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来替代被废除了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二是成员方的企业不得通过反竞争的行为，来重建那些被废除了国际贸易壁垒。这第一个条件仍然需要成员方政府间进行的谈判，这第二个条件则需要成员方协调它们国内的竞争政策。第三，wto多边框架下的竞争政策将是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和规则，这必将能够更好地规范、统一与实施国际竞争政策。
四、我国对竞争政策纳入wto多边框架应持的态度
（一）我国应该积极参与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的多边谈判与制定工作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限制竞争行为往往涉及多个国家，有时甚至波及全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在调查和处理跨国限制竞争案件时如果不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往往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所以，建立wto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国际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鉴于订立wto竞争政策多边协议对我国的必要性以及我国接受协议的可行性，我国对竞争政策纳入wto多边框架应持积极的态度。
（二）我国应强调wto竞争政策要体现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
在wto体系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利益冲突，而在竞争立法中的利益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强调wto竞争立法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保障更广泛的市场准入而且要保障更公平的跨境贸易。这要求wto的竞争法律制度，不仅包括非歧视性原则、透明度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而且应包括保护弱小经济实体免受跨国公司的反竞争行为危害的基本的实质性规定，尤其要将这些规定适用于国际技术转让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最终实现世界贸易的自由化。
（三）我国应坚持主张wto竞争政策在各国的实施方式应有所不同，尤其是应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由于市场与文化是不可分的，而且各国法律制度、行政体制和经济环境又不尽相同，wto竞争政策的实施需要具备适当的弹性和渐进性，不应试图采取“一体适用”的立场。这样不仅可以尊重普遍存在的经济、法律与文化方面的广泛的差距，同时又能减轻欠缺竞争法律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所可能承受的负担。
（四）我国应加速反垄断立法的进程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2
[关键词]全球化；经贸规则；竞争中立；双边投资协定；核心议题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fterthefinancialcrisis，thecoreissueofanewgeneration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rulesistopromoteall-roundmarketaccess，deepeninternationaltradeliberalization，furthercuttradetariffs，decreasethesummitvalue，andmakehighstandard，all-roundtraderulesforservicetrade.theproportionofnontraditionaltradebarrierissuesisincreasingandtherulingfieldisenlarging.Underthereconstructiontideofnewgeneration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rules，Chinashouldinsistonpromotingmultilateralnegotiationunderthewtosystem，positivelyenhanceFtastrategyandboostdomesticopening-upreform.inaddition，Chinaneedstodiminishthegapbetweenthenewstandardsofinternationaltrade，acceleratetheprocessforSino-americanmutualinvestmentagreement，andenhancethecollaborationwiththeUnitedStates，europeandotherareas.
Keywords：globalization，economicandtraderule，competitionneutralization，mutualinvestmentagreement，coreissue
国际经贸规则是指国家间为规范并有效保护和促进国际经济与贸易，协调缔约方之间的经贸政策，确立彼此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机制，所缔结的相关条约和协定是国际贸易规则的表现形式。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严重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在国际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下，美国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受挫，其在国际经济规则领域的地位面临挑战。与此同时，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多边主义进程艰难以至于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另寻他法，着力开辟区域及双边经济合作，试图通过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确立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以巩固自身在国际经济规则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美欧联手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一系列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诞生，全新的“国际服务贸易复边协定（tiSa）”谈判启动，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涌现出的诸多内容复杂的双边及区域性优惠贸易协定（ptas）也成为推动区域主义的主要力量，中国与美国、欧盟等重要投资伙伴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入快车道。区域主义渐成气候，传统的以wto为平台的多边贸易体制虽拥有多边优势，却无力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下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一、国际金融危机后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议题及其主要特征
（一）试图实现全方位的市场准入，进一步加深国际贸易自由化
1.货物贸易。关税减让水平是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核心标尺。目前，在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如tpp、ttip等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谈判成员国旨在追求高标准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但谈判伙伴之间仍然存在扩大贸易障碍的关税壁垒。以ttip的谈判双方欧盟和美国为例，其关税减让水平已达到较低且稳定的水平。欧盟（27国）目前总平均关税税率为5.2%，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为13.7%，非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为3.9%；美国总平均关税税率为3.5%，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为4.7%，非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为3.3%。可以看到从总平均关税税率水平角度，欧美双方均已实现相对较低的关税壁垒，但若只看农产品，可以发现欧盟对农产品的关税壁垒非常高，即使对最惠国的平均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2012年）也高达13.2%。
当前欧美的关税高峰值主要集中于农产品领域，降低或消除关税高峰值也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手段。新一代由美国主导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主张全面的市场准入，目标是削减农产品与工业品关税税率，尽量争取做到完全取消，只对极少数敏感产品保留关税以进行保护，但也可能经过一定过渡期后逐步开放。以亚太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其谈判成员方的最高关税税率集中在乳制品、纺织品、烟酒、糖类及电子机械领域，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及地域特征不同，对最终形成高标准且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形成挑战。
2.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方面，乌拉圭回合达成多边《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对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四种服务贸易形式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逐步自由化等方面做出规定。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原有的服务贸易规则已不能满足一些国家对服务部门开放的需求。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不仅在tpp与ttip中有对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相关规定，由发达经济体所推动的《服务贸易复边协定》（tradeinServiceagreement，tiSa）是对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集中体现。tiSa的目标是建立高标准、全方位的服务贸易协定，其本质是为了减少成员国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壁垒。tiSa的谈判内容将在国内监管（如授权和许可程序）、国际海运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包括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电子商务、计算机相关服务、邮政和快递服务、金融服务、自然人临时流动、政府采购、国有企业与出口补贴等方面达成规则一致，形成标准和规范的互认。
（二）非传统贸易壁垒议题比重增加，规范领域从“边境”延伸至“边境内”
1.原产地规则。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日益成熟，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渐演变为产品内贸易，这使得一种产品（货物）的生产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而货物的“国籍”则由最后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国家或地区决定，以此来判定其原产地。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了第一个协调国际贸易中货物原产地规则的多边协议《原产地规则协议》。目前，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对“实质性改变”的解释主要采用税号改变、增值百分比及制造或加工工序等标准来确定。尽管原产地规则应为中性，但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国家还是借助原产地规则达到直接或间接贸易保护的目的。
从新一代原产地规则的制定与改进来看，其主要特征是趋向严格化。以tpp为例，目前tpp各参与方已确定了“客观、透明、可预见”的原产地规则准则，并致力于寻求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达成单一的tpp原产地规则。美国作为主导者，在其之前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在纺织品与成衣业都是采用“由纱认定（yarnforward）”的标准与规则。在“由纱认定”的规则下，若整个纺织产品的生产流程从纺纱的纱线到布料再到成衣都是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发生的，则可以享受基于原产地规则的免税优惠待遇。这种“由纱认定”的规则相对而言更为严格，并强化了区域内供应链的完整。
2.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是新一代贸易规则中十分重要的议题。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日益紧密，而知识产权壁垒自身具有隐蔽性、涉及贸易范围广，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影响日益深入。单边主义层面，根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其中已作出了对其他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进行审查的规定；多边合作层面，Gatt体制下经协商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诸边合作层面，美欧等国于2010年10月签署了《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旨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欧等发达国家由于在知识产权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近来，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诉求更多地反映在自由贸易协定中，tpp、ttip与tiSa中都涉及到知识产权议题，就其追求的最终效力来看，2012年3月生效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当前美国所签订的生效的自贸协定中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规范程度最高。
3.劳工标准。劳工标准也称蓝色壁垒，其目的是使蓝领工人的权益得以保障。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中所确认的“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及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等四项劳工基本权利是国际公认的核心劳工标准。美国与欧盟均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标准问题的先驱，其所制定的相关条款具体且严格。但美国与欧盟在贸易与劳工问题的谈判模式各有千秋。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国际上首个明确涉及劳工标准且具有详细规定的自贸协定，相对于欧盟而言，美国最终形成的关于劳工标准条款内容比国际公认的四项核心劳动标准宽泛，执行起来更具有强制力，它具体规定了缔约方的目标与义务、组织机构及具有强制执行的争端解决机制。欧盟所规定的明确保护的劳工权利范围较美国窄，主要集中于四项核心劳工标准，且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不适用强制效力，可以更好地考虑到其他缔约方的发展水平，相对而言较为灵活。
目前，美欧双方已明确ttip将对贸易和劳工问题确立相应规则，且欧盟明确指出将在ttip中设立专门的“贸易与可持续发展”（trade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tSD）章节，确立了核心劳工标准在贸易协定中的重要地位，并将通过利用科学信息、提高透明度及进行审查和评估等对此实施保障。
4.竞争政策。世界各国对竞争政策的规范在法律表现形式上体现为竞争法或反垄断法，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相关企业及消费者的权益。竞争中立作为新提出的反映公平诉求的竞争规则，主要目的就是对现有国际及经济规则进行更新和调整，以弥补现有国际经济规则中无法保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的缺陷。由于在新一代国际经济规则中贸易与投资议题相互渗透重叠交叉，竞争中立也双重反映于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规范中。
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中美谈判双方已就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达成“时间表”，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中美双方要在未来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培育贸易和投资合作新亮点，尽快达成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2015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即将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确定负面清单的内容将是一项技术难度较大的博弈过程。具体而言，谈判双方将就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及高管和董事会四项义务列出不符措施。美国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主要诉求是推进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同时为本国投资者在华权益提供高标准的投资保护。中方在谈判中的关注焦点还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原则、法律法规透明度、投资仲裁等方面。
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中，美欧共同的《关于国际投资共同原则的声明》中，第二条明确指出“应更重视国家对于商业企业的影响力，支持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特定市场上享有同样外部环境，以进行公平竞争的立场”。可以看出，在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重构中，美欧等发达国家积极推动竞争中立规则，以确保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平等竞争，减少国有企业对权利滥用引起的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欧盟很有可能在与我国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提出该议题。
明确竞争中立规则，协调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关注中小企业的利益，确保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成为新规则竞争政策部分的核心内容。tpp竞争政策章节将包括“建立和维护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主管部门，在竞争执法、透明度、消费者保护、私人诉讼权利以及技术合作”等一系列内容。
5.技术性贸易壁垒。随着世界各国相对优势的不断演进，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纠纷，对全球贸易便利化阻碍愈发。tpp中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定作为范本，维持或提高相关标准；ttip中，美国-欧盟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明确建议将制定附加于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plus）与附加于wto的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措施（SpS-plus）章节，在wto体制下对产品安全规格和标准及食品安全及检验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并协调彼此的监管措施，增强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由于欧美对于转基因食品合法性的承认，可能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一些谈判成员国内市场相关产业造成冲击与挑战。
二、中国在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浪潮中的应对之策
（一）坚持推动wto体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积极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
目前，在wto体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陷于第九轮多哈回合谈判。这轮谈判自2001年11月启动至今已逾十二年，议题众多，目标宏伟。2013年12月该轮谈判终于实现零的突破，159个成员国达成第一份成果《巴厘一揽子协议》。但欧美等发达国家显然已对进展缓慢的多边体制不耐，美国作为国际经贸领域的执牛耳者，更是通过体制转移的方式在区域和双边合作领域，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及投资协定方式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演变方向。在美欧将贸易合作重点放在自由贸易区上时，中国仍应积极推动wto体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认真制定自由贸区战略，积极推动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以及挪威的自贸谈判，以及涉及范围更广、更富有经济与政治战略意义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CJKFta）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树立大国地位，提高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国际上对经济规则的影响力与领导力。
（二）进一步推动国内开放改革，缩小与国际贸易新标准的差距
全球化的深入渗透将全球各国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使各个国家在经济领域具有相互依存的特征。。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流通具有重要影响，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对于激增的自由贸易协定，尽管其中很多议题有贸易保护的影子，但国际贸易的主流还是自由贸易，新贸易规则中全面的市场准入也反映了这一特征。在美欧引领新一代经贸规则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继续推动国内开放改革，加深并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由于tpp、ttip等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形成后将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溢出效应，中国应及时关注并跟踪相关谈判内容，以可能形成的高标准贸易规则严格要求自己，以免未来在国际贸易领域由于规则标准的提高而陷入被动地位，尽量降低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合作上摩擦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融入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
（三）加强与美欧多方面合作，积极承担全球责任
未来中国应进一步推动与美欧等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加速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开展对中欧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只有中美、中欧彼此形成深入的贸易依存关系，在规则标准方面达成妥协，才能减少中美、中欧贸易摩擦。除在贸易、投资关系方面深入合作外，中国应积极探索在其他领域，如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经贸领域之外的合作，积极承担责任并通过自身努力试着引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1]屠新泉，莫慧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新选项：tiSa谈判的现状及其与中国的关系[J].国际贸易，2014（4）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3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上海公报》 第二阶段
[中图分类号]D8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96－08
中美《上海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的谈判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71年10月20～2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第二阶段是在1972年2月2i～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经过第一阶段谈判，《公报》的框架已基本搭好，但在等方面未能达成协议，需要在第二阶段谈判期间解决。在第二阶段谈判前夕，有个前哨战，即黑格访华。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的前哨战：黑格访华
