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1
关于“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教师张永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落实“双减”工作提升育品质
包头市昆区包钢实验一小校长王冬梅
“双减”政策与“五项管理”均是以“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包钢实验一小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抓好课堂主阵地，教师上好每一节常态课。做到每节课准备充分、知识储备丰富、能力训练到位，打造充满“掌声、笑声、辩论声”的生命高效课堂，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保证学生“吃饱”“吃好”。
二是加强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校发挥本校教师自身优势，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学实践，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家长解决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困难。
三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价改革。形成并完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同时，探索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跨学科作业。
看似一个点切入，实则是需要课前课中课后、学校家庭社会，全链条、全过程、全员的系统工程，根本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心实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宋景民
作为一名教育人，从事教育工作30年，深刻体会到此次“双减”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体现。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减负工作，但由于社会现象和一些培训机构等的虚假宣传，造成家长焦虑，被裹挟给孩子报补习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非常严重。此次党中央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就是要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彻底治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借教育之名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双减”政策后的我们
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七小学家长小萨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孩子们是“双减”政策最大的受益人。“双减”政策即保障了学生们正常的锻炼、休息、娱乐时间，也保护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健康。以往过量的作业和校外培训，侵占了学生们大量的课余时间。由于学生们的精力有限，在课间时间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就会影响校内学习，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学习上的恶性循环。因此，“双减”政策的颁布，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保障充足的课余时间及合理开拓课外兴趣都有重要的意义，对孩子的未来有长远的好处。
“双减”政策落地后，可以充分发挥学校阵地的作用，在校内坚持做到应教尽教，着力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服务水平，不再让孩子们有写不完的作业。让孩子学好学好的同时，拥有了愉快的童年。其次，让校外的培训机构无法超前培训，让家长们教育成本显著下降，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们的情感和思想不再缺失。
我对“双减”的认识
通辽市实验中学初二（2）班学生郭逸群
实施“双减”政策不但能减少我们的课业负担，还能提升学习效率。以前每到假期的时候都是忙着上各种补习班，因为其他同学都在上，在讲下学期的新课，大家都在学习，自己不参加补习总是担心新学期跟不上。于是就参加了各科的补习班，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自学各科内容，这样就有更多更自由的时间去阅读、去发展兴趣爱好，更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再有，学校进行作业考试化改革，每天固定时间完成各科作业，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提高了学习成绩。国家的这些改革政策对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受益很多。
坚决贯彻“双减”政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赤峰市希望之声学校负责人关蕊
“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这两个带有时间节点的目标，明确阐述了“双减”对于整个教育工作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校外培训机构“野蛮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家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应该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学生们作为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将会有着更好的成长环境，在学科培训乱象得到整治之后，憧憬更多的孩子在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展示自己的天赋，激发自己的潜能。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
“双减”政策之我见
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学教师王芳芳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落实“双减”，还孩子们一片宁静的天空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兴工路小学校长刘海涛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重大举措。回应教育关切，缓解了社会教育焦虑、减轻了家庭教育负担。
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才能减少参加校外培训需求。全体教育工作者，应当务必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克服“唯分数”的评价方式，坚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本，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校内教育教学质量、完善课后服务，当好“四有”好教师和“四个引路人”，为学生成长导航，撑起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宁静天空。
“双减”政策之我见
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来伟
近年来，不符合教育规律的过量作业和校外培训已成为压在中小学生及家长肩上的沉重负担，对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双减”政策的出台，意在强化学校教育功能，增强教育的服务功能，引导教育回归教育本真，遵循教育规律，彰显公益属性，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教育健康发展。
下一步，应该抓好政策落实。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切实做到“强校内”，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得到充分而满足需求的校内课后服务，以缓解家长对于“教育内卷”的焦虑，从而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
关于“双减”政策的体会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四完小二年级六班学生家长杜强
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孩子的家长，过去2年加之幼儿园3年，5年的时间无论是经济还是精力都让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三口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校外辅导从不应该成为孩子“成功”的通行证，给孩子批改作业更不应该成为家长“责任”的必修课，最多只能算是家长下场助力有限手段。但是各类校外培训机构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培训收费，让本来已被“贩卖”得惊人的教育焦虑则更变本加厉。
“双减”政策的公布，为“超速”“超载”的教育乱象按下了暂停键。作为家长，希望教育部门能大力推进该项政策的执行，让孩子有更多时间拥抱自然，锻炼身体，提升艺术修养，结交良师益友，塑造健全的人格。教育改革，我们不但是旁观者更是亲历者，我们相信国家的政策，更应该给与这些政策以充足的时间与耐心，让我们拭目以待，检验其成果。
“双减”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成长
乌海市第二中学学生蔺子璇
近期我在电视上、网上都看到了有关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一些新闻报道，了解到一些相关政策要求，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个利好政策，一方面它真正把我们从繁重的作业负担、补课压力中解脱出来，从学校出发引导我们科学利用时间，在完成书面作业后还能有时间去参加一些文体、劳动、阅读等活动，既能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又有助于我们身心健康成长，同时也会减少“小眼镜”“小胖墩”的存在。另一方面，极大的减轻家长给我们支付校外培训的负担。
我们一定贯彻好党中央关于“双减”的政策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第六小学校长李琼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不折不扣落实好“双减”工作任务，立足学校实际，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抓好抓细作业管理，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分类明确作业总量，下功夫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同时，不断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及家长多样化需求，统筹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实现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在校内“吃饱”“吃好”的目的，从而减少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需求，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双减”政策学习心得
满洲里市第一小学教师宋美华
我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学习“双减”政策心得体会
二连浩特市市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萨日娜
看到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出台“双减”政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要将“双减”政策落实落地，首先，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45分钟的课堂教学效率，以此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其次，教师们要精心备作业、布置分层作业，使学习能力水平不一的学生都能够“吃得饱”“吃得好”。再次，就是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使学生回归校园，从根本上解决“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现象。
秉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我坚信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会越办越好，会培养出更多新时代社会主义人才，实现我国教育强国之梦。
落实“双减”政策，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实践教学副主任马红斐
“双减”工作的实施对推动我国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就小学而言，繁重的课业负担，校外机构的野蛮无序生长，学校教育服务外包的风险，家庭教育的巨大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都影响着教育的健康发展，严重制约了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落实“双减”工作是探索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良好契机，各方都需要沉潜下来，从立德树人的教育本真出发开展工作。作为师范类院校，我们也要为社会培养出能够适应新形势，具有综合育人能力的优秀人才。
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2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双减”工作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教育人要积极主动作为、形成工作合力，精心组织、稳妥推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双减”工作取得实效，积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双减”工作对教师的挑战大，我们务必要提高认识，在学业压力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要做到减量不减质。过去的很多习惯需要调整,变革从自身开始。要抓住关键环节，尊重事实，在切合实际的基础上，有智慧的减负。新学期开始，“双减”新政落地，将让中小学的办学生态发生巨变，学校教育主阵地地位增强，教师肩上的责任无疑更重,专业性要求更高。
今年是建党百年，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体要求下，学校教师全员参与，尤其是党员教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力求把双减落到实处。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坚决落实中央、省、市相关规定，规范作业设计、严控作业总量、创新作业形式、强化作业指导，促进家校共育。学校紧抓师德教育、职业理想教育，通过教学传帮带、集体备课等形式，大力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打造了一支师德高尚、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教师队伍。学校将努力办好有温度、高质量的教育，真正把学校建成学生发自内心喜欢、家长信赖的地方。
一、就推进“双减”中的备课、课堂教学、作业设计与批改等畅谈自己的设想与感受。
双减的着力点在于优化课堂、优化作业、优化课后服务。我们要探索作业统筹管理、作业公示、作业的优化设计等系列问题，实现共研共享。要管理好教辅的使用，难易要适当，充分发挥其效益。教师应该主动作为，创新教学方法，积极响应“双减”政策。课堂无疑才是学习知识最高效的时间，在教育部门整顿规范各类校外学科类培训的情况下，教师如何优化教学方法，提升课堂质量，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课后服务也是“双减”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精准设置课后作业，合理地与家长沟通互动，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探索学习，也需要广大教师在新形势下积极创新。说到底，面对教育生态的变化,老师们显然不能在改革创新中蜘餾不前，更不能在批评质疑中自弹自唱、孤芳自赏，而是要打破思维定式，甩掉思想包袱，主动作为，提升自我。
