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1
1、在与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相应的下宽上尖的标准的增长型人口年龄金字塔中，劳动年龄人口部分呈梯型，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为青年型。
2、在与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相应的静止型人口年龄金字塔中，由于各年龄组人数差别不大，只是在高龄人口部分才有比较急剧的收缩，因而塔形较直。其中劳动年龄人口部分呈上顶和下底相差不大的梯形，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为成年型。
3、在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相应的缩减型人口年龄金字塔中，由于年轻人越来越少，中年以上人口比重较大，塔形呈柱形。其中劳动年龄人口部分相应呈柱形。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为老年型。
二、国际上关于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有两种观点。持悲观看法的人认为该现象“弊大于利”，主要论点是中年劳动力随着年龄增加会出现体力、耐力、智力、抗病力、精力、适应能力和体力恢复能力等的衰退。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比重上升，必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持乐观看法的人认为该现象“利大于弊”，因为有研究表明，老年劳动者与青年劳动者相比，有同样的劳动能力，老年人体力差一些，但在技术和经验上有优势，可以互补。美国劳工局的一项调查结论认为，45岁以上的劳动者对劳动市场的适应能力与年轻人相比没有显著的差别。
三、本文认为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不同工种、不同地区和生产自动化水平的高低作具体分析。就工种来说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大；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生产率影响就要小一些。就地区来说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较大，对发达国家影响较小。
在缓解和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不利影响方面，一些国有和地区采取了适合于各自不同特点的政策措施，其中主要有：
1、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用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办法，缓解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2、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超高的国家，用吸收国外年轻劳动者移民的办法，增加青年劳动力，相应降低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的比重；
3、实行终身教育，特别是对45岁以上的职工进行技术、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使他们能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作变化的需要：
4、发展中地区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生产自动化和办公自动化水平，减轻劳动强度，减轻对老年职工体力的要求；
5、对老年劳动者实行非全日工作制和弹性工作制，或为老年劳动者调换劳动强度低的岗位，使他们能继续工作；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预测；建议策略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102-03
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老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本文旨在研究新时期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和变化趋势，为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提供政策建议。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体态势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特别是指在年龄结构类型已属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继续上升的过程。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处于老龄化社会。
根据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我们整理了1982年以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及比重。资料表明，2000年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821万，占总人口的7%，到2005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7.7%，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比例上升了0.7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公布，2011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12288万，占总人口的9.1%，与2005年相比，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1.4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逐年提升，老龄化进程还在加快。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有许多特殊的表现。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量特征：世界最多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加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逐年增加，到2011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是老龄人口位于世界第二的印度的1.8倍，第三美国的2.5倍，比西欧各国老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动特征：发展速度迅猛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从我们整理的人口结构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国199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还仅为5.6%，到了2000年就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的门槛7%，2011年已快速达到9.1%。相对应的，老龄化指数上升迅速，从1990年的20.1%上升到2000年的30.6%，上升幅度只有10.5个百分点；而2010年的老龄化指数上升到了53.6%，上升幅度高达23个百分点，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分布特征：城乡分布不均衡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中国在工业化的同时没有相应地进行城镇化，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量老年人口滞留在乡村。在2000年中国8821万老龄人口中，乡村为5944万，占67.3%，乡村中老龄人口的比重为7.4%，高于城镇6.3%的水平。2005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4900万人，其中乡村老年人口11044万人，约是城镇老年人口的2.86倍。到2010年仍有50.32%的老龄人口为乡村人口，而乡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而其他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以城镇化推动工业化，其乡村居住老龄人口的比重很低了。
（四）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龄化特征：高龄化速度较快
国际上通常把60～69岁称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称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称为高龄老年人口。中国高龄老年人口数在1991—2000年的十年间，以每年3.6%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从1990年的801万增长到2000年的1201万，到2010年已超过2000万。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比例与数量高速增长，其增速大约等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体增长速度的2倍。
（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特征：未富先老明显
与世界其他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相比，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是最低的，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极大。一些发达国家在19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均已超过了2500美元（1990年的美元）。而中国即使是2009年的人均GDp换算成1990年的美元也只为244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接近10年后人均GDp才勉强达到发达国家刚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的水平。
（六）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文化特征：文化素质较差，适应老龄化能力低
1982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妇女文盲率高达95%以上。到199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为70.45%，比1982年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200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的总识字率是51.69%，文盲、半文盲比重为48.31%。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现存的文盲人口仍有5000多万人，主要集中在老龄人口中。中国老年人口文化素质低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文化水平不同将导致参与社会能力、对物质赡养依赖程度、精神生活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健康状况自理能力的差别。
三、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分析
（一）老年人口总量及比重变动的趋势模型
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数量多，且大多居住在农村，国际间迁移少，所以老龄人口变化主要受出生和死亡两大因素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1995—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年份的回归模型，预测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老年人口数量，预测如下：
假设回归模型为：Yt=β1+β2Xt+μt
其中，Yt表示65岁及以上人口数，Xt表示年份。
由eviews得到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为：
Yt=-549922.2+279.3897Xt
t=（-36.8391）（37.4887）
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因为可决系数R2=0.9894，表明模型整体上拟合较好。系数显著性检验：对于β2，t统计量的绝对值为37.4887，在给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2=15下，得临界值t0.025（14）=2.131，因为t>t0.025（15），所以拒绝H0：β2=0，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与年份之间有显著关系，综上，所以模型是显著的。
为方便后文对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预测，下面根据1995—2011年中国人口总量与年份的回归模型，预测中国未来几十年的人口总数：
同理，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为：
Yt=-1526918+826.6054Xt
t=（-31.67377）（34.34508）
同上，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表明全国人口总数和年份之间有显著关系。
（二）人口老龄化指数及老龄抚养比变动的趋势模型
1.人口老龄化指数变动的趋势模型
根据2000—2011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指数与年份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假设回归模型为：Yt=β1+β2Xt+μt
其中，Yt表示人口老龄化指数，Xt表示年份。
由eviews得到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为：
Yt=-43.4257+0.0219Xt
t=（-12.6339）（12.7505）
同上可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表明人口老龄化指数和年份之间有显著关系。
2.老龄抚养比变动的趋势模型
根据2000—2011年中国人口老龄抚养比与年份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对未来几十年的老龄化情况进行预测，预测如下：
由eviews得到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为：
Yt=-370.4991+0.1902Xt
t=（-16.7980）（17.2953）
同上，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表明老龄抚养比与年份之间有显著关系。
（三）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综合预测
通过以上模型预测未来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及比重，人口老龄化指数和老龄抚养比情况，从预测结果中可以看出，中国从2010—2020年将处于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即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速度呈明显上升趋势，并且将平均每年增加256万人，年增长速度达2%以上，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明显加快。到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11%，同时老龄化指数与老龄抚养比也逐年增加，由于多年来中国少儿人口都呈现下降趋势，可见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之快。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及策略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目前尚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下国家的行列，在这种的基本国情下，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因此，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制定合理的人口发展规划
各级政府机关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老龄化社会的机遇和挑战，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合理的人口发展规划，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机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加快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二）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设
解决养老问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中之重，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重要途径。争取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救助制度，以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三）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机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当前，中国老年产业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时，应特别注意开发老龄产业。大力研制开发老年消费项目及产品，例如老年旅游、老年健身、老年用品市场等；政府应加强对老龄产业的引导，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老龄产业的发展，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老龄产业领域。
（四）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
一是提高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在2015年左右存在着一个提高退休年龄的时机。当前应该开始着手进行提高退休年龄的准备工作，并就具体的政策设计进行充分的解释，以尽量获取最大程度的共识。二是直接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提供社会服务。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开展志愿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养老服务具有较大的潜力。通过社区互助和储蓄服务时间等方式发动老年人开展志愿服务，将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资源。
（五）加强对老龄社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构建和谐老龄化社会
老龄社会的挑战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要加强对老龄社会特点和规律的探索，加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老龄事业的研究，把人口老龄化和老龄化社会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课题进行研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在构建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试着探求“和谐老龄化”，站在社会和谐发展的立场上来思考和促进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和谐，为构建和谐社会增添色彩。
参考文献：
[1]邬沧萍，杜鹏.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在认识[J].中国人口科学，1992，（3）.
