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的意思篇1
关键词:交互；数字化；公共艺术；城市设计；环境景观艺术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
interactiveConceptionandDigitalUrbanpublicart
waBGFeng，GUowei-min
“交互”英文译作“interact”，有互动、交流、沟通、合作、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意思。简单来说，交互，即双向互动的意思。维诺格拉特（winograd）在1997年把交互设计描述为“是人类交流和交互空间的设计”
①。交互设计支持人们的行为，是人本质的又一体现。文中所涉及的“交互”，是指数字化城市公共艺术视野下的交互。
在城市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交互思维已经起到导向性的作用。在30余年现代城市公共艺术的实践中，已经收获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案例。以交互理念为导向的城市公共艺术，将互动性思维贯穿于整个城市公共艺术作品的全过程，从构思到最后的作品呈现。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艺术作品互动，仅仅体现在作品的最终呈现上。而正是互动性的思维方式与创作理念，将数字化公共艺术的互动性发挥到极致，真正使参与的受众成为作品的“创作者”之一。交互理念的表现方式，从艺术的本体论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从设计者角度出发，交互理念的诞生。其二，从赞助者角度出发，交互理念的选择。其三，从受众角度出发，交互理念的实施。
一、交互理念的诞生――从设计者角度出发
用什么样的方法组织思维、认识对象和思考问题，既取决于思维对象的性质，也取决于主体思维器官的发展程度以及作为主体和客体中介的思维工具的性质。思维的对象决定了思维的方式与方法，而公共艺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其内容和形式亦不断地变化，对其创作的思维方式、方法也随之变化着。数字时代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也使人们的情感认知与思维方式发生改变，从而使得互动性思维得以产生。
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西方人开始思考实现思想和技术互动的模式。随着新技术手段的不断涌现，新型的艺术表现形态也随之产生。当网络技术、数字影像技术、交互技术等诸多技术手段成为艺术创作的“材料”时，人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被动地去赏识艺术，而想更多地参与其中，要与其对话、交流。互动艺术就此产生，它是一种交互式的艺术表现，是艺术与技术、作品与受众、作者与受众之间有着密切关联的艺术形式。互动公共服务设施、互动电视、互动影视、互动游戏、互动装置艺术等，都是基于“互动”这一技术平台发展的新形态。可以说，设计者把视野投向公共艺术的时间还是相对较晚的。
公共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观念艺术”，它并不仅仅是创造一个个具体的形象，也不是对公共空间单纯的视觉装饰，公共艺术的目的还在于传达思想、追求社会意义。它的出现与经济发展，消费文化的出现，以及艺术发展的多元化，艺术表现的通俗性分不开。它与陈列的地点的环境融为一体，因时间、地点的转化而发生意义的改变。
最初的设计者注意到将交互技术同公共艺术的结合，将会引起一场革命性的变革。由于公共空间具有不可回避性，放置在其中的公共艺术作品具有强制欣赏的特点，所以，公共艺术作品不应该是高高在上让人被动接受，也不应该像在展览馆里只许参观不许触摸，它应该成为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可以依靠，可以攀爬，甚至可以进入内部，使人感到亲切，使作品充满活力。通过这种交互性，人们能够主动地思考和创造性地参与，人和公共艺术作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使受众从中得到一种新的审美体验。艺术家和公众的交流，双方都会得到提高，进而提高市民的整体审美素质。体验和参与是交互艺术的特征。这种互动可以是接触式或者非接触式的，也可以是通过其他各种媒体平台触发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互动形式层出不穷，“可能性”在不断的扩展当中。
从这里出发，交互理念支配下的城市艺术的设计者就要在两个身份中不断转化，即同时具有艺术家和工程师的双重身份。艺术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自身的创造力和思辨，完成作品的设计理念，协调好艺术和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工程师考虑的则比较务实，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城市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工程”，“交互性”的设计理念将如何实现，原本空洞的概念“物化”如何转成实实在在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的城市公共艺术作品。这里面会涉及很多界面与交互设计艺术科学的知识，包括建筑、材料、计算机网络以及通信方面的知识。
二、交互理念的选择――从赞助者角度出发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也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公共艺术则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来，伴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从私域性艺术走向属于大众的公共艺术。公共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载体，基于公共空间作为展示场所以传达内在的精神诉求与时代的审美标准。公共艺术的意义不在于其表现形式，而是对其内在的价值取向的表达。城市作为公共艺术的展示场所，在空间上就限定城市公共艺术作品承载传达城市文化、历史沿革、时代背景的要求；作为视觉文化符号，城市公共艺术作品体现的是一种大众审美，甚至是一座城市的城市标志。
城市公共艺术的建设，是一种精神投射下的社会行为，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品的简单建设，最终的目的也不是那些物质形态，而是为了满足城市人群的行为和精神需求，给人们心目中留存城市文化意象。它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路径与场景，通过物化的精神场和一种动态的精神意象引导人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城市和生活。在数字技术快速成长的时代，伴随广阔的人群互动的各种新艺术正在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从这一点出发，对城市艺术的决策者――市政府、城市的管理者们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何种城市公共艺术可以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一个城市的名片。对于不同定位的城市来说，其文化核心的定位是不同的。由于战后欧洲国家享受了和平的发展，以英、德为代表的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政策和成立委员会来支持公共艺术的发展，建立公共艺术的发展机制。如1996年奥地利采用了一种新的艺术政策：地方政府每年将建设工程费的百分之一作为公共艺术发展基金。瑞士在公共艺术的议题中，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引入了更多的民主制度，以及采用地方分权的模式，让不同地区和城市有更大的空间去探索适合自己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美国的公共艺术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公众渴求平等的艺术、艺术也应实现民主化，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能够表现美国的理想与认知价值，希望通过艺术可以将美国各地域的人都联系起来，创造美国的艺术语言。不少艺术家开始挑战以往的传统公共艺术，很多大型的庄严、肃穆附有纪念意义的大型雕塑被搬下了神坛，而出现了很多平民化、世俗化的艺术。这些都与美国制定的文化策略相关，美国很多城市艺术中重要的设施，由凯悦集团、英国石油、艾克森石油、波音公司、大通银行等知名的企业捐助建成。由于市政府与基金会、财团的公共艺术投资项目类别很广，可以独立于任何一个建筑项目，包括市区广场设计、纪念碑设计、居民空间设计，也可以资助短期的公共艺术创作。公共艺术包括雕塑、街头家具、环境设计等。基金会的评审团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由本地及海外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社会各方面人士。这就使得一些出色的公共艺术作品可以通过投标方式进入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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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6年上海双年展
除此之外，各个城市展示自己新艺术成就的重要窗口――双年展、三年展等也成为公共艺术创新和实践的重要方式。双年展（Biennial）是国际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之一，其在美术界的重要性相当于体育界的奥林匹克。双年展一般都以城市命名，在众多的国际双年展中，威尼斯双年展是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的双年展。它有着100多年的发展历程。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重要双年展还有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美国惠特尼双年展、澳大利亚悉尼双年展、法国里昂双年展、韩国光州双年展等，中国则有上海双年展（图1）和广州三年展。很多国际艺术家都把双、三年展作为尝试自己最新艺术观念的试验田，互动式城市公共艺术中很多思想的火花都是从这里为人所知并走向成熟。
现在，互动性城市公共艺术在我国的发展依然处于滞后阶段。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机构的支持或团体私人的赞助，创作的目的始终是围绕“为人民服务”。只有建立规范化的公共艺术机制，艺术家把灵感放在受众生活中，创作被大众认可的、体现城市特色和国家形象的公共艺术，才是中国公共艺术继续要完善下去的方向。互动性是公共艺术发展的必经阶段，大众的参与、作品与受众的互动，才能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艺术。然而目前国内这种互动性的作品还不多，目前的互动大多拘泥于机械式、物理式的互动，互动性城市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交互理念的实施――从受众角度出发
互动性思维是一种过程的思维方式，其在城市公共艺术创作与实践中的导向作用也是贯穿于全过程的。交互式城市公共艺术的重点同样在于过程，通过艺术家和工程师的设计，以及城市公共艺术管理者的支持和赞助，城市公共艺术的模型已经建立起来，但因为还没有受众的参与，艺术本身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这里首先要用到“接受美学”的理论。1967年，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尧斯(HansRobertJauss)首先提出了这一理论。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尧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
②同样，一个城市公共艺术雕塑哪怕已经建成，在没有受众与之互动之时，也只能算作半成品。
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互动性在城市公共艺术中显得尤为重要。城市公共艺术在体现城市文化内涵、装饰城市环境的基础之上，为了最大程度体现其作品的社会效果，将如何与观者互动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里本文将以西方城市公共设施或者公共艺术的载体――喷泉为例，分析城市公共艺术中交互理念是如何体现的。
早在巴比伦人建立空中花园的时候，喷泉就早已出现。在传统的西方人的理念中，喷泉往往成为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从狭义的角度出发，喷泉并不是艺术品，只是一种公共的设施。但是从广义的角度讲，喷泉已经进化为一种公共艺术。欧洲的皇家喷泉以巴黎凡尔赛喷泉群最为重要（图2），建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是古典喷泉的巅峰之作，装饰以贴金的大理石和青铜雕塑，以奢华、宏伟、气势磅礴而闻名于世。徜徉在凡尔赛喷泉周围，受众感受到的是一种17世纪巴洛克艺术的奢华。虽然就艺术造诣而言，它已经达到了古典喷泉的最高水准，成为古典喷泉艺术的绝唱。观看者在欣赏喷泉自然的喷涌时，虽然可以在装饰喷泉的大理石雕塑的池边嬉戏玩耍，但是却不能与喷泉进行互动。
图2凡尔赛宫喷泉
随着现代技术的应用，产生了各种自控喷泉。法国巴黎的拉德方斯广场上，有著名的“阿加姆”音乐喷泉，建于1980年，66个喷头呈“S”形布置，喷出1-15米高的水柱，利用电脑控制水、光、音、色，能表演《蓝色狂想曲》、《水上芭蕾舞曲》等十多个精彩节目，使喷泉艺术进入崭新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喷泉，由于声、光、电技术的采用，受众在欣赏喷泉的同时还能享受到音乐带来的听觉冲击，而由于各色彩灯的使用，视觉享受也变得多元化起来。不仅在白天，在黑夜也能享受到喷泉的美。但是观者只能按照电脑事先安排好的顺序欣赏喷泉的灯光和音乐。虽然只有喷泉一方在动，但是已经朝互动性前进了一步。
2004年由西班牙艺术家约姆•普朗萨（Jaumeplensa）设计的芝加哥千禧公园的皇冠喷泉（CrownFountain)（图3），是新世纪互动喷泉的典型例子。这一喷泉由两个高达50英尺的玻璃块立方体组成，里面存有1000个芝加哥人的头像，利用现代技术投影到立方体的表面上。喷泉从人的嘴里吐出来，加上灯光和图像的千变万化，令人叹为观止，成为芝加哥城市的地标之一。
芝加哥千禧公园皇冠喷泉的整体设计原则是强调数字科技、自然地景与亲民互动。其互动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选择头像普遍性。玻璃立方体中选择的头像，是随机选取的芝加哥市民的头像。这种亲民性相比以往的城市艺术是大大增强了。二，喷泉的变化性。原本静止的物体与游客互动起来。玻璃立方体内装有发光二极体（LeD）上的图像，以每小时6张的速度播放。除了保存在电脑里的1000个芝加哥市民头像之外，还会有一些尿尿小孩之类的图像穿插其间，充满趣味。三，市民的可参与性。皇冠喷泉设计的理念充分考虑到人们如何在喷泉中嬉戏，设计师将喷泉的两座大型屏幕中间设计成黑色的大理石地板，薄薄一层水流淌在上。不怕溅湿衣服的孩子们欢快地在上面嬉戏玩耍。在芝加哥，互动性并不仅仅停留于设计师的一个理念，而已经成为一种受众和城市艺术之间自然交流的纽带。
图3芝加哥千禧公园喷泉
上面提到的喷泉发展之路，代表了人类城市公共艺术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自然阶段、声光电阶段和交互阶段。这三个阶段，也正好代表了交互理念从无到有、从空想到实施的过程。
四、结语
交互及其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城市公共艺术的实践中，交互理念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文章对交互理念在数字化的城市公共艺术中的体现，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其一，从设计者角度出发，描绘了交互理念诞生之初其创作者的灵感。其二，从赞助者角度出发，不同需求和公用，要求赞助者对交互理念进行着不同的选择。其三，从受众角度，交互理念的实施。受众通过互动，与艺术发生关联，并改变了艺术本身的结果，构成艺术的一部分。
