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1
关键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三农；新型职业农民；现代农业；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2-0026-03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并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政府针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例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振兴农村经济，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这是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最早的倡导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文献。随后，针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拉开了序幕。三十多年来，该研究领域有着丰硕的学术科研成果。然而，通过研读该领域的众多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理解和定义不甚相同。例如，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职教育，也有学者将其理解成以农村户籍的人为培养对象的中职教育，还有学者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以农业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职教育。“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概念的模糊不清将阻碍有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也会对其理论研究的顺利推进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会阻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因此，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并对此概念进行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办学地域需含城市地区，不限于农村地区
许多学者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中的“农村”理解为办学地域。例如，谢革新在研究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时，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解为在农村地区进行的中等职业教育。再如学者赵艳红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界定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指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县、镇、乡、村等地区农村中职学校提供的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此外，还有一些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为主题的文章疏忽于对该概念进行界定，但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文中间接地表达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指农村地区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如孙连勇在研究河北省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基本现状时，指出目前河北省农村（含县和县以下）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有279所。可见，他将河北省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定义为河北省农村（含县和县以下）中的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
然而，当读到研究者薛路花所著的题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办学模式改革研究――以邢台市农业学校为例》的文章时，笔者感到十分困惑。因为邢台是一个地级市，下辖4区、15县、代管2县级市，这说明这篇文章研究城市地区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而这一论点与前文中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指农村（含县以及县以下）地区举办的观点产生矛盾。这一矛盾产生的起因就是按办学地域的方式来界定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涵义。同时，如果“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理解为地域概念，那么其外延将难以包含城市中实际存在的涉农专业的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村学生所接受的发生在城市的中等职业教育。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外延必然包含城市中涉农专业的中职教育和农村学生在城市接受的中职教育。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很多中职学校是创办于市级城市之中，而且这些中职学校招收的学生大量来自农村；二是市级城市中的中职学校有一部分是招收涉农专业学生的。以上两点之所以可以成立的缘由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决定了我国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既要培养来自农村的学生，又要培养涉农专业的人才。
因此，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理解为办学地域是不妥的，而理解为培养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才是正解。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存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因此，不能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狭义地解释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职教育，而应明确“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举办是没有地域限制的。在这里，先要探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的寓意（对于培养服务于“农民”、“农业”人才的部分将在后文概念辨析过程中逐一说明）。首先，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农民）聚居地。然而，在理解“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时，需要将“农村”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农村。由于不同时期的农村呈现出不同形态，因此“农村”的内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其次，传统农村没有乡镇企业、没有农村休闲产业等二、三产业。但是，未来农村更多发展的是乡镇企业、各类休闲产业以及农业产业等。因此，在探析“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服务于农村的人才时，必须将“农村”理解为动态的农村，着眼于未来的农村发展，才能真正培养出服务于农村的人才。
培养对象需含新型职业农民，不限于农村户籍的人
有研究者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间接地界定为培养对象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农民工或者传统农民的中职教育。例如，学者董天鹅把所有东、中、西部农村户籍的学生在中等职业院校中接受的教育划归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换句话说，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认为是针对乡村学生的中等职业教育。只要学生是农村户籍，他们接受的中等职业教育就属于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又如，黎瑛指出江西省是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较大，解决好农村适龄青年的发展问题需要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可见，研究者们惯于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理解为拥有农村户籍的人。
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概念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他们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理解却有比较一致的地方，即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是拥有农村户籍的人。此种认识其实对概念内涵把握不够严密，因而缩小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外延。理由如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确实培养服务于农业的人才，并通过资助涉农专业来达到这一目的，但农村中职学校涉农专业的学生并不一定都是农村户籍，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城镇户籍，而这些城镇户籍涉农专业的毕业生最可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此处的新型职业农民是相对传统农民来讲的，主要指从事大、中、小型现代农业的从业者。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传统农民了，而是各类大、中、小型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因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培养涉农方面的人才，就不该根据是农村户籍还是城市户籍来确定培养对象，否则将导致概念的外延被缩小。
所以，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解为培养“农村户籍的人”的中职教育不免有点牵强，而理解为培养服务于“三农”人才的中职教育将会更加合理。理由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事实上必然包括新型职业农民，而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并不一定都来自农村，通常也有部分来自城市，他们往往因为热爱从事现代农业而投身于农村工作。首先，随着农村的主体农民的老龄化以及大量“80后”、“90后”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农村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农业发展。为此，为了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培养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传统及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其次，从宏观的国家政策层面看，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接着，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实施免学费政策。其中，免费对象是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含农村与城镇户籍学生）。可见，在国家政策文件中，“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强调加强对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城镇户籍的涉农专业学生的培养，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一批未来服务于“现代农业”的人才。因此，无论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农村户籍的人，还是城镇户籍的人，只要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升，都应该得到认可。为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农村户籍的传统农民（包含其子女），且要培养城镇户籍中那些能够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型职业农民，从而实现为新农村建设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目的。
教学内容需含经营管理等
非农业技术，不限于农业技术
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看，有研究指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进行的并且教学内容中农业技术占主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此定义相当于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直接理解为“农业中职教育”。无独有偶，皮江红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包含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把普及性培训作为主要方式，以农业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农业人才需求为导向等。可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界定为以农业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职教育。
显然，以上两种定义都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应该以农业技术为主，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虽然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并且长期缺乏农业技术人才，为此提倡通过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来培养紧缺的农业技术人才有其内在道理。然而，绝不能因为农业方面紧缺人才这一原因，就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必须以农业技术为主。农村之所以发展缓慢，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农业技术人才队伍的薄弱，还由于农村的经营管理等非农业技术方面人才的稀缺。此外，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急需懂得经营管理技术的人才，并且农业产业化同样依赖营销方面、食品加工方面的技术人才。
为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概念能否理解为教学内容以农业技术为主的中职教育有待商榷。首先，从价值层面分析，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具有服务于农业的功能毋庸置疑，但是，也必须看到其同时服务于“农村、农民”。其次，现代农业的发展仅依赖于农业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发展现代农业不仅需要农业技术人员，更需要管理、经济、财会、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的人才。所以说，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需要包含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非农业技术，而不能局限于农业技术。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义
综上所述，理论界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被理解为办学地域，导致难以解释城市地区也存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其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限定为服务于农村户籍的人，导致概念的外延被缩小；再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内容被误认为主要是农业技术，从而忽视了同样重要的非农业技术。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尝试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定义为：培养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该定义主要包含以下寓意：服务于动态发展的农村、服务于传统及新型职业农民、服务于现代农业。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服务于“三农”的各类人才，从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技能的提升、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推进农村城镇化。
参考文献：
[1]谢革新.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3（20）：1-2.
[2]赵艳红.邯郸市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3]孙连勇，刘冬，王云志.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作用以及存在的困难和应对措施――河北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调查研究报告[J].社会科学论坛，2010（21）：178.
[4]薛路花.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办学模式改革研究――以邢台市农业学校为例[J].职教论坛，2013（19）：42.
[5]董天鹅.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中各级政府责任分工的建议[J].教育导刊，2011（6）：27.
[6]黎瑛，邓娟.对江西面向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析[J].职教论坛，2013（8）：59.
[7]陈胜祥，刘雅晶.阐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谨防若干偏见[J].职教论坛，2014（1）：56.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2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
abstract:withtheenteringofChina’swell-offsocietyofaccesstoChina’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salsofacinganewdevelopmentofthecorrespondingruralareasandfarmersisalsotoaddresstheissueputontheagenda，theCpCCentralCommitteeputforwardthebuildingofnewsocialistruralareasofthehistorictaskthisisnotonlyaresponseto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butalsototheconceptofscientificdevelopmenttoguidetheuseofthepractice.