二、如何布置作业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我们要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和领导力，可以让孩子们在课堂当中消化了很多；第二个就是作业分层次设计，针对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学科，我们肯定要减少一些抄抄写写的作业，分层对不同层次的孩子进行一个作业的设计。为了真正让“双减”政策落地，其实还将之前一直实施的周三无作业日延续，彻底地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第二个增强亲子沟通，“千师访万家”活动，既能够增强家校沟通，更能够让学生和老师之间增强一种情感。
三、结合各学科特点，针对如何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日常教学中怎样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与大家深入交。
学生在校时间，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到位、点拨到位、训练到位、提升到位，不仅让学生吃得饱，吃得好，还能让有潜力的学生找到跳一跳的感觉；不要为一己利，做有损师德的事情，也不给课外培训机构以可乘之机。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对学生完成书面作业的时间有一个总量控制一一按照“双减”和“五项管理”要求，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学校聚焦“双减”政策中的手机管理、睡眠管理、读物管理、作业管理、体质管理内容，规定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时间不超过60分钟，每周三为无作业日。学校采取“基础作业+弹性作业”模式，分类布置作业，突出作业主题性、过程性、实践性、体验性，切实提高作业布置质量。同时，积极倡导学生身心健康优先于学业成绩的观念，确保学生睡眠充足。统筹作业管理，控制作业总量，加强作业设计指导，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将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系统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涵盖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的基础性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切实提高作业布置质量。
四、如何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我校采取推迟上课时间、严控书面作业总量、丰富延时服务内容等措施，在推动“双减政策全面落地的同时，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校课后服务丰富多彩。一项是自主学习，以学生独立完成作业和教师答疑解惑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另一项是开展特色社团活动，包括体育锻炼、心理教育等，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在延时服务中，学生不仅可以完成书面家庭作业，还能学习美术、绘画、书法等社团课程。从新学期开始，学校积极推行5+2”课后延时服务，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同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学校要在校内，充分利用课后服务，做好家校沟通，告诉家长具体做法和要求。设计开放型作业，教师要先试水，控制好校外家庭作业总量。我们要有温度的去干事业，评价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校长要积极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职业自豪感。时代的每一次改革，最后淘汰掉的，都是不努力的人，强化责任担当，系统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双减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教育一线的工作者，在充分学习了“双减”政策，我觉得特别鼓舞，减轻学业负担，减轻家长负担，这都是我们学校办学的理念。但“双减”要落到实处，就必须要家长对政策充分了解和全力支持。我们通过召开家长会，细致地宣讲“双减”政策，认真地落实，让家长从日常中感受到，双减，的政策红利。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落实“双减”划好“双桨”“双减”政策的落地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给广大学生和家长释放了利好的信号，同时也给学校和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我深深感受到身上的压力与责任并重，同时也认为，要想真的落实好“双减”，减负的同时又做到增效，必须要划好学校学习的“双桨”向课堂和作业要质量。
一、课堂教学提质量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学生知识的接受、方法的提炼、语言的淬炼、思维的碰撞以及价值观的养成，皆在40分钟的课堂中得以发生并收获。可以说，课堂的效率决定了学生学习的质量、作业的质量与速度以及思维的提升。所以，我认为，作为教师，首先要扎扎实实、尽心尽力的备好每一堂课，课前充分了解学生学情，预设学生问题，做到因材施教，课堂上充分的尊重学生，给予并鼓励学生有表达与思辨的机会，不做“填鸭式”的教学，做到“以点带面”、精讲精练，重方法的引导与提炼，轻知识的传授与说教。
二、课间交流润心灵
三国志有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学习之事亦是如此。课堂学习是双向发生，教师是引导者，学生为主体，并非教师备好课就一定能上好课，如果学生不配合或状态不好，再好的课也会没有质量。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成长历程，他们的感受、认知、思考方式都不尽相同。所以，如果不关注学生个体，皆如对待生产线出来分毫不差的产品一般，那教育就会显得冰冷而没有温暖。基于此，我在课堂上不仅是教授学生，同时更注重与学生的心灵交流，努力与他们处在平等的位置，去倾听他们，与他们打成一片。而且我特别重视课间交流，课间10分钟看似很短，但是能够做到按时下课，将这些时间留给学生，留给自己与学生轻松的交流，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他们、走近他们，学生的心暖了，他们的劲就更足了，课堂就会更专注了。
三、作业布置有指向
我是一名数学老师，布置作业时完全可以“简单粗暴”一点。比如，今天学习了乘法的笔算，完全可以布置n道竖式计算回去让学生去练习，但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学生的收获不大。所以，作业的布置一定要动动脑筋，不能太“简单粗暴”，要让学生明白作业布置和练习是有指向的，而不是单纯的让学生熟悉一项技能，掌握一门知识。我们要让自己布置的作业是是充满了生机的、多元的，让学生不是为了完成作业而作业，而是通过作业的过程提升能力。比如，在教授笔算时，我除了布置笔算练习外，还增加了让学生跟自己的父母去讲算理的过程，并要求他们来录视频或音频，这样的作业，让学生与家长增强了互动，又在互动中巩固了知识，提升了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
四、课后辅导抓本质
作为教师，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点就是，无论你的课堂多么高效，跟学生的交流多么和谐，作业布置多么有指向，并不意味着每个学生的学习效果都很好。所以，课后辅导对于学生也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给学生的课后辅导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学会诊断“抓本质”，重知识的梳理和方法的提炼，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比如，有一次，一个学生问我关于比的题目，我在跟他交流中，明白了其实他是对比的意义还不够理解，所以我先帮他把比的知识进行了一些梳理，结合除法以及分数与比之间的练习，让他更好的明白，最后，我没教他这道题，他说他已经会了。
“双减”的落地，意味着社会以往对学生“揠苗助长”的态势说再见，意味着我们要对自身教育教学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意味着我们要把学生达到能力培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一名一线教师，在学校，我会做到划好作业与课堂的“双桨”，为学生的学习路保驾护航，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通过上周关于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探讨，我感受颇深，我们对学生的“减负”不能作平面化的理解，似乎“减负”仅仅是减轻书包、减少作业，减少学生在校时间，甚至取消考试。诚然，这些都是“减负”手段，并不是“减负”的真正目的。“减负”既不能平面化的理解，也不能“一刀切”。我们客观的发现，学生的负担并不是都重，而是“负担”不合理：机械学习负担重，实践活动负担轻;考试分数重，习惯培养轻;用脑负担重，动手负担轻;心理负担重，思想疏导轻。更何况，由于学生个体学习能力的差异，他们学习负担的轻重又不能一概而论。教师的职责不是把课本，教参中的文字重复讲出来，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教师应千方百计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经历学习的过程，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让学生的思维活动过程达到完整。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应试教育留下的“毒瘤”，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制约了学生能力的发展。使学生真正成为新世纪具有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的健康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我认为教师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创造成长空间我认为，创造学生更多的.自主成长空间，个性化地发展学生的特长，是做好“减负”工作的关键一点。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两个层次”、“两个针对”、“六个让给”的灵活学法指导体系。“两个层次”是目标原则。浅层目标：让每个学生懂得一些通用型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高层目标：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即能根据自己的学习个性、风格和能力，对通用型的学习方法进行灵活选择或再创造，提倡适者为上。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3
的确，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也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往前看，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如愿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使强调多年的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现实。而相关分析认识现在指向一个人们无法回避、议论纷纷的问题：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得到理论创新之光的烛照引领。
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在此简要勾划一下：我们所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是特别强调了什么理论创新，我们的“理论研究”所联系的“实际”具体落在什么样的系列化基本政策主张之上。
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破：对经济学理论现有成果的反思
首先说“破”。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需反思。
我们已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不同角度，都有很大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确又不容回避——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贡献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后一方面的重视程度提升不上去。
我们还可以较直率地评价一下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仍然存在的和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实际上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他们自己在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它；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立：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
有上述这种反思之“破”而后，我们还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更开阔的、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互动。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和人的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这样的认识落到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之后新一轮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通、越走越顺。
在改革统领全局之下，推行“八双”
我们在上述基本认识后面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对外开放新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大部制”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从供给端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把握未来
简要地说，前面主张的这些“立”，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二百余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贡献，是文明古国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阵营、在人类发展共赢中作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间，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
还有，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认识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的中肯、深入分析，来把这些厘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和个性，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总之，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端、需求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互动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我们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时代而做所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和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经济下行中再复制式推出“四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既然中国在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是国人面临的共同的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从供给端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把握未来。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4
一、基本情况
我乡现共有优抚对象名（户），其中伤残军人名，烈属户，复员军人名，退伍军人名，现役军人家属户。