[2]谢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特点[J].统计研究，2004，（8）.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3
根据国际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者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7%，则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科技和医疗条件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中国老龄化呈现加速态势。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0.85‰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1271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9.4%，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比，2年内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上升了0.5个百分点，说明中国老龄化态势已非常严峻。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内蒙古作为一个资源丰富、面积广大的自治区，其经济发展迅速，人口稀少，因而有其特有的人口老龄化特征。且由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等方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分析内蒙古地区的老龄化现状及其特征，对未来内蒙古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内蒙古人口老龄化演变特征及其影响
根据1953-2010年的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可以展现内蒙古人口老龄化的演变历程。
图1内蒙古自治区六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比例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如图1，内蒙古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从1953年开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4%上升到2010年的7.56%。具体看内蒙古的老龄化发展特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内蒙古人口老龄化进程在21世纪后加剧
内蒙古人口发展有一定特殊性，20世纪90年代之前，内蒙古人口老少比低于15%，属于“年轻型”人口结构。从1990-2000年其老少比从14.2%上升到26%，10年内快速迈入“成年型”人口结构。内蒙古2007年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12%，内蒙古由此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56%，3年间老年人口比重提高0.44%。因此，虽然内蒙古迈入老龄化社会步伐稍晚，但其步伐较快。
（二）老龄人口增速快于总人口增速
根据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年、2000年、2010年内蒙古地区人口总数分别为2145.65万人、2332.33万人、2471万人，人口总数增长速率分别为8.7%、5.95%，而老龄人口在三次普查中人数分别为85.99万人、128.46万人、187万人，增长速率分别为49.38%、45.57%，老龄人口增速分别是人口总数增速的5.6倍和7.7倍，充分说明内蒙古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
（三）人口老龄化推力为底部老龄化
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生育率不断下降，内蒙古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呈现底部老龄化，主要表现为少年儿童人口下降速率高于老年人口上升速率。从1982-2010年，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5.52%下降到14.1%，年均下降0.8%，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61%上升到7.56%，平均每年上升0.15%，约为前者的五分之一。
（四）老龄化程度城乡存在差异
由于经济条件、医疗水平条件等方面差异，城乡之间老龄化进程存在一定差别。2010年，内蒙古城镇总人口为1272.02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96.78万人，占城镇总人口比重为7.05%。乡村的总人口为1098.61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90.03万人，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8.2%。无论是老年人口数量还是老龄化程度，城镇均高于乡村。
三、内蒙古人口老龄化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一）内蒙古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人口老龄化提高速度快于全国
如图2所示，从1953年的数据看，内蒙古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2.97%，而全国平均水平为4.42%，比内蒙古高出1.45个百分点，且从1964年之后一直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说明内蒙古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从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看，1990年之后，内蒙古老龄化提高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90-2010年，20年间老龄化程度增长了89%，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则增长了59%，前者增长速度是后者的1.5倍。
图2内蒙古与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比较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内蒙古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64年开始，不管是内蒙古还是全国，人口总抚养比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1964-1982年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了27和18.08个百分点，内蒙古人口总抚养比下降幅度大于全国。内蒙古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964年开始处于缓慢下降的态势，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快速上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内蒙古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总体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
（三）内蒙古总和生育率低于全国水平，但其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快于全国
从1990-2010年，内蒙古总和生育率从2.1下降为1.07，全国总和生育率从2.31下降到1.18，分别共下降了49%和48%，内蒙古略快于全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少儿人口的比重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并且变化强度基本一致，这就是内蒙古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快于全国的主要原因。
（四）内蒙古和全国城乡老龄化程度都存在差异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内蒙古城镇中65岁及以上老人占城镇总人口比重为7.05%，乡村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8.2%，城乡差距1.05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城镇总人口为67000.55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225.42万人，占城镇总人口比例为8%，乡村总人口66280.53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667.29万人，在乡村总人口中比重为10.06%，城乡老年人口比重相差2.06个百分点，该差异高于内蒙古城乡差异水平。
四、比较的结论及相关对策建议
（一）比较的结论
内蒙古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其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时间也比全国要晚，但内蒙古人口老龄化提高速度稍快于全国。内蒙古与全国老龄化主要原因都是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从而老年人口比例增大。同时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的存在是内蒙古和全国都面临的问题，农村地区老龄化趋势严峻。总体上，内蒙古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对全国来说还较低，面临的老龄人口各方面问题不算太严重。虽然内蒙古整体人口老龄化形势不如全国严峻，但由于内蒙古老龄化速度稍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内蒙古老龄化问题及其未来的社会问题不容乐观，政府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内蒙古老龄化问题。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老龄政策和法规体系。加强对老年群体正当权利和利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使老年人相应权利、利益和地位得到合理保护，伦理道德上立法要做好相关准备。
加快完善适应老龄化发展的、覆盖范围广和形式多样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养老保障问题。按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统筹原则，推进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要不断完善原有制度和保障力度，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目的则是先逐步加大覆盖范围，发展多种类型的保障，然后再慢慢加大其保障力度。
适度加大对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和医疗队伍建设。老年群体不断增多，政府需要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建设的投入，恰当安排医疗卫生资源，增加城市和乡村社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完善老年常见疾病的预防，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4
关键词：老龄化；老龄产业；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086-02
一、河北省人口老龄化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我国不得不面对的最为严峻问题。河北省人口基数大，老龄化现象突出。2010年，河北省人口为7185万人，在全国所有省级单位中排名第六。河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近些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3%，在长期看来，河北人口老龄化增长加速。
表1河北省常住人口的地区分布
从表1可以看出，石家庄市、唐山市、保定市、邯郸市人口占全省比重相对其他市区大，分别达到14.15%、10.54%、15.58%，而秦皇岛市、承德市人口比重明显较低，分别只有4.16%、和4.83%。这些人口多的地区，老年人的数量自然比较多。
（二）城镇农村人口老龄化分布不均
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使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且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但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上看，则城镇快于农村。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差别，反映了城乡在生育率、死亡率及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差别导致的人口变量的差异。
（三）物质基础薄弱
虽然河北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上水平，但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较为发达、人们的生育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从而使人口生育率自然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西方先进国家又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事业作后盾。而河北省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的，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依靠人口控制政策，促使出生率在短期内快速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2011上半年河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104.3元。因此，对于河北省来说，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基础相当脆弱，人口老龄化超前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二、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体制建设落后