基辛格的两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之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时，美方内外部出现了反对派：副总统阿格纽和财政部部长康奈利等亲台反华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对尼克松访华不满，一些前驻苏大使因担心影响对苏关系出面反对，日本抱怨美国的冲击来得太突然，台湾当局更是一再抗议。面对这些情况，尼克松既想得到访华的好处，又想尽量减少各方对其访华的抨击，因此就想拿“苏联牌”来压中国，1972年1月，尼克松又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名义上是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实际上是以苏联的军事威胁来吓唬中方，迫使中方在《公报》未达成协议的部分上让步。
1月3日，黑格抵达北京后，先与姬鹏飞代外长进行了会谈。因黑格表示有重要信息传递，1月4日深夜，会见了黑格。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美国认为苏联正在实行包围中国的战略。黑格说，苏联政府对南亚次大陆的政策是使其保持分裂状态，但苏联现在决定迅速地、大幅度地改变原来政策，企图通过树立一些敌人包围中国。当时，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东巴基斯坦。在印巴达成停火协议后，美国谨慎评估了苏联的后续行动，确信苏联谋求联合其他国家包围中国。苏联极力拉美国，不让美国与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但美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予以拒绝：一是美国对巴基斯坦承担了一定的义务，美国不能容忍别国用武力肢解巴基斯坦；二是美国认为中国未来的生存能力是美中最大利益，也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第二，介绍美国国内出现的亲苏势力、亲台势力和官僚势力联合反对尼克松访华的情况。这些势力希望防止或阻挠美中关系正常化。因此，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努力使这次访问成功，但大部分美国记者并不是根据对事实的仔细分析来撰写社论。所以，为了不让尼克松访华期间在公众面前难堪以及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的世界领袖形象，有必要加强《公报》的积极面。美方正在考虑作为体现尼克松访华成果的方面，比如增加科学和文化交流。第三，重申对台政策。黑格重申了基辛格此前对所说的未来的对台政策：一是不鼓励或支持“”；二是不鼓励或支持日本通过“”运动或在台驻军控制台湾的努力；三是战争一旦结束，美国就从台湾撤走与战争有关的军队，在更长的时间内逐步减少驻军。
黑格强调：简而言之，因为美国陷入了对苏友好势力控制的左派和势力的构成的困局，美方迫切希望中方重新考虑《公报》中关于的措辞，并表示他带来了关于的新措辞。最后，黑格再次转达了不让美国国务院的人参加实质性会谈的口信。
听完后表示，我们必须将此情况报告给，中央还将进行讨论。因此，目前不能正式答复。但进行了初步评论：(1)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缓和远东局势，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利，而且对中美两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都有利。(2)关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支那问题，苏联的插手并不是由于苏联战略方针的改变，而是由于中美接近，其必然要采取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我跟基辛格第一次见面时已指出过。中方要承担中美接近的后果，中方是做了准备的。至于美国内部三种势力，基辛格也曾讲过，中方也都意识到了。(3)关于的措辞。目前提出的措词已经照顾了美方的困难，不过美方既然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中方愿意继续研究。
1月4日，让熊向晖等起草了《对美方口信的答复》，亲自审改后送请审批。1月6日，与商谈此事。当汇报黑格说苏联战略改变，要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时，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在次大陆对中国包围，印度支那也是苏联包围中国，你葛罗米柯跟人家去日本，是不是日本也要包围中国啦?这就不得了啦，替我们担心啊!还有台湾呢，菲律宾呢，南朝鲜呢，那就不算包围?统统要它保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当谈到黑格讲到尼克松要恢复世界领袖的形象时，说：“美国人也怪，他自己明明讲国内有什么亲苏势力、亲台势力、官僚势力都反对他。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连美国领袖都作不成，他还要来作世界领袖啊!”最后问：联合公报草案，除外，美方没提，是不是就不动了?说：就不动，要动就动一点，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
1月6日晚，同黑格第二次会晤，对黑格的口信进行了答复：第一，“半年前尼克松总统把中国称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现在美方忽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中国早已说过，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奋斗到底，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第二，“美方口信表示，希望通过访问加强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中方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中国人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第三，“美方由于国内有些势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高级会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公报草案中有关台湾部分的措词。当然中方不反对进一步进行磋商。但是，应当指出，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在上，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情感的。如果美国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如果屈从某些反对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势力而从原来的立场后退，这不会为中美
双方带来好处”。表示：关于贸易问题，中方注意到了美方的意见，要把它放在《公报》里。毫无疑问，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最后，把挂了起来，说等尼克松和基辛格来了以后再说。
可以看出，在《公报》谈判第二阶段的前哨战中，中方并未被美方的恐吓所吓倒，而是坚持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坚持维护国家和利益的立场不动摇，在上坚持原则不退让。
《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主要议程
《公报》谈判第二阶段共进行了六次谈判(见下表)。中国谈判代表是副外长乔冠华，美国谈判代表是基辛格。1972年2月25日其中的一场谈判，亲自参与。
第二阶段谈判的主要议题是：
第一，关于的措辞
是影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也是《公报》谈判中争论最久、最多的问题。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
22日的会谈是预备性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乔冠华表示，黑格带来的关于的新措辞，中方已经表明立场，不同意那个建议。基辛格再次说明美方面临的复杂国内形势，表示美方想避免尼克松回国后被指责受骗。所以，在上，美方希望不要造成巨大的国内影响。美方将履行已做出的承诺，并表示此次会谈探讨的不是实质性内容，而是措辞问题。乔冠华听后表示，黑格带来的新表述比基辛格上次来华时提出的建议后退了。美方有困难，中方也有困难。不管这次会谈是否讨论实质性问题，还是措辞问题，中国人民对此有强烈的感情。美方总是强调和的条约依然有效，但在草案中，中方并没有提及这个所谓的条约。同样，中国人民也会问，为什么不提它?既然美方将承认是中国人民的内政，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美军完全彻底地从台湾撤走。所以，有两点必须讲清楚：一是完全撤军，但在美方的建议中没有说清这点；二是黑格提交的文本没有说清为什么是逐渐减少驻军。似乎台湾是美国的工具。基辛格又问，中方是否能声明将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乔冠华当即表示否定，指出是内政问题，如果同意上述声明将违反中方原则。乔冠华又说，美方把看成表述问题，在中方看来，它关系到实质内容。
在23日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了修正稿。在24日上午的会谈中，乔冠华表示，美方昨天提出的修正稿不仅没进步，在某些方面还退步了。比如，本来美方同意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昨天的修正稿说“台湾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这甚至不同于美方以往的公开表述。比如尼克松在《世界信息》中说：“台湾与大陆的最终关系不是由美国决定的事。两方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我们不希望双方走任何特定的路线”。但是美方现在要求中方走特定的路线。基辛格说，美方并没有要求中方同意，这是美方的立场。乔冠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综合考虑各个方面，中方建议的表述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希望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将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说，我们这样回去肯定会受到攻击，说我们出卖了朋友，会引发风暴。之所以美方要改第一句(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改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康奈利认为“中国的一个省”在美国有特定含义，这意味着美方正在把台湾交给中国。乔冠华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也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呢?基辛格说，我已经对他作出这个解释，但没用。我们想避免“省”这个词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在24日下午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了新的修正稿：“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关于台湾和大陆最终关系不是由美国决定的观点，它相信有关方面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对缓和紧张局势将起很大作用，这将使美国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乔冠华表示研究后再作答复。
在25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基辛格告诉乔冠华，我和总统昨天讨论了中方的建议，他认识到中方已作了真诚的努力来考虑这个问题，美方接受中方起草的前三句话。因此，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是由总统起草的。乔冠华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将最后一句改为“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将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二是将最后一句改为“考虑到这一前景，美国逐步减少在台湾的驻军，最终目标是完全撤军”；三是“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接受美国从台湾完全撤军的最终目标。考虑到这一点，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的驻军”。基辛格听完后表示，我认为我们在朝正确方向前进。
在25目的第二次会谈中，乔冠华表示，第一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本来是同意了的，但今天上午你坦率地告诉我们为什么难以保留这个措辞，虽然提出的理由不充分，但是中方愿意考虑美方的困难。在中方的声明中，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美方的声明中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基辛格听后表示，我认识到，中方正努力考虑美方的困难，前面三句话就基本谈妥了。
在25日的第三次会谈中，乔冠华根据的指示，提出了新建议：美方宣布：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美国预计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其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听完表示，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了。之后，他就去请示尼克松。
在25日的第四次会谈中，同基辛格会谈，就《公报》措词交换意见。提出：现双方已经接近，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基辛格表示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精神。之后，基辛格表示，美方认为，确认最终撤军的目标，美方没有问题。但如果没有互惠，美方就宣布减少驻军，将被指责为被骗。困难是在宣布逐步减少驻军时是无条件的。我知道，在提及条件上中方会为难，但这不会影响总统已经告诉中方他将要做的事。
在25日的第五次会谈中，乔冠华告诉基辛格，经过研究，中方决定接受美方的建议。之后，基辛格读了一遍关于的措辞，“美方宣布：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与此同时，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缓和，它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随后，基辛格去请示尼克松，尼克松接受了。但他提出一个建议，能否把“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的“中国人民”改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乔冠华认为，这与第一句重复了，没必要。
在26日晚的杭州会谈中，基辛格提出，国务卿罗杰斯在读了有关的措辞后，提
出三点修改意见：第一，关于“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所有中国人(allchinese)”改为“中国人(theChinese)”；第二，关于“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的“对这一立场(thatposition)”改为“对此(this)”；第三，关于“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的“中国人民”改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乔冠华听后表示，现在是26日深夜，明天就将发表公报。这个文件是双方最高领导人已经同意了的。如果现在作出重大修改，其结果就是明天不能发表。由于中方拒绝修改，美方也没有坚持己见。
中美双方最后正式发表的《公报》是这样阐述关于的立场的。中方声明：“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第二，关于“人民要革命”措辞
在24日的会谈中，乔冠华提出恢复“人民要革命”的提法。他解释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中美的立场和哲学在许多问题上是不同的。至于“革命”这个词汇，美方也曾在许多场合使用过。比如，1967年，尼克松说印度的变化是“革命性的”。今年1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也用了“革命”这个词，说将有一场新的美国革命。基辛格表示，对，但这个词汇我们只用于自己，不用于别的国家。我们不反对你们说“中国革命”。乔冠华反驳道，尼克松1967年曾提到亚洲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20年历史，而美国有200年历史，中美两国都是革命的成果，为什么中国不能提它呢?基辛格说，这里有两个问题：(1)美方不同意中方在联合国的发言；(2)更为重要的是，中方做出这样的声明是合乎逻辑的，但如果在《公报》中也这样声明，美国国内会产生怎样的反应?难道总统远道而来仅仅是中国人的一个宣传工具吗?乔冠华说，全世界都知道中美存在分歧，我们不想掩盖分歧。但如果说中方利用这次访问作为宣传工具，中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人民也会批评我们，说美方只是利用这个场合来宣布美国的观点。基辛格只好表示，那就先暂时把它放进《公报》里吧，并表示要向总统汇报。后来，尽管美方还想把“革命”改成“革命性变化”，但中方拒绝了。最终，美方同意用“革命”一词。
第三，关于双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一句的修改
在杭州会谈中，乔冠华提出双方共同立场中的“任何一方都将不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中的“neitherwillseek”改为“neithershouldseek”，因为中文文本中的词汇是“应该”，英文应译为“should”。基辛格问，这在意思表达上有什么区别吗?乔冠华说，“will”和“should”当然有区别，因为你的英语比我们的好。基辛格又说，但是你们的精细超过我们。乔冠华说，不，你的精细超过了我们。相反，用这个词是为了表达更清楚。基辛格说，原则上同意，但问题是如果说“neitherwill”，那么中方就有义务。如果说“neithershould”，就是表达可以也可不实行的一般道德主张。乔冠华举例说，“考虑到国际关系的这个原则”，中方用“should”，“冲突应在这个基础上解决”，“双方同意……应该……”。基辛格反驳说，但是前面说的是一般原则，这句说的是特定行为。乔冠华说，不，不是那样。例如，当说关系走向正常化时，采取了什么行动?它仅是一个方向。章文晋插嘴说，《公报》的第一句仅是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这仅是一个判断。基辛格问，“neitherwillseek”是语气太弱还是太强?章文晋答道，根据中文文本，“应该”应翻译为“should”而不是“will”。基辛格说，如果把“should”放进去，有人就会问我，为什么有个奇怪的词。我理解，中方是设法表达这是不应该做的道德义务。在后来的谈判中，又谈及这个问题。乔冠华说，曾表示中方不能接受“will”这个词，根据中文应是“should”。因为双方必须公平对待。章文晋说，这是翻译中的错误，中方立场没变，只是翻译的改变。基辛格说，这本来是美方先提出的。中方想预留空间指责美方搞霸权主义。章文晋说，对，在公平的基础上，中方也给美方同样地选择，对美方在印支的行为，不要指望中方什么都不说。基辛格最后说，好吧，美国同意用“should”。
此外，在第二阶段谈判中，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部分也作了一些修改。应美方要求，最后在《公报》中还加入了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的词汇。在这些问题上，双方并无太多的争议。
《上海公报》谈判成功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1972年2月27日下午1时55分，中美双方就《公报》全文达成协议。下午5时半，双方同时向记者预发《公报》全文，次日正式见报。故一般说法是1972年2月28日中美达成了《上海公报》，实际上2月27日达成协议，且已分发了全文。《公报》谈判为什么能够成功，其经验对当今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而有益的启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提
《公报》之所以能达成，是两国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各自调整外交政策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敌视。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争夺激烈，美苏力量对比的状态是苏攻美守，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淖，急于脱身。在此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以巩固其在全球的战略地位。从中国方面看，同时与美苏为敌，战略处境危险。相对而言，苏联当时的危险更直接、更严重、更迫切。于是，中国政府根据对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特征和趋势的判断，基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促进世界和平和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出发，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作出了积极回应。中美两国都是从战略高度来调整各自外交政策。对此说得很明白：“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罗!”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基辛格在与尼克松的谈话中也曾说：“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目前对中国的关切是，利用其来平衡俄国。”尼克松表示同意。所以，中美能达成《公报》，关键在于双方在对苏联的扩张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有些美国人一度认为，中美关系变得不重要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一些美国人又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重新以冷战思维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必然把中美关系引向冲突和紧张。中美相互隔绝和敌对，曾使两国人民蒙受重大损失。中美加强交流与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当前，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中美作为两个大国，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的共同责任进一步增加，双方扩大合作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加强。所以，如果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中美关系必须继续发展。
其次，妥善处理。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
从《公报》谈判的全过程看，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都是争论最久、最多的问题，也是谈判中最大的难点。即使最后达成的《公报》，在上，美方的表述也采取了模糊策略，实际上是不愿意放弃在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愿意丢掉遏制中国的王牌。在此后的《中美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谈判中，依然是核心问题。尽管在这三个公报中，美方明确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从其政策实践看，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事实证明，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在较好处理的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两国关系便波折迭起，麻烦不断。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4
关键词：多边贸易政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
一国的贸易政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多边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以及双边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但是其制订和实施又要受到国内、国际条件的约束,因此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效果也不同。
一、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目标
澳大利亚虽然是个贸易国家,但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利亚仅是世界第26大商品出口国,出口量仅占全球出口量的o.9%,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1.2%,排名第19位。可以说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角色。因此,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证明,实施自由贸易对澳大利亚是最有利的。”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任何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及市场准入的增加都能使它从中受益。澳大利亚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宜称自己的贸易政策目标就是有效配置有限的资源以更好地满足国民的需要。所以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澳大利亚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二、澳大利,2e的贸易政策策略那么,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是怎样的?它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是否能顺利实现其目标呢?