二、开展的工作
双拥工作是牵动全局工作的大事，是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更是一项必须从一点一滴抓起的实事。东林乡党委、政府不把双拥工作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更不把它看成事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且特别注意运用邓小平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且把双拥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层层抓落实。为了使双拥工作深入持久、富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军民积极参与，努力解决好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全社会来关心军队建设，支持军人服役，爱戴军人家属，支持国防建设。因此，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教育群众，强化群众“拥军优属”意识。
(一)、充分利用会议、广播、板报、标语等宣传工具，宣传双拥政策、法规，刊播国防知识，使双拥工作深入人心。乡上制作永久性双拥宣传标语一副并在公路沿线书写固定标语4副，大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社会舆论，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5
关键词：环境税；环境改善；社会福利；环境补贴；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046-09
从环境税在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欧盟各国实施环境税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由于经合组织(oeCD)对环境税制的大力推广，环境税制度在oeCD国家也受到重视。随着oeCD向别国推销环境税制度，意欲制定环境税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税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青睐，是因为人们认为经济规制手段是保护环境的最佳方法。但是，正如美国大法官史格里亚(Scalia)所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制都会使得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环境税也不能例外。比如，环境税通常会导致环境税负难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实现公平负担。
正是由于环境税所具有的弊端，导致环境税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与环境税在理论上受人青睐不同，环境税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经济学家试图用“双重红利”理论来缓和环境税理论与环境税实践的背离，期待用它来增加政策制定者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信心。在我国制定环境税的过程中，学者也经常将“双重红利”作为主张我国制定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但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在国外早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鲜有质疑之声，本文希望对此有所贡献。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质疑而质疑，而是希望借此激起更多的有关环境税的理性探讨。比如，从促使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来看，环境税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不同的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对环境税的制定所要求的要素不同，如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制定环境税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要远远多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确实存在的情况。因此，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进行理性探讨，或许更加有助于环境税制的建构。
一、“双重红利”理论的沿革及其内涵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当时德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失业问题。环境和就业对每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环境税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的雏形。1983年，宾斯温格等人在其著作《无环境破坏的就业》中第一次提出了这种理论，并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准确的阐述。按照“双重红利”理论，针对环境破坏行为(如资源浪费、污染和交通拥堵)的税收不仅不会扭曲经济决策，而且可以纠正现有的经济扭曲。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不仅比针对生产增值(valueadded)或收入征税更有效率，而且可以创设一个能够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体制，同时改善环境品质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虽然“双重红利”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但是，大卫・皮尔斯(Davidpearce)或许是使用“双重红利”术语的第一人。大卫・皮尔斯认为：“政府应该采用财政中性的碳税，并用这些财政收入去减轻那些扭曲性税收，比如所得税或者公司税。有关遵守‘碳协定’实施措施的政治辩论应该充分考虑污染税所具有的‘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特征。”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可以控制污染行为，从而实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第一红利(firstdividend)。其次，环境税通常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改善环境品质或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因此，有人认为环境税是比传统财政收入来源更好的财政收入来源方式。当环境税收入被投入到改善环境品质之外的领域时，即将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制度扭曲时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而使得社会获得所谓的第二红利(seconddividend)。除了环境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方式之外，它还被认为是比传统的财政收入方式更好的财政取得方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双重红利”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按照“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不仅使得整个税收体系变绿，而且在解决环境问题不会与其他社会政策相冲突，如不会与有关安全、就业水平的政策相冲突。从最佳征税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向“不良行为”(bads)征税，而不是向“良好行为”(goods)征税。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行为当然属于“不良行为”之列，而人们的劳动显然属于“良好行为”之列。但是，现行的税制不仅忽视了“不良行为”，而且有惩罚“良好行为”的现象。比如，向劳动力征税会导致资源的过分使用，会导致失业。正是由于针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税收太高，医疗和教育的成本才如此之高。相反，环境税制度不仅能够惩罚“不良行为”，即增加环境污染者的财政负担，而且可以激励“良好行为”，即通过减少所得税和资本税的方式，增加工作机会和提高工资。
高尔达(Goulder)将现有的“双重红利”理论分为三种：一是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二是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三是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将环境税的收入用来削减扭曲性税收比随意地使用环境税更佳。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现行的税制体系被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致从现行税制向环境税制过渡，将会极大地降低税收的额外负担。强性“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环境税替代一定类型的现行税制会降低现行税制的额外负担。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环境税的专用，即用于削减诸如所得税之类的扭曲性税收；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改革现行的税制体系，将环境税制度引入现行的税收体系之中；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则主张用环境税替代现行的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额外负担降低到最低水平。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同时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比如，哈佛大学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教授的研究表明，税收收入中每一美元的成本不仅包括私人进行一美元投资或一美元消费的成本，而且包括损失了18美分经济增长的成本。他将这些损失视为“平均额外负担”，如果改变扭曲性税制，就可以避免这些负担。一般而言，如果要改变现行税收体制，那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边际额外负担，即税收收入中的最后一美元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认为，从资本所得中每获得一美元的边际额外负担为1.02美元，而针对销售税或者消费税所产生的边际额外负担仅仅只有0.26美元。基于此，戴利・乔根森认为，从资本税的征收向消费税征收的转移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一般来说，环境税比消费税对整个社会导致更高的边际额外负担。比如，
就能源税而言，由于能源税的税基较窄，因此，能源税比消费税给社会带来的边际额外负担更高。但是，由于能源税的边际额外负担低于资本税，因此，征收能源税之类的环境税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此外，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不仅能够提高环境品质，而且政府也可用环境税的收入来削减具有扭曲性的所得税，因为所得税常常具有扭曲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决定的效果。根据税收的一般理论，所得税所带来的扭曲一般会减少市场经济的效率。比如，现有的研究表明，从所得税中多获1美元的税收会给私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大约为1.35美元，其中的35美分是所得税带来的“额外负担”。但是，环境税所导致的“额外负担”通常低于35美分。所以，我们如果不针对所得进行征税，而是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这会改善私人部门的效率。首先，环境税使得污染者承担其所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其次，环境税可以减轻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可见，通过引进环境税制度，我们可以对现行的税收体系进行改革，从而使其更加具有效率。
二、“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
根据前述的“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的优势看似非常明显。通过环境税制度，我们既可以保护环境，也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双重红利”理论下，需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确定哪些污染问题适宜用税收措施来规制，哪些具有额外负担的税收可以用环境税的收入来抵消。但是，“双重红利”理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鲍温伯格(a.LansBovenberg)和茂壹(Runda.demooij)两人第一次对“双重红利”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环境税对劳动力的供给同样有扭曲效果，因此，环境税如同所得税一样会导致额外负担。鲍温伯格和茂壹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相互竞争关系的模型证明，环境税不仅没有缓和现有的税收扭曲，反而加剧了现有的税收扭曲。即使将环境税带来的税收收入用以削减那些现有的扭曲性税收，情况也是如此。环境税之所以会加剧现有的税收扭曲，是因为政府征收环境税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而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会加剧存在于商品税和工资税等税种之上的现有的税收扭曲。
在鲍温伯格和茂壹看来，从个人福利角度来看，政府从个人收入中征收一半税收的做法和政府针对产品征税从而使得消费品价格翻倍的做法对于个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使得个人的实际消费购买力下降了一半。就环境税而言，环境税的征收会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产品最终价格的提高，这无疑会减少个人的净工资，它与通过使用环境税收人来减少所得税进而提高净工资的做法相互抵消。此外，即使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针对劳动力的所得税收，个人真正的净工资也会下降。税后名义工资的增加无法弥补由于环境税的增加而导致的产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当消费者不去消费污染产品时，环境税的税基就会明显减少。为了维持低所得税水平，就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环境税收入，但是，环境税税基的减少必将减少环境税的收入水平。此时，只有提高被减少的环境税的税率水平，才能维持总体的环境税收入，而环境税税率水平的提高必将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
对于鲍温伯格和茂壹的研究结论，斯坦福大学高尔达通过能源税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高尔达认为，能源税的征收不仅会提高石油、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而且会提高汽车、食物等消费产品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能源税的征收几乎会使得每种消费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高尔达发现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征收能源税将比提高所得税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此外，高尔达认为，在产品的消费阶段征税比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征税节省更多的社会成本。所以，高尔达认为，能源税制度的倡导者需要先对征收能源税所产生的经济和分配影响作出冷静的判断。按照一般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在征收能源税时如果不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那么能源税会对个人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根据高尔达的实证研究，政府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即使降低诸如所得税之类的税收，全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为了使得能源税能够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证明能源税带来的环境收益可以抵消能源税对经济福利的损害。否则，能源税难以在实际中获得成功。