Keywords: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the"fivebalances";newsocialistcountryside;the"threerural"
前言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胡锦涛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原则，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
首先，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次，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同时遵循自然规律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相协调。为了更好的实践发展观，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这“五个统筹”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具体目标，展示了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人民需要努力做好的近期目标。科学发观展观一经提出，就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全国各地均掀起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广人民群众的心声，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与时俱进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魅力的真实再现，同时也是时展的需要。
二、农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城市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一跃千里，然而相比之下农村则大大的落后，城乡差距日益突显，“三农”问题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农业怎么发展，农村怎么建设，农民怎么致富，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众所周知，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农村占据国家的大部分比例，农民是国家的主要人口，因此，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动摇这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牵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诚然，农民生活有了大大的提高，但是农村的问题仍是层出不穷，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主要有：
首先，农村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农村经济只限于初加工阶段，这造成农村许多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麦秸秆，只是有极少部分用作深加工，而且由于当地没有深加工设备只能运输到外地，大部分则是当作柴烧或者烂掉，如出一辙，玉米秸也是这种命运，即将到手的钱就这样被浪费了；农村产业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农林牧副渔明显失衡，另外，近些年来，良田被占、牧场沙化、滥砍滥伐的现象严重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不平衡的程度，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农民真正要致富切实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切实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关注度。
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而言，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显落后，即使和我国的整个经济状况相比也是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贯强调科技兴农，尽管农民种田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但是，在便民种田方面仍有很大的欠缺。在一些落后的山区，公路、灌溉设施等配备设施依然没有解决。据调查，全国目前仍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的生活、居住、生产条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再次，农村科教卫生大大落后于城市。在农村，对于子女教育费等一些高且又必须的消费，依然有不少的农民支付不起，导致许多孩子失学，辍学；对于农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个极大的缺口，因病致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最终必将影响国家的全面发展。
最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宏观调控更是不到位。集中表现在农民市场意识薄弱，传统计划意识依然占主流，同时互联网等先进媒介在农村得不到推广，信息交流比较差，加之地方政府宏观调控不及时，农民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现在看来，“三农”的滞后发展，影响了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影响了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最终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已经迫在眉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进入21世纪，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根据这一要求，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做出的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更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做出的英明决策，是党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一项历史任务。
1．胡锦涛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是发展重点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更是如此。新农村建设要求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彻底改变农村现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转变看待农村的传统观念。国家发展农村的决心是坚定的，农村面貌在不久必将焕然一新。从目标上来看，这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又包含了对农民收入、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这一目标既包含了农村村貌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高，还包含了农村的党政基层民主建设的改善与提高，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3．新农村建设顺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新农村建设也包含在“五个统筹”的战略部署内，即统筹城乡发展。国家把城乡发展放在第一位，可见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即从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上看，三大产业需要平衡发展，眼前农业明显落后，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一大缺口；从纵向上看，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导致大量人才、资金涌向城市，农村因缺乏人才、科技和资金而愈显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顺应时代的要求，也是党在正确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础上提出的战略举措。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大事，决不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它是每个中国人的事，与我们紧密相关，因此，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共同努力，需要军民合作、党群一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地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不论怎么样，我们期待再次出现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的创举，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从而也壮大国家经济实力。
综上所述，现阶段正是农村发展的大好时机，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原则为农业发展、农村致富、农民增收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今后国家将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但是，“三农”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依靠农民群众自己的努力，农民要力争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建设。总之，农村经济的是否发展及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为此，“三农”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我们每个人付出积极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6）．
[2]宋黔晖，郁建兴．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新华出版社．
[4]理论热点面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3
同志们：
为帮助广大农村妇女学习农业实用技术，提高农村妇女科技素质，增强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市妇联、市农业局在这里联合举办__市万名农村妇女培训工程启动仪式，这是贯彻党的十会议精神，推动发展现代农业；应对金融危机影响，实施全市城乡妇女就业创业行动的一项具体措施。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妇联就__市万名农村妇女培训工程讲几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对搞好农村妇女培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则全局稳。党和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农业，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意见。当前我国农业正进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关键阶段，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没有科学指导、没有科技含量的农业称不上现代农业。从当前我市的农业现状看生产技术还比较传统，科技含量不高，集约化、标准化、规范化程度都比较低。优化利用农业资源，增加农业产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极大地提高农民群众、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水平。妇女是经常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的主体、主力军。实施万名农村妇女培训工程对于提高农村妇女参与发展的能力，培育新型女农民，引领妇女成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意义重大，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又符合农村妇女的致富愿望；既是各级妇联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妇女的职能要求，又是政府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从树立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__市万名农村妇女培训工程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__市万名农村妇女培训工程作为帮助农村妇女增收致富、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切实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二、突出重点，明确任务，全面启动全市万名农村妇女培训工程
今年初，市妇联通过各县区、乡镇妇联在全市进行了一次大型农村妇女培训需求调查摸底，并根据各乡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精心设计了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将联合农业部门组织1万名农村妇女参加实用技术培训，联合劳动保障部门对5000名城乡妇女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同时明确要求各级妇联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因此各级妇联要高度重视，突出重点，明确任务，紧紧抓住两个“围绕”开展培训。一是围绕城乡妇女就业创业需求进行培训。在农业科技培训上，围绕我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重点，进行西红柿、葡萄、食用菌、果树、棉花、桑蚕、养鸡、养牛等特色高效产业发展，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标准化生产技术、动物品种改良、食用菌栽培技术、设施精养、动植物病虫害防治、土地流转等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在城乡妇女就业技能培训上，重点开展技术含量不太高，但就业需求量较大的育婴师、月嫂、厨嫂、保洁员、医院陪护、餐饮服务、建材缝纫、美容美发等家政服务培训。二要紧紧围绕巾帼星火创业基地创建开展培训。坚持面向具有一定科技文化技术素质、致富愿望强烈、想创业和正在创业的致富女能手、女带头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女负责人等农村妇女骨干群体，有针对性地加强现代新知识、新技术、新品种、新技能的培训和创业知识培训，激励并帮助她们创业兴业，带领更多的农村妇女投身现代农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在完成市妇联安排的培训任务的基础上，增加培训内容和班次，使更多的妇女接受培训。每个县区的培训应不少于20__人。要增强培训计划的可操作性，实现时间、地点、人数、培训内容、授课教师、承办单位六个明确，保证计划的如期实施。
三、精心组织、密切配合，保证全市万名农村妇女培训工程顺利完成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4
关键词：陶行知；乡村教师；社会改造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教育的支撑。而作为我国农村地区的教师，仍然局限于传统教书匠的角色，一直缺少着与农村社会应有的互动。陶行知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乡村教师改造农村社会的思想，他指出：“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这些对我们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仍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乡村教师社会改造者角色的建立
陶行知认为要通过教育改造农村社会，首先要实现乡村教师自身角色的转换。教师在社会中扮演着知识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角色，陶行知正是从这两个维度出发，通过对传统乡村教师角色的批判，建立起新的社会环境下乡村教师作为知识人和政治人应有的角色定位。
（一）从“精英知识的传播者”到“大众文化的促进者”
传统的教师观认为，教师的职责在于“代圣人立言”，起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教师成了真理的持有者和标准的诠释者，教师总是以一种思想优势的自恋心态在传播着人类的精英文化。陶行知否定了传统教师的这种精英文化传播者角色的定位。在他看来，教师幻想完全依赖精英知识而充当传递者的角色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他甚至将这些教师的行为称之为“贩卖性质”。
之所以有这种思想，是与他对大众文化在教育中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他认为，“纯”民间文化对于教育而言，它不是点缀或者是对精英文化的修饰，其本身就是教育本身。“大众语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话语，大众文化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文字。”陶行知的这种对大众文化的推崇的思想，是其生活教育思想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的折射，同时也是与他的大众情结和忧患意识分不开的。他认为乡村教师的作用就在于促进这种大众文化的生长和传播。