①Jenniferpreece、YvonneRogers、HelenSharp著，刘晓晖、张景译《交互设计――超越人机交互》，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②H•R•姚斯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参考文献：
翁剑青城市公共艺术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H•R•姚斯（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李四达数字媒体艺术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Jenniferpreece、YvonneRogers、HelenSharp（著）,刘晓晖、张景（译）交互设计――超越人机交互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米塞斯（著），夏道平（译）人的行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王峰，张旭城市公共艺术的未来发展探究――数字化技术介入的必然性艺术百家，2009，（03）：57
公共交通的意思篇2
鲁世巍，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研究方向：外交学、国际关系等。
主要著作：《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格局》等。
摘要“以人为本”是公共外交的应有之义。中国公共外交尤其要坚持这一原则，体现这一传统和优势。十首次将公共外交写入党代会报告，将公共外交提高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这对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和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未来中国应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内外兼顾，扎实工作，开创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
关键词公共外交以人为本包容性中国特色
近年来，公共外交在我国总体外交中地位不断上升，重要性日益显现，已成为我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并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开拓方向。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公共外交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外交部长杨洁篪指出：“中国特色公共外交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兼顾好国内国外两方面，即在致力于引导外国公众正确认识中国的同时，努力使国内公众更加全面了解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实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①外交部部长助理马朝旭也强调：“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首要特色是‘以人为本’，因为它来自民众、依托民众、服务民众。开展公共外交需要国内外各界人士共同努力。”②如何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及原则，对于进一步增强包容性，做好新形势下的公共外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公共外交的内涵与特征
“以人为本”是公共外交的应有之义。我国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思想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即以人民为本。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人”与“民”经常连用，合成为一个词组。“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世界的“本原”，一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而是“根本”的“本”。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而是要回答世界上什么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实践早已有之，但理论上的研究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在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古利恩（edmundGullion）于1965年首次使用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一词。其定义是：“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括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集团与他国的互动、外交使节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美国新闻署表示，“通过了解、引导和外国公众，加强美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对话”，开展公共外交。上述概念强调的客体都是国外公众。国外学者并不都强调公共外交的“外向性”。印度学者拉那认为，一国公共外交的实现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对我国而言，公共外交是舶来品，国内学者在借鉴吸收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外交实践也作出了一些解释和界定。
目前国内外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尚无一致看法，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公共外交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但其基本内涵没有变，即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为争取他国民心而采取的各种公关行为，③主要包含以下因素：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以外国公众为对象；以国际传播、人文交流、公关、援助等为手段；以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推进本国外交政策为目的。
杨洁篪部长对公共外交作出的诠释是：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通常由一国政府主导，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旨在获取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争取民心民意，树立国家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
公共外交从国内外实践看，表现出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广泛性。开展面向社会各阶层公众的各种双边、多边对话交流，涵盖人文、教育、经贸、传媒、科技、体育、军事等多个领域。二是互动性。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单向、形式比较单一的宣传，公共外交更重视通过交流达成相互理解和共识。政府通过公共外交对公众心理和舆论及民意产生影响，舆论和民意对政府决策与行为也产生反作用。三是间接性。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政府本身可以担当行为主体，但更多的是居于幕后，发挥策划、组织、推动和支持作用，由媒体、智库、民间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和知名人士以及普通民众在一线活动。四是渐进性。公共外交是一项争取人心、循序渐进、细水长流的系统工程，不能急于求成，只有通过与公众进行长期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取得实质效果。
国民心态与外交传统
中国公共外交贯彻“以人为本”，意义重大，这是由世情、国情决定的，同时中国也拥有独特的传统和优势。
国际涉华舆论环境的特殊复杂性：曲解、偏见根深蒂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5000多年历史文化、实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和平崛起的新型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在世界及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对原有的国际体系和利益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和影响。西方媒体及一些人士对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很不适应，出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别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竭力炒作针对中国的各种负面论调，如“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和“中国崩溃论”等。国外公众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内外政策缺乏了解和认知，深受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带有偏见的报道影响，扭曲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因此，我们要通过公共外交扭转这种局面，帮助国外公众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发展情况、内外政策和未来走向，形成客观全面的“中国观”，促使他们能够认同、理解和支持中国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崛起之路，减少甚至消除对“中国富强必霸”的担心和恐惧，也使他们相信中国能够与传统的守成大国实现合作共赢，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创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国情对公共外交的特殊要求：内外并重。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迅速发展，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外交工作的主体和对象都趋于多元化，国内公众对国际和外交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空前提升，维护国家利益的愿望更加强烈。部分公众对我国发展阶段、国际地位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对我国外交政策、外交工作以及重要举措认识和理解不够，偏激思想乃至民族主义情绪时有爆发。外交议题有时成为国内公众发泄不满的“由头”。同时，外交工作受国内民意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在开展针对国外公众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听取国内公众的意见，既要汇集各界力量，凝聚民间智慧，又要有针对性加强对国内的宣介，使得国内公众客观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正确看待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培育开放、包容、平和、理性的国民心态，形成良好的“世界观”和“外交观”，从而理解、支持和配合我国外交大局，以确保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内外并重就应运而地生地成了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最重要的特色。⑤
中国外交的特殊传统：人民外交、民间外交继续发扬光大。公共外交在我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的方针，不仅打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围堵，在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带动了人民外交、民间外交的大发展。邓小平也格外重视民间外交。改革开放后，我国官方外交实现了重大突破，对外民间交往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则大力推进全方位外交，进一步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体现了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人民外交、民间外交本身都具有公共外交的显著特征。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遗余力地推进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新时期开拓中国公共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以人为本”中开启民智
进入新世纪，中国公共外交迎来历史机遇，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7月，同志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精辟论述了公共外交在我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公共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2012年11月，十首次将“公共外交”写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将公共外交进一步提高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这对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和扎实推进共外交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并身体力行，在出访和出席重大国际活动期间，利用各种时机，广泛接触当地各界民众，增加外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亲近，加深中外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政府部门以及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公共外交已初步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相融合、各部门各地方相配合、国内外相协作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局面。外交部通过“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多种形式和渠道，发挥“蓝厅论坛”、部网站群、“外交小灵通”微博、“外交服务站”广播、“外交·大家谈”网络访谈、公众开放日等品牌效应，加强与国内外媒体的交流合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拓展与国内外公众的沟通交流。