首先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多边贸易政策策略:
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工具和舞台。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加入二战后重建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国家之一,gatt的23个创始国之一,wto的成员。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和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是相一致的,也只有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才能迅速、全面、深入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因此,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都不遗余力,尤其是1986年成立的以其为首的凯恩斯集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与欧盟、日本等农业保护主义成员坚决作斗争,才使得历时长久、艰苦卓绝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结束,并成立了约束性更强的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认为,wto的成立可以更有效地约束各成员方忠实履行他们对wto的承诺,更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
对于多哈回合谈判,澳大利亚更是充满期待。面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浅一体化”和“深一体化”的纷争,澳大利亚气定神闲。不管是“浅一体化”(降低货物贸易中的边境壁垒),或者是“深一体化”(投资、竞争等领域的自由化),澳大利亚都能从中获利。“浅一体化”可使农产品贸易的壁垒降低。澳大利亚一直处于要求改革农业保护和补贴的前沿,这也是它本轮谈判的主要诉求,其要求包括:1、改进农产品的市场准入;2、大幅度削减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3、削减并逐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如果农产品贸易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自由化,澳大利亚农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肯定会使它成为大赢家。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农业补贴减半,澳大利亚每年将增加农业收入13亿美元。因此澳大利亚及其所领导的凯恩斯集团不仅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提出倡议;同时由于凯恩斯集团一半的成员是坎昆会议中出现的g-20集团成员,因此澳大利亚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协调两个集团的立场,与日本、欧盟等传统农业保护强国针锋相对,极力促进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可以说,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深一体化”则可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在服务业的竞争力方面,澳大利亚同样毫不逊色。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的改革,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近10年来,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每年约以7%的速度递增。2001年澳大利亚服务业生产总值达4070亿澳元,占全澳gdp的比重为77%。服务业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期间,澳大利亚农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3%,矿产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9.4%,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1.2%。2002年服务贸易出口额约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23%,仅次于制造业出口(制造业出口份额为46%),超过了历来被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两大支柱及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和矿产业。(矿产业出口份额为18%,农业出口份额为9%。)根据wto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
利亚的服务出口和进口额均占全球份额的1.2%,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支持本国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政府明确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将积极参与wto服务贸易谈判,竭尽全力敦促各国政府取消服务领域内的贸易壁垒,为澳大利亚出口商争取更加宽松、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主要包括以下行业:金融、通讯、专业商务服务、建筑工程、高等教育、环保服务、海洋运输、航空运输、电子商务、旅游等。
澳大利亚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apec。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以及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中心应该转向亚洲,才能给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借访问韩国之机提出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倡议,并于同年11月在堪培拉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关注apec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成员保持极其紧密的关系,力促各项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达成与实施。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经济利益,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前10位贸易伙伴中亚太地区的成员均超过一半。对于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服务业来说,亚洲市场占澳服务贸易出口的50%,并且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由于有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澳大利亚在apec中并不能算是主角,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毕竟也是贸易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可以扩大澳大利亚的市场准入,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实用主义的标准。但是,令澳大利亚苦恼的是,apec毕竟是较为松散的组织,组织内各成员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别较大,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进展很慢,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另外,本来就松散的组织内还有新的组织,除了早就存在的东盟,中国也要与东盟构建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图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照此发展下去,澳大利亚在apec中可能会被边缘化。但是,澳大利亚不甘示弱,也积极主动在组织内部寻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如美国、中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2004.11.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联合部长会议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维尔表示,fta已经成为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途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遗余力地宣扬贸易自由化,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还是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自由化,只要奉行贸易自由化,都能从中获益。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追捧,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不仅有英国单方面的开放,许多国家更热衷于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使得双边贸易协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寻求自由贸易的最常见形式。然而,双边贸易协定的效果毕竟只局限于两个国家,自由化范围相当有限,因此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种自由贸易形式一度被冷落下来。
不过,就在多哈回合举步维艰、前景无光之际,在亚太地区,双边贸易协定却重新受到了瞩目,谈判国家之多、协定数量之大、谈判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2002年11月27日,新加坡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协议;11月30日,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12月12日,智利与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此前智利还与韩国签订了同类协议。200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法案。布什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除了新加坡,日本政府在2002年还与新西兰、墨西哥及几个非洲国家政府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日本要与之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还包括古巴、以色列、泰国和韩国等。而韩国曾经是最反感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国际宏观-[飞诺网feno.cn]
毫无疑问,双边贸易协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次成为自由贸易的主角。
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双边贸易协定浪潮,澳大利亚是与潮共舞,还是望洋兴叹呢?
其实,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与新西兰签订了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外,澳大利亚一心一意着力于gatt和wto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汹涌的双边贸易浪潮可有点让它坐不住了,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被排除在更自由的、获益也更大的经济体之外,而且,多哈回合前途未卜,谈判要取得成果更是遥遥无期,短时间内难以从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获取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进市场准入,因此澳大利亚也果断地加入这一浪潮,并且
成绩斐然:2003年2月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协定;2004年2月与美国签定自贸协定;2004.7与泰国签定自贸协定;正在谈判和将要谈判的还有中国、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这些协定获得主要市场全面的市场准入,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从已签订的协定中,澳大利亚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如澳美自贸协定澳大利亚获得的主要利益有:1、制造业方面,97%的制造业产品可免关税、开放地进入美国市场。纺织品和鞋产品的关税将逐步降为零。两国将建立消除非关税壁垒机制。制造业可扩展到每年40亿澳元的出口2、农业方面,澳农产品对美出口的市场准入条件将获得改善,包括牛肉和乳制品。66%的农产品立即获得免关税对美出口。牛肉的进口配额将逐年取消。乳制品配额初期增加的量占美国产量的o.17%。从澳进口的奶制品将是目前的三倍,并且每年增加配额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就可增加乳制品出口约5500万澳元。海鲜行业则将获益几千万澳元,第一年取消关税就相当于创造财富2000万澳元。3、服务贸易方面,澳服务贸易提供商进入美国专业服务、教育、环保、金融和运输服务市场的条件将获得改善,澳公司将获得非歧视性待遇。4、每年2700亿澳元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对澳公司开放。价值在58550美元以上的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合同对澳公司开放。澳总理霍华德称在未来10年内,自贸协定可为澳带来将近600亿澳元的收入,并创造3万多就业机会。
泰澳自由贸易区涵盖贸易、服务业和投资等多项领域,泰国取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53%产品的关税,到2010年,两国间95%的贸易将实行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澳大利亚的农业和制造业获益,尤其是对汽车、奶制品、小麦和牛肉等行业,将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预计在未来20年内,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将每年增长67亿美元。
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则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其中金融业可获益6000万澳元,教育出口可获益5000万澳元。
与中国的自贸谈判,澳大利亚期望更高,中澳自贸可行性报告表明:协定签订后将为澳每年带来30多亿澳元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澳投资、服务业和能源业将受益匪浅。澳大利亚热心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不光是要享受低关税,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全面的市场准入,希望中国向澳开放能源、农业、金融等各个领域。
至于日本,则是澳大利亚产品最大的进口国,因此若双方能实施自由贸易将给澳大利亚商家带来巨大好处。澳大利亚也期望能与日本建立全面的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巨大瓶颈使双方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三、多边、区域与双边贸易自由化:哪种方式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利益?