（二）从“依附性的政治代言人”到“独立性的民主促进者”
陶行知认为，教师要实现乡村社会之改造，仅仅靠文化知识的传播是不够的，教师还应担负起乡村民主建设的重任。他指出：“小学教师应该是民主的酵母，使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发起酵来。”他的这种对乡村教师作为民主促进者角色扮演的强调，虽然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的继承，但其并不是对传统知识分子“传道”者角色的复演。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传道者，只是一种政治社会的代言人，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一切唯“道”是尊。传统的“道”既是他们精神的避难所，也是他们思想的禁锢地。陶行知所倡导的乡村教师作为社会民主的促进者，强调了教师作为政治人角色中独立性的意义。他针对当时社会中农民自身民主意识淡薄的现状，要求乡村教师每到一个地方，都应该“开创民主之先河”。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主张乡村教师首先要拜“老百姓”和“小孩子”为先生，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接受再教育，通过教学生为民主的小先生，让学校变成“发电机”，学生变成连接家庭与学校的“电线”，让民主的光辉照亮每一个家庭。
二、乡村教师改造社会的必备素质
陶行知从知识素养、能力素养和道德素养三个层面对乡村教师自身的素质做出要求，他认为乡村教师应该：“第一要有农夫的身手，第二要有科学的头脑，第三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并指出，“这样的教师，就是好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一）能力素养：农夫的身手
农夫的身手是陶行知对乡村教师的第一位要求。他针对当时乡村教师普遍脱离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认为乡村教师应该要能象农民那样，能劳动，能吃苦，能实干，能和农民一起过乡村生活。这样乡村教师一方面可以了解农民的困苦、和艰难，并且容易做他们的朋友帮助他们；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做点园艺工作，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他认为，这样的教师，在乡下便能立足生根，有用武之地。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老山改为“劳山”，把晓庄师范的大礼堂题名为“犁宫”，大门口写着“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的对联，这些都体现了陶行知提倡的乡村教师要“农民化”的思想。
（二）知识素养：科学的头脑
陶行知要求乡村教师要懂得“近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注重科学实验，在乡村中推广应用科学技术，指导农民种田。”还指出：“小学教师必须拿着科学的火把引导儿童过渡。不懂科学的人，不久便不能做好教师了。”作为一个教师，知识素养是理所当然具有的素质。但是与一般论调不同的是，陶行知所强调的知识并不是指那些精英世界的粉饰性知识，而是指在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具有实践指导性的知识，这是他的实用主义知识观的体现。在晓庄师范的具体教育实践中，陶行知非常重视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授，并开设了农业教学做等课程，还请农业专家到学校亲自教学生耕田种地，组织学生研究园艺和农业科学等。
（三）道德素养：改造社会的精神
改造社会的精神是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社会的思想前提。陶行知认为：“每一个乡村师范毕业生将来能负改造一个乡村的责任”。并且要求，“乡村教师与未来的乡村教师，心里应当有一个‘理想的社会’……要把这个原有社会的恶习惯、坏事情统统把它革除，把我们心中理想的新社会实现出来。”陶行知的一生也都是在为了乡村社会的改造而奋斗和努力着。他主张要把自己和学生变成发动机，拿电力送到每家每户，使每家每户都生发出光明来。这样的教师，“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山生利”。这样的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三、乡村教师参与社会改造的途径
陶行知指出，社会改造离不开教育，“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底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因此，他号召教师应该成为社会改造的灵魂和领导者。具体地说，教师参与社会改造可通过以下途径：
（一）宣传农业科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陶行知针对当时中国农村教育严重脱离农村现实生活需要的状况，提出“教育要与农业携手”。教育与农业携手，教师是关键。他认为乡村教师应该主动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争做农村科技知识的普及者与推广员。具体地说，陶行知认为，首先在教师的培养上应注重培养教师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他以为“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不能训练学生改造眼面前的乡村生活，决不是真正的乡村师范学校。”，他在晓庄师范的试验中，为了让学生能够掌握农业科技知识，把“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作为他的校训，让学生进入农业的第一线，向有经验的农民进行请教，还会请农业科技专家来校讲学。其次，乡村教师一旦拥有了农业科学知识，就应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服务。他主张乡村教师可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科技咨询员和指导者，指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他主张乡村教师应该做农业科技与农民之间的“联络员”。
转贴于（二）弘扬先进文化，启迪农民智慧
要想解决农村问题，经济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文化建设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陶行知针对当时国民愚昧无知的状态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正因为如此，他指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与农民。”这是陶行知改造旧的师范教育的出发点，也是陶行知农村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关于这点，早年的李大钊，胡适等都重视并强调过。如李大钊于1912年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就指出，号召中国青年学习当年俄罗斯青年在农村从事宣传运动的精神，深入农村，沟通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的联系，将现代新文明输入农村，担负起教育农民的使命，并以此作为改造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和重要场所。但是陶行知这里所指的先进文化，不仅仅是指那些精英文化，而更多的是指能够启迪民主，开启国人智慧的大众文化。
（三）参与农村治理，建设民主新农村
在农村，特别是在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教师是属于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他们掌握着先进文化的脉络和发展方向。因此教师参与农村行政治理，有利于使农村的行政工作走向科学化，民主化的道路。陶行知针对当时农村社会的现状，指出：“教师应当成为乡村改造的领导者”。只有教师才是农村中的知识拥有者，因此也只有教师才可能带着农村走向光明和富足。教师参与乡村治理的思想，不是对古代“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简单重复，它是乡村教师实现对农村的改造工作的途径之一，也为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社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因为在农村改造问题上，如果乡村教师不能得到乡村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则教师的社会改造功能的发挥也将削弱了许多。
四、启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三农”问题事关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如何发挥乡村教师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陶行知的乡村教师社会改造观的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以农业为本
陶行知的“教育与农业携手”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也有着弥足珍贵的现实意义。现在的农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农村的现实，农村教育中充斥着的是城市化文明所带来的冲击。他所培养的不是如何教学生去做一名好的农民，而是教人如何去摆脱农村，他让农村的子弟看不起农村。
要想改变农村教育的这种现状，农村教师观念的转变是核心问题。农村教师不应再以城市化文明的传播者自居，而应俯下身来，传播农民乐于接受的文化科学，从而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农村教师应时刻把农业的发展放在心头，并以传递农业科技知识为己任。“农村中学就该姓‘农’！绝不能仅仅送出几个升学的孩子，其他毕业生无一技之长回家！农村中学就应该培养懂技术、善经营、能从事产业化生产的新农民。”要想做到这些，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村教师要具有扎根于农村的精神。只有农村教师扎根于农村，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够服务于农村建设和发展。
（二）与农民为友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突出的问题之一。农民问题存在着许多方面，但是最突出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提升农民的精神素养问题。无疑，农村教师作为农村中的文化阶层对这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村教师可以为农民传播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要提升农民的素养，农村教师可以为农民传递先进的文化理念。但是农村教师要做到所有这一切，前提是应与农民成为朋友。正如陶行知当年所言，农村教师只有做农民的朋友，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
与农民为友，就是要农村教师脱下千百年来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代表的外衣，而主动去接近农民，了解农民的疾苦和需求，与农民作兄弟。与农民为友，就是要农村教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看问题，要想农民之所想，为农民朋友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争做农民兄弟的代言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现代农民赋予了新的涵义，现代农民不仅要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而且还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做一个学习型的农民。这些，都有赖于农村教师依靠自身的文化优势去加以实现。
（三）为农村服务
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及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说，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十分清晰，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既包含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升，还包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透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与知识的获得与发展无法割裂。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5
（一）乡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素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赖以形成的重要根基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积淀的历史文化成果。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成果主要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中国社会步入工业文明的历程很短，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大量存在于乡村，珍贵文化遗产大量保存于乡村，特色文化人才大量生活于乡村。新中国建立以来，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借助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借助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共享的环境，快速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并疾速奔向生态文明时代。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将乡村文化笼统定位于落后保守的观念受到挑战，农业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下的宁静、淡泊、亲情、友善等文化观念产生了新的时代价值。中国作为“后现代”国家，在追赶“前现代”国家的进程中，由于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很多，留下的文化“现代病”自然也就更多。中华文化有自己厚重独特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西方学者也看到：“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今天看来，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中，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依据，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农民及其乡村生活中保留得最为完整。如果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可能主要依靠城市文化、精英文化，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可能更需要乡村文化、大众文化。繁荣和发展需要相互支撑，大繁荣大发展需要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双轮驱动。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充分挖掘和运用乡村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就更有希望在文化发展中实现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蓝图，同时也让中国乡村文化“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形成了新的活力，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元素和体现。
（二）乡村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导和灵魂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有部分农民群众实践探索先行的特点，但总体来说，农村的改革开放还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稳步推进的。这就产生了三种文化先导力量：一是少数先行探索者的实践凝聚成一种精神力量，影响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行动、浙江温州的“王事件”就转化为一种精神文化力量。二是党和政府部门及理论工作者将农民群众的实践探索经验上升到政策和理论层面，引导农民群众的实践。如党中央“一号文件”具有浓厚的精神文化韵味，既是“定心丸”又是“兴奋剂”。而费孝通、吴敬琏、厉以宁等学者的理论观点则让农民增强了对改革与发展的信心。三是城乡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量乡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这些源自基层的探索实践、源自领导层的文化理论、源自学者的思想观点、源自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成果汇聚到乡村，影响着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规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品质和格调。