由于全社会普遍缺乏对养老问题的紧迫感，政府对养老危机宣传不够，老百姓缺少养老保障的必要知识，尤其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家庭观念和对父母的责任感降低，对政府有强烈的依赖感，各方面普遍缺乏未雨绸缪的充分准备。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统筹资金不足，实质上执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河北省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集体养老保障功能弱化，储蓄养老保障功能不足，社会保险覆盖面较窄。
（二）社会保障水平低
老年人是一个弱势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能的日益下降，社会价值缩水，大部分老年人口处在无工作状态；老年人口就业率低、经济保障水平不高、医疗保障水平不高，同时社会化服务与老年人的需求有很大差距。河北省老年人口认为自己没有经济保障的比例也接近30%，并且高龄老年人认为自己没有经济保障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低龄老年人。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发病率上升，他们对医疗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他们的支付能力低，可利用的医疗卫生资源极为有限，且城乡差异显著。
（三）老年人贫困问题严重
尽管河北省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老年人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老年人仍然处在贫困状态。河北省城乡大致有1/3的老年人口经济状况不佳，处于相对贫困化的状态。河北省城乡处于绝对贫困的老年人口也有相当的数量。老年人口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表现在精神贫困、能力贫困和健康贫困等许多方面。
三、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一）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也将影响“十二五”期间河北省医疗保健、养老保障、代际关系等方面的发展。随着“十二五”期间河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面向老年人的社会组织得到强化，在社会组织内部，人员的年龄构成将会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建构社会组织的传统观念，甚至需要调整工作模式。在代际关系领域，“十二五”期间河北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是代际关系的重大变迁，各项社会资源的分配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处理不当，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代际关系结构的改组，就会转化为各种社会代际矛盾和利益冲突。在家庭领域，少子老龄化带来的赡养人数量的减少促使家庭的赡养功能弱化。
（二）对经济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宏观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储蓄与投资、科技等方面产生冲击。在宏观经济增长方面，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意愿低，人口老龄化对扩大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不利。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人口老龄化使整个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素质和技术适应能力下降，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在储蓄投资方面，根据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人在退休前总是倾向积极储蓄以备退休后使用，因此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储蓄率的下降将是必然现象，势必要影响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从微观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生命周期延长和生命质量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化时间延长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实质是人力资本的储备。
（三）人口老龄化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十二五”期间河北省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的增加，意味着社老年群体价值观的社会影响逐步增强。无论是从家庭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加都意味着河北省赡养负担和社会供养负担的加重，由于经济条件和资源条件的限制，使传统的面向老年人的优先、优惠、优厚的供养和照料受到挑战。在河北省人口老龄化条件下，除了要继续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外，还需要大力发展退休前教育和老年教育，发展囊括一切人群的终身教育体系。此外，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其他年龄群体的精神文化群体存在显著的差异，人口老龄化要求河北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的规划和建设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特点，导致公共文化资源的分配格局和文化产业的格局发生变化。
四、“十二五”期间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应对策略
（一）增强老龄意识，营造健康社会环境
河北省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将处于老龄社会，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增强全社会的老龄意识。此外，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加大宣传普及老年法的力度，积极开展老年人的守法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表彰敬老养老先进典型，依法惩处残害和虐待老人行为，营造出健康老龄化的良好社会环境。
（二）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
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道路。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辅助，公共福利设施养老手段为补充，社会保险制度为保障的居家养老体系，把老年人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作用有机的组合起来，使之发挥出最佳效用。
第一，为老龄人口提供良好的居家养老环境。为了使老年人起居方便，住宅设计要充分考虑方便老年人和满足老少户可分可合的需求，公共设施要安排方便老年人活动的场所，使得绝大多数老年人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完善具有尊老敬老传统的家庭养老体系。
第二，加快社区老年服务建设。在城镇建设规划中，要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趋势，合理规划社区蓝图，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咨询、购物、清扫、陪伴、护理、紧急救护等各种服务，并为老年人学习、文体、康乐、交往等社会活动的需求提供条件，逐步建成适合城乡不同特点、多层次、多功能、多项目的社区老年人服务体系。
第三，适度发展公共养老的福利设施。对政府设立的敬老院等养老、安老机构和设施，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公共福利机构抚养的老人情况，政府要继续增加投入，努力改善设施条件，逐步提高居养水平。
（三）加快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试点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河北省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此外，河北省法律部门要坚决制裁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依法合理调整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加强民事调解工作，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
（四）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老龄社会、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制定老年服务业发展规划，实施国家对老年服务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老年服务业发展管理体制。立足城乡社区发展为老服务业，培育老年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队伍。河北省要根据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围绕老年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对一些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开发生产适用对路的各种老年用品，鼓励和引导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经济管理部门应运用市场机制，制定一些必要的优惠政策，扶持具有福利性质的为老服务产业发展。要市场机制带动老龄产业发展，以老龄产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要充分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发展老龄产业，多层次、多渠道筹集发展老龄产业的资金，努力提高资金利用率。
参考文献：
[1]王震，唐欣，张世奇.河北省人口老龄化的特征、问题及对策[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11）：69-71.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5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恶化，已经成为了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而且据David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届时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国际上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9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5%，而发达国家地区该比例为15.8%[2]。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要快于发展中国家。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1864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就达到了7%。到目前为止，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7%到14%用时最短的国家是日本，只用了24年；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日本，200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了21%，2013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3186万，占总人口的25%（见表1）。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虽然我国老龄化相对于发达国家来的晚，但是速度非常快。这也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原因。目前国内关于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往往也越高[4]，但是随着20世纪末我国老龄化的到来（邬沧萍教授1986年在《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提出了“未富先老”），也就拉开了关于“未富先老”的讨论，这次大讨论的高潮出现在2006—2007之间由人口研究编辑部举办的二期（姜向群，2006；杜鹏，2007）[5][6]和光明日报出版的一期（邬沧萍，李建民，穆光宗，2007）[7]专栏，在这以后主要侧重于定量实证分析与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关系（胡鞍钢等，2012）[8]，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王志宝等，2013）[9]以及国际比较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米红，周伟，2009）[10]；2.老龄化与养老保障、社会保险。一方面是对我国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分析，得出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创新势在必得（田雪原，2014）[11]，另一方面是对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本身进行分析，与西方国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对比，如希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失败和加拿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最终发现问题、提出改革思路（郑秉文，2013）[12]；3.