从表面上看起来,澳大利亚确实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了不少好处,进出口迅速增加,如2004年,货物出口同比增加26%,进口同比增加23%,服务贸易出口增加20%,进口增加22%。但是,以双边自贸协定的形式来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呢?对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不能不慎重考虑。
其实,虽然贸易自由化符合其最大利益,各种途径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化,但是各种自由化的途径代价不同,效果也不同。
很显然,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是代价最低的,除了本国贸易壁垒的降低,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代价,这对于自由化原本程度就较高的澳大利亚来说所要付出的牺牲是较小的;而在双边自贸谈判中,往往要附带其他代价,如政治代价,这一点可从美国、日本、欧盟等进行双边谈判的主要目的看出,如美国,签定双边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区域间的合作或是希望通过建立经济纽带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提高本国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的地位,进而利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跳板来胁迫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宏大的区域和全球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承认,这些双边协议是推动新一轮多哈全球贸易协议谈判这一宏大战略的关键所在。这就像1989年成立亚太经合组织,使欧盟感到经济上的孤立,从而促使欧盟积极促成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协议的达成一样;日本则想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力,因此首选新加坡作为“双边”伙伴,以检验日本是否可以在政治上被东南亚国家接受,同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希望能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根据其构想,打算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自由经济区的探讨,继而吸纳中国、韩国以及东盟等,逐步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完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筑;欧盟政治扩张的野心也很明显,所
以,澳大利亚在与他们的谈判中政治色彩木浓厚。
从收益来说,虽然双边贸易自由化程度可能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给惠来源毕竟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化由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可以使所有成员国受益,因此可得到的市场准入的增加是较大的。
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较低,如果澳大利亚具有谈判权,那么它只要与主要进口国谈判就可以;如果澳大利亚不具有谈判权,那它也可从其他国家的谈判结果中受益。对比于双边谈判中各领域都要与每个成员进行谈判,成本显然要低很多。
虽然多边贸易谈判一波三折,耗时甚长,但是双边谈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大,每个谈判对手的情况和要求都不尽相同,从双方彼此有贸易自由化的意向开始到可行性研究再到具体的谈判,往往耗时甚长,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要达到同样的市场开放效果,谈判成本往往是多边贸易谈判的数倍;
双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因国而异,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适用的进口措施不同,这会带来极大的实施和管理成本,对比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统一适应性,成本高出许多;
双边贸易谈判会影响日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谈判筹码。若一国在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减让太多,日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其他成员可能会向其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要求其将此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如日本,之所以不肯对澳大利亚放开本国农产品市场,不仅是因为遭到国内农民的反对,更担心一旦日本降低澳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标准,同样作为对日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也将争取同样的权益,使日本国内市场遭受巨大冲击;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增加从澳进口的糖配额,也主要是希望以此作为筹码,在多边谈判中和欧盟、日本讨价还价,达成农产品贸易全面的自由化;若直接将双边谈判中的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该国总的自由化程度又可能会太高,超出其承受能力;若不把该减让给予其他成员,又可能阻碍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影响总的谈判进程,自己无法从中受益。
双边贸易谈判中,各方受益不均。大国比小国有着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而最终可能还是小国吃亏。如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获得的利益包括:1、99%的制造业产品获得零关税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化工、汽车、塑料、信息技术等行业受益最大。自贸协定每年可为美制造业增加出口20亿美元。2、美国所有的农产品获得免关税对澳出口。3、澳大利亚的电讯、快递和计算机服务业对美国公司开放。4、澳大利亚的政府采购项目对美国公司开放。美国工业界估计美国对澳出口会剧增,由目前的20亿美元增至125亿美元。而对于占澳农业出口四分之一的糖业,美国政府毫不留情地拒绝增加配额,并且当协议完全生效后仍然要保留糖的关税和配额。事实上,绝大多数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都没怎么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因为如果提出要求美国削减农业补贴、开放纺织品进口等等,就很难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反而,美国在迄今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不无强烈要求贸易伙伴们遵守各自的环境和劳动法,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经济制裁。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5
关键词：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实质性进展。
一、日韩Fta谈判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1.日韩Fta谈判的基本原则
根据《日韩Fta共同研究会报告书》，为使Fta给双方带来最大限度的期待效果，日韩两国在谈判Fta时将共同信守下述基本原则：
（1）框架性。日韩Fta包括两国经济关系的所有领域，即以日韩经济关系的所有领域为对象，特殊领域也不能排除在外。首先，在所有商品贸易领域废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相互认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采取自由化、方便化措施。其次，充分考虑经济合作对促进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作用，在促进贸易和投资、竞争、科学技术、运输、广播、环境、人才培养等广泛的领域，采取各种措施，全面推进经济合作。
（2）有意义的实质性的自由化。短期内，日韩Fta虽然可能会对两国的某些领域产生消极的不利的影响，但根据关贸总协定第24条的规定，包括农业等敏感领域在内，双方将在所有领域实现有意义的实质性的自由化。特别是在废除关税、非关税壁垒和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废除关税的时间也不超过wto规定的限度。
（3）扩大相互利益。日韩Fta是加强两国经济关系的新途径，对双方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都有好处。为此，双方首先以实现经济联合为目标，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方便化和全面的经济合作，确保双方的共同利益。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日韩两国在迅速变化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将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另外，通过推进现行的结构改革，双方将废除各种与国际惯例不一致的非效率的制度和惯例。
（4）与wto保持一致。日韩Fta遵从wto的条款和精神，与关贸总协定第24条和wto关于服务贸易的一般协定（GatS）第5条保持一致。即在两国间商品贸易的所有领域都实现实质性的自由化，关税不超过现行的水平，通商规则不再增加限制。其次，日韩Fta要体现wto正在谈判的内容及其成果，为今后签署其他Fta提供范例。另外，日韩Fta不能阻碍与区域外国家的自由贸易，为使日韩Fta发挥促进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谈判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开放性和透明性。
（5）做区域内经济联合的楷模。在东亚各国越来越关注东亚自由贸易区前景的情况下，日韩Fta将成为推动东亚经济联合的催化剂。为此，日韩Fta要在所有领域实现高水平的自由化，做东亚其他经济联合的楷模。只要东亚各国相互签署的多个Fta能够形成超越相互分歧的共同点，就能在此基础上实现东亚地区更为广泛的经济联合，最终实现东亚经济的统一。
2.日韩Fta谈判的主要内容
（1）自由化和方便化。实现贸易自由化和方便化，是日韩Fta谈判的主要内容。为此，双方将就下述方面的方便化、自由化措施进行谈判：
关税：2001年，日本和韩国贸易加权平均的关税税率分别为2.5%和7.9%。日韩两国都是农产品纯进口国，为保护国内农业，对农产品都规定了很高的税率，农产品平均关税韩国为93.9%,日本为15.8%。在工业制品中，日本对皮革制品、鞋、石油化工制品和纺织品等规定了较高的关税，韩国对服装、橡胶、皮革制品、鞋、化工产品、照相器材等规定了较高的关税。根据上述情况，双方在原则上削减所有领域关税的基础上，对各自的敏感领域，将探索灵活的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非关税壁垒：分阶段地废除国际惯例不一致的非效率的非关税措施，包括妨碍外国企业进入市场的非竞争性的商业习俗和惯例等。
原产地规则：制定特惠领域和非特惠领域的原产地规则，只有被认定为日韩两国原产地的产品，才是自由贸易的对象，以防止从第三国的迂回出口。
关税手续：在简化关税手续方面，日韩两国关税部门已经开始了协商与合作，并已采取了海关手续电子化、预备审查制度和24小时通关等措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简化关税手续的新途径。
电子商务交易：在2000年9月日韩首脑签署《日韩两国it合作行动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交易。
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规则：在日韩自由贸易的过渡时期，为防止相互进口严重影响国内市场的事态，双方可适当采取紧急限制进口措施、反倾销措施和冲销关税措施等。为此，要制定实施上述保护性措施的具体规则，以严防滥用。
贸易的技术：根据1999年3月日韩首脑会谈签署的《日韩经济21世纪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日韩两国已经就交换情报、相互认证和标准化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共识，探讨了在电气制品、信息通讯设备、压力容器、医药品、医疗设备以及日本工业标准和韩国国家标准等方面相互认证的可能性。为彻底消除贸易的技术，进一步明确实现相互认证的可能性、可行性的程度和对象。
卫生植物检疫措施：卫生植物检疫措施必须根据科学的原则并只限定于特定的范围，不能成为自由贸易的变相限制。
服务贸易自由化：根据wto关于服务贸易的一般规定，除个别限定的特殊领域外，大多数服务贸易都实现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2003年1月正式生效的《日韩投资协定》，是一个自由化程度很高的双边协定，几乎包含了所有的产业领域。日韩Fta不仅将包括日韩投资协定的所有内容，而且还将进一步实现更高程度的投资自由化。
人员交流：为参加劳动力流动特别是人才交流，将在加强出入境管理的基础上，简化签证手续乃至废除签证。
知识产权：根据两国共同参加的知识产权条约，制定相应的规则。
政府采购：为提高政府采购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并推进政府采购的自由化，将根据wto的政府采购协定（Gpa），为相互参入对方的政府采购市场而简化投标手续，并共同开发和普及电子采购系统。
竞争政策：制定和强化竞争政策，促进两国间产业的充分竞争。
（2）全面经济合作。与日新经济连携协定一样，日韩Fta也包括双方全面的经济合作。为此，双方将就扩大下述领域的经济合作进行谈判：
信息通讯技术合作：制定手机通信和数码技术的共同标准，进一步加强it新技术领域的合作。
中小企业合作：双方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既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事业机会，又为中小企业间的广泛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贸易和投资合作：在促进和投资方面，日本贸易振兴会和韩国贸易振兴公社以及近年来新建立的日韩产业技术合作财团和韩日产业技术合作财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韩投资协定签署以后，两国又建立了《日韩共同投资推进委员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采取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新措施。
科学技术合作：根据1985年缔结的《日韩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所建立的《日韩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和《日韩科学技术论坛》，多年来在推进两国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使日韩Fta的利益最大化，要建立共同研究基金，进行高新技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和人才交流，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科学技术合作。
运输合作：双方进一步推进海运、航运中心的自由化。其中，为实现两国间的“一日生活圈”，将开通金浦－羽田机场的新航线。
电视广播合作：双方在积极推进电影、电视、游戏节目等自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双方电视广播机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旅游合作：在尽快缔结免签证协定和扩大运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旅游领域的合作。
环境合作：相互认证环保产品标准，扩大环保商品贸易，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
金融合作：充分利用货币互换机制和亚洲金融债券，进一步加强双边和东亚区域内的金融合作。
人才交流和人才培养合作：制定广泛的计划项目，采取多样的措施和途径，进一步扩大青年学生、工程技术人员的交流。
（3）纠纷解决。参照日新经济连携协定和韩智Fta的相关条款，制定透明的简洁的明确的纠纷解决程序。
二、日韩Fta的课题
为最大限度实现自由贸易的利益，促进双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双方都承诺恪守已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然而，无论在一年多的政府间共同协商中，还是在已经开始的前三次谈判中，日韩两国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便化和经济合作方面的分歧都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从日韩Fta迄今为止的进程看，日韩两国特别是韩国对日韩Fta的疑虑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如何消除彼此的分歧和疑虑，乃是日韩Fta谈判的重要课题。
1.弥合贸易投资自由化、方便化方面的分歧
日韩两国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便化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削减关税方面的分歧。目前，日韩贸易中免税进口的比例，日本从韩国进口占57.3%，韩国从日本的进口占28.3%。鉴于日本对韩国商品进口的一半以上已经实现了自由化，因此，日本强调贸易自由化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韩国能否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对此，韩国强调日本尚未自由化的品目虽然比重小，但却易于对韩国出口产生影响。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尽管日韩两国都是农产品纯进口国，在wto农业谈判中双方也密切合作，但在日韩贸易中，韩国农产品出口却受到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阻碍。因此，韩国要求日本包括农产品在内对所有品目削减关税，特别是改善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对于韩国的要求，日本虽然表示不排除农产品自由化，但态度暧昧，态度并非很坚决。
（2）废除非关税壁垒方面的分歧。韩国强调日本的流通体制和商业惯例具有限制贸易的性质，在日韩资企业很难打入日本市场，要求日本尽快予以改变。对此，日本强调，在韩日资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韩国也需要改变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流通体制和商业习俗。然而，流通体制和商业惯例、商业习俗与两国企业的经济体制、经营方式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改革起来并非容易。
（3）原产地原则方面的分歧。鉴于原产地产品的复杂性和进行有效谈判的必要性，韩国认为应该调查自由贸易的经济影响；与此同时，为加深对双方制造业生产结构的了解，应该进一步加强共同研究。对此，日本强调关于技术性专业性的讨论，应该在考虑各类产品特点的基础上，在具体制定原产地规则时进行谈判。
（4）反倾销措施方面的分歧。关于强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条件，日本认为与其在日韩Fta中写进wto将要追加规定的内容，莫不如以wto的谈判为重点加强合作。对此，韩国认为日韩Fta应该体现wto正在谈判的内容，例如，关于反倾销期限调查等，应该写进日韩Fta。
（5）人员交流方面的分歧。首先，韩国要求就医生、护士、助产师等医护人员的从业资格，谈判相互承认协定。对此，日本强调必须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在日本国内从事医护职业，必须获得日本的国家资格，难以缔结相互承认协定。其次，为方便人员往来，韩国强调互免签证协定的重要性，要求采取临时措施，废除短期商业性签证和多次签证手续；作为方便两国间短期商业性出入境的途径，应该采取资格相互承认的措施。对此，日本强调在讨论免签手续之前，韩国应该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在日韩国人非法入境和非法滞留的问题。
（6）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分歧。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日本虽然肯定了韩国政府的积极姿态，但仍要求韩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包括简化手续、扩大保护对象范围、修改商标先申请/后申请的日期标准、采取有效的防伪措施等。对此，韩国要求双方专利机构加强合作，及时交流知识产权方面的信息。
2.消除经济合作方面的分歧
在日韩自由贸易中，鉴于韩国在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要比日本做出更大的努力，因此韩国一再强调日韩Fta在确保相互利益方面还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希望日本扩大合作并加强两国间高度经济联合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承诺和扩大日韩经济合作，就成为日韩Fta顺利进展的关键。目前，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主要分歧如下：
（1）中小企业合作方面的分歧。韩国强调：韩国部分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短期内不适应贸易自由化的冲击，应该采取妥当的过渡性措施；在探讨有效途径、确保两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加强双方中小企业的合作和技术转移，扩大日本对韩国中小企业的投资。为此，韩国表示将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促进两国中小企业的共同投资，为促进技术转移，还提出了一些合作项目。另外，韩国还建议两国政府采取措施，促进两国中小企业援助机构间的合作，鼓励和支持日本退职退休的工程技术人员到韩国中小企业工作。对于韩国的上述态度和要求，日本在强调日本中小企业也面临Fta冲击的同时，认为两国中小企业的合作不应该采取单方面援助的方式，必须开展水平式的合作；为促进相互合作，两国政府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
（2）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分分歧。韩国认为：尽管日韩投资协定已经制定，但为切实扩大相互投资的规模，还应该提出具体的投资项目；为改善两国贸易的不均衡状态，应该加强新成立的《日韩共同投资推进委员会》的工作，并希望日本进一步扩大对韩国零部件和原材料工业的投资，加强零部件、原材料领域的产业合作和技术转移。对此，日本强调：两国在产业技术的发展阶段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差距，有意义的技术转移不能靠政府的援助项目，而应该是在民间企业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公平交易；韩国大企业在吸引日本投资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日本中小企业在韩国的投资机会，有很多是由韩国大企业介绍的；两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为此而营造更为透明的、自由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
（3）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分歧。韩国为加强现有的合作关系，提出了一些合作项目，建议在生物技术、那米技术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高新技术领域建立共同基金，推进共同研究；在科学技术部门设立交流项目，开展人才交流，共同利用两国大规模高水平的研究设施等。为进一步推进合作，韩国还建议把现在定期召开的政府高官合同委员会会议升格为部长级会议。对于韩国的上述的希望和建议，日本虽然原则上同意，但认为韩国的提案可以在两国现有的合作框架内讨论，Fta应重点谈判现行合作框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