（三）乡村文化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发展的根基和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说：“农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他们的眼界比以前开阔多了，已经不同于那种个体经济的小天地所局限的农民，不同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描写的被自然经济封闭起来的农民。”新时期的中国农民身处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其发展与乡村文化的发展联系更加密切。农民必须在乡村文化发展中获得必要的教育基础、道德素质、知识技能、市场分析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也要从乡村文化中获取这些能力，而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世界的农民更要从乡村文化中获取这些能力，这是新时期农民发展的重要根基。乡村文化中不断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乡村文化中不断树立的各类勤劳致富事例和思想道德先进典型、乡村文化中不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象都会成为让农民发展进步的推动力量。乡村文化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发展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动力。伴随着中国的进步和乡村的发展，乡村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实需求的强烈呼唤。
二、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一）政治主导性与价值多元性相结合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根本要求，始终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主导着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同志式的关系，等等。”1982年召开的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马列主义思想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引导农民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村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目的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教育农民自觉抵制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破除封建迷信，克服社会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可以说，新时期农村文化的政治主导性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来自西方及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宗教思想、生活方式借助人员交流和现代媒体大量进入农村，影响着乡村农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乡村不断挖掘整理传统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在国学热影响下，乡村中的传统习俗、传统艺术和传统观念得到重视，传统的价值追求在一部分人中开始受到尊崇，尤其是在山东、陕西、河南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地区更是如此。乡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价值多元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新时期乡村文化走出了建国后特别是“左”倾时期的单一状况。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与主流地位与多元价值处在并存和不断交流、交融甚至交锋过程中。总之，政治主导性与价值多元性相结合是新时期乡村文化的首要特点。
（二）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多变性相结合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从未中断，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在新时期中国的乡村文化中体现得更加充分。近代以来的“西化”理论在城市中的影响更大，工业文明在城市中推进更快。而中国乡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与“西化”的相对疏离性说明中国乡村文化有原始文明的印记，有农业文明的深厚基础，又受到工业文明的影响；有古代文化传统的底蕴，有现代革命文化的浸染，也受到当代市场文化的熏陶。从宏观视野看，中国乡村文化保持了较好的历史连续性。这种历史连续性，不仅体现在乡村物质性的文化形态上，更体现在广大农民这一文化承载主体身上。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大批优秀中国农民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于一身。同时，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伴随着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巨变呈现快速多变的态势。由以革命政治文化色彩为主到以建设和谐文化为主、由羡慕模仿西方文化到恢复倡扬传统文化、由对自我文化的质疑彷徨到对中国特色文化的自觉自信，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惊人。中华文化顺变、求道、自强的品格在乡村文化中得到充分展现。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多变性相结合是新时期乡村文化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也印证了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的观点。
（三）外在帮扶性与内在自主性相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国后加速工业化的急迫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差别。进入新时期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和政府一直在实施对农村文化的帮扶政策，从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农村科技大篷车到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再到建立城乡联动机制、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无不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外在帮扶，这是加速乡村文化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有艰苦奋斗传统、独立自主精神和探索创新能力的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环境下，也在独立发展自己的乡村文化。早在改革初期，农村中的文化艺术人才就开始自发地建立自己的团队或组织，开展多种文娱活动。部分农村文化青年开始在业余时间集结起来进行文化艺术的学习交流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乡村中部分学习承袭传统技艺的人才开始以自己的成果或产品走入文化市场。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民的自办文化开展得有声有色，出现了一批气势宏伟的如横店影视城这类文化企业。进入新世纪，部分地区农民开始“种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还走进城镇，把欢乐带给市民。外在帮扶性与内在自主性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不断结合，这是乡村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三、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
（一）乡村文化进步存在思想认识的相对滞后性当代许多学者认为，相对于现代文明、城市文化，传统的乡村文化具有历史的落后性，农民是需要改造的群体，乡村文化需要彻底变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揭示和肯定了乡村文化中的革命性因素，这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国后号召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思想根源。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革命的传统意义渐失，乡村文化的先进性元素及其依据是否还存在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化”所唤起的对乡村的重新关注与对“农民文化复兴”的期待，面对世界各类地区“小农”的强大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学者们发出“无论认识农民还是改造农民，都需要有新思维”的呼声。随着思想的更新与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勤俭勤奋的“农民理性”，看到中国乡村文化的自由创造空间（不同于西欧和俄罗斯乡村文化的“农奴性”，中国乡村文化历史积淀的自由性比较多），认识到乡村文化的生态性、田园性、人本性，看到以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但总体而言，相对于乡村经济和乡村政治来说，对乡村文化的思想认识存在滞后性；相对于乡村文化的实践来说也有相对滞后性。其中最根本的是对乡村文化先进性内涵的肯定不足，常常以“政治思想”替代或弱化思想、观念、习俗等，使生活在乡村文化中的农民文化自信力不足，文化自觉心不强。
（二）乡村文化建设存在性质结构的相对失调性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大背景下展开的。总体来说，乡村文化的性质和结构是明确而清晰的，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传统文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文化。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偏差。从时间上看，在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刚刚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文化实践中将“引导农民逐步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克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452的问题看得很重，对悠久的乡村传统文化和部分近现代革命文化的认识和继承还不够到位，对部分西方文化还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甚至敌视。在盲目的“思想解放”过程中，乡村腐朽落后文化开始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活动以各种方式甚至打着“科学”的旗号大行其道。西方文化或在有意的政治操控下，或在无意的经济交往中，以强劲的势头向中国乡村侵袭，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艺作品、宗教活动不断冲击着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科学结构体系。从地域上看，情况则更为复杂。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多，国际经济文化交流较多，但部分地区对寺院、道观、教堂建设的热情偏高，“礼佛”、“信主”、“求道”成了一部分人的重要精神生活内容。在中西部偏远落后地区，“求神”、“算命”、“敬鬼”的习俗抬头。这些情况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性质和结构。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性质结构的相对失调问题在部分地区十分突出，性质不同、方向不同的文化内容“杂处”于部分乡村之中。
（三）乡村文化发展存在社会主体的相对被动性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是生活居住于乡村的广大居民。我们可以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将乡村居民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现在也有大量位于乡村的企业工人），这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主体；二是乡村知识分子（主要是体制内的教师、医生、农技人员、乡村文化工作者，也适当包含体制外的有各类科学文化知识的文化艺术人才），这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主体；三是乡村干部，这是乡村文化发展的特定主体。对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的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在新时期，我们虽然也一直强调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却常常把重心放到抓得住、看得见、数得清的“三下乡”活动上，而对“抓不住”、“看不见”、“数不清”的普通农民的文化活动关注不到位。我们对来自城市知识分子（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及其各类下乡活动宣传和重视程度较高，对乡村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作用重视不够②。乡村文化建设核心主体的主动性没有充分激发出来。在实际的乡村文化工作中，居住于乡村的干部常常以听从上级指示、落实上级政策为主，领导和创造独特乡村文化的自主空间也受到限制。乡村文化发展中各类社会主体存在程度不同的被动状态，也没有将农村文化与农民文化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的统一性，忽视了文化的个体性。
四、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前景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
（一）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将协调推进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文化继承传统、融入世界的进度和程度都不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的文化自觉能力和文化发展愿望都在快速提升，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差距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的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是8.7倍，2011年的差距依然达到6.7倍。未来的城乡文化协调推进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党和政府已经开始积极着手解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认为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又单独列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内容。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从自下而上的农村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趋势看，有几种情况已经非常清晰。一是2.6亿多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已经开始加速市民化，在沿海发达地区进展速度更快，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和文化追求更是和市民趋同。二是大批农民在城镇购房实现了“城居化”，文化生活逐步市民化，这是数量仍在不断增加的一大社会群体。三是出现部分市民“村居化”，这些深入农村的市民在感受乡村文化的同时，也将城市文化带到农村，影响农民的文化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文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制约城乡文化的技术、设施、人才、政策等不利因素在逐步减少，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协调推进的局面在逐步形成。
（二）请进来与走出去将并行发展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再表明，中国农民中不仅蕴含着革命和改革的文化力量，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发展基因，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将农民文化置于落后保守的位置上来看待。我们要看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守道顺变的民族文化精神在农民身上有不绝的传承。在新世纪，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在不断发生着现代转化，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正逐步形成农民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目前甚至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农村文化仍将处于相对落后地位，在部分边远地区、贫困山区更是如此。所以党和政府实施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仍将持续推行并经常化，农民的文化发展仍将得到城市、政府及外部帮扶，这是农民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农民借助传统文化，挖掘地域文化及村庄文化创造出来的具有乡土韵味和农民风味的文化成果也将大量涌现，并且这种动力和条件越来越强大和充分，这既有源自农民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需求，也有文化市场完善扩展的外在经济利益驱动，还有政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推动。现在，农民们自己“播种”出来的文化成果越来越多，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层次多样。从农家文化大院，城镇文化娱乐场所，直到“春晚”舞台，都有农民文化创造的成果展现。农民既然“种”出众多的文化果实，他们就不愿也不能“独享”，必然要走出乡村，走进城市甚至走向世界，让大家来“共享”。我们在乡村、在旅游市场看到种类丰富的具有农家风情的手工艺品、在演艺场看到农民原生态的演出、在国内外大中城市看到有中国农村特色的文艺节目必将越来越多。当然，在农民文化送出去的过程中，更多的还应是农民将城市文化、精英文化请进来，是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并行推进。进一步说，可能是请进来、走进来、引进来、拿进来与送出去、走出去、带出去、选出去的多层面融合。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6