三、“双重红利”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双重红利”理论的争议涉及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到底有多大作用，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所得税等税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二是环境税对环境的积极改善和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消极影响是否相配，即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是否能够足以补偿负面的社会福利。下面，我们用三个实例来验证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是否可能?
(一)环境税与社会福利
环境税制度是否具有改善环境品质的能力，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环境税制度的出发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如何评估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环境税制度与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二是环境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改革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我们是应该用环境税代替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还是应该用环境税补充现行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制度效果。
环境税的制定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产品价格的提高通常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产品的价格由于必要的环境保护技术投资而提高。比如，将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排污率较低但成本高昂的工厂进行，通常会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成本通常并不低，这些相关的成本显然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二是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是对“稀缺租”(scarcityrents)的回应。“稀缺租”通常是指排放每一单元污染物的权利的价值。比如，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每一个排污权许可证的价格便是“稀缺租”的反映。“稀缺租”一般会提高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诸多好处。如果环境税制度导致的这两种成本超过了环境税制度对环境品质的改善这一收益，那么此时环境税制度整体上处于净损失状态。
与环境税制度可以创造“稀缺租”一样，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也能够创造“稀缺租”，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创造的排污权不得进行市场交易。比如，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政府所规定的产品生产技术通常会要求每一单位产品产出中的污染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通常不得高于某一数值。此外，政府要求每一生产主体的污染量必须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那么，此时生产主体除了需要遵守污染物排放的一般标准之外，还必须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的产品产出。显然，由于政府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生产者会减少产品的生产数量，产品数量的减少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因此，每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未变化。此时，较好的产品价格就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所创造的“稀缺租”，这种以超额利润为表现形式的“稀缺租”被生产者所获得。
但是，当政府采取不同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环境税制度时，我们可以说政府获得了由于
控制污染而带来的“稀缺租”。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相比，环境税制度使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因为政府不仅要求生产主体安装必要的清洁生产设备或从事成本高昂的污染削减行为，而且要求生产主体就剩余的污染物支付一定的环境税收。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获得的这种财政收入就是所谓的“稀缺租”。与生产者获得“稀缺租”不同，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环境税收人。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削减其他现行的针对生产的税收来抵消生产者所需要承担的递增的生产成本。
针对环境污染行为是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采取环境税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够获得“稀缺租”。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下，私人可以获得污染控制带来的“稀缺租”，所以，这使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通常容易被商业主体所接受。布坎南(Jamesm.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的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工业部门比较喜欢污染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但是，对环境税制度抱有一定的敌意，因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使得生产主体获得了规制带来的“稀缺租”，而环境税制度会使得“稀缺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可见，不管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环境税规制方式，它们都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产品的价格，并导致净工资的减少。但是，环境税制度使得政府获得“稀缺租”，政府可以将这些收入用于降低个人所承担的所得税税率，借此抵消产品价格上涨对个人净工资构成的负面影响。环境税不能完全消除劳动力扭曲，但可以缓解劳动力扭曲的程度。所以，环境税一方面可以改善环境品质，拐一方面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对社会福利构成的负面影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由此得以提高，环境税实现了“双重红利”。
上述有关环境税的探讨是基于假定环境问题并未受到政府的任何规制，但是，针对现有的环境问题已存在诸多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一般都会做出具体的总量限制。在环境法律法规对污染物的排放有总量限制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无法保证获得改善环境这第一重红利，但可以确保获得财政收入这一红利。因为，在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受到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环境税制度不会对环境品质的改善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实施环境税制度却可以为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具有扭曲性的税收。
总之，如果针对未受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品质，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用环境税收入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此时的环境税制度实现了“双重红利”。针对污染总量已受到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无法改善环境的品质，但却可以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第二重红利”。从福利经济学来看，由于环境税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导致个人净工资的减少。如果环境税带来的环境收益低于个人净工资的减少，那么环境税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二)环境税与环境补贴比较
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环境税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削减污染。第一，可以通过“替代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即激励生产者用清洁的原材料来代替污染的原材料，这无疑会减少每一单位产出中的污染物总量。第二，可以通过“产品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由于环境税的征收可以增加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污染产品较高的价格将会不利于污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环境补贴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来削减污染，而无法通过第二种途径来削减污染。不仅如此，政府的环境补贴会导致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鼓励污染产品的产出逐渐增大，进而不利于环境保护。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因此，环境税制度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但是，由于政府实施环境补贴的费用主要通过提高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来获得，因此，环境补贴强化了原有的扭曲性税收。既然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环境补贴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却加剧了扭曲性税收。所以，环境税制度比环境补贴制度看似更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如果政府所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既补贴控制环境污染的行为，也补贴环境友好产品的消费行为，那么补贴制度一方面会导致产品价格的降低，另一方面因补贴制度需要提高所得税水平，所得税的提高会导致个人净工资水平的降低，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和个人净工资的降低会相互抵消。从个人社会福利增加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和环境税制度对个人社会福利的影响同等。可见，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都有助于环境的保护，但是，两者都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因此，不管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来看，那些能带来财政收入并将其用于削减其他环境扭曲性税收的环境政策与那些花费财政收入或者完全没有获得财政收入(如技术规制)的环境政策具有一样的效果。
此外，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获得的收入才有可能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因为，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具有较强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征税会使得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之间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的征税或许不会激励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时，用于生产的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只有政府的税收同时不利于污染行为和休闲行为时，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才会增加。因此，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带来的社会收益才会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环境税制度的社会成本才会减少。
总之，从福利经济学视角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具有跟环境税制度一样的功效，两者都能够改善环境品质，但都无法保证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制度，都可能导致个人福利的减少。此时，只有环境改善的福利增幅大于个人福利减少的幅度，环境税制度和环境补贴制度才算真正增加社会的总福利水平。相对于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政治支持相比，环境补贴制度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会拒绝政府实施的财政补贴政策。此外，从国内外的环境政策来看，具有环境补贴导向的税收政策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环境税理论上所具有的特点和实践中更易采用的特点，无疑对环境税“双重红利”构成了挑战。
(三)环境税与财政收入
从环境税的现有文献来看，环境税是否能够带来财政收入这一重“红利”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也许环境税不但能够改善环境，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的特点，这是环境税制度吸引政策制定者的最好理由。图洛克通常被视为是第一个主张环境税收入能够成为潜在财政收入来源的学者。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曾忽视了环境税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而针对环境外部性的收费可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在图洛克看来，“如果与环境外部性相关的社会成本非常大，那么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有可能是‘无偿’的，即私人部门的经济规模在政府征收环境税之后仍有可能会
像先前一样大或者甚至更大。”图洛克认为，合理设计的环境税制度不仅不会对生产主体构成额外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对生产部门带来额外的收益。在图洛克的研究基础上，特拉(Davidterkla)对环境税制度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进行了估算。但是，特拉认为的环境税改革应该保持税收中性和收入中性，即环境税既不能改善环境，也不能对税收体系构成扭曲。