老龄化与产业结构。除了分析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的转变（陈卫民，施美程，2013）[13]以外，主要是研究老龄化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影响，老龄化的到来影响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的供需结构的变化就要求把劳动力数量转变为劳动力质量，积极发展老龄产业，特别是老年服务业，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对物质文化的需要（陈敦贤，2002）[14]。同时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主要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为主，大多都认为老龄化是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中根等，2013）[15]，但是随着我国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会慢慢得到提高；4.老龄化的应对策略。对应对老龄化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因为日本老龄化速度快、程度严重，与我国老龄化进程相似，所以应对老龄化的经验也就变的愈发的重要，无论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压力，都会给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启示[16]。当然也有些学者从发达国家老年市场的发展状况、政府和市场经营者在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的一些做法，得出对我国开发老年市场，刺激国内需求的启示（李通屏，2000）[17]。对于老龄化应对之策还是需要重新认识老龄问题，从应对之术到应对之道术俱进的转变，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把握人口应对之道（党俊武，2012）[18]。本文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而在这方面国内文献还比较少。
二、各国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对比分析
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对不同产业供求关系及各产业从业者的收入进行了比较，认为农业、林业、水产业为代表的采集业的生产是按劳动生产率递减法则进行的，而工业和大部分服务业的生产是按照递增的法则进行。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农业所占的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迟早会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会逐渐上升，劳动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并认为收入的差距会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从而集中于收入高的部门。后来克拉克进一步论证了配第的观点。他指出，随着经济增长，相对于农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增加；但相对于服务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就业人数却是在下降；也就是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加，劳动力会从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向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转移，而等到工业化完成后，劳动力又会从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这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的发生，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相对收入差异造成的，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配第—克拉克定律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而恰好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原动力，特别是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况且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无论是死亡率下降还是生育率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人口老龄化的恶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pGDp）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4]10-19。因此，鉴于就业人员流动、产值变化、人口老龄化都与经济发展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下面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抽取截止到2013年总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除个别国家数据缺失以外）进行分析。服务业就业人数（Se）、服务业产值（Sp）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ap）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具体如图1和图2。从图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左下角，特别是被圈区域内；而发达国家散布在右上角区域。2.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还是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比较落后，甚至落后于埃及和泰国。因此，继续产业升级很有必要，更好的进行产业间转换，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3.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和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简单地回归不能使它高度吻合（R2=0.419、0.5107），因此下面要针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得出确切的结论。
三、主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中国内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如无特别说明）。主要是研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选取1980—2013年oeCD中主要的10个国家①。首先选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老龄化的指标（ap）；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的经济指标（Sp）；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服务业吸引就业的能力（Se）；因为服务业大多都在城市里，城市化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U）；人均GDp（pGDp）和最终消费率（FCR）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对人均GDp取对数。因此模型如下：Sp=α1+β1ap+β2Se+β3U+β4lnpGDp+β5FCR+εSe=α1+β1ap+β2Sp+β3U+β4lnpGDp+β5FCR+ε其中，α1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单位根进行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的平稳性，然后观察变量数据形成的特点，看是否可以对模型进行估计。并且为了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所以在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时，分别采用了LLC、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的四中检验方法，检验的结果见表2。观察结果可以看得出，同质面板（LLC）和异质面板（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检验方法都显示数据在差分处理后平稳。而且模型中数据是在一阶差分后平稳的，因此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三）面板协整检验及长期均衡分析
其次，对一阶单整序列的各变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而面板协整检验是由pedroni在1999年提出的，是基于engle&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检验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七个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的原假设为面板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当含时间趋势项时，Grouppp-Statistic和GroupaDF-Statistic2个统计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当不含截距项或时间趋势项时，panelaDF-Statistic、panelpp-Statistic、GroupaDF-Statistic3个统计量分别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原假设是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进一步由于aDF-Statistic统计量的概率值是0.0013，它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得到了Kao检验进一步的证实。结果显示存在协整关系后，接下来运用engle和Granger两步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即协整方程）。采用截面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在表4中。估计（1）和估计（2）的Dw值为1.852437和2.139226，它表明模型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而从调整后的R2和F统计量，又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相当好，也保证了模型结果的可信性。然后继续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单位根情况。从表5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四种检验方法下，置信概率都为0.0000，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存在面板单位根），因此得出残差的原序列是平稳的。整个模型检验都表明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因此进一步以表4中的数据为基础进行长期均衡分析得到：两个估计式的结果都显示：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对服务业就业人数还是服务业产值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455210和0.356393，表示人口老龄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服务业就业人数将提高0.455210个百分点，对服务业产值将提高0.356393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就业人数与服务业产值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0.402772和0.465736），这与现实生活中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非常贴近，也符合发达国家现实情况（如第二部分分析的那样）；人均GDp对服务业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也验证了经济越发展，服务业越兴旺；最终消费率也对服务业有很好的影响，特别是对服务业产值（0.957035），这些也正迎合了当下两大主题“扩大内需”和“调结构”。模型中唯一对服务业产生负效应的因素是城市化，这可能取决于文中所取的国家是oeCD中的1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大都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很多都在进行逆城市化，所以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影响显的相当小（-0.256236和-0.091134）。面板协整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长期均衡关系是存在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短期效应，以此来补充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人口结构变化过程，每年增加的比例都比较小，因此短期效果可能不明显，甚至可能出现错误或与现实不符，在此不在分析短期波动的影响。
四、结论启示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6