关键词：农机购置补贴；农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4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3）-24-52-1
没有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农业的今天，农业机械化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农机购置补贴的出现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国家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是对农民农业生产的支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有效进行，促进了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1农业机械化已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农业机械的发展有效地改变了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庭院经济，基本上取代了人和畜力而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农业机械逐渐向科技型、节能型、环保型、多功能型和大型复式方向转变，有效地改变了农机单一和机械动力占比重小的落后局面。
在农业机械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农业机械的高科技含量也有了大幅度上升。不仅大大地改变了各乡镇及村社过去小型、轻型农机具繁、杂、多，而大中型、先进型农机具少，新型中高档型农机具更少的这一不协调现象，而且解决了过去由农业机械作业水平低、速度慢、机具质量劣、假、废等诸多原因而导致的农业减产、少产、不产的问题。
现代农业机械都在向高科技和高含金量领域快速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重视“三农”，服务于民
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家已经实施了农业购置补贴的惠农政策，就是为了有效的促进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工作的有效、有序进行。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实施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切，还体现了地方各级政府服务于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宗旨。政府部门要上下各部门积极全力配合和支持农业及农业机械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实施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这项惠民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是调动了农民购置和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二是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与使用，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三是有力地振兴了农机事业的发展；四是既振兴了农村农贸市场的经济，丰富了农村市场的新气象、新活力，又带动了农民的消费，有力的拓宽了农机服务领域及相关产业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增加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3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使农机大户和专业化合作组织的数量都有了明显增加的同时，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得到了日益扩大。农民和机械大户之间实现了双赢的局面，走上了共同致富之路，搭上了奔小康的快车。
这一政策推进了农业由规模化向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方面的转变，实现了从传统落后的农业观向现代化农业观的转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改善农业装备结构、提高农机化水平、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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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7
关键词：农村教育；成就；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5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90-02
我国农村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并有效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贫穷落后的状态仍需改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农村人才不足，农民文化水平有待提高。生产力包括三个方面：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人作为生产力中活跃的因素，不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离不开农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农村教育则是提高广大农民整体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教育的含义
1.教育的含义
教育的含义：“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使之在知识、技能、思想品德、身体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活动。”
2.农村教育的含义
农村教育的含义：“农村教育分为广义的农村教育和狭义的农村教育，广义的农村教育是指所有县和县以下的教育，这种教育称之为行政意义上的农村教育；狭义的农村教育是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和县以下的教育，这种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教育。”
二、农村教育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农村教育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下将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杨家庄乡为例进行研究。该乡是一个农村乡镇，农村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但劳动力的素质并不是太高，大都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而人是生产力中活跃的因素，因此农民素质的高低对农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家庄乡有十四个行政村，全乡共有适龄上学儿童1340人，现有初中一所即杨家庄中学：教师42名，学生497人，以及4所中心小学。
1.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教育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乡在党中央政策的大力号召下，努力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农村的人口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就以杨家庄乡为例，很多贫困的人口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农村教师的工资有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一大批民办教师转正，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热情；许多家长也转变了以前的教育观念，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而不是简单地从事重体力劳动。
2.新时期农村教育的成就
新时期，杨家庄乡的教育有了明显的变化，办学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国家实施了撤点并校的政策，由以前的14个小学变成了现在的4所中心小学，在国家财政的支持和当地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初中和4所中心小学的教学楼都是近年来新建的或是翻新的，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内部结构的设置都十分合理美观，改变了我们上学时的破旧面貌；农村的教育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杨家庄乡也不例外，人们从不同的渠道完成自己的学业，特别是国家减免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对于农民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好事，不仅让许多家庭贫困的孩子能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三、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
成绩是显著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家乡教育存在的问题，为家乡教育的更好发展积极献言献策。
1.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在教育经费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困难。由于农村教育主要是依靠乡镇政府的财政拨款以及各行政村的教育投入，但是杨家庄乡的经济并不发达，就杨家庄乡农村教育反映的现实情况而言，与城市中学相比相差甚远，使得大量学生向城镇集结，使农村学校生源减少，更加重了办学的困难，必然不利于学校的良性运转。
2.农村教师水平有待提高
杨家庄乡教师人数偏少，在该乡小学，一个教师要负责两个班以上的教学任务，教师的专业性不强，不利于孩子的兴趣爱好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同时由于他们的所受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他们的教学能力很难适应新形势下课程改革的变化，一些教师虽然上课热情奔放，富有激情，但缺乏教学经验；由于农村教师工资和福利都比较低，他们付出的努力与回报不成正比，他们可能会向福利高、工资高、办学条件好的城镇流动。
3.农村教育投入比例不合理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农村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减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学费，修建了学校教学楼和学生的公寓楼。但是在学校的软件设施，教师的福利待遇，教师的培训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这就必然会影响农村学校办学质量的提升，就高垴庄中心小学而言，虽然新建了教学楼，但是缺乏必要的电脑多媒体设备，教师也没有得到相应培训。
4.农村教育观念比较落后
农村中的辍学现象时有发生，众所周知，初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期，叛逆心理比较强，听不得不同意见，受不了老师的批评，扰乱课堂秩序，使得教学活动无法进行，这是其一；在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下，加之一些教师的管理方式粗暴，使得农村一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下降，这就使一部分学生辍学。
四、农村教育发展对策
1.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范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样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以县乡政府为主来搞农村教育，这就使得教育经费来源相对狭窄。像杨家庄乡这样工业基础薄弱，土地资源贫瘠，经济状况落后的乡镇来说，资金本身就十分匮乏，对教育的投入更是少之甚少，与其他乡镇的差距不断拉大，只能保证学校低水平的正常运转，所以中央和省市政府应当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使用和改革，高度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在学校硬件和软件设施的配备方面，都应当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以改变其现状；基层乡镇和各个行政村村民自治委员会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和提高使用效率。政府应从各方筹集资金和节省资金，通过招商引资和争取外来赞助来发展乡镇经济，改善办学条件.
2.农村经济组织支持农村教育
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农村经济组织应当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农村经济组织要想更好的发展，不被时代所淘汰，同样是需要高科技人才，同样需要有素质的管理者，实行企业的改革重组。我们知道人才的发展要靠教育，所以说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乡镇企业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资助那些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同学，每年给当地学校资助适当的资金，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那么家乡教育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3.农村家长要重视教育，学生要增强上学意识
农村的学生同城市孩子一样，少年情感的两极性特征也极为明显，一方面，他们的情感日益丰满深刻，另一方面，他们的情感是敏感的、强烈的，又是脆弱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青少年虽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化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掌握知识的重要性，要增强自身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提高我们自我教育的能力，多看一些立志的书籍，影视作品，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汲取民族英雄、世界伟人、革命先烈等英雄身上的精神力量。
农村家长要给予农村教育以高度的重视，家庭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家庭是我们出生后的第一个环境，家长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孟母三迁的典故给予我们的启示足以证明：家长对我们性格的塑造、习惯的培养等方面有着其他教育环境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孩子的学业生涯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农村大多数家长的学历层次都不很高，但是他们都还想在孩子身上圆自己的成才之梦，因此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的重视度还是极高的，但是农村的辍学现象还是存在的，我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4.优化农村师资力量
教师是教育的实施者，教师的实践客体是学生，还包括一定的实践手段环境，所以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应当发挥其积极作用，使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完成，教育活动是其规律的，一定要使每个教师在其工作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继续贯彻落实国家的撤点并校政策，这样可以弥补教师资源不足的现状，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在聘用教师时一定要做好严格的教师资格审核考察制度，建立教师职业准入制度，保证农村教育的更好发展；师范院校的学生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省培国陪计划”、“顶岗支教”的号召，到基层学校去支援农村教育，那么作为一名师范生我们应有回报家乡的情怀，支援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
5.农村教育发挥地方特色