自图洛克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环境税制度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可以说是学者们倡导环境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环境税制度能否增加财政收入在环境税的改革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个设计良好的环境税改革可能会带来环境的改善，也可能会减少其他税收扭曲。但是，这些结果完全与环境税能否增加财政收入无关。因为，一种无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产生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能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削减所得税税收扭曲的环境税制度具有一样的社会福利效果，一种能够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管理措施(如通过增加所得税的方式而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可能会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环境税制度(如将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用于削减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见，如果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那么这两者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所以，如何在两者之间选择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就不是财政收入的问题了，而是哪项政策更容易被制定、监督和执行。为什么说财政收入问题不应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呢?虽然说环境税能够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但是，政府以环境税形式获取财政收入必须针对具体的社会主体。这样，环境税制度无疑会对有些社会主体施加一定的成本，但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这些成本并不是免费的个人开支。所以，环境税制度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而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对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分别进行有效的限制和鼓励，环境税的改革应该能够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的相对价格。㈣环境税制度只有有效地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激励生产者朝着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转变。
此外，从政治角度来看，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会使环境税制度处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正是由于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从而使环境税制度获得环境政策制定者政治上的好感。但是，过分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却使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民众对其给予政治支持，民众素来对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财政动机持怀疑态度。其原因有：第一，长期以来，民众在支持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的同时，也支持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往往被视为“奖赏好孩子”，但是，这样的规制策略同时被认为没有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那样，可以有效地促使民众认真地遵守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因为，公众常常认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比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更加有利于执行和监督，也许这正是由公众所组成的民间组织极力反对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主要原因。第二，虽然环境税改革能够促进良性的财政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是，公众一般不会相信政府会在增加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相反，公众一般会认为，政府实施环境税是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策略。当公众对政府和工业部门存在信任危机时，他们显然会希望政府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措施能够更加集权化、透明化和容易监督。可见，基于公众的立场，环境税和其他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应该是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有益补充，但却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
环境税制度除了遇到上述政治上的困境之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环境税完全是一种政府欺骗公众的行为。比如，针对近年来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能源税，有学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欺骗公众，使其认为能源税具有“双重红利”的特性，即能源税不仅可以通过减少能源的使用从而改善环境品质，而且政府可以将能源税收入用来削减现有的诸如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有些国家在采用能源税的同时，会削减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以实现税制的优化。但是，毋庸置疑，很多国家之所以采取环境税，是因为政府将其视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政府很少通过立法削减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政府即使通过立法削减扭曲性的税收，也很少对这样的税收立法进行实际的跟踪研究。因为，政府一旦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需要收集相关的信息。由于政府往往避免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能源税制度是否实现了预期的“双重红利”目标便存在疑问。正是疑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公众对政府采用能源税的动机存在怀疑，这无疑阻碍了制定能源税制度的进程。
四、结语
税收虽然非常世俗，但是，税收又是迷人的。税收之所以迷人，是因为税收是关于生活的故事。“如果你能够知道一个人在税收中的位置，那么你就可以诉说他所有的人生哲理。这是因为税法包含了生活的核心要素：贪婪、政治、权力、慈善和善良。在税收法律中我们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生活本不简单，所以，税法势必较为复杂。税制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设计合理，则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正是由于税制所具有的复杂性，因此，环境税的设计除了需要体现环境保护这一目标之外，还需要与社会政策保持一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功效，即一方面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目标。但是，从公众社会福利增减的角度来看，环境税相对于其他环境规制措施所具有的“双重红利”便荡然无存。当然，即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并不存在，为了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我们也有探索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手段的必要。在探索环境税作为环保手段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谨慎对待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否则，环境税在现实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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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6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理想信念还不够坚定。班子成员对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有差距。对上级党委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认识不深、理解不透，进取精神退化、履职能力弱化，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难题和困难时，战胜困难的动力不足，理想信念有所弱化、政治敏锐性不够强。二是政治理论素养还不够高。政治理论学习抓得不紧不实、学得不深不精，班子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扎实，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谛，对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识及深刻内涵把握不够，理论指导实践的水平有待提高。三是政治敏锐性还不够强。对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党的形象权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思考研究还不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和鉴别力，对社会上个别消极议论或负面言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抵制不力，没有以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去力所能及的进行抵制或弘扬正能量。四是纪律执行还不够彻底。领导班子虽能严格履行党纪党规教育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党纪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必备内容抓紧抓实，但还存在党纪教育成效不明显以及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方面监督不够有力的现象。
（二）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精文减会不彻底。精文减会精得不够彻底、减得不够到位，会议多文件多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解决。涉及全县层面的会议明显减少，但工作部署、协调方面的会议又明显增多，延误了工作的时效性。二是厉行节约不严格。个别班子成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意识不强，在厉行节约认识上存在偏差，对铺张浪费不以为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浪费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三是公务接待不规范。在日常的公务接待上，有时出现公务接待标准把握不好的情况，有时出现陪同人员超员的现象。四是调查研究不深入。对基层情况了解得不深入、不全面，对工作进展情况掌握得不及时、不准确。调研过程中存在听干部汇报多，听群众意见少，了解面上情况多，发现深层次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少。
（三）遵守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具体工作中，班子成员全局意识还不强，没有履行好民主参谋、协助决策的作用，参与讨论还不主动，有看问题不全面就不充分发表意见的现象，发扬民主不充分。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有时即使看到了别人的问题，认为在一起工作，不必要批评别人的缺点，保持“一团和气”。二是执行民主集中制基本程序不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存在薄弱环节，在研究决策程序上，一些重大决策听取基层群众、离退休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等各方面的意见不广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党内生活制度执行不到位。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不够，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不到位，民主生活会辣味不浓，红脸出汗不够。
（四）遵守廉洁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岗双责”落实仍有差距。个别班子成员对党风廉政“一岗双责”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对业务工作安排部署的较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还不够，没有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心中、抓在手中，执行各项纪律还不够严格，对干部监督教育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二是执纪监督有待加强。抓制度落实缺乏一以贯之、常抓不懈的工作韧劲，工作措施较为简单笼统，相关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有待加强。
（五）遵守工作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统揽全局发展思路上还存在差距。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还不够好，在执行中央和省、市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时，用全局的思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不深，反映问题多，分析凝炼少，提出有价值的措施办法不多。二是实际工作不深入。有时把完成任务当作工作的落脚点，有检查验收做的就好，没有检查督促，做的就相对差些，当前工作与全县长远建设、整体发展结合不够。在落实具体工作时，不是很好地去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停留在一定的层面上。三是督查长效机制不完善。督查工作力度不够，监督手段单一，缺乏持续跟踪，造成有些工作措施没落到实处，影响了工作质量和实效。四是遵守工作制度不严格。个别领导没有很好地遵守单位规章制度，放松了自我约束，存在迟到早退、不能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等现象。
（六）严格遵守生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奢靡之风认识不足。在思想上有松懈的倾向，主观上存在奢靡之风与自己无关的错误思想。二是不注重慎独慎微。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弱化，自律意识不强，不勤于自省，没有完全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三是勤俭节约意识不强。过“紧日子”的思想有所淡薄，在思想上对艰苦奋斗精神缺乏有力的坚守,有时不爱惜公物、不注重节能，存在不注意节俭办公,在办公耗材、用水用电等细节上大手大脚的问题。
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从思想根源上深刻剖析，主要是：
（一）理想信念坚守不牢。坚持理论学习常态化不够，工学矛盾和知行关系处理的不好，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导致理想信念不牢固。思想还不够解放，习惯于惯性思维，想问题、定计划、作决策有时立意不高，眼光不远，在处理基础性、长远性问题上不够深入，缺乏以理想信念激励实际工作的自觉性，致使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的使命感、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主动作为的意识不浓，工作担当精神不强，造成了理论学习浮在表面，调查研究不深不透、精文减会不够彻底、创新进取意识弱化等方面的问题。