(一)欧盟各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各国在享受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面临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老年，65岁以上老人占比不断增加，许多欧盟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欧盟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2012年的报告预计，欧盟整体而言男性预期寿命将从2010年的76．7岁增加到84．6岁，女性从82．5岁增加到89．1岁。欧盟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法国、德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同为16%，意大利为18%。2012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各国的上述比例已变为:法国17．1%;德国与意大利相同为20．6%。德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增长最快。上述这几个国家预计到2040年时，这一比例将变为:法国26%，德国29%，意大利则将高达34%。而一些独立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欧洲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上述官方数据更为严重。德国柏林研究所(Berlin－institute)2008年的一份研究表明，德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已达26．5%，预计到2025年时将达到39．3%，到2050年时则将高达55．8%，即在2050年的德国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占到了一半以上。该研究还指出，由于人们的营养水平、膳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如运动和日常锻炼等)方面的改善也使德国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100年前德国男性的平均寿命为46．4岁，女性为52．5岁，现在男性的平均寿命为81．7岁，女性则达到了87．8岁。德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一个世纪内延长了近一倍。该机构还预测德国8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将在未来50年增加近三倍，从现在的320万(占德国总人口的3．9%)增加到910万(占比为12．1%)。而百岁以上老人则将增加16倍:从2000年的7，200人到2050年的114，700人。预期寿命的增加使得老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欧盟面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另一问题则是tFR不断下降。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盟各国曾在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段迎来生育高峰，即所谓战后“婴儿潮”，这一生育高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统计数据显示，欧盟27国每年新生儿的数量从60年代初的750万到2002年已降为500万;2006年人口自然增长的绝对数字约为40万人，只占整体人口增长的五分之一。2011年欧盟27国的出生率为10．4‰，死亡率为9．6‰，新生婴儿的出生率与自然死亡率相比仍保持有限的正增长。欧盟预测到2060年时其人口年龄结构将大为老化，0到14岁少年儿童占比14%，15到64岁人口将从2010年的67%下降到56%，65岁以上老人大量增加，占比从17%上升到30%，80岁以上老人则从5%上升至12%，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
(二)老龄化社会的医疗保健问题伴随人口老龄化，老人的健康、医疗保健以及退休生活等成为主要的关注点。欧盟为此提出了“健康生活年”(healthylifeyears)的概念，作为衡量是否既长寿又健康的指标。该指标主要关注人们能够生活自理并能参与各类常态活动的最大年龄。据欧盟统计，2011年欧盟27国男性平均健康生活年为61．8岁，是男性预期寿命的80%;女性则为62．2岁，是女性预期寿命的75%。由于欧盟内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约5．7岁，上述健康生活年数据表明女性的长寿可能伴随生活质量不高。即便如此，欧盟内不少国家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已大为增加，如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及丹麦等国的医疗保健支出已占各国GDp的11%，这些支出中的约四分之三来自各国的社会保障基金。老龄化社会中医疗保健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长期看护，由于与老龄化相关的疾病发病率上升，需要全天候看护的老人数量不断增加。虽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已使得与年龄相关的高死亡率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仍面临如何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的问题。如德国目前还有许多60岁以上的残疾老人与他们的父母同住，随着他们父母年事已高，这些父母很难再有精力照顾这些也已步入老人行列的残疾子女。为此，需要社会提供专业化的看护服务。有效解决老人的医疗保健和长期看护问题，是欧盟化解人口老龄化困境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老龄化社会与就业相关的问题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劳动力人口减少。欧盟各国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都在探讨延后退休时间，缓解劳动力减少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2010年比利时的就业人口中年龄在50到643岁之间的占比约为49．1%，欧盟整体则为56．5%。虽然比利时官方的退休年龄已延长至65岁，但统计显示比利时在2007年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1．6岁。这样，欧盟国家在劳动力问题上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人口步入老龄化，就业人口在减少;二是虽然许多国家已将退休年龄延后至65岁，但有相当比例的人选择提前退休。人们选择提前退休的原因，一是传统上对老人的负面认知或刻板印象，如认为60岁以上的老人在精力、体力等方面都很难胜任工作要求。这一负面认知导致许多人选择在60岁左右退休。二是就业市场对60岁左右的人群关闭，使得就业人口进一步减少。老人学(gerontology)将65岁左右称为人生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大多数人仍有较充沛的体力和精力，能完全自主地应对日常生活并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显然，在建立延迟退休机制、工作环境和就业安排等方面，欧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四)老龄化社会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在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对各国政府而言最为棘手的问题当属如何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欧盟各国似乎还没有在这一领域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挑战。如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便是典型的“寅吃卯粮”，即由下一代为其父辈甚至祖父辈的养老买单———现在是两个正在工作的德国人养活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德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金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补贴，2006年德国政府税收中的30%(约800亿欧元)用于提供给社会养老基金。预计到2015年社保养老基金的供给将从2∶1变为1∶1，届时一个工作的人要养活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而要维持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政府和企业都需要不断提高退休年龄来缓解社会养老基金缺口。据预测，如果要维持目前养老金供给状况，到2050年时的退休年龄应推迟到75岁。就欧盟整体而言，状况比德国稍好，2011年的调查为4个工作的人养活一个老人，预估到2060年时将变为2∶1。在解决公共养老金不足的问题上，欧盟将主要依靠延迟退休、降低公共养老金发放额度和严格限制提前退休的养老金发放等措施。
二、欧洲解决老龄化问题之路
(一)积极老龄化策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取决于一国或一个地区预期寿命、出生率以及移民等多种变量。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为化解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力减少等困境，已开始积极寻求解决办法。2012年笔者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正值欧盟将2012年定为“欧洲积极老龄化和世代间团结年”(theeuropeanYearofactiveageingandSolidaritybetweenGenerations–以下简称“积极老龄化年”)，亲身感受到欧盟各国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欧盟透过“积极老龄化年”来检视有关退休、医疗保健、高等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消除就业上的性别和年龄歧视等领域的公共政策，希望能在2020年实现如下三大目标:(1)延后退休时间，以便让老人更好地传承其工作经验;(2)老人在社区中继续发挥各种积极的作用;(3)老人尽可能地享受健康和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欧盟认为在关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同时，处理好各代人之间的团结和经验传承也至关重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让老年群体成为积极活跃的老人:不但能独自应对日常生活，同时还能在就业、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成人教育、义工、住房、信息服务或交通等诸多领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积极老龄化”(activeageing)成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核心。积极老龄化是近年来人口学界针对全球人口结构改变，老龄化问题愈加突出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世界卫生组织把积极老龄化定义为:“是在健康、参与和保障方面寻求最优化机会的过程，以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2］(p．12)而UneCe更是将这一概念上升到人口战略的高度，宣称实施积极老龄化的目的是寻求让日益增加的老年人群在健康长寿的基础上，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极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群不仅不会拖累整个社会的养老福利和医疗保健支出，更可以借助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
(二)延后退休年龄和增加妇女就业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便是劳动人口数量减少。显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尽量延长现有就业人口的工作年龄，即尽量延后退休时间。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在退休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意大利平均退休年龄为57岁，而丹麦和冰岛则为67岁。另一项报告显示，2009年欧盟27国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为61．4岁，其中男性61．8岁，女性61岁。该报告预计到2020年时，平均退休年龄为63．5岁，仍低于大多数欧盟国家男性65岁、女性60至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欧盟国家中芬兰的法定退休年龄最高且男女相同，均为63至68岁之间。［7］为改变大多数人选择提前退休的现状，UneCe2012部长级会议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在2017年实现延长工作时间的制度。欧盟各国都在探讨通过改变老年的定义和人们的心理认知，改变以年龄来衡量一个人能否继续工作，一刀切决定退休年龄的传统，转而通过考察个体的实际身体和精神状况，以人的生理状况、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以及个人的意愿等来决定退休与否。除心理认知因素外，欧盟各国还在成人教育培训、薪酬结构、养老保障体系以及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等方面进行改革，鼓励人们延后退休。除了延长工作年龄外，更有学者呼吁增加妇女就业。女性由于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长，未工作的女性会因丈夫的去世其经济状况变差。欧盟国家针对妇女就业数量较男性少，而退休年龄通常又较男性早的情况，通过在幼儿看护、教育培训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来提高女性就业比例。UneCe建议欧盟各国政府尽快制定鼓励女性、特别是育有子女的女性就业的政策，同时也建议在社会养老金政策上考虑性别差异这一因素。英国政府就在2007年新制定的社会养老金政策上，对因抚养子女和看护亲人而未就业的女性给予就业人员一样的养老金待遇。德国则通过灵活的兼职工作安排来鼓励妇女在生育后重新进入就业市场。显然，增加女性就业能让更多的女性在退休后获得企业和政府的养老金，能更好地应对其老年生活。通过实施上述政策，欧盟乐观预测到2060年时，欧盟内就业人口最大的增长将主要为55岁至64岁这组人群，其中女性将增加20个百分点，而男性增加10个百分点。显然，届时就业和退休年龄方面的性别差异均将进一步缩小。不过在延后退休年龄方面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就业的执行干事JosémanuelSalazar－Xirinachs在UneCe2012部长级会议上指出，从全球来看，青年人就业状况不容乐观。2012年全球失业的年轻人为7500万，较2007年增加了400万，即使在有工作的年轻人中，日工资不到2美元的人数超过了2亿。虽然年轻一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上有较大提高，但其就业要比上一两辈人困难许多。欧盟在其2020战略蓝图(europe2020Strategy)中定下了年龄在20至64岁之间的就业率要达到75%的目标，如何在增加年轻人就业和延长退休年龄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是摆在欧盟各国政府和企业面前需要尽快破解的一道难题。