中国公共外交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形势发展的要求和世界较早开展公共外交的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公共外交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贴近公众。当前及未来中国公共外交应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以争取民心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内外兼顾，努力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和坚实的民意基础，增强中国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让世界觉得中国亲和，让国人感到外交亲近。”⑥
对国外公众贯彻“以人为本”，就是要遵循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广交朋友、深交朋友，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深化和巩固中外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新时期的公共外交，需要用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来推进，不断在开拓创新中谋求发展。我们必须转换观念，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受众习惯，实现从简单的“对外宣传”到公共外交的转变，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由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国内外公众对同一事件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这也是世界文明多样化的表现，但这不应成为不同国家人民彼此隔阂、对立的理由。中国公共外交不是要改变这种多样化，相反，应加强相互交流和沟通，目的是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寻求更多的共同点。追求和平、和谐和合作是世界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共同目标，我们相向而行，就会拉近距离，找到共鸣共通之处。要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努力同各国各派别各种人士交朋友，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意识，改进方式方法，深化与国外公众的沟通交流。中国人向来比较含蓄，崇尚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关系的形态、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做”和“说”同等重要，包装和内涵也同等重要。这就要求我们更新观念，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式，不断丰富传播手段和方式，转换对外话语体系，避免说教和灌输，淡化宣传和政治色彩，提高内容和语言的吸引力，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中国话”，提供及时、充足、可靠的信息，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用国外公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讲中国故事，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让传播的内容能真正入耳、入脑、入心。
对国内公众贯彻“以人为本”，就是要遵循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原则，始终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贯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出和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精髓。当前我国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切实做好国内公众关心的各项工作。
要更加重视和尊重民意。国内公众因阅历、知识、观念和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对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的看法不一。应该认识到，我们国内大多数公众关心国家外交的出发点和愿望是好的，他们的意见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要积极看待民意，善于倾听公众呼声，考虑公众诉求，尊重知情权，不应将公众意见置于外交工作的对立面，而应将他们定位为可以听取意见和建议的对象，使他们成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要正确对待和引导民意。对于客观反映公众诉求的意见和建议要积极反馈并吸纳可取之处。对于因情况不明而产生误解的公众要做好解疑释惑，用事实说话，加强信息，增加透明度。对于受敌对势力影响的“民意”要进行正确引导，帮助公众认清事实真相、本质和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相关工作人员要深入社会，深入基层，向公众讲清形势，将他们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政策和决策上来。
要积极吸收和利用民智。中国外交的智慧来自于人民，公共外交也要多从民间和公众中吸取营养和力量。相关职能部门要放下身段，以平等姿态多与公众交流沟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不断创新方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吸收公众对外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信息，将其纳入外交政策的考虑当中，努力实现外交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
要进一步发挥公众的主观能动性。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外交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公众不仅是外交的客体，也是外交的主体和推动者。因此，要官民并举，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公共外交。不断拓展渠道和平台，使公众更多参与到中国外交中来，为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发挥更大作用。每一个“走出去”的中国人都要意识到自己身上带着一张名叫中国的名片，都要为向世界传播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并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了自己的贡献。
注释
杨洁篪：“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求是》，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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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辆天然气发动机机油消耗试验研究
湖北省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综述
公共交通的意思篇4
【关键词】交通规划；城市土地利用；协调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市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的交通出行需求急剧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小汽车保有量不断攀升，大城市的发展逐渐受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严重等城市病的困扰。城市发展的目标不再是单一经济指标的最大化，而应该是环境、人文、资源、经济等综合目标的最优化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本文针对交通规划中的城市土地利用的协调关系进行研究。
一、交通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城市土地利用目标及意义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发展，城镇化的速度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促动和制约着城市空间的发展，影响并导向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从“十五”末至今，我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越来越明确，可供参考的战略思路也越来越丰富。城乡客运一体化、多中心分散组团式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成长策略、toD发展模式等都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思路，然而在解决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上从理论、评价到实践尚缺乏清晰的战略思路和理论方法。
本文拟从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出发，探讨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一体化发展理论框架，分析适合我国城市新城开发、中心城区扩张和改建的toD发展模式，并提出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为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一）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1.概念
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正tLU）具体是指在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准确预测远景城市发展的土地利用布局形态和规模，合理规划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和BRt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的线网布设形式，以公共交通引导土地利用发展，通过合理配置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祸合关系，调控城市土地利用的布局、规模、性质和强度，以充分体现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理念，最终实现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2.内涵
确定城市土地利用的扩展模式是护tLU的首要问题；根据不同的土地利用扩展模式，界定相应的城市土地利用发展规模；在既定城市土地利用扩展模式和发展规模的情况下，提出与之相适应的toD发展模式。
3.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适用范围
对于土地利用开发成熟的城市区域进行土地利用的调整范围已经很小，显然不宜采用DtLU理论以及toD开发方法；因此，iptLU适用于城市中心区的改建、扩张和卫星城镇的开发等。
（二）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内部祸合关系
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两个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方式，构成了一体化系统的祸合关系。合理配置二者的祸合关系是iptLU理论的核心内容。
1.概念明晰
中心城区：为了缓减城市的居住、环境等压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将其部分功能分离出来形成一些新兴的城镇）卫星城，与卫星城相对，原有城市及其周边连片发展形成的高度城镇化地区称为中心城区。
新城：卫星城在发展过程中，有的功能十分单一，成为城市的工业区、居住区（卧城）等；有的由于规划控制没有落实到位，致使卫星城与中心城区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卫星城己经名存实亡；有的逐渐形成功能相对完善，与中心城区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城市，即称为新城。
2.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内部祸合关系
由iptLU的概念及内涵可知，从宏观上看，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祸合关系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的扩展模式和土地利用的发展规模。从微观上看，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祸合关系主要包括：toD社区的合理规模、toD社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和公共交通发展轴的公共交通站距；新城内部的主体公共交通方式、公共交通分担率和toD社区的组合型式。
三、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理论体系框架
从对iptLU系统的内部祸合关系可以看出，应当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进行构建正tLU理论体系框架。护tLU理论体系从宏观上把握城市土地利用扩展模式和城市发展的合理规模，分析适合我国城市的土地利用扩展模式和城市发展的合理规模，并建立模型探讨与之相适应的公共交通线网布设型式和公共交通方式；基于上述研究，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适合我国城市发展的正tLU方法）toD发展模式；最后建立我国实施toD发展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微观上的源流互动反馈关系是基于土地利用开发为主导，公共交通发展则是为满足土地利用开发对公共交通的出行需求被动式发展。由于土地利用开发成熟的时间往往要滞后于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达到上限值的时间，从而使得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最终无法实现协调发展。因此，要实现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必须采取公共交通供给能力控制土地利用开发的方法；宏观上的支撑关系表明采用不同的公共交通方式居民可忍受的土地利用规模不同；以土地利用开发为主导的被动式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势必造成土地利用规模大大超出居民可忍受的范围，加之，以土地利用开发为主导的被动式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忽视了公共交通具有引导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作用，导致城市的土地利用扩展模式不合理，无法形成合理的土地利用布局形态。基于此，本文提出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概念，并构建了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体系框架。