（4）旅游合作方面的分歧。为扩大相互旅游的人数，韩国认为在加强两国出入境管理的基础上，应该缔结免签证协定，并且扩大运输方面的扩作。对此，日本则要求韩国切实采取措施，减少在日韩国人的非法入境和非法滞留。
3消除双方对Fta的疑虑
目前，日韩两国都强调要着眼于长远利益，最大限度地克服只看重短期不利影响的消极倾向，在对双方有利的前提下，探索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途径。尽管如此，但双方特别是韩国对日韩Fta仍有一些疑虑。
（1）双方对日韩Fta冲击的疑虑。从长期看，韩国虽然能从日韩Fta中得到较多的好处，但从短期看，因经济规模和关税水平的差别，韩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难度大，产业受到的冲击要大于日本。韩国的有关调查显示，自由贸易后韩国中小企业将受到较大的冲击，中小企业普遍担心日韩Fta的消极影响。日本某些产业的中小企业也有类似的疑虑。
（2）韩国对贸易赤字的疑虑。从实际情况看，对日贸易赤字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韩国对日韩Fta的态度和日韩Fta的进程。韩国1998年主动建议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年对日贸易赤字大幅度缩小，由1996年历史最高的156.82亿美元缩小为46.3亿美元。相反，1999年后韩国之所以对日韩Fta转为消极，乃是因为对日贸易赤字重新增加，其中1999年增加为82.8亿美元，2000年又增加为113.62亿美元。2002年后韩国对日韩Fta再次转为积极态度，也与2001年对日贸易赤字一时下降到101.28亿美元有关。令韩国忧虑的是，2002年对日贸易赤字达147.13亿美元，2003年又超过了1800亿美元，又出现了大幅度增加的局面。为此，韩国经济界最有影响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全经联）”今年月成立了“Fta民间对策委员会”，5月末向韩国政府提出一份调查报告，反对规定明确的谈判期限。根据Fta民间对策委员会的调查：如果按日韩Fta废除现行8%的关税，日本的汽车、家电、机械、电子产品等将全面涌进韩国市场，不仅中小零部件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大企业也将进一步依赖日本企业；由此，韩国技术开发能力难以提高，两国的产业差距也将难免扩大。
（3）日本对农业自由化的疑虑。农业自由化是日本经济的软肋。为推进与东盟和东盟各国以及与墨西哥的Fta谈判，日本政府曾再三表示要加快农业改革，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尽管如此，但无论在举世瞩目的wto农业谈判中，还是在进行了一年多的日墨Fta谈判中，日本都对农产品特别是大米自由化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由此，不仅导致了坎昆会议的失败，而且原定于2003年内结束的日墨Fta谈判也一再受阻，2004年初还进行讨价还价的最后交涉。韩国虽然不是日本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但在日韩Fta中是否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是一个令日本头痛的难题。农产品自由化不仅将使日本农业面临韩国农产品进口扩大的冲击，而且对正在谈判的日泰、日马、日菲Fta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将产生连锁反映。
（4）韩国对日韩政治关系的疑虑。为推进日韩Fta，必须得到两国国民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因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影响，韩国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却不时地爆发出来。就最近的事例而言，2003年6月6日，即在韩国总统卢武铉访日抵达东京的当天，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三法”。对此，韩国媒体在议论“日本右倾化”的同时，认为日本在国宾到达时公布刺激周边国家的海外派兵法案，是“外交上的失礼行为”，使韩国感到“愤慨和惊讶”，要求“日本必须向周边国家和卢武铉总统解释清楚”。小泉首相新年伊始就于1月5日参拜靖国神社，2月10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又说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也都引起了韩国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日韩Fta虽然是经济方面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再伤害韩国国民感情的做法，却难免不产生节外生枝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日本外相川口5月29日访韩时，韩国外交贸易部长潘基文在会谈时中虽然表示要共同推进Fta谈判进程的同时，但却强调两国要要共同努力，“不再伤害国民的感情”。
（5）日本对韩国国内反Fta倾向的疑虑。韩智Fta于2003年2月签字后，以农民为首，反自由化势力向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废除协定。由此，韩国国会迟迟未能批准韩智Fta，直到2004年2月16日才勉强通过。在此之前，2001年12月日韩缔结投资协定时，韩国国民也强烈反对，国会批准也遇到过很大的阻力。因此，在韩国反日情绪强烈的情况下，日韩Fta能否按预期达成协议，就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即使按期达成了协议，韩国国会能否顺利批准，日本也不得不画一个问号。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日〗《日韩Fta共同研究会报告书》，日本外务省2003年10月2日公布。
〖日〗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东京宣言：《为实现新千年活跃的持久的日本－
东盟伙伴关系的东京宣言》，日本外务省2003年12月13日公布。
〖日〗日本外务省资料：《日韩Fta的经过与现状》，2003年12月。
〖日〗日本外务省资料：《最近的日韩关系》，2004年2月。
〖日〗《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经济新闻》。
〖韩国〗《中央日报》、《朝鲜日报》、《东亚日报》。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6
关键词：mGRs；谈判能力；博弈
1 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效率、增长及福利；二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三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治过程的干预。著名跨国公司专家如海默(StephenHymer)、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和弗农(RaymondVernon)等人，提出了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三种历史范式：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必须是为了增强竞争和纠正市场失灵；对公司国籍以及资本或技术(或产品)的来源持不可知论。主张寻求促进全球福利的合作。新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干预促进本国公司发展，强调依靠本国企业满足本国需要，避免依赖外国公司，同时寻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新帝国主义则倾向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注重企业所有权的阶级(和国家)根源，阻止投资收益在国家之间或一国之内具有剥削性的分配。这三种学术范式之间的紧张一直存在于对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进行规范的种种尝试中。
目前很多对mGRs的研究都是从改善资源承诺、个人关系、政治调节和组织可信度等出发的。还有一些研究则从资源角度解释了mGRs。另外，谈判能力也是个主要的研究角度，包含的变量诸如企业规模、管理优势、技术诀窍和政府分配。这里将从跨国公司的视角研究mGRs，并集中探讨跨国公司进入后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过去20多年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友好和合作。事实上，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基于进人东道国之后与基于FDi的mGRs有很大差别，这里将重点阐述跨国东道国在东道国经营期基于合作的mGRs模式。
2 理论框架
合作关系提出之前的研究将mGRs假定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因而忽视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将mGRS的决定因素集中在控制力上，如跨国公司的特有资源(Fagreandwells，1982；moran，1974；Vernon，1971)，目标或股份的不对称(GrosseandBehrman，1992；Kobrin，1987)，产业竞争(Dozandprahalad，1980；Ring，LenwayandGovekar，1990)和集体属性等(Kim，1988)Vachani，1995)。同时，之前对mGRS的结果分析注重于博弈结果，比如所有权水平和政府立场。这些结果适合于传统的博弈模型，只关注市场进入和对外投资，但是，随着跨国公司战略目标由最初的进入向持续经营的转变，这一博弈结果已经不能体现mGRS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7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中澳双边贸易；福利
一、背景
2010年2月24日到26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二、中澳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澳贸易合作对于两国都十分重要，因此两国也都有着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意愿，然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自动导向令人满意的贸易安排，两国间自由谈判到底能不能成，这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1.政治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的部分政策与中澳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符。两个经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要进行双边贸易自由协定，需要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持。澳大利亚的亲西方特别是亲美政策影响到了中澳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由于其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地理位置，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经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它的政治、外交、文化深受英国影响。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的衰落，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防务上联系越来越紧密。澳大利亚的走向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也都受到它与美国关系的制约。而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贸易政策中，又一贯把与日本的贸易伙伴关系放在首位，其次是东盟。
美国学者约瑟夫·哈勒维和比尔·卢卡雷利2002年发表《日本的停滞危机》一文，认为日本和美国害怕将亚洲的中心地位让给中国，一直阻碍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从而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对于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决定。
大环境来看澳大利亚目前虽然与东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依然难以融入亚洲。澳大利亚借助同美国的战略联盟，以亚洲和美国的桥梁的姿态寻求经济利益。澳美联盟的存在使得亚太地区难以形成真正的互信。
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因素来看，总体来说其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比现任的工党人士更接近西方传统右翼的理论，重视与美欧的关系，在重大国际事物中亲近美欧。而工党组成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地区人口及城市下层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其经济贸易相关的政治立场便倾向于保守。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以商业为目的贸易政策正在被以外交跟政治为目的贸易政策所取代。讲求实际的贸易政策的重点可能转向更微观的管理，其途径是强调政策创新、投资重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澳大利亚的投资制度、以及采取措施提升澳大利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将贸易政策与外交目的联系起来，可以预见这将会中澳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谈判造成很大影响。
2.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澳大利亚与美国2004年3月8日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国内争论很大，引起了民众对于政府在于大国进行贸易谈判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能力的质疑，从而影响了中国澳大利亚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进程。
Lindaweiss，elizabeththurbon，Johnmathews所著《怎样毁灭一个国家：与美国灾难性的贸易协定》（Howtokillacountry：australia'sDevastatingtradeDealwiththeUnitedStates）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霍华德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与失误，他们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损害了澳大利亚的主权与独立性，制药业市场的放开损害了澳洲消费者的利益，使得美国制药业巨头更方便操纵市场，提高了澳洲人获得药物的价格。关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相关条约也将对澳大利亚将来经济及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两国关于糖业的谈判及签订的协议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等地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区和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布什政府面对美国选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国会游说团为了来临的大选拒绝进一步开放美国糖业市场。澳制糖业觉得他们被排除在澳美自由贸易谈判一揽子协议之外，经济损失达1亿澳元。对此，澳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虽然霍华德政府的辩解澳美自贸协定单就加强与美国盟友的战略意义来讲就值得签署，但国内民众从经济效益及所在群体利益考虑对当权政府十分不满，并引发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澳大利亚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渐渐持有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不具有与大国贸易谈判中取得优势或对等地位的实力，也很难在双边贸易协议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
这影响了随后政府对双边贸易自由区的态度及谈判权限。澳大利亚对待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态度变得保守起来。
2008年4月7日，我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政府便以此作为依据与蓝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提出其贸易待遇不能差于新西兰，否则他们无法给国内选民交代。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也不可能答应他这个条件。
在双边贸易及区域贸易进展上的停滞导致随后的陆克文政府贸易工作的重点移向了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希望通过紧跟西方国家脚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效益。
3.贸易争端与摩擦。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向。
巨大的贸易逆差阻碍了中澳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铁矿石方面存在的争端以及2009年7月爆发的力拓受贿案持续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垄断巨头的存在使得市场合谋很容易成为现实。如现货矿价格高涨便是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巨头联合起来实施的一种有计划的市场策略。
而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厂商主要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如大麦、棉花等由于大型农工贸一体化集团的存在，市场也多是垄断竞争结构。
这种进口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使得中国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无法掌握定价话语权。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使得两国贸易争端不断，从而影响了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达成。
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中国在与澳大利亚铁矿制与农产品方面的谈判更是受困。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了。
在中澳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澳为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而对该类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进口配额和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标准（SpS）。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十分强调中方对他们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这些都为贸易谈判设置了障碍。
三、两国自由贸易区福利分析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和产业的福利影响时，现在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模型是1992年美国普渡大学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从微观层次和定量角度出发，运用定量模型评估国际多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本文参照其它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做法，同时考虑到中澳的关税结构、产业比较优势和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品种，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减税方式。将双方关税超过9%的产品（包括蔬菜水果、糖、植物油、乳制品、水产品、烟酒等加工食品纺织服装、其它制造业）关税降低50%，剩余的进口关税小于9%的产品作为正常产品。
基准方案主要考虑目前在2001年~2010年间已知的世界贸易政策变化，包括：2005年实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各项协定；中国在2001年~2010年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2005年完全取消多种纤维协定（mFa）；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等。相对于基准方案，假定中国和澳大利亚在2010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上述敏感产品的关税减少50%，而正常产品的关税全部减为零，服务业关税等也都为零。
参照terriwalmsley（2001）的研究成果，采用资本内生化（apSSnaR）模拟方法得出模拟结果如表1。
由贸易模拟结果可见，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糖、羊毛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大米、小麦、油菜籽及其他谷物、作物也皆受到负面冲击。澳大利亚纺织服装受冲击最大，电子产品与其他制造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值得注意的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农业部门产出皆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总结
总体来说两国贸易谈判的基础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而两国关于农产品、投资的谈判的将是协议达成的敏感所在，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农产品市场对澳大利亚开放的程度方面将是双方谈判的胶着点。
在加入wto时在农业问题上己经做出很大让步，如果在中澳自贸区协定中对农产品进口做出更大的让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由于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炭的巨大需求使澳大利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没有走向衰退，这也是澳大利亚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中国与澳大利亚总体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要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许多具体的困难要克服。
参考文献：
1．australiaGDpGrowthRate，tra-dingeconomics.com/economics/GDp-Growth.aspx?Symbol=aUD.