（二）宗旨意识扎根不深。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领会不深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在认识上不到位，下基层指导工作注重了解面上问题多，与职工群众谈心交流少，直接听取困难群众意见更少，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导致脱离了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淡化，没有与基层群众真正建立起鱼水关系。归根结底是“官本位”思想导致存在宗旨意识淡漠，统筹发展不科学，联系群众不紧密，效能建设不理想等方面的问题。
（三）党性修养锤炼不实。理想信念精神之钙有所缺失，使党性修养减弱，全局观念、大局意识、敬业精神弱化，放松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锻造，放松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追求，工作上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慢了，勇于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的决心软了，进取意识、奋斗精神消减了，作风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浅、浮、躁问题。由于党性锤炼不实，奋斗精神消减，导致存在攻坚克难精神软化、服务基层不主动、工作落实执行不力等方面的问题。
(四)工作纪律约束不严。纪律意识有所松懈，纪律的“螺丝”拧的不紧，在纪律上虽然思想认识到位，但在工作标准上只求不违规、不求作表率，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职责，思想上严防死守，令行禁止的意识不够深入，纪律松懈的思想有所抬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的力度还不够，有的该执行的纪律坚持的不够，有些问题管了但没管彻底，导致存在艰苦奋斗意识退化、厉行节约不严格和工作不深入实际等方面的问题。
五、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加强理论武装，坚定政治定力。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政治修养，更加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信念。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落实政府党组学习制度，采取集体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学习交流，持续深入学习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着眼自身发展和事业发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促进学习成果转变成想大事、谋发展的思想动力，培养长远眼光和战略性、前瞻性思维，切实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二）密切联系群众，强化宗旨意识。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忠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落实各项等制度，班子成员坚持深入基层，针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带有政策性、全局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改进调研方式，做到真正深入基层听真话、访实情，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切实增强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严明政治纪律，增强行动自觉。认真领会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出的新要求，牢固树立党规党纪和法律意识,自觉规范言行，明确守纪底线。注重把握和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加强党性修养，强化纪律意识，使班子成员做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带头人，自觉做到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坚定不移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7
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时期，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多位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对近几十年欧美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进行反思，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经过近几年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新供给经济学”学派。
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区别于传统“供给学派”仅强调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新供给经济学”也强调，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政府有必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理性的“供给管理”，有意优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方面的政策，从而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端？“新供给经济学”能否有效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为此，本刊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贾康是我国著名财税问题专家，也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反周期式调控难以持续
《南风窗》：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破7”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你们提出“供给管理”是基于何种判断？
贾康：“供给管理”是与“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侧重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过去形成的主流认识是，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问题在完全竞争基础上便可解决。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之后相对无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显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理念的困境。
从上世纪30年代末以来，经济理论一直由凯恩斯主义主导，长期侧重于“需求管理”，主要强调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管理需求端。总体来说，“需求管理”是一个总量管理，总量管理最值得肯定的成就体现在凯恩斯革命形成的认识，即政府要以合理的国家干预反周期，低迷阶段要扩张，高涨阶段要收缩。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渐让市场发挥作用后，也碰到总量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中国的调控都采取了以总量为主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调控“区间”明显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反周期调控，空间已十分有限。
反过来讲，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调控实践来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调控手段，显然都属于“供给管理”，而不是“需求管理”。2008年，美国人抛开之前奉行的“华盛顿共识”，放弃了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转而采用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来应对金融危机。
比如，美国政府选择性地不救“雷曼”，但出手救助了“两房”、花旗和通用，并且明确推行“油页岩革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重回美国”等倾斜政策。这就是跳出了传统教科书的框架，以“供给管理”为关键的手段问题的体现。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新”已明朗，“常”还未实现，要使经济探底企稳，对接尽可能长久的“结构优化”、能量提升的发展“升级版”中高速增长平台，就要实现动力转换，同样应该强调供给端。
在此之前，我们已看到了高层的态度。比如说，中财办主任刘鹤在浙江和广东两地考察时便特别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供给侧要发力优化结构。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前所未有地提到了“供给管理”。对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各方面已经越来越有共识。
“两孩”也是供给经济学的主张
《南风窗》：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和理念是什么？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双创”是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是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是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是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三中、五中全会已经有所回应，全面放开二孩现已达到，还有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就是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双到位”就是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如ppp机制创新；“双配套”是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此外还有“五并重”，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总的来说，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中国还没有实施量化宽松
《南风窗》：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到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再到最近的“双降”，关于中国版Qe（量化宽松）的猜测之声从未停息。从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调整能否看出政府目前提振经济增长的深层理念和思路发生变化？
贾康：所谓中国版“量化宽松”说得过分了，现在需要有一定的松动银根措施。量化宽松，就是放松银根的常规手段已经没有操作空间的情况下，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非常规干预。中国现在还不是这个状态，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就是要适度宽松。
宏观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但已明确强调了“微刺激”概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适度”，以及适当增加重点项目的投资和“有效投资”，这些只属于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与结构优化结合的范畴，不是货币政策量宽性质。
不过，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今后至少需考虑把握好几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
二是两大政策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比如，当前力推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方面，同样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来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新常态下把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这些优化供给的事项做好、做实。
《南风窗》：与传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比较强调制度供给的概念，制度供给在助推经济动能转换中应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呢？
贾康：供给端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制度供给。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供给管理”的过程，除经济部门、产业、产能、产品、技术等结构方面的供给内容外，最关键的还必须着眼于以改革即有效制度供给，打开“制度红利”这一最大红利源。
制度安排层面的取向应该是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应该超越“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之一”旧式思维，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同时，供给端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和取得积极性成果，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
可以说，以“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偏颇，正确发挥“供给管理”的价值，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条件。
结构性减税是制度供给之一
《南风窗》：从各项改革来看，时间表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以财税改革为例，过去一段时间，间接税改革相对而言比较顺利，而直接税改革进程并不顺利。
贾康：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应充分看重的是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通过营改增改革、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及时推进消费税改革之外，还需在“立法先行”、“加快立法”的要求之下，适时推进环境税改革以及房地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这将使我国税制结构向提高直接税占比的方向推进，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制。税改所打造的地方税体系，又将助力于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可以解决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行政框架扁平化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更好地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其他改革打开空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与间接税改革相比，直接税改革更深地触及既得利益，难度更大，争议更激烈。直接税制度建设推进缓慢，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代表着财税改革的时间，现在正面临重大考验。