结语：
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研究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剖析了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在微观上的源流互动反馈关系和宏观上的互相支撑关系。通过对微观上源流互动反馈关系的发展演变研究发现，这种反馈关系是基于土地利用开发为主导的，公共交通发展则是为满足土地利用开发对公共交通的出行需求而被动式发展。
参考文献：
[1]马荣国.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发展问题研究=D].长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公共交通的意思篇5
公共领域的思想走向是否在党和国家的掌控之下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攸关。思想政治教育要放眼全局，认清其中的利害关系，摆正姿态，准确进行角色定位，着力提高理论功力和认真研究在公共领域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领域
面对我国日渐壮大的公共领域，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无所适从，甚至出现了被公共领域边缘化的危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当今社会现实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迫在眉睫。
一、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要放眼全局，认清大势
掌握公共领域的思想走向是我党长久执政的关键。为此，必须放眼全局，认清公共领域的利害关系和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的紧迫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是时代的新课题
学界对公共领域的界定基本沿用哈贝马斯的模式，主要指与政治国家相对应并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是一种不受国家权力直接干涉的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实质上包含着调整和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内容。时至今日，日渐全面深化的改革基本摧毁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主义政治国家模式，无所不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逐步收缩并分化，社会中间力量逐渐发育完善，具有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和能量。公共领域的组织化、自主性、公开性、非政治性等特点使其产生、维持和活动均不直接受国家政权的操作和控制，它的活动方向和目标在于维护和实现局部的社会利益［1］166。这就是说，一方面，传统形成的依靠党团系统的政治力量，通过单位建制落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无法有效地进入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及其力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引导得当，能够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程度，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巩固执政党地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反之，公共领域可以煽动民愤，集结民怨，攻击政府，组织民间力量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直接威胁执政党的存亡。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各类思潮及时掌握、有效疏导、妥善化解，沟通公共领域利益和国家利益，整合公共领域的局部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大事。
(二)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是应对国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
全球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都无可估量。可以说，全球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最深刻、最广泛的背景。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单向传输，在国家政治力量和家庭私人生活之外的公共领域是其着陆点和策源地。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越来越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事实，西方国家不可能坐视不管。中国公共领域是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缺乏文化保护的新兴领域，其非政治性和公开性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往往极容易被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利用:通过文化产品输入、宗教传播等形式把裹挟其中的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输入公共领域并伺机和我国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在“民主、自由、平等”的幌子下，把公共领域引向政府的对立面，最终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公共领域的渗透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公共领域的思想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占领。与其被动、消极地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不如主动出击，对公共领域的西方价值进行剖析和辨别，用主流意识形态占领公共领域的话语制高点。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的深水期、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各种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重大调整，反映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思潮如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都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舆论相对自由的公共领域，其要求自由、民主、自我民族利益至上、绝对平等的口号迎合了公共领域一些非理性的社会团体的要求。部分社会思潮现实感强烈，针对性明显。一些从西方渗入的社会思潮表面上有完整、严密的理论形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我国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在此情况下，亟需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思想空间，对公共领域的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来源和实质进行客观分析，在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交锋、辩论中培养“公共理性”，在客观辨析各种社会思潮的危害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是我党掌握“政治领导权”的保障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代表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和代表政治领域的政治社会分别执行国家两种职能:市民社会执行的是集合社会个体、组织社会，实现社会文化变革的功能，它所行使的是文化的领导权，其行使领导权的基础是认可;政治社会执行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它所行使的是“政治领导权”，其行使统治的基础是强制。这两个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2］7。在国家这两种职能中，葛兰西更重视市民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统治集团不仅要运用“统治”掌握国家，而且还要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掌握市民社会这一公共领域，使其他集团认可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是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它可以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所掌握，也可以为不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掌握。一旦“统治阶级不再发挥‘文化领导’作用，只能‘统治’，实行强权，这就意味着广大群众已经脱离了传统意识形态，失去从前的信仰”，“政治领导权”的危机就来临了［2］230。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党必须意识到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的关系，运用宣传、教育等手段和网络、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将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公共领域，把公共领域打造成应对政治动摇和西方势力侵入的“强大的堡垒和工事”［2］191，牢牢掌握公共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为党的长久执政强基固本。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为其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证成
这里的“合法性”中的“法”是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包括法律、典范、规章、制度、习俗及民众认可等一切正当性来源。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指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的理由正当、合理，获得公共领域的认可。当今，合法性问题成为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为自身寻求安身立命依据而优先研究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同样要为其合法性证成。
(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合法性的直接依据
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政权的合法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基础和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权合法性作辩护。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并且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获得了广泛认同，具备强有力的合法性根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上层建筑决定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思想政治教育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执政党在意识领域的政治活动服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来源。公共领域是一种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力量，以维护、促进公共利益为宗旨，并不寻求同政治国家全面对抗，在不受外在势力操纵的情况下更无意现存的国家政权。公共领域认同国家的合法性权威和法律原则，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它的繁荣与安全有赖于法律保障，也就是说公共领域认同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由此，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直接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公共性和科学性是其进入公共领域合法性的内在依据