农村教育要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积极发挥地方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要改变城乡统一的办学模式，将精英教育或是应试教育转移到兼顾升学和培养农村建设人才轨道上来，建立农村的教育体系，使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们应提高农村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精神面貌，使他们适应时代的发展。农村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实践课，学校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与学校附近的工厂、企业、农业科研机构共建学习实验基地，增加农村学生教育的内容，实现开放式和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做到“因材施教”，对积极参加职业教育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
总而言之，农村教育在党中央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关注下，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和地方风俗等方面的原因，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的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重视，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形成中央带动地方，城市支持农村的良好局面，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农村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忠康.教育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2]陈敬朴.农村教育概念的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1）.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8
关键词：文化经济；新农村建设；崭新契机；发展模式
一、文化经济：新农村建设的新起点
农村，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为主业的社会区域，曾在农耕经济时代因拥有当时的核心生产要素土地等自然力而占据着历史的中心，尔后随着工业经济时代的降临，在资本的驱动与机器的轰鸣声中这位煊赫于传统社会的历史主角则逐渐趋于沉寂，工业文明铸造的城乡二元格局终于使农村被边缘化了。中国社会变迁中屡屡掀起的农村复兴都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当下蓬勃展开的新农村建设亦遭遇不同以往的历史境遇。，站在经济形态的时代坐标中考察，此次再次启动的农村复兴运动，不期而遇的新历史起点，就是一个被称为文化经济的新时代的到来。文化经济，按照提出和接受这一时代命题的学者们的观点，就是一种以文化内容为主导，以人文精神为先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托和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1]。这样的经济形态构置的时代，较之于以往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和时代特征：
首先，文化经济是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中，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已不再是自然力、机器和资本，也不仅仅是知识与技术，而是人文精神与知识、技术的有机结合即一种文化力，这种文化力以其人文品格和科技含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其次，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乃至一体化。文化资源与其它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彼此互相渗透、互为条件、优化发展，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这种互动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动力。最后，文化经济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经济。文化经济与科学发展观高度契合，都强调在物质增长的同时突出人的价值，在经济发展中张扬人文精神。文化经济是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其内容构成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而且还吸纳了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
二、新农村建设应确立文化经济的发展模式
第一，发展文化经济，有助于塑造新型农民，并且以此来有效组织和动员农民，夯实新农村建设的根基。塑造新型农民，全面提升农民的各项文化素质尤其是科技素质、人文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因为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如果没有他们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没有适应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型农民的成长；如果农民群体这一主体力量不能得到有效的组织和动员，新农村建设就将缺乏根本的支撑。从现实来看，相对偏低的农民素质长期以来即成为阻碍农村复兴的瓶颈，一直制约着先进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制约着农村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制约着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可以说，农民文化素质的相对落后与其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矛盾，是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一大主要矛盾。农民文化进程的快慢，也将在根本上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第二，发展文化经济，可激活农村经济，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发展动力。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经济升级增长和农民持续增收。而此任务的完成，除了尚须进一步理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外，当前则应抓住文化经济兴起的时代契机，将农村经济纳入文化经济的发展轨道，推动农村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应当看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缺乏活力、动力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未能充分发挥文化之于经济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更未能建立一个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总体上，我国广大农村还是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农村文化建设还相对滞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滑坡。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缺失了文化因素的注入和支撑，农业产业结构迟迟不能升级，现代农业在我国远未发展成熟，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对于农业的贡献率严重偏低，许多农产品科技含量严重不足。
第三，发展文化经济，方可切实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成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按照当前的部署，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显然这是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涵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多重内容、体现出全面性、综合性、协调性的目标系统。它表明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非农村某个领域与环节的局部发展和建设，它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涉及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既包括农村经济建设，又涉及农村文化建设；既包括农村生产方式的改革，又涉及到农民生活方式以及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尤其紧要的是这些目标内容之间还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换言之，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的是农村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的发展。那种将新农村建设等同和简化为新村庄的建设，可以说完全与此目标，背道而驰，那种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而导致的富了口袋、穷了脑袋的农民决不是新农村建设所要的新型农民，那种将农村经济增长建立在破坏农村自然环境、恶化农村人文生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也不是新农村建设所要的经济发展。
最后需要予以说明的是，作为当代社会孕育出的崭新经济形态，文化经济之于古老的农村地区，是否如一些人所怀疑的，还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阳春白雪？我们的回答恰恰相反，其一，农业是一个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农业生产对象的生命性特征决定了农业生产时间中人的劳动时间只占其中一部分，这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就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和闲置的劳动力，这无疑为在农村发展文化经济提供了可能。其二，由于漫长的文化积累和历史沉淀，我国广大农村蕴含着丰富和深厚的文化资源，这些极具文化底蕴、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烈乡土气息的民间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可谓取之不尽，用之已竭，这无疑又使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文化经济获得了先决条件。其三，文化经济本身虽然要求高度发达的高新技术，但又不完全依赖它，文化经济强调的是通过优化配置与合理使用文化资源，实现文化经济一体化，以文化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文化经济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不仅可在充分知识化、高科技化的发达地区发展，而且亦可在不发达地区发展，对于像农村这样经济技术虽然陈旧落后但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尤为切合。
作者单位：萍乡高等专科学院
参考文献：
[1]谢名家.迎接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n].光明日报，2006-5-15.
[2]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1：26-27.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9
在前工业社会，几乎一切土地都是农业土地，农村与城市的分际线是如此分明，以致我们只能认为城市不过是农村汪洋大海中的孤岛，甚至是一叶扁舟。城镇是行政中心、权力中心，有时起集市贸易的作用，但经济生活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战场在广袤的农村，其基本的构架主要以封建宗法的地主所有制经济作为支撑。如果农业和农村出现问题，则城镇将失去其重心和稳定，社会就要陷入持续的紧张状态。进入工业社会，城市急速扩张，农村土地制度不管从前是多么的稳固，一样要受到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侵蚀，其所有权结构将在需求诱致的巨大压力下发生改变，城市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将以各种方式与土地结合，形成形式不一的经济组织，农业将失去其主流地位而变成城市资本的附庸。对此，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刻画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中国工业化伴随着而且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变，也必然造成城镇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农村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农业工业化、农村居民市民化而逐步发生、蔓延并扩大。这意味着城市和农村社会成员的绝对权利和相对权利都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进而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转型是一个逐步深化的宪政过程，对中国来说，则是社会主义的宪政过程。社会主义的宪政过程就是社会成员间的权利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实现人人参与的政治利益的分享过程，当然也是一个寻找效率与公平“分际点”的过程。
中国发生了什么
中国发生了什么？近百年来中国是在动乱、革命和建设中度过的，与此相关的是它的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土地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农村土地改革。自秦汉以来，中国摆脱了分封制，实行的是封建地主制，后一种制度延续了两千余年。
有人说，1949年结束的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是革命党带领农民和工人阶级推翻封建地主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平均地权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与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既有民主革命色彩，又有社会主义革命成分。前者是指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后者则在前者基础上向土地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过渡。正是因为这个“过渡”，才出现了50年中期开始的新的土地改革，即把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式经济改造成土地集体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79年，中国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把集中使用的土地化整为零，构建起了以家户为单位的小农式的经济体制，当然，农地仍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则划归每家每户，这意味着集体保有所有权，而农户获得永佃权。
要指出的问题是：许多学者把家庭承包制对人民公社制的替代，仅仅看作是由于前者在绩效上占优，而导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战胜了“无效的或低效的经济组织”的结果。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缺乏坚实的经济学分析基础。
原因有二：（1）联产承包制能获得市场的高能激励，但这种微型的经济组织又将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率和范围经济的丧失。上世纪90年代农村公共品如农田水利设施的废弃以及三农问题，使绝大多数农村再次陷入相对贫困状态，正是联产承包制无法有效组织生产造成的。（2）许多研究者异口同声地说联产承包制在农业生产绩效上优于农村人民公社，其基本的依据是前者的委托成本低，后者由于规模大而导致监督问题，因此，必须用原子式的小农经济结构取代规模化的农村人民公社。这种判断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逻辑困境。首先，许多特大型企业，如日本丰田公司、中国联想公司，都不会因为规模巨大出现委托问题而受到像对人民公社制度的那种“效率指责”，更何况人民公社制度并非以公社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基本的制度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远小于城市工商企业的一般规模。另外，近十多年来，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劳力出外打工，仅有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尽管中国农业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传统农业的产出量并未因此出现致命的缩减，这意味着通过改进监督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用原子式的联产承包制取代农村人民公社制，在理论和经验意义上均找不到充足的理由。