(三)提高出生率tFR从6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2．5(每位适龄妇女有2．5个小孩)以来，大多数欧盟国家均受到低出生率的困扰，tFR已低于公认的自然替代水平(2．1)。对欧盟而言，这一状况来得快速并超出预期。出生率低将导致未来就业人口数量的减少，直接结果除了缺乏熟练工人外，同时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进而影响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投资，社会保障基金难以为继的情况已经在一些欧盟国家出现。出生率下降是社会、经济和医疗保健等多种因素聚合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加剧了竞争，也增加了就业者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么推迟结婚，要么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孩子。人口学家研究发现，一方面妇女受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另一方面受环境、工作压力等影响，年轻男性的生育能力(活力数量减少)下降，如丹麦有大约20%的男性无生育能力。为此，需要重视性和生殖健康的教育和保健工作。就减缓人口步入老龄化速度而言，短期可通过相对积极的移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欧盟各国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各种压力。但要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长期可选择的策略无疑是提高tFR。在鼓励生育方面，法国的经验值得欧盟各国借鉴。法国在数十年前便透过税收转移和其它鼓励生育的政策，把从无子女家庭所征收的税费转移支付给那些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这一措施使得法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瑞典及其它北欧国家同样也通过政府围绕提高生育率的各种福利措施，解除家庭对抚养孩子的经济负担，使得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欧盟各国近年来均开始着手制订和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如加大对新生儿家庭的补助;为在职母亲提供更加合理的产假安排和更加灵活的上班时间;政府设立更多的公立婴儿园或鼓励私营幼儿园接纳年龄在0－2岁的婴儿;为拥有较多人口的家庭提供更加有吸引力的养老保障计划等。欧盟预测，上述措施将使欧盟整体的tFR缓慢回升，到2060年时达到1.71，但仍低于2.1的自然替代率水平。
(四)改革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相较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对移民较为开放的国家，欧盟各国对接纳来自欧盟之外的移民还很保守。但面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的现实，需要通过外来移民快速补充劳动力。事实上，欧盟目前人口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欧盟以外的移民，其数量占欧盟整体人口增长的五分之四。根据欧盟的统计，2011年来自欧盟27国以外的移民达到170万。截至2012年初，欧盟27国的外来移民人口总量为2070万，仅占欧盟人口的4．1%。此外，欧盟内的移动人口大约为1360万。在经历了21世纪初欧盟外移民大量涌入后，外来移民已开始在一些成员国呈下降趋势，2005年至2009年间，欧盟外来移民数量从每年176万减至87．9万。2010年欧盟整体的净移入有所增加，达到100万，欧盟委员会预测到2020年时约为133万，其后净移入人口将下降至年均94万左右。由于tFR持续下降，大多数欧盟国家要想保持2010年时的就业人口数量，需要大量的外来移民，预计至2020年，欧盟整体而言需要额外增加1100万的外来移民。外来移民能迅速弥补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如奥地利就通过培训外来移民的方式，充实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老人长期看护人员的数量。奥地利80%的老人由家庭进行看护，对那些需要24小时看护的老人，通常由其家庭成员或家庭雇佣的专业护理人员担任看护，而这些专业护理人员大多来自毗邻奥地利的其它欧盟国家。显然，欧盟各国需要采取措施改变目前相对封闭的社会现状，对外来移民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
(五)公共服务领域除上述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直接措施外，也需要在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建设和公共服务系统方面考虑到老龄化社会的具体需要，涉及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道路设施以及运动锻炼设施等。如在老人身体状况许可的前提下，尽量延长老人的驾驶许可。此外，欧盟特别强调了推广和应用现代it和信息技术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意识到目前欧盟各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并未针对老龄化社会的特点和老人的特定需求来开发产品或提供服务，这一领域可改善的空间巨大。为此，欧盟于2007年制定了名为“i2010”的行动计划，目标是利用it和信息技术来改善老人的日常生活，尽力延长老人自主生活的能力，如通过it技术改善记忆力衰退、视力和听力下降以及行动不便等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欧盟委员会认为信息技术也能在延长退休年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该行动计划鼓励欧盟内的it和信息化产业创新研发与老人需求紧密相关的产品和技术应用，一方面减少老人医疗和长期看护的压力;另一方面让老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与社区保持紧密联系，利用网络获取公共和商业服务以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健康积极的老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尽可能地做到生活自理并减少孤独感对独居老人尤为重要。欧盟相关调查发现，欧盟内65岁以上老人经常上网的人口比例仅为10%，远低于47%的欧盟平均水平。要让it和信息技术在老龄化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有意识的在老人中普及it使用知识，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上充分考虑老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满足老人日常使用需要的产品和网络服务。与此同时，欧盟强调各成员国需要在远程医疗网络化服务、网络医疗服务资格审批等方面尽快制定相关法规。（本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杂志。《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杂志简介详见）
(六)老人长期看护老人保健和长期看护是老龄化社会的主要需求之一。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时，欧盟国家每100位65岁以上老人中有超过40位年龄在80岁以上，德国和瑞士的这一比例为43%。因此，高龄老人的长期看护需求巨大。目前在德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80岁以上老人依靠家人或社会养老机构进行看护，这一数字将会持续上升。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瑞典，绝大多数的老年看护仍主要依靠家庭进行，且大多由家庭的女性成员承担。由于瑞典女性就业率很高，因此需要有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来解决家庭看护的问题。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在下一代人步入老年而上一代仍健在并需看护时，家庭看护的局限性便凸显出来，需要政府整合社会资源来加以解决。奥地利政府于2002年出台了“家庭看护假”(FamilyHospiceLeave)的政策，为需要看护家庭极重病人的就业者提供最长6个月(看护患重病的儿童可延长至9个月)的看护假，期间仍享受与工作时一致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奥地利政府为了鼓励家庭长期看护模式，于2007年7月1日颁布实施了家庭看护法，为鼓励家庭雇佣专业看护人员，还于2008年11月1日起对这类家庭提供最高达1100欧元的财务资助，而由家庭成员进行看护的家庭也能获得最高为550欧元的资助。除家庭看护外，欧盟也在探索社区看护模式，该模式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让老人留在自己熟悉的社交环境中，同时降低专业看护的成本。长期看护需求已使看护工作成为欧盟国家就业的一个增长点。据名为“欧洲空缺监视”(europeanVa-cancymonitor)统计，2008年至2012年间，欧盟在长期看护领域的就业率每年增长2%。2012年从事看护工作的就业人数已接近一百万。欧盟强调需关注看护质量，为此引入安全、效率和以被看护者需求为中心的看护服务等指标来加以衡量。同时制定最低标准，用以规范长期看护中心和医院的基础设施、人员配备以及日常操作等。一些欧盟国家开始实施长期看护的培训和资格考试制度，进一步提高看护人员的专业技能。
三、结论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7
论文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障；改革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态势与特点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亿。而且持续增长势头强劲，预计2025年60岁老年人口可达2．8亿．占总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4以上。老龄人口中，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l，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问，我国用于社会福利等各项支出从327亿元增加至3，043亿元，增长近l0倍，其中用于离退休、退职职工保险福利的费用(包括退休金)支出从149亿元增长到2，068亿元，增长了l2倍多，比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看，社会保障各项费用的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近年甚至用于社会养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据报道，仅2003年，由人口老龄化引发基金缺口，中央财政就至少要补助350亿。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体就养老保险来说，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计划，现收现付，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还在不断地加大。据统计，25年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2000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计划下，中国的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现收现付制如果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国家财政拖垮，很高的收缴比例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负担。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瑞士和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瑞士是欧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由此而来的养老保险问题日趋严重。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两个同属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调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以国家的基本保险为核心。这种单一的公共支柱虽然解决了社会再分配的功能，却难以同时肩负储蓄即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和保险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两国的做法都是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各自负责的多支柱制养老保险制度。在原有国家的基本保险基础上，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同时，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税收政策，鼓励个人通过储蓄为退休积累一定的养老金，将个人多余的资金以储蓄的形式进行融资。
(二)规范原有养老保险体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规模