任何事物的合法性最终来源都应该是其自身，事物自身的科学性及不可取代的价值为它的存在提供了“是其所是”的根本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公共性和科学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提供了内在依据。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公共性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提供了公共性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为人们科学地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即人民是公共领域的主人，符合公共主体的利益，能够获得公共认同。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立场上的理性断言，塑造了最广泛而具体的公共性基础，能够团结公共领域一切不同利益的群体。其二，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提供了科学的研究和传播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活动是一种指向公共意识领域的政治活动，公共的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域。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俨然成为了“欺诈”、“虚假”的代名词，是人人避之不及的东西。为意识形态正本清源是思想政治教育获得科学性，进而在公共领域获得合法性的内在根据。“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用来指“观念的科学”。为意识形态背上“恶名”的主要是韦伯和曼海姆等人，他们否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价值，认为它曲解事实，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并最终走向“终结”。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也都对意识形态展开过激烈的批判，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经常这样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则多在描述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正确说明了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从而指出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是代表一个阶级根本利益的观念的综合。不难看出，一些西方学者宣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恶名论”，只是意识形态在特定领域的衰微或对特定领域意识形态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始终伴随着主体的人的认知范式而普遍存在［3］84，它是现代性政治的核心，是精神权力，并且其走向与嬗变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研究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开展意识形态活动是一项科学的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替代的特殊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延续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国家政治权力的直接庇护进入公共领域，遭到的一个诘难是“洗脑”。人们普遍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正当性有所质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学理积淀和学科自我反思，仅仅是执政党的“喉舌”而已，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面临的最为尴尬的合法性困境。这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政治实践活动的产生原因、发展历程及其与政治文明演变历程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合法性。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角度考察其存在的形态，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政治价值观的教化活动在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是古已有之，比如中国儒家的忠君理论和家国一体理论，欧洲中世纪借助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予以诠释。其实，相对于依靠暴力的政治运作，教化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就是说，“如果政治活动仅仅通过物质性力量的运作方式来完成，那么这样的政治活动是非常低层次的，动物世界许多猛兽都是通过自身的物质力量消灭对手达到对族群、领地控制和占有的目的。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政治运作的手段越来越文明，由原先主要依靠物质力量暴力解决逐步过度到依靠教育、说服、沟通、辩论等符合人性的方式来完成，显示了政治主体高度的自觉性”［4］128，而具有现代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别是自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而非暴力手段驾驭社会公共领域，正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
三、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要摆正姿态，讲究理论功力和实践方略
在公共领域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摆正姿态，找准角色定位，既不“越职”，更不能“缺职”，在不断提升理论功力的基础上注重实践方略。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是公共交往的参与者和公共思想领域建设者
在党团系统领导的单位建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往往是将既定的价值观由教育者传达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继而将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观念以指导行为。这里实际上预设了价值观的生产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被当作没有思考权利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在公共领域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表现为自主性和平等性，以开放自由为交往取向的公共领域不可能预设一个话语权威，教育者、受教育者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可以在一个平等的思考地位中共同参与公共交往活动，在协商和互动中达成公共意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既不能畏手畏脚，也不能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必须融入公共领域的对话中，作为公共领域交往中的平等参与的一员，在对话交往中引导积极的政治伦理价值。消解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一元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对公共领域意识的发展束手无策。思想政治教育要承担起公共领域主流意识形态供给的责任，成为公共思想领域的建设者。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宣传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向公共领域输入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自己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和对公共事件的分析、解释，引导公共领域舆论的焦点和走向，对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则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略有改变或轻微转向，逐步建立起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基准的公共思想领域，实现公共领域对国家政权的认可。
(二)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要提升理论功力
思想政治教育把主流意识形态给予公共领域的过程，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实质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承载着政治价值的文本或者上级话语进行“对话”，必定带着自己的立场、观念，因为公共领域的任何交往对话都不可能是对理论原封不动的复述(即使是复述，也必定带有语气、表情等个体的理解)，会作出重新理解或融合，这种带有思想政治教育阐释倾向的理论直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公共领域的效果。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指出，承认某种人物有权威，并不是依靠人们放弃理性和主观性，而是以承认和接受为基础，即承认他人的判断和洞察力胜于自己［5］347。思想政治教育要想获得公共领域自愿认同的“权威”，需要有凝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力，特别是彻底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根源、发展历程、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弄清楚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实际成就，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注重责任引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详细、精确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勇敢而有力地回应、驳斥公共领域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用凝练雄厚的理论功力赢得公共领域的话语权。
(三)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要注重实践方略
在注重提升自身理论功力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共领域绝不仅仅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一个话语主体发声，其他话语主体特别是地方性民间团体，由于情感相近、利益相通等便利条件更容易获得公共领域局部团体组织的认同，与这些话语主体进行话语权竞争时，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实践方略。公共领域是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以集体行为在公共领域表达他们情感、利益、诉求的社会组织是最基本的活动单位，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融入公共领域社会组织中。一是参与到公共领域社会组织的内部运作中去，熟悉、掌握各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知识和运作模式，参与社会组织的决策及内部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洞察组织的精神文化取向及价值观走向，见微知著，及时引导。二是充分利用公共领域主体的多样性和不完全性调控公共思想。任何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都不能声称其成员的所有利益，某种利益或事务也会有几个不同的组织的呼吁，社会成员会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其他不同的组织来表达和促进自身利益。在此意义上，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生存壮大:依靠有巨大地域性声望的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展自身的影响力;支持和团结有助于自身话语地位的组织，共同回击反主流意识形态言论。其次，培养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个以为社会提供有关世界的解释为特定任务的社会集团，这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垄断了对世界的解释，负责协调不同阶层在观念上的差异，而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成熟催生了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能够自治并独立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2］3的知识分子阶层，“它越来越多地从那些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中招募成员，而且，它的思想方式也不再受类似某种类似社会等级的组织的调控。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所以，他们使各种思维方式和经验方式都可以获得公众注意的机会”［6］13。从这个意义上，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多是政治性组织内的分子组成，但类似的教育背景和相当的知识水平使其和这些“自由”的知识分子阶层天然地有着共同的话语表达和情感通融，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这层联系，逐渐培养出一大批党领导下知识分子阶层，“政党通过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发展市民社会，把政治社会不断纳入市民社会”［2］208。换言之，政党和思想政治教育都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其可以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通过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特殊作用影响公共领域。再者，借助公共政策的力量做好公共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准则。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和公共政策有着共同的工作对象，是二者得以结合的基础，即共同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形成公共意见、满足公共诉求。公共政策通过国家权威调节公共领域的资源分配，这种分配制度含有社会主导价值和公平、正义等公共伦理意蕴。思想政治教育借助公共政策，宣传并彰显社会主导价值，把物质利益和公众思想问题相结合，更加有说服力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思想调节作用。
作者：宋芳明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公共交通的意思篇6
论文关键词：公共信息；披露；受阻；良性互动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传媒特征沉淀着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传播媒介是“社会传播或交流的工具，以及沉淀于这些工具并通过这些工具所表现出来的符号交往的形式和常规，这些交往发生于一个文化，同时再生这个文化。”西方基督文化对自由、平等、民主的崇尚孕育了现代新闻观念的言论自由的心理基础，而长期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
三、论阈的开辟：公共信息披露的理想机制