面对这种情形，不少学者又开出一打“药方”，其中最重要的一剂药方就是彻底改革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还地于民”，即在农村进行他们所称的第二次土地改革，用农地产权的私有制度取代现今仍流行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农户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仍属于集体所有。要变集体所有为家庭或农户所有，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和农业均要面临一场深刻的土地革命。诸多学者之所以认为这场革命必要，原因在于它能赋予农户以完整的产权，农民将以个人的需要和好恶来决定土地产权的流转，作为理性人，他们能从中获得土地经营或交易所带来的最大好处，还能规避城市化造成的失地风险，因为拥有完整产权的农户具有充分的谈判能力。
显然，这是另一种乌托邦，以为农地私有化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所有问题，这里的分析逻辑有两个致命偏误：一是缺乏历史逻辑。无论人民公社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们都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基础上，前者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后者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准备了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以至于在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中国越过德国、日本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二是缺乏经济效率逻辑。如上文所述，小农式经济结构讲究精耕细作，能够产生市场高能激励，委托成本低。但由于缺乏组织，而无法在农业内部发展出专业化和分工经济，以致达不到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范围经济和规模效率，传统农业无法有效地向现代农业转型。近30多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状况充分证明了这个判断。如果农地彻底私有化，其本质仍是小农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固有矛盾依然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转贴于
两种农民、两种土地①与农业改革取向
有学者称，农地私有化的目的就在于为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提供产权（制度）基础，因为农地私有化在政策上至少可产生如下边际性效果：其一，农地私有化可以使农户在土地交易中得到地租溢价，农民藉此拥有财产性收入。其二，由于产权明晰，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将是唯一交易主体，可减少交易成本。其三，便于城市资本投向农村，农地与资本结合将导致农业革命，进而促进城市化。
上述论点所显示的逻辑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取决于人们对农村土地性质的基本估计。在中国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浙江，本文由收集整理人多地少造成的“人地紧张”迫使更多的农户选择了农业之外的产业。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里的农民就活跃在小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上，由于当时的短缺经济使整个市场具有卖方市场的性质，因此小商品的生产、销售为浙江的农民积累了相当的资本。随着市场的扩大，小商品、小商业和地下金融从农业内部分离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一种替代农业的工商业和地下货币金融体系。随着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竞争加剧，更有市场前景的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服装业等又从小商品、小商业的经济体系中发展出来，这势必对传统农业造成冲击。急速的工业化将引导城镇化，而不断扩张的城镇化又将渗透到农村内部，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与工商业配套的现代农业，农村社会也因此越来越城镇化、社区化、非人格化②。
浙江的农业并未完全现代化，但浙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却解决了浙江农业人多地少的矛盾，这意味着工业化是农村社会转型的关键性因素。但浙江农业可以不通过农业现代化而实现农村社会转型，并不意味着整个中国也可以此方式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改造，更不意味着整个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可以忽略农业现代化。浙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农村社会不用经过农业现代化过程而能够实现农村社会转型，是因为它的农业发展之不足可以从国内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中得到弥补，其他农业省区可以为浙江输送农产品以应付浙江日益扩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浙江的经验虽然弥足珍贵但无法在其他省区简单复制。
浙江的许多农村离“工业发展区”较近，或者离“经济发达中心区”很近③，因此它的农地可交易性和潜在交易频率均很高，农村土地的预期地租也很高。由于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拉动周边的地价，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转让（流转）的预期价格才使农民有可能获得丰厚的“（级差）地租”。类似的情况在广东等沿海地区以及大都市的郊区同样存在。
反观贵州、四川、云南等山区的农地，由于它们远离城市或经济中心区，在未来可预期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缺乏开发价值，没有可交易性，因此无法产生因为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级差地租。结果，这些地区的农业不可能通过自身积累而获得向现代农业转型所需要的资本，又由于传统农业是弱质农业，缺乏竞争力，预期平均利润率低，也无法吸引外来资本进入传统农业。
这意味着有两种土地、两种农民。相应地，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1：农村土地价值取决于它离贸易中心的距离，越近者越易得到开发，其可交易性越高，预期级差地租越高，反之越低直至为零。
由此推知，一定存在与两种土地相对应的两种农民，即身处沿海发达地区或经济中心区的农民和身处欠发达地区、远离城市或经济中心区的农民。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前者所拥有土地的预期级差地租高，后者所拥有土地的预期级差地租低；前者更愿意通过地权交易获得高额的地租溢价，后者即使存在交易机会也难以获得所期望的级差地租溢价；前者更多的将因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而产生交易意愿，后者更多的将因为非工业化、非城镇化因素而产生交易意愿，两种意愿诱致下的农地流转将导致预期级差地租收益的巨大的差异性结果。
上述分析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理论推断，实际上它们已经被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及其后果所反复证实。给定前文所述的农地可交易性（即农地可交易程度）和农民在农地可交易性确定后能够从土地交易中获得预期的级差地租，可以推知农地私有化的经济后果和政治社会学含义。对那些在相当长的时期无法纳入工业化、城镇化的农村土地，土地的交易价值很低，尽管仍可获得由土地所有权决定并由土地所有者享有的绝对地租，以及由于土地肥瘦而导致的自然性级差地租④，两者之和大体等于这些土地的平均产出与平均价格之乘积。这意味着，在贸易半径很大即远离经济中心区的农村，即使实行了农地私有化，也只有两种可以预计的结果：
其一是有市无价。这里的经济含义是指，对远离经济中心区的农村土地而言，即使存在土地流转，其流转价格也必然很低，主要原因在于此种情况下土地流转与工业化、城镇化无关，只是土地的重新配置，并没有改变农业生产的小农经济形态。其二是有价无市。如果远离经济中心区，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并不能带来由于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高额级差地租，那么即使农地完全私有，可以自由转让，也会因为转让价格过低而使许多农户宁可抛荒土地也不愿转让土地。
以上两种情形在远离城市和经济中心区的农村同时存在，表面看起来正好相反，在逻辑上实质是等同的，因为有市无价和有价无市都源于农地的可交易性太低，而交易性低又因为贸易半径过长。至此，我们又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如果贸易半径足够长，甚至具有“长到极处”的“数学含义”⑤，则无论农地（改革）是否实行私有化，农地产权交易都不会给农民带来高于农地平均产出与农产品平均价格相乘的自然级差地租，其结果就是，农地私有化不会给农民的实质经济地位带来任何福利改进。
当我们了解到客观存在的两种土地和两种农民，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政治经济含义和福利含义之后，就可推知农地产权私有化的制度后果及其改革效应决非鼓吹者所期望得那样大。命题2是给定条件下的“不相关定理”，该定理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清楚显示了对于一个贸易半径足够长的农村地区来说，实施农地私有化策略与保留现行农地产权的制度安排在结果上并无区别，因此，核心的问题是要尽可能均衡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变远离贸易中心的传统农业为融进城市工商业金融业，并成为其中重要一环的现代农业。这意味着中国农业改革的方向不在于农地产权的私有化，而在于农业与农村的组织化和社区化。转贴于
农村土地与社会主义宪政
平心而论，如果农村的贸易半径不长，即处在经济中心区或城市群的边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而不断地卷入到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深化和扩展中，其地值将急剧上升，农地交易（流转）将带来高额级差地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高额级差地租进行合理的分割。
鼓吹农地私有化的学者认为，恰恰由地权决定的剩余分配比例会伤害农民，使后者得不到必要补偿，以致无法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型。基于此，农地私有化才变得十分关键而必要。但正如前文所述，江浙和广东地区并没有推行农地私有化，却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展迅速，能够吸纳更多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与此同时，工商业的剩余资金也会流向农村，从而使这些地区的农村日益城镇化和社区化。天津市郊区或郊县的农民也因为工业化进展迅速，而得到远超过农业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超额补偿，那里的农民也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从村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
相反的情形，如江西、湖南、河南、贵州、四川和西北的大部分农村，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远落后于城市工商业，仍旧以小农式的经济结构和自然村落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其原因前文也反复证明，如果贸易半径足够长，农地产权交易并不会给农民带来高于平均产出与农产品平均价格相乘的自然级差地租，则传统农业无法向现代农业“收敛”，农村的自然村落无法向社区“转型”。如此看来，农地是否私有化并非关键，而其他两个因素却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第一个因素是贸易半径，第二个因素是农村社会经济组织与合作。
当把以上两个因素放在一起讨论时，人们一定会产生如下疑问：对那些远离城市或经济中心区的农村而言，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边缘化，并融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农民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是应当被边缘化的人群，还是应当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主体？
对于远离城市和经济中心区的农村来说，由于农地私有化的改革并不能给农民带来预期的高额级差地租；农地流转或土地交易价格无法补偿失地农民进城所需的迁移成本、居住成本以及在城市能够持续性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本的“投入成本”；农地缺乏可交易性而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城市资本或外来资本用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从而无法有效地推进农村社区化和农业现代化。因此，在可预计的将来，农地私有化的改革措施既非唯一选择，更非最优选择。
这意味着，对那些远离城市和经济中心区的农村来说，要避免边缘化的命运并融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就只有组织起来；也只有组织起来，农民才能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参与者和决定者。在经济意义上，这种“组织起来”必然包括土地的集中使用和农民的共同参与：
其一，在组织形态上是建立在集体行动机制基础上的合作经济，这种合作经济采取土地集中使用的合作社形式，而不仅仅是在某个环节，如农产品质量检测环节、销售环节上的简单合作。这意味着利益相关的农户必然在整体上占有农村土地，行使这些集中起来的土地的经营权。此外，合作社必然是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利润中心和财务中心，有独立的经营权和决策权。合作社有经过农民选举产生的理事会和理事长。[1]其二，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在所有权利上是彼此平等的，每个农民以向合作社所提供的土地数量作为参与分享合作社利润的“基准”，但在涉及合作社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履行同等的投票权和决策权。
对诸多偏远农村来说，集体行动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它既可以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也能使土地得到规模效率并产生范围经济，在城市居民不断地提高对肉食、蔬菜和果品的消费质量和数量的情况下，由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变化而诱致的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将在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撑下使这些远离经济中心区的农村和农业渐渐地与城市工商业对接，从而启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区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重要的是，农民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主动参与者和首创者。
在远离城市和经济中心区的农村，按照命题1和命题2所揭示的经济逻辑，由于土地缺乏可交易性，农民无法获得他们期望的级差地租升水，城市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外来资本缺乏投向农村的激励，以改善农村公共设施并为农业产业化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那么改造传统农业和实现农村社会转型就必然存在金融约束或资本约束问题。
在合作经济组织中，农民作为整体共同占有农地并获得合作剩余，而归整起来的农村土地基于独立的法律（司法）地位而具有经济上的可抵押性，它既是合作社成员的共同财产，也因为它的可抵押性而内生出以信贷为基础的农村自身的货币金融体系。这种货币金融体系是农村的，而非城市的；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即不是得自城市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外来资本。有必要指出，农地的可抵押性不仅来自合作社作为整体所拥有的土地，而且来自合作社本身，因为当合作社被用来为城市和发达经济区提供附加值很高的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时候，它对农业资源的配置力和人力资本的组织力如同土地一样也具有经济意义上的可抵押性。这两类可抵押性构成了内生性农村货币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
这样，合作经济组织再加上农村内部由于土地可抵押以及合作社的组织力可抵押而内生出来的货币金融体系，将成为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村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个因素将缩短那些远离经济中心区的农业和农村的贸易半径，把传统农业纳入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之中，在日益高涨的城乡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刺激下，传统农业也就逐渐地向现代农业过渡。由此可见，远离经济中心区的农业和农村的贸易半径，是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村的内生性货币金融体制的函数，其经济含义在于：合作经济组织越发达、越完善，农村的以农地产权和合作社的组织力为抵押的货币金融体系越健全，则远离经济中心区的农业和农村就越能突破地理上的障碍和资金短缺的限制，而日益地渗透进城市工商业的产业集群中，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社区化（城镇化）。