2．朱艳圣.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缺位与日本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2，（5）.
3．Lindaweiss，thurbon&mathews，HowtoKillaCountry:australia'sDevastatingtradeDealwiththeUnitedStates，allen&Unwinacademic，october，2005，（28）.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8
美国与欧盟于2月13日发表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的共同声明。双方计划在今年6月底前展开正式的ttip谈判，目标是两年内建立历来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
据了解，欧盟和美国已为启动谈判开始了各自的“内部程序”。欧盟委员会需要谋求各成员国的授权，美国政府则需要立法机构的批准。
国际贸易学者预测，谈判启动后，双方将首先聚焦削减贸易壁垒，然后谋求统一有关产品技术、公共安全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监管机制。据悉，欧盟将重点与美国就汽车的安全标准统一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则更希望就牛肉等农牧产品出口进行谈判。目前，美国与欧盟的平均关税约为4％，但部分产品的关税远高于此，比如欧盟的汽车关税达10％，美国食品类关税普遍高于平均关税。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布鲁塞尔表示，这个协定可能为美国和欧盟创造数百万计的工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带来巨大转机。”
3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这一报告涵盖了奥巴马贸易政策的主要议程，五年出口翻番计划、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ttip）等被列为工作重点。显然，ttip是奥巴马贸易布局中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tpp与ttip同时推进有助美国政府完成2014年前出口倍增的目标，并使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继续保持优势。
与此同时，欧盟与美国的GDp约占世界GDp的50％，贸易量约占世界的30％，这个使8亿多人口直接受益的ttip盘子更是牵动着各经济体的敏感神经。如果谈判达成协议，可能重塑世界贸易体系，使世界经贸圈发生位移。欧美一起制定的相关标准，也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对那些依赖贸易拉动经济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国际市场与贸易规则因此充满变数。
乐观认定的时间表，自贸区谈判将在两年内完成。对于中国等贸易大国，意味着在新的贸易链中亟须重新定位。
谈判红利
实际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最初是欧洲的想法，在欧洲提出20年后，缘于经济衰退的困扰，经济增长乏力和失业率高企等诸多因素，促使美国和欧盟对此重新审视。过去几年，全球两大经济体开始认真地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非正式磋商。
过去一年，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的议题是美国贸易代表柯克与欧盟贸易执委卡瑞德古特的案头工作。2011年11月，奥巴马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共同授权设立了“工作与增长高级别工作小组”。
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机构”（eCipe）为跨大西洋贸易撰写了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贸易自由化最大的经济收益不是来自出口，而是来自取消对本国市场的壁垒，从而促进竞争、生产力和创新。
时隔20多年后，ttip谈判所囊括的经济体占全球约一半以上的产出，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近1万亿美元，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度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二者相加占全球出口总量的25％，进口总量的32％。大西洋两岸同时看中了贸易协定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数以百万的就业机会。
美国商会预计，如果美欧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双方的经济增速可提高1.5个百分点。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估算，消除贸易壁垒可能会使欧盟GDp增加1900亿欧元，美国GDp增加1000亿欧元。
尽管美欧财政政策面临着进一步收缩，欧洲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但德国马歇尔基金贸易专家布鲁斯·斯托克斯对《财经》记者说，这样不利的经济形势不能作为低估ttip经济红利的理由。计算机模型显示，ttip会使美国的GDp增加1.33％，就算是日本加入了tpp，ttip所带来的效益还是要比tpp高出好几倍。
美欧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预计，2027年前，欧盟和美国GDp分别增加约0.5个和0.4个百分点，相当于860亿欧元和650亿欧元。
虽然测算的方法不同，但考虑到目前美国公司在欧盟的投资已达1.9万亿美元，欧盟企业在美投资也有1.6万亿美元，以及双方巨大的市场体量，即使是零敲碎打式的关税削减，也会带来“没有赤字的经济刺激”。
eCipe的研究估算表明，取消非关税壁垒可以增加美国到欧盟的出口达到17个百分点，增加欧盟到美国的出口达到18个百分点。比较起来，消除贸易壁垒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收益，有研究表明，如果美欧自贸区的协议达成，关税壁垒取消，美国人均GDp会增长0.2％，欧盟人均GDp则会增长0.1％。
除去宏观测算，瑞士圣加仑大学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学教授西蒙·艾弗奈特更注重具体的商业利益。他对《财经》记者说，美欧自贸区的达成，会在制造业和农业上产生商业利益，也会促进投资自由化，使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跨大西洋的标准和认证变得规范化。
博弈变数
然而，由于美欧在农产品补贴、高科技保护等领域存有分歧，很多贸易专家对美欧自贸区谈判的前景谨慎乐观，“谈判历程注定漫长且崎岖”。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菲尔博梅伊对《财经》记者说，这个贸易协议达成的几率大概是55∶45，美国、德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钟情于这个协议，企业界想有这样一个协议，但是德国今年晚些时候面临大选，法国态度并不明朗。“说想达成协议，但是涉及到细节问题又可能会出尔反尔。”
双方期待两年完成谈判，但采访中一些美国贸易专家表示，这个时间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显得相当仓促。即使美欧贸易谈判能在6月启动，但可能要在多年之后才能实施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花了六年多的时间，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前也谈了四年之久。
不过，双方都清楚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拖得太久，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则又会增添更大的变数。
实际上，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他对推进自由贸易并不十分热衷。据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人士说，美欧自贸区的盘子在他第二任期作为重头戏推出，也是最后一分钟才得到奥巴马首肯，并加到国情咨文中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保罗·布卢斯坦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货物贸易关税已经很低，一些重要商品已是零关税，如果说把贸易关税从5％降到2％甚至更低，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大不到哪去。
目前，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货物贸易关税大约在5％到7％之间，甚至更低。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点如果是要打破剩余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艾弗奈特认为谈判就会无可避免地触及到那些敏感领域。
这些部门在过去几十年中都十分强势，降低关税意味着失业和政治反作用，制造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领域的谈判空间不大。
对美国来说，化工制品和纺织品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一直保持高关税的商品。不过，斯托克斯认为，虽然支持征收高关税者会用其政治影响力使谈判变得艰难，但一方面美国商会希望所有的关税全部都去除；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高关税的经济价值对于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已然下降。
由此乐观者认为，在ttip谈判中，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也许会用消除高关税的代价来提换取条件，但考虑到美国经济从ttip所获取的压倒性利益，反抗声音会被湮没。大部分关税也会在ttip谈判中被清除。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欧盟则对汽车等商品施加高关税。如果想一想在韩国和欧洲联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欧盟汽车制造业所显示的敌意，就几乎可以想见ttip也逃不过一场恶战。
当然，美国和欧盟最严重的分歧主要在农业、转基因食品等方面。
艾弗奈特观察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二者过去都没显示出要彻底进行农业改革的兴趣，现在这种状况似乎也不会有多大改观，因为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反对者依然虎视眈眈。
欧盟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区域内的农产品进行保护，在不久前达成的欧盟预算协议中，今后七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支出达3700亿欧元，限制了欧盟在农业贸易自由化方面做出让步的可能性。
尤其是乳制品，这是大西洋两岸都立场鲜明地表明会特殊保护的商品；牛肉则不同，欧盟处于守势，美国处于攻势；转基因作物在欧盟被明令禁止，而在美国的农业组成中，转基因作物却正变得日益重要。
退一步说，即便美国和欧盟双方改变其对农业的立场，也不过是在边角地带修修补补，因为目前农产品公司变得更少，规模却变得更大。
不过人们倾向于相信，真正的谈判突破口可能要靠非关税壁垒，主要在工业产品标准和监管规定方面，包括制药领域、化工产品甚至是汽车业的规范协调和相互认可上，毕竟这里面掺杂了更少的情感因素，也更有选择性，因而相对更容易。
站在多哈的废墟上
自wto成立以来，ttip算是最有野心的贸易举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梅瑟利对《财经》记者说，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把美欧自贸区作为全球贸易的规范基准，并针对发展中国家来推行。
其中的背景是，以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威廉·a·盖尔斯敦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近年来贸易谈判已经分化，要么太大而不能成功，要么太小而不受重视。多哈进程的淤滞表明，战后全球贸易协定的老旧模式几乎崩溃了，而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证明了双边贸易协定更切实可行，但是后者往往因为体量不够，不能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产生明显收益。
盖尔斯敦说，美欧自贸区的意义不同凡响，它明显不同于上述的贸易协定。对欧盟来说，美国所谓的“转向亚洲”战略被广泛解读为：美国将美欧长期而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关系降级，这传递出欧洲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不再重要的信息。
“当奥巴马宣布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时，就明确而清晰地否定了欧洲不再重要的提法，这是奥巴马国情咨文中最有意义的一句话。”盖尔斯敦说。
更多的人拿美欧自贸区与tpp相提并论。《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表明，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争取在2013年与谈判伙伴达成“雄心勃勃”的协定。报告说，亚太地区贸易额占全球的40％以上，到2016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个高标准的地区贸易协定将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联系。
梅瑟利认为在某种意义上，tpp可以被理解为美国尝试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的“2.0版的wto”。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耗时十年之久，几乎寿终正寝，而多哈的僵死，与美国和欧盟在诸多领域的差异和分歧相关。
不想重蹈多哈悲剧，奥巴马旨在实现所有商品零关税、彻底开放，以及相关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农业等相关政策的tpp的完成期限设在2013年。
梅瑟利说，美国给tpp以及与tpp谈判相关的策略放在高度优先的位置，这使得ttip进行的难度会比预期大很多——美国用于tpp的谈判策略恐怕很难被欧盟所接受，后者更倾向于规范和标准的“相互认可”。所以对美国而言，相对简单的选择是聚焦于tpp，而不对美欧自贸区操之过急。
有国际贸易专家认为，随着欧美谈判中的“相互认同”，有助于为多哈谈判扫清障碍，从而激活多哈。但也有反对观点，美欧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wto之外建立一个“自己的wto”，只会“严重损害”现有的wto贸易体系，导致多边贸易进程中的多哈回合濒临死亡。
布卢斯坦对记者表示了他的担心，随着双边贸易谈判和区域间贸易的激增，全球交易体系更加碎片化，变成几个大的区块，多边机制相反，变得更加无人问津，wto也在滑向边缘化，而ttip似乎正在扮演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两洋”战略新棋局
美国同时在tpp和ttip两条战线作战，希望借此确定一个新的贸易框架。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美国的对手是包括秘鲁、新加坡、越南、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10个国家；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中，美国的对手是包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在内的欧盟27国。
艾弗奈特认为，从欧盟的角度看，美国体量较大，有成熟的监管体系，尽管政治考量一直在起作用，但总体上美国还是个有吸引力的自贸协定伙伴——尤其在涉及知识产权和国际投资等方面。很多经济学家更是预测美国经济将强劲复苏，美国在谈判中可能会占据主动。
尽管如此，美国国内工会联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此前在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他们扮演了阻挠的角色，尽管此次他们表示不会挡路，但这一表态也存在变数。