西方传媒业发展得比较早，新闻的一些理念已经在社会根深蒂固，虽然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系列弊端，但其中某些成功的经验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明确制度保障。早在中世纪英国就有《大》相关条文保护新闻媒体对新闻的获取。新闻媒体可及时地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关的公务信息。美国的大众传媒常常对政府丑闻进行披露，但并不会被视为对政府的恶意攻击而遭到禁止，而是作为媒体行使监督权的体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发起的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干涉表达自由，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言论自由的可能。我国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就提出过“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十六大报告再次指出：“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为保障监督权和知情权的各项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具体操作中，这一思想并未明确化，给真正的施行带来一定困难，公民的接近权和知情权仍得不到保障。欲让普通民众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决策中来，保障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信息得以畅通，就必须让信息公开制度成为一项政府法定的义务。
今年4月，国家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一条例的出台，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政府披露公共信息的随意性，让公开成为原则，让不公开成为例外。公开了以后，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权力监督力度就大了，自由裁量权可能性就小了。公众监督的力度越大，对政府权力行使的要求就越高，自由裁量的难度就越大。客观地来说，政府权力滥用、、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大都是在暗箱操作中，通过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来实现的。所以对症下药，一是控制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二是塑造高度透明公开的权力行使环境，这样就会尽量控制住官员腐败问题。其实从民主的角度上看，社会公众是纳税人，是公共权力的基础；社会公众把一些权力给了政府，让政府代替公众来行使权力；而社会公众作为政府的主人，有权了解政府信息。所以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首先要把本末搞清楚，要弄清楚谁是谁的主人，这是最基本的关系。在民主社会中，公民有权与政府共享信息资源，而媒体对涉及公共安全的信息的披露自是实现有效监督政府的体现。
2．疏通信息流通渠道。长期以来，受自身传播条件的限制，媒体形成了对民众以单向度的宣传为主的传播方式，这种做法与建立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的民主社会极不相称，双向交流方式将成为必然趋势。任何新闻媒体如果不能对社会和读者的需求变化作出准确及时的反应，其直接后果就是没有能力参与社会最积极、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对社会的宣传效果就会明显衰退。知晓信息是公民参政的前提条件，为使公民的知情权真正得到实现，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应该主动创设交流渠道，使民众的意见得以表达。网络技术的应用给这种交流带来了便利，但许多网站的设立并不能激发人们讨论的欲望，交流阻碍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带来思想的真正碰撞，民众也不能从中获知自己想要的信息，那么这种交流渠道就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和谐社会是一个包括思想观点在内的综合运作系统，它靠消费大众思想观点来维系和变革，因此，它必须保证社会成员所持有的尽可能多的思想观点都能得到它的审视。反过来，它必须确保表达自由，最终实现思想观点流动的所有障碍都一一排除。疏通信息流通渠道，是媒体的信息及时传达和民众意见有效反馈的必然要求。西方的定期发言人制度是一项政府公开信息的有效举措，民众能从中获知政府的动向。我国发言人制度也由来已久，但大多数是针对重大国际事件而举行的比较正式的记者招待会。建设民主社会应重视为民众提供信息咨询或交流的渠道，保障媒体的通报政府信息、传达民众反馈意见的职能切实履行。
3．转变自身定位。美国学者托尼·哈里森在《传播技巧》一书中指出：“传媒定位是指一个传媒的观点，是在受众心中的总体反映。它包括传媒的地位、报道质量、受众的类型以及该媒体有别于其他媒体的特质或价值。”我国现行的媒体至今仍是作为政府的宣传部门出现，报道难免受到权力的支配，服务观念淡薄，民众与媒体还保持遥远的距离。西方媒体走商业化的道路，面向的是广泛的民众，而不是某一特权群体，它具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因此带来的对政府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对公共信息的大胆披露也不存在意识上的障碍，只要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不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授权就可以揭露政府的黑暗面，它是作为政府行为的监督人而不是一种宣传工具。这当然与资本主义国家多党执政的制度有关。我们不能一味抽象地要求我国媒体私有化，这与我们国情是相背的，相反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但这种独立监督的思维方式正是我国的新闻传媒业所缺乏的。
大众传媒是民众获知信息的主要渠道，失去民心则意味着媒体运作的失败，而在商业竞争机制下，各媒体为获得民众的信任，会自觉以大众的需求为宗旨，相对来说会具备一些独立思考的空间，这种竞争机制的长处却正是我们当前所缺乏的。媒介产业化发展，新闻职能由宣传向服务转变，割断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的“脐带”关系，政府角色由全部包办的“保姆”变为以适时引导为主的“导师”，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作为衡量新闻价值高低的标准，把生存权交给市场和民众，这应该是理想的大众传媒形象。
公共交通的意思篇7
关键词：公共艺术；交通空间；功能；审美；区域文化
1公共艺术应用于城市交通空间的意义
公共交通为人们提供认知、出行以及欣赏的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延伸。地铁、公交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也是城市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它已经逐渐成为塑造城市文化和城市艺术水片发展的重要平台和窗口。一些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公共艺术在公共交通空间中的应用，不可否认的是公共艺术作为一个个性迥异的文化形象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放眼全世界，每个国家各个城市的地铁和城市一样有着自己的特点。其中公共艺术是表现交通环境形象的重要方面，这种公共艺术既表现了地域文化的历史传统，也反映了现代人对于公共艺术环境的理解。
2交通空间中公共艺术的特性
公共艺术具备两个基本属性：公共性和艺术性。
（1）公共性。公共艺术是大众的，是属于实施者和享用者的。它的存在是基于私人领域而存在的。作为一个交通环境中的公共艺术，它的实施目的在于体现交通环境中的利益和需求，他的实施方式也是创作者和市民共同参与完成的，从而为大多数并非特定的一些群众而服务，这才是公共艺术的存在价值。所以“公共艺术”里的公共二字指的是公共空间和公众，公共性是公共艺术存在的基础，这也正是公共艺术的社会属性。
（2）艺术性。公共艺术是设计范畴，它的核心思想必须是艺术的，而艺术的灵魂在于“美”。所以公共艺术就是通过视觉审美的形式表现其价值，它是艺术家通过一系列载体来表达其思想感情和满足欣赏者的形式。在交通环境中，一个公共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是否能满足其所在场合的功能性和满足观赏者的审美需求。如何衡量这些价值，需要从艺术处理的方式、表达艺术思想的完善程度以及作品本身的质量和完整程度，还有表现的个性民族化和艺术语言的准确性。例如，如何将公交车站设计得在具有车站属性的同时具有独特的手法和语言，并且具备该站的区域特点或人文特点。
3城市交通空间中公共艺术设计应有的价值取向
（1）城市空间的功能价值。在交通环境中，交通功能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公共艺术的审美，城市的公共艺术存在的目的是它的实用性。在交通环境里，如对交通工具本身、道路的指示标、地铁站台等设计一些考虑到空间、造型和色彩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考虑这些局部的色彩和造型是否符合整体交通环境的协调，在保留功能上发挥个性，在有个性的基础上强调其功能，这不仅为市民带来交通的便利，也提供了是觉得审美感受。例如，国内一些城市如武汉，出租车车身改变了以前的红、黄、蓝的色调，变成粉绿的颜色，就是考虑了乘客的识别和公路的色彩协调。对交通中工具和环境的色调和造型调整不仅能起到协调性的作用，也能加强对司机和行人的诱导作用，提高交通环境的安全性。
（2）艺术内涵的市民倾向。公共艺术并不是个人的行为，创作者必须在个人的创意和公众的需求中寻找一个平衡和契合的点。从而创造出有艺术性有公共性甚至还具有个性的作品。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具有艺术内涵和能让人与之互动参与的公共艺术作品将成为主流。
（3）艺术表现的审美价值。城市公共交通中的艺术设计属于环境设计的一部分，这种环境设计史具有审美价值的，市民在这些环境中穿梭的过程中会被感染会有所思考，而这些思考的结果可能需要设计者来通过合适的设计来引导大众，这种审美价值绝对会对公众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公共的自身的审美水平在其他众多因素的影响下本身就在提高，并且由于日新月异的多元文化混合，使得培养公众的正确审美观和主流审美观的重塑成为当务之急。
（4）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在中国艺术设计者大多都遵循着一个中国传统的重要思想，那就是“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在当今物质丰富而又日益缺乏的年代，倡导绿色设计的想法无疑是明智的，它着重考虑产品的环境属性并将其作为设计目标，在保证其应有的功能、质量的同时，满足环境的要求。在实物的设计上更多地提倡延长寿命的设计，实现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不仅如此，坚固的材料和具有个性的现代的外观能是设计能够成为未来的经典的一个保证，这也是公共艺术融入城市交通，实现其价值的最好体现
4公共艺术如何应用于城市交通空间
（1）功能性与艺术性的协调。在将公共艺术运用到交通环境的最大矛盾就是设计者个性和设计本身的艺术性与其功能性的一个矛盾，如何将一个城市交通的公共艺术的作品创作得既具有完善的功能性和明确的识别性，同时又兼备艺术性是当今交通环境公共艺术设计者面临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公共艺术在城市交通空间中的应用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它的可识别性，但同时也需要具备足够的鲜明个性和安全前提，不能对行人和司机照成视觉上的不是，从而引起交通堵塞，这两种因素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如果因为过度的艺术性使其功能和安全性得不到保障，是得不偿失的。
（2）功能性及人文因素的有机结合。除了功能性和技术性，城市公共交通空间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人文因素。这一点一般体现在城市交通中的设施，作为城市交通空间中的重要部分，将人文因素融入其中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殊不知公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应是一个整体，城市交通空间的公共设施和公众的价值是相统一的。
总而言之，以上几点构成公共艺术运用于公共交通空间的一些基本元素，并且，在公共艺术介入其中的过程中需要各项工作的配合才能完成。例如，城市的规划，作品与地方的特色融合还有人文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等。其中众多艺术家参与相关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和统筹，并且涉及作品的建后保护和综合考虑其可行性以及地域条件限制如材料技术等。在这个基础上能完成的公共艺术使得公共交通空间成为一个具有功能性、艺术性、人文性甚至地标性的一个作品。
5结语
其出发点是公共艺术遵循并强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从人文环境建设到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从人文关怀到人的幸福指数提升的作用。城市是体现人文环境的重要空间，人文关怀的实质是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涵盖对精神追求、自身价值和文化权益的切实保障。将公共艺术的概念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致力于开展以公共艺术为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由此成为时代趋势。将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应用到当今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其意义将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陈可欣.美国公共艺术规划框架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2.
[2]刘伟，等.公共艺术的内涵与创作[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12）.
[3]蒋云燕.公共艺术概念的梳理[J].剑南文学，2011（10）.
公共交通的意思篇8
一、坚定政治信念，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
同志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他始终把提高个人素质、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指标的顺利完成为目标，强化“宗旨意识、党性意识、责任意识和学习意识，解决好党员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廉洁自律，搞好自身的工作作风廉洁建设，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了自觉执行党风廉政规定的自觉性，不断增强自律意识，提高自身思想修养，与党中央和上级保持一致，以此端正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严格执行了工作岗位的有关制度规定，一方面在工作上，他一直兢兢业业，把“爱岗敬业、开拓进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虚心诚恳的请教随时笔记随时总结随时反省,服从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按时按质做好领导交办的一切任务，工作仔细扎实，养有吃苦耐劳、善于专研和求真务实的敬业精神，对我局工作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同时，在工作中始终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原则，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每一项任务，坚持把工作做完做好，保证各项工作业绩，团结同志，以大局为重、形成了较强的严谨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他坚持作好廉洁表率，牢固树立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保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防微杜渐，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影响，规范自身的从政行为，使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使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在我局中上下蔚然成风。