而农民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动地位，农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因而这个过程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宪政过程。在农业产业化不断深化和扩展中，由于现代农业的预期利润率越来越高，来自城市工商业和金融业的资本也将源源不断地投向农村，但此时的农民将借助合作社的经济地位与城市工商业展开平等谈判，资本和土地的结合将不会排斥农民的参与，农民在土地的资本化和资本的土地化的经济逻辑中将分享更多的合作剩余。转贴于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完整地把本文逻辑和结论所赖以成立的经济史和经验证据完整地呈现出来。我们反复强调并证明，对于远离经济中心区的农村来说，执于一端的农地私有化在理论逻辑上缺乏坚实的基础，因而不应当成为适时的经济政策。一刀切地把私有化逻辑和以此逻辑为基础的农业政策贯穿在整个农村社会转型中，则土地和资本的结合最终也能在中国全面地发展出资本主义性质⑥的现代农业。世界上诸多国家的经济史均表明，以资本逻辑强行占有土地及其剩余的过程，将给农民和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困惑和不安，因而在极大程度上不符合正义原则。
农业改革的逻辑和可行性在于，对那些远离经济中心区的农村，地权的私有化并不能给农户带来丰厚的级差地租溢水，农民并不能获得足以让他们转变农民身份的财产性收入；因之农业的可靠出路在于组织起来，这将使农地和合作经济成为内生性的农村货币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从而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转型的关键动力。当然，这个逻辑也许不合于那些沿海和发达地区，在那里，由于农村深深地卷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当中，农民和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农地具有超额的级差地租，因此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转型要容易很多。但可惜的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都在贸易半径相对较长的地带，这就使本文的分析逻辑具有极强的实证基础。
注释：
①在国内，最早在文字上正式提出两种农民、两种土地的学者是贺雪峰教授。
②所谓非人格化，是指农村社区成员不是以宗族血缘而是以相应的规则或规范而聚集在一起。
③这里的远和近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不仅仅是指空间距离，而更主要是指某个地区是否纳入城市工商业和金融业的辐射区并进入到这些中心区的产业循环之中。如果是，即使地理或空间距离长，也被认为是贸易半径小，离城市或经济中心区近。
④这里，我们对自然性质的级差地租作一个限定，仅用来表示专用于生产农产品的土地所获得的地租，此种情况下的农地不被用作工商业用地。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含义篇10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一直存在城乡差别供给状况，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而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改善和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成为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本文试图分析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的效应，以期为充足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依据，并在此基础上简要谈谈如何实现其充足供给。
温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长期贯彻“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造成广大农村地区发展严重滞后；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直是一个缺口，政府欠债很多，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快农村发展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前，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将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农村公共产品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一部分，当然是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其受益范围为整个社会）供给范畴的，只是这些社会产品（或服务）受益主要在广大农村地区。而基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长期缺失、并阻碍农村发展的现状，以及农业本身的弱质特性；故特在此单独考察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效应问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关系到我国农村发展、关系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具有刺激效应和社会稳定效应，这将对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充足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刺激效应
公共产品的供给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消费的替代效应作用。具体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收入、替代效应作用，又会刺激农村消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是尚待开发的广阔市场，农村市场的兴起将对拉动国内需求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在给定的农民收入（i）条件下，农民将收入分别投在私人产品（X）和公共产品（Y）的消费上。私人产品价格（px）由市场决定，而公共产品价格(py)即为政府征收的税费。则社会效用最
大化条件可通过下式求得：，构造拉格朗日函
数求得最优解：。即将收入的每一单位
用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所得到的效用相同时农民消费效用最大化。在图形上的反应就是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的相切时农民消费的效用最大。根据这一消费效用最大化条件就可通过图形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的收入和替代效应了。
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的收入和消费替代效应可通过图形来说明。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设定农村公共产品（Y）和私人产品（X）都是正常商品，且公共产品供给一般由政府或公共组织负责。因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失，如农民将全部收入用于购买公共产品也只能消费较少的数量，如全部购买私人产品则会消费相对公共产品较多的数量；所以其预算线较陡峭。此外，X轴有两层含意：一指私人产品，二指被扭曲的私人产品；i是无差异曲线。图中e1点处表明由于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Y1）不足，农民不得不购买更多的私人产品（X1）来弥补公共产品的不足。此时X1是被扭曲的私人产品，它包含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在农村却被私人产品化（比如农村义务教育等），具体表现为农民负担过重。政府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味农村公共产品价格下降（农民负担减轻），预算线由aB变为aB’，并形成新的均衡点e3。先从一般产品意义上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价格下降，农民享受充足的公共产品，实际收入提高。e1到e2反映着替代效应，按一般产品意义解释就是人们用更多的公共产品消费替代部分私人产品消费。类似e2到e3反映收入效应即实际收入的增加使得消费更多的X和Y。但我们要看到，e1到e2不是反映一般意义的产品替代即用Y的增加（Y1Y2）来替代X的减少（X1X2）；X2、Y2增加到X3、Y3也不仅仅反映了一般产品意义的收入效应。而是一种扭曲私人产品的回归或公共产品的到位，即本应由政府供给而被私人产品化的农村公共产品回归到由政府供给。X1X3实际是原来农民的超额负担。这样纠正了扭曲的农村私人产品，那么农民的收入预算线就不再是一般产品意义的预算线aB’了，应该是a’B’。a到a’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私人产品的回归。即oa是扭曲的私人产品其中包含了本应由社会供给的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支出，而oa’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产品。这样就会得到充足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均衡点e4，此时公共产品供给量为Y3，而私人产品的消费量是X4。X1增加到X4就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的刺激效应结果。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刺激效应，即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将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农民不得不增加更多地私人产品来从一定程度上来弥补本应由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的不足。这样既不能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产品消费，又必将增加农民负担、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充足时，农民就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改善生活、增加农业投入等私人产品的消费和农村经济再生产，从而活跃农村消费市场、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既可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使其分担合理的负担；又能促使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可见，当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时，其刺激效应主要反映在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最重要的是利于培养、巩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动力。因此新农村建设首先必须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
二、充足供给村公共产品的稳定效应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到位不仅对于农村政权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有着特殊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不是停止、降低城市发展水平，而是将农村发展到同城市相协调的水平。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就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工业带动农业、城市辐射农村，但最根本的还是发掘、培育农村自身的发展动力。农村自身发展动力不仅是推动农村自身建设的力量，也是我国工业、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没有农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农村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特殊地位。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更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到位利于广大农民生活改善、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对于整个社会无论在政治意义上还是在经济发展意义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稳定效应。
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应来看，充足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将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的首要任务。这不仅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更将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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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不仅具有经济刺激效应，而且具有社会稳定效应。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要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变革，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而我国长期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实行“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人后农民”的政策，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政府一直向城市倾斜，对农村投入不足，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失，严重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就是一句空话。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供给体制不合理；以及由此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结构不合理。因此，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就必须根据我国当前实际针对以上问题，逐步建立多主体、多层次以及多种形式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当前，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实现农村社会新变革，具体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以充分发挥充足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刺激和稳定效应。
（一）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多主体供给。按照公共产品理论，政府理所当然的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主体的到位，从根本上讲就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村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充足供给，不仅政府要切实担负起自己职责外，还应根据不同产品的不同特征引入非政府因素参与供给。比如农村公共产品中许多是属于准公共产品，对于这类产品的供给可以通过引入市场与第三部门力量来实现充足供给。多主体供给模式可以弥补政府供给的不足，也可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合理、优化。
（二）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多层次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类：农村基础类公共产品、农村社会公益、社会公共服务类公共产品和关系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农村基础类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农村基础建设以及其他关系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设与各类服务。农村社会公益、社会公共服务类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卫生及医疗服务、农业科技与信息的服务、农村公共就业服务等。此外，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又因政策原因政府对农村发展欠账很多，农业、农村发展需要更多的政策扶持与优惠，特在此将关系农村发展的相关政单列作为农村发展中需要供给的公共产品。多层次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就是要实现上述三类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也就是要实现这些农民实际所需、关系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
（三）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就是要建立一个通畅的需求表达机制，真正反映民意。并在这种需求表达机制基础上，供给主体实现科学合理的决策。此外，还要建立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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