在天平的另一边，欧洲经济复苏举步维艰，税收的增加和公共支出的削减又加重了欧洲经济的衰退，使欧盟更急切也更焦虑。斯托克斯认为这使得一切该谈的都会放在桌面上。
不过菲尔博梅伊说，欧洲并非一盘棋。德国货币政策已被频繁使用，财政政策也因为债务问题而没有多少施展空间，据德国方面的估算，如达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协议，可以令美国实现2.2％的GDp增长，欧盟整体GDp增长1.7％，德国GDp增长1.6％。从出口的角度看，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只占其总出口额的7％，对亚洲的出口额则高达25％。显然德国方面想要一个全面彻底的自贸协定。
法国和南欧国家则更纠结，它们一方面陷入衰退，更有意愿借助自贸协定来助推增长；另一方面，它们又想保护它们的农业。法国被指为协议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仅从措辞上就可以看出来：法国财长表态说，法国会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也不放松警惕。而且法国一直坚持用法国的“文化例外”论来保护法语视听产品，人们对此印象深刻。
天平的二端不尽在同一水平线上，同时，谈判的双方棋逢对手——都在过去与较小的经济体谈判时处于强势，这使得两强相遇不会一帆风顺。
在美欧自贸区谈判的前台，是欧盟27国与美国的较量，核心则是美、德、英、法等几个巨人的博弈，但是在后台，还有日本和中国在施加无形的影响力。
3月4日至13日，tpp的11个成员国代表来到新加坡举行第十六轮会谈，日本是否将在本轮谈判中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9
[关键词]中国；朝核问题；美朝；东北亚安全机制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1—0042—02
多年来，朝核问题一直是东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国际政治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作为地处东北亚地区核心位置的朝鲜的近邻，中国与朝核问题利益攸关。朝核问题不仅事关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也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关系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朝核问题爆发后，中国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角度出发，通过不同场合和形式多次重申并确立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主张通过外交方式协商解决危机〔1〕。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仅关系到中国当前的国家利益，也将影响到中国未来所处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在朝核问题中选择了积极介入。从目前的态势分析，在较短的时间内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还有一定难度，本文认为解决朝核问题必须标本兼治，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可作如下的策略选择：
一、推动朝鲜改革开放
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要对其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动机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对症下药。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内因是为了借打“核牌”获得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和能源危机，更是为了用拥有核武器的虚荣自豪感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从而转移民众对国内现状和现政权的不满，以巩固现行政权体制的稳定。针对此，中国应该采取解决朝核问题与缓解朝鲜内部危机相结合的措施。中国应该放弃过去对朝鲜相对温和的政策，运用目前在粮食、经济和能源等方面对朝鲜具有的足够影响力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推动朝鲜走改革开放之路。
中国应促使朝鲜调整国家战略发展方向，敢于励志革新，抓住有限的历史机遇，充分借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利用好中俄等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并在其进程中稳妥推进体制转型，不断缩小与世界的发展差距。朝鲜只有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才可能有效地缓解目前的经济困难，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让民众体验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朝鲜而努力奋斗，这才是保障朝鲜政局稳定的基石。通过改革开放，可以使朝鲜逐步认识到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为朝鲜与相关国家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提供契机。通过改革开放，成为“正常国家”的朝鲜终将意识到违背核不扩散机制，利用发展核武器作为寻求援助或安全保障的筹码是不明智的做法，从而有助于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进而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进程。
二、推动美朝关系正常化
冷战后的朝鲜半岛仍处于南北分裂、军事对峙状态，朝鲜与美、日、韩等国之间的敌意并未减少且双方互信度极低。失去传统盟友中俄的战略支持，独自面对来自美日韩同盟军事压力下的朝鲜越来越感到生存危机的存在。所以，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外因主要是为了制衡以美韩为首的敌对国家，以解除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在朝鲜认定的敌对国家中，朝鲜与美国的实力相差最悬殊，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都缺少与美国周旋的资源。在朝鲜看来，其外部最大的安全威胁就是一直对其持敌对政策的美国，朝鲜发展核武器是由于美国敌视朝鲜的政策造成的，要解决朝核问题，美国首先必须转变对其的敌对政策。
有些人完全忽视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责任完全归结于美国对朝鲜的敌视与孤立政策，这是不太客观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朝核问题首先是美朝之间的安全问题，其次才是地区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问题，所以，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取决于美国和朝鲜自身。朝鲜弃核首先需要的是美国的安全保证，不论最终采取哪种安全保证形式，最主要的恐怕是需要美朝关系的全面正常化〔2〕。那么，推动美朝关系在全面改善的基础上实现正常化对解决朝核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推动美朝关系正常化需要中国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鼓励双方相互妥协，为朝核问题的彻底解决付出更多的诚意与努力：美国应给朝鲜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通过援助、支持等手段帮助鲜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结束对朝鲜的孤立、制裁和威胁。而朝鲜也必须认识到，无核化是其最佳的政策选择，只有遵守全球安全规制，融入开放、合作与稳定的东北亚集体安全努力进程中，才能避免遭到制裁、孤立与打击，从而为自身赢得真正的外部安全环境。美朝关系正常化利于双方通过接触来增进互信，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为争取朝核问题尽早地和平解决，中国应继续积极地为推动美朝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三、加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
朝核问题使美国无法专注于其主要战略目标：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等，因此，较快地解决朝核问题也符合当前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朝核问题上，美国首要目标是彻底地实现朝鲜去核化，中国在主张朝鲜去核化的同时也把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作为根本出发点，即无核化与稳定是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两大目标。在合作解决朝核问题方面，中美两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中美双方在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利益一致，这是两国合作的基石。
中美两国都希望对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中能起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作用。美国一直希望通过多边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以免独自承担解决朝核问题的重担，由于中国是朝鲜的邻国和长期的盟国，美国将继续推动中国发挥作用。事实上，缺乏来自中国的合作与理解，美国的朝鲜政策将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反之亦然。因此，从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加强中美合作，双方形成更紧密的战略磋商关系，有利于推动六方会谈，可使双方能够在战略层面实现良性互动，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可为及时控制局势并促使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变创造条件，从而有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
四、在六方会谈基础上推进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
朝核问题的冲击和潜在的危害不仅只是涉及朝美关系，也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由于朝核问题错综复杂，难以一次性、孤立地解决问题，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开启了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六方会谈是东北亚地区第一个多边安全论坛，是由朝核问题相关六国（韩、朝、中、美、俄、日）共同参与的旨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对话机制。会谈于2003年8月27日开始共举行过六轮。六方会谈进程曾取得了很大进展，为各方提供了多形式、多层次、多级别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框架，在朝核危机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但由于美朝双方立场迥异，其决策层都没有克服互不信任的政治意识，再加上利益协调矛盾、缺乏多边安全机制监督和保障等因素，使得六方会谈一再陷入困境，2008年12月的会谈决裂后至今尚未重启。
虽然批评者认为六方会谈在“禁核”上历经磨难，实质性进展微小，但六方会谈的确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是公认的能够利用外交和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方式之一，是东北亚各国相互博弈，重建未来安全新秩序的前期工程。只要各国无法以单边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下，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就只能在多边机制诸如六方会谈框架内通过政治与外交手段解决。如果六方会谈失败或不能有效运作，各方可能都会为本国安全而实行单边政策，从而导致各种不稳定因素频频出现而难以控制，有可能激化成为冲突〔3〕。因此，虽然六方会谈已经陷入僵局，但却在开创东北亚地区政治协商机制上迈出了划时代的第一步，预计其进程还会继续。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间利益是相互渗透的，虽然东北亚各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战略目标、威胁定位等方面上存在诸多差异，但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各国无疑具有共同利益。朝核问题的解决要求相关各方必须将东北亚地区安全利益置于一国利益之上，抛弃冷战思维，树立合作安全的新观念，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中国在六方会谈中一直发挥着协调斡旋、平衡制衡的积极作用，中国应继续全力推动在六方会谈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机制是指行为体（国家）在双边或多边军事关系上或者在某一全球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问题领域上（例如军备控制）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安全机制的确立不像安全共同体那样依赖成员在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一致性，而是要在对立的政治世界中寻求对威胁或使用武力的约束与控制〔4〕。安全机制不仅能增加各国之间的彼此信任，促进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谈判，还有助于各国共同行动以应对经济、能源、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
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与朝核问题的解决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东北亚安全合作是东北亚国家联合解决本地区安全问题的最高目标，为解决朝核问题所建立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将是通向未来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一步〔5〕。东北亚是世界上尚未摆脱“冷战”束缚的唯一地区，中国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原则，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比较容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逐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基础，然后逐步扩大到错综复杂的传统安全领域〔6〕。另外，由于美国多年来卷入东北亚事务，已经构成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所以，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不仅不能把美国排除在外，而且中国还要争取与美国合作，在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推动并主导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杨红梅.朝鲜核危机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的作用〔J〕.世界经济研究，2004，（01）.
〔2〕孙向丽.朝核问题实质与发展前景〔J〕.现代国际关系，2007，（06）.
〔3〕林晓光.朝核问题研究：从六方会谈到地区安全机制〔J〕.和平与发展，2009，（03）.
〔4〕苏长河.“安全困境、安全机制与国际安全的未来”〔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05）.