日本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来规范原有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入，同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收益规模。而瑞士则更多地通过复杂的收益与缴费的精算关系，确保贡献与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
面对人口老龄化，瑞士政府以建立养老金补偿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项基金的稳定的投资回报，来弥补基本养老金计划的缺口，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而日本则更多地依靠政府财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
调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养老基金通过私营公司的管理进入国际或国内资本市场，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为目的。这样也就避免了现收现付制下，政治因素对养老金投资的影响，避免了将退休者的保命钱投资到或借贷到濒临破产的企业中。
四、加快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应对老龄化问题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收缴与支付都由国家来执行，带有统筹的公有制的性质，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急需在资金运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财政职能的转变、养老社会保险经营上的不足、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养老保险积极性的需要，都呼唤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立。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8
[论文关键词]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洪峰；上海市
一、老年人口高龄化的概念和内容
老年人口高龄化(agingoftheaged)概念是在人口老龄化(agingofpopulation)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国际上，人口高龄化一般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theoldestold)占全体老年人口(≥60或65岁者)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笔者倾向于将“老年人15高龄化”界定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其衡量指标为高龄化系数即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在国际上，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开始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1998年10月，在联合国“99国际老年人年”的启动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世界人口在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据国内学者的预测，全球高龄人口绝对数将从2000年的6900万发展到2020年的1．32亿、2050年的3．7亿，同时，全球高龄人口占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将从2000年的16．5％发展到2020年的18．9％、2050年的25．4％。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龄化现象开始逐渐从老龄化进程中分离出来，无论从外在表现来看，还是从内部成因来分析，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某种“质变”。笔者因此认为，需要对相互联系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这两个概念加以学理上的区别和界定：首先，在增长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婴儿出生率的下降即少子老龄化，而老年人口高龄化则在于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即在老年人存活率上升的条件下，老龄化从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底部老龄化”转向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部老龄化”，其结果就是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其次，在外在表现方面，人口老龄化更多是指全体人口的老龄化(agingofpopulation)，而高龄化则是指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agingoftheaged)，是通过老年人口进入高龄人口数量的直接增加而形成的绝对老龄化现象；最后，在时间序列方面，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惯性推移”效应，将对高龄化产生“高龄洪峰”现象，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关系，一般情况下也可将高龄化称之为“二次老龄化”。
二、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现状及发展特点
1．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现状
上海市作为全国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979年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率先形成老年型人口结构。经过近30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80．97岁，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75．62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1％。据上海市统计局的预测，上海比全国提前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水平越来越高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6年以来，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平缓发展的同时，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加快。截止2006年末，高龄人口已经达到46．7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4％，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已达15．97％。在1996—2006年这10年间，上海市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绝对数从24．8万人增长到46．7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6．41％，大大高于同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49％的年均增长率，而其中百岁及以上超高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7．52％，从1998年的208人增长到2006年末的680人，成为高龄人口中增长最为迅猛的群体。
据笔者的预测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称之为“高龄洪峰”时期。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内，高龄人口增长率将大大提高，绝对数将从2000年的29．9万人发展到2010年的59．1万人、2015年的80．6万人、2030年的204．7万人；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2．27％发展到2010年的4．25％、2015年的5．67％、2030年的13．43％；高龄人口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12．40％发展到2010年的20．73％、2015年的26．25％、2030年的53．33％。到2030年，上海市高龄化将接近峰值。
2．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的三个特点
上海市是全国老年人口高龄化最早开始的地区，在2000—2040年之间，全国范围仍处于由低速老龄化阶段转向高速老龄化阶段的时候，上海已经在老龄化平稳发展的同时开始了“二次老龄化”，并进入高速高龄化阶段。在未来30年，上海的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顶端高龄化：高龄化本质上是老龄人口自身的老龄化老年人口自身也在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全球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讨论。从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产生的成因来看，老年人死亡率下降对高龄化的贡献率最大，即基于老年人生理年龄延长而使日历年龄延长，显示了高龄化发展从“底部老龄化”转向“顶端老龄化”的发展态势。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下降和存活率上升，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造成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上海市生育率水平的长期平稳发展，使其对高龄化的作用减弱。因此，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是高龄化的主导因素。
(2)高速高龄化：高龄化的速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非常迅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与国际上公认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接近。日本成为老年型人口仅用了22年时间，而我国也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老年人口高龄化而言，人口老龄化洪峰的发展态势，将在人口结构金字塔产生“惯性推移”效应，即由“老龄洪峰”推移到“高龄洪峰”，对高龄化速度产生人口结构意义上的催化。笔者对上海市高龄化发展的简单预测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冲击，从1996年到2005年这10年时间，高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老龄人口的4．3倍，因此，高龄化的洪峰态势较之老龄化更加严峻。
(3)规模高龄化：随着高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规模将非常庞大上海市是一座拥有1778万常住人口(截至2005年底)的大型城市。在高龄化迅猛发展的未来30年中，高龄人口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非常庞大的规模。假定在上海市总人口数维持不变、婴儿出生率保持当前水平、少儿抚养系数基本不变和老年抚养系数不断上升的前提下，迅速增加的高龄规模将使老年供养系数加速上升，并面临因抚养难度系数增大而使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更大压力的局面。因此，高龄化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是巨大的。
总之，通过对上海未来30年“高龄洪峰”的分析可以看出，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是上海未来高龄化发展趋势的三大特点。除此之外，不同步性、不规则性、累积性强也将是高龄化的特点。在对高龄化应对策略分析中，要格外注意这三大特点，同时结合其他特点加以研究。
3．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阶段分析
据笔者的简单预测显示，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高龄洪峰”时期，而从2030年开始，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将从迅速增长转向平稳发展，并一直延续到2060年。这个发展态势是由于1950—1980年这30年生育率居高不下和死亡率迅速下降造成的“人口生育洪峰”所形成的人口结构金字塔“惯性推移”效应决定的，将会从1950—1980年的“少儿洪峰”推移到1970～2000年的“中青年洪峰”、1990—2020年的“老龄洪峰”、2000—2030年的“高龄洪峰”，2030—2060年则属于高龄洪峰向静止型人口过渡时期，在2060年后形成生育率和死亡率两低为特征的静止型稳定人口类型。具体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笔者依据人口惯性推移效应所形成的高龄洪峰所划分的6个阶段之间，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在时间序列上连续的每两个阶段各有10年过渡时期，这主要是考虑了人口惯性推移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如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的实际偏差。随着各个阶段惯性推移的发展，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生育高峰所形成的“少儿洪峰”，推移成“中青年洪峰”，再推移成“老龄洪峰”和“高龄洪峰”，最后推移成“洪峰过渡”和“洪峰结束”；相对应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分别为：人口金字塔、人口菱形塔、人口倒金字塔、人口方形塔4种理论上的理想人口结构图。具体表示为图1。
三、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