《南风窗》：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来看，微观主体尤其是制造业遇到了很大的瓶颈，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成本还是非常高，企业都希望减税。里根的供给经济学，首要的一条就是减税，中国也应该照办吗？
贾康：企业的转换动力一定程度的确来自于“供给管理”，特别是要有制度供给，而结构性减税只是其中的一点。
在减税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还有很多非税形式的负担。实际上，对企业最具杀伤力是税收之外的负担，乱收费、乱罚款、变相索拿、“红顶中介”的掺合等等。
现在，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把税外其他的负担减下来，特别是能够降低融资成本，使企业的创新得到持续的融资支撑。
投资不能废，但模式要创新
《南风窗》：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方面，政府应该怎么做？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式投资曾广受质疑，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吗？
贾康：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都是低质量的GDp。
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在这些领域还应该提升投资强度。
从提升投资的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比如，ppp就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模式。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8
关键词：地方政府；企业；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博弈模型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012-04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十二五”规划也已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立为基本方略。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最为关键的环节，政策执行不力或不完全，都将导致公共政策的失败。政府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应更多地追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节能减排政策执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地方政府把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传递给企业的过程，而企业作为利益主体，他的个体理性追求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政府和企业各自作为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问题，应该加以重视。
一、地方政府与企业博弈关系产生的必然性
（一）政策执行中政府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博弈双方之所以产生博弈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博弈中拥有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委托人”。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关系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其排污状况和所排放污染物的危害等方面的信息的了解要比地方政府全面很多，但企业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这些信息隐瞒甚或篡改，不公示所排放废物的信息、不按照安全的标准进行生产，提供虚假的排放物种类信息。因此，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是有信息劣势的委托人，而企业则处于人的地位。在节能减排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政企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理性的企业可能会利用其在信息方面的优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就会有发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风险。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企关系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于资源的分配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类似于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隶属关系。由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行政控制能力很强，企业对于地方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一般都会迅速做出市场反应，采取行动配合地方政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化很大，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政企关系正在向着契约化和交易化的方向发展。现在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企业的利益倾向，否则，交易就无法实现，政策目标也不能完成。
（三）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中价值目标的不一致
在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考虑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而企业所关注的是企业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提供地方政府和企业各自所需要的信息，博弈双方的战略选择的调整也会对对方的利益支付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双方都会通过各自所拥有的信息资源，选择最适合自身的策略组合，所以形成了双方的博弈关系。
（四）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力方面的缺陷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不足也是导致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发生博弈的原因之一。由于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地方政府的各级管理部门缺乏相应的政策执行技能和理论方法的指导，导致企业有机会逃避政府监督。并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以“GDp”为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各部门在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时可能发生凝聚力不强，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偏差的可能。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分析
（一）一般模型假设
在对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弈模型进行讨论之前，根据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定位和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对该模型作出如下假设：
第一，地方政府可以对有效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企业进行奖励，例如降低税收或对企业发放补贴，也可以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予以罚款。地方政府获取信息，对企业进行检查时要付出相应的成本；第二，企业的策略集为冒着政府罚款的危险直接排污，或者忠实地执行政策并获得地方政府的奖励。另外，企业的排污行为被地方政府查到的影响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还有其社会形象和品牌的受损，这也会对其利益造成伤害；第三，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是衡量企业是否有效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唯一标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检查企业的排污状况，来决定对企业实施惩罚或是给予奖励；第四，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集分别为：在上述的条件设定下，地方政府的策略集是：检查或不检查；企业的策略集是：执行政策或不执行政策。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关系分析
1、博弈模型建立
设a表示企业执行政策，给环境带来收益；a′表示企业执行政策，企业所能获得的收益；b代表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所需付出的成本；b′代表企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所付出成本；c表示企业排污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失；d代表企业不执行政策时，地方政府检查后对企业给予罚款导致企业所承受的损失。根据相应的得益，可以得出相应的博弈矩阵如图1所示。
2、博弈模型分析
我们首先考虑信息完全的情况，信息完全包括两种设定：第一，企业和地方政府对于采取每一种策略后所产生的利益完全了解；第二，每一方拥有的所有策略选择对方都完全清楚。信息完全的假设可以把一些复杂的情况剔除，将博弈双方的选择精确化，便于得出有效的结论。
第一，当d-b
a’-b’>0时，利益矩阵如图2所示。
从图2的利益矩阵可以得出，这种情况下的博弈纯策略均衡是：地方政府不查，企业执行政策。
-d
a′-b′
第二，当d-b>-c时，此时无法直接得出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选择，通过划线法分析后，相应的得益矩阵如下：
a′-b′>0时，此时博弈的均衡策略选择是：地方政府不查，企业执行政策。
a′-b′
-d
通过分析，这种情况下没有纯策略。设地方政府检查的概率为q1，不检查的概率为q2；企业选择执行政策概率为p1，不执行政策的概率为p2。此时，企业选择执行政策和不执行政策的概率p1、p2，一定要让地方政府检查或不检查的利益支付相等，同样，地方政府检查和不查的概率q1、q2，也要使企业执行政策和不执行政策的利益支付相等。可以得出：
p1（a-b）+p2（d-b）=p1a-p2c
q1（a′-b′）+q2（a′-b′）=-q1d
p1+p2=1，q1+q2=1
通过以上分析计算，可以得出企业执行政策的概率p1=1-b/（d+c），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概率为q1=（b′-a′）/d。当Эq1/Эb′=1/d>0，企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所付出的成本越大，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概率也越大。此时，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当检查的成本较大，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检查的几率较小这种情况下，企业将很有可能为省掉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成本而污染环境。而地方政府出于利益的最大化的考虑，将会有更大的几率选择检查这种策略。当Эq1/Эa′=-1/d0，Эq1/Эd=-1/d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博弈模型中，当地方政府对不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企业的处罚加大时，短时间内企业的排污行为会减少，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但时间一长却只能使执法人员增加不检查概率，对排污企业偷排偷放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而当地方政府的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技术落后，检查成本过高的话，企业选择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几率也会变小，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提高检测技术上作出努力。所以，从长期来看，只有让企业在执行政策后得到的收益加大才是避免污染事故的主要措施。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企业执行政策的主动积极性。
以上讨论的是基于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对彼此的策略空间以及策略选择的收益都完全了解的环境，可是在现实中的政策执行中完全信息的情况几乎是不会出现的。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生产技术和排放状况不能完全了解，而地方政府有效检查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能力和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有多高，这也是企业无法掌控的。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可能为了自身小集体的某种利益，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对企业的超标排放不作为。企业也可能出于地方政府不会检查的侥幸，偷排偷放。所以，在信息不完全的环境下，可能出现下面几种情况：第一，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惩罚偏低，d不够高，甚至比企业治理污染所付出成本还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无视政府的处罚污染环境，而没有执行政策的动力。第二，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治污成本不了解，给予的奖励不高，企业执行政策所获得的奖励不足以弥补其所消耗的成本。如果企业执行政策只会增加自身的成本负担外，企业当然不可能主动进行节能减排。第三，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成本过高，检查威胁不置信。地方政府的检查和罚款对企业来说，有很大的警示作用，是促使企业执行政策的一个有力保障。但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成本过高，a′-b′
三、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力的路径
（一）建立以绿色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比较单一，一般来说都是把GDp当做主要的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方式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快速发展，漠视生态建设，甚至不惜以生态遭受破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时，可能会忽视质量的提高而只考虑GDp数据的增长，从而出现执行偏差，因此就产生了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不协调、难循环等经济发展的缺点。从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执行出发，虽然整顿或关闭那些对当地经济做出较大贡献，但却污染严重的企业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必然会有损失，降低经济发展的绝对速度，但却可以让地方政府节省投入环境治理、环境保护中的成本，有效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质量。