谈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篇10
(一)农业保护政策的含义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在其《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一书中，将农业保护政策被定义为“通过政府对农产品和农业投入晶市场的干预来增加农业产出和收入的政策”。其中农业投入品被限制为可在市场交易的“私人物品”，而不包括重要的排灌渠道等众多农民联合使用的“公共物品”。因为公共物品是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或不能通过市场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它的供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此，这里所说的保护政策只限于政府对私人物品的市场干预。
具体而言，农业保护政策就是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为确保农业发挥基础作用，使农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相适应，通过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等环节的支持与保护，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基本目标，以保护农民利益为落足点，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措施的总称。其根本特征在于政府通过关税、国内价格干预和补贴等手段，替代和扭曲市场机制作用，促使国内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增加，向农业人口转移收入。
(二)日本农业保护的具体政策
1．关税方面
首先，从关税保护在农业保护中的份额看。在各国不断通过削减关税来减少农业保护的情况下，日本的农业保护仍然主要依靠高关税。2004年日本的农业保护总额为52830亿．日元，其中91％是通过高关税提高进口价格实现的，远远高于同期美国的35％，欧盟的53％和世界平均水平60％。
其次，从关税税率看。表1中的数据表明，虽然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日本的农产品平均关税下降为64．9％，仍然远高于欧盟的15．7％和美国的10．9％。其中关税税率为30％'90％的农产品关税税号，日本为111个，少于欧盟的313个，略高于美国的99个；而税率为100％―200％的税号，日本有138个，相比之下，欧盟的31个和美国的26个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使得日本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呈现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大部分品种的关税较低，但一部分高关税的品种却十分突出。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05年6月按wto新的从价税换算方式测算的结果，日本的精米关税为778％，籼米关税为560％，都大大超过迄今为止公布的大米关税490％的水平，至于魔芋，其关税甚至高达1700％，为世界各国高关税之最o。
2．农业补贴方面
庞大的财政补贴作为战后日本支持和保护农业最直接、最主要的手段之一，长期集中用于农业生产的预算补助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上。近年来，日本这种对农业采取巨额补贴的政策不断受到世界贸易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指责。wto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表明，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超过了农业的收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每年农业补贴总额在4万亿日元以上，农民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补贴。据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显示：2000年，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占1．1％。从oeCD衡量农业保护程度的指标pSe(生产者补贴等值，producerSupportestimate)的总额来看，2003年日本为447亿美元，虽然低于欧盟的1214亿美元，但却高于美国的389亿美元；如，果按人均水平比较，则日本人均pSe为344美元，超过欧盟的303美元，为世界最高；如果按pSe占CDp的比例比较，册日本是1％，略低于欧盟的1．2％，大大高于美国的0．4％；如果按pSe占农业生产额的比例比较，则日本为58％，不仅明显高于美国的18％和欧盟的37％，而且远远超出了oeCD平均的32％o。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堪称世界各国的最高水平。
3．税收方面
日本的税制非常复杂，但没有单独的农业税制。农林水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按照全国统一的税赋标准交税，但这并不等于政府不给农民在税收方面的照顾和支持。实际上，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在税制方面制定了相当优惠的政策，使农业处于十分完善的保护之下。
在日本，与农民关系比较密切的税种主要是与土地有关的税，但这类税并不是单为农民制定的，对与土地有关的城市居民和法人同样适用。不过，农民可以享受某些特殊优惠。例如，有关遗产税的法律规定，继承农业用地并继续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的继承人，如果遗产税总额超过土地的交易价格，超过部分可以延期交纳；如果该继承人死亡或者连续从事农业20年以后，未交纳的税款可以免交。再如，土地税只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租用土地的农民除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地租外，不需向国家交纳土地税。此外，在其他诸多税种中，一旦涉及到农业问题，日本政府也都对农业团体或农民个人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这样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企业或个人，就可以在法人事业税、法人所得税、个人事业税、个人所得税、继承税和赠与税等诸多方面享受优待。
(三)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泥潭
由于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会带来制度租金(institutionalRent)，而那些享有制度租金的私人和各个利益集团不仅是日本政治家选举时的募捐者，也是政治家退休后获得有利就业机会的提供者，并且能够争取到农民选票是日本各政党竞选成功的重要保障。所以，由农业合作协会、农林水产省和执政的自民党所组成的“铁三角”，就成为坚决维护农业保护程度的顽固堡垒。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当市场因素的反应产生无法预料的问题需要采用新的干预措施时，日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趋于扩大；另一方面，原有的干预政策因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难以取消，所以日本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就陷入了只能不断加强而不能有所减弱的泥潭。
二、日本进行农业保护的原因
(一)粮食安全因素：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粮食危机是进行农业保护的重要原因
二战结束后，日本曾陷人严重的粮食危机。这不仅是由1945年的粮食欠收引起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战前的粮食供应体制被破坏。战前，日本国内所需大米的20％是从中国等殖民地国家掠夺来的，而战败则丧失了这条粮食供给的渠道。并且由于战败，不仅有几百万军队从战场复员回来，而且几百万侨民也一下子被强制地从殖民地遣返回国，9000万人口被禁锢在本土的四个小岛上，日本就陷入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这次粮食危机给日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日本政府也因此而更加重视粮食的生产和增产。时至今日，日本虽然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许多人一想起当年时粮食危机的惨状就不寒而栗，这乃是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坚持严格的农业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经济因素：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是产生农业保护的根本原因
日本农业保护程度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比较优势的急剧下降。以引进技术为基础，日本实现了工业生产率异乎寻常的提高。1960―1980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7％，远高于同期美国的3．2％、英国的2．6％、法国的4．2％和原联邦德国的4．1％。相比之下，同期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也年均增长5．3％，但却与其他工业国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①，日本农业比较优势也因此而大为丧失。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肉、奶等高价值食品的消费迅速增长，食品和饲料进口也急剧增加，这样就产生了农业实行保护的实际需要。在比较优势从农业迅速转向工业转移的过程中，如果产业间资源配置的调整完全听任市场机制，那么由于城乡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在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就难免遭到严重的损害，甚至会达到农民无法容忍的地步。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进而保护农业生产，日本政府就对农业实行了政策性保护，以提高农产品进口关税和实行价格支持等方式，把产业调整的一部分代价转移给全体公众。
(三)政治因素：争取农民选票是各政党不断提高农业保护程度的政治需要
在日本政界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执政党各派之间的争斗是十分激烈的。他们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不仅需要垄断资本集团作后盾，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广大农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各政党尤其是自民党，有许多议员来自农村，他们是靠农民选票才当上议员的。通过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来提高农民收入，满足农民的部分要求，也是一种拉农民选票的方式。因此，在日本没有哪个政党敢公开反对农民的要求，各政党都尽量迎合农民的心理，无怪乎人们称日本的大米价格为“政治米价”。农业保护政策虽然加重了财政负担，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日本政府却很难取消农业保护，怕的就是失去农民的支持。
三、农业保护政策对日本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消极影响
(一)日本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
虽然日本政府通过高关税、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方式对国内农业进行了严格的保护，但其农业的发展水平却令人担忧。
1．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且日益老龄化
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长寿国，正在稳步进人“人生80岁”的老龄社会。就农村而言，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日本农业就业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和老龄化进展明显。根据日本2000年度农业白皮书统计，农村人口为1346万人，仅为1960年(3441万人)的39％，而其中60岁以上的农民占66％，65岁以上的农民占53％。
2．耕地面积缩小，利用率下降
日本的耕地由于转作他用及弃耕等原因面积日益缩小，已经由1961年的608．6万公顷减少到2000年的483万公顷。耕地的利用率从1994年开始低于100％，此后持续下降；2001年，日本全国的耕地面积为479．4万公顷，比上年减少了3．6万公顷，耕地利用率比上年下降了9．2个百分点，为94．3％。
3．农业生产额不断下降
日本农业生产额在1985年度达到最高值，为134094亿日元。此后，一直呈减少的趋势。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03年8月28日统计出来的2001年度《农业、粮食相关产业的经济计算》，农业生产额为98011亿日元，比上年下降3％，连续7年下降，，低于1975年度的98661亿日元的水平，26年来首次跌破10万亿日元大关。
可见，农业保护政策虽然为日本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使其避免了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但农业的发展水平不仅没有因此而提高，反而不断下降。这样，日本农业就陷入了越保护越落后，越落后越保护的恶性循环。在农业不断衰退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越来越难以降低其对农业保护的程度，更谈不上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
(二)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导致其在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农业谈判中越来越被动
日本是关贸总协定和wto谈判中积极主张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之一，但主要主张开放工业和服务等领域，很少涉及农业领域。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奉行农业保护政策，农产品自由化就成了日本自由贸易的最大障碍。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日本由于国会“大米一粒也不能进口”的决议，态度非常消极。这不仅使日本在谈判中陷入了被动不利的地位，招致了国际孤立，而且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结果，日本在不得不接受大米关税化的同时，大米市场准入量本来可以承诺国内消费量的5％，最后却被迫承诺了7．2％。鉴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消极被动的教训，日本在wto农业谈判中转而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积极姿态，于2000年12月向wto提交了一个大谈农业哲学的谈判提案，以继续保护国内农业为前提，主张按乌拉圭协议方式，逐步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其提案主要包括以下两个观点：
1．强调农业具有多方面功能
在农业谈判在中，日本主张应该充分注意到农业所具有的多方面功能，例如防洪(水田及早田在大雨时的储水功能)、水资源涵养、防止土壤侵蚀、防止山体滑坡、处理有机垃圾、净化大气、缓和气候变化(水田在夏季具有降温功能)、保健休闲等。对此表示认同的国家或地区有欧盟、挪威、瑞士、韩国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持反对意见，例如，澳大利亚、巴西、乌拉圭、智利、哥斯达黎加、巴基斯坦等国认为，多方面功能是农业保护主义的借口’；东盟担心多方面功能的概念会成为将来自由化的障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虽然不否定农业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但却主张它不能成为采取歪曲贸易自由化措施的理由；乌拉圭、阿根廷、危地马拉等国认为，多方面功能只是特殊情况，不应将其一般化。
2．强调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日本在农业谈判中一直强调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对此认同的国家或地区有瑞士、韩国、印度、孟加拉等少数国家。而美国对“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而有必要采取歪曲贸易的措施”这一主张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大幅度地改善市场准入就能保障粮食安全。新西兰认为贸易自由化不彻底才会在粮食安全领域出现问题。乌拉圭认为，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没有关系，发展中国家只有从发达国家开放的农产品市场获得出口收入，才有助于实现粮食安全保障。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使其在wto农业谈判中陷入被动的局面，其提案被认为是“保护主义提案”，不仅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反而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2003年3月26日，美国首席农业谈判官约翰逊在日内瓦会议不欢而散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日本缺乏谈判诚意，说“只要日本不让步，农业谈判就不能达成框架协议。”“日本等国的态度很可能对其他领域的谈判产生恶劣影响。”wto在2005年1月25日发表的《日本贸易政策审查报告》，批评日本对大米等农产品实施高关税保护政策，是对贸易自由化的歪曲。可见，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严重阻碍了日本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成为其提倡自由贸易的软肋。
(三)农业保护政策导致日本在FFa的浪潮中落伍
在wto多边谈判的进程缓慢，，取得成果的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建立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Fta)已经成为各国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主流方向。根据wro的资料，截止2005年1月，世界各国(地区)缔结的Fta已经达到293件，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缔结的为213件①。目①河北国际商务信息中心，(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势头强劲)，wro事务咨询网站，2005年3月。前，日本虽然已经与新加坡、墨西哥、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签署了Fta，并积极与韩国、印尼、东盟进行Fta谈判，但农业保护问题都在不同程度是上影响了谈判的进程和协议的签署。
1．缺少农业领域的“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并不完整
在日本与新加坡缔结Fta的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农产品关税的问题。谈判中双方首先就取消工矿产品关税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日本以保护国内农户为由，要求农水产品维持原关税，并提议在wto规定的已取消关税的农水产品基础上，加上wto规定以外的实际未征收关税的农水产品。但根据wto规则，Fta不承认特定领域例外的原则。新加坡认为农水产品不取消关税，不按新关税执行，则与wto规则相抵触。对于日本的提议新加坡表示为难；
在经过艰苦的谈判之后，2002年1月13日，出访新加坡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签署了Fta，这是日本与有关国家签署的第一个Fra。根据该协定，新加坡对从日本进口的所有产品取消关税；日本对从新加坡进口的94％的产品取消关税，而对于6％的农产品和水产品仍要课征关税。2002年1月15日，美国原商务部长官亚伊塔在东京发表演讲时指出，日本与新加坡签署的Fta将日本的农业领域作为例外排除在协定之外是错误的，因为wto规定签署Fta的条件是废除所有的贸易限制，日本与新加坡之间的Fta违反了这一精神。实际上新加坡并没有农业，仅生产少量观赏鱼。“日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奠定了日本今后参与Fta谈判的基调，以后是否还会有其他国家愿意与其订立缺少农业领域的FFa实是未知之数，谈判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2．“日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因农业问题一度搁浅
日本政府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与墨西哥讨论缔结Fta的可能性。双方的正式谈判于2002年10月开始，曾预定在2003竿内达成协议。然而，日本在谈判中始终坚持农业保护，一再拒绝墨西哥要求日本开放猪肉等农副产品市场的要求。由于猪肉是墨西哥对日出口金额最大的农副产品，如不取消进口猪肉关税，墨西哥就不同意在开放非农产品市场方面让步，谈判因此而一度搁浅。日本农水省曾警告说：如果日墨缔结Fta，取消进口猪肉的关税，日本养猪农户将把全国的政治家视为“敌人”。结果，经过长达16个月的讨价还价后，双方互相让步，好容易才在2004年3月达成协议，2005年4月1日才正式生效。
日墨Fta是日本签订的第一个涉及开放农产品市场、降低农业保护程度的Fra，对其今后的谈判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已经放弃了农业保护政策。如后所述，在日本与东盟和东盟各国以及与其它国家的Fta谈判中，农业保护问题都是谈判难以顺利进展的最主要障碍。
3．农业保护政策使日本在与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落后于中国
2002年1月，小泉首相在访问东盟五国时正式建议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并确定了在2012年建成的目标。为此，日本与东盟各国于2002年3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为期2天的政府间会议，讨论了缔结Fta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日本方面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摆出了拒绝撤消农产品关税的姿态，引起了东盟方面的强烈不满。2003年12月11日，东盟秘书长在访日参加座谈会时，强烈要求日本在与东盟签署Fta之前，废除一部分农产品的关税。12月12日，泰国总理他信在领导人特别会议发言时，也要求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2004年8月2日，在“日本―东盟经济合作协定政府间事前协议”会上，由于日本在农业问题上不愿让步，东盟表示只要日方不明示农业问题谈判的开始和结束期限，东盟将不再响应日方的谈判动议。这些要求一次次击中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要害，使日本政府每每陷人被动，“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迟迟难以开始。虽然双方于2005年4月14―15日，在东京开始了“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第一轮谈判，但仍然未能就如何解决农业问题达成具体共识。
与“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刚刚开始相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迅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国和东盟决定从2003年起在肉类、鱼、蔬菜等八个领域先开始自由化，其他领域从2005年起分阶段降低或取消关税。2004年11月29日，中国与东盟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两项协议为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确立了具体原则，届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多边贸易自由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