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迅速发展及逐渐增大的高龄老人群体，对上海现行的老年社会服务模式形成严重的冲击。由于高龄老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长期经常性照料需求急剧增加，而长期照料提供者将由家庭转向社会，因此，老年人口高龄化对老年社会服务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之成为未来需要加以完善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住方式的变化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在上海这样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城市里，传统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居住规模的缩小，二是家庭人际关系的转变。随着城市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一般情况下，子女选择单独居住方式，使家庭居住规模缩小，在造成老人家庭类型中空巢家庭比例上升的同时，空巢家庭的持续时间较之以往也增长了。随着居住方式的变化，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父母与子女之间保持一种“有距离的亲子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有限度的，子女无法全面负担起传统供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长期照顾也是有限度的。同时，高龄化所形成的3代甚至4代人际关系，在“高龄老人一低龄老人一中青年子女”之间使中青年子女照顾老人的任务增重，而年轻一代赡养老人的价值观念也开始淡薄。2006年末，上海纯老年人家庭为78．92万，占老年人总数的28．56％，其中单身独居老人l7．24万。
2．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增加和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如前所述，高龄化在未来30年的迅猛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高龄老人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高龄化所造成老年人存活率大幅度上升，将再次形成三代甚至四代、五代同堂的家庭规模，使中青年子女的长期照顾对象增加。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增加。“4—2一l”3代共存的倒三角型家庭结构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虽然他们不一定居住在一起，但在代际关系上形成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青年人共存的形态。随着高龄化趋势的加快，在这个青年人完成婚姻之后，可能和伴侣共同面对8个高龄老人、4个低龄老人的长期照顾重任(在假设家庭内部老人全部存活的前提下)，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他们将无法独立承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子女减少到极限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将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3．长期化、重度化和多样化的高龄老人照料服务需求增大
在高龄老人群体不断壮大的同时，其中生活无法自理、需要长期照料的失能或失智老人也随之增加。低龄老人依靠养老金和夫妻问互助可以单独生活，高龄老人中则可能因为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疾病而使需要重度长期照料的人数迅速增加。同时由于老年人经济支付能力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对照料服务供给也提出多样化要求。据同上海情形相似的日本人口统计资料，“1995年时65岁以上老人中每千人即有194．5人日常生活需要协助与照护”，而在70岁以上老人中，这个数据是221．9人，在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中，这个数据将更大。
4．女性就业者的增加和长期照料服务提供的减少
一直以来，女性在高龄老人的家庭照料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年轻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渐增加，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中年女性就业、再就业和兼职的比例也非常高，因此妇女花费在家庭中的时间在不断减少。工作与家庭分离的职业妇女，在长期照料服务提供方面，不但照料时间无法保证，而且照料质量也在下降。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长期照料提供的减少，使得依靠儿媳、女儿长期照顾高龄老人的传统家庭照顾方式崩溃。
5．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和老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9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
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过渡，全球性的老龄化已以发生着。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
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监督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2）增设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3）加强外部审计。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外部审计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欧国家基金管理监督制度中广泛使用，费用水平通过一般的谨慎要求和法律进行监管，可以控制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项目上。减少由于涉及到众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风险。
3．调整国家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的职能。一是立法职能，负责制定确保养老金系统健康顺利运行的法律法规。二是对养老金事务的动作实施监督，确保养老保险的经办管理规范化。三是接受有关个人和机构就养老金事务提起的申诉、举报、批评、建议，调解有关养老金事务的纠纷，受理有关养老金事务的诉讼。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篇10
一、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2004年以某商业银行对北京市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刘嘉伟、项银涛通过对我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分析，提出实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下行的困难，有力地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在实践中，应该选择成熟的具有较好流动性的商业银行作为试点;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娄飞鹏认为人口老龄化为商业银行老年金融业务提供了机遇，但却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业分布不平衡，间接地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不利于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之前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的研究都未进行直接论述，大都是研究商业银行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现象所应该采取的策略以及建议。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受限，居民储蓄下降，贷款减少，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裕。因此本文所要分析的变量应包括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居民储蓄率、商业银行流动性等。
1、人口老龄化指标。根据国际通行的老龄化衡量标准，为避免人口老龄化预测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选取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参数。
2、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本文采用存贷比（CDB）来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只分析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非是平稳性的，这样所研究的结果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了aDF检验法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中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oDR、LCDB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这说明这两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DLoDR、DLCDB在95%的置信水平上都是平稳的，即LoDR、LCDB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检验分析协整检验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单位根检验中可以得知，LoDR、LCDB都是同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序列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协整检验结果中的迹检验统计量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以及伴随概率0.0362，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们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对应原假设最多一个协整关系，我们在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其相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4643大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分析可知标准化后的均衡方程为：
LCDB=-0.0830*LoDR+2.7216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与存贷比存在负相关相关，其中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将引起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这与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使得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下降的事实相符合。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能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是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了确定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五）VeC模型估计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均衡系统受到冲击，这种均衡会被打破，而系统又会通过一定的误差校正机制逐步恢复到均衡状态。在此，笔者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来考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关系。通过检验发现VeC模型的所有特征根都落下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因此VeC模型分析的结果可靠。由于本文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此仅讨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方程，得出VeC模型如下。
在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而言，贷存比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协整关系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所以当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过剩时，误差修正机制将会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弱。对人口老龄化而言，虽然老年抚养比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但是老年抚养比的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滞后二期的正面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正面影响。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由于上文建立的VeC模型经检验是稳定的，因此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给出了LCDB、LoDR对LCDB的冲击响应图，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