因此，单一的GDp评价指标对于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因而地方政府缺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动力。所以，首先必须要对绩效考核的评价指标体系作出调整，建立以生态效益为导向的“绿色GDp”综合评价体系，力求将资源利用率、环境保护效果、人居环境指数等因素引进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使地方政府可以有动力来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其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发挥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在地方政府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作用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流通过程。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是防止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条件，政策信息的不对称或沟通渠道受阻，都将严重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首先，政府要创建环境信息网络，建立绿色服务中心，加强对绿色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与公众的有效沟通。其次，地方政府应构建一个完全信息的环境质量平台，建立信息反馈机制，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及时了解企业动态，打破信息沟通和反馈的壁垒，降低群众与政府部门沟通的门槛。强化企业“声誉”市场，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实现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稳定增长。最后，提高公民的政策参与度，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新闻媒体拥有非强制性的监督功能并代表着广大的舆论，他们对企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情况的报道以及对生态环境热点问题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快信息公开的进程，也便于及时反映与表达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应根据企业排污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状况和可能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将其告知企业和受影响的群众，并制定执行“谁污染谁负责”的惩处机制，加强群众环保意识和保护自身利益意识，发动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企业进行监督。
（三）切实提高企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积极性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9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笔者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整套认识和建议，力求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并对为实现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表述的“中国梦”现代化目标提供理论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而引出的基本认识，就是中国为完成十三五“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任务并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并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命题。
“新供给”是对已有主流经济学成果的“破”和“立”
（一）“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层面考察，人们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后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无像样的预测，又无有效、有力的经济学解释与对策思路？如何以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的不凡发展与艰巨转轨进程？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存在不对称}生。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又存在共同的失误，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需求侧的分析以及“需求管理”政策主张，都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问题。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其理论框架是基于“完全竞争”这一前提假设的，实际上是拒绝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美国在应对滞胀时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的系统性明显不足，其主张还是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考虑在分散的市场主体中如何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并且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分析――因为美国不像中国必须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自然也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而且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的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以长期容忍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这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找不出清楚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却得到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操作是教科书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一开始，美国调控当局没有对雷曼兄弟公司施以援手，后来总结经验，对“两房”、花旗、通用分别施以援手，这种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操作，给予了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非常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尽管美国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践却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二）“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经济学需要强化对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应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需求的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可用资源――但对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的视角来看，经济学研究应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及其供给能力、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这样就具有了理论的普适性，也特别适用于解释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总量调控为基本要领的“需求管理”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正视现实，加强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应明确将“非完全竞争”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只可称为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需要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一市场”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的难题。过去经济学认为“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对此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前提下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这就需加入供给侧因素作深入研究。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在认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市场、政府、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政府、市场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到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物质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实为人际关系的制度供给问题应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
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相对充分，将来应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的现实中，就是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人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和“塔西佗陷阱”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框架下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的是由需求侧“原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相关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的优化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有效制度供给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统领全局，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一句话，就在于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对接“全面小康”、联通“中国梦”。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适度扩大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双转”：人口政策从放开城镇“一胎化”管制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
“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发挥他们的潜力。此外，应重视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之下寻求共赢。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打造国家“软实力”；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以供给侧改革服务全局
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篇10
一、充分认识加强劳动关系双方和谐合作的重要意义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本市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企业因停产、裁员、减薪而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呈上升趋势。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要充分认识积极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对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充分就业，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的重要意义；要充分认识到劳动关系双方的和谐合作，广大职工的同心协力，是企业应对危机的重要基础。在特殊时期，企业和职工要增进理解，相互支持，风雨同舟，共克时艰。企业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尊重职工的民利，依法调整和合理安排职工的工作与待遇，引导职工顾全大局，支持企业调整应变的举措，依法有序表达利益诉求。
二、充分发挥集体协商机制在当前形势下的重要协调作用
调动广大职工与企业共同战胜困难的积极性创造力。企业实施在困难中求发展的战略方针，既需要职工的理解与支持，更需要职工的智慧与力量。企业要畅通与职工的沟通渠道，让全体职工及时知晓企业遇到的困难情况，了解认同企业为克服困难所采取的决定举措。工会要教育职工发扬主人翁作用，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建言献策，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增强沟通理解，妥善协调企业调整中的利益变化问题。积极有序地开展集体协商，有利于增加劳动关系双方的信任和理解，避免突发矛盾的产生，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企业因生产经营困难在制订出台有关职工切身利益的停产培训、降薪、减员等调整方案时，要听取、吸纳工会和职工的合理意见，兼顾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广大职工要支持企业的生产结构调整，理性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通过集体协商，妥善协调企业与职工在调整中的利益变化，寻求双赢。
依法有序调解劳动纠纷，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事关经济发展与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所在。现阶段劳动关系范畴的群体性冲突纠纷，大多是由于劳动关系双方沟通不充分而引发的。企业既要通过建立、健全集体协商机制，有效协调劳动关系双方利益，还要通过集体协商机制，调解突发的劳动纠纷，平息矛盾冲突，把劳动关系矛盾解决在企业内部，化解于萌芽状态。劳动关系双方都有责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坚决反对以转移资产逃匿、破坏生产设备、影响社会秩序等方式作为争取利益的手段。
三、依托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合力推进集体协商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主导开展劳动关系协商。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当重视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建设，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共同研究影响地区劳动关系稳定的重大问题，制定计划，建立预案，统筹协调，加强配合，落实责任。要支持企业探索、完善多形式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大力推进集体协商，帮助解决当前企业遇到的困难和职工要求迫切解决的主要问题。对在协商过程中劳资双方发生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时，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依法协调处理。对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恶意侵权的行为要及时予以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