二、扎实工作，推动交通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同志作为经济开发区交通局局长，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真努力扎实工作，推动交通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同志1993年到交通局以后，面对历史遗留的问题，百业待兴的局面，他在完成职责转换的同时，坚持“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的人生理念，从严把握做人的准则和做事的原则，恪守“骄则人必嫌、逸则人必败、奢则家必败”的古训，他不断走访邻县交通系统各单位，虚心向每个老交通学习，做到谦诚朴和，勤奋节俭，苦干实干，尽力构建和谐、团结的平台，形成拼搏、奋进的氛围。他根据国家的交通发展战略，省、市和我区发展的整体布局，拟定了经济开发区交通行业发展规划、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组织实施。多年来，他努力搞好交通运输全行业管理；不断加强全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认真监督全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做到交通安全管理连续16年无责任事故；指导完善我区汽车队体制改革工作；狠抓交通规费征收工作，由1993年征收交通规费30万元左右，发展到2008年实现征收交通规费2300余万元，增长了77倍。通过他不懈地努力，我局总共荣获区工委、管委会表彰10余项，市委、市政府部门表彰10余项，市交通系统表彰30余项。
1993年他上任时，全区的柏油路还不到10余公里，百姓出行相当困难，为此，同志基本上跑遍了全区的20个行政村；走遍了县级道和乡级道。从1994年始，以通达工程为基础，到1998年以后紧紧抓住“村村通”建设机遇，延伸了我区县、乡、村三级公路网络。操作中严格招投标程序，规范施工行为，近十几年来，不论工程的勘察、测量、辅助设计到施工的管理、预决算等，还是工程的新建或大修等各项工作，他都直接主持参与，严把关口。由于人员很少，他一人担当起了几个人的工作。在工程最繁忙的施工阶段，他起早贪晚，冒严寒、战酷暑，人变瘦了，也晒黑了，但他从没有过丝毫怨言，因为他有一颗炽热的敬业之心和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截止目前共完成：县级公路建设48.8公里，桥梁7座，总投资7000余万元，由原来仅有的一条长3.3公里，宽7米的沥青路面，扩展为以盛世大道（已建成1.59公里）、蓟海公路（全长16公里）、津卫公路（全长4.2公里）、进场公路（全长3.3公里）为我区主要枢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结束了我区建场50多年来公路不畅的历史；村级公路建设46.8公里，总投资1438万元（我局补助资金200余万元左右）。由原来20个行政村，通村公路路面硬化为0%，发展成为村村通公路路面硬化达100%，水泥路面已经达到90%。海北镇杜庄村百姓逢人便说说：“可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因为是同志的积极奔走让他们终于走上了平整硬实的水泥路，现在该村村民管这条路的桥叫连心桥。盛世大道二期工程是我们交通的重点工程为了破解拆迁难题。带领局领导班子成员一行五人不分昼夜，顶烈日冒酷暑，风雨兼程，共计20余次到业主家进行走访，与业主面对面地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收集意见，并3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通过锲而不舍地开展工作、耐心的反复宣讲政策、切合实际地解决问题、细心、耐心地做好业主的思想工作以及在电力局领导的积极配合下，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拆迁工作得到了业主的认可与支持，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盛世大道延长线建设的顺利进行，打开了通道。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行业管理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为此，局长切脉看病，对症下药。一是对业户关心的热点问题，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和《行政许可法》规定，严格审批程序，规范行政许可，在解决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大事小情由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策,从来不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并将讨论结果公示，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除此之外，同志的事迹还有：关心我区基层发展2009年4月由他亲自带队到蹲点村开展搞调研、“四个一”（出一个点子、办一件实事、解一个难题、搞一次慰问）等活动；同志还多次跑市进省解决交通局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着力解决了税费改革所涉及到的人员人心不稳的问题。
三、坚持学习，勤政廉洁做榜样
多年来，同志始终把加强学习作为不断强化自身修养和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能力水平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会议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用党的理论武装了他的头脑，树立全心全意为交通局服务的思想，做到无私奉献，使他的党性修养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他将科学发展观贯穿到自己工作的始末，及时掌握市场运作规律，提高工作成绩。工作中他既学习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不断学习国家的各项交通政策法规和本局的各项安全制度。
在工作中，同志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不贪不占，努力完善自身人格。同时，狠抓机关作风，工作效能，增收节支，制度管理。在2005—2006年，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7—2008年，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09年，正在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在活动中，他总是率先垂范，处处起到带头模范作用。在“干部作风建设年”第一阶段活动中，同志积极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相关知识，并写下每一次的学习体会。在此期间，重新制定了交通局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纪律，重申了首问首办负责制，使交通局工作效能明显提高。在第二阶段活动中，他带领局领导班子，进驻我局帮扶村庄大海北村，全面展开调查研究活动，认真组织开展“四个一”活动，经常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查找该村存在问题，与该村“两委”班子共同谋划发展大计，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和七项工作计划。日前，已经完成两项工作。
四、戒骄戒躁，荣誉面前平常心
公共交通的意思篇9
“三大攻坚战”开战伊始，**同志就积极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及“10。18”全国、全省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认识开展这次攻坚战的重要意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公安部、省厅、州局的部署上来，把开展此次攻坚战作为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平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能自觉加强政治思想理论学习和公安交通管理业务学习，勤于钻研、锐意进取，能服从领导、团结同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宗旨，不怕苦、不怕累，全身心地投入到预防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攻坚战中。
一、着眼全局，服从领导
二、立足岗位，真抓实干
在“三大攻坚战”中，**同志立足工作岗位，积极、主动、认真参与了各项交通安全保卫、交通安全防范、路面巡逻监控、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交通事故处理等工作，善于总结工作经验、善于学习、善于做群众工作，能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对待人民群众热情服务有耐心。
1、攻坚战开战初始，在交通、运政、稽查、工商、客运、城建等部门联合开展的联合整治宣传活动中，**同志积极参加了利用县城区的社区公共活动场所、农村宣传园地张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图片，利用农村有线广播传播交通信息、交通安全常识，利用农村集市贸易日组织农民观看事故案例宣传挂图和专题片等宣传活动共7次，并认真履行职责，继续深化交通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结合贯彻落实“八条措施”，深入中、小学安全片区进行交通安全授课，认真组织中小学校师生观看宣传挂图和专题片共3次，受教育群众5000余人。
2、在客运企业及其驾驶人员整顿攻坚战中，**同志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切实把确保安全作为衡量客运企业经营资质、衡量客运车辆技术状况、衡量营运驾驶人从业资格的唯一标准，加强与交通部门的密切配合，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强化职责，同心协力做好客运车辆违法超员载客行
为的整治工作。他参加了对客运企业及其所属车辆的安全状况、营运驾驶人的从业资格进行的全面检查工作，进一步梳理和补充完善了客运车辆及驾驶人的交通安全管理档案，全面落实、完善了客运车辆及驾驶人“户籍化管理”制度。在配合好大队创新客运源头管理机制的同时，**同志主动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结合我县道路交通事故特点，运用生动的宣传教育材料，每周五定期深入客运企业，向司乘人员宣讲交通安全知识和公安机关开展的专项行动，通报辖区近期道路交通事故情况，剖析客运道路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等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授课共3次，6个课时，参加受教育人员280人次，联系挂钩客运车主及驾驶人“面对面”的交流谈心8人次。
3、在道路通行秩序整治攻坚战中，**同志紧紧抓住重点线路、重点查处的违法行为、重点车辆等“三大重点”，在加强自身执法素养、技能的同时，将所学活用于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提高路面的管控能力。他积极参加了逢“五”、逢“十”专项整治工作严格查处各种违法行为，着力对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违法载人的查处，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其管控路段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同时，深入公路沿线的村庄和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乡镇村组，针对赶集等群众集中的时间、地点，通过向农民群众宣传乘坐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和拖拉机的危险性，深入做群众工作，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强化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的，坚决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三大攻坚战中，**同志共上路出勤59天，查车681辆，查出各种违法行为19起。
三、责任为先，锐意进取
1、建立完善了公路危险路段基础台账。通过在全县范围认真细致的排查，**同志共参与排查出19个安全隐患点段，并详细记录了危险路段的道路名称、位置、成因及相关图片，研究制定管控措施。同时，会同交通、安全监管等部门确定根据危险路段整治的难易程度，列出分批整治计划，明确整治期限，实地勘验，深入了解，保证了调查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整治工作的实效性。19个安全隐患点段现已整治18个，尚有1个在整治中。
2、在打好“攻坚战”、开展好专项整治工作的同时，**同志服从大队安排，积极参与了城区道路通行调研，形成了《**县城区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意见》上报县委、政府，现城区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漆划、增设、改造工程已经全部结束，增设道路交通标志标牌77块，漆划道路交通标线21。3公里，城区面貌及道路交通秩序大有改观，城区事故发生率大幅下降。
公共交通的意思篇10
关键词：交往；行政权力；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17-06
作者简介：强乃社（1966-），男，陕西扶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当代中国，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党的先进性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进展，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深刻领会，积极探索。从学理上看，这些战略思想涉及到行政权力合法性问题。所谓行政权力合法性，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人们对行政权力的认可和服从。行政概念在这里指的是国家管理意义上的行政，包括立法、司法、狭义的行政等几个方面。这涉及到行政权力的来源、构成、行使等问题，涉及到权力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关于权力的观点，对于行政权力合法性的话语基础问题做一探索。
一、公共领域与交往权力的形成
近代社会以前，权力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服从，取决于这种权力是否符合一定的习俗、身份、文化、认识和利益等要求。近代以来，权力和人们契约性合意、人们的天赋权利、利益的内在关联得到强调，权力的合法性主要在于是否为人们的合意、权利的让渡或者是符合人们的利益而设。这里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一个是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是契约自由。这种权力观内在具有一种内容，即对于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不足以影响社会的人来说，只有被动接受社会给其安排的生存。国家权力的认可和服从对于多数人来说不是自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是以物的占有为基础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形式性的权力观点提出了批判。但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权力合法性问题，有待我们进行新的探索。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观点，他认为权力主要是人们在公共舆论中形成的话语性的力量，从不同的层面和方面影响社会管理权力，影响权力的合法性。这种话语性的力量形成的交往权力，应该作为国家和社会权力的支撑，以保证人们行政权力的合法性。
交往权力概念最早出现在阿伦特那里，哈贝马斯认为，阿伦特“把权力看作是非强制交往中形成的一种共同意志的潜力。她把权力同暴力相对立；也就是说，她把旨在达成理解之交往的形成共识的力量，同为了自己利益而对别人意志的工具化的能力对立起来：权力所应对的人类能力，不仅是行动或作某事的能力而且是与他人协调一致的能力。这样一种交往权力，只可能形成于未发生畸变的公共领域之中。”［1］181-182应该说这种对于权力的认识是深刻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现象，首先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19世纪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也逐渐发达。其早期的突出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具有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或者学术协会、阅读小组、私人互助组、宗教社团等机构形成一个领域，这些私人自发聚集在一起。这些私人及其关系形成了一种公共空间，与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有形的公共空间一起，在社会各个方面扩展，在话题方面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19世纪末以来，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逐渐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为基础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最明显的表现是公共舆论，它向所有的人都开放，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报刊曾经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2］。这个领域有基本共同的价值观念支持，如参与者的平等性和理性化，话题内容的世俗性，谈论的公开性等。当代社会，随着传媒技术的重大发展，比如互联网的发展，这种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那么，公共领域如何能够形成影响社会和国家权力的重大力量？
首先，公共领域能够发现问题，形成问题。是否需要立法，是否需要修订法律，司法中的问题及改进方法，行政中的问题，能够发现的，使公众能够知晓并可能形成一定的推动力，使得问题转向建议、提案等，首先是在公共领域，然后转向国家的正式立法、司法、行政等系统。公共领域是一个交往的会议桌，必须通过政治系统将问题纳入解决过程，因为在别处这些问题虽然成为问题但无法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领域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传感器的预警系统，虽然并不专业化，但是在社会范围中是敏感的。从民主理论的角度，公共领域必须扩大问题的压力，就是说，不仅要发现问题和确认问题，而且要深思熟虑地有影响地将问题形成主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把问题戏剧化地予以表达，使得立法机关能够接受问题并处理，也就是除了具备信号灯一样的功能，还有一个有效地问题化的任务。
其次，“公共领域最好描述为一个意见和观点（表达肯定或者否定态度的意见）交流的网络，是交往信息的过滤合成等，能够形成具有特定主题的确定的集束性的公共舆论”［1］446。这个公共领域形成了一个进行政治商谈的公共空间。在公共领域中，一个话语情景共享的主体际空间出现了，交往行为者进入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他们彼此作为话语行为者，以言谈方式影响彼此的行为，影响一定事件的发展。每一次的相遇，在一个语言构成的公共空间中进行，他们不能仅仅是彼此观察，而是要以你我直接面对的态度，相互容许自由地交流。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原则上对潜在的对话者是开放的，这些对话者表现为过路者能够介入，或者加入，如论坛、舞台等。这些公共领域依然和具体听众的有形聚会等联系在一起。他们越是将自己和公众的身体的聚会分开，以公共媒介将分散的读者、听者和观察者虚拟的联系呈现出来，那么简单的互动空间扩张形成公共领域的特征就越是清楚。在现代和当代社会，能够进入这个领域的，基本上不以财产多少为基础，不需要受到比较高等的教育，绝对多数能够进行报刊阅读、电视欣赏、网络登陆的人，都能够做到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众话语。
最后，由于公共领域的政治影响力很大，所以，公共领域的活动受到关注，包括那些企图通过操纵公共领域为自己获得私利的人也给予注意。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中，有大的和组织良好的利益群体，通过公共领域影响政治系统。他们能够将他们特定系统的利益进行装扮，使这种利益具有普遍性，并将这种普遍性转化成政治权力，途径是把他们的利益用一种能够形成公众确信的理由和共享价值宣扬出来。其他的办法也不能使公共舆论转向。“公共舆论可操纵但是不能被公开买卖，也不能暗地勒索。这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公共领域不能按照一个人的愿意被制造出来。在它被演员们能够具有策略意图进行控制以前，公共领域及其公众必须独立并能够独立发展，自我再生产。”［1］451如果已经存在的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制度中的货币等侵犯这个领域，那将影响权力本身的构成和运行机制，其合法性将受到影响。
这样，公共领域就能够形成一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权力的特性，可以称为交往权力。
二、交往权力与权力的构成
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权力和阿伦特的观点有联系，但是有区别。阿伦特认为这种权力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占有的，这种权力在人们一起行动中产生，在人们分散开后消失。这种权力是一种在场的权力，政治权力、法律是这种权力的延伸和表现。这种权力是在众多人能够参加的话语过程中，由于人们公开地赞同某些意见而形成。哈贝马斯对于这种话语过程进行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探索。他最早形成的这个方面的观点就是所谓的话语伦理学，形成了他自己很独特的话语理论，话语伦理学后来发展延伸至话语政治哲学、话语法律哲学。哈贝马斯对阿伦特的观点进行了发展，提出交往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重要的。他认为，交往权力是行政权力的基础，没有交往权力的支撑，行政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从根本上说，公共领域是交往权力形成的领域，这个领域应是一个以舆论为主的没有被扭曲的社会活动领域。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所谓的交往权力，是人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从而国家生活中，以话语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见，进一步决定着社会和国家的意志，这是一种无形的但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这样导致我们对于权力的新认识，“随着交往权力概念的提出，有必要在政治权力的概念中引入一个区分”［1］184。这个区分，“在民主商谈的法治国家概念中，人民不再体现在一种自主公民有形聚集之中。它被卷入一种由论坛和议会团体所构成的可以说是无主体的交往循环之中。只有以这种匿名的方式，它的处于交往之中的权力才能把国家机器的行政权力同公民的意志连接起来。……在民主法治国家中，政治权力分化为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1］168。
但是，在交往权力本身形成过程中，存在着很多要素，比如，作为国家权力与交往权力之间，还有一个所谓的社会权力。为什么会有这种权力？人们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于人们在权力的形成和运用过程中占据不同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权力。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明，“社会权力这个概念，是作为衡量一个行动者在种种社会关系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是抵抗对他的压制的可能性的尺度。社会权力既能够促进、也能限制交往权力的形成，即使其方式不同于行政权力。在一种情况下，社会权力的运用意味着自主地实现形式上平等的行动自由和交往自由，满足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比如说，在政治谈判中，参与的各方要能够通过社会权力为自己的威胁或者保证创造可信性。在另一种情况下，社会权力的运用使某些方面能借影响政治过程而把自身利益置于公民平等权利之上。比方说，实业界、各种组织和团体可能把社会权力转变成政治权力，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1］213-214
我们应该阻止社会权力不加过滤地，不经过交往权力形成过程的闸门就转变成行政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很多论者理解的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产生很多社会权力的市民社会，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产生交往权力的公共领域。如果我们对于社会权力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过分强调市民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忽视社会权力本身的特性，实在是理论上的重大疏漏，可能对权力的合法性无补甚至有害。
三、行政权力合法性与话语理论
当交往权力成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的时候，交往领域、公共领域的运行原则就是重要的问题了。行政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可能在这里转化为一个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形成人们普遍认可和遵守的规范，并将这种规范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实施。这个规范的形成，主要和人们在一定的话语性过程中，比如在公共领域的范围中，形成一定的意见和意志有关系。规范的形成在当代社会，主要是在话语过程中形成的。如何理解话语？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话语理论，这个理论对于论证社会规范及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哈贝马斯提出的话语理论主要包括话语原则和普遍性原则。他提出话语理论，要解决我们为什么要服从一个规范，它的效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简单说来，在话语理论中，哈贝马斯主要提出两个原则。一个是话语原则（D）：“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受规范约束的人能够参加关于规范的实践话语并同意规范。”［3］12话语原则说明我们应该在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中形成和遵循规范。对于可能利益上冲突的参与者形成有效的规范，则需要另外一个原则即普遍化原则（U）：“在话语实践中作为论证原则出现：有效规范的结果和服从，为了每一个人要求其利益应该得到满足，能够为所有的人自由和容易地接受。”［3］12原则（D）和原则（U）能够解决社会规范的基础问题。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话语是人们形成共同认识的基础。社会规范形成的基础就是人们在没有受到压制的商谈过程中，通过自由的、充分的、所有相关人都参加的论证过程。但是：这种过程不是一种为了达到正确认识的过程，主要是一种意志性的参与过程。当代社会，有很多学者关注话语问题。话语在福柯那里首先表现为一种知识系统，这种系统和人们的时代有关系，但是，话语适合表达一种宏观的统一的意思。话语无所不在，话语是一个网络。话语表现为人们的各种文字、言语、仪式等，这种话语的支撑物对于福柯来说就是权力。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墨菲、拉克劳等人来说，话语决定社会，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有决定性的作用，话语本性不是民主或者专制的，话语的根本是要求获得霸权。话语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支撑物和决定物。这个问题涉及到社会哲学和法律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在一定社会中，话语和权力、社会密切关联的。法律包括法律思想也可以进行这种话语化的处理。权力的话语特征可能更加明显地突出社会权力的意识形态特征。认可和服从根本上不是依靠暴力形成和维持的。
一个社会稳定的治理秩序需要民众的支持，一个民众能够表达其疾苦、心意，表达其决心和意志的机制是否建立和完善，对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是重要的。在当代社会，随着互联网等的发展，这种民间性的话语系统的力量可能还要增加，所以，权力合法性的建设主要是能够形成一个商谈的机制和背景，一个话语的过程，尤其是要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常人和专门知识的门外汉留下足够的社会空间，而不能主要为富人、精英和专家们设计。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我们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战略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和谐是在一个有差异的、但是多数人能够介入的社会机制中进行建设的，不能排除大多数人。这个机制不是任市场的逐利机制妄为，主要是一个公平的话语机制。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在规范和事实之间［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